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政治经济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关雪凌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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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政治经济学试读：

普京的第三个总统任期已经过半。2015年5月7日，距他首次担任总统已经整整15年。如何评价这15年的风风雨雨、功过是非，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不论是他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批评者，都承认普京是位强人。普京在国内近80%的民意支持率，在世界上并不多见。在乌克兰事件中，普京又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同美国和欧洲领导人斗智斗勇，同乌克兰政府周旋游刃有余，再加上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与红场大阅兵，激起了俄罗斯国内爱国主义精神的高潮，普京的威望大增，人们开始议论2018年普京谋求新任期的可能性。看来，这是大势所趋、顺理成章的事。“普京现象”是全世界学术界和政界都在力图解读的问题。

中国学者也在尝试为普京“画像”。对普京时期俄罗斯经济的研究，中国学者主要集中在经济现象上，如关注俄罗斯的宏观经济状况、政策分析等，出版了不少关于俄罗斯经济的著作，对我们了解和认识俄罗斯经济发展与转型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认为缺乏对俄罗斯经济有深度的理论探索。我有幸阅读了关雪凌教授和张猛博士的《普京政治经济学》，的确令人耳目一新。本书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突破。

从狭义上看，《普京政治经济学》为解析普京的政治、经济政策与成效引入了更适宜的理论体系。众所周知，普京总统的主要政策实践常与西方国家所倡导的准则相反，自由主义的理论范式并不适用于解释俄罗斯再次崛起的经济成就。《普京政治经济学》把国内关于俄罗斯经济的研究带入了理论的蓝海，书中采用普京新保守主义的现实理论来解读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令人信服，为普京“画像”打造了理论基础。

从广义上讲，《普京政治经济学》构建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许多中国经济学家正在讨论主流经济学存在的种种缺陷，但大部分努力还停留在指出问题上。我很高兴看到，本书作者能够真正用批判性思维去构建一个替代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并巧妙地以普京总统和俄罗斯政治经济发展实践为案例，流畅而又深刻地阐释了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显然，相比西方国家主导的新古典经济学，本书的现实主义思维体系对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更具备普遍性的解释力。

世界舞台是大国角逐的竞技场。经济学作为国家间竞争的重要战术理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适合所有国家的经济学是不存在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只不过是最大限度地体现主导性大国利益的经济运行逻辑。19世纪英国统治全球阶段，从未有任何殖民地国家可以通过学习《国富论》成为像英国那样富裕的国家；在21世纪的今天，也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依靠外国企业的投资成为发达经济体。无论是英国的《国富论》还是美国的“华盛顿共识”，各个时期的主流经济学的目的和作用都是为霸主服务。

每个大国都需要自己的经济学。德国之所以在近代崛起，得益于19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他反对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并建立了德国的民族主义经济学，也称历史学派，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指导了后来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实现德国在欧洲大陆腹地的崛起。如果德国没有李斯特，没有德国自己的经济学，德国可能还会在继续甘愿以谷物换取英国的制成品中丧失发展的时机。而李斯特思想体系的完善受到当时的新兴经济体——美国的巨大影响。在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立的保护主义理论和政策体系下，美国经济迅速赶超英国。

处于赶超阶段的发展中大国更需要自己的经济学。对于俄罗斯经济的快速增长，有人说这不过是普京的幸运，因为国际原油价格进入21世纪以后一路飙升，俄罗斯作为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之一，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理所当然。但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普京实施与“华盛顿共识”完全相悖的重新国有化和建立俄罗斯国家稳定基金等措施，则油价上涨的利益必将通过俄罗斯寡头和外国企业流入西方国家的银行，俄罗斯不会取得居民收入增速快于经济增长的成果。反观主流经济学指引下的其他发展中石油出口国，在近二十年的石油价格上涨大趋势中，哪个国家取得了与俄罗斯类似的成绩？归根到底，俄罗斯的发展依靠的是大国自己的经济学。

当然，在今天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俄罗斯经济前景堪忧的情况下，普京政治经济学也面临严峻挑战。高油价为俄罗斯积累了财富，增加了人民的福祉，但却使俄罗斯经济至今未能摆脱对能源出口的依赖，错过了与新一波工业化同步的时机。俄罗斯各界都在呼唤改革和创新。当前由于石油价格低迷，美欧对俄实行制裁，俄罗斯如何渡过危机，重新走上复兴大道，我们等待出现普京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将加深中国人民对俄罗斯和普京总统的理解，并有助于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普京政治经济学》视角独特，理论发人深省，语言通俗易懂。它不是普京总统的传记，也不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描述。在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和宽广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作者以俄罗斯案例系统梳理了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大国发展道路上亟待关注的若干重要问题，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相信作者的意图也正在于此。

祝贺《普京政治经济学》的出版！

是以为序。李凤林原中国驻俄罗斯特命全权大使2015年7月于北京导论普京的世界你不懂

弗拉基米尔·普京，21世纪初俄罗斯政坛上矜持寡言的黑马，当今世界舞台上坚韧霸气的耀眼明星。2000年，普京首任总统时从叶利钦手里接过的是一个几近崩溃的俄罗斯——面临着沦为世界二流或三流国家的危险；2012年，当普京第三次在克里姆林宫安德烈耶夫大厅宣誓就职总统时，俄罗斯已经走在了重新崛起的道路上。如今，漫步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街头，可以感受到它们的繁华程度能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城市相媲美，从大街上人们神采奕奕的脸上，可以感觉到那梦魇一样的20世纪90年代似已成为久远的过往。

