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蕊华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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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之间：晚清人物评介试读：
前言
如果说通史是历史的骨架，那么人物就是这骨架上的血与肉。如果没有这些鲜活的血肉之躯，没有历史人物对时代的悲与乐的体验，没有人物在历史河流中的潜伏与腾越，历史就失去了它应有的生命力和永恒的意义。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历史人物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英雄和思想巨擘。选择晚清历史人物作为课题，是因为晚清处于大变局时代，晚清人物在传统与近代之间的徘徊与追求的过程中，改变着自己，也影响着时代。他们在迷惘与困顿中彷徨，在与时代斗争的同时，也在尽力超越自己。整个转型过程既显示出他们刚毅的品性、执着的勇气、恒定的信念，又表现出他们的保守、迂腐和狭隘。当时世界发展进程对中国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它要求中国以闪电般的速度改变自己，以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抛开经济、文化的进化层面，仅就政治体制而言，晚清70年就经历了三次尝试和变革，纵观英、法、德、俄、日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化的进程，这样的政治改革速度史无前例。
基于通识教育的博通与精深相融合的双向要求，以及教学的学术性与普世性的双重标准，本课程的构思突出以下几个特点：
1. 处理好大学课堂的人物教学与影视传媒教育的差别
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各类讲坛应运而生，其以浅显、风趣的讲述风格走进了大众的生活，对中国的文科教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代传媒发达，影视和小说是大众了解历史的主要途径。但是荧屏历史、小说历史与历史课堂的区别在于它们之间追求的最终价值不同。小说历史、荧屏历史追求的最高价值是艺术价值，因为有艺术价值才会有市场。历史被艺术化的前提是重新浓缩和艺术构建，演绎出来即戏说的部分。而课堂教学追求的是人的教育价值，它不追寻市场，不在市场中寻租。可见，大众文化的传播和学术研究有本质的区别，但这种区别会随着大众文化层次的提高而逐渐变小。
但是戏说历史是有历史条件约束的，历史剧被赋予意识形态之后，戏说就不太自由了。如文字狱之下绝对没人戏说历史，尤其宫廷戏，更不能随便想象。封建时代的传统戏剧一般都是颂扬忠臣，反对奸恶，提倡忠孝。如历史剧中的白脸奸臣曹操，篡国谋权绝对该死。近代知识界由于肩负“开民智”的重任，非常提倡历史小说的教育功能。黄遵宪的“小说革命”带动了民国小说的发展。戏说历史小说最有成就的就是蔡东藩的11部经典历史小说，再加一部《慈禧演义》，从秦汉到民国的2116年历史，70万字。他的戏说一定是与中国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
很久以来历史剧就是为政治和现实需要服务的。20世纪40年代，由于抗日战争需要，郭沫若写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作品，批判国民党独裁和对日妥协。50年代，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大跃进和反苏，出现了《蔡文姬》、《胆剑篇》等作品。历史剧《王昭君》是为了体现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也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本来意在歌颂共产党干部的廉政为民精神，结果被认定是为彭德怀翻案，因而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还有许多的历史人因为改编历史剧被打击、被批斗，从此文人远离历史剧。新时期的戏说历史作品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从20世纪90年代郑少秋的《戏说乾隆》风开始刮遍大江南北，到后来的《雍正王朝》、《康熙微服私访记》、《宰相刘罗锅》、《铁齿铜牙纪晓岚》等作品纷纷出场，《汉武大帝》、《大明宫词》等也十分火爆。戏说历史是市民文化兴起的一种现象，也证明了文化的丰富和人民思想的自由。
但是晚清、民国史很少被戏说。因为这是千年剧变的时代，是传统向近代过渡的时代，造就了晚清人物的多样性和矛盾性。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往往集多重矛盾于一身，无法用一个词汇定格，所以争议很多，很难把握戏说的分寸，许多问题和观点还需要深入的研究和对不断演进的历史进程的考证。本课程引进最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研究观点和学术趋势，以弥补在传媒时代下历史文化大众化造成的学术认识不足，并让学生学会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看待现代我们的改革超前与滞后的弊病，以及其他国家的政局变动。
2. 突出课程人物群体的阶层特色在转型时期的表现“阶层”在社会学研究中被用来指代社会结构划分中完全固定的不同层次结构，是社会成员在社会资源占有方面分享类似权利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指基于金钱、受教育程度、专业技能、政治权力以及威望等社会资源的人的不平等的地位划分，反映的是人们在财富、地位和权力分配方面的差别。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我们不可能根据单一标准来划分社会结构。在讨论社会结构的划分标准时，大多数学者把经济标准作为主要标准，帕金划分英国社会结构时就十分强调财富的作用。但实际上，财富并不能完全决定人的社会地位，良好的教育也是人的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拥有教育资格是一种特权，它等同于拥有房屋、股份之类的有形财产。”阶级是经济的，又是文化的，是各种关系构成的一个系统。韦伯提出了由“阶级、地位和权力”组成的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模式。还有一些人认为，经济以外的政治、文化等更多因素也应当被考虑进来。社会等级表现为一种地位体系，它取决于相互影响的几个可变因素：出身、称号、财富、职业、生活方式和对权位的占有。
人们大多承认社会结构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我们可以根据血缘联系、婚姻、采取的生活方式、拥有的经济资源、职业、文化兴趣、活动范围以及心理感受等多种因素来划分社会结构。这样认识的结果，可能导致我们将社会阶层的划分看作一种主观上的归类，即社会阶层是以各阶层成员的主观认同为基础划分出来的。
本课程所选人物不是按照统计方法的数据模型分类，而是采取主观认同的分类法。基本考虑财富、文化和名誉等综合因素，更符合中国传统社会对阶层的分类习惯，并结合人物在近代的影响力，将晚清人物分为宫廷人物、儒士、知识分子、政治人物、商人、农民、秘密组织人物等进行评介。本课程重点不在于解决近代社会的阶层划分问题，而在于分析阶层群体在历史进程中的表现及其对历史的影响，为观察转型时期的社会现象提供思考与借鉴。
大多数晚清人物在近代与传统中寻求救国之路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本课程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向近代的转变过程中不同阶层的典型人物及阶层人物群的评介，来反映变局时代同一阶层的共性与互动和不同阶层间的互动与矛盾，反映出变革时代阶层人物的特征和不同阶层的人物对时代的意义，由此，深入展现晚清转型史。同时，要求我们以学者的修养和历史学家的眼光去审视他们，从他们的人生历程中体味时代与命运，在他们的行动和思辨中感悟历史。
3. 突出近代人物在修身与人生实践方面的特色
晚清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汇的时期，又面临着民族危机时期和文化转型时期的双重困境。近代中国人在保持传统文化价值和利用西方文化救国之间的困顿与选择的心理历程给了现代社会如何保持传统文化以无限启示。此外，当今大学的教育重点在于知识教育，突出问题是修身教育不足，造成学生的精神缺失。本课程通过对变局时代晚清人物个人修养和人生实践的精彩回顾，以学习和借鉴他们的人格精神，给学生以价值选择和人生实践的答案。
总之，本课程主要是加强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让学生加深对历史的理解，在自身发展与时代发展之间进行适当的人生定位，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此外，短期的课堂讲解相对于整个晚清史或许是挂一漏万，不周之处，敬请见谅。编者2012年11月
第一章 传统社会的领导者——宫廷人物
晚清遭受外敌入侵之后，以天国自居的中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最大的问题是西方制度与文化对中国传统的挑战。鸦片战争期间，士大夫的言行和争论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科技、政治的态度。回想18世纪的王朝历史，西方的入侵早已风雨满楼，只是王公贵族、士大夫们的虚骄麻痹了自己。随着民族危机的刺激，中国上至天子下至黎民都以自身阶层认识作出了各自的反应，但总是摆脱不了自身的时代和阶级局限；而在今人看来，正是他们本能的、迂腐的、落后的反应在不觉中改变着落后的中国，他们在先进的技术和经济领域的探求推动了中国的体制、思想慢慢进化。新兴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也逐渐脱去封建社会给他们的嫁衣，在政治领域开始切割清朝腐朽的肌肉。维新派在切割中反思和退却，革命派在激进中不自然地妥协。要正确理解和客观评价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对晚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作深入的认识，不然就会出现误解和偏差。
第一节 关于晚清的几点认识
一、晚清的落后与皇帝的素质中国的宗族关系反映在王权上是嫡长子继承制，但嫡长子继承制本身具有不可回避的缺憾。
首先，嫡长子继承制不可能使最优者继位。明朝皇权跌宕不定，在于明代皇帝贪财好色、荒淫无度，炼丹、嗑药比比皆是。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就是一例，他继位才29天，就因为服用“红丸”来刺激性欲而暴毙。
其次，有时候也会违背皇帝的意愿。万历皇帝的皇后无子，想立贵妃生的福王为太子，但福王非嫡也非长，遭到群臣反对。万历皇帝为此与大臣们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斗争，致使其30年不上朝，最终立明光宗为帝。嫡长子继承制在实践中不能避免皇权危机。明朝经常出现皇帝奢侈、搞法术、几十年不上朝、宦官专权、亲情间互相残杀、夺权等。
最严重的是引起动乱和战争。朱元璋将帝位传给喜爱的嫡长孙引起了“靖难之役”。1399年，燕王朱棣打起“清君侧”的大旗，并公布《靖难檄》，称“皇考太祖高皇帝未省何疾，不令诸子知之，至于升遐，又不令诸子奔丧，欲屠灭亲王，以危社稷，诸王实无罪，横遭其难，未及期年，……不得不起兵御难，誓执奸雄，以报我皇考之仇”。朱棣起兵的理由是朱元璋的丧事没有严格按照礼仪进行，建文帝屠戮兄弟宗亲，所以要报仇。观察明代皇位继承的危机，不管用何种方式都是危机，而其中最常用的是“礼制”，这套礼制既规定着权力继承的方式，也束缚了可能的继承人变动，把明帝国推向了危险的处境。可见，没有可行的制度，最高权力的继承将是何等的危险。
清朝的皇帝改变了嫡长子继承制的不科学性，变为密封立储。按照清王朝的家法，凡是皇帝之子，不分嫡庶，均有入承大统的可能，避免了相互的猜测和厮杀，一定程度上比嫡长子继承制有了择优的可能。废除嫡长子继承制，使所有的皇子和重要王宫的孩子都要一起接受天子的教育，即接受“以天下为重”的理念教育，任何人今后当皇帝都要有“天下”的理念和责任。这样专业的皇帝培养机制，是明朝不能比的。即使权力危机引发政变，上台的还是具有基本素养的皇帝。此外，清王朝坚决以礼法治家，清朝很少出现明朝那样的皇权互相篡夺和残杀，降低了皇权动荡的损失，使政权维持了几百年，至清朝灭亡时，清王室内部仍然秩序稳定。阎崇年的《清十二帝评说》中明确指出清朝没有坏皇帝，尽管最后还是没有避免没落的命运。
近代以来清朝皇帝最大的弱点是不愿正视外面的世界。中国革命没有把皇帝送上断头台，除了中西间的法律文化不同和革命党人的温和革命理念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清朝没有让人发指的暴君和昏君。但是清后期的皇帝能力很明显弱于时代要求。道光皇帝临终遗恨：“三十年如一日，不敢自暇自逸”，结果“遗留内有太平天国运动之大乱，外有鸦片战争之奇辱”。对于鸦片战争，包括皇帝在内的整个朝廷都认为不过是历来边疆的一次挑衅而已。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深掘英国的档案，从英国国内的战争舆论与中国船只、炮舰、人员部署等角度深入考证，论证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战败究竟是因为实力差还是人的失误，认为这与林则徐、耆善等人的虚假奏折和错误的判断有关。但是道光皇帝却恰恰没有当年康熙亲征、乾隆下江南的魄力，最终造成整个王朝的悲哀。二、经济问题是晚清面临的最大难题
一个王朝衰亡往往是因为经济出了问题，关于封建经济体制固有的弊病，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和王亚楠《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各有所长，他们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政权变革和封建土地的经济问题。明代后期，皇帝就开始滥用权力搜刮，钱不够花，要靠发放牒片度日，这样的政府垮台指日可待。宫廷内部的情商和权力斗争的结果只是皇位的更替和几个大臣的死亡，不会太大地影响百姓生活，一个王朝最终灭亡还是由于经济失衡，造成百姓揭竿而起。再高的情商和谋略也解决不了封建王朝的经济问题。
广州鸦片走私40年，白银外流，通货膨胀。当时中国是世界货币体系中的老大，白银相当于今天美元的地位。19世纪中期1两白银相当于1.5～1.6美元，1英镑等于5美元或25法郎。由于鸦片走私，使清政府库银很快从7000万两降到1000万两。现在叫黄金储备，当时是银本位储备下降。道光元年（1821）一两白银值1000文，到1836年变为1300文，到1838年变为1600文。中国政府反对鸦片走私，却不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无济于事。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考证
首先，清政府宫廷内的花销有严格的规定：各个级别的补贴额度都有严格而详细的规定。如乾隆钱不够花，要委托南方的商人帮他放贷；咸丰需要穿补丁裤子过日子；慈禧大手笔花钱，但受到奕訢严格限制，造成双方的积怨。
清朝官员实行的是低俸制，根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文武京官俸禄，正从一品俸银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正从二品俸银一百五十五两，米一百五十五斛；正从三品俸银一百三十两，米一百三十斛；正从四品俸银一百有五两，米一百有五斛；正从五品俸银八十两，米八十斛；正从六品俸银六十两，米六十斛；正从七品俸银四十五两，米四十五斛；正从八品俸银四十两，米四十斛；正九品俸银三十三两一钱一分四厘，米三十三斛一斗一升四合；从九品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米三十一斛五斗二升；未入流俸银禄米与从九品同。”
按常理来说，这样微薄的收入在当时的社会中只能算是小康型或温饱型的生活水准。当时，凡是州、县官，主要靠征收钱粮时进行盘剥。钱粮就是田赋，最初征收实物，后来改成“折色”，即征收银子。无论征收实物还是银子，都有一种“耗羡”陋规，所谓“耗羡”即在征收银粮时，以弥补损耗为由在正额之外加征的部分。一般情况下，征收的银两中，每两加征四至五钱作为火耗，粮一石加征二升到一斗几升，整个州、县总量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实际上这笔“耗羡”并不归公，完全入了州、县官的私囊，成为公开的、照例的好处。有时候各种各样的额外陋规，甚至超过正常税收的十几倍。
雍正年间，为了革除这种弊病，就把耗羡归入国库，另外发给官员“养廉银”。例如，知县看缺分如何，每年给“养廉银”几百两到一千两不等。但是地方官并不因为有了“养廉银”而廉洁，仍然在钱粮上打主意，可以借口银子成色不好，也可以借口粮食质量不好而任意敲诈勒索，由于田赋可以用钱交纳，经手官员就任意把钱价压低。比如，市价二千文合一两银子，他可以定为二千四百文合一两银子；田赋上缴有一定数量，通常缴到八成就算完成任务，如果有水灾、旱灾，明明收成是八成，他可以报五成，农民实际田赋不少缴，多收的银粮都到州、县官和他们爪牙的腰包里了。此外，人们打官司也是州、县官索诈的好机会。“小小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一俗语足以说明当时司法腐败的严重。
