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保华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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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李时珍与《本草纲目》试读：
前言
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一书，是我国古代医药学优秀成果的总结。明代王世贞在其序言里对该书评价说：“情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篆，臣民之重宝也。”这充分地说明了《本草纲目》的重要价值。
1996年是《本草纲目》问世400周年，为了缅怀与光大医药圣哲李时珍之业绩，继承与发扬祖国医药学优秀遗产，振兴与推进传统医药学，特编写《名医李时珍与〈本草纲目〉》，本书概括地介绍李时珍在中医文献学领域内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及李时珍在医药学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从而弘扬民族瑰宝，启迪后人。
由于成书仓促，本文集难免还有不少欠缺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编 者1997.6.15
建国以来纪念李时珍活动大事记
1952年：蒋兆和绘“李时珍画像”[1]。
1953年：李时珍作为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的大理石雕像被镶在苏联莫斯科大学的走廊上，此举在我国医药界引起极大的注意和兴奋。
同年：钱崇澍、范行准、宋大仁等分别在《北京日报》、《科学画报》和《中华医史杂志》发表介绍和纪念李时珍的文章。
同年：在上海成立了“纪念李时珍逝世360周年——李时珍文献展览”筹备委员会[2]，并开始征集资料工作。
同年12月：王吉民先生在《中华医史杂志》（1953年4期）发表“李时珍《本草纲目》外文译本谈”，介绍《本草纲目》的外文译本情况。
1954年2月：为纪念李时珍逝世360周年，中华全国医学会上海分会、中国药学会上海分会、中华全国医学会上海分会医史学会联合主办的“李时珍文献展览会”在上海举行。展品分五类：①画像图表；②传记论文；③《本草纲目》各种版本；④《本草纲目》各种外国译本；⑤其它有关文物。其中有不少展品是不可多得的，如《本草纲目》金陵版[3]，朝鲜米尔斯之英译《本草纲目》原稿，伊博思（B.E.Read）之英译《本草纲目》木部遗稿及李时珍故乡及墓碑照片[4]。展览会出版了特刊，著名金石家朱孔阳先生专为此会刻“李时珍文献展览会印（李时珍像）”一枚，以资纪念。
同年：在广州举办的中草药展览会上也开展了“纪念李时珍逝世360周年”的展览活动。
同年：为纪念这位举世闻名的自然科学家，湖北省将墓地定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年11月：《李时珍》[5]出版，张慧剑著，蒋兆和图，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同年12月：《本草纲目》（全六册）出版，上海商务印书馆以合肥张绍棠味古斋本为蓝本出版的铅印本重印。
1955年：蕲春县人民政府拨款首次对李时珍墓地进行了修整。
同年8月：《李时珍先生年谱》[6]发表，王吉民撰，载《药学通报》1955年3卷8期342页。
同年9月：《伟大的药物学家——李时珍》（连环画册）出版，忆容编文，赵松涛、李应科绘图，天津中联书店出版。
同年12月：《伟大的药物学家李时珍》出版，李涛撰，中华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出版。
1956年2月：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为修建李时珍墓题词：“医中之圣，集中国药学之大成，《本草纲目》乃1892种药物说明，广罗博采，曾费卅年之殚精，造福生民，使多少人延年活命，伟哉夫子，将随民族生命永生。李时珍乃十六世纪中国伟大医药学家，在植物学研究方面亦为世界前驱。”
同年3月：电影剧本《李时珍传》问世，张慧剑编著，上海电影制片厂印，并进行拍摄。
同年：李时珍墓地修整工程完工，墓地正门建有一块高大的石碑坊，碑坊正中央刻有郭沫若同志题写“医中之圣”四个大字，墓前建有一座塔碑，塔碑上刻有著名画家蒋兆和画的李时珍半身雕像，碑正面刻有郭沫若同志的题词，背面刻有李时珍传记，墓前右侧建有一个以李时珍字命名的仿古琉璃瓦亭——东壁亭。墓地修建后，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介绍李时珍墓及故乡风情。
同年5月：胡长鸿在《中药通报》发表系列连载文章“从《本草纲目》看我国古代在药剂学上的成就”[7]，系统介绍了李时珍对药剂学的发展所做的杰出贡献。
同年10月：《李时珍像》[8]出版发行，蒋兆和绘，教育图片出版社出版。
同年10月：《李时珍的故事》出版，竺方撰，北京出版社出版。
同年12月：《李时珍故事》出版，施若霖编写，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同年12月31日：“李时珍纪念邮票”[9]（邮票和小型张各一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发行。
1957年初：传记影片《李时珍》发行，著名电影演员赵丹主演李时珍，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发行。影片在全国各地陆续上演，影响颇大，各地报刊纷纷发表评介性文章。
同年3月：“李时珍文献参考资料汇目”[10]发表，王吉民撰，载《上海中医杂志》1957年3期46页。
同年4月：《本草纲目》（精装本二册）出版，人民卫生出版社以1885年合肥张绍棠味古斋重校刊本为底本影印，书后附有《药名索引表》和《释名索引表》。
同年5月：《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出版，王喜荫编著，科学出版社出版。
1958年：《李时珍事迹笔录》印行，由湖北省卫生厅组织整理编辑，内部发行。
1959年：“李时珍药园”在李时珍故乡蕲春县建立。
1960～1973年：此间国内虽经历过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但纪念李时珍的活动却未曾中断过，各地报刊相继发表了评介、研究李时珍及《本草纲目》的文章10多篇。除了普遍的评介性文章外，还涉及到《本草纲目》的版本、药物的炮制、李时珍在科学上及临床医学上的贡献等研讨性文章。
1963年12月14日：郭沫若同志在湖北省博物馆参观后为李时珍题词：“李时珍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他在药物学中，尤其有特出的成就，他的本草纲目记载药物近2000种，具有总结性与创造的特色，使中国医术得以推进，人民健康有所保障，他已被公认为世界第一流科学家中一位显著的人物，当永远向他学习。”
