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成臻铭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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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试读：

“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研究系列”编委会

名誉主任 江蓝生

主任 马大正

副主任 晋保平

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方铁 方素梅 吕余生

刘晖春 刘楠来 江蓝生 孙宏开

李世愉 李国强 李斌城 杨群

宋月华 张振鹍 周建新 贺圣达

晋保平

总序

西南边疆研究课题涵盖面很广，其中包括西南区域地方史与民族史等内容，也包括西南边疆地区与内地、与境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史研究，还涉及古代中国疆域理论、中国边疆学等研究领域，以及当代西南边疆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等。上述方向的研究课题在“西南边疆项目”进程中正在陆续完成。“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的宗旨是及时向学术界推介高质量的最新研究成果，入选作品必须是学术研究性质的专著，通史类专著，或者是学术综述、评议，尤其强调作品的原创性、科学性和学术价值，“质量第一”是我们遵循的原则。需要说明的是，边疆地区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必然涉及一些敏感问题，在不给学术研究人为地设置禁区的同时，仍然有必要强调“文责自负”：“西南边疆研究系列”所有作品仅代表著作者本人的学术观点，对这些观点的认同或反对都应纳入正常的学术研究范畴，切不可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发表的学术论点当成某种政见而给予过度的评价或过分的责难。只有各界人士把学者论点作为一家之言，宽厚待之，学者才能在边疆研究这个颇带敏感性的研究领域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唯其如此，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科学、公正和客观，也才能促进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不断繁荣。

自2008年正式启动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高度重视“西南边疆项目”组织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西南边疆项目”领导小组组长江蓝生同志对项目的有序开展一直给予悉心指导。项目实施过程中，还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云南省委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以及云南、广西两省区高校和科研机构领导、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参与，在此一并深表谢意。“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对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大力支持，编辑人员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一贯为学人称道，值此丛书出版之际，表达由衷的谢意。“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编委会2012年10月

导论

土司制度是西南边疆民族社会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它在中国内地和边疆的施行经历了一个从中国古代到近代、现代的漫长历史阶段。西南边疆是我国土司制度开始较早、结束最晚的核心地带，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以云贵高原及其周边山地、河谷地区为主体的今天的云南省、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一直是我国土司制度持续推行的核心地区。尽管中国历代政府治理西南边疆的手段与方式曾经发生过变化，但选择土司制度治理西南疆域的高原、山地与河谷的民族社会却似乎长期不变。正因为此，与包括缅甸、越南和老挝（南掌）等国在内的中南半岛各国相邻的西南边疆的治理，呈现了其特有的高原、山地与河谷的民族政治文化特色。该特色由于长时段以土司制度进行社会政治控制的缘故，主要以极深的土司历史文化的印记为表现形式。这一形成于元朝，完善于明朝，衰落于清朝的制度，前后持续八百余年，顽强地维护着西南边疆政治文化的原生性、多元性和多样性。正因为此，透视中国历代政府选择土司制度治理西南边疆社会的背景、内容、特点以及留下的经验与教训，成为中国土司学界必须解决的重要任务。

一 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现状

到目前为止，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这一课题在国内外尚没有专著，也缺乏应有的专门研究。但针对西南边疆土职、土司政府、土司区、土司关系、土司制度和土司学等的研究成果倒是不少。从发表的年份序列来看，土司区研究最早，土司制度研究次之，土司学研究再次之，土司关系研究又次之，土职研究居第五，土司政府研究最晚。（一）土司区研究

西南边疆土司区研究在中国土司研究中起始最早，其研究内容先后集中于土司区综合研究、土司区土地与经济研究、土司区民族与社会研究、土司区政治军事研究、土司区文化研究五个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南边疆土司区研究的专题化进程。

1.西南边疆土司区综合研究

综合研究是土司区研究最早的领域，其研究时间分清末民初、共和国“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进行。清末民初，云生、安建、童振藻等人发表的四篇论文针对云南土司和贵州土司的介绍以及考证，反映了土司区研究的原初取向。其中，云生发表的《云南之土司》（《云南》1908年第14期）一文，是目前所知的我国最早的研究土司的论文。共和国“改革开放”以后，有蓝承恩、黄家信、伍启林、陆泓、邵启富等人的六篇论文和覃桂清、冯艺、岩锋、弋良俊等人的四部著作陆续发表和出版。这些成果主要从地名考订和历史地理沿革出发，分别讨论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区的土司历史。尤其是对广西土司历史地理的研究，弥补了清末民国以来相关研究的不足。如黄家信《来安的地望与壮族岑氏土司的缘起》（《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4年第5期）一文，从地望的角度探讨了岑氏土司的兴起。

2.西南边疆土司区土地与经济研究

土司区的土地与经济，是1935年以来西南边疆土司研究比较受关注的话题。早期的成果，有再生《广西土官田祠堂田村镇公田的佃耕制》（《新中华杂志》1935年第2卷第8期）、宓宪成《土司区域的土地问题》（《社会研究》1941年第19期）和陈翰笙《西双版纳的土地制度（英文版）》（美国纽约，1949），主要关注土司区的土地问题。之后是60年代初石钟健、王昭武、刘介对广西壮族土官时期的调查和研究，重点关注土官统治下的土地关系和经济形态。“改革开放”后，贵州、云南、广西三省区以及乌江流域土司时期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经济形态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土地制度、地方经济建设、土司女的“胭脂田”、土司地区的编户与赋役、土地与山林的管理方式、商品经济、田地所有权、土司后裔卖地、经济开发、经济发展、农业开发等问题，受到重视。这一时期，有陈翰笙《解放前西双版纳土地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的翻译出版，以及马曜、缪鸾和等《西双版纳份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的出版。此外，谈琪、粟冠昌、方素梅、韦东超、罗树杰、李良品、蓝武等聚焦于广西和乌江流域土地与经济的研究具有开拓性，尤其是罗树杰透过壮族土司田地契约文书对土民田地所有权和[1]土司田地权利转让的系统观察，视角独到。

