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晓莉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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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时期美国对日文化改革与民主输出(东方历史学术文库)试读：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书目
1994年度《魏忠贤专权研究》，苗棣著《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高王凌著《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朱德新著《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王中田著《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沈志华著《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李世安著
1995年度《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吴霓著《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郭润涛著《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陈争平著《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董志凯主编《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马龙闪著《利玛窦与中国》，林金水著《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年）》，吕昭义著
1996年度《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许檀著《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吴吉远著《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罗检秋著《南通现代化：1895～1938》，常宗虎著《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左玉河著
1997年度《〈尚书〉周初八诰研究》，杜勇著《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侯旭东著《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陈爽著《西域和卓家族研究》，刘正寅、魏良弢著《清代赋税政策研究：1644～1840年》，何平著《边界与民族——清代勘分中俄西北边界大臣的察哈台、满、汉五件文书研究》，何星亮著《中东和谈史（1913～1995年）》，徐向群、宫少朋主编
1998年度《古典书学浅探》，郑晓华著《辽金农业地理》，韩茂莉著《元代书院研究》，徐勇著《明代高利贷资本研究》，刘秋根著《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尚小明著《晚清保守思想原型——倭仁研究》，李细珠著
1999年度《唐代翰林学士》，毛雷著《唐宋茶叶经济》，孙洪升著《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臧运祜著《改良的命运——俄国地方自治改革史》，邵丽英著
2000年度《黄河中下游地区东周墓葬制度研究》，印群著《中国地名学史考论》，华林甫著《宋代海外贸易》，黄纯艳著《元代史学思想研究》，周少川著《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王宏斌著《清代私盐问题研究》，张小也著《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王跃生著《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徐浩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农村之比较》，侯建新著《儒学近代之境——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张昭君著《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犹太民族史上的东方一页》，潘光、王健著《俄国东正教会改革（1861～1917）》，戴桂菊著《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年）》，李春放著
2001年度《〈礼仪·丧服〉考论》，丁鼎著《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韩树峰著《两宋货币史》，汪圣铎著《明代充军研究》，吴艳红著《明代史学的历程》，钱茂伟著《清代台湾的海防》，许毓良著《清代科举家族》，张杰著《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曹世铉著
2002年度《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任士英著《王学与晚明师道复兴运动》，邓志峰著《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马俊亚著《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戴超武著
2003年度《西周封国考疑》，任伟著《〈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司马朝军著《部落联盟与酋邦》，易建平著《1500～1700年英国商业与商人研究》，赵秀荣著
2004年度《后稷传说与祭祀文化》，曹书杰著《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张英聘著《西方历史叙述学》，陈新著
2005年度《汉代城市社会》，张继海著《唐代武官选任制度》，刘琴丽著《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程龙著《明代海外贸易制度》，李庆新著《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赵克生著《明清之际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金成修著
2006年度《出土文献与文子公案》，张丰乾著《大礼议与明廷人事变局及政治伦理转向研究》，胡吉勋著《清代的死刑监候》，孙家红著《〈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张太原著《德国1920年〈企业代表会法〉的发生史研究》，孟钟捷著
2007年度《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研究》，高江涛著《秦代政区地理》，后晓荣著《古代北京城市地图研究》，朱竞梅著《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李恭忠著《古希腊节制思想》，祝宏俊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德国的政策（1918～1929）》，王宠波著
2008年度《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成一农著《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樊铧著《〈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陈晓华著《魏晋南北朝考课制度研究》，王东洋著《初进大城市》，李国芳著
2009年度《知识分子的救亡努力——〈今日评论〉与抗战时期中国政策的抉择》，谢慧著
2010年度《冷战与“民族国家建构”——韩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美国因素（1945～1987）》，梁志著《清末考察政治大臣出洋研究》，陈丹著
2011年度《周道：封建时代的官道》，雷晋豪著《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1921～1928）》，王建伟著
2012年度《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唐小兵著《卜子夏考论》，高培华著
2013年度《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湛晓白著《占领时期美国对日文化改革与民主输出》，张晓莉著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改版弁言
从1998年起，文库改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设立文库的初衷，“出版前言”都讲了，这是历史记录，改版后仍保留，这也表明改版并不改变初衷，而且要不断改进，做得更好。
1994年，面对学术著作出书难，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毅然支持，文库得以顺利面世，迄1997年，已出版专著25部。1998年，当资助文库的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面临调息困难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又慨然接过接力棒，并于当年又出了改版后专著6部。5年草创，文库在史学园地立了起来，应征书稿逐年增多，质量总体在提高，读者面日益扩大，听到了肯定的声音，这些得来不易，是要诚挚感谢大家的；而需要格外关注的是，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缺点、不足和遗憾，必须认真不断加以改进。
如何改进？把这几年想的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全力以赴出精品。
