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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卡内基

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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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自传试读：

译者序

出于对卡内基传奇人生的好奇，本人翻译了这本由卡内基亲笔撰写的自传，这才真实地了解到，卡内基在“钢铁大王”的光环之下，拥有一颗生于困境却乐观向上的心。一个苏格兰移民，13岁便步入社会，从一个每星期挣1美元的打工仔做起，竟在而立之年就开创了自己的事业，逐步占领钢铁世界，之后更急流勇退，致力于全世界的公益事业。

也许有人认为卡内基很幸运，然而不要忘了，他的亿万财富最初也不过是1美元而已。正如美国《福布斯》杂志盛赞他的话：“他比其他受到眷顾的人更理解财富的意义，更懂得利用财富创造价值。”这样的人，不论起点高低，1美元也能让他们走向成功。

能够翻译这部经典作品，本人感到无比荣幸，但同时也颇有压力，担心自己无法将原著的语言风格和思想内涵完美地呈现给读者，幸好得到相关学者、专家们的帮助，使这部译作基本保持了原著的特色，语言上更适合中国读者阅读。在此特向他们表示感谢。由于时间和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一些问题和缺陷，希望广大读者朋友能够给予批评指正。译者

序言：向时代的巨人致敬

这是关于安德鲁·卡内基一生的故事，尤其值得注意的，这是一个由主人公亲自讲述的故事。因此，它不能在一个编辑粗枝大叶的处理下进行讲述。他应该被允许用他特有的叙述方式，甚至作为故事的一部分，大量的过于铺张的背诵也是可以接受的。在表面的夸张中，事实依然能够被发现，这个人的品质可能构成了他的健康精神的基础。所以，我在准备这本书的出版时，除了将材料按照年代和逻辑的顺序进行组织整理之外，还做了更多的工作以保证叙事的完整、连贯、一致。其中的一些尾注是用来做解释用的，在其中加入一些图表以使文章在视觉上看起来更加生动，但文章的叙述才是主题和重点。

这里并不是适当的时机和地点来颂扬他，并且表现“这一离奇的多变故的历史”的创造者的性格，但也许值得我们去好好认识这样的一件事情：历史真的是多变化和离奇的。即便是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也不会比这个故事更加神奇了。一个移民美国的贫穷的苏格兰小孩，靠着他一步一步的努力，在经过了一个又一个考验和胜利之后，最终成为了伟大的钢铁大王，建立起了庞大的工业帝国，聚集了巨额的财富，接着为了整个人类的教化和改良，系统并且特意地将他所有的财产献出。不仅如此，他创立了不能被忽视和忘记的财富圣经，他的这一姿态给随后的百万富翁们如何分派其财产开创了先例。在他的事业生涯中，他成为了一个民族的建设者、思想的领袖、作家、演讲家、工人的朋友、学者和政治家，他是崇高和谦卑的结合。然而，与他所做出的那些伟大的、具有启示性的事情（他对自己财产的处置、他对世界和平的激情和他对全人类的爱）相比，这些只不过是能算得上有趣的事件。

也许我们离这段历史太近，以致不能用一种合适的尺度来审视，但正确地看待这一历史的能力，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兴趣和透视中发现和增长。我们的后代将会比今天的我们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它的奇妙之处。通过卡内基先生自己的文字并且以其轻快的风格，他为我们所保留的传记，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这是一段值得回忆的记录，一段也许我们再也无法见到和重复的记录。约翰·C.达克博士纽约1920年8月

第1章　我的家庭和童年

我的朋友，匹兹堡的梅隆法官，在几年前写了这样一本自传，它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乐趣。正因为如此，我倾向于同意我在上文中引述过的那个智者的观点。当然，法官讲述的故事被证明能给他的朋友带来无穷乐趣，并且还能够继续影响到他的家族后世，使得他们能过上一种美好的生活。不仅如此，超出了他的想象，它被归入最受欢迎的作品。这本书包含了一个本质的价值特征——它展示了人。它的写作并非为了引起公众的注意，而仅仅是为了他的家人而创作。同样的，我将这样讲述我的故事：没必要在公众面前摆出某种姿态，但在我的可靠的、真实的人民和朋友当中，对那些我可以自由自在与之交谈的人，他们会感到即便是琐屑的事件也不会完全剥夺掉他们的兴趣。

让我们开始我的故事吧。

1835年的11月25日，我出生在丹佛姆林的一个房屋的阁楼里，房屋座落在摩迪（moodie）街和修道院巷的一个角落中，房子只有一层。正如谚语所说：“具有贫穷却诚实的父母、友好的亲戚和朋友。”作为苏格兰绸缎交易的中心，丹佛姆林在很长时间以前就引起了重视。我的父亲——威廉·卡内基，安德鲁·卡内基的儿子，是一个纺织工人，他用我爷爷的名字为我命名。我的祖父卡内基因为他的机智幽默、亲切的天性和勤奋的精神在这一地区享有盛名。他是他们那个时期活跃分子们的领袖，作为他们的欢快俱乐部——“帕提尔姆学院（Patiemuir College）”的首领，他远近闻名。在阔别了14年后，当我再次回到丹佛姆林时，我记得一个老头向我走来，有人告诉我他是我的“教授”祖父——那是他在其密友中的头衔。

那是一幅中风颤抖老人的图画：“他的下巴和鼻子都透着老态龙钟。”

当他蹒跚着穿过房间向我走来，将他那颤抖的双手放在我的头上时说：“你是安德鲁·卡内基的孙子！嗯，星期一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这一天：你的外祖父和我原本可以朝那个他认为是通情达理的人高喊‘哈鲁’。”

在一个大年夜里，一个乡村老妇人吃惊地看到了一张从窗户中突然伸进来的、经过乔装的脸孔。短暂的迟疑之后，她终于明察到了，于是大喊着说：“噢，原来是愚蠢的青年安德鲁·卡内基呀！”她是正确的，我的祖父在57岁的时候还乔装成一个嬉笑的年轻人，出来惊吓他年老的女性朋友。

正如我的朋友们所说，我想我乐观的天性能分解烦恼，并且始终掌握微笑着生活的能力，我拥有使“所有的丑小鸭变成美丽的白天鹅”的能力，这些很可能都是从我那快乐地化装逗笑的老祖父处继承而来的。我以拥有他的名字而自豪。

充满着阳光的心情和意志要比财富更有价值。年轻人必须认识到它是可以被耕耘而获得的，心智也像身体一样可以从阴暗处转移到阳光中来。于是，那就让我们行动吧！如果可能，请让笑声将烦恼赶开。如果他多少有一点哲人的味道的话，人们常常可以做得到，假如人们对自己所犯错误不再自责。因为那总是残留下来，该死的污点不会被淘汰清洗干净。端坐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不会受到欺骗的。因此，伯恩斯所给出的那条重要的生活的准则说：“仅仅是你自己的责备产生了畏惧。”

这条座右铭是很早以前就在生活中被认可了的，它比我所听说过的任何训诫对我都更加有用。我已经听过远远不止一点点的训诫，尽管我可以承认在我已经成熟了的年岁里，我和我的老朋友贝利·沃尔克有类同之处。他总是被他的医生询问其睡眠状况，而他总是答复说很不能让人满意。他常常不能入睡，并且眼睛里有金星闪烁：“但是我有很多不错的瞌睡。”

在我母亲的家族这一边，我的外祖父就更加有特点而值得讲述，[1]因为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是威廉·古伯特的朋友，他为他的记录和作品作出过贡献，并且与他一直保持着通信。甚至正如我所写的，在丹佛姆林，凡是认识我外祖父莫里森的老人都说他是最好的演讲家之一，而且还是他们所见过的最能干的人。他是古伯特《记录》（Register）的小型版本《先驱》的出版发行人，这在苏格兰被认为是第一篇激进的论文。我读过他写的一些东西，考虑到在今天它们对技术教育的重要性，我想其中最显著的是70多年前出版的一个冠名为《思维与技术》（Headication versus Handication）的小册子。他坚持其后来在某种意义上的重要性将反映出对今天极力提倡的技术教育的信任。它以这样的词句结尾：“感谢上帝，我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制作并且修补鞋子。”古伯特在1833年把它刊发在《记录》一书中，以编辑身份作出评论：“与此主题有关的刊发在《记录》中的最有价值的通信之一，是来自于我们可敬的朋友和通信者——苏格兰的托马斯·莫里森，这份通信就出现在这一期中。”所以看起来，我“信笔涂鸦”的习性来自双方面的遗传，因为卡内基家族同样也爱读书并且善于思考。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一个聪敏的政客，同时也是当地激进政党的左翼领袖——这一职务后来被他的儿子、我的舅舅所继承。在美国，不止一个有名望的苏格兰人拜访过我，就为了与“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握手。克利夫兰和匹兹堡铁路公司的负责人法默先生有一次对我说：“我所有的一切学识和文化都是受益于你外祖父的影响。”丹佛姆林记述重大事件的作者埃比尼泽·亨德森也说，他生命中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件：当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曾受到我外祖父的影响。

在我的生命中，我总是能够得到一些恭维。但是当这一恭维来自于一个曾在美国听过我在圣·安德鲁大厅所作的关于地方自治的演讲的《格拉斯哥报》的记者，便没有任何其他的夸奖能使我更加快乐了。那个通讯记者如此写道，当时苏格兰大部分的言论都和我自己、我的家庭尤其是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相关。他继续写道：“想象一下，当我见到讲台上这位‘莫里森的外孙’的时候有多么的惊讶吧，他在仪态、手势和外貌上都是对老莫里森的一个完美的摹写。”

我记不起来我的外祖父长什么样了，但是我和他之间惊人的相像却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在27岁那年，我第一次回到丹佛姆林，当我在沙发上和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坐在一起时，我清楚地看到他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他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冲出了房间，当过了一会儿回来时，他解释说我身上的某些东西会让他觉得他的父亲不时地在他跟前闪现。这个影像会立即消失，但过不了多久便又重新出现了。我的一些手势，正好也是使他不能很好地将我和他的父亲区分开来的原因。我的母亲不停地在我身上找到我外祖父所特有的一些怪癖。遗传学说时时刻刻都在被得到证实，这一法则如此灵验，甚至一个手势也可以在代际之间传递，还有其他某些超越了肉体的东西。我为之深深地震惊了。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娶的是爱丁堡的霍奇女士，她是一位身份高贵，举止优雅，富有学识涵养的妇人，很可惜的是，在这个家庭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她便过早地去世了。当时，我的外祖父过着一份安稳的小康生活——作为一个皮革商人在丹佛姆林管理着自己的生意和一小份产业。但是如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他在滑铁卢战后的和平中破产了。他的大儿子——我的舅舅贝利是在这个家庭的奢华时期成长起来的，因为在儿时他有一匹小型马可供骑乘，而在他之后出生的那些家庭成员则遭遇到了艰苦的生活。

他的第二个女儿——玛格丽特——也就是我的妈妈。对她，我没有自信谈论太多。她从她的母亲那里继承到了高贵精致和有涵养的风度气质。也许某一天我可以向全世界讲述这个女主人公的一些东西，但对此我依然心存疑虑。对我来说，她如女神一般圣洁，这是其他人所体会不到的。除了我之外，可以说没有人真正了解她。在我父亲去世后，她便是我的全部了。在我第一本书的献辞中我讲到这一事实：“献给我最爱的英雄——我的母亲。”

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的祖先们，我的出生地对我来说有着无上的意义。对一个人来说，在哪里出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同的环境和传统会刺激和形成小孩不同的潜在趋向。罗斯金如实叙述说，在爱丁堡，每一个聪明的孩子都受到他们视界中城堡的影响，丹佛姆林的儿童也是如此，他们肯定受到了苏格兰威斯敏斯特的庄严的修道院的影响，它是在11世纪（1070年）由国王马尔科姆和他的皇后玛格丽特修建的。这座伟大的修道院的遗迹以及国王出生时所在的宫殿至今依然还保存着，另外还有皮特克利夫峡谷、祭奉皇后玛格丽特的神殿、国王马尔科姆的城堡遗迹。就像老民谣“帕特里克·斯彭斯先生”的开头一样：国王坐在丹佛姆林城堡之中，喝着血红的葡萄酒。

布鲁斯的坟墓就在修道院的中心，在玛格丽特的坟墓的旁边，而在不远的周围，则埋葬着许多皇室亲属。当小孩儿第一次看到这座充满了罗曼蒂克情调的城镇时，那的确是一件幸事。这座镇子盘踞在港湾往北3英里处的高地上，往前可以俯瞰到大海，把你的视角转向南面，爱丁堡便出现在视野中，当向北远眺的时候又可清晰地看到奥契尔山的峰顶。这一切都让人联想到丹佛姆林作为苏格兰的宗教中心和国家首都时代的辉煌。

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儿童便能得到优先的发展。从他所呼吸的空气里，他吸收进了诗情和浪漫气息；当他放目四望的时候，他又受着历史和传统的滋润。这些就变成了儿童们的真实世界——理想总是真实的。到生活中稍后更迟的阶段，当他遭遇到工作中严酷的现实的时候，真实才开始到来。但即便是在那时，甚至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他早期的这些印象依然保存着，尽管它们会偶尔短暂地消失，但只不过是表面上被赶走或者受到了压制。它们会在其内心中一次又一次地升起并且给他们以影响，提升他们的思想、装扮他们的生活。在丹佛姆林，没有哪个聪慧的孩童能够逃脱出修道院、宫殿和峡谷所带来的影响。这些东西触动着他们并且点燃他们内心深处潜在的火苗，使得他们超越他们将要成为的样子并且与此有些不一样。我的父母也出生在这种让人振奋鼓舞的环境下，因此，我毫不怀疑，浪漫和诗意的影响一定也遍及他们两个。当我的父亲在纺织业中获得成功后，我们便从摩迪街搬到里德公园的一所宽敞得多的房子里。父亲的四五台纺纱机占据着楼下的一层，我们则住在楼上，外边人行道上有楼梯直接与之相通，勉强可以说它具有老式苏格兰民居的共同风格。这里正是我的早期记忆开始的地方，然而奇怪的是，我对这些记忆的第一次回溯，就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见到一幅小型美国地图的时候。它被贴在滚轴上，大概有两英尺那么宽。我的父亲、母亲、威廉姨父和艾特肯姨妈在上面查找着匹兹堡，并且指出了伊利湖和尼亚加拉河。不久之后，姨父和艾特肯姨妈便去了那块他们得到了允诺的土地。

当时，我记得堂兄乔治·多德（Dod）和我自己都被悬挂在头顶的巨大危险所震惊，那是一面隐藏在顶楼上的非法旗帜。我记得在那次反对“玉米法”的游行之中，扛着它的是我的父亲、叔叔，或我家族中其他的善良的激进分子。他们在一座小镇中被包围起来，在同业公会所中和骑兵部队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的外公和舅舅们，以及我的父亲是在会议中发言的重要人物，我的整个家庭圈子都激动并骚乱起来了。

事情犹如发生在昨天一般，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晚上，我被后窗上的一阵紧急的敲打声所惊醒。有人跑来通知我的父母说贝利舅舅因为召集已经被禁止召开的会议而被关进了监狱。通过士兵的帮助，治安郡长在召开会议城镇的几英里外抓住了他，并连夜将他带回了镇子，他的身后跟着一大群人。

我们担心会发生更加严重的麻烦，因为百姓们鼓动着要去救他出来，不久我们又得知，监狱看守劝他走到窗前俯看身下的大街，以请求人们撤离。他这样做了，并说：“如果有位朋友是因为正当的理由在今晚来到这里，那么请收起你们的武器。”他们这样做了，在短暂的停顿之后，他又说：“现在，请大家平静地离开这里。”

像我所有的家庭成员一样，我舅舅的内心有一种道德和精神驱动力，对法律有一种强烈的顺从，然而在其骨子深处却是一个激进分子，对美国有一种强烈的向往。

人们可以想象，当所有的这一切都公开地进行，那些人们私下流传的话语将会有多么苦闷。对一切君主、贵族政府和特权的谴责，伟大的共和国政体，美国的优越性，一个居住着与我们同属一个种族的人的土地，自由人的家乡，在那里没有特权，人们平等地享有权利——这是我所接受到的激动人心的旋律，我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作为一个孩童，我幻想杀死国王、公爵和封建领主，并且认为他们的死亡是为了服务国家的需要，因此我的行为便也是一种英雄之举。

这就是我在孩童时期最早的联想给我所带来的影响，当时我远不能够谦恭地去谈论那些特权阶级或者享有特权者，因为他们并非通过某种高尚的方式使自己变得卓著以赢得被公众所尊重的权利，而只是因为他们的血统。在他们的身后依然有人在冷笑：“他们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做，只不过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出生，便穿着借来的羽毛，昂首阔步并开始招摇撞骗。他们的家族中最具成果的部分已经像土豆一样，深埋地底。”有的人生来就具有特权，尽管他并非具有天生的聪明才智，在这里，一个有才能的人能得以生活下来我为之感到惊讶。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引用仅有的那几个能够准确地表达出我的义愤的语句：[2]曾经有个布鲁图斯，他也不能够容忍，魔鬼要做罗马的君主，千秋万代地统治国家。

但是，国王依然是国王，并不只是一个影像。当然，这一切都是继承得来，我只是对我在家里所听到的东西作出回应。

丹佛姆林早就享有盛誉——作为也许是王国中最为激进的一个城镇；从产生激进主义的根源来说，这也是更为可信的。在我所谈论的那个时期，丹佛姆林大部分人都是小手工业者，他们都有自己的纺纱机，一台或者好几台。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他们所干的都是计件工作，从更大的制造者那里获取材料，然后在家里进行加工。

这是一个充满着强烈的政治骚动的时代，从整个小镇的氛围中，我们也可以频繁地感受得到。吃完午饭后的那一小段时间里，围着围[3]裙的人们便会聚拢来，开始讨论与国家相关的事情。休谟、科布登[4]和布赖特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会在谈话中不时地迸出来。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常被一圈圈的人所吸引，是他们谈话的忠实听众，但也只是纯粹地、单方向地听听而已。被广泛接受的结论是：变革势不可免。俱乐部在市民中组织起来，伦敦的新闻报纸也被人们所订阅。非常奇怪的是，每天晚上，镇上的一个讲道坛都会把最主要的社论读给人们听。我舅舅贝利·莫里森常常就是那个朗读者，在读完后，他[5]和其他人都要对文章作出评论，会议场面十分的令人激动。

