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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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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历史（中）试读：

简介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在这部历史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有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第一章　走进历史

1962年大陆悬赏28万美元要台飞行员驾U-2投诚

1965年11月5日，伴着从印刷机刚下线的香港《大公报》油墨的清香，路透社驻香港记者麦克龙的访华见闻，像风一样向世界传播：

在北京的革命军事博物馆中，目前最引人注意的是十架美国摄影侦察机的部分残骸。这些美国飞机是最近三年中在大陆上空被击落的。

整整40年后，2005年8月9日，英国《防务新闻》如是向世界报道：

自从1955年8月首飞以来，U-2在世界各地发生的每次冲突中都扮演了关键角色，为决策者提供了关键的情报数据。该机设计用来对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军事活动进行照相侦察，使用方包括美国空军、中央情报局（CIA）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但是U-2曾干什么、能干什么却很少有人知道，因为它执行的很多任务至今仍处于保密状态。

知情人清楚路透社记者麦克龙40多年前访华报道中所提“十架美国摄影侦察机”里，有4架是当年在大陆上空逞威一时的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

美国U-2侦察机的中队徽标公开宣称：“我们只相信上帝，其他人交给我们来监视。”直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它还在世界舞台上（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频频亮相。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容的U-2型飞机的背后，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在中、美、苏及台湾地区之间的秘密较量。【新中国的防空网被撕开缺口，毛泽东震怒】

进入1958年以来，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的工作比以往更为繁忙。每天处理的文件数量剧增，保密电话不断。他常常工作至深夜，还不时轻车简从地前往北京市郊的某个地方。

新中国成立到朝鲜战争结束，中国大陆地面相对处于和平，而空中的紧张态势却有增无减。美国不断向台湾提供最先进的飞机对付大陆。有华府支持，国民党空军对大陆的袭扰破坏越来越猖狂，活动范围越来越大，甚至飞到了新中国首都北京。身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数年间难得睡几天安稳觉。

1958年3月至12月，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直接策划下，美国飞行员驾驶U-2型飞机多次（据称有5次）入侵中国内地侦察，大量拍摄中国正在建造的军事设施和其他重要战略目标照片。中国政府为此提出强烈抗议。彼时，解放军口径最大的100毫米高射炮，对这么高的飞行器望尘莫及。解放军航空兵虽然频繁起落，四处追杀那些胆大妄为的空中间谍，但U-2在大陆上空来去自由，大摇大摆横贯转悠后，不慌不忙飘然而去。新中国的防空力量面对严重挑战。

共和国的防空网被撕开了一个缺口。毛泽东震怒，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责成国防部长彭德怀“督促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人民日报》不时刊登中国政府对美国派机侵犯大陆领空提出的严正警告，不过，最有效的警告是——把它揍下来！周恩来亲自给刘亚楼打电话，指示应用一切方法将美机击落，否则影响太坏。

一场旨在加强中国防空力量的部署秘密展开了。

1958年10月6日，地处北京郊区清河的高级防校礼堂戒备森严，解放军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在此举行成立典礼。身着三星上将服的刘亚楼庄严宣布：“中国空军地空导弹第一营正式成立！”为保密起见，规定地空导弹兵器的代号为“543”，地空导弹部队因此称为543部队。

一营组建不久，空军党委又从北空、南空抽调精锐人员，分别组建了二营、三营。一批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优秀官兵，用惯于摆弄常规步枪和大炮的双手，来操作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地空导弹系统。一堂堂深奥的兵器理论课，一次次艰涩的科技知识讲座，一项项复杂的战斗操作训练……官兵们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突破一道道难关，走进了神秘的导弹殿堂。

11月23日晚，中苏边境小城满洲里的火车站，一列从苏联开来的国际专列悄然进站。专列前后闷罐车厢里坐着押送货物的俄罗斯军人，中间一节节长长的平板车上，褐色帆布紧箍着神秘货物，这就是苏联根据协议向中国出口的4套萨姆-2导弹（SAM-2）。萨姆-2运抵北京后，刘亚楼亲手解开系在导弹上的红绸带，满含深情地对在场官兵说：“彭总说了，这是苏联老大哥过继给我们的‘儿子’，祖国把他托付给你们了，你们可要把他当作亲生儿子看待呀！”

这一夜，空军司令部灯火通明，刘亚楼和全面负责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的副司令员成钧中将在这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一切都是机密。

中国的防空力量在这一晚不动声色地发生了重大变化。

1959年4月19日，地空导弹第一营首次实弹打靶，在共和国领空第一次成功发射了地空导弹，命中目标。

1959年10月7日，一个永载世界防空史的日子。

这天上午，一架爬高可达2万米的RB-57D高空侦察机从台北起飞，以每小时七八百公里的速度，从浙江温岭上空入陆。解放军歼击机照常奉命拦截。狂妄的敌机飞行员并没放在心上，像只偷油偷大了胆的耗子，凭其优越的爬高性能，一路摆脱拦截，熟门熟路地沿津浦路上空直线北窜，毫无顾忌地往北京通县上空闯来。

成军不到一年、装备武器不过4个月的中国空军导弹二营，在北京通县上空击落RB-57D，首开世界防空史上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纪录！苏联对中国空军在世界上首次使用苏制地空导弹打下飞得又高又快的侦察机深感震惊。

这一日在北京上空发生的事情，多年后仍似雾一样缥缈、谜一般神秘。这是冷战时期一桩重要的军事事件，是世界空战进入一个新时代的标志。【首次击落“黑猫”，周恩来、林彪传令嘉奖】

RB-57D折戟神州后，美国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再也无法像以前那么逍遥自在了，中国领空难得地回到了风平浪静之境。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各种渠道获悉，中国正从事导弹、原子弹的研制，原材料生产工厂、科研部门、试验基地大都在西北广袤地区，而且研制工作已取得实质性进展。这项“监控”必须继续，最佳选择就是重新使用U-2高空间谍飞机进行“穿幕”。

作为间谍飞机，该机有两个绝技：

一是飞得远——最大航程7000公里，飞得长——续航时间9小时，当然最厉害的是飞得高——最高可达2.28万米。飞到这一高度，当时世界任何一种歼击机和高射炮都奈何不了它，甚至超过了一般地空导弹的射程。中情局为此报告白宫：“U-2型飞机可以在任何时间，前往世界上任何地点去完成侦察，而不必担心被击落。”

二是谍报本领强。它由一人驾驶，不仅可进行照相侦察，还可进行电子侦察。在两万米高空拍照，可判读的横向范围达150公里；在1。8万米以下，地面人员的活动可以清晰地显示出来；在9000米以下，地面上报纸的照片和标题可以放大看到。

U-2的两次入侵侦察，都被苏联的雷达准确捕捉到，却拿它毫无办法，只能望“天”兴叹。

因为谍报本领出众，U-2备受美国人的青睐，其绰号之多，堪称世界飞机之最：“黑色间谍小姐”、“龙女”、“天使”、“天之骄女”、“神秘女郎”、“黑色女谍报员”、“蛟龙夫人”，不一而足，简直被捧上了天。

像对苏联、古巴一样，美国“龙女”的幽光也瞄准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飞行员驾驶U-2对中国首次“穿幕”始于1958年3月。时值中国空军入闽、金门炮战前后，美国担心会因为台湾而卷入一场大战。中央情报局急于了解情况，首飞不到两年的U-2由此对福建和沿海岛屿作了多个航次的侦察。

与苏联政府再三缄默截然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美国当局觉得再由美国飞行员明目张胆驾驶该机侦察中国大陆，在世界舆论面前会造成被动。何况这种远程侦察非常危险，美国飞行员都不愿冒险，而培养一名优秀的高空侦察机飞行员非常不易，万一失事势必影响美国朝野情绪。在两难中，美国中情局看中了台湾。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由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驶U-2深入红色大陆，不存在国与国之间的入侵问题，而且还不殃及美国飞行员的生命（在这个关键点上，美国人在苏联苦于找不到像台湾这样的“替身”，只好仍“事必亲躬”）。而且海峡两岸正处于严重的军事对立状态，在此之前，台美双方的情报机构就有过合作，台湾当局想来不会拒绝与美国联手。

1958年冬，经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美国中情局驻台北办事处主任克莱恩与台湾当局协商“合作”计划。“国防部长”俞大维一开始就反对使用台湾空军帮美国人飞U-2侦察大陆，但“国防会议秘书长”蒋经国认为，获得大陆更多的情报有助于“反攻复国”，于是和克莱恩一拍即合。

6名铁心效忠“党国”、“表现好”、英语水平较高，并通过美方严格的生理心理等检测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官（军衔上尉至少校），作为第一批受训人员，由空军中校杨世驹领队，于1959年初抵达美国德州洛夫林空军基地，秘密接受特别训练。从1959年到1971年，国民党空军精选出30名飞行员，前后分8批赴美受训驾驶U-2，其中27人完训，3人遭淘汰。

美国巨型运输机把两架盖着蒙布的全黑U-2和美方相关人员运到后，台湾空军第35中队正式成军，对外称“空军气象侦察组”。飞机和器材装备停放在桃园基地南端一座在二战期间留下来的独立的木制机棚内，棚厂、队部和俱乐部均为禁区，四周警戒森严，非35中队人员不得接近。该中队名义上隶属国民党空军总部情报署（后升格为直属台湾空军总部），实际上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指挥控制的一个战略侦察中队。因其队徽设计特别，黑猫图案代表机身（红色底漆加一个黑猫头），一对金亮的眼睛象征高空摄影机，猫又是昼夜皆宜出没的动物，预示着飞机全天候均可钻进别人天空实施窥视，所以被称为“黑猫中队”。神秘的U-2飞机，台方青睐地称之为“黑猫小姐”。

据U-2首批飞行员、后定居美国的华锡钧透露：“在很长时间里，这个中队是台湾最高军事机密，知道其真正使命的除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外，不过寥寥数人。”

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他重申前任艾森豪威尔的“保证”，即美国不再派人驾机深入苏联领空侦察。这项保证很技巧地将卫星侦测排除在外，也没有指明美国不派飞机侦测其他国家。在肯尼迪继续推行的为美国全球战略服务的计划里，中国大陆已是继苏联之后的下一个空中重点侦测目标。鉴于RB-57D高空侦察机已被中国击毁，美国欲再在大陆“穿幕”，也不得不使出“看家本领”，动用宝贝U-2。

这年4月，“黑猫中队”开始名为“打开天窗”的侦察大陆之行，任务由美国中情局直接下达，连侦察目标、航线和飞行高度都事先指定好了。飞机回台后一着陆，美国人直接将情报取走。当然，国民党方面也可以分享侦察得来的部分情报。国民党空军的U-2飞行员每人一月大约出一次任务。每次飞行拍回的照片，情报人员要判读一两个星期。U-2历经8个月的沿海打转，侦测到大陆一些重要工业设施、军事部署等情报后，开始执行全程监控中国核弹和远程导弹武器发展过程的密令。

1962年1月13日，星期五，“黑猫中队”少校飞官陈怀奉命首航西北。事前，美国人相告：“给你首航机会，是你的福分。你就放心地飞吧，放心地拿奖金挂奖章吧。中共没有飞弹，他们的飞机怎么靠近你，攻击你，你都不要怕，也不要逃避机动，他们根本动不了你一根毫毛。”

陈怀在甘肃双城子一带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搜索，在油料接近返航所需的极限时，发现并拍摄到了沙漠深处的导弹发射架。他返回台湾时，蒋经国亲临桃园机场相迎，相赠一块Universal（宇宙）特制手表，表面上有一个大U字。

1961～1962年间，正是国际大气候最不利于中国大陆之际。“黑猫中队”活动频繁，蒋介石派遣的“反攻救国突击队”也常相骚扰，天上地面遥相呼应。

反高空侦察斗争来回打了几个回合，连“黑猫小姐”的毛都没拔下一根。精明强干的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亲自指挥这场战斗，与美蒋斗智斗勇，精心研究战情后，果断地将手中有限的几个导弹营机动设伏，实施“导弹游击战”战术。

9月9日上午8时32分，滑得像泥鳅一样的“黑猫小姐”，在南昌一头撞进了导弹二营编织的死亡之网。543部队开展机动作战后终于获得了第一次战果。

这是中国击落的第一架U-2飞机，也是世界上第一次用导弹打下U-2飞机（1960年苏联是用飞机还是用导弹击落一架U-2，至今未明）。周恩来第一个给刘亚楼打来电话祝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美国U-2飞机前几天侵入苏联境内，他们只提了抗议，我们却把这种飞机打掉了！”

国防部部长林彪也给刘亚楼打来电话：“很高兴。伏击成功。不久前，你们到我这里说，估计U-2一定会到南昌，证明空军的同志的判断完全正确。空军很出力。说明有得力的领导人，就一定能把一个部门搞好。对这次胜利，要传令嘉奖。同意你们去看一看，研究一下。”【全世界都在猜测，美国陷入难堪】

1962年出版的西德《明镜》周刊曾这样写道：“北京政府提出，如果台湾的U-2飞机驾驶员能驾驶一架完好的U-2返回大陆，他们将得到120万马克黄金的赏钱。”

美国后来公布的“U-2事件（1960年代）”文件有段记述：“1962年7月，共产中国收音机向U-2飞行员喊话，表示驾驶U-2投诚，可获得相当于28万美元的奖励。”

短短两个月后的9月9日，新华社却播发了击落U-2间谍飞机的重要消息。消息只有短短的40多个字：“美制蒋匪帮U-2型高空侦察机一架，于9日上午窜扰至华东地区上空，被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

就是这样一条深藏奥秘的短消息，大大震动了世界。紧接着，中国政府“就美国主使U-2间谍飞机侵犯我国事件向美国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

那一天，美国白宫、五角大楼和美国总统肯尼迪正在度周末的罗得岛新港，都笼罩在不宁的氛围中。

1960年5月1日U-2折戟苏联后，美国政府陷入了先是狡辩而后不得不承认的窘境中。有鉴于此，美国对中国所谴责的“美国支使台北政府在中国进行着间谍飞行”、美国政府是“整个侵略行为的主谋”，也不能完全加以否认。9月9日稍晚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如是称：

