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庆葆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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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研究2016年春季号总第29辑试读：
【企业史研究】
近代企业与城市——以天津“永久黄”团体为例[1]任云兰提要 近代企业与城市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永久黄”团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团体在选址时，综合考虑了天津塘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诸方面的因素，如靠近原料地，有便利的交通，有利于企业成长的政策支持，有良好的工业基础、资金和人才的保证。同时，该团体的成长又奠定了天津城市的工业基础，带动了一批相关产业的建立与发展，并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如塘沽城区面积的扩大，人口的集聚和街市的繁盛。“永久黄”团体的研究项目与当时天津市场需求密切相关，服务了天津的经济。“永久黄”团体在天津塘沽城区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近代企业 城市发展 “永久黄”团体 天津
近代企业与城市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所在城市良好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同时，企业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所在地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近代城市发展的若干要素中，工业化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永久黄”团体在天津塘沽城区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永久黄”团体是永利制碱公司、久大精盐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社组成的集实业与科研为一体的企业集团，由著名实业家范旭东于1914～1922年先后创办。久大是中国第一家精盐公司，它结束了中国人几千年食用粗盐的历史，并且经过范旭东等人的不懈努力，中国废除了两千多年的食盐专卖制度。永利制碱公司是亚洲第一家苏尔维法制碱企业，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屡次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被誉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结束了英国卜内门公司长期垄断中国纯碱市场的局面，而且产品还走向世界市场。黄海化学工业社[2]虽然成立最晚，但它却是“永久黄”团体的“神经中枢”，它从科研和技术上支持了久大和永利的持续发展，并以服务社会为己任，承担了社会上急需的科研课题。“永久黄”团体诞生于民国初年的天津，该团体为什么选择落户天津？天津又如何促进了该团体的发展？该团体又为天津的城市化、近代化做出了怎样的贡献？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民国建立以后，万象更新，实业兴旺，天津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也兴起了投资建厂热潮。从日本留学归国的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在荒无人烟的塘沽海滩建立起精盐厂和碱厂，并成立了作为两大企业科研依托的黄海化学工业社，发展出了著名的“永久黄”团体。
久大精盐公司成立于1914年7月20日，采取股份制的方式，广泛吸收社会资金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运作，于1914年9月22日在北洋政府盐务署注册备案，称作“久大精盐股份有限公司”。1916年产品上市，事务所设在天津市法租界内，总店也设在天津市东马路，继之在梁启超、冯玉祥等军政人物的支持下，向长江一带淮盐引岸进军，在上海、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岳阳、长沙、常德、沙市等地设立分店。在市场上站稳脚跟的同时，久大扩大生产规模。由于产品质优价廉，深受市场喜爱，行销极旺，获利甚厚。10年间，公[3]司4次增资，到1924年资本增至250万元，是开办初的60余倍，生产规模由最初年产1500吨发展到62500吨，成为中国最大的精盐公司。久大的精盐产品纯净洁白，在国内同行业中声誉颇佳。
取得成功以后，范旭东为了打破卜内门公司的洋碱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又谋划成立盐业的下游产业——碱厂，于1917年发起成立了永利制碱公司，公司额定资本为40万元。1920年碱厂正式注册，成为中国第一家制碱工厂，厂址位于塘沽，特许工业用盐免税30年。凡在塘沽周围百里以内，他人不得再设碱厂。到1921年永利增资到200万元。经过数年的筹备建厂和从实验室到工厂的试验，到1926年永利碱厂终于生产出了“红三角”牌优质纯碱，在费城万国博览会和比利时工商国际博览会上均获得金奖。永利制碱公司成为中[4]国制碱工业的摇篮，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出品精良”。1926年，永利纯碱的年产量是4504长吨，到1936年增加到55410长吨，10年间增长了11倍多。
两大公司成立以后，为了解决公司发展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和工程难题，1922年又成立了黄海化学工业社，并且经过艰苦的摸索，确立了“最切国计民生……（且）均为建国所急需”的科研项目。这样，以天津为基地的“永久黄”团体就雏形显现。由于“永久黄”团体的出现，塘沽成为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发源地。
根据经济地理学学者的研究，企业选址主要考虑的因素有：劳动[5]力、资本、原料、能源、运输、市场等，也就是说上述几个条件是决定工业区位的主要因素。从劳动力因素来看，天津位于人口众多的华北平原，周边不乏吃苦耐劳的劳动力，胜任盐碱工业的高强度的劳作。从市场来看，中国人一直食用粗盐，进口的精盐价格高昂，一般百姓享用不起；纯碱工业在全国的市场几乎全被外商卜内门公司垄断。如果“永利”的产品能够在全国打响，那么中国市场份额一定不会少，甚至能走向国外市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那么其他几个条件如何呢？我们不妨一一分析。一 “永久黄”为什么选择在天津建厂（一）企业成长的自然生态环境1.天津塘沽地区具有各种丰富的资源
塘沽附近地势低平，多沼泽盐滩，而且海岸土含盐质，植物除荻芦外，杂草不生，所以附近没有农业，本地居民除打鱼晒盐外，多往烟台、营口等地做小贩。