这样的政治会议频繁地举行，也许这也正满足了人们的期望，我对此怀有深厚的兴趣并参加了不少会议。我的父亲，还有一个舅舅，总是拥有很多的听众。记得在一个晚上，我的父亲在一个大型的户外会议上发表演讲，听者众多，我只能从他们的腿下钻进去。那时候，我再也不能压抑我的兴奋和热情，比其他所有人都大声地欢呼起来。我趴在一个人的腿下，抬起头来看他，我感到了某种安全。我告诉他说演讲者是我的父亲，于是他把我举起来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

父亲还带我参加了另外一个会议，主讲者是约翰·布莱特，他发表演讲支持史密斯成为斯特林堡的自由党候选人。回家后我对他说得不准确的地方作出了批评，比如当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一个人”（man），而他说出来的却是“众多人”（men），他不像我们所习惯的那样在man前面加上一个a，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必为此感到惊奇，也没有人会像护士照顾病人一样来关注他说话的语法错误。我后来又听了一个年轻的共和党人的演讲，其风格犀利猛烈，演讲题目是《特权的死亡》，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特权的具体含义，可是我的父亲明白。

我从姨父劳德那里听来的最好的故事也是与约翰·布莱特的朋友史密斯有关的，因为他支持在丹佛姆林建立议会。姨父是他所在委员会的成员，一切都运行良好，直到有一天史密斯被声称是“由尼塔沃”人。于是，在这一地区，遍地都是布告，上面是一个疑问句：“你会投票支持一个由尼塔沃人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史密斯所在的凯尼山村的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个铁匠，他声称自己绝对不会。姨父赶过去与之抗议，他们约好在乡村的酒馆里见面。“先生，我不会给他投票的。”主席说得很绝对。“但是，”姨父说，“梅特兰（史密斯的竞争对手）却是一个崔尼塔沃人。”“该死，那……哇唔！”这是其反应。

铁匠最后投了赞成票，史密斯以小比例获胜。

手摇纺纱机到蒸汽纺纱机的变革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灾难。父亲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革命，依然在旧的体系下努力奋斗着。他的纺纱机大幅度地贬值，一种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不会减弱、失败的能源开始变成现实。母亲在这时站了出来，她为了家里的经济而开始努力奔走。她在摩迪街开了一家小店铺以增加收入，但这在那时要让我们可以过得舒适而体面却还远远不够。

在这以后不久我开始明白了贫穷意味着什么。可怕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当父亲将最后的织成品送到大工厂去的时候，母亲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他回来，期待着能够获得新的原料，否则就得赋闲在家了。尽管不是“心胸狭隘，也并非可耻卑劣”，但当我的父亲如伯恩斯所说的，“恳求同在地球上的兄弟让他得以去干苦力”的时候，我心里的烈焰腾腾地燃烧起来。

那时，我下定决心在我长大成人之后要改变这一状况。和我们许多邻居相比，我们不会沦落到贫穷的境地。我不知道妈妈能够忍受多长时间的贫困生活，并且活着看到他的两个孩子穿着整洁的衣服。

在一个不审慎的时刻，我的父母许诺说，除非我自己要求离家去学校，否则他们不作要求——我是后来才知道他们之间这一许诺的。可随着我的长大，他们变得越来越不安，因为我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主动要求的意向。于是在他们劝说下，校长罗伯特先生对我产生了一些注意。有一天，他带着我进行了一次远行，随之而行的，还有我的伙伴们，他们都已经上学。此后不久，我就向父母要求进入马丁的学校就读，此时他们才大感宽慰。毫无疑问，我很快就得到了他们的许可。在8岁那年，我开始进入学校，而后来的经验告诉我这个年龄对任何孩子来说，上学都还太早。

学校带给了我无穷乐趣，因此我对任何阻止我上学的东西都会不高兴。而现在此类事情时常发生，因为从摩迪街头取水回家是我每天必做的早课。水的供给太少而且毫无规则，有时候直到很晚了我仍然不能出发去学校。二十几个老太太坐成一圈，她们在前一天晚上便拿一个不值一钱的破罐子摆成一线，这样便确定了她们各自的取水顺序。可以意料，这一方式引起了无数的争论，如何将它们平息下来，不用说我，即便是镇上最值得尊敬的老夫人也无能为力。在此我荣膺“可怕的小老弟”的称号，于是，我的劝阻也许加剧了她们之间的紧张，或者更加激发了她们好斗的一面，这一切又反过来归因于我。

因为我早上的这一任务，让我总是迟到，但校长知道原委，便原谅了我的过失。同样地，放学之后店子中还常常有差事等着我去做。所以回顾我的生活，早在我10岁时，对父母来说，我已经是一个有用的人了，每每想到此，我便会找到一种满足感。很快，他们便放心地把那些与不同人打交道的账目交与我处理，于是，在一个很小的方面，我变得有学问起来，甚至在孩童时期就开始处理商业事务。

在学校里，有一件事情引起了我的苦恼。男孩子们给我取了个绰号叫“马丁的狗”（Martin's pet），当我穿过街道的时候，他们会冲我叫那个讨厌的外号。我不能够完全明白这外号的含义，但它看起来是对我的一个极大的羞辱。它也阻止了我由衷地向这位优秀的老师作出反应。他是我唯一的校长，对他，我欠了太多的感激。除了承认这一点，在他的生前我没有机会为他做更多的事情，对此，我追悔莫及。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个人，他对我的影响也是不可抹杀的，他就是我的姨父劳德——乔治·劳德的父亲。我的父亲必须在纺纱店里整天不懈地工作，极少有闲暇顾及我。姨父是大街上的一家店主，不似父亲这样要整个地将自己拴在店中。在我开学不久，姨父便溘然长逝了，他的死给了我深深的打击，因为他把我和他儿子乔治的陪伴看做为最大的安慰。对于怎样教育儿童，他有着非凡的天赋，他教给了我们很多东西。我记得他是怎样给我们教授英国历史的：想象每一个君主都在房间墙上的某个地方活动，做着他所熟知的那些动作。因此，在我看来国王至今还坐在壁炉前书写着马格纳纸剂，而维多利亚皇后坐在门后边，把她的孩子们抱在膝上。

这是值得嘉许的，他非常完整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君主名单。甚[6]至几年后我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牧师会礼堂里还能找出它上面有所遗漏。从威斯敏斯特教堂一个小礼拜堂的某块石片上，我读到了一段话，说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肉身已经不在这了。从我坐在姨父膝盖上学到的历史知识得知，这个伟大的共和国的君主曾写信给罗马教皇，跟他说，如果他继续迫害新教徒的话，那么梵蒂冈将会听到如雷鸣般响起的大不列颠的炮声。我们估计克伦威尔是一个无神论者，这已无须我在此多着笔墨了。

我所知道的关于苏格兰早期历史的所有知识都是姨父教给我的：关于华莱士、布鲁斯、伯恩斯，还有失明的亨瑞的历史，斯科特、拉姆齐、唐纳希尔、霍格和福格森。可以说，在那时，伯恩斯的话语在我的身上，创造性地形成了一条对苏格兰的偏见（或者是爱国心）的血脉，热血奔腾不止，它将随我生命的终止而停息。当然，华莱士是我们的英雄，他的身上凝聚了一切英雄的特质。一天在学校里，一个大男孩告诉我说英格兰比苏格兰要大得多的时候，我便开始郁郁不乐。于是我跑去姨父那里，他的话对我总是富有疗效。“不完全如此，如果苏格兰向英格兰一样平坦地铺开的话，苏格兰的面积会更加大些的，但是你能把高地丘陵削低并铺开去吗？”

噢，不可以的，对一颗受伤的小小爱国者的心灵来说，基烈山上充满了甜蜜的乳香。接着，英格兰更大的人口数目又引起了我的不快，同样的，我又去了姨父那里。[7]“是啊，7：1，但是在班诺克本一战中，那个比例还要大得多。”

于是我的心里再一次充满了喜悦——这样的话，英格兰的人越多，那么我们的荣誉也就越大。

这是对事实的某种注解：战争繁殖战争，每一场战役都为将来的某次战斗播下种子，于是，交战过的民族或国家便成了传统的敌人。美国人和苏格兰人有相同的经历。他们阅读着华盛顿和瓦尔的故事成长，他们还读到黑森人受雇来屠杀美国人，于是他们开始痛恨英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我和我的美国侄子们的经历。苏格兰的一切都是正义的、好的，但和它作战的英格兰却非常恶毒——这种偏见只有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才会消失，有些甚至还会一直逗留不散。

劳德姨父告诉我说，从那时候起，在他把人们带到房间里来的时候，就会常常向他们保证说他可以将“多德”（“Dod”，乔治·劳德的昵称）和我弄哭，但只要他愿意，又可以让我们哈哈大笑；他既可以使坏让我们握紧小拳头扭打在一起，但马上又可以让我们在诗情和歌唱的影响下尽情玩耍。“出卖华莱士”是他促使我们两颗幼小心灵呜咽哭泣的王牌，屡试不爽，每一次尝试的结果必定是我们彻底地失落，他讲的故事往往不会脱离他的把握，毫无疑问他会一次又一次地对之进行新的润色。姨父的故事从来不需要斯科特给他的“帽子和拐杖”。一个英雄对小孩子的影响是多么神奇啊！

姨父、我还有多德一起在那条大街上度过了许多夜晚和时光，我和多德之间的兄弟同盟至死不渝。“多德”和“奈格”（Naig），我们总是在一个家庭之中。年幼的时候我从来不叫他“乔治”，而他，也更喜欢称我“奈格”甚于“卡内基”。因此便总在我们之间听到“多德”、“奈格”，任何其他的名字都代替不了它们的含义。

姨父家在镇子的主街道上，要回到位于镇子底部的摩迪街的我自己的家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沿着修道院的可怕的墓地伸展，那里一片黑暗，没有光，似乎在死亡中穿行。而另外的一条则沿着灯火通明的街道，并且路过梅门（May Gate）。当我需要回家时，姨父便会故意使坏问我将走哪一条路。只要我想一想“如果是华莱士会怎样选择”时，我总是回答说要走修道院那边。对于那条可以顺着梅门的灯光而行的路的诱惑，我从未向他屈服过，每想到此，我心里便会升起一种满足感。我常常沿着墓地回家，并且总是提心吊胆地穿过修道院的拱门，我努力一路吹着口哨壮胆。我想着如果华莱士在遇到自然的或是超自然的危险时会怎样做，我便可以在黑暗中迈着沉稳的步子。

在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我和我的表兄都认为罗伯特国王是非正义的。因为罗伯特是国王，而华莱士只不过是一个平民，这已经足以说明问题。在我们看来，格雷厄姆先生是紧跟着罗伯特国王之后的第二个非正义人物。苏格兰男孩强烈的爱国心在他的生命中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力量，直到死亡。如果有人来研究我的勇气——我所拥有的最主要的东西，我肯定那最终的分析会发现它来自于华莱士——苏格兰的英雄，英雄永远是男孩的力量之源。

当我来到美国，发现其他国家假装他们也有值得骄傲的东西，这给我带来了某种悲痛。一个国家怎么可以没有华莱士、布鲁斯和伯恩斯？我感到不解和悲伤，即便是今天，一个甚少旅行的苏格兰人依然会有这种感受。这需要更长的年岁和更广泛的知识来告诉我们，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英雄、罗曼史，它的传统和成就。但是，一个真正的苏格兰人在很多年以后也找不到理由来减弱他所形成的对自己国家的估价，甚至是它在地球上那些更大的国家中的地位。他可以找到充足的理由来提升他对其他国家的看法，因为他们都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这足以激励他们的子女像他们一样决不玷污自己的出生地。

当我开始认识到这个新的地方决不只是一个居住地的时候，只不过是几年前的事情，我的心是留在苏格兰的。正像彼得斯堡市长的小儿子一样，当他在加拿大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说他很喜欢加拿大，因为那里很适合旅游，但他不会居住在距离布鲁斯和华莱士的遗迹如此遥远的国度。[1]威廉·古伯特（1763？——1835年），英国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改革家，因作品文集《乡村漫游》（1830年）闻名，该文集揭示了工业革命引起农村生活的恶化。[2]马库斯·朱尼厄斯·布鲁图斯（前85——前42年），古罗马的政治家和将军，图谋暗杀恺撒。在后来与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的争权战中，在菲利皮战役中失利并自杀。[3]戴维·休谟（1711—1776年），英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认为人类认识的唯一来源是感觉经验。他的作品包括《人性论》（1739—1740年）和《政治论》（1752年）。[4]理查德·科布登（1804—1865年），英国政治家，自由贸易的领导者与支持者，保护贸易主义的反对者。[5]约翰·布赖特（1811—1889年），英国政治家和著名演说家，是反谷物法联盟的一个奠基人（1839年）。[6]威斯敏斯特教堂，英国名人墓地。[7]班诺克本，苏格兰中部一镇，位于格拉斯哥东北偏北的班诺克河畔，该河为福斯河的一个支流。1314年6月23日，布鲁斯的罗伯特在此打败了爱德华二世领导下的英国军队。

第2章　离开丹佛姆林到美国

我清楚地记得，在诺瓦尔和格雷纳温之间的一段非常有名的对话中，我们对一个不断重复的短句——“该死的虚伪”，存在疑虑。最开始，我们在说到“该死”这个不雅的词时，总是要轻轻地咳嗽一下，观众对此乐不可支。有一天，姨父告诉我们，可以说出“该死”这个词，而不会遭到责骂。这一天对我们来说非同寻常。此后我们就经常练习这句话，我总是扮演格雷纳温的角色，并且把这个词念得十分的饱满到位，偷吃禁果对我有极大的诱惑力。我能很好地理解玛格丽·弗雷芒的故事：一天早上，她显得很生气的样子，沃尔特·司各特问她怎么了时，她回答道：“司各特先生，今天早上我非常生气，我只想说‘妈的’，但是我不能。”

从此之后，这一带有脏字的表达便意义重大。牧师可以在讲道坛上说“混账”而不为过，而我们，也可以在背诵中毫不拘束地大声说“该死”了。

另外还有一个表达让我印象深刻，在诺瓦尔和格雷纳温争斗的时候，诺瓦尔说：“如果我们再打一次，我们的伤害都将是致命的。”1897年，我在为《北美评论》所写的一篇文章里面用上了这句话。姨父读到了它们，便马上坐下来给我写信，说他知道我是在哪里找到这个句子的。在世的人当中，只有他能够做到。

由于姨父这样的教育方式，我的记忆力一定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我想，除了鼓励年轻人记忆他们喜欢的东西并且经常背诵它们之外，没有什么是比这更能使他们受益的方式了。我能极快地学会任何我感兴趣的东西，对此我有些朋友感到吃惊。我能记住任何东西，不管它是否能引起我的兴趣，但是如果一件事情没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的话，那也不过是过眼云烟，几个小时之后我就记不起来了。

丹佛姆林的学校生活对我有一个考验，我每天都要背4节赞美诗。我的方法是这样的：在去上学之前一眼都不看，如果我慢慢走，5—6分钟之内可以到学校，但我还是可以在这段时间内完成任务。第一节课就是圣诗，因为我事先已有准备，因此成功地通过考验不成问题。但如果让我在30分钟后再重复一遍，其结局恐怕就有点惨不忍睹了。

我所赚得的，或者说从家庭圈子之外得到的第一个便士是学校的一个老师马丁先生给我的，因为我在全校师生面前背诵伯恩斯的诗歌《人生而忧伤》。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在稍后的几年里，我有次和约翰·默利先生在伦敦共进晚餐。我们谈到沃兹沃斯的生活，默利先生说他一直在找寻伯恩斯的诗歌《老年》，对之他赞叹不已，可是此标题下的内容他却没有找到。我当时很有兴致地为他背诵了其中的一部分，他立刻答应奖赏给我一个便士。啊，默利真是伟大，他把便士给我学校的老师——马丁先生，马丁先生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伟大”的人，对我来说，他是真正的伟大，但英雄却是“诚实的约翰·默利”。

在宗教问题上，我们没有太多的束缚。当其他小孩在学校里被逼着学习《简明教义问答手册》时，多德和我可以免受其苦。这种结果的具体原因和细节，我从来没有真正明白过。我的所有亲戚，莫里森家和劳德家，对神学的看法就像他们的政治观点一样激进，他们反对教义，对此我毫不置疑。在我家和亲族中没有一个是正统的长老教会成员。我的父亲、叔叔和艾特肯姨妈、劳德姨父，还有我的卡内基叔叔，都放弃了加尔文主义的教条。在之后的某一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一段时间内从斯维登伯格学说中找到了精神寄托。妈妈对宗教话题总是保持沉默，她从未跟我提起过此类事情，也不去教堂，因为在那时，我们家没有仆人，而她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包括准备我们星期[3]天的晚宴。母亲阅读广泛，阅读无神论者查宁的作品是她当时唯一的快乐。她真是不可思议。在我的童年，包围着我的气氛是一种强烈的政治和宗教事务上的动荡不安。当时在政治世界表现出激动不安的最先进的思想有：消灭特权、人人平等、共和主义。与之相伴，我听到很多的关于神学问题的争论，这对敏感的孩子有极大的吸引力，听了大人们的议论之后我如饮醇酒，酩酊大醉。我一直十分清楚地记得加尔文主义的一条教义，它对我有如噩梦一样可怖，可是由于上述思想的影响，我的这种精神状况便转瞬即逝了。有件事一直珍藏在我的心里，有一天，当牧师在宣扬原罪说时，父亲愤然而起，离开了会场——这发生在我到那之后一小会儿。

父亲不能忍受这种理论，他说：“如果那是你的宗教、你的神，而我要去寻找一个更好的宗教、一个更高贵的神。”他离开了长老会教堂，并且再也没有回来，但他却并未停止参加各种不同的其他的教派。我看到他每天早晨都在阁楼里祈祷，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是一个真正的圣徒，时刻提醒着自己保持虔诚。一切宗派对他来说都不过是通达善的中介。他发现宗教理论有很多种，可信仰只有一个。神父构造出来的不是一个天父，而是残暴的复仇者，一个“永远的折磨”——安德鲁·D.怀特曾斗胆在他的自传中如此称呼上帝。对此父亲知道得比神父更好更清楚，我为他感到骄傲。

我童年时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养鸽子和小兔。每当我想起父亲不辞辛劳地为这些宠物搭建一个个合适的窝时，我都会感激不已。我家成了小伙伴的大本营。在妈妈的眼里，家庭的影响是让她的两个孩子踏入正途的最好途径。她过去常说，首先是要让家里充满欢乐，只要能让我和在我家玩的孩子们高兴，没有什么是她和父亲不能做的。