尽管俄罗斯还有不少内忧外患，但如果你是尊重历史的人，就难以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普京创造了奇迹。普京从叶利钦手里接过俄罗斯核按钮，可以说是受命于民族危难之际。十几年来，普京用实力证明了自己不是在国家命运攸关时刻走进政权中心的平庸之辈。赞美普京的人将其理想化，仇视普京的人将其妖魔化。对普京似乎没按“规则”出牌的政治举措，有人说无法用“理性”来理解；对普京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治国方法，有人说普京没有跟随任何一种经济学范式——所有这一切只能说明：普京的世界你不懂。一、为什么普京的世界你不懂

普京的政治经济思想是一套系统完善的西方治国理念，每个曾经落后的国家在走向强大的道路上或处于赶超阶段时，都曾被这种思想启迪。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美国，无一例外是在理解和运用了这一智慧源泉之后才富强起来。今天，我们将这种治国思想称为现实主义视角的政治经济学。在近代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发达国家是靠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实现富强的，包括亚当·斯密的祖国——英国也是在1830年完成工业革命取得世界绝对领先地位后，才于1846年废除《谷物法》从而成为推广自由贸易的旗手；相反，全盘接受发达国家的教诲与国际接轨的落后国家，最为常见的命运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成为富裕的发达国家。

为什么普京的世界你不懂？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基于理想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居于主流地位。系统的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还处于萌芽时期，深刻和现实的思想难以在学术道路上生存，也不易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现实主义研究者势单力薄，偶有思想火花闪动，旋即被海量的理想主义“学术成果”所淹没。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学者所接受的文化与欧美国家不同。数千年来以等级、秩序、中庸、和平、和谐为主线的中国文化与长期处于碎片化的欧洲列国的竞争文化差异颇大，我们知道了东西方文化在人的行为上的差异，却低估了在国家行为上更大的文化差异。不可低估的是，文化差异使中国学者更倾向于接受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却比较难以理解在欧洲影响巨大的另一批思想巨匠，如意大利现实主义政治学家、《君主论》的作者马基雅维利。他曾在理论上指导了推动德国实现经济统一的德国历史学派代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实现德国崛起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以及美国开国元勋及财政部长、美国经济崛起的关键人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一批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这些伟大的思想家都为本国的富强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他们对欧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实际影响力远大于亚里士多德和亚当·斯密。可以说正是这些现实主义思想家塑造了自己的国家和今天的世界。

世界大同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但我们不能用未来社会的理想法则指导今天依然充满冲突的现实世界。理想主义是一种平面的思维方式，而现实主义则是立体的。就像不能用求面积的方法计算体积，这就是理想主义者难以理解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普京的根本原因。

此外，不理解普京的世界还源于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和教条主义，缺乏思辨和独立思考。理想主义者只要提到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就将其定义为“好”和“对”。的确，开放市场有利于效率提升，自由贸易也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但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对强国有利，对弱国不利甚至有害，不顾国情盲目与发达国家接轨会有更大的危害。如果人们摆脱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多问一些为什么，就可以读懂普京的世界。二、怎样解读普京的世界

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是叶利钦的时代。依照美国等西方国家基于新自由主义思想给俄罗斯开的处方，俄罗斯实施了休克疗法式的改革。苏联时代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一夜间被摧毁，俄罗斯以最快的速度变卖了国有企业，引进了整套的西方市场经济法律法规，建立起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可以在短期内建立起来，而市场经济的灵魂——竞争和民主却不可能在短期内融入俄罗斯的社会生活。于是，黑帮、寡头和腐败的官僚填补了政治经济管理的真空，结果是国家衰落、民不聊生。

普京执掌俄罗斯后，并没有在叶利钦所选择的新自由主义道路上继续摸黑上路，而是在“普京新保守主义”的强国理念下开始了俄罗斯重新崛起的艰难求索——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经济上实行目的明确的保护主义，社会文化上实行反西方主义和恢复传统主义。这一切理念、政策和主张，都与主流西方经济学所推崇的经典教义背道而驰，但普京却以此拯救了俄罗斯。

政策的分水岭是解读普京的最佳剖面。与叶利钦的区别在于，普京衡量所有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效果的首要和最高标准，是保证俄罗斯国家利益，而不是满足西方标准或与欧美接轨。形式上满足了西方的标准，实质上必然损害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究竟该弱化国家的作用、退出对经济的干预、消除所有壁垒，还是要强化国家的作用、抵御外来的压力、保护本国利益？普京选择了后者，这也是普京被冠以“国家主义”的原因。

从强国崛起的历史经验看，国家富强不是靠完善市场机制就能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没有政治引导和国家保护，经济迟早会成为寡头的私产或列强的附庸，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就是鲜活的例子。普京认为，经济建设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它还涉及一系列其他条件，如政府职能和社会整合等。普京用政治手段，通过国家权力才确保了国家统一并重新掌控国家经济主权。如果沿袭叶利钦时代的新自由主义路线，今天俄罗斯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国家的作用界定清楚之后，就引申出解读普京的第二个问题——普京“理性”吗？普京的确作出了很多出乎常人意料的决定。例如，2003年年底，曾经风光无限的俄罗斯石油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沦为阶下囚，西方国家指责普京“践踏民主”；2014年3月，普京重新收回旧地克里米亚，使俄罗斯陷入冷战后最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的旋涡，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欧国家正面对峙。现实主义的成本—收益法则体现在通过使用“审慎的权力”来取得“明智的利益”上。真正的“理性”不是极力避免任何冲突，而是权衡利弊得失作出抉择。如此说来，对普京是否理性这一问题，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答案。

