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努蒂翻译理论的谱系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蒋童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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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努蒂翻译理论的谱系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试读：

本著作认为，翻译研究派的集大成者、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1953—  ）的翻译思想是在融汇众多理论家的理论基础上创生的，其目的在于为译者、译作及翻译研究鸣不平，从而走向一种翻译文化。

韦努蒂在比较文学、文化以及翻译等领域都有着广泛兴趣和深入研究，是一位著述丰厚的学者。他的翻译研究，以其跨学科的理论创新和对社会翻译实践的深刻洞察，以及对译者群体与翻译学科深切的人文关怀等特点，成为继奈达之后的翻译研究具有借鉴价值的翻译理论的典范。

韦努蒂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学术背景下，研究英美翻译史，提出了“归化异化翻译”的主题，并以此为新视角，重新审视英美翻译史，体现出他深刻的历史意识。他对翻译史的研究，采取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不但建立起颇具建设性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建构思想，而且为当代译者的新形象及其生存状态的构建奠定了基础。这为欧美翻译理论界——甚至整个国际翻译理论界——发出了截然不同的声音，给当代翻译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引发译论家译家对翻译问题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从而加速翻译研究从学术边缘走向中心的步伐。

韦努蒂从德国重异质的思想传统以及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延异策略）中汲取养分，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了自己独特的翻译研究及翻译体系。本书认为韦努蒂的翻译研究系统分为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由于韦努蒂使用的是解构主义的“延异”策略，因而其内部系统的翻译理论话语互相关联，并在内部产生出强大的张力。这种张力向外蔓延，从而生成韦努蒂翻译理论的外部系统。这就是韦努蒂用来考察翻译所产生社会效果（激发语言文化的变革）的理论话语。本书从韦努蒂的理论论著中提取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话语作为脉络，力图揭示其话语系统的生成过程及其翻译理论对翻译研究从学术边缘走向中心的重大推动意义。

韦努蒂融汇了各种思想资源，是站在古往今来巨人们的肩上进行思考、进行学术创新的学者。悠久深厚的西方翻译传统成为他思想求异的基础和理论反思的参照。哪里有深厚的翻译实践及翻译理论积淀，哪里有绚丽的思想火花。韦努蒂酣畅地遨游于他人的作品中，是一个典型的“寄生型”思想家。他几乎所有的翻译概念都是借鉴别人而提出的，如阿尔都塞、施莱尔马赫、本雅明、奈达、刘易斯、庞德、莱瑟科尔、德勒兹、贝尔曼、勒菲维尔……要把握韦努蒂的思想，就必须跟随他一道游走于不同的理论家的诸多文本之间，沿着他的“踪迹”去“拼凑”、去“整合”，但这却并不影响他构筑的话语体系的原创性和完整性。

基于以上认识，福柯倡导的“谱系学”研究方法，是本书作者深入研究韦努蒂翻译理论的方法。韦努蒂本人也深谙福柯的谱系学方法，深受其影响。

吊诡的是，韦努蒂以“隐身”（invisibility）为其著作的标题，但其发出的呼声却毫无出世色彩，全是在为译者“疾呼”，是让译者积极入世而积极“现身”的宣言。这一特色传统上承续了本雅明1923年所作的《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的意趣。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本雅明给予译作以原作“来生”（afterlife）的崇高地位：原作由于译作而生。在译文中，原作的生命得到了完美的展开，并由此在译文中得以升华。译者的任务就是要表达译语的意图，让译作与原作产生共鸣。译者根本不必计较翻译中的忠实与否。因而，译者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伊甸园中的亚当夏娃所使用的全人类都能沟通与融通的语言——纯语言（pure language）。就这样，译者的任务与神相通，充满了神圣。上帝变成了翻译的本体，烛照着译者与翻译活动。

在这样思想的关照下，韦努蒂1995年出版了《译者的隐身》，运用历史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了从17世纪至今的英美翻译史，发现“通顺”（fluency）的译法超过了其他翻译策略，进而塑型了英语外国文学经典。站在英美语言及文化的立场上，韦努蒂拷问在翻译行为发生的过程中，诸种本土价值观念被潜移默化地“铭刻”进了异域文本之中，并遮蔽了异域文本。在追溯英美翻译史时，韦努蒂拈出一种能对抗“通顺译”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旨在倡导在异域文本中传达出原作在语言与文化上的差异。韦努蒂选取英美欧的各种翻译文本作为实例，详细阐释了翻译可以被视为研究和实践差异的场所，可以恢复并修正已被遗忘的翻译，从而建立起另外一种异化翻译的传统。

1998年的《翻译之耻》是他的另一部代表作。韦努蒂延续了《译者的隐身》对翻译的考察。在该书中，韦努蒂为翻译工作大鸣不平：什么使得翻译这个需要译者付出巨大劳动并对社会进步起着重要作用的智力工作一直处于边缘地位？韦努蒂开宗明义地说，翻译作为一种书写形式受尽了耻辱：翻译遭到版权法的排挤，为学术界所轻视，并被出版商、政府、宗教组织所剥削利用。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耻辱，或者说窘境呢？韦努蒂站在社会文化这个更加宏大的立场上来审视翻译问题，就上述问题给出了独特的答案：第一是翻译界内部认识的不一致造成了被边缘化；第二是译界以外各学科和社会力量的排斥与打压，造成了译者的无名地位。