我的第一次商业冒险是像一个雇主似的，让我的小伙伴们给我帮一个季度的忙，报酬是允许用他们的名字来给小兔子命名。一般周六我们会用来给小兔子收集食物。回首过去，想起我与玩伴们签订的如此苛刻的合同，而他们大多数都心甘情愿地帮我采集蒲公英和车前草，长达整整一个季度，除了那唯一的回报，那少得不能再少的劳动所得，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别的条件。而今每想及此，我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我非常珍视这段经历，并把它看成是我组织能力的最早证明。它的发展和我一生所取得的物质成功紧密相关。我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为我懂得多少或是干了什么，而是因为我具备一种能力，使我得以知道谁比我知道得更多、做得更好，并且选择任用他们。这是任何人都该拥有的宝贵知识。我并不懂得钢铁机器，但我尽量去弄懂那些比钢铁机器更为复杂的人的机制构造。1898年，我坐车在苏格兰高地旅行，在一个小酒馆里稍作停留，一位绅士走过来自我介绍，他是麦金托先生，苏格兰的大家具制作商，后来我发现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说他冒昧地介绍自己，因为他就是那群帮我干活的伙伴中的一员。我记起来了，他有时不爱说话，一心想着那些兔子，而且也给其中的一只起了他的名字。可以想象，我遇到他有多高兴——他是我日后唯一遇见的一起养过兔子的伙伴。我希望能经常见到他，我们之间的友谊天长地久（当我在今天——1913年12月1日，阅读这份手稿的时候，我手头有来自他的一封珍贵的短信，这勾起了儿时我们一起玩耍的回忆。他现在应该收到我的回信了吧，希望我的短信也可以温暖他的心，正如他给我带来的一样）。

随着蒸汽机的引入和改良，丹佛姆林小作坊主的生意也每况愈下。于是，我们给妈妈在匹兹堡的两个姐妹写了封信，信上说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去投奔她们，也迁移到匹兹堡去。记得我曾听父母说，他们这么做不是为了改善他们自己的境况，而是为了两个儿子。姨妈给了父母一个满意的答复，于是我们作出决定——在拍卖会上卖掉纺车和家具，父亲也经常用甜美的声音向我们歌唱：向西，向西，奔向自由之邦，在那里，密西西比河泛着亮光奔流入海，在那里，人有人的尊严，即使他须辛勤劳作；在那里，最穷的人也能收获到劳动的果实。

拍卖的收益微薄可怜，让人失望。纺车几乎不值一钱，换不到任何东西，结果是我们还需20英镑才能凑够全家去美国的路费。在这里，请允许我记录一下汉德森夫人的友谊之举。她是我妈妈的终生好友——妈妈总是能吸引忠诚的朋友，因为她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是艾拉·弗格森的女儿，她是通过这个名字而为我家人所认识的。她大胆地冒险借给我们急需的20英镑，由我舅舅莫里森和姨夫劳德作保。劳德姨夫也给了我们经济支援和一些建议，为我们考虑到了所有的细节。我们于1848年5月17日离开了丹佛姆林。当时父亲43岁，母亲33岁，我13岁，而我弟弟汤姆还不到5岁。汤姆是个长着一头白色头发的漂亮小男孩，黑色的眼睛闪闪发亮，不管在哪儿，他都是引人注目的焦点。

除了一个冬天在美国上了夜校，后来有一段时间又请了一个法语家教晚上教我之外，我从此永远地告别了学校。说来奇怪，那个法语老师是个演说家，我从他那儿学会了如何演讲。我能读书写字，会使用密码，并且还一度开始学习数学和拉丁语。在去美国的航行途中，我给劳德叔叔去了封信，接着又被退了回来，这封信可以表明，那时候我写得一手比现在漂亮的书法。我曾努力学习英语语法，也达到了作为一个孩子通常应该达到的程度。除了华莱士、布鲁斯和伯恩斯，我少有其他读物，但我心里记得很多熟悉的诗歌，当然还有童话故事，尤其是《天方夜谭》，它们带着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当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故事时，我恍若梦中。

那天早晨，我们离开深爱着的丹佛姆林，坐在汽车里，沿着去查尔斯顿的运煤铁轨向前奔驰。我忘不了那一刻，我满含泪水站着，望着窗外，直到丹佛姆林在视野中消失。最后消失的建筑是那座伟大而神圣的古老的大教堂。在我离开后的14年中，我每天都要回想起那天早上的情景：“什么时候我还能再见到你呢？”这14年中，只有很少的日子，我没有在想象中看见大教堂的高塔上，那有魔力的大字——罗伯特·布鲁斯国王。我所有童年的回忆，我对这片乐土的所有认识，像草一样丛生着——围绕着这古老的修道院和它的晚钟。钟声每晚8点悠扬地鸣响，而对我，这是一种信号，我必须赶在它停止之前上床。在我的《美国的四驾马车在大不列颠》一书中，我曾经在写大教堂时提到这口钟，现在，我也要从中引用一段：马车驶下廊道，我和沃尔斯教士长站在前排座位上，我听见大教堂的第一声钟响，是为了我母亲和我而鸣。我跪了下来，泪水不知不觉地夺眶而出，我转过身去告诉教士长，我没法坚持，必须放弃。有一阵，我感觉就要昏厥了，幸亏我看见不远处没有人群。我有时间控制自己，我咬着嘴唇，直到流血。我低声对自己说：“没关系，保持冷静，你必须坚持住。”再没有一种声音如此深地进入我的灵魂，不时闪现，用它那悦耳、优美、动人的力量将我征服。伴着晚钟，我曾被抱上小床，进入孩提时那无邪的梦乡。每天晚上，当钟声敲响时，父亲或母亲慈爱地俯身面对我，告诉我钟声在说什么。通过他们的翻译，钟声的语言变得那么美好。这是从天堂和圣父那里传来的声音，在我入睡前，这声音会慈祥地告诉我，白天做了哪些错事。钟声平和，我知道敲响它的神灵看到了我所做的一切，但是并不生气，永远也不会生气——永远，只会感到遗憾——非常非常遗憾。今天，当我听到钟声，它仍然并不只是一种声音而已，它依然有它的含义，而现在它听上去就像在欢迎背井离乡的母亲和孩子归来，再一次托庇于它珍贵的关爱之下。修道院晚钟在敲响时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荣耀，这并不是世界赋予自己力量时设计的奖赏，而我们更缺少能力。我的弟弟汤姆应该也在那里，这就是那时产生的想法。当我们要离开这里，去一个新的国度之前，他也开始知道这钟声的巧妙了。卢梭希望能伴着优美的音乐死去，如果我能选择，我希望在我步入黑暗时，大教堂的钟声能在我耳边敲响，告诉我人生的竞赛已经结束，向召唤那个白头发小男孩一样召唤我入睡——最后一次。

我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在信里他们谈到我书中的这段文字。他们为之感动，甚至有人说他们在阅读的时候热泪盈眶。这种感情来自我的内心，也许，这也就是它为什么能够引起其他人心灵共鸣的原因吧。

我们先上了一艘小艇，然后在福思湾登上了“爱丁堡号”蒸汽船。当我将要被抱上轮船时，我冲向劳德姨父，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哭喊着：“我不能离开你！我不能离开你！”一个和善的水手将我们分开，把我抱上了甲板。当我重返丹佛姆林，这个亲爱的老人来看我，告诉我这是他所见过的最感伤的分别情景。

我们乘坐800吨的“威尼卡塞特号”帆船从道格拉斯出发。在7周的航行中，我和水手们混得熟络，我知道了缆绳的各种名称，并且能够指导乘客们如何应对水手长的指示。因为船上的水手不够，乘客们的帮助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一到周日，水手们就邀请我共享他们的美味——葡萄干和布丁。我是依依不舍地离开这艘船的。

抵达纽约时，我感到晕头转向。曾经有人带我去爱丁堡见过女王——那是我在移民之前最远的一次旅行——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游览格拉斯哥。纽约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大工业区，那里如蜂房般密密麻麻地住满了人，它的热闹刺激让我眼花缭乱。我们在纽约停留期间，最令我震惊的是，在我走过城堡公园的草地保龄球场时，我的胳膊被人一把抓住，原来是“威斯卡塞特号”上的水手罗伯特·巴里曼。他按规定穿着制服，蓝色夹克配以白色裤子——我认为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男人。

他将我带到一个饮料摊上，给我要了一杯汽水，我就像喝着神酒一样，觉得无比受用。在那个时候，我所能想象到的，从那装饰精巧的铜制器皿流出来、充满泡沫的仙酿，满是美好的华丽色彩，任何我所见过的东西都无法与之匹敌。好几次我路过那个地方，看见那个站在汽水摊旁的老妇人，我都会挂念那位亲爱的水手，不知他现在怎样了。我曾经努力和他联系，看他是否正安享晚年，也许我能尽些微薄之力，让他在垂暮之年享受乐趣。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当我认为完美的汤姆·鲍林唱起那首动听的老歌时，我在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充满男性魅力”的我亲爱的老朋友巴里曼。只可惜，在此前他已步入西天极乐世界。然而，他在那次航行中给我的照顾和友爱，使得一个孩子成为他忠实的朋友和仰慕者。

在纽约，我们只认识斯隆夫妇——著名的斯隆三兄弟（约翰、威利、亨利）的父母，斯隆夫人（尤菲米娅·道格拉斯）是我母亲儿时在丹佛姆林的朋友。斯隆先生曾和我父亲一起当过织布工。我们去拜访他们，并且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威利于1900年从我手里买下了纽约我家宅子对面的一块地，送给两个已婚的女儿，这样使得我们的第三代成为好伙伴，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这真是无上的乐事。

纽约的移民代理人劝说我的父亲通过伊利运河，经布法罗和伊利湖到克利夫兰，再由运河到毕佛——这段路程持续了3个星期。而如今坐火车只需10个小时便已足够。但那时还没有火车通往匹兹堡，或者任何一个西部的城市。伊利铁路正在建设中，一路上，我们看到成群的人在上面劳动。年轻永远都不会犯错，当我回首当年乘坐在运河上的船上的3个星期，只有单纯的快乐。所有不愉快的事情都早已在我的记忆中淡去，只是除了在布法罗的那个晚上，我们被迫停在趸船上，等候那条要带我们经俄亥俄去匹兹堡的汽船。这正是我们第一次领教了蚊子的凶猛。母亲脸上被叮得如此严重，以致在第二天早上难以看东西了。我们的样子都很可怕，我已经记不起那晚的蚊灾是不是使我睡得不香。我一向都睡得着，从不知道什么“恐怖的夜晚，地狱里的孩子”。

我们在匹兹堡的朋友一直在焦虑地等待着我们的消息，他们热情而且富有爱心的欢迎使得我们忘记了所有的艰难。我们跟他们一起在阿尔勒格尼住了下来。霍根姨父的一个兄弟在贝利卡街尾开了一间织布店，有两层楼，楼上有两个房间，我们就在那里安家住了下来（不需要交房租，因为它的主人是我的艾特肯姨妈），姨父的兄弟很快就不干织布的活了，我的父亲便接替他，开始织台布。他不只是织台布，到后来，他像商人一样走街串巷去推销，因为找不到批发商大批量订货。没办法他只好挨家挨户地自己去推销，收入十分微薄。

像往常一样，母亲又挺身而出——没什么可以阻止她的。在她还小的时候，她就从她的父亲那里学会了怎样给鞋子镶边，以此赚些零花钱。如今，她的这一技艺可以为家庭的收入服务了。菲普斯先生是我的朋友和合作者亨利·菲普斯先生的父亲，他跟我外公一样，也是一个鞋厂主，并且他还是我们在阿勒根尼时的邻居。母亲就从他的手里接活，另外她还要做家务——当然，我们家是没有仆人的——母亲，她是个伟大的妇女，她每个星期能挣到4美元。她常常工作到深夜。白天或晚上若有空闲，暂时没什么家务的话，她便让弟弟坐在她的腿上，帮她把线穿进针眼里，再把线打上蜡。如同曾经对我一样，她会给他背诵苏格兰诗歌中的精华部分——她似乎已经把这些深深地记在了心里。有时她也会给他讲故事，每一个都寓意深刻。

这就是诚实正直的穷孩子比富家子最有优势的地方。护士、厨师、女家庭教师、老师、圣徒，母亲集这一切于一身。而父亲是榜样、向导、顾问和朋友！我和弟弟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与我们的这种遗产相比，百万富翁或者贵族的孩子所继承的东西又何足道哉？

我的妈妈总是很忙碌，然而，不管活多么繁重，都不会妨碍她在邻居们碰到困难时给予建议和帮助，邻居们很快就认识到了她的和善与智慧。很多人告诉我，母亲为他们做了什么。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管我们住到哪里，事情都是如此。带着难题，穷人或者富人来找妈妈询问好的建议。不管她走到哪儿，她都能在邻居中显出她的卓尔不群。[1]诺瓦尔和格雷纳温，苏格兰戏剧家约翰·霍姆的悲剧《道格拉斯》中的主要人物。[2]罗德里克·度和詹姆士·费茨詹姆士，苏格兰小说家和诗人沃尔特·司各特的叙事长诗《湖上女人》中的主要人物。[3]查宁·爱德华（1856—1931年），美国历史学家，主要著作为《美国历史》（6卷，1905—1925年）。最后一卷描写美国内战，获普利策奖（1926年）。

第3章　我在匹兹堡的工作

霍格姨父的那个兄弟经常问我父母有意让我干点什么，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我所见过的最为可悲的一幕，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幕。霍格姨父怀着世界上最善良的本意，向母亲说，我善于学习，是个聪明的孩子。如果让我提着篮子装上些小玩意儿，到码头周围去叫卖，他相信我一定能赚不少钱。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一个被激怒了的女人是什么样子。母亲当时正做着针线活，她猛地站起来，伸开双手，在他面前挥舞着。“什么？让我儿子去做小贩，混迹于码头上那些粗野的人中间吗？那我干脆把他扔到阿尔勒格尼河算了！你走！”她吼着，指着门口。霍格姨父走了。

她站在那里，像一个悲剧中的女王，然后她禁不住伤心地掉下了眼泪，啜泣起来。但她并没哭多久，然后把她的两个孩子揽入怀里，告诉我们说，不要介意她的失态。在世界上，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如果我们只做正确的事，我们会成为受人尊敬的、有用的男子汉。海伦·玛格丽特在写给奥斯巴尔迪斯通的回信中，威胁说要将她的战俘“碎尸万段，有如格子呢上的图案”。但是导致母亲发火的原因是不同的，并不是因为做小贩是简单的劳动，她总是教育我们说懒惰是可耻的。而是因为，在她眼里，做小贩有点儿无业游民的性质，不怎么光彩。是的，母亲宁愿一手搂着一个孩子，与他们一起死去，也不要让他们在这么小的年纪就与低俗为伍。

当我回顾早年的奋斗，可以这样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家庭可以更令人自豪的了。那种对荣誉、独立、自尊的热烈期望遍及家中的每一个角落。沃尔特·司各特说伯恩斯在全人类中最独具慧眼，我要说，我的母亲也同样如此，正像伯恩斯说的：她的眼睛即使看着空洞的空间，依然透着对荣誉的热烈渴望。

那英雄的、伟岸的灵魂远离了一切的低俗、自私、欺诈、多变、下流和空谈。我的父亲也是自然的贵族之一——为一切所钟爱的圣徒。有这样的父母，我和汤姆没法不在成长中培养起高尚的品格。

在这件事情之后不久，父亲发现他有必要放弃他的手摇纺纱机，而进入布莱克斯多克先生的棉纺厂。布莱克斯多克先生是住在阿尔勒格尼的一个苏格兰老人。他还在工厂里为我谋到了一个绕线工的岗位，于是，我就在那里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每个礼拜可以有1美元20美分的收入。这是一段艰苦的生活，冬天里，父亲和我摸黑起床，匆匆吃完早饭，要在天亮之前赶到工厂。而且，中间只有一小段午饭的时间，黄昏之后还得继续干活。我感到压力重大，从工作中也得不到什么乐趣。但是乌云总是镶着一道银边，因为这让我感觉到我为我的世界——我们的家庭作了些贡献。迄今，我已经赚了亿万的钱，但这些钱所带给我的快乐，都远不及我工作第一个礼拜所赚到的1美元20美分。我已经是一个对家庭有用的人，是能赚到面包的人了，不再是父母的负担了。我又经常听到父亲用甜美的声音唱着“小船一排排”，我还经常想着要实现歌词最后几行所描述的内容：当阿莱卡、乔克还有吉奈特，早早地从床上爬起，驾着船排捕雀鳝，我们也关心丽琴。

我将要辞去我的小手艺了。在这里，我必须说明的是阿莱卡、乔克还有吉奈特是首先接受教育的。苏格兰是世界上第一个要求父母对他们的孩子进行教育的国家，不管他们的地位高贵或者卑微；苏格兰也是最先建立教区公共学校的国家。

不久，约翰·海先生——阿尔勒格尼的一个苏格兰线轴制造商，需要一个男孩。他来问我是否愿意去他那儿干。我答应了，在他那里，我每个星期可以赚2美元，但最开始的时候，这里让我比在工厂更感到厌烦。我要在线轴厂的地下室里操作一台蒸汽机，烧锅炉，这有点儿太难为我了。每一个晚上，我坐在床上，摆弄着气压计。我害怕有时候蒸汽压力太低，上面的工人会抱怨动力不足，又怕有时蒸汽压力太高导致锅炉爆炸。

出于自尊，这一切都瞒着父母。他们也有自己的麻烦，有要操心的事。我必须忍受这些苦楚，表现得像个男子汉一样。我的期望值很高，每天都盼着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坚持，它一定会来到。另外，在那些日子里，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地问自己，如果是华莱士，他会怎么做？一个苏格兰男人应该怎么做？我确信一点，他永远都不会放弃。

有一天，机会来了。约翰·海先生要起草几份布告，可是他没有文员，自己也不擅长书写。他问我会哪几种字体，并且给了我一些书写的活儿。结果很让他满意，此后，他便让我给他做布告和报表之类，认为我很合适。他很快就发现我对算术也很擅长，让我干其他的事情会更加符合他的利益。不仅如此，我相信这位可爱的老人对我这个白头发的男孩印象很好，他心肠很好，有时这个苏格兰人很愿意把我从蒸汽机旁解放出来。对我来说，工作不是那么让人厌烦了，但一件事情除外。

我现在的工作是把新生产出来的线轴放到油缸中清洗。所幸的是，这项工作有一个单独的工作间，只有我独自一人在那儿干活。可是不管下多大的决心、对我自身的弱点感到多么愤怒，都不能使我的胃不再翻江倒海地难受。我想努力克服由于油的气味所引起的恶心，但我始终做不到。这时，华莱士和布鲁斯被证明有多重要了。不过如果我牺牲掉我的早餐或是午饭，在吃晚饭的时候，我会有更好的胃口，因为我完成了当天的份额。华莱士和布鲁斯的真正的信徒是永远不会放弃的，否则，他宁愿死亡。