资源丰富的渤海湾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和能源。久大精盐公司所需的粗盐在本地之富饶自不用说，本地制碱原料也很丰富。制碱需要的原料和能源有粗盐、煤炭、石灰石和硫酸四种。除了硫酸以外，其余三种都取自附近，而且用之不竭。粗盐来自汉沽、塘沽、新河。永利盐滩共计10余副，十一二万亩，每年产盐在十四五万包，其中汉沽有5副共4000余亩，每年产盐5万包左右；塘沽有3副，两千三四百亩，每年产盐三万五六千包。此外，还约买[6]各灶户自晒盐滩6副，约5300亩，每年可产盐6万包左右。煤末采自唐山，一为燃烧锅炉，一为自炼焦炭。石灰石也产自唐山，永利在唐山附近租山开掘。每天所需煤末由火车直接运输入厂。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与欧美各国建厂情形大致相同。
塘沽地区地旷人稀，拥有足够的土地资源，周边环境非常适合这[7]类化工业的设立。久大建厂初占地16亩，1919年扩建东厂，厂基扩[8]大，东厂占地175亩，西厂占地263亩，盐田占地1万余亩；永利到[9][10]1927年时占地130亩，1930年时占地200余亩，其中房屋占地20余亩，盐、石、煤的储藏处占地25亩，废物堆积地及贮水池占地45
[11]亩。2.天津具有各种便利的交通
天津地处河海交汇的冲要之地，水陆运输均很便利，宜于企业的发展。无论是廉价的水上运输，传统的公路运输，还是在清末兴起的铁路运输，天津都不输于其他城市。
在水运方面，铁路开通以前，在号称“九河下梢”的天津，“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是很寻常的事情。铁路开通以后，虽然铁路以其快捷方便占据了一部分市场，但廉价的水运仍然占据很大市场份额，是一些企业运输大宗商品的选择。据记载，永利公司的原料粗盐取自汉沽，从汉沽运到永利的粗盐，若用船只运输，水程仅90里，一个晚上即可运到。永利的产品也有通过水上运输者。久大的原料大多就地取材，产品也有通过水上运输者，尤其是1928年久大收购了沿海河的俄国码头，运输更形便利。当时，与久大东厂毗连的新街码头，其业主为俄人，急欲出售，外人群起竞购，考虑到“其地近我东厂，为货物出进要道，且为河水入厂管道所经过，关系重大”，久大公司于是与地方士绅合力谋划，最终竞购成功，逐渐修建该码头用作久大[12]的驳岸和堆栈。
在公路方面，民国初年，塘沽已有多条大道通向外界，如从明清时期逐渐形成的官驿大道，从塘沽通向天津和北京，走白河（今海河）北岸旧叠道，1917年已修建为汽车公路，称作平塘国道。此外，还有从塘沽和北塘通向天津的北埝道，在一个叫四道桥的地方分岔，向东北达北塘，向东南达塘沽，向西达天津，也称作塘儿道、北塘街道、北塘大道。另有一条海大道，也称大沽道，走白河南岸，建于清中叶，是向大沽炮台调兵的主要干道。其他公路尚有塘沽至玉田、北塘至芦台、大沽至河间的线路，只是路面狭窄，设施简陋，养护不力，每逢雨季，路面都较为泥泞。
在铁路方面，1888年，洋务运动中李鸿章本着“便商贸、利军用”的目的，于4月将唐（山）芦（台）线引入塘沽，7月又延伸至天津。九月初五正式通车。为便于火车运输物资，各洋行、公司纷纷将铁路线引至其专用码头，如英商怡和洋行、开滦矿务局、英商亚细亚洋行、法商仪兴码头、招商局、启新洋灰公司、日商三井仓库，永[13]利碱厂在建厂后也铺设了4股专用线。久大公司也在1918年德国战[14]败后，接收了德国在塘沽的铁路支线，这样大大方便了公司运送所需物资和外运产品。产品在平津一带以及北宁铁路沿线均通过铁路运输，在南方沿长江各省可通过轮船运送至上海再行转运。运往日本的产品可以从天津直接运达，极为便利。在出品的前五六年内，永利的产品41%销往日本，42%销往北方各省，17%销往南方各省。出口日本的碱量之所以这么大，主要是因为日本化工业非常发达，需碱量[15]较多，而日本产碱极少，主要依靠永利的产品。
正是上述种种便利条件，使天津塘沽成为久大公司选址时的首选。发起人之一景本白也曾这样描述：“经各种之比较，以天津塘沽为第一位。盖产盐之地，往往不产煤，通铁路者，往往不通轮船，舟车交通，盐煤两利，而天气高燥，长年无雨，适合制精盐之条件者，[16]舍塘沽外，莫与之京。”（二）企业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1.从国家层面来看，清末民初，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政策
早在20世纪初清末新政中，清政府就进一步调整其经济政策，将振兴实业作为新政的一大内容，1903年商部成立以后，从1904年起，逐步颁布了《商人通例》《公司商律》《公司登记法》《破产法》《专利权法》等，并有奖励和保护工商业的法令，如1903年的《奖励华商公司章程》、1906年的《奖给商勋章程》等。到民国初年，政府促进经济的政策法规更加详尽完备，根据部分学者统计，有工商矿业类，如《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公司条例》《商人通例》等；有农林牧渔类，如《农林政要》《森林法》等；有交通运输类，如《修正轮船注册暂行章程》等；有银行交通类，如《国币条例》《证券交易所法》等；有权度类，如《权度条例》《权度法》等；有特别税则与减税特典类，如《所得税条例》《印花税法》等；有经济社团类，如[17]《商会法》《农会暂行章程》等。这些法规旨在鼓励和提倡设立公司，扶植保护幼稚的民族工商业，引用外资，提倡国货，鼓励垦荒，疏通金融，改革币制。尤其是民国初年袁世凯执政时期，政府吸收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担任农林、工商、财政、交通总长等要职，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使经济逐步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2.天津具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具有企业成长的优越的社会环境
天津是一个工商业基础较好的城市，19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为天津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清末民初袁世凯实施的北洋新政，又使天津的经济有了新的腾飞，创办了官商合办的企业和一大批私人投资企业，如启新洋灰公司和北洋滦州矿务公司、织呢厂、机器硝皮公司、天津造胰公司、华胜烛皂公司等，纺织、化工、面粉、机器制造、火柴等行业发展较快。
从民国成立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天津工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数年，由于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天津也不例外。从1914年到1926年，[18]天津新开设的资本额在万元以上的民族资本工业有44家，在此期间，天津曾有两次建厂高潮，第一次是在1915年“挽回利权，兴办实业”的社会舆论激励下实现的，第二次高潮出现在1924年前后，与1919年五四运动倡导国货运动有关。久大、永利正是在这种利于企业成长的社会环境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二 天津如何促成“永久黄”的成功
