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庆林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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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青春：北工大“老五届”纪事试读：
机械系（一系）
最初的回忆
6016班 李来桐一个人一生当中，留下了很多历史瞬间，每个历史瞬间都是一幅画面。有的画面是清晰的，有的画面是模糊的，有的画面是美好的，有的画面是心酸的，有的画面是深刻的，有的画面是终生难忘的。每当想起这些历史画面，都会产生感情上或大或小的波动，这就是回忆。近似童心的回忆——上大学
1960年5月，我正在北京工业学校二年级学习。
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说刚刚建校的北京工业大学要在北京工业学校、北京化工学校等中等专业学校招收一部分新生，有意者便可报名参加7月份的考试。工业学校的政策是，如果考上可去上大学，考不上的仍可以留在工业学校学习。消息传出后，学校沸腾了！不论是想上大学的，还是不想上大学的，全校各个专业大多数同学都报了名。当时各专业同学都在车间实习劳动，呼啦一下，人都走了，车间所剩寥寥无几。有的人回到家去复习，有的人留在学校复习；有的去了亮马河畔，有的去了农展馆东面的大水塘，有的去了朝外的电影院，有的去了关东店大街，学校犹如放假一般。这意想不到的上大学的光环就顶在头上，想上大学的自然欢呼跳跃，心潮起伏跌宕，但也有人犹豫徘徊举棋不定。因为，当时上中专的同学，一般家中经济条件不富裕或比较困难。中专学校管饭，负担轻，所以上中专，而且中专毕业后，早参加工作早挣钱，可以减轻家中父母的负担。尤其是农村来的学生更是如此，所以很多人都没下定决心。
后来，我们班我和刘宝顺等十位同学，每人怀着不同的想法，儿戏般地接到了北京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更好笑又更可惜的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报到进校学习了两个月后仍然退学，回到了工校。1960年8月——我最初见到的工大校园
1960年8月初，我们班18位同学受朝阳区政府的委派，到老君堂、十八里店、南磨房等农村去丈量农村墓地，吃、住在农村。南磨房和北京工业大学毗邻，现在北工大西区和家属院，就是当时南磨房的菜地——我一定要到我的学校里看看。
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我怀着欣喜、新奇和向往的心情，跨进了我的大学校园。
校园还是工地，周围拉着铁丝网。学校简陋的校门开在西北角，到处是灰尘。靠大门口是已建起来的尚未完工的一、二号楼，两楼之间是土丘和水坑。两楼东侧是正在施工的埋地下管道的深沟，再往东是已建成的食堂和厨房，食堂东侧是已建好的四号楼，四号楼北侧的三号楼刚刚破土动工。
食堂西南侧正对着锅炉房，锅炉房的东南角是外表用水泥浇灌成的储水过滤罐。二号楼南侧是最为漂亮的U字形楼，这就是开学后的教学楼。校园的东侧和东南角散落着为数不多的一片平房。在这片平房和锅炉房之间是开阔的广场。
校内的道路是经过碾压的碎石路。
校内没有树木，到处光秃秃。刮点风就尘土飞扬，迷人眼。废弃的砖瓦、木板随处可见，很平整的地面几乎没有。这还是工地，一切都还在按部就班地建设中。背后是食堂二楼和二号楼（左四为作者）
这简陋的叙述，就是我最初见到的大学校园。尽管如此，我的心仍不免有些激动，我的大学将在这里起步。1960年8月——我见到的北工大第一位老师
1960年8月初，就在我第一次踏入大学校园的那一天，我见到了学校的第一位老师。
记得那天中午，我在一、二号楼之间的一个小土坡上，见到了一位精神灼灼、英姿飒爽的女老师，身后是忙碌的工人。只见她留着非常精神的运动头，身穿一身白色制服，足登白色球鞋，显得干净、利落、挺拔，玉树临风般的潇洒。我进过北京城里，逛过大街、逛过商店、逛过王府井、到过天安门，也许没有留意、也许童心还在、也许心无所住，还没有见过如此耀眼、如此令人敬仰羡慕的身姿。她看我像个学生正朝她走去，便从土坡上走下来，问我是考这儿的学生吗？我回答是。她和我握了握手，说道：“我是工大的老师，工大欢迎你！我欢迎你！这儿还没建好，正在加紧施工，将来会好的。”我边听她说，边看着她。她约有一米七以上的个头，三十左右的年纪，长方脸，嘴唇微微翘起，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饱含希望和热情，青春的脸上，始终洋溢着亲切的笑容。乍见新老师，我微微显得有点紧张，以致忘记问她的姓名。后来才知道，她是体育老师名叫艾蓬。
艾蓬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北工大也给我留下美好的希望。1960年9月——开学报到的路上
1960年9月1日是北京工业大学建校后，新生报到的第一天，也是第一次新生报到。这一天，当我乘坐11路公共汽车到达化工路西口的时候，只见路边立着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北京工业大学”。牌子旁边堆放着不少行李，一些报到的同学在等校车来接。同学们衣着朴素，而且单调。他们仨一群，俩一伙地相互问询着。也有不少单个同学，手里抓着网兜，坐在自己的行李上耐心等待着。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久等仍不见车的踪影。因在这之前我曾去过学校一次，觉得路不太远，所以不再等待，背起行李，步行去学校。