一、国务院同意台北政府购买U-2飞机，并且准许出口；二、美国对国府飞行员进行了驾驶训练；三、台北政府通过U-2型飞机的飞行而得到的情报也通知美国国防部了。

与此同时，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尼采出面接受电视广播的访谈。

记者问及：“这架U-2侦察机究竟属于中华民国还是美国？”尼采答：“应该归属于中华民国空军所有，美国飞机并不在中国大陆上空飞行。”

记者问：“你能不能公开表明，美国是否早已知道中华民国将派U-2穿越中国大陆？”尼采答：“对此，我不便评论。”

记者问：“这个事件是否让美国尴尬？因为美国政府曾公开宣称不再派U-2穿越中国大陆和苏联领空。”尼采答非所问：“这是个不愉快的事件。”

世界舆论在支援中国人民正义斗争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刮目相看，由此大壮了中国的国威和军威。但也有一些国际机构因过分敏感而表现出过分的质疑。东京就有人猜测，这架U-2可能是在重金悬赏下投奔大陆的。

一时间，这起围绕U-2飞机击落与否而引发的事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美国白宫因无法逃避国际对其进行间谍活动、侵略行为的同声指责而难堪，并深陷苦恼。

9月13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答记者问时，竟称对有关U-2飞机事件“我们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蒋介石集团倒也“仗义”，急急发表声明，为美国开脱：“中共控制的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中华民国的飞机有一切权力在其上空飞行，这种事情与美国无丝毫牵连。”【陈毅被记者逼急了：“我们是用木棍捅下来的”】

初秋的北京暑气渐消，清风徐来，景色宜人，首都各界1万多人于9月1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集会，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周恩来宣布：“……我们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战胜一切困难，取得了击落U-2飞机的重大胜利，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

中国总理铿锵有力的声音，淹没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在三年困难尚未结束、饥饿和萧条的字眼还没从国人心中抹去、国际大气候极不利于红色中国的时候，如此热闹红火的欢庆场面太难得，也太需要了。更何况在中苏交恶之际，U-2飞机在中国领空灰飞烟灭，真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美联社香港9月15日电称：“据悉目前这次运动（按：指首都各界举行盛大集会）是自从朝鲜战争结束后最猛烈的一次反美。”

世界舆论普遍认为“对中国国防现代化应该重新估价”。须知，就在几天前的8月30日，美国一架U-2侵入苏联远东南萨哈林斯克市以东上空，苏防空军地空导弹部队也未能将其击落。有些国家的驻华记者频繁活动，总想弄明白中国究竟是用什么秘密武器什么先进手段打下U-2飞机的，美、台及西方的军事专家也为此挖空心思。但大陆对此守口如瓶。一群外国记者围住周恩来发问，周恩来风趣地回答：U-2飞得再高，也没有中国人民志气高，要问用什么秘密武器打下它的，那就是七亿中国人民一起用拳头打下来的。外交部部长陈毅被外国记者逼急了，也幽默作答：我们是用木棍捅下来的。

在9月26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周恩来说：“在这个时候打下U-2飞机，美帝国主义变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肯尼迪开紧急会议……证明我们是有力量的！”同一天，邓小平也在会上说：“打下U-2，三尼一铁都不高兴。”邓小平所说的“三尼一铁”，是指美国总统肯尼迪、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尼基塔）、印度总理尼赫鲁、南斯拉夫总统铁托。

几家欢喜几家愁。台湾蒋介石集团这些天被震惊和悲愁笼罩。蒋介石对U-2的侦察飞行特别关注。一次他在看U-2拍回的大陆军事目标照片时，问有没有他老家的照片。不久，他就看到了浙江奉化溪口的照片，蒋母的坟墓拍得一清二楚。此后U-2每次从大陆“穿幕”回来，蒋介石几乎都要亲自欣赏那些“杰作”。

陈怀是“黑猫中队”第一批完训的5名成员之一，深得蒋氏父子器重。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设计队徽并首航西北深入大陆腹地成功侦察的“高空骑士”，成了“黑猫中队”被地空导弹击落的第一人。他丧生后，蒋介石亲临台湾空军剑潭公墓献花培土，致以祭悼，并到教堂为信基督的陈怀做礼拜，赐名“怀生”，修建“怀生堂”。蒋经国事后也写下《看不见，可是你依然存在》的追忆文章，其中说：“即使你死了，我不愿悲伤。死神不能把我们永久隔开。”

与U-2交手中，中美双方的高空电子反制攻防战如武林高手对掌论剑，你来我往，妙招纷呈。如果说首歼U-2时所装的“9号系统”是小菜一碟的话（这是一种防飞机攻击的系统，尾后有飞机攻击时，它可以自动发射假信号借机逃避），那么1963年后加装的“12号电子预警系统”就不能小觑，U-2正是靠此三逃罗网；但中国空军地空导弹部队以“近快战法”、“反电子预警1号”破解制敌；而后美国发明“13号电子干扰系统”再接一招；中国的导弹和电子专家们则想出“反电子预警2号”予以反制。几个回合下来，胜败立见。中美双方的电子专家就这样暗中进行着没有硝烟的地空电子大战。【毛泽东：“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1967年6月，中国自行研制的用于对付中高空侦察机的“红旗二号”陆续投入现役。是年9月8日上午，刚从美国完训归来的“黑猫中队”空军上尉黄荣北驾驶一架U-2，窜入浙江嘉兴机场附近2万米高空侦察，与设伏该地、刚装备“红旗二号”地空导弹的第14营狭路相逢。U-2发现被地面导弹锁定后，急忙向制导雷达施放角度偏频应答式干扰，岂料“红旗二号”加装了“反电子干扰2号”设备，成功地反掉了敌机施放的干扰，一举将其击落，飞行员毙命于舱内。

嘉兴之战是543部队与“黑猫中队”的最后一战。此时距第一次击落陈怀前后相距5年，在这5年间，中国空军正好打下5架U-2飞机，数量创世界之最。U-2飞机自诞生以来，34年间在全世界总计被击落过7架，光中国空军短短数年间便击落了5架，另外两架被苏联防空部队分别击落于本土和古巴。

中国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神出鬼没，把共和国广袤的天空变成了世界上最先进间谍飞机的死亡黑洞，在世界地空导弹作战史上写出了辉煌的篇章。这也为毛泽东创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提供了素材和想象空间：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词中所记“飞鸣镝”，是打击敌人的响箭，可以引喻为击落敌机的导弹。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美关系中，U-2飞机对中国大陆的入侵侦察一直是个敏感话题。在多年的华沙谈判中，U-2事件也始终是中美双方争论的一个重要内容。U-2每次在大陆被击落，中国人民都要掀起一次抗议美帝的浪潮。

美国和台湾方面怎么也没法搞清楚：“不必担心被击落”的U-2，加上受过美国精心培训的“黑猫中队”，怎么偏偏在中国大陆折损惨重；而且U-2每被击落一次，美国科研部门便全力在电子设施上改进一番，但升级后的U-2为何还是接连栽在装备和技术水平都相对落后的大陆呢？

事实告诉美国：自打研制出比萨姆性能更好的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后，中国大陆已处处是打U-2的火网，再侦察下去就得不偿失了。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深感这种较量对美国没有好处。鉴于中苏对抗引起世界战略格局变化，中情局也改变了战略：不再派遣性能更好的U-2飞机进入中国大陆上空侦察；给“黑猫中队”下达的任务，也只限于在地空导弹射程以外的公海上空对大陆海防线进行斜向照相、监听。

美国中情局一份解密文件如是称：“穿越（中国）领空的侦察之所以停止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不断增长的跟踪和捕捉U-2的能力。5架U-2被成功击落便是证明……U-2一旦升空，即被跟踪。现在，U-2的风险似乎太大了。”可见，在老美的眼里，中国人民解放军从空中到地面，都已不是“省油的灯”。

1970年秋，“黑猫中队”的军事侦察活动实际上完全停止。U-2飞机被深藏在桃园机场的机棚里。停止U-2对中国的侦察，是美国为改善中美关系而走的一步棋。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承诺停止在中国大陆的一切侦察飞行。

美国中情局和台湾的合作关系也告一段落。1974，美国中情局把U-2从台湾撤退，以实际行动宣告U-2近10来年深入中国大陆的“穿幕之旅”的。随着“混血”的“黑猫中队”的解散——这一称呼至此成为历史名词。

据统计，“黑猫中队”从1960年成军到1970年任务结束，美国前后为其训练出27名飞行员，10年间共深入大陆上空执行任务近40架次，损失飞机14架，折损人员近半——12名（包括被生俘的两人）。弄得飞行员的妻子接二连三地当了寡妇。原来戴着“黑猫小姐”、“神秘女郎”等雅号的U-2，很快就被换称为“飞行棺材”、“黑寡妇”。

2006年2月上旬，已定居美国的台湾前U-2飞行员华锡钧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在当年大陆“铁幕”重重、美国间谍卫星还在研发的阶段，台湾“黑猫中队”出生入死换来的情报，固然为美国作出了“贡献”，但“同样也为大陆作了很多事”。他的依据是：“如果没有U-2到大陆收集到那么多情报，美国不可能和中国建交。”任何事情都是利害相随。美国通过U-2“穿幕”在中国大陆打开了一扇“天窗”，了解到中国国防力量的不可低估、中国人民的不可战胜，从而重新制订全球战略，加大与中国建交的砝码、加速建交步伐，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是此等“天机”，还得靠机密档案打开“天窗”说话。

黄金荣当过巡捕杜月笙成“300年帮会第一人”

黄金荣（1868-1953）

祖籍浙江余姚，生于江苏苏州，字锦镛，小名和尚，绰号麻皮金荣。早年在上海当学徒。1900年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当巡捕。后成为上海青帮最大的头目，门徒达1000余人，操纵鸦片、赌博等行业。1927年组织中华共进会，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1953年在上海去世。

杜月笙（1888-1951）

原名月生，后改名镛，号月笙。出生于上海川沙（今上海市浦东新区）。少年时入青帮，成为黄金荣亲信，负责经营鸦片及赌场。1925年，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等职。1951年在香港病逝。

1911年4月28日。

这一天，南中国颇不平静。整整一天，广州城都在激战之中。至晚，起义才为清廷平息下去。史称“黄花岗起义”。

同在这一天，上海革命党人在法租界办的《民立报》在版面的犄角旮旯处，登了一条不起眼的社会新闻，是关于上海滩寻常小流氓敲诈勒索的案子，题目叫《捕房解：冒探索诈之杜月笙立案情讯》。这是“杜月笙”一名第一次见诸报端。

还是这一天，上海法租界华捕总探长黄金荣无所事事，优哉游哉。他住在同孚里黄公馆中，早晨起得很晚，吃过中饭，就有几个固定赌友前来打“铜旂”（赌博的一种），至下午四五点结赌账。晚饭前，黄老板到混堂（上海话，即澡堂）里去孵一孵（上海话，即洗澡）。

杜月笙勒索案中漏洞《民立报》关于杜月笙勒索案的全文报道，不过一百余字。该报通过法租界巡捕房的消息，放出该条新闻。全文如下：

人和栈伙吕和生、茶房朱彩心禀称：“寓客带有烟具吸烟，杜月笙等二人前来，指商人栈中私售洋烟，言如能出洋五元，可免拘解公堂，否则定当重罚。商人系生意人，不欲多事，当给杜月笙五元，有账簿书明为凭”。

杜供：“小的与张阿四同去，实系张起意，现张不知匿在何处，小的分用一元，余洋均张取去是实”。

此条新闻，表面上看，不过一最为简单粗劣的小流氓敲诈案。但其中有三点可疑的地方。

其一，谁是“张阿四”？

杜月笙供称主谋张阿四是谁、“匿在何处”，巡捕房并未进一步追踪，新闻也就到此为止。

按江浙方言习俗，“张阿四”是个相当奇怪的名字。张为大姓，而“阿四”，一般指家中第四子，并非真名，只不过随口相称，与“张三李四”无异。所以，“张阿四”一人，实际上是杜月笙向法租界巡捕房提供虚假供词。在杜月笙门生陆京士编订的《杜月笙全传》中，全书找不到“张阿四”的踪影，也可为杜月笙口供作假提供证据。

但人和栈的伙计指出，杜月笙是与另一人来的，即便“张阿四”属于子虚乌有，也必定有人随杜月笙前往客栈敲诈。

其二，为何客栈不欲生事？

按照客栈两个伙计的陈述，人和栈的经营完全合法，因商人“不欲多事”，就照付了钱。人和栈，地处法租界繁华的小东门。能在此处开办客栈，证明此商人有相当的实力，却不敢得罪一二市井无赖，并要通过巡捕房事后弹压，足见杜月笙与“张阿四”已非同一般。

其三，法租界巡捕为何不追究“张阿四”？“张阿四”这一姓名，属杜月笙随口编造，这一点能否瞒过巡捕，也是疑问。

法租界之巡捕，分洋华两种。杜月笙所犯“细案”，照例由华捕来办。关于华捕，上海人当时有一个形象的称呼，称为“包打听”，意思就是事无巨细全知道。以“包打听”的办案能力和生活经验，不可能不知道“张阿四”是个托名。不过，巡捕房并未深究此案主谋“张阿四”。

辛亥年前后，杜月笙二十出头，在“白相人”（上海话，混混）朋友中，交往频繁，甚至形影不离的，是陈世昌与袁珊宝。杜月笙所不欲供出的“张阿四”，或许是陈世昌与袁珊宝其中一人。

来自秘密社会的答词

陈世昌，为青帮“通”字辈人物。杜月笙、袁珊宝，皆拜陈世昌为老头子，为“悟”字辈。

青帮自明末清初以来，辈分以二十字相传。到清末，二十字用完，又添四字，即“大通悟觉”。此时上海青帮活着的人物中，辈分最高的为“大”字辈。青帮作为民间秘密组织，相传与天地会同源，是为反清复明的一个秘密组织。

至清末，上海由于华洋杂处、租借华界并立、政治与行政权力分散，已成帮会乐园。至1910年，上海的人口数为128万，帮会与总人口之比，约为1：150。大量帮会成员，散布于城市之中，而青帮则为上海地下社会中的第一大帮派。

