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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俄）列夫·托尔斯泰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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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试读：

译序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俄国文学泰斗。他的代表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是世界上闻名遐迩的经典名著，它们很早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在我国可谓是家喻户晓了。《复活》写于1889至1899年，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一部杰作，一部不朽的史诗。它通过女主人公玛斯洛娃被涅赫留多夫公爵诱奸后沦为妓女及后来的一系列悲惨遭遇的故事，真实地再现了19世纪黑暗的沙皇俄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表现了作者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无限同情，对黑暗的沙皇专制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猛烈的抨击。“复活”是全书的基本主旨。作者精心地描写了涅赫留多夫的精神复活过程，也描写了玛斯洛娃的精神复活过程，并预示了俄国通向复活的途径。

小说女主人公卡秋莎·玛斯洛娃是一个美丽、纯洁的姑娘，对生活和未来有过美好的憧憬。她是一个女农奴的私生女，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母亲在两个地主老姑娘家里干活。卡秋莎三岁时母亲死了，由两个老姑娘领回家里抚养，长大后她就有了半是侍女半是养女的身份。卡秋莎满十六岁那一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子涅赫留多夫公爵（当时是一个大学生）来到姑母家度假，卡秋莎与涅赫留多夫很快相识并相爱了。不过当时的涅赫留多夫还是一个单纯、无邪的青年，并没有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但三年后，当他大学毕业、成为军官后，他就变成一个迷恋酒色、贪图享受、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了。这一年他再次来到姑妈家，在这里住了

四

二

五

七

涅赫留多夫开始时也是一个善良的、有抱负的贵族青年，在大学读书时他就迷上了斯宾塞的学说，并决心要把土地交给农民。但自从混迹于上流社会后，他改变了信念，变得虚伪自私，精神道德上已经堕落了。现在他平步青云，已当上了莫斯科某地方议会的议员，并且是地方法院的陪审员。没想到，冤家路窄，竟会在法庭上与玛斯洛娃再次相遇。当他知道玛斯洛娃平白无故地被判苦役，特别是她在法庭上那种“我没有罪，没有罪”的绝望叫喊，突然震撼了涅赫留多夫的良知；恐惧和悔恨同时袭来，使他顿时产生了负罪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就是把卡秋莎推上堕落道路的第一罪人。于是他决心改变自己：他一次次到监狱看望卡秋莎，要求她的宽恕；他再也不去与省长女儿米西小姐约会；他把自己的豪华住宅典出去，辞掉用人，住进了一家公寓；为了减轻卡秋莎的刑罚，他提出上诉，四处奔走，甚至决定与卡秋莎结婚来为自己赎罪。

作者对涅赫留多夫的精神道德“复活”的过程写得极其细腻，层层深入，鞭辟入里。首先是在法庭上与卡秋莎的相遇对他引起的强烈的心理反应，这是他复活的第一步。在为卡秋莎案件奔忙过程中，涅赫留多夫接触了各官僚机构和整个社会的黑暗面，他对法庭和法官的腐败及整个司法不公的揭露，对监狱的黑暗和恐怖的描绘，对上层贵族生活的奢侈、糜烂和庸俗虚伪的厌恶和不满以及对处于饥寒交迫、濒于死亡的农民及广大劳动者的同情等等，不仅无情地抨击了统治阶级的伪善和黑暗，也说明涅赫留多夫看待事物的观点已发生了变化，仿佛又回到了有理想的青年时期，因为这时他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又从附和或同流合污转变为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这种立场观点的转变也表明他已从对卡秋莎一个人的同情提升到对整个统治阶级的憎恨和对整个劳动阶层的同情。这是第二步。第

三

卡秋莎同样有一个精神复活的历程。她被涅赫留多夫抛弃后就再也不相信上帝和善良了。血泪告诉了她，世间没有真情，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把她当作泄欲和赚钱的工具。因此当涅赫留多夫第一次去监狱看望她，向她表示赔罪时，由于她精神已经麻木，完全不以为然，甚至还一心盘算着怎样利用他一下，伸手向他索要钱物。但涅赫留多夫第二次去看望她，提出要与她结婚，用实际行动来向她赎罪，并说，在上帝面前，他应该这样做时，她那关闭已久的回忆闸门却突然被冲开了，她几乎要把埋藏在心里的一切憎恨、一切苦水全部吐出来，她厉声对涅赫留多夫喊道：“怎么又出来一个上帝呢？您根本是言不由衷。上帝？什么上帝？您当初要是记得上帝就好了。你给我走开，我是苦役犯，而你是公爵，你用不着到这里来。你是想用我来拯救你自己！你今世拿我取乐不算，来世还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我讨厌你……”显然，卡秋莎这种突发的狂怒是她精神觉醒的第一步。而当涅赫留多夫第三次探监时，玛斯洛娃已经判若两人了，用涅赫留多夫的话说：“她变了，发生了对她的灵魂来说很重要的变化。”她变得态度平和了，变得关心别人，愿意为别的犯人求情，希望改善其他犯人的处境。不过她精神上的最后复活是在跟政治犯接触之后。

涅赫留多夫为卡秋莎上诉，四处奔波，历尽艰难，但是上诉最终失败了。法庭宣布玛斯洛娃一案维持原判。于是在炎热的7月，涅赫留多夫跟着卡秋莎一行苦役犯一同上路。在赴西伯利亚这条漫长的路途中，卡秋莎认识了政治犯西蒙松。西蒙松对她非常尊重和体贴。在西蒙松和政治犯们的启发和帮助下，在涅赫留多夫的长期悉心关照下，卡秋莎终于卸下了一切精神枷锁，复活了。她没有与涅赫留多夫结婚，而是最后与西蒙松结合。涅赫留多夫虽然心里有些不快，因为这毕竟多少有损于自尊，但是，同样复活了的涅赫留多夫也表示尊重卡秋莎的决定，并为她有这样的结果和有这样一个保护人而感到宽慰。

列宁在分析托尔斯泰的创作时正确指出：“托尔斯泰抛弃了贵族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他在自己的后期作品里，对现存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而这些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就是对群众的奴役，就是群众的贫困化，就是农民以至所有小业主的破产，就是从上到下充斥整个现代生活的暴力和伪善”。（《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卷第40页）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以巨大的艺术力量和道义力量鞭笞了统治阶级，彻底撕下了专制制度的一切假面具，揭露了政府和教会的伪善，批判和否定了土地私有制，传达了千百万农民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呼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列宁称他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卷第181页）《复活》在开头和结尾都大量摘录了《圣经》的章节，在描写涅赫留多夫和卡秋莎的“复活”过程中，也积极宣传了他的那套“精神的人”和“动物的人”的斗争、“道德自我完善”“不抗恶”等托尔斯泰主义，这无疑反映了作家的思想矛盾和世界观的局限性：一方面他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对沙皇专制制度进行了最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与自己出身的贵族阶级做了最彻底的决裂；与此同时，他又为不能替这个病态社会开出一张正确药方，为俄罗斯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而苦恼。最后，他仍不得不求助于他所厌恶的宗教。结尾中涅赫留多夫手捧福音书，在《圣经》里领悟了生活，并“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而这一生活的新时期“将如何结束”？作者只好说：“那就得看将来了。”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一位作家，哪怕是有倾向的作家，并不一定要为社会“开药方”“指出路”。诚如恩格斯所说的，一部作品只要“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673—674页）《复活》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第一流作品”，之所以不朽，正在于它“真实描写”了现实关系，动摇了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引起了对现存制度的永恒性的怀疑。李辉凡2009年12月