1973年4月：《李时珍与本草纲目》出版，钟毅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4～1975年：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各地报刊杂志发表了一系列评介李时珍遵法反儒思想的文章。
1974年：“李时珍医院”[11]在李时珍故乡蕲州镇成立。
1975年2月：郭沫若同志为李时珍医院亲笔题写院名；“蕲春县李时珍医院”[12]。
1975～1979年：各地专业杂志发表了一系列对《本草纲目》在动物学上贡献的研讨文章。
1977年：《本草纲目》[13]（刘衡茹校点本全四册）开始出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从1977年至1982年分四册陆续出版。
同年10月：《李时珍故乡医药》[14]（第一辑）发行。蕲春县卫生局编印，内部发行。
1978年3月：《本草纲目简编》出版，武汉大学生物系《本草纲目简编》小组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同年4月：《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出版，周一谋撰，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同年：湖北省人民政府拨款第二次重修李时珍墓，并将其扩建为李时珍陵园，将李时珍夫妇墓与其父母墓合并，用大青石块砌成一个大墓，墓左前侧建起一个以李时珍号命名的仿古琉璃瓦亭——濒湖亭，与右侧东壁亭相对应，还新建一栋仿古建筑的两层楼房——望景楼，陵园内开辟了药园，药园内种植和养有著名的蕲春四宝：蕲艾、蕲竹、蕲蛇、蕲龟。
1980年5月：在陵园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国家文物保护机构——李时珍墓文物保管所[15]，文管所下设李时珍纪念馆[16]，馆名“李时珍纪念馆”系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著名书法家赵朴初亲笔题写。
1981年：蕲春县卫生局筹建李时珍医史文献馆，得到了中央卫生部和省地县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同年6月12日：卫生部拨款7万元用于李时珍医史文献馆征集、整理文献资料。
同年：蕲春县人民政府为做好李时珍文物资料征集工作，发文通知各级政府广泛动员，积极开展收集文物资料工作。
同年：一批与李时珍有关的文物资料被发现[17]，重要的有李时珍所著《痘科》（一套三本）系100多年前的版本；刻有李时珍写的中药炮制理论著作的石碑一块；明代皇帝赐封李时珍“太医院郎中”称号的石碑一块[18]；李时珍生前打水煎药的“明月太清池”古井一口等。
1982年2月23日：国务院将李时珍墓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湖北省政府在陵园立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
同年：蕲春县政府为迎接“纪念李时珍逝世390周年学术讨论会”召开，破土动工兴建濒湖宾馆、濒湖会堂。
同年7月：湖北省城市规划设计院承担了整个陵园的建设规模规划设计工作，同时墓地进行了第三次修整，修整后的陵园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各方人士的参观。
同年11月：《本草纲目》（刘衡茹校点本，16开精装本上下册）出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同年12月：《本草纲目附方分类选编》出版，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1983年1月：《李时珍的传说》[19]（第一辑）发行，蕲春县文化局编印，内部发行。
同年初：由湖北省卫生厅、蕲春县人民政府等8个单位联合成立筹备小组，筹备召开“纪念李时珍逝世390周年学术讨论会”。
同年：“李时珍医史文献馆”[20]正式成立，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著名书法家舒同同志为该馆题写馆名。
同年6月20日：国务委员、社会科学院院长方毅同志为纪念李时珍逝世390周年题词：“继承祖国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纪念李时珍逝世三百九十周年”。
同年7月：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为纪念李时珍逝世390周年题词：“学习医圣李时珍治学与实践的精神，发扬医圣高尚医德，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
同年8月：李时珍陵园和李时珍医院各建造一座李时珍全身塑像[21]。
同年：为迎接纪念李时珍逝世39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湖北省及蕲春县编印了一系列有关文献资料。
同年7月：湖北中医学院科研处编辑出版了《纪念李时珍逝世390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
同年7月：樊润泉编《本草纲目健康长寿医方类聚》，由湖北中医学院科研处印刷发行。
同年8月：《黄冈医药》（湖北黄冈地区卫生局、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湖北黄冈分会主办）出版《纪念李时珍专辑》。
同年9月：蕲春县卫生局编印发行了《李时珍医案医话录》。
同年9月：蕲春县文化局编印了《李时珍传记选》。
同年9月17日至20日：“纪念李时珍逝世39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蕲春县濒湖会堂隆重举行。与会者来自全国25个省市的专家、教授、医药工作者及有关方面的代表达250余人，国内文化及医药界知名人士纷纷题词致贺。大会收到论文186篇，会上交流143篇。会上宣布着手筹建李时珍研究会。会议同时发行了由大会秘书处编印的《纪念李时珍逝世39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和蕲春县人民政府编印的《纪念李时珍逝世390周年》。
同年9月21日至24日：“全国首届药学史学术讨论会议暨药史学会成立大会”在蕲春县召开。会议以李时珍研究为重要主题，交流的论文大部分是研究李时珍及《本草纲目》的，是又一次纪念李时珍的全国性学术活动。
1984年：李时珍墓文管所根据上级指示，为加快陵园建设，提出了修建李时珍纪念馆和新建国药馆的设想，得到了各界的支持。
同年：“李时珍纪念馆”修建工程正式开工。
同年8月：《李时珍研究》出版，湖北中医药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钱远铭主编，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
同年8月30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植物分类学家胡秀英博士参观访问李时珍故乡后题词：“集千秋华夏药物知识，启万世保健科学研究”。
