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震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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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的青少年时代试读：
一 水乡小镇人家
乌镇，地处杭嘉湖平原的浙江桐乡县一个水乡小镇。
1896年7月4日，镇上观前街的沈家，一个男婴呱呱落地。
婴儿的父亲沈永锡马上给自己远在广东梧州为官的祖父拍去电报，报告沈家有了长房长曾孙的喜讯，并且请祖父为长曾孙起名字。
有了长曾孙，就是四世同堂，沈老太爷十分高兴。想到这一年梧州的燕子特别多，民间以为乃吉祥之兆，于是，他给曾孙起了个小名叫燕昌，大名则按沈家排行叫作德鸿。这个男婴就是茅盾。
乌镇历来是个鱼米之乡。它地处水陆要冲，历史非常久远，据说春秋时期为吴越边界，吴国即驻兵于此，唐代咸通年间正式称镇。镇上有一条纵贯南北的市河，以此为界，河西叫乌镇，河东称青镇，但人们习惯统称为乌镇。水乡乌镇
虽是水乡小镇，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乌镇这方水土成为农商兴旺、人文荟萃之地。地方志上称其“镇虽一隅，实三郡六邑之屏藩也”。清代乾嘉年间，是乌镇最为繁盛的时期。那时，它作为“两省”(江苏、浙江)“三府”(湖州、嘉兴、苏州)“七县”(乌程、归安、崇德、桐乡、秀水、吴江、震泽)交界的水陆要冲，发展成府城的规模。商业、手工业尤其发达，闹市通衢之处分布着衣帽街、柴米街之类只有省会城市才有的商业街区。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由于战患和清兵的焚掠，乌镇的市廛大半被毁，而且再没能恢复原来的风貌，但其经济的繁荣程度，仍非一般县城所能比。
乌镇的历史上也积淀着丰厚的人文气息。南北朝时期，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曾随沈约在乌镇苦读。沈约是南朝的大学者，每至清明，总要返回乌镇附近的故里守墓数月，昭明太子即随沈约在乌镇建书馆读书，还留下了他为母亲祈福建造的两座宝塔：东塔、西塔。
北宋南渡后，不少中原的文人学士迁居浙地，更加快了这一地区文化的发展。南宋著名诗人陈与义出任湖州知府时，特在乌镇筑屋读书，取名“南轩”。他与当地僧儒洪智、天经结为诗友，后人在“南轩”旁又建了“三友亭”。清乾隆年间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乌镇的藏书家鲍廷博专门进献孤本藏书，后辑录《知不足斋丛书》。自宋以来，小小的乌镇出过近二百名举人、进士。乌镇也像杭州、嘉兴府那样，有文人雅士们命名的“八景”一类的去处，像“双塔凌云”、“文石流觞”什么的。
乌镇还流传着许多富有文化意蕴的历史传说、故事。镇上一棵唐代银杏树，就讲述了一个悲壮的传说，那是关于唐咸通年间平叛将军乌赞的故事。
据说“安史之乱”时，浙江刺史李琦也举兵叛乱，把浙江搞得民不聊生，朝廷派乌赞将军率军平叛，一路将叛军打得溃不成军。打到乌镇时，叛将李琦要求休战讲和，却乘着月黑风高，偷袭了乌赞将军的军营。乌赞急起披衣，跨上他那匹征战南北的青龙驹，迎战叛军，一直追到市河边。却不料，青龙驹跌进叛军设下的陷阱，乌赞将军和他的青龙驹被叛军乱箭射死。后来，人们厚葬了乌赞将军和他的青龙驹，这棵银杏树就是从乌将军的坟上长出来的。为了纪念乌赞将军和他的青龙驹，位于市河的这个小镇就叫作了乌青镇。
沈德鸿来到世间，就生活在这样一个钟灵毓秀之地。
沈家的远祖世代为农，后来迁到镇上做小买卖。到了沈德鸿曾祖的祖父一代，才在镇上开了一个卖旱烟的烟店。这个小烟店传到沈德鸿的曾祖父沈焕一代时，已经需要养活沈焕兄弟八人和他们已有及陆续将有的家室。沈焕是长兄，已经成家，有了儿子，他觉得靠这个小店，难以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于是决定出外另谋生路。
沈焕在上海闯荡了一年多，增长了许多见识，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一个经营山货行的安先生，看中了他的精明干练，让他进了自己所在的山货行，当个专跑码头，了解行情的伙计。在这家山货行，沈焕一干就是十年，不但熟悉了这一行生意，而且能干、称职，成为专管进货、决定山货行经营方针的大伙计。观前街的沈家旧居
一个机会，使沈焕成为安先生的合伙人。他帮助安先生在汉口开办了一家“安记山货行”，自己也当上山货行的副经理。过了几年，安先生告老还乡，把在山货行的部分资产作为贷款，留给沈焕独自经营。沈焕决心大干一场，所以魄力更大，经营手腕也更灵活。他有过一段走运的日子，进货看得准，无论进了什么货，很快就能售出，资金周转快，获利也颇丰厚。就是在这期间，他为准备退路，让儿子回乌镇，买下了观前街上的房子作为住宅。
然而，好景不长，商海的风浪难以预料。有一次，沈焕估错了行情，进砸了一批货，一时脱不出手，资金周转不开，只有向钱庄借债。结果货物贱价抛售，亏损了一半的钱，钱庄借款的利息又成了个大包袱。沈焕还算果断，将山货行招盘，还清债务之后，以所余之款捐了个官──分发广东的候补道。在广州“候补”了三年，终于弄到代理梧州税关监督的实职，也算是一个肥缺。
沈焕没有正经读过多少书，除了幼年念过几年私塾，是在经商过程中渐通文墨的。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儿子们能从科举走个正途出身，沈家由此改换门庭，他也可以做个绅缙。然而，儿子们并不争气。长子，即沈德鸿的祖父沈恩培，天资倒是颇高，只是不肯下苦功。旁人都以为，以他的资质，若是努力，中个举人并不难，他却屡考乡试，都未能中试，仅是一名秀才。而且，他对此并不在意，也不知稼穑之苦，每日游哉优哉，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沈恩培的二弟也是此等状况，考过几次乡试，都没有中举，却想经商。
沈焕长年经商在外，家中之事全由妻子王氏管理。王氏对儿子管教极严，所以，靠老子为生的几个儿子，倒也还没有染上赌博、嫖娼一类的恶习。不过，女性管家，似乎也就成了沈家的传统。沈恩培尽管无所事事，却并不操心家事，也从来不管教儿女。他活得潇洒，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儿孙自有儿孙福，不替儿孙作牛马。”他的妻子高氏来自乡间，是嘉兴高桥村的一个地主之女，对农俗颇为熟悉，自己也酷爱农桑之事。她曾在家中带着佣人们养蚕、喂猪，这让沈德鸿在小小年纪时对农桑之事有了一些感性的了解。沈德鸿出生的房间
沈焕在梧州税关任上干了一任，觉得精力不济了，便告老还乡。回到家乡以后，他却大失所望：儿子们既不能举业，也未能经营管理好自己置下的产业。早就汇钱回家，让儿子们为自己养老修建的房子，盖得像个鸟笼，钱却没少花。置办的两处产业——泰兴昌纸店、京广货店，都经营不善，只能勉强维持。沈老太爷只得自己打起精神进行整顿，改换门庭的希望，也只能寄托在孙儿和重孙儿身上了。三年之后，沈老太爷在郁郁寡欢的心境中辞世。
沈恩培虽说只是个靠老子吃饭的人，却有着不求闻达，不逐名利的洒脱。他从不拜谒官府，也不过问地方上的事。沈恩培善写大字，也喜欢为人写字，为镇上人家写了不少匾额、堂名、馆名、字号招牌，但都不署名，也不取润笔，只为自娱。他每日的生活，就是在茶楼饮茶，在镇上的西园里听昆曲，在朋友家的麻将桌上打发时光。这倒是很有点大户人家子弟的作派。
