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骥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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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规划原理试读：
总序
用文化传达积极的精神信念，给人以希望和动力，用文化改革释放发展红利，洋溢着温暖和勇气。在文化创新不断推动经济发展换挡升级的时代历程中，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紧扣时代发展脉搏，从立足文化产业现实问题到搭建文化领域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综合学术平台，以“大文化”为发展理念，设计学科架构、搭建文化智库、打造学术重镇，在十年的发展进程中，一直致力于探索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学科群。“文化发展学术文丛”正是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十年来对学科建设、理论建构、智库发展和人才培养等专业问题不断探索的阶段性总结。它既折射着我们打造立体学术平台做出的努力，也见证着我们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构建国家文化发展理论体系的情怀；它既反映了我们作为一支年轻研究团队怀揣的学术梦想，也彰显出我们立足严谨，向构建一流学科体系不断前进的初心与恒心。
文化是一条源自历史、流向未来的丰沛河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它的润泽。文化的强大功能，铸造了“文化+”崭新的发展形态。正因为“文化+”是文化要素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层次的融合创新，是推动业态裂变，实现结构优化，提升产业发展内涵的生命力，“文化发展学术文丛”以“文化+”为出发点，以文化内容融合式创新为研究主题，研究发轫于文化但又不囿于文化本身，它既包括全球视野下的比较研究，也包括文化创新领域的理论前沿；既聚焦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也关注不同行业领域现实问题的具体研究。可以说，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不断增强文化认知的“大融合思维”，既是“文化发展学术文丛”的主要特点，也深刻反映了未来十年文化发展的趋势。
随着我国文化发展的学科建设渐成体系、理论研究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步入新境，未来十年，将有更多的文化理论经典和文化研究著述出现，它们将更好地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前行，在支撑国家文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区域文化经济转型升级、促进文化改革内涵式发展等方面汇聚力量，彰显价值，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是为序。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范周2016年4月
导论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代中前行，城市不断地寻求一种基于文化资源禀赋和文化资本运行并行不悖并互为杠杆的新范式。设计城市文化发展路径，优化城市文化空间，提升城市产业层级，寻求城市文化突围的有效路径，已成为当前城市改造和更新的一种“新常态”。在这一背景下，自21世纪，尤其是“十一五”以来，越来越多的区域将“文化规划”列为重要议程，以期为文化发展提供更好的时间与空间的科学表达，这也相应地体现出城镇化进程中设计文化发展蓝图、制定文化规划这项工作的弥足珍贵。
在创新成为国家发展全局核心位置的时代，文化发展成为城市成长的新引擎。作为人类文化的容器和改造人类的“文化场域”，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文化的涵容、创造、扬弃与创新性建构，形成一种支撑成长的动力。“文化规划”为城市发展提供了以战略设计为导向的框架，更提供了可以使“城市规划”摆脱“千城一面”建设现状与“万城同景”营造方法的囹圄的方法和工具。这进一步说明，掌握“文化规划”的原理是何其重要。
所谓“原理”，通常指某一领域、部门或科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以“原理”为导向展开文化规划理论与方法的相关研究，有四个要义。第一，是以纲领性规划为主旨、对文化规划的编制具有普适意义的方法总结；第二，是在广泛调研和深入实践基础上，对文化规划编制的工具归纳；第三，是在大量数据和案例研究基础上，对文化规划编制的思想提升；第四，是指导规划实践操作又受实践检验的操作理论，将在规划工作中不断进行更新和勘误。
作为一种纲领性规划，“文化规划”是用文化的思维来指导其他各种规划的规划。文化规划应该是城市总体规划的纲，并非仅仅局限于文化产业规划，更不是通过其他各种规划来规定、限制城市文化的发展轨迹。相较于单纯的文化政策，文化规划更加侧重于经济、社会、文化的整体发展，在文化定义、规划视角、实施措施、参与者以及对[1]文化发展的贡献上都充分体现了其纲领性特征。
作为一种纲领性规划，文化规划旨在提供一种优化文化发展空间和提升文化发展层次的路径设计。文化规划是区域发展中对文化资源和文化资产战略性及整体性的运用，是以国家和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为指导，以区域内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和发展基础为依据，在综合考虑文化发展的各种要素资源基础上，确定文化发展方向、规模和结构，合理配置资源，以获得最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整体布局。在区域社会发展中，文化规划是一种工具，旨在通过倡导一种容纳文化建设、经济发展、城市设计、区域开发的思想，使其贯穿在区域—城市总体—详细规划的各个阶段层次，从而对文化发展进行决策指导。
以广阔的视角、全球化的眼光、战略性的思维规划文化发展路径，设计文化经济成长模式，是文化规划成功的重要维度。本书对文化规划的分析和研究，旨在塑造一种适合文化规划应用的模式与方法，突破文化部门的规划局限和范畴制约，从城市整体发展和社会总体运行的角度出发，将文化发展融入城市建设与经济开发，融入新型城镇化和五位一体建设，从而更为有效和充分地发挥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
必须认识到，文化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区域经济发展的变化，城市规划的调整，各类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均对文化发展规划的实施和推进，起到重要作用。从中我们不难看到，本书最大的特点在于，不仅仅将文化规划作为一种工具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旨在提炼和梳理出一种适合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文化的框架和逻辑，以方法论的方式提供规划编制的导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填补了全球化和城镇化进程中文化规划理论空白，而且在推动全社会对文化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上和对文化发展规划推动性的执行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屠启宇、林兰：《文化规划：城市规划思维的新辨识》，《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上 篇