化工路西口到学校这段路，如今宽敞而又通畅，交通发达，命名“西大望路”。而那时，却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土路。大部分路段的暄土比铜钱还厚，遇到刮风天，到处暴土扬尘，遮天蔽日；遇到下雨天，遍地泥水泞泞阻人行。虽然这是一段让人不待见的土路，可在我上大学报到这一天，对我没有丝毫影响。
这天，天空晴朗，虽已进入初秋，但依然还残留有夏天的余热。我边走边看，路右边是一大片开阔的玉米地，玉米秆和玉米叶已接近半黄，饱满的玉米棒子向斜上方挺立着，下面耷拉着半黄的玉米叶。在秋风中，玉米叶飒飒作响，好像节奏明快的乐章。路边绿油油的还在旺盛生长着的青草和与其和谐相配的黄色、白色、蓝色的野花，也在秋风中为其伴奏而轻轻摇晃。路的左边是化工实验厂，那冒着灰色浓雾的高高的烟囱就像是静静欣赏乐章的观众。我忽然想到左边是工人，右边是农民，一名大学生正走在他们中间，他们就是我们大学生的脊梁。
突然闯入的汽车喇叭声，如同一个不和谐的音符，打破了这份宁静，也打破了我的遐想。当我从遐想中醒过来的时候，飞驶而来的汽车又绝尘而去。给我留下迎头盖脸、漫天飞扬的黄土。不知不觉间，已快到学校。右边的景色又为之一变，绿油油的菜地随风滚动着波浪，这就是我曾经丈量过的南磨房公社的菜地。它也等在我报到的路上。我的心为之感动，抬眼望天空，那飘动的朵朵白云，也像滑动的音符，在轻轻为我祝福，为我歌唱。
我怀着愉悦的心情，坚定地迈进了北京工业大学的校门，没想到，这一迈，距今已过五十五年。1960年9月——报到
走进校园，从学校的西北角大门到食堂前的十字路口，路的两侧每隔约三十米就插有一面彩旗。彩旗迎着秋风飒飒作响，伴随着喇叭播放的进行曲，更增添了热闹和欢乐的气氛。在十字路口的四周，分别摆放着各系的桌椅。桌前放有各系的标牌。每系都有老师拿着铁皮做成的手提喇叭在喊：“××系的同学，到这里来报到。”二三百人同时集中在不太宽敞的十字路口，嘈杂的声音飘向天空，场面颇为壮观。当时一系是机械系，二系是电机系，三系是无线电系，四系是化工系，五系是数学物理系（尚未招生），六系是土建系。
机械系招生人数最多，有十二个班，接待的老师也多。有一位三十多岁，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女老师，正在前面指导着、叙说着。当我办完入学手续，换好餐券后，就直接去了宿舍。我的宿舍在二号楼三层。二号楼东门前埋下水管道的沟还没有回填，在沟的上面铺着三块木板，供人进出。我来到宿舍之后，看到宿舍很宽敞，室内靠门有一个储藏间，里面分成几个格子。地面是叫作菱苦土的特殊材料做成的，淡淡的黄色，既有一定的柔韧性，又能保温，在表层还打了蜡。这在当时是高级地面了。宿舍里已有几个比我先到的同学，在那里站着，室内什么家具也没有，空空如也。我问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也说刚到，不清楚。于是，我们立刻去报到处询问。原来由于时间紧，有些宿舍的家具尚未到位，同学可以到操场南面去搬。同宿舍的八人毕业前留影
当时每间宿舍八个人，要配四张上下铺的双人床，一个桌子、两个凳子。我们来到操场南面，看到有的双人床是上下分开的，有的是上下床组装好的。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挑了四张已经组装好的双人床。四个人抬一张双人床，好不容易抬过二号楼前的木板桥。哪曾想，在向楼上抬的时候，遇到了麻烦。双人床宽90厘米，高2米，在楼梯的拐弯处犯了难。经过横放、竖放、平放几次尝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点点蹭，才抬上三楼。剩下的三张床，我们选择了上下分开的抬，抬到宿舍再安装。最后搬桌子和凳子。搬完后，每个人都出了一身大汗。有个同学戏谑地说：“今天报到，是上帝的安排，预示着今后的大学学习将会很艰苦。”终生难忘的记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1964年10月16日晚10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一条震惊世界的新闻：“中国在本土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实行第一次核试验。”新闻播出后，举国欢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参加原子弹爆炸和核试验的中国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工作者和从事国防建设的一切工作人员，致以热烈的祝贺。中国核试验的成功是中国加强国防，保卫祖国的重大成就，也是中国人民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贡献。”
这一天，令人终生难忘。
这一天，也是从中国撤走专家，给中国人民制造困难的苏联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的一天。
这一天，是中国人民心中燃起巨大希望的一天！
这一天，中国沸腾了！
这一天，北工大沸腾了！已是深夜，全校却灯火通明，人们奔走相告。有的开门奔跑，有的推窗喊叫，有的拍手相唤，有的眉开眼笑。二人相见，有的单臂捶胸，有的双臂拥抱，你来我往，欢呼跳跃。蕊蕊芳华，香满堂奥，神游仙花，心思翔翱。
校园之中，敲盆敲碗，人声鼎沸。没有人通知，原子弹爆炸就是通知，原子弹爆炸就是进军的号角。全体师生自觉地奔向食堂二楼，齐聚那里，举行自发的午夜庆典。