文库创立伊始就定下资助出版的专著，无例外要作者提供完成的书稿，由专家推荐，采取匿名审稿，经编委初审、评委终审并无记名投票通过，从制度上保证选优原则；评委们对专家推荐的书稿，是既充分尊重又认真评选，主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前后两家出版社也都希望出的是一套好书。这些证明，从主观上大家都要求出精品。从客观来说，有限的资助只能用在刀刃上；而读者对文库的要求更是不断在提高，这些也要求非出精品不可。总之，只有出精品才能永葆文库的活力。
出精品，作者提供好书稿是基础。如“出版前言”所指出的，开辟研究的新领域、采用科学的研究新方法、提出新的学术见解，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达到或基本达到这些条件的，都是好书。当然，取法乎上，希望“上不封顶”；自然，也要合格有“底”，初步设想相当于经过进一步研究、修改的优秀博士论文的水平，是合格的“底”。有了好书稿、合格的书稿，还需推荐专家和评委的慧眼，推荐和评审都要出以推进学术的公心，以公平竞争为准则。最后，还要精心做好编辑、校对、设计、印装等每一道工序，不然也会功亏一篑。
5周岁，在文库成长路上，还只是起步阶段，前面的路还长，需要的是有足够耐力的远行者。《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1998年9月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出版前言
在当前改革大潮中，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思想观念随之逐步改变，全国热气腾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举国公认，世界瞩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而尚待完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在社会各个角落弥漫着“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止；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的浊流。出版界也难遗世而独立、不受影响，突出表现为迎合市民心理的读物汗牛充栋，而高品位的学术著作，由于印数少、赔本多，则寥若晨星。尚无一定知名度的中青年学者，往往求出书而无门，感受尤深。这种情况虽然不会永远如此，已使莘莘学子扼腕叹息。
历史科学的责任，是研究过去，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指导现实。我国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数千年者，与此关系匪浅。中国是东方大国，探索东方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能更加直接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借鉴。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历史学科十分关心，但限于财力尚未充裕，资助项目难以面面俱到。我们是一群有志于东方史研究的中青年学人，有鉴于此，几年前自筹资金设立了一个民间研究机构，现为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创业伊始，主要是切磋研究。但感到自己研究能力毕竟有限，于是决定利用自筹资金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有关东方历史的优秀研究成果出版。凡入选的著作，均以《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作为丛书的总名。
我们这一举措，得到了老一辈史学家的鼓励、中青年同行的关注。胡绳同志为基金题词，在京的多位著名史学专家慨然应邀组成学术评审委员会，复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允承出版，全国不少中青年学者纷纷应征，投赐稿件。来稿不乏佳作——或是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或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同类著作；或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百花齐放，绚丽多彩。这些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也增强了我们办好此事的信心。
资助出版每年评选一次。凡提出申请的著作，首先需专家书面推荐，再经编辑委员会初审筛选，最后由学术评审委员会评审论证，投票通过。但由于基金为数有限，目前每年仅能资助若干种著作的出版，致使有些佳著不能入选，这是一大遗憾，也是我们歉疚的。
大厦之成，非一木能擎。史学的繁荣，出版的困难，远非我们这点绵薄之力能解决其万一。我们此举，意在抛砖引玉，期望海内外企业界，或给予我们财务支持，使我们得以扩大资助的数量；或另创学术著作基金，为共同繁荣历史学而努力。《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1994年9月
ABSTRACT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Japan was essentially occupied and controlled by the United States.In order to insure that Japan would never again threaten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the world and that a peaceful and responsible government would be established in Japan in due course，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uthorities not only destroyed Japan’s war capabilities and eradicated militarists and ultranationalists’ influences，but embarked on a fullscale reform of Japan’s political system，economy，society，and culture. During the occupation period，the General Headquarters of 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GHQ/SCAP） formulated and implemented the American policies toward Japan，and those in the area of culture were prepared and carried out by GHQ’s 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Section （CIE）. Primarily drawing on the GHQ/SCAP Records，this book examines the formulation，implementation，and influence of the U.S. cultural policies toward Japan during the occupation period.
In contrast to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which tend to emphasize building institutions，cultural reforms directly affect people’s life styles，behavioral norms，thoughts and values and，therefore，play an unparalleled role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c nationbuilding. Since the Japanese had long viewed themselves as imperial subjects，it was imperative to reform the old Japanese culture and replace it with the soil of civic culture if the new democratic institutions，introduced as a result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were to take roots in Japan. During the occupation period，the 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Section not only implemented democratic reforms in the areas of press，radio，motion pictures，education and religion according to the U.S. historical experience. It also sought to introduce a liberal and democratic culture into Japan’s society to reorientate and reeducate Japanese people. This book explores CIE’s cultural reforms as a whole. It does not examine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specif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in postwar Japan under the guidance of CIE. Instead，it focuses on the ways in which CIE employed those cultural means in order to exert influence on the mentalities，sentiments，and opinions of the Japanese.