我们认为，最好应该抛弃在人物评价上非赞颂即诋毁的做法。我们无意赞颂普京总统，他是一位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灵活地使用国家权力捍卫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无论国际社会如何评论他，普京和西方同行们所做的事情至少有一件是一致的，都是让本国利益最大化，区别在于国家的地位、国际话语权以及个人能力决定的方式方法，这是负责任的政治家的本职。我们不能贬损普京总统，凡能真正秉持现实主义思想的政治家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只有理想主义者才会选择国家利益而非满足自私自利欲望。毫无疑问，普京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和为自己的祖国奉献一切的精神。同样，我们也不能接受对普京的个人攻击，以道德的名义怀疑动机只会拉低讨论的水准。如同历史上所有杰出的政治家一样，普京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为实现特定目的也会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最终目的是捍卫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三、普京政治经济学的命名

近些年来，“总统经济学”逐渐成为一个比较时髦的话题，比如奥巴马经济学、安倍经济学等。我们尝试研究的是“普京政治经济学”。这里，需要稍微回顾一下“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由来。

众所周知，18世纪中叶在英国出现了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标志的理想主义政治经济学；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整体系的诞生；1890年出版的马歇尔《经济学原理》被视作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圣经。自《经济学原理》出版后，“政治经济学”逐渐为“经济学”一词所取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古典经济学在美国的推广下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回避了对影响经济现象的制度因素的探讨，依赖过于苛刻的假设，在理想市场中构建精致和严谨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忽视了影响经济行为的历史、政治和社会的背景”，使主流经济学研究的经济运行现象缺乏在真实社会里发生作用的条件。因此，主流经济学仅能在模型中成立。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济学与现实世界日益脱节，但却被很多发展中国家作为治国理念和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有意思的是，在主流经济学的发源地美国，政府并不以新古典经济学作为政策理论依据。

理解普京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我们可以从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得到全面共鸣。19世纪上半叶，在弥漫全德国学术界的思辨氛围中，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一个惊人的现实主义者。为证明英国人思想的荒谬和想做世界霸主的野心，李斯特于1841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他反对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书中大谈德国国家利益而不轻言全人类利益。李斯特所在的德国处于地方势力分割、经济落后的状态，在贸易自由化的冲击下，德国难以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李斯特毕生致力于实现德国统一，建立共同市场，保护和培养本国产业。他驳斥当时的霸权国英国所推广的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后来俾斯麦落实了李斯特的主张，在政治上实现了德国统一，在经济上保护了国内市场，积极采用外国的技术发展本国的企业，最终实现了德国的崛起，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经济格局。

普京的执政理念受到欧洲古典现实主义经济学理念的滋润，并效仿发达国家怎么做而不是听信发达国家怎么说。普京政治经济学本质上不是转轨国家经济学特例，而是与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实现经济腾飞所采取的政策高度一致的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具有鲜明特色的普京政治经济学，是全球化条件下典型的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进化的产物。

2000—2012年，在两任总统和一任总理的任期内，普京实现了俄罗斯的经济奇迹。2012年，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国家门槛，约为14万美元，在金砖国家里位居第一；并且连续十年实现了居民收入的增速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速，被联合国称为“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普京的政绩无法用当前主流经济学解释其根源，因为普京的大部分经济政策与现代市场经济学所推荐的“正确”教义相背离，主流经济学低维度的理论和方法难以揭示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高维度现实。因此，本书采用“普京政治经济学”的名字更有利于揭开普京治国的来龙去脉。四、呼唤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路径的研究

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自美国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泰斗罗伯特·吉尔平梳理的三大研究范式之一，即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激进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源远流长，在不同历史时期还有很多近似的名称，比如国家主义、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等，德国的历史学派也属于这一大家庭的闪耀一员，马克思、熊彼特的理论与现实主义也有很多共享的内容。例如，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之一在于，在利益划分上是以阶级为单位还是以国家为单位，而在对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上，两者并无二致。吉尔平强调“市场和强大的行为者之间的互动作用。这两者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理解了市场如何运作和国家以及其他行为者如何试图操纵市场为自己谋利，人们才能真正懂得国内经济或国际经济的功能”。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是有鲜明的价值判断的，它并非价值中立的。

相对而言，主流经济学多数是用一种现象来解释另一种现象，而不能解释现象背后的本质。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后，通过紧缩公共开支、控制货币供应量和大幅提高利率抑制了英国的通货膨胀；实行大规模国有企业和资产私有化；取消物价管制委员会，缩小国家企业局的权力，废除外汇管制和180多项限制经济活动的规定；降低税率，扩大公共产品领域的市场成分；限制工会权力，压制工会运动等。最终结果是英国摆脱了经济困境并一跃成为欧洲第二大经济体，主流经济学把撒切尔夫人的成就归功于货币主义政策的胜利。

但是，如果认为货币主义是有效的经济政策，那就走向了形而上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政治经济平稳运转近40年的英国出现了势力强大的分利集团，英国社会严重僵化，民主制度难以通过自身优化来适应、解决社会矛盾，每次政客轮替无不被利益集团所绑架，无法让英国回到正确的道路。撒切尔夫人作为一匹政治黑马，凭借“铁娘子”强悍的个性，通过社会变革打破既得分利集团的封锁，从而使英国社会从怨恨与窒息中恢复了活力。从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出发难以揭示复杂现象背后的逻辑关系，而从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1932—1998）关于大国的兴衰中阐述的政治经济理论以及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关于政治衰败的分析出发就会豁然开朗。否则，便无法解释为什么复制撒切尔夫人所谓“货币主义”经济政策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无一取得英国的成就——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成就与货币主义或许只是一种巧合罢了。

直接的观察可以发现，凡是富强的国家，在经济腾飞阶段都是利用了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等西方强国无一例外。而当今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却接受了西方灌输的新自由主义等理想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其结果是先后不约而同地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很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一些有识之士还作出了前沿性的研究，找到了新自由主义为什么会对发展中经济体不利的原因，这些都为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堆积了土壤。

