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怪杰：林纾：译界之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连燕堂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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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怪杰：林纾：译界之王试读：

译书也好，维新也罢，他终究是个旧人。一、出身贫寒而刻苦力学

1921年秋，林纾撰《七十自寿诗》二十首，略述生平遭际，其中第一首就说：

畏庐身世出寒微，颠顿居然到古稀。多病似无生趣望，奇穷竟与饿夫几。回头未忍思家难，傲骨原宜老布衣。今日王城成小隐，修篁影里掩柴扉。

中国知名人物中出身寒微的并不少见，但像林纾这样穷苦困顿到形同饿夫，并且旋起旋落、灾祸不断的却也不多。

福建姓林的很多，但林纾这一支并非土著。其十世祖自金陵（今南京一带）迁居闽县之莲塘村，世世代代，俱是农夫，过着土里刨食的艰难生活。

据林纾在《先大母陈太孺人事略》（见《畏庐续集》）中说，到他祖父那一辈，因为母亲（林纾的曾祖母）双目失明，生活益艰，便离开土地，到城里去做工。具体做什么工作，现在已无可考实，但从收入很低这一点来看，大概也不外卖苦力或跑腿打杂之类。除一日两餐外，主人每月只给一千二百钱，根本不够养家，所以林纾的祖母和大姑还得没日没夜地做针线活，每天可得百钱。即便这样，还是填不饱肚子。当时林纾的父亲刚会走路，家里每天熬两顿稀饭，先捞稠一点的给七十高龄的曾祖母，然后喂父亲，祖母和大姑就只能喝点稀汤了。林纾与夫人、儿子合影

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几年，曾祖母八十一岁上去世了。这时父亲已经十三四岁了，便出去做了童工，多了一个人赚钱，林家的生活渐渐有所改善，林纾的叔父也有机会读了几年书。

林纾的父亲，名国铨，字云溪，是个很能干的人。年龄稍长，受到城中某公的赏识。某公经营官盐，把建宁二路的生意全权委托给他，几年间，确实赚了不少钱，于是拿出一千缗，在城里玉尺山脚下典了一所房子居住。

林家虽然有钱了，但是没有地位，经常受到土豪劣绅的欺负。当时福建流行一种铁钱，一千个铁钱顶一百文铜钱。林国铨典房子的时候，典券中只写了钱数，而没有注明是铜钱还是铁钱，因此让人钻了空子。

有个叫陈莲峰的，是位举人。当地民风醇厚，素重科名，举人的身份是很受人尊敬的，但是这位陈举人却寡廉鲜耻，武断乡曲，鱼肉百姓。

一天，陈举人让人提着一千五百缗铁钱，到林家赎屋，实际上只值铜钱一百五十缗。

林纾的父亲往建宁贩盐，不在家，祖母陈太孺人出面与陈举人理论，老太太义正词严地说：“先生科名中人，异日即为他省之官吏。狱贵察情，宁不知铁钱千权抵铜钱百耶？老妇辛苦哺儿，幸儿能典屋以安老妇，今先生必欲覆吾巢何也！”

陈举人理屈词穷，不能正面作答，于是大施淫威，“飞掷杯碗，摧折几案，隳突咆勃如悍吏”，威逼交出典券。陈太孺人叹气地说：“果读书人不可理喻者，老妇受赎还屋可也。”随即掷券于陈，一月后移家于城外横山。

孰料祸不单行，父亲雇往建宁贩盐的两条船，中途遇到漩涡，触礁沉没。当时对官盐的管理是很严格的，父亲拿出所有的资产予以赔偿，从而又复一贫如洗了。

祖母倒是很看得开，说道：“吾子谨愿，今如此，天也。且余少居贫，迨老再困，直复吾故而已，吾不贫之畏也。”（均《畏庐续集·先大母陈太孺人事略》）

祖母这种处变不惊、安贫乐道的达观态度，对林纾性格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

然而，看得开是一回事，一大家子人需要吃饭却是个实际问题，所以父亲不得不远离家乡，到台湾淡水去做生意。

但是最初几年，由于资本短缺，人地生疏，父亲根本没有赚到钱，不仅没有钱寄回家，有时连回家探亲的路费都没有。这时候林纾才五岁（虚岁，下同），便到外祖母家寄食。外祖母待他很好，但他经常受到邻家小孩的讥笑和欺侮，不久就气愤地跑回家来，再也不去了。母亲以为他有志气，亦即听之。

家里的生活实在困难，到他九岁那一年，可以说达到顶点。这一年，他又添了个弟弟，正好父亲回来探亲，但是为了生计，弟弟出生的第二天，父亲就又回台湾去了，这时全家共有九口人，父亲常年在外，困不能归；祖父、祖母年老体衰，需人供养；叔父新丧偶，又没有工作，无计可施；林纾本人和弟弟秉耀、堂弟秉华，年尚幼小，浑不解事，嗷嗷待哺；全家人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母亲和姐姐做针线活挣的那点钱。姐姐只比林纾大五岁，其实也还是个孩子，加上年景不好，盗匪横行，所以母亲的境遇比当年祖母率大姑抬针黹以赡家时还要艰难，连一天两顿稀饭都不能保证，每月有五六天不能举火。林纾后来在多篇文章中记述了当时的苦况，读来令人泪下，例如其《先妣事略》云：

耀生二日，府君客游台湾。资尽，困不能归。岁大祲，澳门贼以铜艇阑入内港，聚江南桥下，谬言与南船竞铁锚，发炮互轰。纾适家横山，距江三里，飞弹蚩然，日夜从屋上过，比屋奔徒略尽，宜人以无食故，不得去。先大母方病，大姊稍省人事，键纾不令出，拥弟及妹环宜人而泣。宜人方缝旗，抚慰大姊言：“抵夜尽三旗，可得钱四百许；明日，大父母及尔兄弟当饱食矣。”纾时幼冲，不知母言之悲也。（见《畏庐文集》）

又在《母弟秉耀权厝铭》中说：

亡弟秉耀甫周岁，先君客游于台，资尽不能归。一家九人，咸仰母孺人及长姊针黹以自给。一日再食，至不能举。纾方九岁，向午自塾归，母以四钱市傅钝，命食之，遣去，不言全家之未举火也。弟时盘旋地上，见炉中沸渖问先大母曰：“糜乎？儿饥也！”大母泣，母孺人强笑呵之，而心愈悲。（见《畏庐文集》）

这种艰难苦况，到林纾十岁时才有所好转。这—年，叔父（名国宾，字静庵）得到一个塾师的位置，每月可有三两银子的收入。这样，祖父母和林纾兄弟就不用饿肚子了。第二年，父亲的生意也有起色，八月，从台湾寄回二十两银子，以后每月都有钱寄来，从而全家都可以每天吃饱饭了。

当然生活还不富裕，母亲和大姐还得继续做针线活予以贴补。十六岁时，林纾也去了台湾，帮助父亲经商，做一些簿记、杂务之类的工作，一待就是三年。十八岁回来结婚。

这几年，全家人早夜劳作，虽然辛苦，倒还平安。不料林纾结婚后的第二年便“丧葬接踵”，“黄更不翅”。先是祖父见背。不久，父亲身染重病，自台湾归来，调养四十日，不治而亡。接着，年迈的祖母承受不住丧夫失子之痛，也撒手而去了。年仅十九的林纾，连逢三丧，悲梗劳顿，身心交瘁，得了严重的肺病，“日必咯血，或猛至者，则盈碗矣。”（《畏庐三集·述险》）