第一部

八

一

六

集中在不大一块地方的几十万人，虽然极力毁坏了他们聚居的那片土地：把石头砸进土里，叫它草木不长；把刚出土的小草铲个干净；用煤炭和石油烟熏火燎；砍伐树木，赶走所有的鸟兽。但是，甚至在这样的城市里，春天也仍旧是春天：阳光普照大地，不管在林荫道上，还是石板缝里，凡是青草没有被除尽的地方，到处都长出绿油油的小草，显出勃勃生机。桦树、杨树和稠李抽出了清香的、黏糊糊的嫩叶，椴树鼓出了一个个绽裂的幼芽，寒鸦、家雀和鸽子，随着春天的来临，欢快地开始筑巢建窝，就连墙边的苍蝇，也在温暖的阳光下嗡嗡地飞舞起来。花草树木、鸟雀虫鱼，以及孩子们，全都生机盎然，兴高采烈起来。唯独人，唯独成年人还在自欺欺人，折磨自己，相互倾轧。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个春光明媚的早晨，也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所赐予的世间的美，即那个能引向和平、和谐和爱的美。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统治他人的种种手段。

正因为如此，省监狱办公室里的那些官吏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所有的动物和人们享用的那种春意和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前一天收到的那份编了号、盖了印、写明了案由的公文。它要求今天，4月28日上午

九

值班看守哐当一声开了铁锁，打开牢门，一股比走廊里更难闻的臭气扑鼻而来。看守吆喝道：“玛斯洛娃，过堂去！”接着又把门关上，站在一边等着。

在监狱的院子里，还可以呼吸到从田野里吹来的新鲜的、让人清爽愉快的空气；而这走廊里的空气却是令人难以忍受，里面满是伤寒病菌，满是粪便、焦油及腐烂的臭味，任何人来到这里，都会立即感到沮丧和难受。女看守虽然已经习惯了这种臭气，但刚从院子里进来时，也还有这种感觉。她一走进走廊，就觉得全身困乏，昏昏沉沉。

牢房里传出一阵乱哄哄的女人的声音和光脚的走路声。“喂，听见没有，玛斯洛娃，快点儿，别磨蹭了！”看守长对着牢门大声喊道。

大约过了两分钟，一个身材不高、胸部很丰满的年轻女人，跨着大步走了出来，然后转过身，在看守旁边站住。她身穿白色上衣，白色裙子，外面套一件灰色囚服，脚上穿的是麻布袜，套一双囚鞋。女人的头上还扎着一块白头巾，故意还让几绺乌黑的鬈发从白头巾里露出来。她的整个脸显得特别苍白，就像储存在地窖里的土豆的嫩芽一样。这是长期被关押的人常有的脸色。她那双宽宽的小手和从囚衣大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脖子也是这种颜色。特别是由于脸上暗淡无光，她那双眼睛便显得惊人的乌黑明亮，虽然有点浮肿，却

十

看守长正要关上牢门，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牢房里探出她那满是皱纹的苍白而又严厉的脸来。老太婆要对玛斯洛娃说些什么，看守长却冲着她的脑袋把门推上，她的脑袋便缩了回去。牢房里响起了一阵女人的笑声。玛斯洛娃也微微笑一笑，朝牢门上装有铁格栅的小窗口转过脸去。老太婆从里面凑近小窗口，用沙哑的声音说：“最要紧的是别说废话，咬住一点不改口就行了。”“好歹有个结论，怎么都比现在强。”玛斯洛娃晃一下脑袋说。“结论当然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摆出官员的架势，自以为说了一句俏皮话，“走，跟我来！”

老太婆的眼睛从小窗口消失了。玛斯洛娃走到走廊中间，踩着急促的碎步，跟在看守长后面。他们顺着石阶梯下来，穿过比女牢房更臭、更嘈杂的男牢房。在这些牢房的通气窗口里，处处都有许多盯着他们的眼睛。

他们走进办公室，里面已经有两名持枪的押送兵站着。坐在那里的文书把一份被烟熏黄了的公文交给其中一个士兵，指着女犯说：“把她带去！”

那个押送兵是尼日尼城的农民，红红的麻脸，他把公文掖在军大衣的翻袖口里，笑眯眯地向自己的同伴——高颧骨的楚瓦什人挤挤眼睛。两个士兵便押着女犯下了阶梯，朝大门走去。

大门上的一个小便门打开了，两个士兵和女犯跨过小门槛，来到院子里，出了院墙，便到了用石块铺砌的大街上。

马车夫、小商贩、女厨子、工人、小官吏都纷纷站住，好奇地打量着女犯。有些人摇摇头，心里想：“瞧，与众不同，行为不正，就得到这种下场。”孩子们则是吃惊地瞅着这个女强盗，不过看到有两个兵押着她，她已经不能做坏事了，所以才感到有点放心。一个已经卖完煤炭、在茶馆里喝足了茶的乡下人走近她，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脸红了，低下头，自言自语地说了句什么。

女犯感觉到有许多目光投向她，她没有把头转过去，而是悄悄地斜视着那些看她的人。大家注意她，她感到高兴。春天的空气也使她高兴。这里的空气比牢房里新鲜多了。不过她已经不习惯于走石板路，而且又穿着笨重的囚鞋，所以感到难受。她瞧着自己的脚下，尽量使步子迈得轻一些。他们经过一家面粉店，店门口有许多鸽子，东摇西晃，走来走去，没有人去打扰它们。女犯差点儿碰着一只瓦灰鸽。鸽子拍打着翅膀飞了起来，正好在女犯耳边飞过，扇起一阵风。女犯微微一笑，随即想起了自己的处境，便沉重地叹了一口气。二

女犯玛斯洛娃的身世很平常。她是一个没出嫁的女农奴的私生子。女农奴在乡下和喂牲口的母亲一起替两个地主老姑娘干活。这个没出嫁的女农奴每年都生一个孩子。而且按照农村的惯例，孩子受过洗礼后，母亲便不再给这个多余的、违反她的心愿而生下来的不速之客喂奶了，因为这要妨碍她干活。于是孩子很快就饿死了。

