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悖论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淼

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现代性悖论研究试读：

现代性是一个人们无法挣脱的场域，我们当下正处于现代性之中。然而，现代性却充满了矛盾和悖论。因此，对于现代性矛盾或悖论产生的根源进行探究，寻求正确的途径去摆脱这些矛盾和困境，是发展现代性事业的一个重要任务。现代性自诞生以来，对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危机、矛盾与困境即现代性的悖论问题，西方许多思想家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阐释。其中，德国著名的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作为分析现代性的经典理论家，通过“合理化”或“理性化”，思考了现代性的悖论及其产生的根源，提出了理性的“吊诡”问题。

韦伯认为，现代性就是社会及其文化的“合理化”或“理性化”过程。正是由于理性，人类才从传统社会步入了现代社会。理性遍布于现代社会，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最主要特征。因此，它是人们认识把握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关键。关于这一点，韦伯说道：“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

于是，在韦伯那里，“合理性”或“合理化”，便成为开打现代文明之锁的钥匙。对此，德朗蒂指出，在韦伯的社会学中，合理化观念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现代性带来的正是合理化过程在宗教、经济、法律和科层制等领域中逐步展开的进程。在韦伯看来，现代性的悖论就是在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中产生的，借助宗教和启蒙理性的力量，一个不同于传统世界的全新的现代性世界被建构起来，但在理性化的过程中，现代性的矛盾与危机（即现代性的悖论）也随之产生，究其根源，正是由于理性化的发展过程超出了人类的控制范围，致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失衡，并且最终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实现了对现代社会的全面掌控，结果令宗教和启蒙的精神逐渐被遗弃，现代社会中的人丧失了生命的意义和自由。“韦伯得出的主要结论就来自这种描述，即：或是进入人们只能在没有最高价值的情况下生存的一个冷酷世界，进入一个没有意义和没有自由的世界;或是进入一个服从永远相互争斗的诸神（或魔鬼）的命令的世界。”

关于韦伯对于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命意义这一方面的关注，施路赫特曾指出，韦伯的“分析同时触及到现世秩序的理性化、人类对现世态度的理性化，以及这个进展中隐含的种种矛盾。这些理性化过程中的内在矛盾，不仅给现代社会带来了所谓操纵控制上的问题，更产生了一个根本上的‘意义’问题”。就现代人存在意义的丧失来说，韦伯是从宗教入手来阐发自己的观点的。他认为，通过宗教改革，新教伦理借助于合理化的手段，使自身成为一种完全世俗化的宗教救赎力量，以理性化的方式对尘世生活提出了自律的要求，力图为这个世俗世界提供意义，促进了作为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世俗世界的兴起。如现代社会所使用的“志业”一词，就是由新教伦理中的禁止享乐、不许遁世，并以理性的共同合作来克服、统制“此世”为各人的宗教任务归纳出来的。然而，新教伦理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不断生成的过程中，被持续地减少并最终完全消失殆尽。因此，在韦伯看来，现代性的基础就是一种根本性的悖论：西方世界对意义的追寻产生出一种理性化的、充满意义的秩序，而这种秩序却又毁灭了意义的可能性本身。新教伦理越是使世界理性化和理智化，就越是将意义从这个世界中清除出去，最终也清除了宗教的各项条件本身。

这表明，随着理智化与合理化的增加，“近代经纪人性格的宗教根底早已枯萎：‘志业’的观念在今日世界已只不过像个残渣。禁欲的宗教心已为一种悲观的——却绝非禁欲的——世界观所取代，甚至连个人的罪恶，就像曼德维尔在《蜜蜂的预言》中所描述的，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有益于公众。随着各教派原有的巨大宗教感化力的烟消云散，在经济伦理的领域中，接续新教禁欲主义而起的是，相信个人的利害皆可以调和的、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初期的君侯、政治家及作家的指导原则。经济之伦理观是出于现在禁欲理想的地盘，然而现在却已脱离其原有的宗教意义。”

显然，新教伦理在走向“把魔力从世界中排除出去”“把所有以魔法的手段来追求拯救的做法都当作迷信和罪恶加以摒弃”的合理化道路之时，自身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并失去了整合一切的神圣性。韦伯就此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一个超越世界，或者流于个人之间直接关系上的一种博爱。”

即新教伦理通过合理化的手段在给世界“祛魅”之时，并没有给人们提供一种有意义的生活，那种认为生命具有超越性意义的共同信念的基础已不复存在，这就使现代社会陷入了一个“诸神纷争”的意义混乱的局面，每个个体都从自己的主观立场出发，形成相互抵牾的价值观：“那些古老的神，魔力已逝，于是以非人格力量的形式，又从坟墓中站了起来，既对我们的生活施威，同时他们之间也再度陷入无休止的战争之中。但是正视这样的日常生活所提出的要求，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是困难的，对于较年轻的一代就更为困难，对‘体验’的全部要求，都来自这个弱点，因为不能做到勇于正视时代的命运，就是一个弱点。我们曾被引向基督教伦理的崇高痛苦这个所谓的或假定的唯一方向，在我们的双眼因此而被蒙蔽了千年之后，我们将更加清楚地明白这一点。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命运。”这便是韦伯所分析的现代性悖论的一个方面。

对于理性化条件下的现代社会中人的自由问题，同样是韦伯所关注的重要问题。莱因哈特·本迪克斯对此曾指出，虽然韦伯的一生都在专门研究西方文明中理性主义的发展，但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的研究留下一个结论，这就是在现代世界里，理性和自由正面临着危险。李猛也说道：“考察韦伯留给现代社会的，无论在思想和实践中都始终难以逃避的问题是：理性化和自由。”

