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肯·福莱特,胡允桓（译）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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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福莱特悬疑经典：三角谍战试读：
楔子
有一次，只有这么一次，他们全都聚在了一起。
多年前，他们都还年轻的时候相聚过，那时候，这一切还没有发生，可惜那次聚会让往后的几十年都笼罩在阴影中。
确切地说，那是1947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大家都见了面——事实上，有几分钟他们还在同一个房间里。一些人当时就忘记了自己看到的面孔和从正式介绍中所听到的姓名。有些人实际上把那一整天忘得一干二净；而在21年以后，当那次聚会变得如此重要之时，他们不得不假装记忆犹新，瞥上一眼那些脏兮兮的照片，嘴里煞有介事地嘟囔着说：“啊，是啊，当然啦。”
早年的那次聚会是个巧合，但并不是令人惊叹的意外。他们都算是年轻有为，注定要在各自的国家里以不同的方式执掌权力，作出决定，促进变革。他们年轻的时候经常在牛津大学这类地方相会。何况，当这一切发生之后，那些没有从一开始就卷入其中的人，也恰恰因为他们曾与别的人在牛津有过一面之交，从而被牵扯进来。
然而，在当时，那看起来并非是什么历史性的聚会，不过是某处众多雪莉酒会中的其中一场而已（而且大学生们还会抱怨酒不够喝）。那只是一次无足轻重的偶然机会。是啊，差不多就是这样。
阿尔·科顿敲了敲门，在厅里等候一个死人来开门。
三年来，他对朋友已经死去的事实终于从怀疑变得确信。起先，科顿听说，纳特·狄克斯坦已经入狱。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有关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中的遭遇已经广为流传。之后，那些可怖的事实真相就公之于众了。
房门里边，一个鬼魂在地板上拖着一把椅子，慢步走过房间。
科顿猛然感到紧张起来。要是狄克斯坦残疾了、破相了，该怎么办？他要是精神失常了呢？科顿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对付残疾人或者疯子。他和狄克斯坦只是在1943年有那么几天走得比较近，可狄克斯坦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
门开了，科顿招呼说：“你好，纳特。”
狄克斯坦盯着他看了一会儿，随后脸上绽出了笑意，用他那可笑的伦敦东区土腔说道：“天啊，好家伙！”
科顿也回报以微笑，心里踏实了下来。他们握了手，互相拍了拍后背，为了好玩，还冒出几句士兵的俚语，然后就进了屋。
狄克斯坦的住所位于城市一个破败地区的一栋旧房子里，天花板倒挺高。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按军队的样子收拾得很整齐；深色木头做的沉重的旧衣柜旁边有一张相配的梳妆台；小窗前还有一张桌子，上面堆满了书。科顿觉得屋子里显得很空荡。要是他不得不得住在这儿，他会把一些私人用品摆放出来，让房间看着像他的家：比如家庭照片、来自尼加拉瓜和迈阿密海滩的纪念品、读高中时的足球赛奖品。
狄克斯坦开口说：“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我这就告诉你，可不容易啦。”科顿脱下他的军用外衣，放到窄窄的床上，“昨天花了我大半天呢。”他瞥见了房间里唯一的安乐椅。两个扶手怪模怪样地歪在两侧，一根弹簧从褪色的菊花图案的坐垫中戳了出来，一条断了的椅子腿被一个柏拉图戏剧道具的复制品顶替。“这能坐人吗？”“士官军衔以上的人不成。不过……”“反正他们也不算人。”
他俩哈哈大笑：那是一个旧日的玩笑。狄克斯坦从桌子下拉出一把弯木椅，摆放好。他把朋友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然后说道：“你发福了。”
科顿拍了拍稍稍隆起的肚皮：“我们在法兰克福过得不错。你复员了，可就错过了机会。”他身体前倾，压低了声音，仿佛他要说的话有点私密，“我捞了一笔钱。珠宝、瓷器、古董，全都是用香烟和肥皂换的。德国人饿着肚子呢。而且最妙的是，为了填饱肚子，女孩子什么事都肯做。”他往后靠去，等着对方会意的笑声，可是狄克斯坦只是直愣愣地盯着他的面孔。科顿有些发窘，便换了个话题：“你倒是没长什么肉。”
起初，他看到狄克斯坦毫发无损而且笑容依旧，总算感到宽慰，其实他没有仔细观察。此刻，他意识到，他的朋友岂止瘦弱，简直是营养不良。纳特·狄克斯坦一向矮小精干，可如今他看上去成了皮包骨头了。惨白的皮肤和塑料镜框后面的褐色大眼睛加深了这一印象。在袜口和裤脚之间露出的几英寸苍白的小腿就像火柴棍。四年前，狄克斯坦肤色微褐、肌肉饱满，像他脚上英军皮靴的皮底一样结实。科顿时常谈起他的英国伙伴，他总会说：“那个最野蛮、最卑鄙的混蛋，是他救了我一命，我可没跟你们胡说八道。”“肥肉？那可没有。”狄克斯坦说，“这个国家还在实行严格的分配制，伙计。不过，我们还能凑合。”“更糟糕的事情你都知道。”
狄克斯坦微微一笑。“而且也尝过。”“你坐过牢。”“在拉摩尼亚。”“他们到底是怎么把你抓进去的？”“容易得很哪。”狄克斯坦耸了耸肩，“一颗子弹打断了我的腿，我失去了知觉。等我醒过来，已经在一辆德国卡车上了。”
科顿瞧了瞧狄克斯坦的腿：“康复得还成吧？”“我算是走运。战俘列车在我那节车厢里有个医生——他给我接上了骨头。”
科顿点了点头：“后来就是集中营了……”他觉得或许不该问，可他想了解。
狄克斯坦把目光转向一旁：“本来还没什么，后来他们发现我是犹太人。你想来杯茶吗？我买不起威士忌。”“不啦。”科顿恨不得刚才没有开口，“反正我也不在大早上就喝威士忌。生命并不像原先想的那样短促啊。”
狄克斯坦的目光转回来对着科顿：“他们决定要弄清他们能够在断腿处再打断和接好多少次。”“天啊。”科顿的声音像是耳语。“那还算是最好的了。”狄克斯坦以平和的语调低声说。他再次把目光转移开。