她的前五个孩子都死掉了。他们都是受过洗之后，不给喂奶而死去的。她的第六个孩子是跟一个过路的茨冈人生的，是个姑娘。本来她的命运也是一样的，可是事有凑巧，那两个地主老姑娘中的一个正好到牲口棚走了一趟，她是为责骂女饲养员没有把奶油的膻味去掉而来的。当时产妇和她那健康可爱的婴儿正躺在牲口棚里。老姑娘既为奶油的事，也为让产妇进入牲口棚的事大骂一通。她正要离开时，忽然看见了小孩，心便软下来了，并自愿做了孩子的教母。她真的给小姑娘施了洗礼，后来由于怜悯自己的教女，又常给她母亲一些钱和牛奶。这样，小姑娘就活下来了。两个老姑娘从此就称她为“幸运儿”。

孩子三岁时，母亲便病死了。喂牲口的外祖母嫌外孙女拖累，两个老姑娘便把小孩领回家里抚养。这个黑眼睛的小姑娘长得分外活泼可爱，也给两个老姑娘带来不少的乐趣。

这两个老姑娘是姊妹：妹妹索菲娅·伊万诺芙娜心地比较善良，是她给小孩洗礼的；而姐姐玛丽娅·伊万诺芙娜则比较严厉。索菲娅·伊万诺芙娜要把小姑娘打扮起来，教她读书，并想收她为养女。玛丽娅·伊万诺芙娜说，应把她训练成为一个很好的侍女，所以要求苛刻；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还要责罚她，甚至打她。这样，小姑娘就受到两方面的影响，长大后就成了半是侍女，半是养女。她的名字也是高不攀低不就，既不叫卡吉卡，也不叫卡倩卡，而叫卡秋莎。她缝补衣服、打扫房间、拭擦圣像、烧菜、磨咖啡豆、调咖啡、洗洗衣物，有时也坐下来陪伴两个老姑娘，给她们读读书、念念报。

有人向她提亲，但她谁也不肯嫁。她觉得同那些向她提亲的劳动者在一起，日子会过得很苦，她已经过惯农奴主家舒适的生活了。

她就这样生活到十六岁。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子、一个大学生，即富有的公爵来到她们家。卡秋莎竟暗自爱上了他，但却不敢向他说，甚至连自己也不敢承认这一点。过了两年，这个侄子在出征的途中顺路来到姑妈家，在这里住了四天，在临走的前一夜，他诱奸了卡秋莎。第二天他塞给卡秋莎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五个月之后，她才知道自己怀孕了。

从那时起，她感到心烦意乱，只想着怎样才能摆脱即将降临的耻辱。她不仅不好好服侍两个老姑娘，竟然还对她们发起脾气来，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对两个老姑娘说了许多无礼的话，事后自己也觉得懊悔，就提出了辞职。

两个老姑娘对她很不满意，就让她走了。从她们家里出来后，她到了一个警察局长家里当侍女，但只做了三个月，因为这个警察局长虽然已经是五十岁的老头，但还是对她纠缠不休。有一次，老头逼得她特别厉害，她便发起火来，骂他是混账和老鬼，在他的胸前使劲推了一下，把他推倒了，为此她被解雇了。现在再找工作已经不可能，因为她很快就要分娩了。于是她便搬到乡下一个寡妇家里去住。这个寡妇是个接生婆，同时做酒生意。卡秋莎分娩很顺利。由于接生婆给村里一个有病的女人接生时，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她只好把男孩送到育婴院去。据送孩子的老太婆说，孩子刚送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在到接生婆家里之前，总共有一百二十七个卢布，其中二十七卢布是她做工挣的钱，一百卢布是诱奸者给她的。而当她离开接生婆时，身边只剩下六个卢布了。她不会省钱，不仅自己花钱，别人向她要，她也有求必应。她给接生婆四十卢布，作为两个月的饭钱和茶钱；雇人送孩子的费用是二十五卢布，接生婆为买牛向她借了四十卢布，其他二十卢布是做衣服、送礼用掉的。这样，在卡秋莎身体复原时，已经两手空空了，因此必须去找工作。她在林务官家里找到一份工作。林务官是个有家室的人，但他也跟警察局长一样，从头一天起就纠缠卡秋莎。卡秋莎对他很反感，极力躲避他，但他比她更有经验，更狡猾，当然主要因为他是东家，他可以随意支使她。终于等到了时机，林务官占有了她。这事被他的老婆知道了。有一次，她看到丈夫单独跟卡秋莎在一个房间里，就扑上去打她。卡秋莎也不甘示弱，两人便厮打起来。结果她连工钱也没有拿到，就被赶出来了。于是卡秋莎便到了城里，住在姨妈家。姨父是个装订工，先前生活不错，现在主顾都跑了，便酗起酒来，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去换酒喝掉了。

姨妈经营一家小洗衣铺，靠它养活孩子，也支撑着潦倒的丈夫。姨妈让玛斯洛娃到她的小铺里当洗衣工。但玛斯洛娃看到姨妈那里的女洗衣工们日子过得很苦，不大想干，就到用人介绍所去找女仆的工作。她在只有一位太太和两个念中学的儿子的家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她进去才一个星期，那个嘴上已经长胡髭的读六年级的大儿子便丢下功课，纠缠起玛斯洛娃来，让她不得安生。他母亲认为这全是玛斯洛娃的过错，便把她辞退了。她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便又到用人介绍所去，在那里意外地碰到一位手上戴满宝石戒指、裸露的胖胳膊上戴满手镯的太太。这位太太知道玛斯洛娃的情况后，便给她一个地址，约她过去。玛斯洛娃依约去了。那位太太热情地款待她，请她吃小馅饼和甜酒，并打发自己的女仆到什么地方去送一张条子。晚上有个留着花白长发和花白胡子的高个子男人走进房间里来。这个老头一进来就挨近玛斯洛娃坐下，眼睛闪着亮光，并笑嘻嘻地打量着她，同她开玩笑。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去，玛斯洛娃听见女主人对他说：“刚从乡下来的，新妞儿！”然后女主人又把玛斯洛娃叫去，告诉她，这是一位作家，很有钱，如果她能招他喜欢的话，他是不会吝啬钱的。作家果然喜欢她，并给了她二十五卢布，还答应经常同她相会。她付清了住姨妈家的生活费，买了新衣服、帽子和缎带，钱很快就花光了。几天后作家又一次派人来接她，她去了。他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要她搬到一个单独的寓所去住。