普京绝非一个孤立的国家领袖。从政策维度上可以看到亨利七世（英国都铎王朝的建立者）、俾斯麦、明治天皇和近代的韩国前总统朴正熙等国家领袖的影子。他们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政策在形式上千差万别，但在内涵上无不体现着现实主义精神。显然，普京政治经济学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借鉴意义不言而喻，这也是现实主义学术路径最有魅力之处。五、本书意义与布局

普京政治经济学是现实主义范式政治经济学。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都主张市场经济，区别在于前者注重公正、后者注重平等，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应该选择有利于本国发展的方式和可行的方法。学术界只停留在反思和批判新自由主义上是不够的，更应该致力于研究那些被证实有益的经济理论和方法，系统地建立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的理论体系。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体系不仅无益，而且由于国家利益不同可能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甚至国家安全。因此，我们呼唤以新兴经济体为视角的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构建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是以普京思想和俄罗斯实践为对象来系统阐述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一次尝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也达到中上等收入国家的水平。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以及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必须改善中国的产业结构，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增强国家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政治经济学归根到底是研究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学科，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独立研究明显落后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本书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在导论中，提出了理解普京的视角并简要介绍了本书的布局。

第一章梳理了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大国悲剧。在政治衰败的20世纪90年代，寡头、外国公司、黑帮、地方官员占据权力真空造成了俄罗斯的苦难。这在很大程度上归根于叶利钦没有根据俄罗斯国家利益和发展阶段实施适当的改革措施，而是全盘接受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

第二章分析了普京的强国理念——普京新保守主义。从普京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欧洲伟大的政治思想家的影子，包括马基雅维利、斯托雷平等。从普京新保守主义的内容，我们看到普京俨然成为世界保守主义的领袖，填补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信仰、道德和秩序的缺失，这对俄罗斯再次崛起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第三章从实践上梳理了普京如何用国家权力规范俄罗斯寡头，从理论上分析了分利集团、政治衰败和国家僵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寡头本质上是社会中少数人组成的分利集团，它们会在政治衰败中成长起来，压抑社会的发展。只有实现国家政治振兴，才能将经济果实从被分利集团少部分人霸占转化为被广泛性、共容性组织所共享，这样才能有利于国家财富的增加和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

第四章从现实主义角度分析了跨国公司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以及普京的治理之道。发达国家把引入外资作为成功的秘诀灌输给发展中国家，但发达国家自己却非常谨慎地使用。这是因为一旦外国公司控制了东道国经济，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普京对外国公司与西方国家的态度极为相似，普京对战略性行业的保护力度是空前的，其方式方法有具体案例可供参考。

第五章探讨了俄罗斯对天赐的丰富的油气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丰富的自然资源给俄罗斯提供了别国无可比拟的优势，也成为俄罗斯强大的物质基础。能源产业是俄罗斯的支柱产业，甚至可以说俄罗斯经济严重依赖能源产业。油气产业在俄罗斯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欧佩克的平均水平，但资源并非魔咒，俄罗斯并没有走中东的道路，而是因循了挪威的模式——建立主权财富基金，使俄罗斯民众因油气资源而受益。普京因此赢得了俄罗斯人民的支持，能源成为外交武器和普京的权力基础。如果将一国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定性为资源民族主义，普京的做法可以称为资源民族主义的挪威模式。

第六至八章分别研究了俄罗斯与最重要的三个对手和伙伴——美国、欧盟和亚洲邻居的政治经济关系，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欧亚大陆权力平衡的机制、俄罗斯地缘政治的独特之处以及可能触发的国际格局变化等。首先，美国需要俄罗斯作为欧洲的威胁而存在，从而保持和强化对欧盟的保护权，同时也要抑制俄罗斯和欧亚联盟对美国可能形成的挑战。其次，欧洲希望俄罗斯是一个稳定的邻居和潜在的市场，俄罗斯也把欧洲当作实现强国崛起不可缺少的伙伴和最重要的市场，但在美国的关注下，俄欧的关系是微妙复杂的。最后，中国的快速崛起和亚洲的发展使俄罗斯在与西方的博弈中拿到一个重重的砝码，俄罗斯需要分享亚洲快速发展的机遇，但也要谨慎对待远东的安全问题。

第九章构建了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在普京思想和俄罗斯实践的基础上以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本章就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经济发展的目的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等方面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行了对比，构建起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不是一部普京的传记或者记录普京的政策行为的书，而是以普京这位中国人很喜欢的政治家作为案例，阐述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真实的理论依据，而不是它们教给发展中国家的那些说辞。这样，读者就不会对普京的强悍感到诧异，不会对俄罗斯的发展感到意外。其实，普京的所作所为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思维逻辑是完全一致的，普京的行为完全符合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推荐的政策方法。普京非常明智地运用了国家权力来保护俄罗斯的经济利益，而日益增大的经济利益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普京的政治权力，他得到了绝大多数俄罗斯国民的拥护。权力与利益形成一个相互强化的闭环，这也正是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巧妙所在。第一章崩溃边缘的俄罗斯

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普京

俄罗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国，一个独特的欧亚世界。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噩梦和经济社会转型的剧烈动荡。如今走在圣彼得堡的大街上，可以感受到其繁华程度已不亚于任何欧洲大都市，莫斯科也成为财富集聚的地方。但是，人们仍然不能忘记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给俄罗斯带来的大国灾难……