科顿说：“这群畜生。”他想不出别的字眼了。狄克斯坦的脸上有一种陌生的表情，是科顿从没见过的，他事后才明白过来——那很像是恐惧的样子。很奇怪啊。现在一切终归已经过去，不是嘛？“好吧，算啦，我们至少还是胜利了，是吧？”他按了按狄克斯坦的肩头。
狄克斯坦咧嘴一笑：“是啊，我们胜利了。你现在在英国做什么？你又是怎么找到我的？”“我在回布法罗的途中，在伦敦停了下来。我去了国防部……”科顿犹豫着没说下去。他去国防部原本是要弄清楚狄克斯坦是什么时候怎么死的。“他们给了我一个在斯台普尼的地址。”他接着说，“我到那儿以后，看到整条街上只剩下一栋房子还没塌。在那栋房子里，在一英寸厚的灰尘下面，我找到了那个老人。”“托米·考斯塔。”“没错。嗯，我喝了十九杯淡茶，听完他的经历之后，他打发我到拐角处的另一栋房子，我见到了你母亲，又喝了不少淡茶，听了她的遭遇。等我拿到你的地址，已经太晚，赶不上去牛津的最后一班车了，我只好等到天亮，然后就来到这儿啦。我只有几个小时，我的船明天起航。”“你拿到你的退伍证啦？”“再过三个星期两天一小时三十四分钟。”“你回家以后，打算干什么？”“经管家中的生意。在过去的两三年里，我发现自己是个挺不错的商人呢。”“你们家做什么生意？你从来没跟我说过。”“卡车货运。”科顿简短地说，“你呢？看在老天的份儿上，你在牛津大学干什么呢？你在学些什么？”“希伯来文学。”“别逗了。”“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上学以前就会写希伯来文了。我祖父是个地道的学者。他住在里尽路一家糕点店楼上臭烘烘的房间里。从我还不记事的年龄开始，我每周末都到那里去。我从来不抱怨，我喜欢嘛。话说回来，我还能学什么呢？”
科顿耸了耸肩：“我也说不上，也许是原子物理，或者是经营管理。干吗非学习不可？”“想要变得快活、聪明和富有。”
科顿摇了摇头：“还像以前那样怪。这儿有很多姑娘吗？”“少得很。何况，我挺忙的。”
他觉得狄克斯坦脸红了：“撒谎。你正在恋爱，你这个傻瓜。我看得出来。她是谁啊？”“哎，说实在的……”狄克斯坦不好意思了，“她是可望不可即的。一位教授的夫人。她有异国情调，非常聪慧，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
科顿露出将信将疑的表情：“这是没指望的，纳特。”“我明白，可我还是……”狄克斯坦站起身，“你会懂得我的意思的。”“我能见她一面吗？”“阿什福德教授要开个雪莉酒会。我受到了邀请。你进门的时候，我正要出发。”狄克斯坦穿上了外衣。“牛津的雪莉酒会。”科顿说，“等着他们在布法罗听到这件事吧！”
那天早晨，天气晴朗又寒冷。惨淡的阳光涂抹在城里老建筑物乳白色的石头上。他们舒舒服服、不言不语地走着，手插在衣兜里，拱起肩头，抵御着穿过街道呼啸而来的十一月的刺骨寒风。科顿不停地咕哝着：“梦幻的尖塔。去他的。”
周围没什么人，但在他们走了差不多一英里之后，狄克斯坦指着街对面的一个围着学院围巾的高个子男人。“就是那个苏联人。”他说着，然后打起招呼，“喂，罗斯托夫！”
那个苏联人抬眼看看，挥了下手，就横穿马路到了他们这一侧。他蓄着军队式的发型，对于他那身批量生产的西装来说，他的身材显得太高太瘦了。科顿这才想到，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很瘦弱。
狄克斯坦说道：“罗斯托夫在巴利奥尔学院，和我同校……大卫·罗斯托夫，来认识一下阿尔·科顿。阿尔和我一起在意大利待过一段。到阿什福德家去吗，罗斯托夫？”
苏联人郑重地点了点头：“只要能白混点儿喝的。”
科顿问：“你也对希伯来文学感兴趣？”
罗斯托夫说：“不，我在这里学资产阶级经济学。”
狄克斯坦放声大笑。科顿没明白这个玩笑。狄克斯坦解释说：“罗斯托夫来自斯摩棱斯克。他是苏共党员。”科顿还是没懂那个玩笑。“我原以为没人能够获准离开苏联呢。”科顿说。
罗斯托夫做了一番冗长的解释，因为战争开始时，他父亲在日本当外交官。他表情诚恳，偶尔露出一点狡黠的笑容。尽管他的英语不够地道，却成功地让科顿觉得他在屈尊。科顿有些厌烦地转过脸去，开始琢磨：你怎么会像亲兄弟一样喜欢一个人，和他并肩战斗，而当他离开了，学起希伯来文学，这时你才醒悟，你根本不了解他。
最后，罗斯托夫对狄克斯坦说：“去巴勒斯坦的事，你打定主意没有？”
科顿问道：“巴勒斯坦？干吗去？”
狄克斯坦样子有些尴尬。“我还没定下来呢。”“你该去。”罗斯托夫说，“犹太民族之家会有助于粉碎大英帝国在中东的残余势力。”“那是个党派吗？”狄克斯坦问道，脸上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是的。”罗斯托夫严肃地说，“你是个社会主义者……”“就算是吧。”“新的国家应该是社会主义的，这一点很重要。”
科顿心存疑虑。“阿拉伯人正在那里杀害你们的人。哎呦，纳特，你可是刚刚逃离德国人的魔爪！”“我还没有决定嘛。”狄克斯坦又说了一次。他烦躁地摇着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似乎不想谈这个话题。
他们轻快地走着。科顿的脸冻得发僵，可军用冬装里面却在出汗。另外两个人开始议论起一条传闻：一个名叫莫斯雷的人——这名字对科顿毫无意义——已经进入牛津，还在烈士纪念堂发表了一篇演讲。莫斯雷是个法西斯分子，他后来集结了一些人。罗斯托夫争辩说，这件事证明了社会民主主义比共产主义更接近法西斯。狄克斯坦宣称组织这次活动的本科生只是想试一试“震惊”的感觉。
科顿盯着这两个人，聆听着。他们是一对奇怪的组合：高个子的罗斯托夫系着的围巾如同绷带，脚下迈着大步，过短的裤腿旗子似的飘荡；而矮小的狄克斯坦，有一双大眼睛，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身穿一套退伍军人的制服，像是一具急匆匆的骷髅架子。科顿不是学者，可是他能嗅出任何语言中的废话，此时他明白，这两个人说的都是弦外之音：罗斯托夫是对某种官方教条的鹦鹉学舌，而狄克斯坦看似冷漠的无动于衷却在掩饰着一种不同的、更深沉的态度。当狄克斯坦嘲笑莫斯雷的时候，那笑声似是小孩子梦魇后的发笑。他们俩机智地争论着，其实毫不动情，如同两柄钝剑在对刺。
狄克斯坦终于像是意识到科顿被冷落了，就开始谈论起他们的东道主。“斯提芬·阿什福德有点古怪，不过确实是个出色的人。”他说，“他的大半生都在中东度过。据说发过一笔小财，又赔光了。他曾经干过一些荒唐事，比如骑着骆驼横跨阿拉伯沙漠。”“骑骆驼也许是最不荒唐的方法。”科顿说。
罗斯托夫说：“阿什福德有个黎巴嫩妻子。”
