作者：［意］保罗·乌里奥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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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繁荣的新长征试读：
前言
分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对于任何学者来说，要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邓小平领导的改革的原因和范围，这样的分析是极其重要的。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和政治的主要参与者。人们预测中国在21世纪将成为主要大国。而什么时候成为大国，只是个时间问题。这要比西方人想象的快得多。
从1949年以来，西方出版了许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书和文章。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这样的书籍和文章更多了。毫无疑问，许多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些研究对了解中国1978年以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大多数文章不是泛泛地谈论这些事件本身,就是针1对某一具体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我的目的是不再讨论这些东西，而是要呈现一个完整的、平衡的改革全景，并尽量包括改革的主要方面：经济、社会、环境、法律、政治和文化等,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这当然是个长期的系统工程。
本书初步但是实质性地总结了我在研究中的主要发现。我认为，要了解改革过程、原因和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未来中国领导人将会面临的困难，这些发现是完全必要的。为达此目的，有必要做出非常困难的选择：尽量集中在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方面，而其他方面则一带而过。当然，这个选择可能无法满足某一方面学科（如经济学或法学）的专家研究中国改革的需要。但是，我的目的是从跨学科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解读。事实上，我的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只有从多学科的角度综合性研究，才能把握中国改革的动因、战略和结果。因此，我首先用很大篇幅分析了中国领导人在政治文化上的变化。
就像我在第一章所讲的，没有中国政治文化根本价值观的战略改变，同时不去改革毛泽东时代的发展观，改革是不可能的。这些变化只有超凡的战略家邓小平才能实现。我的第二个选择（与第一个紧密相关）就是解读邓小平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发展战略。然后，我分析了邓小平和江泽民两代领导人战略所带来的影响，评估纠正其中负面影响的政策（1995～2008年）。最后，我讨论了中国政治体系内的变化，特别是胡锦涛时代的变化（2002～2008年）。
中国和西方学者们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文章有很多，学术界和公众对此也已了解很多，我只是简单地总结一些改革在经济维度上的主要成就。然后，再概括邓小平发展战略中产生的有关问题（包括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同时，我特别强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障制度被替代后所造成的后果和出现的不平等现象。最后，我讨论了法律体系的改革，因为这非常重要，它能使人们认识到，要建立一个使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如给予私有部门的经济活动以足够的法律保证），实现中国领导人有关社会和政治稳定的主要目标，中2国领导人已经和将要克服的困难非常重要。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尽量避免太多的技术方面的问题。尽管我的研究主要面向学术界，但我尽量使内容能被更广大的公众所理解。我之所以选择这个中间道路，目的就是要以纪实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的3形势，避免某些人对中国那些灾难性观点的论断，以及某些人认为中国是一片可以征服的土地的过分乐观的观点。这些实质上都是许多4西方商人的看法。
多年前，我在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所学习中国历史的时候就开始有写这本书的想法。那时还是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时代，许多西方知识分子都为新中国的发展而震动。我在被任命为日内瓦大学公共行政和管理系教授后，就开始研究西方社会管理的变化，一直到1997年春天。那年我被委托管理“中瑞合作管理培训项目”，这正是到中国的好时机。这个项目是中国和瑞士政府联合举办的，从1997年持续到2003年，目的是培养400多名中国高级公务员和党的高级干部掌握公共管理的现代工具。这些人曾在中国、瑞士、法国和英国接受培训，主要是通过开放的培训中心（如法国巴黎的“行政学校”，英国沙宁代尔的“公务员学院”）以及来自这3个国家的重要的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国营和跨国公司等国际问题专家组织的讨论会进行的。另外,中瑞项目组织中国学员到这些机构参观,使他们有机会与欧洲专家在他们的组织驻地而不是在学术会议室进行互动。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了解中国的改革过程，我可以和北京的通信员（直接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汇报）进行讨论，或参加所有讨论会，聆听中国学员所提出的问题和发言并与他们进行讨论。我曾20多次访问中国，去过几个省，包括欠发达的省份，如甘肃、青海、四川、云南和陕西等。
