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厄瓜多尔）拉斐尔·科雷亚·德尔加多
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社 有限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厄瓜多尔：香蕉共和国的迷失试读：
作者为中文版所作的序言
正如阿蒂利略在为第二版所作的序言中所热情指出的那样，本书关注的是厄瓜多尔，但它让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拉丁美洲。在我的国家上演的闹剧，我的国家所遭受的掠夺，跟阿根廷、玻利维亚，以及实际上我们美洲每一个国家的都十分相似。因此，我认为，对所有拉丁美洲人来说，尤其是青年人，这是一部重要著作。事实上，学经济的大学生和那些对拉丁美洲的正义、主权和尊严感兴趣的人，更应该读这本书。如果我能通过这本书传递对我的“伟大祖国”的激情以及对所有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发生在漫长和悲伤的新自由主义之夜的事情的愤慨，这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不准忘记”是我们在厄瓜多尔正在进行的公民革命中经常使用的一句话。社会遗忘症是重犯过去错误的最佳方式。上面的这句话，除了重要之外，对阻止最反对进步的势力企图重新统治我们而言显得更为紧迫。正如厄瓜多尔2010年9月30日事件所证明的那样，起因是为了破坏公民革命政府的稳定，但最终目的是为了谋杀厄瓜多尔人的总统。21世纪发生在拉丁美洲的所有政变——委内瑞拉2002年（而当今呢？）、玻利维亚2008年、洪都拉斯2009年以及厄瓜多尔2010年——都不是偶然的，它们针对的都是进行深刻变革的政府和我们美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ALBA）成员国政府。
我们各国人民正在站起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这些国家表面上看曾是国家，但仅代表一个特权集团，如今它们终于正在变成完整的国家，真正的民族国家（也就是主权国家），关心绝大多数人的国家。那个共和国已经成为所有男男女女的共和国。决不能允许原来的那些人重新把我们这些国家变成非共和国。正像在第一版中所说的那样，但愿这本书能为永远不再回到过去尽绵薄之力。
显而易见，如过了一段时间后再对写就的东西重新进行审视，有些问题说起来会更容易。为此，本版对本书的风格略作了改变，对某些章节的结构作了调整。也对统计数字和资料的准确性进行了审核，并加入了一些新的段落和概念，比如第十一章中的“美元作为讹诈的工具”和第十二章中的“净规避污染观”。此外，正常的做法是在每个章节中对缩写语和概念进行解释。尽管如此，本版在书尾还是加上了缩写语和其他术语表。
我十分期待着其他大陆读者的评价，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历史遭遇也不同。特别感谢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和当代世界出版社有兴趣将此书译成中文并为此所作的努力。我谨向处于不同境况的年轻人捧上拙作，希望我们的奋斗不仅是为了把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留给后代，而是给予他们建设这个世界的工具。
不准忘记，而是……直至永远胜利！2014年3月于基多
作者本版序言
所有版本都是可以进一步完善的，特别是第一版尤为如此。这次的修订增补版，下大工夫对语言进行了审校，删除了累赘和蹩脚的语句以及笔误，有些笔误是现代化机器错误运行造成的，就是说，是电脑对文字的自动修改所致。同样，本版也努力使行文更为流畅，各章节的连接更为严谨自然，因此读起来更加轻松顺畅，效果也更佳。显而易见，当对写就的东西过一段时间摆脱开原来的框框再重新审视的时候，可以说事情处理起来就更容易得多了。
本版对统计资料和数字也进行了全面核查，验证了它们的精确性，还加入了一些新的部分和概念，比如第十一章中的“美元作为讹诈的工具”和第十二章中的“净规避污染观”。尽管正常的做法是缩写词和概念性的东西都在相关的章节中讲清楚，但为了方便读者，还是在本书的最后加上了缩写词汇和术语词表。同样，本版还请到阿根廷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阿蒂利略·博龙慷慨赐序。
正如阿蒂利略热情指出的那样，本书关注的是厄瓜多尔，但它让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拉丁美洲。在我的国家上演的闹剧，我的国家所遭受的掠夺，跟阿根廷、玻利维亚，以及实际上我们美洲每一个国家的都十分相似。因此，我认为，对所有拉丁美洲人来说，尤其是青年人，这是一部重要著作。事实上，学经济的大学生和那些对拉丁美洲的正义、主权和尊严感兴趣的人，更应该读这本书。正如我在第一版序言中所说，如果我能通过这本书传递对我的“伟大祖国”的激情以及对所有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发生在漫长和悲伤的新自由主义之夜的事情的愤慨，这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不准忘记”是我们在厄瓜多尔正在进行的公民革命中经常使用的一句话。社会遗忘症是重犯过去错误的最佳方式。上面的这句话，除了重要之外，对阻止最反对进步的势力企图重新统治我们而言显得更为紧迫。正如厄瓜多尔2010年9月30日事件所证明的那样，起因是为了破坏公民革命政府的稳定，但最终目的是为了谋杀厄瓜多尔人的总统。21世纪发生在拉丁美洲的所有政变——委内瑞拉2002年、玻利维亚2008年、洪都拉斯2009年以及厄瓜多尔2010年——都不是偶然的，它们针对的都是进行深刻变革的政府和我们美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ALBA）成员国政府。
我们的人民正在站起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这些国家表面上看曾是国家，但仅代表一个特权集团，如今它们终于正在变成完整的国家，真正的民族国家，关心绝大多数人的国家。那个共和国已经成为所有男男女女的共和国。我们不允许原来的那些人重新把我们这些国家变成非共和国。正像我们在第一版中所说的那样，但愿这本书能为永远不再回到过去做出贡献。
不准忘记，而是……直至永远胜利！
序言1
我们荣幸地为之写序的这本书，是我们美洲这个新时代最重要的领袖之一的作品，它从分析厄瓜多尔这样一个案例着手，对拉丁美洲经济史进行了深刻的思考，用极为精准而详尽的方式概括了拉丁美洲近30年沧桑巨变的特点。这样做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成果，而这本书还有其他的附加值，由于对发生在拉丁美洲地区、特别是发生在厄瓜多尔的事情的审视，让它的作者恰当地涉足了经济理论的主要问题，并细致和无可辩驳地戳穿了在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思想的某些核心观念的神话。