和棉纺厂相比，我在约翰·海先生处的工作要优越了不少，而且在那里我还结识了不少对我很友善的雇主。约翰·S海先生使用单条目记账法做账，我可以帮他打理这些事情。但我听说大公司记账都采用复条目记账法。我和我的同事约翰·菲普斯、托马斯·N.米勒、威廉·考利经过讨论，决定冬天时去夜校充电，学习那更加庞大的记账体系。于是，我们四个上了一家匹兹堡的夜校，学会了复条目记账法。

1850年年初的一个晚上，在我下班回到家的时候，得知大卫·布鲁克斯——电报公司的经理，曾问霍格姨父是否认识什么好男孩可以做信差。布鲁克斯和霍格姨父都是跳棋迷，他们是在下棋的时候提出这个对我来说意义非常的问题的。此类琐碎的小事常常产生意义最为重大的结果，一个词、一个眼神、一个腔调，不仅能影响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候甚至还能影响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他是一个有胆识的人，把什么事都视为小事。当有人劝他，少干点无聊的琐事吧。他说可以啊——如果有人能告诉他，什么算是小事。年轻人应该记住，上帝最好的馈赠往往就隐藏在小事之中。

姨父提到了我的名字，说他可以问问我是否愿意做这个工作。我记得很清楚，我家还特意为此召开了家庭会议。当然，我欣喜若狂。恐怕没有哪一只笼中鸟比我更加渴望自由了。母亲很赞成，但父亲却有点儿不大同意。他说，这个工作我可能干不了，我年纪太小，身体也太单薄。每周2.5美元的薪水就证明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加壮实的小伙子。我有可能在深夜被叫起来送一份电报去乡下，还可能会遇到危险。总之，我的父亲认为我最好还是待在原地工作。可后来他又撤回了他的反对意见，允许我去试一试。我相信他找过海先生商量。海先生认为这对我是个发展的机会，还说，尽管我的离去会给他带来不便，但他仍建议我去试一下，他还好心地说，万一我不能被录用，我还可以再回他这儿，干我的旧工作。

就这样决定了，我得过河去匹兹堡拜访布鲁克斯先生，父亲希望和我同去，最后定下来，他送我到电报公司，公司在佛斯和伍德街交叉的地方。那天早上阳光明媚，这是一个好兆头。我和父亲从阿尔勒格尼走到匹兹堡，距我家大概两英里的路程。到门口的时候，我让父亲在门外等我。我坚持自己单独上楼去见那个大人物，面对我自己的命运。这是我有意安排的，也许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我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美国人了。刚开始，孩子们总是叫我：“苏格兰佬！苏格兰佬！”而我会回答说：“是的，我是苏格兰人，并且引以为傲。”但在说话时，浓重的苏格兰口音被我改掉，只留下一点点痕迹了。因此，我想如果单独去见布鲁克斯先生，我会比我好心的苏格兰老爸在场表现得更好，因为他看到我的样子可能会发笑。

我穿的是我唯一的一件白色的亚麻衬衫，我常常只在安息日的时候才郑重其事地穿上。外面是蓝色紧身外套和一整套在星期天才穿的行头。那时，在我进入电报公司后的几个星期之内，我都只有一件夏天穿的亚麻布衣服。每个周六晚上，不管那天我是否要值夜班，可能到深夜才能回家。母亲都会等着将我的衣服洗干净，然后熨干，好让我在安息日的早上，能够干干净净地穿上它们。为了在这个西方世界赢得十足的空间，这个女英雄无所不能。父亲在工厂里的长时间劳动使他筋疲力尽，但是他也像一个英雄般坚强，从不忘记鼓励我。

面试很成功。我很小心地解释说我不熟悉匹兹堡，也不够强壮，可能不会被录取，但是我想接受考验。他问我多快可以过来工作，我回答说，如果需要我当时就可以留下来。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想我的回答也许值得引起年轻人的思考。如果不抓住机会，那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他给我提供了一个岗位，但是有些意外的事情还可能会发生，有些其他的男孩也许正在寻求获得这一机会。既然来了，我就决定留在那里，只要我能。布鲁克斯先生非常和善地叫过另外的一个男孩，让他带我四处看看，我是新来的。他让我跟他走并且学习业务。很快地我找到机会跑去街角，告诉爸爸说一切都很顺利，并且让他回家告诉妈妈说我已经得到了这份工作。

这就是我在1850年如何开始我人生起点的经过。曾经在黑暗的地下室，我操作着一台蒸汽机，为了每个礼拜的2美元辛勤劳动，全身沾满煤污，生活没有一丝可以得到提升的迹象。而现在，我一下子进入了天堂——是的，对我来说，这就是天堂。这里有报纸、钢笔、铅笔，还有照耀着我的阳光。我发现自己所知太少了，要学的东西很多，而且基本上，我每一分钟都能学到新的东西。我感觉我的脚下正是一架梯子，我一定要爬上去。

我只有一点儿担心，那就是我还怕自己学得不够快，不能够记住电报需传送到的众多的不同商家的地址。所以，我开始沿着街道的一边逐个地记录这些房子的招牌，再沿着另一边返回，这样，我就可以把这条街上所有商家的招牌从头至尾记下来。到了晚上，我就依次念这些商家的名字，以此来练习记忆。没过多久，就算闭着眼睛，我也能把这整条街上商号的名字从头至尾按顺序背下来（从街的这边开始，再从街的另一边回来）。

接下来的一步是要认识人，因为如果认识了每家商号中的成员或是雇员，这对信差来说将是一个极大的便利，往往还可以省下不少的路程。他很可能会碰上一个人，就是他要送信去的那个办公室的。在送信的孩子们中间，这可以算作一个不小的胜利。此外，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大多数人都挺和气），在街上收到信或者受托转交，通常忘不了对这个孩子赞赏一番，这对信差自己来说，也会产生一种成就感。

1850年的匹兹堡和它今天的样子存在着很大的差别。1845年4月10日的那场大火差点儿毁灭掉这个城市的整个商业区，那时还没有恢复过来。此地的房屋大部分是木质结构，仅有少数部分是砖砌的，能防火的完全没有。算上周围地区，匹兹堡的总人口数也不过4000。商业区也还没有延伸到第5大道。当时的第5大道是条非常冷清的街道，只有稀稀拉拉的一些商家，大片的空地夹杂其间。我记得如今的第5区的心脏地带在当年有一个池塘，我还曾在上面滑冰。我们的联合钢铁公司后来就在那个位置，许多年后，那儿成了一片卷心菜地。

罗宾逊将军，我曾给他送过很多电报，他是在俄亥俄河西部出生的第一个白人小孩。我看到第一条电报线路延伸到这个城市的东部，接着，在后来的某一天，我又看到了第一个火车头，这是为俄亥俄——宾夕法尼亚铁路所准备的，从费城通过运河运来，卸在阿尔勒格尼的码头，那儿没有铁路直接通往东部。旅客们都经运河坐船到阿尔勒格尼山脚下，从那里他们可以坐火车到霍利德斯伯格，中间有30英里的路程，然后再通过运河到达哥伦比亚，再坐火车走81英里去费城——走完这一趟得花3天时间。

因为已经建立起了日常交通，那时候，在匹兹堡最重大的事情是辛辛那提来的蒸汽包裹的发出和抵达。由于它是从天然河流到运河之间的枢纽，促进东西之间的货物流通便构成了这个城市商业极重要的内容。有个钢厂开始运转起来，但是一吨生炼金属也未生产出来，而且在几年以后，它也没能轧出一吨钢。由于能源短缺，生炼金属加工一开始遭遇到了彻底的失败。尽管世界上最好的炼焦煤就沉积在离它几英里远的地方，但人们从来没有想过把焦炭拿来冶炼铁矿石；天然气矿藏也千万年来一直埋藏在这座城市的地下，没有得到开采。

那时候，镇上的“信件传递员”还不到6个。然而没过几年，甚至有人开始尝试给马车夫介绍侍从了。等到1861年，《匹兹堡年报》上所记载的最值得关注的金融事件是，伐尼斯托克先生从其商业中撤出174000美元的巨额资本，利息由他的合伙人支付。174000美元，在那时看起来这是一笔天文数字，而现在却又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啊！

我的信使工作使我很快结识了城里的几个大人物。匹兹堡的律师业很不一般，维尔金斯法官是这行的领袖，还有迈克·坎德里斯法官、马可可鲁法官、查里斯·谢尔，以及后来成为陆军部长的埃德翁·M.斯坦顿（林肯的左膀右臂），我都很熟悉。尤其是斯坦顿，因为他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注意我了。那些在商界中成功的卓越者：托马斯·M.豪、詹姆士·帕克、G.G.霍塞、本雅明·F.琼斯、威廉·斯瓦、约翰·查里范特、海润上校，他们都是被我这个信差男孩视为榜样的大人物，他们的生活也证明，他们都是不赖的榜样（唉，只可惜在1906年我校对这段话的时候，他们均已先后死去）。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当电报信差的经历都是愉快的。而且就是在这期间，我奠定了和几个亲密朋友的友谊基础。资格较老的信差被提升到别的岗位上去了，因此需要一个新人，于是来了大卫·麦卡戈——他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阿尔勒格尼山谷铁路的主管。我俩搭档，负责东线的信件传送；而其他的两个男孩负责西线。于是，东边和西边的两个电报公司便分离开了，尽管还在同一幢建筑里面。大卫和我很快成了死党，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纽带——他也是苏格兰人。虽然他出生于美国，但他的父亲——甚至在口音上——却是一个地道的苏格兰人，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大卫到来后不久，我们的团队需要增加到3个人，这一次，公司向我咨询是否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找来了我的好友罗伯特·皮特恩科——日后接替我出任宾夕法尼亚铁路在匹兹堡的主管和总代理。罗伯特就像我一样，不但是苏格兰的后裔，还出生在苏格兰。大卫、鲍勃和“安迪”，成了匹兹堡东线电报信息传送的苏格兰男孩3人组。挣的薪水在当时很可观——每周2.5美元。每天早晨，打扫办公室是我们的例行公事，我们3人轮流着干，可以看出，我们都是从底层干起的。奥利弗兄弟公司的头儿H.W.奥利弗，还有城市的法律顾问M.C.莫兰德，他们随后参军，以同样的方式起步。在生活的竞争中，努力奋斗的年轻人不必害怕富家子弟、他们的外甥或者侄子。让他们看看那些从打扫办公室开始起步的“黑马”吧。

那个时代当一个信差有很多乐趣，有时候因为及时送达了信件，会从水果批发店得到一整袋苹果。面包铺和糖果店也经常会给信差糖果糕点，他们说话幽默，对信差的及时表示赞赏，也许还会让他带个信回办公室。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工作能比这更容易让一个孩子受到关注，而这又是一个真正聪明的孩子得以晋升所必需的——有智慧的大人物总是在寻觅聪明孩子。

如果超过了一定的距离，我们被允许可以多收10美分，这笔额外收入让我们极为兴奋。可以想到，这种“10美分信件”为每个人所重视，至于由谁去送，我们之间还常常为此发生争执。有时候，有些孩子不按次序，抢着去送“10美分信件”。这就是在我们中间引起严重矛盾的唯一原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提议把这种信件合在一起，到每个周末再平均分钱。我被推举为“出纳”。和平和欢笑成为此后的主旋律。这种将额外收入集中处理进行再分配的行为，是一种真正的合作。这是我在财务管理上所作的第一个尝试。

对于分到的钱，孩子们认为他们有自由支配的绝对权利。毗邻的糖果铺还给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立了户头。这些账户有时候会大大地透支。这时，“出纳”便要正式地通知店主，我不会为那些既饿又馋嘴的孩子们所欠的债负责。罗伯特·皮特克恩是所有人中反对最激烈的一个，很明显他不光长着一颗糖牙，他所有的牙齿都具有此种性质。有一天，他向我掏了心窝，说他肚子里养了一些东西，如果不用糖来喂它们，那些家伙就会撕咬他的内脏。

第4章　安德森上校和书籍

詹姆士·安德森上校——写下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在为他祝福——宣布他可以把他图书馆中的400多本藏书向孩子们开放，这样的话，每人在周六下午都可以从这里借书带走，第2个周六再换。我的朋友托马斯·N.米勒提醒我说，安德森上校的书主要是开放给“劳动[1]男孩”的。接着问题来了，像信差、店员，还有其他一些并非靠双手做苦工的孩子，有没有权利去借书呢？我给《匹兹堡快报》写了一封短信，强烈要求我们不应该被排除在外，虽然我们现在做的并非苦工，但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曾经干过，我们也是真正的“劳动男孩”。这是我与媒体的第一次接触。亲爱的安德森上校很快就扩大了借阅范围，因此，我作为媒体撰稿人的第一次露面是成功的。

我的好朋友，汤姆·米勒，是核心集团成员之一，他就住在安德森上校家附近。米勒将我介绍给他，就这样，仿佛是地牢的墙上开了一扇窗户，知识的阳光从那里透射进来，照耀着我。我把书随身带着，抓住上班时间的每一点空闲努力读书，尽管每天工作辛劳，值班时长夜漫漫，但我的心却被书所照亮。每当想起周末又能借到新书，随后的日子就变得无限光明。就这样，我渐渐熟悉了麦考利的散文和历史著作；对班克罗夫的《美利坚合众国史》，我学得比其他任何书都要用心；我对兰姆的文章情有独钟；但在那个时候，除了几篇选入学校教材中的作品，我对大文豪莎士比亚还知之甚少，我对他的兴趣是在不久之后从匹兹堡的老剧院开始的。

约翰·菲普斯、詹姆斯·R.维尔森、托马斯·N.米勒、威廉·考利——我们公司的成员——他们与我一起分享安德森上校图书馆中宝贵的特权。那些在其他地方我根本不可能借到的图书，由于他的慷慨大度，而为我饱览。他给了我对文学的品位和鉴赏力，而这些，即便是人们敛集了百万资财，我也不愿与之交换。没有了文学，生活将会是不可忍受的。在让我和我的伙伴们远离低俗、坏习惯这方面，我的好上校功不可没，没什么能与之相比。后来，当运气再次冲我微笑时，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钻石广场上的大厅和图书馆前，为我的恩人立了一座纪念碑。我将它送给阿里格尼，并题字如下：詹姆士·安德森上校，宾夕法尼亚西部免费图书馆的建立者。他将自己的图书馆向工作的孩子们开放，而在每个周六下午亲自担任图书管理员。他不仅把他的书籍，也把他自己献给了这一高尚的事业。作为受益者之一，建立这座纪念碑的目的是要感激并且纪念安德森上校，他将知识的宝库向我们开放，年轻人将因此而提升自己的想象力。

对于他所为我和我的伙伴们所做的那些，我们深怀感激，建立纪念碑只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礼物，是我们感激之情的微弱表达。根据我早年的生活经历，我认为，金钱应该用来帮助那些天资聪颖，品格优秀，并且有能力、有决心发展自己的孩子，使他们获益，健康成长。没有什么比在一个社区内建立一座公共图书馆，并把它作为一个市政机构加以支持，更能体现金钱的价值了。我相信我有心捐助的那些图书馆，在将来会证明我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孩子们允许进入这些图书馆中学习，如果在每个图书馆都有一个孩子，他所获得的收益，有我从安德森上校的400本名著那所得收益的一半，我就会认为这些图书馆不是白建的。“随着整棵树的倾斜，嫩枝因而弯曲。”书籍中所包含的世界宝藏，在一个正确的时间向我开放了。图书馆最重要的好处是它从无所求，但也从不主动给予。如果想获得知识，青年必须自己努力，无一例外。许多年后，我满怀喜悦地发现，在丹佛姆林时，有5位织布工将他们的书集中起来，开办了镇上第一个流动图书馆，而我的父亲，便是其中之一。

那个图书馆的历史很有趣，它搬来搬去，不下7次。第一次搬家的时候，5个创办者用各自的围裙和两个煤斗，把书从手摇纺织机店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由于父亲是当地第一个图书馆的创始人之一，而我又有幸成为迄今为止的最后一个，这自然成为我的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我在作公开演讲时，我常常说，我是一个曾创办图书馆的织布工的后代，我还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出身值得我与之交换。我无意中追随父亲的脚步开办了图书馆——我不禁要说，冥冥中自有天意——这对我也是一种强烈的自豪之源。像这样的父亲是应该作为榜样追随的——我所知道的最为甜美、纯洁和和蔼的自然天性之一。

我曾说过，是剧院最先促使我爱上了莎士比亚。在我还是信息传递员的时候，老匹兹堡剧院在福斯特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在当地享有声誉。福斯特先生收发电报都是免费的，作为回报，电报操作员可以免费看戏，信差在某种程度上也享有这种特权。有时候，下午收到了给福斯特先生的电报，我们会留在晚上送去。在剧院门口，我们羞涩地提出请求，可否让我们悄悄地溜到楼上的第二排——这种请求一般不会遭到拒绝。孩子们轮流去送信，这样每人都可以得到那令人垂涎的机会。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渐渐熟悉了那绿色幕布后面的世界。上演的一半都是场面很壮观的剧目，没有多少文学价值，但正好吸引一个15岁年轻人的眼球。在以前，我不仅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事物，甚至就是这类东西我都没有见过。我从来没有进过剧院或是音乐厅，任何形式的大众娱乐都没有见过。大卫、海睿·奥立弗和鲍勃也是如此。我们被那舞台深深吸引住了，每次去剧院的机会，我们都不会放弃。

当“狂风”亚当斯——当时最著名的悲剧演员之一——开始在匹兹堡上演一系列莎士比亚的剧目时，我对戏剧的品位开始发生了变化。从那以后，莎士比亚成了我的全部，我对其他的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了。我好像很容易就能记住他的台词。以前我从不知道，语言具有如此的魔力，其节奏和旋律就像在我的体内找到了一个栖息之所，与我融为一体，一有召唤，马上就会现身。这是一种新的语言，而我之所以能对它作出正确评价则要归功于舞台上的生动演出，因为，直到我看了《麦克白》的演出，我对莎士比亚的兴趣才腾腾而起，而在此之前我没有读过剧本。