Drawing on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political culture and civic culture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sciences，the author examines CIE’s activities from the angle of the transition of Japan’s political culture after World War II. This book views CIE’s activities as a process of exporting America’s democratic political culture，i.e. civic culture；it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E’s activities and the nurturing of civic culture in postwar Japan. Such an analysis helps to elucidate the role of the U.S. cultural policies toward Japan during the occupation period in the process of postwar Japan’s democratization.
This book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CIE’s activities helped nurture the Japanese people’s independent and sound personalities，fostered their concept of human rights，and raised the level of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abilitie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rough the cultural reforms during the occupation period，the Japanese people underwent a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psychologically，from imperial subjects to citizens. In other words，by way of the American exportation and the Japanese nurture，the democratic culture took roots in Japan and became Japan’s own civic culture in the modern sense，buttressing Japanes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from within.
Key Words：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the 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Section，Cultural Reform，Civic Culture，Democratization
绪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实际上处于美国的单独占领与管制之下。为了确保日本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促使日本最终建立一个和平与负责的政府，美国占领当局在摧毁日本战争能力、清除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影响的同时，还对日本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民主化改革。从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抵达日本到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正式生效，美国对日占领不仅是日本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段时期。对日本来说，这段时期是战后日本政治、经济、文化重建的起点，是战后日本民主国家建设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段时期，决定了战后日本的发展方向，占领期的特殊经历至今还影响着日本对美国的态度。对美国来说，这段时期是美国全面卷入远东政治的开始，通过占领美国成功地将日本从战时敌人变为冷战盟友，日本至今还被看作美国在占领地区推行民主化改革的范例。占领结束后两国结成的盟友关系几经调整，一直影响着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因此，要更好地理解当今美日同盟及其国际影响，必须加深对占领史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有关美国占领日本时期日本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关于文化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美国对日占领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5年8月到1948年末，是美国对日本实行非军事化与民主化改革的阶段；第二阶段从1948年末到1950年6月，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发生转换，政策重心由“改革”转为“复兴”；第三阶段从1950年6月朝鲜[1]战争爆发到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正式生效。但就美国占领政策转变对日本文化领域的影响来说，笔者倾向于将后两个阶段合并为一个阶段，以1948年末为界，把整个占领期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分别考察美国对日文化政策的制定、实施及其影响。