拉斐尔·科雷亚的这本书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了我们这些国家所执行的经济政策历史，无情地驳斥了常识，不管它叫做“唯一思想”、“华盛顿共识”还是新古典主义派。鉴于这两条理由，这本书注定要在拉丁美洲批判思想史上占据特殊地位。当本书同时还具有经济学家们写作时非同寻常的特点时，这些功绩还会增加。那就是把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论证的入木三分同以简洁明了的语言来解释最复杂的理论问题和经济政策的才能结合在了一起。他的语言没有在经济学界盛行的那种矫揉造作和伪博学。那种伪博学非常喜欢滥用免费的技术术语和不必要的数学程式，企图以此来掩盖许多论据的简单化和主流经济思想的无可救药的保守特点。在他的序言中，作者向我们流露出了他对“那些为自己写作的人”的厌恶。因此，《厄瓜多尔：香蕉共和国的迷失》不仅是一部思想内容深邃的著作，也是一本写得十分出色的著作，是一部在学术界不多见的书。因此，这本书不仅可以让读者得到享受而且还可以深受启迪，它用事实证明了作者是在为最广大的公众写作，是在为我们这些国家需要进行变革的社会和政治人士写作。
在整部著作中，拉斐尔·科雷亚始终迈着平稳的步子沿着一条狭窄的小道行进，而许多人在这条小道上失败了。这条小道一方面是它的客观性，另一方面是它的倾向性。客观性就是书中没有任何企图以偏概全和视而不见的意识形态至上的东西；倾向性就是面对他的国家以及整个拉丁美洲所遭受的掠夺，我们的作者并没有无动于衷。在本书的每一页，他都客观地描述和分析了我们经济史的事实以及“唯一思想”的主张和理由。但是，忠实于他自己最深刻的信念和伟大的瑞典经济学家纲纳·缪达尔的教诲及其对常规经济思想“伪客观性”的批判，拉斐尔·科雷亚面对厄瓜多尔的财富及其未来所遭受的掠夺，面对为此进行辩解的伪科学的谎言以及本国统治阶级和为他们提供便利的代言人——帝国主义和国际金融组织的沆瀣一气，他并非是“不偏不倚”的。他的倾向性是如此的严酷无情和毫不妥协，比起他分析的客观性毫不逊色。这是本书非同寻常的成果。
本书涉及的许多问题都是实质性的，要想在这篇序言中逐一分析那绝对是办不到的。尽管如此，由于对拉丁美洲经济辩论中的现实问题感兴趣，它也能澄清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简短地谈谈其中的某些问题，以强调其重要性。
问题之一是外债的处理。在这件事上，我们的作者任总统的厄瓜多尔政府进行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创新。他刚就任总统，便要求进行一次国际审计，以确定哪些债务是合法的，哪些是不合法的。这一做法值得其他国家效仿。在他的著作中，科雷亚指出了厄瓜多尔所遭受掠夺的程度，因为它的外债在1970年至1981年之间增加了19倍（没错，请看清楚，是19倍）。但是，这种外债引起的疯狂大出血和由此进行的掠夺并非是厄瓜多尔所独有的。如果分析一下历史就可以证明，就像我们的作者所做的那样，尽管推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以及其他国际金融组织所倡导的各种“调整和稳定”计划，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外债还是在1980年和1990年之间从2280亿美元增加到了4420亿美元。这些机构一方面负责收债，另一方面还在我们美洲进行史无前例的掠夺，增加它的债务。科雷亚清清楚楚地讲明了债权银行及其当地的同伙在这次大出血中所扮演的角色。厄瓜多尔的情况是，1992年，厄瓜多尔本国政府通过《权利保障协议》无耻地把国家的财富交了出去。根据这个协议，这个南美国家永久放弃了审核外债和颁布法令废除外债的权利，甚至走到了主动提出接受纽约和伦敦的法律适用于厄瓜多尔的极端。
另一个受到我们作者关注的问题是在阿根廷最近几个月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中央银行的自治。在本书的连续几个章节中，拉斐尔·科雷亚指明了上述原则的荒谬，以及在厄瓜多尔这个具体案例中执行这种理论所造成的危害。自治只有在民主条件下的民众和民族自决的最后受托人——人民才能享有。但是，那种自治事实上却变成了直接依附于金融资本和只为自己谋利。这种所谓的中央银行自治是按照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慎重、现实主义和负责任”政策的主导原则设定的。正是打着所谓的中央银行自治的名义，厄瓜多尔出现了种种欺骗掠夺的勾当，而也正是这些勾当让这个国家经济大出血，给国际金融寡头及其地方代表带来利益。这些勾当在一些国家还在继续，因为这些国家还没有感觉到吹来的政治改革之风，而这种改革之风在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已疾风劲吹了。除了与民主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外，中央银行的自治还剥夺了轮流当政的政府一种至关重要的经济政策工具。似乎这还不够，中央银行的自治还推动了一些项目，就以厄瓜多尔作为具体案例吧，这些项目造成的荒唐后果就是，一方面厄瓜多尔将自己的200多万儿女赶出国外，靠他们挣回的外汇取得资本项目的某种平衡，另一方面“自治”的中央银行在为大量资金外逃提供便利，导致外债急剧增加。
作者在书中详尽阐述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元化问题。他及时唤醒了记忆，尽管许多人更愿意把它给忘掉，那就是众多的美洲开发银行的官员数年间所宣扬的美元化的好处。以厄瓜多尔为例，美元化的始作俑者之一就是多明戈·费利佩·卡瓦略。此人在阿根廷任公职期间，给这个国家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痛苦和破坏。他在担任让阿根廷大出血的独裁政权的中央银行行长时，决定将私人债务“国有化”，把300亿左右美元的沉重负担卸给了公众，而他在担任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的经济部长时，他确立了一种“伪装”的美元化（可兑换计划，幻想比索和美元的比价为“一比一”）。到了他邪恶从政的最后阶段，亦即在联盟政府期间，他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政策，结果最终导致了可兑换计划的彻底崩溃、用“冻结银行存款”的办法大规模没收财产和人民起义。这次起义造成了30多人死亡并将费尔南多·德拉鲁阿总统赶下了台。在他的书中，我们的作者证明了那项剥夺了政府把货币政策作为重要工具的政策是荒谬的，因为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控制汇率实行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以及应对经济意外衰退的政策。例如，他把美元化给阿根廷这样的经济体所造成的特别不利的形势与厄瓜多尔和巴拿马进行了比较，因为阿根廷既不像厄瓜多尔那样拥有大量的石油盈余，也不像巴拿马那样拥有从运河获得的资金。最后，这一章引用了基督教领导人、加拿大魁北克社会信用运动创始人路易·埃文的名言作为结束语。后者1939年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把一国的货币控制权给我，我就嘲笑那个制定该国法律的人。”也许，新自由主义者还没有读过埃文的文章，便不折不扣地推行了他的理论。这说明他们在我们这些国家的政治地位正在不断上升。
