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宗承灏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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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面孔：古代中国的生存路径与人性解读试读：
自序人性永远是一面镜子在所有的器物中，我最迷恋镜子，也最害怕镜子。年轻的时候，我有一张还算标致的脸，迷恋镜子，其实是迷恋自己。尤其是某一天，有女同学说我长得像某个明星，迷恋更甚。我记不清在哪里听过一句话，“镜子窥视着我们”——我们打量着它，显现的是一张你瞪着它，同时也被它瞪着的脸。很多次，我看着镜子中那张脸，它在不同的时间里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或得意，或颓废，或晦暗，或坚硬，或软弱。在那里，我庸常不堪的生活袒露着它的每一处肌理，像是刻意营造出的一种假象，虚幻而又深刻。在那里，我穿我的衣，我睡我的觉，我们相安无事，而又彼此对望，两不相欠。当我在某一个清晨或者傍晚，注视那些消失的历史人物，我试图走近他们，可所有的努力都成了徒劳。时间还在，可是时代早已面目全非。我们总想通过文字去打捞时间，可时间里散失的不是残肢断骸，不是光怪陆离的人生故事，而是旺盛的腥气或是心态的转移。那些顺流而下的时间，就像是我曾经迷恋的一面面镜子，我看着它，它也同样看着我。它看着我穿过一无是处的青年，走进谨小慎微的中年，走向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的年月，乃至最后的死亡。那些转瞬即逝的人和事，成了泡在时间药剂里的一个个标本，虽然存在，但已变形。我从不相信，我的文字能够在这个镜面的世界里安顿世道人心，我顶多是勉强完成对自己的交代，而这种交代又是如此潦草。我喜欢的一个歌手，二十年前高八度唱“不成熟的，快快成长；成熟了的，都通通地开放”；二十年后低八度吟“我想回头望，把故事从头讲”。是他拒绝成长，还是时间让他学会了放弃抵抗？这个世界的声音有着多元化的嘈杂，而我不愿意做一个没话找话的人。刷存在感有很多方式，而我偏偏选择了文字，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它让我失去了很多生活的乐趣。可在这迅疾如电的人生短途中，我实在找不到比写作更有意义的事。文字是时间馈赠人类最好的礼物，而我总是为自己一再陷入叙事的枯燥、视野和内心的逼仄而深感内疚，捶胸顿足。写作靠天赋，而上天只给了我一份蛮力。我只能不停地耕作，用量的积累来完成质的提升；除此之外，我不知如何打发这滚滚而下的时间。幸好，我是农民的儿子，耕作是祖祖辈辈留下的活命技能。在选择事件和人物时，我总是会选择大时代的主流人物，毕竟他们才是中国历史的推手与掌舵者。我写他们，仍希望能够还原他们的生存状态，或者说通过内心的重演和借鉴，来叠加自己的人生，来达到对于中国历史深层次的了解与感悟。欧洲中世纪晚期，罗马教廷为了筹集资金，开始授权神职人员四处贩卖赎罪券。据说，那些领受了赎罪券的人们的罪过就能获得神的赦免。从某种意义上看，这赎罪券更像是人生的万能钥匙。每一段人生都不可替代，所有的命运都殊途同归。在命运和不公面前，谁能祈求一张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赎罪券？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些都是不存在的。在丰富的人性之下，世事有万千答案，又何止一张赎罪券？基于此，我想尽可能地打捞那些置身于时间洪流中的个体。他们大多是治世者，或置身于一个摧枯拉朽的时代，或置身于一个“道术为天下裂”的时代。他们是大人物，同样也是时间深处的小人物。他们所信奉的生存哲学和人性阴影上的矛盾，是时代的困惑、文化的困惑，是所有生命共同体的困惑。天才的火花渐次熄灭，英雄不可避免地与悲剧相携而生。他们以刀锋、以阴谋、以帝王术、以补天志，去征服他们所处时代的途程。正因为如此，一个微不足道的时间节点才会被人为地赋予了诸多的意义。是人主宰了国运，还是国运裹挟了人的命运？1918年11月7日，快要过六十岁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学者梁济问他的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授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济留下一句：“能好就好啊！”三天之后，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他在遗言中写道：“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我不喜欢美人迟暮，我喜欢英雄老去。毕生所积蓄的力量以及人生中的破绽，都会在最后的时光中情不自禁地透过一些细节流露出来。原来他们的愤怒是如此虚张声势，原来他们的霸道是如此摇摇晃晃。他们被一再书写，也被一再误读。他们是镜子里的我们，我们是现实里的他们。老子在《道德经》里最感叹的是我的大患在我“有生”，若我不是人，我有何患？大人物也好，小人物也罢，其实都是一个时代缩影。那些来自历史现场的跺脚与呐喊，只是时间的一小部分。如果把这一小部分当成历史的真面目，那无疑是一叶障目。人有困惑，习惯于向外部世界探索，总认为是世界欠了他的。这中间有多少悲剧、认知的扭曲，就有多少堂而皇之去犯错的理由。古罗马思想家奥古斯丁说过：“同样的痛苦，对善者是证实、洗礼和净化，对恶者是诅咒、浩劫和毁灭。”以此类推，同样是一朝权在手，例如当皇帝，对善者可以成就仁政、和平和自由的世界，对恶者却是文字狱、枷锁和不公。抱着苹果手机忙着刷朋友圈的你，不会想到乔布斯说过的一句话：“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勇敢地去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只有自己的心灵和直觉才知道你最真实的想法，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乔布斯说的这句话，王阳明早在600年前就说过，而王阳明只用了“致良知”三个字。致，即“找”；良知，也就是“自己”。我们来这世上一遭，兜兜转转不过是在“找自己”。有的人将别人的期待视为要找的那个“自己”，结果是越找，离自己越远，越觉得困惑；有的人穿上别人的马甲，以为找到了真的“自己”，结果活得别别扭扭，身心困顿。一些人茫然失落，一些人盲目自大，一些人自惭形秽。曾经认为坚硬的，也开始松散；曾经以为自信的，也开始怀疑；曾经以为沉默的，也开始聒噪。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将平庸地度过短暂的岁月，很少有人能够登上巅峰看风景。只有极少数人会在认清这一现实后，还愿意去追逐世俗的高度和内心的宽广度。他们总是将自己视为命运的宠儿，总认为希望就在下一秒钟，下一个路口。我们宁愿相信在转角处会遇上想要的偶然性，也不愿相信会撞上南墙的必然性。芸芸众生，凭什么不是我，又凭什么偏偏是我？有人问，人类社会的结构是否只有身、心、世三重？奔了这头，就放了那头。当一头失重，又想要去往另一头平衡一下。