同年10月：“祖国丛书”《李时珍》出版，张慧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同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管理局局长胡熙明同志参观李时珍故乡后为李时珍医院题词：“继承发扬李时珍医药学思想，努力把李时珍医院办好”。
同年12月：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参观了李时珍陵园和李时珍纪念馆。
同年12月：中顾委副主任王任重同志参观李时珍陵园并题词：“本草纲目中药典，药圣业绩中外传，时问无限人生促，珍惜光阴勤钻研”。
1985年4月：“李时珍国药馆论证会”在省文化厅的主持下召开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教授对建立“李时珍国药馆”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并就如何办好国药馆，加快陵园建设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
同年4月25日：我国第一个“李时珍研究会”[22]在李时珍故乡湖北蕲春县成立。
同年5月：《李时珍和他的科学贡献》出版，李裕、樊润泉等编著，李今庸审定，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同年7月：蕲春县政府决定在扩建李时珍陵园的同时，扩建李时珍医院，修复李时珍父子生前行医处“元妙观”，并把这项工程列入县“七·五”规划，这一决定得到了中央卫生部及省政府的大力支持。
同年8月：《李时珍研究论文集》[23]出版，中国药学会药史学会编辑，湖北科技出版社出版。
1986年2月：“中国历代名医学术经验荟萃丛书”《医药并精的李时珍》出版，周安方编著，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同年5月：为李时珍故乡早日建成“医圣国药馆”，在武汉参加全国中药制药横向联系会议的国家医药局下属八省十一家中药厂成立集资募捐筹备组，向全国500多家中药厂提出募捐倡议。这一倡议得到全国各家药厂的积极响应，半年时间募捐数额达130多万元，为国药馆建筑顺利进行提供了必要的财力保障。
同年9月：《李时珍濒湖集简方》出版，该书系蕲春县新华书店张梁森辑，湖北科技出版社出版。
同年9月11日至13日： 日本医药代表团[24]访问李时珍故乡[25]。
同年11月：李约瑟[26]（J.Needham）参观访问李时珍故乡[27]。
同年12月：李时珍次子李建元墓志残碑[28]在蕲州发现。
1987年：湖北电视台拍摄电视风光片《李时珍陵园》，同年由湖北电视台播出。
1987年11月：日本著名本草学家、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教授、中国药科大学名誉教授、南京中医学院名誉教授、吉林中医药研究院客座教授难波恒雄博士参观访问李时珍故乡[29]。
1988年4月：《李时珍史实考》出版，湖北中医药研究院、湖北蕲春县卫生局、文化局编著，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
同年6月：《奇经八脉考研究》出版，湖北中医药研究院钱远铭主编，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
同年6月：《李时珍医学钩玄》出版，湖北中医药研究院钱远铭主编，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
同年9月22日至24日：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主持召开的“纪念李时珍诞辰470周年暨学术交流会”在蕲春县隆重举行。会议收到论文130余篇，到会正式代表108人，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胡熙明同志到会作了重要讲话。开幕同一天，蕲春县邮电局发行了“纪念李时珍诞辰470周年暨学术交流大会”纪念封一套二枚。
同年10月10日至12日：中国科协、中国药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中华医学会、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针灸学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等联合主持召开的“纪念李时珍诞辰47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到会代表96人，其中外宾2人（日本和新加坡各1人），会议出版了论文集，收载有关论文（摘要）97篇。开幕的同一天，北京市邮电公司发行了“纪念李时珍诞辰470周年学术交流会”纪念封一枚。
同年10月：《本草纲目精要》[30]出版，湖北中医药研究院钱远铭主编，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
1989年3月：《本草纲目选译》[31]出版，杨孝麒编著，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
1990年1月：李时珍中医药研究所[32]在李时珍故乡湖北蕲春成立。
同年10月：《时珍国药研究》杂志[33]（季刊）在湖北省黄石市创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亲自题写了刊名。
1991年初：为弘扬李时珍精神，提高李时珍故乡知名度，蕲春县人民政府规划在李时珍故里蕲州镇，从当年起，每年举办一届“李时珍医药交易会”。为迎接药交会召开，全县动员在蕲州兴建了李时珍药物一条街、药商楼、医圣楼、医圣阁、李时珍大药店、药都宾馆等18项主要工程。
同年8月：《李时珍述药菜谱》出版，余彦文等编著，湖北科技出版社出版。
同年9月25日：《人民日报》社、《湖北日报》社、《黄冈报》社和蕲春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李时珍杯中医药摄影大奖赛”作品展览在北京工艺美术馆开幕[34]。
同年10月12日至14日：为纪念《时珍国药研究》杂志创刊一周年，中国中医药学会中药学会，《时珍国药研究》杂志社在黄石共同举办了“李时珍国药研究学术交流会”[35]。
同年10月10日至15日：由蕲春县人民政府主办，东方中药企业集团、湖北省药材公司、医药公司等单位联合协办的首届李时珍医药交易会在医圣故里蕲州镇隆重举行。
1992年5月9日：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科教电影《李时珍与本草纲目》首映式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36]。
同年7月4日至5日：缅甸国家卫生部传统医药局局长吴桑伊博士（Dr.Sein Yi）一行三人考察访问了李时珍医院、李时珍医史文献馆、李时珍陵园及李时珍纪念馆，并与李时珍故乡的医药卫生界的领导专家举行了座谈[37]。
同年11月：《本草纲目医案探析》[38]出版，张树生等编著，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