玛斯洛娃住在作家替她租下的寓所里，却爱上了住在同一个院里的一个快活的店员。她主动把这件事告诉了作家，并搬到一个单独的小寓所去了。店员答应同她结婚，但后来却不辞而别，到尼日尼城去了。显然他把她抛弃了。这样，玛斯洛娃又成了孤身一人。她想一个人在这个寓所里住下去，但人家不允许。派出所所长对她说，只有当她领到了黄卡并经过体检之后，才能住下来。于是她又回到姨妈家。姨妈看到她穿着时髦的衣服、披肩和帽子，就热情地接待她，再也不叫她干洗衣工了，以为她已过上了高级生活。对玛斯洛娃来说，她根本没考虑做洗衣妇的问题。她现在以同情的目光瞅着前屋那些脸色苍白、胳膊干瘦的洗衣妇。她们过着苦役般的生活，有的已经得了肺痨病。她们在三十度高温的肥皂水蒸气里洗烫衣物，不论冬夏，窗户总是开着。她一想到她自己也可能要干这种苦活，便不寒而栗。

就是在这个时候，即玛斯洛娃处在无依无靠、特别困难的时候，一个为妓院物色妓女的牙婆找到了玛斯洛娃。

玛斯洛娃早就学会了抽烟。而她在和店员姘居，并被他抛弃以后，酗酒也越来越厉害了。她之所以离不开酒，不仅是因为觉得酒好喝，更主要的是因为酒可以让她忘记所遭受的一切苦难，可以得到一时的解脱，得到一点尊严。而她清醒的时候，总觉得有一种羞耻感，总是抬不起头来。

牙婆请姨妈吃饭，并灌醉了玛斯洛娃，要她到城里一家顶好的妓院去当妓女，并历数了在这家妓院做事的种种优点和好处。玛斯洛娃必须做出抉择了：要么做下等的女仆，那样必定也要受到男人的纠缠，也少不了暂时的和秘密的私通；要么索性取得一个有保障的、安定的合法地位，在法律的许可下公开地长期地卖淫，还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她选择了后者。此外，她还想借此来报复一下诱奸她的人、店员以及所有欺侮过她的人。驱使她做出这个决定的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牙婆告诉她，她可以随便想做什么衣服就做什么衣服，丝绒的、罗缎的、绸缎的，以及露臂裸肩的舞衣都可以。当玛斯洛娃想象自己穿上一件袒胸露背、镶着黑丝绒花边的艳黄色绸缎连衣裙时，她就按捺不住地把身份证交出去了。当天晚上，牙婆就雇了马车把她带到著名的基塔耶娃妓院去了。

从此，玛斯洛娃就开始了漫长的、违反上帝和人类戒律的犯罪生活。有千百万的妇女过着这种生活。这种生活不仅得到关心公民福利的政府的允许，而且还受到它的保护。这些妇女十个中有九个最后都要染上痛苦的疾病，未老先衰，并过早死亡。

夜里狂欢暴饮，早晨和白天沉睡不醒，下午两三点钟，她们才无精打采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接着是喝矿泉水醒酒，喝咖啡，穿着宽大的罩衫、短上衣或睡袍，懒洋洋地在各个房间里走动几步，透过窗帘往外眺望，有气无力地同别人对骂几句，然后是洗澡，抹油，在身上和头发上洒香水，试穿衣服，为此还经常同老鸨吵上几句；然后是照镜子、抹脂粉、画眉毛、吃油腻的甜食、穿上袒身露胸的发亮的丝绸衣服；最后走进装饰华丽、灯火辉煌的大厅里。客人们到了，接着便是音乐、跳舞、吃糖、喝酒、抽烟、通奸。其中有年轻的，有中年的，有半大小孩，也有衰朽老头，有光棍，有结了婚的，有商人，有店员，有亚美尼亚人，有犹太人，有鞑靼人，有富人，有穷人，有健康的，有生病的，有喝醉的，有清醒的，有粗野的，有温柔的，有军人，有文官，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总之，一切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人都有。又是叫喊，又是谑笑，又是打架，又是音乐，又是抽烟喝酒，又是喝酒抽烟，音乐从傍晚一直响到天亮。只有早晨，他们才散场、睡觉。天天如此，每周那样。到周末她们便坐车到政府有关部门，即警察局去，那里有政府的官员和医生，都是男人。他们有时严肃认真，有时则轻薄猥亵，绝灭大自然所赋予的不仅是人类而且动物也具有的那种防止犯罪的羞辱感，给这些妇女检查身体，发给她们许可证，允许她们与自己的同谋犯继续犯罪一个星期。下一个星期还是这样。不分冬夏，不分平时还是节日，天天如此。

玛斯洛娃过了七年这样的生活。这期间她换过两家妓院，并住医院一次。在她进妓院的第七年，也就是她初次失身的第八年，即当她二十六岁的时候，就发生了使她蹲监狱的事。她已经同杀人犯和盗窃犯们一起，坐了六个月的牢，现在被押去受审。三

当玛斯洛娃在两个士兵押送下走了很长的路程，精疲力竭地来到地区法院大楼时，她养母的侄儿，就是那位当年诱奸她的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涅赫留多夫公爵还躺在高高的羽绒垫弹簧床上，被单已经被揉皱。他解开他那前襟褶痕熨得很平很干净的荷兰睡衣的领口，吸着香烟。他那凝滞的目光望着前方，思考着昨天发生过的事和现在要做的事。

昨天晚上他是在有名的富豪柯察金家里度过的。大家都推测他会同这家的小姐结婚。想起这一点，他不禁叹了口气。他扔掉烟头，想从银烟盒里再取一支，但又改变了主意，从床上伸下了光滑而白净的双脚，找到拖鞋穿上，拿一件绸罩衫披在肥硕的肩上，迈出又快又重的步子，跑进卧室隔壁的盥洗室里。整个盥洗室都散发着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和香水的气味。他在这里用特殊的牙粉刷洗他那补过多处的牙齿，用带香味的漱口剂漱口，然后是洗澡，再用各种不同的毛巾把身体擦干。他用香皂洗完双手后，又用心地拿小刷子拭净长指甲，在一个很大的大理石洗脸池里洗完脸和粗壮的脖子后，再走进卧室旁边的第三个房间，那里已经为他准备好淋浴了。在这里他用凉水冲洗他那肌肉发达、脂肪很厚的白净身体，用松软的褥单擦干后，便穿上干净的、熨好的衬衫和擦得像镜子一样亮的皮鞋，坐到梳妆台前，用两把刷子梳理黑色卷曲的小胡子和脑袋前半拉已经变得稀疏的卷发。