自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任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后，苏联政局和社会制度拉开了急剧变革的序幕。经历了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以及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无数个战役后，1991年12月25日，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0多年的苏联红旗悄然落下，代表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缓缓升起，这标志着列宁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消失。20世纪90年代，是俄罗斯政治、经济乃至整个社会深陷危机的十年：政坛跌宕起伏，社会政治矛盾激化，经济危机难以摆脱，百姓生活陷入贫困，民族分离主义严重泛滥，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面临现实的威胁。总之，俄罗斯处在崩溃的边缘。一、为什么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

至今很多俄罗斯人还清晰地记得，1992年元旦前夕，叶利钦发表总统电视讲话，动员全体俄罗斯国民以“和平、克制和勇敢”的精神迎接即将到来的经济转轨。他向国民许诺，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休克疗法式的经济转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俄罗斯就会出现社会经济稳定、人民生活富裕的景象，成为欧洲的“文明国家”。已被各类政治斗争和几场经济改革折腾得精神紧张、疲惫不堪的俄罗斯人民，在平静地接受苏联解体的同时，以半信半疑的心情来理解休克疗法，以俄罗斯民族特有的忍耐力给总统和政府以支持，因为他们真诚地期望国泰民安。

说到休克疗法，我们不能不提到“华盛顿共识”。20世纪80年代末，深陷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亟须进行经济改革。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小型研讨会。会上提出并形成了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方案，主要是围绕政府作用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即“华盛顿共识”。客观地讲，最初的“华盛顿共识”针对的是已经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但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而不是针对市场经济体制完全缺失的转轨国家。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却被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政府用于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践。

我们说休克疗法是激进的经济转轨措施，那么，当时在俄罗斯有渐进的改革方案吗？能实行非休克疗法式的经济转轨吗？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经过理论界和政府等层面的激烈争论，“俄罗斯的大多数政治力量和居民在必须进行自由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方面实际上已经达成共识”。但在1990—1991年讨论以什么方式实现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争论却非常激烈。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及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的阿巴尔金院士提出了经济改革的三个方案，分别是渐进方案、激进方案和适度激进方案。其中，渐进方案主要包括：用适当的速度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主要采用行政方法调控正在形成的市场和通货膨胀；逐步减少国家订货，控制物价和收入的增长。激进方案，即后来所说的休克疗法主要包括：短期内彻底摧毁现有结构；同时消除市场机制运作的所有障碍；大量减少国家订货，几乎完全取消对价格和收入的控制；大范围地向新的所有制形式过渡。适度激进方案主要包括：采取一系列激进措施，为向新机制过渡创造启动条件；建立积极调控市场的组织机制；落实巩固和发展新的经营体制的措施；对价格、收入和通货膨胀进行监控，对低收入阶层提供强有力的社会支持。据当时俄罗斯社会民意调查，赞同渐进方案的占10%，赞同激进方案的占30%，赞同适度激进方案的占60%。

俄罗斯政府“从所有可能的方案中选择了最简捷但也是最脆弱的方案——休克疗法”。它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即经济自由化、宏观经济稳定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堪称“华盛顿共识”的“经典之作”。

经济自由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价格自由化。自1992年1月2日起，俄罗斯一次性大范围放开价格，90%的零售商品和85%的工业品批发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为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化，即实现无赤字预算和降低通货膨胀，俄罗斯政府采取严厉的紧缩财政和信贷的政策。其中，紧缩财政的措施包括大幅度削减财政支出，增加税收，规定靠预算拨款支付的工资不实行与通货膨胀挂钩的指数化政策等；紧缩货币的主要措施包括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与信贷规模。为快速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俄罗斯政府规定在1992年内要将20%~25%的国有企业私有化。

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俄罗斯采用的休克疗法是自毁长城的做法。为什么在具备三套方案的情况下，俄罗斯政府却选择了最为激进的休克疗法？俄罗斯经济转轨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今天看来，这恐怕是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国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恶化的经济形势是俄罗斯政府选择休克疗法的直接原因。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联消费品市场上的断档奇缺已是普遍状态，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买卖。在89个俄罗斯联邦主体中，有60多个没有粮食储备。可见，“社会局势紧张到了极点，人们纷纷储备唯恐食品完全匮乏”。苏联解体前的1991年，苏联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3%，粮食产量下降24%，食品生产下降10%，对外贸易下降37%，预算赤字占GDP的20%。面对如此恶化的经济形势，俄罗斯学者认为必须破釜沉舟，实行渐进改革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俄罗斯的原社会经济体制已经病入膏肓，无法医治，与其说是需要医生，不如说是需要挖坟者了”。

其次，紧张的政治局势是俄罗斯政府选择休克疗法的重要原因。1991年年底，以叶利钦为代表的俄罗斯民主派取得了政权，但面临着以俄共为代表的左派力量的挑战，何况当时俄罗斯的各反对派对叶利钦的私有化计划多数持不赞成立场。另外，虽然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派掌握了国家权力执行机关，但以俄共为代表的反总统派在另一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叶利钦采用休克疗法与其说是经济上的需要，不如说主要是为了达到政治上的目的——在最短时间内打破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防止苏联和苏共的东山再起，使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化不可逆转。选择休克疗法来快速实现私有化、自由化和稳定化，其政治意义对叶利钦政权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叶利钦政权迫使俄罗斯在改革中不惜一切代价。

最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影响是俄罗斯政府选择休克疗法的外部条件。1990年秋至1994年1月，休克疗法的发明者之一、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先后率领200多名西方经济顾问就一系列问题为叶利钦提供政策咨询，包括私有化、自由化和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等，并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非政府研究机构——经济分析学会。同时，美国政府派遣了庞大的专家顾问组在盖达尔、丘拜斯内阁的主管私有化机构中参与有关方案和法规的起草工作。俄罗斯前国有资产国家委员会主席波列万诺夫透露，“在国有资产委员会工作的有35个外国公司的雇员，他们可以直接接触我们情报资料库中的所有材料”。此外，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叶利钦政府的第一任对外经济关系部部长格拉济耶夫做了清晰的说明：1992—1998年期间，“俄罗斯实际上处于一种由外人来管理国家经济政策的状态，基本指标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草拟，之后交由傀儡政府和傀儡中央银行以相关经济政策宣言的方式走一下批准形式”。