林纾的叔父这时也在台湾，接替了父亲的位置，但他又在台湾成了家，实际上没有能力照顾福州的家了。于是林纾不得不自己挑起养家的重担。二十一岁时，他到一户姓王的人家做教师，不知为什么，不久就离开了（胡孟玺著《林琴南轶事》云：“先生早岁在乡，日必习武一小时，授徒时亦然，曾因此而且被迫辞馆。”不知说的是不是这一家）。他的朋友王灼三（字薇庵）见他实在困难，一时又找不到工作，就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请他到自己家里坐馆，而自己则就馆于别家。

王家其实也不富裕，所以这对患难之交互相扶持、互相鼓励的精神便更可贵。林纾后来在《告王薇庵》毛见《畏庐文集》）一文中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呜呼！士当贫贱坎凛之日，亲戚之形神不接，知交见而奔避。于此有人扶之、携之，虽侩也、屠也吾犹侣之，而况躬孝友之行，负文章之名，爱我以德，接我以礼，感我以情者耶？忆戊寅之间，君馆余于家，君别出馆于史氏。数日必归，归必把余之手而谈。时雨盛屋穿，数易共座，渗随及之。君与余方纵谈世务，倾吐肝胆，怡然有得，而各忘其贫。

戊寅即1878年，时林纾27岁。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林纾当时生计之窘迫和精神之旷达。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令林纾终生痛心疾首。

林纾的弟弟秉耀见哥哥实在辛苦，有心帮他一把，又想哥哥喜欢读书，但为生计所迫，至今学业未成，自己应该玉成他，于是和母亲商议，想到台湾投奔叔父，学做生意，挣钱养家，以便减轻哥哥的负担。秉耀自幼体羸多病，所以林纾知道他的想法后极力劝阻。但是秉耀心意已决，便趁林纾赴试不在家的时候，毅然去了台湾。当时台湾是有名的瘴乡，秉耀抵台，正值时疫流行，四个月后即染病而亡，死时虚岁才十九岁。噩耗传来，林纾痛不欲生，立即赴台奔丧。一年后，棺椁运回，厝于玉尺山麓，林纾写了一篇感情深挚的《母弟秉耀权厝铭》，中云：“呜呼！纾不孝不友，竟以口腹累吾弟矣！”沉痛自责之情溢于言表。

林家生活条件的根本转变，是在林纾三十一岁考中举人以后。

中举需要读书。林纾的读书道路也是很不平坦的。

林纾五岁的时候，家贫无食，寄居外家。有一天，外祖母带他上街，老远听到朗朗读书声，他便情不自禁地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处塾馆，先生正教学生读《孝经》，他即站在窗外静听默念，反复几遍之后，居然能够背诵。他从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此后便经常到塾馆窗外偷听。一次，天上下起细雨，林纾听得出神，衣服都淋湿了，他还浑然不觉。后来塾师发现了他，把他叫进屋里，问明情况，知道他因为家贫不能入学，而内心实在渴望读书，塾师深受感动，破例允许他免费旁听。

这位著名翻译家、文学家的学业就这样戏剧性地开始了。后来他在《蠡叟丛谈·凶宅》中说：“余五岁时……背灯读《孝经》”。可见他在这个塾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养成了读书的能力和兴趣，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林纾从外祖母家跑回去以后，家里虽然困难，但是长辈们见他有志向学，并且确实希望能出个读书人改换门庭，所以还是送他入村塾。

小林纾学习刻苦，进步神速，塾馆功课之外，又拼命自学。晚年他在教育子女时回忆当时情景说：

余自八岁至十一岁之间，每积母所赐饼饵之钱，以市残破《汉书》读之。已而，又得《小仓山房尺牍》，则大喜。母舅怜之，始以其《康熙字典》贶我。时吾攻读甚勤，尝画棺于壁，而挈其盖，立人于棺前，署曰：“读书则生，不则入棺！”若张座右铭者。（《年谱》卷一第5页）

有一天，他在屋角的一只破箱子里翻出叔父留下的几本旧书，有《毛诗》《尚书》《左传》和《史记》，他如获至宝，随即翻阅起来。《史记》只剩下半部，年表及八书部分不见了，幸而本纪、列传都在，他顺手翻到《魏其灌夫武安传》，读之，大喜曰：“此等文章，最入人肝脾！”接着，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半本《史记》全部读完了。他从而受到启发，心想，家里穷，买不起成套的书，读这种断简残编也很不错。于是便每天省下几文早点钱，攒到一定的数目，就到城里旧书摊上去买些残本子集及列史读之，间及《文选》、韩、杜诸诗。到十六岁时，竟积书三橱之多，及至二十以后，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二千余卷。

像林纾这样读书，固然没有什么系统，但同时也就没有什么框框，使他得以博观约取，自由发展。

林纾十一岁的时候，拜同里薛锡极为师。薛锡极字则柯，《畏庐文集》中有《薛则柯先生传》，记述其人其事：这位薛先生，“长髯玉立，能颠倒诵七经，独喜欧阳公文，及杜子美、岑嘉州诗，抗直好忤人”。同族同辈中有三人成进士，但他不屑一顾，在横山结庐隐居，授徒六七人，而独重林纾，并赐名曰徽。他教学生，不教八股文，而是教读欧阳修的文章和杜甫的诗，对林纾要求尤其严格，尝曰：“吾不为制举文。若（你）熟此（按指欧文杜诗），可以增广胸次。且吾尝见乡之贡士矣，以时文博科第，对案至不能就一札。设闻之，得毋以我为悖耶？”

林纾后来成为著名的古文家，与薛先生的教导有很大关系。

然而，那时候的读书人不会八股文是没有出路的。薛先生虽然自己不教八股文，但是恐怕耽误了学生，所以在林纾十三岁时，便把他介绍给专教八股文的朱韦如先生。

在朱先生门下三年后，林纾十六岁赴台省亲，学业中断。十八岁返乡结婚。十九岁连逢三丧，哀极病肺，但仍坚持自学：“横山老屋，树古鸱啼，星火荧然，纾挟卷就母、姊刺绣之灯读，必终卷始寝”。（《畏庐续集·周养庵篝灯纺织图记》）

二十岁时得岳父资助，执业陈蓉圃之门，继续学为制举文。但到二十三岁，自课蒙，谋给养，再次辍学。业余从石颠山人学画。

石颠山人姓陈，名文台，字又伯，善诗工画，能写高松及兰竹，亦间为翎毛花卉。林纾得山人翎毛用墨法，变之以入山水，山人见而异之，以为孺子能不局于法也（《畏庐三集·石颠山人传》）。所以，林纾在绘画方面也很有成绩，著有《春觉斋论画》，并有《畏庐山水遗迹》行世。他一生自食其力，卖画是他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

在这一段时间里，林纾身体染病，又为生计奔波，可谓心力交瘁，但仍然读书作画，坚持自学。他在《石颠山人传》中说：“余自二十至三十此十年中，月或呕血斗余，不亲药，疾亦弗剧，然一日未尝去书，亦未尝辍笔不画。自计果以明日死者，而今日固饱读吾书，且以画自怡也。”