县级官员的收入，以中山大学邱捷先生从南海知县杜凤治的日记所见，广东省城城郭包括南海、番禺，必须保证城中各官司衙署的需要。日记透露，省城办差，南海承担六成、番禺四成。同治十一年，杜凤治为上司衙署的支出是：督署11114两，抚署3445两，臬署1355两，藩署823两，粮署265两，府署460两，学署825两，将军署113两。这只是“正常”的支出。如果有新的上司到任，支出就大得多。同治十年，刘长佑来粤任巡抚，需要重修衙署，购署中物件用了4400两，两县要垫赔1400两。两个月后刘调任，杜凤治为新巡抚张兆栋筹备署中家具、用品，又花费了3000两（旧官离任通常会带走署中能带的一切物品）。对乡试以及省城官场的宴会、演戏、会议，上司的出巡视察，官员的送往迎来，两县都要垫赔费用。如同治十一年春节后的公宴，两县就垫赔了340两；同年庆祝慈禧太后万寿演戏三日，两县垫赔上千两。此外，还有很多自掏腰包的公务支出，如“羁所三处押犯五六百名，逐日口粮由县给付，无款可筹，均系捐廉发给”。至于私人的馈送数额更为巨大，同治十一年总督瑞麟生日，杜凤治所送寿礼连门包费，共计3000两。巡抚少爷娶亲、总督添孙等均须送礼。其日记记载：“送礼以玉如意为先，其余还有金玉物件、绸匹，最是门包不易举动，动凡送礼一次，不论收否，门包先已由巡捕收下，一处一总在内约四百金，两处约计千金略少。”总督的亲属、幕客、巡捕、门房、厨子等，杜凤治都要打点到。总督购物往往发单要两县送银，杜凤治也无法判断是否真是总督的命令。每月总有几次不等，督署内还有人两面开账。省里还要给各衙以补贴，晚清官员工资不高，一些没有缺差的穷官日子更是难过。督抚在年节前会命令南海、番禺两知县发放给穷官“周恤银”，如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底，发给贫穷的候补道台（50两）、通州县（每人二三十两不等）、佐杂（每人十余两）“周恤银”，“不贫而冒领者颇多”；此外，又发给故员亲属银两。
杜凤治在粤任官十几年后，除清还债务、支付各种支出、维持多个家庭的生活、在家乡购买240多亩田产、为子侄捐官等之外，尚余现银3万两。广东南海县在全国算是富裕的县，而且杜凤治自身很善于经营官场，其他地方的官员收入很难高于南海县。可见，能达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收入的地方并不多。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要把握几点：①多少因素是客观历史环境造成的；②多少因素是主观失误造成的；③他们的选择是不是符合历史的要求；④与同时代其他人相比的突出特点或者超越之处。
本章重点讲述对晚清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两个宫廷人物：一个是清王朝内最先对西方有感触的亲王奕訢，另一个是影响晚清40年的慈禧。
第二节 奕訢
人物简介：奕訢（1833—1898），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同治、光绪三朝重臣。《清史稿·列传八·诸王七》中称他“绸缪宫廷，定乱绥疆，罢不生怼，用不辞劳，有纯臣之度”。一、皇权的错失
1. 皇帝的选贤与选能《清稗类钞》的记录和清朝野史等记载中有关这段历史的四种传说表明了人们对奕訢错失皇位的惋叹和给予奕訢的厚望，希望奕訢带领清王朝迈向富强。（1）传统社会的选优与师生关系
传统社会选拔皇子首先是对老师的考验，从两位老师的教导可以看出考皇子其实是考老师，但不是考能力，是考察先皇的心，并且皇帝的命运与老师自己的命运紧紧相连。从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的命运就可以看出，皇子的命运对老师多么重要。翁同龢回首一生，“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谈”。
咸丰帝的老师杜受田教导他打猎时不要与兄弟争雄，当父亲问起缘由时就回答“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且不想以弓马一技之长与诸兄弟争高低”。道光赞叹“此真帝者之言”，而奕訢则满载猎物而归。奕訢的老师卓秉恬告诉他当父皇问起政务时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咸丰则谨守老师杜受田的教诲，“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
道光皇帝在“选贤还是选才”中犹豫不决，最终奕訢获得“恭亲王”的遗诏，咸丰获得“称帝”的遗诏。道光两份遗诏的用意是保护和安慰奕訢，告诫奕訢恭慎行事。道光对强者和弱者都要给予保护，免得与皇权碰撞出火花，而其最大的错误是在千年转型的时代，没有以“能”作为选择继承人的标准。
此事件传达出两个信息：传统社会的选优标准和师生关系。中国传统社会选优的标准是“贤”而不是“能”。道家思想中的“无为”思想适合封建的小农经济和封建皇权的统治。封建经济相对平稳，“贤”是保持江山社稷的最佳途径。汉武帝因为“有为”与主张“黄老”的窦太后冲突极大，雍正皇帝因为“有为”增加库银5000万两，被视为暴君。有为的皇帝一般都被称为扰民的君主，因为中国封建经济的小政府模式不需要统治者多有能力。轻徭薄赋、不与民争利就是好的政府。但小政府一旦出现危机就会捉襟见肘。时代需要政治家有胆略、风范，坚忍不拔，具备治国之才。道光帝依然选择贤者，很明显没有认清楚这是一个需要变革的时代。
其次，传统社会的师生关系如此密切和信任。学生能够听从老师的教诲，并且老师与学生的命运紧紧相连。传统的师生关系特点是尊师重道，尊师爱生。《礼记·学记》有云：“凡学为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传统学校中，强调“师”与“道”的统一，“师者，人之模范也”（《扬子法言》卷一）。因为“儒”就其本义而言，就是体道之人，儒即师，师即儒；师即范，范即师。师、范、儒都指向知识和德行的统一。传统的经师、人师合一的“士”与学生精神和知识的联系，保障了尊师重道的师生关系。（2）平庸的皇帝与优秀的臣子
位置与能力的错位注定了奕訢一生三起三落的坎坷命运，因为其优秀所以被统治者利用，又因为其优秀而被视为权力的威胁，对于奕訢个人来讲，是人生悲剧的开始。“妒贤嫉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中国儒家文化的“尚其贤”源于《道德经》第二十八章原文：“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中国人在弱与强、贤与能之间的价值选择充满玄机。
2. 恭亲王奕訢的恭与谦
1850年3月咸丰皇帝继位，一直没有给奕訢下诏正式册封。两年内奕訢韬光养晦，藏材示拙，以示顺从。他在《赓献集》里对咸丰皇帝暗示顺从的愿望：“宵旰勤政期无遗，竟业亲贤永弗忘，……自揣疏庸惭莫报，常聆训示慎毋忘。”咸丰皇帝看到他恭顺有加，于1852年2月册封奕訢为恭亲王，但是不给重位，命他担任负责祭祀、扫墓之类礼仪的职位两年。18岁的奕訢在代皇帝祭祀陵墓的扫墓路上题诗一首表达心迹：“石勒碑何在，荆卿墓尚存。当年曾扈跸，今日泪两行。”
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南北政权对峙，北伐军逼近京津，4月咸丰决定化金钟三口接济军费，恭亲王勤谨奉公，皇帝很是欣赏。9月，咸丰命其为署理侍卫内大臣，负责巡防，10月破例让奕訢入军机行走，第二年2月又指定奕訢为领班军机大臣。奕訢踌躇满志，荣耀至极。不太拘于小节的奕訢，忘了与皇帝之间的微妙关系，渐渐露出性格中的锋芒。1855年7月因母亲孝静皇太妃埋葬的问题，在母亲入葬后第二天奕訢被罢免，回上书房读书。7月11日皇帝发布上谕：减太后丧仪12日，太后不升太庙。21日奕訢因办理丧事礼仪多有疏略之处，被解除全职，丧事由翁心存办理。10月25日埋葬之后，咸丰27日发谕旨：“朕祗遵遗命，于十七日降旨，封奕訢为恭亲王，并于恭撰慕陵碑文内，敬谨叙述。惟是中外臣民，但知奕訢之封亲王，系朕即位后推恩，未知是皇考遗命，不足以传后世。著将此旨付史馆，于实录本纪内……以昭信史。”此时，奕訢心灰意冷地赋诗一首：“牢落天涯客，伤哉志未伸；独醒空感世，直道不容身。忠荩遗骚雅，高风问楚滨；怀沙数行泪，饮恨汨罗津。”二、辛酉政变
1. 奕訢的能力与威望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奕訢不主张咸丰去热河，上奏咸丰帝曰“夷性无厌”，倘若“因其桀骜，勉强议准，以图暂了目前，则无厌之求，转瞬又生枝节，日甚一日，仍归于战而已”。25岁的奕訢提出对策：①训练天津乡勇；②增强僧格林沁所部军力；③命令广东乡兵攻击香港。这“围魏救赵”的策略虽不算优秀，但表现了他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已经胜于逃跑的皇帝。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由于巴夏礼蛮横嚣张，要求带兵进京给皇帝递国书，并要清军撤出张家湾，载垣命僧格林沁逮捕了巴夏礼，导致谈判破裂。中国“团勇不过万人，只可镇压土匪，不能调出迎敌”，硬着头皮与英法联军决战于八里桥，结果战败，皇帝逃跑，沿途乡村仍愤然不平，不甘心接济夷人。奕訢判断即使交出巴夏礼，英法也未必撤军。果然，额尔金拒绝和谈，烧毁了圆明园。奕訢见事已如此，奏请皇帝“万不能再议抚局”，奏请奔赴热河未准。奕訢面对满目疮痍的京城，再次向咸丰帝奏道：“臣奕訢义则君臣，情则骨肉，苟能以一死而安大局，亦复何所顾惜。……此所以彷徨中夜，泣下沾襟。”皇帝回复曰：“朕亦深谅苦衷。自请处分之处，著无庸议。”金息侯在《四朝佚闻》中谈起咸丰帝：“帝临终时，两后以军事为忧，帝曰：‘大乱即平矣，忧不在此。’”从两者鲜明的对比可知奕訢的责任意识和对国家大事的认知水平。
奕訢留守北京，受命于危难之际，树立了威信，形成了自己的一群骨干力量，被称为“恭党”，成为辛酉政变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与帝国列强的交往中，奕訢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为辛酉政变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外部环境，同时也为日后向西方学习提供了机会。奕訢的对外认识逐渐发生变化，“其意必欲中国以邻邦相待，不愿以属国自居，内则志在通商，外则力争体面，如果待以优礼，似觉渐形驯顺。且该夷前曾有言，并非争城夺地而来，实为彼此无欺起见”。奕訢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说英国“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这是奕訢坚持对外“羁縻”政策的认识基础。
2. 政变中的奕訢
辛酉政变中，共同的目标决定了双方联合的必要性与结果。奕訢作为皇弟要为清王室生存负责，与慈禧合作的共同目标是权力不能落在八大臣手里。按照咸丰皇帝的安排，子幼母壮，八大臣辅佐国政，母亲不是皇后，又要保护皇后慈安，所以留“御赏”、“同道堂”两个印，但八大臣挟天子以令诸侯，遗诏保护不了皇子和慈禧的安全。事情一开始就注定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奕訢两次临危受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具有崇高的声望，与京城中的军队首领僧格林沁、胜宝等联系紧密。慈禧的聪明和心计表露出来，要先回京，分散八大臣力量。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恃宠而骄，飞扬跋扈，连兴大狱，排除异己，造成了官僚队伍的分裂。肃顺犯了愚蠢的错误，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而放弃了军队。
皇室政治权力的标志也是政变所必备的军队、玉玺、人心，斗争从一开始就很有优势。政变是军事部署、政治势力的争夺与分割以及权柄（玉玺）的归属。奕訢必须有慈禧才能参与政变，慈禧必定走上历史舞台。军队是政变和革命的重要基础。如辛亥革命中孙中山与袁世凯没有谈到军队的归属，造成日后隐患；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停止内战也因为军队的问题导致谈判破裂。
政变7天后慈禧与奕訢界定权力，注定了奕訢一生沉浮的命运。这一时期，慈安和慈禧处在同一战线，慈禧必须这样做，才能保障她们母子和慈安在皇宫不受任意的侵犯，保全性命，因为奕訢也可能是夺权者。慈禧有玉玺，和同慈安发布诏书很容易，慈禧连发五个上谕：十月初二日，令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敬谨会议两宫垂帘召见臣工礼节及一切办事章程。十月初七日，第一步，各省及各路军营折报均先呈两宫太后披览；第二步，交议政王、军机处等大臣详议；第三步，两宫太后裁夺；第四步，按照太后裁定意旨再由军机处拟旨；第五步，再呈请两宫太后审定正式颁发。十月初九日，内阁又奉上谕称：朕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现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决，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惟缮拟谕旨仍应作为朕意宣示中外。十月初十日，又发布上谕，奉两宫懿旨，对康慈皇太后崩后一直未升太庙一事，着大学士会同六部九卿详议尊谥，后“升纎太庙，永极尊崇”。十一月初一日（12月2日），是钦天监选定的黄道吉日，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仪式在养心殿隆重举行。
奕訢手握议政王、军机处、宗人府大权，掌控朝廷内外，大有“垂帘其名，实权归己”之势。但28岁的慈禧有很强的宫廷生存能力，慈禧与奕訢的权力界定中，慈禧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奕訢注定不能登到历史的前台。慈禧的垂帘听政固然缺乏祖制，然而皇帝冲龄阶段的“辅政”体制在清朝以往的历史上也无一善终——从多尔衮摄政，到鳌拜等四人“辅政”，直至眼前的八大臣“赞襄政务”，正所谓“殷鉴不远”。
3. 政变后的奕訢
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平定之后奕訢遭到严谴，慈禧利用小小的起居注官蔡寿祺弹劾奕訢，家务事朝上议，谁敢乱说话，慈禧亲拟奏折削去奕訢议政王、首席军机等职务。慈禧和奕訢的矛盾显露。这一时期，慈安与奕訢和同治的关系都很亲密。慈安的性格和位置决定了慈安是他们之间矛盾关系的平衡器。慈安死后，平衡器消失，1884年甲申之战，中法战争大败，借此机会，奕訢遭罢黜，“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处交部严惩”，奕訢培养起来的洋务派被赶出军机处。
之后十年，奕訢在家赋闲，慈禧继续孤立奕訢。奕訢十年丧失四妻、三个子女，亲王爵位没有人继承。甲午战争之后再次被起用变得保守，反对变法，希望皇帝尊重慈禧，改善关系，“伏愿我皇上敬天法祖，保泰持盈，首重尊养慈闱，以隆圣治，况值强邻环伺，诸切隐忧，尤宜经武整军，力图自强之策，至于用人之策，伏望恪遵成宪，维系人心，与二三大臣，维怀永图”。并劝告光绪皇帝“闻有广东举人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信小人言”。三、奕訢的历史贡献
1. 突破传统，学洋务
1861年奕訢设立京师同文馆，计划从八旗中选拔子弟。威妥玛被聘为老师，但规定他只许教文字，不许传教。1862年只招到10名学生。同文馆因没有与科举考试成为一个体系，不方便招收学生。奕訢想先让贵族弟子学外语、出国，但遭到了贵族的抵抗。京城中充满强烈的反对之声，有人散发传单，“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奕訢获得“鬼子六”的外号。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在奕訢的带动下，出现了李鸿章建立的上海方言馆、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校等中国第一批洋务学堂。在李鸿章办的上海方言馆，“方言”意思是不把它们当国家语言，以减少认识分歧。关于派遣留学生，1863年奕訢等有意像日本那样派人赴美、俄等国学习技艺。奕訢说：“伏思购买外国炮船，由外国派员前来教习，各督抚处置不当，流弊原多，诚不若派员带人分往外国学习之便，惟此项人员急切，实难筹选。”后来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努力下，1872年中国实现了派遣留学生的梦想。
2. 镇压太平天国，稳固皇权
重用汉人是清入关以来祖宗忌讳的政策，1862年慈禧发布上谕任命了左宗棠、李鸿章、郑元善、沈葆桢、骆秉璋、江忠义等11位督抚和几个布政使，当时全国是9府18省，全朝哗然。半壁江山掌握在曾国藩等汉人手里太危险了，恐重蹈吴三桂覆辙。为保险起见，清政府建立江南、江北大营，防止湘军哗变。曾国藩自己都觉得“权位太重，惟恐开争权竞势之风，并防他日渐成外重内轻之势”。政府很快又发一文擢升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管理兵部，并特请两宫皇太后钤发上谕给予慰勉，称“如此委重权于曾国藩，实乃其至诚真挚无私为国效力之心。望以军务为重，力图攻剿，以拯救生民于水火之中，不许再作推辞”。
3. 洋务外交
关于外交，奕訢认为“外国之生事与否，总视中国之能否自强为定律”。镇压太平天国后，1867年，奕訢提出《预筹备修约事宜》。奕訢希望“天下随时筹划，以冀一日自强”。（1）听从赫德的建议，派人出洋考察
奕訢听从好朋友赫德的建议，派人出国考察。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记载了赫德的动机：“中国应当从离群索居中出头露面，并且取得在国际大家庭的地位，……并且应当通过他自己的代理机构，去了解各西方政府的目的和实行他们愿望的力量。”老百姓受传统观念影响不想出去，因为在以前出去就是逆民，永不能登岸。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在1866年由63岁的斌春带领，成果有《乘槎笔记》和《诗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认识西方的记载。上海滩赫德的碑文上写道：“中国政府忠实的顾问，中国人民真实的朋友，谦和、容忍、明智、果断，克服艰巨的障碍，并且完成了一项伟大的造福于中国和世界的工作。”如果晚清王朝当时能够突破自己的意识，先出去看看，将比后来海外留学生反对自己要好很多。到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考察时，已经无法收拾残局。（2）《蒲安臣条约》“蒲安臣外交”的背景是1862年美国为了赢得侵略中国道义上的主动权，提出了“合作政策”。1862年蒲安臣代表美国政府来到中国，声称：“任何土地的让与就是缩小了美国条约的利益”；“我们在中国，正企图用公平的外交关系代替武力，我们希望用公平的方法，获得公平的结果”。奕訢派遣蒲安臣代表中国出使的理由是：“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蒲安臣的态度是“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奕訢说：“如果一个公使为两个国家服务是可能的，我们愿意派你出任我们的使节。”最后，因为中俄谈判问题，蒲安臣致疾，在俄国咯血而死，清政府进行了抚恤。
