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思慧,牛淑珍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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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劳动、金融和社会保障领域的经济政策研究试读：
前言
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形势陷入长期低迷，时至今日依然没有大的起色，被称为“失去的20年”。这期间，日本政府和企业联合主导推行的经济政策，是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旨在通过促进各个领域的规制缓和及民营化，来强化市场机能，弱化政府干预，从而达到促进竞争的目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凭借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来提高社会效率，从而促进日本经济的活性化，进而增强其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最终实现扭转经济发展的不利局面的目标。
然而，改革的目的并不应该仅仅是促进企业的收益提升，而是要实现国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GDP的成长并不意味着全体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小泉政权推行新自由主义构造改革期间为例，小泉改革的最明显的成果是出现了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2002年至2007年经济景气。然而经济景气期间雇用增加者中的大多数人属于年收入不足200万日元的低收入阶层，这印证了雇佣流动化政策造成的雇员质量的下降。换句话说，通过降低雇佣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路径，是以牺牲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准和稳定雇佣为代价的，其结果是造成了日本社会的日趋贫困化。而这种景气恢复注定只能是暂时的，国民收入水平的降低，以及对将来生活的不安，会导致消费水平的下降，而内需疲软的后果是日本经济陷入长期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弊害，除了在劳动领域造成的雇佣不安定化、雇佣条件的劣化，以及劳动者阶层的贫困化，还表现在经济生活的其他领域。比如在社会保障领域，社会保障市场化的结果，政府对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责任范围被缩小，国民生活风险的保障责任被转移给个人、家庭、地方以及社会其他部门。然而随着日本社会贫困阶层的增加，以及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个人和家庭的社会保障负担能力在减弱，社会保障制度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利用社会福利服务的自己支付部分的增加，给国民造成了沉重负担，因支付不起费用而放弃接受保险和福利服务的人不断增加。这表明新自由主义改革使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脆弱化，对国民的生活风险管理机能下降。
金融领域的金融自由化的推进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在美国的外压之下开始放松金融规制，不断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的同时，疏忽了金融监管和防范金融风险，从而导致了资本为了追逐利润而热衷于高风险、高利润的短期投机行为，大量的热钱流向房地产和证券市场，催生了资产泡沫，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然而，经过泡沫经济的打击，日本政府并没有意识到问题产生的根源，依然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大爆炸金融改革，金融再生改革等，目的都是要把金融自由化进行得更彻底。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大量的公共资金注入化解不良债权，付出了高额政策成本，增加了国民的负担。问题是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仍然没有对日本经济发展起到实质性的促进作用，这足以印证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深刻反思。总结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相当多的中外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以及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依托的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与蔓延的根源。这次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弊端，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日本今后的发展模式，应当摆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朝着政府干预、注重民生、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均衡发展的方向调整。
本书从揭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自身存在的谬误入手，以日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分析对象，选取日本近年来在劳动、金融和社会保障三个主要领域所实施的经济政策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实证分析，进而对今后日本模式的发展提出方向性建议。本书由五个章节构成，第一章在总结回顾了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产生背景，以及该理论思想指导下的美英等国实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历史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日本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背景、经过以及新自由主义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点；第二章先通过大量的实证资料分析了日本劳动力市场构造的变化，揭示出日本终身雇佣体制的崩溃以及雇佣非正规化和贫困化的实态，进而通过对劳动领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分析，论证了新自由主义劳动政策是日本劳动市场雇佣条件恶化的根本原因；第三章先是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金融自由化改革催生了资产泡沫，进而导致日本90年代以来陷入长期经济萎缩的过程，再通过对90年代的“金融大爆炸”改革、之后的小泉内阁“金融再生”改革以及最近的安倍内阁“超常规量化宽松”金融政策的分析，揭示出日本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路线的失败之处；第四章在分析了日本新自由主义社会保障改革的基本构想以及社保政策内容的变化的基础上，揭示出社会保障市场化导致了日本国民生活保障和福利水平的降低；第五章总结了日本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给日本社会生活各领域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为日本模式今后的发展指出方向。第一章日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又称为市场原理主义，作为一种指导经济政策的思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市场功能是万能的，主张只有依靠竞争才能提高经济效率，进而实现社会的活性化。因此，相对于凯恩斯主义的依靠政府调节经济来稳定市场，新自由主义主张尽可能地阻止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应当把对资本的蓄积有约束力的所有规制都逐步放松、废除。第一节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和理论误区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起源