今人如此，古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作为古老中国的代表人物，他们是如何面对故步自封，如何面对残忍暴力，如何面对时运颠倒，如何面对痛则思变……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人设，是宗教信仰和出世的精神，是“忠、义、信”的价值观，还是痴迷于入世的诱惑？万物皆有始，虽无限循环，却总有来处。往圣先贤用他们仰望星空时所发出的喃喃自语，开启了万物灵性与心智的交流，并唤起无数同样困惑者当下的觉醒。现代人喜欢挂在嘴上的一句话：离开谁，地球都照转。个体的沧海一粟，挡不住时间的大浪淘沙。颠沛于风云乱世，看似优雅荣光，实则忽略了多少矛盾与尴尬，更遑论内心世界的大开与大合。现代人喜欢问，我们的信仰去了哪里？问总是好的，怕就怕连问都懒得去问，就选择了随大流。一旦不再分享思想的喜悦和感念，一旦来者狂妄后世虚骄，人类的智慧就会退隐于无形。生活在当代社会，我们感受到时代转型的苦难和文明世界现代性的危机。列奥?施特劳斯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中这样描述现代性的危机：“现代性的危机表现或者说存在于这样一宗事实中：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寥寥几代之前，人们还是普遍确信人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能够知道什么是正义的（just）或者好的（good）或者最好的（best）社会秩序——一言以蔽之，人们普遍相信政治哲学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在我们的时代，这个信念已经回天乏力了。”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人性永远是镜子里的自己，是时间慢慢去拨开的谜底。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是一条河，而河流与河流之间，一直都是有区别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有句对白：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如果你自己都放弃自己，还有谁会救你？每个人都在忙，有的忙着生，有的忙着死。忙着追名逐利的你，忙着柴米油盐的你，停下来想一秒：你的上帝在哪里？你的上帝在哪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不敢反复问自己，每问一声，心底都会传来悠长的悲鸣。第一辑 变 局变法者的春梦——成于霸道，败于霸道五匹马向着五个相反的方向用力，围观的人群跟着发出撕心裂肺之声，像是火花溅入眼睛里。商鞅的身体在惊叫声里成了一堆可以任意揉捏的泥巴，被撕扯得失去比例。人间至痛莫过于此，一个肉身凡胎的人被揉捏成了一只长臂长腿的怪物，血从身体的各个方位喷涌而出。终于，皮肤的张力因承受不住巨大的拉力，纷纷露出了破绽。他气若游丝，想喊叫，却喊不出来。没有人知道，死亡到底在何时降临。秦惠王车裂商鞅，并且发出警戒，“莫如商鞅反者”，并且“灭商君之家”。当我们回望两千多年前那场变法时，一些关键词仍是含糊不清。时间有时候就像是一个喜怒无常的孩童，可以任性而为，却始终无法抹去宿命的烙印。有人说，商鞅成于“霸道”，也败于“霸道”，最后他能够以其肉身殉于“霸道”，也算是冤有头债有主。不知商鞅在身体撕裂前的最后时刻会想到什么，是为自食其果而感到后悔，还是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感到欣慰。他的心里一定想起故乡，他是一个魏国人，向西而去才是他生命的来路。想着大地深处的河流与山脉，想着函谷关外的草木与野兽，他的血液里升起一种悲哀。他想逃，想变成一只鸟，振翅飞翔蓝天，可是天地如牢笼。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说，“强梁者不得其死”。行霸道之人往往没有好下场，即便是对历史、对国家、对民族有过巨大贡献的大人物也难以逃脱历史的规律。1.秦国需要一剂春药秦人好勇，无论是披着黑色麻衣的穷苦百姓，还是穿着黑色袍服的贵族，每个人的身体里都藏着一份不灭的战斗信念。《汉书》中有如此记载：“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也就是说，早年秦文公外出打猎时，曾经捕获过一条黑色的龙，而这正是五行之中水德的象征。秦国统治者认为自己是水德，崇尚水。而在五行中水德对应的标志颜色是黑色。所以，从春秋战国时的秦国开始一直到一统天下的秦帝国，都崇尚黑色。黑色既是黑云压顶的愁苦，也是黑铁炼心的刚直。数百年的周朝，实在是太过久远，不安分的又何止秦人。天下本是天下人的天下，谁也别想一口吃了谁，谁也别想将周王取而代之，谁也别想轻易退出这场重生与毁灭的游戏。秦穆公曾经在一批外来人才的辅佐之下东征西讨，变革图强，一度达到“并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强盛状态。此后十数个继任者与秦穆公相比，既少了称霸的澎湃之心，也没有人才可堪大用。两者有着必然的联系，有野心必然会想办法去找人才，有了人才才有实现野心的可能。秦穆公的继任者好像早就忘了祖上的荣光，最自以为是的功名与荣光，也经不起时间的冲刷。英雄的后代也允许出现狗熊似的人物，也可以没有宏大的抱负与志向。秦国的国势就这样走向一个又一个低谷。低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当时鲁国的“初税亩”是在公元前594年，而秦国的“初租禾”则是在公元前408年，整整落后了186年。按照发展时间推算，作为当时国家根本经济制度的耕地管理及使用体制，秦国要落后于其他先进国家将近两百年的时间。天下大势除了分合之道，还有强弱起伏之道。而强弱之道，在于人为，不在天理。公元前361年的某天清晨，魏国国都安邑（今山西省安邑县）的大街上，一队手持戈矛的骑兵冲开摩肩接踵的人流，一辆华丽的马车由四匹马拉着奔驰而过。车子里坐的是魏国国君魏惠王，他听说相国公叔痤病得非常厉害，一大早坐了马车登门看望。连年的操劳，使得公叔痤积劳成疾。魏惠王握着公叔痤苍白的手，问他还有什么未竟的心愿，需要交代哪些国事。或许是很久没见到君王，公叔痤挣扎着爬起来，颤抖着嘴唇，说了一句对魏惠王至关重要的话：“我的中庶子公孙鞅，虽然年轻，却才能不凡，希望大王把国家大事委托给他。”公叔痤是魏国的相国。中庶子，类似于弟子兼助手。那一年，公孙鞅已经在公叔痤的身边度过了四个寒暑，并已赢得公叔痤的赏识。公孙鞅精通“刑名之学”，习杂家之言，好李悝之教，兼兵家之术，是一个复合型人才。商鞅是孟子和庄子的同时代人，但比他们俩稍微年长一点儿。因为后来受封于商，所以被称为商君或商鞅，其实本名叫公孙鞅，又叫卫鞅。商鞅是卫国公室的庶出公子。按照当时的宗法，嫡长子拥有父辈的继承权，其他庶子则不可能享受到太多父辈的荫庇。他们虽然得不到太多的实际利益，但应该享有的政治待遇还是能够保障的。如果他的人生目标仅仅是锦衣美食和妻妾美女，那么他大可不必跑到魏国去给公叔痤当个小秘书。为了引起魏惠王的重视，公叔痤在这里故意渲染了商鞅的才能。他说：“假如大王不愿意重用公孙鞅，那么请你干脆将他杀掉。因为这个人如果不为魏国重用，就一定会到别国去。