这番努力总算没有白费，使他二十八岁（1879年）入邑庠（中秀才），三十一岁（1882年）领乡荐（中举人）。

中举以后的林纾，仍然力学不辍。与他同乡且同年中举的李宗言，字畲曾，后来官至江西广信府知府，安徽候补道，其家先世为宦，父辈经商，所以既是书香门第，又是富庶人家，在福州光禄坊玉尺山置有园林，园中别筑“吟台”，常招诗流唱和，又有藏书楼，搜罗甚富。林纾自与其交好，乃尽读其所藏书，数年间校读不下三四万卷，于是文笔恣肆，日能作七八千字。二、七上春官但终身不仕

林纾这样拼命苦读，除了个人的兴趣爱好之外，主要还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

但是科举制度实在埋没人才，以林纾的人品学问，硬是考不中个进士。

林纾中举时已经三十一岁了，第二年（1883年）兴致勃勃地入京会试，但却报罢而归。当然他不甘心，也不死心，以后参加历届考试，到1898年，已是“七上春官”，他也已经四十七岁了。

林纾这样不辞辛劳，往返奔波，当然是为了博个正途出身，谋个一官半职。但是虽然七上春官，仍然不及一第。终于宦情扫地，决计不再求仕进了。

在科举时代，考进士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做官。林纾既然七上春官，说明起初他是很想做官的。那时候，想要做官，除了科举一途之外，还有捐纳、举荐等名目。以林纾之耿介自持，捐纳固不屑为，但是连举荐也不愿接受，却未免异于常人了。

1901年，清政府诏开经济特科，敕枢近大臣举荐人才，参加考试。消息一出，许多人造贵要大臣之门，希望得到引荐。林纾当时正在北京，但是毫无所动。不过他刚认识不久的同乡、礼部侍郎郭曾炘（字春榆）还是把他的名字推荐上去了。林纾知道以后，不但不表示感谢，反而写了一封不怎么客气的信，表示坚辞不赴。这就是著名的《上郭春榆侍郎辞特科不赴书》，书中说：

恶争崇让，世之善名也。纾七上春官，汲汲一第，岂恶争之人哉？果一第为吾分所宜获，矫而让之，亦适以滋伪。而纾之省省不敢更希时名，正以所业莫适世用，又患辱之累至，故不欲竞进以自取病耳。……古大臣进士，虽不出于士之自进，亦必平日省其道之宜进，察其人之弗苟，而后登之荐牍，用副皇帝之求。今纾行不加修，而业益荒落，奈何贪美名、觊殊赏，冒进以负朝廷，而并以负公也。（见《畏庐文集》）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底（1903年1月），也是他的同乡，后来做到邮传部尚书的陈璧，写了一封奏疏，举荐林纾为郎中，并要求皇上引见，准备在元旦日上奏。林纾知道消息后，马上写信给陈璧，决绝地说：“疏果朝上，吾夕出都也，后此勿复相见！”陈璧只好把疏稿毁了，并亲自跑去挽留他，这事才算作罢。后来林纾在《七十自寿诗》中专门提到这件事：

金台讲席就神京，老友承恩晋六卿。

我不弹冠办禹贡，公先具草荐祢衡。

伧荒哪办官中事？萧瑟将为海上行。

多谢尚书为毁草，食贫转得遂余生。（《年谱》卷二第47页）

林纾热衷科举，“汲汲一第”，说明他是想做官的。那么为什么现在有官而不做呢？

第一，受他小时候接受的“畏天循分”思想的影响。这一点留待下节再谈。

第二，是他看透了当时官场的腐败，不愿同流合污，所谓“宦情早淡岂无因，乱世诚难贡此身！”（《七十自寿诗》之十二，见《年谱》第48页。）

据说林纾画过这样一幅画：画中两乞儿争食，其一前立得食，意颇自得；另一求分食不得，气愤之下从后拔起前者之足，使之欲颠。作者题词曰：“遇食汝尽前，我拔其足汝便颠。汝遇食，须顾我，汝先我食如何可！乞儿纷纷方竞争，林氏过之长太息：不让固非佳，愤争亦何得？官场士品半如此，我今借汝作样子。”

所谓“作样子”，就是不学他们的样子，不参加官场竞争的行列。

当时的官场，好人受欺负，坏人欺负人，林纾看在眼里，而深以为戒。

如他晚年在《示儿书》中说：“己亥（1899年），客杭州陈吉士大令署中，见长官之督责吮吸僚属，弥复可笑，余宦情已扫地而尽。”（见《畏庐续集》）

另一件事对他影响更大。

他的同乡好友魏瀚（字季诸），出身马尾船政学堂，毕业后赴法国学习造船术，回国后，在马江船政局工程处任职，后来做到船政局长、京汉铁路局长等。1898年春，奉命护送他亲自监制的一艘铁舰前往旅顺，但是中途遭人构陷，几罹不测。

林纾对这件事大抱不平，反应十分强烈，乃至“中夜浩叹，怏怏如有所失”。他当即给魏瀚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方今小人之多，任事之难，在古实无可比例。盖上有积疑之心，下多分功之思。有积疑之心，则肤寸之失足累乎全局；有分功之思，则觖望之事弥甚于仇雠。故凡语言、酬应、精神，稍不相属，引憾已足刺骨，况又慷爽质直，自行己意，此人言之所以不直于执事，必欲求逞者也。执事此行，短执事于新帅者甚夥。纾策执事必坦然自信，然执事亦闻郑袖之短楚美人乎？（《畏庐文集·与魏季渚太守书》）

魏瀚遭人构陷的具体情况待考，林纾在信中提道：“王君之事，狱连裴少卿，恶王君、少卿且所不惜，矧于执事有先人之言乎？”可见事情比较严重，所以林纾劝诫魏瀚：“不当南归，当于北军择一善地处之，勿见才，勿任气，苟有报国之事，以诚恳雍容出之。”

这件事让林纾看清了官场的黑暗，坚定了他誓不为官的决心，他在写给陈宝琛（号沧趣）的信中说：“魏季渚为人构陷，其事为风人所为。揆诸古之贼臣行为，亦殊不类。国家日求变，而此辈极力颠倒之，不特可悲，而亦可笑。纾之立誓不为官者，正痛恨此辈入骨耳。”

林纾决心不做官，但是不能不吃饭。要吃饭，就得有个职业。中举后，他仍在家乡以教读为业，享受门生供养，有钱的门生甚至帮他盖了新房子。这正是举人身份与此前做一般教书匠时不同的地方。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除了吃饭以外，他还需要发展。于是在他四十九岁的时候离开了家乡。林纾故居

那是1899年。他应杭州府知府林启（字迪臣）、仁和县知县陈希贤（字吉士）之聘，掌教东城讲舍。林、陈均福州人，主客相处甚欢，暇日辄呼朋携友，寻幽访胜。林纾游必有记，留下了《游栖霞紫云洞记》《记九溪十八涧》《记超山梅花》《游西溪记》《记花坞》《湖心泛月记》等优美散文。