随着理性原则的发展，它逐渐从资本主义的经济领域渗透、扩张到其他各个社会生活领域，从而导致了现代社会生活秩序全方位的理性化，在此过程中，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人的自由也渐渐被剥夺，人被困在“铁笼”之中。韦伯对此发出了如下的感慨：“清教徒想在一项职业中工作;而我们的工作则是出于被迫。因为当禁欲主义从修道院的斗室里被带入日常生活，并开始统治世俗道德时，它在形成庞大的近代经济秩序的宇宙的过程中就会发挥应有的作用。而这种经济秩序现在却深受机器生产的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今天这些条件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机制之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而且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参与经济获利的人的生活。也许这种决定性作用会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巴克斯特认为，对圣徒来说，身外之物只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然而命运却注定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有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伯恩斯坦把韦伯——这位对现代性及其意义予以思考的至关重要的人物的全部观点概括为：“韦伯论证说，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的希望和预期是一种痛苦与讽刺性的幻想。他们维护着科学的成长、理性和普遍的人类自由之间的一种有力的必然联系。但是，在揭下面具和被了解时，启蒙运动的遗产却是有目的的—工具理性……的胜利。理性的这种形式影响并浸染了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整个领域，包括经济结构、法律、官僚机构，乃至艺术。（有目的的—工具理性）的发展并没有导致普遍的自由的具体实现，却导致了造成一个官僚理性的‘铁笼’，没有什么东西能从中逃逸出来。”

从韦伯的论述可以看出，虽然启蒙凭借理性对于现代性所规划的美好图景令人向往，然而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种种矛盾与危机。上百年的社会理性化过程，没有像启蒙运动当初所设想的那样，使人类获得自由和解放，相反人类却陷入了无根的和受奴役的窘境。那么，为什么现代性会充满了矛盾和悖论？只有对于现代性矛盾或悖论问题产生的根源进行探究，我们才能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或途径。这可以说是摆在当下正处于现代性场域中人的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在韦伯那里，自启蒙以来产生的现代性，是理性原则在现代社会的广泛运用使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合理化的结果。它虽然使现代社会的经济、科学技术以及其他方面得到迅速发展，创造出前现代社会所无法比拟的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在其发展中出现了问题。原因在于，理性在使用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与意义和价值无涉的手段，即它脱离了价值理性而发展成为了单向度的工具理性，从而成为造成现代性悖论的根源。韦伯基于合理性或合理化理论对现代性悖论问题的思考，揭示出的正是理性的“吊诡”。韦伯的这种思考，对于今天我们从理性出发研究现代性悖论问题，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

因为，顺着韦伯的思路，我们不难发现，要想对现代性矛盾或悖论产生的缘由进行探究，寻求正确的途径去摆脱这些矛盾和困境，就要力图对现代性悖论的深层根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与冲突及其产生的后果予以剖析和阐释。这样，我们就会理解理性在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澄清理性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把握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扩张与膨胀所产生的后果，对工具理性进行反思和修正，从而探寻到解决现代性悖论的正确途径，促进现代性的合理顺畅发展。

本文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个问题展开思考和研究。对此，笔者是在详细解读与本问题有关的经典社会理论文献的基础上，吸收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相关研究成果，采用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以及辩证的思维方法来进行研究的。

具体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如下：

第一，以经典著作为基础，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角度来考察理性与现代性的关系，论证理性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揭示现代性的过程一个是文化、经济、政治全方位的理性化过程，剖析理性在自身与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是如何分裂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

第二，在整理经典文献的基础上，吸收国内外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实际概括和阐发由工具理性扩张所产生的现代性悖论的具体表现。

第三，通过解读经典著作，从审美现代性、哈贝马斯、后现代主义、马克思对工具理性的不同态度来梳理他们探索的各种解决现代性悖论的方案，以期达到对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有所启发和借鉴的目的。

第四，总结和反思上述观点，以辩证思维对工具理性进行重新审视，阐明它在现代性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分析和论证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修正是解决现代性悖论的正确途径。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笔者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和思考，显而易见是以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以社会理论家的相关的经典社会理论著述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这些思想家的启迪和指引，笔者是不能完成这项理论研究任务的。正如人们所言：“我们常常知道得更多，这不是因为我们凭借自己的天赋有所前进，而是因为我们得到了其他人的精神力量的支持，拥有从我们祖辈那里继承来的财富。沙特尔的贝尔纳曾经把我们比做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小侏儒。他指出，我们比前辈看得更多更远，不是因为我们有更敏锐的视力或更高大的身材，而是因为我们被抬了起来，高踞在他们巨大的身躯之上。”“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我们如今可以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与新的观点，而无须鄙视古代人，也无须忘恩负义，因为他们给予我们的初步知识成了我们自身知识的踏脚石，因为我们为拥有的优势而感激他们让我们超过了他们;由于在他们帮助下我们被提高到一定程度，最些微的努力也能让我们攀得更高，不如他们痛苦也不如他们荣耀，我们发现自己超过了他们。”虽然本文的观点并没有超越他们，甚至可以说与他们的差距还遥不可及，但正是由于一个又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为此项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宝贵的资源，才使得本文的研究思想得以形成，并让笔者的学术修养与造诣所有提升。所以，笔者要向这些思想的“巨人”们深表感谢，感谢他们能够让我的学术研究不断地行进在路上，不断地超越自我取得进步！1作为现代性本质的理性及其分裂

现代性的本质就是理性化，现代性社会的建构过程即为社会各领域的理性化过程。随着理性日益分裂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理性，由此导致了现代性悖论的产生。1.1理性：现代性的本质

理性是现代性的本质，它与现代性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二者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亲和关系。现代性发端于启蒙理性，其过程一个是文化、经济、政治全方位的理性化过程。1.1.1　亲和关系：理性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1.1.1.1　何为现代性

要考察现代性悖论及其产生的根源，首先要把握什么是现代性，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对这个问题展开卓有成效的讨论。