很久以后，我通过《罗英格林》了解了瓦格纳，我在纽约音乐学院被《罗英格林》的序曲所陶醉，听了之后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而我当时对瓦格纳还所知不多，这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他确实有别于前人——像莎士比亚一样，他是一个新的朋友，一架新的促使自己向上攀登的阶梯。在这里，我要谈论一下属于那个年代的另外一件事情。阿尔勒格尼有一些人——也许总共还不到100人——加入了“斯维登伯格教会”，美国的亲戚在里面就非常地活跃。父亲在离开了长老会之后参加了这个教派，当然，我被带了进去。然而，母亲对此丝毫不感兴趣。尽管对各种形式的宗教都表示敬意，并且不主张宗教信仰争端，但她保有自己的想法。她的立场可以用孔子那句著名的格言来描述，其大意是：谨守本分，勿扰他人，为上智。

她鼓励自己的孩子参加教会和主日学校。但是不难看出，她对斯维登伯格的教义以及许多新约和旧约的内容并不相信，她认为这些不具备神的本原价值，不能作为生活的权威性指导而被接受。我对斯维登伯格的神秘教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虔诚的艾特肯姨妈对我解释“精神感觉”的能力大加赞赏。这位可爱的老妇人热切地盼望着我有一天会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盏明灯，我知道，有时候正如她所想象的，我成了她所谓的“语言的传道者”。

当我对人为的宗教理论越来越疏远之后，她的这些希望也慢慢地变淡了。我是她的第一个外甥，在苏格兰还曾将我抱在膝上，哄我，逗我玩，姨妈对我的兴趣和疼爱是永远也不会减弱的。她曾希望我的表兄利安得·莫里森能够通过信仰斯维登伯格教的神启而得救，然而很可惜，他后来加入了浸安会并且受洗，这件事情让姨妈非常失望，为之而忧伤。尽管她应该记得她的父亲有着相同的经历，还经常在爱丁堡为浸安会传教，但这对福音传道者来说也无能为力。

利安得在受洗后接受了浸安会的教义，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兴奋和热忱。斯维登伯格教展示了通往新耶路撒冷的路口，他发现，由于他在这一路口前的后退，使得他的舅舅——斯维登伯格教最先的信徒之一，认为他使得其家庭记录蒙羞，他开始恳求道：“你为何要对我这么刻薄呢？舅舅。没错，浸安会不比任何的好，但看看安迪吧，他没加入任何教派，可你也没有责备过他。”

很快，他就得到了答复：“安迪，噢，安迪，他一丝不挂，但是你，却穿着破衣烂衫。”

在宗教信仰上，他不再和亲爱的艾特肯姨妈一致。而我可能也发生了改变，变得和信仰无涉，不再信仰任何一个教派，但是利安得选择了一个非新耶路撒冷的教会派别。

我对音乐品好的培养与斯维登伯格教会有着紧密的联系。教会赞美诗的附录是宗教清唱剧的选段，我对它们有着本能的喜爱，尽管我的嗓音不是那么尽如人意，我的声调也有待提高，但我却依然是唱诗班练习时的忠实参与者。指挥科森先生经常会原谅我在合唱时发出的不和谐音，我有理由相信，他是被我的热情所感染了。后来，我对宗教清唱剧已经有了完全的了解，这个时候，我很欣喜地发现，当我还是一无所知的少年时，我最喜爱的好些段落，在音乐圈里被认为是汉德尔音乐作品的精华。所以，我的音乐教育的起点，得追溯到匹兹堡斯维登伯格教会的小型唱诗班。

父亲总是把苏格兰本土吟游诗歌中的杰出之作，当做歌曲来演唱。我不应该忘记这些，我爱好音乐的基础便奠定于此。不管是对歌词还是曲调，对那些苏格兰老歌，我极少有不熟悉的。要达到贝多芬和瓦格纳的高度，民歌也许是最好的基础。父亲是我所见过的声音最为甜美、最富感染力的歌手，我很有可能继承了他对音乐和歌曲的热爱，尽管没有他那样的好嗓子。孔子的感叹常常在我耳旁响起：乐者，神之语也，闻其召之，则来。

在这同一时期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它显示了父母的宽宏大量。作为信差，除了在暑期有两个礼拜的空余时间之外，我是没有节假日的。而在这两个礼拜，我会和表兄弟们去东利物浦和俄亥俄的河里划船。我喜欢滑冰，就在这个冬天，我家对面的那条河冻得结结实实，冰况极好。当我周六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问题便产生了。我问父母，能不能在次日早起，趁着去教堂做礼拜之前的工夫划一会儿冰。对一般的苏格兰父母来说，没有什么问题比这更为严肃的了。我妈妈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很明确，认为既然如此，应该让我爱滑多久就滑多久。父亲也认为我可以去滑冰，这无可厚非，但他希望我能及时回来，好跟他去教堂。

我估计在今天的美国，1000个家庭中有999个会作出这样的决定，也许在英格兰的家庭中也是如此，但在苏格兰却不可能。今天人们会认为安息日的所有意义都是为了男人，和那些有意向公众开放美术馆和博物馆的人。他们认为安息日这一天就是为人们的休息娱乐而安排的，而不是去教堂做祈祷，为绝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罪过忏悔。他们的想法并不比我父母在40年前进步多少，父母超越了那个年代的传统理念，在安息日去散散步，或者读些非宗教的书，这在当时是不被认可的。[1]劳动男孩，英文是working boy，图书管理员按照所分派的专栏来制定规则。他所宣称的，其含义是“劳动男孩应该有自己的职业”，卡内基在其反驳中写道：“劳动者，却没有职业。”接着，一两天之后，规则上的条款改为：“没有职业的劳动男孩，请来这个办公室。”（大卫·赫玛·贝茨，《世纪杂志》，1908年7月）

第5章　在电报公司的成长

对我来说，这是一项令人厌烦的工作。在那个时候，因为我无须做分内之事，这遭到了其他信差的嫉恨，因此在其他信差中我不甚受欢迎。我还被指责为吝啬、小气。我从不乱花因送远程信件而赚得的额外的那10美分，但是他们不知道原因。我必须尽可能地节省下每一便士，因为我家里需要。我的父母明辨事理，对我的行为，他们从来不加以阻碍和拒绝。家里有3个劳力——父亲、母亲和我自己，每人每周能赚多少钱，我一清二楚，我也知道所有的开销。我们把个人赚得的钱都放在一起，商议给家里添置一些缺少的家具和衣物，每添一件小东西都能使我们快乐不已。从来没有一个家庭能像我们这样团结。

一天天地，母亲每节约下一个半美元的银币，她都把它们仔细地收藏到一个长筒袜里，直到攒够了200个。在那时，我便用汇票将20元英镑寄给慷慨借钱给我们的汉德森夫人。那天我们欢呼雀跃，以示庆祝，卡内基家终于不再债务缠身了。噢，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一天啊！金钱上的债务是偿还清了，但人情债，对帮助我们的人的感激，却是无法还清的。汉德森夫人至今依然健在，在我回丹佛姆林的时候，我去她家拜访，犹如造访一座圣殿。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她是永远不会被我忘怀的（当我读到这些写于几年前的字句时，我哽咽了：“走了，和其他人一起走了。”安息吧，亲爱的、母亲的高贵朋友）。

我的信差生涯中，有一件事一下子把我带进了九重天外。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周六的晚上，格拉斯上校给孩子支付当月的薪水。我们在柜台前站成一排，格拉斯先生按顺序发工资给每一个人。我在队伍中打头，当格拉斯先生拿出第一份11美元25美分，我伸手去拿，然而让我奇怪的是，他绕过我，付给了下一个男孩。我想他肯定是弄错了，因为直到现在我都是头一个领工资的。可是接下来，他只按顺序给其他人工资。我的心沉了下来，似乎受到了羞辱。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或者有什么没有做？我将被告知，这里已经没有我的工作了，我将让我的家庭蒙羞，那是我最无法忍受的痛楚了。当其他每个人都领到钱离开之后，格拉斯先生把我带到柜台后面，并对我说，我应该比其他孩子得到更多，他决定每个月付我13美元50美分。

我的脑袋一阵发晕，我怀疑我是不是听错了。他把钱点给我，我不知道我是否向他道了谢，我想好像没有。我拿着钱一下子跳出门去，蹦跳着一直到家，几乎没有停过。我清楚地记得，我跑着——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跳着从桥的这一头到桥的另一头，跨过了阿尔勒格尼河——是在马车道上，因为人行道太窄了。这是在星期六的晚上，我把11美元25美分交给了妈妈——家里的财务主管，而对装在我口袋中的剩下的2美元25美分不着一词——它们在当时对我来说，其价值超过了我现在所赚得的百万巨款。

汤姆是一个9岁的小男孩，他和我一起睡在阁楼上，等到上了床，我把这个秘密悄悄地告诉了我亲爱的弟弟。即便年幼，他还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起商量未来。那是第一次我向他描述将来，我们可以一起搏浪商海，我想，“卡内基兄弟公司”将会是一个伟大的公司，父亲和母亲将会有自己的马车。那时，我们似乎拥有了一切被认为是财富的东西，而这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值得奋斗追求的。有个苏格兰的老太太，她的女儿嫁给了伦敦的一个商人，她的女婿请她去伦敦住在他们附近，并向她保证说，她将“坐在自己的马车里”。她回答说：“我坐进马车又有什么好呢？我在斯拉斯堡的亲人再也见不到我了。”

在我们的计划中，不仅在匹兹堡可以见到父亲和母亲，而且他们还可以探望丹佛姆林——他们的老家。

星期天早晨，全家吃早饭的时候，我拿出了那额外的2美元25美分。这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甚至一开始他们还不能马上明白其含义，但很快他们就知道了。父亲的眼神充满着骄傲和疼爱，母亲眼睛被泪水湿润，闪闪发亮。这是他们的孩子的第一次成功，明确证明了他是值得被提拔的。后来我所获得的成功和各种各样的赞誉，从来都没有像这一次那样令我激动，我甚至想象不出还会有这样的一件事。这里是人间天堂，我整个的世界都被带进了满是喜悦的泪水之中。

因为每天早上都要打扫操作室，在操作员到来之前，孩子们便可以在电报机上练习。这又是一个新的机会，我很快就学会了用键钮来和其他接收站的孩子们交谈，他们和我有着相同的目的。当一个人学会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肯定会迫不及待地找机会去使用他所习得的东西。

有天早上，我听见呼叫匹兹堡的信号特别强烈，据我的猜测，这看起来好像是有人迫切希望联系。我大着胆子作了应答，让纸带走了起来。原来是费城要立刻给匹兹堡发一个“死亡通知”。我可以接收吗？我回复说，如果他们慢点发的话，我可以尝试一下。我成功地接收了这条信息，然后带着它跑了出去。我焦急地等待着布鲁克斯先生的到来，告诉他我都大着胆子做了些什么。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责怪我的鲁莽，而是对我的行为大加赞赏。他提醒我要小心，不要出错，然后便让我走了。不久以后，当操作员需要离开议会的时候，我经常被叫去照看一下仪器。就这样，我学会了发电报的技能。

这次我受益于一个非常懒惰的操作员，他特别喜欢让我去干他的活儿。那时，操作员要做的是从移动的纸带上获得信息，并且把它念给抄写员。但是，有传闻说西部有个人根据声音，通过耳朵就可以获得信息。在此驱动下，我开始练习这种新方法。公司的一个操作员——麦克琳先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掌握了这种办法，他的成功也给了我鼓励。我很轻松地就学会了这门新语言，容易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一天，当操作员不在时，我请求收一条信息，那个老抄写员对我的冒昧非常不满，拒绝为一个传递员抄写。我于是停掉了纸带，拿起笔和纸，开始用耳朵来接收信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当时的惊讶之态。他命令我把纸和笔还给他，从那以后，科特内·休斯和我之间再也没有什么问题了。他成了我忠诚的朋友和抄写员。

这件事结束之后不久，约瑟夫·泰勒——离匹兹堡30英里的格林斯堡的操作员要请两个礼拜的假，要布鲁克斯先生派一个人去顶他一下。布鲁克斯先生把我叫去并问我是否能够胜任此项工作，我立刻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好吧，”他说，“那我们把你送到那试一试。”

我是搭坐邮政马车去的，一路上也非常令人愉快。大卫·布鲁斯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苏格兰籍律师，我碰巧与他和他的妹妹同行。这是我第一次出行，也是我第一次欣赏这个国家的风光。我还第一次在酒吧就餐——在格林斯堡的旅馆。我觉得那里的饭菜特别好吃。

这是在1852年。格林斯堡附近正在为宾夕法尼亚铁路挖沟筑堤，早上，我常常散步到那里去看工作的进展，从没梦想过我会很快进入那家大公司，为此而工作。这是我在电报公司第一次担纲如此重要的职务，所以我一点儿也不敢擅离职守。一天晚上，夜已很深了，屋外雷电交加，我坐在办公室里，但不愿切断联系。我太过冒失，坐得离按键太近，一道闪电把我从凳子上打了下来，这差点儿毁了我的事业。从此，只要有暴风雨，我坐在办公室里就会格外的小心。我成功地完成了在格林斯堡的这个小任务，博得了上级的满意，因此在其他孩子看来，我是顶着光环回到匹兹堡的。很快我就被提拔了，詹姆[1]士·里德（他当时是公司在那条线上的总经理，是苏格兰人的另一个典范，后来他成了我的好朋友）发电报说公司需要一个新的操作员，布鲁克斯先生亲自向他推荐我来担任助理操作员一职。很快就收到了从路易斯维尔的答复，说既然布鲁克斯先生认为我值得信任，里德先生非常愿意提升“安迪”。结果是我成了一名操作员，每月拿25美元的巨额薪水——在我看来，这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我能从信差升到操作员，要归功于里德先生和布鲁克斯先生的栽培。那年我17岁，完成了我的学徒经历。我已经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不再是一个每天赚1美元的小孩了。

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电报公司的操作室是一个非常棒的学校。在那里，他必须用纸和笔，用作品和创作来做好工作。在那里，我对英国和欧洲的一点点知识帮了我的大忙，毫无疑问，知识永远都是有用的，有时候通过这种方式起作用，而有时候则是其他的不同的方式。那时候，外国新闻是通过莱斯角的线路接收的，接收那连续不断的“蒸汽机新闻”是最为荣耀的事情之一，我对它的热爱胜过任何其他的工作，很快，这项工作就心照不宣地分配给了我。

那时候，电报线路的状况很差，如果遇上了雷雨天气，很多内容就只能靠猜测。我有很强的猜测内容的能力，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自己把丢失的一两个单词补上，而不打断发报人，以此作为消遣。在收听外国新闻时，这并不是危险的行为，即便操作员大胆做了什么不适当的改动，那也没什么，他并不会因此卷入麻烦之中。我对国际事务的知识了解得越来越广泛，尤其是对英国的知识，如果有开头的一两个字母，我的猜测一般不会错。

匹兹堡的报纸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要派一个记者到电报公司来抄写新闻。不久后，所有的报纸共同委派一个人，这个人建议说，接收到的新闻应该被制成多个版本。后来我们之间达成这样的安排：我把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复印5份，而他将每个礼拜另外付我1美元。这是我第一次为媒体工作，当然，只有不多的一些收入。但这使我每个月的薪水变成了30美元，而且当时的每一块钱都很值钱。家里的积蓄渐渐增加，似乎成为百万富翁的将来已经拂晓初开。

另外一个对我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是和我5位可信赖的朋友一起加入了“韦伯斯特文学会”。我们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圈子，彼此关系密切。这对我们5个来说，都是一个进步。在此之前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型的辩论俱乐部——在菲普斯的父亲家聚会，而他手下的几个熟练的制鞋工人白天就在那干活。汤姆·米勒最近声称，我曾有一次对“司法机关是否应该由人民选举产生”这个问题，滔滔不绝地说了一个半小时。对此，我们还是姑且假设他犯了一个错误吧。“韦伯斯特”是当时城中最著名的俱乐部，它把我们吸收为会员，我们为此颇感自豪，因为我们只在皮匠的房间里作过准备。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会比参加这样的俱乐部更加有益于青年人的成长。我日后的辩论就从我在此所读的书本中受益匪浅，它使我的思路更加清晰、稳定。后来我能在众多观众面前保持冷静，毫无疑问应该归功于我在“韦伯斯特”的经历。那时候（现在也如此）我演讲的两条原则是：让你自己在观众面前轻松自如，轻松地跟他们交谈，而不是向他们作报告；尽量不要让自己成为另外一个人，按你自己的方式谈话，除非不能自持，千万不要过于夸张地“演讲”。

我终于成为了一名听声音就可以辨识信息的操作员，完全抛弃了打印纸条的方式。那时候只有极少数人掌握了此项技艺，为此很多人跑到公司来参观。当那场大洪水破坏了施托伊本维尔和惠林之间所有的电报联系，这便让我倍受关注。两个城市之间相距25英里，我被派往施托伊本维尔接下所有的业务，然后往返于东西方之间，每隔一小时或者两小时，在河中一艘小船上将信号发给惠林，回程时再带回来一批，发往东部。在一个多星期中，就通过这种方式，经过匹兹堡东西方之间的电报联系一直保持着。

在施托伊本维尔时，我得知父亲要到惠林和辛辛那提去卖他织出来的桌布。因此，我去登那条船，但是他一直到深夜才抵达。我下去接他，发现他因为想省钱，没有买船舱的票，而是一直坐在甲板上时，我记得当时我有多么感伤。我为这样好的一个人不得不吃这样的苦而愤愤不平，嘴上却宽慰说：“嗯，爸爸，很快你和妈妈就可以坐进自己的马车里了。”

我的父亲通常很内向、矜持、敏感，他也很少表扬人（典型的苏格兰性格），使得我不至于太飘飘然，但感动时，却不能自控。他这一次便是如此，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他用那种常见的眼神看着我，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慢慢地咕哝着说：“安德鲁，我为你骄傲！”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对于自己说了这么多似乎还有些不好意思。他向我道了晚安，并吩咐我赶紧回办公室，这时我才注意到，他不得不擦去眼角的泪水。他的那些话常在我的耳边响起，并且一年又一年地温暖着我的心。我们能够互相理解，苏格兰人是多么的矜持啊！他感受最深的地方却表达得最少。在他的心灵深处有一块圣地，谁要是侵犯了这块圣地，那他真是大逆不道。有时候，沉默比话语更能打动人。我的父亲是最可爱的人之一，为他的朋友和亲人所深爱着。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尽管不属于任何教派，也没有任何派别的宗教信仰，在这个世界上，他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但他完全有资格上天堂。尽管矜持不善言辞，但他生来善良。啊，在他西行归来之后不久就去世了，而我们刚刚可以给他一个较为悠闲而舒适的生活。