1868年7月，蒲安臣自作主张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条约，主要内容是双方国民都有游历贸易的自由，并要互相给予保护。《蒲安臣条约》签署后，他兴奋地说：“我很骄傲，这个国家（指美国）订立了这样的一个条约，这条约的每一字句，都是为着中国的利益。”1869年，根据条约美国获得大量的契约华工。《蒲安臣条约》在当时遭到士大夫的谴责，但在后来的1905年中国反美浪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人民的反美斗争下，罗斯福总统被迫召开议会修改排华法案。2011年10月美国通过的对一百年排华法案道歉议案，也是根据此条约。拓展学习：廉洁的晚清海关晚清的海关税权在鸦片战争之前下放到十三行商人手里。1861年赫德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1863年（同治二年）正式担任该职，时年28岁。这并不一定是历史的倒退。在腐败成风的中国，海关却以廉洁有为而著称，可以称得上奇迹。赫德作为海关的最高领导，恪尽职守、洁身自好、奉公守法，当时掌权的恭亲王奕訢就常感叹“我们如有100个赫德就好了”。更重要的是他帮助中国建立了一套成熟的海关体系，使中国海关工作效率快速提高，其税收从1863年的725万两，增加到1866年的780万两，1887年达到20541399两，到1899年达到创纪录的26661360两，几乎占了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恭亲王亲切地称他为“咱们的赫德”。赫德针对当时清政府衙门普遍存在的贪腐现象，在海关管理中借鉴英国经验，创建了税收、统计、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无论行政组织、人事管理还是征税章程都被置于一个严格、统一的体系之内。他还制定了《中国海关稽核管理章程》等十多项环环相扣的章程制度，如监督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巡视制度等等。在人员选拔上，赫德坚持在全球公开选拔招考，先后在上海、九龙、广州、大连、青岛和伦敦设置考点，选入的人员一般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有的还是硕士、博士。赫德管辖下的海关实行西方的公务员薪金制度，待遇很高。海关的中外官员，其薪俸之高、待遇之优厚，远超过寻常官员数倍。而且，海关工作稳定，只要不出问题，就可定期升级加薪。职员年老时，还可一次性领取相当于十年工薪的退休金，这也是其他衙门不能企及的。当然，外部的监督对体制的建设作用也不可忽视，赫德本人不仅受到清政府和德、法、俄、日、英等国家的监督，还要接受各国媒体的监督，一旦出事，随时会被替换。——陈鲁民：《晚清海关为何清廉》，《学习月刊》2011年第2期。
4. 冒死反对腐败的政府工程
慈禧修建圆明园，恭亲王奕訢首先捐出两万两白银以示支持，最初只有御史沈淮疏请缓修圆明园工程，同治览奏大怒，不许再议论。圆明园最初设计总共有3000多间建筑，包括正大光明殿以及九州清晏、上下天光等21个景区；实施中的重修工程也常因经费短缺中断，最后不得不把工程量削减到1420间，筹集到的款项也是杯水车薪。直到1874年5月，各级官吏报效的工银总共只有30万两，而工程所需经费预算高达数千万两。数位官员谏阻重修的奏章未见丝毫效果，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文祥等十位重臣联衔疏奏，请停止圆明园工程，“宜培养元气，以固根本；不应虚糜帑糈，为此不急之务”。同治看了一下奏章，便不耐烦地说：“我停工何如！尔等尚何哓舌！”奕訢等人继续陈词，同治大怒：“此位让尔何如？”大学士文祥听到皇上居然说出这样的话，伏地大哭，喘息几绝。醇亲王则继续泣谏。恭亲王几次在朝廷与同治争辩，甚至争到了同治的风花雪月之事，同治恼羞成怒，罢免恭亲王一切职位，最后由慈禧来收拾残局。据晚清文学家吴汝纶日记记述：召见时“两宫垂涕于上，皇上长跪于下，谓十年以来，无恭邸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谕著即撤销云云”。拓展学习：政府工程里的贪污事有一个叫李光昭的候补知府要报销三十万两的银子买木材。当然，能领下大工程自然就有大赚头。他一想要上南方，去湖北、湖南、云贵运木头，又伐又运，很麻烦，不如干脆上香港去买，经上海，运到天津，往上一报齐了。内务府和他早就勾结好了，立即给他这船上竖起一面旗子来：奉旨采运圆明园木职李衔。他找到一个法国商人，花五万多洋元买了一船木材。当时跟人家订了一个合同，回到天津之后全数缴款，事后却只给了人家十块洋元，法国人立刻找来法国驻天津的领事、天津道和天津海关，说他欺诈，要求扣留李光昭，引起外交纠纷。
奕訢的很多政策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增强了清王朝的凝聚力，出现了“同治中兴”，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奕訢是晚清宫廷里第一个真正接受近代化的人物。奕訢算是敬业和开明的，但他没有“大政府”的构想，不可能带领贫穷的中国快速转型。他基本沿着李鸿章等大臣的规划行使权力，尤其对全国洋务的统筹和安排不够。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提出“如果历史选择了奕訢，中国近代化将提早20年，中国的近代史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奕訢与其他王公的区别是他对近代化有飞蛾扑火的精神，这就已经超越了其他人。
第三节 慈禧
人物简介：慈禧（1835—1908），叶赫那拉氏，名杏贞。出身于满洲镶蓝旗（后抬入满洲镶黄旗）一个官宦世家。咸丰皇帝的妃子，同治皇帝的生母，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或临朝称制，为1861年至1908年间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外人有以“慈禧太后”、“圣母皇太后”、“那拉太后”、“西太后”等称之者；自光绪年间，宫中及朝廷开始以“老佛爷”尊称之。一、慈禧的权力
作为一个女性最高统治者，慈禧紧抓政治斗争的核心权力，一辈子追求权力、维持权力，在扩张权力中度过一生。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的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里说慈禧“但知权力，绝无政见”。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里说过，中国只有一个人有自由，那个人就是皇帝。而事实则是，中国没有一个人有自由，连皇帝也没有。严复说在专制制度下，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皇帝一旦自由，非昏即暴，要被当作“一夫”来诛伐的。慈禧落下的绝对是专制的历史罪名。慈禧在专制体制中自由吗？
1. “垂帘听政”与违反祖制
1875年同治皇帝驾崩，慈禧不愿意给同治过继儿子，因为这样的话，垂帘听政的应该是同治的皇后，而不是她自己了。慈禧给咸丰，也就是给自己过继了一个儿子，即5岁的载湉（光绪皇帝），光绪等于是同治的兄弟。光绪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当即晕倒，不知是害怕，还是对慈禧违背祖制的震惊。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宇、御史潘敦俨上奏反对，有不怕死的官员，慈禧则以“枉国法，干舆论”给予申饬和夺职处分。她继续垂帘听政。同治的皇后阿鲁特氏感觉无望，在同治死后的75日绝食而死。到了光绪亲政时，慈禧又不想交出权力，在皇后的人选问题上一定要让自己的胞弟之女当皇后，以把持政权，光绪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意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光绪变法失败后，被软禁瀛台。之后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光绪死后，慈禧给同治过继一个儿子溥仪，兼顾光绪。溥仪是载沣的长子，醇亲王的孙子，母亲是荣禄的女儿。据历史记载，溥仪祖母得知消息后当即晕倒，嚷嚷道“她弄死我们的孩子，又要弄死我们的孙子，万万不能答应”。
维新变法中慈禧对光绪大谈祖宗之法：“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难道祖宗之法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然而慈禧自己却多次违背祖制。
1879年在同治与皇后合葬的路途上，吴可读就极力反对慈禧违背祖制。吴可读，甘肃人，道光年间进士，曾因“语过憨直”被降三级官职，后于蕲州的破庙里服毒而死。他在遗疏中指责慈禧一误再误，违背以子传子的法则，并说坚决不葬回老家，就葬自己于蕲州，意思是就在这里看着慈禧违反祖制的下场。
在“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年代，慈禧对耆英自尽、胜宝自尽、刚毅自杀、徐景澄等大臣被处死都可以无视，并且慈禧是个在大臣面前即使感觉自己错误，也不愿回头承认错误的人。但这个五品官员吴可读却令慈禧不知如何是好。这次慈禧不敢再处分以激怒大臣，而是“妥议具奏”，让大臣为自己解围。翁同龢、张之洞等都反驳死去的吴可读不懂事。李鸿章上奏折说蕲州士民倾心向慕，请为吴建专祠，以供景仰，安抚人心，补救破坏祖制的危害。慈禧为表示大度，下旨吴可读以死谏言，孤忠可悯，给五品官议恤待遇。
2. 光绪皇帝之死
关于光绪皇帝之死，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等机构部门都进行了相关的检测工作，他们先后提取了光绪分别长26厘米、65厘米的两小缕头发，清洗后晾干，剪成1厘米长的截段，逐一编号、称重和封装，然后用核分析方法逐段检测光绪头发中的元素含量。结果显示，光绪头发中含有高浓度的化学元素砷，且各截段含量差异很大，第1缕头发的砷高峰值出现在第10段（2404微克／克），第2缕头发的砷高峰值出现在第26段（362.7微克／克）和第45段（202.1微克／克）。而同时对比测试的头发中的砷含量，当代人为0.14至0.59微克／克，与光绪同时代并埋在一起的隆裕皇后为9.20微克／克，清末一个草料官干尸头发中砷含量为18.2微克／克。
后来，他们又按照规范的法医检验要求和方法，提取了光绪遗骨及衣物样品测试，结果发现肩胛骨、脊椎骨和每件衣物的胃区部位、系带和领肩部位的含砷量都很高；内层衣物的含砷量大大高于外层。再对光绪棺椁内、墓内物品和陵区水土等进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光绪头发上的高浓度砷物质并非来自环境沾染。最后他们得出结论：光绪头发上的高含量砷并非为慢性中毒自然代谢产生，而是来自于外部沾染；大量的砷化合物曾存留于光绪尸体的胃腹部，尸体腐败过程中进行再分布，侵蚀了遗骨、头发和衣物。砷化合物也就是剧毒的砒霜。经过科学测算，光绪摄入体内的砒霜总量明显大于致死量。
关于凶手，现在没有可信的史料佐证是慈禧，但是根据内务府的医方记载，临死前的半个月光绪一点药都没吃，精神很好，反而是慈禧自己身体不好，不能看戏了。有人推断这是慈禧临死前害怕光绪在其死后进行报复的唯一办法。二、慈禧的修园子与亡国
说起慈禧的腐朽，人们都会联想到她的生日与修园子问题。慈禧40岁生日时，由满洲御史德泰首次上奏修圆明园，奕訢认为这样会加速亡国，极力反对，德泰因此遭到革职处分。50岁生日时，正赶上中法战争，慈禧耗银63万两重修储秀宫，作为自己的寝室，并动用海军军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慈禧60岁生日适逢中日甲午战争，她对自己生日最经典的宣言是“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章太炎写下的一副对联传诵一时：“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这是对慈禧过生日极大的讽刺。1904年慈禧70岁生日时，革命党宣布起义，其生日更是惶惶而过。
慈禧挪用军费修圆明园与甲午战败是否有必然联系？这个设问的前提不否认慈禧作为领导者的奢靡与裕仁天皇的节俭之间的反差及其应负的责任。中日之间的鲜明对比就是慈禧挪用了军费。日本天皇从皇室经费中提取30万元、相当于皇室经费的1／10作为海军的购船之补，日本贵族纷纷响应筹集100万元，这确实与慈禧正忙着挪用经费形成鲜明的对比。圆明园这项工程耗费了480多万两白银，有100座、500间殿阁亭榭动工在建，没有一座完工就停止了修建。如果一个大国修一个园子就亡国了，那现代的政府工程早就都停了。但是集资建海军与修园子都不是摆脱危机的办法。从中日两国的对比看，1886年日本国内发行海军公债1700万元。可见，集资比起公债来只是杯水车薪。
关于海军的经费问题，自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成立海军衙门，慈禧十二月内一个月三次懿旨，要从粤海关、内务府、海军衙门借款，海军衙门最多，给了40万两白银。之所以造成中日之间经费的差距，最根本的是日本政府已经实行开放的财政体系制度，采取了发行国债等举措。日本发行国债意味着由封闭的财政体系变为现代开放式的财政制度，这是“大政府”管理模式的优势；而清政府还停留在传统的“小政府”思维当中。财政体制的近代化能够为政府提供改革的资本。改革是要资本的，如借债、发行国债、增加税收，而中国只能举借外债和收税，而且税收还是包税制，即由商人包税的承包制度，谁交钱多承包给谁，政府没有税收权。赫德说中国如果实行税制改革，可以得到的税收将是清政府统计数字的4倍。清政府不建银行，更不可能发行国债，只能加税。其实中国当时已经有一些金融组织和民营企业的体系基础，如果对民营企业采取鼓励和放开政策，银行自然就诞生了，捐税也就多了。
传统社会“小政府”的弊端是财政预算固定，遇事只能向社会捐输或者加税。清政府“失道”无非是因为收税加捐。清政府规定工商业税为3％，土地税是十一税，厘金是3％～5％，到了新政时期财政极度困难时有的地方收到20％，但是每个地区都负担沉重。现代企业税为25％～50％。清政府的税收不算高，遇到事情只能捐输。面对近代化改革，清政府没有经济支持，甚至没有人力支持，晚清“小政府”要想变大，需要制度改革，比如财政预算、银行发行债务等。换言之，若不解决“小政府”的问题，清政府实际陷于两难境地，不作为则无能，欲作为则无财，而解决之道又处处威胁自身的统治。
清政府决心改革，遇到的难题是财政问题。教育的普及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是预备立宪的基础，但是人口普查、教育普及需要钱，触动不了地方绅士的利益根基，许多需要经费的改革难以推行。土地被地方绅士隐藏不报，人口普查进行不下去。老百姓反对因办新式学堂而加税或者征用祠堂和氏族用地，也反对绅士的暴敛，所以民变愈演愈烈，清政府错过了改革时机，不合时宜的改革加速了自身的灭亡。恽毓鼎《澄斋日记》宣统三年十月初一日记，慈禧临终前，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其实立宪并没有错，只是立宪之外的经济问题没有解决好。
从两次鸦片战争开始，政府原来的财政盈余结构被打破。甲午战争失败和庚子赔款后，财政赤字数额进一步加大。根据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统计，1900年中央财政收入8800万两白银，支出10100万两，赤字为1300万两。到1910年，收入为29696万两，支出为33865万两，赤字为4169万两，是庚子前的三倍多。清政府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协款制，推行摊派制。1903年，各省应向中央解款2500万两，可当年户部实收不过1422万两。
关于中国封建财政的困境，清政府有所意识，但实践较晚，且困局重重。晚清银行的改革起于1898年康有为提出钞法和工业立国，钞法指银行。中国第一个银行是中国通商银行，设立于1897年，由清大臣盛宣怀主办，是一家官督商办的特许银行，业务上与政府联系紧密，被看成准国家银行。1905年清政府设立户部银行，1908年改为大清银行。邮传部于1908年设立交通银行。大清银行除行使国家银行职权、发行纸币外，还经理国库、承接内汇、为官办实业筹措资金并为财政垫款，这当然也正是清政府批准筹设国家银行的主要目的。当时有评论说，大清银行营业“咸以官款为重，入款之大宗，如地丁、钱粮、关税等类，出款之大宗，如官吏俸禄、宫廷费用及其他地方行政诸费，悉属数项之大者巨者，不似商业银行专与商家往来”。
关于财政预算的改革，1899年盛宣怀提出国家收支会计，户部预先计算财政，公布于民，苟有所取，必见谅于民。1906年御史赵炳麟提出制定预算、决算，以整顿财务根本。1906年9月户部改为度支部，原先按照省来管理财政，现在变为10个司，分别为田赋、漕仓、课税、库藏、廉俸、军饷、会计、制用等。1910年全国财政清理，各省作出财政统计。各省设财政公所，原有的厘务局、善后局、清佃局等都被取消。
从1903年开始清政府着手税务改革，在户部之外设立财政处，统筹全国财政税务事宜。1905年预备立宪时期，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如福建道监察御史赵炳麟上书说道：“一切租税，分作两项，一国税，以备中央政府之用，一地税，以备地方行政之用。改布政使为度支使，每省一员，统司全省财政出入，征收国税和地方税，直接度支部，仍受督抚节制。”1909年清政府又在中央设立清理财政处和督办盐政处。1910年，清政府基本上实行新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国税与地税分离。1910年的财政预决算报告显示，中央财力大增，岁入从1903年的1.04亿两增加到2.34亿两，岁出从1.34亿两增加到2.36亿两。但是次年旋即爆发了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
关于发行公债的事情，晚清政府都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进行的，并且效果甚微。晚清政府共发行了三次公债，即“息借商款”、“昭信股票”和“爱国公债”。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为了弥补军费开支，中央决定向民间借款，期限为两年半，月息高达7厘，最后只募集到1102万两白银。1898年，昭信股票计划筹借1亿两，年息5厘，最后只筹集到大概1000万两。“爱国公债”推行没多久，大清帝国就轰然而倒。清政府发行公债缺乏市场基础，而且政府主导，可信度不足，购买对象基本是商人和官员。而日本政府由“小政府”到“大政府”的转型很快。日本明治政府在改革的过程中，采用多种渠道拓展资金，大量发行纸币，还发行公债。1870年日本政府为修建铁路，在伦敦发行100万英镑公债，折合日币488万元，利息为9厘。1873年为发给武士俸禄，以便他们进行产业投资，在伦敦发行240万英镑公债，折合日币11712000元，利息为7厘。1874年日本政府发行金禄公债2亿日元，用于赎买大名和武士的特权。1873年大藏省发行公债2300万日元，用于替大名还清所欠商人的债务，以便能将商人手里的钱转化为工业资本。1878年日本发行1250万日元的“创业公债”，1883年又发行2000万日元的铁路公债。
