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飞飞
出版社：成都西南财大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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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与心理健康试读：
作者介绍
王飞飞，女，博士，讲师，毕业于西南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和高等教育学专业。发表《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等多篇学术论文，主持省部级课题等3项，主研教育部课题等6项，获得重庆市教育教学成果奖三等奖，重庆市教育科研成果二等奖。序 言
大学校园是许多少年向往的地方，也是许多已经毕业的青年大学生无比怀念的地方：教室里的凝神思考，讲台上的高谈阔论，草坪上的促膝谈心，书桌旁的技艺切磋，小路边的朗朗晨读，球场上的酣畅挥汗……在这里，他们度过了自己人生中最青春的岁月，他们从不谙世事的孩子成长为社会分工中的一员；在这里，他们度过了自己人生中最纯粹的岁月，不像高中生活那样充满了升学的压力，可以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地遨游，可以跟同学畅快地欢笑；在这里，他们伸出了自主探索社会的触角，大学校园已不是封闭的象牙塔，外面的世界通过各种方式在大学生的心里激荡起阵阵涟漪。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启动征程，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必然，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幸福进取的劳动者和专门人才。大学生是国家的栋梁，是国家未来人才的主力军，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大学生成才的重要保证。大学生正处于青年期向成年期的转变，处于逐步走向成熟、走向独立的时期，面临一系列的人生课题需要解决，如专业知识的储备、智力潜能的开发、个性品质的优化、择业的选择、为将来的家庭生活做准备等，由于大学生的心理发展尚未完全成熟，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能力还不强，在处理学习、社交、爱情、择业、挫折等复杂问题时，常常会出现内心矛盾冲突，带来烦恼、焦虑、苦闷等消极的情绪体验。加之大学生是社会生活中最敏感的群体，时代的变迁和冲击在他们的心灵中引起的激荡最为明显、最为强烈；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多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使大学生需求过高但满足相对不足，心理压力大但排遣心理能力的不足，心理刺激集中但转移空间的不足，这些矛盾都可能使他们产生心理问题或心理困扰。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心理问题的发生率大约在10%～30%之间，心理障碍已成为大学生休学、退学、死亡的主要原因，心理健康问题成为大学生健康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
2004年，云南大学校园发生了轰动全国的马加爵杀害4名同学的刑事案件。此案件由于作案者为大学生、出身卑微、手段残忍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马加爵曾被评为“省三好学生”，于2000年就读于云南大学生化学院生物技术专业，其杀人的起因是因为打牌争执：打牌过程中马加爵认为同学的话伤害了自己的自尊心，转而动了杀机，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先后杀害4名同学，而后逃窜，最后被抓捕。
2013年3月，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林森浩将其做实验后剩余在实验室内的剧毒化合物带至寝室，注入饮水机槽，室友黄洋早上起床后饮水中毒，10天后医治无效死亡。经警方查明，林森浩因生活琐事与黄洋关系不合、心存不满，林森浩对黄洋的不满日积月累以致最后一念之差而做出疯狂举动。林森浩最终于2015年被判处死刑。
……
以上大学校园的悲剧案例令人扼腕叹息！另外，全国范围内各学校每年因为各类心理原因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的自杀学生人数一直不容小觑！
每位大学生都会经历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挫折与成功，悲伤与喜乐，自卑与骄傲，苦楚与欢笑，酸涩与甜蜜，情绪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情绪是个体行为的重要驱动力，它影响着人们认知活动的方向、行为的选择、人格的形成以及人际关系的处理。处在青年期的大学生，心理上正经历着急剧的变化，情绪起伏波动大，情感体验丰富、复杂，容易陷入情绪困扰。这一特点必然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等各个方面，长期持续的情绪不良会危害大学生的身心健康。
国务院印发的《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各高校都专门成立心理咨询室，配备心理咨询老师，建立大学生心理档案。从政策文件的颁发和各高校的行动中，不难看出国家及相关部委、各高校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非常重视，力图大力推进心理健康工作，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
因此，本研究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以情绪管理能力为切入点，构建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的结构维度，力求编制出符合大学生实际情况，具有较高信效度的情绪管理能力测量问卷，以考查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的现状、存在的问题、问题的原因，以及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并提出相应干预对策，同时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探讨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与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这对于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着极为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第一章 大学生情绪管理与心理健康的综述第一节 情绪管理能力研究概述