根据青帮历史与上海现状，杜月笙勒索案的一些问题，可由此澄清。

按照青帮的规矩，“欺师灭祖”、“背信弃义”，都是罪不容诛的大罪。辛亥年，杜月笙已拜入陈世昌门下，入了青帮。如“张阿四”为陈世昌与袁珊宝中的一人，杜月笙供出其姓名，是犯了帮规大忌，轻则难以在上海容身，重则横尸街头。而人和栈付款息事宁人，是知道杜月笙等为青帮中人，不敢得罪其背后庞大的组织。

那么，最为关键的问题，就只剩下了一个，为何法租界巡捕房对于杜月笙的假供词网开一面。从事后的历史来看，约在1912年左右，杜月笙入黄公馆，不几年就成为黄金荣心腹干将，并最终取而代之，成为“三百年帮会第一人”。但在这一年，杜在帮会中地位卑微，只能干些欺行霸市、敲诈勒索的下等活，与大亨黄金荣根本攀不上关系。巡捕房草草结案，不会是出自黄金荣授意。但此案的结案方式，却未必与黄金荣没有关系。

黄金荣崛起于1892年。这一年，法租界推出“以华治华”策略，专门招收一些在社会上有广泛人脉的华人担任新华捕。这批人黑白两道通吃，办案能力强，上任之后，法租界的秩序确有好转。黄金荣即在此期间成为华捕。

黄金荣在法租界维持治安的手段，分三种。第一种，移花接木。为提高破案率，讨好租界当局，黄金荣指使黑帮分子抢劫、勒索作案，破案后再将犯案分子保释出去。第二种，以权行私。将赌博与贩卖鸦片买卖纳入到手下名下，通过巡捕房的权力保护地下生意，也肃清了历年来为争夺赌博与鸦片控制权产生的社会混乱。第三种，以毒攻毒。将各类黑社会的势力，安置在一定范围之内，井水不犯河水。

黄金荣不是青帮中人，但由于其地位高，与青洪各大帮会的最高等人物来往密切，开门收徒也是常事。对于青帮的辈分，黄金荣自称“天”字辈。“天”，为“大”字头上多一横，意思是比“大”字辈还高一辈。青帮大佬对黄的胡作非为，也无可奈何。在辛亥年之前，黄金荣已成为法租界实际上的一号人物，地下世界的总代理。

杜月笙的案子，不轻不重，恰到好处，巡捕房如此结案，既不会得罪青帮，也给市民与租界当局一个漂亮的交代。

1911年4月28日这一天，朝廷多事，而上海法租界，波澜不惊。社会治安稍稍有些纰漏，旋即又被黄金荣为代表的华捕力量镇服。

撰文/本报记者张晓波

本文写作参考了陆京士《杜月笙全传》、《青红帮实录》等资料。

杜月笙语录

不要怕被别人利用，人家利用你说明你还有用。

花一文钱要收到十文钱的效果，这才是花钱能手。

做事要做到刀切豆腐两面光。

英雄不怕出身低，关键要有一个好脑子。

做人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

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大脾气。

毛泽东为何不惜全国“大乱”也要搞文革

六月一日，在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主持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分浓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家预感到一场凶猛的狂风暴雨就要来临了。

这时，毛泽东正在考虑：单靠发表一些政治批判文章（不管它写得怎样尖锐），单靠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不管它牵动到多么高的层面），都还远远不够。这些文章在知识界中震动很大，但社会上大多数人仍不那么注意，从事行政、经济工作的人也以为同自己关系不大，仍在忙各自的业务工作，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毛泽东看来，这样不足以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巨大冲击力量，不足以解决他所深深忧虑的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关键是一定要自下而上地把群众放手发动起来，揭露旧体制中存在的一切“黑暗面”，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大风大浪的新局面来，而这依靠原有的机构、秩序和做法已不行了。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它的突破口在哪里？毛泽东抓住了两个具有巨大冲击性的力量：一个是大字报，一个是红卫兵。

先说大字报。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同一天，毛泽东看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事实上是在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下写出来的。它写道：“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毛泽东觉得，公开发表这张大字报，可以冲破原有的秩序，使群众放开手脚地行动起来。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这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园内立刻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这张大字报，并且发表了一篇由王力、关锋起草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后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又给这篇评论员文章加了一条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持抵制。”谁是“应该坚持抵制”的“错误领导”？可以各有各的理解和解释。这样一来，各级党委实际上就很难继续领导，他们的话没有人听了。

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局面顿时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乱打乱斗的现象开始出现。

六月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邓小平等参加，议出八条指示。“八条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注意保密；七，不准打人、污蔑人；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回首“文革”》（下），中史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657-658页。这些规定，自然同毛泽东的设想南辕北辙。同一天，中央在一线的领导人派出以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代行党委职权；并向各大中学校相继派出工作组。

工作组进入各校后，仍很难控制局面。十八日，北京大学一些学生自行设立“打鬼台”，四处揪人，并且有社会上的坏分子混入。张承先回忆道：“据当天下午汇总的情况统计，前后有六十多人被揪斗，多是一般干部，被斗者头上戴高帽，脸上涂黑墨，身上贴大字报，罚跪，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游斗。更加恶劣的是，还发生了多起污辱女同志的流氓行为。经查明，在这场乱揪乱斗事件中，有四个人行为恶劣。一个是庶务科工人刘佳宾，此人原是国民党党员，当过国民党部队的上尉连长，被我军俘虏后，隐瞒身份混入我们内部，上星期就曾带头打过三个人，这一次又是他第一个带头打人。还有一个人在三十八斋前参加乱打乱斗，我到场讲话后，其他人都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并随即散去，而此人却在散会后两分钟不到，又揪来个女同志进行乱打乱斗……问他是哪个部门的，他说是北大附中的。经查附中并无此人。后查明，此人名叫修治才，一九六二年因偷窃被开除，现在没有正当职业。”《张承先回忆录》，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134-135页。

当晚，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广播大会，由张承先讲话。工作组还作出规定：进行全系批斗必须经系工作组批准；进行全校批斗必须经过校工作组领导批准；建立纠察队，维护斗争秩序；为防止坏人混入，对外校来声援者，安排专人热情接待，但禁止外校来人在北大揪斗人。二十日，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把北大工作组关于这件事的简报批转全国。批语写道：“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这时，北京一些高等学校中已经出现反对工作组的浪潮。“六月二十日，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地质学院发生了造反派赶工作组的‘六二〇’事件。”“二十一日，清华大学也发生反对工作组的事件。这天，工程化学系二十岁的学生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写批语，大意是：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不代表我们，要再夺取。蒯大富在前几天就提出要赶走工作组，六月二十四日，清华造反派在工作组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批判工作组。工作组长叶林讲话，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六月二十六日，广大师生员工在清华园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穆欣：《关于工作组存废问题》，《回首“文革”》（下），第639页。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了“抓游鱼，反干扰”的口号，大力控制局势。

毛泽东离开北京已经半年多了。他对运动的看法和正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根本不同（周恩来从六月十六日到七月一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不在北京）。六月中旬，毛泽东离开杭州。他在湖南的长沙和韶山停留一段时间思考运动的发展趋向后，来到武汉。七月六日，他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要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后，送给江青。他在信中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6年7月25日。

这是毛泽东多日来对怎样看待“乱”的问题反复思考后得出的重要结论。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正处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紧要关头，形势极为严峻，这是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其他任何事都无法同它相比。

只有下最大的决心，用非常的手段，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形成巨大的冲击力量，甚至不惜以打乱党和国家正常秩序为代价，才能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不如此，不足以解决问题。为了“达到天下大治”，即使在“大乱”过程中造成种种损失，从全局来看，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

毛泽东的这种看法，自然同刘少奇、邓小平等派遣工作组以维护秩序的意图直接冲突。七月十八日，他回到北京，认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学生受到压制。二十五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他坐山观虎斗。”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6年7月25日。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在毛泽东看来，派工作组不仅是领导运动的方式方法，而且是一个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所以，他主张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中央的名义正式就“文化大革命”作出决定。

再说红卫兵那件事。

红卫兵首先是在中学里产生的。最早成立红卫兵组织的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六月二十四日，他们贴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写道：“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红旗》1966年第11期。七月四日，他们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许多中学内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清华附中红卫兵把两张大字报寄给毛泽东。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回信。信中说：“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1966年7月31日。这封信没有送出，但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了，社会上迅速传布开来。大、中学校中，红卫兵组织立刻风起云涌般普遍成立起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成为一时喊得最响亮的口号。不管怎么样的事情，包括不少无法无天的坏事，只要打起“革命造反”的旗号，仿佛就都是正常的，都可以任意去做。

毛泽东这样支持红卫兵，不仅因为他认为学生们年轻，受旧思想影响少，朝气蓬勃，有一股不可阻挡的闯劲，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刘少奇报告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后，着重讨论派工作组的问题。毛泽东批评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的话说得越来越重。八月七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在五日所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人民日报》1967年8月5日。

这段文字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看得清楚，主要是指刘少奇，并且提出了中央另外存在一个“司令部”的问题。这是与会人员万万没有想到的。它表明毛泽东已经下了决心，要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他考虑接替刘少奇位置的人是林彪。这不仅因为林彪比较年轻，更重要的是因为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鼓吹“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等，同他的想法一致。这次全会选出扩大到十一个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被列为第二位，刘少奇降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以后只把林彪称为副主席，不再提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

八月八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决定》写道：“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对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决定》强调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它写道：“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

同一天，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五天后，他又说：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使中共中央在法定程序上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风暴已不可避免了。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第六天，八月十八日，百万群众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这次大会的群众规模和热烈场面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绿军装，出席会议，在六个多小时内一直坚持在场。几万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大会上异常引人注目。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新华社报道说：“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这次大会把本已存在的个人崇拜发展到更加狂热的程度。“八一八”大会是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后，出现了两个重大变化，目的都是为了把“文化大革命”的火越烧越旺。

一个重大变化是：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的“破四旧”活动，把“革命造反”迅速扩展到全社会。

这些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充满热情，认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当的“革命行动”。但他们政治上很幼稚，处于狂热状态，政策和法制观念十分淡薄，参加行动的人员又比较复杂，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他们中间迅速泛滥起来，做出许多荒唐的举动。

他们到处发布通令，把许多传统的有影响的路名、商店名、医院名等斥为“封、资、修”而改换成有着浓厚政治色彩的新名称，在街上强行剪发，剪破他们认为的“奇装异服”，在“破四旧”的名义下冲入居民住处抄家。更令人痛心的是很多处发生严重破坏法制、任意打人致死事件。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如老舍、傅雷因受到人格侮辱而自杀。不少人被强行遣送回乡。党政机关的各部门几乎都因派出过工作组而遭到红卫兵的猛烈冲击，许多负责人被野蛮地揪斗和毒打。

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为，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他通过《人民日报》社论提醒红卫兵用文斗，不用武斗。但从总体来说，他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压制”和“打击”。

八月二十一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但又说：“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21日。“来一个放任自流”，也是他在八月下旬说的。事实上，在“不干涉”、“放任自流”的情况下，什么事都会发生。红卫兵中许多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不法行为，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是火越烧越旺。“八一八”大会后，另一个变化是：出现了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把“革命造反”的火烧到全国去。八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已形成全国性大串连的浪潮。北京学生分赴各地，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各地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到八月二十八日，外地来京学生已达十四万人。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参加大串连的学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

这样，大串连更加如火如荼般开展起来。毛泽东在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接见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到这年十一月下旬止，他共八次接见北京和来京串连的红卫兵总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这样的全国大串连，到年底才逐步停息下来。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从北京开始的对党政机关的猛烈冲击迅速扩大到全国。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被围攻，被“炮打”，被“横扫”。相当多的党政负责人因遭到红卫兵的攻击和责难，被迫没完没了地检讨，始终无法“过关”，有的被野蛮揪斗以至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工作。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无序状态。全国局势日趋混乱。

这种状况不能不使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干部感到强烈的怀疑和不满。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信任并支持多年来做过许多好事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人仍占着大多数，被称为“保守派”。群众中的两派对立日益明显。红卫兵的过激行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抵制。怎样把“文化大革命”继续有力地推进下去，便成为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中心问题。他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干部中的抵触情绪，同前此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是运动前进的主要阻力。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这年国庆时《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出来的。它写道：“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会），《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

对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论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说，但已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这种模糊不清的提法，可以任意对它作出各种解释。这一来，对运动中出现的任何过激和不法行为都不能加以约束，否则就是“压制群众”，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会被围攻和揪斗。除了原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旗号外，又打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使冲击面更大了。许多部门和地方的领导干部被任意揪走、关押，不知下落，有的甚至被毒打致死。各地还掀起“抓叛徒”的活动，制造出许多冤假错案。整个混乱局面更难收拾。

中央工作会议从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的是要打通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方负责干部的思想。陈伯达、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林彪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他又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这种“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全盘肯定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似乎一切可以由群众说了算，为他不久前提出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和社会上正在恶性泛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进一步提供理论依据；也便于一些野心家假借“革命群众”的名义，为所欲为，浑水摸鱼，做尽坏事。

尽管如此，正遭受红卫兵猛烈冲击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大多仍思想不通，忧心忡忡。这时，不受任何约束的红卫兵普遍地对各党政机关进行打砸抢，到处刷出某某人罪责难逃、把某某人揪出来示众之类的大标语。不少干部挨批斗，被游街。造反派的队伍迅速扩大，成员也更加复杂。形形色色对社会现实存在不满的人纷纷加入到造反行列中来，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提出种种不合理的或过激的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已无法正常工作。这自然使各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更加抱着抵触态度。

在毛泽东看来，已很难依靠原有的各级党政机关来实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预期目标。他已明显失去耐心。“全面夺权”的行动，正在酝酿中。

第二章　党中央的干部们

毛泽东对职务等级工资不满，常念供给制好处

1955年8月31日，国务院将工资等级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560元，最低18元；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后为649.6元，最低工资为20.88元，最高与最低工资之比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国民政府战后的文官薪给标准，共37个级别，每级的相差数，最少5元，最多40元，仅8倍。