第一章文化规划与城市发展城市规划是提高城市综合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是应对人文生态发展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而采取的战略选择，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对城市发展的总体战略和发展路径进行的部署。因此，城市规划整合了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以高度的集成性和系统的科学性，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综合指导。第一节 城市规划的文化命题
作为城市创新和发展的工具，文化规划是在对城市文化资源深刻认知的基础上，探讨城市文化资源如何有助于城市的整体发展，从而进行鉴别创新项目、设计创新计划、整合各种资源、指导创新战略实[1]施的过程。“创新”是始终伴随这一个过程的关键词。创新语境下的城市规划，将“文化”作为重要的设计维度和规划尺度，是提高城市文化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是应对人文生态发展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而采取的战略选择，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对文化发展的总体战略和发展路径进行的部署，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城市规划整合了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以高度的集成性和系统的科学性，为文化发展战略提供综合指导。
一 文化发展为城市规划变革提出新要求
追溯城市规划的发展历史，弗里德曼于1986年提出“世界城市”标准后指出，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世界级城市的竞争力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更体现在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综合竞争力上，文化对城市规划和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世界大都市的文化特征表现在以[2]下七个方面：文化已经成为21世纪城市发展的新核心；文化战略先行是政府推进城市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成功的城市文化发展与管理始终是政府与市场、民间互动作用相得益彰的结果；文化产业的创意本质在世纪之交被再发现与再定义；发展文化事业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是现代城市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城市文化空间布局的“多中心”化趋势似已不可逆转；城市文化成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3]。文化为旧城复兴和新城建设源源不断地注入发展动力，又润物细无声地提供增量支撑，在城市规划和区域设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已经融入城市并改变着城市的生活、生产方式，甚至成为城市整体不可割裂的组成部分。
然而，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我们仍然面临困惑与掣肘。从我国城市规划的现实境况看，迄今为止由西方或苏联输入的规划观念和规划手法，受制于它们短暂的历史或过分渲染的工业化成就，对文化传统普遍存在某种忽视的倾向。即使是诸如对古城古街区保护这样的规划项目，也只着眼于建筑形体的维持，而对其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内涵[4]未加阐扬。在文化日益成为城市生活场景和社会图景的创新时代，在文化产业日趋成为城市增量创造的新增长点并不断亟待观念转型与技术突破的改革年代，文化规划赋予城市一种精进成长和包容生长的规范式设计，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南。
从全球范围看，“文化城市”的历史性出场，使“文化”成为一种发展战略，并日趋受到地区和国家层面的推动与重视并成为城市转型发展的基本方略和落脚点。“文化规划”是实现“文化城市”的顶层设计，需要从战略的高度对“文化城市”的发展目标、路径选择和措施保障等方面做出规划和指导。如英国伦敦作为工业化完成最早的城市，在经历了工业化辉煌之后同样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伦敦确立了以创意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城市发展路径，相继以市长的名义出台了三份文化发展战略草案：《伦敦：文化之都——发掘世界级城市的潜力》（2004）、《文化大都市：伦敦市长2009-2012年的文化重点》（2008）、《文化大都市——伦敦市长文化战略草案：2012年及其以后》（2010），逐步实现了由工业城市向文化创意城市的华丽转身，并针对维持世界创意都市地位、着眼未来城市创意文化发展、保持城市文化多样性和激发城市文化活力[5]等问题进行了有步骤、有秩序、有重点的规划。
文化的创新，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文化规划”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不仅成为当前我国城市规划必须面对的挑战，而且成为城市治理的政策工具。运用文化的思维、融合文化的境界、导入文化的维度、容纳文化的尺度、应用文化的方法、掌握文化的技术手段来不断实现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完整性，提高城市规划指导城市建设的实际作用，已成为当前城市规划的迫切命题。
二 文化营造为城市规划丰富空间尺度
城市规划是以城市的发展演变过程的优化为目标的“顶层设计”，文化与城市的演变过程一样，是一个“产生、聚集、演绎文化”的动态过程。文化是城市的特色和灵魂，而城市则是文化的容器和载体。“文化营造”旨在塑造一种富有吸引力的城市品格，树立一种开放积极的城市精神，形成一种和谐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文化的力量凝聚起城市的发展共识，发挥出城市的增长动能。“文化营造”丰富了城市规划的空间尺度，并创造出以“时间无限”弥补“空间有限”及改造、重构和创造新空间的价值路径，使城市成为折射着其所标榜的文化及其核心价值的容器和载体。
一方面，文化贮藏了城市的记忆，“文化营造”以文化的传承为主线，将不断拓展城市的历史空间。这是因为文化一旦与区域社会文化发展相衔接，与日常生活图景相融合，便逐步建立一种不同社会主体能够相对平等、动态地享有空间权利，相对自由地进行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的理想状态。从这一维度上看，文化营造是活态的文化形成的生态组群及其构成的生态系统。例如，集合特殊文化资源结合的线性或带状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族群，以它们的空间坐落而形成的文化线路，把多样的地理、自然和文化景观关联，并且由于经过地区和区域的不同，它们在形态上展示出各自的风格和特征，其所形成的活跃的文化流动，可以更好地将文化资源置于真实的空间范畴去生存和演绎，它们使城市文化从静态走向动态，拓展了文化的空间。