韦努蒂的翻译研究，目的有二：一是有关翻译学科的构建。他引进了诸多理论家的术语，搭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如：改变阅读译文方式的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凸显译者主体性的“译者的隐身”（translator's invisibility）、话语策略与翻译伦理合一的异化归化翻译（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作为异化翻译策略的“反常式忠实”（abusive translation）与“对抗式翻译”（resistancy）、让翻译蒙难的“翻译之耻”（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抵抗译入语文化的“少数化的翻译”（minoritizing translation）与“语言剩余”（remainder）、“文化身份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ies）、考察翻译产生社会影响力的“存异与化同伦理”（ethics of difference and sameness）以及“因地制宜伦理”（ethics of location）、批判工具型（instrumental model）的阐释型（Hermeneutic model）以及定于一尊的建构适合译者以及翻译研究的一种翻译文化（a translation culture）等。二是他把这些术语当作“标准”，并以此来衡量翻译产生的影响。在韦努蒂看来，翻译无论好坏，以能促进语言、文化的变革与更新为指归。这两条线索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共同成就了韦努蒂的理论“大业”。通过这些不断延异、演进与提升的言说，韦努蒂引领着追寻语言文化差异、翻译伦理以及一股直逼翻译终极价值的思想取向。

纵观韦努蒂从异化翻译到因地制宜伦理的翻译理论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他思考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对待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问题以及如何衡量藉由这些差异性所带来的社会、语言及文化变革的问题。韦努蒂认为，翻译首先是文化问题，然后是社会问题，最后是伦理问题。他以此告诉人们，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不容忽视的。韦努蒂的翻译伦理预设了当下世界的不平等，并刻意去揭示语言、文化之间的不平等性，所以要通过对差异的张扬来伸张正义。他一直思考着译者、译作的地位及身份、翻译在学术界的地位以及翻译与社会、翻译与文化、翻译与伦理的关系等诸多问题。韦努蒂以自己的翻译研究告诉人们，翻译带来了巨大的语言、文化，甚至社会的变化，这就是翻译所烛照出的神韵。韦努蒂以此彰显自己对英美主流文化的抵抗。在韦努蒂为翻译及翻译学科鸣不平的声音之外，我们也感受到了韦努蒂在诚恳地期许一个没有翻译之耻、没有翻译悲情的乌托邦。从他的翻译研究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摆在翻译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任务不是对“能不能翻译”这一问题的反复追问，也不是对“如何翻译”进行应用型的研究，而是“应该”通过对已有的翻译事实可能如何展开充分的研究，以考察翻译影响甚至决定既成翻译事实产生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变革。这样，译者与译论者将会从隐身的后台走向显身的前台。我们从韦努蒂的翻译研究来审视，翻译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的确一再促进着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本著作从以下方面展开对韦努蒂翻译理论的研究：

第一章探讨韦努蒂翻译理论的谱系学研究的可能性。首先论述韦努蒂其人其学，认为韦努蒂从英美翻译史中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并给出了既是刺猬抑是狐狸式的回答。

第二章论述韦努蒂翻译理论产生的背景，论及翻译语言学派对翻译的研究以及翻译研究派的翻译研究。翻译语言学派以原作中心论展开对翻译的静态研究，这在翻译研究派看来是在真空中研究翻译。翻译研究派对翻译的研究是动态的，注意到了翻译是多元系统的，且将后殖民、女性主义、权力以及伦理纳入翻译的探讨，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翻译的文化转向。

第三章论述韦努蒂翻译思想的资源及其翻译思想之根。在考察韦努蒂翻译思想资源之后，本文提出“归化中心主义”的概念。认为韦努蒂的“一以贯之”之“道”，就是对归化中心主义的解构，并将其运用在翻译所产生的语言、文化以及社会的变革上，以翻译伦理来进行衡量，成就了其翻译研究派集大成者的地位。

第四章研究韦努蒂在西方的研究现状，认为韦努蒂的翻译理论在西方是在多层次的论争（如各种学术会议以及与诸多学者的辩论）中实现了理论层面上的突围而异军突起的。韦努蒂之所以能发出自己的呼声，是其关注的问题使然。本章还探讨了西方有关韦努蒂流派归属的论争及其翻译伦理思想的反思。

第五章从“理论旅行”、“格义”视角研究韦努蒂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情况，认为在韦努蒂的翻译理论被引介到国内后，置换了本土固有的佛经文质论、直译意译论。本章还研究了国内翻译理论界对韦努蒂翻译理论的讨论。

第六章研究韦努蒂翻译理论话语（术语链）的内部系统，以揭示其对“归化中心主义”的解构。基于对“译者的隐身”、“症候阅读”的认识，韦努蒂从施莱尔马赫那里借来“异化归化翻译”，其后，韦努蒂通过梳理英美翻译史上典型的例子展开对“归化”翻译的批评，从而提倡异化翻译，并提出实施异化翻译的具体策略，即反常式忠实与对抗式翻译。

第七章研究韦努蒂翻译理论话语（术语链）的外部系统，也即韦努蒂以更大的视角考察翻译所起到的社会作用时构筑的一系列话语。韦努蒂在认识到翻译遭受到种种来自社会的耻辱之后，推出抵抗译入语文化的“少数化的翻译”，主张在译文中释放“语言剩余”。实行这种策略的翻译产生塑形“文化身份”的作用。翻译起到巨大的社会效应。应该怎样衡量这种社会效果呢？韦努蒂继而构筑新的二元对立：存异伦理与化同伦理。并通过解构法将这一对二元对立解构，推出定于一尊的“因地制宜”伦理，即一种促进文化变化与更新的因地制宜的翻译伦理。

本著作认为，韦努蒂不仅以“异化”翻译这种独特的视角为翻译鸣不平，而且也以他独特的方式促进学术界正视并重视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所具有的重大理论价值，并加速了翻译研究由学术的边缘向中心移动的步伐。这就是异化翻译、翻译伦理转向以及走向一种翻译文化所烛照的神韵。第一章  韦努蒂翻译理论的谱系学研究之可能性《圣经·旧约·创世记11章》中有如下记载：起初，天下只有一唇一音，一门语言。后来，人们迁徙到了东方，在示拿之地发现一片平原，便住下了。彼此商议道：怎么样，咱们打砖块吧，放火里烤得硬硬的！于是动起手来，砖块当石头垒，柏油做灰泥砌。又说：来呀，一块儿盖座带高塔的成功，让塔顶直通天庭！就此替我们自己扬名，免得拆散了流落四方。耶和华走下天庭，见人子忙着建城造塔：原来人抱团成了一个民族，讲的是自己的语言！耶和华说。才起头，就造这个，将来只怕没有他们做不成的事了。快，让我们下去搅乱他们的语言，叫他们一个听不懂一个！说罢，耶和华将人拆散了分遣各地；城，也就停建了。它因此得名“巴别”，因为在那儿耶和华搅乱了天下的语言——耶和华令众人散开，去注1了世界各地。