关于何为“现代性”，尽管到目前为止，学术界的探讨和思考是极为踊跃的，这方面的著作也称得上是浩如烟海，但是学者们对它的理解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存在着诸多的争议。对此，《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在解释“现代性”这个概念时就指出，“这是一个含糊用语”，“关于现代性的主要成分，作家们和批评家们的说明多有不同”，尽管“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已经成为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共同体主义的首要论题”，然而“每种批判都从某个特殊立场出发并基于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

如果从文献上来探究，对于“现代性”一词的出现，学术界所普遍认同的一种观点就是：它是在19世纪由法国诗人波德莱尔首先提出的，被用来表达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与事物所具有的特征。并且，波德莱尔对于现代性的这种经典阐释，至今仍对人们发挥着重要影响。具体来说，1863年底，在题为《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中，波德莱尔写道：“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它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则是永恒与不变。”可以说，波德莱尔在文化或审美层面上对于现代性做出了界定。

这以后，许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于现代性进行了阐发。概括来说，对于现代性，至少有三种理解：第一，将现代性理解为“现代社会生活”或“现代世界”。从现代社会生活的各种制度和结构特征的角度来描述和解说现代性，把现代性等同于“现代社会（及其相应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形式”。第二，将现代性理解为贯穿在现代社会生活过程中的某种内在精神或体现、反映这种精神的那种社会思潮。第三，将现代性理解为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人与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具有的一种特殊性质和品质，以及人们对这些特殊性质或品质所获得某种体验。

鲍曼指出，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时期，“它始于西欧17世纪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结构和知识转型，后来达到了成熟”。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系统，它是大约从17世纪的欧洲出现的， 之后或多或少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它在制度或结构上包括资本主义、工业化、各种现代监督系统和由国家统一掌握的军事力量四个基本维度。学者宋林飞说道：“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的术语，是指接踵中古世纪或封建制度而来的新纪元，涉及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霍尔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多重建构过程，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既是相互独立的，同时又相互影响和作用，现代性正是在这四个方面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构成的。斯温伍德指出，现代性可以划分为三种：一是文学—审美概念的现代性，它体现的是现代社会那种新颖、变动、不断变化和动态的特征;二是社会历史范畴的现代性，它与科学规划和人类进步的启蒙规划密切相关;三是涉及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的结构概念的现代性，它是一种历史连续性意识的体现。在卡林内斯库那里，现代性是一种时间/历史概念，是一种能够区分现时与过去或传统的概念。在他看来，现代性既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分析的、易于接受革新与变化的心智结构，同时也是对知识的一种特定态度。乔治·齐美尔说：“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是根据我们内在生活的反应（甚至当作一个内心世界）来体验和解释世界，是固定内容在易变的心灵成分中的消解，一切实质性的东西都被心灵过滤掉，而心灵形式只不过是变动的形式而已。”现代性是人们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人、生活中的种种可能性和危险的体验。

上述学者之所以会对“现代性”从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时间性、变化特征、心理特征和体验等不同的视角出发，做出多元性或多重性，甚至是充满歧义的理解，原因就在于现代性自身即具有一种高度的复杂性，它反映了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有着多重性和多面性的极为复杂的复合体。但是，“现代性的观念总是为许多思想家反思他们的时代文化特征和社会变化方向，提供了一个思想上的或历史上的参照系。这也许表明，现代性的动机既包含了一个文化观念——启蒙的规划，又包含了一个特定的文明复杂结构，是欧洲/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更具体地看，我们可以说现代性导致了一个文化规划和社会规划”。

显然，从大的方面来说，现代性可以从文化心理和社会结构两个方面来划分。关于文化心理方面的现代性，本文后面对审美现代性进行分析时，将会予以详尽阐释。在这里，着重要论述的是社会结构方面的现代性，它是大多数社会理论家要关注和考察的主要对象。这种就社会结构意义上来说的现代性，一般是指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知识科学化和人的个体化。此种现代性的产生与发展，是与理性主义密切相关的，或者说，其基本精神即为理性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讲，理性主义原则是现代性“工程”所赖以存在或赖以正当化的核心理念，现代性就是理性主义原则发展的结果。1.1.1.2　理性主义的历史发展

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这种理性主义对于理性的高度重视、颂扬和运用，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如果对理性主义进行溯源，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把理性思维活动从无意识的原始深渊中提取出来，是希腊人的成就。”古希腊哲学家在对世界的探寻中，认为客观世界是合乎理性的存在物，它的秩序和规律不能依靠人的感觉经验而只能通过人的理性来认识和把握，即认为只有通过理性思维才能将隐藏在纷繁复杂的世界背后的本质或真相揭示出来。古代的理性乐观主义相信，万物存在的基础和意义的根源皆在于理性，一切事物的本性都可以通过理性得以探究，理性能够辨别真伪，经由理性得到的知识能达及事物的根本，拥有解决所有问题的力量。

阿那克萨戈拉是最早明确提出理性范畴的古希腊哲学家。他认为，物的“种子”是存在物的始基，由于感官的无力，它只能感知具体事物而不能感知“种子”或“始基”，因此我们才看不到真理，要认识真理、认识“种子”，就要依靠理性，只有理性才能认识“始基”，理性可以使我们凭借“可见的东西”看到了“看不见的东西”即种子或始基。

其后，许多古希腊哲学家都认为，理性是人的本质，人是理性的存在物，人之所以被称之为人就在于人具有理性。从苏格拉底开始，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逻辑程序就被尊崇为在其他一切能力之上的最高级的活动和最堪赞叹的天赋。对此，苏格拉底曾经指出，是否具有理智成为了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理性控制人的行为，欲望支配动物的行为，理智属于灵魂的一种基本属性，人之所以可以辨明是非对错，做出正确的选择，正是由于其拥有理智。勇敢和正义的行为只有当人们出于知识或理性的选择而做他们时，才是有用的。