科顿瞅着狄克斯坦：“她是……”“她比他年轻。”狄克斯坦匆忙接茬说，“就在战前他刚刚把她带回英国，自己又当上了这儿的犹太文学教授。要是他用马沙拉白葡萄酒而不用雪莉酒款待你，那就表明你不那么受欢迎。”“人们知道这种区别吗？”科顿问。“这就是他家了。”
科顿原以为大概会看到一栋摩尔式的小楼，但阿什福德的住宅却是都铎式的仿制品，白墙配着绿色的木制品，前苑是一丛灌木。三名青年踏上通往房子的一条砖砌的通道。前门敞开着，他们走进了一座方形的小厅。屋里的什么地方有好几个人在哈哈大笑，聚会已经开始了。一道双扇门打开，那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走了出来。
科顿惊呆了。他呆立着，看着她迈过地毯来迎接他们。他听到狄克斯坦介绍说：“这是我的朋友阿尔·科顿。”突然间他触到了她的那只纤长的棕色的手，骨骼小巧，温暖而干燥，他恨不得一直不松开。
她转身引导着他们进入客厅。狄克斯坦碰了碰科顿的胳膊，微微一笑：他已经知道了他的朋友脑子里在想什么。
科顿回过神来，镇静地说了声：“哇哦。”
一张小桌上以军队的精准度摆着一排盛有雪莉酒的小杯子。她递给科顿一只酒杯，含笑说道：“顺便说一句，我是艾拉·阿什福德。”
她递过酒杯时，科顿仔细地看了看她。她完全是素面朝天，令人惊艳的脸上没有化妆，漆黑的头发直直的，她身着白色的衣裙，脚上也是白色的便鞋——其效果简直像是周身赤裸，科顿看着她，脑子里涌起动物的欲念，心中感到发窘。
他迫使自己转过头，打量起四周的环境。房间有一种未完成的优雅，使人感觉住在这里的人似乎有些入不敷出。华美的波斯地毯镶着皮灰色的亚麻边；有个人一直在修理收音机，零件摆满了一张腰形小桌；墙纸上原来挂着的照片被取下了，留有两三处亮白的长方形；一些雪莉酒杯与这场面不大相称。房间里大约有十几个人。
一个穿着一身漂亮的珠灰色西装的阿拉伯人站在壁炉跟前，端详着壁炉台上的一座木雕。艾拉·阿什福德把科顿叫了过来。“我想让你见见亚斯夫·哈桑，他是我们老家的一位朋友。”她说，“他在沃思塔学院。”
哈桑说：“我认识狄克斯坦。”他跟四周的人一一握手。
科顿觉得哈桑作为一个黑人还是相当英俊的，他的高傲举止就像是那种赚了些钱而应邀到白人家中做客的做派。
罗斯托夫问他：“你是黎巴嫩人吗？”“巴勒斯坦。”“啊！”罗斯托夫激动起来，“你对联合国的分治计划怎么看？”“不着边际。”那个阿拉伯人慢吞吞地说，“英国人应该撤离，我的国家会有一个民主政府。”“可那样的话，犹太人就成了少数民族了。”罗斯托夫争辩说。“他们在英国也是少数民族啊。难道要把萨里给他们，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吗？”“萨里从来就不是他们的，而巴勒斯坦却一度是他们的。”
哈桑优雅地耸了耸肩：“是啊，威尔士曾经拥有英格兰，英国人曾经占有德国，而诺曼法国人曾经住在斯堪的纳维亚。”他转脸对着狄克斯坦，“你是有正义感的，你怎么看？”
狄克斯坦摘下了眼镜：“别管什么正义不正义的。我只想有一处可以叫作自己家园的地方。”“哪怕你要从我的家园中盗取？”哈桑说。“你们还能拥有中东余下的地方嘛。”“我并不想要。”“这场争论证明了分治的必要性。”
艾拉·阿什福德拿来一盒香烟。科顿取了一支，并且为她点燃。趁着别人争论巴勒斯坦的问题，艾拉问科顿：“你认识狄克斯坦好久了吗？”“我们是在1943年相识的。”科顿答道。他看着她叼着香烟的棕红色嘴唇。她即使吸烟也姿态优美。她优雅地从舌头上挑出一根烟草的碎屑。“我对他特别好奇。”她说。“为什么？”“谁都会的。他还是个男孩，可他看着那么老成。再说，他显然来自伦敦东区，可他在所有这些上流阶级的英国人面前毫不胆怯。而且他会谈论他自己以外的任何问题。”
科顿点了点头：“我越来越感到，我也不真正了解他。”“我丈夫说，他是个十分聪慧的学生。”“他救过我一命。”“天啊。”她更加仔细地盯着他看，仿佛不知道他是不是故作惊人之谈，随后她像是认同了他，“我倒想听听那件事。”
一个穿着宽松的灯芯绒裤子的中年男子碰了碰她的肩头，说道：“一切还好吧，我亲爱的？”“好着呢。”她说，“科顿先生，这是我丈夫，阿什福德教授。”
科顿说：“你好。”阿什福德已经谢顶，衣装也不得体。科顿原以为会见到阿拉伯的劳伦斯呢。他心想，看来纳特也许还有机会。
艾拉说：“科顿先生正跟我说纳特·狄克斯坦救了他一命的故事呢。”“真的吗？”阿什福德说。“说来很短。”科顿说。他瞥见狄克斯坦此时正沉浸在与哈桑和罗斯托夫的深谈中，他还注意到那三个人站立的姿势表明了他们的态度：罗斯托夫叉开两腿，教师似的摇着一根手指，对他的信念坚定不移；哈桑背靠着一个书柜，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吸着香烟，假装有关他的国家前途的这场国际争论只不过是个学术问题；狄克斯坦紧抱着双臂，肩头拱起，全神贯注地低着头，他的姿态暴露了他发言中的那种无动于衷并非真情。科顿听到英国人承诺将巴勒斯坦给予犹太人，还听到了回答：当心强盗的礼物。他转回来面对着阿什福德夫妇，开始给他们讲那段往事。“那是在西西里的一座山城，靠近一个叫拉古萨的地方。”他说，“我已带领一支本土部队绕过山脚。到了那座山城的北部，我们在一处狭小的洼地里遇到了一辆德国坦克，就在一丛树木的边缘。那辆坦克看上去像是已经废弃了，可我还是向坦克里面塞进了一颗手榴弹来确认一下。我们经过那里时有一声枪响，只响了一声，一个手持机枪的德国兵从树上掉了下来。他原来是藏在那里专门等着我们经过时射杀我们的，是纳特·狄克斯坦射中了他。”
艾拉的眼睛里闪着激动的光，她的丈夫却脸色煞白。显然，这位教授对于生与死的故事毫无胃口。科顿心想，要是这个故事就让你受不了，老头子，我宁可狄克斯坦从来没跟你讲过他的故事。“英国人从山城的其他方向接近了那里。”科顿接着说，“纳特和我一样看到了那辆坦克，并且嗅到有埋伏。他瞄上了那个狙击手，等着看清在我们出现时还有没有别的狙击手。要不是他那么机警过人，我就没命了。”
听故事的两个人一时沉默了。阿什福德说：“这事还没过太久，可我们忘记得太快了。”
艾拉想起了她的别的客人：“我希望在你走之前跟你再多谈一谈。”她对科顿说。她穿过房，走到哈桑准备打开的通向花园的门边。
阿什福德紧张地梳理着耳后的头发：“公众听到的是大型战役，可士兵却记得那些亲身经历的细节。”
