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忱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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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画传试读：
前言
提到黎元洪，人们的脑海里自然会浮现出一个身材肥硕、胆小怕事的“床下都督”的懦弱印象。黎元洪的形象阴差阳错地被定格在这一瞬间。那么，黎元洪真的曾经因为惧怕革命党而躲在床下吗？经过对大量史料的考证，发现这仅仅是小说家的杜撰，而非历史的真实。
那么，真实的黎元洪是什么样子呢？他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吗？革命党在武昌起义时为什么会推举他当首义大都督？如果没有黎元洪，武昌起义会成功吗？黎元洪和黄兴的关系如何？他是如何与袁世凯沟通议和的？他为什么要杀掉首义元勋张振武？他为什么会主动裁兵放弃军权？他是在袁世凯的逼迫下进京的吗？他和袁世凯是亲家吗？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为什么力挺黎元洪做总统？段祺瑞帮助黎元洪当上大总统，为什么后来俩人形同陌路？黎元洪为什么会相信张勋？张勋复辟时，黎元洪的真实想法是什么？黎元洪东厂胡同宅院内的凶杀案是怎么回事？黎元洪与冯国璋的关系如何？黎元洪为什么会两次荣任大总统？又因何下台？黎元洪的最后岁月是如何度过的？
对于这些疑问，笔者在本书中将一一予以解答。
另外，本书既然名为画传，图片自然是重头戏。这些图片有的来源于书刊、杂志、报纸，有的来源于各馆藏、私人收藏、海外收藏。按时间分类，可以涵盖黎元洪从青年到老年的岁月；按事件分类，可以包括黎元洪从武昌起义到荣享国葬的跌宕人生；按职务分类，可以纵览黎元洪从青年军官到民国总统的历史剪影。本书中部分图片为首次发现，如黎元洪在日本神户中华会馆与当地华侨的合影、黎元洪1924年5月11日从日本返国的照片等。此外，笔者还搜集了一些关于黎元洪的特色图片，如明信片上的黎元洪、烟标上的黎元洪、钞票上的黎元洪等。图片之中有历史，历史陈述佐以图片，使得历史更加生动饱满。
由于种种难以解说的原因，自辛亥革命以还，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往往被人们误读。笔者经过通盘研究和缜密考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挖掘新史料，提出新观点，既不溢美，亦不掩恶，意图通过本书，为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有着自己的坚持和主张的黎元洪。徐忱2013年9月22日一 尚武少年
1864年10月19日，即清同治三年九月十九日辰时（7点—9点），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哭声，一个肥头大耳的男婴降生在退伍军官黎朝相的家里。接生婆小心翼翼地把孩子交到母亲陈氏怀里，说了声：“菩萨保佑。”说来也巧，冥冥之中仿佛预示着什么，阴历九月十九日恰是观世音菩萨涅槃之日。这个男婴正是后来被称为“黎菩萨”的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
有人认为黎元洪的生日和观音菩萨的生日是一天，其实不然。就目前资料所见，最早持此说法的是黎元洪长子黎绍基。他在1925年出版的《黎元洪的一生》里这样描述：“我父亲排行第二，他出生于1864年10月19日，也就是农历的九月十九日。这一天正是观音菩萨的生日。”其后很多人以讹传讹，不断重复此错误说法。
那么，农历九月十九日究竟是什么日子呢？我们来看宗教学家任继愈的回答。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是这样解释“观世音”节日的：“据称其生日是夏历二月十九日，成道日是夏历六月十九日，涅槃日是夏历九月十九日。”夏历，出自中国最早的天文历法文献《夏小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农历。夏历是阴阳历的一种，上面所说的都是阴历日期。涅槃是梵文，中译为圆寂，指僧尼去世。所以黎元洪的阴历生日正好是观世音菩萨涅槃纪念日，而不是菩萨的生日。不过，有意思的是，几十年后人称“黎菩萨”的黎元洪信仰的却是基督教。
黎元洪原名秉经，字宋卿，祖籍江西豫章。黎元洪的出生地位于湖北省黄陂县“木兰乡东厂畈沙地岗”，所以，人称“黎黄陂”。1912年，黎元洪当选副总统后，曾衣锦还乡，并在黄陂捐资修建宗祠和祖茔。
黄陂县今为湖北大悟县。1933年国民政府划河南罗山、湖北黄陂、黄安（今红安）、孝感四县边陲地带，建置礼山县，其中把原本属黄陂的黎家老宅所在地划归新设置的礼山县管辖。1952年礼山县改称大悟县。所以，黎元洪虽然是黄陂人，但今天也可以称他为大悟人。
黎元洪的父亲黎朝相，约生于1833年。他两入清军，两任游击，颇有些军事头脑。黎父第一次参军在汉阳，全家也从黄陂迁居到汉阳。太平天国军被清政府镇压后，黎父退伍。他用遣散费建了一处房产，打算一半自住，一半出租贴补家用。孰料租客因反叛被捕，黎父也因窝藏被拘留。后来黎父虽然被释放，但房产却充公，一家人的生活跌入谷底。据黎绍基回忆：“我祖父一家当时竟无家可归，而且也无力再盖新房子了。经过一番考虑，只好回归老家黄陂……在老家住了不久又迁回汉阳。全家住在我曾祖母的一个兄弟的房子里，一共住了八年，直到我祖父回来接他们。”湖北大悟县黎元洪故居纪念馆黎氏族谱
为了生活，黎父决定重操旧业，这一次的目的地是天津北塘。北塘隶属于直隶东路厅宁河县，东临渤海，西接宝坻，南连天津，北面遵化、玉田。黎父参加的是练军（同治初年，各省督抚从绿营中挑选一部分人训练制兵，照勇营办法训练，不用刀矛弓箭，换作洋枪洋炮，是为练军）。由于头脑聪明并具有丰富的从军经验，黎朝相很快升至把总（武职正七品）。生活稳定下来的黎父心中挂念远在汉阳的家人，将大部分的饷银用来贴补家用，希望老婆孩子可以有稳定的生活。1877年，家里来信说元洪染疾病重，黎父连夜告假还乡。黎父回到汉阳，元洪的病也奇迹般地痊愈了。黎父和妻子陈氏商量，与其两地分居，不如举家迁往北塘。
这年黎元洪13岁，按照当地习俗，已到婚配之年。通过媒人说合，吴家女儿敬君进入了元洪父母的视线。吴敬君原名吴汉杰，生于1870年7月25日，小黎元洪6岁。小敬君眉清目秀，黎家父母非常喜欢。黎父认为此去北塘路途遥远，也许难再回到汉阳，恳请吴家允许小敬君与他们同去。吴家对黎家的家风素有耳闻，对这门婚事也颇为满意，很快就含泪应允了。黎元洪和父母带着这个小妹妹一样的媳妇上路了，一路上元洪颇为懂事，时刻关照小敬君，俩人的感情日益深厚。
从汉阳到北塘，这段旅程近2500里，据黎绍基说：“那时，交通工具很不方便，从湖北到北塘要走40天，除了渡黄河时是乘坐用神妙的双桨划行的民间平底船外，交通工具只有手推车、老式的轿车或是骑马，每天很早起来赶路，直到夕阳下山才是休息的时刻。到处都有小客店，旅客就在那里过夜。高山、小丘、树林、溪水、田地、珍禽和奇花异草，构成了一幅自然的景象。这对我父亲来说，不仅是一种享受，而且也是一种教育，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仍对这次旅程经历感兴趣。”
步行、乘车、坐轿、坐船、骑马，黎元洪一家四口用遍了几乎当时所有的交通方式，历时40天，终于来到了天津北塘。
黎元洪在北塘的生活以读书为主。此时，黎朝相收入稳定，元洪始入私塾读书，师从李雨霖。李雨霖非常喜欢元洪浑厚朴实，元洪也非常刻苦。据黎绍基介绍：“他最大的嫌恶是偷懒，换言之，他喜欢钻研，而且学习异常刻苦。从这时起，他就养成了一种抓紧时间学习的好习惯。当时，煤油已输入中国，有钱人家用它来照明，而一般的老百姓则用蜡烛或菜籽油，这对在晚间学习的人的眼睛是没有好处的。我父亲经常学习到深夜，直到双眼疼痛，也不肯放弃读书。”