这个项目还给我机会同中国的党中央领导和各省市的干部见面。由于这些接触，一点一点地，一个中国和中国人的新形象出现在我的脑海：人们不再（像西方媒体描述的那样）穿着制服，而是服装多样化，也更加能够理解，更有魅力。幸运的是,我有机会会见几位知识分子，他们在协助政府的经济工作。这些学者在迅速发展的学术团体内从事研究工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我深深感谢其中一位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就是胡鞍钢教授。他是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和主任。在我们十几年的交往中，他向我讲述了中国的改革战略，还向我介绍了其他中国学者，我同他们进行了几次交谈，这使我更加深入地了解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经济和政体。要列出所有帮助我完成这本书的人，恐怕会有所遗漏。但是，我至少要提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其他同事：崔之元、程文浩、杨燕绥、齐晔、刘求实、王有强、杨永恒和张万宽。还有清华大学的其他同事们：新闻学院的李希光和周乃菱（Nailene Chou Wiest）,社会学系主任李强，法学院的程洁，经济学系主任白重恩。我还得益于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合作，使我获得了很多宝贵的信息，特别是该学院主任董克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李绍光，教育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委员会主席秦惠民，以及王虎峰、胡平和黄必红。最后我还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成员进行了数次讨论，特别是同陈东琪、宋立、常修泽和左传长等人的讨论，让我受益匪浅。科技部的周原教授帮助我了解科技发展在中国的重要性。他们帮助我深入了解中国并鼓励我写这本书。对此，不胜感谢。
我的日内瓦大学的中国助手帮助我组织“中国的改革”研讨会，他们是王嘉璐（音译）（1998～2003年），王芳（音译）（2003～2004年）、严然（音译）和袁鹰（音译）（2004～2005年）。许多学生（大多数都具有西方文化背景，有些具有亚洲文化和中国文化背景）参加了研讨会。日内瓦大学的学生对此越来越感兴趣，特别是最近（2003年）开始的亚洲研究的硕士课程。许多人已经写了论证充分的研讨会论文、硕士论文，写作质量很高，在这本书中我还引用了一些论文的内容。另外，尼娜·温（Nina Wen）和王芳帮助我完成了一个困难的任务，即组织中国高级干部训练班(上面提到的中瑞合作管理培训项目)。这些年轻学者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同时具有西方文化知识和经历。让-保尔·巴里（Jean-Paul Bari）（瑞士人）、已故的多琳·德米利（Doreen Demilly）（英法双重国籍）、阿德琳·斯特里迈特（Adrian Strittmatler）（瑞士英国双重国籍）和瓦勒列·米莱特（Valérie Milleret）（法国国籍）是我的由各种文化背景的人组成的团队中的成员。同他们一起工作并通过探讨和日常规划，组织和召开年轻学生和高级干部研讨会，使我了解到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相似之处和不同点。我很幸运担任两位年轻学者的指导教师。他们在中国政府资助下在南瑞士大学学习一年（我在那里教授组织传播学）。邢元（音译）于2006～2007年在瑞士和欧洲的大学学习期间，帮助我了解中国的学术系统。刘德豪（音译）（中国人民大学）在2007～2008年撰写有关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博士论文期间，了解了欧洲的社会保障系统，他帮助我更好地认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情况，为本书第三章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提到西方学者对本书的贡献，我主要是引用了他们的著作。这里要特别提到两位瑞士汉学家：汉语语言和文化教授，日内瓦大学亚洲学硕士班的创始人左飞（Nicolas Zufferey）和安托万·可奈恩（Antoine Kernen）（洛桑大学和日内瓦发展学研究所）。我同他们就中国近年来发生的变化进行过多次讨论。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夫人马德琳（Madeleine），她有英国和瑞士双重国籍，她给予我宝贵的帮助，对我的英文进行修饰，使其更适合国际读者阅读。这些年来，她的耐心和理解使我的著作结成硕果。
在介绍本书各章内容之前，我还要解释一下书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社会仍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共产党曾经领导这个国家在1949年成立新中国，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屈辱历史之后，中国人民对将来充满信心。但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使得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在群众中的威望。国家和平处理政体和社会紧张局面与冲突的能力受到挑战。尽管毛泽东的目标是发展经济，赶超西方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没有更大提高。如果国家、党、经济和社会（人民）之间失去了联系或更糟糕，一个国家似乎将永远处于相互矛盾的状态，这是非常危险的。为了避免这个悲剧的发生，中国有必要重建社会、国家和经济的关系。换句话说，找到一种协调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的方法。这就是邓小平及其继任者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所做的事情，也是本书所要认识和解释的。