本书最出色的章节之一是考查“自由贸易的欺骗性”。自由贸易的神话给欠发达国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种欺骗性一直被宗主国资本主义国家用来从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国际金融机构以其委托人的名义施压的种种压力和设置的种种条件。这种谎言首先被发达资本主义自己的经济史所戳穿。发达资本主义只是在自身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让它们变得比别人更具竞争力的时候才开始实施这一政策的。当然，它们一直拥有很多外汇储备。就像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所回忆的那样，国际劳动分工的现实理论基础和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一些国家实行专业分工，目的是为了赢，而另一些国家——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专业分工，目的是为了输。我们所说的是真实的比较优势，而不是像大卫·李嘉图那样精心炮制的比较优势。真实的情况是，贸易保护主义始于18世纪初的英国，更确切地说是1721年由首相罗伯特·沃波尔提出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开山鼻祖、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著文从理论上对它进行了论证，使其扩大了影响，而在尤利西斯·格兰特的表态支持下，它于几乎一个世纪之后才得以确立。格兰特是1868年至1876年的美国总统，应该记得，他的肖像印在50美元面值的美国纸币上，但是美国公众不知道，或者是他们不曾被告知。正是格兰特，面对联合王国要求开展自由贸易的压力，回应说：“200年后，当榨干了保护主义的一切价值之后，美国将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我们的作者找到了这样一句引语，实在是功不可没，它有力地揭穿了现代自由贸易论者——新自由主义者——的骗人谎言。但在他的书中，科雷亚并不满足于借助证明自由贸易虚伪性的历史教训，他还借助了诸多关于现代经济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无可辩驳地证明，经济开放和经济增长不存在任何关联。相反，基于剑桥大学张夏准教授进行的最终研究成果，他证明了现代经济史所发生的一切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发达国家选择了“踢走梯子”，允许某些人登上去，阻止其余的人做他们自己的事。张的证明，再加上其他经济学家提出的见解，都证实了华盛顿、巴黎或伦敦并不总是践行他们或诸如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或卡尔·德·施韦尼茨等经济史学家所倡导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过去让资本主义获得发展的途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已经被彻[1]底封堵了起来。
本书用于审视和讨论传统“发展”观念和“经济稳定”观念的篇幅同样特别令人感兴趣。关于传统“发展”观念，十分显然，常见的定义，亦即纯经济学家的定义，在当今世界是完全不适于捕捉这一表述的含义的。当今世界的生存不仅受到了无可救药的资本主义偷盗本性的严重威胁，也受到了环境正在遭受不可逆转的破坏的严重威胁。想一想或者仔细斟酌一下，如果发展仅仅是为了几个宏观经济指数，忘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任务是确保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那这种发展只能是野蛮的无知行为。再补充说一下，可持续发展也应该在社会领域得到体现，因为资本主义不仅把环境作为它们的猎物加以剥削，也剥削它们所统治的社会，通过资本家杀戮本能建立起来的王国和邪恶地将利己主义、恶意竞争、没有社会责任感等诸多恶习和堕落行为说成是美德，引发了极为严重的社会解体和各种文明共处方式的分崩离析。它们凭借市场的魔法，把这些恶习和堕落行为统统变成了崇高至上的美德。在这方面，“sumak kawtay”——“美好生活”，这一安第斯地区各个土著民族的观念是让我们在抛弃立足于宏观指数的发展观念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美好生活”是植根于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和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观念。关于“经济稳定”，它出现在了新的光芒之下。在常识中，经济稳定通常就是价格稳定，而科雷亚在他的书中却提出了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即既要看它的“理想状态”，也要看它的“可持续性”。这些问题不仅超出了价格范畴，而且相反，把问题引向了更为核心的问题，比如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
想在这个序言里谈论的问题还有很多。本书的内容是如此丰富，以致我们通过观察厄瓜多尔就看到了整个拉丁美洲，以致无情地破除了经济学主流论调的神话。书里谈到了像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CIADI）这样一个荒唐的机构，它靠了世界银行的保护伞，名义上负责解决跨国公司和东道主国家的分歧，但它偏袒跨国公司的系统倾向性是难以掩盖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退出了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但其他国家还接受它作为解决它们跟大寡头市场垄断者之间的法律争端的“中立”的仲裁机构，尽管难以理解。书中也谈到了我们这些国家的政府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的“意向书”。如果我们想举个漫画色彩般的例子，我们敢说，再也没有能与卢西奥·古铁雷斯政府相媲美的了。同样令人费解的是，它还得到了众多民间组织和土著人组织的支持。“赌场资本主义”是另一个引起我们作者注意的问题，另外还有通货膨胀及其受益者、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神奇地转化为科学，以及隐藏在“国家风险”评估骗局背后的巨大陷阱。最后，另一个问题是新的地区金融结构和经济发展结构政策问题。总之，涉及的问题如此之多，以致我们在这篇序言中几乎难以一一提及了。