以他的才能，一定会使他国富强起来，那样就会对魏国造成很大威胁。”那时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和宋、卫、中山等小国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战争。魏国的地理位置居中，容易四面受敌，忧患意识极为强烈。尽管如此，魏惠王还是没有将公叔痤的这句话放在心上。公叔痤将他对魏王说的话告诉商鞅，请商鞅赶快逃命。商鞅却若无其事地说：“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学富五车的商鞅在公叔痤门下本就无法施展他的一腔抱负，公叔痤死后，他就更显得郁郁不得志。当他听到秦孝公求贤的消息后，就带着他的老师尸佼投奔秦国而来。尸佼被后世列为诸子百家之一。秦孝公求贤的诚意，商鞅并不怀疑。然而诚意并不等同于治国方略的选择。自古以来，人们对治理国家提出了千百种主张，大而言之，形成传统共识的便有王道治国、道家治国、儒家治国、墨家治国、法家治国几种主流。其中王道治国是经过两千多年历史延续的成规定制，最为成功的范例便是西周礼制。这种王道礼制，也的确曾经使天下康宁一派兴盛。战国以来，王道礼制大为衰落。秦穆公时，百里奚操持的正是王道之学，秦国迎来了自己的巅峰时刻，秦穆公也由此成为春秋霸主，老秦人至今引以为傲。商鞅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冒险来到秦国的。商鞅的包裹里揣着从魏国带来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书——《法经》。魏国是战国中第一个实施变法图强的诸侯国，算是一个根基深厚的老牌强国。他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个人、一部法典。这个人就是李俚，这部法典就是《法经》。《法经》是中国最古老的成文法典之一。一部《法经》将法家的思想具体到可执行的地步，犯了什么错，定为什么样的罪，接受什么样的刑。如果魏惠王把魏文侯和魏武侯制定的改革路线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那么战国时代最强大的国家可能就是魏国，而不是后来崛起的秦国。可惜的是魏国的这场改革，始于魏文侯，止于魏惠王。商鞅在魏国期间，将《法经》里的每一个字都刻在自己心里。虽然李俚这时候已经去世了半个多世纪。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商鞅依然算是李俚的弟子。秦孝公发布的求贤诏，伴随着他强国富民的决心，很快就传遍了山东六国。秦孝公曾经目睹了其父秦献公改革的平淡收场，他在内心深处遥想远祖秦穆公所建立的强国霸业。每念于此，他都能感觉到身体里的血液在燃烧。他在即位的第一年，就迫不及待地向天下发出了那篇改变大秦时局的求贤诏。诏文说：“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无数个不眠夜晚，栎阳城始终有一盏灯孤独地亮到天明，那里正是秦孝公下榻的寝宫。作为秦人的王，作为嬴氏王族的带头大哥，秦孝公没有理由回避这个战乱不息的时代赋予他的使命。这是一片生产王的土地，土地越是贫瘠，当王的冲动就越是不可遏制。每个王的眼中都闪动着亢奋的火焰，都害怕被这个世界冷落。为争夺霸主这个名额，他们把流血与死亡，当作自己的选票。战场上胜负往往并不取决于战场，而是取决于战争之外的诸多因素。商鞅进入秦国时，通过内史景监的引见才见到秦孝公。对于景监这个人，史料着墨不多。他举荐商鞅，若是没有利益往来，必然是出于男人之间的情义，他敬佩商鞅、相信商鞅，甚至对商鞅不说明理由的要求也会无端地接受。商鞅于他，是一个可敬可亲的名士挚友。商鞅与秦孝公的初次会面，完全是两位野心家的直接碰撞。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双方并没有碰撞出多少火花。商鞅显然是有备而来，口若悬河，从三皇五帝开始谈起。秦孝公听得直打瞌睡，最后给了商鞅一个“妄人”的评价。所谓“妄人”，就是不懂装懂，自以为是，令人讨厌的狂妄之徒。《史记》中形象地记载了这一细节：这边商鞅滔滔不绝地说，唾沫星子乱飞，而那边的秦孝公却昏昏欲睡。秦孝公不耐烦商鞅的长篇大论，径自撇下一堂大臣扬长而去。为此，作为商鞅引见人的景监被秦孝公狠狠训斥了一通：“你难道就给我引荐这样的人才吗？这样的人对我有用吗？”还没等商鞅将自己内心的想法统统倒出来，秦孝公就令人将他逐出会客室。商鞅精通“刑名之术”，自然是游说巧辩的高手。他初次见到秦孝公，在没有摸清对方底牌的情况下，只能采取避实就虚、引蛇出洞的游说战术。他向对方大谈“帝道”，他以为，像秦孝公这样有野心的霸主，王道是永远不会跑偏的话题。第二次接见商鞅，中间仅仅隔了五天。商鞅第二次宣讲的主题是王道，比第一次效果要好一些，但仍然没有切中要旨。双方二次见面，气氛还算融洽，商鞅丝毫没有收敛的意思，依然滔滔不绝如黄河之水。秦孝公这一次没有昏昏欲睡。商鞅虽然说的是王道，但也点明了秦国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同时提出了当前两项重点工作，一要内劝农，二要外修战。或许是商鞅说中了秦孝公的心思，秦孝公有了与商鞅进行深度交流的愿望。这一次会面，双方虽然没有做到相谈甚欢，但是比第一次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对商鞅而言，他总算是摸清了秦孝公的路数。商鞅突然发现，原来面前坐着的这个高富帅和自己一样，都是急功近利的主儿。曾经觉得自己生不逢时的商鞅，此时仿佛触摸到了这个时代为自己量身打造的机遇。有了前两次的试探与铺垫，双方的第三次见面也就不用拐弯抹角，而是直指要害。这一次，商鞅选择了“霸道”这个话题，果然得到了秦孝公的高度认可。此后一发不可收拾，“语数日不厌”，两人由此成为最佳拍档。“王道”与“霸道”这两个词出现得较晚，但是这两种治国学问早就存在了，司马迁用这两个名词来概括这两套学问。商鞅年轻时师从多门，既学习法家、杂家的学问，也学习兵家的学问。他以杂家的根底谈论帝道、王道，后来又以兵家的根底撰述兵书。景监后来问商鞅是如何得到秦孝公的欢心的。商鞅答道：“我是用夏、商、周三代盛世来劝说秦孝公，可秦孝公说：‘时间太长，我没有漫长的时间去等待。况且贤能的君主，自身就扬名天下，哪里能默默无闻地等待几十年、几百年来成就帝王之业呢？’因此我就用强国之术向秦孝公陈述，才赢得他的欢心。”在这次会面中，商鞅明确谈到了“法治”，并希望以此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而秦孝公要的就是富国强兵，他的犹豫和困惑大多来自何种途径能够尽快实现这一目标。商鞅在这里为他指出一条光明路径——法治。秦国原来是军事管理制度，国家的军政大权都集于国君一人之身。在政权规模较小的情况下，这种管理体制还能维持其优势，上行下效，雷厉风行。问题是，现在国家的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财富也不断积累，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随着现实状况的不断升级而日益凸显。国君虽然手握绝对的权力，但却没有办法将这种权力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贯彻到每一个角落。