私塾五年，元洪读完了“四书”、“五经”、《御批通鉴辑览》等典籍，并开笔学习作文。元洪的国文在父亲和私塾老师的共同教育下，已经初见功底。
和多数的男孩子一样，青年时期的黎元洪对军旅生活充满了好奇和憧憬。元洪常常跑去父亲的军营看骑马和操练，学武的愿望在元洪的心中越来越强烈。要学习军事，就须进入专业学校。1883年，天津水师学堂第一届管轮班对外招生，黎元洪决定报考。
天津水师学堂是由直隶总督李鸿章倡办的，是仿照西方先进海军院校创办的。光绪七年（1881）七月，水师学堂在天津卫城东三里天津机器局附近建成。可是，按照水师学堂“只招收13—17岁学员”的章程，年近20的黎元洪是没有资格入学的。也许机遇确实偏爱有准备的头脑，也许是“幸运之神”选择了黎元洪。由于出现报考人数太少的状况，水师学堂不得不放宽年龄限制。黎元洪不负家人期望，考取了水师学堂的第一届管轮班。
在天津水师学堂，黎元洪幸运地遇到了对他一生都有重要影响的三位老师：严复、萨镇冰、汉纳根。
严复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海归，曾在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赴英国留学前，严复就是清政府内定的未来海军教师人选。与严复同时进入皇家海军学院学习的还有方伯谦、何心川、林永升、叶祖、萨镇冰等五人。九个月学习期满后，方伯谦等五人按原计划上英国军舰实习，而严复则因须回国执教，继续攻读一学期。1880年8月，严复来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严复在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所见所闻所学，不仅丰富了自己，也给水师学堂带来了新思想。他积极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军事方法，培养高水平的学生，因此将自己在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到的有关海军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引入课堂，传授给学生。李鸿章非常满意北洋水师学堂的工作，他认为这里教授的课程比之前福州水师学堂讲得要深入。严复（1854—1921）萨镇冰（1859—1952）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1855-1925）
萨镇冰与严复是留英同学，1883年起任天津水师学堂管轮班正教习，是黎元洪的“班主任”。萨镇冰其人如何，从时任驻英公使郭嵩焘与严复的对话中可见一斑。这段记录在《郭嵩焘日记》里的对话是这样的：（郭）问：“萨镇冰年最轻，体气亦瘦，能任将耶？”（严）曰：“体瘦而精力甚强，心思亦能锐入，能比他人透过一层。”
后来萨镇冰历任清海军副大臣、海军提督，统辖巡洋、长江两个舰队。著名作家冰心和萨镇冰一家是世交，她在《记萨镇冰先生》一文中这样评价道：“萨镇冰先生，永远是我崇拜的对象，从六七岁的时候，我就常常听见父亲说：‘中国海军的模范军人，萨镇冰一人而已。’”萨镇冰长黎元洪五岁，两人亦师亦友。武昌起义时，黎元洪曾两封信劝退萨镇冰舰队，可见俩人关系之密切。
天津水师学堂还有一位洋教习。1879年，李鸿章聘请年仅24岁的汉纳根来华任军事顾问。据引荐其来华工作的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介绍：汉纳根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外甥，父亲是德国将军。这样一位大有来头的洋青年很快在刚成立的天津水师学堂找到了一份工作——骑术总教习。“当时，黎元洪只是学堂里一名普通的学生，很不出众。而且，在各科中，他的骑术最差，很少有骑马机会的黎元洪在练习时，常常从马上摔下来，引得其他学生嘲笑。但担任骑术教习的汉纳根并没有歧视他，而是精心教导，对黎元洪时常开小灶。每天清晨，在北洋水师学堂的操场上，常常可以看到汉纳根和黎元洪一起骑马训练的场景。过了一段时间，黎元洪骑术大有长进，汉纳根还推荐他当了马队班长。知恩图报，后来，在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黎元洪对汉纳根帮助很大。”
1888年，“黎元洪毕业时，以成绩优等由学堂总办禀请北洋大臣赏给六品顶戴，并以把总尽先拨补，旋即派往北洋‘来远’快船见习”。黎元洪的见习岗位是管轮。管轮是轮船上的技术工种，主要负责轮机维护与保养工作，有总管轮、二管轮、三管轮，共三级职务。见习期间，大炮、洋炮、刀剑、操法、药弹、上桅、接绳、用帆等一切船上应该学习的技艺，都要掌握。在这艘当时最先进的价值173万两白银的巡洋舰见习，丰富了黎元洪的阅历，他已经从一名军校学生成长为一名正式军人。
自古中国人都讲究“先成家后立业”，光绪十四年（1888年）三月，24岁的黎元洪从天津水师学堂正式毕业。毕业后，他要完成人生的一件大事——成婚。
此时的敬君已经是18岁的大姑娘了。她虽无闭月羞花之貌，但心灵手巧，颇得黎家老小喜爱。善良的继母崔氏对元洪视如己出，早就开始和敬君一起缝制喜被，打扫房屋，家里充满了幸福和喜悦。说到崔氏，我们要先了解一些元洪生母和父亲的事情。
原来，元洪生母陈氏体弱多病，为黎家诞有一女两子。女儿即元洪的大姐，长元洪六岁，早年即入汉阳苏姓人家为童养媳。若干年后，黎元洪的姨太太陶氏就是她介绍的。1865年夏，元洪八个月大的时候，陈氏突发大病，几乎撒手人寰。后来很幸运地恢复了。1878年，黎家迁居北塘，怀有身孕的陈氏一路旅途劳顿，诞下次子元泽后不久，即因产后失于调养，兼受暑热去世。失去发妻的黎父无法独自照顾刚刚出生的元泽，在媒人的撮合下，迎娶了崔氏。有关崔氏的生平，史料上鲜见记载。1901年9月崔氏去世，元洪为其送终。
崔氏朴实勤劳，颇能操持家务，对元洪、元泽怜爱有加，元洪、元泽也侍之如生母。1880年黎父娶崔氏不久，即升任都司，两年后，晋升为游击。全家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光绪十年（1884）正月三十日，黎父突发急病猝死。元洪闻讯急忙赶回家，却未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留下永远的遗憾和悲伤。
黎父的去世，使得全家的生活一落千丈，陷入困顿。此时的黎家仅剩四口人，却有三个姓，元洪、敬君和崔氏一起挑起了家庭重担。
黎元洪作为长子，现在能为家里做的就是尽己所能节省开支。天津水师学堂的学生待遇优厚，不仅食宿、医疗免费，而且每月有饷银四两。黎元洪把每月饷银全数交给继母，用以维持整个家庭的基本开支。黎元洪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据黎绍基介绍：“学堂距离在北塘的家有40英里（64公里，作者注）。当时天津与北塘之间尚无火车，但可以雇到骡车，可是这段路程需要1元钱的费用。每到放假时，我父亲总是徒步往返，因为1元钱在当时是很值钱的。”同时，崔氏和敬君也在想办法。看到邻居缝制鞋垫可以赚钱，俩人也跟着干了起来。初时生涩，熟练后，每月也能有十元的收入。全家齐努力，日子虽然艰苦，但好歹熬了出来。
天津水师学堂规定，在校期间学生不准结婚。所以元洪一毕业，崔氏就开始张罗起他和敬君的婚事。由于家境不宽裕，敬君又是童养媳，草草摆了两桌酒，请来一些邻里和友好，在大家的祝福声中，元洪和敬君正式结为夫妻。婚后不久，元洪即加入北洋水师，开始了军旅生涯。二 军旅生涯