这个夜晚，校党委副书记尹凤翔恰好没有回家。他也和大家一样来到食堂二楼。他在食堂二楼的庆典上，没有按往常开大会那样，叫大家安静下来，而是任凭大家迸发情感，兴奋交谈。他自己也同时提高嗓音，发出自己内心的呼喊。这情景，令人难忘。食堂二楼的火热炽情，发自肺腑；食堂二楼众人高昂的声浪，似乎要冲破屋顶，飞向云霄。
祖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令人终生难忘！
1964年10月16日，这一天令人终生难忘！
1964年10月16日，北工大的这个夜晚，令人终生难忘！在第三次编委会会议上有感而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老来情思少年。我想每一个人一生中，想必都有过快乐与忧愁，等待与彷徨，顺境与逆境，奋斗与向上的美丽青春，也会有微情末节，久久不能忘怀。以上，便是我进入北工大最初的回忆和对原子弹爆炸那天的记忆。退休后大学时代
李来桐，1940年11月生，副教授。1958年在北京工业学校学习，1960年考入北京工业大学机械系，1965年8月毕业，留校任教，2000年退休。
岁月随笔
6019班 严元增岁末年初，校友李来桐和李庆林，先后告诉我关于《青春岁月》征稿一事，希望我作为工大建校后招收的60级第一届本科生能写点东西。能写点什么呢？过去倒也写过一些，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往事如烟，思绪万千，其实能写的东西不少，只能择在不同时期、印象最深刻的往事略表一二。作为原机械系（一系）热加工专业6019班的学生，在校学习五年，毕业后我留校当了老师，多年来一直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直到1998年从岗位上退休。退休后也没闲着，不仅先后应聘在不同企业和公司做一些技术工作，以所学知识回报社会。更主要的是没有辜负北工大所在系、学院，退休人员以及涉老组织的信任，先后在老教协、退休人员党支部、老教授协会，担任一定的职务，为退休人员服务。一干就是十来年，至今在校外、校内仍担任着一定的工作，发挥着余热。从1960年入工大上学开始，至今55个年头过去了，一直居住在工大或工大周边，西区家属院是我如今居住的地方，因此可以说学习、工作、生活我都离不开工大，工大就是我的家。作为一个老工大人，对工大的变迁、工大的点滴变化都历历在目，关心工大、热爱工大、愿为工大增砖添瓦。也为工大每一点进步与发展而感到高兴。学生时期
1960年刚入工大读书的时候，工大还是一个未建成的学校。校园内土堆、凹坑不少，周边环境脏乱，闭塞不便的交通，时不时断电、断水的窘境，都给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很多困难。但当时以李晨校长为首的校领导，深入到我们学生中间，通过谈心，了解情况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那平易近人、朴实的领导作风至今还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建校初期除由老学校调来的领导及少数骨干教师外，大多数是从学校刚毕业的年轻教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与工大共成长的精神贯彻在始终。当年宿舍内四张双人床（上下铺）八个同学，在拥挤的条件下自娱自乐
建校初期，尽管实验室条件较差，但就我所读的机械系热加工专业而言，不仅课时多，实践环节也不少。在实践环节中，印象最深刻的还是1964年9月初开始的“真刀真枪”毕业设计。当时地处大北窑的北京金属结构厂是我们下去的工厂。1963年从天津大学毕业的钟瑞权老师是我的指导老师。课题是厂方提出来的“埋弧自动焊机的改造”。在长达数月的毕设过程中和工人师傅一起，参加顶班劳动，放下大学生的架子，不耻下问，与工人交知心朋友。通过“真刀真枪”的毕设，不仅协助厂方部分解决了生产中的急需，使所学知识与生产实践得到了结合。而在我看来更主要的是培养了不怕苦和累的精神以及实际动手的能力，初步了解了工厂，这对自己的成长的确受益匪浅。1962年在北教学楼西侧和基础课老师合影（前面是一片水坑，前排左五为作者）
1964年春节过后约一个月，根据北京市和学校的安排，我校60级、61级、62级、63级学生分别到大兴、延庆等山区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宣传工作，宣讲党中央颁布的“双十条”。我所在6019班的五个同学，被安排到白河堡公社高家窑大队。那是一个处在深山的贫困山村。当地人不仅生活比较困难，而且缺乏饮用水，必须到山下去背或用毛驴驮运。由于交通极其不便，尽管当地距北京市也就百十里地，但当地很少有人走出山区到过北京，甚至从未坐过火车。我们下去后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吃的是派饭，每天安排到每家每户，伙食费我记得好像每天是3角钱，在地里干活时，常送饭到地头，吃的是小米饭或者是红薯粥。当地解放前是老区，广大贫下中农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把我们称为毛主席派来的人，是来帮助他们建设新农村的，感情之深，溢于言表。当地民风淳朴，常常把他们贮存到过年才吃的黄米面做的黏饽饽和腌制的杏仁等珍贵食品拿出来招待我们。短短的一个月，尽管时间不长，通过“三同”，与广大贫下中农建立了比较深厚的感情和友谊，离别时，村里男女老少都到村口依依不舍地送行。告别高家窑1964年（左一为作者）