1993年7月： 《蕲州药志》[39]出版，梅全喜主编，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同年8月：《神医李时珍》出版，郑伯成等编著，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同年8月：《本草纲目补正》[40]出版，梅全喜主编，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同年9月：金陵版《本草纲目》[41]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影印出版。
同年10月8日至15日：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湖北省首届李时珍医药节暨第三届药物交易会”在李时珍故乡蕲春县隆重举行。
同年10月10日：由湖北省科协、中国中医药学会中药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李时珍逝世400周年国际医药学术研讨会”在蕲春县召开，到会代表近200人，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张文康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会议收到论文300余篇，录用217篇，汇集成论文集发行。
同年底：《本草纲目通释》[42]出版，陈贵廷主编，学苑出版社出版。
1994年8月：《本草纲目》（全本之1～4）出版，明·李时珍原著，冉先德主编（校注），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同年底：《白话本草纲目》出版，李时珍原著，漆浩主编（翻译），学苑出版社出版。
同年12月：《白话精译本草纲目》出版，明·李时珍原著，俞炽阳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同年12月31日：《健康报》发表“李时珍真貌之迹”一文，披露李时珍真貌画像封存40年的真实情况。（梅全喜）[1]此画像系中国科学院请蒋兆和绘，莫斯科大学走廊上的李时珍大理石像即照此画像雕成。此后的各种李时珍画像、塑像皆以此像为范本。[2]筹委会成员有：王吉民（召集人）、梁俊青（秘书）、曾广方（会计）（以上是常委）、黄家驷、李穆生、苏祖斐、汤胜汉、唐国裕、李承估、庞京周、丁济民、范行准。[3]系上海丁济民先生收藏，在此之前日本人曾谓此版本在中国久已失传。[4]是建国后第一批发表的李时珍故乡及墓碑（原貌）照片，一组共8张，系上海剧本创作所特派张慧剑先生亲往蕲州采访时拍摄的。[5]建国后出版的第一本介绍李时珍的专著，该书内容全面，观点新颖，有许多观点是作者亲赴李时珍故乡考察得出的结论，此后很多介绍李时珍的专著、文章、连环画等皆以此书作参考。[6]《年谱》初步勾出了李氏生平的轮廓，此后许多研究李时珍的文章均引用了《年谱》，对于李时珍的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27年之后陈存仁先生又在1982年2期《中华医史杂志》上发表了《李时珍先生年谱》，其基本内容均取材于王氏《年谱》。[7]参见《中药通报》1956年5期90页；6期141页；8期222页；9期13页；10期62页。[8]是建国后第一次出版的科学家单张人物画像。[9]票面图案系蒋兆和画李时珍头像，并有“李时珍（1518～1593年）医学与药学家，辑成《本草纲目》，书中载有中国药用植物1892种”的文字说明，面值8分，编号：纪，33，4-4。[10]该汇目收集了1956年以前有关李时珍及《本草纲目》的传记、评介及文物等资料目录，非正式出版的文献及文物均注明收藏处，是1956年以前国内外纪念李时珍活动概况的总结，对于研究李时珍史实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1]原任院长兼书记黄银枝，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解放军305医院主任医师高辉远任名誉院长，现有职工230人，病床180张，设有中医内、外、妇、儿、骨、眼、喉、皮肤、针灸、痔瘘科等十大临床科室，是一所具有中医特色的县级中医院。[12]1974年12月28日李时珍医院党支部去函中国科学院，请求院长郭沫若同志题写院名。郭老题写后由科学院转给李时珍医院，科学院给李时珍医院函全文如下：“蕲春县李时珍医院党支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信悉，现送来郭沫若同志为《李时珍医院》的题字，请查收。中国科学院办公室，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一日”。[13]系以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夏良心刻的“江西本”为蓝本，旁校各版本进行校勘排印的，有12600多条校记，人民卫生出版社分别以32开和16开两种版本出版发行。[14]收集了本县医药人员撰写的论文、经验介绍140余篇，旨在反映本县中医药人员在继承和发扬李时珍医药学科方面的贡献。[15]所长张月生，副所长宋光锐，工作人员10人，文管所藏有展品1500多件，其中有顺治版《本草纲目》，日文版《本草纲目》（春阳堂版）等15种版本的《本草纲目》，顾景星《白茅堂集李时珍传》，各种历史照片、明清碑刻及名人题词等珍贵文物资料。[16]纪念馆展有文管所收藏的文物资料，并用大量实物、照片和文字说明介绍了李时珍的生平家世和他在医药等自然科学方面的卓越贡献。[17]《新华文摘》1981年11号刊载[18]即四贤坊表故碑，李时珍、李建中、李建木、李树初被奉为蕲州四贤，明代天启四年（1624年）蕲州建成“四贤坊表”，后经战乱倒塌，光绪乙巳年（1905年）重立坊表，后毁，四贤坊表故碑佚失。这次系首次发现，现存李时珍医史文献馆。[19]该书搜集李时珍故乡民间传说的有关李时珍的故事40篇。[20]原任馆长李阳，该馆收藏古代医药本草及经史书籍近千余卷册，“应验灵方”木刻版一套50多块，四贤坊表故碑一块及当代著名医药学家、书法家等名人题词近百余幅，同时大量实物、图片及资料介绍了李时珍的生平家世、医德医风、撰写巨著、对医药动植矿物学的贡献、《本草纲目》国内外出版刊行情况、对后世医药著作的影响以及近代国内外对李时珍的评价及纪念情况。[21]陵园塑像是李时珍手握一卷《本草纲目》，双目凝视前方，似乎在思考一个难解的医药问题，称“李时珍著书图”，现藏于李时珍纪念馆。医院塑像是李时珍一手握锄头，一手拿着曼陀罗的果实，称“李时珍采药图”，现安放在李时珍医院的小花园内。[22]湖北中医学院教授李今庸任会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主任潘吉星和蕲春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宋翠莲任副会长，蕲春县李时珍纪念馆宋光锐任秘书长，广州中医学院教授宋大仁担任顾问，会议选举24名理事和10名常务理事。[23]收入论文13篇，约29万字，从李时珍的生平治学态度到《本草纲目》的编篡特点、版本、附图、国内外的交流与传播，在植物学、中药炮制方面的成就，百病主治药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关系以及其它著作的研究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李时珍的一本重要参考书籍。