更何况，国君根本不可能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分配下去，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分权就是放权，放权也就意味着君王随时有被架空的危险。按照商鞅的意思，就是将国家的意志和国君的权力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外化出来，向整个国家颁布，并依靠国家的力量强制推行。这样一来，“权”就变成了“法”，“人治”就会变成“法治”，君主的权力和国家的意志就会无处不在。对于宠臣景监推荐来的魏国家臣，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秦孝公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耐心，就足以表明他的志向决不仅仅只是谋强图霸一方这么简单。他要超越这平凡的君王生活，他有一颗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的心。一个人的野心最怕遇上另一个人的执着。在商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三晋人士功利色彩之外的另一面，那就是对于理想的执着。这种执着，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不是简单的追名逐利。商鞅之所以在秦孝公面前大谈特谈法家的那一套，而避谈儒家，不是他对法家有着多么坚定的信念，而是因为秦孝公当下最需要解决的是秦国如何迅速崛起的问题。面对秦孝公的急功近利，商鞅已经无法安静地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秦孝公最需要的应该是一剂服下即可见效的春药，能让老大帝国一夜间焕发生机。在这种情况下，商鞅只能以功利的算计来衡量各种学说的优劣程度，而不会用价值观来主导自己的选择。说白了，商鞅这时候还无法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只要符合君王的口味，哪怕自己内心认为有问题的东西，他也可以举双手赞成。这不是商鞅一个人的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时势面前，虽然口口声声说什么“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他们的“道”又何尝不是建立在君王之道的基础上。这种迎合心态会决定他们选择哪一种方式介入时势。如同商鞅，既然秦孝公喜欢听霸道，那就闭口不谈“霸道”的弊端，只谈“霸道”的历史功效。第三次见面，秦孝公虽然对商鞅的想法赞不绝口，但他并没有启用商鞅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商鞅明白秦孝公是怎么想的，他对景监说：“我对孝公谈了霸道，看样子他已经动心了。他虽然没有表态，但我知道，他肯定会再见我的。”果不其然，这两个野心家又有了第四次会面的机会。当然，这一次会面所谈的内容属于机密，无人知晓，也不见史料上有所记载。我们能够知道的是这两个男人在一起吃则同席、卧则同榻，一连谈了几天几夜。可想而知，这次长时间的秘密会谈，肯定是在讨论如何推行变革方案，以及在改革途中有可能会遇到的阻力。也许他们已经下定了决心：不变则已，一变就要成功，绝不能流产。秦孝公显然已经被商鞅的理论所震撼，陡然觉得往昔那笼罩心田的沉沉阴霾，已经消散得无影无踪。商鞅如同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持斧之人，将长久以来束缚秦孝公身心的那道枷锁生生劈开。经过四次的谈论，商鞅终于准确地揣摩到秦孝公心中所欲。秦孝公要的是“及身显名”的大欲，是立竿见影的强国之术，而不是悠远缥缈“邑邑待数十百年”的帝王之道。2.商鞅的罪与罚公元前356年初春，秦国正式拉开改革的序幕。这一日，栎阳宫城的政事堂早早生起了大燎炉，红红的炭火使原本阴冷晦暗的大厅变得暖和明亮起来。与往日不同的是，朝臣们的脸上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像是有什么大事将要发生。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可能只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它更接近于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也正因为如此，改革才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百般阻挠。在改革之前，秦孝公想听听各方的不同意见。商鞅是外来的和尚，他所念的那一套经到底有没有用，秦国人民到底能不能接受，这都是秦孝公所顾虑的地方。正因为如此，秦孝公欲用商鞅变法，又恐天下议己。为了摆脱这种尴尬的两难局面，秦孝公专门安排了这场“御前大辩论”，让支持者与反对者各持己见展开辩论，这样既互通声气，也能够说服对方。商鞅认为，旧制度已经证明行不通，既然不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那就应该早日废除，改弦更张。新事物的出现，本来就会遭到世人的反对。这时候进入商鞅个人秀时间，愚昧的人还没做出任何反应，智慧的人已经有所觉悟。对于商鞅而言，他不可能去做通每一个人的思想工作，也不可能说服他们都来支持自己。他说：“秦国变法之方略为：奖励农耕以富国，激赏军功以强兵，统一治权以正吏，化俗齐风以聚民。此四项之下，各有若干法令保证其实施。”一切时代、一切民族和国家在改革时必然遇到阻力和咒骂，秦孝公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太师甘龙就是贵族保守派的代表，他反对商鞅改革的理由是，官员和老百姓已经适应了传统，如果硬要改变这一切，必然会导致秦国大乱，天下人都会站出来反对的。这是一场极为精彩的大辩论，商鞅滔滔不绝地展示自己的口才，说得秦孝公连连称“善”，说得那些反对派们哑口无言，不知如何应答。大辩论固然费神耗时，却拨开了重重迷雾——它给保守派一个良机，他们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见解；同时也给了商鞅一个良机，他借此伸张了自己坚定的意志和饱满的信心，更展现了渊博的知识及崭新的时代精神；它给秦孝公一个良机，使他了解了朝臣的不同面貌，并且扫除了心底的困惑和疑虑。不管那些士族大臣们的脸色有多难看，都无法动摇秦孝公变法的决心。他封商鞅为左庶长（中级官员），直接对自己负责。可是商鞅上任之后，并没有马上颁行新的法律。他对秦国的形势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他认为这时候的秦国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要改变这个国家的现状，就要颁行新的法律，实行新的制度，依靠秦国的老百姓。而商鞅这时候要颁发推行的法律政策，将会触动秦国贵族的利益。如此一来，那些贵族将会成为他变法的阻力。商鞅所能依靠的，除了秦孝公以及秦孝公给予他的权力，就只有依靠秦国的老百姓。