但是在结束这篇序言之前，有一个问题还是要单独谈一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以及其他类似国际官僚机构在推动资本主义积累模式并使之永久化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模式给我们这些国家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社会和生态灾难。科雷亚在那一章中表明了几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这些组织只不过是美国财政部的延伸。不仅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学说明了这一点，而且罗伯特·赖奇本人也说明了这一点。赖奇的话被本书的作者恰当地加以了引用来明确地说明赖奇曾得出的斩钉截铁的结论，尽管这个结论同那些所谓的“经济分析家”、“金融偶像”和其他类似的人物所持的俗见针锋相对。不久前，赖奇这样写道：“目前，美国的对外政策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财政部的某些指示来执行的。”同样也是由于一时的冲动，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曾坦诚地说过同样的话，公开了人人都[2]想隐瞒的事情。第二个观点是，经济刺客们所扮演的是罪恶的角色。他们通过游说集团为那些大寡头市场垄断者说情，损害了公众的利益。这一国际犯罪集团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正是克林顿政府的前财政部长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在他所干的诸多“漂亮事”中，其中之一便是建议采取蓄意把污染产业转向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最贫穷国家的政策。要知道，目前萨默斯是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主要经济顾问之一，这真让人震惊。第三个观点是：这些国际官僚机构几乎始终如一地腐蚀当地官员。如今的厄瓜多尔总统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把这个实质性观点阐述得淋漓尽致。
这篇序就要结束了。我们手中拿着一本书，这本书让我们兴奋不已。有很多理由让我们认为它是必不可少：支撑其批评拉丁美洲所执行的传统经济政策的论证质量；整部作品深厚的理论功底；摆论据时令人肃然起敬的简明扼要；还有，那就是从香蕉共和国的迷失所勾勒出的道路，而拉丁美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地走过这条道路。随着推行打碎国家机器、消减公共开支、解聘公职人员、不再调控经济活动和将公共服务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拉美国家和民主政权都受到了侵蚀，而有些国家所受到的侵蚀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些国家，不仅仅是厄瓜多尔，都堕落为了非共和国，并在帝国和地方金融寡头的压力下变成了纯粹的“市场”——掩盖政治衰落的委婉之词。因此，这本书写的不仅仅是厄瓜多尔，而是写的所有我们这些国家。这本书中所写的东西和所揭露的掠夺，跟我们都有直接的关系，都让我们感到痛心疾首。最后，不提一下本书的作者也是荒唐的。拉斐尔·科雷亚是厄瓜多尔总统，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国家发生了一去不复返的变化，而且是往好的方面变化，而这些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施政所引起的争议。由于他的施政与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和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雷斯的如出一辙，把自己国家的历史分成从前和以后两个部分，这毫无疑问会引起争议。他作为总统，地位非同一般，这就赋予了本书额外的价值：由于写这本书的人，也由于这本书所带来的强烈的希望，因为在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大陆，有一个身居厄瓜多尔总统位置的人能够写一本像我们刚刚作了序的书。阿蒂利略·A.博龙2010年3月8日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序言2
这本书基本上是由写于1993年至2005年间的学术论文汇集而成。当我正在搞这个计划的时候，2005年4月21日我的生活突然发生了变化：我被任命为厄瓜多尔共和国经济和财政部长，从此就开始成为公职人员，结束了我愉快而平静的学术生涯。假如我一直从事学术活动的话，可能这本书几年前就问世了。遗憾的是，直至2006年，由于总统竞选活动的需要，我们连睡眠的时间都没有，所以这个计划就一直完全处于搁置状态。作为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从2007年1月15日起，我终于用了不多的几个不眠之夜——平常我就睡得很少，但睡眠效果极佳——，加上几个更难得的闲暇日子以及所做的许多长途旅行——是在回程中，因为去程有一大堆工作要考虑，又是讲话又是报告，还有其他事项——，最后，由于膝盖动了手术，我不得不在古巴休息了上帝恩赐的三天，这才完成了这部著作。当然，写作过程中，存在着我们经济学家称之为“规模经济”的问题，就是说，坐下来写8次每次1小时，跟一次写8个小时效果是不一样的。显然后者的效果会好得多。远离我如此特殊的职位所需要忙碌和操心的事务，在古巴那宝贵的艰苦而连续工作的3天，恰恰是我结束这部著作所需要的。统计资料正常截止到2004年，这样工作就可以用上了最后精准的宏观经济数据，因此一点也不降低来自对最后数十年发展模式和经济政策分析的思想、观念和结论的现实性。
国内统计数据的来源基本上是厄瓜多尔中央银行（BCE）、国家统计和人口调查局（INEC）以及厄瓜多尔社会指数综合系统的资料库和出版物，它们跟每章最后的参考书目放在一起。通常情况下，只有引用了不是厄瓜多尔官方来源的统计数据才会在文章中明确标注出来。
我们尽量删掉文章中那种空泛的学术文字，使文章尽量通俗易懂，而且让它们在逻辑上具有连贯性。但愿我的目的达到了，因为我最讨厌的莫过于作者为自己写作，其目的是炫耀自己博学多才，尽管谁也不懂他们想要说什么。
恰如民间谚语说的那样，“祸兮福所倚”。尽管从事公职耽误了这本书的出版，但正因为最近这些年我在生活让我所担任的得天独厚的岗位上所积累的经验，极大地丰富了书的内容。
我企图让读这本书的人不一定要具有经济学基础。有时候，我试图用最简单明了的方式解释一些复杂但必不可少的概念，一般来说都是举些解说性的例子。如果有时候我的努力徒劳无益，没有达到我的目的，那我就只好提前向读者表示歉意了。
就像在书中我所提到的，不存在科学的中立，但这绝不妨害它应成为我们分析研究的目标。非中立性和客观性不是两个互相排斥的概念。