他的一切用品，衬衣、外衣、皮鞋、领带、别针、袖扣等，全都是第一流的、最贵重的，都很雅致、大方、坚固、名贵。

涅赫留多夫以前对领带和胸针还感到新鲜有趣，现在却完全无所谓了。他随手从十几件中拣了一条领带和一个胸针，并把已经刷干净的放在椅子上的衣服穿上，虽然不很鲜艳，倒也干干净净，芳香馥郁，然后来到了长方形的饭厅里。饭厅里的镶木地板昨天已由三个农民擦洗得光光亮亮，上面放一个巨型栎木餐柜和一张同样大的活动的餐桌，四条叉开的桌腿，雕成了狮爪形，颇有气派。桌上铺着一张浆得硬挺的、绣有顶大的家徽花体字的薄桌布，上面放着盛满香喷喷的咖啡的银咖啡壶，银糖罐，盛着煮过的奶油的银凝乳罐和装着新鲜白面包、面包干及脆饼干的银篓子。旁边放着刚收到的信件、报纸和最近一期的杂志《两个世界》。涅赫留多夫刚要拆信件，从通向走廊的门里悄悄地进来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女人。她身穿丧服，头上扎着花边头饰，头饰把她头上的分发缝都遮住了。这是不久前在这所房子里去世的涅赫留多夫母亲的女仆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如今她留下来做少爷的女管家。

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跟随涅赫留多夫的母亲先后在国外住了十年，很有点贵族妇人的风度和派头。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还叫米坚卡的时候，就认识他了。“早安，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您好，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有什么新闻吗？”涅赫留多夫打趣地问道。“送来一封信，不知道是公爵夫人还是公爵小姐写的。她家的女用人送来好久了，她还在我屋里等着呢。”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把信交给他，会心地笑一笑。“好，等一等。”涅赫留多夫接过信，发现了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的笑意，便皱皱眉头。

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的微笑表明，这封信是柯察金公爵小姐写的。在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看来，涅赫留多夫已经准备同这位小姐结婚了。而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的微笑所表示的这种推测却让涅赫留多夫感到不快。“那我就去让她再等一等吧。”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拿起那放错了地方的饭桌刷子，把它放到另一个地方去，便悄悄地离开了饭厅。

涅赫留多夫拆开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交给他的那封香气袭人的信，读起来：

我既然承诺了帮您记事的义务……

在一张灰色厚信纸上，虽然纸边不齐却字迹遒劲地写道：

……那我现在就提醒您，今天，4月28日，您应该去出庭陪审。所以您无论如何不能像昨天说的那样，要和我们及柯洛索夫一起去看画展了，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冒失了，除非您愿意向地方法院缴纳三百卢布的罚金，相当于您舍不得买的那匹马的价钱。由于您没有准时出庭，昨天您一走，我就记起了这件事。请您再不要忘了。玛·柯察金公爵小姐信的背面还附了几句：

妈妈要我告诉您，为您准备的晚餐将一直等到您深夜。不管什么时候，请务必光临。玛·柯涅赫留多夫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这一便函是柯察金公爵小姐两个月来向他进攻所用的巧妙手段的又一新招，目的在于用一根无形的线把他同她越来越紧地拴起来。其实，凡是年纪不轻而且并非处于热恋中的男人，对于结婚问题往往是犹豫不决的。除此之外，涅赫留多夫还有另一个即使下了决心也不能立即去求婚的重要原因。这原因倒不在于他在十年前曾经诱奸了卡秋莎，然后又抛弃了她，这件事他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真正的原因是：他直到最近还同一个有夫之妇有私通关系。尽管就他这方面来说，这种关系现在已经结束；但是对方并不这样认为。

涅赫留多夫见着女人就羞怯。正因为这种羞怯，才引起这个有夫之妇要征服他的欲望。这个妇女是某县一位首席贵族的妻子。涅赫留多夫参加选举时经常到这个县来，于是这个女人就把他勾引上了。涅赫留多夫被弄得一天比一天神魂颠倒，可同时又一天比一天地憎恶她。开始时涅赫留多夫经不住她的引诱，后来又在内心感到有负于她，不得到她的同意就不能断绝这种关系。这就是涅赫留多夫认为即使自己想向柯察金小姐求婚也无权这样做的原因。

桌上放着的恰好就是这个女人的丈夫的来信。看到他的笔迹和印戳，涅赫留多夫就脸红起来，立即感到心情紧张。他每当面临危险时就有这种感觉。不过他的这种激动是多余的：她的丈夫，涅赫留多夫主要田产所在县的首席贵族，通知涅赫留多夫说，在5月底召开地方自治会紧急会议，他要求涅赫留多夫务必出席会议，以便在地方自治会上讨论有关学校和马路等重大问题时支持他；他估计会上将会有反动派表示强烈的反对意见。

这位首席贵族是自由派人士，他和自己的一些同道者一起反对亚历山大三世登基后逐渐抬头的反动势力。他全身心投入了这场斗争，全然不知自己的家庭生活已发生了不幸。

涅赫留多夫想起了这个女人使他经受的种种痛苦时刻。记得有一次，他以为她丈夫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准备要同他决斗，在决斗时他打算朝空中开枪；他还记得跟她闹翻的一个可怕场面，当时她在绝望中跑到花园的池塘边，想投水自杀，他就跑去找她。“我现在不能到她那里去，在她没有答复我之前，我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涅赫留多夫思考着。他在一个星期前给她写过一封很坚决的信，承认自己有过失，准备采取一切方式弥补自己的过失，但为了她的幸福，他们的关系必须一刀两断。他现在正等着这封回信，却没有等到。没有回信，多少也是个好兆头。如果她不同意断绝关系的话，她早就会写信了，甚至会像上次那样亲自跑来。涅赫留多夫听说那里有一个军官在追求她。这既让他有点醋意，同时又感到高兴，因为这样就有了摆脱由于作假而使他感到痛苦的希望。

另一封信是经管他的田产的总管写来的。总管说，涅赫留多夫必须亲自来一趟，以便依法取得继承权。此外还要解决田产如何继续经营的问题，是按照已故公爵夫人所吩咐的办法经营呢，还是按他总管曾向公爵夫人提过、现在又向公爵少爷提出的办法，即增购农具，把租给农民的土地收回，自己耕种。总管写道，这种经营要有利得多。同时总管还道歉说，原定月初应该汇上的三千卢布得稍稍晚一点，这些钱将随下一班邮车汇出。迟汇的原因是，他无论如何都凑不齐钱，农民赖着不肯交租。他不得已只好求助于官府，强迫他们交钱。这封信对涅赫留多夫来说是既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自己掌握了大量家产；不高兴的是，他年轻时就是赫伯特·斯宾塞的热烈追随者，尤其是他身为大地主，却十分信服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一书中提出的“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的论点。他出于青年人的耿直和果断，不仅说过土地不能成为私人的财产，在大学里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而且在行动上也真的把一小块土地（这块土地不属于她母亲，而是他个人从父亲名下继承来的）分给了农民，因为他不愿意违背自己的信念而占有土地。现在他继承了母亲的田产成了大地主，就必须在二者中做出抉择：要么像十几年前他处理父亲的二百俄亩土地那样，放弃自己的财产；要么就默认自己过去的思想是错误的，虚伪的。