如萨克斯所言，休克疗法的主要指导思想是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以激进的、一步到位的方式稳定宏观经济（主要是抑制通货膨胀），同时向市场经济转轨。在1992年1月到1998年8月六年半的时间里，历经盖达尔政府、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和基里延科政府等几届政府对经济政策的不断调整，但都没能摆脱休克疗法的阴影，俄罗斯始终在极度艰难的经济转轨中痛苦挣扎。二、休克疗法带来的自我毁灭

休克疗法使俄罗斯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之中，把俄罗斯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富裕的俄罗斯变成了一个穷人国”，它不得不“接受外国的粮食援助、来自欧盟库存的糖和人造黄油，还有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军的剩余口粮。一个超级大国如今沦落到行乞的地步”。

整个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几乎减少了一半。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排名中，苏联排第三位，俄罗斯联邦排第七位；到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不仅落后于“七国集团”国家、印度和中国，而且落后于韩国、墨西哥、巴西和印度尼西亚，降到第13~14位。而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看，则已跌到百名之外——1997年，俄罗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列第104位。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其危机程度已超过1929—1933年西方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当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30%。不仅如此，这场深重的经济危机也是俄罗斯经济发展史上的悲剧，其对生产力的破坏程度远远超过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时期，使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的消费水平倒退了数十年。

休克疗法中的价格自由化可以说是给俄罗斯人民福利造成最严重后果的措施，它是一种“最简单原始的方式：不加任何限制地赋予企业随意制定价格的权利，没有保障诚实竞争、保护消费者权利的限制，没有其他约束性机制”。其结果是通货膨胀如脱缰的野马。1990年，苏联的通货膨胀率为5.6%，1991年为160%，1992年为2500%,1993年为840%。到1995年年底，消费品价格与1990年相比上涨了3668倍，与1991年相比上涨了1411倍。下面的事实也许更能清楚地反映俄罗斯的“物价飞涨”。1991年，在莫斯科乘一次地铁的票价是0.05卢布，到1995年上涨到400卢布；在莫斯科商店，1千克啤酒的价格从1991年1月的2卢布涨到1994年6月的3187卢布。

对此，颇具影响的俄罗斯科学院原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所长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评价说，“价格自由化使储蓄、工资、养老金急剧下降，几乎摧毁了整个经济”。的确，俄罗斯经济的雪崩式滑坡和恶性通货膨胀交织在一起，使俄罗斯工薪阶层和养老金领取者的实际收入急剧下降。1995年俄罗斯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下降到1990年的48%。事实上，如果考虑到大型企业和国家机关在1992—1995年间严重的工资拖欠问题，那么实际收入的下降幅度还要更大。养老金领取者的实际收入下降比工薪阶层更加严重，1995年的养老金只有1990年的25%。由于实际收入急剧下降，很多俄罗斯城镇居民周末到他们郊外的小木屋（也有人称之为“别墅”）种植土豆和蔬菜；对于普通的俄罗斯家庭来说，购买冰箱、电视等耐用消费品已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

价格自由化也推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严重打击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而严厉的紧缩政策又使企业痛感资金严重缺乏，恶劣的经济条件使企业陷入极其艰难的境地。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企业还不会接受市场价格的信号引导，因此企业不是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消化涨价因素，相反却采取削减生产、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方式谋求眼前利益，还有些工厂把宝贵的机器设备按照废品出售，以收取微薄的报酬。这一切使俄罗斯经济出现雪崩式滑坡，元气大伤——在实行休克疗法的头五年里，消费品部门的生产下降了80%~90%，机器制造业下降了75%，许多有前途的制造业企业“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它们被清除出市场，为进口商品腾出空间”。

为加快私有化进程，俄罗斯政府最初采取的办法是无偿赠送——无偿私有化。1992年8月19日，叶利钦颁布《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实行私有化证券制度》的总统令，每个俄罗斯公民可以领得一张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凭证自由购股。当时很多学者提醒政府注意这种以无偿方式快速推进的私有化可能给经济带来破坏性的后果，但叶利钦政府还是选择了这个最容易引起社会冲突和对经济破坏力最大的方案。结果是，私有化“造就了一类反常的实业家，他们并不想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为消费者创造新的物质商品来获取利润，而是前去攫取从前创造出来的财富。结果，我们非但没有看到通过激发企业家的创造热情而取得的经济增长，反而经历了一次极为严重的衰退……私有化运动组织的像一次免费的财产分配”。

休克疗法还带来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引起了俄罗斯社会的分裂，似乎形成了两个俄罗斯：一个是大的和最大的所有者的俄罗斯，他们联合了很少的一些人：2%很富的和3%较富的。这首先是大银行的所有者和金融寡头，以及俄罗斯经济的关键性企业的企业主，首先是采掘部门……另一个是俄罗斯广大居民，其中40%的人处于贫困线以下”。

俄罗斯政府在没有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实行休克疗法，实际上相当于没有采取任何麻醉就开始进行外科手术，产生的直接后果是严重影响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情况恶化问题，表现为人口数量的减少和人口质量的下降。自1992年起，俄罗斯的人口增长就一直呈现持续下降。据统计，1992—1997年期间，俄罗斯的全部人口减员数量高达800万人。此外，俄罗斯人口质量的下降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人口预期寿命的缩短方面。1990—1994年，俄罗斯男人的预期寿命从65.5岁降至57.3岁，比印度、埃及的人口寿命还要短。