占领时期美国对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主要是通过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简称GHQ/SCAP）来完成的，在其所有参谋部门当中，民间信息教育局（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Section，简称CIE）是文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部门，但目前还没有针对这一部门的整体研究。本书主要依据盟军总部（包括民间信息教育局）的档案文件和相关日文资料，围绕民间信息教育局在日本文化领域开展的主要活动，研究占领时期美国对日文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全过程，分析其对占领改革的配合与对日本民众思想观念的影响。一 中美日学术界关于美国对日占领史的研究状况（一）中国
中国学术界有关美国对日占领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通史性著作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刘世龙的《美日关系（1791～2001）》、于群的《美国对日政策研究（1945～1972）》。在《美日关系》一书中，刘世龙将“美国占领日本”列为一章，主要对占领过程中的非军[2]事化问题、战争赔偿问题以及美日媾和问题进行了论述。与此相比，于群对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研究更为细致与全面，不仅就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制定、内容及其实施要点进行了论述，还涉及美国最高当局内部的决策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意见分歧。即便这样，总体看来，正如作者本人在序言中所提到的，《美国对日政策研究》[3]“是史，不是论”，是关于1945～1972年美国对日政策的通史性著作。从已发表的研究论文看，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的研究成果最为丰[4][5]富，其次是媾和问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刘世龙有关“日本派”[6]在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的研究，以及于群根据80年代美国解密档案，就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人的意识形态改造问题的研究，[7]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由此看来，国内学术界有关美国对日占领的研究还很贫乏，也没有关于盟军总部及其下属机构的专门研究，关于占领时期美国对日本的文化政策以及盟军总部对日本的文化改革基本没有涉及。[8]（二）美国
根据美国学者霍华德·舍恩伯格（Howard B. Schonberger）的总结，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美国学术界有关美国对日[9]占领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派别，即保守派、进步派和新左派。保守派兴起于战后初期，并在五六十年代居于主导地位。以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罗伯特·沃德（Robert E. Ward）、赫伯特·帕辛（Herbert Passin）为代表，他们在政府或基金会的资助下，致力于战前、战后日本社会的研究，并于50年代将日本学引进美国高[10]校，确立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范式。因而，他们对占领期的研究与他们对战前、战后日本社会的研究紧密相连，认为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上台及其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是日本发展史上的一次“偏离”。由此，他们认为在盟军总部的指导下，通过清除军事帝国主义者，以及对日本社会制度进行适当改革，就足以将日本拉回到之前的现代化道路上来。保守派的研究强调的是在这次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有指导的政治实验中，美国占领军对日本的恩惠以及日本人的合作。他们认为占领为五六十年代世人所公认的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保守派还为1951年的安保条约辩护，认为条约确保了日本能[11]够加入“自由世界”。
与保守派相对立的进步派同样兴起于战后初期，进步派的学者也大多参与过占领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比森（T. A. Bisson）、米丽亚姆·法利（Miriam Farley）。进步派不同意保守派的观点，认为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根源于明治以来的集权体制，因此，盟军总部执行的是一系列彻底的改革，要从根本上摧毁战前日本的集权统治，促进民主。但是随着1948年年初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右转，进步派的幻[12]想破灭，转而集中批判安保条约。与此同时，受美国国内反共主义浪潮的影响，进步派的学者相继遭到迫害，其影响也逐渐减弱。
20世纪60年代，受越战影响，美国社会变动剧烈，进步派的思想重新受到重视，美国学术界还兴起了以威廉·威廉姆斯（William A. Williams）为代表的“新左派”。在进步派和新左派的共同影响之下，以约翰·道尔（John Dower）为代表的一批日本史学家和美国外交史学家开始重新评估美国对日占领，指出杜鲁门政府保存天皇制度、利用现存日本政府的决定使得占领当局的民主化努力大打折扣。他们将研究的焦点对准了被保守派历史学家所忽视的“逆流”（Reverse Course），认为这是美国受国际冷战环境的影响，单方面将占领的重点从改革转为经济复兴，为了使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美国甚至开始有限地重新武装日本。总之，新左派历史学家承认美国对日占领给日本社会带来了诸多重大变化，但更强调战前日本与战后日本在社会结构、统治阶层、内外政策、思想意识方面的连续性。[13]
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美国对日占领的档案文献还处于未公开状态，以上三派学者的著作实际上绝大部分未能利用占领时期的档案，因此学术性大打折扣。而且这一时期的很多研究者多是当年美国对日占领的参与者，或是近距离观察者，他们往往以个人经验为基础，仅从美国一方出发，论述内容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对占领政策制定[14]过程的说明；二是对占领改革的评估，且以传统派的观点为主，即强调美国占领军的“恩惠”和“仁慈”，“美国插曲”对战后日本[15]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尽管受新左派思潮的影响，70年代出现了一些反思占领局限性的研究成果，但大部分研究仍以总结成就为主。