另一方面，文化激活了城市创造，“文化营造”以文化的创新为主线，将持续拓展城市的活态空间。这是因为文化是一种“充满永不[6]竭的创造能力，具有吸收和代谢功能”的时空存在，它不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凝固不变的对象，而是深深植根于民间和民族个体心灵深处，体现着各民族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心理特征，承载着各民族特定的历史记忆和遗传基因，寄寓着各民族的生活情感与人生理想。从这一维度上看，构筑活态的文化，是构筑了文化最优化的生存方式，也是构筑了城市最具活力的发展方式。而动态的文化则是避免将文化置身于“历史断层”中而割裂其活态的存在，是一个城市与历史对话、与全球接轨的纽带。打一个形象的比喻，社会文化环境与文化遗产犹如鱼水，无“水”岂能活“鱼”？即便有“水”，若“水”质已经变化，而“鱼”未能与之适应，同样无法存活。城市规划是塑造城市未来的战略设计，而“文化营造”则可以无限放大城市的可能性，将历史的时间坐标不断拉伸，将文化与生息的城市的空间坐标不断延展，实现了文化在城镇化进程中不离本土的动态保护、更迭创新。
三 文化治理为城市规划优化落地空间
文化治理指的是为文化发展确定方向的公共部门、私营机构和自愿/非营利团体组成的复杂网络。其中包括来自公共部门、私营企业、非营利团体等各种性质的机构和个人……治理也指公民不仅作为投票者和利益集团的成员，而且作为消费者、专业工作者、文化工人、企业家、志愿者以及非营利组织的成员，拥有了更为多样化的渠道影响文化的发展。文化治理这种新型的管理机制，鼓励地方文化分权、[7]基层多元自治管理和公民文化参与实践。利用文化的功能和特性优化，甚至拓展城市规划的落地空间，可有效提高城市治理效率。通过文化规划推进文化治理能力建设，例如，通过文化设施建设改善城市文化硬件环境，通过举办大型文化活动提髙城市知名度与影响力；通过发展文化产业促进地区经济多样化发展，推进劳动力就业和刺激文化消费等。文化治理已经成为促进社区营造和城市更新的有效方式。
人在城市生活，必然形成三个活动空间：一是生活的空间，就是社区；二是工作空间，就是单位或组织；三是市场空间，它基于人的交往和消费而形成。从城市治理来看，应该把三个空间有机组合起来，这叫作城市管理。因此，城市治理应该是社区自治和城市的有机统一。这种统一的根本在于社区自治。因为城市是人的聚集，人在社区中的存在、社区中的运行是最为关键的。理由有三：其一，城市是人的权利实践的空间。其二，城市是生产和生活相分离的空间，生活空间是生产空间的基础，生活空间在社区。其三，城市是平等参与公共生活[8]的空间。文化规划应当在充分尊重作为城市主体的民众所具有的能力和创造力，并充分尊重其创造力中所包含的文化力量的基础上，做好生活空间、社区空间和工作空间三个层面的规划，从而设计出具有针对性的文化治理路径。
第一，生活空间、社区空间和工作空间相统一的城市空间越来越成为城市发展的需求。在加速变化的社会里，为人类保存一个合适的生活空间，是城市空间、文化空间和自然空间文化治理的重要内容，文化规划应当在对不同区域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等级制度、文化信仰和长期生产活动进行田野调查基础上，对传统的人工与自然、城邑与区域、空间与时间等要素展开研究，深入探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通过分析和梳理，为城镇化建设进入追求质量、寻找特色的治理路径提供文化给养。
因此，城市空间的规划和发展路径的设计需要在秉承城市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创新文化治理方式，一方面可以通过借鉴国外保护经验和探索“社会化保护”新路的方式，即坚持“以古为本”“以民为本”的保护理念而非“旧城改造”“旧村改造”的开发模式，实施“新旧分开、有机更新”的保护模式，还可以广泛探索历史村镇“社会化保护”新路，即地方政府在逐年加大财政保护资金投入的同时，可采取政府补助、社会赞助、个人捐款等多种方式筹集保护管理资金，通过土地、房屋产权的置换或租赁等方式，吸纳民营资本、风险投资基金、民间集资、使用人出资等资本参与历史村镇、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和[9]管理，也就是以多元投入的方式创新城市治理路径。
第二，城市协作规划与社区文化规划的“双规合一”越来越成为城市空间演进的要求。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外部环境与内生动力的变化使得未来的城乡发展无法沿袭既有的路径，粗放、短视的治理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同时，随着城乡规划日益为社会公众所认同与熟悉，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体要求通过城市规划来表达自身利益诉求。面向城市整体战略性发展的协作规划和城市局部建设性发展的社区文化规划的“双规合一”，是以文化治理重构城市空间的有效方式。
城市协作规划与社区文化规划的“双规合一”，是不断寻求城乡文化认同和消弭城乡文化疆界的过程，是在基于文化认同的前提下，以文化自觉为内在的精神力量，以文化创造活力激发人们探索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的新城市发展空间的主体行为，体现了以“文化弹性”和“文化自觉”推进文化治理的路径创新。它不仅仅是线性的“破旧立新”的发展过程，更是城市文化价值凝练的萃取过程和城市文化特色升华的推演过程。在“双规合一”的规划思想引导下，可以将文化生态涵育、文化遗产保护、文化空间营造、文化民生建设等纳入城市发展战略之中，加强“文化评价”在旧城改造和新城开发中的作用；另外，发挥城市设计工具在文化治理中的作用，从而建构省域、市域和县域相互关联的城市地域结构一体化网状体系，赋予每个城市以新的生命和价值。
城市协作规划与社区文化规划的“双规合一”，通过主动寻求一种创造性文化增值的范式实现了文化的包容性发展，以较强的文化弹[10]性，实现了沟通协作下的多元治理，有助于改善社会管理模式。沟通协作式规划是不同于传统规划手法的新路径，它是一个有广泛相关利益群体进入规划程序，共同体验、学习和建立共识的过程，可以被看作城乡规划公众参与的高级形式，其规划成果表现为沟通交流后建立在共同认可的理性基础上的协议和共识。社会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使得他们要求参与到规划工作的编制过程中，政府需要获得公众认同来保证规划的实施，规划工作者需要掌握各方诉求来平衡利益关系，通过协作式规划，在政府、公众、规划工作者三方之间建立起协[11]作机制，从而建立常态化、法制化的沟通协作规划机制，实现从单向度的规划立法到多向度的规划协商，保障并规范新的文化治理机制。
第三，城市治理现代化与文化治理多元化的双管齐下越来越成为城市空间管控的方向。社会治理现代化，意味着冲破中国一直持续的行政主导的传统，引入多种力量参与社会运行。文化治理视角下城市空间的优化，无疑需要在原有的国家立场基础上融入更多让市场机制[12]和社会力量可以参与介入的空间。作为改变国家治理的需求表达方式与供给提供方式，文化治理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治理场域和供求互动模式。作为一种“约束性的城镇化战略理念”，城市治理现代化与文化治理多元化的“双管齐下”，要求城镇化发展战略和规划，除了传统的空间布局和公共服务配套等内容外，要形成完整的综合规划模本和范式，即必须具备合理的产业与就业系统规划、紧缩型土地优化利用系统规划、公共福祉和社会保障系统规划、历史记忆保护系统规划、生态循环发展系统规划和人的现代化行动纲领规划，由此构成中[13]国特色的综合型城镇化规划。
城市控制规划的主旨是实现城市文化空间的综合协调，包括与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发展有关的城乡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布局协调，以及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整治的协调，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及区域内城市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相互协调。只有通过区域内的人口、经济、文化、科技、环境及资源等系统及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协作、配合和促进，才能实现城市良性循环和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