这一故事记载的是挪亚及其子孙在大洪水退却、走出挪亚方舟之后的事情。当时，人们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互相能够理解、沟通。他们在示拿（Shinar）的平原上希望建造通往天堂的“巴别塔”（Babel，一作“通天塔”）。塔很快造了起来，而且越建越高。可是，上帝认为，如果人人都能理解都能沟通，建成该塔，日后人类的力量再凝聚起来，还有什么奇迹创造不出来呢？也许还会脱离神的统治。所以，为了阻止这一工程，上帝决定变乱人类的语言，让其持不同的语言，因而巴别塔至今仍未建成，成了一项永远不能完成的工程。这一故事为世界上不同的语言和种族提供了解释，是引发翻译需求的传注2说，是翻译起源的神话，也是对翻译理论、方法进行探讨的导火

注3线。

人类以翻译事业向上帝发出挑战；人类凭借着翻译，让上帝变乱的语言成为各民族的特点。同时，人类还必须打破语言的樊笼与禁锢，架起沟通的桥梁，依靠的正是翻译。翻译，使得人类文化得以共存与不断沟通，正是基于此种途径，人类文明才不断得以延续、发展和丰富。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的文化史，就是翻译的历史。翻译的历史，就是人类交往、沟通和相互理解的历史。可是，就目前的状况，世界上仍有几千种不同的语言及文字，人类的交往仍然需要各种形式的翻译。人类每相互沟通、理解一步，就朝神的怀抱靠近一步。但百分百的沟通、理解仍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状态，目前仍遥不可及。不然，世界上国与国、族与族、人与人曾经在政治、文化、经注4济间，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不理解、误解、争端和战争了！人类还需依靠翻译！而翻译也同样需要被人类更好地理解和研究，于是，翻译理论研究的兴起自然也就成了当代国际语言、文化、文学研究课题中的应有之义。第一节  是刺猬还是狐狸：韦努蒂其人其学

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是当今美国翻译理论界的领军人物，是当今美国学术界最重要的翻译理论家。他以翻译理论家与译者的双重身份跻身于翻译研究领域，其翻译实践广泛，学术视野宽广，可谓著作译作等身的教授学者。

韦努蒂以一己之力营造出自己梦想的“巴别塔”的努力，即他的翻译研究，也是他独特的“通神”的方式。在一个马克思·韦伯所谓注5“除魅”的时代，“通神”似乎更多的是一个人的乌托邦。韦努蒂的努力，虽然充溢着太多的理想主义色彩，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行为，但有时又不由得让人不能不肃然起敬。

海德格尔在讲授亚里士多德时，关于亚氏的生平只说了一句话：注6“他诞生、工作，而后死去。”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对一个人生平最为精当的概括，似乎对于一个哲学家、理论家来说，重要的只是他的“哲学”或“思想”，而实际的生活经验本身无关紧要。但真是这样的吗？我们即将讨论的韦努蒂，就是一个反证。因此，如果想要更生动、更真切地理解他的翻译思想，深入到他的实际生活中去，着实大有必要。但这毕竟不是为他立传，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对他的人生道路，尤其是学术生涯及其学术活动做一素描性地介绍。

韦努蒂的个人经历充满着传奇色彩，似乎这样的生活对他的学术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他的母亲是意大利人，父亲是美国人，而他本人则在美国长大。他生活的时代恰逢后结构主义席卷世界思潮（尤其是美国学术界）的时候。为了紧跟这一大势，韦努蒂的翻译研究明显带有后结构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翻译研究派、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的色彩。认清这些对我们了解韦努蒂的翻译思想会有重大的助益。

1953年9月9日，韦努蒂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但他从小在纽约长大，并长期居住于纽约。他的父亲麦克尔是一个家具供应商，母亲卢西亚·韦努蒂（Lucille Venuti）是个裁缝。1974年，韦努蒂获得费城坦普尔大学学士学位。1980年，他获得了哥伦比亚大注7学的英语博士学位。同年，由于翻译了意大利作家芭芭拉·阿尔伯蒂（Barbara Alberti）的《迷狂》（Delirium）而获得雷纳托·波及奥利翻译奖（Renato Poggioli Translation Award）。毕业后，他回到母校坦普尔大学任助理教授，1987年评为副教授，1993年升为教授，从教至今。从1992年到1997年，他还担任坦普尔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一职。2011年，他利用一年的学术休假出任普林斯顿大学刘易斯艺术中心创造性写作讲师（Lecturer in Creative Writing at the Lewis 注8Center for the Arts）。2013年5月底，韦努蒂在北京、上海进行访问并讲学。

与此同时，韦努蒂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如下：

1979年，他在美国新罗切尔大学任助理教授；

1979年到1980年，在曼哈顿社区大学任助理讲师；

1980年，在库柏联合会任人文学科助理教授、爱奥纳大学助理英文教授；

1984年，任“雷纳托·波及奥利翻译奖”评委会委员；

1991年，任国际笔会翻译分会评审；韦努蒂还曾任1988年到1990年及1993年度美国翻译大赛评委会委员；

1992年，又担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庞德文学翻译奖主席；

1983年，韦努蒂加入国际笔会（International PEN：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oets,Playwrights,Editors,Essayists,and Novelists），成为笔会中翻译协会的会员；