黎元洪以优异成绩从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后，获得在北洋水师“来远”号见习的机会。黎元洪虽然身为海军，但却不会游泳。为此，他特意买了一件救生衣，每次出海，都要把它穿在里面，以备不测。见习一年后，黎元洪“于1889年10月从海军实习回到家中，在北塘休息了三个月，并于次年春天被任命为广甲军舰的管轮。这艘军舰停泊在上海，全家也随之搬迁到了那里”。“广甲”号由福建船政局制造，是一艘道地的国货；“来远”号为德国伏尔铿厂生产，是纯粹的洋货。黎元洪在“广甲”号服役一年后，广东水师迎来了一项重要任务。
1891年，是三年一届的南北洋海军合操之期。所谓合操，就是军事演习。此次合操，由直隶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张曜校阅。共有北洋、广东、南洋三支水师参加。其中，北洋有定远等12艘、广东有广甲等3艘、南洋有寰泰等6艘，共计21艘各式军舰，齐集旅顺口，操演舰船阵形、枪炮、鱼雷，同时勘验炮台、船坞建设。光绪帝对合操的成绩非常满意，著从优议叙。黎元洪也因表现出色，被赏以千总尽先补用。1892年，黎元洪升职为二管轮，并由两广总督李翰章奏保赏五品顶戴。1894年5月，清海军举办第二次合操，黎元洪依然随“广甲”号参加。此时，一场毁灭性的海战正在酝酿。广甲号北洋水师时期的黎元洪北洋水师官兵
日本觊觎朝鲜领土，企图以改革朝鲜内政为名，结束中朝间的宗藩关系，因此不惜与中国一战。1894年8月1日，中日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黎元洪甫闻战令，精神振奋，热血沸腾，准备与战友同仇敌忾，痛击日本军舰。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据《冤海述闻》记载：“我军阵势初本犄角鱼贯，至队列时，复令作犄角雁行。丁提督乘定远铁舰为督船，并镇远铁舰居中；致远、靖远为第二队；经远、来远为第三队；济远、广甲为第四队；超勇、扬威为第五队，分作左右，翼护督船而行。原议整队后，每一点钟行八（海里——作者注）。是时队未整，督船即行八，以致在后四队之济远、广甲，五队之超勇、扬威，均赶不及。缘四船鱼贯在后，变作雁行，傍队以最后之船斜行，至偏旁最远。故赶不及，而阵已散漫矣。”日本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见北洋海军变阵，决定避其锋芒，攻其软肋。令其前锋舰只攻向北洋海军最薄弱的右翼阵脚——超勇、扬威。“广甲”舰管带（舰长）吴敬荣见势不妙，心中胆怯。开战仅两个小时，就率舰离队逃跑。“广甲”号仓皇出逃，在大连湾三山岛附近搁浅。日舰“浪速”号和“秋津洲”号很快发现“广甲”号，管带吴敬荣下令毁船，命全体船员乘小船逃走。黎元洪等没逃多远，见日舰追来，集体选择跳海逃生。多亏了身上的那件救生衣，救了这位未来民国大总统一命。不知过了多久，黎元洪被海浪推上了岸。他得到一位好心人的帮助，换了身干净衣服，带上粮食，徒步赶到旅顺，后又到天津。正赶上清廷追究黄海海战责任，吴敬荣被革职留营效力，黎元洪也因此被监禁数月。解除监禁后，黎元洪回到上海家中住了数月。此时，两江总督张之洞正在沿海进行军事设施建设，急需大量海军人才，四处派人，网罗精英。黎元洪得知此讯，匆匆来到南京。
经人推荐，黎元洪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张之洞。在交谈中，张之洞得知黎元洪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先后在“来远”号、“广甲”号服役近七年。张之洞见黎元洪器宇不凡，向其询问炮台建设、水师业务甚至马术知识，无不条分缕析，对答如流。张之洞颇为满意，就把黎留在身边，予以重用。不久，张之洞即委派黎元洪修建金陵狮子山、幕府山、清凉山、乌龙山炮台工程。由于黎元洪办事认真，脚踏实地，愈发受到张之洞赏识。1896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黎元洪也随其来到湖北。由于黎元洪骑术精湛，训练有方，张之洞就任命他为湖北新军马队教练兼管带。张之洞（1837—1909）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聘请外国人训练新军
张之洞作为一代名臣，他对时政的见地往往高屋建瓴。黄海海战失败后，他的军事思想从效仿德国转向学习日本。他奏请朝廷仿照日本参谋本部改革军机处，“设一领导全国军事的统一衙门，专管全国的军事、预筹、考核、军备、操法、战事。其衙门之长，必是深于兵事者，并非专用亲贵。小而言，赶紧编练新军、开办军事学校、派遣军事留学生等”。正因如此，黎元洪有机会三次前往日本学习和考察军事。
1897年2月，黎元洪首次来到日本，考察军事教育。除考察军事外，黎元洪不忘观察日本文化。可是，在参观东京、大阪等处的公园时，却看到展品中有日本从中国掳获的战利品。由于黎元洪曾亲历中日黄海海战，一见展品，顿感触目惊心，认为有伤国家尊严。为此，他邀集华侨，请求日本当局撤销这类展览，但未获日本当局批准。
黎元洪在日本考察学习八个月，中秋月圆之时，回到武昌。黎元洪向张之洞汇报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后，建议张之洞向日本派遣青年留学生，培养军事人才。这与张之洞的想法不谋而合，后来湖北成为清末派遣留学生最多的省份。到1906年，每四名留日学生中，就有一名来自湖北。
黎元洪从日本回到武昌后，除继续担任湖北新军马队教练兼管带外，还兼任监工一职，负责枪炮厂（汉阳兵工厂前身）的建设。1898年10月，枪炮厂建成。张之洞考核后，非常满意，将黎元洪连升两级，擢至守备。守备是武职正五品，相当于现在的中校团长。1899年2月，张之洞任命黎元洪为湖北督练处各营教练官，负责练兵工作。黎元洪工作出色，井井有条。法国军事观察家嘉杜佛莱参观武昌军队后，直言“洋操队的编练操演和武器运用，可与最好的德国军队相媲美”。由于湖北练兵出色，光绪帝谕令各省前来学习经验，很多来鄂将弁受过黎元洪的教练和指导，而且“湖北督练处所印陆军书籍，本本皆有黎元洪校阅之名，黎元洪的影响从此扩大到了江南各省”。
张之洞为学得日本军事精髓，决定再派黎元洪前往考察和学习。1899年10月，黎元洪二赴日本考察。这次考察的重点是马队组织和训练、步兵的教育及军纪。此行原计划为期一年，由于国内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张之洞急需人手相助，不得不临时中止黎元洪在日的工作，电召其速回武昌。回国后，黎元洪在平定自立军起义时表现出色，再获张之洞赏识，晋升都司，相当于上校团长。
湖广地区社会稳定后，督府的工作重心回到建设，尤其是军事教育机构和设施的建设。在黎元洪的建议下，1902年4月，张之洞“将武备学堂及防营将弁学堂改为武备高等学堂，另设武备普通中学”。7月，黎元洪赴日本仙台参观大操，是为第三次访日。
三次访日，黎元洪见识了日本军队的训练方法、军队管理，也认识到了中日在军事方面的巨大差距。因此，回国后积极鼓动张之洞派员赴日学习军事。在军队管理方面，黎元洪建议，兵士有重大过犯者，均交执法官审讯，不得擅杀。张之洞欣然采纳。
黎元洪科班出身的背景，加上张之洞的赏识，引起了一个人的嫉恨，他就是张之洞的得力心腹武将——副将张彪。张彪（1860—1927），字虎臣，山西榆次人，武举出身。张彪跟随张之洞从山西、湖北辗转两江再回湖北，他在军中的地位也节节高升。张之洞对张彪非常看重，还将贴身丫环许配给他，所以张彪人称“丫姑爷”。在湖北有“兵权全付丫姑爷”之说，可见其与张之洞关系之亲之近。由于张彪胸无点墨，不懂近代军事理论，黎元洪的出现让其嗅到了威胁。他开始处处给黎元洪出难题，但黎元洪却总能一一化解。综括起来，黎元洪处理与张彪关系的方法有四：
一是忍辱负重。有一次喝寿酒，张彪借酒力，指桑骂槐，说出心中积怨。大家都知道他在骂黎元洪，非常担心黎被激怒，以致当场撕破脸皮，难于收场。谁知黎元洪不仅不生气，还张罗给张彪上热茶醒酒，之后还亲自送张回府。