多元文化治理的要义是激活城市公民自治能力和创新活力，即充分发挥文化在城市治理中的功能，重视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文化综合实力的作用，让每个人都能参与到社区文化建设中，将“单向度”的治理变成“多元化”的参与，激活文化空间的内生动力；同时，当前城市治理主体从传统的“内部参与”单一政府主体转换为“内外共同参与”的复合政府主体，通过机制创新和模式创新，使得这一治理结构能够有效运转，实现城镇化与文化发展时间与空间的效能耦合。
第四，文化考核将纳入城市规划并越来越成为城市评价的重要维度。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相对独立又完善的子系统，能够有效实现创意、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要素的功能集聚，并依靠它们的配置和流通不断产生文化经济能量。因此，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审视文化的发展，对城市发展的综合评价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反映了城市文化特色和竞争力，是城市内生增长的重要动力，是城市居民提高生活品质、生态品质的载体，是城市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动力。文化创新时代，文化发展的驱动要素越来越引起政府的广泛关注，文化竞争力和文化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城市软实力的综合体现。
随着文化发展越来越成为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以文化为主题的专项规划或城市整体规划中的文化构件，随着文化发展观念的不断更新逐渐成为区域规划的重要内容。将文化发展列入政绩考核体系愈加普遍，考核的内容和体系也逐步完善。从城市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将文化发展纳入城市规划并为其规范考核评价体系，是文化创新时代城市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城市规划工作的新命题，它需要城市规划不断进行创新，包括规划框架的丰富和规划内容的扩展，也包括规划评价的规范和规划参与的广泛。但必须意识到，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主要方法有民主测评、民意调查、实绩分析等，其中“实绩分析”部分是我们分析的主要内容。而作为考核主要内容的经济工作指标、经济发展速度、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等方面的评价，往往造成或助长了地方政府“GDP主义”。在这种考核体系下，文化及文化产业也难免存在“唯GDP论”的问题，从而使城市规划不能适应文化发展的角色要求和功能要求。第二节 城市发展的文化动因
文化是城市保持其独特性和竞争优势的核心资源。在全球文化创新的背景下，世界城市在城市形态、制度规范、市民行为等方面日趋雷同，只有文化上的区别显得尤为重要、更有价值。每个城市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品质为城市在竞争中创新发展、脱颖而出提供了土壤和资源。文化同样也是城市创新转型的抓手。文化是有生命力的，其天生就是与创新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对城市的价值体系和发展目标形成指引，城市规划者把握住文化的发展动向，在城市发展中关注不同的重点和选择不同的方法，最后将城市文化的进步反映、融汇和固化于城[14]市景观、产业传统、社会网络、个人技能等方面。因此，文化创新时代的城市规划是以文化为导向的战略创新，它立足于以传统文化资源的盘活创造城市发展的增量，立足于以业态创新引领城市更新的模式，立足于以多元化和多样性的价值创造提升城市发展的层次，立足于以集群式和集约化的发展路径提高城市治理的效率。
一 传统文化资源的盘活不断推动城市转型
文化创新时代，我国传统文化资源不断盘活，在推进特色城镇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效推进了城镇化进程。传统文化资源的盘活往往以文化遗产和传统工艺为依托，以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为载体，以龙头文化企业为主体，一方面通过推动产业转型和接续产业发展，延长链条，整合资源，实现多元发展；另一方面则把与企业功能高度重合的城市功能剥离出来，重塑城市品牌，通过创造核心产业彻底转变城市形象，实现了城市转型。
在盘活传统文化资源存量的探索中，我国特色文化产业不断向集约化、专业化和规模化方向发展，提高了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打造了高附加值的产业。例如，在城镇化进程中，一批以现代市场需求为导向，创新生产方式、工艺流程，适应市场消费需求的文化市场主体，以文化技艺传承为核心，渐进式整合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使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工艺得到有效抢救、挖掘、保护和传承。它们在“运用经济规律配置民族文化资源，通过商品性的劳动或服务进入市场，实现民族文化的生产、流通、交换、消费各环节市场化运作”[15]中，探索出一条以产业化发展、市场化经营，带动存量资产盘活，提高市场要素流通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公司化运行模式，扩大了就业规模，完善了城市功能，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在激活并创造文化资源增量的实践中，许多文化企业以文化产业的融合性特征带动传统产业转型，激发了文化创造力，塑造了新的城市名片。它们以文化产业项目激活区域内生增长动力，形成了以文化产业集群方式扭转资源枯竭和产业粗放发展的格局，将文化业态创新的思维模式赋予传统行业，以更高附加值和更新发展理念，激活了城市文化要素，刺激了群众消费需求，转变了增长方式和调整了产业结构，对展示城市风采、提高城市竞争力和美誉度、知名度等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 文化业态创新持续加速特色城镇化进程
文化创新时代，要求不断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增长动力。而随着我国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要素的规模驱动力逐步减弱，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粗放式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需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文化创新创造以“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为底色，以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为引擎，有效促进了三次产业的融合发展，推进了特色文化产业为要素驱动的特色城镇化道路。可以说，文化创新创造持续加速了特色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不仅转变了农民的身份，而且转变了农民的观念，使市场意识和商业意识逐渐渗透到农村生产、生活中。以文化为驱动力的方式所引领的就地城镇化，在尊重文化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挖掘先进文化基因，传承民族文化传统，有效破解了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困境，践行并创造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新兴城镇化路径。