对于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大城市的学生而言，这次农村的经历是一次锻炼，是一次极其难得的了解农村，尤其是山区农村的机会，也是一次难得的社会实践活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也由年轻的学生变成了老头。近二十多年来，国家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山村巨变，相信如今延庆山村一定也有了巨大的变化，可惜没有机会再回去看看。在职时期
1965年8月我留校当了老师，首先遇到的大事，就是从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初，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整天吼个不停，开始了所谓“停课闹革命”的序幕。在工大大操场（大致在今日礼堂前草坪）冒雨批斗彭真、宋硕的当天，从大北窑经化工路西口到工大，长达数公里的路上车流、人流拥挤堵塞了交通，可说是盛况空前。后又赶上了“大串连”坐火车不用买票，甚至当我串连到广西柳州时还享受到两天吃饭不花钱的待遇。当时工大存在所谓“东方红”“红旗”“韶山”等派别，被冠以造反派、保守派、中间派的区别，大家都还记得打派仗，打得不亦乐乎的情景。1965年6019班同学在当年北教学楼西偏楼楼顶合影（前排左三为作者）
大家还记得，在此期间一旦有“最新指示”下达，即使半夜三更，老师们也要爬起来绕着工大周边游行以示庆贺；也记得苏联入侵珍宝岛，工大教职员工踩着齐膝深的积雪步行到当年在东直门北小街的苏联大使馆抗议的情景；也记得当年进入收获季节，工大教职工半夜三点钟起床集合去工大周边割麦子的情景。
1969年11月，无所事事的北工大，在五七干校大潮的推动下，全校1000多教职员工携带家属，拉家带口奔赴茶淀农场，开辟了战天斗地的战场。从1972年开始，延续了多年的所谓“清查五一六”运动，可说是一场在军宣队、工宣队策划领导下，使工大大伤元气的内斗。其涉及面之宽，恶劣影响之深远，对人之伤害，远超“文化大革命”初期。在这场所谓“清查”运动中，所谓“板上钉钉”，这种形而上学的话，不离这些领导者的口，并指导着他们的行动。在高压下确有一部人不能实事求是，而是说假话、瞎话。形成反差的是，确有极少数老师能坚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有很高的政治素养，真有点“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政治品质和斗争艺术，是值得我学习的榜样。这场所谓“清查”运动已过去了有四十多年，谁对谁错已没有多大意义，发生在各种人身上的问题，也都离不开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值得记取的，倒是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处理问题时应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作风。工大建校至今已走过了55个年头，“文革”十年是不堪回首的十年，但这也是忘不掉的一段历史。正是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贯彻执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如今更是在习主席的领导下，开创着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工大，教学、科研开始起步，实际上也进入了我在教学、科研领域的黄金季节。当时校、系、教研室都面临着资金来源少、实验室设施陈旧落后等问题。此时，学校成立了电子厂和九系的热合带生产车间，对学校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电子厂通过单板机生产的资金收入，支撑了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甚至包括教职员工收入的改善，都与之息息相关。电子厂创收对工大的贡献功不可没。原九系焊接教研室在科研基础上，开发生产的热合钢带，供应全国13家大化肥厂及轻工行业，以解决它们在包装上的急需。从1977年建车间开始生产到2008年，历经31个年头。仅靠10人左右的员工队伍，年平均创收约30万—50万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笔收入不仅是当时九系主要活动经费的来源，更是焊接教研室赖以建设和开展多项活动的经费保障。靠这笔收入，自力更生建起了以单板机为主的计算机实验室、购置了160吨万能材料试验机、等离子喷涂设备、500瓦二氧化碳激光焊接设备及测试仪器等。为解决实验场地的不足，还在当时南实验楼南侧，盖起了一排简易用房。
80年代末，利用自筹资金，建立了逆变技术实验室，先后指导了多届学生科研、本科生毕业设计、硕士研究生课题，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并和工大电子厂合作，研制并生产了当时先进的便携式逆变弧焊机。1998年退休前几年，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出成果不少，仍是我事业上的黄金时期，但退休年龄已到，必须从岗位上退下来。由此也深感十年动乱，在时间和精力上的荒废，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退休之后