3.西南边疆土司区民族与社会研究

对土司区民族与社会的研究，民国时期即有刘锡蕃《岭表纪蛮》（商务印书馆，1934）、贾忠《绥渌土司官之沿革及其现今的生活状况》［《民国日报（南宁）》1935年4月25日］、陶云逵《车里摆夷之生命环》（《边疆研究论丛》，金陵大学，1948），以及后来整理出版的江应樑、江晓林的《滇西土司区诸族图说》（德宏民族出版社，2003）。这些著作，通过文字和图片生动地反映了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土司的社会生活。之后是粟冠昌、张永国、谈琪对广西土官、贵州思州田氏土司、广西岑氏土官和南丹州莫氏土司族属的研究。尤其是粟冠昌先生对广西土官的民族成分进行持续30年的观察，发表了《广西土官民族成份初探》（《民族团结》1963年第2、3期）、《广西土官民族成份再探》（《学术论坛》1981年第2期）、《三议广西土官民族成份问题》（《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等力作。然后是周宗贤、覃成号、方素梅、李耀申、韦顺莉、蒋俊、陈贤波、隋立宁、石龙、刘长芝、蓝韶昱、马亚辉、刘祖鑫、杨华双等人对以广西、贵州、云南为主体的西南边疆土司区民族社会的研究，他们已经将研究推进到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社会变革、民族认同、社会改造、族群边界、社会控制、乡土秩序、族群历史、社会变迁、社会秩序研究的层次。[2]这些研究相当一部分为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及其分解。特别是韦顺莉，她以清末民初广西大新县境土司社会为例研究了地方文献中的壮乡社会、土司的民族认同、土司区的族群边界、土司和汉堂流官在乡土秩序中的社会地位与作用、土司社会的变迁，代表了目前[3]我国土司区域社会研究的整体水平。

4.西南边疆土司区政治军事研究

土司区政治军事研究方面，从共和国初期开始，江应樑先生就做了一些拓荒性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期及以后，他先后发表《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司与土官》（《人文科学杂志》1957年第1期）、《近代的傣族土司及其政治制度》（《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两文和出版《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一书。在这些论文论著之中，他提出了“土官土司文武二类”说，不仅将土司区划分为内域区、羁縻土司区和御夷区三种区域，而且依据这种分类逐一梳理明代云南境内土官与土司。江氏所建的这种理论范式，对后来我国的土司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云南土司区的研究较为注重“土流并治”探讨，如王桃《土、流兼治》（《云南日报》1982年4月26日）、王文成《土流并治在近代云南边疆的全面确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和胡绍华《土流并治的典范——清末民初西双版纳土流并治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等文具有代表性，此外还有车里宣慰司与水西宣慰司比较以及木氏土司崛起与社会统治地位确立的探讨。广西土司区的研究，侧重于封建农奴制度、土司地区的稳定化趋势、“狼人”与狼兵、土司建置沿革与分布、土司政区地理方面，其中韦东超《明代广西土司地区的稳定化趋势考释》（《广西民族研究》1994年第3期）、贾永利《明代广西东部、南部土司建置沿革与分布研究》（暨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和施铁靖《明代宜州土司政区地理研究》（《河池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颇具代表性。史继忠、李平凡、张中奎、刘亚荷、陶军舟等人对贵州“水西”彝族土司区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还有播州之役，以及黔东南“新疆六厅”的王化过程和边远地区的内地化进行了关注，颇具代表性。此外，还有李世愉、李良品、孙宏年等的与西南边疆直接相关的土舍、土流参治政治体制模式、土兵的军事组织体制、土司治理的研究，开辟了土司区政治军事研究的新视野。

5.西南边疆土司区文化研究

西南边疆土司区文化研究有两个取向。这两个取向是：一是基础研究，二是应用研究。初步统计下来，基础研究成果占文化研究的70.6%，而应用研究成果则占文化研究的29.4%。

基础研究，包括教育文化、宗教文化和文化综合方面的内容。其中，教育文化是土司文化中最早探讨的领域，成果有朱竟男的《明代西南土司儒学的兴起》（《史苑》1977年第27期）一文，这些成果主要探讨明清时期西南、忻城土县、播州、南方、彝族、广西、毕节、滇东北等土司区的儒学教育，关注教育的兴起、发展、土司所起的作用等。尤其是龚荫先生对古代南方民族教育文化与民族发展的探讨，以及陈季君对播州土司文化教育的探讨，富有特色。之后是土司宗教文化的探讨，主要对广西的忻城、桂西、右江地区和云南的西双版纳勐海、丽江的土司宗教文化研究用力颇多，其内容涉及土司祭祀、祭祀礼仪、土官崇拜、对土司的信仰、末伦文化、佛学、土司的宗教实践、祠庙等方面。张江华《通过征用帝国象征体系获取地方权力——明代广西土司的宗教实践》（《民族学刊》2010年第2期）一文，证实土司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借助宗教力量强化自己的权力的。文化综合研究起步较晚，但进展迅速。自从刘强、卫光辉于2001年发表《古老而又年轻的江外土司文化》一文之后，土司文化综合研究迅速展开。这类研究，视野锁定于两宋到明清之间云南“江外”、纳西族木氏、南甸、狮山、德宏傣族、乌江流域、广西忻城、贵州西北部、滇川藏交界区域一带，主要关注土司文化的内容，土司时期政治文化的成因、特征及其历史作用，土司的汉化，区域文化中的土司文化因素，土司宗法文化，土司时期的文化环境，土司文化的历史源流等问题，进而形成了余嘉华、余海波《木氏土司与丽江》（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成臻铭《清代土司研究——一种政治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观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三联书店，2008）、周俊华《纳西族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8）、彭福荣《乌江流域土司时期文化环境审视》（《贵州文史丛刊》2009年第2期）、韦业猷《广西忻城土司文化故事集》（2011年12月铅印本）等研究成果。