二是不留把柄。一次张之洞召开军官会议，黎元洪因病迟到。张彪见黎元洪未来，就说有人在汉口看见黎元洪醉卧某妓院，估计不能来了。话音未落，黎元洪衣冠整齐精神抖擞地推门而入。张之洞听了张彪的话，正在气头上，遂申斥黎元洪，黎元洪不急不慢地申明因病迟到原委。张之洞把目光转向了张彪，张彪自知无理，低头不语。张彪（1860—1927）湖广总督瑞与湖北新军张彪、黎元洪等将弁合影
三是居功不傲。1906年，张彪担任编练新军的湖北营务处总办。同年清政府整编全国军队，湖北成立新军，张彪任第八镇统制（师长），编练新军，具有新军知识的黎元洪协助编练。黎元洪工作认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两个月后新军始具规模。张之洞校阅后，对黎元洪大加赞赏。黎元洪却说：“凡此皆张统制之部署，某不过执鞭随其后耳，何功之有？”在场的张彪听到此话，也在心里暗暗感激黎元洪。
四是以德服人。1907年，赵尔巽继任湖广总督。赵准备以黎元洪取代张彪。黎元洪却坚辞不受，认为张之洞对己有知遇之恩，不该在张之洞走后就挤掉他曾经宠信的人，劝赵尔巽仍用张彪，同时表示自己会尽力辅佐。黎元洪还把此事告诉张彪，让他速想对策，保住官职。张彪连忙写信给张之洞请求帮助。后来张之洞致函赵尔巽，张彪乃留任。此后，张彪对黎元洪感激不尽，视为知己。
黎元洪凭借军事上的真才实学、游刃有余的人际关系，在湖北新军里逐渐站稳了脚跟。1903年，湖北增募护军前锋四营，黎元洪任统带，负责训练新兵工作。1904年，张之洞将湖北新军扩充为两镇，任副将张彪为第一镇协统；都司黎元洪为第二镇协统。此时的黎元洪手下有步兵一协，炮兵三营，骑兵两营，工兵一营和辎重一营，成为一个有职有权有兵的真正军官。这一年，黎元洪刚好步入不惑之年。
由于湖北练兵成绩突出，得到清廷赞赏，张之洞再募新兵，补足第一镇兵额。到1905年底，第一镇新军为12071名，第二镇5188名。这年，黎元洪晋升为游击，相当于上校旅长。第二年，第一镇被清廷练兵处改名为暂编陆军第八镇，张彪任统制。由于第二镇兵额不达标，改名为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任命黎元洪为协统。这是黎元洪在清政府获得的最大的同时也是最后的官职。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逝于中南海瀛台。翌日，慈禧太后亦逝去，是为“二次国恤”。两位中国最高权力人物相继去世，举世震惊。革命党认为机会难得，四天后，安徽安庆炮队队官、同盟会会员熊成基率队起义，不成，逃亡日本。后熊成基暗杀清海军大臣载洵未遂，遇害。清政府遂加派军队，严加镇压，湖北当然也不例外。秋操图
二次国恤期间，黎元洪负责武汉守卫工作。光绪戊申（1908）秋操，南军总司令为江南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北军总司令是湖北第八镇统制张彪。张彪北上参加南北合操，湖北武汉的安全保卫工作就落在了黎元洪等人的肩上。时任湖广总督的陈夔龙看到局势不稳，即秘密召见黎元洪、金道鼎，嘱咐他们全力镇压。据陈夔龙回忆：“当皖中兵叛之时，不幸适逢二次国恤，全国震惊。武汉地方人心浮动，讹言四起。余不动声色，密饬黎协统、金观察多方镇压，得以转危为安。”黎元洪不负总督所望，很快使地方上归于平静。然而，令黎元洪等人没有想到的是，革命党的种子——群治学社已经在他们的新军里孕育成立了。
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1908年12月12日）晚，湖北新军第四十一标（团）三营军士杨王鹏、章裕昆等十人发起成立群治学社。其宗旨是“联合多数人知识，研究学问，提倡自治”。群治学社积极发展新成员，成员从四十一标到三十一标再到四十二标，人数不断增多。同时，群治学社还吸收低级军官入社。时任第四十一标一营左队队官潘康时被破格批准加入群治学社。1909年中秋，群治学社易名振武学社。蒋翊武（1884—1913）孙武（1879—1939）
新军各标、营出现的与革命有关的蛛丝马迹，亲信早已报知黎元洪。一日，黎元洪召潘康时前来位于武昌大东门内左旗的混成第二十一协司令部。
黎谓：“汝队有人组织会党，汝胡置不问？”
潘答：“有程度稍优之士兵若干人，常集合研究学术，无所谓组织，更无所谓会党。”
黎怒曰：“现查革命党尽系如此，汝不严禁，反从而庇护之。”
潘曰：“统领既不以为然，以后即禁止在一起研究。”
潘康时以研究学术为名，掩盖革命之实，令黎元洪非常气愤。他将潘撤职，调来了施化龙。施化龙表面对杨王鹏等人亲和，背地暗中侦查，终于发现革命证据，报告黎元洪。黎接报，谓：“此事万不可声张，恐大帅闻之，更难处理。”于是将杨王鹏等四人撤职开除了事。经此一劫，振武学社的活动全面停顿。此时，新军中的党人亟需新的组织开展活动。
1911年1月30日，文学社正式成立，选举蒋翊武为社长。5月10日，文学社在武昌小朝街85号设立总机关，组织更加完善。文学社的迅速发展，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准备了条件。几乎在同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的革命组织——共进会，也在新军中秘密开展工作。
共进会的成立早于文学社。1907年8月，共进会在日本东京清风亭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有刘公、居正、孙武、焦达峰、张伯祥、邓文等一百多人。推举张伯祥为会长。1908年秋，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让共进会成员看到了希望。他们在位于东京青山麻布区的华群舍开会，决定回国，从军队入手，开展革命活动。因为军队中人多来自帮会，如哥老会、袍哥孝义会、八卦大刀会、红枪天地会等秘密团体，为便于联系，共进会成员仿照帮会开堂、烧香、结盟、入伙的办法，自创一套山水堂香等四种名目的接头暗号。
万事俱备后，共进会核心成员相继返国，组织革命。孙武等回到湖北汉口，在法租界长清里设立了湖北共进会总机关。此后，居正、刘公、谭人凤等共进会骨干相继回汉，积极推动共进会在鄂的发展。1911年3月，又在武昌胭脂巷11号成立分部，方便了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势力，也方便了与文学社的交流。
1911年3、4月间，共进会和文学社的核心成员就起义胜利后都督人选分别进行了秘密讨论。此时的黎元洪尚不知道，正是由于革命党人的暗中垂青，使他的名字得以有机会载入中国的史册。三 首义都督
1911年10月10日，星期二，黎元洪当晚值班。下午5时，黎元洪准时来到位于武昌大东门内左旗的第二十一协司令部。司令部内一切如常，士兵们按时操练，按时就餐，按时就寝，按时熄灯。黎元洪见军中秩序井然，在接到卫兵“大门已锁”的报告后，也准备读几页书后，就洗洗睡了。
这时，司令部外传来几声枪响，接着院内一阵大乱。卫兵来报：“抓获跳墙闯入者一人。”黎元洪一惊，道：“何人如此胆大，带到会议厅来。”闯入者即奉命前往第四十一标传达起义信号的革命党人周荣棠。第四十一标隶属于第二十一混成协，其第二、第三营也驻大东门内左旗。卫兵将周荣棠带入后，“黎讯明来历，即用杀一儆百之计，手刃周于会议厅”。
关于此革命党人的身份，还有无名氏说、邹玉溪说、周荣发说、张立成说、王姓马弁说等五种说法。死者的身份虽然众说纷纭，但黎元洪曾经手刃革命党人一事却是板上钉钉。
黎元洪杀完人后，起初心情平静如常。让他略感不安的是，司令部外面的枪声越来越密集。他拿起电话，想打给湖广总督瑞，看看总督府是否需要保护，可是电话线已经被切断了。黎元洪这才意识到有大事发生，正想吩咐士兵集合，卫兵慌忙跑进来报告说，司令部大门外有左臂缠白纱的起义军高喊口号，大有里应外合之势。