资本、人才是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永久黄”在事业发展的各个节点都得益于这些有利因素。（一）京津两地的私人投资尤其是北洋官僚的私人投资为久大永利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证
清朝灭亡以后，天津由于与北京近在咫尺，开埠较早，商业繁盛，租界当局经营较好，各种城市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成为当时的宜居城市，因此一大批清朝遗老遗少从北京移居天津，他们带来了大批闲散资金。民国初年，由于政局动荡，人事变更频繁，不少退职的军政要人也纷纷寓居天津，这些人手中握有大量游资，也成为工商业潜在的投资者。另外，居住在北京的各色人等，也将手中的游资投向距离较近的天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形成了一股投资热潮，天津由于其良好的工业基础和得天独厚的交通枢纽地位，吸引了众多资金，成为投资重点区域。当时，除了面粉业、纺织业外，新兴的化学工业也吸引了投资者的目光，尤其是化学工业在初期获得了不菲的收益以后，更是吸引了大批投资者。
久大建厂后得到当时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一些政府官员和社会各界名流纷纷购买久大股票，这与当时的社会氛围有很大的关系。民国初年天津商会的一份调查很能说明问题：“旧例官吏公吏不得营商业，近日社会进化，如银行、路矿、车船以及招商、保[19]险、自来水、织工厂、火柴等公司，皆自官吏公吏提倡之。”1917年永利制碱厂成立时，由于范旭东创办久大成绩昭著，碱厂筹资吸引了众多原久大的股东、代销商以及银行家、官僚、议员、盐商各色人
[20]等。
从日后的投资者身份来分析，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制碱公司的发展与北洋官僚的资金支持也是分不开的。从1920年永利召开的第一次股东会上选举的董监事人员可以看出，董事景学钤是盐务署顾问，张弧是财政部盐务署长，李穆是长芦盐运使，周作民是范旭东留日的同学、金城银行的创办人兼总经理、曾任财政部钱币司司长，陈栋材是江西督军陈光远的长子，只有聂云台算是纯商界中人。监事黄钧选为众议院议员，佟陀公当过长芦盐运使署高级官员。此外，久大的股东还有梁启超（近代维新派领袖、学者，后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范源濂（范旭东兄长，曾任教育总长）、黎元洪（北洋政府总统）、曹锟（北洋政府总统）、杨度（民国名人）、周寄梅（清华大学校长）等。这些官僚人物的入股，不仅在资金方面大大有利于公司的发展，而且为公司带来了更大的利益，比如1916年杨度入股以后，通过与袁世凯疏通，使久大获得了5个口岸的销售地区。1916年梁启超担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和盐务署督办，在久大进军长江一带的淮南四岸过程中，出力颇多。
同样，永利制碱公司也有一大批官僚股东，如张弧、陈光远等。这些军政人物向企业的投资，主要是受利益驱动，他们有的亦官亦商、半官半商，有的明官暗商，有的弃官从商，也有一部分是退职闲居的官僚。无论采取什么形式，他们的参与都促成了“永久黄”企业团体的快速成长。（二）天津银行业的发展促进了企业的快速发展
良好的银企关系也是企业健康成长的关键因素。“永久黄”在发展过程中，与金城银行等的有力支持也是密不可分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天津进出口贸易和工商业快速发展。为方便贸易结算，著名的外国银行如英国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等，纷纷来天津设立分行。不久，华资银行如中国通商银行，盐业（1915）、金城（1917）、大陆（1919）、中南（1921）等北四行，以及中孚、大中等银行也陆续在天津开业。据1925年的统计，在全国各大城市银行数排行中，天津有14家，位居全国各大城市之三（上海有33家，北[21]京有23家）。天津金融机构的数量、财力、经营规模和辐射范围，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天津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而且为企业的成长壮大奠定了金融基础。事实证明，后来，金城银行成为“永久黄”重要的投资者和融资机构。1921年永利开工时，金城银行直接投资3万元，从1922年到产品问世的1926年时止，银行又给予永利104万余元的贷款，其中仅1926年的一笔贷款就达60万元。而金城银行对于久大的[22]贷款也达224万余元。另外，金城银行还给予久大透支额度，1922年订立合同的透支额度是银圆50万元，1925年增加到60万元，公司[23]透支款项以公司房产、地基、机器及货物全部为担保。1934年永利公司为了在南京建立硫酸厂，向金城银行等5银行抵押透支借款550万元，其中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各150万元，浙江兴业银行100万[24]元，金城银行和中南银行各75万元。金城银行与久大、永利良好的合作关系为“永久黄”团体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资金保证。（三）天津培养的优秀人才促成了企业的成长
天津从1898年建立中国第一所大学以来，相继建立了几所高等院校。这些高等院校有别于封建时代的书院等，更多地强调培养实用型的理工科人才。北洋新政时期建立的一系列学校就致力于培养社会急需的人才，如1903年周学熙创办的北洋工艺学堂（即后来的河北省立工业学院，今河北工业大学，地址在天津），就为“永久黄”团体输送了不少电机、机械和化工人才。
从1941年出版的《中国工程人名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载入的52名“永久黄”人才中，毕业于河北工学院的有11名，分别毕业于电机、机械和化工专业；北洋大学的有2名，毕业于矿冶和机械专业；南开大学的有2名，毕业于化工专业；北洋工学院有2名，毕业[25]于矿冶和机械专业。这些人才大多毕业于20世纪30年代。这些优秀的人才在企业日后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三 “永久黄”的发展对天津的贡献（一）“永久黄”团体的建立促进了塘沽地区的城市化“永久黄”团体的建立和发展，扩大了城市范围，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使往日荒凉的乡村地区变成了城区，推动了天津的城市化和近代化进程。尤其对塘沽城区的形成，“永久黄”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与催化作用。
塘沽地区原为临河而居的渔村，居民一直以打鱼晒盐为生。谈及原来的塘沽，范旭东曾说：每一块荒地到处是盐，不长树木，也无花草，只有几个破落的渔村，终年都有大风，绝少行人，一片凄凉景状，叫你害怕。那时候，离开庚子国难不过十几年，房舍大多被外兵捣毁，砖瓦埋在土里，地面上再也看不见街道和房屋，荒凉得和未开辟的荒[26]地一样。