科顿点点头，心想阿什福德显然对战争是什么样子毫无概念，他怀疑这位教授年轻时是否当真如狄克斯坦所说历经过许多冒险。“后来我带他去见我的表兄弟——他们一家来自西西里。我们吃了意大利面食，喝了葡萄酒，他们把纳特奉为英雄。我们在一起只相处了几天，可我们情同手足，你明白吧？”“我明白。”“当我听说他成了战俘，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你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吗？”阿什福德问，“他没有谈过什么……”
科顿耸了耸肩：“他从集中营死里逃生。”“他算是运气好的。”“不是吗？”
阿什福德的目光困惑地凝视了科顿一阵，随后便转过脸去打量房间的四周。过了一会儿他说：“你知道，这不算十分典型的牛津聚会。狄克斯坦、罗斯托夫和哈桑都是有点不同寻常的学生。你该认识一下托比，他是个典型的本科生。”他看到了一个红脸青年，身穿一套花呢西装，系着一条极宽的涡纹图案的毛领带。“托比，过来认识一下狄克斯坦的战友科顿先生。”
托比跟他握手，唐突地问道：“有机会赌一把吗？狄克斯坦会赢吗？”“赢什么？”科顿问。
阿什福德解释说：“狄克斯坦和罗斯托夫打算来一场棋赛，据说他们两人都精于此道。托比觉得你会掌握些内部消息。他大概想就结果打一场赌。”
科顿说：“我认为下棋是老年人的游戏。”
托比说：“啊！”声音太大，还震洒了手中酒杯里的酒。他和阿什福德看来因为科顿的这句话而有些尴尬。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抱着一只灰色的老猫从花园进来。阿什福德带着中年得子的那种羞怯和得意，向众人介绍她。“这是苏莎。”他说。
女孩说：“这是赫兹恰。”
她有母亲的肤色和头发，她也会长成美人的。科顿对她是不是当真是阿什福德的女儿心怀疑虑。她的外表毫不像他。她握着猫的前爪伸过来，科顿礼貌地握了，还说了一句：“你好吗，赫兹恰？”
苏莎走到狄克斯坦跟前：“早晨好，纳特。你愿意摸一下赫兹恰吗？”“她真乖。”科顿对阿什福德说，“我得和纳特聊几句。你不怪我吧？”他朝狄克斯坦走去，狄克斯坦正跪在地上抚摸那只猫。
纳特和苏莎看上去是好伙伴。他告诉她：“这是我的朋友阿尔。”“我们见过了。”她说着，还像她妈一样眨着睫毛。科顿心想，她从她妈那儿学了这副样子。“我们在一起打过仗。”狄克斯坦接着说。
苏莎直盯着科顿：“你杀过人吗？”
他迟疑了：“当然。”“你没觉得不好吗？”“没什么不好。他们是坏人。”“纳特觉得不好。所以他不愿意多讲打仗的事。”
那孩子从狄克斯坦那里得到了比所有的成年人加在一起还要多的东西。
那只猫突然敏捷地从苏莎的怀里蹿了出去，她追着它。狄克斯坦站起了身。“我不会说阿什福德夫人可望不可即了。”科顿悄悄地说。“真的？”狄克斯坦说。“她不过二十五来岁，而他至少比她大二十岁，而且我敢打赌他没摸过枪。如果他们是在战前结婚的，她当时也就十七岁上下。何况他们看来并不相爱。”“但愿我能相信你。”狄克斯坦说。他不像原来那样兴致勃勃。“来，去看看花园吧。”
他们穿过那扇法式大门。太阳强烈地照射着，驱散了空气中的酷寒。花园随着一片褐绿色植物向下伸展到河畔。他们向远离住房的地方走去。
狄克斯坦说：“你不大喜欢这伙人。”“战争已经结束了。”科顿说，“你和我，我们如今处在不同的世界里。这里的一切——教授、棋赛、雪莉酒会……我还不如待在火星上呢。我的生活是做交易、打败竞争对手、赚上几块美金。我已决定在我的生意中给你安排个活儿，但我估计我是白费心。”“阿尔……”“听我说，真见鬼。我们很可能从此失去联系——我不爱写信。不过，我不会忘记你救过我一命。有一天你也许会来讨账。你知道到哪儿去找我。”
狄克斯坦张开嘴要说话，这时他们听到了声音。“啊……别，别在这儿，别在这会儿……”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就要！”一个男人说。
狄克斯坦和科顿站在把花园隔开一角的一圈粗粗的树篱旁边：一条曲径已经着手铺设，但一直没有完工。离他们站立的地方几步远，开着一条沟，树篱在那里拐了个直角，就沿着河岸而去了。说话的声音显然来自叶丛的对面。
那女人又开口了，是从嗓子眼里出来的压得低低的声音：“别这样，该死的，不然我就叫了。”
狄克斯坦和科顿迈过了那条沟。
科顿绝不会忘记他在那里看到的情景。他瞪着那两个人，然后吃惊之中瞥了一眼狄克斯坦。狄克斯坦的脸色惊得发灰，看上去像生了病，他的嘴巴在恐惧与绝望的凝视中大张着。科顿回过头去看着那一对密侣。
那女人是艾拉·阿什福德。她的裙摆围在腰间，面孔兴奋得绯红，她在亲吻亚斯夫·哈桑。
第一章
开罗机场的播音系统发出门铃一般的响声，随后便分别用阿拉伯语、意大利语、法语和英语宣告，来自米兰的阿里塔利亚航班已经到达。陶菲克·马西里离开他在快餐间的小桌，一路走向上层的观察台。他戴上墨镜，向闪亮的水泥停机坪望过去。卡拉维尔号已经着陆滑行。
陶菲克来到这里是因为一封电报。那是当天早晨他在罗马的“叔叔”发来的，用的是密码。任何商务事宜都可以在国际电报中使用密码，只要事先把该密码的密钥存进邮局即可。这种密码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把普通句子压缩成词语，并不是为了保密，而是为了省钱。陶菲克“叔叔”的电报按照注册的电码本，写的是他已故婶婶遗嘱的细节。不过，陶菲克另有一个密钥，解读出来便是：
观察和跟踪弗莱德里希·舒尔茨教授，他于1968年2月28日星期三从米兰飞罗马，逗留数日。年龄51岁，身高1米8，体重150磅，白发蓝眼，奥地利国籍，仅携妻一人。
旅客开始陆续走出飞机，陶菲克几乎一眼就认出了他要找的人。这次航班上只有一个又高又瘦的白发男人。他身穿一套浅蓝色西装，白衬衫上系着领带，手提一只免税店的购物袋，身侧挎着一架照相机。他的妻子个子要矮得多，穿着一套迷你装，头上是金黄色的假发。他们跨出机舱时，一边打量着四周，一边像初次来到北非的大多数人一样，嗅着温暖又干燥的沙漠空气。
旅客在到达大厅内散开了。陶菲克在观察台上一直等到行李从飞机上运下才下去，随后他走进去，融入一小股人流中，紧靠在海关的栏杆外等候。
他等待了好久。这是他们没有教给他的——如何等待。他学会了使用枪支、记住地图、打开保险柜和徒手杀人，这一切都在训练的头六个月的课程中完成了，可是没有人讲授如何保持耐心，没有应对腿脚酸痛的练习，也没有对付单调乏味的课堂讨论。他觉得似乎开始出了差错，告诉自己要小心——
人群中还有一名特工。
陶菲克在耐心地思考问题时，下意识地触动了心中的警钟。等候走下飞机的亲戚、朋友和商界熟人的小股迎候人群有些不耐烦了。他们吸烟，倒替着双脚转移着体重，伸长脖子，躁动不安。有一个带着四个孩子的中产家庭、两个穿着棉布条纹的传统阿拉伯长袍的男人、一个穿着一套深色西装的商人、一名年轻的白人妇女、一个拿着“福特汽车厂”标志牌的司机，还有——