情绪管理是一个既古老又时新的话题。传统的中国中医中有“怒伤肝，忧思伤脾”的观点，反映了朴素的情绪调管理影响身心健康的认识；在西方，有“保持头脑冷静的人才能成功”，“让你的情绪作你的向导”等古老谚语，反映了西方哲学家们对情绪管理的关注；在当代，也流行着这样一些观点：“一个人若要成功，80%来自情商”，“请平和地对待孩子最伟大的教育是妈妈的情绪”。然而，情绪管理作为心理学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最早起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下将从情绪的定义、功能、情绪管理的定义及其过程模型等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一、情绪
个体的情绪通过影响决策、行为的方式影响问题解决的进展，如果情绪在适当的时间点、以合乎情景的强度和合理的方式呈现，则能够提升个体的心理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改善个体与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最终促进社会文明。情绪管理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反，如果情绪在不当的时间点，以不合时宜的强度或不为接受的方式呈现，则会导致个体的不良心理状态、人际交往的问题，和社会冲突的产生。大学生在与同学、室友、恋人、陌生人等相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误会或者冲突，并产生各类情绪，如果不能采取适应性的情绪反应方式，或者情绪反应的强度与情境匹配不佳，则可能导致大学生与他人之间、与组织之间会出现沟通不畅，进而引发各类问题的升级。
情绪和情绪管理如此重要，要想了解情绪管理，其基础工作是将管理的对象——情绪进行庖丁解牛般的分析。（一）情绪的定义
1884年，美国心理学奠基人威廉姆斯（William James）曾撰写文章讨论情绪是什么，如今几百多年过去了，当代的心理学家们仍然在讨论这个话题。有人曾拿“时间”的定义与“情绪”的定义作比较来说明对情绪进行定义的难度：每个人都在切身地感受时间，但是却无法精准地定义时间；每个人都在切身地体验情绪，却也无法精准地定义情绪。然而，还是有许多学者试图定义情绪，比较常见的定义方式如下。情绪是推测出的对刺激的复杂反应系列，包括认知评价、主观改变、自主神经、行为冲动和行为（Plutchik, 1982, P.551）。情绪是一种对外部刺激事件产生的普遍性和功能性反应，临时整合生理、认知、现象学和行为的通道，以便于在当前情景中采取强适应性和环境塑造性的反应（KeltnerShiota, 2003, P.89）。情绪是对一系列主观认知经验的通称，是多种感觉、思想和行为综合产生的心理和生理状态，包含语言、生理、行为和神经机制互相协调的一组反应[1]。人类的情绪也来自物竞天择和优胜劣汰，来自生物性能的演化，有着深刻的进化意义上的功能。远古的时候，情绪可以为人类的生存所面临的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法，比如当有猛兽来临时就产生恐惧情绪并决定拔腿而逃，当有敌人试图占领领地时就生气愤怒睁大双眼怒发冲冠以吓跑敌人。所以，情绪是生理反应和主观感受的综合，同时也是有目的地进行社会表达的方式，情绪是复杂多元的综合[2]。
情绪源于情境性意义，即个体进入某一情境后，该情境对于个体的意义正负性和意义的强度大小。意义的正负性来自于该情境与个体目标的匹配程度，如果情境的意义与个体的目标相匹配，则产生正性情绪，如果不匹配，则产生负性情绪；意义强度大小来自于这个目标在个体自我意识中占据的位置，如果处于自我意识的中心地位，则情绪的强度大，如果目标处于自我意识中的外围位置，则情绪的强度较弱。如四位大学生同住一个宿舍，甲同学第二天早上要参加考试，但是晚上十二点了其他三位同学还在聊天，丝毫没注意到甲已经早早上床准备休息，在嘈杂吵闹的环境下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当前情景与甲同学的目标——第二天想要顺利通过考试不匹配，因此给甲带来负性情绪，甲会感到生气；如果第二天早上的考试对于甲来说不太重要，那么甲可能会轻声抱怨几句，如果这个考试对于甲来说非常重要，那么甲可能会比较愤怒。
情绪现象本身是包含多方面的，包括主观体验、行为反应、神经生理系统变化等（Mauss, Levenson, Mccarter, Wilhelm, Gross, 2005）。在情绪发生的时候，以下五个方面几乎同时协调进行[3]。（1）认知评估：注意到外界发生的事件或人物，认知系统自动评估该事与个体目标的匹配程度，因而根据匹配程度触发情绪反应的正负，如亲人过世，认知系统把此事评估为重大负面事件。（2）身体反应：身体自动反应从而使主体适应这一突发状况，驱赶危险物或者远离危险物，趋利避害，如被人激怒，会血压上升涨红脸，又如意识到亲人的死亡已经无法挽回，当事者神经系统觉醒度降低，全身乏力，心跳频率变慢，甚至有可能昏厥。（3）感受：人们体验到的主观感情。如在亲人过世后，当事者的生理和心理都产生反应，这些反应统称为“悲伤”。（4）表达：面部和声音变化表现出当事者的情绪，这是为了向周围的人传达情绪主体对一件事的看法及其行动意向。如看到亲人过世，主人深锁双眉，嘴角向下，哭泣，这就是悲伤。对情绪的表达方式既有人类的共性，也有各地文化差异导致的独有的成分[4]。（5）行动的倾向：情绪会产生行为的动机。例如亲人过世后，为避免睹物思人会将亲人的物品打包收藏，选择搬家，或者希望找人倾诉，愤怒的时候会捶桌子、摔东西，甚至产生攻击性行为等。这些行为都是个体趋利避害的行为表征，搬离过世亲人的居住地是为了回避、逃离悲伤情绪产生的情境源；愤怒的时候产生攻击性行为是为了威慑危险刺激源。
综合情绪的源头和情绪的反应，可以得出情绪的情态模型（Modal Model），如图1-1所示，个体进入情境，注意到情境中的部分元素，对该情境进行评估，包括对情境的熟悉度、效价及相关价值进行评价（EllsworthScherer, 2003）。情境评价产生了包括主观体验、行为和神经生物反应系统的变化，而这种变化通常会改变引起反应的最初的情境。这种被影响的情境成为引发新一轮情绪反应的新情境。图1-1 情绪的情态模型（二）情绪的分类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单一情绪有喜、怒、哀、惊、恐、爱等，也有一些细腻微妙的情绪如嫉妒、惭愧、羞耻、自豪等。
目前心理学界在情绪分类上分为两大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情绪可以被划分为完全不同的几大类；另一种观点认为，各类情绪本质是一样的，只是程度上不同，不同的情绪如光谱上不同的波段，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支持情绪分类的学者普遍认为，情绪可以被分为两大类：与生俱来的“基本情绪”——与原始人类的生存繁衍息息相关；后天学习到的“复杂情绪”——必须经过后天的社会交往才能学习到。