今年工大将迎来建校55周年，“文革”前招收的60级至65级，六届学生都已退休，就60级、61级、62级三届学生而言，基本上都已进入了七十古稀之年。如今工大退休教职员工总数已达2700多人，在离退休工作处的领导下，在各个学院相应涉老组织的配合下，工作做得认真负责，开展活动丰富多彩，使退休人员都感到比较满意。1998年我从岗位上退休后，多年来先后担任老教协材料学院小组长、退休人员党支部副书记、书记、老教授协会理事等职，和其他退休老师一起，组建了由七人参加的核心领导小组，在材料学院分党委及校离退休工作处的两级管理下，做了不少工作。根据学院退休人员多、年龄大、居住分散的特点，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开展了“一帮一”及“互帮小组”的活动，并编制了退休人员联系手册发到每一个退休人员手中，做到年初有计划，年终有总结，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学院全体退休人员的共同努力下，2011年和2014年分别被授以校、系先进党支部和先进老教协分会。我作为核心组的一员，为学院退休人员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发挥了一个老工大人的余热。原机械系热加工教研室的老师们，四十多年前曾经历了在茶淀农场的艰苦锻炼，也培养了彼此深厚的感情，铸就了一段难忘的经历。现在几乎年年都要在一起聚会以畅叙友情，目前已是第七次，原郭德远老书记也多次参加了聚会活动。结束语
工大建校55年来，大致经历了建校初期、低速发展、高速发展三个阶段，中间还经历了十年动乱的干扰和破坏，当然学校的发展是和国家的发展相适应的。今日工大的发展令人欣慰，但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记得1990年我招收第一个硕士研究生时，金属材料系总共招收了约10名硕士生，同一届全校总共招收了50名左右。如今在校就读的各类研究生总数，在9000名左右，应该说仅从数量上看是一个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但质量如何？由于时代不同，对研究生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不好与上世纪或本世纪初毕业的研究生相比较。但仅从我接触到的毕业生来看，起码从专业素养、实际动手能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和精神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提高。另外从到校科研经费来看，从上世纪末的区区几千万发展到如今的七八个亿，这与国家对科研的重视，加大了投入密不可分。作为“211”工程的重点大学，高投入是发展研究型、创新型大学的保证。但具体到每个科研项目来看，究竟有多少经费真正用在科研上？效率如何？投入与产出是否应有一定的比例等方面有待作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学生是我们的接班人，是祖国的未来。学校如何培养出更多爱祖国、守纪律、讲道德、守诚信、廉洁奉公、有远大理想的接班人，是我们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教书育人首先应重在育人。工大近几年来确立的新校风是“不息为体，日新为道”它反映了当前国家快速发展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而建校初期和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贯彻的校风是“一个方向”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首都建设服务”，“四项作风”即“刻苦钻研，力争上游；实事求是，谦虚踏实；团结互助，严肃活泼；艰苦朴素，热爱劳动”。它反映的是建校初期对工大的定位，和对学生基本素质的培养。前后两个校风精神相比较，反映出工大建校55年来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在倡导新校风时，也不要忘了存在多年的老校风。退休后
严元增，1937年6月生，副教授。1960年考入北工大机械系热加工专业，6019班学生。1965年毕业后留校，1998年从学校退休。曾任北工大原金属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焊接教研室党支部书记、教研室副主任等职，现任北工大老教授协会理事。
“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
6111班 胡家证1965年暑假前，61级机械制造专业三个班的专业课全部结束，按教学计划进行毕业前的专业实习。我所在的6111班被安排到济南第一机床厂实习，另外两个班6112和6113班在北京实习。负责实习的是机制教研室的年轻教师董寅声先生。
实习按部就班地进行，我们分成若干小组轮流在各工序实习，观察C616车床的生产过程和重点工序。一个月的实习很快就过去了，济南的高温让我们大吃苦头，期盼尽快回校，跳进亲身参加修建的游泳池！