[24]由日本关西大学药学博上、科学史本草学教授宫下三郎和日本武田药品工业株式会社中央生药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大盐春治组成的日本医药代表团专程前来参观访问李时珍故乡，代表团向李时珍纪念馆赠送日本春阳堂出版的《本草纲目》一套，在李时珍医史文献馆题词留念。[25]梅全喜. 中华医史杂志1987；（1）：48。[26]英中友协会长、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东亚科学技术历史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技术史》主编李约瑟（J. Needham）博上以92岁高龄参观访问了李时珍故乡，随同来访的有李约瑟博士的合作者鲁桂珍博士和英国记者坦普尔先生。[27]梅全喜.大众中医药1987；（1）：6；《中国科技史料》1987年2期。[28]墓志记载了李建元的生卒时间和他携带《本草纲目》和父亲李时珍遗表于“丙申冬以单骑抵燕京奉上”的情况，还载有李时珍的一个叫李树良的孙子。[29]梅全喜.中药事业报 ，1987年11月30日。[30]该书从《本草纲目》中选出药物409种，按原文内容进行简要介绍，并结合古今研究情况加以“注”、“按”，以对原文进行阐述和译注。[31]该书选择了《本草纲目》药物16部各论内容及各部具有代表性的药物共计124种的主要内容，先对原文进行“注释”，再将原文译成白话文。[32]是根据国内外一些著名学者建议而成立的，原任所长梅全喜，主要开展对李时珍及《本草纲目》的研究。下设“李时珍保健品厂”，生产推广该所科研、专利产品“李时珍中药保健腰带”。[33]名誉主编王绵之、高辉远，主编邓来送，社长朱保华。一些著名的中医药专家如董建华、凌一揆、颜正华、谢海洲、谢宗万等担任顾问。该刊是我国第一种以继承弘扬李时珍宝贵医药经验和学术思想为主旨的综合性中药学术刊物，为推动李时珍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34]此次大奖赛共收到全国15个省市及日本、美国、尼日利亚等国家的摄影作 品3000多件，评选出135件获优秀奖作品参展。在北京展出后，全部作品移至李时珍故乡李时珍纪念馆内永久展出。[35]此次会议共收到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中医药工作者撰写的论文350篇，经评审录用200篇，出席会议代表160余名。会议收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及全国人大常委、北京中医学院教授董建华，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本刊名誉主编王绵之教授，以及台湾、日本的中医药专家教授的贺电、贺信及题词。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本刊名誉主编高辉远亲临会议指导。[36]出席首映式的有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全国政协医药组副组长沈其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田景福、中医研究院院长傅世垣、中国医学科学院药植所所长肖培根、全国著名中医专家董建华、高辉远及李时珍故乡的代表等。[37]见梅全喜.中医药信息报，1992年8月1日第1版[38]收载《本草纲目》中散载的李时珍自己及其博采的医案400多例，并进行分门别类整理，逐一加以研究探讨，是我国第一本专门研究《本草纲目》医案的专著。[39]总论部分重点介绍李时珍故乡的医药历史发展及中草药资源概况，各论介绍李时珍故乡产量大、质量优的道地药材250余种。书中整理的一些民间医药经验不少是李时珍亲授口传和后人从《本草纲目》中发掘出来并历经长期验证而流传下来的。[40]对《本草纲目》中记载的药物在品种、来源、分类、性状、炮制、鉴别、性味、功能、应用、配伍禁忌等方面存在的重要错误进行了系统补正和纠误。全书载文141篇，涉及药物200多种，是我国第一部对《本草纲目》进行全面系统地补正和纠误的专著。[41]以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金陵本为底木定额影印2000册，为特精线装本，共10册，分装二书函，封面书名“本草纲目”金陵初刻本，由上海著名老中医何时希题写。[42]对《本草纲目》的内容进行翻译和注释，并在每味药后附有近代的一些研究进展。
论李时珍的医药学成就
李时珍，字东壁，晚号濒湖山人，湖北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人，生于公元1518年，卒于1593年，享年75岁，系明代杰出的医药学家。
李氏一生勤奋治学，在医药实践中，悉心研究医药学理论，因而著述甚众，现存于世的主要著作有《本草纲目》、《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等，对祖国医药学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一、药学成就
李氏在药物学研究方面，坚持以《内经》理论为指导，以前人《本草》为基础，结合实践考察体验，订正本草错误，增加本草内容，阐发药性理论。
1.订正本草错误 李时珍在研究药物的过程中，发现并纠正了古人在药物功效认识上的一些错误。例如黄连，性味大苦大寒，功能清热燥湿，泻火解毒，临床上用于肠胃湿热，心经火旺等证。但必须中病即止，不可过剂。然而南北朝的陶弘景却宣扬方士之言，说久服黄连可以长生不老。李氏引用《素问》“五味入胃，各归所喜”，“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之文，来论证黄连不可久服的道理。从而指出：“窃谓黄连大苦大寒之药，用之降火燥湿，中病即当止。岂可以久服，使肃杀之令常行，而伐其生发冲和之气乎？”同时，李氏还以明朝荆瑞王由于久服黄连等苦寒之品导致内障失明的实际事例，指出久服黄连“不但使人不能长生，久则气增偏胜，速夭之由也”，强调方士之言不可信，“当以《素问》之言为法”。
又如大豆，古方称之能解百毒；但临床用之如何，并不十分清楚。李氏意欲通过自己的试验，判断其是否能解百毒。于是他先用大豆解毒，但“每试之大不然”，说明大豆解毒功能不确；后来加入甘草，结果“其验乃奇”。通过这一亲身试验观察，使其明白大豆不能解毒，解百毒者乃甘草也，从而纠正了大豆能解百毒的错误。
李氏始终以《内经》理论为指导，以临床实际和亲身试验为依据，在药物的名称、形态、性味、炮制、主治等方面，纠正了前人《本草》中的不少错误，使《本草纲目》一书起到了本草学范本的作用。
2.增加本草内容 旧本草载药只有1518种，载方只有2935首，这远远不能适应临床实际需要，急需增补新发现的药物和增补治疗疾病的医方。因此，李氏“搜罗百氏，访采四方”，广泛收集历代本草有名未用的药物，散见于其它书籍中及流传于民间的有效药物，从而在旧本草记录的药物之基础上，新增药物374种。如三七一药，旧本草不载，“此药近时始出，南人军中用为金疮要药，云有奇功。……凡杖扑伤损，瘀血淋漓者，随即嚼烂，罨之即止，青肿者即消散”，于是，李氏便将其收入《本草纲目》。时至今日，此药仍倍受推崇，被临床医家誉之为活血止血、消肿定痛良药。