严重的经济危机使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一落千丈，在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在国家间的竞争取决于经济实力的今天，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已今非昔比。正如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所言，俄罗斯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两三百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

对于休克疗法的结果，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大卫·科兹的评价耐人寻味：“没有证据表明，采取休克疗法使俄罗斯拥有经济有效的、技术上进步的、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繁荣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其近期的效果却是生产的大幅回落、高速的通货膨胀、公共服务的减少、犯罪和腐败的增加以及人口的下降；从长期来看，俄罗斯正处于非工业化的危险中，正在变成一个依靠进口获得制成品的原材料出口国”。

始于1991年的俄罗斯经济负增长一直持续到1996年，1997年俄罗斯经济终于出现了0.4%的增长，这如同隧道尽头的曙光。然而，严重畸形的宏观经济政策积累的问题终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浮出水面——1998年8月17日，俄罗斯金融危机爆发，卢布一夜之间贬值50%。1999年1月9日，俄罗斯财政部发表正式声明：金融危机使俄罗斯遇到了复杂的债务问题，国家已无力如期履行所有的外债义务——俄罗斯事实上破产了。三、混乱的政治生态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转轨道路上荆棘密布，险象丛生，而俄罗斯政治舞台也始终是危机四伏，硝烟弥漫。

1991年年底，俄罗斯与联盟中央争夺权力的斗争最终以苏联解体宣告结束。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联盟击败了其他政治力量，而当这一斗争结束之后，随着民主派内部出现分化，新的一轮斗争又开始了。这一轮斗争首先围绕着政府的经济改革方针进行，随后很快便形成了以政府反对派占多数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最高苏维埃为一方，以总统、政府即执行权力机关为另一方的两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斗争。斗争的焦点从经济改革方针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发展到两大权力机关围绕着独立后的俄罗斯是选择总统制的民主制度还是议会制的共和制度的对抗。最终以叶利钦为首的执行权力机关强行解散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炮打“白宫”（俄罗斯议会大厦）这一非常的军事手段摧毁了苏维埃制度，在炮火硝烟和流血死亡中（后来通过了全民公决）确立了总统制民主制度，最终建立起以总统集权为特征的三权分立的国家权力体制。

俄罗斯国家权力体制的特征是总统独揽大权，议会权力很小，司法权力更弱，是一种以总统为重心的三权分立体制。俄罗斯的这种“超级总统制”同三权分立的原则很不相称。例如，《俄罗斯宪法》规定，若议会三次否决总统提名的总理人选，如果否决的是同一人，总统就有权解散议会（这种规定是世界各国所罕见的）。而且，总统任命总理需要国家杜马同意，总统撤换总理和解散政府却可以自行决定，不需要经过国家杜马同意。所以，有评论说俄罗斯总统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总统。

俄罗斯独立之初，总统与最高苏维埃的斗争、总统与政府的矛盾以及政府与议会的摩擦，使政府不能集中精力、独立自主地制定和执行经济转轨的路线和方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中任何一项转轨措施都会触及部分阶层或集团的切身利益，因此需要加强国家的职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有权威的政府。但叶利钦却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在他执政的8年时间里，对俄罗斯政府进行了大大小小十几次改组，最为登峰造极的便是在1998年3月到1999年8月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四次解散政府，并一意孤行地连续提名议会多数派所反对的新总理人选，最后导致了总统同议会的激烈对抗。这期间频繁的政府危机造成1993年10月炮打“白宫”以来持续的政治动荡，也成为引发1998年8月震惊世界的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金融危机驱散了俄罗斯政府几年来苦心经营的对于经济的乐观预期，严重打击了国内外投资者刚刚萌发的投资信心和俄罗斯百姓对稳定生活的期待。四、快被撕扯成碎布片的领土

俄罗斯独立之后，苏联解体的“余震”在俄联邦频频发生。擅自扩大自主权、蚕食中央权力的现象愈演愈烈，联邦体制岌岌可危，俄罗斯究竟是采用“联邦”制还是“邦联”制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1993年颁布的《俄罗斯宪法》明确了俄罗斯的联邦共和体制，取消了一些共和国提出的“国家主权”概念，规定了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各自的管辖范围。

但是，宪法中取消了“国家主权”概念并不意味着事实上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在苏联解体以及后来俄罗斯联邦上层权力危机过程中，俄罗斯境内民族共和国的分立倾向逐渐显露出来，其他各联邦主体的分立倾向也有不同程度的表露。正如普京所言，“俄罗斯本身像是一块‘破布片般的’领土。多数联邦主体实施的是违背《俄罗斯宪法》的法律。有些例子简直是触目惊心的。例如，个别联邦主体把自己定位为‘加入俄罗斯联邦的主权国家’。有些联邦主体对别的主体埋下了提出领土要求的基础……这样的领土纠纷在我们这里可有两千多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成为关系到俄罗斯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

作为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始终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于头顶。俄罗斯独立之初，俄联邦境内有大小民族120多个，其中俄罗斯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0%左右，而其他20%的人口所分布的地区大约占俄罗斯总面积的53%。全俄罗斯原设16个自治共和国、5个自治州、10个自治专区、6个边疆区和49个州，加上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个直辖市，共88个联邦主体。其中，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俄罗斯人的有8个自治共和国。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特别是在1991年“8·19”事件之后，俄罗斯联邦的民族分立和地方自治运动迅速滋长和蔓延起来，许多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纷纷发表“主权宣言”，有的甚至要求独立。1992年1月，俄联邦议会通过决议，将16个自治共和国和4个自治州全部升格为共和国，享有类似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可以制定自己的宪法，建立自己的法律机构。同年12月，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一分为二，成为两个共和国，这样俄联邦主体单位由88个变为89个。俄联邦把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共和国的做法，不仅没有阻止民族分立和地方自治运动，反而使其变本加厉。1994年12月开始的车臣战争就是苏联解体后在民族冲突方面发生的最尖锐的事件。