黎元洪见大事不好，有心逃避，加之左右极力劝说，于是换上普通士兵服装，趁着夜色，从侧门逃出司令部。街道上子弹横飞，非常危险。陪在黎元洪身边的参谋官刘文吉见状，让黎元洪就近到自己家暂时一避，黎元洪点头应允。此时的黎元洪惊慌失措，一心想着保命，他还不知道武昌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原来，共进会和文学社的革命党人秘密约定在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是为“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军首先占领湖北新军军械库——楚望台，然后抢占武昌制高点——蛇山。由于革命军战术运用得当，手中枪弹充足，且从高处向总督府炮击，令负隅顽抗的清军很快溃败。湖广总督瑞在亲兵的掩护下，逃往停泊在长江上的楚豫舰。陆军第八镇统制张彪则乘乱带领辎重营和马队过江，避往汉口刘家庙。瑞和张彪逃走后，革命军迅速占领湖广总督府，武昌起义初告成功。瑞澂（1863-1915）起义军占领楚望台的情景激战后的湖广总督署，门前两尊石狮仍在。武昌洪山宝通寺宝塔
1911年10月11日黎明，武昌起义主要同志齐聚武昌阅马厂谘议局，商议成立军政府和推举都督等事。其时，大局初定，人心浮动。而革命党内重要人物如刘公、孙武、蒋翊武、居正、黄兴、谭人凤、宋教仁、杨玉如均未在武昌。于是由第十五协第二十九标代表蔡济民提出组织军政府，与会人员“咸表赞同”。即推蔡济民、张廷辅、吴醒汉、高尚志、蔡大辅、徐达明、王文锦、陈洪诰、谢石钦、邓玉麟等十五人组织谋略处。蔡济民为谋略处主要负责人。蔡济民（1887—1919），原名国桢，字幼香，湖北黄陂人，黎元洪老乡，共进会、文学社、同盟会会员，武昌起义元勋，湖北革命党参议部部长。湖北军政府谋略处成立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推举军政府大都督，谁人可以胜任呢？这时，省议员刘赓藻进言道：“统领黎元洪现在城内，若合选，当导觅之。”文学社成员、首义元勋章裕昆在回忆时，并未提及刘赓藻之名，仅用“有人提议拥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大都督，从之”一笔带过。众人无异议，于是谋略处派人全城找寻黎元洪。
有人会问，黎元洪是清军高官，又手刃过革命党人，湖北军政府谋略处为什么会选其为大都督呢？其实，对于武昌起义后军政府大都督的人选，共进会和文学社的高层人物早有安排，黎元洪正是他们的“意中人”。事情是这样的：
1911年4月的一天，湖北武昌洪山宝通寺内正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推举黎元洪为起义后的湖北军政府大都督问题，亦称“洪山会议”。与会者有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共进会领导人孙武、蔡济民等。文学社社员万鸿喈和刘九穗走到宝通寺门口，看见蒋翊武正站在那里等候他们。
蒋翊武对万鸿喈说：“今天开会的内容，是要讨论推举黎元洪为临时都督的问题。”
万鸿喈不解：“黎元洪不是我们的同志，怎么推他为都督？”
刘九穗在一旁笑了，对万鸿喈说：“就知道你会反对，我们去那边草地坐会儿，详细谈谈这事。”原来，蒋翊武怕万鸿喈在会上反对，就让刘九穗与万鸿喈提前到来，俩人一起做万鸿喈的工作。
通过交谈，万鸿喈了解到：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人在起义前，考虑过多位都督人选，包括同为革命党人的清军将领蓝天蔚和吴禄贞等。但俩人身在北方，远水不解近渴。不过，革命党人也没有放弃，决定派人与吴禄贞联系。由于担心吴禄贞在起义前赶不到武昌，革命党高层决定就近再物色一个都督人选。于是，大家的目光就落在了黎元洪身上。为什么要选黎元洪呢？
革命党人认为黎元洪的优势有三：一、黎元洪是当时名将。利用他可以号召更多的本省军人参加起义，还可以赢得外省军队高层人物的支持；二、黎元洪是本地高级将领。当时参加革命党的军人多为低级士兵，中级军官一个都没有，有了黎元洪的加入，就可以稳定军心，迅速控制局面；三、黎元洪为人宽厚，与士兵感情不错。军中党人可以接受黎元洪的领导，能够促进革命成功。
蒋翊武和刘九穗俩人说服了万鸿喈，三人一同来到洪山宝塔。宝塔位于宝通寺东北，又名灵济塔、宝通塔，造型为七层八面，塔高44米，沿塔内石阶盘旋而上，可直达顶层。万鸿喈一眼看到，蔡济民站在塔外警卫。万与蔡是世交，俩人关系非常密切，但均不知对方与会，可见此会之秘密程度。
在塔内，万鸿喈看到了共进会的领导人孙武等人。会议仅持续十分钟，最后所有与会人员一致赞成“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的决定。
以上描述出自万鸿喈的文章《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曾任湖北军政府参谋的国学大师熊十力说：“万迪庥（万鸿喈）书论推举黎元洪为都督，自系实录，黎公被推，说者皆谓偶然，此乃大误，试思如是大事，可以偶然为之否？黎之被推，亦自有故。”万鸿喈在文章最后，还意味深长地说：“后来组织军政府，果以黎为都督。是否即按照洪山会议执行，则不得而知了。”
事实上，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的会议并非仅此一次。1937年，共进会首领孙武写就《武昌革命真相》一文，其中有：“至辛亥三月，考查武汉军人已入会有十之八九，故五月初一日在长清里九十一号机关，招集干部同志……是会以起义为标准，故讨论之事最多……推黎元洪为都督，此会决定也。”这就是说，共进会曾同时召开过“长清里会议”，讨论黎元洪的问题。
不过，“洪山会议”和“长清里会议”都非常秘密，革命党人内部也仅高层人物才有资格参与，当事人黎元洪自然是一无所闻。
此刻，天已大亮。躲在参谋官刘文吉家里的黎元洪已经知道是军中革命党人发动政变，他不敢出门，但念及也许要躲避些时日，就委托刘文吉的家仆到黎宅取些换洗衣物和银两回来。刚刚经历起义的武昌城街道上到处是巡逻的革命军，行人非常稀少。刘文吉的家仆肩挑两只皮箱，从黎宅出来，走在空荡荡的的街道上显得非常扎眼。
正在城内寻找黎元洪的革命党人汤启发等人突然发现刘文吉家仆，以为是趁火打劫的贼人，就大声喝令其止步。经审问，得知真相，大喜，令家仆在前引路，同去刘文吉家。“黎见众至，知难再匿，出叱汤等曰：‘余带兵并不刻薄，汝等何事难余？’众曰：‘我等来此，特请公出主大计，非恶意也。’黎曰：‘革命党人才济济，要余何为？’众曰：‘公平昔御众极得士心，今之革命党员，均属同袍。众望所孚，无如公者，请即出领导一切。’”
此时，黎元洪尚不知革命党的真意，想到自己昨夜曾经手刃一名革命党人，全身不禁瑟瑟发抖，直冒冷汗。他看到革命党人均荷枪实弹，虽然口中说的是“请”，但惟恐稍一犹豫，就会引起杀戮，于是无奈地跟着汤启发等来到谘议局。
1911年10月11日下午1时，众人簇拥黎元洪来到谘议局。这时的黎元洪还是有辫子的。据当时在现场担任卫士的辛亥首义参加者童愚回忆：“我和同学十人正在谘议局头门守卫，我荷枪与谢流芳同学立在门的右方，只见一簇人拥着黎元洪由东场口匆匆走来，有穿便衣的，有着军服的。黎头戴瓜皮青缎红顶子帽，身穿蓝呢夹袄，夹衣上穿一件海狐绒对襟大袖马褂，脚下穿的双梁青缎子靴，背后的豚尾尚未剪掉，完全前清官僚神气。”
进入谘议局，蔡济民请黎元洪落座，并与其商谈武昌善后事宜。这时，共进会成员李西屏手持刚刚写就的“安民告示”，请黎元洪在“湖北军政府大都督”下签个“黎”字。黎元洪此时尚无心理准备，连忙摆手说：“毋害我！”黎元洪的举动让李西屏大怒，“手秉长铳示之曰：‘汝腼颜事仇，官至统领，岂大汉黄帝子孙耶？罪不容于死。今不汝罪，举为都督，反拒绝之，岂非生成奴性，仍欲效忠于敌耶？余杀汝，另举贤能。’”蔡济民等见李出枪，忙上前制止。黎元洪也吓得不知所措。李西屏无奈，就自己提笔在“安民告示”上写了个“黎”字，找人贴了出去。黎元洪遭遇这个下马威，心情非常低落。湖北军政府发布的安民告示