沈恩培活得洒脱自在，但沈家的家境财力毕竟只是个中等人家，所以，他也只能自己揣着这份自在洒脱，儿孙们怕是没有这个福分了。好在儿孙们似乎也并没有从沈恩培身上继承多少性格方面的基因，至少沈德鸿父子是如此，这大概同他从来不过问管教儿孙之事不无关系。
虽说是不理儿孙之事，阴差阳错之间，作为祖父的沈恩培，却在孙子德鸿尚懵懂无知的时候，插手为其决定下一件影响到他一生的大事。
二 南货店娃娃订亲
在距沈家居住的观前街不远的东栅，开着一家字号叫作钱隆盛的南货店。这是乌镇唯一一家货色齐全的南货店，香菇、木耳、燕窝、虾米、海参、鱼翅等山珍海味，花生米、瓜子、各色干果等应有尽有。钱隆盛的店主人姓钱，名春江，与沈家有亲戚之谊。沈德鸿四叔祖的续弦是钱春江的妹妹，在沈家没有分家之前、几房合族而居的时候，德鸿的母亲与钱氏非常要好。
沈恩培时常到钱隆盛买卖东西，伙计给备货时，店主就隔着柜台与沈恩培闲谈几句。有时碰上在镇里开蜡烛坊、纸马店的老板孔繁林也来钱隆盛买东西，沈恩培会接着与孔繁林聊起来。沈、孔两家本就是世交，两个人又谈得拢，这一聊就是半天。流过乌镇的市河
德鸿五岁那年初夏的一天，沈恩培带着孙子出去转，照旧来到钱隆盛，隔着柜台和钱春江闲谈起来。事有凑巧，不一会儿，孔繁林也到钱隆盛来了，而且背着他的孙女。两位祖父就把孩子放在店堂里任他们嬉耍，自己倚在柜台上谈天说地。钱春江一边照看着生意，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插上几句话。此时店堂里客人不多，钱春江看着一对无忧无虑嬉戏玩耍的小儿女，忽然对在那里自顾说笑的两位祖父说道：“你们两家订了亲吧。孩子虽小，但你们两家本是世交，亦算是门当户对啦，一对小儿女又年龄相当，必是一段好姻缘。”
两位祖父扭过头，看了看一对小儿女，相视会心一笑，都觉得这提议不错，连说：“好，好。”当即便表示同意。大家又谈笑一阵，彼此作别而去。
沈恩培心满意足地拉起孙子回到家里，把在钱隆盛碰到东栅孔繁林带着孙女，由钱老板提议两家给孙儿、孙女议定娃娃亲之事说给儿子永锡。沈永锡听罢，略一思索，也觉得虽说是早了些，但这门亲订得。然而，当他把订亲的事告诉妻子陈爱珠时，妻子却不以为然。陈爱珠对丈夫说出自己的担心：“如今两家的孩子年纪都还小，长大了究竟是好是歹，谁能料得到。现在订下亲，将来若有个变化，觉得不如意了，如何悔得？”
沈永锡却已有自己的主意，笑了一笑说道：“正因为女方年纪尚小，现在订了亲，孩子早晚是沈家的人了，我们就可以作主，要求孔家不要给女孩子缠足，而且要让她读书识字。”“话虽这样说，孩子毕竟还是在孔家，我们要求孔家怎样怎样，只能说说而已，真正管不到的。”爱珠还是不大同意。
沈永锡沉吟了片刻，向爱珠讲起了一桩埋藏在心底的往事：
那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与陈爱珠订亲之前，曾有媒人拿着孔繁林女儿的庚帖上门提亲。那时，沈永锡已经中了秀才，孔家女儿也十六七岁了，媒人说是门当户对。孰料，请来镇上有名的星相师给男女方排生辰八字，结果竟说是女的克夫，亲事因此没有说成。若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议不成这门亲，也便罢了，男女双方本不相识，自然不会有什么遗憾。偏偏说是女的八字克夫，又偏偏这孔家女儿心重。听说自己命中克夫，孔家女儿心头像压上一方大砖，觉得自己大概永远嫁不出去了，由此，心头积下郁结，不久竟成心疾，并且因此告别人世。
沈永锡说罢这桩往事，长叹了一口气，唏嘘不已。他一直觉得孔家女儿的死，像是自己欠了人家一笔债，永远还不清，所以事情过去多年了，还是耿耿于怀。这次父亲做主，给自己的儿子议定的亲家恰好又是孔家，他觉得有了一个还债的机会，何况两家儿女的情况相仿佛，至少从现在的情况看，没有什么不如意的，那些不可预知的事情，也在人为吧。
得知丈夫的心事，陈爱珠也觉得他想得有道理。作为女人，她自然同情孔家女儿的不幸，反过来，她也更理解丈夫因此而生的自责、自愧和偿债的心理，而且心中还增加了几分对丈夫的敬重。所以，不知不觉中，她的担心也改变了：“如果这次排八字又是相克，那该怎么办呢？”“这次排生辰八字的事由我做主，即使八字排得不对头，亲也要订下来。”沈永锡已经打定了主意，爱珠于是不再争议。茅盾的母亲陈爱珠
沈永锡将与妻子商议的决定告诉父亲，沈恩培便正式给钱春江回话，同意请他做媒，订下这门亲事。
不久，女家送来了庚帖，沈恩培仍请了镇上那位有名的星相师排八字，这次竟是大吉。原来，孔家对订亲之事，也下了事在必成的决心。他们吸取了上次的经验教训，把女儿的生辰八字都改过了。孔家下这么大的决心，其郑重其事，决不亚于沈永锡那股破釜沉舟的劲头，要知道，那时的孔家也是个大家庭，有六房之多呢!
这些事，对在钱隆盛南货店店堂里一起嬉耍的小儿女自然是浑不知晓的，但当他们长大以后，真正要来履行这纸由两个老人闲谈之间就敲定了的婚约时，会怎么想呢？一方面，两家都还得按老习俗，规规矩矩地论八字；另一方面，不约而同，两家在恭恭敬敬中，又都对老规矩表现得大不敬，甚至可以说是置若罔闻。这次带点喜剧色彩的排八字相亲，说它是自欺欺人，未尝不可，但却似乎在预示，日后大体上会有一个可说是皆大欢喜的结果吧。当然，喜剧情势背后真正的历史含义，是让人已经隐约感到时代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茅盾的父亲沈永锡
沈、孔两家正式订亲联姻之后，沈永锡便开始按自己的既定想法行事了。他郑重其事地请媒人告之孔家，不要给孩子缠足，要让她念书识字。然而，亲家却是很守旧的人，他们根本不听，已经缠足有半年多的女儿依旧让她缠着。事实上，孔繁林尽管经商有成，颇有积蓄，却不像近代历史上以商贾为业的人那样，或多或少在思想上显得比较开明。孔家既封建，又古板，更像那种传统的老派家族，他们还抱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钱春江来转达了沈家的要求，他们只当是耳旁风，仍然我行我素。倒是寄居在孔家的那位小孙女的大姨，见不得小女孩缠足后时常疼得哭哭啼啼，背着孩子的母亲，也就是她的妹妹，在晚上悄悄给孩子把缠足布解下来。做母亲的看到，开始还以为是孩子小，耐不住疼痛，自己解开的，便又给她重新缠好。但如是几次，她觉得不对劲儿，就问姐姐怎么回事。——她因为多病，料理家务的事，全靠着这个已经守寡的亲姐姐帮忙了。姐姐不得已，告诉她道：“是我给孩子解开的，你没看见孩子常常哭哭啼啼吗？”“女孩儿家都得遭此一番磨难，不然将来如何做得人家媳妇？你我不都是过来人嘛，这是为她好。”“男家早就传过话来说不要缠足，为什么我们还非要缠，让孩子遭罪。”“说不要缠足是男家长辈的意思，女婿才五六岁，现在什么也不晓得，由着长辈的意思，谁又知道他长大之后，要不要没有缠足的媳妇呢？”
姊妹两个争执了一阵子，没有结果，当妈的赌气说不管了，从此竟真的不过问女儿缠足之事。这样一来，大姨便做主给女孩放了足。不过，究竟是缠过半年的足，脚背骨虽未折断，却已经弯曲变形，与天足有了区别。对女孩而言，这毕竟还算不幸中的幸事，她有个好心肠的大姨。对沈德鸿而言，这却难以用幸或不幸来判断，因为十几年后，设若他真的面对一个小脚女子，该怎样履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概就是个未知数了；而如果他有了另外的选择，此后他的人生之旅会划出什么样的轨迹，就更是个未知数了!