供给制在中共革命过程中曾发挥过巨大作用，但这种体现平等理念的分配制度并未坚持下去，而是逐渐转向了以森严的等级制为标志的职务等级工资分配制度。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曾有过一种解释。他说，这是因为进城以后，“原来在解放区实行供给制的人员占少数，工厂职工是工资制，机关、企业新增加的人很多，他们受资产阶级影响很深，要把他们原来实行的工资改为供给，也不那么容易。”因此只好迁就现实，做出让步。（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1958年11月9～10日）显而易见的是，这种说法并不足以解释这一重大政策性转变的内在原因，也无法使人真正了解中共自身为何要迁就这种“资产阶级影响”。

工资差距比国民党时期还大？

1955年8月31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此后又颁布新的工资标准，不仅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而且将工资等级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560元，最低18元；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为649.6元，最低工资为20.88元，最高与最低工资之比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此次工资调整，再度拉大了等级之间的分配差距，由此引发了一些问题。

注意到新出现的各种情况，国务院在1956年6月全国各行各业实行全面工资改革的过程中，再度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进行调整，最大级差系数因此略有缩小，减为28倍。然而，如果加上每一级别中的等级差，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之比，则达到了36.4倍。比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批示及电报，可知他当时对于实行工资制始终很少具体过问。个中原因，我们目前还无法做出准确的解释。可以想见的关键原因或许在于，建国之初在涉及经济体制建设方面的这一切改变，都以苏联经验和苏联模式为依据。（注：据1940年苏联职务等级工资的标准，月收入最高可达10600卢布，而正式的月平均工资仅有339卢布。当时工人最高最低工资之比，甚至达到31.3：1。关于苏联工资制的相关情况，可参见鲍里斯·迈斯纳主编的《苏联的社会变革》，三联书店版）中共刚刚执掌国家政权，初次着手管理如此大的一个国家，最初自然不能不较多地受到苏联经验的影响，甚至于左右。也正是基于苏联的经验，中共财经方面的工作人员，实际上从延安时期开始，就把产生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资制，视为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最合理的分配形式。

而由此造成的一个吊诡现象就是，因为相信苏联的分配制度才是最合理的、真正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分配制度，因此，中共各级领导人在进入各大中城市之后，很快发现，国民党人过去实行的工资制度反而存在着平均主义色彩过于浓厚的问题，自己所要建立的新的分配制度，还必须扩大各个不同等级的级差系数，才能符合苏联模式的“合理”分配标准。结果，中共建国后工资改革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要破除国民党旧的薪给制度所造成的平均主义的观念和制度障碍，“反对和防止平均主义”倾向，突出强调“它是按劳取酬最大敌人，生产中的障碍，应严格批判”。

国民政府战后的文官薪给标准，共37个级别，每级的相差数，最少5元，最多40元，仅8倍，相邻各级之差较为平均，最高级和最低级之比，亦仅为14.5：1；而1956年人民政府所定工资标准，等级虽然只是30个级别，但每级的相差数扩大许多，最多差到55元，最少仅差2元，最高级和最低级之比，更达到28：1，超出前者近一倍。相比之下，国民政府时期的薪给标准，确较1956年人民政府所定的工资标准略显平均。

实际上，还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际，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提出过，即使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下争取无产阶级最基本政治权利的斗争中，共产党人也应当坚持提出“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限度地限制因等级制所造成的种种流弊。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主张能否完全照搬或可讨论，但此后欧洲国家，凡社会党或工党执政，都努力尝试了近似的分配方法，以至影响到如今欧洲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公务人员工资收入普遍差别不是很大。在这方面，苏联人的作法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革命政权下公职人员应有待遇的设想，却是南辕北辙。苏联人这时建立起来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及党政干部内部的分配差距，甚至大大超过了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公职人员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注：在资本主义各国中，除极少数国家如加拿大、新加坡外，英、法、德等国的公务员。包括行政长官在内，最高最低工资差，一般仅在8～10倍上下，美、日亦仅在20倍左右。参见孙正民、崔爱茹编著的《国外公务员工资制度与工资立法》，法律出版社）

毛泽东：“钱这个东西是很讨厌的”

然而，无论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主张，还是对二战后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公职人员收入分配的情况，毛泽东这时似乎都不甚了解。这或许也是他不能对等级工资制的建立表示异议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再加上党内对苏联经验的迷信，使得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显得无所作为。他只能把问题归结为金钱本身存在的问题，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钱这个东西是很讨厌的，可是我拿它也没有办法，现在谁拿它也没有办法，列宁也没办法，总归还得有。”（《毛泽东遗物事典》，红出版署1996年版）

还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已经对后来的供给制的等级趋向表示不满了。1947年3月胡宗南部占领延安，毛泽东明确表示这是好事情，至少“打碎了庞大机构、官僚腐化”，逼得过去那种“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供给制标准也改了。他甚至讲：“供给标准就这样好，打到南京上海都不要再提高。”（《谢觉哉日记。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949年中共中央初进北京城，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时，一位军队将领当场提出：资本家吃饭时要摆五六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这不行，军队应当增加薪水。与会者当时多表示支持。毛泽东却当即提出不同意见，他直截了当地反驳道：“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多半是基于上述种种情况，毛泽东对工资改革问题，一连几年都相当低调，很少介入。直到1956年春，即斯大林去世两年后，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公开承认斯大林模式存在严重问题，毛才逐渐开始出来讲话。

在初步反思几年来照搬苏联经验的利弊得失的情况下，他尽管委婉却很明确地开始提出：现在的工资标准把收入的差距拉得太大了。在1956年全面推行工资制度改革前夕，他特别在党内高层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工资可以增加一些，但要“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

毛泽东的这一提醒显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1956年公布的新的工资标准较以前没有任何带趋向性的变化。对此，毛泽东显然不满意。工资改革工作的帷幕刚刚落下，他就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对现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提出了批评。他在为大会做结论时专门就此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现在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悬殊是太大了，将来可以考虑也减少一些薪金。”他并且提到，不仅是薪金的问题，实际上还有特殊待遇问题，“一是物资供应，一是警卫太多，必须很好地注意加以改变，以身作则，才能号召人民艰苦奋斗，同甘共苦”。正是基于这一点，据说毛泽东坚持不接受最高级别的工资待遇，只同意拿400元左右的工资。（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遗物事典》一书依据毛泽东历年生活费收支报表所记，说毛泽东从1955年7月中国实行薪金制开始，每月工资即为404.8元，以后一直没有变动过。但此说尚可存疑。因为404.8元的工资标准，应当是在1960年中共中央再度明令降薪以后确定下来的。另外，即使在稿费被一律取消的“文革”前后。毛泽东也一直享有最高标准的稿费待遇，因而其稿费收入在“文革”初期即已达数百万元之多。虽然这一收入毛并未用于个人或家庭生活开销，且几度表示要将稿酬的大部交党费，但他在世期间，仍只有他可以支配使用。）

有人为级别待遇吵架告状、痛哭流涕，毛泽东极为反感

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批评，终于引起了周恩来等人的重视。1956年的工资改革刚刚完成，国务院就迅速拟订降薪方案，上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很快发布指示宣布：党政高级干部，即行政十级以上干部全面降薪。降薪后，行政一级由560元降为504元；二级由505元降为454元；三级由450元降为405元……十级由190元降为184.5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各级工资间的最大级差数，从28：1变成了25.2：1。

党政工作人员等级工资之间相差25倍，在毛泽东看来仍旧太多。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不只是高薪问题，还有特殊待遇的问题。行政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虽然不再同时享受供给制的待遇，但依旧享受着供给制残留下来的紧俏和质优商品的特殊供应（时称“特供”），并且多数因工作关系，分别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住房等各种特殊待遇。

有关各级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问题，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苏联人的作法，制定了相当细致复杂的具体规定。所有这一切，自然都是严格地按照等级来划分的，比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以最典型的住房标准为例，开始实行工资制即有了严格按照等级分配的规定，像上海市，1956年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明文规定：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一级可享受180～18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二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六级只能分得100～115公尺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七级只能分得80～95公尺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八级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九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如此等等。

但毛泽东发现，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提到如此之高，各种问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层出不穷。仅仅因为级别稍有不同，待遇有所差别，就有人公开吵架告状，以至痛哭流涕。毛泽东对此极为反感，他不止一次在党内公开批评说：工资固然应该增加，但“现在看起来工资有些不很适当，已引起人们的不满”.更奇怪的是，级别高了，工资多了，“闹地位、闹名誉，争名夺利这个东西也多起来了。过去的那个拼命的精神，过去阶级斗争的时候，跟敌人作斗争的时候，我们那种拼命的精神，现在有些同志身上就消失了。讲究吃，讲究穿，比薪金高低，评级评低了痛哭流涕……据说还有几天不吃饭的”，“为个人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算什么？他甚至气愤地训斥道：“至于你那个几级几级，就是评得不对也要吞下去！”

废弃供给制，实行工资制，固然不可逆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越来越认定，这未必是一种进步。他断言，共产党人仅仅是因为要迁就现实，才不得不做这样的让步，但让步的结果，却让出一个“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等级制”来。（笔者注：这是1974年毛泽东在谈到八级工资制时的说法）这实在让他始料不及。他对工资制改革所带来的等级制后果公开表示质疑，“供给制改成工资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是，那次改变有很大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这样的让步，就不对了”。不仅高级干部的薪金太高了，而且因为你高一级，我低一级，那么大的差别，弄成“父子关系，猫鼠关系”，把党的传统都丢掉了。

毛泽东常常念起供给制的好处

权力高度集中的等级制与高工资、高待遇一旦结合起来，不可避免地会使整个社会重新回复到传统的“官本位”的孵化器之中，进而导致政治渐趋官僚化。对于这种趋势，毛泽东曾反复批评，并多次发起政治运动，开展整风。他为此再三提议降低高级干部的待遇，且强调供给制的好处。他甚至一度赞同做部分恢复供给制的尝试。正是在毛泽东的这种压力之下，1959年2月和次年10月，中共中央两度下令降低高级干部的工资。

十分明显的是，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和日渐认定苏联社会主义已经变质，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担忧逐渐强烈起来。他对苏共所以走向“修正主义”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建立在苏联党政工作人员已经蜕变为一个享受高工资、高待遇的官僚特权阶层的认识之上的。他再三提醒说“既有高薪阶层，就一定有低薪阶层”，而且后者一定占多数，因此，“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就突出强调了他的这一观点。公开信在详尽地剖析了苏联特权阶层的种种表现之后，明确写道：“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可知，纵使几度降低了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中国党政高级干部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收入待遇差距仍旧十分巨大，“高干”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一个有着特殊地位、特殊身份和享受着特殊待遇的特殊阶层，即所谓“高干”阶层。毛泽东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他自然怀疑“官本位”亦即“官僚主义”已深入相当多数高级干部的骨髓之中。注意到这种背景后自不难了解，1966年“文革”的发动，固然与党内斗争有着密切关系，但至少在毛泽东看来，他所反对的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及其“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这种官僚特权阶层的代表。“文革”发动之初，群众斗争矛头直指干部特权问题，与此不无关系。

然而，毛泽东到底没有也不可能找到更好的方法来改变这一切。他一度设想过并且推动过的“干部参加劳动”、“五七”干校等，都不可能成为一种根本替代现有分配制度，或阻遏等级制负面影响的有效办法。这也正是为什么虽然再也无法回到供给制去，毛泽东却还是常常念起供给制的好处，相信“实行供给制，人还健康些”。这样一种困惑与遗憾，一直萦绕在其脑海中，挥之不去。

中共元老们的晚年：活跃在一批“中”字头团体

1982年，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这是一个过渡性组织，但因其是诸多重量级中共元老的大集合而富有威名。它存在到1992年，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开国一代领导人们，借此逐步退出第一线，完成了执政党中央机构的年轻化。

亮相与“归隐”

自1987年十三大起，每届党代会都会设40-60名特邀代表。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安排，特邀代表具有与正式代表同样的权利，也是党的老人们在政治舞台上少有的公开亮相。

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不仅是十五大和十六大的特邀代表，还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身份，同在任领导人一起在主席台前排就坐。薄先后曾连任两届中顾委排名第一的副主任。1999年，他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50周年庆典。

或许是因为退休之后时间空余，这些老人们的兴趣爱好，也被充分发掘。

一些非政治性的“中”字头团体，有时可见老干部们的身影，或担任会长、名誉会长，或挂名顾问。

原黑龙江省委书记、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曾担任“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理事长，而他的前任，则是原中顾委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

开国上将肖克还创造了老人中最显著的文学成就，作为诗人和书法家，他在战争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获得了1991年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上将吕正操则曾长期担任中国网球协会主席，88岁时，他仍每周打四五场网球，每场一两小时，运动量惊人。

经济学家于光远因研究玩学而自称“大玩学家”，他还曾倡导“健康、科学、友好的麻将文化”，举办“中华麻将公开赛”。

老人们还撬动了堪称“浩大”的文化工程。肖克发起成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并挂帅编纂《中华文化通志》，共101卷、4000余万字，由全国近200位专家历时8年完成，1998年出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该书题词并作序。“二线”政治

中顾委在1992年的十四大结束使命撤销，绝大多数老人完全隐退。但也有例外。

一些老人被安排进入政治性团体，以“半官方”或“非官方”身份继续活跃在政治舞台。原上海市长汪道涵1991年11月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首任会长，直至2005年12月去世。他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的置酒言咏式的会谈方式，成为绝响。

原国新办（中央外宣办）主任朱穆之，因人权议题频繁发言，反击西方指责。1993年，中国人权研究会成立，朱穆之出任首任会长，后任名誉会长。

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朱穆之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没有主权，哪来的人权。所以还是邓小平说得好——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

1990年后，原中顾委委员邓力群担任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并参与创建当代中国研究所。邓力群曾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是上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负责人之一。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应邓力群邀请，1993年至2001年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绝大多数人因年龄、身体或其他特殊因素，深居简出，但仍保持对政治和时局的高度关注。

95岁的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每天都要看《人民日报》，从头到尾看，还有《环球时报》等。这些“学习”每天会占据他4个小时。最近，汪东兴又在通读毛选。“他碰到问题会到里面去找答案”。

老干部们时常会受邀到地方“考察指导”，这使得他们的晚年活动在局部被公开。

不同声音，同样执著

2004年3月，任仲夷突然吩咐儿子把院子里的门槛锯掉，原来，他的好朋友于光远要从北京飞来。

自从2005年起两度脑血栓之后，于光远才基本上停止外出活动。之前，他“坐轮椅飞天下”，平均每个月出差两次。于光远已退休的秘书胡冀燕至今每天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上班，“他（于光远）的事儿还多着呢！”