林纾是近代晚期著名的古文家，本文限于篇幅，不能作专门的讨论，这里借机会引他的《游西溪记》，以见一斑：

西溪之胜，水行沿秦亭山十余里至留下光景始异。溪上之山多幽蒨，而秦亭特高峙，为西溪之镇山，溪行数转，犹见秦亭也。溪水漻然而清，深窄者不能容舟。野柳无次，被丽水上，或突起于溪心，停篙攀条，船侧转乃过。石桥十数，柿叶蓊菱，秋气洒然。桥门印水，幻圆影如月，舟行入月中矣。交芦庵绝胜，近庵里许，回望溪路，为野竹所合，截然如断，隐隐见水阁飞檐，斜出梅林之表，其下砌石可八九级，老柳垂条，拂扫水石，如缚帚焉。大石桥北趣入乌桕中，渐见红叶。登阁拜厉太鸿栗主，饭于僧房。易小艭绕出庵后，一色秋林，水净如拭，西风排竹，人家隐约可辨。溪身渐广，弥望一白，近涡水矣。涡水一名南漳湖，苇荡也。荡析水为九道，芦花间之。隔芦望邻船人，但见半身，带以下芦花也。溪色愈明净，老桧成行可万株，秋山亭亭出其上。尽桧乃趣余杭道，遂棹船归。不半里，复见芦庵，来时遵他道，纡，归以捷径耳。是行访高江村竹窗故址，舟人莫识。同游者为林迪臣先生、高啸桐、陈古士父子、郭海容及余也。己亥九月。（《畏庐文集》）

林纾平生喜柳，在游览过程中，见某处宜柳或缺柳，则默记于心。第二年清明节前，购买柳苗千株，率人一一补栽。林纾的举动，当时传为佳话。他自己也颇为自豪，自号曰六桥补柳翁。

林纾在杭州待了三年。1901年，他应聘赴京，主金台书院讲席。金台书院在崇文门外之金鱼池，院内有康熙皇帝手书的“乐育英才”巨匾，可见其历史之久、规格之高。前引《七十自寿诗》中“金台讲席就神京”一句，指的就是这件事，并且自注曰：“金台书院主讲者，多退老之六卿，次亦词臣，余独以布衣受聘。”可见其颇引以为荣。

不久，北京五城学堂成立，这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声望最高的一所中等学堂。林纾的同乡陈璧正任顺天府尹，又聘他为总教习，兼授国文、修身等课。

从此，林纾在北京定居下来，把北京作了人生的第二故乡。

1903年受聘于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任笔述之职。1906年受京师大学堂之聘，授预科及师范馆诸生伦理学。1909年改受大学文科聘，同时授课于五城学堂、闽学堂、高等实业学堂等。1910年就大学经文科，讲授古文辞。1911年武昌起义，举国震动，京师不安，林纾乃挈家避地天津。

民国建立，1912年秋，林家又搬回北京。林纾亦再主大学文科讲席，1913年辞职。1914年为北京《平报》司编纂。1915年受正志中学校长徐树铮聘，教授国文。1917年开文学讲习会于城南，讲授《左传》《史记》《庄子》及汉魏唐宋文，至1920年辍讲，当时名公硕士执弟子礼而请业者逾百人。1923年春主励志学校讲席，秋兼主孔教大学讲席，这时他已经七十二岁了。逝世前数月，还力疾往孔教大学讲课，授诸生以《史记·魏其武安列传》。

从上述简历中，我们知道，林纾拒绝入仕后，主要以教学为业，前后门生超过千人。此外则努力译书，大量作画，过着自食其力的清贫生活。其《七十自寿诗》之十二曰：

宦情早淡岂无因，乱世诚难贡此身。移译泰西过百种，传经门左巳千人。自坚道力冥机久，不饮狂泉逐世新。坐对黄花微一笑，原来有味是能贫。

第四句下自注曰：“娄东授经，门左千人，门右千人，余已过之。”可见他是很以此自豪的。三、畏天循分亦狷狂忧国

林纾一生之行事，以及他性格中的许多特点，都同他幼年所受的家庭教育有着一定的关系。

林纾出身贫寒，他的长辈人人艰苦奋斗，勤劳节俭，尤其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还能保持一种乐观的精神，例如他的祖母，“虽在困约中，见亲族未尝言贫，有族老善相人，谓太孺人温蔼如处素封之家，决不终困”。（《畏庐续集·先大母陈太孺人事略》）林纾一生自食其力，安于清贫，他身上自然有着祖母的影子。

林纾的母亲终日劳作，艰辛备尝，最困难的时候，竟以十指养活全家。但是只要稍有能力，她就慷慨地帮助别人。林纾在《薛则柯先生传》中记下一件趣事：

他十一岁的时候，家境稍有好转，拜薛则柯为师，薛先生家绝贫，夏日尝不举火。有一天，林纾回家吃完了饭，忽然想起先生可能还没做饭呢，便找了一只父亲的袜子，装了一袜筒米，送到先生家。先生一见，非常生气地批评他：“林徽呀林徽，你都十一岁了，怎么竟然偷起东西来！”

林纾委屈地哭着说：“先生一大早就教我们古文和诗，晌午都过了，还没吃饭。我回家吃饭的时候想起这件事，就在自己家里拿了点米来，不是在别人家偷的。”

先生说：“自己家的也不行，别人家的就更不用说了！我已经有米了，一会儿就有人送来，不需要你的米了。你把它拿回去，向你母亲坦白，请她责罚你，我实在不忍心打你。”

林纾回家告诉母亲，母亲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笑着说：“你送米慰劳先生，这是好事，可是怎么能用袜子装呢？”

然后，母亲找了一只大口袋，装满了米，以林纾祖父的名义送给先生，先生才愉快地接受了。

高风岐撰《清封宜人林母陈太宜人墓志铭》中说：“太宜人啬于自奉，苟利亲族，虽举债无所甚恤。有郑生者，与林氏有连，负债重，欲图死，太宜人馆其妻、子六人于家，至郑生事平乃已。”（见《年谱》卷一第18页）

林纾一生助人为乐，自然是受了母亲的遗传。

林纾从长辈那里还接受了一些封建说教，对他的影响更大。

林纾的外祖父陈元培是读过书的，并且做过“太学生”，不过早就去世了。外祖母姓郑，“知书明大义”，励志守节，含辛茹苦，时时茹素诵佛经，数十年如一日，未尝以贫为怨。林纾五岁时曾寄食其家。外祖母对他呵护有加，但是对他要求也很严格，“有过辄弗假借”，尝言：“童子不能以慧钝决所成，但观立志。观志即在其所羡者，若见衣食而慕，其成就终当为恒人矣。”林纾说：“纾尝持此语告其子弟，俾知纾生平得力于太孺人之训者为多。”（《畏庐文集·谒外大母郑太孺人墓记》）

林纾的儿子林琮在《外曾祖母郑太孺人事略》中也记下一个小故事：

时荔枝方熟，太孺人知孺子嗜甘，乃质布衫市荔枝百颗，遍食诸孙，而训家大人曰：“邻园艺树千株，入夏荔香沁脑。然树千而味一也。孺子既获尝荔，当知他人之啖荔，其甘亦止是，无足羡也。孺子不患无美食，而患无大志。”家大人奉荔，泣而受命。遂耿介一生，不慕荣利矣。（见《年谱》卷一第3页）

然而，对林纾影响最大的还是祖母的“畏天循分”说教。

祖母见林纾刻苦向学，非常高兴，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吾家累世农，汝能变业向仕宦，良佳。然城中某公官卿贰矣，乃为人毁舆，且捣其门宇。不务正而据高位，耻也。汝能谨愿，如若祖父，畏天而循分，足矣。”（《畏庐续集·先大母陈太孺人事略》）

林纾一生都谨记祖母的教诲，他四十二岁时在家乡盖了一所草房，即取名“畏庐”，并作《畏庐记》，中曰：

夫据非其有而获重名美利，乡党誉之，朋友信之，复过不自闻，而竟蹈于败，天下之可畏者，孰大于此！……唯无畏过自治之心，矫厉粉饰，匿瑕护垢，冀以终存其名，不沦而为伪，亦稀矣。