第一章主要讨论中国的政治文化。我深信，如果不考虑几个世纪以来使权力合法化的根本价值观和信念，是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中国改革的全部原因的。在这一章我尽力展示中国从封建帝国时代传承下来的政治文化中哪些元素在今天仍然起作用，在清朝将近消亡和其后开始的变化过程中又出现了哪些新的元素。
第二章分析了邓小平时代改革的背景、成果［主要是按GDP（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惊人的经济发展、消除贫困和中产阶级的产生］以及改革中各地区出现的不均衡发展和地区差距。
第三章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经济发展战略中出现的地区发展差距问题。特别是新的安全网，主要是养老保险、健康和失业保险等。
第四章用我在其他地方构建的权力模型对中国改革的过程做初步5的解释和评估。特别分析了政治制度的变化，尤其是决策过程的变化。这一章评估了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理论的有效性，因为要发展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经济，中国需要借鉴西方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这些政治和法律制度是建立和谐繁荣社会的必要条件。我还要展示这个理论的变化情况（这或许符合西方的想法，也可能符合一些中国人的想法），然而这些变化并不是改革过程必然产生的。中国完全可以找到自己管理和组织现代社会的方式。我并没有说教中国如何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改造。相反，我要说明中国的政治文化的某些特点到今天仍然是阻碍改革彻底成功的障碍，这些问题可能构成难以应对的挑战。这一点我已经提醒中国读者引起注意，中国有些学者也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这要靠中国领导人找到应对挑战的答案。
在组织这四章内容时，我尽量按照易读的顺序安排。第一章从分析中国的政治文化开始，使读者了解中国领导人在公共领域的行为的根本价值观；第二章说明了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的缘由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第三章列出了中国政府纠正改革负面影响的政策；第四章解释了今天中国的权力结构和功能。这四章在结构上相互依赖，相互联系，因此有许多地方可以相互参照，看起来可能会有重复。汉学家可能觉得这样很啰唆，但我的目的是为普通读者提供方便，因此每一章都可以作为独立的一章来阅读。如果读者要进行更详细的解读，可以阅读其他章节。中文版前言
我第一次萌生写一本关于中国改革的书的念头是在十几年前，当时我接受邀请负责一个中国中组部培训中心组织的、为中国高级公务员所开设的、在欧洲和中国两地进行的培训项目。得益于我大量的阅读以及几次访华的经历，尤其是与许多知识渊博的中国官员和学者展开的多次讨论，我开始了解中国管理其现代化进程的严肃性和认真态度。同时，我对许多西方记者和学者等评论者所做出的非常偏执的批评感到相当惊讶。在此，只提及几本当时在西方出版的书：《未来与中国的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中国威胁论：中国如何瞄准美国》（The China Threat：How the PRC Targets 1America）和《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当然，由邓小平推动的中国改革开放不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还大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但是与此同时，改革也带来了一些具有挑战性的发展问题，比如与日俱增的贫富差距和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我想西方读者们迫切需要一个对中国改革过程和改革成果更加公平的分析。一位著名的中国学者胡鞍钢阅读了我这本书的手稿，并同意为我撰写序。伦敦和纽约的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 Publisher）在2010年出版了我的这本书，这让我觉得自己可以写出一本让那些西方和中国更具理性思考的读者们都能接受的书。更多的写作细节以及许多帮助过我的人均收录在本书英文版的前言中。在此，我想对中国的读者多说几句。
本书完成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一年后，书中的主要结论之一就是：中国所采取的举措比西方的更有效、更具“人情味”。西方国家用尽一切办法拯救制造了金融危机的源头——银行，实际上，产生危机的更重要的根源是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包括私有化、放松管制、预算管制和紧缩措施，并伴随社会福利的削减。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后果就是，在所有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贫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官方数据表明，胡锦涛任国家主席时期的政策着重防止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包括个体之间及中国各省份、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这些“以人为本”的发展政策涉及健康和教育、养老金、农村居民的福利、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四川省汶川地震后重建、节能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西部省份）和结构调整。此外，中国开始从由投资和出口主导的发展模式向依靠内需和创新的增长模式转变。换句话说，中国对这场危机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着眼于投资未来，西方国家则是向金融领域投资，而正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核心部门的金融引发了此次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4年之后，我在另一本书中，通过援引较新的数据，比较了中国和西方国家在过去40年的改革成果，2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西方世界仍被困于金融危机，贫富差距持续恶化；而贫富差距的扩大显然在中国已经得到遏制。此外，中国关闭了许多效率低下的污染企业，大力投资发展可再生能源，尽管环境损害仍然十分令人担忧。可以理解的是，即使中国领导人充分意识到经济快速发展对环境和公众健康所造成的损害，也不能大幅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因为许多中国民众尚未从改革中获益。但是，变革的方向已经确认。