柏拉图认为，人的存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变幻无常的偶然的肉体存在和永恒完美的灵魂存在。他还指出，情欲、意志和理性三个部分构成了人的灵魂，灵魂可比作是两匹飞马和一个车夫的组合体。其中，意志和情欲这两匹飞马是由作为其主导作用的理性这个车夫来驾驭的。人只有能够用理性成功地主宰意志和情欲之时，才能成为最完美、最理想化的人。在柏拉图那里，理性的作用是巨大的，凡是由人的理性推理所认识的东西总是真实的，永远不变的，而凡是意见和非理性的感觉的对象总是变化不居的，不真实的。在理性的支撑下或以理性为根基，“存在着某些不言自明的真理，不可动摇、不可摧毁的真理，由此人们可能通过严密地逻辑推导出某种绝对正确的结论;人们可能通过柏拉图所推崇的这种方法获得绝对的智慧;世界上存在一种可以获取的绝对知识，只有我们能够获取这种绝对的知识……根据这种绝对的知识、根据这些真理，人们可以一劳永逸地、恒定不变地、无须更改地组织我们的生活;一切苦难、怀疑、无知，人类的各种罪恶、愚蠢都将从地球上消失”。

亚里士多德指出，人是理性的动物，人具有理性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和人之为人的根据。人的功能，绝不仅是生命。因为甚至植物也有生命。我们所求解的，乃是人特有的功能。因此，生长养育的生命，不能算作人的特殊功能。有所谓感觉生命，也不能算作人的特殊功能，因为甚至马、牛及一切动物也都具有。余下，即人的行为根据理性原理而具有的理想生活。

上述古希腊思想家对于理性的思考和运用，开辟了西方几千年以来的连续不断的理性进程。这正如塔纳斯在《西方思想史》中所论述的那样：“我们以希腊人为起点。正是在大约25个世纪前，希腊世界产生了标志着西方文明起始的极度繁荣的文化。由于天生具有看起来像是原始的思维明晰与创造力，古希腊人为西方思想提供了不少东西;现已证明，这些东西长期以来一直是真知灼见、灵感和复兴的源头。现代科学、中世纪神学、古典人本主义——这一切都深深地受惠于古希腊人。希腊思想对哥白尼和开普勒以及奥古斯汀和阿奎那来说，如同对西塞罗和彼特拉克来说一样，是极其重要的。现在，我们的思维方式就其基本逻辑而言仍是极为希腊式的，以致我们必须先仔细察看希腊人思想的特点，然后才有可能开始抓住我们自己思想的特点。希腊思想在其他方面对我们来说也始终是极其重要的：希腊人好奇、富有革新精神、善于批评、极其关注生与死、追求秩序和意义，却又对传统的真理表示怀疑。因此，他们是理性标准的创始人，这些标准在今天如同在公元前5世纪一样适用。”

对此，柏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一书中也说道，自古希腊以来，人们就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世上存在一种完美的前景，相信只需借助某种严格的原则，或某种方法就可以达到真理，至少这是与冷静超然的数学真理相似的真理”。这种信念对于后来的许多思想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其中包括文艺复兴的思想家，像斯宾诺莎那样的思想家，18世纪甚至是19世纪的思想家。他们认为有可能达到某种近乎绝对的真理来整饬世界，创造某种理性秩序。由此，悲剧、罪恶、愚蠢，这些在过去造成巨大破坏的事物，最终可以通过谨慎获得知识和普遍理性得到避免。

虽然在欧洲漫长的中世纪，理性沦为为上帝做论证的神学的奴婢，但是到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近代阶段，古希腊所推崇的理性精神又重新得以弘扬和彰显，人们以理性取代信仰发现真理，理性成了近代的基本精神。“当理性这位沉睡的巨人从古典世界中苏醒过来时，它发现到处都是混乱和无序，于是便致力于为社会整理出合理的秩序。”

文艺复兴思想家高扬人的存在意义、尊严和价值。他们从人的天赋论出发，论证人的理性本质。微未斯认为，人是一个充满了智慧、精明、知识和理性的心灵，他足智多谋，单靠自身便创造出来许多了不起的东西;但丁指出，人是高贵的，这种高贵源自人的天赋理性和自由意志，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布鲁诺把人的认识分为感觉、理性和理智三个阶段，并提出理性和理智对于认识事物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具有重要作用;等等。这些观点都对于把人从封建专制主义和神学的统治与束缚中解放出来起到了重要作用。

理性在近代哲学中发展到了顶峰，成为无所不能的存在。从笛卡尔开始，哲学家们就把哲学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将理性视为知识的源泉，认为只有理性才是最可靠的。对此，笛卡尔在《方法谈》中说道，我们切不可相信任何事物的真实性，除非其真实性得到了我们理性的证明。具体来说，笛卡尔为了给知识找到一个绝对确定的基础，从“普遍怀疑”入手，来建构思想体系。他指出，他要对每一件可以使他怀疑和不相信的事都特别加以思考，同时把以前潜入他心灵的一切错误都统统从他心中拔除干净。他这样做并不是模仿那些为怀疑而怀疑并且装作永远犹豫不决的怀疑派，因为正好相反，他的计划只是要为自己寻求确信的理由，把浮土和沙子排除，以便找出岩石或黏土来。在笛卡尔看来，在怀疑一切之后，怀疑本身即“我思”就成为剩下的最不可怀疑的东西。因此，笛卡尔把“我思故我在”设定为第一哲学原理。这就确立了理性的不容置疑的优先地位或理性的至高权威，全部存在的建构都是以“自我”即理性的思维这一实体为第一根据的，所有的意见都被“放在理性的尺度上校正”。