与清政府相比，日本发行的债务属于“交付公债”，目的不是使政府获利，而是提供给社会进行企业投资和企业创新。而清政府的公债用途主要是还债，解决财政危机，另外因近代化改革经费缺乏，在被东挪西借中碎片化地消耗掉了。中国晚清的改革从政治、经济等各个角度都没有形成明治维新改革所产生的系统效应。
当然“大政府”的权力大到什么程度，是要有限定的，不然也会引发危机，我们已经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大政府”模式引发的危机。然而市场经济体制下，所谓的开放性的“大政府”的债务财政模式在许多国家正在接受历史的检验，作为现代人不得不思考政府的调控与社会参与之间的平衡关系。
西方国家中的英国是“小政府”中的“大政府”。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卡梅伦在利物浦的演说中表示，民间组织可以自办邮局和图书馆，提供运输服务和参与政府住房项目。他宣布，伦敦的萨顿区、温莎和梅登黑德、利物浦以及坎布里亚郡的伊甸河谷等四个地区将设立社区试验项目。他说，每一个地区的试验项目都将有专家级的组织人员和特别指派的公务人员协助，确保“人民的力量”能发挥抛砖引玉的作用。最初阶段的试验项目包括一个让当地居民集资买下乡村酒吧的计划；招募志愿者维持当地博物馆的运作；号召居民支援提升宽频上网速度；让居民监督地方政府经费等内容。2011年《南方都市报》报道广东顺德第一次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并且认为“大政府”如何变“小”，应先从社会改革开始，建立公民参与制度。三、慈禧太后与晚清改革
提到慈禧与改革的关系，人们都会认为慈禧是一个个人权力欲望第一位、改革和对外关系第二位的人。我们不否认在支持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慈禧有提高自己权力和地位的心理，认为慈禧以保护权力为第一要务是没错的。
简单的权力关系分析可以使我们理解慈禧在改革过程中对保守人员的斥责。如果慈禧真反对改革，便无法理解为什么慈禧专权40年间晚清有许多著名的奏折和改革名臣；也无法理解1903—1905年的新政改革中改革速度之快，改革范围几乎涉及所有方面，这在任何国家都不能想象，尤其是中国这个结满老茧的老大帝国。可见，慈禧自身对近代的认识并非自始至终一成不变。
新政和预备立宪表明清政府决心改革。教育的普及和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是预备立宪的基础，但是教育普及需要钱，地方绅士利益的改革则触动中国封建社会乡村基础的根本，如土地被地方绅士隐藏不报，人口普查进行不下去。因办新式学堂而加税或者征用祠堂和氏族用地遭到老百姓的反对，老百姓也反对既得利益劣绅的暴敛，所以清末民变愈演愈烈，清政府错过了改革时机，甚至改革反而加速了自身的灭亡。恽毓鼎《澄斋日记》宣统三年（1911）十月初一日记，慈禧临终前，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其实立宪本身没有错，主要是改革中的经济体制改革滞后（金融、财政、税收制度），阻碍了政治改革。拓展学习：按照《筹备事宜清单》，预备立宪期限定为九年，安排如下第一年（1908年）筹办谘议局、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国民普及教育、编订重要法典等；第二年（1909年）举行谘议局选举、颁布资政院章程、人口调查、设立各级审判厅等；第三年（1910年）资政院开院，筹办厅、州、县地方自治，颁布文官考试制度等；第四年（1911年）续办各级地方自治、颁布地方税章程等；第五年（1912年）各级地方自治初具规模，回报各省人口总数，颁布户籍法；第六年（1913年）颁布新定民律、商律、刑事民事诉讼律等法典，城镇乡地方自治一律成立；第七年（1914年）试办全国决算，试办新定内外官制，厅、州、县地方自治一律成立；第八年（1915年）确定皇室经费，变通旗制，（从清入关后战争平定，八旗就是令政府头疼的问题）一律办定，化除畛域；第九年（1916年）宣布宪法，宣布皇室大典，颁布议院法，颁布上下议院议员选举法，举行上下议院议员选举，确定预算决算，新定内外官制一律实行，人民识字义者，须得二十分之一。——李冬君：《清末那一次宪政运动》，http://blog.sina.com/yy5936。
有人因为慈禧曾对张之洞说“不要学习外国人的皮毛”，由此断定慈禧反对现代化。其实反对中国人学习皮毛是当时中国精英们共同的态度，当时许多学者都提出中国人对西学认识太浅，郑观应说中国人“粗通西学文字，就食西餐、戴金丝眼镜、穿西装，徒袭西人外貌，未得西人实学”。中国改革滞后能不能全部归结于慈禧？有人认为慈禧不应该承担改革之误的全部责任，但是没有拿出论据。
我们分析中国晚清改革失败的原因，结论是中央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严重的分歧和权力斗争。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在思想上对东西文明的认识没有达成共识，统治者没有，思想家也没有。没有成熟的启蒙思想家指引，很难有最高统治者的实践。还是以中日近代化的比较来说明。19世纪60年代郑观应的《救时揭要》、《易言》，在中国并没有引起注意。1880年郑观应的《易言》发行后，流传到日本和朝鲜。1894年甲午战争后《盛世危言》出版，之后成思想、成体系，要求商战、政治改革，遗其体而求其用，君主立宪、商务局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兴起，轰动社会，天子嘉叹，大臣展诵，各处求书者络绎不绝，场中考试常以此书所序时务为题目。《盛世危言》强调西学，也承认中学的价值，尤其是道德根本。
不否认《盛世危言》的社会影响力很大。1894年一年就出版了4种版本，到1896年仅上海书局一家就石印了3次，1897年又出版了3种版本，1898年竟达7种版本之多。有人估计，《盛世危言》的版本有20多种，共印刷10多万册，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较多的一种”，堪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畅销的书之一，被誉为是启迪思想、统筹全局的名著。不久，这部巨著又流传到日本、朝鲜等邻邦，风靡一时。后来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它都曾起过启蒙和催生的作用。有的学者认为，康有为的《大同书》，不少来自《盛世危言》。孙中山受其影响写了8000字的《上李鸿章书》。鲁迅先生称赞：“郑观应先生是一位令我十分尊敬的作家。”
郑观应的西学思想虽然还没有达到完全严密的逻辑水平，但是西学思想的思路已经成熟和明确，对中国的维新变法、洋务运动起了奠基作用，对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启蒙作用。他的思想被上层知识精英和当权者接受，但是郑观应的学说没有传播到民间，中国还没有开始大众启蒙层面上的工作。郑观应只能算是西学的传播者，不能算是启蒙思想家，启蒙思想家一定能使思想在社会上生成根基，给民众启迪。这种直接传播西学的方式只对高级文化精英才有作用，对整个社会的启蒙很慢。
从日本这一时期的书籍可以看出，日本已经有很多启蒙思想家。这一时期日本已经将儒家学说与西方思想融合，并以亲和的方式在社会上传播。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是思想启蒙者。1875年他在《文明论概略》中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命题：一是落后就要挨打，一是物质先于伦理。按照这两个命题，日本最后走上了“脱亚入欧”的发展道路，成为按照西方主权观念行动的东亚强国。1873年由福泽谕吉等学者组织的明六社诞生，使日本的文明开化达到高潮。神佛分离，儒学遭否定，断发脱刀，西装成为官服。鹿鸣馆通宵招待外国人。通过灌输神国武士道要求思想回归儒学，实行民族自决。冈仓天心针对全盘西化提出了回归儒学、恢复民族自决、重建日本文化的亚洲觉醒论。西村茂树主张用西洋新知识补充新儒学，成为日本“道德”立国的基础，并成功创办了大型现代纺织企业和日本第一国立银行。号称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为开民智，1元一本。该书从《论语》中找到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结合点，提出了道德、经济合一观点。
此外，日本有为启蒙牺牲的人，中国没有因启蒙西学的思想而遭到民众的反对和暗杀者，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中国民众受西学启蒙的刺激不够，也就没有日本民众反应强烈。中国西学还停留在上层精英的争论中，争论的不是怎样学，而是讨论要不要学、学什么、中国的文明价值怎么办的问题。这一争论一直持续到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最后以完全根除中国传统文化宣告结束。为什么日本学习这么快？对他们来讲，中学与西学都是外来之学，直接目标是对比吸收，而不是一定要争论哪个学说优胜的问题。日本的转身相当之快，而中华帝国文化沉重，不易于转身。或如一位日本人类学家所说，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都有骨骼而且很清楚，像马和狮子，“日本文化不存在完全独立的框子、形体和骨架，……像是一个软体动物”，没有框框则没有包袱，不受束缚，“软体”则善变、易变。
中国近代的精英们不是讨论如何变而是争论变不变的问题，晚清落后的责任精英们承担不起，慈禧更难以承担。我们不可否认慈禧权力的长期存在，确实使中国上层不但没有达成改革共识，反而分裂了改革力量，压制了年轻人成长。缺乏历练的载沣面对改革的失败如惊弓之鸟，只能采取机械的方式收回中央权力，使清政府彻底崩溃了。研究性学习我国经历了“封建—帝国—全能—宪政—公共”财政的演化过程（一）封建财政在封建制国家中，国王以优势军事力量为后盾“裂土封侯”，以此类推，领主对土地、劳动力等进行层层“分封”，诸侯或各级领主分别领有主权。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国王自有封地的收入，其次是不稳定的掠夺品。领主的贡赋主要用于共同的军事目的，或发挥象征臣服的礼仪性功能，不具有固定性。这时的政权相当于国王与领主之间脆弱的军事联盟，国王与领主之间的财政关系具有一定的契约性。（二）帝国财政一旦社会的暴力潜能垄断程度升高，垄断暴力集团就可能通过控制政治、经济甚至意识形态，实现军、政、财、经、教合一，形成高度专制的帝国社会。帝国政权掌控者取得财政收入的主要徐径为依靠暴力或暴力威胁进行掠夺。资产者在拥有的财富可能被随时抄没的情况下，要么隐藏财富，要么投靠官府，使自己变成政权体系的一部分。帝国财政的收入制度表现出“掠夺性”，支出制度表现出“消费性”，调控制度追求收支平衡，管理制度具有高度专权的特征。（三）全能财政一些国家的帝国制度在与宪政制度的竞争中失败，迫使其向宪政制度转型。在转型的过渡阶段，一些国家会出现威权国家体制。在具有现代化导向的精英领导下，为实现长远的国家利益，建立专政国家，实现有计划的赶超战略，加快工业化进程，实行全能财政。这时财政的公共性急剧扩张，但由于缺乏完善的财政公共决策机制保障，财政资源可能被泛利性甚至特权利益集团掌控，成为帝国财政走向宪政财政的过渡阶段。（四）宪政财政在一个环境开放、人口容易流动、商业贸易得到充分发展的多元化社会，暴力潜能垄断者难以控制财富所有者。强制剥夺资产者的财产，将引起资产者及其财产流往境外，从而资助敌国。于是暴力潜能垄断者不得不与资产者结盟，实现“共和”，组成政商联合政府，政权成为资产者的代理人。在周期性经济危机使失业等公共风险日益严重后，劳工的组织化抗争促使享有选举权的人口比例扩大，劳工赢得更多影响财政活动的机会，财政权力的参与者与决策者范围逐步扩大。在人口众多的国家，代议制下的宪政体制能够兼顾公共偏好表达与整合以及公共决策、执行与监督的高效率，在政权结构形式的竞争中最终获胜，成为先发现代化国家强盛的基础，并受到后来者的模仿和借鉴。这时的财政是宪政财政，财政收入体现出“交易性”，财政支出体现出“公益性”，财政调控体现出“功能性”，财政管理体现出“宪政性”。（五）公共财政宪政财政是公共财政的初级阶段，公共财政是财政的理想状态，是在个人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实现公共性的财政，是一种完全实现公共决策、公共监督的公共选择过程，其过程与结果均导向“公共利益”，用公共收入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并高效运行，是财政改革追求的终极目标。贾康等归纳出其四个基本特征：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主要目标和工作重心（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公共性与阶级性的关系）；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作为满足公共需要的基本方式（实质是正确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公民权利平等、政治权力制衡前提下的规范的公共选择作为决策机制；在管理运行上以现代意义的具有公开性、透明度、完整性、事前确定、严格执行、追求绩效和可问责的预算作为基本管理制度。——闫坤、崔潮：《我国近现代财政体制演进轨迹及其现实框架》，《改革》2012年第4期。
问题与讨论1. 分析封闭式财政体系与开放式财政体系的特点。封建财政体系与现代财政体系的区别是什么？2. 财政体制对一个国家发展的意义重大，我国当前财政体制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什么？
思考题1. 中国传统社会“选贤”的文化基础和制度基础是什么？现代社会的选优标准是什么？传统文化对中国创新人才培养的影响是什么？2. 中国传统社会的师生关系为何如此密切，教师的教诲可以影响学生的一生？传统教育中老师与学生最紧密的联系是精神联系，现代教育中教师与学生精神分离，学分成为师生之间的纽带，如何克服这种现象？传统教育对现代教育有哪些借鉴意义？3. 高薪能否养廉？高薪养廉实践的条件是什么？
推荐书目1. 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2.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版。3.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4.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第二章 儒士——曾国藩、李鸿章及其幕府
第一节 曾国藩及其幕府
人物简介：曾国藩（1811—1872），晚清重臣，湘军创立者和统帅。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原属湘乡）荷叶镇。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有感于政治废弛，主张以理学经世。一、大师曾国藩
1. 曾国藩的学问
曾国藩得益于其师唐鉴的诱导，毕生服膺程朱理学，又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认为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者不可缺一，但始终将理学放在首要地位。曾国藩于古文、诗词也很有造诣，被奉为桐城派后期领袖，因谥“文正”。后人辑其所著诗、文、奏章、批牍等为《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在遵守程朱理学“仁德”、“心性”的基础上认为光讲“德治”远远不够，还必须深究经世之学，把理学与经世之学结合起来，作为疗救封建末世的药石。曾国藩怀抱济世之志，他比一般汉学家更明显地洞察到清王朝的统治危机需要经世实学的扶持。他在强调“义理”的同时，又肯定了“经济”的重要性，并把经济分为14个方面：官制、财用、盐政、箔务、钱法、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兵制、兵法、刑律、地舆、河渠。在经济方面增加的内容大大超出了一般理学家的偏见。在他看来，这些既是国家的要务，又是治学的内容。不过，曾国藩毕竟以理学为宗，在他心目中，“义理”高居于“经济”之上。
清代中叶以后，汉、宋学之间门户森严，长期对峙，互相攻评，宋学斥汉学为空疏无物，大有水火不容之势。汉学家在学术成就上占有优势，而宋学家却拥有权势，二者｀成为清代经学中的两大学派。曾国藩认为：“汉儒之训诂，宋儒之义理，相须而行，阙一不可。”他这种相对持平和开放的态度，使他不囿于师承，不拘于派别，能公正地评价汉、宋学家的优、缺点。他的思想遭到时人的抨击。清朝末年有位学者在一封信中评论道：“湘乡（指曾国藩）训诂、经济、词章皆可不朽，独于理学则徒以其名而附之，非真有镜于唐镜海、倭艮峰、吴竹如之所讲论者，其终身所得，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耳。儒者学孔孟程朱之道，当独守孔孟程朱，不必以混合儒墨并包兼容为大也。”“以杂为通，以约为陋，以正为党，博学多能，自命通人，足以致高位、取大名于时而已，不当施之于讲学。”“湘乡讥程朱为隘，吾正病其未脱乡愿之见耳。”
2. 曾国藩的修身与生活准则
曾国藩受理学二元论和天命思想的影响极大。朱熹提倡先有理，后有气，精神产生物质。在《朱子语类》卷四中曰：“气有清浊，人则得其清者，禽兽则得其浊者。人大体本清，故异于禽兽，亦有浊者，则去禽兽不远矣。”《朱子语类》卷四又说：“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久长者便寿，禀得衰颓薄浊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夭。”这样，他把贤愚、富贵、贫贱都归结于“气禀”的不同，这一思想影响了曾国藩的修身思想。不过，曾国藩不全是天命观，他认为程朱的读书修身是改变命骨的好办法。他给曾纪泽的信中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以变其气质。”“古之精于相术法，并言读书可以改变骨相。”