就在大家准备离开济南的时候，董寅声先生找我谈话，要求我和其他四位同学继续留在济南第一机床厂，为毕业设计做准备工作。我们的毕业设计任务是：为工大的机制实验室设计并制造一台精密丝杠车床，以装备刚建立起来的机制实验室，为教学和科研提供条件。我们不仅要设计出精密丝杠车床的图纸，还要把一台确确实实能加工一级精度丝杠的车床放在三号楼一层的机制实验室——这就是我们的“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
精密丝杠车床是专门对丝杠螺旋面进行精加工的特殊机床。其本身的丝杠付的传动精度、主轴和尾座的稳定性、床身和溜板的精度和运行的无爬行性等，都比一般车床的要求高得多，而且要对机床丝杠螺母本身的误差进行修正，但其传动机构和机床本身的结构却很简单。济南第一机床厂就有一个实验室，有一台精密丝杠车床。
这个五人小组除了我以外，还有杨绍华、钱诵清、刘衡灵、白文记，我被指定为组长。我们留下来进行了约两周的资料搜集，在该厂的精密丝杠加工实验室观看了苏联1950年生产的1622型精密丝杠车床和精密丝杠的加工过程，该厂邱连生师傅介绍了他们加工精密丝杠的经验。
暑假过后，我们继续搜集国内外精密丝杠加工机床和有关零件加工制造工艺的相关资料，并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开始方案设计，同时也进行分工。我负责主轴式床头箱，白文记、刘衡灵负责死顶尖式床头箱，杨绍华、钱诵清负责床身和溜板部分。与此同时，机制专业三个班的学生，以及别的专业，别的系的应届毕业生，都被派到早就物色好的工厂或工地，开始了各自的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
对于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我们并不陌生。我们的上一届，也就是60级的师哥师姐们，在1964年至1965年的一个学年里，已经进行了这样的尝试，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这是北京工业大学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方针，进行教育革命的大胆而又富于创造性的实践。学校组织了真刀真枪毕业设计成果展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校男子篮球队的华侨队员吴远岫的设计成果。吴远岫是我的队友，印尼华侨，个子不到一米七，但弹跳和滞空时间惊人，中远投极准，是优秀的得分前锋。他的设计解决了一个工厂生产导辊研磨效率低下的困境和导辊大小头的质量问题。他很巧妙地将多个导辊置于上下研磨盘之间，导辊用隔离盘分开，隔离盘上开的方孔的中心线和研磨盘的半径成一定的角度，这样可以保证导辊的两端不会由于线速度的巨大差距而产生锥度的缺陷，又可以避免研磨盘的不均匀磨损，提高了研磨盘的寿命，大大提高了导辊的生产效率。
这样的设计，看起来技术含量不算高，好像是技术革新的小打小闹，但是解决的是生产中实实在在影响生产力的问题，还不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投入，多好！展览中还有别的系的成果，我们看了非常受启发和鼓舞，也期盼自己在不久的将来能有一个好的、有实践意义的毕业设计任务。这不，这个任务来了，我们还比别的同学早得多就开始了！我们的分工明确，谁设计谁负责制造出合格的产品，最后都拉回实验室组装调试。精密丝杠车床设计小组在济南市党校宿舍顶楼的合影（左起：杨绍华、白文记、钱诵清、董寅声、胡家证、刘衡灵）
董寅声先生继续指导我们的毕业设计，机制教研组也很关心我们这个小组。9月底至10月初，我们先后进行了几次方案讨论，并形成了初步设计方案。在教学楼三层最东边的一间小教室内向教研组的何振华先生、肖宗廉先生、杨云桐先生、毕天佐先生及薛文贤先生汇报总体设计的方案和依据。何振华先生是教研组组长，肖宗廉先生是我们的切削原理课老师，杨云桐先生是机床概论课老师，毕天佐先生是机床设计课老师，能得到他们的指导，是我们的幸运。机制实验室的张吉祥老师也出席了我们的汇报。
为了加快设计和制造进度，我们的方案是利用一台C630普通车床的床身为基础，按精密丝杠车床的要求，设计出应该有的各个部件总成，并安装调试，能生产出达到一级精度的丝杠。我们的设想和丝杠车床所应该具备的参数，在一张总图上得到体现。老师们审查了我们的总图，询问了一些具体的细节，同意了我们的方案。他们在肯定我们的设计方案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必须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我们的分工和进度安排也得到了批准。
接下来大家按分工，各自开始画图设计，按总图的尺寸链关系画出部件总成图，根据部件总成图拆图绘制零件图。由于结构简单，大家的机械制图的基本功都很扎实，不到一周我们的部件总成图和零件图就都出来了。真正考验我们的，是如何将这几百个零件按图纸的要求合格地加工出来并运回位于三号楼一层的机制实验室。
这期间，我们小组的每个人都按照分工和进度要求，各自安排外协加工。我们还到密云的机床研究所、方家胡同的精密机床研究所去搜集关于精密丝杠车床的相关资料，为将来的总装调试，尤其是对机床母丝杠的误差修正的方法，进行技术储备。