就此，海德格尔说道，自笛卡尔以来，“‘我’成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他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存在者之存在是从作为设定之确定性的‘我在’那里得到规定的”。海德格尔还认为，由于笛卡尔把人设定为理性的主体，为后来逐步展开的现代性规划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因此他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正如黑格尔所言，自笛卡尔开始，“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在这个新的时期，哲学的原则是从自身出发的思维，是内在性，这种内在性一般地表现在基督教里，是新教的原则。现在的一般原则是坚持内在性本身，抛弃僵死的外在性和权威，认为站不住脚。……勒内·笛卡尔事实上是近代哲学真正的创始人，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则的。……思维是一个新的基础。这个人对他的时代以及近代的影响，我们绝不能以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是一个彻底地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基础的英雄人物，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年之后，现在才回到这个基础上面”。

至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理性打倒了上帝，获得了全面胜利，一切现存事物都必须接受理性法庭审判，“‘理性’成了18世纪的‘上帝’”。启蒙运动的根本旨趣就在于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来对一切予以裁断，对于权威和传统进行反抗。启蒙运动的理想是，对于没有理性证据作为根据的任何信念，人有义务不予接受。也就是说，所依据的是自律理性的同意，而不是圣经或教会的权威。

法国的启蒙运动，也深刻地影响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理性“依然是哲学问题的核心”，它把理性抬高到“绝对存在”的优先地位。“在这里，对自然和社会的存在和生成来说，理性是最高的原则。”

拿康德来说，他认为理性为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立法，是最高的法官和审判者。康德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称为批判的时代。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逃避这个批判的。宗教企图躲在神灵的后面，法律企图躲在尊严的后面，而结果正引起人们对它们的怀疑，并失去人们对它们真诚尊敬的地位。因为只有经得起理性的自由、公开检查的东西才博得理性的尊敬的。”

对于康德的哲学思想，黑格尔是这样评价的：“康德哲学的观点首先是这样：思维通过它的推理作用达到了：自己认识到自己本身是绝对的、具体的、自由的、至高无上的。思维认识到自己是一切的一切。除了思维的权威之外便没有外在的权威;一切权威只有通过思维才有效准。所以思维是自己规定自己的，是具体的。其次这种本身的具体的思维被他理解为某种主观的东西。”“康德哲学的最后结果是启蒙思想”即他的逻辑结论是启蒙的价值理念。哈贝马斯也认为，康德“把理性作为最高法律机关，在理性面前，一切提出有效性要求的东西都必须为自己辩解……批判理性确立了客观知识、道德认识和审美评价。所以，它不但保证了其自身的主观能力，即它不但使理性建筑术透明化，而且还充当了整个文化领域中的最高法官”。

在论述什么是启蒙的时候，康德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启蒙。私下运用自己的理性往往会被限制得很狭隘，虽则不致因此而特别妨碍启蒙运动的进步，而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在康德那里，理性是人的根本规定，人之为人，就在于具有“理性”。通过理性，人可以摆脱不成熟的幼稚状态，达到能够支配自身命运的真正的成熟状态。为此，柏林说道：“我的生活和决定，依靠的是我自己，而不是外部的什么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工具，而不是别人的工具，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我希望成为一个主体，而不是客体;我希望由我自己的理性和我自己的自觉意志来推动，而不愿受强加给我的外部力量的驱使。”1.1.1.3　启蒙运动与理性现代性

利奥塔认为，关于理性和自由的进一步解放等“元叙事”或“宏大叙事”“是现代性的标志”。大卫·莱昂说道，现代性以“理性的名义征服世界”，“稳定和社会秩序需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而这个新的基础正是由理性原则所提供的。俞吾金指出：“‘现代性’关涉到的应当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最抽象、最深刻的层面，那就是价值观念的层面。作为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现代性’体现为以下的主导性价值：独立、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个体本位、主体意识、总体性、认同感、中心主义、崇尚理性、追求真理、征服自然等。”还有些学者将理性视为现代性的核心或基石，认为理性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甚至有些学者直接用理性来表征现代性。就此，凯尔纳、贝斯特指出：“关于现代性的话语很多，今后讨论后现代性的话语亦将同样地多。现代性一词涉指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正如马克思、韦伯及其他思想家所阐释的那样，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术语，指涉紧随‘中世纪’或封建主义时代而来的那个时代。在一些人看来，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相对立，它具有革新、新奇和不断变动的特点。从笛卡尔起，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与实践规范，依据这些规范，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会建立，社会就会得到重建。这种启蒙运动的设计也在美国、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主革命中发挥了作用，这些革命旨在推翻封建社会，建立一种体现理性和社会进步的、公平平等的社会秩序。”因此可以说，理性与现代性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和性”关系。

理性与现代性之间存在着的这种“亲和性”关系，是肇始于启蒙运动并在启蒙运动过程中及以后逐步形成的。

关于这一点，帕森斯认为，现代社会只有一个源头，即西欧的理性化。西欧经过启蒙运动为标志的理性化洗礼，出现了现代性。从启蒙运动开始，理性主义原则就对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与层面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和作用。斯温伍德说道：“现代性的当代意义”与“启蒙运动的理性、对进步的虔信、经验科学以及实证主义交织在一起。现代性意味着一种创新的文化，一种以批判性思维、经验知识和人文主义的名义挑战传统和礼仪的理性精神特质”。“启蒙运动一开始就宣传欧洲现代性是理性、科学和知识权力。”我国学者谢立中教授指出，所谓的“现代性”，主要指的是大约自17世纪以来依照所谓“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那些基本原则（自由、平等、理性、进步等）而首先在西方产生和建构起来然后逐渐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一种社会文化模式。陈嘉明先生说道：“现代性态度是在启蒙运动过程中形成的。文艺复兴以来，科学观念的传播以及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使科学、自由和追求世间的幸福成了推动启蒙的主要因素。与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开展相伴随的，是对宗教的猛烈批判，这使社会表现为一个世俗化的过程，或者用韦伯的话来说，是一个‘世界的祛魅’过程，它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世界观，形成了人们的理性意识，推动了反宗教蒙昧迷信运动，催生了主体性意识，产生了现代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所有这些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它们因此也构成了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可见，正是按照启蒙运动理性原则的规划，才使现代性逐步生产和发展起来。启蒙运动所高扬和提倡的即为理性原则，而现代性的宗旨就是运用启蒙理性来建构一个与传统社会全然不同的新社会。一方面，启蒙用理性取代了信仰，用批判精神取代了迷信，打破了基督教神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另一方面，启蒙使哲学取代神学占据了“王者之尊”的位置，哲学被认为是能够达到外部世界的终极实在和永恒真理，从而被用来审视其他文化部门（科学、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和艺术等）。