曾国藩20岁时，立志学做圣贤，自改原名“子城”为“涤生”。在京期间，他写下极端“二元论”的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他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齐家则可以推而治国、平天下。他中进士后又将名字改为“国藩”。他说：“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其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乡党。”“君子之孝，尤重于立身。内之刑家式乡，外之报国惠民。凡吾行事，足令人钦仰者，皆吾所以敬吾亲也；凡吾德意，足生人感恋者，皆吾所以爱吾亲也。推此以求，则尊显之道，事业无穷。”他自己是在传统文化教育中成就伟业的人，在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时，他又对传统文化进行自我调节，并传布于后人。
关于做官与发财的问题，曾国藩认为“居家”胜“居官”。他说：“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长久之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因而，务必“刻刻留心”，“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读书做官是科举时代一般家庭所梦寐以求的理想，但曾国藩特立独行，他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他认为：“凡天下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因此，为了防止家道败落，保持家道长久兴旺，他教诫弟侄子孙后辈读书要勤，但“不可时时为科举仕宦起见”。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做官，“不愿其为仕宦之家，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对儿女婚姻问题，他在给父母的家书中主张，“女儿联姻，但求勤俭孝友之家，不愿与宦家结契联婚”。
曾国藩坚守克勤克俭的生活理念，他说：“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克勤克俭是他治家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他说：“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强，惰则败。”“百种弊端皆由懒生”，而“习劳苦为办事之本”。曾国藩嘱其弟，“每用一钱均需三思”。他告诫曾纪鸿说：“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你年尚幼，一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习惯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劳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曾国藩认为，骄傲是败身败家的根源。他说：“长傲、多言二弊，历观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故他称“傲为凶德”，并认为“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为了防止傲气在家中的滋长，曾国藩不无忧虑地说：“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他时常要子弟以“骄、奢、逸”三字为戒。在曾国藩看来，治“傲”的办法，最重要的是要有自知之明，要经常警惕自己，不要妄自尊大，目中无人，而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他说：“劳而逸，谦而不傲，万善皆从此生矣。”“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
3. 曾国藩人生理想的实践
曾国藩讲求理学，追求儒家圣人的标准，注重修己治人、“以立立人”的“自强”、“自立”之道。他以中国封建经济之下富足的小地主生活为人生蓝图，“君家田园足以自给，先生周视原野物土之宜，稻粱之外，杂莳嘉蔬。……门外方塘，广可百亩，旁置小艇。……君家早岁颇有外侮，自先生综家政，敬宗收族，袒免以下，一视同仁。闾里细民，强梗者锄之，不肖者劝之，贫无告者周恤之，竭力之所胜而不德焉”。
在“理学经世”这一总体方针的指导下，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历史的需要，面对西方文化与武力的冲击，曾国藩接受了“中体西用”的思想，他主张“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正是这种“多觅榜样”的务实精神使他摆脱了“夷夏大防”的心理障碍。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强凌弱之天下，此岂自今日始哉，盖自古已然矣”，“孔子能治其国，谁敢侮之”的古训对他影响很深。
他认为“柔远之道在是，自强之道亦在是”。曾国藩很重视“师夷”，认为“购买外国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他自己先后创办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引进西方的先进设备与科学技术，大力发展近代军事工业，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坚，在对外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毫无疑问，曾国藩“理学经世”的宗旨是巩固封建统治基础，在“中体西用”的同时念念不忘强调程朱理学这个治国之本。他能冲破心理的防线，承认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故曾国藩首倡“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功夫”。
曾国藩吸收儒家思想中实用理性的成分，主张“荷道以躬，与之以言；一尚息活，永矣弗谖”。咸丰登基以后，曾国藩连上四疏，批评了清廷在吏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弊端，并且献计献策，以图振兴。在创办湘军的过程中，曾国藩研究清代军制的历史与现状，借鉴明代戚继光的练兵方法，变更营制与调遣成法，“另树一帜，改弦更张”，“选士人，领山农”，重建一支足以与太平军相对抗的新军。他告诫僚属行政须做到事必躬亲，特以“勤”字相劝，并总结出“勤之道”。这些主张和行动，贯彻了传统儒学的“力行”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程朱理学迁拘空疏、不务实际的弊病，使湘军人物在政治生活中与泥古守旧、苟且因循的理学家们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从而与现实紧密联系，为晚清政治服务。
他坚守做人的“派诚派信”，“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诚信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伦理规范，也是中国传统外交的重要原则。正如孔子所说：“言忠信，行笃义，而蛮貂之邦可行矣。”在对外关系上，传统的诚信就是讲求儒家信义以笼络外夷，达到“以德柔四方”的中外和好局面。曾国藩在对西人有较多了解的情况下，从现实出发，打破耻于同西人交往的传统文化心理，提出应该与西人外交交往，“与洋人交际”就要讲求“忠信”，“行笃敬”，“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谨慎”。归于一点，就是“凡中外交涉之案，总以必诚必信为主”。
作为一个经世致用的学者，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和学术在前辈面前不足为鲜，而令后人难以齐肩比及的是曾国藩将自己的思想实践于他一生的生活和事业之中。李鸿章、梁启超、蒋介石等后人都不可望其项背。他在中国社会风气急转而下的时代，克服内心的一切矛盾冲突，坚守圣贤标准，克己律人。曾国藩的一生是中国文化凝集的一生，他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化之下的第一代儒士的缩影。这正是他至今仍被即使不了解其学问的人尊称为大师的原因。曾国藩在世风日下的时代，坚守儒士的追求，“依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是他历经风霜后的人格写照。拓展学习：《曾国藩日记》选读：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七日留馆后，本要用功，而日日玩仍，不觉过了四十余天。前写信去家，议接家眷。又发南中请信。比作季仙九师寿文一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曰日无可记录。兹拟自今以后，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辰后，温经书，有所知则载《茶馀偶谈》；日中读史，亦载《茶馀偶谈》；酉刻至亥刻读集，亦载《茶馀偶谈》；或有所作诗文，则灯后不读书，但作文可耳。忆自辛卯年，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失词臣体面。日日自苦，不至佚而生淫。如种树然，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而牧之；如熟灯然，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庶几稍稍培养精神，不至自速死。谈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储蓄，可以借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受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谨记于此。六月初七夜记。二、名臣曾国藩
1. 曾国藩与太平天国（1）曾国藩认为农民运动有原因、没道理
曾国藩认为农民运动缘由在于政府的苛政。精英们有责任来推动政府改革，以调节矛盾，农民不应自行暴乱。1838年，曾国藩中进士点翰林后，竟至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在1847年前后，就成为朝廷的二品大员。道咸之交的1850年3月至1852年9月，即太平天国运动酝酿及起义初期，曾国藩连续上《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等重要奏疏，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反省和检查有可能激成民变的危险因素和潜在弊病，尖锐批评了清王朝吏治的腐败。1852年1月，他怀着急迫的心情，上了《备陈民间疾苦疏》。他说：“臣窃惟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为什么“民心涣散”？他不得不承认民有疾苦：第一，“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第二，“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第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的兴起“推寻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一夕之故！”这种认识透露出清王朝吏治腐败、官逼民反的事实，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曾氏认为“世乱”的另一个原因是社会上缺乏公正和正义之风，是非不明，好恶不清。曾国藩说：“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膺短气，奸猾机巧，逍遥自得。”“大抵乱世之所以弥乱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就封建官场来看，“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穔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这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误人家国，已非一日”。他还从历史的高度对此种现象加以探究：“窃观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屈平之所以愤激沉身而不悔者，亦以当日是非淆乱为至痛。”曾氏认为，人心塌陷、道德沦丧，整个社会的精神道德全面发生危机，导致严重的“世乱”。贫苦百姓丧失了对清王朝的信任，希望改朝换代，人心思变。于是，他办团练以后，用严酷强硬的手段来整顿风气。曾国藩的解决办法是“乱世重典”，结果被冠以“曾剃头”的称号。（2）曾国藩是正义的维护者和正统思想的捍卫者拓展学习：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社会有三种分层秩序：法律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法律秩序指的是权力的分层，韦伯重点分析的是政党；经济秩序指的是经济的分层，也就是阶级的区分；社会秩序指的是声望的分层，即身份的区分。韦伯认为阶级、身份群体和政党是社区内的三种权力分配现象。阶级只是多种分层序列中的一个维度。韦伯阶级理论与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差异：①阶级这一命题在马克思的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及哲学的系统论述中居于核心地位，阶级被认为是解释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的核心动力机制。韦伯则相反，阶级这一概念在韦伯的百科全书式的社会学中只占有很次要的位置，它只是多种分层体系中的一个序列，尽管韦伯声称阶级是其他分层秩序的基础，但实际上，韦伯更重视的是文化、宗教、种族，尤其是身份等因素的影响。②马克思与韦伯的政治价值观是对立的。与马克思严厉批判资本主义的鲜明立场相反，韦伯是赞赏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化发展趋势的，而且他本人是反对社会主义的。韦伯认为科层制比任何其他形式的管理都更有效率，而现代资本主义有利于科层制的发展。
根据程朱理学，曾国藩这群士人是先天赋予的精英群体，对社会下层负有义不容辞的规范和教化职责。他们不仅具有权力、身份、经济上的优越性，更具有文化上的优越性。经过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民族认同之后，儒家文化通过科举考试和宗法制度吸收了下层阶层的认同。中国的传统社会下层虽与社会上层和中间阶层在经济利益上尖锐对立，但是由于科举考试，中国社会儒士、地主、农民身份在三位一体的循环中流转，这使得在文化价值观领域内，社会下层从来没有能够真正向社会上层和中间阶层提出挑战。社会下层没有形成自己的自觉文化，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是一致的信仰、价值观及态度。正因为如此，儒家文化“为了取得文化霸权，社会上层必须发展出一种能吸引社会各阶层的文化，这就要求有选择地容纳各个阶层的文化。如果社会上层极力想赢得人们的同意，霸权文化就成了说服性的而不仅仅是权威性的。因此，为了创造一种新的文化霸权，人们可以实现跨阶层的联盟”。曾国藩之所以在天平天国运动遍及14个省的时候，还能召集到大量的人员，幕友和士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太平天国运动是由士人的边缘阶层领导的，当他们与统治者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所产生的文化冲突表现为拜上帝教与儒教之间的冲突。曾国藩以文化正统自居，吸收了大量的文化精英和信仰传统文化的农民参加，形成了湘军集团。曾国藩的《讨粤檄文》，在移植来的、毫无根基的基督教面前铿锵有力，“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太平天国高举“尊耶反孔”的大旗，向清王朝和孔孟之道挑战，应者如流，四方响应，就是曾经维系人心的传统封建道德观发生严重危机的最好说明。相反，洪秀全拒绝文化联盟，排斥了精英人群和一部分下层民众，为此，曾国藩统率湘军集团以忠义为天下倡，以畏难苟活为耻，以维护社会道德相标榜，以名利当宽、礼义当严为求治根本，力图涤清污浊不堪的晚清社会。拓展学习：帕累托精英理论一、帕累托对精英的定义帕累托认为，人类社会始终存在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在任何社会中，总存在着被统治的广大群众与占统治地位的一小部分人之间的分离和某种意义上的对立，后者就称为“精英”。帕累托认为，将广义精英概念中的精英阶级一分为二，“将直接或间接地在政府中居主导部分并构成执政的精英阶级的人们区分开来，他们将构成统治精英，其余者为不执政的精英部分”，即非统治精英。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①社会是分等级的——精英和非精英，即使人民群众内部也分“中、低”两个等级；②社会最高层是统治精英，社会的性质是由“精英，尤其是统治精英的性质决定的”。二、精英理论的理论基础帕累托的精英理论是建立在“人性恶”的理论基础上的，他所认识的政治现实不是那种理想的、仁义的、和谐的、充满秩序的状态，统治精英在对广大民众进行统治时不是以道德为准则的，而是采取暴力和欺骗的手段。因此社会不仅在经济财富上分配不公，而且在声望、荣誉等精神财富上也分配不公。他指出，由于实行统治的政治精英采用的手法不同，他们可以分为狐狸型（凭借狡诈手段维持其统治）和狮子型（凭借暴力维持其统治），两种类型的统治循环交替。