缠足的事解决了，虽然沈家此时并不知晓就里，但读书识字的事没有做到，沈家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沈永锡不时地给亲家递话过去，女家只是不理不睬。
其实，沈德鸿这位未来的岳母(也姓沈)是读过书能识字的，只是不及德鸿母亲那样认真念过多年书。按说读过些书，比整日厮守在闺房里做女红或是围着灶台转的女子，见识应该多些，可这位亲家母因为多少识些字，熟知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便认定这是女子安身立命的规矩。在孔家这样古板、守旧的封建大家庭，是不会让女孩子入书塾去读书的。做母亲的既然识文断字，总可以口传身授女儿些文字知识，但是这位亲家母就是不肯教女儿念书，加之她常年多病，也实在是没有那份心情教女儿。
沈家这边，德鸿七岁时，父母让他进了家族里开设的家塾。
沈家这个家塾已经办了好多年了，德鸿的几个小叔和他二叔祖家的几个孩子都在家塾里念书，老师就是德鸿的祖父。但是沈永锡开始没让德鸿进家塾，他不赞成父亲在家塾里教学的方法和内容。沈恩培教孩子们读的还是《三字经》、《千家诗》这类老书，而且，他经常教孩子们念上一段后，就把他们丢在那儿死记硬背，自顾出门去听说书或打麻将牌了。所以，沈永锡自己选了一些新式内容的教材，像《字课图识》、《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等，让德鸿的母亲教他读书。母亲便成为沈德鸿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即使这样，沈恩培仍然觉得教家塾是个负担，所以在德鸿七岁那年，他就把教家塾这副担子推给了儿子。沈永锡那时身体已经不好了，常有低烧，但父命难违，只好接过这副担子，一面行医，一面教书。于是，德鸿也就跟着进了家塾，改由父亲亲自教他，读的书自然也是父亲选定的新教材，德鸿的几个小叔仍旧学那些老课本。
然而不到一年，沈永锡病倒了，家塾还得由沈恩培执教。沈永锡就把儿子送到德鸿曾祖母的侄子王彦臣办的私塾中去继续读书。这家私塾教的内容也是老一套，但私塾先生书教得特别认真。王彦臣不像其他私塾先生，上午应景教教学生，下午径自出去访友、饮茶、打牌，他能稳稳当当坐在塾堂里不动，一天到晚盯住学生不放。他管束学生的功夫可谓“名声”在外，口碑不错，所以私塾里学生最多时曾有过四五十人。沈永锡看重的正是王彦臣管束学生的认真劲儿，但不满意其所教授的内容，因为是亲戚，就叮嘱王彦臣教德鸿新学，无奈王彦臣说他不懂新学，不会教。沈永锡没有别的选择，也只好将就。好在半年多后，乌镇建起了第一所初级小学──立志小学，小德鸿就成为这所小学的第一班学生。乌镇小巷
那时的乌镇还没有女子小学，但不久，镇上一个徐姓富绅办起一家私立女塾，叫敦本女塾，私塾办在徐家祠堂里，在南栅市区以外。沈永锡听说这件事后，就又请媒人钱春江转告孔家，女孩子已经八九岁，不能再耽误了，该让她上学，可以进敦本女塾。他还对孔家表示说，将来完婚时，女方的嫁妆多少不必讲究，可以随便些，现在却一定得花点钱让孩子上学读书。然而，孔家还是不予理睬。这时，沈永锡已经卧病在床，对于固执而又不通情理的亲家，实在是心有余而力难从，只有摇头叹息。
德鸿进入立志小学的第二年夏天，沈永锡因久病不治，撒手人寰。他去世后，德鸿的母亲也托媒人去过孔家催促让女孩读书的事，但当家的人都不在了，这催促之事也就更如同耳边风，不被重视了。
几年前在钱隆盛议定下的这桩娃娃亲，终于没有能按照沈永锡的愿望发展下去，两个无忧无虑的小儿女，已经步入了不同的人生行旅，若干年后会得着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小德鸿还不会顾虑到这一点，因为他还什么都不知道，作为母亲的陈爱珠自然不无忧虑，然而，她心里也没有底。丈夫抛下他们母子而去，眼前最要紧的事是把孩子们拉扯大，培育成人，孩子们的婚姻大事还不当紧，而这桩娃娃亲，也只能是顺其自然了。
三 有志作“伟大的小说”
沈德鸿的父母亲其实也是由父母之言、媒妁之约而缔结的婚姻，但他们二人婚后却在家中同窗共读，成了一对相亲相爱的小夫妻，有了德鸿之后，又过几年有了小儿子德济。
德鸿的母亲陈爱珠出身在一个岐黄世家，德鸿的外祖父陈我如，是江浙一带颇有名气的中医。但陈我如的妻子却因常年患有失心病不能理家，所以陈爱珠在还是个14岁少女的时候，就担起了管理家务的事情。陈我如是一方名医，家里雇有厨子、女仆等佣人，他收有五六个门生，吃住都在家里，为出诊备有船、轿，当然就得雇船夫、轿夫，于是，这成了个有十几口人的大家。陈我如让女儿管家本是迫不得已，但没想到一个小姑娘居然就把这十几口人的日常起居、家里家外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管得井然有序。陈爱珠自然也历练得精明、果断、极有主见。
沈永锡16岁就考中了秀才，经商的祖父很希望长孙能在考场上谋个出身，让沈家改换门庭。然而，沈永锡已经接触了新思想，不准备再走读书人科举的老路。他教过家塾，跟着岳丈大人学医，成了陈我如的关门弟子，还想着有机会去日本留学。
这个小家庭是水乡小镇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家庭，幸福和睦，充满活力。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德鸿八九岁的时候，一场突然而至的疟疾病让沈永锡躺倒在病榻上，久未根治，后来竟转成骨结核，不治身亡。
沈永锡的病拖了几年，在他撒手人寰的时候，家人们并不觉得突兀，但是一个幸福的小家从此残缺了。幼年丧父的小兄弟俩抱头大哭。这一年，德鸿10岁，德济只有6岁。陈爱珠年轻轻守寡，还得拉扯两个小儿。立志书院(原立志小学)
料理完丈夫的丧事，拭去伤痛的眼泪，陈爱珠决定独自将两个孩子抚育成人。“不教儿曹作陋儒”，她还希望两个孩子都能成才。
其实，还在沈永锡卧床不起的时候，陈爱珠就已经担起了管教儿子的责任。那时，沈永锡的房内总要留有人侍候，而爱珠料理全部家务，无法时时侍候在一旁，德鸿年长，就得经常担当此任。沈德鸿这时刚进入立志小学读书，好在学校就在隔壁，上下课的铃声都听得清清楚楚，于是，德鸿总是听到上课铃响，再离开父亲的房间向学校跑去，有时实在离不开人，就干脆请假不去上课。这样做的次数多了，陈爱珠怕德鸿的功课落下，就抽空自己教儿子读书。结果德鸿很快将一部《论语》读完了，比学校里课堂上的进度还要快。《论语》是立志小学修身课所用的课本。学校主要的课程是国文和算学，再加一门历史。新式小学应该设置的音乐、绘画、体操等课程都没有。国文、历史、修身课都由沈永锡的一个好朋友沈听蕉任课，所用课本是《速通虚字法》、《论说入门》两本书。《速通虚字法》帮助学生学造句，《论说入门》引导学生写文章，里面收录的都是些讲富国强兵之道的论文或史论。难怪沈德鸿成人以后涉足文字生涯，首先从事的是社会评论、时政评论、文学批评的写作。
国文是最被重视的课程。学校每个月都有考试，单考国文一科，写一篇文章，通常都是史论，还郑重其事地发榜，奖励成绩优秀者。所以对立志小学的学生来说，会写史论很重要。沈先生的课也侧重史论，每周都要给学生布置一篇作文。他出题目，给学生讲几句怎样立论，怎样以古论今，让学生去写。沈德鸿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同班最大的学生已有20岁，是结过婚的。沈先生只能取中而教，他那些论古评今的话，沈德鸿听起来便似懂非懂，然后也煞有介事地论古评今一番。
不过沈德鸿人聪明，悟性又高，学习起来会找窍门。他人小，没有多少历史、社会方面的知识，自己就为每周一篇的史论发明了一套三段论的公式：第一段把题目中的人或事叙述几句；第二段写上一些带感慨的论断；第三段用一句套话收尾，无非是将“后之为XX者可不X乎”，换上几个不同的词而已。这成了他应对每周一文的一道万应灵符，把一个10岁出头的孩子写文章写得都有点老气横秋了。可是这毕竟给德鸿以扎实的文字训练，日后可谓受益匪浅。以他的聪慧，沈德鸿的作文在学校中出了名，每月的月考和期末考试，都榜列前排，还能带些奖品回家。母亲看到儿子学业上的成绩，自然十分高兴。
陈爱珠管教儿子极严，特别是对长子德鸿，不仅是在督促学业上，更在修身做人上。每天学校的下课铃声响过之后，如果德鸿没有按时回家，她就会责问儿子为什么晚回，是不是到别处去玩了。她不愿儿子荒废一点光阴。当然，这样的管束，以及学校里那种“老气横秋”的训练，也使得沈德鸿从小在性格上缺少几分无拘无束的洒脱与自由不羁的浪漫。