在践行文化创新创造的城镇化实践中，许多地方以自然村为单位，以农民为生产主体，以传统手工艺生产或休闲农业经营为主业，实现了“就地城镇化”，创造出城乡融合、产城一体、文化生态与文化旅游相结合的典型案例。例如，成都市三圣花乡景区以政府为引导，以城乡统筹、促进文化消费为出发点，依托五个自然村落因地制宜发展文化产业，依托统一改造后的农居，采取自主经营、合作联营、出租代管等方式，通过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促进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创造了“就地城镇化”的文化范式。此外，许多传统手工艺村落还深入挖掘农村手工艺文化资源，把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与弘扬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创造了特色文化集群。又如，青海省吾屯热贡文化艺术村的446户农民中，从事热贡艺术品业的便有437户，占全村总户数的98%。热贡艺术品销售收入已成为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在推动农村发展、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牧民收入方面起到了带头作用。再如，江苏省溪桥镇有乐器厂56家，从业人员占全镇劳动力总量的72%。当地70%以上的工业收入来自提琴生产，有效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类似的整村推进的就地城镇化方式还有依托重庆市綦江农民版画产业和广西百色靖西旧州绣球产业而形成的文化群落或村落等，它们将农民从个体生产和经营体制中解放出来，以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分工与合作，大大提高了文化产业的生产效率。
以文化创新创造为驱动的特色城镇化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如何以文化的力量推动城镇化进程，以特色文化资源的市场化与资本化重塑城市空间路径的问题。这也对文化创新时代的城市规划提出了关于文化传承、文脉延续和乡愁存续等问题的新使命和新要求，也更加清晰地表明，以文化为灵魂，以产业为载体，实现产业和城市融合发展的城市规划，是避免城市建设“千城一面”和优化城市产业结构的有效方式。
三 文化与相关业态融合不断创新城市发展模式
在各种产业中，文化产业是一个综合性、渗透性、关联性比较强的产业，与多个产业存在天然耦合关系，具有跨界融合的深厚基础和广阔空间。推动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可以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产业链条、产业形态创新，为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其他产业竞争力做出贡献。文化与相关业态的融合不断创新城市发展的商业模式，并成为推进城市发展的有力杠杆。
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应用较为普遍、成效也较为明显的一种方式。旅游的优势体现在市场，文化的优势体现在内涵；文化与旅游结合，既有利于放大旅游的载体，也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业态创新的路径之一，便是以文化与旅游融合为支撑，通过嫁接科技创新，借助金融杠杆，实现文化产业项目增值。浙江宋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承德鼎盛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和桂林广维文华旅游产业有限公司等市场主体在城市文化旅游项目中的实践，便体现了文化产业深度融合的开发思路。它们分别投资开发的《宋城千古情》《鼎盛王朝·康熙大典》《印象·刘三姐》等大型旅游演艺剧目，以区域特色文化为依托，以文化旅游为载体，以文化科技为表现手段，借助多元化资本运行，取得了较好的文化、旅游、科技与城市的叠加效应，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影响力，加速了城市发展与世界的接轨。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企业本身也不断创新，致力于多元行业嫁接和多种产业融合的跨界发展，如以旅游文化综合体而见长的宋城集团，主营业务涵盖主题公园、旅游演艺、文化产业投资、主题酒店、景观房产、休闲商业、文化创意等领域，提高了文化及相关产业融合的广度、深度和跨度。
文化与旅游结合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尤其是以“旅游演艺”为代表的商业模式，一度被许多地区复制或借鉴并取得商业成功，在特色城镇化示范、创新引领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这进一步表明，合理规划文化旅游项目，围绕区域特色和市场规律谋划城市发展路径，打造成熟的文化旅游演出市场，不但可以提升城市或旅游景区的知名度，而且也可以通过为旅客提供丰富多彩的演出，在满足旅客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获得良好的经济收入，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实现城市发展创新。
四 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有效提高城市发展效率
产业集群与城市发展存在着互动共生的发展关系，一方面，产业集群对城市发展效率的提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产业集群对城市功能存在着依赖作用。文化产业集群是文化产业的一种空间经济形态，集群的分布规律既符合文化产业要素集聚和流动的一般规律，又与区域发展尤其是区域创新系统的形成和分布紧密相关。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紧密型关联体和松散型关联体，共同构成了基于知识的社会经济系统。
作为一种有效产业组织形态，文化产业集群以文化创新、积累与共享为核心特征，以地缘、资源和成本等要素配置为驱动力，重构了城市空间新秩序。以产业集群的方式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推进文化产业集成创新能力。在城镇化进程中，依托特色文化为核心形成产业聚落，可以更好地消弭城乡边界，推进城镇化发展。而以企业与产业、与区域的横纵联合，形成特色产业集群，形成“公司+农户+基地”或“一所一坊一街（镇）”的发展实践，则可以提高城市治理效率，实现文化自治。例如，华县皮影文化产业群以5家从事皮影文化传播的单位、1个皮影培训机构、13家皮影演出班社、1个皮影雕刻专业村和11家具有一定规模的皮影雕刻工作室和企业共同组成，从事皮影雕刻、演出、装帧、刀具加工、营销、经纪、中介、培训等的人员近2000人，遍布华县全县的12个乡镇。苏州刺绣文化产业群则涵盖了镇湖全镇30多家工厂和320多家刺绣经营户，以及与之配套的40余家专业商店。全镇有8000名妇女从事刺绣生产、3000多人从事绣品生产销售等相关工作。由10家艺术团组成的九寨沟演艺产业群和由10家驻琼剧团、24家琼剧联络站组成的海口市大致坡镇琼剧文化产业群，以集聚和集约化的发展方式，提高了产业和城市发展效率。
新型城镇化及新文化发展观更加注重生产、生活功能的协同与土地价值最大化的复合，在此背景下的文化产业集群，成为城市与产业良性互动的有机整体，代表了文化产业发展趋势。在城市发展中，规划特色文化产业集群，构建多层次、灵活性的知识网络，通过企业主体间的知识共享，创意阶层间的创意碰撞，产生创新氛围，构成创意空间，使企业因弥漫着“产业空气”而具备更强创新能力，已成为文化创新时代城市规划的重要思路。
[1] 屠启宇、林兰：《文化规划：城市规划思维的新辨识》，《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2] 参见陈超、祝碧衡、周玉红《世界大都市的文化特征及发展路径》，载叶辛、蒯大申主编《上海文化发展报告（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56～79页。