新自由主义又称为市场原理主义，作为一种指导经济政策的思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市场功能是万能的，主张只有依靠竞争才能提高经济效益，进而实现社会的活性化。因此，相对于凯恩斯主义的依靠政府调节经济来稳定市场，新自由主义主张尽可能地阻止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应当把对资本的蓄积有约束力的所有规制都逐步放松、废除。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模式，无论是美国的自由民主主义模式，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还是日本的官僚民主主义模式，其政策的宗旨都是实现完全雇佣、促进经济成长，以及建立市民的福祉社会。政府采用对富裕层征收较高税率的累进所得税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平衡所得分配的差异，尽可能的维持经济稳定，维持社会大众的购买能力。这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普及，是由于西方国家之前经历过经济危机后的大量失业和经济恐慌，而依靠政府创造有效需求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是摆脱经济恐慌的唯一出路。凯恩斯主义被广泛接受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组织率较高，力量强大，大量解雇并不容易进行。
然而，70年代后期，由于长期实施凯恩斯财政政策，英、美两国长期财政赤字，制约了经济发展。为了扭转经济困境，两国几乎同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改革打着的旗号便是替代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日本在80年代末泡沫经济破灭后，也进行了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经济政策改革。各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各有侧重，共通的举措包括放松政府规制，民营化，对企业减税，削减社会福祉等。二、英、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最早应用于实践是在70年代后期。以英国和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摆脱经济困境，率先打出新自由主义的旗号。当时，一方面深陷财政危机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急于把“大政府”变成“小政府”，全力推行公有部门的民营化，缓和各方面的行政规制；另一方面，国际化的垄断资本为了争取最大限度地获取垄断利润的“自由”，通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推动了世界范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在经济政策中最早明确揭示出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是1979年开始的英国保守党的撒切尔政权。撒切尔政权攻击雇佣保障和福祉重视的经济政策，提倡“小政府”，其主要经济政策包括：①通过把国有企业卖给民间企业（所谓民营化）来增加临时财政收入；②把行业组织的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工会转变为企业内部工会，大大削弱了工会和资方对抗的力量；③鼓励资本自由流动，通过放松金融规制吸引海外资本的流入等。在该政权执政的十几年间，通过大部分的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使得财政收入增加了370亿英镑。资本自由化促使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和服务产业的企业大量流入，伦敦再一次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国内服务行业的从业者大幅度增加。民营化企业的经营者收益从1979年到1988年增加了近四倍，一般民间企业经营者收益也增加了1.9倍，而与之相反，劳动者的实质工资水平下降了27%。因此，撒切尔政权的改革，在受到了企业经营者和投资家们的热烈追捧的同时，引起了劳动者的强烈不满。
受到英国政策改革的影响，美国共和党里根政权自1980年上台以来，也大力推行和英国类似的经济改革，其主要经济政策包括：①对企业法人减税；②大力促进通信业、航空业以及金融业等行业的放松规制；③以鼓励其工作的方式减少最贫困层的生活保护预算；④实施“金融制度改革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金融自由化，解除了对银行和证券业的业务范围的规制。这场被称为“里根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一方面由于减税和军事扩张的同时进行，使得财政赤字大幅增加；另一方面，为抑制通货膨胀所采取的高利率政策使得海外资金大量流入，致使美元持续升值，美元升值带来的国际贸易经常性收支的赤字居高不下，其后果是造成了美国财政和经常性收支的“双赤字”局面。
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出后，其影响逐步在世界蔓延，不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波及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在理念上强调保障个人的自由，而个人的自由要通过市场上的自由交易来实现，从这层意义上讲，对于追求民主自由的民众具有蛊惑性，因此新自由主义不仅在经济领域，在政治及社会诸多方面都得以渗透。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深入展开，其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如增大了贫富悬殊，激化了社会矛盾等。三、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误区
现代经济学笼统上可以分成两大类，新古典派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包括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等）。两者最大的分歧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内在机制安定与否的认识。新古典派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自身蕴含了可以达到一般均衡的调节机制，而社会经济学则认为资本主义自身所蕴含的矛盾导致了市场经济的必然失衡。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经济经济学都认为，社会中存在的任何问题，都应当通过市场机制自行解决，所以主张极力排除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介入。然而，两者并不能混为一谈，新古典经济学在强调市场机制的效率性的同时，也认识到“市场的失败”，并指出竞争市场发挥效率的前提条件。而新自由主义无视这些制约市场机制的前提条件，把市场机制简单化，其理论自身存在谬误。下面的分析，从对新自由主义的三个基本主张的剖析入手，对照新古典经济学，揭示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误区。（一）新自由主义的三个基本主张