基于这种政治现实的认识，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①人性是“恶”的，人是靠不住的，一个国家不应把社会秩序的良性有序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只寄托在几个当政者身上，不能依靠社会舆论和教育感化来解决现实中的政治问题。②从“人性恶”出发，国家必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实行政治透明和民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基于“人性善”的理论认识而更注重通过道德教化来解决问题，使人们“不愿”违犯规则，其实是教育家的责任和工作；政治家的责任在于建立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在这个体制下，所有的人都“不能”或“不敢”违犯规则。这正是政治家和教育家的区别之所在。三、精英循环理论帕累托认为精英循环是一类精英被另一类精英所代替的政治现象，他认为历史上的政治变迁不过是不同类别的精英之间的恒久性流动罢了。在实际的阶级循环中，统治精英总是处于缓慢而又不断的变革之中，要想将自己培养成为人才、社会精英，就要面对扑面而来的竞争，这就需要不断地充实自己，让自己成为高涨的“洪水”，压过其他的竞争者，同时，也应该最大程度地避免被其他的“浪头”盖过，在上进的激情中爆发自己，永远不落人后；也要在理智的深海中找回一丝宁静。其理论的保守性和反民主性是显而易见的。另外，经典的精英循环可以从两个模式进行描述，一是精英—精英流动，这一模式强调个体精英之间的循环；另一模式是社会底层群众—精英层流动，它强调的是阶层性流动。不论是哪一种模式，精英主义都强调流动或循环的目的是维护和保证统治集团或精英利益的最大化，而后者之所以更具有民主性实乃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帕累托试图用精英及精英循环概念说明社会系统——特别是其中的政治系统——维持平衡和稳定的基本机制。他根据性质不同的两个标准——一个是天赋能力的自然差别，一个是掌权与否的社会差别——进行交互分类，得到一个理论图式（如下图），在这个图式中，A类是执政精英，B类是非执政精英，C类是执政阶层中的庸才，D类是芸芸众生、庸常之辈。箭头指示方向则是精英循环路线。帕累托指出，社会平衡的基本条件就是保持循环路线的畅通，以使执政阶层中总能保持一定数量的精英。一个社会只有当执政阶层的能力、才干的平均值高于非执政阶层时，才是稳定的；而要经常保持这一点就必须借助于精英循环，即非执政层中的精英人物上升到执政层，以及执政层中的庸才下降到非执政层。没有下行的循环，执政层就有可能聚集起一批腐败分子，使得执政阶层的能力、才干平均值下降，从而不能确保其统治；同样，如果长期堵塞上行循环的通道，非执政层的能力、才干平均值就有可能通过积累而上升，一旦具有执政能力的下层精英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联起手来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革命的意义就在于更新上层成员，补充和提高执政阶层所必备的管理能力。帕累托告诫说，一旦流动缓慢，就会造成执政阶层中蜕化分子激增，同时非执政阶层中的精英不断增长，社会将随之失去平衡和稳定，而征服或革命将使新的精英掌权而建立起新的平衡。——孙青美：《帕累托精英理论概述》，《经营管理者》2010年第1期。
2. 曾国藩与湘军的建立和管理
1853年咸丰帝任命曾国藩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督办地主武装团练。曾国藩把原来作为“保固省境”的3000名湘勇扩编成一支水陆相依的湘军。1854年2月湘军正式建成，计有陆师13营6500人，水师10营5000人，连同夫役、工匠等，共17000多人，以后又继续扩大，最多时达十几万人。曾国藩以亲戚、朋友、同乡、同学、师生等关系为纽带，联结一批封建知识分子为将领，再由他们层层招募将士。由于这支地主武装的兵勇将领全用湖南人，因此称为“湘军”。
湘军实行将帅自招的募兵制，以“熟悉地势，性质质朴，自保身家，小民勤苦，得微利而感激出于至诚”的山区质朴农民为主；凡欲立军，经统领、营官、哨长、什长等层层挑选，以此收到“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的效果。同时利用忠孝、服从等宗法观念，建立起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增强了军队的凝聚力与战斗力，使湘军成为一个封闭性、宗法性较强的武装集团。
曾国藩标榜封建等级和封建伦常意识，指出“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提倡以礼治军，绝对服从。认为忠义之将，可横行天下，从而激发“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的斗志。为了使程朱理学思想得以延伸，曾国藩十分重视用人、育人。他提出：“今日所当讲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他要求“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于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用这样的思想、这样的将士武装起来的湘军，成为曾国藩实现其政治理念的强有力后盾。
3. 曾国藩“将兵则败，将帅则胜”
曾国藩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具有超出常人的勇气和信心。1876年王闿运的《湘军志》记载曾国藩“以惧教士，以慎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
1854年初，湘军练成水陆师共1.7万余人，会集湘潭，誓师出战。湘军初战，连败于岳州（今湖南岳阳）、靖港，曾国藩为此愤不欲生，投水自杀，被其左右救起。1855年1月，石达开在湖口、九江两次大败湘军水师，使其“辎重丧失，不复成军”，连曾国藩的座船也成了太平军的战利品。曾国藩见自己花费数年心血经营起来的湘军水师竟落得如此下场，深感大势已去，羞愤难当，再次投水自杀，又被幕僚救起，仓皇逃入南昌。太平军乘胜穷追，三克武昌，挺进江西。到1856年上半年，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余县望风归附，曾国藩坐困南昌，已成瓮中之鳖。但就在这年秋，太平天国天京发生内讧，石返回天京，湘军曾国荃、胡林翼等因势占据江西，但曾遭到排挤。1860年李秀成攻克脐门，曾抱刀而卧。稳定军心后，太平军再次围攻，曾写好遗书，后来被左宗棠救下。至1864年7月，终于攻破天京城池，完成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朝廷褒功，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赏双眼花翎。1865年5月，曾国藩奉命镇压捻军。因师久无功，次年清廷改派李鸿章接替。
曾国藩是儒者，是法者，也是一个道者，他一生的曲折和成就，既表现了中国文化内部儒、法、道之间的贯通和融合，又体现了近代之下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拓展学习：《湘军志》1875年曾纪泽给了王闿运6000银元要求他写一本《湘军志》，以纪念这段历史。王闿运不按纪事本末体纪事，而是按照时间记录，并夹叙夹议，7年成书。他对太平军前期的凌厉、湘军前期的失败、后期湘军的抢掠事件全部加以记述。王闿运认为曾国藩事功上不如张居正等名臣，但用兵策略高一筹；学问比纪昀强一些，但跻身名位没留下大著作。对湘军集团桀骜不驯的傲气和霸气描写毫不遗漏。王在成都出书后带到湖南，遭到贬斥。曾纪泽将书收回，印版毁掉。1889年曾纪泽又让王定安写《湘军记》。三、曾国藩幕府
曾国藩幕府是中国近代幕府的开端。晚清幕府与传统幕府不同。首先，职能范围变化很大。除了传统幕府的刑名、案总、账房、书启等职能外，他们要负责征收赋税，处理诸如与外国领事进行谈判、维持由数省组成的防务体系、经营轮船公司以争回利权等问题。近代幕府需要越来越多的通晓西方政情和技术的专门人才。其次，与中央的关系发生变化。比如朝廷授予曾、李等人办地方团练的权力并可以节制一些等级较低的地方官，举荐官员，征收所需军饷等，李鸿章更是掌握几个洋务企业，坐拥巨大财源。晚清幕府对中央政权的分割度远远超过传统幕府。此外，幕友与幕主的关系由宾客关系变为主从关系，即“吏从幕出”。
1. 曾国藩幕府的特点（1）职能完备的军幕，文化程度高
曾国藩幕府最初是与军功连在一起的。曾国藩幕府由于战争急需，迅速扩张，规模宏大，职能完备，幕府除了负责公牍、刑名、钱谷、书启、账房、卷阅、奏折、发审等，又增加了练兵、筹饷、造军械、办粮台等；此外，曾氏幕府的职责还扩展到了盐法、河工、洋务、外交等方面。他的266个幕友分别有自己的幕僚。
幕友整体文化程度较高，497个幕府成员中，有74名进士、73名举人、监生154人，有科举功名者占60％。在182名帮办、营官中，有104个书生。（2）人才云集，受到曾国藩的教育
曾国藩“持己所学，陶铸群伦”，注重德才并重。对幕友的学识素养、才干能力、相貌及语言文字全面考察，并且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曾国藩以独特的育人理论和实践，集中了大批的人才。容闳《西学东渐记》追忆：“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此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
李鸿章后来追叙自己在湘军幕府中的经历，言之有味的也是师事曾国藩的那些情节：“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曾国藩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虽寻常赠遗之物，使幕府皆得见之，且询其意。是时，或言辞，或言受，或言辞少而受多，或言辞多而受少，或取乎此，或取乎彼。众人言毕，老翁皆无所取而独抒己见，果胜于众，然后心悦而诚服，受化于无形焉。”“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惭愧一分传受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只好看看《通鉴》，稍知古人成败之绩，与自己生平行事，互相印证，借以镜其得失，亦尚觉得有点意趣。”（3）发展速度快，吏从幕出
1852—1857年为幕府初创时期，1853年26人入幕，苦练湘军。1854年43人入幕，湘军占领岳阳、武汉，曾国藩获赏兵部侍郎，营粮局、捐局。1858年曾氏东山再起，有44人入幕。1860年曾氏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政治地位发生变化，幕府吸引力越来越大，当年有58人入幕。1861年攻陷安庆，太平军成为强弩之末，曾氏掌握了主动权。曾国藩自己节制四省军务，举荐18人任巡抚、总督等职位。1865—1866年，曾国藩12万军队削减，剿捻无功，只有3人入幕。
近代幕僚薪水由从幕主的官俸中开支转向由政府支拨。传统幕僚的薪水是幕主从官俸中开支的，由于幕府扩大、人员增多、活动更加频繁，这样巨额的薪金使幕主的官俸不堪负担，曾国藩则根据幕宾所担负职责的性质不同，从不同途径予以开支：对在营务、粮台、军事任事者由军饷中开支，列入报销案；对抽厘办捐、筹粮办饷者则在该局中开支；而对可参谋赞画、拟折办文者多半由其官俸中支付。曾国藩幕府成员“不食君禄，而天下吏治已半出幕客之手”，幕府成员中，出使大臣5人，军机大臣2人，尚书2人，大学士2人，侍郎3人，北洋大臣1人，总理衙门大臣2人，船政大臣2人，总督16人，出任总督次数30次；巡抚28人，出任巡抚50次。
2. 曾国藩幕府的历史影响
曾国藩幕府的建立造成了清政府“内轻外重”的局面，中央权力下移。这次权力的下移，涉及政治、经济、人才选拔等各个层面，与唐代节度使的藩镇割据对中央的权力分割完全不同，地方主义除了政治、军事外，还包含更复杂的经济、人事关系。清代定制，设置总督、巡抚，委以行省大权。在总督、巡抚之下又设立承宣布政使司主管一省的民政、财政，提刑按察使司主管一省的弹劾与司法。两司虽在督、抚之下，但不听命于督、抚，而是听命于六部，可以向皇帝专折奏事，他们的权限是独立的，督、抚不能干涉，只有中央的部臣有管辖他们的权力，督、抚对两司仅仅处于监督的地位。所以督、抚的权力虽大，六部却可以用一纸文书来控制他们，全国权力全部集中于中央。
清代这种政局，到湘军将帅爬上督、抚职位以后就发生了改变。因为以军事为急务，湘军将帅不愿受两司牵制，首先把两司降为属官，接着就不听部臣的命令，他们手中有兵有将，最终朝廷也不得不迁就他们，于是督、抚专政的局面形成了。到了光绪末年，朝廷一兵、一卒、一饷都不得不仰求于督、抚，以至于康有为把当时中国十八个行省称为十八个独立王国。光绪元年，有一道上谕说：“官方亟宜澄叙。外省督抚遇有地方差委事宜，自应于本省各员内量材器使。嗣后不得率调他省人员，以杜营私奔竞之弊。”
尽管晚清督抚的权力在不断扩大，但是没有发生督抚与中央抗衡的事件，中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控制着督抚，督抚的请旨制度仍发挥着作用，中央对督抚仍有罢黜权。但这次国家权力重心下移、内轻外重局面的形成，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政局和近代化的改革。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与这个现象有密切的历史渊源。1928年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自己还要遭到军阀的侵犯，直到1935年蒋介石发行全国的法币之后，军阀混战时代结束，才意味着国家政权开始统一。清代的地方行政组织
3. 曾国藩幕府主要成员（1）郭嵩焘（1818—1891）：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湖南湘阴人，号养知先生。出生于商人之家。就读于岳麓书院，与曾国藩、刘蓉结拜兄弟。1847年中进士，与李鸿章、沈葆桢为同年进士。
1）帮办曾国藩水师，推行厘金制度
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任驻英大使，他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功不是出使西方而是治平天下，说服左、曾投身伟业，策动年轻的李鸿章重返曾国藩的幕府。郭嵩焘说服左宗棠出山，“贤者不出，其奈天下苍生何？”对于曾国藩出山，郭嵩焘说“武昌失守，长沙人心惶惶，理应保护桑梓”，“公素具澄清之报，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舑从戎，古制也”。郭嵩焘在曾国藩幕府生活的四年，随江中源、罗泽南进军江西，设计水师和木筏以拒敌。在曾国藩受到排挤的时期，力挺曾国藩，为其出谋和协助办水师。
厘金制度一般认为是雷以諴幕僚钱江在扬州办厘成功，咸丰皇帝决定下诏推行的。郭嵩焘负责湘军筹饷，开始大面积地推广厘金制度。郭嵩焘的贡献是从理论上对厘金制进行了阐述，肯定了厘金制推行的理由。他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论证了厘金制的合理性，“全国受朝廷恩遇足够，漠然置身事外，若于国事无与，实在不妥。设立厘金标准，每百文抽取一文，而小本经营盖免。不伤财政，不伤农业”。并且厘金制自周就有之，与“汉之算缗、唐之官钱、宋之经制头子钱异名而同实”。另外，厘金制完全具有可行性，“所取于商贾也，为厘以二三计；商贾所加取之于民，率四五计。是仍取之于民也，于商贾何害？然使竟敢取之民，则足以致乱，取之商贾，而民安焉。是又可由之，不可使知之义也”。郭嵩焘创立了士绅主办厘金制度，并要求建立相应的监督制度。郭嵩焘认为那些批评厘金制的官员所言都是道德谴责和虚妄之词，无以立足。郭嵩焘坚定不移地执行厘金制度，并为此丢过官职，也被地方绅士骂为虎狼犬羊之人。郭嵩焘自身廉洁，他反对取消厘金，认为坚决不能取消厘金制，只有“天下无急需军需，各省无积欠之兵款，户部无竭蹶挪移之苦，而后各省罢厘金”。
郭嵩焘在后期推翻了自己前期的理论，要求取消厘金制度。因为厘金制在实践的过程中，负面效应凸显。厘金局越来越多，税额由1％～2％逐渐变为4％～5％，甚至无物不税，有的厘金局甚至公开扣押商贩的物品等。1866年郭嵩焘离开广东时奏议广东各地厘金失控的现象，“私捐私抽，多成数万……愚直如臣，亦不敢深究。地方风气，百姓惶惑愈甚，官吏整饬愈难”。1877年出使英国的郭嵩焘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提出裁撤厘金是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厘金制不仅已经失去了战争集资的价值，而且滋生出许多腐败和贪污。郭嵩焘认识到厘金制度限制了中国商业的发展，阻碍中国的富强。中国为洋人免厘金，却对中国百姓加收，长此以往会失去商人的支持，甚至会伤到国体的根本。但是光绪三十年，清政府国库田赋收入是31180000两，厘金收入是16740000两，数量已是田赋的一半。清政府没有新的财源补给，已经不可能取消厘金制度了。厘金制成为晚清历史的诟病之一。
2）出使西方
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郭嵩焘奉召入京，任福建按察使。1875年的“滇案”改变了其命运。1876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英国获得由缅甸入云南、印度入西藏的道路，并在内地开设商埠。英国要求处死官员岑毓英，所有官员表示愤怒，唯有郭嵩焘上书弹劾岑毓英“不一研考事理，深求善处之方”。政府要派人去英国道歉，李鸿章推荐郭嵩焘，恭亲王奕訢照会英国，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派郭嵩焘出使英国。
英国人威妥玛认为人选比较满意，郭嵩焘在广州是极有名望的人。赫德认为郭嵩焘是一个诚实、眼光敏锐、果断的人，一个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的人。郭嵩焘入京见慈禧说：“入都以后，众垢益严，下流所归，几不忍闻。”慈禧宽慰郭嵩焘，“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竖皇上总知道你的心思”。郭嵩焘出使西方是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的时代，一个士大夫高谈气节鄙视洋务的时代。只有谭嗣同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称郭嵩焘“精解洋务，可为湖南光也”。其余都是讽刺和观火之人。