有一天，教算学课的先生病了，学校早放了学，沈德鸿习惯地急着往家走。这时，一个比他大五六岁的同学拉住他要一起玩耍，沈德鸿不肯，只顾往前跑。同学在后面追，不小心绊在校园里一棵大树旁跌了一跤，膝盖和手腕的皮都擦破了，手腕上还流了点血。这个同学不干了，拉着沈德鸿到他家向陈爱珠告状。陈爱珠见状，安慰了那个同学几句，又掏出一些钱给他，说是医治手腕的。这时，恰好德鸿的祖母和二姑母都在场。二姑母是个最爱挑剔又刻薄的人，在一旁没事找事地说了几句讥讽陈爱珠的话。已经安慰好那个同学的陈爱珠听了，勃然大怒，一把将沈德鸿拉上楼去，关住房门，拿起以前家塾中所用的硬木大戒尺，便要打德鸿。以前德鸿也挨过母亲打，不过都是用裁衣的细竹尺，在手心上轻轻打几下而已。这次看到母亲举起了硬木大戒尺，德鸿心里怕极了，转身拉开房门，一溜烟跑下楼去。只听得楼上传来母亲恨恨的声音：“你不听管教，我不要你这个儿子了!”德鸿从未见母亲发过这么大的火，不敢呆在家里，一直跑出大门到街上去了。
这一来，惊动了全家。祖母命德鸿的三叔出去找人，三叔找了一遭未找到，祖母更着急了，又不好埋怨儿媳，一个人坐在那里生气。陈爱珠也有些后悔刚才太急躁了，小姑子说几句不中听的话，让她说去就是了，何必认真呢。水乡
沈德鸿这时一个人没头没脑地走在街上，心里感到委屈。明明是那个同学自己跌了一跤，反叫他吃了冤枉，越想越气。但想到那把硬木大戒尺，又不敢回家去向母亲辩明。
这样漫无目的地走了一阵，沈德鸿的小脑瓜清醒了。“沈先生刚才在校园里，一定看到那个同学跌跤的情况，何不请沈先生去家里说情呢，他又是父亲生前的好友。”于是，沈德鸿返回学校，找到沈听蕉说明了情况。沈先生听罢，满口答应，当即带着德鸿来到沈家院子里。
祖母见先生来了，迎出堂屋，派人去喊儿媳下楼。陈爱珠心里是既后悔又生气，却不肯下楼，站在楼上临院的窗口说：“有劳沈先生了，先生有什么话就请说吧。”
沈听蕉见此情况，明白她心里有气，就站在当院里说道：“学校里的事我当时在场亲眼所见，是那个孩子不好。他要追德鸿，自己绊了跤，反倒诬告德鸿。孩子说了怕你不信，所以我来做证。”
陈爱珠听了，没有答话。沈听蕉又说：“大嫂乃读书识礼之人，岂不闻古人云：孝子事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乎？德鸿从家里跑出去也是对的。”
陈爱珠听了这话，默然片刻，说了一声“谢谢沈先生”，转身离开了窗口。
沈听蕉拍了拍德鸿的脑袋，向祖母拱手告辞。祖母连忙谢过先生，送出门外。
德鸿没听懂沈先生后来讲的那句话，老祖母也不懂。看见儿媳只说了声“谢谢”就转身而去，以为德鸿这顿戒尺还是免不了。她拉上德鸿到儿媳房中，让孙子跪在儿媳面前，请求宽恕。
陈爱珠正背窗而坐，德鸿跪在她膝前，哭着说：“妈妈，打吧。”陈爱珠顿时泪如雨下，哽咽着说了一句：“你父亲若在，也不用我……”就说不下去了，一手拉起德鸿。祖母见了，也在一旁抹泪。
晚上，见母亲心情完全平和了，沈德鸿才敢问母亲：“沈先生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陈爱珠解释说：“父母没有不爱子女的，管教他们是要他们学好，所以子女‘小杖则受’。父母盛怒之时用大杖责罚子女，如果子女不走，打伤了，岂不反而使父母痛心么？所以说‘大杖则走’。沈先生这是为你辩护，说你出走是为孝子事亲，只怕你小小年纪还未想到这一层上去呢。不过今天的事情是我操之过急了。”
沈德鸿听着似懂非懂，不过心中的委屈倒是没有了。
从这以后，陈爱珠再也没有打过德鸿。
这一年的冬天，沈德鸿从立志小学毕业，随即进入镇上新办的植材高等小学。
这所学校的前身是中西学堂，只学英文和国文两门课。改为高等小学后增设了代数、几何、物理、化学、音乐、图画、体操等课程。这才称得上是新式学校了。学校教英文和其他新式课程的老师，都是由校方从原中西学堂的高材生中选人，保送到上海乃至国外学习一两年后，回校任教。沈德鸿在这里初次接触、学习了现代自然科学的知识。曾留学日本的化学老师在实验室里所做的实验，让他大开眼界。陈爱珠之所以选中这所学校让儿子入读，也是看重这一点——丈夫的遗愿就是要儿子学成理工之才。
学校教国文的几个老师，却还是些“老古董”的冬烘先生。一个就是王彦臣，不办私塾了，但教的仍是老一套。还有一个教《孟子》的老秀才，竟然把《孟子》中“弃甲曳兵而走”一句中的“兵”，解释为“兵丁”。于是“丢弃盔甲，拖着兵器”的意思，就变成了“战败的士兵，扔掉盔甲，仓皇急走，好像一条人的绳子，被拖着走”。沈德鸿和同学们忍不住窃笑。沈德鸿站起来，向老秀才提出诘问：“朱注《孟子》说‘兵’是武器，先生讲错了。”老秀才脸顿时就红了，但硬不认错，直闹到校长面前。
校长也曾是沈永锡的朋友，一听就明白了，却又觉得不能让老秀才在学生面前丢脸，就打圆场说：“先生所讲，可能是根据一种古本的解释吧？”德鸿心里自是不服，可也不便再争。回去又问了母亲，母亲说：“朱子所注《孟子》说‘兵’为武器，没有错的。不过校长的意思是不要让先生难堪，你慢慢大了就会懂得待人处世之道。”沈德鸿觉得母亲说得有理，由是，对人情世故多了一分了解。
新课程里，沈德鸿最喜欢音乐课。音乐课本是沈心工编写的，其中有一首《黄河》，歌词这样写着：“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多少圣贤，生此河干。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安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
歌词大气磅礴，一共有四节，曲调雄浑悲壮，沈德鸿特别爱听爱唱，但是不完全懂得歌词的意义。音乐老师上课只教怎么演唱，不解释歌词，德鸿只有回家去问母亲。母亲给他详细讲解了歌词的意思，但也不知道乌梁海、乌拉山所指为何，只说大概是外国的地名。
由沈心工谱曲的这首《黄河》，是当时的一首校园歌曲，曾在各学校传唱一时。歌词是由杨度撰写的。杨度是后来民国初年组织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的所谓筹安六君子之一。不过他在这首《黄河》里所写下的那些大气磅礴的词句，颇能激发清末国势颓败之际，青年学子们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怀。沈德鸿每当听到《黄河》时，身心就沉浸在大河上下，长城内外，白草黄沙的旷远悲壮之中，升腾起一种民族自豪感和对于国运惴惴不安的忧患感。
小小年纪就萌生出忧国忧民意识的沈德鸿，把这种感触写在了他的作文里。在一篇题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论》的作文里，他痛责宋太祖赵匡胤不以国家安定、民族危亡为重，释解臣下的兵权，致使“边隘无大将，而辽人必入。州县无重兵，而天下瓦解”，贻误了当朝与后代，终至宋亡。国文老师在批语中称赞沈德鸿：“好笔力，好见地。读史有眼，立论有识，小子可造。其竭力用功，勉成大器。”
在另一篇《西人有黄祸之说试论其然否》的作文中，沈德鸿既写出了对于地大物博、人民智慧、历史悠久的祖国的自豪感，也表达了对于“列强环伺，气焰侵人，有鹰瞵虎视之心，染指朵颐之欲”的“危急存亡之秋”的忧心忡忡。一片拳拳的赤子情怀溢于言表。
与在立志小学一样，沈德鸿的作文总是名列前茅，深得国文老师的赏识。老师常常在他的作文后写下赞扬、鼓励的批语，如：“行文之势，尤蓬蓬勃勃，真如釜上之气”，“目光如炬，笔锐似剑，洋洋千言，宛若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等等。
一次，沈德鸿写了一篇题作《悲秋》的抒情散文，文章虽未脱模仿前人的痕迹，也不免骈体文的铺张摛藻，但其立意布局，写情状物，生发感慨，是同学们难以比肩的。国文老师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将成为一个了不得的文学家呢!好好用功吧。”沈德鸿听了老师鼓励的话，也萌生了“我能著作一种伟大的小说，成一名家，于愿足矣”的想法。不过，这想法他可是没有告诉母亲，母亲恐怕不会同意的。
进入植材小学的第二年，沈德鸿碰上童生会考。所谓童生会考还是沿袭了科举考试的概念。光绪末年废科举办学校时，普遍流传中学毕业算是秀才，高等学校毕业即为举人，京师大学堂毕业等于进士的说法，高等小学的学生则算是童生了。高等小学的会考就成了童生会考。
这次会考是由沈德鸿的表叔卢鉴泉主持的，出的题目是写一篇文章，《试论富国强兵之道》。这是当时社会上有志之士都在关心思考的问题。沈永锡在世时，与妻子也时常议论这类的问题。沈德鸿拿到题目立刻想起了父母亲在家中议论国家大事时说过的那些话，把它们凑在一起，加上些自己的议论，敷演成篇，最后以父亲生前常常说到的“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为结句。卢鉴泉在这句话下加了密圈，并写下批语道：“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
卢鉴泉特地把这份卷子拿给德鸿的祖父看，又当着德鸿祖母的面着实赞扬了德鸿一番。祖母唤来儿媳，把卷子给她看后才还给了卢鉴泉。