他不能做出第一种选择，因为他除了土地，没有任何其他的生活资料。他不愿做官，而且他已经养成了过奢侈生活的习惯，他觉得他不能离开这种生活，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他已没有青年时代的那种信念，那种决心，那种一鸣惊人的虚荣心和愿望了。第二种选择，即否定他以前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那里汲取来的、许多年后又在亨利·乔治的著作里找到的关于土地私有不合理的光辉论据，他无论如何也办不到。

这就是总管的信使他不高兴的原因。四

涅赫留多夫喝完咖啡，就走进工作室，查看一下通知，应该在几点钟出庭，并且要给公爵小姐写封回信。到工作室要经过画室。画室里放着一个画架，上面有一幅反放着的已经开了头的画，墙上也挂着一些画稿。他看着这幅他已经画了两年的画，看着那些画稿，以及整个画室，感觉自己已经无力再提高绘画水平了。这种感觉近来特别厉害，他解释是因为他的审美感发展得过于精致。不管怎样，这种感觉总是不愉快的。

七年前，他确信自己有绘画才能，所以才辞去军职。他把艺术工作看得高于一切，瞧不起其他活动。现在才发现，他这样做并不合适。因此他每次想到这件事就感到不好受。他心情沉重地看着画室里那些讲究的设备，败兴地走进工作室。这是一个又高又宽敞的房间，里面有各种装饰、各种用具和各种舒适的设备。

涅赫留多夫在大写字台标明“急事”的那个抽屉里找到那张通知单，上面写明在

十一

当他穿好衣服来到大门口时，那个认识他的马车夫已坐在胶轮马车上等着他了。“昨天您刚离开柯察金家，我就到了。”马车夫把他那结实的晒黑了的脖子从白衬衣的领口上稍稍扭过来，说，“看门人说，您刚走。”“连这些马车夫也知道我同柯察金家的关系了。”涅赫留多夫想，于是经常萦绕在他脑际而不得解决的问题又出现了：该不该同柯察金小姐结婚呢？这个问题像他近来遇到的诸多问题一样，横竖都不能解决。

结婚的好处大体是：第一，结了婚，他除了家庭生活的乐趣外，还可以脱离不正当的性生活，有可能过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第二，也是重要的一点，涅赫留多夫希望，家庭和孩子能充实他目前空虚的生活。这就是他主张结婚的一般理由。而反对结婚的理由不外有：第一，害怕失去自由。所有不年轻的单身汉都有这种顾虑。第二，他对女人这种神秘物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恐惧。

他所以要同米西（柯察金娜的名字叫玛丽娅，不过如同这个阶层的所有家庭一样，她也有个小名）结婚，还有一种特殊原因，那就是，第一，她是贵族出身，从穿戴到谈吐、步态、笑容等处处都与众不同，倒不是她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而是有一种“上流社会的气质”——他再也找不到别的词来形容这种品格，他很看重这种品格。第二，她很看重他，把他看得高人一等，因此他认为，她是了解他的，这种了解，也就是对他的崇高品格的一种承认。涅赫留多夫认为，这也证明了她的聪明才智和慧眼独具。不同米西结婚的特殊理由是，第一，他很有可能找到比米西优点更多、与他更相配的姑娘。第二，她已经二十七岁，因此她以前大概已经恋爱过。想到这一点，涅赫留多夫心里就感到不好受。想到她以前不爱他，虽然是过去了的事，但他的自尊心仍不能容忍。当然，她并不知道她后来会遇见他，不过，只要想到她过去可能爱过别人，他还是感到受了凌辱。

因此，结婚和不结婚都有理由，而且是一半对一半，势均力敌。涅赫留多夫自我嘲讽起来，管自己叫“布里丹的驴”。因为他拿不定主意，到底选哪一捆草好。“不过，只要我没有接到玛丽娅·瓦西里耶芙娜（首席贵族的妻子）的回信，没有与她完全断绝关系，我就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自言自语地说。

当他意识到他可以而且应当推迟做出决定时，他倒觉得轻松起来。“这件事还是以后再好好考虑吧。”他心想。这时四轮轻便马车已悄悄地来到法院门前的柏油马路上了。“现在我应该认真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我素来这样做，也认为应该这样做。况且这样做也总是有意义的。”他暗自想着，从看门人身边走过，进了法院的前厅。五

涅赫留多夫来到法院的时候，法院的走廊里已经十分热闹了。

法警有的快步，有的甚至小跑，脚不离地，鞋底把地板擦得沙沙响，气喘吁吁地跑来跑去，在办理下达的任务和各种公文。民事执行吏、律师、法院职员走来走去，原告，和那些没有在押的被告们则垂头丧气地在墙边走动，或者坐在那里等着。“区法庭在哪里？”涅赫留多夫询问一位法警。“您找哪个法庭？有民事法庭，有高等法庭。”“我是陪审员。”“那是到刑事法庭。您该说清楚。从这儿往右，再往左拐，第二道门就是。”

涅赫留多夫按所指的路线走去。

在第二个门口有两个人站在那儿等着：一个是又高又壮的商人，外表温和，显然是吃饱喝足了，情绪很好；另一个是犹太籍店员。他们正在谈论毛料的价格。这时涅赫留多夫走过来问他们，这儿是不是陪审员的议事室。“是这儿，先生，是这儿。您也跟我们一样是陪审员吧？”那位温和的商人挤挤眼睛高兴地说。“好吧，我们就一起干吧，”他听到涅赫留多夫的肯定回答后继续说，“我是二等商人巴克拉肖夫。”他伸出一只又软又宽又厚实的手，说道：“要忙一阵子了。请问贵姓？”

涅赫留多夫通了自己的姓名，便走进陪审员议事室里。

陪审员议事室不大，里面有十来个不同职业的人。大家都刚到，有的坐着，有的走来走去，相互打量，相互认识。有一个退伍军人穿着军服，其余的都穿礼服或西服，只有一个穿着束腰长外衣。