1993年，他加入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发起并充任翻译讨论组的理事；

同时，他还在美国文学翻译协会（American Literary Translators Association）任职。

从1998年到2000年，韦努蒂还担任美国现代语言学会文学翻译评审组委员。他曾到多所大学做过巡回讲演，计有：波士顿大学、布里恩玛尔大学、卡内基·梅龙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宾州大学、英国华威大学、西班牙维克大学、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等。

韦努蒂是个多产的学者，精通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注9拉丁语、德语等多种语言文字，他的著作涉及翻译史论、文学翻注10译、英美诗歌、当代英美文学等领域，主要由四部分构成。第一，译作；第二，编著；第三，专著；第四，论文。

一、其译作包括翻译与编译作品，如下：

1980年翻译出版的芭芭拉·阿尔伯蒂的《迷狂》；

1981年翻译出版的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的《科学自传》（A Scientific Autobiography）；

1983年翻译出版的佛朗西斯科·阿尔贝鲁尼（Francisco Alberoni）的《恋爱》（Falling in love）；

1983年编译的迪诺·布扎迪（Dino Buzzati）的《不眠之夜：迪诺·布扎迪小说选》（Restless Nights:Selected Stories of Dino Buzzati）；

1984年编译的迪诺·布扎迪《女妖塞任》（The Siren:A Selection）；

1992年编译塔尔切蒂（Tarchetti）的《怪异小说集》（Fantastic Tales）；

1994年翻译塔尔切蒂的小说《受难》（Passion:A Novel）；

1995年编译的米洛·德·安吉丽思（Milo De Angelis）的诗文选《有限的直觉》（Finite Intuition:Selected Poetry and Prose）；

2000年翻译胡安·鲁道夫·威尔科克（Juan Rodolfo Wilcock）的小说《偶像毁坏寺》（The Temple of Iconoclasts）；

2002年编译了安东尼·坡兹（Antonio Pozzi）的诗集兼通信集《呼吸》（Breath）；

2004年翻译美丽莎（Melissa）的《临睡100起中风案》（100 注11Strokes of the Brush before Bed）等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扎实的翻译实践，为韦努蒂的翻译理论与翻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其编著如下：

1992年编辑出版了论文集《翻译再思：话语、主体性与意识形态》（Rethinking Translation:Discourse,Subjectivity,Ideology）；

1995年主编论文集《译者》（The Translator）；

1998年编辑了文集《翻译与少数性》（Translation and Minority）；

2000年编辑出版了文集《翻译研究读本》（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由于受到很大的关注，2003年该文集再版。

2010年编辑《翻译教程》（Translation:A Textbook），待出版。

三、其专著如下：

1989年出版了第一部专著《和平年代：英语前革命时期的文本和后现代文化》（Our Halycon Dayes:English Prerevolutionary Texts and Postmodern Culture）；

1995年出版了第一部翻译研究著作《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该著作已于注122008年由韦努蒂修订，出版第二版；

1998年又出版了专著《翻译之耻：走向存异伦理》（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译者的隐身》和《翻译之耻》是韦努蒂的受到众口交誉的扛鼎之作，被公认为经典作品。可以说凡是从事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人，都曾受到过这两部著作的影响。这种说法实在并非言过其实。

四、韦努蒂的论文散见于各种期刊杂志：《翻译与文学教学》（Translation and the Pedagogy，1996）《不平等发展：翻译研究的现状》（Unequal Developments:Current Tren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1997）《翻译、社区、乌托邦》（Translation,Community,Utopia,2000）《翻译所产生的差异：译者无意识》（The Difference that Translation Makes:The Translator's Unconscious,2000）《翻译研究：一门新兴的学科》（Translation Studies:Perspectives on an Emerging Discipline，2002）《翻译德里达论翻译：关联与学科对抗》（Translating Derrida on Translation:Relevance and Disciplinary Resistance，2003）《复译：价值的再创造》（Retranslations:the Creation of Values,2004）《本土应变：翻译与民族身份》（Local Contingencies:Transl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ies,2005）《翻译、历史与叙事》（Translation,History,Narrative,2005）《没有边界的词语：市场上的译作》（Words without Borders:Translation on the Market,2008）《翻译幽默文学：等值、补偿与对话》（Translating Humor:Equivalence,Compensation and Discourse,2006）《翻译、幻想、抵抗》（Translation,Simulacra,Resistance,2008）《翻译、阐释与经典的形成》（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 and Canon Formation,2008）《翻译教学》（Teaching in Translation,2009）《翻译，互文性，阐释》（Translation,Intertextuality,Interpretation，2009）《翻译备忘录》（Mémoires of Translation,2010）《绘画诗，翻译，批评》（Ekphrasis,Translation,Critique,2010）《翻译理论的谱系：哲罗姆》（Genealogies of Translation Theory:Jerome,2010）《翻译，经验论，伦理》（Translation,Empiricism,Ethics,2010）《诗与翻译》（Poetry and translation，2011）《诗人的版本，或者，一种翻译的伦理》（The Poet's Version;or,An Ethics of Translation,2011）《走向一种翻译文化》（Towards a Translation Culture,2011）《翻译研究与世界文学》（Translation Studies and World Literature,2012）