应用研究主要体现在土司文化旅游研究方面，这是土司文化研究的新拓展。它开始于2002年，主要集中在对云南元阳、广西忻城和贵州遵义播州等地的文化生态旅游景区、土司民俗旅游区的策划以及土司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研究上面，其中，对广西忻城和贵州遵义播州的研究尤为突出。覃录辉、吴忠军、向延斌等人不仅探讨了广西忻城等壮族土司文化对发展地方旅游经济的意义，而且从旅游资源、开发模式、产品开发等方面对忻城中华土司民俗旅游区开发进行系统的研究。对贵州遵义播州土司文化遗产研究方面，不只是谈到旅游资源的开发，而且论及了保护问题。（二）土司制度研究

西南边疆的土司制度研究开始于1930年，最初仅仅是探讨中央政府管理土司的制度，后来在共和国时期才逐步渗透到土司制约周边势力的契约和土司管理家族村社的制度两个领域。

1.中央政府管理土司的制度研究

中央政府管理西南边疆土司的制度，是民国时期和共和国时期学者用力最勤的领域。民国时期由于土司尚存，因而学者多聚焦于土司制度的流弊。共和国时期，学者在研究土司制度的时候往往进行展拓，将之与“改土归流”、羁縻制度和民族政策等联系在一起。（1）民国时期的研究。民国时期研究土司问题之时，葛赤峰提[4]出了“土司制度”的概念，并探讨其流弊。之后到40年代，凌纯声、佘贻泽、纪孟、江应樑等人以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中国土司制度、西南边疆的土司制度、云南土司制度为题，对西南边疆的土司制度及其利弊存废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凌纯声和佘贻泽用力颇多，他们一个发表系列论文专论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另外一个出版了中[5]国土司制度研究史上的首部奠基性的专著。（2）共和国时期的研究。真正对西南边疆土司制度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研究的，是共和国时期。该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至今，土司制度研究得到了系统的拓展。为了便于观察，笔者将之划分为1960～1979年、1980～1999年和2000～2013年三个阶段，予以概略性的讨论。

1960～1979年，笔者将它称为共和国时期“改革开放”以前。这一时期西南边疆的中央政府管理土司的制度研究，最初是从广西开始的，之后逐渐推进到云南、贵州两省。1962年广西召开壮瑶族史[6]科学讨论会，石钟健、刘介、黄现番等学者在论及壮族、瑶族史的时候，开始论及广西的土司制度问题，并认为它是广西民族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随之，江应樑、杜玉亭、张永国探讨云南、贵州两省[7]的土司制度问题，并由此引出一场学术争论。这一时期黄开华表现突出，他不仅发表了明代土司制度设施与西南开发的系列论文，而且[8]出版了相关专著。陈耀祖、钟诚先后对明清两代和广西壮族地区的[9]“改土归流”，进行了首次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西南边疆的土司制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批判，出现了类似于文庚的《徐霞客对云南土司制度的揭露和批判》（《思想战线》1975年第4期）的论文。

1980～1999年，可视为共和国“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时期的80年代，以侯绍庄、王钟翰、张永国、范同寿、李世愉、韦文宣、玉时阶、粟冠昌、程昭鑫为首的学者，热衷于探讨明清时期贵州、云南、广西等西南边疆“改土归流”的原因、目的、过程、特点与善后措施，他们视“改土归流”为西南各族土司制度瓦解、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转化的标志，其原因在于土司制度本身存在的流弊。最早将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结合起来研究的是韦文宣，他于1984年发表[10]了《谈对广西土官制度及改土归流的评价问题》一文。与此同时，西南边疆土司制度的渊源也纳入了学者的视野。以吴永章、粟冠昌、陈天俊、曹相、贺国鉴、苏建灵为首的学者，他们不仅认为西南边疆南方各民族的土司制度渊源于“羁縻”政策或羁縻制，而且将之追溯到唐宋时期的“领”“督”州县甚至是秦汉时期的岭南郡县。在此基础上，田玉隆发表《土司制与羁縻制、土官与流官的关系和区别》[11]一文，讨论土司制与羁縻制的异同。在弄清西南边疆土司制度的起点与终点之后，以吴永章、龚荫、粟冠昌、胡绍华、何毛堂、〔日〕植松正侧等为代表的中外学者，更多的是观照元朝时期湖广行省、广西土司制度以及明清时期贵州、广西、云南和川滇黔之交地带的苗族、彝族、傣族、壮族、布依族土司制度的本身，一方面讨论其形成、演变与特点，另一方面讨论其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尤其是肯定了各民族土司制度对民族融合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吴永章先生，他不仅在全国率先明确指出南方各民族土司制度渊源于“羁縻”政策或羁縻制，而且锁定治理土司的机构与措施对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最后凝集成了《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这部颇具时代特色的土司研究专著。

20世纪90年代，西南边疆的中央政府管理土司的制度研究，可以用“继承”“发展”两个词来概括。一是继承，主要是继承了80年代的研究视野。以谈琪、粟冠昌、韦文宣、〔日〕谷口房男、徐杰舜等为代表的中外学者，他们不仅讨论宋时期广西左江羁縻州，考察元明清时期广西壮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发展、衰落与改土归流及其特点，而且对羁縻制与土司制的本质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韦文宣、严英俊《羁縻制与土司制名异质同论略》（《广西民族研究》1991年第3期）和〔日〕谷口房男《土司制度诸概念》（《广西民族研究》1995年增刊）两文，谈琪《壮族土司制度》（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一书，对该阶段广西土司制度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云南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除总体上探讨土司制度的历史特点与分期以及土司兵制之外，更多的是关注大理、哈尼族地区、德宏、拉祜族地区等境内少数民族个案，关注它们对这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以及民族文化变迁。贵州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主要是余宏模专注[12]于清朝前期尤其是雍正时期进行探讨。西南乃至全国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整体研究，有吴永章、吕士朋、董守义、龚荫的成果面世，他们在中国土司制度的渊源及其发展基础上，重点讨论明清时期“改土归流”的决策与形式。尤其是龚荫先生《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一书，采用“治所/族属/承袭/事纂”的分析框架，从云南土司入手研究全国十余省土司，提出了甄别土司的“世袭其职”标准，为中国土司制度向中国古代民族政策史研究转变创造了条件。二是发展，更多体现在时间上的展拓，主要是在80年代的土司制度研究理论视野下对广西、云南近现代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进行研究。广西方面，有黎家磷、卢家瑾两人探讨广西土司制度消亡的原因。云南方面，主要是王文成、杨炳堃、刘亚朝对近代、民国时期、抗战时期的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云南龙潞边区、滇西边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进行聚焦研究。特别是王文成，对近现代云南边疆的[13]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用力最多，开辟了西南边疆土司制度研究的新视野。