任仲夷善于把一些敏感议题变得富有弹性。如，他妙解“和谐社会”：“和”左边为“禾”，右边是“口”，即人人有饭吃，而“谐”左边为“言”，右边为“皆”，即人人有言论自由。又如，他认为，稳定是动态的稳定，只能用改革来求稳定。

所有的议题都指向这个国家的出路，但由于对历史政治的不同理解，老人们形成不同的群体。

汪东兴的子女正在给汪做回忆录，已完成第一部。作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很在意社会对毛泽东的各种评价，却不在意自己的“凡是派”标签。“他承认自己有‘两个凡是’的思想，但是他说第一我不是‘两个凡是’的创造者，我也没这水平，发明人死了，你现在把那时候开会的东西拿出来，会觉得特别好笑。”女儿汪延群说。他们专门给汪东兴录音录像，以免“他百年以后有人说我们造谣”。

个人史，往往伴随着争议，但党史界认为，史料的增加有助于令真相“越辩越明”。“两头真”现象“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这是2000年，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撰写《悼胡绳》时，援用蔡仲德评论他老丈人冯友兰的话。《炎黄春秋》杂志的副社长杨继绳据此归纳出“两头真”——意即“年轻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这个词迅速成为党史研究热词。

2004年，原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张劲夫更主动“对号入座”，发表《我也是个“两头真”》：“年轻时，面对要当亡国奴的危险，提着脑袋找共产党，加入革命行列，真心抗日救国；年老时，经历了党内外诸多有疑问的事，真心反思，以求弄通，不当糊涂人。”

蒙受13年牢狱之灾的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反思文革时，也检讨自己：“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

老人们还往往回溯到自己最初的理想上。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夜的任仲夷，和他的至交好友经济学家于光远，都是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选择追随共产党。

2000年的一天，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中共元老们的晚年：活跃在一批“中”字头团体

1982年，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这是一个过渡性组织，但因其是诸多重量级中共元老的大集合而富有威名。它存在到1992年，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开国一代领导人们，借此逐步退出第一线，完成了执政党中央机构的年轻化。

亮相与“归隐”

自1987年十三大起，每届党代会都会设40-60名特邀代表。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安排，特邀代表具有与正式代表同样的权利，也是党的老人们在政治舞台上少有的公开亮相。

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不仅是十五大和十六大的特邀代表，还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身份，同在任领导人一起在主席台前排就坐。薄先后曾连任两届中顾委排名第一的副主任。1999年，他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50周年庆典。

或许是因为退休之后时间空余，这些老人们的兴趣爱好，也被充分发掘。

一些非政治性的“中”字头团体，有时可见老干部们的身影，或担任会长、名誉会长，或挂名顾问。

原黑龙江省委书记、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曾担任“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理事长，而他的前任，则是原中顾委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

开国上将肖克还创造了老人中最显著的文学成就，作为诗人和书法家，他在战争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获得了1991年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上将吕正操则曾长期担任中国网球协会主席，88岁时，他仍每周打四五场网球，每场一两小时，运动量惊人。

经济学家于光远因研究玩学而自称“大玩学家”，他还曾倡导“健康、科学、友好的麻将文化”，举办“中华麻将公开赛”。

老人们还撬动了堪称“浩大”的文化工程。肖克发起成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并挂帅编纂《中华文化通志》，共101卷、4000余万字，由全国近200位专家历时8年完成，1998年出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该书题词并作序。“二线”政治

中顾委在1992年的十四大结束使命撤销，绝大多数老人完全隐退。但也有例外。

一些老人被安排进入政治性团体，以“半官方”或“非官方”身份继续活跃在政治舞台。原上海市长汪道涵1991年11月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首任会长，直至2005年12月去世。他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的置酒言咏式的会谈方式，成为绝响。

原国新办（中央外宣办）主任朱穆之，因人权议题频繁发言，反击西方指责。1993年，中国人权研究会成立，朱穆之出任首任会长，后任名誉会长。

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朱穆之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没有主权，哪来的人权。所以还是邓小平说得好——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

1990年后，原中顾委委员邓力群担任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并参与创建当代中国研究所。邓力群曾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是上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负责人之一。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应邓力群邀请，1993年至2001年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绝大多数人因年龄、身体或其他特殊因素，深居简出，但仍保持对政治和时局的高度关注。

95岁的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每天都要看《人民日报》，从头到尾看，还有《环球时报》等。这些“学习”每天会占据他4个小时。最近，汪东兴又在通读毛选。“他碰到问题会到里面去找答案”。

老干部们时常会受邀到地方“考察指导”，这使得他们的晚年活动在局部被公开。

不同声音，同样执著

2004年3月，任仲夷突然吩咐儿子把院子里的门槛锯掉，原来，他的好朋友于光远要从北京飞来。

自从2005年起两度脑血栓之后，于光远才基本上停止外出活动。之前，他“坐轮椅飞天下”，平均每个月出差两次。于光远已退休的秘书胡冀燕至今每天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上班，“他（于光远）的事儿还多着呢！”

任仲夷善于把一些敏感议题变得富有弹性。如，他妙解“和谐社会”：“和”左边为“禾”，右边是“口”，即人人有饭吃，而“谐”左边为“言”，右边为“皆”，即人人有言论自由。又如，他认为，稳定是动态的稳定，只能用改革来求稳定。

所有的议题都指向这个国家的出路，但由于对历史政治的不同理解，老人们形成不同的群体。

汪东兴的子女正在给汪做回忆录，已完成第一部。作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很在意社会对毛泽东的各种评价，却不在意自己的“凡是派”标签。“他承认自己有‘两个凡是’的思想，但是他说第一我不是‘两个凡是’的创造者，我也没这水平，发明人死了，你现在把那时候开会的东西拿出来，会觉得特别好笑。”女儿汪延群说。他们专门给汪东兴录音录像，以免“他百年以后有人说我们造谣”。

个人史，往往伴随着争议，但党史界认为，史料的增加有助于令真相“越辩越明”。“两头真”现象“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这是2000年，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撰写《悼胡绳》时，援用蔡仲德评论他老丈人冯友兰的话。《炎黄春秋》杂志的副社长杨继绳据此归纳出“两头真”——意即“年轻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这个词迅速成为党史研究热词。

2004年，原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张劲夫更主动“对号入座”，发表《我也是个“两头真”》：“年轻时，面对要当亡国奴的危险，提着脑袋找共产党，加入革命行列，真心抗日救国；年老时，经历了党内外诸多有疑问的事，真心反思，以求弄通，不当糊涂人。”

蒙受13年牢狱之灾的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反思文革时，也检讨自己：“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

老人们还往往回溯到自己最初的理想上。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夜的任仲夷，和他的至交好友经济学家于光远，都是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选择追随共产党。

2000年的一天，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第三章　文革秘闻

文革中的“阶级仇恨”逮到劳改犯往死里打

广州的“文革”和全国各地一样，是跟着北京的步调不断深入的。从1966年中共中央发布“5·16”通知，毛泽东分批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到首都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等，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理论指引下进行的。按照当时的说法，人们头脑中那根“阶级斗争”的弦要绷得紧紧的，思想上充满对“阶级敌人”的阶级仇恨。大街小巷无数的大字报，加上红卫兵在马路上刷上“红色恐怖万岁”的大标语，都让人触目惊心。由于党委被踢开，公检法被砸烂，社会上的小道消息满天飞，正道消息只有“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了。

进入1967年夏季，广州街头忽然传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说是粤北“劳改犯”大暴动，将会很快前来洗劫广州城。一下子闹得广州全城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居民纷纷拿出门板、杉木等材料，在马路上构筑起许多栏栅或街垒，对过路人进行盘查询问。一德路商铺林立，由于害怕被洗劫，在顶层用杉木搭起天梯、互相连通联防，成了当时广州的怪异一景。我家当时住在珠光东路，东边的德政路入口处和西边文德路的入口处也都筑起栅栏，白天自由通行，黄昏便关起闸门，由居委会组织一些认为出身贫苦、政治可靠的人值班防守，对出入的人进行盘问。夜间还派有游动哨，在街巷里巡视，一有动静，便敲响脸盆或铝锅互相呼应。珠光东路比较靠近珠江，有好几个晚上，听到从远处传来紧张的呼喊声：“大沙头码头有劳动犯上岸啦！”于是敲打锅盆声和呼喊声连成一片，震荡着广州的夜空，平添几分凄凉和恐怖。

那些年头，人们对“阶级敌人”充满“阶级仇恨”。“劳改犯”属于“阶级敌人”，逮住便往死里打，毫不手软。我亲眼看到有好几个地方吊着被打死的所谓“劳改犯”：一处是在东山百货大楼对面的街角公园的树上；一处是在教育路南方电影院门口的树上；再一处就是在文德路与中山路的交界处，有两具尸体在地上摆着。听说原来也是吊起来的，后来绳子断了掉了下来，当时马路正在铺下水管道，两具尸体被人搬到挖起来的泥堆上，时值盛夏，尸体曝晒发胀，形状十分恐怖。还听说在长堤一带，有“劳改犯”被打死即时扔进珠江的。我1951年参军，之后不久便从事医务工作并参加抗美援朝，也多次见过死人。但是这样的死人场面仍然使我感到恶心和恐惧。

我丈夫当时在广州市第二搬运公司工作。一天早上上班时，见到居委会的房子前面有几个街坊议论纷纷。原来里面关了一个昨夜捉到的“劳改犯”。我丈夫上前，看到上了锁的铁闸门里有一个脸色铁青的人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缚，衣不蔽体，蓬头垢面，对着外面围观的人叩头如捣蒜，满脸都是唾沫，操着北方口音嘴里不断喃喃着，看样子是饿坏了或是吓坏了。我丈夫从他语不成句断断续续所讲的话中，揣摩出大概的意思是：哀求放他一条活命的生路，他是南下来广东打工的农民，原带有生产队开的证明，被追打的人搜走撕毁了。……丈夫下午收工回家时，见到此人已被吊死在马路边的电线杆上多时了。“文革”期间打杀“劳改犯”的持续时间前后约一个多月，栅栏街垒之后亦由群众自行拆除。我丈夫因为当时是搬运工人，拉着大板车去的地方多，见到被打杀的“劳改犯”也更多。但他从来不跟我讲，一方面是他自己心里害怕；另一方面也担心我听了会害怕。到底广州“文革”期间被打杀的“劳改犯”有多少？我不清楚，也无从调查了解，但我心中始终存在疑问：那些被活活打死的人真的都是“劳改犯”吗？他们都是坏人吗？

美国红卫兵到中国：光会跺脚吼歌喊口号

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美国进步学生代表团来到中国大陆，他们是中美关系刚刚“解冻”后，第一批跨进大陆的美国大学生。这批美国的激进大学生是应我国正式邀请访华的。并在北京受到极为高规格的接待。

这批美国进步大学生在北京访问几天后，来到上海访问四天，我作为华东师范大学“工农兵大学生”的代表，全程陪同了这批来自大洋彼岸的“红卫兵大学生”。

代表成员来自美国16个激进组织都支持中国搞“文化大革命”

1971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一条消息：“新华社二十八日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姚文元，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今天晚上会见了由歇莱尔·希尔和杰里·董率领的美国进步学生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有我国有关方面负责人、乒乓球运动员和工作人员……

这条消息的版面位置很突出，排在周总理会见新任和即将离任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京办事处主任，和西哈努克亲王（那时他住在北京）会见伊拉克政府代表团这两条重要外事消息之前，还围了小花边。这条消息右下侧是条公告：“中美政府商定，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准将为首的先遣组，将于1972年1月3日访问中国，为尼克松总统访华进行技术安排。”

第二天，人民日报又以显著位置报道了江青、耿飚、王猛和美国进步学生代表团一起参观北京体育学院，一起观看表演的消息。消息中写到他们“同运动员热烈握手，并一起高唱革命歌曲”。

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学生代表团，接待规格竟有如此之高呢？这个团是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乒乓外交”）和基辛格秘密出使中国之后，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前，第一个访问中国大陆的美国高校学生代表团，是支持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美国大学生组织和所谓“政党”的代表，有的组织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建立的。在美国，他们与美国政府对着干，造反精神很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大洋彼岸的“红卫兵大学生”。

北京是美国“红卫兵”大学生的第一站，中途去了—趟延安，他们的第二站是上海。我那时是上海华东师大历史系的“工农兵大学生”，上海为了接待这个美国进步大学生代表团，安排了四位“工农兵”大学生做陪同，复旦大学和我们学校各派两名，我便是其中之一。

1971年12月29日上午，学校派我和我们班来自内蒙古包头的女同学郭秀芬到锦江饭店212号房间找桂龙生同志，老桂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的工作人员。当时的上海是“组”的天下，不少单位的办事机构都是“组”，“组”的级别高可以达到现在的厅局级，低的可低到不入流，市外事组可能相当于现在的市外办。

我们到了不久，复旦大学的两位女同学也来了。三位女同学都是1969年国庆赴京观礼的代表。我在读大学前则是新疆建设兵团后勤部政治部宣传科的通讯干事，属于调干生。我们四人都不会英语，听说要接待外宾，不由得感到紧张。桂龙生给我们布置任务时，我问不会英语怎么办？老桂说：“没关系，有翻译，你们不要怕。关键你们积极主动一点。你们的任务是加强中美革命大学生之间的友谊，同时要了解美国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美国大学生运动情况；二是美国国内人民革命的情况；三是公害问题；四是民族问题。每天及时汇报。“公害”问题就是现在所说的“环境污染”问题，当时国内一般人都没有把它当回事，所以老桂特别强调，这是周恩来总理很关心的问题。