所以在启动改革之前，商鞅首先要做到取信于民。南市，是栎阳南门内城墙下的一处农牧货品交易大市。从早晨开始，栎阳城内外的老百姓就会络绎不绝地赶到这里，进行交易。临近中午时分，集市已经人山人海。这一日，市场中心的广场上出现了一阵骚动，许多人都赶过来看热闹。一小队兵士抬着一根粗壮的木椽向这边走来，待到城墙之下，士兵将木椽靠在墙上。当大家惊疑不定、议论纷纷的时候，商鞅来到了现场，将赏金骤然提高到五十斤。这简直就是一个儿戏。人群开始骚动起来，激动和兴奋的情绪开始蔓延。人们跃跃欲试，而又将信将疑，犹豫着不肯向前。一个争强而又好奇的青年在众人怂恿下，没考虑那么多，就将那根木椽移到北门去了。结果，这个青年竟然如数得到赏金。人们惊叹不已，商鞅的目的也就真正达到了。商鞅要通过这样一件事让民众信任他，等到人们都相信他令出必行之后，才开始颁布改革方案。国家号令不会更改，一是一，二是二。徙木立信就是要取信于民。信任是相互的，由于在“富国强兵”的愿景目标上达到高度一致，秦孝公便以完全信任、充分授权和毫不动摇的支持，使得商鞅敢于放心大胆地作为，并相信自己是在为一个国家的成功做出努力和贡献。这是国君在重臣的心中树立“信誉”。商鞅知道自己是“空降兵”，除了秦孝公的支持，他没有任何背景，变法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城门立柱，移木赏金，这是商鞅在百姓心中建立诚信的一种手段。既然商鞅这时候已经得到了君主的支持，那么下面他所要做的，就是争取绝大多数秦国老百姓的信任。两种“信誉”使上上下下取得了一致的价值认同。没有这样的“信誉”，变法就不可能在秦国发生。商鞅的改革并不是贸然出手的，他是在观察了数年之后，才开始变法的。那些年中，他像一个冷静的刀客，躲在黑暗的角落里，看着别人厮杀，自己却不动声色。他在等待机会，一个可以一招致命、切中要害的机会。当这个机会到来的时候，他决定出手了。他一出手，所有的人就都看见了他，因为他的动作迅疾而猛烈。这一年，是公元前356年。卫鞅的变法，是从立规矩、明赏罚开始的。商鞅在改革伊始就为秦国今后百年的施政手段定下了一个总基调，那就是以法施政。这里的“法”成了刑法，成了轻罪重刑、重罪酷刑的代名词，其中最典型、最残暴、流毒最为深远的是连坐法。“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如果发现问题没有及时举报，一人犯“奸”其他同一什伍的九家街坊全腰斩。一人“流”则九家同“流”，一人“囚”则九家同“囚”。此后这一连坐法经秦国历代君王和当国重臣不断加工，愈织愈密，愈织愈苛，终于在百年后将大一统的秦王朝打造成了一个集中营。相对于其他诸侯国而言，秦国的君权原本就缺乏道义及制度上的制约。商鞅变法并没有将君权神圣化，而是通过制度和具体刑罚来塑造君权绝对化，也就是所谓的君王最大，君权最大，君王的刑法最酷。商鞅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所推行的经济制度改革成功调整了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也奠定了法家思想在秦国施政理念中的主导地位，也同时将法家思想的局限和缺陷融入秦国的施政理念。此后秦国的历代君主和当国重臣也理所当然地将法家思想继承下来。在继承中，他们不但没有加以正确的扬弃，恰恰相反，他们更是将法家思想的先天不足不断放大。秦国历代君主和重臣急功近利且守株待兔，他们根本看不到法家思想与时俱进的先进性，也拒绝考虑法家思想所蕴含的“法者，所以爱民也”的深刻内涵。他们将商鞅改革的暴烈手段视为万世之法，一代谬于一代地传导下去。他们不知道，以重刑、酷刑作为贯彻政令的根本手段来实现改革，只能用于彼时而非此时，只能用于一时而非累世。秦孝公委任商鞅为左庶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行政长官。在魏国不被重用的商鞅，终于在秦国觅得施展平生抱负的机会。商鞅在大辩论上抛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观点，虽然遭到了士族大臣们的反对，却赢得了秦孝公的支持。商鞅随即草拟了《垦令》，再由秦孝公增订修改，并且公布于世，成为秦国改革的第一份正式法令。从商鞅做左庶长执政开始，秦孝公就好像从史书上突然蒸发了。本来应该两个人的大戏，这时候却成了商鞅一个人的独角戏，其他的人与事件都成了背景。其他人成为背景尚可理解，作为男二号的秦孝公竟然没有留下几句台词就莫名消失，实在让人无法理解。徙木立信是商鞅亲自策划并实施的，反对者的骂声和支持者的掌声同时响起。秦国这时候的法制建设、经济、政治改革统统都是商鞅一个人在舞台上的秀，甚至连对外战争也是商鞅领兵出征。商鞅刚开始在秦国推行新法时，有上千人跑到国都栎阳上访，他们态度很明确，反对秦国推行新法。虽然这些上访者在都城闹得很凶，可秦孝公始终没有露面。战争，给了商鞅重新分配爵禄的机会。官场裙带的链条被他无情地扯断了。那些占尽血缘优势的人与爵禄渐行渐远，而那些真正勇武的战士开始走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商鞅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制度，收回特权，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有军功战绩，才能够重配爵序，列籍贵族；平民百姓，不管出身贵贱，只要有军功战绩，都可以根据杀敌多少，获得相称的爵位，获得功名富贵。有野心的人，通过打仗、杀敌，血腥的屠杀，获得人口和土地。商鞅还没有罢手，他使出了更狠的一招——爵位与封地脱钩。贵族的封地被收归国有，重新分配使用，那些不可一世的贵族们几乎一无所有了。商鞅一亮相，就打倒了一大片，迅雷不及掩耳，令秦国上下目瞪口呆。商鞅将他的刀锋毫不避讳地指向贵族当权者，但是他的对手并不好对付——他们有权、有势力，人多势众，不会坐以待毙、等着别人来动他们的奶酪。那不是一般的奶酪，是由不计其数的别墅庄园、豪车美女、钟鸣鼎食、绫罗绸缎、出行时威严的仪仗以及无孔不入的特权共同打造的高级奶酪。他们觉得享有这种高品质奶酪是天经地义的，老子英雄儿好汉，先辈用功勋换来的特权是取之不尽的宝藏，作为后裔的他们世世代代分享不完。他们什么也不需要做，却什么都拥有。而这种不正常的利害关系，却从来没有人站出来质疑。他们不愿意平白无故地失去这一切，去成就商鞅这个外来务工人员的业绩。司马迁没有记录商鞅开始出手的日日夜夜里，他是怎样度过的。我们可以想象他在那些时间里，他所背负的精神压力——毕竟是人，不是神，血肉之躯有着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这是一场冒险，更是一场豪赌，不成功，便成仁。他只不过是一名宾客而已，体内流淌着的是卫国的血，和嬴秦并没有关系。支持他放手一搏的不过是秦孝公一人，而不是那批人数众多的贵族。商鞅从来就没有低估他所面对的凶险，为防不测，他制订了周密的安保措施：每当出门的时候，他都会为自己准备十几辆车跟随其后，车上满载着披甲的武士，还有持矛和戟的卫士排在车队的两旁，把商鞅的车围得水泄不通。即使如此，他紧绷的神经也难以松弛下来。商鞅从哪里来的这份冲动和决心？隔着两千多年的时光，我们已经无从查考，中国的史书只负责记录史实，从史书间搜索出历史人物内心的蛛丝马迹无异于缘木求鱼。我们可以找出许多原因，但是我想，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他当年被魏惠王拒绝的那份难堪会一直残留在他的脑海里，纠缠着他。