黎元洪在谘议局，身边都是看守之人，并无行动自由，所以感到绝望。“饮食不进。一来革命党人把他当成囚徒，二来清廷方面又把他当成叛徒。当时很想一死了之”。第二天，黎元洪的家仆带着衣服和食物来看望他，守卫不准入，家仆就在外面喊：“如夫人劝主公降。”如夫人即黎之妾黎本危。黎本危，原是汉口妓女，花名危红宝，江西贵溪人。黎元洪于汉口南城公所伎馆喝花酒所识，后纳为妾，并改其名为黎本危，也称危文秀。由于家人的劝说，黎自此不再担心生死问题，而是重新考虑立场的抉择。
10月13日，黎元洪试图缓解与守卫间的紧张气氛，主动开口与他们聊天。“刚巧碰到莽撞的甘绩熙、陈磊两位同志，甘绩熙不等黎的闲话说完，便插话说：‘你这几天总是苦脸对待我们，太对我们不起，以后如不改变，将以手枪对待。’黎答复说：‘你年轻人不要说激烈话，我在此将近三日，有什么事对待你们不起？’陈磊接着说：‘你是对得起我们的，但你的辫子尚未去掉。你既为都督，应做一个模范，首先去掉辫子，借以表示决心。’黎到此时才说：‘你们不要如此激烈，我决心与你们帮忙就是。你们说要去辫子，我久有此意，从前我在军中曾出过‘剪发听便’的通令，你们明日叫个理发匠来，将我的辫子剪去就是。’”黎元洪剪掉辫子，在发型上与革命党人已经无异，但立场还停留在过去。从黎元洪与武昌首义元勋、鄂军政府军务部参议邓玉麟在稍后一次会议上的对话中，还能看出他当时尚未坚定革命的心情。对话是这样的：
黎又问：“瑞、张彪统清兵水陆并进，何以抵御？海军军械尤犀利，吾服役海军多年，故悉知，不需十弹，此城将粉碎矣，汝等将退往何处？”
邓玉麟以退湖南答之。
黎曰：“有何把握？”
邓曰：“焦达峰已约下月初间举事。”
黎曰：“以吾观测，殊无把握。依吾之见，汝等不若暂且回营，待吾往说瑞、张，使不追究，何如？”
何竹山抗议曰：“吾人革命，原不计生死利害，但尽心力而行之，虽肝胆涂地，亦甘之如饴也。统领意见，绝对不可行。”
黎窃叹不已，遂下令各标、营、队暂回营舍，架枪休息，然听者少数。
从中可见，彼时，黎元洪对革命的未来毫无把握，尚在等待观望。但黎元洪在观望过程中，发现革命党人“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党军亦并无侵犯外人及一私人财产之事。不但中国历史上视为创见，即各国革命史，亦难有文明若此”。这些都是黎元洪过去闻所未闻的，他的内心开始逐渐向革命倾斜。
革命党人并不关心黎元洪是否真的革命，他们需要黎元洪来号召更多的人民、更多的省份参与到革命中来。10月15日，革命党在武昌阅马场筑方坛，设香案，黎元洪第一次以湖北军政府大都督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带领武昌高级将校举行祭天仪式。黎元洪上香、献牲、酌酒、奠酒后，当众宣读誓言：“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数十年群谋众策，呼号流血所不得者得于一旦，此岂人力所能及哉？日来收集整备，即当传檄四方，长驱漠北，吊我汉族，歼彼满奴，以与五洲各国立于同等，用顺天心建设共和大业。凡我汉族，一德一心，今当誓师命众。”誓言读罢，阅马场中的全体将校举枪三呼万岁，军乐队高奏军乐，群情激昂。1911年10月17日，《纽约时报》报道黎元洪的新闻原文。
黎元洪正式就任湖北军政府大都督后，他的名字立即蜚声海内外。1911年10月17日，美国《纽约时报》第一次提到了黎元洪的名字：“义军领袖黎元洪将军率领两万精兵对抗清廷。”武昌的《时报》也在武昌首义一周内刊登了黎元洪小传——《武昌革命军总统黎元洪之历史》，对黎元洪大加褒扬：“元洪治军，宽严适中，爱兵怜才。凡湖北军界稍有才气者，无不被张彪挤之使去。而元洪则能留者留之，不能留者尽力助之。至今鄂中军界无不心佩黎元洪者，则其人之气概可知矣。”
当众宣誓“建设共和大业”的黎元洪，无论发型还是立场都彻底地与革命党人走到一起，而且他的“共和”理念，从此以后无论遇到何种困难和威胁，都再未改变。
既然矢志革命，黎元洪开始以湖北军政府大都督的身份和立场考虑革命军所面临的问题。此时，清军尚未南下，革命军所面对的主要是外交和内政两大问题。黎元洪解决这两大问题的重要手段就是起用专业人才。
湖北军政府顾问李国镛等至都督府见黎元洪，表示愿意助都督成大业。黎元洪问该从何处着手，李国镛答应以外交为前提，并推荐从俄国学习法律归国的外甥夏维松与其会同办理。李国镛和夏维松到汉口见到俄领事敖康夫，得其承诺：“世界只有强权无公理。如各国为难，我必从中调停。两君转达贵军政府，总以速攻瑞、张彪为上策。如战胜，我必首倡承认贵军政府为交战团体。”何谓交战团体？交战团体是指一个国家内从事武装战争，控制部分地区，并且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享有与交战国同样的外交权利，承担同样的国际义务。民军要想获得交战团体的地位，只有一条路，就是战胜清政府。军政府同时也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沟通。10月16日，革命军在汉口刘家庙击败清军张彪部。得此消息，各国领事于当晚举行会议，决定给予鄂军政府交战团体地位。17日，各国领事发布公告，声明严守中立。各国领事严守中立，客观上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保证。首义大都督黎元洪1911年黎元洪指挥武昌起义军时留影《大汉报》
外交步入正轨，还须解决内政问题。革命后，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迅速制定《湖北革命军政府内部组织条例》，并根据条例，成立军政府四部，即司令部、军务部、参谋部和政事部。各部成立后，急需大量专业人才。湖北军政府筑巢引凤，建立集贤馆，专门负责各类人才的录用工作。集贤馆每天要接待数千人，忙碌异常。投靠者在集贤馆留下简历，黎元洪有时会亲自披阅，精挑细选所需人才。黎元洪的“御用”秘书饶汉祥就是通过集贤馆加入湖北军政府，成为都督府书记的。为顺利办理外交，黎元洪还“特饬该馆专聘翻译，如知各国语言文字均可投效”。由于国人革命热情高涨，前往武昌参加革命的志士络绎不绝，军政府只得另开第二集贤馆接待四方贤士。谁知依然不敷使用，“特于十四日派员在文昌门外皇华馆内（开办第三集贤馆），照第一第二集贤馆办法，专集各省远来贤才，庶几始符集贤之初衷而不负远来之热心云”。集贤馆的成绩是惊人的：自10月11日至11月底，投效人员总计约1万人。此外，集贤馆还发布告，召集军事人才和警察人才。这为武昌起义的成功提供了人才准备。
除人才外，湖北军政府还发行报纸，控制舆论，宣传革命。当时所办报纸分为两种：民办和官办。民办报纸以胡石庵《大汉报》为代表。天门人胡石庵于武昌占领后，曾在武昌发行《大汉报》，是革命初期之宣传报纸。官办报纸是《中华民国公报》。该报是湖北革命军政府的机关报，主笔是湖北竹山人张越。《中华民国公报》于1911年10月16日发刊，负责为军政府发布命令、条例，宣传革命。起义后，湖北军政府委托中华银行发行的印有双龙纹的钞票。
武昌革命后，由于政府缺位，社会治安比较混乱。满人遭到无端杀害，井水有人投毒，导致人心惶惶。军政府顾问李国镛向黎元洪建议，成立保安社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人心。经黎元洪批准，保安社成立，李国镛为第一任社长。武昌社会治安也因此大为好转。
再进步的政府，如果没有金融的支持也无法运转下去。武昌起义后，革命军占领了湖北藩库。据清点，该库存款达4000万之巨（一说是银百万两）。军政府还印发了自己的钞票，钞票为淡红色底，双龙纹，上刊印“中华银行”准完税厘字样（与交通银行票略相似）。前线战事，用度颇巨。军政府还加强税收，以保障军费之需。11月8日，军政府更募集公债筹措军费。
内政外交等事安排妥当后，黎元洪和他的湖北军政府就要全力面对来自清廷的军事威胁。四 停战议和
10月17日，清陆军大臣荫昌率领陆军第一军到达河南信阳。当天，清海军提督萨镇冰亦率领舰队抵达汉口。盘踞在汉口刘家庙的第八镇统制张彪正在搜集残部，伺机反扑。面对张彪，黎元洪首先想到的不是战，而是如何劝降，企图将其拉入革命阵营。