因此，理性与现代性之间，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亲和关系。可以说，理性就是现代性的代名词。现代性正是秉承了18世纪以来的启蒙理性精神即立足于理性主义的立场，才使自身得以建构、发展起来。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由18世纪启蒙哲学家所开创的现代性事业，就在于根据各自的内在逻辑来努力发展客观科学、普遍道德与法律以及自主艺术。与此同时，这一事业还意图将这些领域中的认知潜能从各自的秘传神授形式中解放出来。启蒙哲学家希望用不断积累起来的各门专业文化来丰富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理性地组织我们的日常社会生活。”

启蒙思想家认为，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思想实质和行动逻辑是使人们的理性受到压制，从而树立自己的独断权威，令人们屈从于文化霸权和政治霸权的统治。“只有用恐惧的力量把人们压扁，只有不断地使人们看到令他心神不宁的对象，只有扰乱人们的理智，只有激起人们的好奇心而永远不使其满足，只有鼓动人们的想象力而禁止他们的理性发言，才能使人们成为奴隶，永远屈服于羁轭之下。”所以，人们要想消除无知，战胜恐惧，实现自由，获得幸福，就必须解放理性，接受理性之光的引导。伏尔泰曾满怀信心地向传统卫道士大声宣告：“你们曾利用过无知、迷信和愚昧的时代来剥夺我们的遗产，践踏我们，用我们的血汗来自肥。理性到来的日子，你们就发抖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基本诉求。

在启蒙思想家看来，凭借理性，每一个单一问题都会有单一的答案。将这些回答统一起来，就能得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合理方案。而答案因具有的客观性会减少偏见、消除歧视和迷信，放弃传统和自私性，等等。

据此，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把理性至上作为基本原则，将理性由认识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认为理性支配历史、统治世界，将理性视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和标准，坚定不移地按照理性化要求来寻求自然的合理解释与世俗生活的有序组织。“来自心灵深处的那种自发的感情、一时的仇恨、体面而又光荣的传统方式，都受到禁止。理性以一种无所不在的、不偏不倚的光辉照亮一切存在之物，诗歌、信仰和神话便消失在这种光芒之中。在理性这种无情的光辉中，人们甚至找不到一点非正义的安慰：理性就是对它本身的肯定，是它自己的诸种必然性的立法者。”

卡西尔说：“大概没有哪一个世纪像启蒙世纪那样自始至终地信奉理智的进步的观点。”启蒙思想家坚信，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人类能够解答一切困难，克服一切障碍，完成一切探索”，没有什么是比理性之光，比永远按照理性行使意志更有助于幸福的了。所以，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述18世纪的精神力量特征，那么这个词就是“理性”。“‘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18世纪浸染着一种关于理性的统一性和不变性的信仰。理性在一切思维主体、一切民族、一切时代和一切文化中都是一样的。”

被称为法国大革命的“擎炬人”的孔多塞，是法国启蒙运动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理性信念的激励下对人类的未来充满着乐观主义的态度。在其所写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一书中，孔多塞指出，随着理性日渐发展壮大，它最终将征服一切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并且将使人类获得自由和幸福。无论人类发展的道路如何曲折，都不能阻碍历史进步的车轮前行。随着科学的发展与教育的普及，理性将战胜蒙昧，自由将取代专制，盲目的自然力量和落后的社会势力终会被彻底征服。“人类精神在解脱了所有这些枷锁、摆脱了偶然性的王国以及人类进步之敌的王国以后，就迈着坚定的步伐在真理、德行和幸福的大道上前进”，人类最终将达到这样一个时刻：那时候太阳在大地之上照耀着自由的人们，他们除了自己的理性之外就不承认有任何的主人;那时候暴君和奴隶、教士及其愚蠢而虚伪的工具，除了在历史之中和舞台之上而外就不再存在;那时候除了惋惜他们的那些受难者和受骗者而外，除了由于恐惧他们的为所欲为而使自己保持着一种有益的警惕而外，人们就将不再关怀它们，并且在理性的压力之下人们就学会了识别和扼制迷信和暴政的最初萌芽，假如它们一旦敢卷土重来的话。

正是立足于理性，启蒙思想家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伴随着不断增长的信心和勇气，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宣称，他们可以诊断社会的弊病，而且能够用独立的智慧来加以治疗，甚至于他们凭此不仅能够设想出社会结构的模式，并且认为可以把人类的基本习俗改造得更好。与他们的僧侣前辈不同，他们不再是诸神的仆人和阐释者，而是神的取代者。他们的英雄是普罗米修斯，是他盗取了天火，并带到了人间”。

恩格斯对启蒙运动曾做出做这样的评价，他说：“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人和外在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他们“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