李慈铭说“形同寄生，情类质子。供其驱策，随其嘲笑，徒重辱国而已”。老乡王闿运说“筠仙晚出，负此谤名，湖南人至耻与为伍”。刘坤一说“此公行将隐退，未审何面目以归湖南”。士人送给郭嵩焘一副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1876年湖南全省考生烧毁湖南名刹上林寺以示抗议，那是郭经常去的地方。郭嵩焘在外部的压力下病倒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郭嵩焘为自己找到了出国的理由，“数万里程途，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礼”，“出师西洋为今日创举，而关乎中外大局，以立国家久远之机”，“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迹耳”，这是他豪迈而悲壮的选择。
使英期间，郭嵩焘坚持写日记，将自己的行程见闻写成《使西纪程》，涉及18个国家、三个宗教区，对三大洲和若干地理作了分类整理出版。他再次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诚不知为何肝肺，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王闿运说“殆以中洋毒，无可采者”。湖北翰林要求销毁郭嵩焘的《使西纪程》。
郭嵩焘超越了洋务派的军事救国思想，他认为单纯学习军事技术并非中国所急需。这与他的见闻有关，也是受了威妥玛观点的影响，“中国如果能从政治上改革，即使出现强敌也不可怕，改革政治才能利用地利人丰的优势。单纯军事改革不改变百姓的生活，难以立足”。郭嵩焘重点关注西方军事建设、市政建设、议会制度，尤其意识到中、西学的真实差异与中日近代化的速度问题。关于中国的改革是以经济为核心还是以军事为核心强国、是强国还是富民、学机器还是全面学习、战还是不战等问题都比国内的洋务派有更深入的认识。他反对向西方国家贸然开战，因为“无可战之机，无可战之势，亦无可战之理”。
1878年郭嵩焘与刘锡鸿积怨过甚，患了不寐之症，郭竟要弹劾刘锡鸿和何金寿。慈禧谕旨“怀私攻讦，不顾大局”。最后，刘锡鸿被调到德国，郭嵩焘被调到法国。1878年5月6日，刘锡鸿迎奉总理衙门意旨，列举郭嵩焘十大罪状，进行严词弹劾：①诋毁时政；②欲使朝廷杀毓英以取悦英人；③不尚左而尚右；④考定国旗样式；⑤蔑视谕旨；⑥对洋人一味卑恭，有损国体；⑦模仿西方人的生活习惯，不以忘本为耻；⑧让夫人四处应酬，有违中国闺教；⑨与威妥玛闭门密语；⑩对朝廷不满，心怀怏怏，动辄怨望。虽然全为鸡毛蒜皮之事，甚至还有歪曲事实、恶意中伤，但清政府无从查考，与其信其无，不如信其有，因此，决定将郭嵩焘撤回。
3）郭嵩焘之死
1879年5月5日郭嵩焘回老家，到善化等地，轮船受阻，湖南人不让他的小火轮上岸，大骂他勾结洋人。地方巡抚也不以为礼，他几经曲折才回到家乡。1891年郭嵩焘病逝，有官员要求给他赐号、立传，清政府上谕：“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不准行。”孤独的先行者郭嵩焘在唾骂声中出使，在唾骂声中回国，在悲剧中死去。义和团运动中，他被开棺鞭尸以谢天下。郭嵩焘自书小像：“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不过，他相信“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留有《养知书屋遗集》、《玉池老人自叙》、《史记札记》、《礼记质疑》等著作。美国人研究郭嵩焘的著作有《走向世界的挫折》。
郭嵩焘对自己一生失败的评价是“任事太深，则同官侧目；立言太峻，则群小惊疑”。严复曾评价郭嵩焘“负独醒之累”，将其与屈原相提并论。梁启超在其《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曾将郭嵩焘列为中国新思想界的第一批人物，而将康有为、严复和他本人等列为第二批人物，将郭嵩焘列为前辈和先行者，充分肯定了其对中国思想界的进步影响。王龙的《天朝向左，世界向右》一书中提出在传统社会郭嵩焘比义和团更可怕的观点，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传统社会秩序范围之内的一种常态，但郭嵩焘是对传统思想文化的颠覆，不能在既定的秩序里周旋打拼，挑战天朝秩序，挑战朝野世人的心理底线。
近代中国政治腐败衰落，处于社会、文化全面转型的时期，历史大潮中的人物有着大起大落的戏剧般的命运。面对愚昧的百姓、腐败的官场、落后的国家，落魄不羁的文人的最终命运足以透视出近代人的自我抗争与中国近代化的蜕变过程。随着历史的演进，国人识见日增，郭嵩焘的远见卓识逐渐被世人理解和称道。（2）左宗棠
1812年生，湖南湘阴人。14岁县试第一。1832年因道光皇帝五十寿辰开恩科，左宗棠中第18名，为举人，其哥哥为第一名。1835年京试第15名，最后被刷下来。1838年没有考中进士，曾国藩考中。《清史稿》记载：“三试礼部不第，遂绝意仕进，究心舆地、兵法。喜为壮语惊众，名在公卿间。尝以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胡林翼亟称之，谓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左宗棠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满腹经纶、经世致用、忧国如家。正史野史都有好评。曾国藩评价左宗棠说：“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
1）“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1852年胡林翼推荐左宗棠给长沙巡抚张亮基，“廉公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张亮基调离后，新任巡抚骆秉章恳请左宗棠出山。左宗棠为解决军饷问题，针对永州总兵樊燮贪污，不但不化刚为柔，还让樊燮到省，赴抚署请训。骆秉章让他径去左公馆听候发落。樊燮至左公馆，作揖行礼，而未下跪请安。左宗棠非朝廷命官，大骂朝廷官员“滚出去”。咸丰下令左宗棠可以就地正法。骆秉章请郭嵩焘求情于肃顺、王闿运帮忙，郭嵩焘说“左君去湖南无以支持，必将倾覆，东南大局不复可问”。最后，潘祖荫上奏“骆秉章调度有方，左宗棠运筹帷幄决胜，此天下共见。……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湖广总督官文就此了结此事。
2）“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的士人友谊
1860年左宗棠辞职回家，投靠曾国藩。曾国藩当时认为左宗棠“言高气大，个性刚强，难以驾驭”，胡林翼劝导他“情挚而专一，性情偏激，……平时当小拂意。临危乃知其可靠”。曾国藩接收他入幕。1862年浙江巡抚王有龄战败自杀，曾国藩举荐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兼闽浙总督，开始了左宗棠的政治生涯。1864年湘军攻陷天京，曾国藩给清政府汇报左洪福点火烧宫殿已死，太平军已经杀尽。不想左宗棠也密上一折，称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曾国藩平生自认为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天贵福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洪氏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等。言外之意，说左宗棠虚张声势，有邀功请赏之嫌。左宗棠看到此奏后，具疏自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有欺君之嫌，于是两人关系彻底破裂。
但是曾国藩仍不遗余力地为左宗棠西征筹饷，而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当时，有人从西北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曾国藩由衷佩服，击案说：“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脱，不仅我难以为继，就算是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副担子，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曾国藩离世时，人们纷纷猜测左宗棠可能不会致祭，然而左宗棠却送来了他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3）其他人物简介
1）罗泽南
罗泽南家境贫寒，33岁中秀才，43岁被举为孝廉，进入官阶。做学问刻苦，不太注重传统文字的表现，“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术”。著有《西铭讲义》、《人极衍义》、《小学韵语》各一卷，《桃江学辨》、《读孟子札记》各二卷，还有《周易附说》、《方舆要览》等。后人辑有《罗罗山遗集》。罗泽南比曾国藩大三岁，未取得任何功名，但出山前已经声名远扬了。
罗泽南曾任衡阳县令，参与湖北、江西战役。1855年石达开在鄂赣活跃，湖北危急，胡林翼求救，曾国藩被湘军切断内湖、外湖，本计划让罗泽南援助，但罗泽南认为武昌不稳，则江西、湖南不得保，决定进军武昌。曾国藩在江西处境艰难，可惜罗泽南虽义同生死，但不能回援。罗泽南49岁时在战争中死去，临终前他拉着胡林翼的手说，“武汉未克，江西复危，不能两顾。死何足惜，事未了耳”，要胡林翼与李续宾互为支撑。
2）胡林翼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之，晚清中兴名臣之一，军事家，湘军重要首领，湖南益阳县泉交河人。1836年进士，授编修。著有《读史兵略》46卷，奏议、书牍10卷等，辑有《胡文忠公遗集》。曾绘制《大清一统舆图》，为我国早期较完整的全国地图。与曾国藩、左宗棠并称为“中兴三名臣”。1861年春，会同曾国藩攻陷安庆，病死于安徽军中。谥号“文忠”，追加太子少保、兵部侍郎。
胡林翼灵活好动，反应迅速，善于交往，情绪较易冲动，敏感而又直率，在湘军中具有很高的领袖素养和能力。他是湘军中相当重要的统领人物。有人评价他说：“圣贤而豪杰者，曾公也；豪杰而圣贤者，胡公也。”胡林翼以才著而德量亦宏。少年胡林翼以才气自喜，“于先儒性理之学，非所究心。后乃折节向学，研讨义理。……迨誉望日著，而自修愈虔，故国藩深叹其晚年进德之猛。国藩以德著而才略非绌”。也有人评价胡林翼：“历代史书人物，所弛不羁之士，建立奇功者有之，至号为理学者却少概见。胡文忠以纨绔少年，一变而为头巾气。究竟文忠之所以集事者，权术而非理学也。”胡林翼以权术交欢官文，是很多理学家不屑于做，也做不来的。
胡林翼文武双全，且能诗能文，主张“用兵不如用民”，“用兵”只能治标，收一时之功，“用民”才是治本。胡林翼将自己丰富的作战经验编成了《胡氏兵法》。胡林翼的治军思想已经折服了许多历史名人。毛泽东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然而曾国藩却说：“润之（胡林翼）之才胜我十倍。”蔡锷把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用兵之道编成《曾胡治兵语录》。蒋介石把《曾胡兵法》作为黄埔军校学生的必读教材。
其实胡林翼于湘军的价值远远不止于他的治军。他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多次将困境中的湘军解救出来。湘军建立之初，曾国藩经常与周围人起冲突。胡林翼成功协调了湘军将帅的复杂关系，增强了湘军的凝聚力。曾国藩赞扬他“舍己从人，大贤之量；推心置腹，群彦所归”。
罗泽南与曾国藩在进军部署上意见不一。曾国藩抱怨罗泽南等湘将：“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客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骆脚下盘旋。”1854年湘军出省后，很快即有湖口之败而陷入窘境。胡林翼重用罗泽南，赢得了罗泽南的信任，使湘军水陆两军实力迅速扩大。罗泽南身先士卒急攻武昌，在冲向城门时，被城上太平军打中左额，不久死去。曾国藩不满王錱矜持自许，特别是王錱违背曾国藩的招募制度，与湘抚骆秉章取得联络，日益亲骆疏曾。曾国藩不仅将王部裁减，且决计不带他东征。王錱被逐的根本原因在于曾国藩与骆秉章等地方实力派间有矛盾，王錱后来完全投靠骆，独立于曾记湘军之外。在改变湘军窘境的过程中，胡林翼起用王錱以巩固湘军后方。事实证明，还是由于王錱的后方牵制，曾记湘军才可能勉强应付来自湖口等处的太平军。更为重要的是，王錱挡住太平军对江西的进攻，使胡林翼能够避免两头作战，专心进攻九江，从而解救了江西之围。同时，胡林翼协调好湖南骆秉章与曾记湘军的关系，具有较深远的影响，直到胡氏死后几年，湖南一直是湘军兵源、饷源的主要基地。
原水师营官鲍超被胡林翼破格使用，胡林翼令其组建霆军。正是有了水陆配合，湘军遂于1856年年底再克武汉。1857年4月间，胡林翼令鲍超等马步军与杨载福水师回援，击败太平天国的第二次西征，曾记湘军挨打的逆境才得以根本扭转。由于多隆阿与鲍超的关系不和，胡林翼用“申多抑鲍”的办法协调了他们的矛盾，使湘军因此攻克了安庆。胡林翼讲究分寸，鲍超等人一直对他感恩戴德。在战争期间，鲍超不惜违纪过江到太湖探视胡林翼病情。
水师将领彭玉麟与杨载福因事不和，互不相让。按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二记载：“文忠乃命设席，酌酒三斗，自捧一斗，跪而请曰：‘天下糜烂至此，实赖公等协力支撑，公等今自生隙，又何能佐治中兴之业耶？’因泣下沾襟。于是彭、杨二公皆相呼谓曰：‘吾辈负宫保矣！如再有参差，上无以对皇上，下无以对宫保。’遂和。”胡林翼成功协调了湘军将帅的复杂关系，为湘军从厄运走向强盛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胡林翼作为转型时期的人物，对于近代经济、政治的认识，基本还没有突破传统意识，但是胡林翼深知平息农民起义的关键不在攻战，而在于减轻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因此，湖北被湘军“收复”以后，胡林翼作为湖北巡抚，采取了兴屯垦、劝课农桑、裁槽减赋等与民休息的农业政策，使湖北经济很快恢复。与农业相比较，胡林翼虽认为“商，犹枝叶也”，把商品货币经济仍看作“末业”，但他并不忽视商业对经济的作用，通过发展工商业，搞活经济，整顿市场经济，推动经济发展。曾国藩称赞他“兴办鄂厘，甲于天下，鄂省赖以富强，至今尚蒙其利”。
3）彭玉麟
彭玉麟（1816—1890），清朝大臣，湘军首领。字雪琴，秀才，湖南衡阳人，其父曾任安徽合肥县梁园巡检，彭玉麟生于安徽。其人生目标是“不要官，不要钱”。1854年跟随曾国藩，开始负责文稿工作，后来与杨载福辅佐曾国藩治水师。制定船制、营制章程，建炮船120只、民船100只，士兵5000人。在洞庭湖大获全胜后，曾国藩对其更加倚重。1953年3月击败太平军于湘潭，彭玉麟以功叙知县。继而随军东下，陷岳州，升同知。8月，率水师参与攻打武汉，焚毁太平军困守汉阳内河战船千余只。11月，又会合陆军塔齐布、罗泽南部攻田家镇，用洪炉大斧截断太平军拦江铁索，焚毁其船只约3000艘，以知府记名。1855年石达开进攻江西，曾国藩告急，彭化装成生意人，说安徽话，行700里，装扮成乞丐混到曾氏在南昌的大营，曾国藩感激不已。曾国藩回家丁忧，彭玉麟坚持稳定湖北、江西大后方。
1861年，湘军集中兵力围攻安庆。彭玉麟创立飞划营，抬划船入湖，协同陆军在菱湖一带攻破太平军营垒。攻陷安庆后，授安徽巡抚，他却三次上疏力辞，有云：“以臣起自戎行，久居战舰，草笠短衣”，“一旦身膺疆寄，进退百僚，问刑名不知，问钱谷不知”。清廷以其“真实不欺”，遂改任为水师提督，复授兵部左侍郎。攻克安庆直达金陵，配合曾国荃陆军。天京攻陷后，曾国荃纵容部下在南京抢劫，彭玉麟要求曾国藩处死其弟以谢天下。清廷授予其一等轻车都尉，世袭加太子少保，次年，诏署漕运总督，又辞，仍留治水师。1868年，设立长江水师，即会同曾国藩奏定长江水师营制。1869年回到家乡衡阳。1881年被诏署两江总督，再疏力辞，仍留督江防、海防。1883年擢兵部尚书，疏辞不允。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彭玉麟奉旨赴广东会场筹办防务，在短期内训练出一支守土御侮的兵力。1885年，法国侵略军进犯谅山，他大力支持老将冯子材抗击法军，清军大获全胜。他反对和议，多次上疏力争，疏中有“五可战，五不可和”之语。1888年彭玉麟扶病巡阅长江水师，至安庆后以衰病开缺回籍。是年秋，因病乞归。彭氏将自己20余年廉养银40万两充公，5000两存入当铺吃利息。1890年病逝，享年75岁。著有《彭刚直公奏稿》。
以上曾国藩幕府成员的出现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代儒士报国图存和接受西方文明的表现。曾国藩经历了从儒者变为法者又变为道者的过程，他带领的幕府群体人物体现了传统士人的精神和追求。他们的精神品质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去追寻。
第二节 李鸿章及其幕府
人物简介：李鸿章（1823—1901），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是许多不平等条约的订立者。义和团运动时与英国策划“东南互保”。
自近代以来，人们对李鸿章一直诽誉参半，自卖国贼到洋务运动奠基者的评价的转变表现了现代人对历史的反思，尤其是对近代化的反思。李鸿章在近代化中遇到的困境、矛盾和自我选择也是中国近代化遇到的问题。梁启超说：“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李鸿章作为影响晚清40年的第二代儒士，“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一、李鸿章与洋务运动
晚清社会对洋务的态度是“你好好一个世家子，何为亦入洋务，甚不可解”，“一闻洋务二字，则掩耳却走，或诋为汉奸”。李鸿章敢干敢承担的个性体现在洋务运动中，“公等可不喜谈洋务，鄙人若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李鸿章不逃避国家责任，而是伸手揽权，毅然肩负起解决各种问题的重任。“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李鸿章位高权重，并与洋务运动相始终，提出了一套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洋务主张，创办的洋务事业也最多。