从新自由主义的提出背景上来看，带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也就是作为政府政策转换的口号来提出，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上讲并没有任何创新。其三个标志性口号是“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选择的自由、自己责任和自助”。1．提高国际竞争力
从各国导入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背景来看，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对西方国家的打击，再加上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造成的财政压力，各国经济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停滞。与此同时，以IT技术革命为背景的经济全球化，在跨国公司的主导下快速蔓延。跨国公司在劳动力成本低廉，环境规制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建立生产据点，这就造成了国内的产业空洞化，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在就业问题上产生了一种竞争关系。此外，资本在国际移动的自由化，又促使各国采取能吸引资金回流的财政金融政策，这就对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运营产生了制约。国际资本的自由化，又进一步加剧了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这样一来，“提高国际竞争力”就成了代表跨国公司利益的各西方国家政府推行新经济政策的指导方向。2．提供选择的自由
提高国际竞争力就意味着要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而新自由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处方就是放松规制，充分保障所谓“选择的自由”。以日本劳动市场改革为例，其政策主张中提到：随着日本社会的进步，人们倾向于选择多样化的劳动和生活方式。因此，对劳动时间的限定，劳资双方交涉达成的雇佣条件等劳动规制，阻碍了人们选择劳动方式的自由。今后，废除法定劳动时间，推行雇佣形态多样化，以保证劳动者自由选择劳动时间和劳动方式，同时变工会和资方的团体交涉为劳动者个人和资方的个别交涉。这种听起来无比美好的自由的选择权，从改革的结果来看是带有很大的欺瞒性。雇佣形态的多样化导致了正规安定雇佣机会的减少，非正规不安定就业人员的大幅度增加，对劳动时间的约束的放弃，助长了企业社会内部长时间高强度劳动的蔓延。而相对于劳动者劳动条件的恶劣化，企业经营方却大大获益。缩减了人工成本，提高了国际竞争能力。3．自己责任和自助
新自由主义反对对市场的安定化和安全化所做的一切规制和保障，认为国家对市场参与的限制和规则阻碍了市场自律机制发挥效率，因而使得市场失去活力。这一主张表现在劳动制度改革上，劳动者从事待遇较低的非正规劳动，承受长时间高强度劳动的压力，都变成了“自己责任”，是自己选择的劳动方式。而表现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上，则认为福利费用的支付者和受益者之间存在“不公正”，靠国家的生活保护生活的人，就会产生依赖心理，进而失去“自励自助”的精神，丧失劳动欲望。因此主张削减社会福利费用，让享受社会福利的人们，如高龄者、单亲妈妈、残障人士尽可能地去工作。（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误区
从以上新自由主义的三个基本主张可以总结出其理论的内在逻辑，即通过放松规制，把“大政府”变成“小政府”，增加人们在市场上自由选择的权利，抛弃一切保护弱小等道德因素的束缚，完全依靠优胜劣汰的市场运行机制，实现资源分配的效率最大化，进而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
新自由主义的这种竞争市场理论实际上是对新古典派经济学的曲解。乍一看上去，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中提及的市场自动调节机制，又称“看不见的手”同出一辙。这一理论是指在正常情况下，市场会以它内在的机制维持其健康的运行。其中主要依据的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人理性原则”，以及由经济人理性原则支配下的理性选择。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消费者依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做购买的决策，生产者依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做销售决策。市场就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根据价格的自然变动，引导资源向着最有效率的方面配置。这时的市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相互作用下，推动生产者和消费者做出各自的决策。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这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成立需要有几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首先，市场参加者都是处于“对等”的地位。这种对等，表现在所有的市场参加者，都是在自主独立的前提下做出选择，并且对其他市场参加者的选择不能够施加任何影响。可是现实社会中，这种前提几乎是难以成立的。比如雇主和劳动者之间，存在着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雇主在劳资交涉中占据主导地位，可以对劳动者的选择施加影响，这种情况下竞争性市场机制就不会正常发挥效力。那么，为了让其发挥效力，就有必要建立强有力的工会组织，以及保障劳动者最基本生存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力量薄弱的劳动者群体的交涉能力，缩小劳资双方力量对比的差距，从而使双方能够在比较对等的前提条件下参与市场，这样才能保障市场机制正常发挥效力。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策主张中明显看出，新自由主义理论只是单纯片面地强调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完全忽视了其成立的前提条件。
竞争市场理论的另外一个重要前提，是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的自由流动。因为只有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下，经济主体才能够根据市场价格及发展趋势，将自己所有的资源从收益减少的部门转移到获利较高的部门，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资本、金融自由化、劳动的自由流动等都源自于这一理论前提。但是，新自由主义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各种生产要素移动时的自由度是不同的。通常，金融资本的自由度最大，而劳动力的自由度最小。全球化的推进促进了金融资本在国际的自由流动，而没有监控、没有秩序的资本自由化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显露出来。虽然劳动力的国际移动时有发生，但对于一国的大多数劳动者来说，不会轻易跨越国门去寻求工作岗位。