最后，总体的经济数据十分清晰地表明，中国正在恢复其昔日世界强国的地位，这是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领导集体一直追求的最终目标。
我开始意识到中国正在重拾世界强国的地位，这要得益于我和之前的中国助手们所进行的关于在中国出现非政府组织（NGO）的研
3究。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就允许创建非政府组织，中国不仅向外国投资实行开放，还向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开放。而现在，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就是改革计划经济，转型市场机制，由此企业被施加了市场竞争的压力。事实上，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生存，意味着企业必须要高效和具有竞争力，即企业必须降低成本。为了帮助企业实现这个目标，政府决定免除企业以往所负担的社会功能，即除了为员工提供收入之外，还要为他们提供住宿、医疗、养老金和教育。但这些措施还不足以使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新逻辑。事实上，为了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企业不得不解雇大量员工。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一个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去弥补企业退出社会保障领域的空白。现实状况是（这也是一种理想状态）：一方面，非政府组织（中方和外方皆有）的活动可以（实际上也做到了）提供急需的社会保障服务；另一方面，这也给政府建立一个成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争取了时间。而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政府也开始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开展了一些与社会服务无关的活动，至少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这些活动主要涉及传播西方的普世价值观。现在，干涉中国内政一直是一个在中国和西方关系中反复博弈的问题。为了理解中国对外国非政府组织的观点，我们有必要分析许多西方非政府组织在海外开展工作时的战略、动机和活动。
西方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开端之时，并且遍及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它们的活动通常遵循的理念是，它们有职责，甚至是国家使命，在世界各地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如自由市场、自由民主和自由贸易。中国不仅在过去遭受了来自西方的军事侵略，也见证了西方如何以自由民主为口号，干预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内政，例如东欧的格鲁吉亚、乌克兰以及中国香港。因此，中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流程来控制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这种做法可以理解。这是中国处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的一部分。当然，中国与外国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只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一部分，尽管它不应被低估。
事实上，西方非政府组织一直是西方战略的积极参与者，以那些妨碍西方国家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国家为对象，扰乱其社会秩序。这些非政府组织的终极目标通常是激发一国的内部冲突，使倾向于“政权更迭”的外部势力的干预变得合理化，在其推动下所建立的新政府，通常会竭力满足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正如前不久在乌克兰所发生的情况那样。但是，为了对中国的战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需要考虑许多其他维度，比如中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所扮演的投资者的角色；中国在建造新的基础交通设施中所扮演的角色，即欧亚大陆上的货运铁路和管道；在其他大洲的类似活动，例如在非洲、拉丁美洲，以及最近在欧洲的投资活动；中国和许多国家通过互换双边协议，允许使用他国货币而非美元来支付交易的款项，从而增加了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分量，降低了美元的重要性；中国还与多个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尤其是与俄罗斯签署了国际协议，建立金砖国家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尽管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但许多欧洲国家都成为亚投行的成员国。