[3] 参见顾朝林《城市竞争力研究的城市规划意义》，《规划师》2003年第9期。
[4] 林炳耀：《21世纪城市规划研究的前沿课题》，《城市规划汇刊》1997年第5期。
[5] 王林生：《“文化城市”理念出场的历史语境及理论内涵》，《人文天下》2015年第3期。
[6] 张保国主编《新疆对外开放战略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第167页。
[7] 任珺：《文化的公共性与新兴城市文化治理机制探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8] 林尚立：《文化能力与城市治理息息相关》，《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17日，第3版。
[9] 张鸿雁：《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创新》，《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3期。
[10] 胡惠林：《国家需要文化治理》，《学习时报》2012年第6期。
[11] 黄建洪：《城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江汉论坛》2014年第10期。
[12] 张鸿雁：《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创新》，《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3期。
[13] 魏波：《环境危机与文化重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85页。
[14] 屠启宇、林兰：《文化规划：城市规划思维的新辨识》，《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15] 周红：《民族文化产业化中的社区主体建构》，《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二章文化规划的时代语境
文化规划是全球化和城镇化产业经济的区域应用，是面向未来的城市文化治理的重要手段，是应对人文生态发展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而采取的战略选择。文化规划整合了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以高度的集成性和系统的科学性，为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行动提供综合指导。如何认识文化规划的基本原则，明确规划的本质属性、价值和地位，在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全局的向度上科学、有效地编制文化规划，是城镇化顶层设计的重要条件。第一节 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规划的维度
以广阔的视角、全球化的眼光、战略性的思维规划文化发展路径，设计文化成长模式，是文化规划成功的重要维度。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文化规划与设计，建立在传承城市记忆、延续城市文脉、永续城市基因、发掘城市性格、重塑城市品质的基础上。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城市在城市形态、制度规范、市民行为等方面日趋雷同，只有文化上的区别显得尤为重要、更有价值。每个城市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品质为城市在竞争中创新发展、脱颖而出提供了土壤和资源。文化是城市保持其独特性和竞争优势的核心资源。文化对城市的价值体系和发展目标形成指引，城市规划者把握住文化的发展动向，在城市发展中关注不同的重点和选择不同的方法，最后将城市文化的进步反映、融汇和固化于城市景观、产业传统、社会网络、[1]个人技能等方方面面。文化规划的任务是在城市的性质和规模确定的基础上，在城市规划的框架下，以在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经济发展的适用性评定的基础上，根据区域自身的特点、发展基础、发展要求等，做出文化发展战略的统一安排、合理布局和战略部署。文化规划关系到城市文化建设与管理的有序性、整体性，关系到文化产业长远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文化规划的编制，关系到基于文化传承、保护与发展的城市功能与结构的协调发展，关系到城市文化布局形态的演绎和运行序列，关系到城市文化产业组织生态的格局和产业功能要素的布局。因此，文化规划的编制，首先需要广阔的视野和战略性思维，以广泛吸纳和融合世界城市多元文化和多维生态为积淀，以注入人文关怀、关注人文精神、融入人文内涵的思考和探索，设计城市文化发展的战略路径。
一 全球城市“全球城市”是城市在世界城市海洋中脱颖而出的基础。以“全球城市”的视野设计和规划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才能使城市具备世界眼光和全球高度。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城镇化和城市全球化的进程不仅不可逆转，而且还处于加速发展的状态。全球的一体化正在以城市为载体，形成全球意义上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综合发展。城市是全球一体化网络的节点，全球一体化的城镇化或者称全球城镇化的一体化，正改变着世界经济的格局和人们的工作方式与生[2]活方式，人类正在加速迎来“全球城市时代”。
全球城市的概念最初是科恩（R.B.Cohen）在分析新的国际分工、跨国公司和城市等级之间的关系时提出的。他认为全球城市是新的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发展的产物，并提出“跨国化指数”（Multinational index）和“踞国金融指数”（Multinational banking index）作为衡量全球城市的两个指标。其中跨国化指数是指某一城市所有的全球最大的500家公司（Fortune 500）的国外销售额，占500家公司全部国外销售额的比重和这些公司的总销售额占500家公司总销售额的比重之比。如果这个指数大于1.0，则该城市就是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在0.7～0.9之间，则该城市为国家级（National）经济中心城市。跨国金融指数是指某一城市所有的全球最大的300家银行的国外存款与其国内存款之比。从世界范围来看，纽约、东京和伦敦这两个指数都位居前列，为世界经济和企业中心，是全球城市。因此，可以这么认为，全球城市是世界级的、全球性的国际经济中心城[3]市，它的政治、经济、贸易、金融具有强大的超出本国的辐射半径；它的运行经常会产生某种新的利于文明进步的新趋势和新机制或是能够迅速接受这种新趋势和新机制；它的基础设施是一流的现代化的；它的社会发展稳定、有序、健康、迅速；它的法规和管理方法接近国际惯例或与国际惯例通行；它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人员双向往来频繁；它一般产生在世界经济发达地区并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它的第三产业是发达的，就业于第三产业的人口比重为60%以上。
国际化城市的定位目标与文化产业发展重点见表2-1。表2-1 国际化城市的定位目标与文化产业发展重点