生产要素间这种移动自由度的差异，最终导致了市场参加者之间力量对比的差距。资本的移动自由度高，为了获取高额收益在国际移动，资本流入地区会促进其经济的发展，流出地区则有可能面临经济的急速停滞。其结果，各国为了吸引资本的流入，不得不采取措施尽可能为跨国公司提供优惠，这就极有可能降低国内劳动者的劳动待遇和标准。对这种因生产要素移动自由度差别所产生的市场参入者之间的差距，劳动者地位的弱化，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完全没有提及，而是把这种事实存在的不平等和差距抽象化，把市场参入者之间地位和力量的区别单纯化，其理论体系中的市场参入者既是资本所有者，又是劳动者，依据市场价格的变动时而作为劳动者，时而作为资本所有者采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竞争市场原理，但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忽略掉了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必要前提条件，因而其理论体系严重脱离实际，其存在的价值更多的是被政策改革所利用，成为推动改革的标语口号。由于其理论体系的不完全性和片面性，导致以其为理论基础推行的经济政策改革措施容易被政府和企业资方所利用，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源。在下面的章节中，将会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应用中的问题点做详细的解析。第二节日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改革
英国和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后，这股改革的潮流很快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蔓延，尽管各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不同，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驱使下，摆脱经济萧条困扰，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成了各国急于改革的驱动力。下面，在总结分析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背景、经过和各阶段的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对其本质和问题点进行剖析。一、日本经济政策改革的背景
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期间，其他西方国家大多陷入了深刻经济危机，而唯独日本依靠企业的减量经营缩减成本，再加上强劲的输出主导型经济扩张，很快从危机中恢复过来，由高度成长型经济转为安定的低成长型经济，经济持续发展。日本的一家独秀式的好景气，对陷入财政和贸易赤字的欧美各国构成了压力，尤其是遭到了美国的强烈不满和批判，表现为日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最终于1985年签订了广场协议，日元汇率由原来的1美元兑换275日元，两年半后上升至1美元兑换120日元。80年代中后期，迫于日元急剧升值的压力，日本由输出主导型经济转为内需主导型，刺激内需性经济政策带动了国内投资扩大和消费支出的增长，日本国内呈现出“平成景气”。然而，随着内需的不断扩大，股票和土地等资产价格的上扬，出现了“泡沫经济”现象。为了遏制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资产“泡沫”的增大，日本政府于1989年5月紧急出台了紧缩性金融政策，这一政策出台的过于急迫和执行的过度，导致了日本股票和地价的急速崩盘，从而导致经济景气陷入低迷。
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陷入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不景气，时至今日也没能出现持续的全面的景气恢复。日本经济企划厅的《国民经济计算年报》发表的景气区分数据显示，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景气”在1991年达到最高峰，之后就一直走低，经济增长率也基本是在零增长或负增长的水平。企业的资本收益率也由1989年的16%下跌至1998年的8.8%。企业业绩不振、雇佣和投资减少、消费者收入减少、消费支出减少，而消费支出的减少又进一步导致了企业业绩的恶化。这样整个经济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可以说整个90年代日本国内经济形势都笼罩在阴霾中，看不到希望与出路。
与此同时，90年代经济全球化热潮席卷整个世界，无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无一例外受到全球化的深刻影响。这场跨国公司主导的经济潮流掀起了国际的新一轮竞争，日本企业想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就面临着缩减成本、提高经营和劳动效率的压力。在这样一种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的驱使下，日本企业和代表企业利益的政府，迫切需要对过去的经济体制、经济制度和经济惯例进行全面改革。
此外，和英美等国相类似，日本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也是这次构造改革的一个重要诱因。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长期债务余额超过GDP的1.5倍，在发达国家中可算是最糟糕之一。其财政支出远大于收入，主要靠发行国债来支撑，今后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规模会越来越大。如果将来有一天，政府的国债利息支付额超过政府税收（50万亿日元左右），或国内储蓄无法支撑国债发行，即政府长期债务余额超过国内储蓄（1 400万亿日元），日本财政就有破产的危险。二、日本经济政策改革的经过（一）试行期的经济政策
在日本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过程中，美国施加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这从《日美构造协议》（1989—1990）中可见一斑。当时美国的“里根经济学”改革的问题点逐渐显露，出于保护美国利益考虑，在《日美构造协议》中要求日本进行增加市场透明度的市场机制改革。这之后和克林顿政府签订的《日美包括经济协议》（1993—1995）中，更进一步规定了量化目标。这一时期的美国极力在世界范围内推动经济全球化，要求日本尽快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这无疑加速了日本改革的进程。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刚经历了泡沫经济的沉重打击，政界和财界急于想打破窘境，对改革的呼声很高。1993年，细川联合政府的咨询机构“经济改革研究会”（经团联会长平岩外四兼任该会会长）提出了《平岩报告》。报告中提出要“放松规制”，并对其必要性做了阐述：“放松规制，不仅能给企业提供更多的商机，还可以扩大就业，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商品和服务。有利于缩小内外价格差距，同时通过促进国内外的竞争，提高日本经济社会的透明度，有利于国际的协调。这种全面彻底的改革，短期内可能会引起社会的局部阵痛，但从中长期来看，改革是在市场原理基础上建设经济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应当坚决推行。”由于细川首相的下台，该报告没有付诸实施，但其提出的放松规制的改革方针，对后来的政策影响很大。