回到房中，陈爱珠笑着对德鸿说：“你这篇文章不过拾人牙慧，都是我同你父亲时常议论起的那些话题，卢表叔自然是不知道的。但是卢表叔给你个好批语还特地拿给祖父看，当面夸奖你，也是用心良苦啊!祖母和二姑妈常常说你该到我家的纸店去做学徒了，我坚决不同意。这情况料想卢表叔是知道的，但他不便直接出面反对，就采取了这么个办法。你卢表叔是个有心之人，去年祖母不许你四叔再进县立小学，卢表叔也特地到家里来，对你祖母说：‘这是袍料改成马褂了’。”
听了母亲这一番话，沈德鸿才知道为了让自己能继续读书，为了遵从父亲生前的遗愿，母亲在家里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卢表叔把自己在童生会考中的成绩拿来宣扬，也是为了帮助母亲减轻压力，帮助在天之灵的父亲实现遗愿。
沈德鸿又想起前年母亲大发雷霆要打自己，就是因为二姑母在一旁说了几句讥讽的话，想必母亲也是承受着这个压力，急火攻心。如今在植材上学，母亲让自己在学校入伙，二姑母背后不是常唠叨每月花四元钱膳宿费是浪费吗？这个家里祖母当家，二姑母做主，日常开销抠得很紧，每月只有初一、初八、十六、二十三这几天才能吃到肉，而且三个叔父、两个姑母、自己一家三口的一大家子人，只有几小碗菜、薄薄的几片肉，也就是尝尝滋味而已。母亲不惜每月交四元膳宿费，就为了使自己的营养好一点(因为寄宿生在学校与教师同桌吃饭，伙食比较好)。母亲花的是私房钱，任二姑母在背后说，却也无可奈何。
想到这些，沈德鸿深深地体味到母亲为抚育他们兄弟两个所尝受的艰辛，自己唯有在学业上加倍刻苦努力，才能报答母亲的殷殷之心。
四 革命换来“除名”通知
1909年夏，13岁的沈德鸿从植材高等小学毕业了。有人给陈爱珠出主意，让儿子去考杭州的一所初级师范学校，说是不收学费、食宿费，每年还发两套制服，但有一条规定，毕业后必须当教员。陈爱珠想了想，觉得不行。入师范虽不必花钱，但让儿子当教员有违丈夫的遗愿，他希望儿子念理工，学实业。陈爱珠决定让德鸿进中学。
中学只有府里有，也就是在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等地有。当然杭州的学校最好，但陈爱珠嫌杭州路途远，让德鸿一个人在那里读书不放心，就选了湖州中学。其实杭州、湖州距离乌镇的远近差不多，只是镇上有个亲戚正在湖州中学读书，论起来还是德鸿的表叔，陈爱珠觉得有人可以照顾儿子，比较放心。这也是作母亲的用心。湖州中学纪念牌
这是沈德鸿第一次离家远行，心里充满了好奇。湖州距乌镇有百里之遥，陈爱珠特别不放心，带着德济一直送到小火轮上，千叮咛万嘱咐：用心读书，注意身体，凡事谨言慎行。
在小火轮离开码头的瞬间，沈德鸿一边挥手向母亲告别，一边心头浮现出一丝不安。这毕竟是初次离开母亲羽翼的呵护，独自去体验新的学校生活了。“湖州中学会是什么样子呢？”
湖州中学就是湖州府立的中学堂，建于1902年，利用原来的爱山书院旧址，加建了洋式教室。这时担任校长的沈谱琴是清末举人，又是湖州颇有名望的士绅。他是同盟会的秘密会员，从不到校理事，但所聘请的教员大都是有学问之人。办学实际上是他为日后的革命活动所做的一种准备，当然，这是沈德鸿后来才知道的。
到了湖州中学，沈德鸿原想插班考入三年级，但他把算术题全答错了，只能插入二年级。从此，湖州中学的生活给沈德鸿大大开阔了眼界，知道了许多原来不曾听说过的事情。
国文课的杨笏斋先生给学生讲授的是《古诗十九首》。左太冲的咏史诗和白居易的新乐府，比沈德鸿在植材学校所读的《易经》有趣味得多。杨先生特别推崇《庄子》，以为是最好的古文，就从《庄子》中选出若干篇作为教材，讲授庄子文章的精妙。沈德鸿这才第一次听说先秦时代有那么多的“子”，而在植材学校时，他只知道有《孟子》。
地理在沈德鸿头脑里一直是门枯燥无味的课程，但湖州中学的地理老师却能把枯燥的山山水水和丰富的历史人文知识——古战场、古代名人结合起来，形象地在课堂上讲给学生们听。沈德鸿听得津津有味。
学校的体育课也别有特色。除了“走天桥”、“翻铁杆”，还有用真枪训练的枪操。这些枪都是有真子弹的，平日就放在体操器械储藏室里。沈德鸿人还没有真枪高，枪上刺刀后，更显得人矮小了。枪一上肩，沈德鸿就站不稳了。老师喊开步走，他挪上一步，枪便滑落下来，于是成了“曳兵而走”。此后，老师免了他的枪操课。踢足球，沈德鸿也不行。用尽全身的力气，也只能将足球踢上七八米远。所以，同学们在球场上热火朝天地比赛，他就坐在旁边当观众。
湖州中学每个学期都安排一次远足。第一次是去30里外的道场山，去时沈德鸿走不了多远就得歇一歇，腿上像灌了铅，还需同学在一旁扶着走，归途居然也就自己走回来了。
湖州中学的这种体操课和“远足”训练，也就是一种变相的军事操练。在两年以后爆发的辛亥革命中，校长沈谱琴率领着学生军，正是用学校的真枪实弹，光复了湖州、嘉兴两城。
沈德鸿在湖州中学的校园中，不知不觉地感受着一种时代气息的熏染。入学的第二年秋季，学校组织学生去南京参观中国最早举办的博览会——南洋劝业会。沈德鸿高兴极了，马上报了名，并且给母亲发出一封信征求同意。信上说：“……去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需交费十元，我身边尚有十来元，是母亲所给下半年的零用钱，如母亲不同意我去参观‘劝业会’，就用这零用钱抵账吧。”
他没想到，出发的前夕，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信和十块大洋。母亲在信上叮嘱道：“你在南京看到喜欢的书，或其他东西，只要手头的钱够，可以买下，日后我再寄钱。”
为让德鸿广见博识，陈爱珠是不在乎花钱的。钱不论多少，要用对地方。
举办“南洋劝业会”的创意，是因为南洋各地有许多拥有大资产的爱国华侨，他们想为祖国发展工业尽其所能，于是办一个“劝业会”来招揽他们投资办厂，传授工业管理和技术的经验。当时由两江总督端方、江苏巡抚陈启泰奏请获准，官商合办的。“劝业会”场地修建用了两年时间，展览会设有教育、工艺、武备、农业、器械、卫生等诸馆，以及一些省设的馆，共有数十个之多。
沈德鸿他们用了三天时间仔细地观看了各个馆。他对馆内展出的丰富多彩的实物大为赞叹，第一次感性地知道了祖国是那样地大物博，有着发展工业的无限前途。由此，他进一步领悟到父亲、母亲希望他学实业的苦心孤诣。
从南京返回湖州后不几天，从不到校亲自视事的校长沈谱琴来到学校，集合全校师生，宣布了一个决定：聘请曾在多国出任外交官，通晓世界大事，学贯中西的钱念劬先生代理校长一个月，提出学校应兴应革的方略。这是沈谱琴力图进一步改革教育之举。
钱念劬曾随政府代表团出使欧洲，先后在驻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使馆任职，受到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代理校长后，他将这样的理念体现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钱老先生安排了一些具有新思想的人作代课老师，取代那些因不满他的批评而罢教的旧派教师。代课老师中就有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钱玄同，当时他单名一个夏字。
钱老先生亲自执掌教鞭，教学生们作文。沈德鸿以前上过的作文课都是由先生出题、讲题，学生作，钱先生却不出题目，让学生自己命题，立意，只管去写自己喜欢做的事、想做的事，或是喜欢做怎样的人。一下子，做惯了先生命题的史论或游记的学生们，都茫然无措，不知从何处下笔。
沈德鸿也有同感。随自己意去写，看似容易，反而像老虎吃天，无处下爪，急切之中想起杨老师讲过的《庄子》中的寓言，决定模仿着写一篇寓言，遂写下一篇《志在鸿鹄》，借鸿鹄自诉抱负，因为自己名字中也有个“鸿”字。第二天作文发下来，钱老先生不但给沈德鸿的作文加了许多圈、点(先生认为好的句子加点，更好的加圈)，而且批下一句话：“是将来能为文者。”老先生果然有眼力。
钱老先生那时借住在湖州陆家花园，这里曾是江南著名藏书家陆心源的花园。钱老先生邀请全校同学去游玩，而且亲自引导大家游园，还找出许多欧洲国家的风景画册给学生们观赏。这让沈德鸿大开眼界，也从这种新派的师生关系中呼吸到民主、平等的空气。
给沈德鸿他们代国文课的钱夏，在课堂上教授史可法的《答清摄政王书》、《太平天国檄文》、黄遵宪的《台湾行》、梁启超的《横渡太平洋长歌》等文章，向学生们灌输“扫除虏秽，再造河山”的爱国主义思想，让沈德鸿他们觉得耳目一新。湖州飞鹰塔
一个月后，钱老先生和代课的老师们走了，但他们带来的新理念已经在湖州中学的师生中产生了影响。沈德鸿和同学们要求重新回校上课的杨先生讲些新鲜的内容，他还问杨先生：“讲些和时事有关的文章，不知有没有？”