李氏还在《本草纲目》中增补附方8161首，增方数约为旧本草方数的4倍。这样以方附药，以药带方，既证实了药物的功效，又加深了药物的认识；既集中了临床经验，又推广了药物的应用；使得医药结合，理用相贯，大大提高了本草的实用价值。书中所收方剂，大多是有效的单方验方，如“诸喘不止，用椒目炒碾二钱，白汤调服二三服以止劫之，后乃随痰、火用药”，今人仿此将椒目制成各种剂型，治疗急性哮喘发作172例，即刻有效率为77.7%，显效率为58.6%，绝大部分病例给药5分钟后，自觉症状开始缓解，胸闷减轻，呼吸道通畅，咯痰爽快，10分钟左右肺部听诊哮鸣音显著减轻或消失。
3.阐发药性理论 李氏在《内经》五味五色入五脏理论的指导下，总结和发展了归经理论；以归经理论来解释药物的功效、主治，成为《本草纲目》的重要特点之一。例如他说：艾叶“入足太阴、厥阴、少阴之经”；龙骨“入手足少阴、厥阴经”。李氏在分析药物归经时，还重视气血的区分。例如“天麻乃肝经气分之药，《素问》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故天麻入厥阴之经而治诸病”；“大黄乃足太阴、手足阳明、手足厥阴五经血分之药，凡病在五经血分者，宜用之，若在气分用之，是谓诛伐无过矣”。通过对药物入气、入血的深入探讨，使不少药物的主治范围更加具体，针对性也更强。
李氏对于药物的升降浮沉性能也有深入的研究。他以《素问》“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的理论为指导，运用阴阳气味厚薄升降之理，来阐述药物的升降浮沉特性：“朴消属水，味咸而气寒，其性下走，不能上升，阴中之阴也”；“消石属火，味辛带苦微咸，而气大温，其性上升，水中之火也”。并根据药物的气味厚薄，概括出药物升降浮沉的一般规律：“酸咸无升，甘辛无降，寒无浮，热无沉，其性然也”。也就是说，酸咸药物其性沉降，甘辛药物其性升浮；寒性药物其性沉降，热性药物其性升浮。这是药物升降浮沉特性的一般规律。但是，事不尽然，“一物之中，有根升梢降”的情况，“石入水则沉，而南海有浮水之石，木入水则浮，而南海有沉水之香”。从而指明了药物的升降浮沉的特性，既有一般规律，又有特殊情况，既要知其常，又要达其变。
李氏还认为，药物的升降浮沉特性，可以通过配伍和炮制等方法，人为地加以改变。故他指出：“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颠顶。……是以升降在物亦在人也。”就配伍而言，如橘皮“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泻，同升药则升，同降药则降。……但随所配而补泻升降也”；就炮制而言，如香附子“生则上行胸膈，外达皮肤；熟则下走肝肾，外彻腰足”。由此可见，李氏对于药物的升降浮沉特性，既总结了一般规律，又指出了特殊情况；而且还阐明了根据临床需要来改变药物的升降浮沉性质，从而扩大了药物的治疗范围。二、医学成就
李时珍不仅在药学上有着辉煌的成就，而且在医学上也有卓越的贡献。
1.制定辨证论治纲要 辨证论治原于《内经》，两汉晋唐续有增补，至金代张元素《医学启源》及《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分别脏腑经络标本诸病，及寒热补泻之治，从而在前人的基础上确立了脏腑辨证用药体系。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辑录和审定了张元素的《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对每一脏腑均首述其生理特性，次列其本病（脏腑之病）、标病（经络之病）证候，再次列虚实标本药治，从而把脏腑的生理、病理、治法、药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李氏在此启发之下，立“百病主治药”一篇，凡二卷，一百一十三病，以病证为纲，治法为目，进行分证选药，从而发展了张元素的脏腑辨证用药思想，制定了辨证论治纲要。
李氏非常重视审察脏腑病机，例如他对噎证与膈证的病因、病机、病位及其鉴别的分析，就极其深刻：“噎病在咽嗌，主于气，有痰有积；膈病在膈膜，主于血，有夹积、夹饮澼、夹瘀血及虫者。”在病机与证候的关系方面，例如唇病，他以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为理论依据，认为唇病在于脾。其病机有寒热虚实之别，其证候也各不相同，指出：“脾热则唇赤或肿，寒则唇青或噤，燥则唇干或裂，风则唇动或，虚则唇白无色，湿则唇渖溃烂，风热则唇生核。”简明扼要地阐明了唇病病机与证候的有机联系。
李氏熟谙脏腑辨证，如他在辨口舌病时指出：“口苦是胆热，甘是脾热，酸是湿热，涩是风热，辛是燥热，咸是脾湿，淡是胃虚，麻是血虚，生苔是脾热，出血是心火郁，肿胀是心脾火毒，唇裂是上焦热，木强是风痰湿热，短缩是风热。……口糜是膀胱移热于小肠，口臭是胃火湿郁。”既有定性的诊断，如舌“木强是风痰湿热，短缩是风热”；又有定性与定位相结合的诊断，如“口苦是胆热，甘是脾热”，“淡是胃虚，麻是血虚”等。他对出血证的辨证是：“咳血出于肺，嗽血出于脾，咯血出于心，唾血出于肾”，“呕血出于肝，吐血出于胃，衄血出于肺”。同是出血证，但由于出血的方式不同，即有咳出、嗽出、咯出……之异，其病则有在肺、在脾、在心……之别。
2.阐发“火为百病”之说 李氏在刘完素“六气皆从火化”思想的影响下，倡导“火为百病”。他首先论述了火的重要性，指出“水火所以养民，而民赖以生者也”，强调了火与人的饮食、保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本草医方，皆知辨水，而不知辨火”，实为憾事。李氏有鉴于此，故专立“阳火阴火”一篇，叙述各种不同之火的特性和治疗作用。
火，既与人的生理有密切关系，又是主要的致病因素之一。李氏认为，“今人痰病、火病，十居六七”，因而指出：“火为百病。”说明了火之为病的广泛性。
李氏在《本草纲目》中，基本上全录了朱丹溪的“君火相火论”，赞同朱丹溪关于“肝肾之阴，悉具相火”的观点，在阐述火与阴虚病机转化方面还有所发展。他一方面认为阴虚可以病火，指出“肾水受伤，真阴失守，孤阳无根，发为火病”；另一方面又认为实火可以伤阴，从而指出：“毒火炽盛，则水益涸”，“邪火煎熬，则阴血渐涸”。
对于相火妄动，真阴受损之证，李氏主张“法宜壮水以制火”，而且称朱丹溪习用之黄柏、知母为“滋阴降火要药，上古所未言也”；并且指出：“黄柏能制膀胱、命门之相火，知母能清肺金，滋肾水之化源”，“二药必相须而行，昔人譬之虾与水母，必相依附”。但是，黄柏性味苦寒，有化火伤阴之弊，故李氏指出：“苦味久服，有反从火化之害”；强调配以知母用于相火妄动则可，且不可久服，否则弊多利少。李氏还认为，牡丹皮不仅无此伤阴之弊，而且滋阴降火之功胜于黄柏。故他指出：“牡丹皮治手足少阴、厥阴四经血分伏火。盖伏火即阴火也，阴火即相火也。……后人乃专以黄柏治相火，不知牡丹之功更胜也。”这比丹溪的认识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
此外，李氏还发明冰敷降温法。用以治疗温病高热神昏之证。他说：“伤寒阳毒，热盛昏迷者，以冰一块，置于膻中，良。”“伤寒”，指广义伤寒而言，此处是指广义伤寒中的温病。“伤寒阳毒”，相当于温病邪毒内外充斥的高热实证。李氏用冰敷法治疗此等病证，真不失为缓兵之一良策，故深为后世温病学者所推崇。