全人类共同具有十多种“基本情绪”，常见的有：喜悦、愤怒、悲伤、恐惧、厌恶、惊奇，这些情绪与生理反应紧密相关，具有以下特点[5]：（1）本能性。这些基本情绪在人类生命的初期就存在，是先天遗传的，而非后天习得。基本情绪是人类进化的结果，是全人类所存在的共性特点。（2）普遍性。对于这些基本的情绪产生所面临的情境是基本一致的，即同一情境产生同一种基本情绪情绪。（3）相似性。情绪的表达，如表情、眼神、动作、声音等会随着个体的不同而有所不一样，但是这些基本情绪的表达方式在全人类中基本一致，基本情绪有着相类似的生理模式。（4）生理特异性。每种基本情绪都对应一定的生理反应模式和大脑特定区域活动。与基本情绪相对应的复杂情绪会在特定社会条件下产生[6]，常见的复杂情绪有窘迫、内疚、害羞、骄傲等[7]。
另外有一些学者认为，各类情绪之间不是分离割裂的独立概念，而是在同一个光谱上逐步递增的序列排布。如Robert Plutchik认为，四个情绪光谱的两极是以下八个基本情绪：欢乐与悲伤的两极，愤怒与恐惧的两极，信任与怀疑的两极，期待与惊喜的两极。不在这四个极点的复杂情绪则由基本情绪混合产生。复杂情绪产生的原理就好比红黄蓝三原色可以混合成很多种颜色一样，举例而言，愤怒和厌恶两种基本情绪混合后是鄙视的复杂情绪；不信任和恐惧的基本情绪混合后产生的是不安的复杂情绪；欢乐和信任的基本情绪混合后是爱的复杂情绪[8]。
根据激发情绪的原因，还有一些神经学者把情绪分为“经典情绪”和“稳态情绪”。经典情绪包括爱、愤怒和恐惧等，通常由外界环境引发，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感受器官影响主体[9]，如闻到蛋炒饭的味道，就回忆起小时候妈妈经常做的蛋炒饭，产生爱的情绪；听到某一首音乐，回忆起是高三备考期间经常听到的，于是产生恐惧的情绪。“稳态情绪”是人体内部稳态失调产生的，包括疼痛、饥饿、口渴和疲劳等。这些情绪由内感受器传达给中枢神经系统，促使主体采取相应的行动，以恢复身体平衡系统的稳定，如血糖下降使人感到饥饿不安，必须去寻找提供能量的食品[10]。稳态情绪由大脑中相对低级的部分产生，其强度只有达到一定的阈限才能引起个体主观意识的关注；如果其强度发展到极强烈的情况，则可以控制大脑较高级的区域，包括产生理性思考的额叶[11]。比如疼痛，如果程度较轻，则不容易被个体所觉察，如果强度加大，达到个体所无法忍受的程度，则要占据个体理性思考的额叶，导致个体思考无法转移到疼痛以外的其它对象。（三）情绪的功能
1872年，查尔斯．达尔文的《人与动物的感情表达》阐释了情绪的意义，他认为情绪能够帮助动物们适应环境。表达情绪和表现动物的身体特点有同样作用，例如一条狗在自己的领地被人或者其它狗侵犯，它就会愤怒并大声地发出叫唤，这种情绪及引发的行为试图让侵犯者认为这条狗比实际上更具有攻击性，从而撤离原本属于它的领地。达尔文认为，情绪是自然选择的产物[12]，具有目的性。为了生存，人类必须探索环境，因此会好奇；必须吐出不小心吃入的异物，所以会恶心；必须建立社会关系，所以有了信任；必须避免伤害，因此恐惧；必须实现基因的代际传递繁衍后代，因而有了爱；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必须战斗，所以用愤怒来增强自身的威慑力；而为了获得外物的支持寻求帮助，必须悲伤而后哭泣；对于自己喜欢做的有利的事情，希望再次体验，所以快乐。以上是对动物而言，其实对于人类而言，在他们原始的日常生活中，情绪也发挥着指引他们自动趋利避害的功能，以便于他们做出有利于生存的选择[13]：以愤怒为例，尽管在现代社会中，愤怒除了带来人际困扰外并没什么额外的作用，但在原始部落里，愤怒所产生的暴跳、睁大双眼、眉毛上扬等都可以让这个人被周围人害怕并建立起威望[14]。
情绪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具有适应性。情绪基因由随机的基因突变而来，有情绪的个体比没有情绪的个体有更多的后代，由于这种自然选择，突变的基因扩散到后续的代际，直到成为全人类都有的基因。比如恐惧，是帮助逃避捕食者（Mineka, 2003），骄傲的功能是在特定人群中突出自己的地位（ShariffTracy, 2009），愤怒的功能是抗议别人夺走你的东西，这样别人下次就不敢再冒犯你（Lazarus, 1991）。
因此，基于以上观点，情绪具有适应性功能，即由情绪所激发的行为能够帮助个体更好地解决问题。当个体面临对于自身不利的环境时，就产生相应的情绪，情绪的内部功能就启动从而增加了个体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从觉察问题到问题解决，包括知觉转换、相关记忆激活、知觉加工工偏好及生理变化，所有这些具体的内部加工过程都会促进问题解决朝向行为的发生。另外，情绪还具有外部功能即社会功能，帮助人们建立与所处群体的合作关系，负责承诺、互助，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比如尴尬，你不小心在众人面前滑倒或者不小心踩到别人的脚，别人就可以从你所表达的尴尬之情中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你现在很窘迫，你已经为发生的事情感到糟糕了（KeltnerBuswell, 1997），于是别人不会因此嫌弃你或者想要还击、报复你，甚至会比较喜欢你和信任你。
某些特定的情绪会同时具备内部功能和社会功能，如愤怒可以保护自己的物品不被侵占，同时也能建立关系，让你身边的人意识到他做错了，若他比较重视这段关系，则可能会采取修复关系的行动。
对于现代人类而言，社会生活上中的情绪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15]：（1）交流情感。以婴儿为例，虽然婴儿不能用言语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但也能顺利和成人交流，情绪就是其交流工具：婴儿用眼神、表情、动作来表达自己的需求。（2）影响周围人对我们的态度。人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用哭泣表达悲伤和委屈，用愤怒表达生气，当周围人会觉察到当事人的情绪，并出于社会化交往的思考开始调整对待当事人的态度、言语、行为时，情绪的社会性功能就发挥作用了。（3）表示善意。笑常用来表达当事人愉快的情绪，但是礼貌性的微笑，有时候是用来表达当事人对身边人的善意，比如对认识但不熟悉的邻居微微点头一笑，虽不多言多语，但已经将友善之情表达无遗。（四）情绪产生的过程
古希腊至今，许多学者都试图从理论上解释情绪产生的过程。当代情绪理论倾向于采纳多元视角，融合各种理论。
1．生物学视角