等40多篇论文。

韦努蒂的编著、专著以及论文构成了他学术的主线，所有他的翻译思想及翻译理论尽在其中了。故而，研究韦努蒂的翻译思想，不能脱离这三部分成果。

此外，韦努蒂还是很多期刊杂志的撰稿人，如：《大学英语》（College English），《连接词》（Conjunctions），《批判探索》（Critical Inquiry），《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杂志》（Journal of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费城质问者》（Philadelphia Inquirer），《激进哲学》（Radical Philosophy），《文本实践》（Textual Practice），《时代文学杂志》（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再有，从1987年至1995年，韦努蒂还担任了坦普尔大学《边界线：翻译作品》（Border Lines：Works in Translation）杂志的主编，1990年到1996年任《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批评性研究》杂志（Critical Approaches to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Texts）的编委会委员，1994年至今任《译者：跨文化研究》（The Translator：Stud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编委会委员，1995年至今任《革新：廷代尔协会杂志》（Reformation：The Journal of the Tyndale Society）编委会委员，1999年起任法语杂志《翻译、术语与校订》（Traduction，Terminologie，Rédaction：tudes sur le texte et ses transformations）编委会委员。

在韦努蒂的翻译研究中，有一条中心线索贯穿始终，这条线索就是：韦努蒂以“异化”翻译贯穿始终，并且在时空上不断“延异”，以矫正翻译思维的绝对化，激励人们出于一种共同的真正需要，去追寻并拥抱“差异”，从而创造出新的更具活力的语言与文化；而参与这个创造过程充分实现了翻译的潜能，达到了翻译应该而且能够达到的境地。韦努蒂高举异化翻译大旗，以此将译者从隐身的后台推向显身的前台，将翻译研究从学术界的边缘推向中心。这表明由韦努蒂开创的翻译研究所产生的语言、文化以及社会变革，居功至伟！韦努蒂的翻译研究涉及语言文化、社会、伦理诸领域。他也以此成就了翻译研究派（Translation Studies）集大成者的辉煌地位。

由于我们将主要着眼于韦努蒂的翻译理论，所以当梳理它的来龙去脉的时候，我们发现韦努蒂的理论延续了翻译研究派的理论路数。他在著作中大量使用翻译研究派的研究方法，几乎所有翻译研究派的成员，如荷兰学者霍姆斯、比利时学者后任教于美国的安德烈·勒菲维尔（André Lefevere）、英国的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的理论。事实上，这些学者的理论日后都对韦努蒂产生了有迹可循的影响。除此而外，韦努蒂在著作中还涉及多位哲学家，如施莱尔马赫、阿尔都塞、德里达、德勒兹，社会学家吉登斯，以及西方翻译史上从16、17世纪以来的重要的文学家与翻译家等等。

张旭东说，通人的时代过去，专家的时代到来。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又不信专家，而呼唤通人……钟叔河“人归人，文归文”固是佳论，然二者终难截然划分。何时“知人论世”，何时注13“设身处地”，把握怎样的分寸？只能留待读者自己思量。从这个角度来看，韦努蒂既是通人，又是专家。风云际会，他顺理成章地成了这个时代翻译研究领域及比较文学界的弄潮儿。

狐狸知道许多小巧，刺猬却知道一件大事。这是西方的谚语。英注14国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在《刺猬与狐狸》中透露出如下的思想：在学者中，有些人像刺猬，专心打一个深洞；而有些人则像狐狸，到处打洞。刺猬似的学者可以卓然成家，狐狸似的学者也并非终身无成。但狐狸对探索的喜悦，刺猬却未必有之。所以，许倬云在这个意义上说，“其实，人各有志，性情遭遇，种种机缘，决定了不同的学术人注15生。”这真是既朴素又深刻的见地。

从柏林的思想来审视韦努蒂，他决不是单纯的“刺猬”或“狐狸”。可以说，韦努蒂是既具有刺猬性情而又兼具狐狸性格的，因为他做的窝、打的洞既深且多。韦努蒂的朋友道格拉斯·罗宾逊在1997年的专著《何为翻译？》中回应两年前韦努蒂的著作，认为：“韦努注16蒂的理论范围是窄的，但却是有深度的，他只有一个问题。”但那毕竟是在1997年，此后，随着韦努蒂工作的继续，他接连不断地推出成果，使他的理论范围既有了广度也有了深度。通过上述对韦努蒂的学术、工作的梳理与追踪，我们不妨将他概括为“掌握了狐狸技艺的刺猬”。换句话说，韦努蒂是一个一直思考翻译问题的“刺猬”，但对于这一问题却做出了“狐狸”式的多元解答。第二节  韦努蒂翻译理论的谱系学研究之可能性

韦努蒂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丰富的理论著作与文章，涉及如此广阔的领域、如此众多的人物、如此众多的事件。这对于任何一个以他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来说，都是一件既让人兴奋又让人气馁的事情。让人兴奋的是，他为我们提供了那么多可供研究的课题或问题，总是给我们带来新鲜感甚或惊喜以及惊奇；让人气馁的是，究竟该从哪里入手研究他呢？如何进入他的思想呢？如何在他的追问中觅得他自己问题的轨迹呢？这不仅是问题，也是挑战。

在大多情况下，人们阅读前辈们的著作，是为了寻求和理解那些注17具有恒久价值的智慧。韦努蒂这一代学人，正处在一个翻译传统秩序全面崩溃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旧的翻译规范已经失去约束力，旧的翻译伦理遭到全面质疑，但新的规范、新的伦理尚未建立，这恰恰需要他们这一代人去建立。本书不意在大幅转述韦努蒂的学术观点，而是把他放在整个时代思想、学术的脉络下来看，发现其学术研究生成的要害。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找到了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谱系学方法。福柯的谱系学方法，为了解韦努蒂的翻译思想及其思想的来龙去脉，提供了绝佳的方法论依据。

福柯思想的发展，存在着知识考古学、权力谱系学与生存美学三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在1970年以前，知识考古学阶段，福柯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与《知识考古学》。这一时期，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对精神病学、疯癫、医院、临床医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进行了全面的话语分析，对知识史、思想史、科学史进行全新理解，对传统思想史连续性与主体性观念、认识理性、科学的客观性和渐进性等观念进行批评，解释科学、知识与思想背后的深层“无意识”结构，并对知识考古学的认注18识论、方法论进行总结与阐述。