你们可以相信，原来的文稿不仅是按照尽量客观的原则写就的，而且也是按照完全向着我的国家和拉丁美洲的原则写出来的。当我把这些文章收入这个集子、改变了它们原来的严格学术结构的时候，我冒昧地提出了许多更有价值的见解，对我的祖国和拉丁美洲表现出了更大的激情。就我个人而言，我无法掩饰我对欺骗和掠夺拉丁美洲的愤怒。面对诸如“银行的野蛮行径”、《储蓄担保法》、对我国货币的掠夺、2000年债务重新谈判之类的拦路抢劫行为，面对缺乏建设某些属于自己的东西的能力，面对只能庸俗而过时地模仿外国的模式，一个人岂能压住心中的怒火！面对我国领导人无可容忍的双重道德，面对无国籍的官僚们决定的国际政策，面对资本对人的至高无上局面，一个人岂能不大为光火！如果通过这本书能传达我的这种激情和愤怒——我考虑特别是对青年人——我花的一切心血大概也就值了。
从这种历史性的回眸出发，我们自2007年1月15日公民革命以来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许多事情都可以得到理解。正如你们会看到的，大多数这样的行动不是意识形态的命令，而是常识。
我要感谢我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桑德拉·纳兰霍，今天她是我的合作者。是她承担了对资料的加工修改，验证了其出处和参考书目等等。自然，任何疏漏的错误均完全属于我的责任。我也要感谢勒内·拉米雷斯、纳亚·列塞利和佩德罗·埃罗塞吉，他们也审阅了文稿，并作了可贵的评论。感谢特雷西塔·维特丽，她对本书的新版做了非常恰当的文字修改。感谢拉米罗·诺列加和加洛·莫拉，他们为我找到了出版社。最后我要感谢兰登书屋，它热情地接受了出版本书，尽管时间紧迫。
我也想感谢公民革命的对手们。由于他们平庸无能，缺乏祖国意识，一贯死要面子地抗辩，激励我挤出时间完成了这部著作并再一次揭露他们所捍卫的观点和利益。无论从社会还是经济方面看，我们的厄瓜多尔从来都不是乐园，但最近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实在没有搞出什么名堂。这就是书名《厄瓜多尔：香蕉共和国的迷失》的由来。
玻利瓦尔说：“他们不会用武力来征服我们，而是用愚昧来征服我们。”我担心，善良的西蒙·玻利瓦尔再次成为先知。我渴望我的这本书能让我们的人民认识和了解发生在我们这些国家的种种荒唐野蛮之事，从而获得真正的解放，也渴望这本书为我们永远不回到过去再做一点贡献。
直至永远胜利！拉斐尔厄瓜多尔共和国宪法总统拉斐尔·科雷亚·德尔加多
没有发展的现代化
第一章 我们试图搞现代化初级产品出口阶段在殖民时期，后来被称为拉丁美洲的西班牙领地获得了生产基础的初步发展，尽管这种发展往往是通过诸如强制印第安人服苦役、出劳役、领地收租（米塔制度，徭役制，委托监护制）等高压剥削土著居民的手段实现的。随着独立的实现，新的共和国涉足了国际贸易（当时的国际贸易为不列颠帝国所操控），但基本都是原料供应国。这就导致了新兴地方制造业的衰败，并逐渐确立了这些新建立的国家的经济地位是初级产品出口。
厄瓜多尔也并非这种模式的例外，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其经济基础即是可可的出口，这种出口占据了国家出口总量的80%。这一时期的政治危机和主要的社会经济变革——包括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农业出口阶级——无不与可可的生产状况及其国际市场直接相关联。可可的生产者和出口者是如此之富有，以致他们的家人，甚至他们本人，都经常居住在法国。当时的可可生产中心宾塞斯市被称为“小巴黎”。直至今日，亦即可可生产高潮出现一个多世纪以后，当在厄瓜多尔沿海地区有人自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时，人们都会说此人自诩是“可可老大”。
自从上世纪20年代以来，由于自然灾害逐渐毁坏了全国的可可生产以及国际市场价格的下跌，到40年代中期，可可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仅仅占有国家出口总量的20%左右。从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起，在外国公司和本国政府的资金支持下，出现了一种新的初级出口产品：香蕉。与在大庄园里由独立种植者进行的可可生产相比，新的香蕉生产可以在中小庄园里进行，集中利用资金，使用雇工。不管是生产还是商业交易都可以得到美国资金的支持。
香蕉为厄瓜多尔的经济注入了活力，沿海农业也由于引入了雇佣农业劳动力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雇佣劳动此前在国内处于绝对受排斥状态。由于雇佣农业劳动的出现，在农村也建立起了现代资本主义关系。在安第斯山地区，养身地（或者叫养家地）制度继续普遍存在：这是一种由殖民地时代继承来的生产关系，其内涵就是以劳动换土地，也就是农民每周在庄园干数日的活，以换取庄园主分给他们小块土地供其私用。仅仅是在1964年，随着第一次土地改革的到来，这种不稳定的劳动形式、特别是养身地制度，最后被彻底清除出了厄瓜多尔农业。进口替代工业化
由于国内的这些经济变革和同时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新的地缘政治格局的激励，一种新的经济思想产生了。这种新思想摈弃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因为它产生的附加值低，出现了收入向自然资源拥有者手中高度集中的趋势，以及依赖动荡不已的国际市场。拉丁美洲就是在这种新的发展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实施了人所共知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简称ISI模式）。这种发展战略受到了“结构主义”经济思想学派的启发，为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CEPAL）所推广。
这种ISI模式基本上是战后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化理论”在拉丁美洲的翻版。它把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作为实现发展的必要条件，甚至实际上的充分条件。为此，经济必须以当时所谓的发达国家为榜样，立足于高生产率部门，基本上是工业部门。这样，发展和工业化等同了起来。结构主义学派的贡献就在于，它根据现代化的逻辑，从中心——外围的角度来看待拉丁美洲的结构状况，认为由于不平等交换，外围国家生产率提高所产生的利润将转移到第一世界，而这会在第一世界产生动力不足现象，或没有能力生产大量可再投资的剩余物品以维持增长。
这种不平等交换或贸易表现在贸易条件的恶化，或者说外围国家和中心国家产品价格的关系方面。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历史地看，这种关系趋向于减少对外围国家的损害。因此，应该通过实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来阻止上述不平等交换和不公正的资金转移。厄瓜多尔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