80年代，随着占领时期档案文献的大批公开，有关美国对日占领的学术研究得以大幅度展开，对占领改革进行客观评价成为可能。总的来说，80年代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从美国国内视角出发进行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是西奥多·科恩（Theodore Cohen）的《重新改造日本——作为新政的美国对日占领》（1987年）。科恩最初是一名历史研究者，占领时期成为盟军总部经济科学局劳动科的一名官员，后来又担任经济科学局局长顾问一职，其特殊经历使得《重新改造日本》这本书兼有回忆录与学术专著双重色彩。《重新改造日本》不是单纯地对占领本身进行描述，而是将美国对日占领与美国国内政治联系起来，考察占领政策制定、实施的整个过程，进而揭示这一过程中改革的“新政拥护者”与共和党人、保守派力量之间的斗争。从美国国内政治的演变这一视角出发，作者对后期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1946年共和党获得两院的大多数议席使得美国对日占领政策趋于保守，同时为了减轻美国纳税人继续向被占领日本提供经济援助的负担，美国也急需对其占领政策进行调整，因此，与国内政治的转变相比冷战成为一个后来因素。在对占领进行评价的问题上，作者虽然承认日本不是占领命令的被动接受者，占领改革的很多想法来自日本人，但同大多数美国学者一样，仍认为美国对日占领是日本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继7世纪中国影响与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的第三次[16]转折”。
另一方面是从国际视角出发进行的研究，研究重点在于占领后期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与冷战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例如迈克尔·沙勒（Michael Schaller）的《美国对日占领与亚洲冷战的起源》（1985年）一书没有就占领时期日本国内的重大转变展开论述，而是将占领置于从1945年到1950年整个美国东亚外交的背景当中进行考[17]察，并以此来说明冷战在亚洲的起源。约翰·理查德·斯科特（John Richard Scott）的《冷战对占领日本的影响》（1985年）一书则主要讨论了冷战国际环境下大国权力争夺对占领的影响，即一方面美国竭力促使日本与“自由国家”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另一方面苏联则在阻止日本成为美国盟友的同时在东亚发展自己的盟友。这样，日本就成为大国权力争夺的对象，从而加强了日本与美国讨价还价的有利地
[18]位。
另外，还有霍华德·舍恩伯格的《战争之后——美国人与日本的重新改造（1945～1952）》（1989年）。该书不是有关占领的一般论述，而是集中讨论了在占领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八位关键性的美国人及其活动，以此来揭示美国如何通过对日占领将日本从一个战败的敌人转变为美国在太平洋最重要的冷战盟友。作者认为，从这些关键性人物及其具体活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主要建立在自身利益基础之上，而不是出于恩惠或是善意的考虑；（2）占领过程中，那些掌握实权的日本政治寡头集团为了实现其自身目标，总是设法阻碍美国占领军所推行的不符合其利益的政策；（3）“逆流”对战后美日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4）“逆流”的发生有其外部环境；（5）美国商人在“逆流”及随后占领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6）美国对日占领不是一个孤立的社[19]会实验，而是处于冷战的总体框架之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史学观念发生了新的转变，出现了很多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比如“美国中心主义”的崩溃、“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的流行以及跨学科理论的应用等，受其影响美国学术界有关对日占领的研究也出现多元化的倾向，涌现出一批新的研究成果。例如雅各布·范·施塔维恩（Jacob Van Staavern）的《一个美国人在日本（1945～1948）：从民众的观点看占领》一书就体现了作者“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新视角。该书从美国一名普通的民间信息教育局官员的经历出发，论述了美国地方军政机构如何在日本地方基层推行占领改革，从而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战败后的日本在地方上[20]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而小代有希子（Yukiko Koshiro）的《跨太平洋的种族主义与美国对日占领》一书则将种族主义问题引入美国对日占领研究，认为种族问题在占领时期从战时仇恨的宣传工具转变为美日关系中可以协商的一部分。之所以发生上述变化，作者认为占领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跨文化互动机会使得以文化定义的种族问题得以缓冲，但是身体特征上的差异仍然存在，因而种族问题并未消失，只[21]是从战场转移到了谈判桌上。在这里，作者将文化人类学及国际关系学的相关原理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学术界对日占领研究所取得的最大成果在于突破了“美国中心主义”的束缚，真正开始关注占领关系中的日本一侧，关注占领过程中日本人的作用和美日之间的互动。例如理查德·芬恩（Richard B. Finn）的《和平的胜者——麦克阿瑟、吉田茂与战后日本》（1992年）一书在以下三方面体现了对日本因素和美日互动的重视：其一，通过对占领时期的麦克阿瑟、吉田茂及两人间关系的描述，说明占领时期美国人与日本人之间如何亲密合作，重构美日间友好关系；其二，受日本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启发，强调吉田茂不是占领命令的被动接受者；其三，在分析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诱因时，[22]结合冷战的国际背景，强调乔治·凯南在其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杉田米行（Yoneyuki Sugita）的《陷阱还是万能药？——美国占领日本的反讽（1945～1952）》（2003年）一书结合冷战的国际背景，通过对美国占领政策的转变、日本经济复兴与国家安全问题、朝鲜战争的影响以及美日媾和等问题的论述，说明被占领的日本如何利用国际环境所制造的美国对外政策的缝隙来对美国施加影响，向美国讨价还价，利用和平的手段实现了自身的经济复兴，并迫使美国在日本国家安全方面承担了相当的责任。从这一视角出发，作者揭示出美国对日占领的力量限度，认为美国对日本的成功占领迫使美国必须在保证日本经济繁荣与国家安全方面担负更多的责任。为了保证日本的经济复兴，美国必须在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建立地区经济联系，进而被迫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证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稳定，最终导致美国深陷于亚洲泥潭。美国对日占领所取得的成就限制了美国在日本的行动自由，美国对日本行使控制权的结果导致其自身力量基础的逐渐削