1. 李鸿章的洋务思想
李鸿章最早认识到中国唯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才能生存。1864年他在致总理衙门奕訢、文祥的信中说：“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李鸿章创立了一批近代军用工业，例如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还创立了一批近代民用工矿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漠河金矿等；后来又开创了中国水陆交通、电讯等行业。
李鸿章早在同治三年（1864）就看到了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意义和中日关系的隐患：“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视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
李鸿章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清朝的科举制度，要士大夫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他在创办近代工业的时候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希望通过高薪聘用洋技师培训中国的技术人才。洋务派官僚为了招揽技术较高的工人，一开始便采取使用较高工资收买的政策。李鸿章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云：“现拟于华中留心物色，督令操习，如有技艺与洋匠等者，即给以洋人工食；再能精通，则技为匠目，以示鼓励。”另外，李鸿章每建造一个近代化企业，都会建立相应的专业技术学校。张之洞、左宗棠的企业也纷纷采取这种方式，以保障技术实施。拓展学习：关于李鸿章的洋务知识水平——答美国记者问节选时间：1896年9月3日；地点：美国道尔顿饭店。记者：阁下，您在这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中什么使您最感兴趣呢？李鸿章：我对我在美国见到的一切都很喜欢，所有事情都让我高兴。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20层或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楼，我在清国和欧洲都从没见过这种高楼。这些楼看起来建得很牢固，能抗任何狂风吧？但清国不能建这么高的楼房，因为台风会很快把它们吹倒，而且高层建筑如果没有你们这样好的电梯配套也很不方便。记者：阁下，您赞成贵国的普通老百姓都接受教育吗？李鸿章：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有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入学，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记者：阁下，您赞成妇女受教育吗？李鸿章：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的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记者：美国资本在中国投资有什么出路吗？李鸿章：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我国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力。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李鸿章：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节选自《100年前李鸿章的答美国记者问》，《科学大观园》2010年第9期，第68～69页。
2. 李鸿章与近代工业（1）“军用”与“民用”——后发国家的难题
在西方国家大敌压境的情况下，后发国家在求强和求富之间，很难不以求强为先导。1862年李鸿章陆续创办江南制造总局、苏州洋炮局、金陵制造局等。传统看法认为，为了适应发展军事工业的需要，清政府自19世纪70年代中叶起开始经营采矿、炼铁与纺织等民用工业，以便为军事工业提供廉价的原料，积累一些资金。其实，市场推动也是主要的因素，促使国营军事企业转型，“江南机器局因外国条约禁止军械物料入华，旧料无余，将来恐停止工作，刘制军（刘坤一）爰饬该局添加工匠，制造矿务、农务一切应用机器，以为推行新政、兴工劝农之资”。这项报道，说明了这时军事工厂生产的目的已经逐渐转向追逐利润。此外，1880年以后，江南制造总局不仅制造军火，还制造了一些“矿务”、“农务”方面的机器。由于许多体制因素的影响，洋务运动培育出一部分民营经济，如这些军事企业实行生产包工制，使民营企业参与进了近代化的国营军事生产的行业。
1872年清政府财政困难，李鸿章写了“求富”奏折，希望民用企业进入市场。同年，李鸿章建立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是洋务运动中由军工企业转向兼办民用企业的第一个企业，也是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轮船招商局章程》里特别规定，不接受外国资本。轮船招商局采用了股份制，在组织结构上更先进，招聘了上海著名的买办商人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轮船招商局总局设在上海，分局设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以及国外的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资本共计420余万两，是民用企业中最有成绩的企业之一。（2）官督商办与民营之间
从官商结合的形式来说，主要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官办招商集股三种形式的企业，早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已有萌芽。例如“滇铜自康熙四十四年（1705）官为经理，嗣由官给工本”。在制瓷方面，清政府采用“官搭民烧”制度，以取得官府所需要的瓷器。洋务时期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官办招商集股等企业组织形式的出现，是官与商互相需求的结果，并不是哪个官员的专制或者腐朽造就出来的。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直接经营的官办企业又很少见效，仍亟须利用私人资本以制造官府需要的工业产品；这时的私人资本，需要投资于近代工业，但又须依恃封建势力。正是这两者的结合才出现了以上三种形式的近代工业企业。拓展学习：晚清官商合营的三种形式官督商办是清末洋务派官僚利用和控制私人资本的一种方式，也是19世纪下半叶在中国出现的一种近代工业组织形式。它由清政府委派官僚负责招募商股、组织企业，并在新建立的企业中担任要职。所收商股，除一部分为商人投资外，有很多是官僚、富绅、买办的投资。官商合办也是清末洋务派官僚利用和控制私人资本的一种方式，同样是19世纪下半叶在中国出现的一种近代工业组织。当时参与官商合办企业的“商人”，大都是官僚、买办，他们是以私人资本利益代表的身份出现的，与封建政府的关系密切，因而，在当时的官商合办企业中，真正的“商人”资本，经常处于被吞并的威胁中。官办招商集股，是由封建政府用官股开办企业，在获利之后再招集商股。
李鸿章的“官督商办”思想主要以收回利权为目的。李鸿章提出“官督商办”的初衷是要保护民营企业。此外，鼓励商办也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官督商办”的具体制度是“由官总起大纲，查其利弊，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目的是“将来若有洋人妒忌，设法出头阻挠，官方可出面交涉，以为华商保护”。1887年，李鸿章看到了外资企业在民用方面攫取利润的情况，在《致海军衙门函》中云：鸿章在上海亲见旗昌、怡和各洋行利用中国廉价劳工，皆设有机器缫丝局，募千百华人缫丝，丝贱而丝极美。李鸿章看到中国民营企业的初步发展摆脱不了被外国企业吞并、盘剥的困境。由于半殖民地社会的最惠国待遇，外国企业在中国的税率极低，中国企业为逃避税收，心甘情愿地挂靠于外国企业，大量的民营企业成为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又由于治外法权的问题，中国还无权过问中外企业的商务纠纷。另外，华商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多近代化的投资，但实力弱，轻工业集资相当艰难，中国的矿业民间集资更是困难。以张謇的大生纱厂为例，原计划每股100元，最后只得不断降低标准，降到70元。面对华商的弱势，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在轮船招商局的所有制即产权问题章程里特别规定，不接受外国资本，纯粹的华人企业。当时的“商办”单指华商承办。
李鸿章力主商办的观点一直遭到同朝高官的反对。清政府发布上谕，官督商办企业“各委员任意开销，浪费侵蚀，深恐私囊日充，公款日亏”。1880年5月5日李鸿章在《复陈招商局务片》中说，“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诚以商务应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任之”，“惟此举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事体重大，有裨民生，故需官为扶植，并逐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李鸿章希望官方对民营企业进行扶植，达到对利权的收回，而不是对商人盘剥、贪污。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反驳李鸿章“归商不归官，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穷”。李鸿章奏曰：“朝令夕改，则凡事牵制，商情涣散，已成定局，终至决裂，洋人必窃笑于后。”
正如李鸿章设想，轮船招商局在与怡和、旗昌“三次竞价合同”斗争中的取胜，除了唐廷枢、郑观应等人的努力外，还依靠了政府的资源，显示出了“官督商办”的优势。但是“官督”同时也成为企业的负担。政府对企业的一些减免税收、资金照顾、业务照顾等措施也使政府对企业侵夺性的征收合理化。1884—1911年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向政府报效白银350万两，相当于两局股本的六成。“官督商办”的政策和企业带动了一批“私营”企业脱颖而出，民间资本突破国内和国外的压力，股份集资，创立开平矿务局、电报局、上海织布局等。商人从洋行中撤出，将买办企业纳入民族企业，徐润、郑观应、唐廷枢不给外国人打工了。根据李鸿章最初的理论设定，官方仅限于对企业扶植和保护，“商大于官”时企业才能得到发展。不管是最初的完全股份化还是初期的政府主导化，企业和政府都要很快地学会现代化的管理，否则就会成为障碍。洋务运动后期官督商办企业“官大于商”，严重阻碍企业发展。1883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许多企业陷入困境，清政府提出停办轮船，李鸿章派盛宣怀去重组招商局。盛宣怀的基本宗旨是“商为承办，官为维持”。清政府规定盛宣怀最初去轮船招商局不许参股，不领工资，但盛宣怀没有守住规则，企业“督办”性质增强，商办成分减少。郑观应的《商务叹》中曰：“办有成效瞬忽变，官夺商权难自主”，“名为保商实为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3）李鸿章的外债观
1840年之前，清王朝夸富四海，又孤傲自赏，不屑与他国交往，根本没有外债的观念。即使某些地方当局也是如此，如广东地方当局责令行商向来华洋商挪借，总是由行商负责，认定是私债，非国家公债。
1840年，清政府的公债开始。英国迫使清政府承诺赔款之余，意图把国际借贷关系塞给中国，户部认为无害民生，曾一度动心；清廷为从速了结战争，予以拒绝。从1853年太平军进入南京到1865年的十余年间，除了江苏地方当局再度借款外，清政府有顾虑没有放开。后来，因战争所需，借外债成为当务之急。1867—1881年间，左宗棠责成在上海办理后勤的委员胡光墉与当地的英商怡和洋行、丽如银行和汇丰银行共借库平银1595万两。接着，法国侵入越南，清政府被迫借款多笔。
借外债与中国修建铁路息息相关。称李鸿章是晚清借债筑路的开启者是合适的。李鸿章是第一个提出将外债用于中国铁路工业的人，并且力排众议。19世纪70年代，丁日昌拟在台湾修建铁路，因各省关协解“号称三百万”的筹划经费，每年实解“不过四十万”，李鸿章提出借款筑路，“若仅借三百万，分十年归楚，尚不至误”。李鸿章和张之洞在是否借债上存有分歧。张之洞拒绝外债，认为“洋债洋铁两端皆必坐受盘剥，息外有息，耗中有耗”。他主张由各省招股集款，开炉铸造。后又建议每年以工捐名义集款200万两左右，从洋药税厘中指拨100万两，此300万两由户部提存专储为铁路之用，十年凑齐3000万两，“如款少，即十二、三年；如再少，即十五、六年至二十年，断无敷矣。愚公移山，有志竟成，此无可游移者也”。此举与甲午战争后张之洞自己的举借行为有天渊之别，但颇合清廷之意。
李鸿章最早明了“悉知各国铁路，无一非借债而成”的道理，并最早付诸实践。但晚清时期李鸿章经手的外债与甲午战争后的盛宣怀、张之洞相比，微不足道。原因是什么呢？
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列强觊觎中国铁路的野心已暴露无遗，李鸿章对举债的后果有所警觉，他仍倾向于筑路资金主要依靠国内。在津沽铁路问题上，李鸿章原计划推向市场集资。他亲自拟定《招股开路示略》，发誓该公司将绝对独立经营，不受政府的干预，“必令取信商民，经久无弊”。李鸿章设定的招股目标是100万两，每股100两，共1万股。他认为这是与民共利的好机会，但是商人却不热情。投资者告诉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说：“我们不相信这班官员们。”他精心推出的铁路股票受到市场的冷遇。官商体制隔阂使李鸿章的民间集资受到挫折，他又不得不借外债。
李鸿章“由我自主”的借债观受到多数洋务派的肯定。1881年初，由薛福成代李鸿章草拟的《妥筹铁路事宜折》，进一步阐发了较为系统的外债观：第一，实业外债与军需外债不同，有其合理的经济内涵，而非筹措经费的应急之策，借债筑路“本息有所取偿，而国家所获之利又在久远也”。第二，设计了防范洋人借机胁迫、侵害国家主权的措施，即“不可不慎者三端”：①一切招工、购料与经理铁路事宜，“由我自主，借债人不得过问”。②“不得将铁路抵交洋人”，并“不准洋人招股”。③借款与各海关无涉，债款由国家指定“日后所收之利，陆续归还”。
李鸿章倡导借债筑路有其合理性，但在实际的借款操作中，中国总是受到列强步步紧逼，导致中国的权利很难时刻得到保障。如澳商伦道呵提出来华开办银行，却提出两点额外要求：“由特旨批准”和“代办一切借债物料”。这实际上是要求国家担保，垄断工程建筑。所谓“代办”，伦道呵解释为“以后借债、购件、雇洋人造工、在洋设公司，俱由伦代办，其价货与他人同，并准伦父子在洋设公司专为中国办事”。
另外，因为制度的窒碍，商股对中国的重大项目没有信心。同样，洋务派对商股进入铁路事业缺乏耐心。19世纪80年代中叶，官督商办企业中官僚排斥和压抑商股，官商关系恶化，阻塞了商业资本对工矿业的投资欲望。李鸿章本人则强调集商股，拨官款“断不济事”，舍借债“别无他法”。他明显在突出借债筑路的必要性和益处：“各国造路，均系凑集他国入股，鲜有独力能行者。”
洋务派认为不出卖利权而借洋款是建立大型工程的出路，但他们还没有认识到现代财政的意义。李鸿章还是没有注意到金融对企业的作用。李鸿章个体也不可能做到，那是政府的事。如果清政府发行国债，贷款给小企业，发行货币增加政府财源，促进社会资本的集中和利用、流通，可能对李的评价就会不一样了。
3. 李鸿章与近代海军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李鸿章于晚清的重要性超过晚清政府，北洋舰队在外国人眼中的地位也不可小觑。（1）“中国海军乃李鸿章之海军”
首先，“李鸿章之海军”非李鸿章之错。中国海军建立之后，没有专门的政府部门负责，而是由地方大吏直接负责，北洋、南洋海军都是这样的，只是南洋海军发展不如北洋海军而已。清政府本身没有统一的外交和军事调动能力，使大吏有机可乘。如中法战争中，主张强硬的手头没兵没炮，有兵有炮的态度不强硬。1883年李鸿章在家营坟，直隶总督去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云南、两广军队归其节制。李鸿章在上海不动。清政府派刘铭传赴粤作为后路援军，李鸿章以刘有目疾辞之。日本海军初期进犯台湾基隆为我军所败，政府命李鸿章、曾国荃、彭玉麟派船支援福建水师。李鸿章以洋轮船皆小，不足以敌铁舰大船推辞。南洋的海军不但作战难以调动，就是平日的训练南洋区内部省份之间也很难调遣。
李鸿章为改变海军的体制努力过。1884年李鸿章专奏《设立海军衙门折》，“中国分南北两洋，且各省有疆臣，调遣困难，意见不统一”。他极力促成海军衙门的建立，从造船、舰队、军港、船坞、炮台、学校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划，这也是李鸿章为数不多的超长奏折。1885年海军衙门建立后，李鸿章是海军衙门的会办，不是总办，但是他还是遭到了强烈的攻击，如梁鼎芬也弹劾过李鸿章，说他符合“六可杀”的条件。兵部左侍郎黄体芳说：“是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盛，恐用以御敌则不足，而挟以自重则有余！”建议撤去李鸿章海军衙门会办的差事。慈禧太后勃然大怒，斥其“妄议更张，迹近乱政”。（2）中国海军发展及经费问题
中国海军发展的第一阶段是1874—1888年，其中定远、镇远两艘铁甲战舰为东方第一巨舰。英国制造的靖远、致远战舰航速每小时18海里。海晏号的排水量达2800吨。北洋海军2000吨以上的战舰中，定远、镇远、经远、来远、致远、靖远、济远的排水量共2.7万吨，实力是日本的2倍。日本军舰中排水量达2000吨的战舰只有浪速、高千穗、扶桑、金刚、比睿等，总吨位不到1.5万吨。海军发展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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