杨绍华在北京市人民机械厂找到了一台放置了几年的C630的床身毛坯，铸造应力已经消除了，正是理想的毛坯。人民机械厂是北京市的一个大型彩印机生产厂，其设备和工艺技术在北京市是数一数二的。我们机械系60级的毕业生，有很多同学在此进行了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我们也经常参观在人机举行的各种刀具比赛。在陈章燕老师的刀具设计课中知道的各种刀具大师，如苏广铭、倪志福等，都出现在人民机械厂的比武现场。人机的磨刀车间的刘玉玺师傅，是大型龙门刨床的宽刃平面刨刀专家，据说有“一道分三刀，刀刀见铁末”的本事。在人机厂，杨绍华很快就按图纸将床身加工完毕拉回学校。卡车将床身卸在校工厂门口，我们五个人用撬杠把它运到三号楼北侧，紧挨着洗手房，从那里有电线拉出来。杨绍华又联系主轴箱的铸造，并从学校借了一辆三轮车，顶着大太阳，自己从人民机械厂把那个几百公斤的主轴箱毛坯拉回学校的机制实验室。
接下来我的任务是按总图布置的位置，在床身的主轴箱的左下方，开出一个约400毫米×300毫米的方孔，其作用是将我设计的变速箱输出的动力传到主轴上去。我从校办工厂借到一个大的手电钻，用12毫米的钻头，对铸铁材质的床身进行排孔钻。那时已近冬天，我每天上午8点就开始钻孔，一个上午也就是一到两个孔的进度，中间要若干次卸下钻头到校办工厂去磨钻头。为了加快钻孔的速度，我把课堂上学到的倪志福钻头的原理，用在我的钻头上，果然钻孔速度加快，而且钻头的寿命也大大延长了。
三号楼和四号楼是教师楼，我在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天天打孔，手电钻发出噪音，肯定干扰了老师们的工作和休息，但是没有一位老师提过哪怕是一点点的不满和意见。
过了年，各部件的外协加工陆续完成，一些关键的工序摆在我们面前。比如主丝杠的热处理要求是调质处理，以使其表面的硬度高而整体具有柔韧和不易变形的品质。由于主丝杠的长度达到1.8米，那时哪有这么长的井式炉对它进行加温和冷却呢？听说位于虎坊桥的北京工人俱乐部每周都有各行各业的技术能手在一起研究疑难问题，我和钱诵清在一个周日的上午到工人俱乐部，寻找能帮助我们的单位。
我们带着图纸找到了专门解决热处理的小组，提出了我们的困难，很快就有师傅介绍北京永定机械厂有这样的设备。永定机械厂是生产坦克的军工厂，坦克的大炮是细长的，当然有能力对我们的主丝杠进行热处理。钱诵清很快就到永定机械厂，凭着学校的介绍信永定机械厂爽快地答应无偿为我们的主丝杠进行调质处理。从中我们深切体会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协作精神。那天，我带着校办工厂的卡车到永定机械厂拉回处理完毕的主丝杠，见到了当时的全国劳模、大名鼎鼎的倪志福钻头的发明人倪志福。倪志福领导着一个实验室，专门进行倪志福钻头的研究。钱诵清领我到倪志福的实验室。倪志福一身工作服，很亲切地和我握手，操着江南口音询问我们的项目进度，一点名人的架子都没有，更不像是即将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样子。我现在回想起来他那平易近人的态度还十分感动。
为了保证床身导轨的几何精度，导轨必须经过刮研，刮研是机床制造和修理钳工的基本功。当时6113班的丁康之和吴钊，在二轻局的特种工艺机修厂进行毕业设计。特艺机修虽然只是一个小厂，但能生产出光学坐标曲线磨床这样的精密机床，其工艺水平可见一斑。60级就在这里进行过毕业设计，工大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在这里有很好的口碑。丁康之和吴钊也因为努力，掌握了刮研的技术。我当然投奔这里，向老师傅们学习刮研。这里的刘师傅和几位老师傅，毫无保留地教授我，并指派了年轻的师傅具体教我。其中的魏道宁师傅，后来和著名的舞蹈家陈爱莲结为夫妇，我在80年代带女儿到位于虎坊桥的北京歌舞团学钢琴时还遇到过他们。
我的刮研技术学到能测量导轨的精度，导轨的接触面符合基本要求后，特艺的师傅们借给我必要的研具、刮刀，我用校办工厂的三轮车从牛街通过长安街拉回学校。刘师傅等两位老师傅利用星期天到机制实验室，查看床身并示范刮研。以后我每天对床身刮研，从粗刮开始到精刮，利用仿制特艺的检具和水平仪进行测量。大约有半个多月，床身基本刮研完毕。校基建科的黄师傅按照图纸要求在实验室做了防震地基。教研组将6112班的刘仁域抽回，为放置精密丝杠车床的屋子配置了通风管道，以保证夏天时室内温度在20摄氏度左右。在那段时间里，机制实验室的张吉祥主任、詹永玲老师和阚富振实验员，都热情地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校办工厂的蒋师傅，不顾身体不适，经常加班为我们加工零件。
那时已经是1966年的春末夏初的时节，白文记负责的主轴箱已经基本加工完毕，准备拉回来对主轴的青铜材质的滑动轴承进行刮研；我负责的变速箱也由人民机械厂加工装配完毕，放在实验室；刘衡灵负责的尾座也可以拉回来进行装配刮研；杨绍华联系了清华大学对14个交换齿轮进行了高频淬火的处理。这一切基本是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的。
这只是工大61级的一个毕业设计，更广大和纷繁多彩的毕业设计，在各个系、各个专业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在工地和工厂进行毕业设计的同学们一回到学校，都会兴奋地交流各自的收获和体会。6165班在野外测量
6165班是建筑系道路桥梁专业，张玄杰和同学们在京西门头沟的斋堂地区，实地进行了等级公路的选线和勘探设计。指导老师是教他们道路设计的教授蒋璜先生。蒋先生拖着一条假腿带领6165班的同学，在上清水至小龙门，从勘探到选线，并实际设计了如今的109国道的一段。他们在蒋先生的指导下，选了两种方案：一条是延山坡的阳面不过河；一条是过河走山坡的阴面，可以缩短里程。这两套方案的地质勘探、路线走向、预算成本、施工图样等都已设计完成。张玄杰回到学校非常自豪地对我说：“蒋先生带的学生，勘探的路线和设计，设计院是免审核的！”可见蒋先生在公路界的威望有多高。张玄杰还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们在野外勘探时，风餐露宿，冬天早上怀揣馒头，中午捡上柴火，点一堆篝火烤馒头而食，别有风味。晚上在煤油灯下整理资料更是一丝不苟。