杨笏斋历来主张“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写信拟六朝人的小札”，当然讲不了和时事有关的文章。但他也改变了所坚持的“书不读秦汉以下”的说法，从复社首领张溥编选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选讲可以古为今用的文章。他还学起钱念劬批作文卷子时不改学生的文章，只圈点好坏的方法。
杨先生以骈体为文章正宗，所以也教沈德鸿他们学作骈体文。沈德鸿写过一篇叫作《说梦》的作文，有情节，有人物，有对话，富于想象力，已显露出文学的潜能。杨先生给他的批语是：“构思新颖，文字不俗。”
这一年的寒假过后，学校里发生了一件让沈德鸿很气恼的事情，让他决心转学。学校一年级有个年纪在20多岁的学生，身材高大，力气也大，但嗓音尖尖，像个女人，盛夏之际也不脱衣服，同学们说他是个两性人。这个学生偏又喜欢与年龄比他小的同学玩耍，沈德鸿即是其中之一，这就引来一些调皮的同学总盯着沈德鸿说些低级下流的话。沈德鸿又气又恼，课也听不好，但又没办法，所以想离开这个环境。
转学的想法其实早在寒假时就有了。那时沈德鸿的叔叔沈凯崧回家度假，说起他就读的嘉兴中学的好处：教师与学生平等相处，宛如朋友，英文教师都是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德鸿听了就很动心，比较湖州中学的英文教师连音都读不准，舍监专横无比，他就有了转学的念头，只是没有对母亲提起。这次加上校园里不愉快的生活，他坚定了转学的想法。
读完三年级的暑假，沈德鸿回到家中告诉了母亲决定转学嘉兴中学的想法。陈爱珠得知原委后，特意请来沈凯崧，询问嘉兴中学的情况。当她听到沈凯崧说，嘉兴中学的数学教师学问好，教法也好，当即便同意了儿子转学的决定。她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丈夫希望儿子学理工科的嘱托。
暑假过后，沈德鸿随凯崧叔走进了嘉兴中学。转学很容易，他把在湖州中学的成绩单拿给学监看，学监点头同意就行了。
嘉兴处于杭嘉平原的腹地，物产丰饶，风光秀丽。城南有著名的南湖，又名鸳鸯湖，可与杭州西湖媲美。湖中小岛上有建于五代的烟雨楼，飞檐斗拱，古木参天，是江南的名胜古迹。乾隆下江南时，路过此地，总要登楼览胜，留下一块题有“六龙曾驻”的匾额和题诗的御碑。
嘉兴中学校址在嘉兴城里小西门内，分南北两院，南院是原鸳鸯书院旧址，北院为旧秀水县署旧址。来校之前，沈凯崧就告诉德鸿，嘉兴中学的革命党多，校长方青箱和大部分教员都是革命党人。学生有很多人剪了辫子，沈凯崧自已也把辫子剪了。他说的“革命党”就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一进校，沈德鸿果然看到许多光头。校长方青箱倒是拖着一条辫子，同学说那是假辫子，因为他常要去官府打交道，不得不装上一条假辫子。几位国文老师朱希祖、马裕藻、朱蓬仙也是革命党人，但他们课上并不公开讲授反清的内容，反而教的是些古书。朱希祖是后来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他教的《周官考工记》和《阮元车制考》，专门到了冷僻的程度。马裕藻讲授《春秋左氏传》，只涉及春秋时期的历史。朱蓬仙教的修身课是自编讲义，最爱用《颜氏家训》作集句，似乎寓有什么深意。总之，这些革命党人教师，给沈德鸿的感觉是真人不露相。教几何、代数、物理、化学的老师更不用说了。只有剃了个和尚头的体育老师，因后脑有块隆起，被代数老师当众称作“反骨”，所以不怕露相。中秋节那天，他与沈德鸿等学生们一起饮酒赏月，喝得痛快，谈得也痛快，他当着学生们的面，拍拍自己的反骨道：“快了!快了!”说罢仰天大笑。嘉兴中学校门
时局确实正在山雨欲来之际。嘉兴中学的老师们不时到住在城里的老革命党人范古农府上，以听讲佛经为名，会见外地来的革命党人，互通消息，讨论起义的方案。
中秋之后不久，终于传来武昌起义的消息，全校立刻轰动起来。辛亥革命的浪潮迅速席卷浙江各地，学校老师中的许多革命党人都投身到光复杭州、嘉兴等地的战斗之中，学生们也自动组织起来每天去火车站买当天上海的报纸，将报道革命的消息张贴在校内的墙上。沈德鸿和他的同学们都“无条件地拥护革命，毫无犹豫地相信革命一定会马上成功”。
但是不久，学校的空气紧张起来，因为一时的社会秩序混乱，学校领不到经费，不得不提前放假。放假的当天，传来杭州光复的消息，参加战斗的革命党人中就有沈德鸿的数学老师。沈德鸿是怀着兴奋与激动的心情回到乌镇的，走进家门时他喊出的第一句话是：杭州光复了!
乌镇也被革命浪潮波及到，驻守在镇上的旗人已经悄悄溜走，年轻人结伴到庙里向和尚发难，攀上供桌在菩萨像上涂抹粉笔。
很快学校又通知开学了。回到学校的沈德鸿发现，校长方青箱担任了嘉兴军政分司，几个是革命党人的老师也都另有高就，学校新来了一位学监。这位学监借整顿校风，限制学生的自由。这让沈德鸿他们气愤无比：革命虽已成功，他们却失去了以前都曾有的自由。于是，他们就有意给学监捣乱，学监则利用手中的权利以给学生记过威慑学生，沈德鸿也被记了过。
学生们当然不服，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沈德鸿找了一只死老鼠装在信封里，在封套上题写了《庄子》中“鸱得腐鼠”的寓言，放在学监的办公桌上，借《庄子》寓言讥讽学监，发泄心中的不平。大考完了以后，沈德鸿、沈凯崧和一帮同学去游南湖，在烟雨楼以酒浇愤，然后借着酒力一同找到学监质问他：“凭什么记我们的过？”
寒假回家时的沈德鸿，心情已经与两个月前大不相同。兴奋、激动是早已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失望与愤愤不平。让他更没想到的是，回到家中半个月后，收到学校寄来的一纸通知——给他以“除名”的处分。
通知是陈爱珠先看到的，当然十分生气，立即叫来德鸿，把通知甩给他，厉声问道：“你在学校干了什么坏事，竟得个除名的处分？”“没干什么。”
沈德鸿只是连声否认，没有提反抗学监的事，母亲自然不信，马上派人请来沈凯崧。
沈凯崧进屋，不等陈爱珠开口，便掏出一纸相同的通知给她看，原来他也“荣获”除名的处分。沈凯崧接着把他们在学校里经历的事情原原本本讲述了一遍。
陈爱珠听罢，气立刻就消了，说道：“既然是反对学监的专制作风，方式虽有些不当，却不为过错。这样的学校不上也罢，只是今后你们到何处去读书呢？”
德鸿和凯崧都还没来得及考虑此事，所以一时无话可答，但湖州中学德鸿是坚决不去的。“可也是，这事得仔细想想。”陈爱珠接着说道：“去何处读书，一时倒不忙，正在假期里，只是将来在年份上不能吃亏，德鸿你得考上四年级下学期的插班生。”
一场沈德鸿“毫无犹豫”地相信会“马上成功”的革命风暴，转瞬之间烟消云散。他在风暴之后抓在手里的，只有那一纸“除名”的通知单和深深的失望。
五 少年不欲作“陋儒”
杭州西湖在假期期间，沈德鸿和母亲反复考虑，也没能确定投考哪所学校，最后沈德鸿决定去杭州闯一闯，虽然没有一定的目标，但杭州有两三个中学可以选择。母亲不放心德鸿一人出远门，家里纸店的经理说，杭州一家多年往来的纸行有熟人可以关照，母亲这才同意。
沈德鸿到杭州以后，顺利地考上私立安定中学，插班进四年级。这所中学的校长是杭州城里一个大商人，他想洗刷被世人讥笑的铜臭气，兴办了这所中学，并且重金聘请来杭州最好的教员。沈德鸿的国文教师，历史、地理老师都是满腹经纶的学者，物理、化学老师则是留日学生。
国文老师张献之诗词功底特别好，人称“钱塘才子”。他是秀才出身，但兼通新学，还精通日语，曾翻译有《十九世纪外交史》等书。张献之在课上专教沈德鸿他们填词作诗，从练作对子的基本功开始训练，他出上联，让学生对下联，然后当堂改评。他把杭州风景名胜之地的名联拿来作教材，评点长短优劣，引导学生鉴赏品味。沈德鸿从张老师的讲授中打下了很扎实的旧体诗词基础，也学习了不少鉴赏、批评的知识。这对于他日后从事文学批评大有裨益。
另一位杨老师，从一开课就让沈德鸿感到惊异，很快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杨老师讲授中国文学发展变迁的历史。他从诗经、楚辞、汉赋开始，经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杂剧、明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明传奇，直至桐城派古文和晚清的江西诗派，把一条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勾划得清清楚楚。这让沈德鸿一下把此前学过的古典文学作品和文史知识融会贯通起来，初步打开了他的文学史视野，形成了文学史的观念。杨老师讲课的方法也特别，在黑板上只写人名、书名，每日讲一段，让学生做笔记，他给改正，记得不全的，还给补上。沈德鸿开始做笔记，无论如何赶不上杨老师的口授，后来采取强记的办法，只记黑板上的人名、书名，课后靠记忆默写下老师讲课的内容，居然也就能记下十之八九。这大大增强了他记忆的能力。