桂龙生告诉我们：这个团是由美国进步劳工党副主席威廉·埃普顿出面组织，我国以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的名义邀请过来的，上海则以上海对外友好协会的名义接待，实际上接待他们的是中联部。在代表团启程前，威廉·埃普顿又一次被捕，但他的被捕并没影响代表团的行程。在这个25人组成的代表团中，年纪最大的33岁，最小的是菲律宾裔女孩刚过16岁，绝大多数为二十多岁。他们中间有5个学历史的，这可能就是派我们这些学历史的前来陪同的缘故；他们中间还有学政法的、社会学，动物学、化学、心理学的，有几个弄不清是学什么专业的。他们分属16个政治组织，每个组织都有激进的政治主张，上海外事组有份关于这些组织的材料，老桂拿给我们看，要我们掌握情况。我出于好奇，便从这个内部文件中摘抄下部分有关内容：

美国全国黑人学生联合会。1969年8月从美国全国学联中分裂出来的一个黑人学生组织，共有5000多人，他们的口号是发展成一个全美大、中学生中的“革命青年无产者的群众性学生组织”，“以一切必要手段争取黑人解放”。代表团的负责人之一的歇莱尔·希尔属于这个组织的成员。

纽约马列主义学习集体。从美国进步劳工党分裂出来的组织，成员有80多人，共分4个小组，有黑人工人委员会、拉丁裔工人学习小组、工人学习小组和学生学习小组。代表团另一位负责人杰里·董，即华裔大学生董其昌，是这个组织学生小组的负责人。

第三世界妇女联盟。这个组织的前身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中的一个黑人妇女小组，1968年成立，奋斗目标是“消灭压迫和剥削”、“重建社会主义”；口号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大男子主义”。这个“联盟”强调学习“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内的革命思想家的著作”。在这年的10月，“联盟”致函黄华，祝贺“中国在联合国的胜利”（加入联合国）。

种族团结党。美国墨西哥族等拉丁美洲裔人组织的民族主义党，1969年在德克萨斯州的克里斯特尔城成立后，就参加了当地的竞选，在克市和其它几个墨西哥居民居多的城市获得一些胜利。1971年11月，他们在科罗拉多州的普埃布洛城举行了全国会议，有400多名墨西哥和波多黎各人参加。

十月同盟（马列）。这是个比较成熟的……

正抄到这里，老桂来了，对我笑了一笑说：“这可是内部文件，不能抄。”我不好意思地合上了作记录的小本本，后面各组织的情况就没有记了。

老桂还告诉我们，这个团的成员，绝大多数是热爱毛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的，他们到北京一下飞机就找毛主席的“五二〇”声明的有关资料（当美国策动朗诺集团发动颠覆西哈努克的政变后，毛泽东主席于1970年5月20日发表了著名的声明，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全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美游行）。老桂特别讲了杰里·董，他是唯一的华裔大学生，到北京后表示愿意留在中国，但我国的态度是，希望他能回美国，在那里向广大华侨宣传社会主义的中国。

洋红卫兵造反的行动，只是跺脚吼歌喊口号

1971年12月30日下午，我们四个“工农兵大学生”跟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的同志到虹桥机场迎接美国进步大学生代表团。为首的是上海外事组一位姓谭的“核心”（名字记不清了），“核心”是职务，也是“文革“的产物，据说上海外事组没有明确谁是组长，只任命了几位“核心”，相当于组长的职务。

下午4时，一架苏制伊尔-18飞机降落在机场上，中联部以朱达成为首的几位干部先下飞机，他们是专门陪代表团来上海的。这个团是13男12女，不仅有白人、黑人，还有印第安人、墨西哥人、菲律宾人和华裔学生。为首的歇莱尔·希尔是位比我这个1米78个子的人还高半个头的黑人女大学生，另一位“头”就是杰里·董，则是比我短半个头，他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还会讲上海话。他们走下飞机后，中联部的同志向他们一一介绍了谭“核心”和上海外事组的同志，然后介绍了我们。他们一听我们是“工农兵”大学生，马上为之一振，露出欢快的笑容，和我们亲切握手，有的用刚刚学会的中国话对我们说“你好”。

在机场的休息室里，我想跟他们攀谈，但又不会英语，显得很尴尬，只好陪笑。倒是活跃的美国大学生打开了局面，代表“绿色贝雷帽退伍军人组织”、曾在越南打过仗、26岁的大学生鲁迪·施奈德主动搭上了话，他指着我的衣服问我：“你是解放军，还是过去的解放军？”因为我穿着新疆建设兵团制作的绿“军”棉衣。通过翻译，我告诉他，我在新疆建设兵团工作，他听了非常高兴：“我在美国就听说中国有这样一支部队。”他说完后，气氛变很热烈起来，有好几位大学生从提包里拿出中央首长和他们合影和分别握手的大照片来，都是黑白照片。有位拿着周恩来和他握手的大照片给我看时，带着笑容翘起大拇指，有的嘴里还发出得意的“哼”声，不知他们是在夸周恩来总理，还是为自己能和周总理握手而感到自豪。在交谈中，他们称我们为“Comrade”（同志），我们也称他们为同志，这也是事先经过批准的。

稍稍休息了一会儿，大家乘坐一辆豪华大轿车回锦江饭店。车的速度很快，通过郊区向市区行进。在这段路程中，代表团的人几乎都在闭目养神。

车进入市区之后，车速明显地减慢了，美国朋友们马上又变得活跃起来，好像是经过一尊毛主席大的雕塑像时，有几位显得很激动，掏出毛主席语录本挥动着，齐声喊口号“long long lives Chairmanmao。”（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一带头，几乎所有的洋“红卫兵”们都掏出语录本跟着喊了起来，我们也激动地挥起语录用中文一起喊，大轿车里一片口号声。过了一会儿，有位女大学生带头唱起洋味十足的中文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们连续唱了好几遍，有的还边唱边挥动着毛主席语录。他们唱这个歌虽说中文咬字不准，但整齐有力，而且音调很准，真有中国红卫兵唱语录歌的味道。他们兴奋的情绪感染了我，我便通过翻译告诉他们，用这个歌的曲子，还可以唱成“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他们一学就会，一遍又一遍，一直唱到锦江饭店。在下午前，他们不但一齐唱，而且边唱边有节奏地跺脚。这个劲头，更像中国“文革”时期的红卫兵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疯”了，在陪同他们的四天中，只见他们“疯”过两次，其它的时候，他们总是显得那么懂礼貌、有教养、讲文明，尽管思想上他们有时显得比我国当时的政策都“左”。

第二次“疯”是12月31日晚上，上海市外事组在锦江饭店为他们举行了一次迎新宴会，那时的宴会十分丰盛，菜都不知道上了多少道。宴会后，开了个联欢会，但主要是他们轮流表演节目，节目分别是个人或几个人表演，“压轴戏”则是集体表演，个个都参加。这个节目可充满了火药味，一个人站在前面指挥，24个人排成两行，后面的人用双手搭在前面那个人的双肩上，指挥者打着拍子，大家边走边唱、边唱边跺脚。唱的那个歌也颇有“文革”味道，整齐有力，如同喊口号。伴随着歌声，二十多个人组成的两条“长龙”在餐厅里转起圈圈来，步伐也很整齐有力，把地板跺得“咚咚”响，边唱边跺脚。我忙问翻译他们唱的是什么歌？翻译笑着说：“他们唱的是‘警察——狗’。这是一支反战歌曲，美国的大学生反对美国参加越南战争，上街游行，警察出来阻挠，抓人甚至打人，大学生们为了不让被警察抓走，免得被拖出去遭到毒打，就排成这样的队形，边走边齐声骂警察是狗。慢慢地骂声变成了歌声——骂警察的歌，所有参加反战的学生几乎都会唱的歌‘警察——狗’。”

美国大学生对中国事事好奇，特别关注敏感问题

上海市外事组安排美国进步学生代表团在沪的活动内容为：31日上午到上海柴油机厂和一个居民新村参观，下午好像是自由活动。元旦那天，上午参观党的“一大”旧址和静安区少年宫，下午到徐行公社参观。2日，上午由上海市革委会来人与他们座谈“文化大革命”，下午参观上港五区和一个造船厂。3号上午离开上海到广州访问。可以说时间安排得很紧。

12月30日下午，谭“核心”向代表团的学生介绍了在上海参观访问的内容，当他们听说要参观中共“一大”旧址时，报以十分热烈的掌声。有的学生马上提出，要求与当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同志座谈，请他们介绍和敌人战斗的情况。谭“核心”笑了笑，没有表态。

美国的学生穿着五光十色，白人男的多为西装、猎装和夹克之类，女的多为西装裙和夹克。至于黑人等美国少数民族的服装就更是多样化了，什么样子都有，记得有对印第安人夫妻的衣服，就是披着的毛毯——在棕色毛毯中间剪一长道，扎上边，成了一个洞，头往洞里一钻，毛毯套在身上，便成了大衣。他们穿着这么有特色，十分吸引人，特别是上海人中又有些非常爱看热闹的人，弄得他们走到哪里，都会被围得紧紧的，少则数十，多则数百。当时上海不准在街头围观外国人，在美国大学生参观少年宫、“一大”旧址和几次到剧院看节目时，都出动“工纠”（上海工人纠查队）来维持秩序。而这些“工纠”实在太凶，不是劝大家不要围观，而是当着美国大学生的面，用野蛮的动作把围观的人推来推去，好几次把人推倒在地。中联部的同志看不下去了，有位年纪稍大些的同志对上海外事组的同志说，请维持秩序的同志别那么推来推去，在外国人面前要注意影响。上海外事组的也认同他的意见，我记得老桂从一个参观点回来后，就跟有关部门打电话说了这方面的内容。但没有用，上海“工纠”在那时可是“老大”，他们能听得进谁的话？这种对围观人的野蛮行径，一直到送走美国朋友也没有改变。

在被当时看成穿“奇装异服”的美国大学生中，“围观率”最高的不是那对印第安人夫妻，而是日本裔的小伙子埃德蒙·小知山。这个只有16岁多的小知山，留了一个披肩发，头发披到了背上，让上海人感到瞠目。中联部的同志讲，小知山来到中国后，在北京有关部门也引起了议论：“这么一个颓废派，怎么作为革命者被请到北京？”这个议论很快传到了周恩来总理耳朵里，所以总理在接见他们时，专门指着小知山说：有的年轻人为什么留长头发？是不满社会，是抗议的一种形式嘛。你说对吗？小知山（大意）。小知山连连点点头。这位小知山，个子又瘦又高，戴着一副太阳墨镜，与其他美国大学生那热情奔放相比，他显得很冷淡，每天见了面，微微点点头，几乎不说话；参观时也显得漫不经心。

美国大学生在上海期间，除了31日晚是迎新联欢外，天天晚上有节目。12月30日晚上看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元旦晚上看芭蕾舞《白毛女》，2月2日晚上看上海杂技团的杂技，每次的座位都是前几排。美国学生对《智取威虎山》都比较感兴趣，华裔的董其昌更是兴致勃勃，他用流利的普通话对我说：“这个戏真好，特别是武术（指的武打动作）好看。”他还告诉我，在他们来中国之前，《红色娘子军》在纽约演出了一场，当地华人都挤着去看，一张椅子挤上了好几个人，个个挤得浑身流汗。看《白毛女》时，在杨白劳被迫害致死时，有的女学生边看边用手帕擦眼泪；当演到王大春和喜儿抓到黄世仁的时候，他们都热烈鼓掌。至于杂技节目，美国学生更是一次又一次地鼓掌。

美国大学生都对林彪的事情比较好奇。有一次，一位女学生在车上与我聊天，突然话题一转问我：“你们的林彪副主席现在身体健康吗？”翻译忍不住笑了，边笑边跟我说：“其实，她们都知道了林彪的事，你笑一笑就没事了。”我便按翻译说的笑了笑，那位美国女大学生跟着抿着嘴笑了起来。对于林彪这个敏感问题，除这次外，美国朋友还涉及过一次，那是在上海外滩的一个大批判专栏前，有位女大学生问我：“这个大字报写的是什么内容？”我通过翻译介绍是批判“天才史观”。她马上很敏感地提出：“大字报是个好形式，你们批判天才史观，是不是有阶级斗争新动向？”她已明显地问到了批判林彪这件事上，我又只得笑了笑，她也再没有问下去。其实这种图文并茂的大批判专栏并不是大字报。后来，我发现他们虽说在美国就知道中国有“大字报”，但“大字报”具体是个什么东西，他们弄不清。他们在居民新村参观时，看到一些电线杆子上和墙上贴了一些“换房”之类小纸条，忙去问翻译：“这些大字报写的什么内容？”翻译向他们作了解释，他们感到很奇怪：“那为什么不去登广告？”他们哪里知道，中国那个时候已经取消了广告。

在参观的过程中，美国朋友绝大多数看得很认真。在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轮“风云”号上，他们爬上爬下，热情很高。看到船长的休息室只是比其他船员的休息室多了一张办公桌，面积稍大一些，引起了他们大加赞扬，有的显得很激动，认为这体现了“共产主义”。但他们发现了船上竟有四处英文差错，“船长休息室”这块挂在门前的铜牌上的英文字母就有错字，弄得上海外事办的同志很不好意思。

根据外事组的要求，我多次向美国朋友了解周恩来总理关心的“公害”情况，他们当时介绍很多污染的情况，现在都在我们国家重复。我记得他们说“公害”严重的地方，空气使人心里憋得难受；洛杉矶有的地区污染到了不敢让小孩子上街，鸡蛋不能吃的地步。他们正说着，车过苏州河，一股刺鼻的气味冲进车内，美国朋友们或用手捂鼻子，或用手作扇状，有的说：“这就是公害”。我不好意思地说：“我想，我们国家会治理好的。”他们有的说：“相信会治理好的。”

美国这些进步大学生，对中国充满好奇，尤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化大革命”经历和中国的现状充满好奇。他们参观时提出很多问题，在我的记录本上，记下了当年他们的提问。在党的“一大”旧址参观时，他们的问题是：“两个第三国际代表，在‘一大’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一大’代表的阶级成份是什么？五四运动与党小组有没有关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否认为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在党的早期，有些大学生参加了党，他们怎么样与工人联系的？党成立初期，工农基础怎么样？（革命）是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还是（工农）要求并不迫切……”