从商鞅后来的举动分析，他很可能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一个冷酷、强硬、独自决断的人。他坦然中裹藏着凌厉，他对自己过于自信。但是他越是自信，在魏国受挫的辛酸记忆就越是挥之不去。那份记忆折磨着他，催促着他赶快通过一项伟大的事业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只有功成名就之时，记忆中的伤痕才能被抹平，成为一段非凡的经历，成为荣耀的注解、骄傲的资本。魏惠王的傲慢帮助商鞅完成了一次人格的反弹，进而帮助了秦国的事业。眼下，必须要狠，商鞅对犯法的人从不留情面，犯死罪者，不是腰斩就是车裂；犯活罪者，不是剁手就是削鼻，还要把罪行刻在犯人的脸上。他崇尚暴力，崇尚极端的暴力。这份残酷，与秦孝公的野心一拍即合。他的暴力不是草莽剑客的快意恩仇，而是得到国家意志的全面贯彻。商鞅新法的每一个文字，最终都将变成淋漓的鲜血。商鞅还企图统一国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商鞅不能容忍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把他们全部流放到偏僻的边陲、穷山恶水当中去，从此再也没有人反对他了。秦国“连坐”的概念是商鞅最先提出的，连坐制不但推行在百姓身上，就连军队也实行这制度，后来演变成为秦法的主体。商鞅在渭河边论法，一次性就屠杀了七百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直到刀斧手的手砍酸了，连刀都举不起来了，才肯罢休。尸体沉入水中，比水里的鱼还要多。那些柔若无骨的尸体，在河水里慢慢游动着，随着河水的流势不断变换着姿势，只有在河水转弯的地方才会停下来。越来越多的尸体聚集在那里，全部是无头的，他们的头颅被冲到了更远的地方。商鞅在表明法的威严，也是在为自己壮胆。或许在他看来，只有杀戮才能掩饰他内心的忐忑。但贵族们不会坐以待毙。果然，有人往刀口上撞了。为了这个冒失鬼，商鞅等了很久，守株待兔，等着他自投罗网。但那个人来者不善，让商鞅倒吸了一口凉气——此人不是别人，是秦孝公的亲儿子、当今秦国的太子。太子是下一任的国君，即秦惠文王。或许为尊者讳，他犯了什么法，《史记》中没有记载，这反而让人生疑，他一定是犯了什么上不了台面的错误。太子犯法，是对商鞅的一次考验。面对太子的挑战，商鞅不能折腰，也不能回头，回头就是死路一条。既然变法的主要矛头指向贵族当权者，那么，在太子面前，卫鞅举起的利刃就不能有丝毫的犹豫。于是，他板着脸，回敬了一句话：“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意思是说，新法不能推行，原因就在于上面的人在触犯它。但是，如果在太子脸上刻字，太子将如何继承王位呢？这给商鞅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反复思量之后，他决定采取一种变通的方式惩罚太子，就是对他的太傅公子虔处以刑罚，同时对他的太师公孙贾处以黥刑。太子本人的身体完好无损，但他的尊严被侵犯、被惩罚了。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他们没有想到商鞅贯彻新法的意志如此坚决。太子挡不住商鞅，就没人挡得住他了。新法推行了4年，公子虔又犯了法，他的鼻子被削下来，成为新法的纪念品。儒家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而商鞅代表的法家则把人的本性假设为恶；儒家主张通过礼仪教化驯服潜意识里的邪念，法家认为只有通过严厉的惩治来约束恶的本能；儒家树立“仁爱”的楷模，而法家则寻找“反面典型”来杀一儆百；志在树立道德榜样的儒家为人的存在提供了一个上限，法家则为人的存在设置了一道底线。商鞅变法处处得罪人，朝野上下的反对意见不绝如缕，特别是宗室贵戚们在私下恨得牙痒痒。后来有人对新即位的秦惠王说：秦国百姓只知商君法，不知国君令。这样的话，恐怕秦孝公生前也应该听过很多次。但是秦孝公的态度是不闻不问，对商鞅除了信任，还是信任。终秦孝公之世，变法派官员一直实权在握，所有反对变法的势力都被压得动弹不得。3.商鞅死，秦法未败也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商鞅的变法分两步走，核心内容集中于“农、战”二字。商鞅所处的那个时代，国家的头等大事莫过于农业和战争。农业是一个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而战争则是战胜敌国最有效的手段。公元前354年，秦国军队夺取了魏国的少梁（今陕西韩城）。公元前352年，商鞅又率领军队包围魏国旧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迫使魏国守军投降。此为锋芒初试，表明秦、魏力量对比开始逆转。公元前340年，商鞅率军队大举讨伐魏国，这一次是真正的争雄。一年前，魏国与齐国大战。齐国以孙膑为军师，田忌为大将，杀了魏国大将庞涓，取得胜利。商鞅向秦孝公建议说，魏国惨败，人心不稳，力量疲弱，应该趁机进攻魏国。这一军事主张得到了秦孝公支持。魏国派出公子昂迎击秦军。公子昂是商鞅在魏国时的老熟人，商鞅给公子昂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们是老朋友，阵前相遇，实在令人为难。不如我邀请你到我这里来相会，饮酒结盟，让两国永远和好算了。”单纯的公子昂信以为真，前往秦营拜会商鞅。结果他刚踏入秦军大营，就被商鞅拿下。秦军立即出击，大破魏军。魏国被迫将河西大部分土地割让给秦国，为了躲避秦国锋芒，把国都也迁到了远离秦国的大梁（开封）。魏国从此不敢再与秦军争雄，直到被秦国消灭。人是一个半是天使半是魔鬼的复合体，明面与暗面会交错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就看外部环境的刺激和生存的需要了。同样一个商鞅，可以用南门立木昭示“诚信”二字，也可以言而无信出卖朋友来获取局部利益。在商鞅的帮助下，秦孝公一雪先人的耻辱，他亲自出城迎接凯旋的商鞅，并把商、于（今陕西商县到河南内乡县之间）地区十五个邑封给商鞅，并赐给他一个称号——商君。秦孝公赋予商鞅无上的权力，将其提拔为大良造（总理兼军队最高指挥官），官职级别也晋升为二十级中最高的彻侯。对外实行军事征讨，对内用强权压服人心，推行新政。商鞅提出的愚民思想是与其最重要的变法内容——重农战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其目的是要人民摈弃杂念、归心于农战。为了使人民能够集中精力专心农战，商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他们变得愚昧无知。正因为如此，在商鞅变法的各项内容中，“愚民”是关键词。商鞅认为“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也”。如果老百姓都是愚昧敦厚之辈，就不会崇尚学问，更不会被其智巧所迷惑，就会专心致志地按照君王的意志投身于农战。