1996年桥本首相上台后，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六大改革”，包括行政、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社会保障结构、财政和教育改革。桥本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1997年颁布《财政结构改革法》，在1997年度的预算编制中，提出对所得税、居民税进行特别减税，同时将消费税从3%提高到5%，再加上医保制度的改革，使国民增加了9万亿日元的负担。1998年颁布《金融体制改革法》和《中央省厅改革基本法》。把对金融部门的检查、监督业务从大藏省分离出来，移交给新成立的金融厅，改变了过去由大藏省总揽日本财政金融大权的局面，大幅度削减了大藏省的权限。另外，在行政改革中，确定了将过去的中央省厅“1府21省厅”改为“1府12省厅”的方针。桥本改革由于步伐较大，很快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导致桥本首相在1998年的大选中失利，标志着桥本改革的结束。桥本改革虽然没有成功，但其影响不可低估。可以说是第一次把改革大规模付诸实践，使改革的意识和理念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
接替桥本担任首相的小渊惠三汲取了前任的教训，提出先恢复经济，再进行改革。小渊改革的主要内容体现在1999年公布的《经济社会应有面貌与经济新生政策方针》，以及2000年的《日本经济再生计划》中。主要政策有：为了刺激经济，大规模扩大公共事业投资；为了救助背负巨额不良贷款的银行，制定了金融关联六法，并拿出了70万亿日元公共资金做稳定金融准备金。在一系列的积极财政政策下，日本经济出现短暂复苏，金融秩序趋于稳定，但不良贷款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从以上的日本改革的初期阶段的经过可以看出，日本改革的发端是迫于内忧外困的经济形势，以及来自美国的压力。虽然几届政府推行的改革策略或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挫折或因政权更替而半途而废，但初期的尝试意义深远，使得新自由主义改革意识在日本民众中逐步渗透，对全面改革的渴望和紧迫感不断地升级。和政界的步调相配合，日本财界在这一时期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比如1995年财界的最大代表日经连提出《新时代的“日本的经营”》，一年后由日经连重新改组的经团连又发表了《建设富有魅力的日本——创造者肩负的责任》。（二）小泉的构造改革
2001年4月上台的小泉政权，执政后很快推出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其密集程度和实施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小泉改革打出的口号是“没有构造改革就没有景气恢复”，因此又被称为“构造改革”。小泉的构造改革在小泉首相长达5年的执政期间得以深入展开，标志着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进入大规模导入阶段。
小泉刚一上台，便成立了“经济政咨询会议”，小泉本人任会长，该会议制定的《今后经济财政运作以及经济社会结构改革基本方针》（简称《基本方针》）于2001年6月在内阁会议上通过。《基本方针》中提出了结构改革的基本构想，包括三个支柱和七项计划。
第一个支柱是“提高经济社会的活力”，具体设定两项计划：①民营化和规制改革计划；②支援敢于挑战的企业和个人计划。第二个支柱是“丰富生活和充实安全网”，具体设定三项计划：①强化社会保险计划；②知识资产倍增计划；③生活创新计划。第三个支柱是“强化政府功能”，具体设定两项计划：①实现地方自立，提高地方活力计划；②财政改革计划。
七项计划的具体措施：（1）民营化和规制改革计划。尽可能地在所有领域全面推广民营化和放松规制。包括特殊法人改革或民营化；削减对特殊法人的补助金；实施邮政事业的民营化；对公共金融功能进行彻底的改革；在医疗、家庭护理、福利、教育等领域也引入竞争机制。（2）支援敢于挑战的企业和个人计划。为了鼓励企业和个人自由发挥能效，改革金融体制，对股票投资提供优惠政策，另外还提出促进个人创业的税制改革。（3）强化社会保险计划。推行社会保障番号制度和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制度，以期完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对公共养老金进行制度改革，提出今后将建立公共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相结合的自律自助式养老金制度。为了实现医疗机构经营现代化和高效率的目标，将启动医疗服务高效化计划。（4）知识资产倍增计划。为了实现“人才大国和科学技术创新立国”，推行教育改革，并确定生命科学、IT、环境科学、纳米技术与纳米材料四个学科为四大战略重点。在大学教育改革方面，提出对大学进行资金援助时，重点考虑要建立世界最高水平的大学，并要引入竞争机制。（5）生活创新计划。为了构筑人人都能根据自身的生活方式实现自我价值，男女平等共同参与的社会环境，为生涯的工作和生活长期稳定打下基础，要进行以下几项改革：通过推动多功能高层次的城市计划，使工作场所与居住地点距离缩小；为促进女性就业，将原来以家庭为单位设置的税制和社会保障制度变为以个人为单位，并完善入托制度，使女性生育后能及时把孩子送到托儿设施托管。（6）实现地方自立，提高地方活力计划。对地方行政组织市、町、村进行重组，进行地方财政改革，目的是削减国库补助金，改革地方交付税制度。自来水、下水道等地方公益企业也要引进民间经营方式，对承担家庭护理、福利、城镇建设以及废物再利用等事业的NPO进行支援。另外，为了搞活与地区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产业，对有意向和实力的经济实体进行支援。（7）财政改革计划。财政改革的目标是消除财政赤字。为了打破资源分配的刚性状态，要进行特定财源改革，提出了灵活的区域间分配方案。控制财政预算，提出2002年将国债发行控制在30万亿日元以内。
从《基本方针》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小泉改革的指导思想完全出自于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其改革措施是紧紧围绕着“放松规制”、“民营化”、“自己责任”等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而展开的。小泉改革尽管遭到了一片质疑声，但仍然紧锣密鼓、旗帜鲜明地推行开来。2001年在《基本方针》之后，同年又推出《改革时间表》。2002年推出《结构改革与经济财政的中期展望》，2003年至2006年有分别地提出各年度的修订计划。2002年的《中期展望》中提出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反通缩对策，共推出四次反通缩对策。之后又明确提出到2005年3月最终解决主要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
小泉改革推进过程中一直阻力重重，并屡屡被批判，是雷声大，雨点小。但不可否认的是，小泉改革给日本社会带来的震荡是巨大的，而且其政策措施的一部分已经落实。其成果包括：（1）对泡沫经济后遗症之一的不良贷款的处理卓有成效。处理银行的不良贷款采用的是强制性的“资产折价方式”，在加强对银行监管的同时，对其注入公共资金，及帮助银行度过经营难关，又稳定了金融秩序。另外，考虑到因强制处理不良贷款会导致大量的企业破产，为了救助有存活价值的企业，政府于2003年成立了产业再生机构。2005年初，大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按计划处理完成。（2）民营化的推进。最具代表性的是邮政民营化。日本邮政公社不仅拥有长达133年的国营历史，和多达27万人的公务员队伍，而且还掌握着高达360万亿日元的储蓄和保险资产。邮政公社在日本居绝对垄断地位，任何民间企业都无权参与竞争。因此，邮政民营化非常适合作为放松规制和市场化改革的典型。小泉政府一上台就把邮政民营化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几经周折终于在2005年《邮政民营化关联法》得以在国会通过，这标志着日本邮政事业民营化的开始。上述法案中规定的民营化进程在这之后得以按部就班进行，时至今日，日本邮政民营化已基本完成。另外，石油公团、道路公团等公团的民营化，国立大学独立法人化等特殊法人改革等也都得以实现。（3）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是医疗制度改革，国民的医疗费个人承担部分由原来的20%上升到30%，过去70岁以上老人免费就诊，今后也要负担一部分费用。二是养老金改革，引进了美国式强化个人风险的K401制度。（三）“安倍经济学”改革