谱系学阶段，从1970年至1976年，福柯在考古学的基础上就对其进行了理论修正、发展与深化。福柯这一阶段的主要著作有《话语的秩序》《尼采、谱系学、历史》《规训与惩罚》与《性经验史》第一卷。福柯将非话语实践与话语实践分析相结合，引入知识——权力分析方法，对精神病学、犯罪学、刑罚理论、监狱、性以及权力理论进行谱系学分析，从本质上改变了以往对权力的否定性看法，而主张对权力生产性功能的微观分析，并对现代知识和权力间的共生关系进行阐释。权力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征服，而是一种无所不在、人人深陷其中的“场”，个体深处知识——权力“场”中，就被重新塑造和注19被彻底奴役。

第三阶段是1976年以后至1984年，伦理学谱系学阶段，福柯从性经验着手，对伦理、道德以及自我意识组织方式的演变进行历史考察，福柯将其概括为“以伦理为导向的道德”演变成“以规范为导向的道德”的过程。福柯从古希腊生存美学中吸取有益的思想，提出现注代生存美学的观念，并试图以此来解决现代性和现代伦理的困境。20

从以上三阶段的演变中不难看出，福柯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即知识、权力与伦理。

福柯的考古学是看待历史的一种全新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目的在注于打通知识与实践两大领域，从而更深刻地理解现代社会的秘密。21从这点出发，福柯对自然史展开研究，认为自然史需要用旧的概念来建构新的知识，这种方式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运用旧概念的。此外，作为新知识的自然史，也必须创造出16世纪未曾出现过的新概

注22念。福柯认为，“谱系学处理各种凌乱、残缺、几经转写的古旧文稿……超出单一的合目的性去发现事件的独特性，在最料想不到它们发生的地方，去侦伺事件，把握事件的重现，以便发现它们起到不同作用的不同场合……谱系学要求细节知识，要求大量的材料，要求耐注23心，反对有关起源的研究。”

与福柯一样，韦努蒂研究翻译史，一切当下的翻译问题都是翻译史的问题。福柯认为概念是在概念所出现的文章、书籍和作品中扩散的。同时，概念还会演绎、派生、交错、替代、排斥、相互转化、位移。这种情况下，一些旧概念消失，或生发出新的含义，使新概念出现。概念形成是一个充满错觉、偏见、谬误、想象、隐喻化的过程，注24恒久的、一致的概念系统并不存在。韦努蒂翻译研究的话语形成也具有同样的特点。

话语是当下西方与中国学术界常用的概念。在话语的概念下，福柯囊括了一般的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故而，福柯的话语分析试图覆盖整个社会文化及思想领域，其中的原创概念，即知识型，则是福柯话语理论的结构。福柯通过话语概念，让考古学通过历史性和非话语改造指向实践领域，打通知识与实践两大领域，从而解读当代社会实践的深层秘密。继而，福柯用谱系学来修正考古学，其落脚点在社会实践上。如果说福柯对知识、话语、结构这三大问题展开研究的根本动力基于对现代人的历史处境的深切忧虑的话，那么，韦努蒂展开对译者、翻译史、翻译学科的研究的根本动力，则在于用翻译实践解读社会交往的深层秘密以及对翻译状况的历史境遇及当下境遇的深切忧虑。

在谱系学阶段，福柯意识到考古学自身的局限：考古学关注话语、知识，在福柯看来，这显然是不够的。福柯开始研究话语、知识与实践的关系，或者说是从社会实践角度来分析话语、知识。这样，他就更深入地理解了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

福柯是同性恋者，性格怪诞。他从自身的生存体验中时常感受到自身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时常体会到社会对自身的压制，因而努力通过理论研究，找出一条摆脱这种局面的出路。这种出路，就是一种对注25现代社会个体历史性存在的深切忧虑。

福柯的具体方法是怎么的呢？跟考古学一样，福柯不得不面对历史文献。作为一种历史学方法，福柯的谱系学反对传统的起源分析方法，他认为，“寻求这样的起源，就是试图找到‘已然是的东西’，就是把所有本应发生的枝节、所有计谋和伪装当作外在和偶然的东西，注26就要着手扯去一切面具，最终揭示出源初的同一性。”因而谱系学是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方法（non-essentialism）。本质主义认为万事万物的起源，都包含了相同的、同一的本质，这种起源是高贵的，包含着真理。福柯就此进行一一否定 。谱系学坚持在散落处发现偶注27然、错误和偏差，把起源到出现归结为偶然的、历史性的过程。谱系学抛弃“起源”，因为“起源说”是追究建构历史的基础，坚持对事物追根溯源的认识，把起源学说看作是事物形而上学高贵本质的体现。尼采以“来源”取代“起源”，注重“来源”。福柯继承尼采的思想，提倡这种否定线性历史的历史观，探究认为是以“褶皱”的方式星罗棋布而呈现的，坚持历史的非连续性。因而，作为来源分析的谱系学方法，就可以展现事物的所有标识。“谱系学家热衷于倾听历史的声音，胜于对形而上学的信仰。他注28会获得一切事物背后都有的‘完全不同的东西’”。因而，福柯认为谱系学对话语实践的文本阐释，便是权力的角逐。这样，谱系学的阐释，就是历史性的阐释，带有强大的暴力。他本人就说，“谱系学就是解释史：作为不同解释出现的道德、观念、形而上学概念的历史，自由观念和金玉生活的历史。要把它们作为程序舞台上的事件显现出注29来。”