启蒙运动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广泛地传播了知识，使人的所有思想领域都服从于理智，它彻底地改变了当时的社会与生活状况。“简而言之，18世纪的启蒙运动倡导彻底地改革社会的现状和人的生活，将人从迷信和传统中解放出来，从依赖和不受法律保护中解放出来，有利于一个由理性领导的社会制度。”此外，启蒙运动通过克服无知和迷信、通过发展教育机构和学校，以及通过在家庭和教区的社会伦理来追求人的完美，有理智支配的有道德的人成为一种理想。显然，启蒙运动由于对理性的运用，确实使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对于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故此人们才对理性怀有强烈的信心和绝对的乐观主义态度。

对于启蒙以来人们对理性的这种信心和乐观态度，哈耶克从反面进行了描述，他指出，人们“总认为我们的文明所提供的一切优点、一切机会全得益于有意的设计，而不是对传统规则的遵奉。类似地，他们还假定，在理性的引导下，通过更多的理智反思，通过更恰当的设计，再借助于人类行为的‘理性协作’，就可以清除余下的其他一切不合人意的特点”。在哈耶克看来，这种理性主义认为，借助其全知全能，即可以从总体上设计一种崭新的法律体系、制度构架、道德秩序。概言之，设计某种完美无缺的人类文明。

总之，18世纪的理性启蒙运动，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此，斯特龙伯格指出，人类现在和将来都会“进步”，科学技术对推动人类进步起了最大作用，人类的目的就是享受世俗的幸福。虽然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对这些说法表示怀疑，但大多数平民百姓可能还是信奉它们。与许多社会科学一样，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在18世纪孕育出来的。今天的公共政策的目标也是由启蒙运动确定的：物质福利、幸福。人们还会想到宗教宽容、人道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言论自由以及民主和社会平等。所有这些都主要源于这个世纪。更深入地看，很显然，我们的基本思维习惯以及我们的语言方式，也主要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

就此而言，启蒙运动所提倡的理性，可以说是几乎所有现代文明的设计者和捍卫者都必须遵循的理论基础。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结构和制度的可行性和正当性，也都同样是以理性为依据的。对此，谢立忠先生分析道，为什么要走出“人对人是狼”的“自然”或“战争状态”，建立一个在人统一的政府与法律制度约束下的契约社会？因为人类具有理性并会服从理性的指引;为什么不去追求来世的幸福而要去追求现世的幸福？因为理性告诉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来世，存在的只是现世;怎样才能得到更多的现世幸福？发挥我们人类每个个体具有的理性能力，在理性的指引下努力去利用你周围环境中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和欲望;为什么要摆脱来自传统神权、父权、王权等一切专制权威的束缚，建立一个以“自由”“平等”为原则的社会？因为只有一个这样的社会才能够使个人的理性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从而使个人得到最大限度的现世幸福;为什么现代社会还要有一定的秩序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人在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时不至于妨碍他人运用其理性能力的自由;那么，怎样才能够建立起这种必要的秩序呢？答案依然是：依靠理性的指引。一句话，现代社会之正当，是因为它符合人类的理性;现代社会之可行，也是因为它出于人类的理性。现代社会的正当性和可行性建立在人们对理性（之正确性和可靠性）的信仰基础之上。一旦理性遭到怀疑，现代社会的最重要基石就将土崩瓦解。现代社会也就岌岌可危了。

这表明，理性主义虽然根源于西方的古代文化，但只有随着现代社会的出现，理性才成为主导价值。此应当归功于启蒙运动以彻底决裂传统的革命姿态对现代性原则予以的系统表达。如果对这种表达做简要概括，那便是自主的个人主义、高傲的理性主义、积极的幸福主义以及相信进步的乐观主义。图尔纳把这些统称为“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理智是每个人可以同意服从的唯一至高无上的东西这种观点变得流行起来。在自然法则学说之下，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因为每个人都被赋予了理智。在启蒙运动中，理智使人从错误中解放出来，从迷信及对教会和贵族的传统权力的屈服中解放出来，理智使人成为其自身命运的主人，使人去追求个体和集体的幸福。”“理智成为追求真理的工具，个体选择自由的基础。”由于理性的存在及其运用，“我们正在进步，我们正在发现，我们正在摧毁古老的偏见、迷信、无知和残忍，我们正在建立某种科学，以使人们生活得幸福、自由、道德和正义”。没有理性、进步和科学，现代性是不可想象的。1.1.2　全方位的理性化：现代性社会的建构

理性与现代性的亲和关系，具体表现为现代性社会的建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全方位的理性化过程，这一点可以从韦伯用理性化原则来解释现代社会的理论中看得非常清楚。从韦伯的现代性理论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察到理性与现代性的这种密切的内在关联。对此，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指出，在韦伯那里，现代性与他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有内在关联。库尔珀在《纯粹现代性批判》中说道：“对于韦伯来说，向现代性的过渡主要是通过合理化程度的提高来实现的。”

如前所说，韦伯认为，现代性的发展过程归根到就是理性化的过程。他做出了现代世界的理性化是我们时代的命运的这种社会学诊断。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中，一种主要过程在现代性中起着作用，尽管发展有不同的时间性——这就是理性化过程。即韦伯相信，理性化在所有的生活领域都发挥着作用：法律、科学、经济和政治，概莫能外。在韦伯看来，可以取得合理化进展的领域有三个：借助计算对世界的控制;将意义及价值系统化地整合为一种具有连贯性的总括性的伦理观点;日常生活以准则为参照系的方法论生存。

韦伯是以资本主义为背景来分析现代性社会的理性化的，对他而言，“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标志就在于，在这样的社会中，他所说的合理化过程已经充分地发展起来了。这个过程一方面涉及由计算所导致的支配事物的能力，另一方面又涉及世界观的系统化，最终涉及一种系统的生活方式的完善。合理化原则塑造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仅决定了科学技术过程，而且决定了道德决断和日常生活的构成”。就此，韦伯本人指出：“归根究底，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乃是理性的持久性企业、理性的簿记、理性的技术及理性的法律。不过，这还不算完全，我们还得再加上：理性的精神、理性的生活态度以及理性的经济伦理。”显然，在韦伯那里，正是由于经济、技术、法律、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理性发展，才促使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