后来移家北京，在宣武门外买了一所房子，又特制一块匾额，大书“畏天”二字，挂在门上，表示时刻不忘祖母遗训。

从林纾的一些文章和言行中，我们可以约略窥见他对“畏天循分”的理解：

一是不可据非其有。他后来谢绝荐举，拒绝入仕，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正如他在前引《上郭春榆侍郎辞特科不赴书》中所表达的：我七上春官，汲汲一第；如果考取了，那是分所宜获；现在既然考不中，说明我命中不该做官，所以也就不欲竞进以自取病了。

二是尽力为所当为，有所成就，则归功于天。林纾收养死友的孤儿，教养成人，并为其成家立室（事迹见后），很受世人称道。有一位周生，写信给他，大加赞扬，称他为“古之义士”。林纾当即写了回信，表示不敢接受，他在信中说：我做的这些事，“皆五伦中之常事，仆习知其故，不敢自奇”。何况两个孩子能够有所成立，是他们自己争气，我当初曾经很害怕，“设彼二子骄荒败德，与仆为难，则仆亦不过太息流涕，委诸气数而已，此外尚有何术？”所以，事情能有个圆满的结果，“殆天幸使然”。又说：“推之中兴勋臣，力造区夏，苟无天人合德，亦未必遽成绝大勋业。故君子任事，能归功于天，不惟无祸，亦以养德。”（《畏庐文集·答周生书》）

三是要有畏过自治之心，不可匿瑕护垢，沦而为伪。这个意思是他在《畏庐记》中表达的，同时又说，“美名在前，美利在后，乡党誉之，朋友信之，终其身无闻过之日”，是一件不幸的事。“余行年四十，检身制行，不足自立，出观乡党朋友之间，间有誉而信者，吾亦甚畏其沦而为伪也”。所以他坚守闻过则喜的古训，在他五十八岁（1909年）那年，有两位福建老乡何某、刘某，背后说了他不少坏话，有人写信把此事告诉他，他看完信后笑着说：“二公未相往还，胡施重谤？谤至，我可资为修省。且己必有弗检，召人疑恨。其言果中吾病，当矢天改之；毁不当罪，视为飘风过耳，无以蓄诸心也。余近薄负时名，谀言日进，二公之言，味虽辣而趣永，闻之滋适。”（《年谱》卷一第42页）

另一个对林纾有影响的人物是他的岳父。岳父姓刘，名有棻，字作楫，号修梅。其家四世读书应童子试，均不售。刘公家清贫而有节概，喜《通鉴》，尤长于诗。有女名琼姿，与林纾同岁。在林纾八九岁的时候，有人为两家做媒，刘公跑过去相女婿，正碰上小林纾在门前大榕树下和一帮孩子玩打仗，样子很是顽皮，刘公不喜欢，没有答应。七八年后，林纾客台湾，又有人提起这门亲事，并把林纾从台湾写给祖母的信拿给刘公看，刘公看了好几遍，说道：“可矣。童子恋恩，余于书中若闻其哭声，性情哀挚，可妻也。顾非富贵中入耳。”

口里说他非富贵中人，实际上还是希望他能够富贵。所以林纾同刘小姐结婚后，刘公自家虽然并不富有，但还是经常资助他一些膏火钱，督促他完成学业，同时对他进行安身立命的教育。林纾后来回忆说：“每谒公，必大喜，举《呻吟语》及《五种遗规》勖余。……余每应童试，虽严风骤雨，必送余至试院，五更天阴，四顾无人，公挟余坐明伦堂庑下，论道学源流，勉以立身安命之道。”（《畏庐文集·外舅刘公墓志铭》）《呻吟语》，明吕坤撰。主旨在宣扬程颐、朱熹的唯心主义理学，论述省心察物等修身之道。自言省查其身，好像常在病中，不能自己，故其书取名《呻吟语》。《五种遗规》，清陈宏谋编。采辑历代有关修身、治家、处世、居官、教育等方面的著作、言论和事迹，分为五类，曰《养正遗规》《训俗遗规》《教女遗规》《从政遗规》和《在官法戒录》，总称《五种遗规》。

两书都是封建时代士子的修身读物。

祖母和岳父的教诲，把林纾塑造成为一个浑身道学气的圣人之徒。例如他的行愚孝。孝本是人类的优良品德，但是孝而至愚，就是封建礼教的产物了。

林纾十八岁时，父亲病重，乃露香稽颡告天，请以身代；父卒，痛哭逾恒，哀极而病肺（《年谱》卷一第7页）。四十四岁时，母病，林纾侍疾四十九日，夜必四鼓起，焚香稽颡于庭，然后出门，沿道拜祷，至越王山天坛上，请削科名之籍，乞母终养。如是者九夕，第四夕，天降大雨，林纾仍坚伏雨中不起，木棉之裘尽湿，竟不自觉。母卒后，又居丧六十日，夜必哭祭而后归苫，哀极致病，晕绝几死。（《年谱》卷一第17页）

林纾的子女也学他的样子，克尽孝道。长女名雪，“天性惠孝聪颖”，祖母病，雪“凡五十余夜弗敢就枕”，“卒时雪晕绝至六七次”；母疾，“经两月如太宜人病时，一夜焚香告天，以刀蠡臂和药进”（《畏庐文集·郑氏女墓志铭》）。长子珪，当林纾病笃，“夜夜热香露祷，以颡磕地”，致“颡坟起，而肤色青赭若肿”。（《年谱》卷一第9页）

有趣的是，林纾行孝，“太夫人病中，亦深弗然纾之所为”（《年谱》卷一第18页）。林圭行孝，林纾“见而斥其愚孝”，而他们本人仍“行之无渝”（《年谱》卷一第9页）。明知其愚，为什么还要做呢？他在短篇小说《葛秋娥》中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个中原委。孝女葛秋娥，继母病重，乃“刲臂肉逾寸”，“投肉药中”，她说：“古人愚孝，固有刲臂奉亲者，娥明知其愚，顾非此无以自尽子职。”

林纾守礼防、拒奔女，也是其畏天循分思想的一种表现。其《冷红生传》云：

冷红生居闽之琼水，自言系出金陵某氏，顾不详其族望。家贫而貌寝，且木强多怒。少时，见妇人，辄踖踧隅匿。尝力拒奔女，严关自捍；嗣相见，奔者恒恨之。迨长，以文章名于时。读书苍霞洲上，洲左右皆妓寮。有庄氏者，色技铯一时，夤缘求见，生卒不许。邻妓谢氏笑之，侦生他出，潜投珍饵，馆童聚食之尽，生漠然不闻知。一日，群饮江楼，座客皆谢旧昵，谢亦自以为生既受饵矣，或当有情，逼而见之，生逡巡遁去，客咸骇笑，以为诡僻不可近。生闻而叹曰：“吾非反情为仇也。顾吾偏狭善妒，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志，人又未必能谅之，故宁早自脱也。”所居多枫树，因取“枫落吴江冷”诗意，自号曰冷红生，亦用志其癖也。生好著书，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尤凄惋有情致，尝自读而笑曰：“吾能状物态至此，宁谓木强之人果与情为仇耶？”（《畏庐文集》）《冷红生传》是近代较有名气的文学传记之一，所以全文引录于此。文中所记，确有其事，他的《七十自寿诗》之三又郑重地提到这件事，诗曰：