还有一个耐心的人。
他和陶菲克一样，有着深色的皮肤和短短的头发，穿着一身欧式西装。乍看上去，他像是和那个中产家庭一伙的，正如陶菲克看到的那样，而在一个漫不经心的人看来，他和那个穿深色西装的商人是在一起的。那名特工不动声色地站着，双手倒背，面对着行李厅的出口，毫不引人注目。在他的鼻侧有一道浅色皮肤，像是旧疤。他摸过那儿一次，大概是下意识的动作，随后就又倒背起双手。
问题在于，他是否看到了陶菲克？
陶菲克转向他身边的商人，说道：“我始终不明白，这手续怎么会用这么长时间。”他面带微笑，语调轻声轻气，那商人只好靠近他，也还以微笑，两个人就像是熟人在闲聊。
那商人说：“办手续比飞行的时间还长。”
陶菲克又偷瞥了一眼另一个特工。那人还在原地站着，眼睛盯着出口。他没有掩饰的意思，这是不是意味着他没有注意到陶菲克呢？要不就是他对陶菲克另有猜想，认定掩饰反倒会暴露自己呢？
旅客开始涌了出来，陶菲克意识到他已无能为力，怎么做都不成。他希望那名特工要迎候的人在舒尔茨教授之前出来。
事情并非如此。舒尔茨和夫人就在第一批人群中通过了大门。
那一位特工走近他们，与他们握了手。
当然，当然啦。
那位特工是来迎接舒尔茨夫妇的。
陶菲克注视着那名特工招来搬运工，引导着舒尔茨夫妇走了，随后他就从另一道门走向他的汽车。上车之前，他脱下了上衣，摘下了领带，戴上了墨镜和一顶白色的棉布帽子。这样就不容易认出来他是刚才在接人地点的那个人了。
他推测那位特工一定会把车停在紧挨着正门的非等候区，便向那条路驶去。他估计得不错。他看到搬运工把舒尔茨家的行李放进一辆用了五年的灰色奔驰车的后备箱里。他继续朝前驶去。
他的脏兮兮的雷诺轿车转了个弯，驶上从机场所在的赫料珀里斯通往开罗的高速公路的主路上。他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行驶在慢速道上。两三分钟之后，那辆灰色的奔驰超过了他，他就加速跟上去，让那辆车保持在视线以内。他记住了那辆车的号码，能够辨认出对手的车总是很有用的。
天空布起了云层。陶菲克在两侧种着棕榈树的笔直车道上减速行驶时，心中思忖着到目前为止的发现。电报中除去舒尔茨的长相和奥地利教授的身份之外，什么都没说。不过，机场的相遇还是说明了许多情况。那是一种私下的贵宾式的接待。陶菲克估摸那个特工是本地的，一切都说明了这一判断——他的服装、他的汽车、他等候的方式。这表明舒尔茨大概受到了这里政府的邀请，然而，无论他本人还是他要见的人都想为这次访问保密。
这还远远不够。舒尔茨是哪一行的教授？他可能是银行家、武器制造商、火箭专家或者棉花收购人。他甚至会是法塔赫的一伙，但陶菲克一点看不出他像个复兴的纳粹分子。话说回来，什么可能性都有啊。
诚然，特拉维夫方面并没有把舒尔茨看得多重，否则，他们也不会启用陶菲克，他既年轻又缺乏经验，不适合这样的监视。整件事甚至可能只是又一次训练而已。
他们在莎莉·拉美西斯入口进入开罗，陶菲克驾车缩短了与那辆奔驰车的距离，直到中间只能容下一辆车。灰色轿车向右驶上尼尔滨海大道，然后穿过“七月二十六日”大桥过河，开进杰兹拉岛上的扎马里克区。
郊外沉闷的富人区车辆要少很多，陶菲克担心会被驾驶奔驰车的那个特工盯上。还好，两分钟之后那辆车拐进了靠近军官俱乐部的一条居民街，停在了庭院中有一棵蓝花楹树的砖砌的公寓外面。陶菲克当即向右转，在那辆车开门之前，躲在了他们的视线以外。他停下车跳出来，往回走到街角。他刚好看到那名特工和舒尔茨夫妇走进大门，一个身穿阿拉伯长袍的管理人正吃力地搬着他们的行李，跟在后面。
陶菲克来回打量着那条街。不见有人在闲逛。他回到他的车旁，倒着绕过街角，停在奔驰车停靠的同一侧的两辆车之间。
半小时之后，那名特工独自出来，进了他的车，开走了。
陶菲克静下心来守候。
这样过了两天，然后就中断了。
到此为止，舒尔茨夫妇的行动完全像是游客，而且看起来玩得很开心。第一天晚上，他们在一家俱乐部吃晚餐，并且观看了肚皮舞表演。第二天，他们游览了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午餐在格洛匹，晚餐在尼罗河希尔顿饭店。第三天一大早他们就起床，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伊本·土伦清真寺。
陶菲克把他的车停在盖亚-安德森博物馆附近，跟踪他们。他们在清真寺里马马虎虎地看了一圈，就沿着莎莉·萨利巴大街向东驶去。他们一路闲逛，瞧瞧喷泉和建筑，窥窥阴暗的小店，瞅瞅当地妇女购买洋葱和辣椒，看看街旁厩房中的骆驼。
他们在一处十字路口停下脚步，进了一家茶叶店。陶菲克横穿马路来到“色比尔”——那是一座由条纹铁栅围着的带拱顶的喷水池，他琢磨着围墙上的巴洛克浮雕。他沿街继续前行，但那家茶叶店始终在他的视线之内，他花了一些时间从一个赤脚白帽的街头摊贩那儿买下四个长得不周正的大个儿西红柿。
舒尔茨夫妇从茶叶店出来，转向北去，在陶菲克身后进入了街市。陶菲克在这里很容易逛来逛去，时而在他们前面，时而在他们后面。弗洛·舒尔茨买了一双便鞋和一只金手镯，还付了过多的钱从一个半裸的孩子手中买了一包薄荷烟。陶菲克甩开了他们一大段距离之后，在一家叫作纳西夫的咖啡馆的凉棚坐下，喝了一杯不加糖的土耳其浓咖啡。
他们离开街市，进了一家专卖马具的商店。舒尔茨看了看手表，跟他妻子说了些话——让陶菲克第一次感到些许忧虑——随后他们就走得快了些，一直来到位于原先旧城墙的“巴伯·祖维拉”城门。
有几分钟，一辆驴车挡住了舒尔茨夫妇，那头驴拉着满满一车的阿里巴巴罐子，罐口塞着一团团皱巴巴的纸。车过去之后，陶菲克看到舒尔茨在向妻子告别，然后钻进了一辆旧灰色奔驰。
陶菲克在心里骂了一句。
那辆车的车门一关就开走了。弗洛·舒尔茨挥着手。陶菲克读着车牌——就是那天他一路跟踪的同一辆车——他看着车子向西行驶，然后左转，进入莎莉港区。
他撇下弗洛·舒尔茨，扭头便跑。他们刚才遛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可是只走了一英里。陶菲克全力跑过马具店和街市，东躲西绕地越过摊位，穿过挤满了人流的闹市，在撞上一个努比亚看门人时丢掉了他那袋西红柿，最终来到了博物馆和他的汽车跟前。
他一屁股坐进司机座上，喘着粗气，身体一侧疼得他直皱眉。他启动发动机，驶上通往莎莉港区的一条近路。