具体来说，韦伯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视为是西方文化的理性化、经济的理性化、政治的理性化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且他对于资本主义各个领域的理性化过程，进行了详尽地分析与说明。1.1.2.1　文化理性化

对于文化的理性化，韦伯是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入手来阐释的。韦伯认为，作为资本主义重要内容与体现的现代社会的文化理性化，是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发端于西方16世纪的宗教改革，即新教伦理是促使其得以产生的根源。韦伯对于文化理性化的分析与揭示，主要集中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传世名著中。在此书中，韦伯阐释了理性化的新教伦理思想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所起到的文化支撑作用。他认为，正是由于新教徒遵从了新教伦理所提出的理念，才遵循着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理性生活方式。

韦伯首先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对物质的欲望不是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虽然追逐金钱和利益，但这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因为一切时代和国家的所有成员，都具有这种欲望。接着，韦伯通过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对于究竟何为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描述，指出虽然克己、勤俭、守时、诚信等都是资本主义精神气质的体现，但这还没有包含所有的资本主义精神。如人们认为增加资本不但是自身的责任更是自身的目的，即对赚钱的渴望，也属于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看来，这种主张的特点，似乎在于表现了享有信誉的老实人的理想，尤其是表现了个人对于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目的的负有某种责任的观念。确实，这里所宣扬的绝不单纯是立身处世的手段，而是一种独特的伦理。违背了这个伦理的规则，被人认为不是愚蠢，而是渎职。这才是事情的实质。“它不仅仅是从商的精明，它是一种精神气质。这正是我们感兴趣的特质。”这种精神特质，就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而此种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与新教伦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韦伯指出，资本主义中人的世俗活动的理论依据，是由路德教的“天职观”和加尔文教“恩宠论”所提供的。

天职观所倡导的职业责任，对资本主义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它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的最重要特征。而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基础。它是个人对其职业的内容应当感觉的而且确实感觉着的义务，不论这个内容包含着什么，特别不管它在表面上是利用个人的力量，还仅仅是利用个人的物质财产作为资本。天职观作为宗教改革的结果，使一种新的价值评判标准得以确立，即以个人对世俗事物义务的履行情况来评价其道德活动，这便令日常的世俗活动承载着崇高的宗教意义。“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物的义务进行评价。正是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的思想。这样，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这就要求教徒的日常行为必须合乎理性，即教徒要根据上帝的意志合理地规划自己在尘世中的生活。由此，人的理性思想而非宗教信仰成了引导人的日常行为的主要力量。

加尔文教的恩宠论指出，如果一个人要想成为上帝的选民并处于恩宠状态，可以经由两条相互联系的途径实现，一是将自己看作上帝的选民，然后将一切疑虑视为魔鬼的诱惑，勇敢地与之斗争，这将被认为是一种绝对的责任。还有，获得那种自信的最合适的途径，就是紧张的世俗活动，并且只有通过此才能将宗教的疑惑驱散，给人们带来恩宠的确定性。要成为上帝的选民，还是被上帝罚入地狱，取决于能否全面、系统地自我控制。这是一种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这种禁欲主义的目的是使人可能过一种机敏、明智的生活：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自发的冲动性享乐，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为有秩序”。由此，新教徒过着一种系统的、有条理的理性生活。他们的道德行为不再是无系统、非系统的行为，而是从属于一种全部行为具有一致性特征的秩序。只有将体现在生活中每时每刻的每一行动的全部意义彻底改变，才能确保恩宠的效果。而他现世彻底理性化的生活完全受一个目的所支配，那就是为增添上帝的荣耀而努力。

根据韦伯的分析，新教伦理教义的核心——灵魂拯救，本质上是一种神给人生赋予意义的价值承诺。它的力量在于激发人们的信仰热忱，义无反顾地皈依超验神圣。新教把完成世俗职业义务尊为个人德行的最高形式。信徒们只有通过勤劳刻苦的世俗工作去创造自己的获救信心。这样新教伦理不仅引发出积极的、入市的功利追求，而且通过一种非理性的价值承诺，无意识地促成了信徒的世俗行为取向的合理化。韦伯认为，这种合理化显然有助于培养以勤劳节俭、精打细算、缜密运筹为特征的经济态度。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的支持，乃是一种神圣化的理性与秩序观念。

对此，贝尔指出：“显而易见，凡是新兴的、上升的社会力量……开始时都是严于克己的运动。禁欲苦行主义强调精神价值观，摒弃肉体享受，提倡简朴和忘我，遵守苛刻而目的明确的纪律。为了完成身外的使命、为了征服自我从而征服他人，就有必要动员心理和身体的全部力量。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述：‘……为了取悦上帝、获得拯救而生产的自觉的禁欲思想与纪律性，则是导致清教徒特有的那种攫取型道德的原因。’”“清教精神要求人们在职业上、工作和积累财富中坚持世俗的禁欲主义，这在历史上是很奇特的。但是清教徒生存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聚敛财富。如韦伯所说，清教徒从自己的财富中一无所得，只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得到拯救。”“对清教徒来说，‘最紧迫的任务’是要杜绝自发的、受冲动支配的行为，要使生活中的言行举止有条不紊。”

总之，新教伦理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具体来说：

首先，它使普遍有效的理性化的职业观念得以确立，使做好本职工作成了取悦上帝的道德实践，取得了通向神圣境界的宗教意义。就此，韦伯指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近代整个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基督新教的现世禁欲最先创造出一种资本主义的伦理，虽然是非意图中的。因为它为最虔诚及最严守伦理的人打开了通往营利事业的道路。”“强调固定职业的禁欲意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