所有这些维度都应在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公布的“一带一路”战略上加以考量。最后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必须考量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利坚合众国的战略。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是世界公认的新型超级大国，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国际体系的新结构是将呈现两极化（中国和美国）还是多极化（中国、美国、欧洲，也许还包括印度和未来的非洲）。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在过去5年中谈判的两个贸易和投资领域的超级协议能否成功。当我写这篇中文版前言的时候，美国和欧盟仍在就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进行谈判，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美国和几个远东国家（不含中国）之间的谈判已于2015年10月完成，正在等待潜在成员国政府的批准。这些协议的目的是建立两个自由贸易和投资区域，使在区域中经营的跨国公司可以自由投资，并且能够起诉那些已实施或有可能在未来实施的有损外国投资者利益之法律的政府。TTIP确定，将打造一个由9亿消费者构成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区域，包含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而TPP致力于创建一个由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主导的自由贸易区，这势必会成为中国的一个强大竞争对手。这些协议体现了美国欲将欧洲整合进自身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明确意图（除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军事同盟之外），也体现了美国及其盟友想要孤立俄罗斯和中国的明确意图，它们迫使俄罗斯和中国接受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经济规则。假如中国向它们制定的战略妥协，就将成为众多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员，中国的大型公司则会成为新的跨国公司。但它们是否仍然具备中国社会主义特色？还是成为我们今天在西方看到的那些企业一样——以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为目标，却给社会公平带来负面影响？正如法国谚语所说：“金钱没有臭味”，我想说的是，金钱也没有国籍。中国的跨国公司很可能将失去它们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在这种情况下，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所有公民公平享有经济繁荣的梦想就将烟消云散。中国的领导集体和中国人民将决定这个国家在未来的几十年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在我看来，如果中国想要保有其身份，应当关注以下建议（这些建议在本书正文中有所体现）：
1.进一步开放决策过程，使政府可以听取专家（国内和国际）、有组织的利益相关者以及来自中国五大主要政治和行政组织层级中普通民众的意见，以形成政府的决策。
2.进一步发展“以人为本”的政策措施（特别是社会保障领域，即健康、就业、养老、住房、食品安全和公共服务），这将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尤其是减少收入不平等的现象。此外，“以人为本”的政策是有利于拉动内需的重要刺激因素，可以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
3.提高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的幸福指数。
4.避免所有形式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坚持奉行中国实用主义。
5.保持政治对经济和经济主体的控制。如此，中国的资本家们才不会出现与西方同行们相似的行为，导致资本主义上层结构（金融行业）绑架国民经济及出现200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
6.保持对银行和中央银行的控制。
7.促进发展“真正的市场”，即基于竞争和透明度的市场经济。
8.有必要规范市场，从而有效率地生产社会所需的产品。
9.明确生产角色。在市场无法生产社会所需的产品时替代市场的角色；由国有企业主导在中国经济中处于战略地位的部门，以及需要给公民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部门。
10.提高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以权衡建立政府与企业合作（PPP）的机会；提高地方政府管理与企业合作关系的能力。
11.进一步提高包括银行在内的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效率。
12.进一步根除腐败、逃税和避税。
13.进一步制定减少污染及合理利用稀缺资源的政策措施。
14.继续发展和改善教育体系（义务教育应是免费的，高等教育应可负担）以及科学技术领域。
15.做好准备，在难以推进的国际事务上发挥领导作用，例如气候变化、国际金融、逃税避税，以及国际经济、金融和政治体系的必要改革。
16.继续奉行开放型的全球经济政策，但要实行有选择性的保护4主义。