1898年由于海河淤塞，重载船不能抵达天津紫竹林码头，改在塘沽卸货，使塘沽市面顿时繁荣起来。到民国初年，由于海河的裁弯取直和治淤，轮船可以直达天津，往来船只只在塘沽加煤，没有卸货业务，码头又形闲置。但自从久大、永利两工厂成立以后，人口增加，在此之前，塘沽居民不过千余人，只是在春、夏、秋三季人口可达3000人，到1927年时，仅久大、永利及大沽造船所三厂工人就达[27]2000人以上。人口的增加，也直接导致零售粮食、布匹及其他日用品之店铺生意日益兴旺，市面渐形繁荣。到1937年时，永利有工[28]人862名，职工204名，不在册工人300～400名。
久大成立以后，修筑马路，供给全镇电灯，附近村庄搬迁过去的人越来越多，形成聚集效应。久大1920年的业务报告中提到：“工厂方面建筑云起，产量倍增，机器均改用电力发动，气象顿觉一新，并将有余电力供给塘沽全村数百用户。京奉铁路延长千余里，其不假力外人，使附近村镇能于黑夜中快睹光明者，仅吾久大所在之塘沽一村[29]耳。”永利的地基就建在“泽国”之上，地面全是水坑，历经一年才将水坑填平。之后建立了食堂、工人宿舍、图书室、游艺室、理发室、浴室、洗衣房、运动场、游泳池、医院、学校，地方日渐繁荣，户口数也一年年增多。附近商店用房，多为久大产业。河边之久大码[30]头，毗连街市。塘沽地区电力都由永利供给。在久大建立20周年之际，时人将塘沽比之于上海和天津市：“市场增广，生意繁盛，码头林立，商船密布，于声音嘈杂之中，仿佛置身上海，市场之发达，[31]可见一斑。”“人口的增加，市面的繁荣，社会经济力的助长，也[32]不亚于小天津。”（二）“永久黄”团体的成长奠定了天津城市的工业基础，并带动了一批相关产业的建立与发展“永久黄”团体开创了民国初年天津民族工业发展的先河，在它的带动下，天津兴起了广泛的投资热潮，如纺织业、面粉业等。
天津的纺织业在1915年以后陆续建立了一些工厂，主要有华新、裕元、恒源、北洋、裕大、宝成等六大纱厂。到1922年，这六大纱厂的资本额达到198万元，拥有纱锭246072枚，布机760台，职工11560人，产纱137100担。有的厂纯益率竟高达26.5%（北洋）和26%（华新）。鼎盛时期6家纱厂的资本达2000万元，工人13000余人。纺织业内部分工也越来越细，出现了针织业、提花业、帆布业、线毯业、丝棉业、毛线业、染织业、地毯业、织带业、毛巾业、卫生棉业、毛织业、织布业等不同行业，逐步向配套齐全的方向发展。天津就是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中国主要的棉纺织工业中心。
面粉业方面，天津早在1878年就建立了全国第一家机制（石磨）面粉厂——贻来牟机器磨坊，但直到民国以后才有较大发展，天津建厂高潮出现在1920～1925年，新建的寿星、福星、大丰、寿丰、民丰、庆丰、嘉瑞等较大的面粉厂，奠定了天津面粉业的基础。这些面粉厂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生产大量的机制面粉。鼎盛时期天津有8家面粉厂，均规模宏大，营业极盛，资本额均在100万元左右。
此外，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火柴、铁器、毛织等行业的工厂，不仅规模宏大，而且设备完善，与化学工业密切相关的制酸、造纸、制革、染织、造胰、料器、搪瓷、人造丝、药品、军火、鞣皮、炼铁、漂染业等各业有的虽然规模较小，但成绩也很可观。按照德国经济学者奥古斯特·勒施的观点，在某些地方建立起许多同类或不同类企业，会产生内部节约和外部节约的利益，亦即在产品的生产上、[33]销售上、消费上的利益。“永久黄”的发展带动了天津相关产业的发展，直至今日，化工业仍为天津的支柱产业之一。“永久黄”团体的建立也带动了塘沽地区海洋化工的发展，使塘沽成为海洋化工的基地。除永利、久大外，1939年日本人又在海河南岸建立了华北盐业株式会社大沽工场，1943年投产，生产溴素、氯化镁和氯化钾，以供军需。1947年周维森又在西沽创办了天昌化工厂，生产麒麟牌硫化碱。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塘沽海洋化工业职工人数达到3800多人，化工产品13种。到20世纪50年代，塘沽又涌现出一批集体所有制化工企业，如塘沽化工厂、跃进化工厂、向阳化工厂等。到1989年，塘沽地区共有化工企业57家，形成了大中[34]小并举，国家集体齐办的生产结构体系，化工产品达到50多种。（三）“永久黄”团体的研究项目与当时天津市场需求密切相关，服务了天津的经济
范旭东在陈述黄海化学工业社的成立缘起时，强调黄海社的创设[35]“于本地则为工业学术之枢纽，并为国内树工业学术”。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成立于1922年，除为久大、永利两公司服务，将两公司面临的技术问题作为其研究的主要问题，为两公司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外，还将天津市当时的市场需求列入其研究的重点，如20世纪20年代末，该社专门研究草帽辫及动植物纤维漂白以及清洗地毯法。我们知道，天津是中国草帽辫出口的基地，从华北许多地区汇集到天津的草帽辫都通过天津港输运到海外市场。
地毯是天津出口海外的主要商品。地毯业是20世纪初传入天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天津已出现地毯工厂。一战开始后，中国地毯在欧美市场旺销，出口数量逐年递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天津地毯以其质地坚韧、花色美丽、图案大方而闻名遐迩，成为中国地毯的一个主要品牌。到1922年，天津地毯商已达到400余家，职工约14000名，年产量300万方尺，产品80%销往国外，20%行销国内。到1937年，天津地毯出口已占天津海关出口货物数额的第二位。
此外，黄海社还将两公司产品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废弃物（盐卤）通过技术研发制成有用之物推向市场，如牙膏、牙粉、漱口水、花露水、雪花膏、味之素、墨水碳酸镁、人造大理石及涂料等。黄海社研制成功的硫化碱还被企业家利用，他们在汉沽“设渤海化学工业公[36]司，从事大量制造，行销各埠，为国货界别开生面”。黄海社服务社会的举措促进了天津经济的发展。
企业与城市的关系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依托，企业的成长壮大也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城市是企业区位的点状集积”“因为大量生产或联合生产的种种利益，会导致在某些区位上建立起较大的生产综合体而组成城市”。在近代城市发展的若干要素中，工业化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工业的推动力，工业化造成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和空间的扩展，促进了城市人口的集聚，城市经济水平和竞争力的提高，进而加快了城市化和近代化的步伐。同样，城市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也为企业的成长提供了条件，“不同类的企业，也会因为铁路车站、较好的街道排水系统、低廉的水电以及较大的市场等而聚集起来。大城市会给整个区域[37]完成种种机能”。从“永久黄”团体的发展历程来看，勒施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1]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2] 《海王》第31期，1935年，插图文字，总第559页。