路上车不多，所以他上了主路之后，估摸自己应该在那辆奔驰的后面。他继续往南行驶，过了罗达岛和吉乍桥后，便开上吉乍路。陶菲克认定，舒尔茨并没有一心甩掉尾巴。不然的话，陶菲克肯定早就把教授跟丢了。是啊，他只是在赴某个人在一处定点的约会之前做了一次早上的散步罢了。但陶菲克肯定，约会地点和事前的散步，都是那个特工建议的。
他们可能去任何地方，但很像是要出城——不然的话，舒尔茨完全可以在巴伯·祖维亚打一辆出租车——这条路是西向的主路。陶菲克把车开得飞快。不久，他前面除去笔直的灰色道路就什么都没有了，两侧也只有黄沙和蓝天。
他一直追到金字塔也不见那辆奔驰的车影。路在这里分了岔，向北到亚历山大港，向南抵达法尤姆。从奔驰车接上舒尔茨的地点来判断，经过这里到亚历山大港是绕路的，不大可能；于是陶菲克便转向法尤姆驶去。
到他总算看到奔驰时，那辆轿车已经落在他后边，正在疾驶。在追上他之前，那辆车向右转，下了主路。陶菲克刹车，调头。奔驰车已经在辅路上前行了一英里。他紧随其后。
如今有点危险了。这条路大概深入到西部沙漠，可能是一路通往卡塔拉的油田。这条路看来行车不多，强风会把车子掩进一层沙土之下。奔驰车里的特工肯定意识到他在被跟踪。若他是行当中的一把好手，雷诺车甚至会触发他想起那天出机场后的行程。
训练过的内容在这里用不上了，特工职业中的一切精巧伪装和伎俩全都没用了，你只能继续跟踪，不管对方是否发现了你，都得咬住不放，因为要点在于发现他往哪里去，你要是做不到这一点，就成了无用之辈。
于是他把注意力放到沙漠之风上，紧紧追踪，可是，他还是把他们跟丢了。
奔驰车跑得更快，而且设计得更能应对狭窄、颠簸的路况，因此没出几分钟，便驶出了视野。陶菲克沿路行驶，希望能在那辆车停下来时赶上他们，或者至少在他们的目的地遇到些什么。
他在沙漠深处以六十公里的时速驾着车，心中开始担忧加油的事。他来到一处路口的绿洲小村，几只瘦骨嶙峋的家畜在啃吃一片泥塘周围稀疏的草木。一座茅屋外面，一张拼凑起来的桌子上摆着一罐蚕豆和三听芬达饮料，昭示这算是乡野咖啡馆。陶菲克走出车子，跟一个正在给一头骨瘦如柴的水牛喂水的老汉搭讪起来。“你看到了一辆灰色的奔驰吗？”
那农民茫然地瞪着他，好像他说的是外国话。“你看到了一辆灰色的小汽车吗？”
老人从前额上轰走一只黑色的大苍蝇，点了点头：“有那么一辆。”“什么时候？”“今天。”
这恐怕是他所指望的最精确的回答了。“走的哪条路？”
老人指着西边的沙漠。
陶菲克问：“我在哪儿可以加油？”
老人向东指着开罗。
陶菲克给了他一枚硬币，返回到车里。他发动了车子，又看了一眼油量表。他还有足够的油可以返回开罗，也就刚够，要是他继续向西开，回程时就会没油了。
他认为自己已经尽力了。他感到困顿，调转雷诺车朝城里返回。
陶菲克并不喜欢干这行。工作乏味时，他心烦；工作激烈时，他又会恐惧。可他们告诉他，在开罗有重要又危险的工作要干，而且他有成为优秀特工的必要素质，更何况他们在以色列找不到足够的埃及犹太人。如果他拒绝的话，他们不能出去再找一个具备一切素质的人选。因此嘛，当然啦，他就点了头。他并非出于理想主义才为他的国家冒生命危险。这更像是出于个人利益，以色列的垮台会意味着他完蛋了；他以冒生命危险的代价来拯救自己的生命，这是合乎逻辑的。再有，他还期待着那一天——再过五年？十年？二十年？——到时候他会老得不适合做外勤，他们就会让他回家，让他坐办公室。他就能找一个犹太好姑娘，娶了她，安定下来，享受他为之奋斗的家园。
与此同时，他既然已经跟丢了教授，就转而跟踪他的夫人。
她还在观赏街景，此时身边多了一个阿拉伯青年陪护，大概是埃及人安排好在她丈夫不在时照顾她的。当晚，那个阿拉伯人带她到一家埃及餐厅吃了晚饭，送她回家，还在园中的蓝花楹树下吻了她的面颊。
第二天一早，陶菲克到中心邮局给他在罗马的“叔叔”发了一份电报：
舒尔茨在机场与可疑的当地特工见面。游览了两天。由前述特工接走，驶往卡塔拉方向。监视中断。现在监视其妻。
他在上午九点回到扎马里克。十一点半他看到弗洛·舒尔茨在阳台上喝咖啡，就此推测出舒尔茨夫妇所住的公寓房间。
午饭时分，雷诺车里变得酷热无比。陶菲克吃了一个苹果，喝了瓶中温热的啤酒。
舒尔茨教授黄昏时候才回来，乘的还是那辆灰色奔驰。他面容疲惫，如同一个中年人走了长路那样无精打采。他下了车，径直走进公寓楼，头也没回一下。那名特工放下他之后，驾车驶过雷诺，紧盯了一阵陶菲克。陶菲克对此无可奈何。
舒尔茨去了哪里？陶菲克思索着，花了大半天才抵达那里，他在那里待了两夜一天呢，今天又花了大半天才回来。卡塔拉只是许多可能的地点之一：沙漠中的那条公路一路直抵地中海沿岸的马特鲁；有一处拐弯通往南端的卡尔库尔·托赫尔；要是换一辆车，再有个沙漠中的向导，他们甚至可以远达利比亚边境的旅游胜地。
晚九点，舒尔茨夫妇又出来了。教授的精神恢复了。他们穿戴整齐去吃晚餐，走了没多远就叫了一辆出租车。
陶菲克做了决定，不去跟踪他们。
他下车走进公寓的花园。他走进遍地是土的草坪，找到一处灌木丛背后的有利地形，可以通过敞开的前门望进楼房的前厅。那个努比亚看门人坐在一条矮木凳上，掏着鼻子。
陶菲克等待着。
二十分钟之后，那人从木凳上站起身，走到楼房背后消失了。
陶菲克匆匆穿过前厅，轻手轻脚地跑上楼梯。
他有三把万能钥匙，可是没有一把能打开三号房间。最后，他用了一块从学生用的三角板上折下来的弯曲的塑料块捅开了门。
他进了房间，在身后把门关上。
这时外面天已经黑透了。路灯的微弱光线透过没遮蔽的窗子照了进来。陶菲克从裤兜里取出一个微型手电，不过暂时没有打开。
房间宽敞，通风很好，墙壁是白色的，摆着英国殖民时代的家具，有一种像是没人居住的清冷感。房间内设一间客厅、一间餐室、三间卧室和一间厨房。陶菲克飞快地瞥过全屋之后，开始认真察看。
两间小卧室空空荡荡。陶菲克在大卧室里迅速地翻看了所有的抽屉和柜门。立柜里面是年轻女人穿戴的五光十色的衣裙：亮丽的印花、饰有闪光圆片的长袍，绿松石色的、橘红色的和粉色的。标签都是美国制造。电报上说，舒尔茨是奥地利人，但或许他住在美国吧。陶菲克始终没听到他说话。
床头柜上摆着一本《时尚》出版社的英文版埃及导游手册，还有一份复印的论述同位素的讲稿。
如此看来，舒尔茨是位科学家。
陶菲克浏览了全篇讲稿，大多数内容超过了他的知识范畴。他心想，舒尔茨应该是位顶级的化学家或物理学家。特拉维夫方面要弄清的是：这位教授是否在这里为武器研制而工作。
屋里没有个人文件——显然，舒尔茨随身带着他的护照和钱夹。航班标签也已经从配套的几只黄色鞣皮箱上被取下了。
客厅的一张矮桌上，放着两只留有杜松子酒气味的空酒杯：他们在出发前喝过鸡尾酒，他想。
在浴室里，陶菲克发现了舒尔茨去沙漠时穿的衣物。鞋里有许多细沙，裤脚上沾上了灰色的小颗粒，很可能是水泥。在那件皱巴巴的衬衫的胸兜里，他找到了一个约一英寸的细长的蓝色塑料容器，里面装的是用来保护胶卷的那种防光包层。