小泉改革之后，其给日本社会带来的阵痛原来越明显。经济形势虽有短暂好转，但整体上不容乐观，“失去的10年”之后又是“失去的20年”，经济通缩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与此同时，企业优先的制度导向和社会保障的缩减，造成了劳动者阶层的贫困和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矛盾不断升级。面对这样的困境，这之后执政的日本民主党采取了和小泉完全不同的政策措施。民主党政府主张利用社会财富分配结构的优化，推动日本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的增长。2009年至2012年日本民主党执政期间，大幅削减公共投资费用，其经济政策中体现了鲜明的分配重视型特征。分配型经济政策的基本思路是：以重视国民生活为核心，推行社会保障改革，增加政府对家庭和个人的补贴，随着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和对未来收入的利好预期，消费驱动将拉动企业扩大投资、增加收益；而企业则利用增加雇佣、提高工资等方式，进一步提高家庭的收入；在此基础上，企业利润和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反过来以税收的方式，充实国家财政，提高政府支付和补贴能力。这样，就形成了家庭主导的政府、家庭、企业三方的良性循环。
2012年12月日本自民党政府重新执政，和小泉同阵营的安倍晋三第二次就任日本首相。安倍一上台就提出了扭转通缩，振兴经济的政策框架，并借助媒体大肆炒作，模仿美国的“里根经济学”，被称为“安倍经济学”。安倍政府的经济政策，具有企业优先、重视成长的特征。安倍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基本思路是：以重视企业活力为核心，由政府通过公共投资创造有效需求，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帮助企业扩大投资、提高收益；随着企业经营状况的改善和对未来经营的利好预期，企业将增加雇佣、提高工资，这将有效引导家庭利用可支配收入扩大消费；在此基础上，家庭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加，反过来以税收的方式，充实国家财政，提高政府财力，扩大政府推行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这样，就形成了企业主导的政府、企业、家庭三方的良性循环。
安倍经济政策引起了日本国内和世界的广泛关注，其主要由3部分组成：一是大胆的金融宽松政策；二是灵活的财政刺激政策；三是促进民间投资的经济增长战略。日本媒体称其为“三支利箭”。其中，前两支箭属于短期性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领域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即所谓“三松政策”；第三支箭则是长期战略性措施。
安倍政府把治理日本的长期通货紧缩看成是日本经济复兴的关键一步，提出首先要将目前的通缩转变为通胀，刺激人民的消费欲望，振兴出口。为此，安倍采取了以下措施。（1）通过日本银行超常规金融宽松政策，促使日元大幅贬值，进而促进出口部门效益改善。具体计划是：两年内基础货币扩大两倍。即通过在银行间市场增加购买国债等金融商品规模，扩大货币供给，形成“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通胀预期。与此同时，在实际物价上涨之前，压低日元汇率，降低日本国内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价格，提升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以此改善企业业绩。企业业绩上升，势必推动股价上涨，带动消费上升。
超常规金融宽松政策实施之后，日经平均股价上升了近30%，日元对美元汇率向下修正了10日元左右，扭转了野田内阁时期日元升值、股价下跌的不利局面。日元大幅贬值，改善了企业业绩、恢复了汽车、电子等传统强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加了出口。（2）通过大规模回购国债扩大基础货币供给，压低长期融资成本，扩大投资和消费，改变长期通缩困境。长期通缩使日本实际利率一直处于高位，使企业设备投资和居民住宅投资均受到抑制。日本央行大规模回购国债后，大规模的基础货币投放使市场流动性持续增长，这对压低长期利率水平、刺激企业投资起到了积极作用。日本央行为此还制定了到2015年使消费物价达到2%的通胀目标。（3）以大规模公共投资来引导民间投资，促进投资止跌回升。安倍政府于2013年1月通过了2012年度补充预算案，该补充预算案中中央政府支出部分为13.1万亿日元，其中10.3万亿日元用于紧急经济刺激政策，财政支出主要包括3个部分：重建·防灾，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稳定生活·振兴地方。之后的2013年政府年度预算案总额达92.6万亿日元。其中公共事业费用为52.9万亿日元，比2012年增长了15.8%。这两次预算就是史无前例的“15个月预算”，成为安倍政府扩大公共投资重要的经济基础。
此外，安倍政府还于2013年12月，确定了“国土强韧化政策大纲”。大纲宣称“国土强韧化”基本目标是构筑强大坚韧的国土、维持国家和社会的机能、保证国民财产和公共设施损失最小化，促进经济的复兴。“国土强韧化”计划的推进将有助于创造新的市场、扩大投资，推动成长战略。在此基础上，2014年6月，安倍政府制定了“2014国土强韧化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明确将致力于实施道路和桥梁维护管理及更新、整修铁道和高速公路等交通大动脉的备用道路、构筑紧急时期企业合作体制。“国土强韧化”计划是安倍政府机动的财政政策中重要的一环，借助这一计划形成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以期消除持续通缩带来的生产性萎缩。
安倍经济学的前两支箭可以说是成功的。在促使股价上涨、日元贬值，企业和居民部门形成通胀和经济增长预期等方面，激进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基本都实现了短期目标，带动各项经济活动明显反弹。然而，激活民间活力的经济增长战略，也就是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才是安倍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使日本经济真正实现复兴的关键。
2013年6月，安倍政府出台了名为“日本再兴战略”的经济增长战略，包括振兴产业、刺激民间投资、放宽行政管制、扩大贸易自由化等内容，重点是结构改革，目标是经济增长。其标志性的政策文件是《经济增长战略报告草案》，基本内容包括：（1）日本产业再兴规划。目标是优化产业结构，激励有竞争力的企业。具体措施包括：①对企业进行支援，如下调法人税。②放宽解雇规制，提高就业率。③拟订政府总体科学技术相关预算战略，提高IT产业科技水平。④加强招商引资竞争力等。（2）战略市场创造规划。目标是选择日本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在全球市场中可能获得发展的战略领域，如医疗，农业和旅游业，开拓新的增长点。具体措施包括：①推进医疗信息电子化等改革，延长国民健康寿命。②扩大农林水产品及食品出口。③放宽签证发放条件等促进旅游业发展等。（3）国际发展战略。目标是积极开拓世界市场，在日本国内彻底推进全球化。具体内容是：①扩大TPP等自由贸易。②创造宜于外国人生活的环境。③设立海外拓展支援窗口等。