2000～2013年，为共和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时期。对这一时期中央政府管理西南边疆土司的制度研究，笔者基本以五年为期、划分三个阶段进行观察。

首先是第一阶段（2000～2004）的研究。本阶段的总结性研究，主要是一些学者对以前的研究进行系统归类汇集，如粟冠昌的《广西土官制度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蓝承恩著、唐建生整理的《土司制度研究论文集》（2002年1月铅印本）和龚荫的《民族史考辨——龚荫民族研究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即是。土司制度的起点与终点研究方面，有彭建英的对羁縻政策聚焦的研究[14]，白耀天对土司制度确立的时间研究，林超民、李汉林、刘本军、陈嘉宗、余海波等人对“改土归流”及其影响研究。特别是陈嘉宗从土司后裔卖地看土司制度的衰亡，研究视角较新。从断代、经世经用和比较角度进行研究的，有陈名杰的《明代西南土司制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谢本书的《土司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方铁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二）》，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和贾霄锋的《元明清时期西北与西南土司制度比较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其他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探讨传统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主题，如〔美〕约翰·E.赫尔曼等所讨论的西江壮瑶与改土归流、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及清代早期对其进行改革的原因、“裁流复土”与莫氏袭官等问题；另一方面是探究土司制度与边疆政策本身及其性质，如李世愉、陈名杰、陈季君、陆云等人分别对土司制度与边疆政策、明朝发展西南地区教育的主要措施、播州土司制度、近代景颇族政治制度文化的三元性质等方面的研究就属于此类问题。

其次是第二阶段（2005～2009）的研究。本阶段的研究，一是探讨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二是研究中央政府管理土司的制度结构与功能本身。关于这方面，学位论文有蓝武的《元明朝时期广西土司制度研究》（暨南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黄家信的《壮族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南京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马国君的《对清朝“改土归流”的再认识——以雍正朝开辟黔东南苗疆为例》（贵州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贾霄锋的《藏区土司制度研究》（兰州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专著有龚荫的《中国民族政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李道生的《峡谷深处的土司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6），黄家信的《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郑超雄、黄继先的《土州土治：土司制度面面观》（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集中于从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看改土归流的进步性、改土归流及遵义军民府的建立、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动因、“夷夏变迁”与明清“改土归流”、清初壮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及其影响、思南和思州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拉祜族传统职官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元明清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土官制度与改土归流、播州土司制度的形成和历史作用、土司制度的演变与明代在铜仁的“改土归流”、民国时期南甸土司制度的变化、民国改土归流与南甸土司制度变迁、从土司制度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圩市窥探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对清代广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元明清时期经济政治因素在傣族土司制度历史变迁中的重要作用等方面，重在反映元明清时期和民国时期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背后的动因与影响分析，如张晓松、马廷中、陈季君、马国君、闫超杰、杨焰东、敖以深等人的研究。中央政府管理土司的制度结构与功能本身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乌江下游土司时期贡赋制度、土司的军事制度与壮族武术的发展、明代藏区土司的朝贡制度、明清时期云南土司制与云龙段氏土司的兴衰、清王朝对傣族地区的文教政策、清朝对南方民族地区的文教政策、纳西族聚居区土司制度的类型、明清以来国家“因时而治”的治边思想与广西土司制度的演变、德宏土司制度、明初广西土司制度、傣族土司制度对德昂族的影响、元至民国时期滇西土司制度的特点及影响、土司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比较、中国壮族与越南岱族土司制度比较、晚清边疆危机中云南土司制度的变化、土司制度的核心与实质等领域，反映了土司制度研究向具体化、细化和理论化方面发展，如胡绍华、洲塔、［日］谷口房男、莫家仁、贾霄锋、周俊华等人的研究。

最后是第三阶段（2010～2013）的研究。这一阶段的专著有贾霄锋的《藏区土司制度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蓝武的《从设土到改流：元明朝时期广西土司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和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史（上、下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尤其是龚荫先生的专著，不仅解决了以前《中国土司制度》一书学术规范问题，而且增加了土司制度研究的新内容。学位论文有王强的《明代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研究》（浙江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冯海晓的《明代西南、西北边疆地区土司制度比较研究》（云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等。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方面，方铁、龚荫、李良品、蓝武、李平凡、蓝韶昱等人，有关滇西抗战与潞江土司制度的延续，土司制度的建立及其历史贡献，永胜高氏土司与“改土归流”，明清时期乌撒地区的改土归流与土司制度，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的演变，政治文化涵化与改土归流，广西土司制度的历史渊源与改土归流开始的时间，元代彝族土司制度的创立，明清之交水西土司的“改土归流”的典型案例，“改土归流”对水族地区社会政治的影响，改土归流对水西地区民族格局的影响，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策略与效用，关于中国土司制度渊源发展研究的十个问题，元代西南地区土兵制度的形成，明代西南地区土兵制度的完备，清代西南地区土兵制度的衰亡，丽江“改土归流”的原因及其影响，雍正朝广西改土归流方面的研究，富有成效。本阶段中央政府管理土司的制度结构与功能本身研究方面似乎有点沉寂，主要有方铁、洪涵、李国明、阿堵子尔等人有关滇南地区哈尼族土司制度、毕节彝族土司时期社会经济制度、云南德宏傣族土司制度、佤族聚居区的土司制度、土司制度及其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明代乌蒙山区彝族土司制度等内容的研究成果。