陶菲克随手把那只塑料瓶装进了衣兜。
在小客厅的垃圾篓里，他发现了被取下的航班标签。舒尔茨夫妇的地址是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这可能表明教授在哈佛、麻省理工学院或者那一带的某个次要些的大学任教。陶菲克迅速地计算了一下，二战期间，舒尔茨应该二十多岁：那么，他极可能是战后去往美国的一位德国火箭专家。
唔，不对。不会用一名纳粹分子为阿拉伯人干活的。
不管是不是纳粹分子，舒尔茨反正是个小气鬼：他的肥皂、牙膏和须后水，都是从不同的航班和旅馆拿来的。
在地板上靠近摆空酒杯的桌子旁边紧挨着一把藤椅，上面放着一个大张的横条笔记本，最上边的一页是空白，只躺着一支铅笔。舒尔茨大概在他的旅途中一边啜饮着加料的姜汁冷饮，一边随手记笔记。陶菲克在公寓房间里搜寻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页。
终于，他在阳台上找到了。纸页已经在一个大型的玻璃烟灰缸里被烧成了灰。
那天夜间很凉。再过些日子，天气会变得暖和，空气中还会混有楼下庭院中蓝花楹盛开的香气。城里往来的车辆在远处呼吼着，这让陶菲克想起他父亲在耶路撒冷的公寓。他不晓得自己何日才能重返那座城市。
他在这里已经尽力了。他要再查看一下那个大笔记本，看看舒尔茨的铅笔笔迹是否在下一页留下了印痕。他转身离开护栏，跨过阳台，径直来到向后通往客厅的法式窗户。
他的手刚刚触碰到门上，就听到了说话声。
陶菲克顿时僵住了。“抱歉，亲爱的。我实在无法再面对又一块煎得太老的牛排了。”“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本来能够吃点什么的。”
舒尔茨夫妇回来了。
陶菲克迅速地回视了一下他在房间里走过的路线：卧室、浴室、客厅、厨房……除去那个小塑料瓶，他已经把他碰过的东西全都复位了。他无论如何是要把小瓶带走的。舒尔茨会以为自己把它弄丢了。
要是陶菲克这时候能够不被察觉地溜掉，他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他来过这里。
他抽身翻过护栏，用手指吊着，伸直全身。天太黑，他看不到地面。他松开手，轻轻地落地，快步溜开了。
这是他第一次入室行窃，他感到很高兴。事情进展得如同一堂训练课那样顺利，虽然主人早早返回，只好使用事先安排好的间谍突然溜走的通道。这种局面令人满意。他在暗中窃笑。他很可能熬到坐办公桌的那一天。
他进了汽车，启动引擎，打开大灯。
两个人从阴影中走出来，站到了雷诺车的两侧。
谁？
他没有停车思考是怎么回事。他换到一挡，把车开了出去。那两个人匆忙地闪到一旁。
他们没有试图拦阻他。那他们到这里来又是为了什么呢？是要弄清他是否待在车里吗？
他踩住刹车，向后座看去，这时他才绝望地发现，他再也看不到耶路撒冷了。
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高个子阿拉伯人朝他咧嘴一笑，随手掏出一只小手枪对着他。“继续开。”那人用阿拉伯语说，“不过请别开得这么快。”
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陶菲克·马西里。
问：说说你自己吧。
答：年龄二十六岁，身高五英尺九英寸，体重
一百八十磅，眼睛褐色，头发黑色，闪米特人的五官，
浅棕色的皮肤。
问：你为谁效劳？
答：我是个学生。
问：今天星期几？
答：星期六。
问：你的国籍？
答：埃及。
问：二十减七是多少？
答：十三。
上述问题旨在试用测谎器的标准。
问：你为中情局工作？
答：不。（真话）
问：德国人？
答：不。（真话）
问：那就是以色列。
答：不。（假话）
问：你真的是学生？
答：是。（假话）
问：告诉我你的学习情况。
答：我在开罗大学读化学。（真话）我对聚合物感兴趣。（真话）我想当石油化学工程师。（假话）
问：聚合物是什么？
答：具有长链分子的复杂的有机化合物——最普通的是聚乙烯。（真话）
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我告诉过你了，陶菲克·马西里。（假话）
问：贴在你的头部和胸部的衬垫用来测量你的脉搏、心跳、呼吸和排汗。你一说假话，你的新陈代谢就会揭露你——你的心跳加快、出汗增多，诸如此类。这台机器是我们的苏联朋友送给我们的，你说假话，它就会告诉我。我刚好知道，陶菲克·马西里已经死了。你到底是谁？
答：（没吱声）
问：连在你生殖器头上的这根电线是另一台机器的一部分。连到这里的电钮上。当我按下电钮时——
答：（尖叫）
问：——一股电流就通过这根电线，震击你一下。我们已经把你的双脚放进一桶水里来加强机器的效果。你叫什么名字？
答：阿弗拉姆·阿姆巴什。
电子仪器干扰了测谎器的功效。
问：来支烟吧。
答：谢谢。
问：信不信由你，我痛恨这种工作。问题在于，喜欢干的人总也干不好——你需要感觉，这个你懂。我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我不愿看着别人受罪。你呢？
答：（没吱声）
问：你现在在想办法和我对着干。请你别费心了。什么都抵挡不了现代技术的审问手段。你叫什么名字？
答：阿弗拉姆·阿姆巴什。（真话）
问：谁在控制你？
答：我不懂你的意思。（假话）
问：是波什吗？
答：不是，是弗莱德曼。（仪器显示不确定）
问：是波什。
答：是。（假话）
问：不对，不是波什。是克朗茨。
答：好吧，是克朗茨——随便你怎么说。（真话）
问：你们怎么联系？
答：我有一部电台。（假话）
问：你没有跟我说实话。
答：（尖叫）
问：你们怎么联系？
答：郊区的一个废信箱。
问：你在想，当你受到电击感到痛苦时，测谎器就不能正常运转了，因此，受刑反倒安全。你只对了一半。这是一台高智能的机器，我花了好几个月才学会正确使用它。我电击你之后，只消几分钟机器就会重新调整好测试你的新陈代谢；这时候，我就又可以指出你在说谎了。你们是怎么联系的？
答：一个废信箱——（尖叫）
问：阿里！他把两只脚蹬出来了，这种痉挛十分强烈。别等他醒过来，再把他捆上。去拿那只桶，再加上水。（停顿）好啦，他正在醒过来，你出去吧。你听得见我说话吗，陶菲克？
答：（含糊不清）
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没吱声）
问：小小击你一下，帮你——