从安倍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看，其前两大支柱，即激进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依据的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虽然短期内刺激经济有所回升，但其风险和副作用也逐渐显露。第一，宽松的金融政策是日本银行不断从商业银行购买国债，以此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操作过程。这一过程并未与企业资金周转相链接。其最直接的效果是日元贬值和股价上扬，该效果的最大受益者是日本大企业，中小企业对投资仍持谨慎态度，银行放贷水平并没有大的改观。第二，大量的财政支出使得日本已成为全球负债率最高的发达国家，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负债占GDP比重约为250%。为重建财政，安倍政府于2014年4月将消费税率由从前的5%上调至8%。然而上调消费税不仅对改善政府巨额债务收效甚微，而且极有可能使通货紧缩加剧，安倍经济学面临破产。第三，“日本再兴战略”中提出的结构改革，其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指导思想是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需要大量放松政府管制和大规模减税。安倍的结构改革政策虽然也试图在农业、金融业和劳动力市场规制改革方面取得突破，在增加消费税率和降低法人税率之间取得平衡，但放松规制与政府加大公共支出力度、主导经济复苏间存在矛盾，降低法人税率又与巨额政府债务间存在冲突，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政策拼凑在一起，其矛盾和风险可想而知。三、日本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问题点
随着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市场经济模式不约而同转向了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新自由主义政策强化了金融资本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是美国新自由主义政策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这之后各国都开始了深刻反思。日本在小泉构造改革后，经历了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矛盾的激化，经济形势并没有明显好转，仍然不能摆脱通货紧缩的怪圈。再加上此次世界金融风暴中遭受重创，可谓雪上加霜。小泉之后的日本民主党政府，开始尝试摆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朝着政府干预、注重民生、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均衡发展的方向调整。日本民主党政府更加注重百姓民生，加大了对弱势群体、社会福利和个人消费方面的投资。安倍上台后，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通缩问题，采用了凯恩斯经济学的政策主张，然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只是应急措施，安倍政府给出的振兴日本经济的处方依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放松规制，政策导向依然是大企业优先。这反映了日本经济政策摇摆不定，缺乏连贯性。下面，就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问题点进行归纳说明。（一）市场原理主义的横行
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信奉市场原理，通过强化竞争激发效率和社会的活性化。这种市场原理主义思潮从政治、经济领域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思潮在社会中不断蔓延。
日本在战后经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高度发展，70年代在世界性经济危机面前率先走出困境，80年代国力达到了顶峰，日本式经营方式被全世界所瞩目。日本模式本来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日本模式中的创新与竞争意识、合作与团队精神、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相互结合以及政府对市场的合理干预，这些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套合理、高效率的运营机制。日本模式中的互助精神、集体主义思想，与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自己责任、个人主义是截然不同的。比如日本的企业间关系的特色是保持长期稳定关系。拿大企业和作为其供应商的中小企业之间的“下请制”为例，大企业提供给下请企业稳定的订单，并派遣技术和管理人员到下请企业进行指导，甚至提供资金、设备以及为其培养人才。反过来，下请企业被要求进行严格的质量管理，彻底节约成本。这样，双方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共同技术革新，缩减成本，形成了良性的互助关系。再比如大家熟悉的终身雇佣制，在不景气时一般不会大规模裁员，而是保证雇佣的前提下，通过减少新招员工人数，调换老员工岗位等办法缓解人件费压力，这种稳定雇佣反映了日企集团主义的管理思想。由于雇佣的稳定和日本经济的持续成长，日本国内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70年代的基尼系数一度达到了0.27，号称“全民中产阶级”。
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摒弃了日本模式中的团结互助，强调个人责任和赤裸裸的优胜劣汰，改革20多年来，日本年收入200万日元以下的贫困人口激增，临时工所占比例逐年扩大，不平等意识蔓延，原本以凝聚力和分配平均而自豪的日本社会急剧分化。市场原理主义对日本社会的侵蚀不仅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中，而是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互助意识逐渐缺失，拜金主义成为年轻人的行动指针，整个社会缺少了温情，增加了冷漠，这种隐性损失难以估量。
2006年的“活力门事件”就是拜金主义膨胀的一个典型案例。2006年2月，活力门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堀江贵文被日本当局逮捕，从而使“活力门丑闻”浮出水面。活力门公司（简称DL）是堀江贵文1996年借款600万日元创办的专门制作网页的公司。该公司于2000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跻身日本三大门户网站行列。至2006年1月案发时，该公司共拥有近50家子公司，年销售额达784亿日元，市值约为7 300亿日元。活力门公司为什么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如此大的规模和效益呢？从其运营机制来看，先是与其他企业共同设立无限责任合伙制投资基金，利用这些合伙制基金以现金形式收购目标企业，使这些企业成为基金的完全子公司。然后公开宣布以股票互换方式收购基金手中的目标公司。为了使基金能够更多地持有这些上市公司的股票，故意高估目标公司的市场价值。上述两个步骤使活力门达到了通过股票互换收购目标企业，同时把本公司的股票控制在自己手中的目的，因此既节省了现金又扩大了企业的规模。为了使控制在手中的股票能高价出售，还发布虚假信息，诱发本公司的股价上涨。从以上步骤可以看出，活力门迅速扩张的方法：一是以非现金形式并购企业，扩大了企业的规模和经营范围，实现了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二是高价出售本公司的股票，实现间接圈钱的目的。“活力门丑闻”暴露了日本公司治理、法律和金融市场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反映了市场原理主义浪潮下投机心理的膨胀。有意思的是，2005年的众议院议员选举中，堀江贵文以无党派身份参加竞选时，包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自民党干事长武部勤在内的自民党高官曾公开表示支持其竞选活动。武部勤称时年33岁的堀江贵文是“日本改革的实践者”。一定意义上讲，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了堀江贵文的“金钱至上主义”。（二）“放松规制”破坏了经济秩序，激化了社会矛盾