1884年，威廉•詹姆士第一个提出“情绪是动物对外界事件的生理反应之一”的观点，威廉•詹姆士在其论文中提出，身体变化导致情绪体验；而几乎在同一时段，丹麦心理学家卡尔•兰格也发表了相似的理论，因此这一理论被称为“詹姆士-兰格理论”。詹姆士-兰格理论主张：“当身体发生生理变化时，我们感受到这些变化，此即情绪。”这种理论在20世纪不为主流学界所接受，但是当代的神经学证据又再次支持了这个早期观点。人类的情绪，特别是基本情绪，与人体的特定神经反应是相对应的。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模式一般是情绪激发行为，如人们因为难过的情绪所以产生哭泣的行为，因为害怕的情绪所以产生逃跑的行为，因为愤怒的情绪所以产生捶胸顿足的行为……但是詹姆士-兰格理论则给出完全相反的解读：刺激引发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产生生理状态上的改变，生理上的反应导致了情绪[16]。早期的一些实验支持了这一理论，例如要求被试改变自己的表情，被试可以感受到相应表情所代表的情绪[17]，如要求被试做大笑的表情——咧嘴并上拉脸部肌肉，则被试能感受到愉快的情绪，且被试的相应大脑皮层位置得到激活。因此这种理论的启示也被应用在情绪相关的治疗中，例如大笑疗法、舞蹈疗法。但是，詹姆士-兰格理论在1953年以前却是被主流心理学界所抨击的，批评者认为，詹姆士所列出的身体只是一般的生物应激反应，它们和情绪并不能产生一一对应。另外一些批评者提出，情绪的产生速度很快，以愤怒为例，这种情绪的产生只需要1/10秒，但是身体变化的速度却要慢很多，神经系统激发腺体，然后把荷尔蒙释放到血液中却需要整整1秒。人们确实感受到了愤怒，但是这种愤怒的生物反应只能强化感情，不能激发感情[18]。
由于詹姆士的理论过于强调情绪发生过程中植物性神经系统所起的作用，引发了很多理论争议，如坎农在自己的学说中认为，情绪体验与生理变化是同时发生的，它们都受制于丘脑的控制[19]。
20世纪前期，詹姆士-兰格理论在众多批评的声音下逐渐沉寂下来。然而之后的神经学发现却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引发了对该理论的关注。当代学者普遍认为，生理变化并不直接产生情绪，但它伴随着情绪的产生而产生的，调节并制约着人们对情绪的感受。同时，情绪也可以反向作用于生理变化，从而引发个体选择并采取适应性的行为，例如包括愤怒情绪能够促使个体对试图挑衅的对手采取战斗行为，恐惧情绪促使个体对无法战胜的对手采取逃跑行为等。图1-2 生理变化与情绪的关系
关于情绪发生过程中植物性神经系统的变化，神经解剖学家发现，哺乳动物大脑中的三个独立神经回路分别控制三种类型的情绪：（1）正向行为系统：产生快乐和令人振奋的情绪，使动物产生与周围世界产生交集的兴趣。（2）战斗或逃跑反应系统：产生恐惧或愤怒的情绪，使动物根据情境和对手的强弱程度判断采取迎战还是逃跑的行为策略。（3）负向行为系统：产生焦虑情绪，使动物行为僵硬、消极、不够自主，不能很好地应对当下情境。另外，也有研究发现，神经递质水平对八种基本情绪也有影响。例如低血清素、高多巴胺、高去甲肾上腺素综合作用产生愤怒情绪；兴奋、感兴趣的时候，这三种神经递质水平都提高；羞愧的时候这三种神经传导物质水平都比较低。当人们处于正向情绪状态中时，例如欣赏一幅美好的画面，会让左前额叶皮层这一区域更活跃；而当看到负性图片时，例如看到战争图片，这一区域不活跃。同时，在实验室中，当人为地刺激被试的左边前额叶皮层这一区域时，即便是中性或负性的图片也会被试产生积极的情绪。这个实验结果从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詹姆士-兰格理论。
2．社会文化视角
从社会、文化和认知的角度而言，情绪不仅仅来自上述的生理反应，还受到社会交流方式、信息处理过程和文化背景影响。如果仅仅从生物学的角度，那么一些诸如骄傲、希望、疏离感等复杂情绪则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例如失望情绪，研究表明这种情绪完全无法从自主神经系统及面部表情得到解释，因此只能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进行解读——预期及预期的未达成。另外有一些认知心理学家认为，情绪必须经过评价过程才能产生，那么在评价过程中的思考、判断过程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潜意识的自动化过程。
认知心理学家认为，造成情绪的直接原因不是直接刺激的外部事件，而是人们对事件的认知。典型例子如奥运会上获奖选手的情绪，获得铜牌选手的愉悦情绪比获得银牌的选手更强烈，前者庆幸自己获得奖牌，后者则遗憾没有拿到第一。玛格达．阿诺（Magda Arnold）在60年代最先提出，在外界事件发生后，大脑的边缘系统会自动对该事件定性，判断该事是利是弊，在这种利弊定性的基础上，当事者在潜意识中已经对这件事产生喜好或厌恶，因此产生相应的情绪，然后这种情绪就成为决定当事者对事件是驱进还是避开的动力。理查•拉萨鲁斯（Richard Lazarus）在以上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正，他把情绪的判断过程更加细致地分为两步：第一步是重要性判断，第二步是利弊判断。重要性决定情绪的强度，利弊决定情绪的正负。利弊的判断与个体当前的目标相关，如果事件有利于个体当前目标的达成，则产生正向情绪；如果事件不利于当前目标的达成，则产生负向情绪。至于重要性判断，由于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因此他们判断事情是否重要的标准也不一样，但在也存在一些共性，如果涉及以下几个方面方面，如健康、经济状况、重要亲人、自尊、目标等，该事件就是重要事件。情绪有一些共性，但是也存在文化差异。跨文化研究证明，如果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他的情绪构成也会发生改变。研究人员发现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的人对“基本情绪”的认知存在共性，同时也存在差异。美国人的基本情绪中有喜悦、爱两个正向维度，愤怒、悲伤、恐惧三个负向维度；中国人的基本情绪中有喜悦一个正向维度，爱、愤怒、悲伤、恐惧、羞耻五个负向维度。以上结果显示，中美两国文化下人们情绪的共性在于对喜悦、愤怒、悲伤、恐惧的认知一样，不同之处是中国人把“爱”看做负向情绪，认为“羞耻”也是基本情绪的一种。
从基本情绪向复杂情绪的进化过程是伴随着个体的成长而不断实现量上的增加和质上的加深的。幼儿只能识别少数几个情绪，如快乐、悲伤、恐惧、生气、爱。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更细腻的感情被感知，例如快乐可以被分为欣慰、满足、喜悦、骄傲、乐不可支等。很多复杂情绪是通过后天学习，在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引发情绪的因素、情绪的识别、情绪的强度、情绪的应对、反应的调整等知识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和阅历的丰富逐渐积累，最后形成个体的情绪知识库——情绪智力。情绪知识丰富的人、情绪智力高的人可以更恰当地判断一件事发生的意义，对这件事作出恰当的评价，从而产生更具有适应性的情绪反应，作出更恰当的行为，获取更满意的最终结果。相对而言，成年人可以依据不同的情境产生许多复杂情绪，如喜极而泣、知耻而后勇、五味杂陈等，而幼儿则只能产生比较简单的情绪反应，如高兴、伤心、生气等。（五）情绪的生理反应及测量