回到匹兹堡没过多久，我认识了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他是托马斯·A.司各特，对他在其领域中的表现，把他称为“天才”也丝毫不过分。他是作为宾夕法尼亚区铁路的主管来到匹兹堡的，他和上级之间频繁的电报联系是必须的，他的上司是罗姆贝特先生，在阿尔图纳的总裁。有几个晚上他来电报公司，而碰巧我是操作员。我认识他的一个助理，有一天我惊讶地听他告诉我，说司各特先生曾问他是否可以让我去做他的文书和电报操作员。这个年轻人告诉我他当时回答说：“这不可能，他现在已经是个操作员了。”

但是，当我听到这些，我立即说：“别这么快下结论，我可以为他效劳，我不想干一份仅仅窝在办公室里的工作，请你告诉他这些。”

其结果是，在1853年2月1日，我成为了司各特先生的文书和操作员，每月的薪水是35美元。工资从每月的25美元升到35美元，这是我所知的最大的涨幅了。公用电报线临时接进了司各特先生在火车站的办公室。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可以在不影响电报公司业务的时候使用这条线，直到铁路公司当时正在修建的电报线路完工为止。[1]“我喜欢这个男孩的神情，尽管他还很小，但不难看出他精神饱满，满是激情。他跟我在一起还不到一个月，便问我是否可以教他怎样发电报。我开始向他讲解，发现他学得很快，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詹姆士·D.里德，《美国的电报》，纽约，1879年）里德出生在丹佛姆林附近，40年后，在卡内基先生的帮助下，他被指名为美国驻丹佛姆林的领事。

第6章　进入铁路公司

而现在，我突然进入了粗人成群的公司，司各特先生和我临时在商店辟出一角作为办公地点，这里还同时是货运列车长、司闸员以及消防队员的调度指挥部。我们共用一间屋子，这完全不同于我所熟悉的世界。对此，我并不高兴。在这里，知识之树上的果实中美好和邪恶共生，我第一次不得不将它们都吃下去。不过，甜蜜和纯洁依然氤氲着我的家，粗俗和邪恶不得进入。那是我和我的伙伴们的天地，他们都是有教养的青年，努力提高自己的素养，成为受人尊敬的市民。对那些不合我天性以及跟我早期所受的教养格格不入的人和事，我是怀着一种厌恶的心情度过我的这一个时期的。和粗人在一起的经历也许对我有好处，因为这使我对抽烟和嚼烟草、对骂人和下流话感到厌恶，而且我还很幸运地一生保有这种厌恶。

我并不是说，我所提到的那些人是下贱的或者品行败坏。那时候，骂人、说脏话、抽烟和嚼烟草比现在普遍得多，和现在相比，也较少有不好的含义。修铁路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很多干河工的粗野之徒都为之吸引。但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是很不错的年轻人，想要谋得一份可靠的工作，成为受人尊敬的公民。我必须说的是他们中所有的人对我都很友善。许多人至今依然在世，我偶尔能得到他们的消息，并为之高兴。这种情况终于有了改变，后来司各特先生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我们两人共同使用。

很快，司各特先生就派我去阿尔图纳取每个月的工资清单和支票。当时，铁路还不能翻越阿尔勒格尼山，我只得爬山过去，这也使得这段路程显得很独特。公司在阿尔图纳建了一些房子，商店正在建设之中，根本没有现今大城市的迹象。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铁路领域的大人物——总裁罗姆贝特先生。他那时的秘书是我的朋友罗伯特·皮特凯恩，就是我帮他介绍到铁路公司工作的。因此，“大卫”“鲍勃”和“安迪”依然在一起工作，我们都离开了电报公司，而投奔了铁路公司。

罗姆贝特先生和司各特先生很不一样，他不善交际，严肃而固执。因此，在和我说了几句话后，罗姆贝特先生对我说：“今晚，你过来和我们一起喝茶。”这让罗伯特和我都感到很惊讶。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表示同意之类的话，然后便心神不宁地等待着约定时间的到来。那时，我把这次邀请看做是我所得到过的最大的荣耀。罗姆贝特太太非常亲切，罗姆贝特先生将我介绍给她时说：“这是司各特的‘安迪’。”能被认为属于司各特先生，我由衷地感到自豪。

这次旅行中发生的一件事故差点儿葬送了我的前程。在第二天早上我就带着工资名册和支票起程回匹兹堡，因为包裹太大放不进我的口袋，我便把它揣在怀里，塞在我的马甲下面，觉得这样会比较安全。当时，我特别喜欢坐火车，尤其是坐在火车头里。我搭上了去赫利德斯堡的机车，过山的铁路在那里交汇。火车一路颠簸，在到达某地方时，我突然感到摸不着装工资名册的包了，我惊惶地发现，火车的震动把它给颠了出去——我把它给弄丢了！

掩饰事实起不到任何作用，这个错误无疑将会毁了我。被派去取工资名单和支票，可我却把它们弄丢了，这本应该是我的一个荣耀，而现在却成了一个噩梦。我告诉列车司机，包裹肯定是在最近几英里的地方被晃出去的，问他是否愿意将机车掉头帮我去找回来。真是个好人，他答应了。我沿路察看，终于找到了它，它躺在溪流的岸边，离水面还有几步远的地方。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跑下去，一把抓了起来。没错，直到安全抵达匹兹堡，我都把它紧紧抓着，没有松手。机车司机和消防员是唯一知道我这次疏忽的人，不过他们向我保证会替我保密。

在这件事发生了很久之后，我才大胆地说出了经过。假设这个包裹再滚得远一点儿，被水流冲走，那么，这一疏忽对我造成的不良影响，需要多少年的认真工作，才能消除啊！如果有人自信能够成功，但却因偶然事故而没能做到，那我将不再能信任他了。因此，我决不主张对年轻人要求太严格，即便他犯了一两个可怕的错误。我总是努力去想象，如果不发生那件事情，不在离赫利德斯堡几英里远的地方丢失我的包裹，然后又失而复得，我的事业将会有什么不一样。到今天，我还能毫不费劲地找到那个确切的地点，我多次经过那条铁路线，每次都仿佛看到那个浅褐色的小包躺在岸边，它似乎在说：“没关系，我的孩子，幸运之神陪伴着你，不过这种事情可不要再发生了。”

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成为了反奴隶制的坚定拥护者，尽管我还太年轻，不能参加选举，但我还是满怀热情地为1856年2月22日在匹兹堡召开的第一届共和党全国会议欢呼。当这些大人物走在街道上的时候，我注视着他们，对参议院威尔逊、黑尔和其他人充满了倾慕之情。我在铁路员工里组织了一个百人俱乐部，支持《纽约论坛报》，偶尔也[1]尝试着写一写短文寄给那个伟大的编辑霍勒斯·格里利，他做了许多事来号召人们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采取行动。

当我的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刊出在这个自由的激情喉舌上，这是我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那份《论坛报》我一直保存了很多年。当我们今天回首往事，没有人不会为之感到深深遗憾，为了将我们的国家从奴隶制的祸根中解放出来，不得不打内战，付出了太高的代价。但是这不仅仅只是奴隶制需要废除，松散的联邦体制、各州过于强大的权力，大大推迟了建立一个稳固的、集权的中央政府。南方的观点有离心的倾向，而今纠正过来了，各州都受着最高法院的支配，一直以之为中心。最高法院的决策是合理而适当的，一半出于法官的意见，一半出于政治家的工作。在很多领域，一致性需得到保证，结婚、离婚、破产、铁路监督、对公司的控制，以及其他的一些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必须统一到一个领导之下（当我在今天——1907年7月，再重新读几年前写下来的这一段，看起来是很有预见性的，现在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出现了）。

在此之后不久，铁路公司建成了它自己的电报线，当然也需要操作员。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匹兹堡的办公司里接受培训的。电报业务持续快速增长，业务熟练的操作员开始供不应求了。我们还需要新的电报办公室。1859年3月11日，我委派我以前的信差同伴大卫·麦卡戈为电报部主管。有人说“大卫”和我首开在美国的铁路上任用年轻妇女做电报操作员的纪录——也许在所有部门里，我们都开了先河。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们在各个办公室里雇用女孩，让她们做学徒、师傅，然后让她们分管不同的办公室。在第一批女孩当中有我的堂妹——玛丽亚·霍根。她是匹兹堡货运站的操作员，我们还把学生接二连三地安排到她的身边，她的办公室成了学校。我们的经验是，让姑娘们当操作员比小伙子们更加可靠。在这些女性所介入的新生职业中，我没有发现有比电报操作员更适合她们的了。

作为上司，司各特先生是不可多得的，是最为使人愉快的人之一，我诚心实意地跟着他。对年轻的我来说，他是伟人、是我的偶像。很快，我就在心里幻想他会成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后来他确实得到了这一职位。在他手下，我开始处理一些超出我供职职权的事情。有件事情，我一直清晰地记得，我对它的处理使我得到了提升。

那时候的铁路还是单线，尽管电报指令发车还不是惯例，但还经常要用到这种手段。我认为，那时候，只有主管有权对宾夕法尼亚铁路系统的任一路段，或者对其他系统发布指令。因为整个铁路的管理体系尚处幼年，人们没有做过此方面的专门培训，发布电报指令只是危险时候的权宜之计。司各特先生常常在晚上去故障或者事故发生现场，指挥清理和疏通铁路线路，许多上午他都无法来到办公室。

有天早上，在我来到办公室的时候，发现东部地区一场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阻止了特快客运列车的西行。而东来的客车正由信号员一段一段地引领着向前开，两个方向的火车便僵持在旁轨上。当时找不到司各特先生，我终于忍不住，行使了主管的权力，发出了“行车指令”。“死亡或者威斯敏特教堂”不时在我的脑中闪过。我知道，一旦我出了差错，就意味着解雇耻辱，也许还有刑事处罚。然而，在另一个方面，我可以让在火车上已经睡了整晚的人起来工作，我能让一切都运转起来。我知道我能行，平时在传达司各特先生的命令时都已经做过。我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于是我开始行动了，我用他的名义发出指令，将每一列火车都发了出去。我特别小心，坐在机器旁边关注着每一个信号，把列车从一个车站调到另一个车站，当司各特先生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一切运行平稳。他已经听说列车延误了，他到来后第一句话就是：“噢，事情怎么样了？”

他快速地走到我的旁边，抓过铅笔开始写指令。我胆怯地说：“司各特先生，我到处都找不到你，我已经在一大早的时候用你的名义把指令发出去了。”“那它们都在正常运行吗？东部快车现在哪里？”

我给他展示电报信息，告诉他每一辆火车在线上的具体位置——货车、载沙车，任何一辆——告诉他列车长的答复，火车经过的车站发来的最新的报告。一切正常，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我几乎不敢正视他，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什么也没有说，但他把所发生的事情重新仔细地看了一遍，依然不置一词。过了一会儿，他离开了我的桌子，回到自己那儿，这件事就先告一段落了。他不愿意认可我的行为，但他也没有责怪我。如果一切顺利，那么万事大吉。如果出了什么问题，那我就得承担所有的责任。但我注意到自那以后的好多天早晨，他都来得很准时。

当然，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铁路公司没有一个人知道司各特先生并没有亲自发出指令。我下定决心，如果以后这种情况再发生，我决不会像那天早晨那样，除非我得到授权。我为我的作为感到痛苦，直到当时匹兹堡货运部的负责人弗朗西斯科先生告诉我，就在那天晚上，司各特问他：“你知道那个白头发苏格兰小鬼都干了些什么吗？”“不知道。”“他在丝毫未被授权的情况下，以我的名义把所有的列车都发了出去，如果不是这样，我就要受责备了。”“那么他做对了吗？”弗朗西斯科问道。“噢，当然没有错。”

这才让我安心了。当然这也暗示着我下次还可以这样做，因而我更加大胆了。那天以后，司各特先生很少亲自发布列车指令了。

这个时期我所见过的最伟大的人物是约翰·埃德加·汤姆逊，他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我们后来的钢轨锻造厂就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在我所知道的人里，他是最为沉默寡言的人之一，仅次于格兰特将军，不过在家里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格兰特将军却很健谈。他定期来匹兹堡视察，到处走来走去，但对任何人都熟视无睹。后来我知道他的内向主要是由于害羞。有一次，他在司各特先生的办公室里，走到电报机旁边，称我为“司各特的安迪”，这让我吃惊不小。不过，后来我得知他已经听说了我那次指挥列车的冒险事迹。如果一个年轻人与高层领导有了接触，那么他的事业之战就已经赢了一半。每个人都要有一个伟大的目标，做一些超出自己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一些能引起上司注意的事情。

自此以后，当司各特先生有一次要出差一两个礼拜，他便向罗姆贝特先生请求授权让我暂时负责这个部门。他真是大胆，因为我那时还不过20出头。请求自然得到了批准，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在他不在的那些天里，除了因为倒碴列车全体工作人员的疏忽造成的事故之外，一切运转良好。但发生的这起事故让我非常苦恼，我下定决心要彻底履行职责，盘查了有关人员，不容分说就解雇了两个主要负责人，将与事故有关的两名员工停了职。司各特先生回来之后自然听说了这一事故，并且建议他调查处理。我觉得自己可能做得有点儿过火，但既然已经走出了这一步，我告诉他一切都已解决，我已经调查了这件事情，并且处罚了肇事者。有人要其司各特先生重新审理这起事故，但我坚决不同意，于是这个要求被压了下去。我觉得，在这一敏感点上，司各特先生通过我的表情和语言，理解了我的感受，并且默认了我的做法。

也许他当时对我的担心——担心我的处理太过严厉——是对的。这件事发生好几年后，当我成了这一部门的主任，对那两个曾被我停职一段时间的人，我总在心里抱有一丝歉意。对我那次所采取的行为、我行使的第一次处罚，我在良心上感到不安。如果要对那件事作出一个新的决定，我不会倾向于那么严厉。唯有经验可以告诉我们，温厚具有至大的力量，在必要的时候，轻微的惩罚是最为有效的。很多处罚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明智的宽恕——至少宽恕第一次犯错，通常都是最好的办法。

我的至交一共有6个人，随着我们知识面的扩大，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些关于生命和死亡、今生和来世的秘密，我必须与之斗争。我们都是在善良、诚实、自尊的父母的教育下，在一个或另一个教派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在匹兹堡长老教会首席大臣的妻子麦克米伦夫人的影响下，我们参加她丈夫的教派活动，并进入了他们的社交圈子（1912年7月16日，当我在荒野的别墅中读起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手头有麦克米伦夫人在她80岁那年从伦敦写来的信。上个礼拜，她的两个女儿都在伦敦嫁给了大学教授，一个仍然住在英国，而另一个已收到了来自波士顿的任命。她的两位贤婿都很优秀，这便将我们两个说英语的种族结合在一起）。麦克米伦先生是一个善良然而严厉的加尔文教的守旧派，他美丽的妻子天生就是年轻人的领袖。在他的家里，我们比在其他地方更加感到自在和快乐。这使得我们有时会去参加他的教派活动。

当然，话题一经介绍，我们就把握了主动权，教条被当做是文明尚未开化时期人们的错误思想而被一条条否决。我记不起是谁最先提出那条公理的了，我们曾对它详加研究：“一个慈悲宽大的神是人们最为高贵的作品。”我们认为，人类文明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创造出自己的神来，随着人类的提升，变得越来越好，他们对未知世界的了解也随之发展了。所以，我们都变得越来越不信神，但我信奉更加真实的宗教。危机过去了，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从麦克米伦的教会中被[2]驱逐出去。那是值得纪念的一天，在那天我们下定决心支持米勒的声明，即使它包括了放逐和更坏的东西。我们这些年轻人对神学变得十分桀骜不驯，但对信仰却非常虔诚。

约翰·菲普斯从马背上摔下来，不幸去世，这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第一个重大损失。这使得我们大家悲痛万分，尽管我记得我对自己说：“约翰已经回到了故土，回到了英国，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我们很快就会随他而去，永远在一起。”对此我坚信不疑，在我的心里，这并不只是一个希望，而是一个必然。快乐是痛苦之人的避难所。我们应该接受柏拉图的建议，永不放弃对希望的无止境的追求。“永远让自己置身于快乐之巅，因为希望是美好的，回报也将是丰厚的。”这句话非常正确。将我们带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与我们最亲爱的人永远在一起，将是一个奇迹；而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与亲人们共度一生，这更是一个奇迹。对于有限的存在来说，这两者都同样地无法理解。因此，让我们用永恒的希望来安慰自己，就像柏拉图所说的：“就像在极乐世界。”然而，不要忘记，我们都各有自己的责任，天堂就在我们中间。“宣称没有从今往后的人是愚蠢的，和那些宣称有从今往后的人一样愚蠢”，这同样地被我们视为公理。既然两者我们都无法知道，那么所有的都应该期望。同时，我们的座右铭是“把天堂变成我们的家”，而非“把家变成我们的天堂”。

在我所写的这些年中，我家的财产一直在稳步增长。我的工资由每月35美元增加到40美元——是司各特先生主动给我加的薪。给每[3]个员工发薪水也成了我的分内之事。发薪水的时候，我们使用银行的支票，而我总是不变地把我的工资换成两个20美元的金币。在我看来，它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艺术作品。家庭会议决定，我们可以鼓起勇气买下一块地和上面的两幢房子，一幢是我们现在居住地，另一幢有4个房间，原来一直由霍根姨父和姨妈居住，现在他们已经搬到别处去了。由于艾特肯姨妈的帮助，我们才能在那个织布店楼上的小屋落脚，而现在也该是我们让她回到这原本属于她自己的房子来住的时候了。同样地，我们在买下那幢有4个房间的房子后，由于霍根姨父已经去世，在我们要搬往阿尔图那的时候，就把霍根姨妈接回她的老屋子来。购买这些房产时，我们付了100美元现金，而总价我记得是700美元。现在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每半年付一次利息，并且尽量积攒那一大笔本金。没用多长时间，我们就把债还清了，我们成了有产者。然而，在这一切即将实现的前夕，我父亲在1855年10月2日去世了，我们家遭遇了第一次痛苦的分裂。但是，对其他的3个成员来说，生活的重担还在肩上。悲哀和责任交织在一起，我们还得工作。父亲生病时的医疗费还要攒，还要还，而且我们直到此时也还没有多少存款。

这时候我在美国早期生活中的一件很甜美的令人愉快的事情发生了。大卫·麦克坎莱思是我们小斯维登伯格教派的首要成员，他早就留意到了我的父亲和母亲，但是除了安息日在教堂中的几句寒暄，我没见到他们还有什么更加密切的联系。他跟艾特肯姨妈很熟，因此他让她带口信说，如果我们在这个悲伤的时期中，需要任何资金援助，他都会非常乐意提供一切所需。他早就听说了许多人对我英雄般的母亲的赞誉，这便已经足够了。