作为解释的福柯谱系学的方法给我们研究韦努蒂的翻译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从福柯研究历史的角度，对韦努蒂的翻译理论展开谱系学研究，也具有极大的可行性。第一，韦努蒂最有影响的著作，即1995年出版的《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是以崭新的角度对16世纪至20世纪英美翻译史的再审视，其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的方法。韦努蒂本人就借鉴了谱系学的非本质主义的方法，对英美翻译史进行溯源。谱系学认为，人的情感、本能和肉体有自身的历史，处在永恒流变的过程中。同样，韦努蒂认为，英美翻译史从16世纪开始，就是压制译者的历史，译者越是在翻译过程中将外语文本翻译为流畅的英语，译者就越隐身于翻译过程中。故此，韦努蒂提出异化翻译，以此来批评与其相对的传统的归化中心主义。他认为这一翻译传统具有强大的暴力，根本反映不出译者的主体地位。这是其一。其二在于韦努蒂从德国重异质的翻译传统、德里达的解构哲学以及文化研究中汲取养分，构筑自己的翻译研究。拨开这一研究中解构、后殖民、文化翻译等各种理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云翳，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由诸多术语形成的链条：通顺翻译、译者的隐身、症候式阅读、异化翻译、反常式翻译、对抗式翻译、翻译之耻、少数语言的翻译、语言剩余、文化身份的形成、存异伦理、因地制宜伦理、阐释法与走向一种翻译文化。韦努蒂以这一些逐级提升、环环相扣的术语所形成的链条生成了自己卓然独特的翻译研究体系，这正是他的从近处入手，再从远处抽身的这种独特的方式，促进翻译学术界正视并重视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所具有的重大理论价值，由此加速翻译研究由学术的边缘向中心移动的步伐。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韦努蒂的这种研究方法及其所产生的结论决然不同于传统的路径，是对传统译论中译者的地位、对翻译史、翻译研究以及翻译现状的“祛魅”。这是韦努蒂的翻译研究对世间的最大贡献所在。

另外，从两篇带有“谱系”的已发表的论文中，韦努蒂在实践上运用了谱系学的“来源法”。第一篇是1991年发表在Traduction,Terminologie,Rédaction上的题为“Genealogies of Translation Theory:Schleiermacher”的文章，第二篇是2010年发表在Boundary上的题为“Genealogies of Translation Theory:Jerome”的文章。前者从大量的史料中探究施莱尔马赫为何提出“翻译有两种方法”的“来源”及影响，这一做法实践了福柯认为的真实的历史是杂乱无章的话语与实际权力之间错综复杂关系发生变化的历史；后者以“工具型”及“阐释型”的理论探讨了哲罗姆译论的原初意义及对后世译论的影响。这两篇文章的方法显然是福柯谱系学的方法，不是“起源”，而是找“来源”。第三节  韦努蒂翻译思想的分期

韦努蒂的翻译思想，并非一蹴而就。从1986年发表长文《译者的隐身》直至2013年出版论文集《翻译改变一切》，韦努蒂翻译思想的发展体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其翻译思想的阶段性，主要体现在他的翻译思想本身，即其思想主要关注点的发展、演变的总体态势中。从这一立场来看，韦努蒂翻译思想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异化翻译时期（1986～1998），第二阶段是翻译伦理时期（1998～2008），第三阶段是翻译文化时期（2009年之后）。

第一阶段，异化翻译时期（1986～1998）。从目前可见资料来看，韦努蒂进入翻译研究界的标志当是在1986年。这年，他在学术期刊《批评》上发表了《译者的隐身》一文。在该论文中，韦努蒂明确提出了“异化”翻译的概念。故此，我们可以将此视为异化论的“诞生地”。后来，罗宾逊还评论道，韦努蒂因此而“成为了最重要的当代美国译论家之一”（has been one of the major figures in contemporary 注30U.S.translation theory）。1995年，韦努蒂出版了同名著作《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韦努蒂以福柯谱系学提供的方法，阅读英美翻译史的文献，从细节、大量堆砌的材料中小心地拈出施莱尔马赫的译论，创造性地提出“异化翻译”，并以此为准绳，来探讨从16世纪至20世纪的英美翻译史。这部给韦努蒂打上标签的著作，连同“异化”翻译概念，似乎在一夜间就席卷了整个国际翻译理论界。“异化”翻译的提出，是对传统翻译理论中“本质主义”的有力反驳，其理论素质极高，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韦努蒂的译论本身在异化翻译提出后仍在发展着，但由于异化翻译有着极强的象征性，似乎取代了他之后的很多思想；更有甚者，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论在“旅行”到中国大陆后，置换了诸多中国传统的理论，甚至造成了整个中国翻译理论界长达十数年的集体“失语”。可是，异化翻译毕竟是韦努蒂翻译思想第一阶段的理论主张，为他这个阶段打上标签，最为合适不过。

第二阶段，翻译伦理时期（1998～2008）。1998年，韦努蒂翻译研究的第二部专著出版，即《翻译之耻：走向存异伦理》。在这部著作的副标题中，可以看出一个新的藉由异化翻译发展而来的翻译思想——存异伦理。不同于以往关注英美翻译史的路径，韦努蒂在《翻译之耻》中转而关注翻译所受到的各种耻辱，如：翻译虽然使用广泛，但被诬蔑成一种书写形式，遭到版权法的排挤，为学术界所贬低，并被出版商、政府机构以及宗教组织所剥削利用。这导致翻译研究仍处于学术的边缘。韦努蒂从法国学者贝尔曼那里借来“翻译伦理”的概念，并经过他创造性的“误读”，将其幻化为“化同伦理”“存异伦理”以及“因地制宜伦理”，并力图以其来挖掘出导致翻译所遭受到这些耻辱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因素。韦努蒂以翻译伦理为“标准”，来衡量翻译产生的影响。在韦努蒂看来，翻译无论好坏，以能促进语言、文化的变革与更新为指归。这样，韦努蒂引领着追寻语言文化差异、翻译伦理以及一股直逼翻译终极价值的思想取向。