不留宿孽累儿孙，不向情田种爱根。绮语早除名士习，画楼宁负美人恩。世唯解事方循分，行果知难敢放言。心折竹溪名父子，从他闽洛溯渊源。

第四句下自注曰：“余悼亡后，有某校书者，艳名震一时，初不谋面，必欲从余，屡以书来，并馈食品。余方悲感，卒不之报，且不与相见。同辈恒以为忍。”

当然，畏天循分也好，守礼自持也好，只是林纾思想和性格的一个方面，他还有狂放不羁、任侠尚气、愤世嫉俗、急公好义的另一面。

对于他性格中的这一面，长辈深有了解，朋友亦多记述。在他年龄还小的时候，叔父就说：“儿虽善读，顾躁烈不能容人，吾知汝不胜官也。”（《畏庐文集·叔父静庵公坟前石表辞》）成年后，他母亲也说：“吾子憨而尚气，及吾之身，不可令其狎近要人。”（高凤岐《林母陈太宜人墓志铭》，见《年谱》卷一第18页）他七十岁的时候，陈宝琛作《林纾七十寿序》，中云：“君少以任侠闻，事亲至孝，顾善骂人，人以为狂。”（见朱羲胄编《贞文先生学行记》卷二第2页）卒后，他的壬午乡试同年、知交好友陈衍作《林纾传》，有云：“而自少刻苦力学，强记多闻，……才名噪乡里，与林崧祁、林某，有‘三狂生’之目。”（同上卷一第4页）

看来，他性格中的这一方面还相当突出。

林纾“善骂人”，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具体材料不是很多，不过在吴家琼的《林琴南生平及其思想》一文中有一段记述颇为典型：有个叫林鸿年的，从云南巡抚罢官回籍，出任福州正谊书院山长。该书院为左宗棠督闽时所建，举人方得入学，体制比其他书院为崇。林鸿年是道光丙申（1836）状元，自恃出身，目空一切，对考生的试卷稍不称意，动辄墨勒，即使名列前茅的，也不过略施疏点而已。林纾看不过去，思有以难之，有一次问他：“《康熙字典》中有无数圈子，是何意义？”林鸿年仓促之间瞠目不能答，因此两林积不相能。某次月课试帖诗，以“抚孤松而盘桓”命题，林纾所作全首八十字的诗，都是借咏松而讽刺林鸿年的，如其起首两联云：“崛健何曾健，今看五大夫。支离如叟甚，节操笑君无。”盖刺林鸿年于太平天国之役畏葸不前而革职也。据说他晚年颇以此举为悔。

林纾“带剑任侠”也是事实。原来他少年时即“性暴而喜斗，力可摧扑四五童”（《剑腥录》第二章）。青年时除读书、学画以外，还拜精通“纵鹤”运气之法的著名拳师方先生为师，学习拳击、剑术，并且颇有成绩（据说直到晚年，他还有不错的身手，有一次和一位朋友在京郊散步，有不良青年尾随于后，想找机会抢夺他们手中的雨伞，为林纾所觉，仅翘一脚，而此人已跌滚在地）。这位方先生对他也青睐有加，特别赠他一柄宝剑，他镌铭珍藏，并且经常佩带出行，状若游侠。（《技击余闻·方先生》）

林纾“善骂人”也好，“带剑任侠”也好，除了本人的性格因素以外，主要还是被环境逼出来的。他结婚后，连逢丧葬，生计艰难，身患重病，痛苦不堪，而“亲戚之形神不接，知交见而奔避”（《畏庐文集·告王薇庵文》），饱尝人情之炎凉冷暖，心中塞满了郁勃不平之气，经常当众发泄，或著为诗歌，他在《亡室刘孺人哀辞》中记述当时的情景说：“余病起，益困，亲故不相过问，遂恣肆为诗歌，乡人益目为狂生，不敢近。”耳在《告王薇庵文》中说：“余有所言，忌者哗其狂也，余有所郁伊而不平，谤者谓余戾于时而愤其不得名也。”（均见《畏庐文集》）

尤其可贵的是，林纾的郁伊不平之气不仅是为个人而发。陈衍有《长句一首赠林琴南》，中云：

林生少年负狂名，与我相逢已长大。君言识我亦良早，贫贱骄人此人那。酒酣耳热话童时，折节读书谁督课。斩蛟射虎百不忧，乡里龌龊横作逻。台江驵侩本如鲫，酒恶情怀辄骂座。世人白眼尽欲杀，每值毷氉暗相贺。……

这首诗作于二人中举后的第二年，收入《石遗室诗话》卷一。诗中说，林纾本来早就知道陈衍这个人，但是因为自己穷困潦倒，不愿与富贵人家的子弟交往，所谓“贫贱骄人”，直到中举前一年，二人才正式结交。这时林纾已是而立之年，但是仍负“狂生”之名。当时的福州（台江）“乡里龌龊”，“驵侩如鲫”，前林纾不为所惧，仗剑巡逻，或当众指骂，致令此辈人对他恨之入骨，所谓“世人白眼尽欲杀”也。

林纾自己对青年时期的这种经历也常自言不讳，他的《七十自寿诗》之二曰：

少年里社目狂生，被酒时时带剑行。列传常思追剧孟，天心强派作程婴。忍寒何必因人热，趋义无妨冒死争。到此一齐都忏悔，道书坐对短灯檠。（《年谱》卷二第46页）

林纾的“趋义无妨冒死争”，不仅表现于乡里不平事，而且表现在国家大事上。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福建水师溃败于马江。林纾闻讯，与其好友林崧祁在大街上相抱痛哭。左宗棠被派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抵福州之日，林纾同另一好友周辛仲怀揣状纸，冲开仪仗，拦住钦差大人的车马，控告前之主兵者贻误战机，又谎报军情，掩盖失败。这在当时是可以掉脑袋的事，所以二人相约：“不胜，赴诏狱死耳！”（《畏庐又集》：《告周辛仲先生文》）

1895年林纾第六次参加会试，北上京师，适逢《马关条约》签订，中国向日本割地赔款，会试举子，群情激愤，康有为因势利导，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林纾也与陈衍、高风岐、卓孝复等叩阙上书，抗争日本占我辽东、台湾、澎湖诸岛事。“公车上书”失败了，林纾等人的上书自然也如泥牛入海，但是自强御侮、变法维新的思潮却在全国涌动起来，这时的林纾也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

那几年，魏瀚在马江船政局任工程处长，他是高凤岐兄弟的表兄。高凤歧也是林纾的壬午同年。高凤岐的二弟而谦（字子益）新从法国留学回来，也在船政局任职，三弟风谦（宇梦旦）则在表兄家坐馆。因此，林纾和高凤岐经常结伴到马江作客。他们都是些忧国忧民并且具有维新思想的人物，所以到一块就讨论新政，指摘时弊，议图自强之策。高梦旦后来回忆说：“每议论中外事，慨叹不能自已。畏庐先生以为转移风气，莫如蒙养，因就议论所得，发为诗歌，俄顷辄就。”这就是著名的《闽中新乐府》。《闽中新乐府》共29题32首，魏瀚以为内容新颖，形式通俗，适合于作学童的启蒙读物，因此出资于1897年在福州印刷了1000册。出版不久，被旅居南洋的闽籍华侨作家邱炜萲看到，以为“养蒙者所宜奉为金科王律”，故此特于1898年再次刻板印行，改题为《训蒙歌诀》，用以“赠贻岛客”。（邱炜萲《客云庐小说话》，见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408页）《闽中新乐府》用白居易讽喻诗体，每题下均有副题，提示内容或主旨。归纳起来，不外愤念国仇，激励士气，抨击弊政，忧悯败俗，改革教育，倡导新政，在当时，都属于维新思潮的范畴。