在厄瓜多尔，香蕉的生产和出口产生的经济过剩使国家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建议开启最初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1954年，这个委员会主任劳尔·普雷维什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了题为“厄瓜多尔的经济发展”的报告。随后，在同年的5月29日，依照上述报告，厄瓜多尔通过了紧急法，建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JUNAPLA）。这个委员会于1979年转变为国家发展委员会（CONADE）。需要指出的是，批准在厄瓜多尔实行新自由主义的1998年宪法取消了国家发展委员会，并将计划工作压缩为隶属于总统府的一个办公室；从2004年2月开始，这个办公室叫国家计划秘书处（SENPLADES）。
1954年至1963年期间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所做的研究为“1964—1973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提出发挥了作用。之后，这个规划继续实施，名为“1973—1977年国家变革与发展计划”。根据这些计划，国家应该提出一项工业促进和发展法，制定关税政策和支持工业的税收政策，寻找自然资源，培训劳动力，从资金上支持工业部门和建立工业基础设施。
此外，为了为工业发展寻找更大的市场，1969年，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玻利维亚、秘鲁和智利签订了卡塔赫纳协定，力图更加严肃和深入地推动当时国家已经开启的经济和社会一体化进程。委内瑞拉于1973年加入了这一协定，而在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则于1976年退出。这一协定后来得到了扩大，并且连续进行了修改，直至最后于1997年建立了安第斯共同体（CAN）。
从1972年开始，厄瓜多尔工业化的进程加速了，因为它在本国的亚马孙地区发现了巨大的石油储量，变成了一个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从1960年代末开始，由于外国在石油领域的大量投资，石油繁荣景象已经初现，经济出现了空前的增长，从而具备了必要的财力来为工业化大力提供资金支持。由于石油出口，国内生产总值1972年增长了40%，1973年增长了25%，而在1971—1981年的10年间，年平均增长率超过8%；这就是说，在这1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成倍增长，人均国内生产值增加了72%；这一现象人称石油爆炸。国内工业生产总值增加得更快，同一时期年平均增长率差不多为10%。
由于城市工业部门积累的财力，引发了农村和中等中心城市向最重要的大城市的移民潮，基本上是向基多和瓜亚基尔移民。于是，厄瓜多尔经受了一次快速的人口和劳动力的城市化进程，而实际上，这种城市化在经济指数上并未显示出来，但是它却对社会福利产生了很大影响。1962年，65%的劳动力在农村，城市劳动力只有35%。而到了1982年，农村劳动力只剩下48%，城市劳动力则上升到52%。就是说，在那20年之间，城市劳动力惊人地增加了137%。此外，根据这一模式，制造业是吸纳城市劳动力的主要源泉，但它创造的就业在全部就业中的份额甚至反而减少了。在1974—1982年期间，制造业创造的就业只增长了45%，亦即同期国内工业生产总值增长的一半左右，从绝对数量上来讲仅创造了近34000个就业岗位，这充分地表明了厄瓜多尔工业化进程创造就业的能力低下。这种情况，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城市劳动力的迅猛增长，城市便出现了的失业和就业不足、新的贫困形式和一个庞大的非正规部门。这一切虽然荒谬，但它却出现在了厄瓜多尔经济充满活力和最富有的时代。
鉴于那个时代这种占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国家所遭遇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会解构甚至被认为是“良性的”，因为指导工业化进程的现代化理论必然把发达社会作为城市社会展示给人们。可悲的是，这些错误理解了“现代化”的观念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人们经常会听到大城市的市长们吹嘘他们自己城市的居民数量，尽管大部分居民拥挤不堪地居住在一起，过着贫苦的日子。同样，遇到一些经济分析人士为厄瓜多尔近年来忽视农业和农业减产辩解也不足为奇，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发达国家所谓的新“知识经济”征兆，没有去考虑在正常情况下，发达国家首先巩固的是农业和工业部门。疯狂的石油和进口复制
随着石油出口换取了大量的美元，也由于从1976年起得到了外部信贷，1971年至1981年名义汇率一直维持在25苏克雷兑换1美元，尽管这些年间国内的年通货膨胀率平均为12.6%。由于工业需要大量进口，苏克雷的实际升值成为了将资金从石油部门和初级农产品出口部门转向工业部门的重要途径，尽管这种情况也严重扭曲了工业化进程，造成了非石油对外部门的巨大不平衡，导致厄瓜多尔进口替代工业化（ISI）进程成为了进口资本货和中间消费品密集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这除了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它没有能力创造足够的就业外，还造成了结构性的工业贸易赤字，直至今天这仍是厄瓜多尔经济的主要难题之一，因为任何通过工业振兴经济的做法都会导致对外部门的严重不平衡，而这又会使工业难以为继。尽管如此，但由于开始时数额不大，又得益于卡塔赫纳协定开启的一体化进程，这一时期工业出口的年均增长率还是达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28%，从2900万美元增加到4.9亿美元。因此，70年代初工业出口仅占出口总额的10%，而1980年，已经占到了24%，甚至在1980—1981年，在国家的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工业出口超过了非石油初级产品的出口（见维加，1996）。因此，很显然，工业贸易收支的恶化不是由于工业出口缺乏活力，而是由于工业进口的快速增长，在这段实行所谓的进口替代时期，从1.81亿美元增加到了13.18亿美元。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能对汇率进行适当的操控，使之能够促进出口、防止进口大量增加，那么工业部门在出口方面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虽然由于石油的出口，在1971年至1981年期间出口总量由1.99亿美元增加到25.41亿美元，但同期的进口总量却从3.4亿美元增加到了22.46亿美元。进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是进口替代进程的主要指标，而这一指标一直呈下降趋势。在开始生产石油后，虽在开始时也一度下降，但由于所有这一切，它又上升了并在这一时期的其他年份，从平均价值计算来看，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7%左右，而只是由于80年代发生危机并进行了调整，这一比重才又开始下降。这让许多作者认为厄瓜多尔没有进口替代进程，只有进口复制进程，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正如前面所述，是苏克雷升值。货币的“稳定”和发展