商鞅的强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残酷的一种，是一次激进的国家主义试验，在经济模式上则体现为“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在他的治下，秦国成了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虎狼之国”，举国上下蔓延着极端功利主义的进取氛围。这一施政目标虽然符合王道，但在制度及道义层面将君主直接推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商鞅对普通民众的轻贱，何尝不是暗含着他个人未来的命运，暗含着在他的理念下成长壮大的秦国的命运——轰然而起后，再跌入万劫不复。在商鞅看来，民强则国弱，民弱则国强。商鞅的弱民之法很简单，就是用强权迫使民众装聋作哑，做一个愚蠢麻木的人，剥夺他们的智商、情商指数，剥夺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具体手段是把诗、书、礼、乐直接列为有亡国危害的禁书，禁止求学、讲学及文化娱乐活动，禁止其他流派思想，全国上下只能听到法家思想的一种声音。学识渊博表达能力强的知识分子“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以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在法家看来，愚民政策是无所不能的一剂春药，只要愚民，就会掀起大生产运动；只要愚民，军队就会全面提升战斗力，国家就会涌现无数战斗英雄。殊不知，民智是任何社会制度都无法遏止的，愚民政策到最后只能导致愚人自愚。商鞅在他的《商君书》中如此言道：“入使民壹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也就是说，作为执政者要让老百姓对内做好一件事——种田，对外也要做好一件事——战争。只会种田的人，就会变得很朴实。他已经没有思想了，也没有眼界了，他没有见识过别的，只会干这一件事，自然就会变得朴实，这个朴实实际上是愚昧的意思。那么一个愚昧的人，一个无知的人，就会“安居而恶出”，就会很安分地待在家里面，而不愿意出去。他还说：“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老百姓有很多很多的欲望，但是国家应该让他所有的欲望都从一个渠道来实现，那就是你种田，你为国家去打仗。你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就可以赏赐你；你不这样做，就要惩罚你。所以“利出壹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一门，国家所有的资源都控制起来，把所有的社会资源都控制起来，然后只让它从一种渠道出去，这样国家就具有了控制社会资源的绝对能力，国家就会变得很强大，就会无敌。商鞅的迷失是逻辑递进的，一个国家，一旦价值观发生迷失，作为个人就会失去自己的坚守，作为国家就会产生社会责任的失落。价值观的迷失，自然而然会走向自我的迷失。作为个人只能以外在的功绩来衡量，作为秦国只能以利润的高低来判断，评价尺度完全功利化而失去伦理约束。一旦自我迷失，经营者的判断力就会下降，国家的政治事业就会变成一场豪赌，甚至有人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放弃坚守底线，饮鸩止渴。这种迷失一旦形成社会风气，就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外在效应，对他人的评价准则会转移到狭隘功利尺度。公元前338年，秦国上层很多人已经预感到形势即将发生重大变化。商鞅在秦国任宰相已达十年，权焰熏天，志得意满。这时候，贤士赵良却对他说了这样一些话：“——你通过巴结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才得以亲近秦孝公，飞黄腾达。这不是成名的正道。“——你治理国家却对百姓漠不关心，光顾着大建豪华的宫殿城阙。这些工程算不上政绩。“——你利用法律手段来排斥异己，对政敌你可以割掉太子老师公子虔的鼻子，对平民百姓你随意用严刑酷法予以残害，只会积累怨恨酿成大祸。这不能算是执法。“——传统道德对百姓的感化比官府的恐吓命令更能深入人心，下民效仿上官的清廉正直比遵循上官的三令五申更为迅速。现在你排斥传统道德，用权力来强行灌输所谓的先进文化，这谈不上教化百姓。“——你又称孤道寡，炫耀权势，天天把秦国的贵公子投入监狱，无礼地欺凌他们。《诗经》说：‘老鼠都举止得体，这人却蛮横无理，既然蛮横无理，何不赶快断气。’根据《诗经》来看，这不是平安长寿的做法。“——公子虔被割掉鼻子后闭门不出已经八年了，你不但不知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杀掉杜欢，在公孙贾脸上刺字。《诗经》说：‘得人心者上台，失人心者垮台。’干的这几件事，都不是得人心的举措。“——你为何不放弃权力，归还十五座封邑，到乡下去浇灌菜园，劝说秦王多做好事：提拔被埋没的贤能、赡养老人、抚恤孤儿、尊敬长辈、礼遇功臣、尊崇有德之士？这样可以使你稍微安全一点儿。“——难道你还要贪图既得利益，要垄断所谓教化，要积蓄百姓怨恨吗？一旦秦孝公死后，秦国难道真的不会逮捕你吗？可以坐等灭亡的到来了！”赵良见到商鞅处境危险，也是出于一片真诚，希望能够帮助商鞅解围。商鞅推行改革近二十年，最大的错失是政令无法彻底在宗室贵族里执行，使这批既得利益者与老百姓一样，服膺国家法令。倔强的商鞅还是在内心回避了那些血淋淋的场面，挑选了最能摆到桌面上的亮丽事实，回答道：“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不后悔。当初秦国多么落后，父子男女同室而居，是谁改变了这些陋习？是我。再说前些年，我指挥迁都咸阳，扩大了旧城，建成了比鲁国宫殿还要宏伟的宫殿，这些你都没看到吗？”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因病去世。太子驷继位当了国君，是为秦惠文王，也就是二十年前犯法受商鞅惩罚的那位太子。新君既立，而且还是自己的宿敌，商鞅只好避其锋芒，第一时间递上了辞呈。那些受到惩罚的贵族们又岂能放他入山林。没了鼻子的公子虔，一刻也没有忘记复仇。他可以忍耐八年闭门不出。宗室贵族们支持他，时刻准备着反扑。而秦孝公咽气的那一刻，就是他出门的时候。当那些饱受商鞅新法折磨的贵族们推举他为代表，向新国王进言时，他并无推脱。他戴着遮羞的面罩出现在秦惠文王面前，尚未开口，年轻的王就知道他要说什么。公子虔隔着面罩，瓮声瓮气地对秦惠文王说：“大臣过于权重，国家就要危险；左右人等过于亲近，大王自身就要危险。如今秦国上下，连女人和孩子都知晓商鞅变法，没有人知道大王之法，这不等于商鞅成了君王，而大王反而成了大臣吗？”没有鼻子的公子虔将他的嘴上功夫发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在这里用了诡辩术，将商鞅与秦惠文王巧妙地分开。实际上，商鞅变法是国家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所有法令的出台都代表秦国。商鞅之法，就是秦王之法。公子虔关于“商鞅成了君王，而大王反而成了大臣”的假设万分狠毒，它将商鞅置于欺君罔上、大逆不道的处境中，让人百口莫辩。根据《史记》的记载，公子虔的门徒甚至告发说商鞅意欲谋反，就更离谱了。不过这类造谣中伤正中秦惠文王的下怀，因为叛逆和谋反，是君王诛杀臣子的最好的借口，这可以让秦惠文王堂而皇之地摆脱徇私报复的嫌疑，用商鞅推行的法律，将商鞅绳之以法。