[3] 4次增资分别是1917年8月、1919年11月、1921年10月和1925年9月。沈家五：《北洋时期工商企业统计表》，《近代史资料》总58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175、193、218、258页。
[4] 鲁荡平：《天津工商业》，天津协成印刷局，1930，第10页。
[5] 李小建主编《经济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27页。
[6] 鲁荡平：《天津工商业》，第13页。
[7] 赵津主编《“永久黄”团体档案汇编——久大精盐公司专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第2页。
[8] 《塘沽近日市况及久大永利两公司情形之调查》，《中外经济周刊》第212号，1927年5月21日，第16页。
[9] 《塘沽近日市况及久大永利两公司情形之调查》，《中外经济周刊》第212号，1927年5月21日，第18页。
[10] 塘沽联合办事处：《塘沽之化学工业》，1932，第6页。
[11] 鲁荡平：《天津工商业》，第11页。
[12] 赵津主编《“永久黄”团体档案汇编——久大精盐公司专辑》，第616页。徐盈《久大精盐公司的成长》（《化工先导范旭东》，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51页）误为1918年。
[13] 塘沽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塘沽区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第323页。
[14] 徐盈：《久大精盐公司的成长》，《化工先导范旭东》，第51页。
[15] 王恒智：《塘沽永利纯碱厂调查（续）》，《东三省官银号经济月刊》第1卷第5号，1929年，第1页。
[16] 本白：《久大精盐公司创立史》，《盐迷》第1卷，1935年，第5页。
[17] 徐建生：《论民国初年经济政策的扶植与奖励导向》，《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8] 沈家五：《北洋时期工商企业统计表》，《近代史资料》总58号。
[19] 《调查商务习惯问答》，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第908页。
[20] 宋美云：《北洋时期官僚私人投资与天津近代工业》，《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魏明：《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
[21] 吴承禧：《中国的银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第13页。
[22]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64、167页。
[23] 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市档案馆编《金城银行档案史料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第500、501页。
[24] 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市档案馆编《金城银行档案史料选编》，第504～506页。
[25] 资源委员会编辑《中国工程人名录》，商务印书馆，1941，转引自郭世杰《从科学到工业的开路先锋——对侯德榜和孙学悟的科学观、工业观以及“永久黄”团体中人才群体的考察》，《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04年第10期。
[26] 徐盈：《范旭东及“永久黄”工业团体发展小史》，《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3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第37页。
[27] 《塘沽近日市况及久大永利两公司情形之调查》，《中外经济周刊》第212号，1927年5月21日，第13页。
[28] 塘沽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塘沽区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第246页。
[29] 赵津主编《“永久黄”团体档案汇编——久大精盐公司专辑》，第600页。
[30] 塘沽联合办事处：《塘沽之化学工业》，1932，插图文字。
[31] 范：《久别重临之塘沽》，《海王》第4 期，1934年，第93页。
[32] 文公鲁：《塘沽的回忆》，《海王》第31期，1935年，第566～567页。
[33] 〔德〕奥古斯特·勒施：《经济空间秩序》，王守礼译，商务印书馆，2010，中译者绪言第9页。
[34] 塘沽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塘沽区志》，第178页。
[35] 赵津主编《“永久黄”团体档案汇编——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专辑》，第508页。
[36] 赵津主编《“永久黄”团体档案汇编——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专辑》，第508页。
[37] 〔德〕奥古斯特·勒施：《经济空间秩序》，中译者绪言第9页。民国时期内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过渡性刍论——基于山西斌记商行的个案研究[1][2]梁娜 石涛
提要 民国以降，中国工业经济发展逐渐从企业数量和种类的增加逐渐转向国家宏观政策和企业微观管理制度的变革上来。内地新兴的工业企业因起步较晚，其管理体制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二元性特征。这一点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员工选拔和激励机制方面体现得十分明显。企业在人员聘用方面弱化多重亲缘的地缘关系，更加注重员工素质与岗位匹配的实际情况。通过制订薪酬激励机制，在保障员工的基本生活的基础上，刺激企业内部的合理竞争。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融入，促使内地企业治理机制不断完善，使得企业利益从传统的家族利益最大化逐渐向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转移。