2.土司管理家族村社的制度以及土司制约周边势力的契约研究

土司管理家族村社的制度研究与土司制约周边势力的契约研究，一直是西南边疆土司制度研究的十分薄弱的领域。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土司管理家族村社的制度研究开始较早，始于1957年；土司制约周边势力的契约研究开始较晚，始于共和国“改革开放”不久的1982年。

土司管理家族村社的制度研究最早的成果是李泽宏的《滇边夷民与土司制度》（《中国内政》1957年第5期）一文，之后这方面的研究长期沉寂，直到“改革开放”后略有改观。1980～1998年，仅有李世愉、雷广正、谈琪、史继忠、刘艺兵等人，对侗族地区“洞”“款”组织的特征和作用、广西改土归流的社会基础、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土目内涵的演变及其在土司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云南土司制度与古代地方法制等问题，进行初步研究。特别是李世愉先生出版《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一书，他不仅运用“过程/事件”工具深入论证了清代土司制度，而且在土司制度源流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土舍”“土目”等土司职官内涵的变化，在“土舍”“土目”等研究中具有“以小见大”的代表性。2001～2013年，这方面的研究似乎引起了更多的重视，该阶段马曜、缪鸾和、成臻铭、温春来、覃奕、陈德顺、王淑琴、王军、蒋俊、许新民等人对西双版纳份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明清时期的土舍、明清时期土目的来源、明清黔西北的土司制度与则溪制度、明清时期土目的拣选提升、明清时期土目的生存形态、清朝“改土归流”前后广西壮族土司司法制度、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家族与乡里制度的关系、毕节地区彝族土司则溪制度、明清时期桂西壮族土司的宗族制度、清咸同起义以来云南土司有关承袭与改流的政策等问题的探讨，具有成效。特别成臻铭和温春来、覃奕三人，前者发表了有关土舍、土目的系列研究论文，后者则先后完成了其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

土司制约周边势力的契约研究方面，由于史料十分稀缺因而学界用力最少，从“改革开放”至今，仅4篇论文发表，它们是莫俊卿、成臻铭、王晖、卢玲先后对羁縻与土司制度对广西民族关系的影响、明代土司的民族族系分布特点、太平军时期“主弱佃强”对壮族土司制度的打击、水西彝族土司的睦邻措施的研究。从这些论文的内容来看，似乎仍在关注土司时期的民族与民族关系，对直接的制度与措施研究很少。（三）土司学研究

严格意义上说土司学主要关注三个问题，即土司史料（土司志）、土官与土司概念和土司学术史问题。它通过必要的关注以及系统的理论建构，推动土司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深入发展。一个多世纪的西南边疆土司研究，土司史料（土司志）研究起步较早，开始于1930年，而土官与土司概念和土司学术史研究起步较晚，先后开始于1984年和1986年。

1.土司史料研究

到目前为止，西南边疆土司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仅仅集中于档案史料、其他史料和基本史料三个板块。其中，最早得到整理与研究的是土司档案史料，其次是土司其他史料，最后是土司基本史料。

西南边疆土司档案史料整理与研究始于1930年，主要是对中国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和各地土司衙府档案进行整理研究。这方面的整理，1908～1959年主要是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和万斯年先后于1930年和1944年，对云南整欠景海两土目进贡案（乾隆四十年）、武定土司那氏所藏雍乾间军务案稿进行初步的整理研究。1960～1979年，这方面的整理研究因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被停止下来。“改革开放”后，这方面的工作继续开展。1980～1989年，云南省少数民族[15]古籍办整理出版了《孟连宣抚司法规》，黄明光对《土官底簿》的广西部分进行订误。1990～1999年，出版王梅堂、黄建明、陆裕民校注《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史料校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和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州民委、文化局编《云南民族民间器乐曲丛书：禄劝彝族土司府礼仪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等两部土司衙府档案整理成果，陈子丹、罗树杰先后对丽江木氏土司档案文献和壮族土司田地契约文书进行研究。2000～2013年，较为集中的土司档案整理成果有（明）李化龙《平播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王昭武、韦顺莉收集整理《万承诉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刀正明等《芒莱法典》（人民出版社，2008），温春来、尔布什哈的《岭光电文集》（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2010年9月铅印本），（清）王履阶《改土归流说》和（清）刘彬《永昌土司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研究成果则有侯绍庄、赵心愚、李世愉、向延斌、孙伟等人对《夜郎君法规》的时代、《格萨尔王传·保卫盐海》中的“姜国萨丹王”与丽江木氏土司、《耿马土司历史译稿》、广西忻城土司衙门《教士条规》与土司官族的教育教化思想、《布洛陀经诗》与田州岑氏土司区域秩序的构建、凌云壮族七十二巫调与岑氏土司、土司制度研究与清代档案资料的利用、丽江木氏土司谱牒档案等的研究。