[23]弱。
在从日本的角度对占领进行研究方面，约翰·道尔的研究最为成功，他的专著《拥抱战败：二战后的日本》实际上就是一部二战后日本的经验史。正如作者在该书导言中所分析的：日本二战后的这段时间或者被描述为“美国插曲”，或者被描述为“美国化”。直到最近，仍很难想象日本是主动“拥抱”占领，或者说战败者对战胜者及其安排有所影响。因此，作者致力于从日本内部出发，将焦点对准战后日本在社会、文化方面以及最难定义的“大众意识”方面的发展，进而说明日本的战败经验及其对战后日本的意义。作者认为现代日本社会的核心问题，比如战后民主的本质问题、日本民众对和平与重新武装的看法以及日本民众记忆（或忘却）战争的方式都起源于日本战后的这种战败经验，起源于占领时期胜者与败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
[24]响。
除以上介绍的有关对日占领的宏观性和通览性研究成果外，美国学术界对占领时期的具体问题，如宪法制定、公职追放、农地改革、劳动政策、妇女问题、冲绳问题等，都有相当多的成果发表，这里不再一一介绍。综合来看，美国学术界有关对日占领的研究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基于对战前日本社会性质的不同认识，对占领改革的程度和性质分歧较大；其二，在对占领改革进行评价的问题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完全肯定的观点为主，后来随着档案文献的公开，在普遍承认占领改革对战后日本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前提下，开始关注占领改革的诸多局限性；其三，占领后期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及其与冷战的关系成为八九十年代的研究热点。（三）日本
日本学术界有关美国对日占领的研究同对战后日本社会状况的研[25]究紧密相连，先后出现过四次研究高潮。第一次高潮从1951年美日缔结媾和条约起到1953年止，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占领参与者对占领内幕的揭露，与占领结束相伴随的解放感所导致的对占领的批判以及反美主义的泛滥。从学术立场看，日本政治学会编的《战后日本的政治过程》等对占领持中立立场的学术著作也有出版。另外，外务省资料调查部主持编写的《美国对日占领及其管理重要文件集》六卷本也在这一时期刊行。
第二次高潮为1965年前后，这一时期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日渐富裕，学者们开始对占领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以渡边武的《占领下的日本财政备忘录》为代表，这一时期研究热点在于美国占领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以日本评论社的《资料——战后二十年史》为代表的各种战后二十年史也陆续发行。
第三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其兴起得益于美日双方档案文件的解密以及高质量的占领文献目录的刊行。特别是1972年《美国对日占领日文文献目录》和1974年《美国对日占领西文文献目录》的编纂发行，为后来学者研究美国对日占领提供了便利。在这一时期，美日双方有关占领时期的研究得以大幅度地展开，国际共同研究也日渐兴盛。尽管如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术界有关美国对日占领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以袖井林二郎的《麦克阿瑟的两千日》为代表，这一时期的著作虽然开始利用美国的原始档案，但还很粗略，研究也不深入。另外，通史性著作的编写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例如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主编的八卷本的《战后改革》、大藏省财政史室主编的20卷本的《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等。
80年代是日本学术界有关美国对日占领研究的高产期，研究质量也有所提高，同时还出现了一批研究占领史的专家。其中最为杰出的当属东京经济大学的竹前荣治教授，其对占领史研究领域的贡献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撰写了有关占领时期美国对日劳动政策、劳动改革[26]及其影响的研究专著；二是出版了有关盟军总部成立、组织、人[27][28]事和活动的通览性著作；三是编纂了占领史研究史料。
这一时期除了竹前荣治教授，还有其他几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值得介绍。森田英之教授的《对日占领政策的形成——美国国务院（1940～1944）》一书就占领开始之前美国对日政策制定过程进行了详细论述。该书有两个主要观点：一是美国国务院掌握了对日占领政策制定的主导权；二是国家安全保障观影响了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制定，即美国占领军对战后日本的非武装化及各项民主化改革都是为了[29]确保日本不再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另外，作者还就国务院内部的“知日派”进行了分析，认为他们一是受威尔逊国际政治哲学的影响，二是有在日本的亲身体验，因而对战后日本社会状况的认识更加准确，从而对占领政策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作者虽然也提及了国务院内部受凯南国际政治哲学影响、仅从战略角度考虑的“强硬派”的作用，但没有论及“强硬派”与“知日派”之间如何调整分歧并最终达成一致，忽视了政治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和历史的多面性。