关键词 民国 企业制度 人力资源管理 山西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说：“清末民初与其说是处于崩溃期，倒不[3]如说是处于新的开创时期。”这一时期，一方面，工商业种类增加，从事商品生产、运输、销售的工厂、企业数量激增，掀起了一股近代中国经济工业化热潮。另一方面，国家层面上现代化的经济法规开始出现并逐步完善。具体到工业企业内部，其管理方式也从单纯的传统模式向二元结构乃至现代模式转型。对于现代化发育较为迟缓的内地企业而言，二元管理模式特征突出，传统管理模式依旧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从根本上说，传统企业管理模式的转变实际上是家族利润最大化[4]向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转型，即企业从无限责任到有限责任的转变。沿海地区接受西方文明较早，大量外资企业的存在，使民国时期这一地区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模式，现代化程度明显。反观民国时期的内地企业，现代企业管理方式对传统模式的挤压，为其向二元体制的转型提供了条件和发展空间。而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经营活动最为活跃的因素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目前学术界对民国时期人力资源的研究大多是从人口史的视角，[5]探讨农村土地与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的问题。虞和平的研究从民国时期人口数量的增长对人力资源影响的视角，探讨女性人力资源[6]开发问题以及流动人口与土地耕作之间的关系。王乃德等人认为抗战时期，战争导致华北地区劳动人口骤减，人力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从企业史的视角研究民国时期人力资源管理的成果较少，且主要集中在津、沪等沿海企业，以及人力资源管理思想方
[7]面。葛吉霞的《民国企业家刘国钧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以企业管理者的视角分析了江苏常州大成纺织染有限公司人员培训、绩效管理以[8]及解决突发性人员缺失等问题。此外，赵津、张忠民等学者在民国[9]企业史的研究中也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方面有所提及。由于史料阙如，目前的成果中民国时期内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研究尚属空白。
从清代中后期开始，山西商人的经营方式中已粗具现代管理的成分，包括股份制、员工培训、选拔及激励机制等。但是，其企业管理并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经营模式，其人力资源管理的过渡特色尤为明显。本文选择山西斌记商行为个案，主要依据山西省档案馆和太原市档案馆所保存的民国时期《山西全省民营事业董事会及所属各产业机关职员给与表》以及省营企业斌记商行员工登记表、等级表、薪资表等一手资料，选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员工聘用制度和薪酬制度两个关键因素，从地缘关系、员工受教育程度以及薪酬管理方面透视传统向现代过渡过程中内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特性，以期为民国企业史研究提供有益借鉴。一 员工聘用中的二元性
公司是企业的一种组织形态，资本投入和人员数量是衡量企业规模的两大重要因素，其中人力资源是企业最不可能被复制的隐形资源。现代企业在国家能够为各经济体提供平等的、强有力的产权保护的前提下，强调员工素质与岗位的匹配，以员工能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为主要聘用原则，通过法律手段避免由于员工为保证个体利益最大化给企业造成损失。而传统企业在国家对其产权保护不完善的情况下，往往以投资方担负无限责任为基础。为避免出现劳资纠纷或员工侵害企业利益情况的发生，企业更注重对员工家世的了解，以防止企业利益受损。因此，传统企业员工多数与投资方有血缘或地缘关系。斌记商行作为一家由山西省政府参与管理经营的股份制公司，所雇员工既与投资方存在传统地缘、血缘关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突破，从而在员工素质与岗位匹配方面体现出更多的现代型特征。
斌记商行原名斌记五金行，是当时山西省经济委员会在原晋胜银[10]行的基础上于1927年筹集资金成立的，任命阎锡山的亲戚阎志伋[11][12]为经理，主要经营五金电料、机器设备等。约在1933年，其更名为斌记商行，任命贾继英为总经理，阎志伋等人辅助经营。[13][14]1936年，山西省政府成立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同年，奉阎锡山命令，斌记商行被纳入其中，参与同蒲铁路、风陵渡棉花打[15]包机厂等项目筹建，负责购买进口设备、钢铁、器材等。抗日战争爆发，斌记商行暂时歇业，并将库存物资交城防司令部统一支配使
[16]用。战后，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更名为山西全省民营事业[17]董事会。在其帮助下，1946年，斌记商行经重组成立斌记有限公[18][19]司，聘任阎志伋为经理，在鼓楼街建立总行。除此之外，其在[20]小东门外建仓库和工厂，并且通过天津和上海两地分公司在外埠[21]与各国洋行建立合作关系，为山西全省民营事业董事会旗下其他企业供销物资，逐渐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经营的对外贸易商行。[22][23]直至1949年被太原军管会接收，斌记商行才结束了20余年的经营。
斌记商行工作地点分散的特征给企业管理带来不便，为保障企业利益，斌记商行在人员聘用方面更多遵循传统地缘与血缘的熟人信用原则，同时在一定范围内聘用外乡人，实现专业技术与岗位的匹配。（一）以地缘为纽带的艰难蜕变
传统的家族企业中，以家族长为核心掌管经营权，通过血缘亲疏[24]远近决定管理层及重要岗位，形成了“家即是企业，企业即是家”的模式。明清时期的徽商、闽商等最为典型，以家庭为基础，因血缘关系加入的族人的增多，使其逐渐形成了独立姓氏的巨族企业。这种方式的家庭或是家族企业的经济管理并不是主要依据政府法令或是其他行政命令以及经济因素，而是依靠血缘、宗族伦理道德，甚至是族规等非经济因素。山西商人则主要以地缘为纽带的方式进行人员的选拔。事实上，从血缘向地缘的转化，是家族收益最大化向企业收益最大化妥协的第一步。
随着西方股份制的传入，中国企业的经营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受外部经济环境影响，民国时期，家族式经营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竞争需要。近代企业的快速扩张，不仅需要货币资本的投入，更多的是人力资源的扩张。传统的家族企业在货币资本补充上也许并不存在问题，但因家族成员供给速度受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出现人才概率较低的影响，越来越不能满足企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随着传统企业的式微，由西方引入的近代企业模式日渐兴起。民国时期，在国民政府制定的相关企业法律法规的指导下，山西近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开始突破以地缘为主的方式，逐渐向非家族非同乡的优秀商人拓展。