由于在石油爆炸的10年间石油的出口和得到外部信贷，苏克雷对美元的汇率得以维持稳定。这样，厄瓜多尔货币成为了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之一。在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货币“稳定”像当今国内有人所说的那样就是发展的同义词，那么厄瓜多尔早应该是发达国家了。事情远非如此，这种由法令维持的货币“坚挺”，是工业化进程的最大错误，它导致了在所谓的进口替代时期，进口几乎增加了7倍，而这反过来又让一个欠发达国家养成了畸形的消费习惯，形成了一个只花费外汇、不创造外汇的工业部门。
我们应该强调指出，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可能情况会更糟。实际上，从1971年末到1980年初，厄瓜多尔同时存在两种汇率制度，因为固定汇率只管所谓的官方市场，占外汇交易的近70%，而被称作“自由”市场的非官方市场实行的是浮动汇率。直至1980年，官方汇率和非官方汇率的差别微不足道，甚至在石油高潮刚刚到来时，中央银行还不得不对自由市场进行干预，以阻止苏克雷升值。所有这一切均表明，从长期看市场是短视的，一项恰当的汇率政策是何等重要。荷兰病和美元化：以往的教训
厄瓜多尔的石油爆炸，是荷兰病的一个典型事例，这是由于一种并非建立在生产率增长基础上的产品的出口猛增（通常情况下，这种出口产品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收入了大量的外汇，造成了实际汇率上涨。大量的流动性和收入引发了国内通货膨胀，但是巨额的外汇仍能使名义汇率保持稳定不变，这就产生了本币的实际升值，而这种升值削弱了国家的竞争力，阻碍了其他的出口。具体到厄瓜多[3]尔，由于能轻易得到外国信贷，问题荒唐地加重了。“荷兰病”这个名称，具体是指70年代荷兰发现天然气后导致实际汇率上涨和出口恶化。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项积极的货币政策来把实际汇率维持在收入新的外汇之前相似的水平。换言之，面对这种情况，问题不是要出台货币政策，而恰恰是要让货币政策缺失。因此，尽管凡事都可以听到国际金融官僚和拉丁美洲精英们振振有词的辩解，说什么由于地区推行的是糟糕的货币政策，因而最好是取消货币政策，继而实行像美元化这样的货币“制度”，但这仅是一种与事实相违背的推论，既经不起历史的验证，也经不起最基本的技术分析。不信的话，我们就来重新审视一下厄瓜多尔的石油爆炸。参考书目
厄瓜多尔中央银行，1990。《1965—1989年厄瓜多尔全国统计报告，第13号》，基多。
厄瓜多尔中央银行，1990。《1988年度报告》，基多。
厄瓜多尔中央银行，2006。《80年：统计资料》，基多。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1954。《厄瓜多尔的经济发展》，联合国，墨西哥。
国家统计和人口调查局，1976。《人口普查，1974。最终统计结果》，基多。
国家统计和人口调查局，1985。《人口普查，1982。最终统计结果》，基多。
国家人口普查办公室，1965。《人口普查，1962。最终统计结果》，基多。
埃斯特万·维加，1996。《对外贸易，促进出口，贸易开放：以厄瓜多尔为例》，见《发展的挑战中，我们对未来准备好了吗？》拉斐尔·科雷亚主编，基多：基多圣弗朗西斯科大学。第二章 债务危机和失去的十年大肆举债
70年代，特别是从1976年起，厄瓜多尔和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大量举债。“官方历史”告诉我们，所有这些债务都是不负责任而混乱不堪的政府导致的，它们试图为推行民粹主义政策和进口替代工业化造成的失衡提供资金支持。实际上，大量举债自始至终是国际机构吹得天花乱坠并加以推广的一种“战略”。这种战略从理论上讲就是通过向高产出的投资提供资金以获得发展，而这样的投资在欠发达国家应该是大量存在的，其收益将可以逐步付清所欠债务。实际上，这一所谓的“战略”只是服从国际金融大资本的需要的，具体地说，就是急于将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存放在发达国家银行里的巨额资金，即所谓的“石油美元”造成的第一世界金融市场的过剩流动性投放出去。石油美元来自起始于1974年的高价石油，而这种石油美元是由于阿拉伯国家对在1973年10月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行禁运造成的，并且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P）的巩固而得以维持。因此，跨国银行的存款总量从1975年初的820亿美元增长到1980年的4400亿美元（贝尔加拉，2003）。由于需要投放如此巨额的资金，第一次把所谓的“第三世界”当作了信贷对象。因此，在70年代的后半期，国际银行家开始排着长队来到拉丁美洲，试图发放各种各样的信贷，甚至为军事独裁政权的经常项目开支和购买武器提供资金。当时，军事独裁政权统治着拉丁美洲地区的许多国家。更甚的是，这些风尘仆仆、以前连旅游都不来拉丁美洲的银行家，现在也经常带着鼓鼓囊囊、装满金钱和礼品的箱子光顾此地，为的是让那些腐败官员以随便什么荒唐的理由接受贷款。与此同时，那些国际机构和开发署继续兜售举债合适的邪恶理念。
像惯常一样，厄瓜多尔又成了大肆举债的优秀学生，用债务为巨额和不负责任的公共开支提供资金，导致公共开支的增长。为此，70年代，公共开支实际增加了几乎3倍。在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2%增加到16%的同时，70年代初还占国内生产总值6%以上的公共投资甚至在70年代相对下降了。尽管石油是公共收入的巨大财源，但是惊人的开支还是让财政持续处于赤字状态，再加上无节制地大肆举债的政策，导致公共外债飞速增加，从1970年的2.29亿美元增加到1981年的44.16亿美元。这样，在一个历史上最富有的时代，特别是厄瓜多尔公共部门最富有的时代，公共外债却增加了19倍！此外，厄瓜多尔的私有部门也不甘落后，其外债从1976年的5700万美元增加到1981年的14.52亿美元，后来这给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危机和倒退
说来荒谬，厄瓜多尔经济许多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都是国家最“繁荣”的时期遗留下来的，它们是：高度依赖石油财政和出口部门；消费进口货但又不能创造足够外汇的工业部门；居民和劳动力城市化但经济又没有相应的创造城市就业的能力，以及不断增长的公共和私人外债。
疯狂的石油和沾沾自喜的“大肆举债”一直持续到1982年8月13日星期五那一天，当时由于糟糕的宏观经济政策积累下来的失衡难以为继，墨西哥宣布再也没有能力继续偿付债务本息。由于墨西哥无力偿付外债，投放在拉美地区的信贷面临的巨大风险导致外债利息疯长，整个拉丁美洲被迫停止接受国际信贷。但这也是由于美联储为了降低罗纳德·里根总统推行的各项政策引起的通胀压力从1981年开始大幅度提高利率造成的。这样，以4%至6%的浮动利率借贷来的贷款，利率上升到了20%。