第三阶段，翻译文化阶段（2009年之后）。2009年以后，韦努蒂的翻译研究展现出不同于他之前纯粹翻译理论家的形象，转而以一种关注当下翻译现实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之前，他似乎一人独自坐在书斋中，为翻译研究、翻译实践以及译者忧心忡忡。这次，韦努蒂踏出书斋，回忆了自己从事翻译职业30多年的心路历程、文学翻译出版的困境以及如何突围的策略。这个时期，韦努蒂在译论方面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从而引领他找到了翻译的终极价值。

早在1991年，韦努蒂发表《翻译理论的谱系：施莱尔马赫》时，韦努蒂就对施莱尔马赫的译论进行了谱系学阐释。2010年，韦努蒂发表《翻译理论的谱系：哲罗姆》一文，阐述了翻译理论史和实践史中长期存在的两种研究方法：工具模式（instrumental model）和阐释模式（hermeneutic model）。韦努蒂认为，阐释模式旨在解释对翻译产生的影响的诸多因素，如语言、文化以及社会因素等等。只有这样，翻译才成为可能，这样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才是合乎译作与译者伦理的。同时，韦努蒂犀利地注意到翻译在世界文学教学活动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韦努蒂还为翻译作为一个职业出现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诊断，深刻批判了出版商、编辑对翻译的成见。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仅期许译界、译作、译者地位的提高，而且要以实际行动加入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的决心。为了加速文学翻译的发展，韦努蒂构想了一种适用于所有英语国家的翻译文化（a translation culture），这就是韦努蒂翻译研究终极价值的体现。在人类需要沟通与交流的全球化时代，这种翻译文化是让翻译能稳定栖身其中的境遇，属于翻译自身的、健康的、良性发展的翻译文化。这种翻译文化需要社会各个层次对翻译的地位给予应有的认同。从这一理论诉求，我们可以看出韦努蒂的话语语境、个人担当以及历史抱负。韦努蒂的翻译文化为翻译事业开拓出了一片无限广阔的自由天地。第二章  韦努蒂翻译研究的理论背景

为了更好地从谱系学角度揭示韦努蒂的翻译理论的“来源”，我们有必要先将眼光放长远，考察一下当前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与中国翻译理论界的概况，希冀能从这两个宏大的理论背景中得到有关韦努蒂研究的诸多启发。

翻译是人类文化交往常见而必要的形式，中外古已有之，且历史悠久。就人类历史而言，语言的翻译活动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因为翻译是不同地域、国家、民族的人与人沟通思想感情、传播知识文化、促进文明进步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可是，从历史沿革来看，翻译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一直都被视作“雕虫小技”。例如：公元注31前3000年，东方古国亚述帝国称通晓多种文字的人为“书吏”；古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前106～前43）将翻译区分为“作为解释注32员”（ut interpres）和作为“演说家”（ut orator）的翻译，其中前者的翻译是指没有创造性的翻译；歌德曾“很不礼貌地比喻翻译家为注33下流的职业媒人”；中国古代的典籍《大戴礼记·小辨》记载，孔注34子以极为轻视态度视口译为“小辨”；《国语·周语》中还记载口注35译员被称作“舌人”，意为“动动口舌之人”；中国历代的译官大注36都“不入流”，且待遇低下等等。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当从汉代的安世高算起，而类似译论形式的记载则要属公元224年“发头角”的《法句经序》。中国后世的译论也大都以“序跋”形式出现，如：如支谦的《法句经序》，道安的《摩可钵罗若波罗蜜经鈔序》、《鞴婆沙序》、《比丘大戒序》和《大品经序》，僧肇的《维摩诘经序》，法云《翻译名义集·宗翻译主》，慧远的《大智论鈔序》，僧祐《出三藏记集·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彦琮的《辨证论》，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序》及《记赞》，赞宁的《宋高僧传·译经篇》，徐光启的《几何原本·序》，王徴的《西儒耳目资序》，魏象乾的《繙清说》，傅兰雅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严复的《天演论·译例言》，林纾各文学译著的序言，高凤谦的《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罗振玉的《译书条例》，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序言》，章士钊的《论翻译名义》，刘半农的《双簧信》，朱自清的《译名》和《译诗》，郭沫若的《雪莱的诗》，曾虚白的《真善美》等等，都不是以长篇或正文出现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虽然重大，但未能得到足够的承认，被规避和隐没了，因而翻译的种种问题也就迟迟得不到系统、科学的重视与研究。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有时甚至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其实，韦努蒂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即在于提高译者和翻译研究的学科与学术地位。

直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翻译理论研究才渐渐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支持，国外学者开始以现代学理来研究翻译。而我国成系统的翻译研究，即现代翻译理论的建设，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比西方晚了30年。这使翻译研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在此之前中西方长达两千多年的翻译探讨，都基本集中在讨论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层面上的一些问题，例如翻译的技巧、方法、标准，以及译者的风格等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批具有强烈探索精神和清醒理论意识的学者，试图以语言学为指导打开翻译研究的大门，开启了具有现代精神的翻译理论研究。

谭载喜认为，西方译论的发展主要是由两条路线构成的：一是从文艺学角度切入翻译研究的路线，从泰伦斯等古代戏剧翻译家一直延伸到列维和加切奇拉泽。这一派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学艺术，其重点是进行再创造，尊重译语文化，讲究译文的风格和文学性。二是从语言学角度切入翻译研究的路线，从古代的奥古斯丁延伸到20世纪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把翻译理论和语义、语法紧密结合起来，认为翻译旨在产生一种与原语对等的译文，并力图说明如何从词汇和语法结构上注37产生这种语义对等。王宏印认为西方的翻译理论，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语文学阶段；第二阶段是结构主义阶段；第三阶段是解构主义阶段。不管是“两路线”说还是“三阶段”说，其实质注38都是一样的。

西方的现代翻译理论研究仍在继续发展，只不过广度拓宽，深度加大了。从各个领域切入到翻译研究中来，除了语言学、文学、外语教学外，还有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各种各样的当代文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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