其第一篇即曰《国仇》，副题：“激士气也”。诗中写道：“国仇国仇在何方？英俄法德偕东洋。东洋发难银川口，舟师全覆东洋手。高升船破英不仇，英人已与日人厚。沙侯袖手看亚洲，旅顺烽火连金州。俄人柄亚得关键，执言仗义排日本。法德联兵同比俄，英人始悔着棋晚。东洋仅仅得台湾，俄已回旋山海关。铁路纵横西伯利，攫取朝鲜指顾间。法人粤西增版图，德人旁觑张馋眼。……”总之，列强环伺，磨牙砺爪，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但是“虎视眈眈剧可哀，吾华梦梦真奇哉。欧洲刻日兵皆动，我华犹把文章重。廷旨教将时事陈，发策试官无一人。波兰印度皆前事，为奴为虏须臾至。”作者最后说：“我念国仇泣成血，敢有妄言天地灭。诸君目笑听我言，言如不验刳吾舌！”焦虑忧愤之情溢于言表。

再如《村先生》，副题：“讥蒙养失也”，讥刺村塾先生不顾儿童的接受程度，以《大学》《中庸》、九经大义教授学生，致使“村童读书三四年，乳臭满口谈圣贤。偶然请之书牛券，却寻不出上下《论》。读书三年券不成，母咒先生父成怨”。并且明确提出：“我意启蒙首歌括，眼前道理说明豁：论月须辨无嫦娥，论鬼须辨无阎罗。勿令腐气入头脑，智识先开方有造。解得人情物理精，从容易入圣贤道。今日国仇似海深，复仇需鼓儿童心。法念德仇亦歌括，儿童读之涕沾巾。村先生，休足恭，莫言芹藻与辟雍。强国之机在蒙养，儿童智慧须开爽，方能凌驾欧人上。”

此外，如《破褴衫》之讽刺科举制艺以及其他篇章中表达的兴女学、禁缠足、刺虐婢、痛溺女、破迷信、伤鸦片、倡变法等思想见解，都有鲜明的政治性、现实性和针对性，对当时维新思潮的传播推广起了一定的作用，有些篇章还在《时务报》和《知新报》上刊登，直接加入到维新运动的宣传大军中。

林纾逝世以后，胡适捐弃前嫌，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题目就叫作《林琴南先生的白话文》，发表在1924年12月1日的《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上，文章说：“二十八年前，正当维新运动将成立的时期……那时候，林琴南先生受了新潮流的影响，作了几十首新乐府，批评种种社会制度的不良，发表他的革新意见。这些诗都可算是当日的白话诗……林先生的新乐府不但可以表示他的文学观念的变迁，并且可以使我们知道：五六年前的反动领袖，在三十年前也曾做过社会改革的事业。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作过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

1898年，林纾第七次入京会试，这是他最后一次涉足科场。虽然照样没考中，但却加入了第二次公车上书的行列，在他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笔。

上年11月1日，德国教士二人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被人杀害。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于11月14日派舰队占领我胶州湾，夺据青岛炮台，12月5日德军占领即墨城。1898年1月22日，有德国洋人率领多人闯入即墨县文庙，将孔子塑像四体伤坏，并将孟子像双目挖去，任意作践，激起民愤。

这件令人愤慨的事，直到4月22日，才由来京参加会试的孔孟后人孔广謇、孟昭武等17人和山东举人103人分别上书都察院告发。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闻讯后，立即抓住时机，积极活动，鼓动应试举子和在京官员上书朝廷。梁启超联合麦孟华等11人首先发难，上书都察院，请严重交涉。5月6日，又以麦孟华、梁启超领衔，联络举人831人签名，递交了《圣像被毁圣教可忧乞饬驻使责问德廷严办以保圣教而安人心公呈》，尖锐地指出：外国侵略者毁坏先圣先贤之像，明里是蔑视中国圣教，暗里是毁灭中国人的爱国心。强烈要求政府，下令驻德使臣，向德国抗议，要求查办罪犯，赔偿损失，借以杜绝类似事件再度发生，而维系中国反对外侮之人心。他们还将这份公呈登诸报端，并以公开信的形式在社会上广为散发，联络各省爱国举子，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在此前后，各省举人及京师各衙门官员上书者络绎不绝，签名者近2000人次，史称为第二次公车上书。这次公车上书虽以维护孔教为号召，但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时代，对激发人们仇恨侵略者的爱国热情，起了巨大作用，也为迎来“百日维新”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这事发生在当年的阴历闰三月，林纾虽知落第，但尚未离京，便与高凤岐联名，也起草了一份上皇帝书。他们认为“德人袭我胶州，兵氛流及即墨，震惊圣庙，此人心至痛之事”，但是“默察国家大势，以为中国兵力必不能及，皇上又不能置之不问”，因此建言：“请皇上下责己之诏，鼓励士心。”并陈筹饷、练兵、外交、内治四策，归于自强。（《畏庐文集·出都与某侍御书》）

书甫脱稿，宗室寿富来访。原来寿富也打算上书，他是揣着草稿来找他们请教的。及见他们的上书，觉得甚合心意，便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寿富的父亲宝廷，是林纾、高凤岐等壬午科乡试举人的座师。宝廷字竹坡，号偶斋，满洲镶蓝旗第五族宗室，同治进士，授翰林，官至礼部侍郎。在满洲官员中，他向以直言敢谏著称。同时他又是个风流倜傥、不拘小节的人，就在这次典试回京的路上，娶江山船家的两个女儿为妾，然后上疏自劾，请求免职。罢官后自托诗酒，近畿名山，游览皆遍。他还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诗人，尤以善写长诗著名，有《偶斋诗草》四卷行世。杨世骥在《文苑谈往》中分析他的为人和行事说：“原来他当时也是一个主张改革政治的‘新党’。但是他身为清朝宗室大臣，传统的思想使他不能有激烈的行动。同时他又是洁身自好的‘清流’，不愿意与当时腐败的政局同流合污。他的地位和痛苦，是与汉朝的刘向颇为相似的。他所以娶船女为妾，便是一种‘有托而逃’的悲剧。”

宝廷主持福建乡试的时候，林纾的“狂生”之名已经响遍榕城。因为他自己就是个狂放不羁的人，所以对林纾不但不排斥，反而很器重，甚至不顾宗室之尊，令他的两个儿子寿富、寿薰与林纾为友。

寿富字伯茀，号菊客，比他父亲的思想更新，平时讲求西学，论天下大势，以力泯满汉畛域为先，组织知耻学会，勉励八旗子弟爱国敦学。他是光绪戊子（1888年）宗室举人，在高凤岐、林纾上皇帝书上签字的时候，刚考中进士，廷试二甲，入翰林。不久，经大臣推荐，受光绪帝召见，奏对诚切，帝为动容。寻充大学堂分教习，派赴日本考察学校章程。回国时政变已经发生，乃杜门京师，莳菊检书自娱，因自号菊客。庚子（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宣传门前悬白徽者可以免死。寿富兄弟既不愿悬白徽，又担心受侮辱，便决心服毒自尽，以身殉国，不意二妹及侍婢从死。林纾记述当时情况说：寿富从容写好遗书及绝命词后，“兄弟遂同进药，未殊。女弟隽如夺药，先饮其八岁之妹淑如，后始自引决。侍婢隆儿感主人义，亦尽其余沥。忽言：‘外兵穷索，已逼东院！’公（寿富）惧不即死，为敌曳辱，引缳，缳绝而坠。寿薰神宇坚定，为更结四缳，公及二妹与婢咸殊。寿薰一一畀置别榻，更结巨缳于门，从容而逝。时为七月二十三日（8月17日）巳刻，公年三十有六，寿薰三十有二，隽如与寿薰同庚，亦三十二，淑如八岁，隆儿二十一也”（《畏庐文集·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自然这也是外国侵略者欠下的一笔血债。