如果能成功接纳并实现上述建议，中国不仅将显著提升本国人民的福祉，也将为整个世界做出积极的贡献。然而，目前还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中国和西方的学者与意见领袖们曾多次争论这个议题。我可以给出的初步答案是，就目前来看似乎并不存在“中国模式”；或者更准确地说，也许这是一个矛盾的说法——中国模式就是没有模式，而是一个思维方式的持续变革，以及管理这个伟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鉴于中国所取得的成功和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失败，最后我想祝西方同仁们好运，并鼓励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持续改革的道路上高歌猛进。第一章中国的政治文化及其重要性第一节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吗
1984年9月24日，柏杨在爱荷华大学做了一次演讲，8年后，即1992年，该演讲内容作为单独一章被收录在《丑陋的中国人与中国1文化危机》（英文版）一书中。在这本书的英文版出版之前，即1985年，收录这篇演讲的《丑陋的中国人》（柏杨著）在中国台湾地区用中文出版，并翻译成日文、韩文。至今为止，《丑陋的中国人》在中国大陆至少有5种不同版本。对于书中许多观点，许多中国人和知识分子感到震惊，并在中国和国外发表了非常严厉的批评。有些批评被收集在该书的英文版中。在书中，柏杨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喻为“酱缸文化”：像一个污泥坑，肮脏发臭，并举例说中国人说话声音大，爱吵架，窝里斗，不懂合作，不习惯认错，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揣摩别人，爱说别人坏话，缺乏容忍之心，自卑而又自高自大。他将中国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绝对自卑（奴才），另一类是绝对自傲（霸王）。此外，柏杨将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进行了比较，并表示非常赞赏美国文化。读完柏杨对两种文化的描述，人们不得不接受许多西方汉学家的理论，即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说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外国人很难理解中国文化。
然而，了解其他文化的人很清楚，这种文化特质在世界上普遍存在着。比如，柏杨认为中国人在公共场所，如饭店等，说话声音大，而美国人并非如此；“丑陋的中国人”不为走在后面的人扶门，而美国人正相反。实际上，作为一个欧洲人，本人认为，美国文化也有同样丑陋的一面。我很少看到美国人为走在后面的人扶门。在饭店里，由于美国人的大声喧哗，我竟然无法同客人交谈。即使在欧洲，一些欧洲人也会发现，其他欧洲人也有丑陋的一面。我可以肯定地说，许多瑞士人认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在公共场所说话声音过高。我也可以肯定地说，美国人也很容易发现欧洲文化中丑陋的东西。说到中国，我曾去过多次，见到一些中国人（通常是官员）表面上很文雅，其实很傲慢，这是中国文化丑陋的一面，更不用说含糊其辞和说谎话了。但是，我也见到大批的中国人有礼貌，诚实，尊重不同的习惯，可靠，愿意帮助外国人，很随和，而且谦虚谨慎。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得出一个结论，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有其丑陋的一面。只不过有些东西在某些历史时期比另一个历史时期表现得更突出而已。我认为这才是柏杨想向其同胞们传达的真意。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破坏性的元素，使“丑陋的中国人”的数量增加，因此有必要破除这些丑陋的东西，重塑中国人的新形象。
实际上，柏杨意在唤起同胞们的自知之明。他批评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不是该书出版时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文化：多年前，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本土智慧都被孔子文化的破坏成分和专制2政府所粉碎。当然，柏杨也对毛泽东“文革”时期进行了严厉的批3评。但是，中国共产党已经对“文化大革命”做出结论，同时，1984年邓小平的改革已经开始见效。柏杨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羁绊不可能一下子被抛掉。中国需要建立一个民主政府，要有一个长期的政治和经济稳定期，这样中国人民将能过上正常的、健康的生活。4爱荷华演讲已经过去了25年，柏杨所呼吁的改变似乎都在发生：市场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建立，政治和经济稳定得到了保障，决策过程更加公开，普选已经在村级进行。当然，中国社会的现实也不是完全正面的，也存在矛盾。地区间、各省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以及省内和市内之间发展不平衡。环境污染不仅威胁着地理环境，也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所有这些现象都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5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我们的研究是总结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发生的变化，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找出哪些传统文化仍然存留及其在现实中仍产生的作用，哪些新东西从1978年开始出现了。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令人关注的结论。如果一个文化存在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尽管在空间和时间上表现力度不同，但分析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就有可能理解中国文化。当然这需要相当的智慧。此外，即使中国文化在很长时间内同西方文化的发展方向完全不同，仍然没有理由说这两种文化不可避免地向根本不同的方向发展。事实上，通过学习历史去探寻什么原因使欧洲和中国在19世纪中叶出现非常不同的社会，是一件饶有兴趣的事情。