一个人在不需要帮助的时候，或者在他拥有显赫的地位，可以报答别人的好意的时候，他会得到很多友好的帮助。因此，记录下一件纯洁的、非功利的善行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这个时候，一个贫穷的苏格兰妇女失去了她的丈夫，而她的大儿子也才20出头。我家的不幸需要这个举止优雅、德行高尚的人来减轻其痛苦。尽管母亲谢绝了他的好意，但是不用说，麦克坎莱思先生在我们的心底得到了一个神圣的位置。我坚信这样一个信条：如果一个人在生命的困难时期应该得到必要的帮助，那么他通常都会得到。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好人——男人和女人们，他们不仅愿意，而且迫切地想要向那些他们认为值得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这是一个规律，那些愿意帮助自己的人不用担心从别人那里得不到帮助。

父亲去世后，我要考虑、要管理的事情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妈妈继续做鞋，汤姆还是上他的公立学校，而我则继续跟着司各特先生在铁路公司上班。就在这时，幸运之神来我们家敲门了。司各特先生问我有没有500美元，如果有的话，他可以替我作一次投资。我的总资产是500美分，即使让我拿50美元来投资，我也没有那么多积蓄。但是我不愿意失去这次与我的上司和偶像产生经济联系的机会。所以我大胆地说，我可以筹到这笔款子。他又告诉我，他可以从威尔金斯堡车站的代理——雷诺尔德先生那里买到十股亚当斯快车的股票。当然，在当晚我就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家长——我的母亲。她没有考虑太久，就给了我应该怎么做的建议——她什么时候让我失望过呢？那时，我们已经在房子上付了500美元，因此她想这也许可以作为抵押，想法借笔钱。

第二天一早，母亲就乘蒸汽船去了东利物浦，晚上才到达，她从她的一个兄弟那里借到了这笔钱。他是一个治安法官，在当地的小镇很有名望，他手上有大笔农民要投资的钱。母亲把我们的房子抵押了，拿回了500美元，然后，我便把这500美元交给了司各特先生，他很快就把我所期盼的那10股股票给了我。出乎我的意料，另外还要交100美元作为保证金。但是，司各特先生很爽快地说，我可以等在方便的时候再支付，这样就容易得多了。

这是我的第一笔投资。在那些美好的老日子里，那时候的股息和红利比现在要丰厚得多，而且亚当斯快车是每月分红。有天早上，我的桌子上放了一个白色的信封，用很大的手写体写着“安德鲁·卡内基先生”。“先生”这个词使我受宠若惊。在信封的一角，我看到了一枚亚当斯快车公司的圆形印章。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纽约黄金交易银行的10美元的支票。我一辈子都会记得这张支票，和那个亲笔签名“出纳员J.C.巴布科克”。这给了我投资的第一笔收入——我不用满头大汗地劳动就可获得的收入。“我找到了，”我喊道，“这是一只下金蛋的母鸡！”

星期天在森林里聚会是我们几个的惯例。我们在伍滋润附近找了个小树林，这是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那第一张支票我一直藏在身上，当大家都坐在树下的时候，我便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我的伙伴们反应十分强烈，大家都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投资。我们决定攒钱，关注下一个可以投资的机会，每个人都有份。然后在几年后，我们再把微不足道的投资收益分掉，像合伙人一样在一起赚钱。

直到这时候，我的熟人圈子还没有扩得很大。弗朗西斯科太太，是我们货运代理的妻子。她非常的友善，并且好几次叫我去她在匹兹堡的房子做客。她常常谈起我来送司各特先生的一份信件，第一次敲响在第3街道上的房子的铃铛时的情形。她让我进来，而我却害羞地低下了头，她需要开玩笑才可以克服我的羞涩。这几年来，我从来没有去她家吃过一次饭。直到我的晚年，我对到别人家去做客一直都很胆怯，但是司各特先生坚持要我去他所在的旅馆并且和他一起吃顿饭，这对我来说也是很好的机会。除了在阿尔图那的罗姆贝特先生的房子外，先生家是最大的。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来没有去过弗朗西斯科先生的房子。那条首要街道上的房子在我的眼里都非常时髦、漂亮，这仿佛是一个宫殿的入口。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首席大律师——格林斯堡的斯托科思先生又一次邀请我去他在乡间的漂亮的房子里度周末。而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在一个陌生人家里住过一个晚上。像他这样一个有学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对我产生兴趣，他的这一行动有些奇怪。我受邀获得此一殊荣的原因是我在《匹兹堡日报》上写的一个通讯，甚至在我还不到20岁的时候，我便已经是新闻界一个不入流的作家了。成为一名编辑，曾是我的目标之一。霍勒斯·格里利和《论坛报》就代表着我理想中的成功。奇怪的是，当有一天我可以买下《论坛报》的时候，珍珠已经丧失了它的光泽。美丽的空中楼阁常常要等到我们生命的晚期才有机会抓取，而那时候，它往往已经失去了早日的魅力。

我那篇文章的主题是市民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看法，没有署名，我很惊讶地发现它占据了《日报》专栏的一个显著位置，编辑是罗伯特·M.里德。我在接收电报时，收到一份给司各特先生的电报，署名斯托科思先生，要求他向里德先生查证一下那篇文章的作者。我知道里德先生不会说出作者是谁的，因为他也不知道。但是我又担心如果司各特先生去找他的时候，他会把手稿展示给司各特先生，他只要看一眼就知道这是谁的笔迹了。因此，我向司各特先生如实承认了。他看上去有点不相信，他说他在早上已经读过这篇文章，并且也想知道谁是作者。他这种将信将疑的神情没有逃过我的注意，钢笔变成了我的武器。司各特先生很快就邀请我与他共度周末，我的那次拜访是我一生中的亮点，从那以后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司各特先生家富丽堂皇，对此我印象深刻，但是，在他的书房里有一个大理石的壁炉，这让其他所有东西都黯然失色。在壁炉拱形结构的中央，一本打开的书刻在大理石上，书上刻着：不能思考的人是愚蠢的，不愿意思考的人是固执的，不敢思考的人是奴性的。

这些高尚的语句让我震颤，我对自己说：“有一天，必定有一天，我一定会有一间书房（这是一个前瞻），这些警句将像在这里一样使壁炉架变得雅致起来。”如今，在纽约和斯基伯，这已经成为了现实。

几年之后的一个周日我再一次来到他的家里，这一天同样很值得一说。那时我已经成为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在匹兹堡分部的主人了。南方各州正式脱离政府，我全身都为国家燃烧起来。司各特先生成为了民主党的主要成员，他反对北方使用武力来维持国家统一。他大肆发泄他的不满，这让我失去了控制，冲他大喊道：“司各特先生，在不到6个礼拜的时间内，我们将要把你这种人送上绞刑架。”

写到这里，我似乎又听到了他的笑声，他开始叫他在隔壁的妻子：“南希，南希，听听这苏格兰小鬼，他说他要在6周之内把像我这样的人绞死。”

在那些天里发生了一些离奇的事情，同一个司各特先生，不久之后，他在华盛顿请求我帮他在支援部队里成为一名现役少校。那时我是战争办公室的秘书，帮助政府管理军用铁路和电报。他得到了这项任命，从此成了司各特上校。于是那个曾怀疑北方无权动武的人，为了高尚的目的拿起了武器。关于宪法权利，人们开始了激烈的争论并且制订出相关理论。当国旗为战火焚烧，这意义重大。不久之后，每[4]一件事情都燃烧起来了——包括纸上的宪法。统一和古老的光荣，那都是人们所关注的，但那已经足够。宪法要保证只有一面旗帜，正像英格索尔上校宣称的：“美洲大陆的上空不容两面旗帜飘扬。”[1]霍勒斯·格里利（1811—1872年），美国报刊编辑和政治家，创建并主编《纽约论坛报》（1841—1872年），1872年竞选总统失败。[2]米勒（1782—1849年），美国宗教领袖，耶稣再临派教会创始人。[3]“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我写出每月的工资条的时候，司各特先生的工资是每月125美元。我想他是值得这些的。而我那时是35美元。”（安德鲁·卡内基在美国军事电报联合会上的演讲，1907年3月28日）[4]Old Glory，美国国旗的爱称。

第7章　铁路公司主任

他的升迁招来了一些人的嫉妒，而且，在他上任不久，便面临着一起罢工需要处理。不久前，他在匹兹堡失去了妻子，现在孤身一人。在阿尔图纳，在他的新指挥部里，他都是一个陌生人，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可以与他作伴了。在他把孩子们从匹兹堡接来以前，我们一起在铁路宾馆住了好几个礼拜，当他把家安下来之后，依照他的意愿，我们还是一起共享那间大卧室，他似乎总是希望我在他的身旁，陪着他。

罢工越来越厉害。我记得，一天晚上，我被人叫醒并被告之说，货运列车的职工把火车扔在米夫林，因而堵塞了那条铁路线，所有交通都无法通行。司各特先生正睡得香，我知道他是过度疲劳和过度焦虑，实在不忍心叫醒他。但是他醒了过来，我对他说，我应该到那里去处理这件事情。他看起来还没有完全醒过来，便嚷嚷着同意了。于是我跑去了办公室，以他的名义跟工人们谈判。我许诺他们可以在第二天提意见，公司一定会认真听取。我成功地让他们重返工作岗位，恢复了交通。

不光是铁路工人在罢工，连店员们也很快组织起来，准备加入。我是以一种很奇特的方式得知这个消息的。一天晚上，天已经黑了，我走路回家。我意识到有人在跟踪我，渐渐地，他走上来对我说：“我不能被人看见跟您在一起，但是您曾经帮过我的忙，我决心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报答你。在匹兹堡，我到您的办公室，希望谋得一份铁匠的工作，您说匹兹堡不会有这样的工作了，但也许阿尔图纳正需要，那边或许有机会。您还问我说是否可以等几分钟，您先发电报询问一下。您不辞辛劳地这样做了，并询问了我的特长，还给了我一张免费票，把我送到了这里。现在，我有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我的妻子和家人都在这里，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过得像现在这样好。我现在要告诉您一些对您有好处的事情。”

他接着说，一份签名书正在店员中间传递，他们表示下周一要参加罢工。时间紧迫，不能再耽搁了。我在第二天早上告诉了司各特先生这件事情。他立即印出告示，贴在商店里面。凡是已经签名声称要罢工的人，将被解职，他们可以马上来办公室领取工资。而同时，我们也很快有了一份签名人员的名单，并将它宣之于众。接下来是一片恐慌，即将发生的罢工夭折了。

我这一生中有许多类似铁匠这样的事情。给别人一些关心，或是几句和善的话都将带来不可期遇的回报——好心总会有好报。甚至在今天，我还会不时地碰上一些我已记不起来的人，他们在我面前回忆起一些我曾给过他们的细微的关心。尤其是内战时期，我在华盛顿负责政府的铁路和电报时，曾帮助某位父亲去前线看望他受伤或是病倒的儿子，或是帮忙将尸体运回家，或是类似的一些事情。我感谢这些小事，因为它们是我一生中所做善行中最为令人愉悦的一部分。对于这些事情，我有些话要说：他们与你没有关系，可你对他们施以援手所得到的回报，却与他们身份的卑微程度成正比。帮助一个穷苦的人，要比帮助一个有一天能回报于你的百万富翁有价值得多。华兹华斯的诗句多么富有哲理：好人一生中最为值得称道的，是那些细小的、不留名的、让人难以记起的行为，充满着爱和善意。

在我在阿尔图纳跟随司各特先生的两年里，发生的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针对我们公司的一件诉讼案。此案是在格林斯堡由斯托克斯少校来审理的，我本还是这个案子中一名非常重要的证人。我担心自己会被原告传唤出庭，少校希望能延期审理这宗案子，便叫司各特先生尽快让我离开本州。对此变故，我再高兴不过了，这样的话，我便可以去拜访两个知心朋友——米勒和威尔森，他们当时正在俄亥俄州的克莱斯特莱恩的铁路公司工作。路上，我坐在最后一节车厢的最后一个座位上，看着驶过的那一行铁路。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向我走了过来，手上提着一个绿色的小包。他说，火车上的刹车手告诉他我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有关系。他希望能向我展示一下他专为夜间旅行发明的车厢模型。他从包里拿出一个小模型来，看上去是卧铺车厢的一部分。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T.T.伍德拉夫，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附属品——卧铺车厢的发明者。如一道电光，我猛地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我问他，如果我派人去请他，他是否愿意到阿尔图纳来，我向他保证我一回去就立即将这件事汇报给司各特先生。卧铺车厢的想法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迫切地想马上回到阿尔图纳，将我的想法告诉司各特先生。我这样做了，他认为我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个设计十分可行，并让我立即给专利所有者发电报。他来了，并且签订了合同。我们要尽快地造两节车厢并投入运营。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此之后，伍德拉夫问我是否愿意加入此项新的事业中来，并可以提供给我8%的股份。

我当即接受了他的请求，因为我坚信一定会有所回报。这两节车厢交付后，按月分期付款。当首付的日期来临的时候，我应该付那一部分是217.5美元。我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打算向当地的银行家洛德先生申请这个数目的贷款。我向他解释整个事情的经过，我记得他的那双大手紧紧地抱着我（他有6英尺3寸或是4英寸高），他说：“为什么不呢？我当然会借给你，你是对的，安迪。”

我写下了平生的第一张借据，而且还是写给一个银行家的。对一个年轻人的事业来说，这是一个荣耀的时刻。卧铺车厢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们每个月所取得的收益便可以拿来偿还每月的分期付款。我所获得的第一笔巨款就是从这儿来的（今天，1909年7月19日，在我重新读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不久前，洛德先生已婚的女儿告诉我说他爸爸对我深怀感激，这让我非常高兴，的确如此）。

在母亲和弟弟到达阿尔图纳之后，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我们将结束纯粹只有家里人在一起的生活，我们考虑有必要请一个佣人。让一个陌生人进入我们的生活圈子，这可能会使母亲感到为难。在我们家里，她可以担当任何角色，并且她也可以为她的两个孩子做任何事情。她曾给她的儿子们做饭、浆洗缝补衣服、为他们铺床叠被、打扫房间，这就是她的生活。作为一个坚强的女人，她不愿意让别人做她家的事，讨厌把一个陌生人引到家里来。谁敢挑战她在家里的特权地位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可避免地要雇女佣。先是一个，随后又雇了几个。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我们单独在一起生活时候的真正的家庭快乐被严重破坏。被外人伺候的感觉根本无法与母亲出于爱心的劳作相提并论。陌生的厨子准备出精美菜肴，然后有人端到餐桌上，这一切都是有偿劳动，是他们的任务。这样的菜肴便缺乏了那种香甜——那种由母亲的双手、作为一种奉献端过来的香甜。

在那些纷繁芜杂的祝福之中，我应该感到庆幸的是，在我年幼时既没有保姆也没有家庭女教师。对此不必感到惊讶，比起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幸运，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的富家子弟来，穷人家的孩子因其对家庭的热爱和亲近而备受称道，相比起来，他们对父母也更加孝顺。在父母的关爱中，他们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父母就是他们的一切，没有第三者插足。这对他们意义重大，印象深刻。父亲意味着是他们的老师、朋友和顾问，母亲则是护士、女裁缝师、女家庭教师、朋友、女英雄，是无所不能的圣人。而那些对孩子来说意义只在于继承财产的父母，他们和孩子之间就像陌生人一样遥远。

也许亲爱的妈妈还没有意识到，会有这样一天，儿子长大成人，用手抱着、温柔地亲吻着他的圣人，然后努力向她解释，说如果让他以某种方式来帮助她的话，也许会更加好一些。在外面，在众人之间，儿子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他期待着能作一些改变，那种让小男生们感到愉悦的生活方式在某些方面应该发生一些变化，他们的家也要布置地适合请朋友们来做客，尤其应该让奴隶般苦干的母亲从此以后过上一种比较清闲的生活：读读书，去串串门，探访一下自己亲爱的朋友们——简言之，将她的地位提升，如贵妇人一般，这是合适的，也是她应得的。

当然，这种变化对我母亲来说是痛苦的，但是她终于意识到了它的必要性，也许这是她第一次认识到她的儿子正在迈向成功。“亲爱的妈妈，”我搂着她再三请求，“对我和汤姆来说，你是我们的所有，也为我们做了一切。现在，让我们为你来做点什么，让我们成为合作伙伴，永远想着怎样对对方最好。现在是你作为夫人享福的时候，这些日子里，你可以坐上你的马车，让这些女孩子来为你服务吧，我和汤姆喜欢这样。”我赢得了胜利，母亲也开始和我们一起出去探访她的邻居们。她无须学习上层礼仪，她天生就具有端庄的仪表和优雅的姿态。至于教育、知识、判断力和仁慈，也极少有人能与她相比（开始的时候，我写的是“无人能及”而非“极少有人能与她相比”，后来改了过来。尽管如此，我的个人意见还是有所保留的）。

我在阿尔图纳的生活因为有了丽贝卡·斯图尔特小姐而变得更加愉快。她是司各特先生的外甥女，主要帮他来照顾家务。她十分完美地扮演了我的姐姐的角色，尤其是当司各特先生被派往费城或是其他地方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常常一起在下午骑车穿越树林。我们的这种亲密关系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我在1906年重读她写来的信的时候，我前所未有地意识到我对她的感激。她其实并不比我大多少，但总是显得比我大许多的样子。当然，她比我成熟，扮演起大姐姐的角色也很自然。在那些日子里，我觉得她是一个完美的姑娘。很遗憾的是，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的生活方向差别很大。她的女儿嫁给了苏克塞斯的伯爵，于是在几年后，她便举家迁往国外了（1909年7月19日，我和我的妻子在去年的4月见到了我的姐姐和朋友，她的丈夫现在已经过世了，她住在巴黎，其妹妹和女儿都很好，生活很快乐，这确实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她是我年轻的时候不可多得的好朋友）。

司各特先生在阿尔图纳待了3年时间，接着又面临升迁了。在1859年他成为了公司的副总裁，在费城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我将何去何从？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会带我过去吗？或者我还是留在阿尔图纳，面对一个新上司？种种想法折磨着我，与司各特先生分别对我来说太过痛苦，为一个替代他的新上司服务我认为也不可能。在那时，我一直认为，日出日落都得由他负责。我从未想过，如果没有他，我是否还会获得提升？

他去费城与总裁会面回来后，把我叫进了他的私人房间，他一般在这里与办公室进行联络。他告诉我说，他去费城已成定局，部门经理伊诺克·刘易斯先生将成为他的继任者。我饶有兴致地听他渐渐地、也不可避免地把话题引向对我的安排，最后，他终于说：“现在，我们来聊聊你的一些事情，你觉得你可以管理好匹兹堡分部吗？”