元分析研究者发现，在不同情绪时会表现出不同的心率和指温反应（Cacioppo, Berntson, Larsen, 2000）。悲伤、恐惧、愤怒的情绪下，心率从基线开始缓慢增强，厌恶情绪的心率有轻微下降。愤怒和快乐情绪下，被试的指温显著上升；恐惧和厌恶被试的指温轻微下降。与恐惧相比，愤怒会引起血压升高，心率和心搏量轻微上升，手指脉搏量和指温也升高。
情绪研究者经常采用多种方法对自主神经系统活动进行测量，一般是在皮肤上连接传感器测量电传导，以及某些点的压力和亮度。最为著名的生理测量指标是心率，心脏在收缩时发出微小的电信号，其改变可以被测量到，这种测量方式叫做心电图ECG。ECG信号体现与心搏有关的电活动，其QRS复合波代表心室的收缩和舒张，Q点代表收缩的开始，R点是电活动的峰值，S是心室舒张，研究者计算ECG信号中R波之间的平均间隔时间，可以捕捉到更为细微的情绪变化。情绪测量的另一个生理测量指标是血压，因为血压会受到每次心搏的血量以及动脉周围的肌肉收缩的影响。计算机控制的血压检测仪可以利用传感器连接到手腕或者手指上，每隔几秒钟测量一次。研究者一般会区分心脏收缩压和心脏舒张压，即两次心跳之间血流的压力。这种血管收缩的模式也可以通过测量个体的指温来获得。情绪研究者也可以通过测量呼吸相关的压力变化，测量呼吸频率或者呼吸容量，或者通过测量瞳孔直径的方式来记录情绪发生过程中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的信息。
以上几种测量方式具有简单易操作的特点，但不够精准，无法区分交感神经系统活动和副交感神经系统活动，皮肤电导水平可以更为精确地分别区分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技术。汗液分泌活动的增强源于交感神经的激活，当人出汗的时候，皮肤上的导电性会发生升高，并能够被测量。情绪研究者可以在被试的两个手指上分别放两个传感器，测量从一个手指上的传感器发出的电信号到达另一个手指上的时间，这种导电时间代表了被试的皮肤电阻，将其取倒数后即可得到皮肤的导电水平。
也有研究者采用心脏射血前期这个相对纯净的测量指标来测量交感神经激活，通过测量电信号，研究者可以知道血液何时由动脉瓣膜流出，从心脏收缩处到血液流出的毫秒数即为射血前期，由情绪引发的的交感神经激活会带来射血前期的缩短。
以上情绪的生理测量有自己的优势，只要研究者的实验设计合理，且仪器放置恰当，则测量结果会比较可靠，因为实验结果的获得不需要依赖被试自我报告，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被试的社会期许效应，被试不可能操作自己的生理反应，测量结果相对客观，因此情绪的生理测量具有其可取性。
当然，正如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其局限性，情绪的生理测量也面临很多挑战。在被试的手指或者身体的其它部位放置接收器，这种程序的侵入性往往会让被试比较紧张，因此，导致所得出的基线不是正常情况下中性的情绪状态，而是一种焦虑的状态。另外，生理反应具有滞后性，情绪刺激1-2秒自主神经才会发生反应，有些成分的检测如唾液皮质醇的变化需要15分钟以上的时间侧能被检测究。二、情绪管理
情绪（emotion）是不断被个体所唤起和体验的一种状态，情绪的唤起有时是显意识的，有时是潜意识的。个体的情绪反应有时候与生活环境的变化协调一致，但有时候则与生活环境的变化不一致，产生矛盾和冲突，与特定的生活情景不相适应。因此，个体有必要经常进行情绪管理以适应生活环境。
当代社会，情绪管理越来越受到重视。很多职业如餐厅服务员、空中乘务员、发型师、医生等要求从业人员严格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这些人从事服务业，经常与公众接触，必须学会控制自身负面情绪，即使这些负面情绪对于个体而言是合理、正常、健康的，但对于其职业所赋予的社会角色而言却是不适宜的。例如医生既不能对患者产生厌恶的情绪，也不能对患者产生喜爱之情。针对此，医学院的常规训练会要求医生在治疗时中立个人感情。医学院常教给学生用五种方法管理情绪：（1）把可能激发情绪的事情转化为抽象的事物。比如把身体接触看做执行一系列常规操作。（2）关注正面意义。如就算治疗失败，但是不用因此沮丧，而应思考能够从这个不成功的治疗中学到什么。（3）把患者的事情留给患者，不要带进自己的生活。患者可能由于病情加重比较消极悲观，医生一方面要积极实施治疗方案，另一方面也不能过于共情而将病人的情绪带入自己的生活（4）保持乐观。（5）避免不必要的接触。与医生这个职业相反，发型师和空中乘务员经常要保持开朗、热情、能说善道，不仅要对顾客提供规范化的服务，还要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对于顾客的个性化需求提供相应的服务，这就要求这些职业从业人员在工作时间用礼貌得体的态度替代所有自然情绪。
情绪管理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心理学，Kopp（1989）率先对压力及消极情绪的调节进行了研究；Dodge（1989）正式提出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引入心理学。情绪管理研究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研究初期（1989-1994年），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儿童情绪调节及情绪调节早期理论的提出，主要研究内容包含情绪调节的概念，儿童情绪调节的早期表现对其情绪、个性发展的影响，父母的情绪调节能力、方式对儿童社会化程度、个体情绪发展的影响等。第二阶段，研究发展中期（1995-2003年），主要表现为研究领域的扩大——从儿童领域延伸到成人、临床、教育等领域，研究内容的丰富——情绪调节概念、过程、策略、情绪调节的个体差异，情绪调节与其它心理过程的关系等，以及研究方法的创新。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情绪调节研究内容进一步扩大，情绪调节理论研究继续深化，一些高级别的心理学期刊甚至特别开设专辑探讨情绪调节话题，情绪调节的神经生理机制研究成为热点。
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不同的心理学家在研究的过程中使用了不同的术语：有的研究者使情绪调节，侧重情绪管理的过程研究；有的使用情感调节，侧重情绪管理的认知和行为角度；有的使用心境调节，侧重情绪管理策略（parkinson, 1996）；有的使用情绪自我调节，侧重情绪管理的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还有如情绪控制、情绪智力等其他相关术语一共多达10余种。Campos（1989）首先对情绪调节进行了概念界定。他认为情绪调节包括调节行为倾向，快乐的时候促进行为倾向，必要的时候纠正行为倾向，危险的时候阻止行为倾向。Fabes等（1992）认为，情绪调节是个体对情绪体验或相关行为和情境的调整过程，同时也是调整或维持情绪唤醒、体验、认知和行为的过程。