他们中尽管有许多人都是放下自己的事情来做陪审员的，都说这工作很拖累人，但个个都流露出一种满意的神色，认为他们是在做一项重要的社会工作。

陪审员们有的已经相互认识，有的则还在相互猜测对方是什么人，他们都在交谈，谈天气，谈早春，谈就要开始的陪审工作。还没有认识涅赫留多夫的那些人，都赶忙过来同他相识，显然认为这是一种殊荣。涅赫留多夫则像平时一样，认为在不相识的人们中间的这种应酬很自然。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自认高人一等时，他会无言以对。因为他的整个一生并没有表现出有比别人特别高明的优点。至于他能流利地说英语、法语和德语，至于他身上的衬衣、西服、领带和袖扣都是第一流商店的商品，他自己也明白，这无论如何不能成为他的优越地位的理由。然而他又毫不怀疑地认为，这是他的优势，认为别人对他表示尊敬是天经地义的；如若人家不尊敬他，他会感到是一种侮辱。在陪审员议事室里恰恰就发生了有人不尊敬他的事，使他很不高兴。在陪审员中有一个人认得涅赫留多夫。这个人是彼得·格拉西莫维奇（涅赫留多夫既不知道他姓什么，也瞧不起他，因此觉得不知道他的姓更好）。此人曾在他姐姐家里当过家庭教师。彼得·格拉西莫维奇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涅赫留多夫对他那毫不拘礼的态度，那扬扬自得的纵声大笑，总之对他那种诚如涅赫留多夫的姐姐所说的“公社作风”向来十分反感。“啊，您也来了，”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见到涅赫留多夫时笑哈哈地说，“您也没有逃掉吗？”“我根本就没有想逃避。”涅赫留多夫严肃而冷淡地说。“嘿，这倒是一种公民的忘我精神。不过，您瞧着吧，当您要饿肚皮、要熬夜的时候，您就不唱这个高调了！”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说完，笑得更响亮了。“这个大祭司的儿子马上就要对我改称‘你’了。”涅赫留多夫想，脸上浮现出忧伤的神色，这种忧伤只有当他听到所有的亲人都死光的时候才有的。涅赫留多夫离开他，走到一群人中间去。这些人正围着一个刮过脸、仪表堂堂的高个子，听他兴致勃勃地讲话。这位先生讲的是目前在民事法庭中审理的一个案子，好像他很熟悉这个案情，用名字和父名称呼那些法官和著名的律师。他在讲述一个著名律师如何神通广大，竟能出奇制胜地把一个案子翻盘，迫使诉讼的一方，即完全在理的一位老太太不得不拿出一大笔钱来赔给对方。“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律师。”他说。

大家都恭恭敬敬地听着，有些人想插嘴说点意见，但都被挡了回去，好像只有他一人才真正知道全部底细似的。

涅赫留多夫到法院时虽然迟到了，但也还要等很久，因为有一位法官直到现在还没有到，审讯工作推迟了。六

法庭庭长很早就来到了法院。他身材高大，留一把花白连鬓胡子。他已经结婚，但仍过着十分放荡的生活。他妻子也一样，但他们互不干涉。今天早上他收到瑞士籍家庭女教师的一封信。这位女教师去年夏天住在他们家里，现在正从南方来到彼得堡。信里说，她下午三点至六点在城里的“意大利”旅馆等他。因此，今天的审讯会他想早开早散，以便在六点前能赶去看望这个红头发的克拉拉·瓦西里耶芙娜。他们的风流韵事是从去年夏天在别墅里开始的。

他走进办公室里，咔嗒一声把门反扣上，从文件柜下面一格里取出两个哑铃，向上、向前、向两旁、向下举了二十次，再把哑铃举过头，轻轻地往下蹲三次。“保养身体，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淋浴和做体操。”他一边想一边用无名指上戴着金戒指的左手摸一摸右手臂上隆起来的一大块肌肉。他现在还要练一下击剑的划圆动作（他在长时间的审讯会议之前总要做这两套动作），这时房门震颤了一下，有人想开门，庭长连忙把哑铃放回原处，打开了门。“对不起。”他说。

一位法官，个子不高，戴一副金边眼镜，耸着肩膀，愁眉苦脸地走进房来。“又是那个马特维·尼基季奇没有到。”法官不满地说。“还没到？”庭长边说边穿制服，“他老是迟到。”“真奇怪，他怎么不害臊。”法官说，生气地坐下来，取出一支烟。

这位法官是个很古板的人，今天早晨他同妻子吵了一架，原因是他给了妻子一个月的生活费，可是她不到一个月就花完了。她要求预支一点钱，他则说不能放弃自己的原则。于是就吵了起来。妻子对他说，要是不这样的话，她就不做饭了，他也休想回家吃饭。听到这种威胁，他就走了，他怕妻子真的坚持这样做，因为她是什么也做得出来的。“瞧，这就是美好的规规矩矩的生活，”他边想边瞧着容光焕发、健康愉快、态度和善的庭长。庭长宽宽地撑开两个胳膊肘，用又白又好看的双手捋平他那绣花领子两边又长又密的花白的连鬓胡子。“他总是那么心满意足，那么快乐，而我却活受罪。”

书记官走了进来，拿着一份卷宗。“非常感谢，”庭长说，点着一支烟，“先审哪个案子？”“我看先审毒死人命案吧。”书记官冷静地说。“好吧，那就先审毒死人命案，”庭长说，他估计这个案子四点钟以前可以审完，审完就走，“马特维·尼基季奇还没有到吗？”“还没有。”“那么勃列威在吗？”“在。”书记官答道。“如果您看见他，就告诉他我们先审毒死人命案。”

勃列威是这次审讯中负责提出公诉的副检察官。

书记官走到走廊上就遇见了勃列威。勃列威高高地耸着肩膀，敞开制服，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沿着走廊几乎像跑步似的快步走来，鞋后跟咯吱咯吱地响，那只空手前后甩来甩去，动作很大。“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要我问一下，您准备好了没有。”书记官向他问道。“当然，我一切都准备好了，”副检察官说，“先审哪个案子？”“毒死人命案。”“很好。”副检察官说，其实他并不认为这样好。他昨晚一夜没睡。他们给一个同事饯行，喝了很多酒，玩牌一直玩到深夜两点钟，然后又到六个月前玛斯洛娃待过的那个妓院去玩女人。他根本没有来得及阅读毒死人命案的卷宗，现在正想草草地浏览一下。书记官是在故意刁难他，明知他没有看卷宗，却偏偏建议庭长先审这个案子。就思想倾向来说，书记官是个自由派，甚至是激进派。而勃列威则是保守派，甚至像所有在俄国做官的德国人那样，特别笃信东正教。书记官不喜欢他，而且嫉妒他有这个职位。“那么，关于阉割派教徒的案子怎么样了呢？”书记官问道。“我已经说过了，我不能审理此案，”副检察官说，“因为没有证人。我也要向法官提出。”“其实，有没有证人都一样……”“我不能。”副检察官说，仍旧摆摆手，然后跑进办公室去了。