内地官办企业的员工选拔最初也没有摆脱“血缘/地缘”的关系。斌记五金行的人员组成方式与阎锡山本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33年改组后成立的斌记商行的最高管理层的5个人中，徐一清、曲荣静、阎志伋和阎志孔，均与阎锡山有亲缘关系，贾继英系阎锡山同
[25]乡。
据表1可知，1948～1949年间，斌记商行员工共计149人。山西[26]籍员工占已知籍贯人数的91.2%。五台籍员工占山西籍员工47.4%，员工彼此之间亲缘关系错综复杂。如阎志伋系阎锡山族侄，担任斌记商行经理一职，虽然深受阎锡山信任，但接任管理斌记商行之初，并[27]不懂经营之道，斌记商行曾一度陷入困境。非五台籍山西员工所在区域涉及22个县城65个村，占山西籍员工52.6%。地理位置上定襄、盂县和阳泉距离五台较近，三县到斌记商行工作的员工人数也比其他地区多，约占非五台籍员工人数的40%。非山西籍员工中，河北籍8人，河南籍4人，安徽籍1人，占已知籍贯人数的8.8%。非山西籍员工主要从事专业技术较强的工作。河北籍员工韩问陶，精通会计业务等，是斌记商行中层管理者；河南籍员工崔立勋、李林旦、郭庆保在斌记商行第一分库从事园艺方面的工作。尽管人数所占比例较小，但也能看出，斌记商行在人才选拔、任用上已经在小范围内突破了地缘、亲缘关系的束缚。表1 1948～1949年斌记商行员工籍贯统计续表
民国时期，山西经济以“输出本省土货”为主，进出口贸易利润[28]掌控在政府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主要从事贸易的斌记商行，员工的来源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从亲缘、地缘与职位的关系上看，五台县是阎锡山的家乡，也是斌记商行员工来源最集中的地区，因此我们以五台为中心考察员工籍贯所在地与所担任职务的关系（见表2）。表2 以五台为中心的员工籍贯所在地与所任职位关系续表
表2的数据说明，以五台县为中心，距离越远的县市的员工担任高级职务的机会越少。员工籍贯在距离五台县50公里之内的，在斌记商行担任的职务，从管理层级的经理到纯体力劳动的工人都有；50～150公里之间除经理职务外均有涉及；150公里以外的几乎只有职员、工人两项，且29人中担任工人的约占65.5%，说明地缘关系与职位高低呈正相关关系。
尽管地缘与职位有必然联系，但血缘关系逐渐弱化。以五台县人徐培厚为例，经表叔阎志伋介绍，徐培厚成为斌记商行第一分库的库[29]员，从事看管仓库工作，并不担任斌记商行管理层职务。通过地缘和血缘的关系在企业寻找工作的并不在少数，但并不是所有人的任职情况都依据地缘和血缘关系，他们中很多人也仅仅是通过这种关系寻找一份可以谋生的工作。企业不因距离近而保证所有的员工有特殊的优待，相反员工也不会因距离远而失去管理层的职位。
民国时期因传统企业管理模式及环境不稳定等因素的影响，内地企业更趋近雇佣同乡、同宗同源的人，高层管理人员没有摆脱地缘关系，但是中层管理人员中已不再完全受地缘关系的影响，企业的人员结构开始发生一定的变化。制度约束开始部分取代地缘约束，意味着企业内部劳工信用管理有了从传统“身家清白”式的熟人担保制向现代“社会约束”制转型的苗头。（二）员工素质与岗位匹配中的现代性特征
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莱希赫尔德曾提到：“对企业而言，最宝贵[30]的资产是经营丰富的雇员。”人力资本通过企业所聘用的每一个员工拥有的知识和技能来体现，作为一种隐性的知识，它更多的时候是通过个人受教育的程度以及对所从事工作具有的经验等表现出来的。
191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学校系统令》，后经补充称为“壬子学制”，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阶段，其中初等教育分为初小教育4年，高小3年；中等教育设中学校，共4年；高等教育设立大学，6～7年。192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参照美式学制，制定了“六三三学制”，将中等教育延长为6年两个阶段，高等[31]教育缩短为4～6年。国民政府颁发此项法令的目的是“充实人民[32]生活，扶持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下，斌记商行的员工受教育程度有了一定改善，在1948年前后，斌记商行员工的文盲率占有教育程度记录的4.6%，并且文盲者均为工人（见表3）。表3 1948年前后斌记商行员工受教育程度
山西政府不仅遵照国民政府《学部咨行各省强迫教育章程》提出[33]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强迫教育”，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还分别建设[34]农、工、商三个方面的专门学校提供中高等教育水平。
总体上看，斌记商行的岗位设置与受教育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在斌记商行处于管理层的人数越多，未受过教育者在企业中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受过高等教育的有5人，占有教育程度记载员工总数的5.7%，均占据了科长等中层以上的管理岗位。受中等教育的为18人，占有教育程度记载员工总数的20.7%，主要是科长、职员等中等以下的岗位。接受中、高等教育的人中，非五台籍员工有15人。受初等教育的有60人，占有教育程度记载员工总数的69%，[35]主要分布在科长、职员和工人等岗位。高级管理人员当中也有仅受过初等教育的特例，斌记商行经理阎志伋因与阎锡山之间有亲缘关系，在仅受过初等教育的情况下，成为斌记商行的最高管理者。
整体上受教育程度高低成金字塔状分布，受教育程度越高，人数越少，岗位级别也越高，主要承担部门领导和承担专项技术工作。员工的职业技能与岗位设置也基本匹配。以对专业要求较高的会计为例，河北人韩问陶自到斌记商行工作就担任会计股股长一职，他不仅擅长会计业务，还精通审计及相关法律知识，其所在的岗位与其丰富的专[36]业知识和技能有着密切关系。这个时期的受教育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是从事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
民国时期，重亲缘、地缘关系的人才选拔任用制度是内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制度随着企业的发展逐渐弱化，受教育程度与职位的匹配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新决定因素。二 薪酬管理
激励机制是指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工资水平和结构调整等特定方法，实现员工对企业与工作承诺最大化的过程，主要包括精神激励、薪酬激励、荣誉激励和工作激励四个方面。现代企业管理理论认为，薪酬激励作为唯一的物质激励策略，“是企业中人力资源配置的有效[37]杠杆”。民国时期，在传统企业向股份制企业转变的过程中，薪酬激励也呈现出早期现代化的部分特征。传统股份制中身股数量超过银股数量时可能造成投资方利益受损、企业面临破产危机。与之不同，薪酬激励是在保证公司公积金积累和股东分红后，将剩余的按一定的级差作为薪酬分发给雇员，其目的在于保障员工基本生活、学习和日常开销。合理的薪资结构能够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提高工作效率，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斌记商行在对其利润分配时，写明“股东红利，按出资多寡比例分配百分之六十；执行业务股东及全体员役奖励金百分之二十；特别公积金百分之十；员役福利准备金占百分之[38]十”。整体看来，属于员工的劳动所得是有限的，在有限的基础上，为了使作为企业核心资源的人可以充分发挥作用，带有激励性质的薪酬等级制度应运而生。（一）级差激励机制