在船厂参观，他们的问题问得更多：“文化革命前的机构是什么样的？女工有多少？文化革命前党员有多少，现在有多少？船厂是否有医院、托儿所？每个工人的工资有多少？对残疾人怎么安排工作？到这儿来参加劳动的大学生多不多，文革前多不多？军代表的任务是什么？对工人的政治学习怎么抓的，采用什么形式，具体学习什么文章？船长、大副参不参加劳动？生产定额是不是要交群众讨论？工人有没有自己的组织，有没有工会，他们怎么样活动？”在他们与工厂代表座谈的时候，工厂的高音喇叭响起了军号声，那个时候全国很多地方搞军事化管理，所以我们中国人听起来习以为常，但美国朋友很敏感，马上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工厂里响起军号声？

在听完上海市革委会代表介绍“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美国大学生们提问题显得特别热烈。他们的问题有：“中央怎么样与刘少奇之流作斗争？五七干校是怎么开始的，它的作用，及怎样开展活动？中国军队是怎么样得到巩固的，为什么能在紧急关头支持文化大革命？‘文革’对于国际的影响是什么？上海人民公社与上海市革委会有什么区别，怎么区别，为什么要改名字？上海的解放军发挥了什么作用？怎么样击败极‘左’思潮？上海原有的工会组织现在怎么样了，走资派是不同于国民党的资产阶级，他们是新生的资产阶级，他们原来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怎么样堕落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文化大革命中，妇联的作用怎么样？怎么样把反帝与反修结合起来……”

在陪同美国进步学生代表团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谁都没说过“暴力革命”、“武装斗争”这些中国革命中很强调的字眼，而当时我们国家又很强调这些内容，甚至于把是否承认“暴力革命”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作为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受当时理论影响的我，不由地问中联部的一位老同志：“他们（美国朋友）为什么不提搞武装斗争？”那位老同志说，周恩来总理内部说过，高度现代化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法和经济不发达国家可能不一样。在党与党的关系上，也不要强加于人，各国革命者都可以根据本国的国情，选择自己的道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观点。

代表团每个成员都个性鲜明，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

在陪同美国进步大学生代表团的过程中，我们通过中联部和上海外事组的翻译同志，跟他们交上了朋友，他们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团长歇莱尔·希尔，是个高大的黑人姑娘，名为团长，但没有团长的威风。虽然她在参观时经常说：“我代表美国进步学生代表团……”可是每个代表团成员在发言中也总要说：“我代表美国进步学生代表团……”给人的感觉这个团里个个是团长。她在沪参观时，显得比较冷静，可以用“勤看、勤记、勤问”来归纳她的行为。她也有稍稍激动的时候，在造船厂参观时，厂里的造反派代表介绍了他们在“文革”中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的过程后，她激动地站起来说：“我们作为革命者，看到了路线的重要性，看到了自力更生的重要性。我们回去后，也要用你们的精神搞革命，打倒美帝国主义。”她还说：“希望我们今天参观过的轮船，能够开到美国的西海岸。”她的话音一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在听完上海市革委会介绍了上海“文革”的情况后，她又一次激动发言：“我们不但听到了上海文化大革命斗争经验，也听到其它方面革命的经验。回国后，我们要通过你们的对外友协，与你们通讯联系，使你们也了解美国人民斗争的情况。我们希望我们回国后，（所作所为）能反映出我们是在中国，在上海学习过的。”

副团长杰里·董，当年24岁，是1959年从上海到美国的。他长得很秀气，五官端正，纯书生一个，通过与他交谈，发现他读了不少毛主席的书。中联部的同志告诉我，董其昌曾因参加反战活动，入狱8个月。他在这个松散的代表团里，说话比那个黑人女团长灵得多，权威性大得多。大概是他不仅有组织能力，又会说流利的两国语言。董很热情，不仅跟我交上了朋友，还帮我当“翻译”，我们当时聊了很多，我那时对外面世界完全是个“井中之蛙”，不停地向他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讲什么“解放全人类”之类。而他跟我讲的多是反战学生运动，声势十分浩大。元月一日下午我们到上海农村的“样板”徐行公社参观，一下汽车，看到的是绿色的田野，精巧的水泥白墙青瓦农舍，小船在田中的小河里摇过，他站在一座石板桥上，长长地赞叹了一句：“什么是天堂，这里就是天堂。没有公害，在宁静的原野里，安居乐业，是多么幸福。”他完全被田野风光陶醉了。

19岁的希拉芙·甘曼，是位参加学运多年的“老革命”了。她是著名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学生，学动物学专业，是加州“红色支队”成员。在迎新年那个晚上，他们集体表演“反战”游行时，她是最会闹的一个。她也是最早主动向我了解情况的美国朋友之一。12月31日上午，我们陪美国朋友参观上海机床厂，车上就通过翻译聊开了。在徐行公社参观时，她通过董其昌跟我讲了她家里的情况，说她父亲是职业革命者，在麦卡锡时代沉默了一阵，后来又到铁路上参加了工人运动，很有威望。过了几年，被资产阶级收买了，当了福利救济事业的官员，很有钱，不久，就跟她妈妈离了婚。她母亲身体不好，只好靠社会救济过日子。甘曼一直跟着母亲过，边工作边读书，由于参加学生运动，她多次被老板开除。她是来中国之前才找到工作，赚了钱交上了学费，加州大学的学费比较高。在整个代表团中，她可能是最穷的一个。

21岁的学历史的大学生艾琳·克莱尔是俄罗斯人的后裔，长得很漂亮，走起路来很有劲。有天中午，她和几位身体健壮的美国男学生一起在锦江饭店的篮球场打起篮球来，她在男子汉中间穿来穿去，灵巧极了。她的思绪非常快，爱发表意见。她对美国国内形势的看法是：“反战运动很活跃，但没有马列主义政党的领导，就像中国的五四时期一样，很混乱，甚至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领导权。他们指责学生说，尼克松不正在越南撤军吗？在越南不就只剩下了十几万人了，你们还要尼克松干什么？”她对中国的情况也问得很细。在徐行公社参观时，她在公社社员（农民）家里问：“自留地和公社的土地，哪个产量高？”她几次问我在学校学习历史的情况，我说在学校还学习了美国历史，她问我学了革命史没有，我说学了美国独立战争后的谢斯农民起义，她大声反驳说那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农场主的起义。

27岁的鲁道夫·昆努奈斯，留着浓黑的八字胡，是个墨西哥人，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的学生。他是个热情奔放的人，很愿意跟我交谈。他问我去过延安没有？我说没有去过，他自豪地说：“我们去了。”通过接触，感到他的民族情绪比较强烈，他几次说：“我们墨西哥历史文化比美国强，但民族文化一直受到压抑，我们在美国专讲西班牙语，抗议美国的种族歧视。”他跟白人大学生约瑟夫·德雷斯纳很合不来，总是争论，有次在参观中，不知为什么两人又辩论起来，他通过翻译对我说：“有的白人，尽管他们也很穷，但总是有那么种优越感，还想压迫别人。帮助他们改变观点是要花很多时间的。”鲁道夫自命为“穷人”，那么他“穷”到什么程度？他一介绍情况，把一直认为美国有色人种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我，吓了一大跳，他家不仅有房子汽车，还养了几条大狗。他说：“我们这次来北京前，把狗专门送到了保管狗的地方，就像你们中国的托儿所一样的地方，养了起来。”鲁道夫最崇拜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位是格瓦拉。

回想起来，美国进步大学生代表团中，真正观点“左”得吓人的只有一个。这个人就是20岁的约瑟夫·德雷斯纳，也就是总爱跟鲁道夫争论的白人大学生。当时中国的对外政策已没有“文革”初期那么“左”了，在北京时，中联部部长耿飚向他们介绍了我国的外交政策后，约瑟夫听了很不满意，他说：“没想到中国的政策竟是这样（不革命）。”不过，这位又高又胖，戴着一副阔边大眼镜的他，对中国还是很友好的。中国代表团去联合国的时候，他是自发到机场欢迎的群众之一，还拍摄了电影纪录片。他把胶片都带来了，想送给我国，但我国偏偏没有放那种胶片的电影机，把胶片还给了他，弄得他满脸不高兴。他在上海期间很少说话，只是拿着摄影机不停地拍摄。可遇到他感兴趣的事，他则问个不停，例如听了上海“文革”情况介绍后，他连续问了好几个问题：“解放军起了什么作用？”“怎么样击败极‘左’思潮？”在参观党的“一大”旧址后的座谈会上，他激动地站起来说：“我们美国也正在准备建党，要在几年内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尽管我们不会机械地照搬中国的经验，但基本方法、原则，我们必须做到。”

1972年元月3日上午，我们到上海虹桥机场为美国进步学生代表团送行，他们下一站是广州，那时中美还没有直达航线，他们要经过香港回美国。我们把他们送到一架苏制安-24飞机旁，这架飞机可以说是他们的包机，没有别的乘客。他们在登机前和我们热烈握手，大家都恋恋不舍，特别是那位墨西哥人鲁道夫，临上飞机前把我紧紧拥抱，用他那长着粗粗胡子的嘴，在我面颊上深深地吻了一下。我们一直看着飞机起飞，飞向天际……

知青蒋爱珍遭污蔑怒杀三人死者被追认烈士

新疆石河子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心如同志来信，说明关于蒋爱珍杀人案件的情况和他的意见。我们派记者做了调查。蒋爱珍采取杀人手段，应受法律制裁。但仅制裁蒋爱珍够吗？对酿成这一惨案的有关人员不应该追究责任吗？我们应从这件事汲取什么教训？这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

在石河子地区公安局看守所里，关着一个重犯，她打死了三个人。可是奇怪，群众却大多同情她。不少人说她没有民愤。有的说：“这个娃娃可惜了！”连看守所的人也反映：这个犯人很老实，不象一贯作恶的。

审判员提审了这个犯人，我们在场。这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女青年。看上去庄重、矜持。问她为什么要杀人，她情绪激动，说话哽咽，不时掉泪。审问进行了一半，她再也说不下去了，呼嗤呼嗤地喘着粗气。审判员看她憋得难受，就让她出去休息一下。过一会儿，我们去找她，只听她一个人在厕所里嚎啕大哭。

她为什么这样痛苦呢？她为什么要杀人呢？

缘起

她名叫蒋爱珍，是浙江绍兴人，一九七二年初中毕业后，随哥哥到新疆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先在农场劳动，后被推荐到一四四团医院当护士。她一贯工作积极，思想进步。一九七三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七六年入党。同年被选为党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

蒋爱珍的哥哥同一四四团医院党支部副书记张国政，过去是一个部队的老战友。蒋到医院后，她哥哥嘱托张国政，要象亲兄妹一样关心蒋爱珍。张国政热心帮助蒋爱珍进步。加上工作上的原因，两人关系因此比较密切。

一四四团派性严重，李佩华、谢世平（都是党员）和医院个别领导人，同张国政早有矛盾，想抓把柄把他整下去。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蒋爱珍被批准回浙江探亲。十七日晚，张国政和另一个人曾一道到蒋爱珍卧室（外科值班室），嘱咐她路上应注意的事情，然后即告别回家。李佩华，谢世平妄断这天夜里张国政要和蒋爱珍发生关系，就在副院长粟某的支持下，行动起来。半夜两点多钟，谢世平叫了钟秋等六七个人，把外科值班室的门窗、周围过道以及张国政家（紧挨医院）的大门，处处把住。然后哄使一个护士，诡称要纱布抢救病人，叫开了蒋爱珍的门。谢世平闯进蒋的卧室，四处搜查，不见张国政。蒋爱珍陪护士在另一处取了纱布，回来时发现谢世平。打过招呼后，三人一同走出值班室。在门外，蒋爱珍发现在黑暗处李佩华躲藏不迭，立即引起怀疑。因卧室里放着九百元钱，她害怕这些人偷钱，决定向支部反映。支部书记家离医院远，她就去找张国政。张从家里来到值班室，正查问情况，李、谢突然闯入。张国政问：“你们干什么？”李佩华回答：“我们来抓鬼？”张国政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就差人去把支部书记和支委都叫来，说明刚才发生的情况。支部问了有关人员，又查看了蒋爱珍的卧室，未发现异常痕迹。问李佩华、谢世平时，他们支支吾吾，只说“我们失败了！”

十八日清晨，谢世平去团党委，捏造事实，诬说张国政昨晚在蒋爱珍房里干了不可告人的事。早晨一上班，钟秋就到各房间游串，散布昨夜张国政在蒋爱珍房里鬼混。与此同时，医院外面的商店、学校等处纷纷传出：昨夜抓住了，……。两三天后，李佩华、谢世平等几个人又传出：十七日夜半有人看见张国政从蒋爱珍的卧室出来；有人看见他闪进自家的门，等等。谎话陆续补充，越来越圆全，以后成为领导上逼蒋爱珍承认“三.一七”事件的主要“证据”。

会计傅冬勤对李、谢等的做法不理解，找李佩华谈。李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干成啥样就啥样。弄不倒也要弄个臭！

发展

三月十八日，蒋爱珍没有起床，气得直哭，也不回家探亲了，还要求组织上给她澄清事实。绝食三天，最后她哥哥来劝了才复食。她从床上起来以后，勉强工作，跟谁也不说话。

一天下午，谢世平、钟秋两人在走廊里大骂张国政，诬蔑他乱搞男女关系。蒋爱珍穿着白大褂，站在值班室门口呆呆地望着，一语不发。

晚上，蒋爱珍独自在值班室里。突然，哇的一声，跑出去了。大家又哄又拉，总算把她弄回医院。两三个人按着她。她哭喊：“冤枉啊！冤枉啊！——为什么不让我去接妈啊！——冤枉啊！”说完，又哈哈大笑起来。在场的人很多都淌下眼泪。经过医生诊断，确定是精神分裂症，收入病房。

一天夜里，病房里突然不见她了。

初春的戈壁滩上，寒风凛冽，蒋爱珍穿着一身单衣单裤，在旷野里转游了一夜。第二天朦朦亮，她哥哥和医院的几个人开着一辆卡车寻到一个高坡边，发现蒋爱珍直直地站在那里，两眼直瞪瞪，头发上几片枯草叶，脸上几道划破的血痕。哥哥喊她，没有反应，过了一会儿，她才微微地吐出一句：“妈妈……”。

这么一段经历，后来被李佩华等诬蔑为“装疯卖傻”，一次一次地要她在会上“说清楚”。“调查”