在随后研究中，Eisenberg和Moore（1997）将情绪调节作为自我调节的一种形式，在考察儿童情绪调节区分了三个方面的自我调节：情绪调节、行为调节和由情绪驱动的行为调节。他们认为情绪调节是抑制、增强、维持和修正情绪唤醒，以实现个人目标的能力，主要采取集中或转移注意力的能力，运用分心或重组等认知策略，用积极的术语理解一个负面情境以调节情绪。在这个定义中，情绪管理策略被大量涉及。Cole等（1994）认为，情绪调节是个体以社会允许、容忍的方式做出适当情绪反应的能力，这种能力促使个体在做出情绪反应时可以灵活、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冲动并延迟冲动行为。他们认为，情绪调节适用于应付不适当的情绪状态，是回避、忽视、转移或增强情绪的过程。这种定义方式是针对社会适应性功能而言的，主要针对负向情绪的调节。Thompeon（1994）认为情绪调节是指个体为完成目标而进行的监控、评估和修正情绪反应（特别是情绪强度和持续性）的内在与外在过程。他把情绪调节当作围绕目标达成而进行的过程，比较具有可操作性。Thompson的界定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情绪调节既包括扩大积极情感，也包括抑制消极情感；其次，既可以用内部过程来调节情绪，也可以用外在和社会的因素来调节情绪；再次，尽管有时候情绪调节包括改变具体情绪，它更多的是改变情绪的强度，最终，这个界定重视目标的取得。Thompson的界定比较全面，同时关注了正向情绪和负向情绪，并且指出了情绪管理过程中的侧重点——调节情绪的强度。Cicchetti等（1995）将情绪调节界定为一个发生在意识内外的包括生理、认知、体验和行为反应的动力组织系统，其功能是驱动和组织行为，以从一个或多个方面如生理、认知、体验和行为适应特定情境。这种界定方式强调了系统的观点。
纵观以上情绪心理学的研究者对情绪管理、情绪调节做出的概念界定，尽管大多数从事情绪的研究者将情绪管理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但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情绪管理的定义心理学界至今还未达成统一，学者们依据各自研究观点的不同对情绪管理概念有各自的观点，这与情绪自身的复杂性有关，也与学者们自身对情绪管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定义存在争议造成的。然而，尽管研究者对情绪调节概念的界定各有不同，但目前也有基本的共识，即认为情绪管理是一个使个体有能力调节积极和消极情绪的主观体验和表达的生理的、行为的和认知过程的概念。
综合而言，情绪管理是个体对情绪的发生、体验与表现施加影响的过程，是一个改变情绪的发生、持续时间、内部体验、生理行为反应的动态过程（Gross, 2002）。通过情绪管理，个体能对变化的社会情境作出迅速有效的适应性反应，实现个体目标（Thompson, 1991）。Gross （2001）认为情绪管理是指“个体对具有什么样的情绪、情绪什么时候发生、如何进行情绪体验与表达施加影响的过程。”简单地说，情绪管理是指个体对情绪发生、体验与表达施加影响的过程，涉及对情绪的潜伏期、发生时间、持续时间、行为表达、心理体验、生理反应等改变，是一个动态过程。Thompson（1995）认为：“情绪管理是指个体为完成目标而进行的监控、评估和修正情绪反应的内在与外在过程。”[20]情绪管理与社会交往、社会能力、社会适应、心理健康等一系列的发展结果相联系。Gross指出对于情绪管理的理解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情绪管理不仅仅是降低负情绪，实际上情绪管理包括负情绪和正情绪的增强、维持、降低等多个方面。二是与情绪的唤起一样情绪管理有时是显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三是情绪管理没有必然的好与坏，在一种情景中是好的，在另一种情景中则可能是不合适的。[21]情绪管理能力的高低对个体的心理是否健康和生活是否幸福有着重要的影响，如何有效地测量个体的情绪管理能力，也是目前情绪管理领域所关注的重要话题。
本研究所涉及的情绪管理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类[22]，[23]：
第一类是适应性管理，突出情绪管理是一种适应社会环境的行为反应。Cole、Michel和Teli（1994）等认为，情绪管理是以一种社会可以容忍的方式，灵活地对一系列情绪发展要求作出反应，以及在需要的时候延迟反应。Thomposon（1994）指出，情绪管理是一种适应社会现实的活动过程，它要求人们的情绪反应具有灵活性、应变性和适度性，以使人们能以有组织的、建设性的方式，迅速而有效地适应变化的社会情景。
第二类是功效性管理，突出情绪调节旨在服务于个人目的。Master（1991）指出，情绪管理是一种服务于个人目的、有利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活动。当人们产生了某种情绪，开始进行情绪管理前，会对社会情景与自身关系的意义关联以及自身应付能力进行认知评价，最终决定如何对自身情绪进行有效的管理。
第三类是特征性界定。Cicchetti、Ackerman和Izard（1995）从情绪管理的动力特征角度认为情绪管理是发生在意识内外的、包括生理、认知、体验和行为反应的动力组织系统，其功能是驱动和组织行为，以适应特定环境。Salovey和Mayer（1990）从情绪管理在人的智能结构中的地位入手，认为情绪管理是情绪智能的主要成分之一，是加德纳的社会智能结构中的子维度。
情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展开的过程的序列，从即刻的横向剖面而言，包括主观体验、行为反应、中枢和神经生理变化，从纵向的过程而言，包含情境、注意、评价和反应的环节，因此情绪调节的内容就包含了反应潜伏、发生时间、强度、持续时间、偏移方面等所产生的变化（Thompson, 1990）。根据最后情绪调节的效果，可以分为减弱、增强和维持原有情绪强度。情绪调节也可以改变情绪反应发生的时间点和反应时间的持续长度，可以改变情绪反应各成分之间的聚合程度，如当事人的情绪体验和生理反应可以发生变化，但面部表情可以不改变。
综合上述研究，我们将情绪管理能力界定为个体在遇到与个体发展目标不一致的情绪时，积极寻找情绪策略，改善情绪的潜伏、发生时间、发生强度、持续时间、行为反应等内容，以有效的方式解决情绪问题、促进个体发展、有效适应社会的能力。
我们认为，情绪管理与情绪调节、情绪控制等相似概念是有区别的，主要区在于：一般情况下的情绪调节和情绪控制把调节和控制的对象默认为负性情绪，而情绪管理所管理的对象不仅包括负性情绪，还包括正性情绪以及情绪强度等。情绪管理的核心在于对情绪情景、情绪类型以及情绪强度这三者间的协调性进行管理。情绪管理的目的是促进个体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和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关于情绪管理概念的外延，需要着重澄清以下三个方面的共识起点。一是情绪管理的对象既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消极情绪，也包括对积极情绪的管理；二是虽然典型的情绪管理是发生在个体意识层面上的，但是情绪管理实际上是有潜意识层面的自动调节过程的；三是情绪管理能够改变情绪反应，从而使个体达成自己处于情境中的目标，但这种个体当前目标的短时达成有时不能完全等同于促进良好的长期的社会适应。