如果认为这两种文化的根本价值观在被采纳并执行之前已经被分析和研究过，那是完全错误的。就像瑞士汉学家吉安·弗朗索瓦·比莱特（Jean Franois Billeter）所说，中国和欧洲在文化、历史、科学（特别是在哲学上）以及社会组织发展上的相同之处太多了，因此，不能说两个国家在文化上根本不同。特别是现在这个从上到下传递良治的时候，西方关于人权和自由主义民主的论述往往忘记这样的事实，即西方历史也充满极权、恶霸和残酷违反人权的行为。比莱特曾批评法国著名汉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ois Jullien），因为他说西方和6中国有着根本不同的文化。这些西方汉学家们非常熟悉中国和西方7的哲学、文学和历史，我不想对他们的争论表态。就像我在该书中所表明的，我赞同西方政治学家的立场，即设法去发现这两种伟大文明在21世纪初期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另外，比莱特和朱利安的支持者的表达都带有攻击性，尽管我对双方的观点都感兴趣，但我还是喜欢像多疑的政治科学家那样，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经过坚实的理论框架验证的事实基础之上。另外一位研究中国的瑞士学者左飞的著作似乎与我的观点相似。他的书中最有趣的部分就是对西方和中国哲学思8想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做了精辟的分析。
然而，我倒同意比莱特的这个观点。他说，弗朗索瓦·朱利安“忘记了君主制度、绝对的个人专制、暴政、横行霸道、专政和极权主义在欧洲历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这些权力的形式几个世纪以来有时被接受并且合理化，有时被指责、批评和分析，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料，促使我们思索与中国政治、道德和思想史的相似之处……他忘记了欧洲的民主发展历史，以及为了建立民主所需要克服的重重障碍……更不用说在今天，为了避免被经济力量所摧毁而需要斗争，在欧洲，向这个方向（民主、政治战胜经济）的转化过程是漫长的、困难的，但是至今仍没有达到目的，难道这不是事实吗？9中国今天正在经历同样的过程，怎么能视而不见呢？……”
我还可以补充一句，尽管西方批评中国人权状况和民主，怎么可能看不到在中国是政治统领经济呢？今天这种管理国家的方法正在指10导那些旨在减少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矛盾和差距的政策。中国正在摸索与西方在多方面根本不同的社会管理方式：市场经济正在出现；法制正在形成；科技已经达到国际水平。这并不是说中国必须模仿西方。11相反，中国很可能在创造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这与欧洲国家经由自由主义革命并采用市场经济后，采纳了新的政治制度并没有根本区别。西方人认为，民主和市场是两种理想状态：理性的乌托邦，以及不是经验基础上的对现实的表述。从乌托邦的建立和发展开12始，西方国家都是根据自己的历史、价值观和根本的选择来解释民主和市场的。尽管民主和市场的核心都有一套共同的根本价值观，但每个国家都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民主和市场经济，以及自己的福利制
13度。为什么中国不能这样做呢？当然，某些强大力量在引导全球化的过程向最强势的国家,即美国,所选择的方向发展。但是全球化正在打破地缘政治的平衡。新兴的国家正出现在国际舞台:中国、印度、14俄罗斯、巴西以及欧盟。经济政治的新规则必然出现，而且会被所15有的大国所接受。2008年7月，日内瓦全球贸易谈判失败说明了这一点。多哈回合谈判框架内的9天会议（我所能回忆的时间最长的贸易高峰会）是为了达成一项简单的协议，即欧盟和美国要降低对农产品的补贴和关税，以换取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开放化学品和汽车等工业品市场，而谈判由于印度和中国的反对而结束。人们对此非常失望。外交家都认为，多哈回合谈判屡受挫折很可能使多16国贸易谈判遭到彻底失败。
这清楚地表明，今后的贸易谈判要比过去更加考虑新兴大国的利益。新兴大国可以抵挡发达国家的压力，中国在其中必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们没有理由说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对此不会有任何贡献，17中国将再次向全世界传播其文化的天赋和智慧。政治文化对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性
在此，我想更加清楚地说明我们研究现代中国的目的：我并不是想提出一种文化理论，而是把文化作为认识中国的一把钥匙，我并不是说文化可以解释一切，而是说把文化抛在一边是一种错误的理解。本书最后一章将用一个系统理论对现代中国进行分析。文化只是理论和方法论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在这里，我要更加详细地解释，为什么文化对我们认识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史那么重要。另外，我只想说明，对于理解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文化特性是有关联的因素，即政治文化。
为什么说要认识现代中国和1978年以来的改革必须要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其理论基础要从那些研究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著作中去寻找，因为文化对个人和集体的行为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其他地方我也曾解释过，为什么要用政治文化的观点去了解西方国家的权力18结构。但是，运用这种观点去了解现代中国的目的就更加明显了，因为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正在热烈地讨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究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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