三月三十日，一四四团党委派工作组到医院，专门调查“三.一七”事件。组长杨铭三是一四四团的副参谋长，主管医疗卫生工作。在以往的工作中，张国政曾几次同他大吵大闹过。这次他带领工作组到医院，一开始就陷入派性，偏袒李佩华、谢世平一方。因此，三月十七日的事情越查越复杂。

四月六日，团长亲自到医院动员，号召开展全面揭批查，集中揭发张国政的问题。调查“三.一七”事件的工作组改为领导运动的工作组。“三.一七”事件放在运动中一起搞。

运动中，李佩华、谢世平等又提出了许多所谓张国政、蒋爱珍“男女关系”的疑点，扬铭三要蒋爱珍一个一个说清楚。几个月内，关于“三.一七”事件和所谓张国政、蒋爱珍“男女关系”问题的大字报，从医院各处到团部招待所等地方到处张贴。许多漫画污秽不堪。

对“三.一七”事件，医院很多人持否定或怀疑态度。工作组一来，这些人都成了保守派。全院因这个问题受到打击或歧视的共有三、四十人。

党支部根据最初掌握的材料，对“三.一七”事件倾向于否定。工作组把支委们看作“保张派”。运动中全体支委都靠边站。

文教干事苏天艳贴了一张《呼吁医院广大群众为受害知识青年蒋爱珍伸冤》的大标语，运动没有搞完，就被调离医院。医生牛素玲，仅仅听蒋爱珍诉说了一次冤情，安慰了她几句，被杨铭三一次一次追逼，不仅要她写书面检查，还叫她在全院大会上作检查。医院有个青年医生，同蒋爱珍谈过恋爱，一天，杨铭三走到他家，当着他爸爸的面警告说：“我以领导的名义、长辈的身份告诉你：现在蒋爱珍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你不能跟她谈了。”

蒋爱珍的行动受到监视，人们都不敢接近她。后来，她发觉自己的信也被李佩华等人拆看，感到在工作组的压力下，医院里再没有人敢出来为她说真话了。

绝望

工作组初进医院时，蒋爱珍满怀希望。她很早就去找杨铭三，想诉说三月十七日的事。不料，杨铭三冷冷地叫她回去，并说：“三月十七日的事，没有，要给你搞清楚；有的话，就改，改了就好。”

蒋爱珍虽然对杨铭三的话有气，但她坚信：只有依靠组织才能解决好问题。于是，她写了一份详细材料交给工作组，等着杨铭三来找她谈话。一个月、两个月……四个月过去了。直到八月一日，杨铭三才找蒋爱珍。不过不是谈心，而是通知她第二天在群众代表会上“老实交代”三月十七日的事情。

八月五日，在全院群众大会上，工作组宣读了对张国政的审查材料，其中对三月十七日的事情作了肯定性的介绍。蒋爱珍有气，找机会顶了杨铭三一句。杨铭三说：“你也要检查！就是到最后什么也没有，光凭你同张国政的接触，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蒋爱珍对杨铭三和工作组失望了，八月六日晚上，去找团长诉说冤情。团长哼哼哈哈，一个问题也不回答，只是说：“你要相信组织。”蒋爱珍又找了石河子地区派往一四四团的工作团团长。工作团团长也是冷冰冰地把她推了出来。蒋爱珍曾想到乌鲁木齐去告状，但是又想：自治区领导那么忙，不可能直接下来处理问题，最后还是要落到杨铭三他们的手里。她对“相信组织”这一条，终于绝望了。

党支部整党进行了一个月，在要不要再开蒋爱珍的会的问题上，工作组内产生了分歧。有的同志主张不要开了，杨铭三和另一个工作组成员坚持要开。杨铭三还亲自通知本来不参加整党会的钟秋等三四个“有关”的人出席会议。九月二十五日下午，支部书记徐进义同志劝告杨铭三：“蒋爱珍的会不要开了，更不能让钟秋等人参加。这样搞下去越搞越乱，工作组会上当的。”杨铭三不听劝告，照样布置开会。

二十六日下午开会。蒋爱珍根据杨铭三出的题目，对“三.一七”事件、“装疯卖傻”、同张国政等上山打猎等问题说了一遍。李佩华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说：“你装疯卖傻！你为什么不去死？为什么不跳水库？”最后，拿出一份他和谢世平署名的报告宣读，要求团党委对蒋爱珍作妇科检查（过去已向团党委交过一份）。读完，将报告交给了杨铭三。粟副院长在发言中说：“你害怕检查？真金不怕火烧嘛！”会上，好几个人对蒋爱珍说了一些下流的、侮辱性的话。钟秋还指手画脚地嘲笑、挖苦她。

在上一次“说清楚”会上，李佩华等也曾这样侮辱过蒋爱珍。那个下午，蒋爱珍头也没有抬，眼泪滴滴往下掉。这一次，她一反常态，一下午直直地坐着记笔记。听到荒诞、下流之处，还微微地现出蔑视的一笑。好多人为她这种反常的表情吃惊。杨铭三在会上表扬李佩华等发言积极，批评了不发言的人。最后说明三月十七日的事情还没有完。

拚命

二十六日晚上，蒋爱珍在宿舍里写了一夜申诉信。二十七、二十八日晚上，又给工作组，父母兄嫂和好友写了好几封遗书。这三天，她白天上班，晚上一个人在宿舍里，煤油灯通宵不灭。二十八日，民兵排长通知她参加第二天的打靶。晚上，她终于作出决定：“同他们拚了！拚一个算一个，拚两个赚一个……”她从箱底里翻出过去打猎、打靶留下的八颗子弹，又仔细拟定了要拚杀的对象。二十九日晨，她领到一支步枪，悄悄压上子弹。走到内科门口，对准李佩华说：“李医生！你不是要我死吗？叫你造谣！”一扣扳机，李佩华倒下。欲打另一个医生时，门被推上，未打成。她直奔外科走廊，见钟秋正跟人讲话，举枪便说：“叫你造谣！”话落枪响，将钟秋击倒。李佩华的爱人戴淑芝闻声出来问：“咋啦？”蒋爱珍说：“咋拉，叫你造谣！”又把戴淑芝打倒。她走出外科大门，撞见一个参与“抓鬼”的医生走来，举枪就打。这个医生慌忙奔逃，一弹未中。蒋直奔宿舍，欲找别的打击对象，被群众包围在球场上，相持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被逮捕了。

余事

蒋爱珍打死人以后，一四四团立即拘留张国政，说他是蒋爱珍杀人的指使者。关押九十二天后，又把他放了。一四四团领导认为，蒋爱珍杀人发生在运动中，应定为“反革命杀人”。对被杀的三个人，团党委决定追认为“烈士”。一个月以后。团里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团领导亲自主持，命令各单位都派代表参加，并送花圈。这些做法引起很多群众不满。至今，原一四四团团长仍然坚持：“三.一七”事件虽然可以否定，但蒋爱珍是“反革命杀人”，被杀者是“烈士”。

蒋爱珍原被判死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下去复查，提出判蒋爱珍无期徒刑，同时建议党委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自治区党委根据高级人民法院的报告，指示石河子地区党委慎重处理，同时做好下面的工作，统一认识。最近，石河子地区党委复议了这个案子，建议重定蒋爱珍为“死缓”，同意追究工作组长杨铭三的责任。但是，在办案人员一再提出要求处分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却把杨铭三调到河南去了。与此同时，谢世平也得到重用。

新疆高级人民法院和石河子地区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经办此案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都认为：

蒋爱珍杀人是在被诬陷、被迫害的情况下干出来的。对蒋爱珍必须依法制裁，但是，人们普遍认为：仅此不能平民愤，必须对酿成这一惨案的有关人员（特别是杨铭三）和其他严重违法乱纪者，追究法律责任。这件事牵涉面广，应由公检法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协同处理，防止片面作决定。这一案件在石河子地区震动很大，议论很多，可以开庭审判，可以让群众公议，借以教育干部和群众。

华尔街的血腥往事：用恐怖袭击声讨权贵

无论宣泄愤怒抑或表达政治诉求，类似的暴力行为从未得到美国社会的普遍认同。

从9月中旬开始，一些纽约人走上街头，发起了名为“占领华尔街”的和平示威活动，意在表达对权贵和富人受制度偏袒的不满，促使执政者推动变革。

作为全美金融心脏，华尔街所在的曼哈顿区见证过各种矛盾冲突。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金钱的游戏场上便时有声讨权贵的事情发生，其中一些还沾染了血色。

身背炸药的来访者

1891年12月4日，在纽约曼哈顿区闹市，一个身背褐色书包，衣着寒酸，自称亨利·诺克罗斯的男子，走进装修豪华的百老汇71号大厦某公司的接待区，说有急事与金融富豪兼铁路大亨拉塞尔·赛奇商谈。一位叫莱德劳的职员把来客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冷冷地告诉他：“赛奇先生正在开会，没时间接待阁下。”

根据《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诺克罗斯不肯罢休，“操着很大的嗓门”坚持要求赛奇出来。他的强硬态度最终起到了效果——被吵闹声搅扰的赛奇露面了。“我想对您进行一次专访。”诺克罗斯的语气很平静。

以为来者只是个没什么名气的“记者”，家财万贯的赛奇当然不肯多耽误时间，一口回绝了对方的请求。岂料，诺克罗斯又递过来一封信，向赛奇索要120万美元，后者恼怒地叱骂诺克罗斯“立刻滚蛋”。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只见诺克罗斯把那个看似普通的书包往地上一掷，一声巨响过后，现场顿时鲜血淋漓——原来，书包里满满当当地装着硝化甘油炸药！诺克罗斯当场身亡，赛奇、莱德劳以及另一名职员都受了伤。

滑稽的是，因爆炸而终生残疾的莱德劳，后来居然控告赛奇在爆炸时拿他当人体盾牌。虽然民事法庭判决赛奇赔偿莱德劳7万美元，但小气的赛奇一毛不拔，索性与莱德劳在法庭上打起了持久战，最终，无权无势的莱德劳没从自己的老板那里得到一分钱。“用行动控诉资本主义”

次年7月，噩运又降临到亨利·弗里克的头上。此人是产业巨子安德鲁·卡内基在钢铁行业的合伙人，雇佣了数百名全副武装的侦探，去位于匹兹堡南部的钢铁厂阻挠罢工活动。试图强力驱散人群的侦探与工人们爆发混战，虽然各方对事件细节的描述不甚相同，公认的说法是，双方总共死亡10人，另有数十人受伤。

此后不到两星期，家住纽约的22岁男子亚历山大·伯克曼动身前往匹兹堡，随身带着手枪和一柄淬毒的钢锉，声称要“用实际行动控诉资本主义”，为工人们讨个说法。伯克曼出生于立陶宛，当时正与有名的俄裔美籍无政府主义者埃玛·高曼同居。

伯克曼的运气比诺克罗斯好不少。他顺利进入了弗里克的办公室，二话不说就冲着目标连开3枪，又用钢锉刺中了后者。直到此时，人们才如梦初醒，把凶手拖出去打了个半死。

弗里克侥幸保住了性命，伯克曼则因谋杀罪锒铛入狱。让人始料不及的是，22年后的1914年，获准保释的他居然重操旧业，再次将目标锁定为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涉嫌参与策划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炸毁前者位于纽约塔里敦的住处的企图。

之所以说袭击洛克菲勒只是“企图”，是因为有关行动根本没造成实质影响。“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先把炸药储藏在列克星敦大街的一处临时隐蔽地，未曾想因保管不善，还没等启运上路，便于当年的美国独立日自行引爆，4名联合会的看守被炸身亡。虽然被怀疑是这起阴谋的策划者之一，但由于证据不足，伯克曼并未再次受到起诉。

肯尼迪之父历惨案

就破坏程度来说，比起1920年9月16日的血腥一幕，上述这些举动都属于“小打小闹”。那天中午，一辆红色四轮马车行驶到华尔街23号门口停下——这儿是J·P·摩根财团总部所在地。车夫逃离现场几秒钟后，雷鸣般的爆炸声便震撼了整个曼哈顿区。根据美国《史密森尼杂志》一篇文章的描述，街边大楼12层以下的遮阳篷全都像火炬般被点燃，冲击波震碎了附近的每一扇窗户，就连半英里以外的一些玻璃制品都难逃厄运。

爆炸的气浪把许多人掀翻在地，其中包括一位名叫约瑟夫·肯尼迪的股票经纪人；说起他的儿子，大家应该再熟悉不过——约翰·肯尼迪，美国第35任总统。

惊魂稍定的银行家与商人们纷纷跑出各自的办公室，他们面前的现场可谓惨不忍睹：一栋大楼的水泥墙上，嵌着一位女性遇难者的头颅，帽子依然戴在头上。离爆炸中心不远处，拉马车的马匹的躯体居然仍能辨认出来，它的4只蹄子却被分别炸到了不同的街区。

彼时，摩根本人正在英国度假，他的儿子朱尼厄斯受了轻伤。按照美国执法部门的说法，在1995年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168人死亡，500多人受伤）之前，此次事件是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有39人当场身亡。以当时的货币计算，爆炸造成的损失高达200万美元，然而始终无人声称对此负责。

当然，无论宣泄愤怒抑或表达政治诉求，类似的暴力行为从未得到美国社会的普遍认同。爆炸的硝烟散去不过数天，数千名公众便聚集在华尔街上，在一名一战退伍军人的引领下，伴随着横笛和鼓声，高唱美国国歌。有人还发表了演说，痛斥恐怖袭击者“没有权利生存在这个文明社会中……这种人应该被杀死，就如同杀死一条蛇”。而在他们身旁不远处，在爆炸发生后暂停交易的华尔街股票交易市场，已经像平日一样正常开放。

刘少奇冲毛泽东嚷：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你我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从而使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如何认识这一危局以及怎样化解？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党内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由于直接面对国民经济第一线，他们对形势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刘少奇最为典型。可以说，刘少奇是党内看到困难形势的严重性并敢于触及造成困难真正原因的领导人之一。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当发现1962年财政预算中存在三十多亿元的赤字时，刘少奇更加尖锐地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同时，刘少奇说过“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之类的话。刘少奇还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住房问题，人民受了这么多苦，要为他们分忧啊！”

刘少奇态度的变化对其他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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