1913年夏季，沈德鸿从安定中学毕业了，他面临选择方向的问题。升学或者就业的选择，仍然有来自家庭内部不同意见的压力。
陈爱珠心里其实早有一个安排好的计划。她母亲当年给她的1500元钱一直存在钱庄上，到此时连本带息已有7000元之数。她把这笔钱一分为二，作为两个儿子读书所用的专款。3500元钱还够沈德鸿再读三年书。陈爱珠认为，既然当初让德鸿读中学而不选师范，就是为进大学的，现在中学毕业，当然要考大学。有陈爱珠认定的决心，又有她谋划好的财力支持，家中的长辈也就无话可说了，反正用不到家族里一文钱。
陈爱珠自己订有上海的《申报》，上面广告栏中登有上海、南京的大学和北京大学在上海招预科生的广告。陈爱珠权衡再三：3500元仅够三年的学费，卢鉴泉此时正在北京的财政部工作，因了这两点她决定让德鸿报考北京大学预科。这样经济上可以供得起，又有人可以关照只身在外的儿子。
陈爱珠总是事前把一切考虑得周到妥贴，但她却有一点没想到，而这一点恰恰决定了沈德鸿今后的人生道路。
沈德鸿在7月下旬到了上海，到了报考时才得知北大预科是分一、二两类的。一类预科将来进本科的文、法、商三科，二类预科将来进本科的理工类学科。报一类预科主要考国文与英文，二类预科则必考数学，沈德鸿的数学一直是弱项，他自知不行。这时再询问母亲的意见显然已经不可能了，况且他自幼的秉性是喜文史而远数理，这同父亲很不相同，而且心中已经有一个要做文学家的梦想。所以沈德鸿平生第一次按照自己个人的意志做出了重大的选择：报考一类预科。虽然这意味着违背父亲要自己学理工搞实业的遗愿，意味着没有事先征得母亲的同意就确定了今后所要走的路。但人生价值的体现，“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鸿图大志，应该是有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去追求和实现的。
当然，沈德鸿做出这样的选择也并非单纯出自个人的意志，这种个人意志实事上包含在一个时代趋势的走向中。
实业救国的确是清末面对日益衰败的国运，许多爱国志士认定的一个强国富民的选择，它代表了一个时期的历史动向。但是从变法维新到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现实，使许多志士仁人渐渐认识到，单靠兴实业是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的。政治革命、普遍的社会革命，才能使旧秩序统治下的中国走向新生，而这需要国民的思想启蒙。因此，许多原来抱有实业救国思想的先进的知识分子转而投身于从事思想启蒙的工作。这正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考取北京大学预科的沈德鸿
北大一类预科的考试，对于国文和英文知识的功底都很扎实的沈德鸿来说，应付裕如。考完之后，他还有兴致游览了上海的城隍庙，然后返回乌镇等消息。
陈爱珠知道儿子自己选择了文科，倒也并不十分意外。儿子自幼的秉性和兴趣所在，她当然了如指掌。虽说丈夫有所嘱托，但也不能因此束缚了儿子一生的发展，今后的路得他自己去走。能把德鸿送进大学，造就成才，也算是了却了丈夫的遗愿。况且还有小儿德济呢，德济的数理成绩一直是很好的，这方面大概受之于丈夫的多些。
此后，沈德鸿每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看《申报》的广告栏，新生的录取名榜将登在那里。这样悬着心大概有一个月，录取名榜终于登出来了，反复看了几遍，没有“沈德鸿”三字，但有一名“沈德鸣”。母亲猜测是因为“鸿”、“鸣”二字字形相似，故而报社搞错了，但一家人的心里毕竟不踏实。幸而几天之后，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
8月中旬，沈德鸿再到上海，从这里乘船北上天津，然后转乘火车到达北京。
在北京大学预科，沈德鸿开始了一个与以往大不相同的生活。北方的天空比时常阴雨的故乡似乎显得更高更远，北京大学里自由、开放和追求真理的空气，比中学里那种循规守矩的沉闷氛围更开阔人的思想。
预科的学生宿舍分为两处，一处在北河沿的译学馆，一处在沙滩，沈德鸿住在译学馆。这是一幢两层洋楼，每个房间设十几个床位，每个人都用蚊帐和书架为自己围成一个独立的小天地。蔡元培那时还未到北大，校长是留学美国的胡仁源。教授们则是中西皆有，洋人为多，思想观念各不相同，可谓古今通用，新旧兼容的状态。
教历史课的陈汉章给沈德鸿留下深刻的印象。陈汉章是清末经学大师俞曲园的弟子、章太炎的同学，在北大还未更名京师大学堂时就被聘为教授。但他因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可钦赐翰林，宁愿做学生，由此出了名。辛亥革命推倒皇帝，打破了他的希望。陈汉章自编讲义教授中国历史，把西学中的声、光、化、电诸科，考证为中国先秦诸子的书中早已有之。他以《列子》上的飞车谓为欧洲的飞机，自豪地宣称：那时的欧洲还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呢!沈德鸿觉得这未免太牵强附会，下课时便议论了一句：“这不过是发思古之幽情，扬大汉之天声而已。”陈汉章听见了，把沈德鸿找到家中谈话。他说之所以这样讲，意在打破时下全国普遍存在的崇拜西洋，妄自菲薄历史的颓风。他还特别告诉沈德鸿，校长胡仁源即是这样的人物。这一番解释，让沈德鸿深深感受到老先生那股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的激情，他不由得肃然起敬。
教国文的沈尹默、沈兼士、朱希祖、马幼渔几位先生都是浙江人，年轻而思想进步，人称北大文科由浙江人取代桐城派而兴盛。沈尹默是湖州人，后来与陈独秀、钱玄同一起创办《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先驱人物。他教国文，不用讲义，只指示学生研究学术的门径，博览图书靠学生自己。沈德鸿由此掌握了钻研学问的基础。譬如关于先秦诸子，沈尹默只教沈德鸿他们读庄子的《天下》、荀子的《非十二子》、韩非子的《显学》三篇，启发他们从中了解先秦诸子各家学说的概况及其互相攻讦之大要。这既指导了学生怎样读书，又培养了他们思维的方法和思辩的能力。沈尹默还为沈德鸿他们讲授如何辩析古文的真伪，引导他们系统学习中国古典文论……这些学习，使沈德鸿从安定中学杨先生那里获得的文学史的视野和知识更加开阔，更加系统，更加丰厚。北大一院正门
北大的教授中外籍人多，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沈德鸿在这里受到西方文学的洗礼。中学时代的英文课主要是学习语言，北大的英文课则是直接学习文学作品。司各特的《艾凡赫》、笛福的《鲁宾逊飘流记》都由专任的教师讲解。沈德鸿最喜欢一位年轻的美籍教师讲授的莎士比亚戏曲。这位教师不但讲《麦克白斯》、《威尼斯商人》、《哈姆莱特》等作品，还教学生用英文写论文。沈德鸿的英文水平也因此大为提高。此外，德鸿还第一次学习了《世界通史》，选修了法文。
母亲不时会有信来，她当然放心不下一直在自己呵护下长大的儿子。但路途太遥远了，所以她嘱咐德鸿寒假不必回家，可以去卢表叔那里。
平时的周日，沈德鸿总是到卢公馆度过，卢鉴泉得知德鸿寒假准备留在学校，便邀他到家中去住。沈德鸿婉言辞谢了，因为同宿舍的江浙两地同学大都不回家。他只向卢表叔借来二十四史读，卢表叔一直很器重他，曾告诉他二十四史是中国的百科全书。这样几个寒假下来，沈德鸿不但浏览过一遍二十四史，而且精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四史，收获很大。
在北大预科的生活是平凡的，每日的读书学习又是繁忙的，沈德鸿觉得日子一天天过得飞快，三年的预科学习即将结束了。
但是在这几年中，中国社会进入一种更加动荡、混乱的状态，仿佛黎明前的暗夜，更显得黑沉沉的。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做起当皇帝的梦，上演了复辟封建专制皇权的闹剧，卖国求荣的“二十一条”更促使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北大红楼