答：（尖叫）
问：——想一想。
答：阿弗拉姆·阿姆巴什。
问：今天是星期几？
答：星期六。
问：我们早饭给你吃的什么？
答：蚕豆。
问：二十减七是多少？
答：十三。
问：你是做什么的？
答：我是学生。别，请不要过电，我是间谍，对。我是间谍，请你别碰那个电钮，噢，天啊，噢，天啊——
问：你们怎么联系？
答：密码电报。
问：来支烟吧。这儿……噢，你的嘴唇好像叼不住——让我来帮你……好啦。
答：谢谢。
问：尽力平静些。记住，只要你说实话，就不会有痛苦。（停顿）你感觉好些了吗？
答：好些了。
问：我也一样。现在，就跟我说说舒尔茨教授吧。你为什么要跟踪他？
答：我是奉命。（真话）
问：受特拉维夫指派？
答：是的。（真话）
问：特拉维夫的什么人？
答：我不知道。（仪器显示不确定）
问：可是你可以猜嘛。
答：波什。（仪器显示不确定）
问：或者是克朗茨？
答：也许吧。（真话）
问：克朗茨是好样的。靠得住。他的妻子怎么样？
答：很好。我——（尖叫）
问：他的妻子在1958年就死了。你干吗要让我伤害你呢？
舒尔茨做了些什么？
答：旅游了两天，后来就乘一辆灰色奔驰消失在沙漠中了。
问：而你就溜进了他的公寓。
答：是的。（真话）
问：你弄清了什么？
答：他是位科学家。（真话）
问：还有呢？
答：他是美国人，就这些了。（真话）
问：训练时谁是你的教官？
答：厄特尔。（仪器显示不确定）
问：不过，那不是他的真实姓名。
答：我不清楚。（假话）别！别按那个电钮，让我想想，我记得只有一分钟有人说他的真名叫曼纳。（真话）
问：噢，曼纳。不光彩。他是个老派人物。他依旧相信可以把间谍训练得能够顶住审讯。要知道，你受这份罪，全都怪他。你的同伴怎么样？谁和你一同受训？
答：我始终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假话）
问：是吗？
答：（尖叫）
问：真实姓名。
答：不全知道——
问：把你知道的告诉我。
答：（不吱声）（尖叫）
囚犯晕了过去。（停顿）
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唔……陶菲克。（尖叫）
问：你早饭吃的什么？
答：不知道。
问：二十减七是多少？
答：二十七。
问：你跟克朗茨讲了舒尔茨教授的什么事？
答：旅游……西部沙漠……监视失败了……
问：谁和你一同受训？
答：（不吱声）
问：谁和你一同受训？
答：（尖叫）
问：谁和你一同受训？
答：是啊，尽管我走在死神阴影的峡谷里——
问：谁和你一同受训？
答：（尖叫）
囚犯死了。
卡瓦什要求会面，皮埃尔·波尔格就去了。没有商议时间和地点，卡瓦什传出的信息中给出了见面地点，波尔格肯定会到场。卡瓦什是波尔格一向确信的最出色的双面间谍，没错。
摩萨德的头目站在牛津环线地铁车站向北驶往巴克鲁线的站台上，他一边阅读一则关于在西奥索菲举办的讲座课的通告，一边等候着卡瓦什。他想不出那个阿拉伯人为什么挑选伦敦作为这次接头的地点；想不出他要告诉他的东家他在这座城市里做些什么；甚至想不出卡瓦什为什么是个叛徒。但这个人曾经帮助以色列赢得两场战争，还避免了第三场战争，所以波尔格需要他。
波尔格扫视着站台，寻找一个长着又大又窄鼻子的褐色脑袋。他觉得他知道卡瓦什想要谈些什么。他希望他的想法没错。
波尔格对舒尔茨一事忧心忡忡。开始时无非是一次日常的盯梢，让他在开罗的毫无经验的生手去完成这件事也是正确的分派，一位精力充沛的美国物理学家在欧洲度假期间决定到埃及逛上一圈。第一次警告的迹象是陶菲克跟丢了舒尔茨的时候。就在那一刻，波尔格启动了这一项目的行动。一名在米兰的自由记者偶然询及德国情报机构时，确定了舒尔茨飞往埃及的机票是由驻罗马的一名埃及外交官夫人付的款。随后，中情局在按照常规发给摩萨德的情报中传来了卡塔拉地区的卫星照片，仿佛显示了工程的迹象——波尔格想起了舒尔茨曾经到卡塔拉的方向去过，就是在那时候，陶菲克跟丢了他。
有什么事情正在进行着，可是他并不清楚，这使他焦虑不安。
他总是那么心事重重。如果不是埃及人，那就是叙利亚人；如果不是叙利亚人，就是反以色列的阿拉伯武装分子；如果不是他的敌人，就是他的朋友，而问题是他们能够在多长的时间内继续做他的朋友。他从事的是产生忧虑的职业。他的母亲有一次说：“与工作没关系，你生来就忧虑，跟你可怜的爸爸一样。就算你是个花匠，你还是要为你的工作忧虑的。”她也许是对的，不过，对一个间谍头目来说，疑神疑鬼才是唯一理性的思路框架。
如今，陶菲克断了联系，这是最令人担忧的迹象了。
或许卡瓦什会有什么答案。
一列地铁呼啸着驶进了车站。波尔格并不在等车。他开始阅读一张电影海报上的参演人员名单，半数都是犹太人。他心想，或许我该当一名制片人。
列车停了下来，一个人影落在波尔格的面前。他抬头凝视着卡瓦什平静的面容。
那个阿拉伯人说：“谢谢你赏光到来。”他总是这么说。
波尔格没去搭理这句客套话：他从来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应答感谢的话。他说：“有什么新情况吗？”“我不得不在星期五那天在开罗抓了你的一个年轻新手。”“你不得不？”“军事情报局正在为一个大人物安排保镖行动，他们却发现那小子在跟踪他们。军情局在那座城市里没有行动人员，于是就要求我的部下抓他。这是一道官方的要求。”“该死。”波尔格痛切地说，“他怎么样了？”“我只能照章办事。”卡瓦什说。他的神情很沮丧，“那小伙子受到了审讯，而且刑讯致死。他的名字叫阿弗拉姆·阿姆巴什，但在工作中叫陶菲克·马西里。”
波尔格皱起了眉头：“他把他的真名告诉你了？”“他死了，皮埃尔。”
波尔格气恼地摇着头：卡瓦什总想在个人问题上纠缠。“他干吗要告诉你他姓甚名谁呢？”“我们用的是苏联设备，电震器和测谎仪一起上了。你们没有训练他们应付那东西。”
波尔格干笑了一声：“我们要是把这种事告诉了他们，我们就休想招募到倒霉蛋了。他还招供了什么？”“没说出我们想要知道的。他本会说出点什么的，可我先杀死了他。”“是你杀死了他？”“我亲自审讯，以便确保他不会说出什么重要的东西。全部审讯过程都有录音并且存了档。这是从苏联人那里学的。”那双褐色眼睛中的哀伤加重了，“怎么，你难道情愿由别人杀死你的手下吗？”
波尔格瞪着他，然后把目光移开。他不得不再一次从这个敏感的话题上转移开：“那小伙子发现了舒尔茨的什么情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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