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重要一环是“放松规制”。本来，一定的规则和限制作为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是必要不可缺的，20世纪的垄断资本主义为了谋求资本积累的最大化，要求取消限制，创造新的竞争条件，因此，“放松规制”说到底是资本蓄积的需求所致。早在1993年的“岩田报告”中就已提出了《规制缓和的基准》，该报告中指出规制分为“经济规制”和“社会规制”两种。经济规制是指“政府对行业参入者的人数、审批资格，设备投资的种类和数量以及生产数量和定价等进行规制，目的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利益，保证产业的健康发展。例如对煤气水电等公共事业进行规制，是为了防止因为不当竞争导致的垄断价格和服务水平的低下。”社会规制是指“政府采取措施，使得经济政策等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限度，从而使国民通过获得福利和社会保障，能够维持生命和财产安全。”显然，经济规制也好，社会规制也好，都是维持市场正常秩序和保障国民利益和安全的最基本前提。打破这些规制，其后果只能是造成市场秩序的混乱，损害广大市民阶级的利益。
日本的规制改革所涉及的领域相当宽泛，下文对交通运输业、能源产业、房地产业和农业等领域的规制改革措施以及问题点简要分析，对于劳动和雇佣、金融以及社会保障领域的问题，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论述。1．交通运输业
交通运输业包括旅客运输业和货物运输业两大类别，对该行业的参与和退出，运营收费，交通工具数量和设备等均有相关规制。运输业本来具有公共事业的性质，规制的目的主要是为防止过当竞争导致安全失去保障。从80年代末开始，航空业的参入规制开始放松，允许同一航线有2至3家竞争者。之后，汽车、卡车和铁路交通领域的规制全面放宽。残酷的竞争，降低成本的压力，造成长途运输、出租车等行业的安全出现隐患，因驾驶员长时间疲劳驾驶导致事故层出不穷。如JR福知山线的脱轨事件，就是驾驶员因疲劳驾驶导致列车超速而脱轨，造成106名乘客死亡，562名乘客受伤，震惊日本国内外。除了安全问题，放松规制还导致部分乘客较少的路线因不盈利而被废止的现象出现，作为公共事业的公共交通业这样发展下去，势必会给国民带来不便，引发国民的不满。2．能源产业
能源的确保对一个国家的生产发展和国民生活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对能源产业的经济规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改革使得对石油的输入以及国内的石油制品贩卖的规制被放宽，大企业获利空间增大。另外，对核电站数量的规制放松，使得日本核电站的数量剧增，核电站的安全性难以确保，一经发生泄漏事件会造成极大的破坏性，威胁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2011年的东日本大震灾发生后，余震所引发的福岛核泄漏事件对日本甚至周边国家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3．房地产业
住宅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对国民住宅的保障应当是政府的职责之一。因此住宅市场一向是政府规制，政府补助的对象。同时，住宅环境的质量对于国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对良好住宅环境的维持一直是政府城市规划的目标之一。然而，日本在房地产业的规制放松政策，使得由政府提供的廉价房减少，住宅补助也被大幅度削减。政府减少对城市规划以及土地利用的限制，再加上建筑法规的修订，使得高层建筑在城市中随意搭建，破坏了居住环境，引起了市民的不满。4．农业市场
日本的农业自给率由60年代的78%降低到不足40%，主要是新自由主义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展和政府的国际协调路线所致。作为农产品大国的美国，为了解决本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问题，谋求打破世界农产品市场饱和的困境和避免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贸易摩擦问题，大力推进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一步步放开农产品市场，这是造成农业自给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大量廉价的农产品输入，加速了日本农业的衰退进程。另外，无节制的农产品输入扩大还会对本国的农业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现在日本的畜牧业所使用的饲料和肥料严重依赖进口，为了消化大量进口的饲料而扩大畜牧业生产，家畜产生的粪尿本应作为肥料用于农田，而日本国内又存在农地不足，农业从业人员不足等问题，这样就破坏了生态环境的正常合理循环，造成因家畜粪尿过剩而污染水源等问题。（三）损害公益的民营化
除了规制改革，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另外一个重心便是推进民营化。诸如电力、供水、燃气、铁道交通等公共部门，由于需要投入庞大的资金，而且这些部门涉及国计民生，地位重要。因此，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公共部门本来也是由国家来运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主旨是实现“小政府”，尽可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参与。另外，把国有企业民营化，也是民间过剩的大资本寻求新的资本蓄积领域的要求。
民营化的操作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把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让给民间企业；第二种是不转让所有权，而是以委托经营的方式授权民间企业承包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日本推行的民营化基本上都是属于第一种类型。80年代的“国铁改成JR”“电信电话（电电）公社改成NTT”等都是国有企业民营化的代表案例。20世纪之后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深化，民营化的呼声再度高扬，主张“民间可以做的事情就应由民间来做”，打出的口号是“从官下放到民”。
在众多特殊法人民营化改革中，小泉政府邮政民营化改革是最具代表性的。改革后的邮政公社改组成由政府100%控股的股份公司，并将邮政公社邮政、邮政储蓄、邮政简易保险三大业务分别改组成“窗口网络服务公司”“邮递公司”“邮政储蓄公司”和“邮政保险公司”。这四家公司全部归邮政公社改组成的股份公司控股。同时，取消邮政系统职员目前拥有的国家公务员身份，使他们成为普通民间企业职员。然后，政府分批出售持有的公司股份，使公司逐步成为由企业法人和私人持股的民营公司。
邮政民营化首先给边远地区居民带来不便。日本不少海岛、边远村落和山区基本上没有银行的储蓄所和超市，而由设在这些边远地区的邮局承担着这些功能，对当地居民来说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些邮局都是在做亏本买卖，但邮政事业具有公益性质，即使亏本也有义务提供这些服务。邮政民营化之后，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将导致这些经营处于亏损状态的边远地区的邮局消失，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不便，损害这些地区居民的利益。
其次，邮政系统的26万多名员工属于国家公务员，民营化改革之后就成为民营企业职工，不仅失去了国家公务员的身份，而且工作和收入的稳定性也会受到挑战。
公共事业的民营化和公务员改革相结合进行，除了邮政民营化，还有国公立大学法人化，职业安定所、养老金征收事业、公安部门的警备和一些辅助性公务等都交由民间企业承包，公务员的大规模削减，意味着雇佣者队伍的不安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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