心理学家对情绪管理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的。（一）情绪管理的过程模型
根据图1-1的情绪的情态模型所提供的情绪的概念框架，情绪管理的过程模型由此而来。如图1-3即能体现个体对自我情绪进行调节的五个关键点：情境选择（situation selection）、情境修正（situation modification）、注意分配（attentional deployment）、认知改变（cognitive change）、反应调整（response modulation）（Gross, 1998）。图1-3 情绪调节的过程模型[24]
情境选择。情境选择是情绪管理中比较具有前瞻性的做法，为了获得预期的情绪，当事者可以选择符合这种情绪特征的情境。例如敏感害羞的个体在公共社交场所比较紧张，则会倾向于避免参加嘈杂的派对而选择待在安静的书店或者家里的书房。但是随之产生的问题是，这种情境选择所带来的情绪调节效果有短期的即时效果，也有长远的收益或损失，内向的个体为了避免暂时的不愉快而回避了公共社交，但长期看来会带来进一步的与社会的疏离。因此，有效的情绪调节的情境选择策略，需要得到父母、师长的指导或者优秀同伴的指导或建议。
情境修正。此处的情境主要是指个体外部物理情境，而对于内部情境，则是认知改变环节的内容。对于外部物理环境的修正，是指对潜在的情绪激发环境作出人为的调整和修正，如羞涩内向的个体可以在出席比较令人紧张的宴会时，带上要好的外向的朋友一起，比如个体进入激发恐惧情绪的医院就诊，可以选择和善亲切、比较熟悉的医生。
注意分配。情境的选择和修正是对外部物理环境的改变，当外部的情境不能被改变或者修正时，个体就应该启动对内部情境的调整——注意分配。而事实上，注意分配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最早出现的情绪调节过程之一（Rothbart, Ziaie, 1992）。根据指向，注意分配的形式可以分为注意集中、注意分散、注意回避和注意转向。注意集中是指将注意集中在情境的情绪特征上，如沉浸在由歌剧的优美旋律所带来的愉快中，或沉浸在由恋人分手带来的悲伤中。注意分散是指个体将注意力分散在情境的不同侧面；注意回避是个体将情境输入刺激的通道堵塞或者关闭，如闭上眼睛或者捂住耳朵；注意转向是指个体将注意力完全从情境中移开，转而关注其它话题。
认知改变。即使引发某情绪的情境没有被修正，个体产生该情绪也并非定局，改变个体对自己所处情境的评价即改变情境的情绪性意义，也能改变情境激发情绪的可能性。认知改变并非假装情境没有发生或者虚构一个并不现实的故事掩耳盗铃，而是关注对真实情境的积极评价，如丢了钱本来很郁闷，但是可以告诉自己“钱丢了可以再挣，还好身份证银行卡这些没有丢，不然挂失、补办这些好麻烦！”这种“还好没有更糟”的认知重建策略对于抑郁、焦虑等情绪有很好的调节。给一个人打电话或者发短信，始终无人接听无人回复时，不要想着“他肯定不喜欢我，不愿意理我”，而是“每个人都有忙晕的时候，我想他今天肯定很忙”。许多研究证明，认知改变是一种有效的、健康的情绪调节策略，经常使用认知重评情绪调节策略的个体报告出更多的积极情绪和更少的消极情绪，更爱分享，更受欢迎，拥有更亲密的社会支持系统和更少的抑郁风险（GrossJohn, 2003）。
反应调整。反应调整的阶段是情绪发生过程的后期，即个体已经有了某种情绪的倾向之后。反应调整一方面是指情绪发生后，采用运动、放松或者食疗的方式来降低负性情绪的生理和体验，另一方面更多地是指采用恰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即采用一种适应性反应。有了情绪后，采用一种恰当的方式进行表达，被证明是很好的情绪调节方式（Thompson, 1994），而这种表达方式能否促进情境朝向更为有利的方向发展则代表了这种行为适应性的高低，例如同样是哭泣反应，不同的情境下效果不同：儿童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被母亲拒绝，如果此刻采用哭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则对事情的发展不宜——适应性不良；但如果儿童受到欺负或者面临危险时发出哭声，引来大人的注意和帮助，则是一种适应性行为。
也有研究者对这五个环节进行了合并归类，分为三个关注环节：将情境选择和情境修正归纳为情境关注，将注意分配和认知改变综合归纳为认知关注，将反应调整界定为反应关注（Gross, 2002）。（二）情绪管理与主观体验
一些研究者认为，情绪管理的方法或者技能的选择和效能，依赖所体验到的特定情绪。Walden和Smith的一项对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研究结果表明，情绪管理的方法或技能因不同情绪而异。在这项研究中，绝大多数儿童认为，对于愤怒和羞愧情绪而言，解决问题是最好的情绪管理方法；对于悲伤情绪而言，寻求支持是最好的情绪管理方式；而对于创伤感，远离创伤源才是最好的情绪管理策略。
情绪管理对认知评价的依赖性。一些研究者认为，许多需要管理的情绪体验本身，都存在着认知方面的问题。比如，嫉妒忧郁或焦虑的产生，往往是当事人认为所期盼的结果无法实现或者相反的结果必然会产生，而自己对之又无能为力所引起的（Abramson, AlloyMetalsky, 1989）。因此，改变认知或者学会合理评价，是情绪管理的重要方法之一。
窦凯（2013）研究发现，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方式可显著预测主观幸福感，减弱调节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包括识别自身情绪状态的能力、理解他人情绪体验的能力及表达积极和管理消极情绪的能力感。以往研究发现，管理积极和消极情绪的自我效能感有助于个体维持积极的自我概念，使个体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和幸福感；管理生气、愤怒效能感和管理沮丧、痛苦效能感与负性情感呈显著负相关，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Caprara, 2006； Lightsey, etal., 2011, 2012）。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除了直接作用于主观幸福感，还可以通过人际关系效能感等因素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Caprara, 2005）。由此可见，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研究者认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机制在于，具有不同水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个体采用不同的情绪调节方式，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首先，自我评价的获益机制认为高自我评价的个体较少采用回避的调节策略，他们能够通过持续对环境作出积极的响应来维持积极的认知与情感，知觉到更多的积极、正性的认知和情绪，较少体会到消极负面的认知和情绪，从而维护积极的情绪体验（黎建斌，聂衍刚，2010）。相关研究表明，相对于那些怀疑自己能力的人来说，相信自己有能力调节情绪的个体更倾向于选择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避免情绪所带来的困扰（Bandurawood, 1989；Brown, 2009）。（二）情绪管理与生理机制