车臣共和国位于高加索山脉北侧，面积约1.5万平方千米，人口100多万。居民中以车臣族为主，占52%；其次为俄罗斯人，占29%，印古什人占12%；此外还有少数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库梅克人等。在俄罗斯广袤的土地上，车臣不过是一块弹丸之地，但却是前苏联采油业的基地之一，年产石油量最高可达1700万~1800万吨。众多的石油加工企业、输油管和加压站使车臣成为俄罗斯通向外高加索三国的“石油桥”。在1994—2000年的六年间，这里连续爆发了两次由车臣民族分裂和恐怖主义势力引起的大规模战争。车臣战争是俄罗斯独立以来最大的内战，是1920年苏俄国内战争以来国内最严重的流血冲突。

车臣战争虽然发生在俄联邦的局部和边缘地区，但它却是牵动俄罗斯全国的全局性重大事件。它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民族问题乃至对外关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从政治上看，车臣战争加剧了总统和议会的对立以及军队内部的矛盾，总统和俄罗斯国防部长主张武力解决，而议会两院和军队内部多数官兵主张用政治与和平方式解决车臣问题；从经济上看，车臣战争造成俄罗斯巨大的财政负担，影响了经济的稳定，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的经济危机；从民族问题看，俄罗斯以车臣煽动民族分离、威胁俄联邦统一为由出兵车臣，引起其他地区少数民族对俄罗斯的不满情绪，从而使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和复杂；从对外关系看，俄罗斯出兵车臣给独联体国家带来了阴影，也遭到中东和一些穆斯林国家的普遍反对，更遭到来自西方国家“践踏人权”和“破坏民主”的谴责和经济制裁。

1999年12月31日，心力交瘁的叶利钦宣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辞职声明：“我辞职不是由于健康原因。我现在辞职，是因为我已经做了所能做的一切。我不是出于健康原因，而是出于对所有问题的综合考虑而辞职的。接替我的人是新一代人，是能够做得更多、更好的一代人。”叶利钦时代就此终结，普京时代的大幕徐徐开启。第二章普京的强国理念

俄罗斯若想成为大国，必须依靠扎根本国传统价值观的务实的保守主义。——普京

进入21世纪，普京走上俄罗斯政治舞台中央。2000年3月26日，普京以超过52%的选票当选俄罗斯总统；5月7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宣誓就职。从叶利钦把象征总统权力的标志“祖国功勋”一级勋章交给普京的那一刻起，普京的命运就和俄罗斯紧紧相连。如何保护好俄罗斯，如何捍卫俄罗斯公民的利益，如何把俄罗斯建设成自由、繁荣、富强和文明的国家——这不仅是普京作为总统的使命，也是俄罗斯的跨世纪难题。一、理解普京强国理念的两条线索

普京从叶利钦手里接过的俄罗斯是个烂摊子。200多年以来，俄罗斯第一次不是以一个强国的身份迎来了新世纪。所以，普京是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走进了俄罗斯的权力核心。正如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所说，普京是在“国家处于非常条件下上台执政的。俄罗斯经济衰弱，国家政治上软弱无力，而且出现联邦解体的危险，这一切汇合成一个危险——似乎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国家复兴”。

在大动荡之后的俄罗斯如何复兴的严峻挑战面前，在叶利钦“珍重俄罗斯”的重托之下，普京誓言“给我20年的时间，我将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普京这一豪言壮语在媒体上盛传，但我们却无法找到准确出处。有人称它改版自彼得·斯托雷平——“给国家20年的稳定，国内加上国外的，您将认不出今天的俄罗斯”。普京多年执政的很多迹象表明，斯托雷平是普京的政治偶像或精神导师，理解斯托雷平有助于我们理解普京的政治抱负。这可能是我们理解普京强国理念的第一条线索。

彼得·斯托雷平（1862—1911）生于俄国一个地位显赫的贵族家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彼得堡大学。1902年，年仅40岁的斯托雷平就任格罗德诺省省长，1903年就任萨拉托夫省省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省长，因坚决镇压农民叛乱而得到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重用。自1905年开始，斯托雷平作为主持改革的总理大臣，“土地改革”和“国家”理念成为他改革的标志性内容。

从土地改革来看，“土地是俄罗斯的命运所在，然而是不幸的命运。国家落后的根源，就在于土地问题未得以解决”。所以，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目标是使农民彻底摆脱农奴制残余，让农民有劳动致富的自由，期望通过改善农民的法律地位和经济状况，促进俄国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但斯托雷平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主张循序渐进和谨慎从事。当时斯托雷平对激进派讲了一句堪称经典的话：“你们要的是大动荡，我们要的是大俄国。”

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给俄国农业和农村乃至整个俄国经济带来了生机。农业生产规模显著扩大，农业产量迅速提高。1900年，俄国的粮食产量为30亿普特，1913年增加到50亿普特。同时，农民收入明显增加。与1900年相比，农民在国家储蓄所的存款增加了一倍。俄国的人口尤其是乡村的人口迅速增加，平均寿命提高。此外，与1900年相比，工业生产几乎增长了一倍，开始修建地下铁道、铺设铁路，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出现了巴黎和伦敦那样的欧洲繁华的商店，到处都在开办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

值得深入探讨的还有斯托雷平的“国家”理念。虽然斯托雷平主张维护沙皇的统治，但他的国家理念是现代的，具有突破性意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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