黎元洪首先想到的是“让位之计”。黎元洪就职都督后，即召集军官训话。这次训话的具体日期我们不得而知，训话的内容据武昌首义元勋张文鼎所记：“开会时拟即建议派员往说张彪回来，我让都督席位，使他仍为我等之长官，兄弟愿往前方督师作战；张如执迷不悟，就是我们的敌人。”
黎元洪想以大都督位为诱饵，劝降张彪。派谁去劝降张彪呢？还真有一个绝佳人选——齐宝堂。此人是张彪亲信，官任陆军第八镇辎重第八营管带。
黎元洪命人修书一封，曰：“仁兄犹是黄帝之子孙，独不欲雪祖宗二百六十余年亡国之耻乎。清夜以思，当亦废然自返矣。用敢遣贵亲信齐君宝堂，邀迎仁兄，助我同胞，救出水火。大业告成，虚位以待，铭勋于册，铸像于铜，将见地球各国，呼仁兄为黄帝之肖子，复汉之伟人，与法拿破仑美华盛顿争烈矣。”
张彪阅罢此信，勃然大怒。他对齐宝堂说：“我辈为高级长官，食皇上俸禄，理应尽忠朝廷，万不可造反。不日北京有大兵南下，将武昌革命扑灭，叫黎元洪小心小心。我提拔他到这个地步，他还不知恩，反致造反，真不是一个东西。”张彪嘱咐齐宝堂回去后如实将此言转达给黎元洪，并找机会返回汉口，继续为清廷效力。
黎元洪和张彪虽共事多年，但思想却大相径庭。武昌革命前，黎元洪参加过湖北铁路协会。该协会在保路运动中诞生，属于进步团体，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均参与其中，军界代表就是黎元洪。张彪则是坚定的保皇派，对进步思想均嗤之以鼻。武昌革命后，黎元洪投身“共和”事业，而张彪依然“保皇”。直到张勋复辟，张彪依然陪伴在清帝左右，其“愚忠”可见矣。黎元洪第二次就任大总统期间，于1923年农历新年前（2月8日），下发大总统令，任张彪为壮威将军，算是对其仁至义尽。到达汉口的清军马队湖广总督端方（坐者）、张彪（着军服者）在汉口到达刘家庙的革命军革命军在汉口附近伏击清军
劝降不成，黎元洪决定武力退敌，以尽快取得交战团体地位，争取各国中立。10月16日，革命军击败张彪部。17日，各国领事即发布公告，授予军政府交战团体地位。10月18日，清援军乘火车抵达刘家庙，革命军趁清军立足未稳展开进攻，一度占领刘家庙。但这次清军已有准备，张彪、萨镇冰、瑞多方支援，清军复占刘家庙。10月18日深夜，黎元洪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汉口战事。决定撤换何锡藩，以张景良为汉口指挥官，明日进攻滠口清军。用张景良这步棋，给革命军带来极大灾难，最后导致革命军兵败汉口，张景良被枪毙。
可以看出，当初策反张彪确实是一步好棋。如果策反成功，汉口刘家庙之战完全可以避免。不仅革命军会节省武器弹药、减少伤亡，汉口人民也会免受战火之扰。通过刘家庙之战，可以看出张彪并非很多书中所写的那么无能。他知兵善战，一旦能为革命军所用，对革命事业而言，绝对会有很大的帮助。
10月17日，萨镇冰乘楚有舰从上海抵达汉口，扬言：“兵轮一到，即开炮轰城。”萨镇冰说到做到，“战舰开始以令人吃惊的精确性把炮弹发射到革命军的营地，革命军似乎没有希望了”。萨镇冰率领的舰队阵容强大，计有：海琛、海容、海筹三巡洋舰，江贞、楚有、楚同、楚泰、楚豫五炮舰，辰字、宿字、湖隼、湖鹰、湖鹗五雷艇。黎元洪知道，再这样下去，等到荫昌陆路大军集结完毕，武昌就岌岌可危了。黎元洪决定再次使用“让位之计”。
10月20日，黎元洪致信萨镇冰，邀请萨镇冰参加革命，“只要吾师肯出，拯救四万万同胞，则义旗所至，山色改观……吾师救民，必不让华盛顿专美于前也”。信的结尾，黎元洪不卑不亢地说：“洪非为私事求于函丈，实为四万万同胞请命。”而且还威胁道：“洪计之已熟，否则各同胞视为反对此志之人，即以满奴相待。虽洪亦不能禁止其不邀击也。”
球踢到萨镇冰脚下，他作何反应呢？据《大汉报》创办人胡石庵所记：“黎玉山上舰投函，颇受危险。及函投入，萨殊优待，并亲书复函与黎，使携之归，并使人送登岸上。复函甚简略，谓彼此心照，各尽其职云云，言外已有深意存也。”据汤芗铭回忆：“萨先生阅后默无一言，只告诉我黎原是海军中人，甲午中日之战时因军舰被击沉，浮水得以生还。”汤芗铭，黎元洪麾下政事部长，汤化龙胞弟，曾赴法国求学，后到英国进修海军课程，时任萨镇冰的参谋长。
前面提到胡石庵说送信人是黎玉山，其实主送信人另有其人。这个人就是马超俊。马超俊（1886—1977），早年跟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参加过镇南关起义、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抗战前后曾任南京市市长。据马超俊回忆：“萨阅毕考虑三小时之久，我在旁屏息等候，最后萨乃亲笔作复云：‘宋卿学弟：示悉，各尽其职，此复。’下款签萨镇冰三字。我接信后，即返轮赴武昌报命。此时，黎为避北军炮击，已迁居洪山寺。我乃到洪山寺晋见，并将萨信呈上，黎看信说：语义双关，但无恶意，你不虚此行。我当时向黎报告，在我登舰时，舰上炮衣已脱下，正向武昌方面准备射击，等我下船后，炮衣又都穿上了。”
接到萨镇冰复函，黎元洪即修书一封，分致楚有、楚同、楚泰、建威、建安、江利六船主。信中黎元洪强调：“前已函萨军门详陈一切，已邀默允。”上述六舰均隶属长江舰队，此次亦划归萨镇冰辖制。黎元洪指出：“本军政府作战计划，意在扑灭满奴，故炮弹攻击，专注楚豫。”时清督瑞躲藏于楚豫舰，他是军政府追缉的目标之一，故有“炮弹攻击，专注楚豫”此说。
萨镇冰当然不信黎元洪的一面之词。在汤芗铭的建议下，萨镇冰派楚有舰轮机士兵刘伦发前往武昌，探听黎元洪所说是否真实。刘的家眷住在武昌，熟悉情况，便于搜集情报。两天后，刘回来报告萨镇冰：“武昌革命军秩序良好，人民亦同心协力要推倒清朝，建立共和，青年学生纷纷投入军队，准备作战，都督黎元洪的司令部设在阅马厂谘议局里面，革命政府的职员都能吃苦耐劳，每月只支20元的生活费。”萨镇冰听后一言不发，“只是听到革命政府每人每月支20元的生活费时连连点头”。萨镇冰的内心天平正在向革命倾斜。
11月7日，萨镇冰致书黎元洪。这封信的全文目前已经无法找到，我们只能从其他史料中略知一二。张国淦记载：“萨镇冰自军次来书，以国体政体为言。”《清末海军史料》亦称：“九月十七日（11月7日）萨镇冰曾致一书于黎都督，大意言鄂省起义，初亦无甚反对；但民国政体，不宜行之于中国。”可以看出，萨镇冰在与黎元洪书信往来后，开始思考民主体制是否适合中国的问题。萨镇冰倒戈后率领军舰在江宁下关江面上
黎元洪趁热打铁，立即复函一封，阐明了自己的政体观点：民主不过是肇事者（革命党）用以号召人民，反抗清朝专制政府的手段，因为这是“心理之所趋”。至于革命成功后政体之选择，要“视程度之所至”，这里的“程度”是指“联合会议”最终讨论的结果。黎元洪认为萨镇冰关于政体的主张是正确的，期待萨将来能在各省议会发表自己的政见。
不知是否是黎元洪的信函起了作用，萨镇冰终于做出了抉择。海筹、海琛、海容三艘战舰已于1911年11月1日，“系因水涸，奉萨统制谕命驶东下”。九江军分政府都督马毓宝得报，立刻电报黎元洪。黎元洪回电命“马都督派员优待萨镇冰，而萨乘江贞舰下驶，已由黄石港换乘渔船至九江英领署，借宿一夕，翌晨乔作商人赴沪”。
不过，战争并非从此以后一帆风顺。10月28日，清军第二军军统冯国璋率部抵达汉口。同日，同盟会领袖黄兴偕夫人徐宗汉，同宋教仁、李书城等在上海红十字会的掩护下，化装成医师来到武昌。黎元洪此时正为无人主持前线战事发愁，听说黄兴到，即派军乐队、仪仗队在江岸迎黄入都督府。交谈后得知汉口战事吃紧，黄兴遂于当晚偕杨玺章、查光佛、蔡济民、徐达明等渡江赴汉口。11月1日，冯黄交战，黄兴败，冯国璋火烧汉口，烈火三日不息，市区化为焦土，人民死伤无数。冯国璋攻陷汉口后，黄兴无奈返回武昌。11月2日晚，黎元洪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任命黄兴为战时总司令。黄兴随即驰赴汉阳督战，可惜还是铩羽而归。1911年的冯国璋黄兴军礼服照汉口龙王庙战后遗迹清军火烧汉口，江中停泊着外国军舰。