我正处在一个自以为能胜任一切的年龄，我不懂得我不应该有太大的奢求，但我没有想过别人也会认为我现在能胜任安排好的任何工作，更不用说是司各特先生了。当时我还只有24岁，但我那时的榜样是约翰·拉塞尔勋爵，他曾宣称，在第二天就可成为水上舰队的总司令，还有华莱士和布鲁斯。因此我对司各特先生说：“我想我可以。”“那好，”他说，“坡兹先生（当时匹兹堡分部的经理）将要被提升到费城的运输部去，我推荐你继任他的职位，他同意给你一个机会，你期待的薪水是多少？”“薪水，”我很生气地说，“难道我在乎薪水吗？我不要薪水，我只要那个职位，能够到你先前的职位，回到匹兹堡分部，这已经够荣耀的了。你可以按你的意思，高兴给我多少就给我多少，并不一定要比现在给我的多。”

那时，我每个月拿65美元。“你知道，”他说，“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每年的工资是1500美元，而坡兹先生是1800美元，我想在开始的时候，给你每年1500美元会比较合适一些，如果你干得好，不久之后，你可以拿1800美元，对此你感到满意吗？”“哦，求求你，”我说，“不要跟我提钱！”

那不仅是雇佣和薪金的问题，在那儿，在那时，我的升迁还未公开。我将有我自己的一个部门，我不用再在来往于匹兹堡和阿尔图纳[1]的指令上签下“T.A.S.”，我现在可以写上“A.C.”这对我来说，已经是足够大的荣耀了。

任命我为匹兹堡分部经理的命令发布于1859年12月1日。接着，马上又要准备搬家，这种改变是令人欣喜的，尽管我们在阿尔图纳的住所有诸多优势，尤其是我们还在郊外一处风光宜人的地方有了一所大房子，它的周围还有一大片空地，在那里我们可以尽享惬意的乡村生活。但是这一切与回到老朋友、老相识中间，回到即便又脏又乱、烟尘笼罩的匹兹堡相比，其分量便轻如鸿毛了。我的弟弟汤姆在阿尔图纳时学会了电报技术，他将和我一起回到匹兹堡，并且成为了我的秘书。

接下来的那个冬天是我所经历过的最为严酷的寒冬。铁路线的建设质量很糟糕，装备的效率低下，根本应付不了当时堆积如山的业务。铁轨修建在大块的石头上，需要铁铸的轨座加以固定，据我所知，有一个晚上共有47个轨座断裂。因此事故频繁，便不用感到惊讶了。作为部门经理，我在那些日子里必须在夜里用电报指令发车，外出处理所有的事故，要做一切事情。有次一连8天，夜以继日，我都在铁路线上，处理一个又一个的事故，清除一个又一个障碍物。可能在所有曾担任过这项管理工作的人中，我是最不顾及、体恤下属的一个。也许是靠一种责任感的支撑，我本人从不知疲劳，但我让手下的员工也超负荷地工作，没有细心考虑到他们的耐力是有限度的。我总是在任何时刻都能睡着。晚上，在一节破旧的车厢里抓住时间躺上半个小时便已足够了。

内战给宾夕法尼亚铁路带来了极大的需求，以至于我最后不得不组织一个夜班组。但当我向上级申请把晚上对线路的调度指挥权交给火车调度员时，却遇到了一些困难。事实上，在没有得到他们明确授权的时候，我自作主张，任命了也许是全美第一个夜间火车调度员——至少也是宾夕法尼亚系统内的第一个。

1860年，在我们回到匹兹堡后，我们在汉考克街（就是现在的第8大街了）租了一套房子，在那里住了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对当时的匹兹堡作任何的精确描述，都会被视为泛泛而谈的夸大之词。烟雾穿透了任何东西，如果你把手放在楼梯的栏杆上，当拿开的时候它就变成了黑色。你洗完脸或者手的一个小时之后，他们会变得和以前一样脏。烟雾中的黑灰落在头发上，刺激着皮肤，很不舒服。当我们刚从阿尔图纳的山地回来的那段时间里，我们生活或多或少地有些痛苦。我们很快就开始考虑要怎么才能住到乡下去，幸运的是，当时公司的货运代理人D.A.斯图尔特先生，在荷姆武德给我们介绍了一所房子，与他的住所相邻。我们立刻搬到了那里，电报也带了进去，这样我就可以必要的时候在家指挥分部的事务。

在这里，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生活。这里阡陌纵横，繁花似锦，居民大多拥有5—20英亩不等的土地。整个荷姆武德占地好几百英亩，这里有美丽的峡谷和森林，还有小溪潺潺。我们也有一个自己的园子，在我们的房子的周围还有一块很大的空地。母亲一生中最为快乐的时光便是在这里度过的，在花朵中间，和小鸡在一起的乡村生活以及周围的环境都很让她惬意。她爱花，甚至是迷恋。她几乎从不采一朵花，事实上，有一次她还责备我拔掉一颗野草，说：“这是绿色的东西呀！”我也继承了她的这一特性，当我从房间走出，便打算摘下一朵花来，放到我的纽扣眼上，然后戴着去城里。可是我找不出哪一朵是我可以毁坏的。

我们搬到乡间，这让我们结识了一大群新朋友。这一地区许多有钱人都在这个令人愉悦的乡村里拥有寓所，可以说，这儿是一个贵族区。我这个年轻的经理常常被邀请到这些富丽的大宅里面参与他们的娱乐活动。年轻人喜欢音乐，我们便曾多次举办音乐晚会。在这里，我听到人们谈论我以前从未知晓的事情，因此我为自己定下了一条规则：我听到他们的谈论时，我应该立即从中学到些什么。我每天都很快乐，因为我感到每天都能学到新的东西。

在这里，我第一次遇到了范德沃特兄弟、本雅明和约翰。约翰后来成为了与我一起出游的伙伴，我们一起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旅行。亲爱的“范迪”则成了我“环游世界”的好友。我们的邻居——斯图尔特夫妇，和我们变得越来越亲近，最后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斯图尔特先生后来与我们一起做生意，成了我的合作伙伴，这是使我高兴的事情之一，“范迪”也是如此。然而，搬家最大的收益是结识了宾夕法尼亚的名门望族维尔金斯法官一家。法官当时已近八旬，身材修长、相貌英俊，举止得体大方，谦和而不失威严，是我迄今遇见过的最为博学多识的人。他的妻子是美国副总统乔治·W.达拉斯的女儿，她是我心目中最为慈祥的老妇人，是我所见过或知道的最美丽、最可爱、最令人敬重的老人。她和女儿维金斯小姐、妹妹桑德斯夫人以及孩子们都住在荷姆武德的那座大宅子里。这座豪宅在当地就如同英格兰的男爵府，或者说，它算得上是当地所有有文化、有上进心的人的活动中心。

这尤其令我高兴，因为我似乎是那里一个很受欢迎的客人。音乐晚会、猜字游戏以及主角是维金斯小姐的戏剧，都为提高我的自身修养提供了某种途径。法官先生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记入史册的人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在一次谈话中，他想要对一段评论进行阐释，他就会说“杰克逊总统曾对我说”或者“我曾对惠林顿公爵如此这般地说过”。法官先生在他早年的时候（1834年）曾是杰克逊总统手下负责俄国事务的大臣。他也以同样轻松的方式谈起他和沙皇的会面，而我似乎接触到了历史本身。这所宅邸有一种全新的氛围，而我与这个家庭的交往就像一种强烈的兴奋剂，激起了我丰富头脑、提高个人修养的欲望。

在维尔金斯家族和我之间，尽管表现得很平静，唯一引起对立的话题是政治观点。那时候我热情拥护废除奴隶制，那时候美国的废奴主义者有点儿类似于英国的共和主义者。因为与南方的名门望族有紧密的联系，维尔金斯们是倾向于南方的坚定的民主派。有一次在荷姆武德，在我正要进入休息室的时候，我听到这家人在兴奋地谈论着不久前发生的一件可怕的事情。“你怎么想？”维尔金斯夫人问我，“达拉斯（她的孙子）写信告诉我说，西点军校的司令命令他坐到黑人的身边，你听过此类事情吗？这不是一种耻辱吗？黑人也能进西点军校？”“噢，”我说，“维尔金斯夫人，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呢，我还知道他们中的有些人被获准进入天堂。”

我能感受到那时的沉默，然后，维尔金斯夫人冷峻地说：“那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卡内基。”

以这种方式，在那段时间里，我得到了很多至今看来还是最为珍贵的东西。亲爱的维尔金斯夫人开始编织一种阿富汗毛毯，在她工作进行过程中，会有很多人问她这是织给谁的。不，维尔金斯夫人是不会说的。对此，她一直把它当做一个秘密保守着。直到圣诞节临近，这件礼物也完工了，并被仔细地包好，卡片中写下一些关爱的话语，她让她的女儿把它寄来给我。我在纽约适时地收到如此高贵的夫人送的如此贵重的礼物。那条阿富汗毛毯，尽管我常常拿给朋友们看，但我一直收着没有使用。在我所拥有的珍贵的财富之中，它对我来说是一件圣物。

我很幸运，在匹兹堡认识了莱拉·阿狄森。她父亲阿狄森医生不久前刚刚过世。很快地，我便与阿狄森一家熟识了。这让我受益良多，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这是一种另外的友谊，一种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友谊。莱拉曾到国外深造，她能说流利的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正是通过与这一家人的交往，我第一次认识到，在我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间，有一条无法形容又难以逾越的鸿沟。但是“我们身上同流着苏格兰的血”一如既往地发挥着力量。

阿狄森小姐是个理想的朋友，因为，如果你是一块真正的钻石，她会帮你打磨得更加精致而富有光泽。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她是对我作出过最为严厉批评的人。我开始特别注意我的言谈，还关注起英文经典名著。直到现在我还在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我也开始留心怎样对所有人都在言谈上更加文雅、更有礼貌和谦恭——简言之，怎样表现得更好。一直到那时，我在穿着上都很粗枝大叶，甚至有点装模作样：笨重的大皮靴，松散的衣领，整体上打扮得粗线条是当时西部的一种独特风格，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圈子里被视为有男子气概。任何被贴上了“浮华、有纨绔习气”的标签的东西都会遭到鄙视。我还记得在铁路公司上班时见到的一个绅士，他带着羔羊皮手套。他成为了我们这些一心想成为所谓男子汉的人嘲笑的目标。多亏了阿狄森一家，自从我们搬到荷姆武德之后，我在这些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1]T.A.S.是托马斯·A.司各特的英文简写，A.C.是安德鲁·卡内基的英文简写。

第8章　内战时期

第一批通过巴尔的摩的联邦军队遭到了袭击，并且巴尔的摩和安纳波利斯之间的铁路也被切断，破坏了联邦军队与华盛顿之间的联系。这就需要我的铁路兵团了。在费城，有一条铁路通向安纳波利斯，在那里与通向华盛顿的主线相交。我的第一个任务便是抢修这条铁路，使得重型火车可以由此通过，我们花了好几天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巴特勒将军和好几个团的部队在我们之后几天里抵达，我们成功地把所有的军队都输送到了华盛顿。

我坐上第一列发往首都的机车，一路上小心翼翼。在离华盛顿还有一段距离时，我注意到有几条电报线被木桩子压在了地上。我停下机车，跑过去松开它们，我没有注意到电报线是绷紧的，在弹力的作用下，它们猛地抽到了我脸上，把我打得翻了一个跟斗，还在我脸上划了一道大口子，出了很多血。我就是这样随着第一批部队进入华盛顿的。除了一两个几天前在巴尔的摩大街上受伤的士兵，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我是第一批“为美国流血”的保卫者中的一员。我很荣幸能为这片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大陆做点儿有用的事。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为了让通向南方的交通顺畅，我夜以继日地工作。[1]

很快我就把指挥部搬到了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当时那场不幸的布尔溪战役正在激烈进行中。最初我们还不相信这一消息，但这很快就得到了证实。我们不得不将所有的机车和车厢冲到前线，运回那些战败的士兵。离前线最近的是伯克车站。我赶到了那里指挥，把可怜的志愿兵伤员一车接一车地装运走。有报告说叛军已经离我们很近了，最终我们不得不关闭了伯克车站，而我和电报操作员，则乘坐最后一列火车退往亚历山大。那里也是一片恐慌，一部分铁路工人开了小差，离开了岗位。不过，从第二天早晨在食堂吃饭时的人数来看，与其他部门比起来，我们已经有理由庆贺了。少数几个列车员和火车司机已经坐船渡过了波托马克河，虽然好几天夜里听到的声音被认为是敌人追兵的枪炮声，但是大部分工人都没走。至于我们的电报员，没有一个溜号的。

在此之后，很快地，我又回到了华盛顿，我的指挥部和司各特上校一起安在了陆军部大楼。当时我主管电报局和铁路，这使得我有机会见到林肯总统、苏厄德先生、卡梅伦部长，以及其他大人物。偶尔，我能和他们有些私人接触，这也带给了我很多的快乐。林肯总统有时会到我的办公室来，坐在办公桌旁等待回复他的电报，或者只是焦急地等待最新的消息。

这位杰出人物的所有画像都与他本人很像。他的特征如此明显，以至于没有任何画他的人会画得走了样。当他平静的时候，他的相貌平平，仅从长相上来说，他是我所见过最为普通的人之一。但当他兴奋的时候，或是正在讲一个故事时，他眼里会射出智慧的光芒，照亮他的脸，其亮度是我很少或者说从未在别人那儿见过的。他的举止因自然而完美，对每个人他都言语友善，即便是对办公室里最年轻的小伙子。他总是细心周到，对所有人都是一样。不管对一个小信差说话，还是对苏厄德国务卿，都一样彬彬有礼。他的魅力就在于他的平易近人。有些事情如果不用他的方式说出来，可能并不见得能打动人。我经常后悔当时没有仔细地把他的一些古怪的言行记录下来，因为即便是说一些平常的事情，他用的方式也很独特。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林肯总统这样彻底地与大家打成一片的伟大的人物。海军部长说得好：“对林肯先生来说，我们不可想象还会有人是他的仆人，因为所有人都是他的伙伴。”他是最为完美的民主党人，他的一言一行都显示着人人平等。

1861年，当梅森和斯莱德尔从英国的轮船“特伦特号”被抓回的时候，那些知道英轮上庇护权具体含义的人对此有着强烈的焦虑，我也是如此。要不立刻归还战俘，要不战争将不可避免。当内阁召集会议考虑这一问题时，卡梅伦部长没有参加，司各特先生作为战争的部长助理参加了这一会议。我努力让他知道，在这一问题上，英国将毫无疑问会开战。我力劝他赞成交换战俘，尤其在美国，轮船免于检查是一条基本原则。他对国际事务一无所知，倾向于扣押这两个俘虏。但是当他从会议上回来时，他告诉我说，西华德在会上警告内阁——这意味着战争，正如我所说的。最开始的时候，林肯也倾向于扣留这些战俘，最后还是听从了西华德的意见。但是，内阁决定将行为推迟到第二天，到时候，卡梅伦和其他缺席者都将到场。由于大家觉得卡梅伦可能不会主张交出战俘，因此西华德将军要求司各特先生在他回来的时候立即去见他，让他在开会之前支持这一决定。第二天，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我无法形容华盛顿在那段时间的混乱局面所给我的感受。当我第一次看见当时的总司令司各特将军的时候，他正在两个人的搀扶下从办公室穿过人行道，走进他的马车。他已经老了，不仅身体年迈不堪，思维也已经瘫痪。但是，共和国的军事组织还在依靠这位在过去的岁月建立过辉煌的垂垂老者。他的后勤总监泰勒将军在很大程度上是司各特的副本，其他人也差不多。我们要开通电报通讯，要运送人员和物资，就必须跟这些人打交道。他们仿佛已过了有用的年龄，就像一群循规蹈矩者，许多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事情都要耗费好几天才能决定。在任何重要部门的总部，我都看不到一个年轻有活力的官员——至少我一个也想不起来，长年的和平使得军队变得陈腐不堪。

我理解，在海军部里，相同的原因产生了类似的结果，但我与海军部并没有什么接触。最开始时候，陆军的地位很重要，而海军则处于相对较次要的地位。在各个军部的头儿被撤换掉之前，除了战败之外，我们看不到任何前景。而这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因为政府推迟生产一种有效的武器，这个国家开始对这一艰巨的任务变得不耐烦，这毫无疑问是很自然的。在军队各个部门中盛行的混乱情况很快就变得秩序井然，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

在我们的业务受到关注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有了一个极大的进步。卡梅伦部长授权司各特先生（他已经拥有了一个上校军衔）不用等陆军部官员缓慢而滞后的决策和行动，可以直接做那些他认为是必要的事情。这一授权派上了大用场，政府的铁路和电报部门从战争一开始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得到了卡梅伦部长的大力支持。他的才能和对问题根基的把握都远远胜过了他手下的将军们和各个部门的首领。但迫于众人的压力，林肯总统最终还是将他撤换掉了。不过那些幕后知道内情的人都清楚，如果其他部门都能像卡梅伦的陆军部一样管理得井井有条，那么许多灾难也许都能避免。

洛其尔——卡梅伦喜欢这样称呼自己——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在他90岁的时候，他来苏格兰看我们，当他坐在四马马车的前座上，穿过我们的大峡谷时，他非常虔敬地脱下了帽子，就那么光着头过去——他被这峡谷的宏伟所征服了。

我们的谈话马上转换到政府部门的候选人上来，认为除了在紧急情况下，他们必须确实亲自作出了努力，并且是具备政府所需要的才能的人才能当选。这是洛其尔讲的关于林肯第二任期的故事。

那天，在宾夕法尼亚的哈利斯堡，卡梅伦在乡村的家中。他接到电报说林肯总统要来看他。因此，他赶回了华盛顿，林肯说：“卡梅伦，我身边的人告诉我说，成为第二任期的候选人是我爱国所应该履行的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们说，我是能够拯救我祖国唯一的人，等等之类的话，而我也开始愚弄自己，相信那么一点点了。你觉得呢，你觉得应该怎样？”“哦，总统先生，28年前杰克逊总统也像你一样把我叫了过来，同我讲了一个与你同样的故事。我在奥尔良收到他的信，并且花了10天时间赶到华盛顿。我告诉杰克逊总统，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一个州的立法机关通过这样一项决议，飞行员在有暴风雨的时候不要抛弃船只，等等。如果一个州这样做的话，其他各州都会照办的。杰克逊总统同意了我的观点，然后我就回哈利斯堡了，准备了这样一份决议并且得以通过。如我预料的，其他各州都相继照办。正如你所知，他赢得了第二任期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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