城市建设的实质是以人为本，人文精神是全球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在未来的城市建设中，需要以和谐的审美精神为出发点，从社会安全保障条件、生态环境水平、市民生活质量水平和市民生活便捷程度等监测角度，对社区的文化宜居指标做出评价，从而从本质上提升文化生态环境质量，以人文精神作为建设全球城市的驱动力。在这一背景下的全球城市，以发达的文化产业和配套周全的文化服务为基本要素。就前者而言，发达的文化产业体系是建设国际城市的重要内容，是衡量城市文化竞争力的主要依据。文化产业在激活城市内在文化要素、刺激消费需求、转变增长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就业规模、完善城市功能、展示城市风采、提高城市竞争力和美誉度与知名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后者而言，文化设施是营造城市文化环境必不可少的要素，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文化、教育设施及国际性科技文化交流中心，是评价全球城市的重要标准。在欧洲，以大剧院为中心的文化广场比比皆是；在北美洲，更有近代的文化中心建筑组群，突出了文化设施在城市中的多元功能和优美形象。有独特的城市文化、优美的城市风貌和自然景观，以及丰富多样的休闲、娱乐设施吸引国外旅游者，从而形成国际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和旅游中心。
二 创意城市
创意城市是推动文化经济、知识经济的关键。打造创意城市，能吸引文化创意人才与团体，通过创意产业的兴起赋予城市以新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以创意方法解决城市发展的实质问题。可见，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创意经济时代即将来临，而创意城市的建设则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
创意城市的基本类型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技术创新型城市。这类城市多为新技术发展或者技术革命的发源地。一般是由一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即Schumpeter所谓的“新人”（Newmen），通过创造既相互合作又专业化分工在具有创新氛围的城市环境中而引发城市的繁盛。第二类是文化智力型城市。与技术创新型城市相反，这类城市偏重于“软”条件，例如文学和表演艺术，通常都是出现在现存的保守势力和一小群具有创新思维的激进分子相互对峙的紧张时期。主张改革的艺术家、哲学家、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活动引起了文化艺术上的创新革命，随后形成了吸引外来者的连锁反应。第三类是文化技术型城市。这类创意城市兼有以上两类城市的特点，技术与文化携手并进，这一类型的创意城市也是21世纪的发展趋势，将互联网、多媒体技术与文化睿智地结合在一起，这类城市将会有一个黄金般美好的未来。第四类是技术组织型城市。技术组织型城市是在政府主导下与当地商业团体公私合作推动创意行为的开展。人口大规模聚居给城市生活带来了种种问题，比如城市生活用水的供给，基础设施、交通和住房的需求等。这些问题的原创性的解决方案造就了技术组织型的创意城市。“创意城市”是时代赋予城市的多彩的生命和灵魂。以“创意城市”的维度的标准构架城市发展框架，规划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才能使城市因为创新而具有生命力，因为创意而具有竞争力。创意经济的概念不仅适用于城市经济，而且导致“创意城市”概念的出现。创意城市通过不同方式运用自身的创意潜能，如通过文化遗产的展示、表演和视觉艺术这些活动向城市居民及游客表现自身文化，这也是创造文化体验的关键点。又如拜罗伊特、爱丁堡以及萨尔茨堡，都运用节庆活动来塑造整个城市的特征。另外，一些城市也寻求通过更广泛的文化和媒体产业来提供就业和创收，并将其作为城市和地区发展的中心目标。除此之外，更普遍的是，文化在创意城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艺术和文化培育了城市的宜居性、社会凝聚力和文化特色。创意部门对城市经济活力的贡献可以根据其在产出、增加值、收入和就业机会方面的直接贡献，以及通过引发的间接效果来衡量，如游客游览城市体验文化魅力的消费。另外，积极的文化生活可以为城市的其他行业吸引直接外来投资，因为投资方往往寻找中心城区落地，希望能为员[4]工提供一个愉快、刺激的工作氛围。
英国著名学者彼得·霍尔在其著作《城市的文明》一书中指出，创意城市是属于每个时代的一种现象，但没有一个城市总能永久展现创意。根据经济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彼得·霍尔从历史发展角度，比较不同形态的创意城市：技术创新型城市、文化智力型城市、文化[5]技术型城市、技术组织型城市。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于2004年创建了全球创意城市网络，以反映全球城市对文化及作为其经济一部分的社会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理解（见表2-2）。因此，创意城市网络的主要目标是促进世界各地文化集群的发展，以交流秘诀、经验和最佳案例，把创意产业作为推动本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手段。为了更好地满足文化产业内具体领域的发展需求，创意城市网络设置了七个主题，各城市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主题集中力量发展。目前，在文学、电影、音乐、民间艺术、设计、信息技术或媒体艺术、美食领域，已经建立创意基础的城市都可以申请加入这一网络，同时也鼓励各城市将其认为对其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最具潜力的领域纳为候选项。表2-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续表
在当前的后工业时代，城市在制定地方发展策略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经济角色。在过去几年中，为了使城市的社会经济增长具有新的活力，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城市在整个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使用“创意城市”这个概念，鼓励创意，吸引创意工作者。“创意城市网络”允许创意的协同作用和广泛交换，目的是满足公共、私人以及公民社会各部门的创意人士的需求。这个平台有助于评估各城市在协作氛围中的文化产业的实力和需求，这种协作氛围能够促进在局部范围内的更多交流和合作。该网络向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要求的所有城市开放，特别对某些城市加以鼓励，这些城市不是首都，但具有历史[6]和文化背景，并且与某个主题网络相关联。创意城市为文化产业规划提供了整体思路和目标框架。以创意城市评价标准设计城市文化空间，培育城市文化产业，浸润和启迪城市公民，是创意城市框架下城市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城市更新的有效工具。
三 文化城市“文化城市”的概念，最早是在1985年于雅典举行的欧洲联盟文化部长会议上提出的。目前，国际上出现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趋势，并且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程度愈来愈高。文化竞争力成为城市竞争力评价的综合性要素。一些世界级城市的政府也愈来愈重视文化在促进发展方面的特殊作用，纷纷从城市未来发展角[7]度提出了一系列增强文化竞争力的新的要求和目标。
我国“文化城市”是在以政体转型为背景城市演进中提出来的，是相对于“政治城市”“经济城市”而言的一种城市化模式。相对于政治城市（1949-1978年）、经济城市（1978-2005年），文化城市（2005年以来）以人本为基本诉求，以人类的共同的理想图景为目标，旨在通过“以文塑城”实现“以文化人”，进而实现城市的传统文化得到极大地挖掘与弘扬；现代文明得到极大地拓展与彰显；人的整体素质得到极大地完善与提升。