西南边疆土司其他史料整理与研究，按时间顺序先后是对族谱、笔记、各种专题性史料、文人的文集、学者的史学著作、编年体史书、方志、纪传体史书的整理研究。其一是土司族谱的整理研究。它开始于1933年，到1999年告一段落。这项工作主要是聚焦于云南、广西的土司族谱。早期成果有拂一译的《车里宣慰司世系考（由棘史译出）》（《民众生活》1933年第35期），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刀正宗等、李拂一（译）的《车里宣慰世系考订》（文建书局，1947），中期有刀述仁、刀永明、庄朗庄（译）、刀永明（集解）的《车里宣慰使世系集解（汉、傣文对照）》（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后期有云南省古籍办编《勐勐土司世系》和《景谷土司世系》（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朱德普等译的《西双版纳召片领车里宣慰使世系考释（〈〈泐史〉校补〉）》（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日〕谷口房男、白耀天的《壮族土官族谱》（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除此之外，还有马世雯、和力民分别对富宁土知州《沈氏族谱草本》和丽江木氏谱牒版本源流的探讨。其二是有关土司的笔记整理与研究。它始于1946年刘介（刘锡蕃）的《广西土官故实采访录》（《广西文献》1946年12月创刊号），之后是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于1951年6、7月的有关云南元阳县太和乡下里反土司斗争、元阳县纳更稿吾土司和江外土司区调查情况的汇集。然后是罗勇对《滇黔土司婚礼记》的多[16]次探讨，以及文明元对徐霞客笔下的丽江土司区讨论。这项研究持续至2005年。其三是有关土司各种专题性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它始于1947年，有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1947年印行的李拂一从傣文中翻译出来的《泐史（上、中、下卷）》。1960～1979年，广西博物馆、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先后整理出了《广西土司制度资料汇编（第一、二、三、四册）》（1963年油印本）和《西双版纳土司领主专辑》（1979年12月铅印本）。“改革开放”后，云南、贵州、广西三地的政协整理土司资料的热情高涨，他们先后整理出了《红河地区土司史料专辑》（1985年3月）、《版纳文史资料（土司）》（1988年1月）、《忻城文史资料（土司专辑）》（1991年铅印本）、《德宏土司专辑》（1997年4月铅印本）。与此同时，90年代，《殿粤要纂》受到学者重视，先后有〔日〕谷口房男、莫金山对《殿粤要纂》的形成及其史料价值进行探讨。2002年、2008年，先后有（清）毛奇龄《蛮司合志》（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广西大学俞师《毛奇龄〈蛮司合志〉校注》和魏菲《〈南征录〉、〈广右战功录〉、〈西南纪事〉校注》两篇硕士学位论文的完成。其四是有关土司的文人文集。这就是台湾广文书局于1968年整理出版的陆次云等人的《台湾版史料丛编：峒溪纤志乾州小志滇黔土司婚礼记苗俗记说蛮》一书。其五是与土司史料整理研究有关的学者的史学著作。它主要是1979年以来学者的史料整理研究成果。史料论著有杜玉亭的《元代罗罗斯史料辑考》（四川民族出版社，1979），龚荫的《明清云南土司通纂》（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何耀华的《武定凤氏本末笺证》（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龚荫的《明史云南土司传笺注》（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李文海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少数民族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黄汝迪、黄雪梅编《广西忻城土司诗文选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彭福荣、李良品、傅小彪主编《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碑刻选辑》（重庆出版社，2007），（清）方显著、马国君编《平苗纪略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杨林军的《丽江历代碑刻辑录与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史（上、下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论文方面，1960～1979年，有余宏模对清代水彝族土目和彝文田契的探讨；2000～2013年有黄汝迪、余嘉华、田松、黄建明、彭福荣、骆昭平、罗康智等人对彝族《教育经典》、广西忻城土司官族诗人莫震诗歌、明代丽江木氏土司著作、丽江白地摩崖的作者、干崖土司护印官刀安善的汉文诗、傣族土司刀安仁的爱国长诗《抗英记》、乌江流域土司时期文人诗歌、忻城土司文人莫震的《村居集古二首》、傣族土司崇奉道教的碑刻资料、广西忻城土司官族诗文中的中原文化影响、时空域转换对思州土司分治始末文本史料的解读等的讨论。其六是编年体史书的整理。主要是整理出版了魏源的《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下）》[17]。其七是与土司相关的方志的点校、出版与研究。这项工作开始于1987年，最初主要为黄明光、〔日〕谷口房男、周光敏等学者，对谢启昆《广西通志》的明代土司部分、（万历）《广西通志》、《四黔书》点校等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之后在2000～2008年，有土司所[18]编方志以及当代学者点校、编纂土司志的出版。其八是与土司文字史料有关的纪传体史书。其实这算不上史书，仅为论文。这就是莫[19]家仁、覃圣敏对蓝承恩建立广西忻城土司博物馆的讨论。

西南边疆土司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始于1958年。最初主要是黄明光、胡起望、黄彰健、者吉中、杨宝康、符太浩、石开忠等一批学者，聚焦《明史》的广西、贵州、云南三省的“土司传”各自进行考证、校补、论说、校正、辨误、考异工作，除此之外还对其中的一些族名、人名及族属进行考辨。2006年以后，一些单位和个人不仅将史实辑录工作拓展到《明实录》和《二十五史》，而且还对《明史》贵州、云南的“土司传”进行系统考证，形成了诸如政协遵义市宣教文卫委员会《明实录·播州资料辑录》（2006年10月铅印本），李良品等《二十五史西南地区土司史料辑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翟玉前、孙俊《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考证》（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李丽双、张陈呈《读〈明史·云南土司传〉札记》（《思想战线》2008年第S1期）之类的工作成果。

有关西南边疆上述土司史料研究，当然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存在着像档案史料、方志史料和基本史料一样的发掘的不足。其中最大不足，就是对国外反映西南边疆土司的史料缺乏应有观照。

2.土官土司概念辨析

土官土司概念辨析，应为解决目前土司学界所警惕的时间泛化、空间泛化等“泛土司论”的关键问题。只有从“土官”“土司”等词出现的语境中明确其基本概念，才能解决“土司论”与“泛土司论”的学术分歧。

考察西南边疆土官土司概念的研究历程，这项工作进展滞缓。“改革开放”后，一些学者似乎已经意识到了有必要对土官土司概念进行辨析，故而这项工作开始起步。然而这方面研究成果到目前为止仍十分稀少：1980～1999年仅3篇论文，它们先后是曹相的《土官与土司考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韦文宣的《“土官”与“土司”》（《广西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和白耀天的《土官与土司考辨》（《广西地方志》1999年第3期）等论文；2000～2013年则只有1篇论文，这就是温春来的《明代土司“文职”与“武职”的考证》（《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01年第4期）。从这些论文的研究取向来考察，基本上为经验性或者学理性的研究，总体上缺乏基于系统史料的词源“语境”的观照。正因为此，仍难化解“土司论”与“泛土司论”的学术分歧。