3.倡导“脾乃元气之母” 李氏认为，脾为土脏，土能生万物，脾土是气血生化之源，在五脏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因而他力倡“脾乃元气之母”之说，指出“脾者黄宫，所以交媾水火，会合金木者也”。既指明了脾为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脾在五脏生理活动中，具有升降枢纽的作用，又强调了脾在五脏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他又指出：“土者万物之母，母得其养，则水火既济，木火交合，而诸邪自去，百病不生”；“母气既和，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久视耐老”。认为脾土得养，后天无伤，枢机升降有序，气血化源充足，如此则既可保证五脏之间相互协调的关系，又对防止疾病、保健延年有着重要意义。
李氏将脾胃病分为劳倦内伤、饮食内伤、湿热及虚寒四型施治，认为脾胃病的主要病理变化在于脾胃的升降功能失常，尤其是脾的升清功能障碍。因而李氏治脾注意用升发清阳之法，通过升发清阳之气以调整脾胃的升降功能，从而达到治愈脾胃升降功能失常之目的。
李氏还认为，脾胃之腐熟，有赖于肾阳之温煦。因此，脾病不可一概从脾论治，在某些情况下则须温肾以暖脾。他说：“肾气虚弱，则阳气衰劣，不能熏蒸脾胃，脾胃气寒，令人胸膈痞塞，不能饮食，迟于运化，或腹胁虚胀，或呕吐痰涎，或肠鸣泄泻，譬如鼎中之物，无火力，虽终日不熟，何以能化？”从而指明了肾阳亏虚，不能温煦脾土的病证。即使在临床上表现出一派脾的证候，也应从肾施治。总之，治脾抑或治肾，当依临床实际而定，不可偏执一端。
4.首论“脑为元神之府” “脑为元神之府”，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来的一个新观点。元者，首也。元神，指人体高级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府，处所也。脑为元神之府，意为脑是人体产生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处所。换言之，就是说精神意识思维活动是由脑主宰的。这种认识，与现代医学对大脑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在古代医籍中，最先记载脑的生理病理的内容书籍是《黄帝内经》。《内经》已经初步认识到脑是一个很重要的器官，与精神意识思维活动有一定关系，但是还未明确提到脑主宰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问题。《内经》认为，主宰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器官是心，不是脑。自此以降，历代医家大都本于《内经》之说。直到明代李时珍才明确提出了“脑为元神之府”的观点，这在医学理论上，无疑是一项重大的突破。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肯定了脑有主宰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功能，而且还在于为神志病的治疗开辟了一条治脑途径。
5.开创肾间命门之说 命门在“两肾之间”的观点，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首次明确提出来的。
命门之说，最早见于《内经》。如《灵枢·根结》说：“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命门者目也。”后人多以此系指精明穴，为太阳经气所结之处。自《难经》提出左肾为肾，右肾为命门之说后，以精明穴为命门之说遂晦，而肾命之说则大倡。《难经·三十六难》说：“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认为命门就是右肾，它是藏含精神，维系原气的处所；在男子用以储藏精气，女子用以维系胞宫。从而赋予命门新的含义。自此以降，历代医家多是附会《难经》之说，并未提出歧议。
时至明代，李氏大胆突破前人之说，公开指出：“命门即肾之说，乃越人之误也”。并在《本草纲目》中提出了命门在“两肾之间”的新见解。李氏还进一步指出：“命门之气下通二肾，上通心肺，贯属于脑，为生命之原，相火之主，精气之府”，“藏精系胞之物”，“命门气与肾通，藏精血而恶燥”，“命门者，精血之府也”。从而指出了命门的生理功能是主持相火，藏蓄精血，维系胞宫。由于命门具有这些重要的生理功能，因而被称之为“生命之原”。
命门的病理变化主要是命门火旺与命门火衰。对于命门火旺之证，李氏主张“法宜壮水以制火”，习用黄柏、知母、地骨皮、生地黄、牡丹皮、玄参等品。对于命门火衰之证，李氏主张用“助阳退阴”之法，习用附子、乌头、肉桂、胡桃、仙茅、淫羊藿、补骨脂、石硫黄等药。这些治法与药物，至今仍为临床医家所推崇。
6.整理充实发挥古代脉学 李氏论脉，上接《内经》、《脉经》等著作，中采历代各家论脉之说，间出己见，颇有发挥。他在所著《濒湖脉学》中，系统总结了古代脉学成就，参考书目竟达55种之多，可以说是集16世纪以前脉学之大成者。
李氏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古代脉学内容。如王叔和《脉经》载脉二十四种，李氏为了适应当时的临床需要，又补充长、短、革三脉，合为二十七脉。
李氏对于各种脉的形态，均以清晰之诗句加以辨析，或阐述其形成原理，或略举其治疗方法，比喻形象，立论精当。如在论述“迟脉”时，首引《脉经》“迟脉，一息三至，来去极慢”之定义；继而正高阳生《脉诀》之误；再作“体状诗”云：“迟来一息至惟三，阳不胜阴气血寒，但把浮沉分表里，消阴须益火之源”。寥寥数语，既说明了迟脉的至数是一息三至，亦道出了产生机理是由于阳不胜阴，阴盛阳虚而使气血凝滞所致；同时还应分辨是浮迟还是沉迟等不同之相兼脉象；其总的治疗大法，应当用辛温或辛热之品以温补阳气，使阳气渐复而达到消除阴寒之目的。
由于李时珍的脉学成就卓著，故清代医家林之翰赞之曰：“诸家歌括，未惬人意，惟李濒湖脉学，包括义理，可称美善，固为诸家翘楚”。
7.整理充实奇经八脉学说 《内经》论经络，有奇有正，但详于正经，略于奇经。自此以降，奇经多被人忽视。李氏因感奇经八脉之说“略而不悉”，故对此详加考证，著成《奇经八脉考》一书。该书对奇经八脉的分布路线进行了系统整理。如冲脉的分布路线，《素问》骨空论篇、痿论篇、举痛论及《灵枢》逆顺肥瘦篇、动输篇中均有记载，但所载内容不一，难得其要。李氏以《素问·骨空论篇》所载内容为依据，对冲脉的分布路线进行了整理，从而突出“其浮而外者”有交会穴的上行经脉一条，指出：“冲为经脉之海，又曰血海，其脉与任脉，皆起于少腹之内胞中。其浮而外者，起于气冲，……挟脐左右五分，上行历大赫、气穴、四满、中注、肓俞、商曲、石关、阴都、通谷、幽门，至胸中而散，凡二十四穴。”不仅指明了冲脉的具体分布路线，而且还指明了冲脉与足阳明、足少阴、任脉的关系，以及其脉气流经的24个穴位，为针灸治疗奇经病变提供了具体穴位。其它七脉亦同此例。
李氏对每条奇经，基本上都列有虚实证候，从而创立了奇经辨证的雏形，为后世医家探讨奇经辨证奠定了基础。对于奇经病证的治疗，李氏强调要“补其不足，泻其有余”，并分别列有补泻之方，为奇经八脉的辨证施治确立了初步规范。
综上可见，李时珍既有辉煌的药学成就，又有较深的医学造诣，不愧为我国古代的一位伟大医药学家。（周安方 童昌珍）
李时珍对医药学的贡献