他之所以借口证人没有到这一并不重要的理由而把审理阉割派教徒的案子搁下，只是因为这个案子如果由受过教育的陪审员来组团审理，被告就可能被宣告无罪。但是只要劝说一下庭长，这个案子便可以转到县级法院去审理，而那里的陪审员以农民居多，判罪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走廊上越来越热闹了。大多数人都聚集在民事法庭附近。那里正在审理那个仪表堂堂的先生向陪审员讲述的案子。审讯休息时，法庭里走出来一个老太太，就是被那位天才的律师敲了一笔财产赔给一个生意人的那个老太太。那个生意人本来是根本无权得到这笔财产的，这一点法官们也很清楚。原告和律师就更清楚了。可是他们想出的手段太厉害了，逼使老太太不得不交出财产，赔给生意人。老太太身体很胖，穿着漂亮的连衣裙，帽子上别着几朵大花。她从门里出来，站在走廊上，摊开两只又粗又短的胳膊，对自己的律师不断地重复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请您说说吧！这是怎么回事啊？”律师看着她帽子上的花，在想什么事，并没有听她说话。

那位著名的律师跟在老太太身后，快步从民事法庭走出来。他敞开西式背心，露出衬领，脸上显出得意扬扬的神色。就是他使戴花的老太太倾家荡产，而那个给了他一万卢布的生意人却获得十万卢布。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律师身上。他也察觉到了这一点，整个人的神态好像在说：“不必对我恭维。”他快步从众人身边走过。七

马特维·尼基季奇终于来了。于是那个身体瘦削、脖子很长、下嘴唇歪到一边的民事执行吏，趔趄着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这个民事执行吏是个实在人，受过大学教育，不过他无论在哪里都保不住职位，因为他有狂饮症，嗜酒无度。三个月前，一位伯爵夫人，他妻子的保护人帮他谋到了这个职位，他一直做到现在，因此他很高兴。“先生们，怎么样，都到齐了吗？”他戴上夹鼻眼镜后，从眼镜上面望了望大家说。“好像到齐了。”商人欢快地说。“我们来核对一下。”民事执行吏说，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开始点名，时而从眼镜上面、时而从眼镜里面望着点到名字的人。“五等文官伊·玛·尼基福罗夫。”“是我。”那位通晓所有案情的仪表堂堂的先生答道。“退役上校伊万·谢苗诺维奇·伊万诺夫。”“到。”一个穿着退役军官服的瘦子答道。“二等商人彼得·巴克拉肖夫。”“有，”一位和善的商人咧开嘴巴笑着说，“都准备好了！”“近卫军中尉德米特里·涅赫留多夫公爵。”“是我。”涅赫留多夫答道。

民事执行吏特别恭敬而且愉快地对他鞠了一躬，从眼镜上边瞅着他，借此表示涅赫留多夫跟别人有所不同。“上尉尤利·德米特里耶维奇·丹钦科，商人格利戈里·叶菲莫维奇·库列肖夫。”等等，等等。

除了两个人以外，全都到了。“现在，先生们，请出庭吧。”民事执行吏打出愉快的手势，指着门说。

大家纷纷起身，在门口相互让路，进入走廊，再从走廊走进法庭。

法庭是一个长方形大厅，大厅的一端有个高台，上去要登三个台阶。高台的中央放一张桌子，上面铺着一块边上饰有深绿色穗子的绿呢桌布。桌子后面是三把栎木扶手椅，椅背很高，雕着花纹。椅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个金边镜框，里面嵌一幅色彩明亮的将军全身像，他身穿制服，挂着绶带，一只脚向前迈出，一只手扶着佩刀柄。右墙角上挂着一个神龛，里面供着一个戴荆冠的基督像，下面立着一张读经台。检察官的斜面高写字台也放在右边。左边对着写字台，远远地放着书记官的小桌子，靠近旁听席有一道旋制的栎木栏杆；里面摆着现在还空着的被告坐的长凳。高台的右边放着两排陪审员坐的椅子，椅子背很高。下边是几张律师用的桌子。这就是大厅前半部的全部设置，由一道栅栏把大厅分成两半。大厅的后半部摆满了长凳，一排比一排高，一直到后墙。在后厅前排的凳子上坐着四个妇女，像是女工或女仆。还有两个男人，也是工人。他们显然被法庭的庄严气氛镇住了，所以怯生生地小声交谈着。

陪审员刚刚坐好，民事执行吏就趔趄着走到法庭中央，好像要故意吓唬在场的人似的高声叫道：“开庭！”

全体起立。法官纷纷登上高台：头一个是筋肉强健、留着漂亮的连鬓胡子的庭长，然后是戴金边眼镜的阴沉的法官。现在他的脸色更加阴沉了，因为临出庭之前他遇见了当见习法官的内弟，内弟告诉他，他刚才去了姐姐家，姐姐对他宣布过，今天家里不开饭。“看来，咱们只好到小饭馆去吃饭了。”内弟笑着说。“有什么好笑的。”法官阴郁地说，脸色变得越发阴沉了。

最后走上高台的是第三个法官，就是那位经常迟到的马特维·尼基季奇。他是个大胡子，有一双向下耷拉的和善的大眼睛。这位法官患胃炎，按照医生的嘱咐，从今天起开始新的疗法，因此他在家里耽搁的时间比往常更长一些。他走向高台的时候，脸上显出一种十分专注的神情，这是因为他有一种习惯，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猜测他所想的问题。此刻他就在占卜，若是从办公室的门到座椅的距离正好可以被三除尽，那么新的疗法就一定能治好他的胃炎，如果除不尽，就是治不好。本来应该是二十六步，但他故意走了个小步，这样他走到椅子跟前时就正好是二十七步。

庭长和法官们穿着衣领上镶有金丝条的制服登上高台，神态十分威风。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三个人都好像由于自己的威严而有点发窘，立即谦恭地垂下眼睛，在铺着绿呢布桌子后面的雕花椅上坐下来，桌子上面耸立着一个雕着鹰的三角形器具，还摆着几个小卖部里通常用来盛糖果的玻璃盆，以及墨水瓶、钢笔、白纸、新削好的几支长短不一的铅笔。副检察官也同法官们一起进来，他仍旧是那么急急匆匆，腋下夹着公文包，仍旧是甩着一只手，走到窗户边自己的座位上，立即就埋头读文件，来回翻阅文件，利用每一分钟来熟悉案情。这个副检察官执理公诉才第四次。他功名心切，一心向上爬，因此他认定，凡是他提出的公诉案，最后都非判罪不可。这个毒死人命案的性质他只知道个大略，却已经拟好了发言提纲，不过他还需要一些材料，所以他现在急急忙忙地从卷宗里摘录着。

书记官坐在高台对面的尽头。他准备好了所有可能需要宣读的文件后，正在阅读他昨天弄到、已经读过一遍的查禁文章。他想同那位同他观点一致的大胡子法官谈谈这篇文章，在谈话之前，他要把它再好好看一遍。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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