恰逢江浙联军来电催促黄兴速往助战，于是黄兴等人与武昌革命党人告别，坐船返回上海。黎元洪在送别黄兴时，执黄手曰：“汉家大局又随鄂江潮俱去矣。”黄亦哭谓黎曰：“兹者赣沪已响应，吾将乞兵来援也。”黎颌之，派队送黄，由毡呢厂过江而东。
就在冯国璋火烧汉口之时，清廷钦差大臣、湖广总督袁世凯已经派刘承恩通过信函与黎元洪取得联系。刘承恩，字浩春，湖北襄阳人，北洋武备学堂出身，袁世凯幕僚，曾任湖北武建左旗第一营管带，与黎元洪是旧识。为什么清廷一面战争，一面劝降呢？主要原因是清廷此时财政极度困难，透支严重，甚至连慈禧太后生前积攒的内帑都拿了出来，应付战事开支。
11月1日，刘承恩委托日本友人送信给黎元洪，劝其早日息兵，使百姓生活重归安宁，并劝降道：“诸公皆大才，不独不咎既往，尚可定必重用，相助办理朝政也。且项城之为人诚信，阁下亦必素所深知。此次更不致失信于诸公也。”1911年的袁世凯
黎元洪读罢来信，断然拒绝了刘承恩的劝降，此时，黎元洪的心中并未有“和解”二字，他一心为除民贼，声称“不敢奉命”。袁世凯读过回信后，并未放弃争取和解的希望。11月2日，袁嘱刘承恩和张彪致函黎元洪，招其归顺。不久收到黎元洪复函，称“现开会议，一二日定局再告”。袁世凯认为黎元洪“语气尚恭顺，然匪心叵测，战备仍不敢懈”。袁世凯始终贯彻清廷“剿抚并进”的政策，但“抚”这方面的进展甚微，连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认为，虽然“袁世凯与起义军首领之间交换了信件，但起义军首领表现出不乐于答复对他提出的建议”。不过，袁世凯并没有放弃。
11月7日，刘承恩派王洪胜渡江到武昌面见黎元洪说和。谈话持续约两个钟头。谈话接近尾声时，黎元洪说：“你回去即将我的话，禀知你们大人。你们大人若是能过江来，就请过来谈谈，要过来时，先派人送个信来，我好派人到江边去接。”
邀请刘承恩来武昌，说明黎元洪的和解之门已经打开。然而袁世凯却无法对此寄予厚望。因为随着广州、太原的失陷，上海、南京也岌岌可危，胜利的天平已经向革命党倾斜。袁世凯在寻找和解之路的同时，也在积极备战，争取夺下武汉三镇以掌握话语权。武昌起义时，黎元洪（右三）在前线查看地形。汉阳三眼桥。革命军曾在这里狙击清军。
11月11日，蔡廷干和刘承恩应邀来到武昌进行和谈谈判。会谈中黎元洪首次提出推举袁世凯为总统的想法。“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
会谈后，蔡、刘二位携黎元洪致袁世凯一函，返回汉口。信中言道：“设执事真能知有汉族，真能系念汉人，则何不趁此机会，揽握兵权，反手王齐，匪异人任；即不然，亦当起中州健儿，直捣幽燕。”
袁世凯见信后顿觉和解无望，决定以武力迫使黎元洪接受和谈。11月20日，袁世凯派刘承恩与黎元洪代表孙发绪在汉口俄领署谈判议和，未达成协议。22日，俄领事敖康夫提议双方先罢兵，后议和。25日，清军攻陷汉阳三眼桥、汤家山等处，民军退守十里铺。26日，十里铺失陷。27日，汉阳失陷。黎元洪派外交次长王正廷往访驻汉口美领事顾临，请其斡旋停战三日，并表示愿意接受君主政体。同一天，朱尔典致电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说：“黎元洪都督准备接受立宪政府，并照该意发出信息。”这一次，黎元洪主动回到谈判桌。首义大都督黎元洪
为顺利达成停战条款，黎元洪致电苏赣浙等省都督，“请告徐统制，如此间议决停战，则取宁之师，本当同时停战。事机如何，手腕须灵活，特先电闻，余俟议决再告”。徐统制，即徐绍桢，南京新军第九镇统制（师长）。从这份电报可以看出，这次停战的决定，黎元洪是代表革命军全体做出的。
12月2日，驻汉口英领事葛福派员分别与湖北军政府及清汉黄德道道台黄开文磋商，南北首次达成停战协议，规定自12月3日8时起至6日8时止，武汉地区停战三日。汉黄德道，隶属于湖北布政司，下辖汉阳、黄州和德安三府，故称汉黄德道。12月7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全权大臣。12月8日，唐绍仪前往汉口进行议和谈判。12月6日至9日，为停战延期阶段。12月9日，“南北双方再次议定，自9日早8时起，至24日早8时止，各战场均停战15日，是为第三次停战”。唐绍仪于11日抵达汉口，12日黎元洪会见唐绍仪，双方商定以上海为议和地点。到年底，双方进行了四次议和会议。
至此，南北军事上的战争告一段落，然而黎元洪与袁世凯之间政治上的较量，则刚刚开始。五 计杀振武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当晚，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推举黎元洪为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2月12日，清帝溥仪下发退位诏，宣布退位。13日，孙中山信守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0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连选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副总统。由此，黎元洪的人生进入了民国时代。
1912年8月16日，北京各报均刊登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今日凌晨1时，袁世凯下令将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杀害。消息一出，举国震惊，谴责袁世凯杀害武昌首义元勋之声不绝于耳。第二天，又有消息称袁世凯杀张乃循副总统黎元洪之电请。那么，张振武是何许人也？黎元洪为什么要杀死张振武呢？
张振武，字春山，湖北省罗田县人，寄籍鄂省竹山县。辛亥武昌首义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之一。张天资聪颖、过目成诵，曾就读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在日本，张振武成为中国同盟会会员。同时，还加入体育会修习战阵攻守等军事课程，可谓文武全才。张振武在武昌起义中，以共进会首领身份组织联络，参加战斗。由于功勋卓著，地位显赫，革命后，张振武在鄂军政府权力最大的军务部任副部长一职。后部改司，张任副司长。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接受士兵敬礼
张振武死在北京，但其死因却发酵于湖北，这一切要从张振武赴沪购枪说起。武昌起义期间，革命军在汉阳遭遇失败，同时，枪支弹药严重短缺，如不及时补充，革命军的处境势必雪上加霜。张振武便向黎元洪提出前往上海购买枪支和弹药。经黎元洪同意，由财政部拨20万元购枪专款，交与张振武携往上海。1911年12月13日，张振武出发。
张振武一到上海，即赴三井、大仓、高田等日本洋行，联系采购枪弹事宜。日本洋行商人见来了大客户，无不热情招待。在灯红酒绿中，张振武逐渐迷失自我，将购枪要事全权托付给几个日本洋行办理。张振武忘了“羊毛终究出在羊身上”，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些日本商人会在枪弹质量上做手脚。
转眼一个月已过，张振武的枪还未运到武昌。虽然此时正值停战议和期，战争威胁得到缓解，但各地民军仍在积极备战，武器需求量很大。1912年1月11日，湘桂联军总司令官沈秉堃来电，以援鄂为由向湖北借枪400支、子弹50万发。可是黎元洪的武器储备也很紧张，但为支援友军，还是拨给沈秉堃步枪128支，子弹15万发。此时虽已停战议和，但民军和清军还时有交火，民军内有兵无枪、有枪无弹的情况已属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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