张玄杰和他的同学们设计的这两套方案送到市政设计院作最终方案的选择。他们在5月初完成了勘探设计后，转场进入这条路的施工实习，还没开工，就被叫回学校，“文化大革命”打乱了一切。不过现在109国道的上清水至小龙门段，就是用了他们的设计方案，此路至今仍在使用，技术等级提高了许多。2000年，6165班的部分同学，在门头沟公路分局带领下，重返这条路，大家追忆当时的勘探选线过程、寻找所住的老乡炕头，无不感到亲切和欣慰。
6116班（机械系热加工专业）的孟庆增在首钢搞设计，我去首钢看过他。在一个极其简陋的棚子里找到他，他和工人就在这个棚子里吃住，一起为改进生产提出新的工艺方案并进行试验。6165班全体在实习工地
大家不约而同地对这种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投入了热情，尽最大的可能将四年来学到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与设计的实际相结合。我们不仅在学业上基本完成了毕业设计的环节，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将近一年的实践，提高了资料收集、分析的能力，学到了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应用能力，学到了向社会各界寻求支援与协作的本领，特别是增强了创新的意识，认识到了理论必须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个道理的认识和体会，这些能力的提高，在我们走出校门前就开始了，让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少走了很多弯路。6111班1962年春游颐和园
我们通过毕业设计知道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只有踏踏实实地去干，吃得了大苦，经得住大累，受得了各种艰难坎坷，才能做出成绩。
虽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中断了我们的毕业设计，好多本应该最后完成付诸应用的成果只差一步之遥而未能实现，未能亲身尝到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的果实，我们有些遗憾，但我们从中得到的，是我们受用一生的财富。
真是要感谢北京工业大学的领导们、老师们和员工们，我们也希望工大的这种毕业设计的路线和实践，成为北京工业大学的传统和特色，发扬光大。
时代在进步，科学技术在飞跃发展，当年我们的设计水平可能很低，现在看起来也许不值一谈，但是它给我们的教育和帮助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初稿于2014年11月10日
补记：经钱诵清、杨绍华、丁康之、关家婉诸同学的支持和协助，在初稿的基础上做了补充和修改，尤其是他们提供的照片是极其珍贵的。2014年11月12日2014年和夫人傅嘉姝在台湾最南端垦丁60年代在八达岭长城
胡家证。
1961年9月—1968年5月 北京工业大学机械系机械制造专业6111班学生；
1968年5月—1975年5月 沈阳第一砂轮厂机修车间工人，技术员；
1975年5月—1979年3月 廊坊地区化肥厂技术员；
1979年3月—1984年10月 北京荧光灯厂设备科工程师，机修车间主任，荧光灯车间主任；
1984年10月—1992年5月 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质量部工程师、企管部工程师，进出口科科长，外协质量科科长，质量部副经理；
1992年5月—2013年9月 北京外企服务公司外派，先后在香港维昌洋行、圣大德机械有限公司、德国维尔特等公司驻京办事处担任经理；
2013年9月至今 国家注册质量管理体系高级审核员、体系咨询师。
忆玄杰——纪念我在工大的挚友张玄杰
6111班 胡家证驾车沿东长安街向东行，经京通高速，在朝通桥出口向通燕高速方向行驶，经过通县北关，上京哈高速公路行约10公里，在白庙南出口下道右拐约行驶1.5公里，潮白河畔的摇不动村，有一座通惠陵园。在这个陵园的一个角落，有一方小小的石碑，上写“好友张玄杰之墓”。
时间过得真快，玄杰是1967年5月15日在四川宜宾市军分区门口，被当时的工人组织“桥工联”的人用大钢钎打碎后脑颅底而死亡的，算起来已有36年了。他去世时才二十四岁，大学刚毕业，正是风华正茂的黄金岁月，正是他想为祖国建设大干一场的时候。我是看着他倒下的，当时也是二十四岁，也是大学刚毕业，是和他一样，向往到社会主义的建设岗位展示才华的青年。可如今，我已到了头发花白、等待办理退休手续的年龄了。
这36年来，玄杰的骨灰在我的身边相伴了26年，直到1994年8月，我和妻子傅嘉姝才将玄杰仅存的一小部分骨灰葬在了通惠陵园。我父亲是1993年7月31日去世的，在我父亲去世周年祭的时候，我们也将玄杰的骨灰安葬在同一个陵园中，让他入土为安，不要再随我漂泊了。相识在什刹海体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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