薪酬是企业对雇员付出的回报，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薪酬的多少代表着雇员在企业的价值、能力和发展前景。明清时期，山西票号以股权级差机制即顶身股制为主，薪金制为辅建立了雇员的薪资激励制度。通过对雇员的年资、对商号贡献等方面的考察，制订顶1厘至1分2厘等不同等级的身股。掌柜（经理）是顶身股制中最高者，一般为8厘至1分2厘；协理、襄理为5厘至8厘；普通店员和初顶者为2厘[39]至3厘。
民国时期，顶身股制的股权级差机制已不再适应现代企业的发展，薪酬制度取代了顶身股制，成为企业激励机制的主要内容。山西境内所有的省属机构，包括各类省营企业的薪酬发放，按照山西全省民营事业董事会制定的《山西全省民营事业董事会及所属各产业机构助员暂行给与表》（简称《给与表》），将文官、武官以及工人的工资[40]进行了等级区分。企业依据此表对雇员分层分类，通过薪酬等级间的差距，对不同类别的雇员所担任职位的价值有所体现。薪酬等级多，级差较大，避免了不同工而同酬的现象，有利于激励雇员勤奋劳动。同时，不同的薪酬，也体现着雇员在企业中的地位和权利，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通过薪酬等级区分明显。
分类的影响体现在雇员所担任的岗位上，为了区别经理、科长、职员、工人的薪酬，高级雇员、中级雇员和低级雇员之间的薪酬差别会比较大。由图1可知，斌记商行的薪酬等级大致分为三个模块。高层管理人员属于第一模块，包含薪酬1～5等级，经理阎志伋薪资隶属第4等级。该等级所属模块薪金等级变化不大，除参与企业日常工[41]作而领取员工薪酬外，还因私人投资分享企业红利。中层、基层管理人员属于第二模块中，不分享红利，但拥有一定的副食津贴。[42]普通职员和工人属于第三模块。第二、第三模块分别在各自内部形成三个层次，每层涉及2～3个等级，每个等级间薪资不同，因此各层级间形成一定薪酬的差额，企业由此形成薪酬级差激励机制。图1 1947年斌记商行雇员年薪与薪资级差
资料来源：《山西全省民营事业董事会及所属各产业机关职员给与表》，山西省档案馆藏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卷宗，档案号：B30-1-308。
从各模块层级结构上看，并不是每次提高员工等级，薪酬就会有巨大的增幅。但这种差异通过雇员每月实领薪酬直接体现。通过直观的比较，此种薪酬制度可以对初入职或入职时薪酬等级较低的雇员形成刺激。具有管理能力、技术能力和单纯从事体力劳动的不同工种的雇员在属于各自的模块中竞争与岗位相匹配的薪酬。薪酬等级一方面体现着雇员对企业的重要程度，一方面促进雇员对工作的积极性和对企业的归属感。从理论上讲，这种稳定上升的薪资增幅空间，对企业而言，不仅确保了内部的合理竞争，同时也避免了人才的流失，降低了企业因人员大量流动产生的消耗，有助于企业的稳定发展。
然而，这种薪资激励机制也并非是完善的。自1933年至1949年间，除经理阎志伋外，山西五台籍职员郭春成始终出现在现存斌记商行各类人员登记中，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最初的普通职员一直晋升[43]至总务科长一职。郭春成作为斌记商行的元老级员工，薪酬也随着职务的变化水涨船高，但其薪资待遇始终是在第二模块内部发生变化，并没有因其长久工作于该企业，或因对所从事工作的熟练程度，或因与经理同乡，或因其受教育程度，而在薪资等级上从第二模块跨越进入第一模块。
从整体来看，三个模块实际上是三个大的等级。试图从第三模块向第二模块或者从第二模块向第一模块的等级跨越几乎是不可能的。影响因素不仅仅涉及地域、技术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更多的可能是来自于内地企业制度及管理思想的制约。但是这种制约并没有磨灭员工在所属模块对内部等级晋升的渴望，职位处于企业底层的雇员，即便是没有升迁到中、高等级雇员行列的机会，也希望获得所属模块内的最高等级的薪资。
抗战结束后，中国经济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短时期内这种典型的分层分类分模块的薪酬级差激励体系，对企业发展起到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长久发展，这种无法跨越的薪酬等级将成为企业后续发展的隐患。薪酬管理在这个时期并不单纯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一种制度，更主要的是，企业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协调企业与雇员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二）保障薪酬购买力
降低人员流动、流失风险的方式，就是通过建立一定的薪酬激励机制以保障员工的生存问题。明清时期的山西晋商票号的雇员是通过技术入股的方式分得红利。随着股份制企业的兴盛，红利主要由企业的投资商获得，非股东企业雇员的薪酬收入主要通过基本工资、津贴、奖金、福利等方式获得。除此之外，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除通过发放工资外，还会通过直接发放实物的方式保障企业雇员的薪酬购买力。
1936年1～12月，斌记商行每月《经营费报告表》细目显示，除[44]正常发放每月工资外，平均每人每月津贴大约136元。1937年抗战爆发，受战争消耗、人口锐减、生产力遭受破坏、自然灾害频繁等因素的影响，粮食来源大减。上海颐中烟草公司体恤员工生活艰辛，自[45]1939年起，规定每月除薪资外发放相应津贴。不仅沿海企业的员工面临薪酬购买力的变化，作为内陆的山西省同样在此时期无暇生[46]产，粮食来源大减，导致粮食成了最宝贵的生活物资。山西百姓所用日用品，因陆路交通阻断，仅靠空运运输，数量有限。商号投机[47]倒把，囤积居奇，市场物价飞涨，供需矛盾加大。在一定程度上，《给与表》的制定缓解了战后省营企业因薪酬所引发的危机。
山西省政府设计的薪酬制度，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不同等级薪资和不分等级的副食费补贴。1946年，经协商，国共双方开放山东9处，河北8处，山西6初，江苏1处，共计29033吨小麦以缓解粮食供[48]应紧张状况。从1949年斌记商行发放工资记录可知，斌记商行实[49]发小米2948.48斤，白面90斤。配发粮食作为对企业员工的一种福利待遇，在物价飞涨、物资奇缺的情况下，减轻了雇工部分生活负担，体现出省有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的优势，为企业在经济不景气时渡过难关提供了物质保障。
斌记商行为了配合政府制订的薪酬计划，重新制订雇员编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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