以研究日本政治外交见长的五百旗头真教授则很好地注意到这一点，其两卷本的《美国对日占领政策——战后日本的设计图》将政治学理论与历史研究相结合，极为形象地描述了占领政策形成过程中的起伏与波澜，将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形成的全貌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作为政策决定过程论的一个个案研究，作者通过对美国政府上级部门与下级部门、战时外交与战后计划、全球战后计划与对日占领政策、军事上的打倒日本战略与政治上的处理日本方针之间的关联进行讨论，注意到对美国政府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的美国民众的传统观念与舆论。作者还提出了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两面性，即试图树立新的国际关系观念的理想主义色彩与以胜者的姿态对战败国进行彻底改造的现实主义行动并存。在“知日派”问题上，五百旗头真教授的分析更进一步，认为“知日派”之所以将对日占领看作日美关系从敌对向友好转换的契机，在于“知日派”观察到日本国民根深蒂固的学习意识，以及近代日本政治发展的实际成果，因而不同于“强硬派”的斗争与破坏理论，“知日派”提出应该从重新构筑日美关系的角度出发制定对日占领政策。至于“强硬派”与“知日派”之间的关系，五百旗头真教授将其比喻为同一交响乐的两个旋律——强硬派的旋律与知日派的旋律，两个旋律的展开与统合也就成为《美国对日占领政[30]策》一书的主要骨架。
坂本义和与罗伯特·沃德主编的《美国对日占领研究》（1987年），将占领时期日本国内政治变化作为分析焦点，收录了日美双方学者有关占领时期日本的宪法变革、权力构造的重新改编以及社会变化等方面的论文，具有日美共同研究的特色。这一共同研究项目，正如坂本义和教授在序言中所归纳的，体现了“占领一侧”与“被占领一侧”之间在研究上存在的细微差别，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美国学者认为占领时期美国占领军像外科医生一样，将日本人及日本社会看作需要做手术的客体，而日本学者则大多强调这一变革的自发性。其次，在战后日本社会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问题上，美国学者将“美国对日占领”等同于“占领政策”，认为美国占领军是战后改革的主体，因而强调美国占领军的改革政策造成战后日本社会的“非连续性”；与此相对应，日本学者则从占领时期日本政治变动过程的整体出发，认为战后改革的主体是日本国民，战后改革是日本国民的自发[31]行动与选择，因而强调战后日本社会的“连续性”。
另外，涉及占领时期宪法、天皇制、冲绳等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第四次高潮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段时间。这一时期由于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宪政资料室就能阅读到GHQ/SCAP的基本文件，日本学术界对占领时期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研究更为细致，专门化倾向日益明显，例如远藤公嗣对劳资关系的研究，小川利夫、新海[32]英行对社会教育的研究，山本礼子对教职追放的研究等。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的研究上，如荒敬的《日本占领史研究序说》（1994年）、五百旗头真的《占领期——首相们的新日本》（1997年），以及中村政则等主编的六卷本[33]的《战后日本：占领与战后改革》（1995年）丛书等。这些著作的共同特征是强调日本方面在占领时期的作用，主体意识鲜明。
荒敬的《日本占领史研究序说》以“非军事化与民主化”为中心考察了盟国、占领当局与日本政府、民众之间的关系，得出四个主要结论：（1）战后改革是在军事权力的强制下进行的；（2）占领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转化实际上是美国政府、最高司令部、盟国与日本政府各个集团之间合力作用的结果；（3）“间接统治”方式导致占领当局既要利用日本现行政府机构又要对其进行改革，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占领当局的重大课题；（4）直接军政在对日占领过[34]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因此，与以往研究相比，荒敬的研究主要在日本政府与国民的反应方面，特别是有关日本终战联络事务局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与此相同，中村政则等主编的六卷本《战后日本》丛书也是以日本人为主体，从日本对占领政策的反应这一角度出发，结合战后日本政党政治、官僚政治的改革讲述战后日本人在政治思想与社会意识方面的变化。而五百旗头真的《占领期》一书则主要通过描述战后日本五位首相，特别是吉田茂以外在任时间较短的四位首相在占领期的奋斗史，展现战后“旧日本”的“死亡”与“新日本”的“诞生”，其主体意识溢于言表。
通过以上对日本学术界占领史研究状况的简单梳理，可以从中概括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首先，在史料的编纂（包括各种目录的整理）方面日本学术界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和物力，从而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方便；其次，占领史研究与战后史研究密不可分，相当部分学者研究占领时期的着眼点在于更好地理解战后日本史，而战后日本史研究的深入也有利于占领史研究的拓展；再次，研究意识从初期的以美国一侧为主体渐渐转变为后来的以日本一侧为主体，这种主体意识的增强实际上是研究进一步深化的结果；最后，研究内容以战后日本政治与经济的非军事化与民主化为主，特别是改革过程中各种旧制度的废除、新制度的导入及其对战后日本社会的影响。（四）美日学术界有关占领时期文化方面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美日学术界有关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制定、占领时期日本政治经济的非军事化与民主化、占领改革与战后日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占领后期美国对日政策转变与冷战的关系等方面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相比之下，美日学术界有关占领时期文化方面的研究则较为薄弱，已有的研究主要涉及占领时期日本教育、宗教、大众传媒三个方面。