一心埋头读书的沈德鸿，并非没有感受到这种时局维艰的现实，所以他才对这三年的预科生活有了如此感受：“我还是我，除了多吃些北方的沙土，并没有新得些什么，于是我也就厌倦了学校生活了。”这似乎与那段“几乎将我拖进了几千年的古坟里去”的中学生活相比，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其实并非如此。这些变化积聚在沈德鸿的身上，既有学识上的积累，也有体认现实、思考人生的积累，他不再是中学时那个“恂恂小丈夫”，只知“革命”二字，连最起码的革命史常识都没有的懵懂少年。这种积累起来的变化，已经为他走进社会，真正开始人生行旅，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沈德鸿在北大预科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大半个中国掀起了讨袁护法的“二次革命”，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就在沈德鸿准备最后一次大考时，袁世凯死了。7月份，结束了北大生活的沈德鸿踏上了南下返乡的旅途。
与此同时，母亲陈爱珠已经在为儿子的前程运思谋划了。她只能为德鸿的读书生涯划上一个句号，如果德鸿还想继续求学，就得靠他自己奋斗。但是她相信德鸿已经具备了自立就业的能力，她所要做的，就是帮助儿子选择安排一个她认为理想的职业。
六 从水乡踏进大上海
1916年8月初，沈德鸿只身一人从水乡小镇踏进大上海。年届弱冠，他也像社会上文人之间通行的以字相称一样，以雁冰名世。沈雁冰不再是家里人总称呼的那个德鸿小儿了，他真正迈出了踏上人生大舞台的第一步。
上海滩上的人，无论干什么的，大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其他地方来的人看作乡下人，以显示他们城里人的优越感，这会让初来乍到者很反感。不过上海作为那时东方最大的都市，的确有许多可以自傲之处，譬如，那个执近代中国出版业之牛耳的商务印书馆。8月初的一天早上，沈雁冰这个水乡小镇的青年，怀揣着一封推荐信，颇为自信地走进位于河南路上的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旧上海街景
在发行所营业部里，沈雁冰向一个营业员打问总经理办公室在哪里。那个营业员正忙着售书，头也没抬，只把嘴往上一努道：“三楼。”循着营业部后面一个楼梯，沈雁冰刚要迈步往上走，就被人拦住问他干什么。他答说要见张总经理，那个拦住他的人用十分轻蔑的眼光把这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冷冷地说道：“你在那边等着吧。”“不能等，我有孙伯恒的介绍信。”沈雁冰很看不惯这个人的作派，也冷冷地回了他一句。
一听到“孙伯恒”三个字，那人立刻转成一副笑脸，很客气地问：“是北京分馆的孙经理吗？”沈雁冰也不答话，从怀里掏出印着“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红字的大信封在那人眼前一晃。那个人变得更谦恭了，颔首示意说：“请，三楼另外有人招呼。”沈雁冰昂首挺胸，稳步向三楼慢慢走去。
三层楼梯不算高，但走上商务印书馆的三层楼梯，意味着沈雁冰从此踏上了一条毕生从事文学、文化事业的漫漫路程。当然，沈雁冰此时没有想到那么远，为他写推荐介绍信的孙伯恒，也没有料到他把一个很快将要在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青年送进了商务印书馆。
其实，沈雁冰走进商务印书馆的大门，缘出于一个偶然的机遇。他既不认识为他写介绍信的孙伯恒，更无缘认识他将去面见的商务总经理张元济，甚至不过就是一年多以前，还在北京的时候，表弟与他说起孙伯恒同他的表叔卢鉴泉的关系，他想都没想过自己会与孙伯恒，与商务印书馆发生关系。商务印书馆
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下一步的人生之旅将如何迈步，青年沈雁冰还显得有些茫然无措，这个需要做出的抉择似乎来得早了些。尽管他在知识、文化准备上已经具有了扎实的根底，也许因为此前他人生的每一步，都有母亲在那里操心、扶助，所以在北京大学读预科的三年中，对于这个问题他还没来得及考虑。
继续读书是不可能的了，家中已经没有财力供他上学，只有就业。但选择一个什么职业才能投己所好，而且可以有所作为呢？父亲当初的希望，是让自己学习理工，以一技之长安身立命，以发展实业富国强民。自己没有学理工科而选择了文科，这是自幼的习性、偏爱、所学决定的，所以在赴上海应考北京大学预科时，没有遵从父亲遗嘱报考将来进理工科学习的第二类，却考进了将来是要进文、法、商三科的第一类。这虽然违背了父命，但却是从自己个人自由意志做出的选择，父亲反复叮嘱的“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一点，自己是片刻也没有忘记的。
事实上，学习理工与“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也并不一定就有必然的逻辑上的因果关系。父亲的遗训中包含了对于个人与社会、家与国之间亦进亦退，进退自如的考虑。学有一技之长，进可以“以天下为己任”，退可以国内外随处“谋生”。所以，只要心存着“大丈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与抱负，学文史仍然可以有所作为。况且“以天下为己任”这种信念本身，就包含着强烈的道义感、社会责任感和浓重的政治意识，它正可以为学文者引领着去大展身手。关键问题只在于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去肩担天下。
以沈雁冰的父亲与表叔卢鉴泉的关系，和卢表叔一向对他的器重，若托表叔在银行界谋个职位，捧上金饭碗，应该是易如反掌的事。雁冰的二叔和乌镇老家几个亲戚的孩子，都是由卢鉴泉推荐，进入银行界做事的。但是沈雁冰对此毫不感兴趣。回家乡去当个教师呢？又觉得那里生活的空间过于狭小，眼界过于局促，难以伸腿展臂地实现心中的志向……
沈雁冰就是带着这样的茫然，踏上从北京返回家乡的旅程的。他不知道，就在此时，母亲已经在为他的就业之事运筹帷幄了。
陈爱珠先请公公沈恩培给卢鉴泉写了一封信，托咐他给孙子德鸿找个职业。随即，她自己也给卢鉴泉寄去一封亲笔信，特别嘱托他不要为德鸿在官场和银行里谋事。因为她知道，在财政部里任公债司司长的卢鉴泉，如果给自己的表侄儿找职业，在银行里谋个事是最方便不过的，在政府的哪个衙门里谋份差，也非难事。在关乎儿子前途的选择上，陈爱珠在丈夫生前就与他不谋而合，不愿让儿子走“学而优则仕”那条中国历代文人一直走下来的老路，不想让儿子一生跌入变幻莫测的宦海沉浮。沈永锡一生都对八股举业不以为然，临终前极力要求儿子学习理工，实际上就包含着这层意思。陈爱珠深明这一点。至于在银行里与金钱打交道，这原本就与以岐黄传世的陈家格格不入。
等沈雁冰从北京回到乌镇家中，母亲立即把请卢表叔帮助找职业的事告诉了他，这时是7月底。母亲让他做好在家闲居半年的准备，可以读些书，因为在官场和银行之外，卢表叔不一定能为他很快找到合适的工作。
然而，母子两个都没有料到，刚进8月初，他们就收到卢鉴泉的回信，信中附有孙伯恒写给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推荐信，并嘱表侄儿赶快去上海见这位张总经理。于是有了前边那一幕。
卢鉴泉能很快为沈雁冰联系到去商务印书馆的机会，不是因为他与商务北京分馆的经理孙伯恒有什么私交。当时孙伯恒正想方设法巴结任公债司司长的卢鉴泉，希望能够以商务北京分馆拥有的京华印书局承印政府不断发行的大量公债券。卢鉴泉则正为如何办妥沈老太爷的嘱托而又能满足表嫂的愿望想办法。他觉得商务印书馆对于表侄儿是个理想去处，因此一经向孙伯恒提出，两个人一拍即合。孙伯恒立即亲笔为沈雁冰写了一封给总经理张元济的推荐信。
对于商务印书馆，沈雁冰并不陌生，这是当时中国最具实力的新式出版印刷企业。他所要面见的总经理张元济，卢表叔特别在信中提到，此人前清翰林出身，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之一。
沈雁冰想着这位翰林出身的总经理将会是怎样威严的时候，已经上到三楼。门口设一长方桌，又有一人守在那里，见了沈雁冰就说：“先登记。姓名？”沈雁冰说出自己的名姓，“沈”、“德”二字那人即刻写下，“鸿”字却不知是哪个字，便问：茅盾晚年为商务印书馆成立80周年所作的词“三点水共字的洪吧？”
沈雁冰回答道：“不是。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鸿。”
那个人直摇头，表示不知所云。“是翩若惊鸿的鸿。”沈雁冰又说。
那人只是睁大了眼，盯着他看。旁边有等候传见的人提示说：“是江鸟鸿。”
管登记的人才恍然大悟，埋怨道：“说江鸟鸿人人都懂的，你偏不说。办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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