3.土司学术史研究

西南边疆的土司研究综述、土司研究书评和土司会议综述是西南边疆土司学术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做相关探讨将有助于土司研究整体水平的提升。“改革开放”以后，土司学者开始注意到西南边疆土司学术史这方面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对这方面的关注程度还不是很高。1986～1989年，仅出现张永国等人的关于土司制度问题的讨论、关于土司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这样的研究综述，出现韦文宣的兼评《略论壮族历史上的奴隶制》这样的书评，出现王昭武的《广西召开首届土司制度学术讨论会》（《民族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的学术会议综述。1990～1999年，有类似韦东超的明代广西土司制度研究散论这样的研究综述，以及黄修义的《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概述——兼评〈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史料校编〉》（《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和安尚育的《挖掘现实和灵魂的深度——读长篇小说〈末代土司〉》（《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这样的书评。

进入21世纪，学者们逐渐重视西南边疆土司学术史的研究，开始进一步反思西南边疆土司研究的现状。研究综述方面，龚荫、王铭铭、成臻铭、李良品、蓝武、韦顺莉、于逢春、贾霄锋等一批学者发表文章或讲话，对一个世纪以及各个历史阶段的中国土司制度及其史料整理、广西土司制度、中国土司、明代土司、西南土司、西南边疆土司、广西壮族土司、云南土司、元明清时期云南高氏三土司、中国土司历史文化、毕节地区彝族土司历史文化、中国土司文化、傣族土司文化、明代纳西族土司文学、忻城土司文化等研究状况进行系统的综述、述评、回顾与前瞻，重点探讨研究理论与方法及其源流，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对策，以及研究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书评方面，李良玉、钱宗范、达人、邱科等学者，对《木氏土司与丽江》《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清末民初壮族土司社会研究——以广西大新县境为例》《〈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笺注》《滇西土司区诸族图说》《从设土到改流》等研究云南土司和广西土司的著作进行了评介，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存在的不足。会议综述方面，李跃平、瞿州莲、张凯等学者聚焦海峡两岸“土司制度与边疆社会”学术研讨会和第一届“中国土司制度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进行小结，并回顾与思考，认为它在多学科拓展土司学视野方面取得了成绩。（四）土职研究

西南边疆的土职研究开始于1935年，最初关注的是土司设置，1979年以后逐步关注到土司人物以及土司家族，最后才开始对土司进行综合研究。

1.土司设置研究

土司设置研究包括土司建置沿革、土司职官设置等多方面研究内容。民国时期，最早的一篇土司设置研究论文是鲍锡瓒的《清代乾隆时云南省所属土司考》（《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1935年第3期）。之后的三四十年代，童振藻、邹国郴、陈寄生先后发表云南土司、贵州土司、安氏土司考略、沿革考和兴亡述考方面的文章。1960～1979年，国内未出现土司设置研究专文，仅有〔日〕牧野修二发表1篇题名为《十道宣抚司——忽必烈政权集权化的布局》的论文。1980～1989年，相关论文迅速增多。史继忠、陈国安、杜玉亭、〔日〕神田正文、苏建灵、粟冠昌、王昭武等学者，对思州土司、八番、明代贵州卫所土司、元代罗罗斯土官宣慰使、凯里安抚司、明代云南土官与卫所、广西的土司、壮族土兵、广西东部的土司、唐宋元明清广西羁縻州县或土府州县洞司等、红边宋氏土司、泗城州岑氏土官、安平土官、夜郎故地土司、红河彝族纳楼土司、桑郎土司的设置、沿革与裁革等，进行了必要的梳理。1990～1999年，龚荫、田敏、张雄、蓝承恩、雷坚、〔日〕谷口房男等人，对宋代广西左江羁縻州、五百年的忻城莫氏土司、车里宣慰司和水西宣慰司、广西明代土司、元明清两广两湖土司、西南诸省土司、荣山长官司、明代广西土巡检、土家族土司、大理国高氏等的源流、置废与演变等，进行了探讨；学位论文有田敏的《土家族土司兴亡考述》（云南大学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它是土司设置研究领域的首篇博士学位论文。2000～2013年，主要是李良品、邹建达、蓝武、彭福荣、侬鼎升、周芳、罗宏梅、郑伟林等人，聚焦元明清时期广西的广南侬土司、土兵、金龙峒土司、河池土司、土司、云南的澜沧卫、临沧傣族土司、土官土司、滇东南壮族土司、潞江土司、“边外土司”、滇南土司与管家、贵州的惠水八番土司、乌江流域土司、黔北杨氏土司、宋氏土司、水西“千年土司”、乌江流域“土司兵”进行探讨，旨在讨论其设置的背景、历史沿革、分布态势、类型、特点与作用及地方影响。这一时期的学位论文，有苟爽的《八番土司源流考》（贵州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和凌燕的《广西土兵戍边与国防建设检视》（广西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2.土司人物研究

对西南边疆土司人物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探讨较少，进入21世纪后迅速增多。较早关注西南边疆土司人物的是余宏模，他于1979年在《山花》杂志第2期上发表了《水西彝族爱国历史人物奢香》一文。进入80年代，贵州和云南的土司人物受到关注。这一时期，有谭其骧的《播州杨保考》（《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和刘竞涛、黄伟的《明末彝族土司奢崇明》（《民族》1988年第2期）两文的发表，以及岭光电的《忆往昔——一个彝族土司的自述》（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的出版。90年代，主要讨论以土司夫人、末代土司为首的西南边疆土司人物及其表现。当时，龚荫、覃彩銮、〔日〕谷口房男等学者聚焦明代土司中的两位巾帼英雄、瓦氏夫人、永顺土司邓文茂、阿雅末代土司龙上登、抗战时期的潞江土司线光天等土司人物进行探讨，作家苏星还出版了共和国时期创作的土司小说《末代土司》（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到了21世纪，历史时期杰出的土司人物研究，尤其是抗战时期至共和国初期“西南土司带”南端的土司人物研究，受到广泛重视。有关从傣族土司到民主革命先驱的刀安仁、“红色土司”安登榜、抗日土司线光天、从封建土司到人民州长的召存信、从封建土司到德宏州第一任州长的刀京版、方克光、景颇族山官、播州土司杨应龙、娜允傣王、末代土司李呈祥、彝族土司学者高奣映和岭光电、元阳猛弄第十一代土司白日新、彝族杰士余达父、忻城土司文人莫震等土司人物的史料被整理与研究，被出版或发表，有的被创作成小说，如金满的《末代土司》，还有如《奢香夫人》《绝代——末代女土司》等则被拍成电影、电视剧。周琼、谢本书、吴晓云、刘学洙等人在关注元明清时期贵州少数民族妇女群体、奢香、高其倬和民国时期的傣族革命家刀安仁、滇西土司群体等西南边疆土司人物的时候，更多的是关注他们的摄政功绩及其社会意义、从土官到缙绅的角色转换、政治眼光与西南大局稳定、边陲土司的社会全息价值以及他们在滇西抗战中的影响及其贡献。