李时珍是举世闻名的医药学家。他的巨著《本草纲目》是千古名著。在长期的医药实践中，不仅在本草学、植物学、药物学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对中医理论、脉学、临床医学的内科学、妇科学等也颇有建树，做出巨大的贡献，充分反映出其学识之宏富，医术之精邃。兹将其主要医学贡献探讨如下：一、对药物学的贡献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全面地继承了明代以前药物性能理论的精华，并加以整理和提高，这对后世中医药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李时珍十分注重实践，他发现以前的本草错误较多，或以一药而分数条，或二物而同一处，或木居草部，或虫入木部，水土共居，虫鱼杂处，紊乱不清，便立志重修本草，为了明确药物的形态产地等问题，曾不畏艰苦亲自到山林采访，去田野栽培，除走遍湖广以外，尚到过河南、河北、江苏、江西、安徽，走遍了大江南北，依靠群众帮助，搜集各种药物标本，解剖药用动物，采掘和制炼药用矿物。从35岁到61岁，历27年，参阅古书籍852家，访师问贤，先后易稿三次，完成了《本草纲目》巨著。全书共52卷，载药1892种，分做16部，62类，199万字，集方8160首，附图1160幅，把药物分为16部，即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等，每部又分若干类，如草部分山草、芳草、湿草等11类，每种药先标出正名为纲，又附释名为目；解释和介绍该药物的别名及名称由来和演变，然后依次列出集解、辨疑、正误等项目，详辨其产地与形态，辨真假和炮制法，又依次列以气味、主治、附方等项目，明确其性质和功用，凡有与药物有关的没有不尽加采录，内容广博而不紊乱，详细又有要点，全面考核深入探究。《本草纲目》体现了医学理论、药物功效、临床运用三者紧密结合的具体实施。世代本草，多只论药物功效，历代医书，常纯述医学理论，至于医与药怎样有机结合，甚少言及，然而李时珍则结合病例阐发具体药物，有理有据，有证有方，理法方药，融会贯通，其言论精辟，阐发深刻，皆前人之所未及。
李时珍尽毕生之精力，奋三世之余烈，上极岐黄之奥，下窥各家之秘，纵览诸于百家之要，旁搜民间一技之长，写出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巨著，丰富了我国医药学宝库，新增药物374种。仅就《纲目》百病主治条下，就列举了内、外、妇、儿、五官、皮肤、骨伤各科疾病达140种之多，在每一种疾病之中又予辨证分型，施治精当，而且非常重视民间流传的单方、验方，这些方药行之于临证，仍不失其效果。二、对脉学的贡献
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不仅以其药学成就闻名于世，而且对脉学也有精深的研究，他的脉学专著《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脉诀考证》简明适用，为后世医家所推崇。有关脉学的论述最早见于《内经》，后《难经》首创独取寸口诊脉法。李时珍博览群书，参讨古今，并根据他父亲研究成果，全面地阐明了内经、难经的脉学理论。至于脉搏是怎样产生，寸口脉为何可以诊察五脏六腑的疾病？这是脉学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内经》指出，脉搏的产生，是由于气推动血在脉内流动的结果。五脏六腑之气的变化，都能在气口脉上反映出来。李时珍认为：“脉不自行，随气而至，气动脉应，血脉气息，上下循环。”并强调：“两手六脉，皆肺之经脉也，特取此以候五脏六腑之气耳，非五脏六腑所居之处也。”进而说明脉搏与气之鼓动密切相关。两手寸口脉都是手太阴肺经之脉，由于肺朝百脉，寸口为脉之大会，故取寸口脉可以诊察五脏六腑之气的盛衰。李时珍关于寸口脉诊原理的解释为后世医家普遍采纳。《濒湖脉学》是李时珍采撷各家论脉的精华，归纳成27种脉象。根据自己临证体会，简明扼要地叙述各种不同的脉象、相类脉的鉴别、脉象的相应病症，采用了歌诀体裁，编成《体状诗》和《相类诗》，运用形象的比喻描述了27脉的形体和状态、主病、兼脉主病、治疗原则，系统地阐述了脉搏产生的原理、诊脉方法和切脉部位，便于诵记，所以是一种学习脉学的良好专著，广为流传，为普及和发展脉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三、对临床医学的贡献
李时珍继承了《内经》、《难经》的理论，博采众长，且无门户之见，汲取了金元诸家之长，步其法，扩其用。从《本草纲目》这部巨著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李时珍注重实践，活用脏腑辨证的学术思想，他以《内经》脏象学说为理论指导，根据各脏腑不同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来辨证用药，符合“治病求本”的原则，疗效显著。在《本草纲目》序例第一卷的“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中可见到他是非常重视脏腑辨证和灵活用药的，从辨局部而深入内脏，由表面现象窥探其内脏病理实质。如：他在辨“口舌”病证时指出：“舌苦是胆热，甘是脾热，酸是湿热，涩是风热，辛是燥热，咸是脾湿，淡是胃虚，麻是血虚，生苔是脾热闭，出血是心火郁，肿胀是心脾火毒……口糜是膀胱移热于小肠，口臭是胃火食郁，喉腥是肺火痰滞。”这样脏腑辨证明确后，用药就有章可循。李时珍这种脏腑辨证用药，对后世医家临床实践具有指导价值。
李时珍步东垣推重脾胃之法。尝谓：“土者，万物之母，母得其养则水火既济，木金交合而诸邪皆去，百病不生。”对脾胃病变，主张分劳倦内伤、饮食内伤、湿热、虚寒四型施治。另一方面从临床实际出发，认为“脾胃常多寒湿郁滞为病”，因而提出“土爱暖而喜芳香”之说，主张用辛苦燥湿药物温暖中焦、芳香化湿或以甘苦温剂以温中除湿、和中补气。李时珍亦推重命门，认为命门与肾是一整体，兼有精血与相火两方面的功能，肾命同治为其特点。他指出：“脾胃属土，喜暖恶寒”，“脾胃温和而腰肾受荫”，补其命门即可“土中益火”，而擅长于脾、肾（命）同治，即先天与后天同治。李时珍的临证经验，流传至今，验之临床，确实有效。四、对妇科的贡献
李时珍在妇科临床实践中，继承了《内经》关于月经的理论论述，又有所创见。他说：“女子，阴类也，血为主，其血上应太阴，下应海潮，月有盈亏，潮有朝夕，月事一月一行，与三相符，故谓之月信、月水、月经……女子之经一月一行，其常也；或先或后，或通或塞，其病也。”可以看出李时珍对月经的生理现象叙述详细，对月经产生的机理，以血为主要成分。他按妇女不同时期的生理特点和临床常见病证，归纲分为妇人经水、带下、崩中漏下、胎前、产难、产后、阴病等类，共计29种，尤以产后、阴疾分证详尽，并在常见病证下列举出主治药物1028种。在分析“妇人经水”条下，论“经闭”有“血滞”、“血枯”之异，在“不调”有“血虚者过期，血热者先期，血气滞者作痛”之别。简要地说明了月经病主要在血，并有虚实之分。在治疗月经病则有“活血流气”和“益气养血”两大类别，使气行则血行，气生则血长，以达到调经目的。
带下病是妇科常见疾病，李时珍对带下病根据带下的不同颜色和症状，分为白带、赤白带下、室女白带、产后带下、五色带下、白崩带下、白带白淫等，对于同样病因引起带下病又能分清纲目。时珍认为：“带下是湿热夹痰，有虚有实”。主治带下所载药物有140种，按其所载药物的性能来分有健脾、燥湿、化痰、固肾束带、清热利湿等。李时珍对带下病的认识，从病邪来说，虽是湿、痰为患，而痰、湿的成因，脾虚是根本。他说：“脾无留湿不生痰，故脾为生痰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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