20世纪80年代，有三部关于占领时期教育问题的专著出版，它们分别是西锐夫（Toshio Nishi）的英文著作《无条件的民主：占领时期日本的教育与政治（1945～1952）》（1982年）、铃木英一的《美国对日占领与教育改革》（1983年）和久保义三的《对日占领政策与战后教育改革》（1984年）。西锐夫是在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日本人，对美国占领军所推行的教育改革深有体会。《无条件的民主》一书主要论述了从1945年到1952年美国占领军如何有意运用教育这一工具对日本文化进行改造，试图将日本从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改造为一个民主的国家。同时结合其亲身体验，作者对占领军这一目标的实现程度进行了评估，认为一方面美国占领军的教育改革没能改变日本的传统价值观，比如对权威和等级的尊重、个人对集体的忠诚等仍是日本社会的基本准则；另一方面美国占领军的教育改革使得大众教育或平民教育在日本成为现实，从而扩大了日本民众的视野，使其不再盲目服从权威，而是要求统治者对政策进行解释，要求参与政策制
[35]定。 西锐夫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教育改革对日本民众政治意识的影响，相比较而言，铃木英一和久保义三更关注占领时期日本教育本身的变化。在《美国对日占领与教育改革》一书中，铃木英一考察了《教育基本法》的制定过程和《帝国教育敕语》的废弃过程，认为战后日本的教育理念从以《帝国教育敕语》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教育理念转变为以《教育基本法》为代表的和平主义、[36]民主主义的教育理念。针对铃木英一的这一观点，久保义三在他随后出版的《对日占领政策与战后教育改革》一书中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单纯地从“教育敕语体制”到“教育基本法体制”转换这一分析模式不足以让人完全理解美国的占领教育政策。他结合当时国际环境的变动，对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以及教育改革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认为美国的占领教育政策具有两面性，即公开性的教育政策（日本教育的彻底民主化）和战略性的教育政策（教育改革[37]服务于总体战略目标）并存。但对这种两面性存在的原因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书中并没有论及。
美日学术界有关占领时期日本宗教的研究很少，比较权威的只有美国学者威廉·伍达德（William P. Woodard）在1972年出版的《盟国对日占领（1945～1952）与日本宗教》。该书主要论述了盟军总部民间信息教育局宗教与文化财产处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同时多少涉及地方军政机构以及日本文部省在宗教领域的政策与活动。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占领军在宗教领域的成就是成功地使宗教自由、政教分离等原则扎根于日本社会，但在影响日本宗教领袖的宗教观念方面则是失败的，因而占领结束后这些宗教领袖一直图谋改变日本宗教现状。[38]占领时期，伍达德在盟军总部民间信息教育局宗教与文化财产处特别项目调查科任科长，负责宗教事务的调查与分析，占领结束后作为国际宗教研究学会会长继续留在日本，采访过许多参与占领时期日本宗教事务的美国人和日本人，因而他这本研究著作一直是研究占领时期日本宗教的重要参考书。除此之外，日本学者井门富二夫主编的《占领与日本宗教》收集了部分日本学者有关占领时期日本宗教的研究论文，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最早对占领时期日本媒体进行研究的是约翰·威尔逊·加迪斯（John Wilson Gaddis）。1947年以前，加迪斯在盟军总部民间信息教育局政策与项目科任科长，卸任后于1950年出版了《美国占领下日本的公共信息：有关公共表达机构民主化努力的研究》。该书主要介绍了盟军总部的信息自由政策，盟军总部利用日本公共信息媒体开展[39]的各种信息项目，以及日本民众对新生活方式的反应。由于作者亲身参与过占领，该书实际上成为后来学者研究占领时期日本媒体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1952年，美国学者威廉·库格林（William J. [40]Coughlin）出版了《被占领的新闻界：日本新闻业的麦克阿瑟时代》。书中，库格林介绍了占领时期盟军总部对日本新闻行业的审查与控制、新闻自由原则的确立，以及对新闻机构内部军国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清洗等重大事件，还提到了当时在日本的外国通讯社和通[41]讯记者。囿于材料限制，该书只是对占领时期日本新闻媒体作了简单介绍。
20世纪80年代，盟军总部档案文件的大量解密有力地推动了美日学术界有关占领时期日本文化与艺术的研究。在麦克阿瑟基金会的[42]资助下，美日学者于1984年10月18～19日齐聚美国奥多明尼昂大学（Old Dominion University）召开专题研讨会。会议提交的论文讨[43]论了占领对日本新闻、广播、电影、文学和艺术的影响，丰富了学术界有关占领时期文化方面的研究。
90年代，日本学者有关占领时期日本新闻媒体的研究进一步深化，1996年先后有两部专著出版。山本武利教授的《占领期媒体分析》一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详细描述了占领时期日本新闻、出版、广播等行业的内部动态；第二部分着重介绍了盟军总部对日本新[44]闻出版的审查与没收，以及占领后期对左翼媒体的压制。与山本武利教授过于关注日本媒体本身不同，有山辉雄教授更注重占领政策对日本媒体的影响。在《占领期媒体史研究：自由与统制·1945年》一书中，有山辉雄教授讨论了占领初期盟军总部对日本媒体的审查与指导及其对日本各大报纸的影响，指出盟军总部的媒体政策存在两面性：“一方面为了实现战后民主主义的目标，试图在日本确立表达自由的原则；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占领秩序，保证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占领[45]政策的顺利实施，又要对日本媒体进行统制。”同其他日本学者一样，有山辉雄教授关注重点仍是盟军总部的统制政策，全书只有一章用来介绍民间信息教育局对日本媒体的指导，对盟军总部媒体政策自由一面的论述明显不够充分。另外，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平野共余子的专著《天皇与接吻：美国占领下的日本电影审查》也反映出日本学者[46]对盟军总部审查政策的关注。
进入21世纪，美日学术界有关占领时期日本文化方面有分量的研究专著有三本。其中，日本学者谷川建司于2002年出版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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