3.土司家族研究

西南边疆土司家族研究，主要是从土司家族及其土司后裔两个方面切入的。20世纪80年代，郑超雄和何立高、罗康隆分别探讨广西钦州俚僚酋帅宁氏家族、贵州金筑土司家族之时，对这些土司家族的族属进行了应有的关注。90年代，余宏模、白耀天、李全伟、杨甫旺等人讨论广西土官官族、上林长官司岑氏土官与岑毓英“土司后”、明初贵州宣慰使奢香家世、东兰韦氏、大理国高氏、彝族纳楼土司世家之时，重点聚焦于官族内的封建宗法形态、家族事迹、源流与兴衰。杨甫旺的《彝族纳楼土司世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一书，基本上能够反映90年代西南边疆土司家族研究的总体水平。进入21世纪，土司后裔似乎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出版了刀慧容的《一个土司女儿的追求》（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木祥《女土司和她的后人们》（云南美术出版社，2006），涅努巴西、车高学编著《龙氏土司和他的后裔们》（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等著作，围绕侬智高后裔与广西侬土司、干崖土司后裔、澜沧募乃拉祜族石氏土司家族等问题，侬鼎升、白耀天、陆诚等学者甚至还展开了一定程度的学术争鸣。与此同时，西南边疆土司家族的民间文献价值问题进入学者视野，出现了类似龙辉洪的《万承土司的世系、墓碑及其民族学意义》（《广西地方志》2008年第6期）这样的具有文本解读新思考的研究成果。

4.土司综合研究

这里的所谓西南边疆土司的综合研究，主要是指土职各要素如土司设置、土司人物和土司家族的综合研究，当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旁及土司学研究的其他四大主题。西南边疆土司的综合研究起步很晚，2005～2009年，出版了田玉隆等《贵州土司史（上下册）》、郭纯礼等《红河土司七百年》、蓝承恩《忻城莫氏土司500年》、涅努巴西等《红河土司的传说故事》之类的著作，以及发表了《富州土司六百年》之类的论文。2010～2012年，东人达等人对乌撒彝族土司、永胜土司、元代播州土司等进行了综合研究。其中，学位论文有赵晔的《永胜土司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和郝明的《元代播州土司研究》（中南民族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著作有胡进的《土司述略》（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五）土司关系研究

西南边疆的土司关系主要包括西南边疆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土司与周边势力的关系和土司与家族村社的关系，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家与社会的安全稳定。西南边疆土司关系研究是从1938年开始的，最先观照的是土司与家族村社的关系，之后从1944年起关注土司与周边的关系，从1978年起关注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土司与家族村社关系研究和土司与周边关系研究之所以在西南边疆土司关系研究中开始较早，是因为它与一些民族学家早期深入土司区现场进行调查研究有关。

1.土司与家族村社关系研究

西南边疆土司与家族村社关系反映了西南边疆某一土司区内部控制的力度，包括土司政治、土司社会等内容。这一西南边疆土司关系的研究尽管起步早，但进展滞缓。最早在这一领域研究的是江应樑，他发表了《滇西僰夷的土司政治》（昆明《益世报》史学周刊1938年第9、10期）一文，对云南土司展开研究。之后，在土司残留时期，李泽宏又发表了《滇边夷民与土司制度》（《中国内政》1957年第5期）一文。土司消失之后的共和国“改革开放”前，广西土司在民间记忆中的形象不佳，总以被愚弄的反面形象出现，形成了类似《公颇与土司（民间故事）》（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4）这样的成果。“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广西土司关系和云南土司关系在创作者和学者眼里呈现了不同的图景。在蒋志雨、冼小前、方云琴等创作者那里，广西土司总是受嘲弄而云南土司则是有情有义的，《李海进智斗土司（毛难族）》（见《民间文学》1982年第2期）、《广西民间故事：计赚土司（连环画）》（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和《南国情天》（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就是这一民族民间意识形态的反映。在江应樑、〔日〕神田正文、蓝承恩、周宗贤、高言弘这些学者那里，宋明时期的广西土官和近代云南的傣族土司，直接影响到了当地土司区的社会经济、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导致了某些地方如广西各民族的农民起义。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依然有《巧娶土司女（怒族）》这样的民间故事发掘，然而，方素梅、〔日〕谷口房南、朱德普等学者对广西壮族土司经济结构及其破坏过程、广西土司制度和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勐神祭祀礼仪，还是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进入21世纪，广西桂西的土司关系得到了唐晓涛、蓝武、郑永杰等的聚焦研究，他们以元明清时期各民族土民反土司的事件为切入点，对忻城加仁土民斗土司、广西各族民众起事、桂西土司力量在大藤峡地区的更替和桂西土司的“城头/村”组织及赋役征等一一作了探讨，形成了较为清晰的事件、过程与原因的研究路径。

2.土司与周边势力关系研究

西南边疆是中国与中南半岛各国的前哨阵地，这里的民族、宗教、土司等势力多元汇集、多样并存。正因为此，西南边疆的土司与国际关系、土司与民族关系、土司与宗教关系和土司与土司关系极为复杂。1944年以来，西南边疆的土司与国际关系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西南边疆的土司与民族关系、土司与宗教关系和土司与土司关系先后进一步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其一是西南边疆的土司与国际关系研究。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是陶云逵，他于1944年发表了《十六世纪车里宣慰使司与缅王室礼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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