从情绪的强度来看，Underwood认为，情绪管理是一个自我控制的过程，其中许多活动是在意识水平以上的，而意识的产生取决于个体是否体验到强烈的情绪，亦即当个体处于高强度的唤醒时，他才可能产生情绪管理的意识与活动。另外，从结果上来说，情绪管理是使有机体从激动状态回归平静状态的体内平衡过程（Kopp, 1989； WaldenSmith, 1997； Saarni, 1990； HubbardCoie, 1994）。
基于情绪管理的过程模型，Ochsner和Gros，提出了情绪管理的神经模型。该模型主要关注与自下而上的情绪评价与自上而下的认知控制过程之间的交互作用，这两个过程分别发生于下皮层的情绪评价系统和前额叶扣带回系统（Gross, 2007）。该模型包括两种自上而下的评价系统：第一种包括背内侧和背外侧前额皮层系统，它们参与了自上而下的描述性评价过程，使得情绪状态的心理表征的产生以及通过认知重评调节情绪成为可能；第二种包括腹侧前额皮层系统，它们参与了基于结果的自上而下的评价过程，对结果与当前发生的选择或事件之间关系的学习非常重要"。
研究者 （Phillips, LadoueeurDrevets, 2005）进一步认为腹侧神经系统可能参与了主动的次级过程，而背侧神经系统可能参与了自动的次级过程，背内侧前额叶可能使用了来自OFC的作为内部状态信号的前馈输人信息来调节在自动的认知改变模式中的行为，这两个神经系统能够在情绪状态和情绪行为的调节中同时被激活。综上所述，参与情绪管理的前额叶、杏仁核与扣带回等区域各自的活动及其之间的功能连结对情绪调节的发生、发展及结果至关重要。不同情绪和不同情绪调节策略的脑机制既存在共同点也存在差异。
杨阳（2011）利用ERP技术研究认知重评对积极情绪调节及后续认知任务的影响。先呈现积极图片，要求被试被动观看或认知重评，接着呈现情绪词，要求被试进行效价判断。结果显示，在160-720ms期间，认知重评之后词汇所诱发的ERP与被动观看后词汇的ERP有显著差异，情绪调节损耗认知资源。
一些研究发现，情绪的自我调节努力与生理变化之间有着某种对应关系，可以通过测量那些通常反映情绪活动的生理指标，如心率、血压、瞳孔变化和皮肤电阻等，来研究个体个体情绪调节能力（Fox, 1989； Kagan, 1992； Gross Levenson, 1993）。有研究者在3周内7次要求被试填写情绪报告表，描述过去一天的感受，接着让被试暴露于能引起感冒的病毒中，结果表明，情绪积极的人对感冒病毒的抵抗力更强。[25]Alex调查了124名患有骨关节炎或肌纤维痛或二者都有的女性患者，发现总体积极情绪的较高的患者在接下来的几周中有较低水平的疼痛。[26]（三）情绪管理与父母教养方式
情绪管理策略是个体对情绪进行有效的调节，从而使个体处于良好的情绪状态以适应社会和环境需要的一种重要手段。情绪管理策略是个体为了达到情绪调节的目的，有计划、有意图的做法。[27]研究表明，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父母教养方式对于儿童的情绪、情绪调节及其策略的发展都具有影响，Lafreniere J从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对其做出了解释[28]：（1）依恋关系模式，强调父母、孩子关系是社会情绪发展的最主要关系；（2）社会学习模式，强调父母、孩子相互作用过程中父母的强迫、惩罚和模范作用；（3）归因模式，强调父母归因对其子女情感表达和社会化行为的影响。
许多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情绪管理能力有影响。Halberstat（1991）等的研究表明，儿童的情绪管理能力及其同伴交往能力，与其父母的情绪管理能力密切相关，父母情绪表现积极的儿童在同伴中往往表现比较积极。Denham等人指出，父母的情绪管理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示孩子的情绪管理能力和同伴交往能力。因此，父母对自身情绪的管理以及父母之间交往时情绪的处理对孩子影响很大，父母在情绪管理方面应该言传身教，从小就而耳濡目染地引导孩子在面临自身情绪不适时如何做出反应才能更好地适应。贾海艳（2004）研究结果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对于青少年的情绪调节策略具有显著的影响并有预测作用。良好的父母教养方式，如父母之间以及父母对待孩子感情温暖平和的家庭中，青少年倾向于采取成熟的情绪管理策略，如求助、解决问题；父母之间冷漠或者经常争吵以及教养孩子时情绪比较焦躁的家庭中，青少年的情绪管理策略倾向于采取不成熟性，如自责、幻想。而经常应用成熟型的情绪管理策略能够有效地缓解青少年的焦虑程度，应用不成熟型情绪调节策略不能有效缓解青少年的焦虑程度。
由于早期社会化的影响不同，儿童的情绪管理的发展轨迹存在性别差异。Malstesta和Haviland（1982）的研究发现，母亲常对女婴表达的愤怒作出严厉反映，而对男婴的愤怒则较少作出同样的反应。男孩在表达愤怒的方式的选择上较少受限制，而且他们更多地考虑如何使自己心理更舒服。Denham、Barrett的研究印证以上观点，女孩调节消极情绪的能力明显受到父母在其早期社会化进程中教养方式的影响。（四）情绪管理与亲密关系
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可以提供问题解决的帮助，可以提供情感抚慰，对于情绪调节有重要的作用，婚姻幸福或者有亲密朋友的人压力感更小，表现出有更高的免疫系统和更高的健康水平（Kiecolt-Glaser, 1999； Newton, 2001）；孤独的人有更高的自杀风险（Cacioppo, Hawkley, Berntson, 2003）。比较普遍的亲密关系有对父母、对孩子、对家庭成员、对爱人和密友的爱。John Bowlby描述了三种亲密关系的原型：依恋、关照和性。第一种类型的亲密关系原型来源于儿童出生时就每天对其照顾和养育的人，一种长期存在于个体与经常出现的照顾者之间的情感联接，被称为依恋 。这种情感联接让个体愿意亲近照顾他的人，并且在照顾者离开的时候感到很痛苦。个体受到惊吓时会想得到照顾者的安慰，在探索新事物时希望得到照顾者的支持。[29]在儿童时期，这种依恋的对象可能是孩子的母亲或者其他经常照顾者，这种依恋在成人后也存在，日本学者Doi将成人这种幸福地依赖他人的感受称为amae，认为它是一种“在人类中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Doi, 1973, P.28）。第二种亲密关系的原型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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