商鞅就这样死于他一手打造的铁血制度——秦制。可是他在秦国两度变法的效应，仍在持续发酵。秦惠文王杀商鞅报了私仇之后，从国家利益考虑，也还是沿着惯性在往前走。“商鞅死，秦法未败也。”政治上废除“世卿世禄”，以功定爵，建立郡县，实行什伍制度，实行土地私有，废井田、开阡陌，鼓励生产，统一度量衡。又击败当时如日中天的魏国，夺得西河之地。从历史效应来看，商鞅变法二十年，不仅带领秦国由弱变强，而且逐步动用改革的法器，将大秦帝国打造成为一台疯狂的“战争机器”，秦国也由此成为战国七雄中的头等军事强国。法家思想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经过百年积淀，终于培养出一个把法家思想的致命缺陷发挥到极致，把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积累到极致的秦始皇时期，也终于培养出一个如巨大的火药桶般的大一统秦王朝。谋利者的哲学——鼠在所居，人固择地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话题争论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意义。不管本善还是本恶，都不妨碍我们没心没肺地过自己的日子。但是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而言，相信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意义就大不同了。尤其是那些有机会用自己的思想影响君王、实现改造社会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决定了国家的政治走向，决定了老百姓活在哪一套制度里以及他们的幸福指数。信奉人性本善的思想家，他们大多注重道德的力量，主张人们通过内心反省，来自发约束自己的不良行为。而那些相信人性本恶的思想家，则相信法律带来的效果，主张用国家机器强行约束人们的不良行为。1.帝王术的终极目标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众多的学者先生，纷纷著书立说，争锋论辩。诸子百家，分门别类，千差万别，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千年不遇的理性之觉醒。这些独树一帜、学有所成的先生们，往往兴私学、集弟子，遍游天下。他们游说各国权势人物，或者自己投身于政界经世致用，或者送弟子出仕干政，自己在幕后发挥影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于有志向、有能力的青年来说，从师游学，客卿出仕，成为出人头地的一条康庄大道。置身于大时代背景下的李斯，在楚国的府衙中做着文法小吏。对于奔腾向前的生活只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却没有突围的办法。在他居住的宿舍旁边有一个厕所，厕所里住着一只老鼠，它每天趁没人时跑出来享用茅坑的粪便。厕所里人来人往，还经常有野狗来抢食。老鼠作为弱者，一不留神，就有可能被人一脚踩死或被狗一口咬死。厕中鼠为了填饱肚子，每天提心吊胆，一边食用粪便，一边留意人与狗的行踪，稍有风吹草动，就要四下逃窜。这个厕所，李斯每天都要去好几次。李斯注意到了这只老鼠。李斯望着它；它也用两只小眼睛回望李斯，眼神里流露着惊恐不安。那副丢魂落魄的样子，李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又一天，李斯因事到官府的仓库里去，见仓库里也有老鼠。此处的老鼠与厕中鼠有着巨大的反差，仓中鼠坐在高高的粮堆上面，粮食多得吃不完，也没有闲杂人员和野狗来打扰它们。个个吃得身体滚圆、毛色光滑，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态。同样是鼠辈，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境遇。老鼠的命运让李斯悟出了许多人生真谛。厕中鼠活得畏畏缩缩、窝窝囊囊，要进不进，要退不退，吃着臭不可当的粪便，还要担心被人扑杀、被野狗撕咬。仓中鼠却可以生活在如山的粟米之中，现世安稳，岁月静好，一只只吃得脑满肠肥，在米堆中嬉戏着，不必担心有人扑杀，更不会有过路的野狗蹿出来撕咬。两相比较，李斯不由得感慨万分，喊出了他在这方历史舞台上的第一句台词：“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人与鼠的境遇是如此相似，每个人的能力生来是相差不大的。富贵与贫贱，全看自己是否能够抓住机会和选择环境。如果位高权重，自然尊贵优雅；如果地位卑下，被人呼来喝去，最起码的人格尊严也会丧失。两种鼠的命运让李斯明白了一个道理——“鼠在所居，人固择地。”地位决定贵贱，人生在于选择。李斯开始反省自己所走过的人生路。他那本来如荒原般死寂了二十多年的内心世界里，一股熊熊的野火正以燎原之势燃烧。他无法忍受自己如厕中鼠的命运，他要趁着年轻，努力做一只富贵傍身、高高在上的仓中鼠，去实现人生终极目标。他再也无法安于现状，名利那头怪兽已经在他的体内掀开獠牙，咆哮着发出号令。很多年后，他或许会感谢那两只同种不同命的老鼠。小小的老鼠成了自己的人生导师，在自己最迷茫的时刻，给自己指引了一条光明大道。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于是，李斯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离开偏僻贫瘠的上蔡郡，到可以让他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地方去。李斯从彼时彼刻起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要改变自己卑贱的命运，无论是雄心还是野心，总之他要出人头地。李斯辞掉了小吏的职务，直奔兰陵而去。兰陵当时属于楚国。李斯并不是奔着楚国而去，他是奔着楚国一个叫荀况的人去的。荀子，名况，原是赵国人，曾在齐国担任过祭酒职务，后来受到楚国春申君的赏识，做了兰陵县令。春申君被刺杀后，他从县令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一直居住在兰陵。荀子融合了儒、法、墨、道、名、阴阳各家学说，是战国末期一位集各家学说之大成的学者。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学，荀子也。”梁启超也认为：“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李斯拜兰陵令荀子为师，学习帝王之术。韩非是他的同门师弟。当然也有人认为李斯后来所走的人生之路，完全背离了授业恩师荀子当初的教诲，有离经叛道之嫌。苏轼说过：“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之所以有此一说，是因为我们通常把荀子纳入儒家行列。荀子与孔孟虽然号称儒家“三圣”，但他们有着很大的不同。孔孟相信人性本善；而荀子恰恰相反，相信人性本恶。荀子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