文化城市建设的必需要素是实现城市品质的提升。提升经济品质、文化品质、环境品质、制度品质、生活品质、安全品质是着力打造品质城市的重要内容，也是塑造文化城市的必经之路。只有不断提升城市建设文化品位，提高市民审美情趣和文化素养，才能从本质上实现文化城市建设。文化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是实现城市内涵式跨越。培育多元文化，营造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形象，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提高市民整体素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是实现文化城市软实力的重要路径。文化城市建设的价值导向是推进城市在本质上提升。在市民文化观念的导向上，倡导开放心态、包容胸怀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在全社会形成鼓励创业、崇尚创造、追求创新的社会氛围，体现出城市的自然环境、建筑艺术和市民素质的和谐结合，体现出城市的传统风情、现实生活和文化创造的和谐共生。
文化城市提供了文化规划的战略思维和切入视角。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城市在城市形态、制度规范、市民行为等方面日趋雷同，只有文化上的区别显得尤为重要、更有价值。每个城市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品质为城市在竞争中创新发展、脱颖而出提供了土壤和资源。文化是城市保持其独特性和竞争优势的核心资源。文化对城市的价值体系和发展目标形成指引，城市规划者把握住文化的发展动向，在城市发展中关注不同的重点和选择不同的方法，最后将城市文化的进步反映、融汇和固化于城市景观、产业传统、社会网络、个人技能等方方[8]面面。文化规划的任务是在城市的性质和规模确定的基础上，在城市规划的框架下，在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经济发展的适用性评定的基础上，根据区域自身的特点、发展基础、发展要求等，做出文化产业发展的统一安排、合理布局和战略部署。文化规划关系到城市文化建设与管理的整体有序性、整体性，关系到文化发展长远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文化规划的编制，关系到基于文化传承、保护与发展的城市功能与结构的协调发展，关系到文化布局形态的演绎和运行序列，关系到文化产业组织生态的格局和产业功能要素的布局。“文化城市”引导下的文化规划，以广泛吸纳和融合世界城市多元文化和多维生态为积淀，以注入人文关怀、关注人文精神、融入人文内涵的思考和探索，为城市发展提供特色与给养。
文化城市提供了文化规划的公众参与基础和社区自治基础。公众参与和社区自治的核心是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城市的根基，也是城镇化的灵魂。文化自觉作为一种意识，本身具有极强的创造性和开拓性。能够明白自身的过去、现在，知道自身的优劣强弱所在，知道别的文化对自己的补益、针砭作用，能够理性把握自身未来的发展[9]趋向，就会努力去创造未来，开拓未来，更新自身，发展自身。文化规划以文化自觉为思想导向，可以更好地在尊重文化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挖掘先进文化基因，传承文化传统，在城市建设扩张中，延续城市文脉，绵延城市记忆，优化城市结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黏合剂，也是族群认同的根基。文化的被消解，民族也将失去共同的价值信仰。
文化城市赋予了文化规划特色化的动力。城镇化背景下的文化规划，不仅仅是线性的“破旧立新”的发展过程，更是城市文化价值凝练的萃取过程和城市文化特色升华的推演过程。当前城市建设所呈现的“千城一面”现象，制约了城市个性的彰显和城市特色的凸显。以“文化绘标”的方式观察城市发展进程，以“文化城市”的维度着手城市顶层设计，可以更好地凸显城市文化特色，使城市的传统文化得到极大地挖掘与弘扬；现代文明得到极大地拓展与彰显；人的整体素质得到极大地完善与提升，实现城市建设、生态风光、人文景观、城市风貌和人居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文化绘标”的方式观察城市发展进程，以“文化城市”的维度着手城市顶层设计，可以更好地在文化规划中给城市注入人文关怀、关注人文精神、融入人文内涵，从而实现以文化自觉为内在精神力量，走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城乡互促共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
四 遗产城市“遗产城市”是城市在历史长河中记忆的延续、文化的传承。以“遗产城市”的维度规划城市文化产业布局，其核心是盘活历史遗存，寻找新遗产发展的城市空间，利用新遗址创造城市文化境遇。发展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就是文化资源，文化资源的形成和发展往往依存于城市的遗产。从这一维度来看，遗产城市“是一个由自然与社会、经[10]济与政治、文化与意识结合而成的复杂系统”。城市遗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文化生产力的发展速率。城市记忆是在历史长河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从文化景观到历史街区，从文物古迹到地方民居，从传统技能到社会习俗等，众多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是形成一座城市记忆的有力物证，也是一座城市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11]
文化遗产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基点。文化遗产是由经济与政治、自然生态与人文社会结合而成的复合型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文化生产力的发展速率。文化遗产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基点，它们以关注文化传承与创新为出发点，从文化景观到历史街区，从文物古迹到地方民居，从传统技能到社会习俗，构成了记录“活态性”、体现“传统性”、具有“整体性”的文化遗产群落。城市作为“人类文明集聚地”，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地域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而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目标就是让文化遗产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给人们以精神享受和智慧启迪，给人们昭示未来发展方向。在城镇化进程中，文化遗产以其特有的作用，在历史文化教育、乡土情结维系、文化身份认同、城市特色塑造等方面维系着一个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生态系统。
文化遗产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驱动因素。文化遗产是广大民众为满足日常生产、生活需要而创造积淀的智慧结晶，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地推进城镇化进程，加速以文脉为驱动的城镇化进程，文化遗产体系中的文化线路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文化遗产体系，一种文化遗产资源的集合，是拓展文化遗产规模和复杂性趋势新的发展成果，具有多维度的文化内涵。文化线路作为开放的、动态的概念，为深刻理解文化遗产保护范围提供了新的观念，对于文化遗产的外延拓展，具有开创性意义。文化线路是一种具体的动态的文化景观，强调不同地区和民族间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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