另一方面，对于石油输出国来说，复式簿记引发了诸多问题，因为在1980年每桶石油的均价达到接近40美元后——相当于当前的每桶100多美元，石油价格大跌，到1986年，每桶均价仅为15美元。
由于拉动增长的两个主要源泉石油收入和国际信贷的中断，再加上70年代积累的严重失衡，厄瓜多尔经济开始了严重和长期的衰退过程，而外生的负面因素的冲击又加重了衰退，比如1983年的严冬毁坏了沿海地区农作物的生产，1987年的地震严重破坏了厄瓜多尔的输油管道，因此也就大大影响了国家的石油出口。鉴于上述，1981年至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仅仅增长了18%，这就是说，国内人均生产总值降低了5.7%，重新回到了70年代中期的水平。而同一时期，国内工业生产总值降低了3.8%，而1990年的工业出口更是低于1978年。80年代末，投资率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降到了14%，其中只有3%是公共投资。
除了普遍的贫困化现象，社会的两极分化和收入分配恶化进程也开始了。1990年，实际最低工资仅是1981年的42%。城市就业危机加剧了，而且性质也变了，不再仅仅由城市劳动力数量的猛增所决定，也是劳动力需求不旺的结果。失业人员的结构同样也改变了，在就业条件恶化的同时，不仅青年人和边缘化群体加入了失业队伍，而且家长们也失业了，大大增加了就业不足。因此，尽管大量削减了实际工资，1990年仍只有44%的劳动力找到合适的工作，6%的经济自立人口处于失业状态，而50%的人就业不足。
最后，石油跌价、国际利率提高以及国际信贷中断不仅使厄瓜多尔经济增长源断绝，而且也使国家的巨额资源转移到外国，一是由于债务还本付息，二是由于交换条件恶化。尽管这一时期由于债务还本付息流到国外的美元仅仅是20亿美元，以及国际银行业完全拒绝提供新的贷款，但公共外债还是几乎翻了3倍，从1981年的44.158亿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120.519亿美元，主要原因是借款还贷和对拖欠的利息实行资本化。应该指出，这是整个地区现象。尽管80年代从拉丁美洲流入债权国的净资金为2380亿美元，但整个地区的外债还是从1980年的2280亿美元上升到了1990年的4420亿美元（阿科斯塔，2002）。厄瓜多尔的苏克雷化
厄瓜多尔的公共外债问题由于所谓的私人外债“苏克雷化”而更趋严重了。由于货币贬值和国际高利率，欠了美元债务的私人部门难以维持。因此1983年奥斯瓦尔多·乌尔塔多博士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府把私人欠国际银行的外债承担了起来，这笔债务的总额为14.766亿美元，分属4万笔交易和15000名“顾客”，而私人部门给国家付的是苏克雷且条件相当优惠（公共信贷综合审计委员会CAIC）。
这事处理得如此不负责任，甚至没有建立机制来弄清楚所申报的债务是否真的已经偿还，因为中央银行利用自由市场进行美元交易时，只登记了收入，但是没有登记支出，而这样的交易占了交易总量的85%。中央银行没有任何权利让外国银行总行或者与厄瓜多尔银行办事机构有联系的银行以及外国公司或者其分支机构从苏克雷化中捞取好处。中央银行也给用无效文件进行的交易，比如简单的复印件或者同一文件多次重复使用，支付了资金甚至支付了比面值更多的资金，执行的利率也是由外国债权人制定的，而不是参考利率，比如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或最优惠加价利率（同上）。在莱昂·费夫雷斯·科尔德罗·里瓦德内拉工程师的基督教社会党政府时期（1984—1988），进一步扩大了私人部门苏克雷化的优惠条件，损害了国家利益：将苏克雷化债务的还债时间从3年延长到7年；由于还债的时间从1988年才开始计算，所以宽限期延长了，而开始时说的是宽限期到1987年就应该结束。虽然当时的利率超过了28%，但还债的利率确定为16%；取消了汇率风险佣金，将汇率冻结在100苏克雷兑换1美元（同上）。
由于国家是美元的债务人同时又是苏克雷的债权人，而且汇率固定不变，这给私人债务人提供了特别优惠的金融条件。据估计，这种给私人部门提供间接补贴达到了13亿美元（阿科斯塔，2002）。
需要强调指出，厄瓜多尔的苏克雷化不仅是国内权力集团施压的结果，而且也是国际金融机构为了保障私人外债的偿还在地区推行的战略的结果。因此，1982年墨西哥推行了“国有化”，阿根廷推行了“非美元化”，1983年智利推行了“资本化”、委内瑞拉推行了“多重汇率制”，等等。所有这些措施就是把私人外债所造成的损失社会化，同时保障了外国债权人的债务能够得到偿还（贝尔加拉，2003）。工业化模式的终结
资金向国外净流出引发了严重财政危机和对外部门危机，导致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MI）监护下执行一系列的稳定计划和结构调整计划。从1983年到1989年，仅在7年时间里，厄瓜多尔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了5份“意向书”。这些附加了种种条件的协议旨在谋求从这个基金组织获得信贷，但也是为了让这个基金组织“看好”，从而可以从其他渠道得到资金，并与所谓的“巴黎俱乐部”的债权国可以重新谈判双边债务。
由于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厄瓜多尔实行的是固定——可调整的汇率制度，各项稳定计划的特点是实行连续不断地宏观贬值，力求解决70年代积累下来的汇率滞后，从而获得对外部门盈余和财政盈余——请记住，厄瓜多尔的主要出口者是国家——以便履行外债的还本付息。
最后，莱昂·费夫雷斯·科尔德罗·里瓦德内拉工程师政府开始对工业化进程进行彻底的去功能化，放开了汇率和利率，开始了温和的经济自由化和开放，废除了各种经济促进法和大部分为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ISI）建立的机构框架。这一趋势在罗德里戈·博尔哈博士社会民主党政府期间（1988—1992）得到了加强。博尔哈政府进行了一些机构改革，目的同样是寻求市场的自由化和国际化，其中包括颁布了《关税改革法》，大幅降低了关税水平和分散程度；随着客户工业的进入、不定时合同的实行和《免税区法》的颁布，实行了更为灵活的劳工制度。参考书目
阿尔韦托·阿科斯塔，2002。《厄瓜多尔经济简史》，基多：文化综合图书馆，国际金融公司。
厄瓜多尔中央银行，1994。《厄瓜多尔国家统计报告，第17号》，基多。
厄瓜多尔中央银行，1996。《70年：统计资料》，基多。
厄瓜多尔中央银行，2006。《80年：统计资料》，基多。
彭博，2009。“关键利率”，www.bloomberg.com.
美国劳工统计局，2009。“数据与图表”，www.bls.gov/data.
厄瓜多尔公共信贷综合审计委员会（CAIC），2008。《厄瓜多尔债务综合审计最后报告—实施梗概》，基多。《厄瓜多尔社会指数综合体制》（SIISE），2008，4、5版。
阿尔弗雷多·贝尔加拉，2003。《拉丁美洲：黑暗与光明之间》，基多：帕拉迪索出版社。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