林纾把寿富一门五口之死事及他们当年赴御史台上书的情况都较为详细地写进了长篇小说《剑腥录》（又名《京华碧血录》）中。关于上书的情况，小说中写道：

书成，明日至察院（按，即都察院，又称御史台，亦称柏台）。院长史思明（徐树明，时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副则储沉极，储桐子也（大学士徐桐之子徐承煜，时为左副都御史）。伺台门三日，弗至。第四日，储车至。仲光（林纾）揖而上书。台门幽惨如酆都，泥深没踝，饿隶类数日不食者，青衣加破絮之上，发森森如猬毛，顶覆敝冠，向仲光索钱。仲光曰：“此所谓柏台也！以状态言之，宁有不亡国者！”

明日侵晨，台役二人持长条取仲光入面台长。仲光笑曰：“此御史逮人耳。”即从二役行。铸龙（高凤岐）驰书与伯苻（寿富），伯苻亦至。三人同诣台。

左堂列长案，掌科御史高坐，谓仲光曰：“昨日陈书请罪己，措辞无乃太酷！”

仲光曰：“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何名为酷？”

御史曰：“尔书中有言外交事，此事不属台，属总理衙门。”

仲光曰：“总理衙门不能代奏。然我自言孔庙耳，与外交胡涉？”

御史曰：“先生来取科名，何与外事？”

仲光曰：“科名轻，名教重。国体沦丧，尚何有于科名？”

御史曰：“此事终不能奏。”

仲光曰：“合台可谓无人！既如是，趣还吾书。”

遂出。

其实，都察院拒绝代奏还有两条理由，一是“不合与宗室寿富联名”，二是“条陈四策，间涉洋务，可自赴总署陈说”。林纾驳斥这两条理由说：“我朝唯王公近支不下交士大夫，寿富为远支宗室，与某等以道义相处十余年，此次某方具草，彼亦怀稿来质，意见吻合，乃自毁稿，而附名某后，不然天潢之亲何由屈居布衣之下？总以义之所在，某等不容峻却，遂与联名以进。至练兵、筹饷、内治、外交，司官斥为洋务，试问此外尚有何事名为正务？且柏台不可下状，试问何地尚可上言？想总宪粉饰太平，不欲人士贡其忠款，故极力阻抑。虽然，择言何未善耶！”（《畏庐文集·出都与某侍御书》）

总之，林纾等满腔热情，却被浇了一头冷水。他们撤回上书，随即离京。

林纾在《出都与某侍御书》中又说：“某等初意亦欲执理抗辩，第念今日士心嚣动，署状动挟数百人而来，至有要遮总宪马前，峻词相稽，而总宪转下礼优容。此等举动，某等深以为不可。盖尊宪署即以尊朝廷，稍涉激厉，便非敬上之道。”

由此可见，林纾的思想还是很保守的，他虽然拥护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但是主张温和而反对激烈。在《京华碧血录》中，邴仲光乃林纾之化身，他借邴仲光之口，表达了对于维新运动的看法。邴仲光认为：“南陔（康有为）、草庐（梁启超）忠于国家”，“沧海横流中，独此师弟持立宪之说挽回大局，吾服之至矣”；“草庐议论奇辟，果遂其才画，必有勋效”。但是他对新政的前途满怀忧虑，认为“不去庆父，鲁难未已，群咻方炽，亲贵用事，而权珰窟宅宫掖，即有忠言，不敌牙孽，鄙意未见其能更革也”。且“群盗方谋夜窃，黑衣不火，窜伏墙隅，而突有人揭高燎，鸣大钲，止盗勿窃，且欲穷烛其所匿之地，则含沙之射，祸在眉睫”。邴仲光的这种忧虑并非毫无道理，但因此而主张“审慎”从事，“以不躁进为上策”，就是他本身的局限了。他认为谭、林、刘、杨入值军机，“用人太骤，非国家之福”，“变政太骤，而神奸巨蠹仍伏东朝肘腋之下，万一暴发，祸不可救”。他本人则因为考虑到“救国必立宪，去奸必专制；不立宪不足以平天下之心，而诛奸不行专制奸亦弗尽”。左右不可，因而“心眼皆冷”。“舍书籍山水外，一无所嗜，且自问非经纬区宇之人，旦晚亦图隐遁耳”。

林纾宦情扫地，政治热情减退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参加过会试和其他政治活动。但他仍然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找到了另一种报效祖国和人民的“实业”——翻译。中国的官场和政坛上少了一个不一定有什么作为的角色，但是中国文坛上却多了一颗彪炳一世的巨星。四、不懂外文却译作如林

1912年，康有为向林纾索画，林纾为他画了一幅《万木草堂图》，并题诗相赠，康有为作《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发表于《庸言》第一卷第7号，诗曰：

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

喜剩灵光经历劫，谁伤正则日行吟。

唐人顽艳多哀感，欧俗风流所入深。

多谢郑虔三绝笔，草堂风雨日披寻。

诗中除最后两句是感谢绘画以外，其他六句都是赞扬林译小说的。首句中“严林”是指严复和林纾。

严复是近代著名的翻译家。他是福建侯官人，也属今福州市，所以和林纾是同乡。和林纾不同的，一是他精通外语，二是他所译均为社会科学著作。他是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留学英国海军学校，除学习专业课程外，又自治伦理学、天演学及社会、法律诸学，并曾往法国考察，又与驻英使节郭嵩焘谈论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严复是留西学生中自觉关心社会问题的第一人。回国后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升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他主张学习西方，改革中国政治，并且第一个比较系统地、原原本本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政治制度介绍到中国来，而且终近代之世，没有人能在这方面超过他。自1895年至1908年，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与《名学》，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后人称为“严译八大名著”。通过这些翻译著作，严复向中国人民系统地介绍了进化论、唯物论的经验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理论，也介绍了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和西方哲学思想与方法论，更重要的是他带给中国人民一种新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从而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开辟了新纪元，对中国社会起到空前的广泛的影响，也使他本人成为那个时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成为中国资产阶级主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

康有为把林纾和严复相提并论，从翻译史的角度看，是很有见地的。林纾不懂外文，但是与人合作，翻译外国文学类著作180余种，为中国人民打开了中西文化和文学交流的大门。也可以说，他是近代热心介绍外国文学的第一人，并且终近代之世，没有人能在这方面超过他。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正同严复在政治思想领域的贡献一样，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康诗所谓“百部虞初救世心”，也包含着对林纾的深刻理解。至少在辛亥革命以前，林纾的确是抱着一种救国之心来从事他的翻译事业的，而且起初还有过从政治思想类著作入手的设想。邱炜萲《客云庐小说话·挥麈拾遗》说：

若林先生，固于西文未尝从事，唯玩索译本，默印心中；暇复昵近船政学堂学生及西儒之谙华语者，与之质西书疑义，而其所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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