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绍杰,胡鞍钢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试读：

2007年，世界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Indermit Gill和Homi Kharas（2007）发表了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报告，谈到东亚很快将成为中等收入地区，并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这个概念。需要指出的是，该报告并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深入阐释，更没有明确给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收入区间。2011年，Homi Kharas和Harinder Kohli（2011）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释，指出当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国家摆脱贫困陷阱（poverty trap）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进入增长停滞以及不能进一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原因是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随着劳动力成本相对于低收入国家的上升，在出口市场既不能在制造业上与低收入、低工资的国家相竞争；与此同时，在创新技术方面的能力并未得到显著提高，进而导致该国家又不能在高技术创新产品上与发达国家竞争，出口竞争力下降。这样就会带来经济增速的下降甚至经济的倒退，导致该国家不能发展为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提出以后，立刻获得学术界和媒体的关注，成为理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视角。特别是，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能否继续维持高速增长态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根据2010年中国人均收入水平首次把中国列为上中等收入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201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时点。随后，中国开始了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经济的表现赢得世界的普遍关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增长毫无疑问对世界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国对外进出口状况也直接影响那些把中国作为主要贸易伙伴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状况。从长期来看，中国能否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进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也格外引人关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受到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成为理解中国经济走向的重要视角。中文学术期刊关于以“中等收入陷阱”为主题的学术论文在近几年呈现快速增长。然而，从国际期刊的相关发表论文来看，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大多都是工作论文，正式发表的国际期刊文章其实并不多。在现有出版的发展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中等收入陷阱”还没有成为一个标准的概念被定义以及讨论。如何理解“中等收入陷阱”仍旧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二、“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1.绝对标准

从1978年开始，世界银行开始每年出版《世界发展报告》（部分年份是两年合出一本）。尽管每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主题不同，但是都会给出关于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人口、教育和健康等方面的数据。其中，世界银行根据以Atlas方法计算出的人均收入水平把全世界的国家进行分类。在1978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把世界各国分为低收入国家（1976年按照Atlas方法计算的人均GNP等于或低于250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P高于250美元）、工业化国家、资本过剩石油出口国、中央计划国家等几类。此后，世界银行的分类形式经过若干次调整。1981年的分类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资本过剩石油输出国家、非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1989年，随着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世界银行的国家分类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等。至此，世界银行按照人均收入水平进行的国家分类基本上趋于稳定，主要划分为四类，包括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

当前，世界银行根据以Atlas方法计算的各个国家人均国民收入（GNI）进行国家的收入组分类。这是按现价美元计算的，因此每年收入分组的标准也在变化着。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影响，收入组分类的门槛值会定期地进行调整。由于门槛值的变化是基于主要国家的汇率和通货膨胀进行调整的，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的变化，可以认为利用Altas方法计算人均GNI的门槛值是相对固定的，或者说可以视为是绝对收入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保持正的经济增长率，最终可以实现跨越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表1-1 不同年份收入组分类方法（1995—2015年）

单位：美元1920200520102015收入组95年00年年年年≤≤低收入国家≤875≤1005≤10257657557675下中等收入国876—1006-1026-6—6—家346539754035303529953029上中等收入国34663976403636—96—家—10725—12275—1247593859265＞＞＞＞＞高收入国家93859265107251227512475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根据世界银行的收入组划分，按照2015年的标准，人均GNI超过12475美元（Altas方法）的国家就可以被视为是高收入国家。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高收入国家未必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发达国家，或者说是发达经济体（advanced economie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把世界上39个国家或地区列为发达经济体。但是，世界银行2015年7月1日公布的高收入国家则有79个。

事实上，按照1987年的数据（154个国家参加分类），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有4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有74个（46个下中等收入国家，28个上中等收入国家）。而按照2015年的数据（217个国家参加分类），高收入经济体的数量达到79个，中等收入国家为107个（52个下中等收入国家，55个上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987年为中等收入国家的19个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占1987年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四分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够从中等收入国家升级到高收入国家的仍旧是少数。2.相对标准

2012年，世界银行与中国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展开合作研究，基于该项研究发布了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一书。该研究利用Maddison数据库，基于世界各国相对于美国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百分比划分为三类国家，即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其中，中等收入国家为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5%—40%的国家，低于这个区间的为低收入国家，高于这个区间的为高收入国家。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分类标准定义为国家收入组的相对标准，即人均GDP（PPP，购买力平价方法）相对于美国的相对水平。基于这个分类标准，该研究利用各国人均GDP在1960年和2008年两年相对于美国的水平，把世界各个国家在1960—2008年期间对美国的追赶划分为九类情况（见图1-1）。

根据这项研究，我们可以有如下的发现：首先，1960年为低收入国家的国家，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国家在2008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其次，1960年为中等收入国家的101个国家或地区中，在1960—2008年期间只有13个国家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或地区。此外，相当一部分在1960年为中等收入国家的国家，2008年则落入了低收入国家。这表明在1960年以来的近50年中，仅有13个中等收入国家晋升到高收入国家，而更多的中等收入国家则落入了低收入国家，这种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第三，1960年为高收入国家的国家，2008年大多数仍为高收入国家。

Source:World Bank 2012.图1-1 各国或地区人均收入相对美国平均水平（1960—2008年）

资料来源：Pierre-Richard Agénor, Otaviano Canuto, and Michael Jelenic, 2012,Avoiding Middle-Income Growth Traps, Poverty Reduction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Network, Number 98, the World Bank.

如果对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经济体进行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很多都是人口不足千万的人口小国或小型经济体。例如，毛里求斯的人口数量为126万人（2014年），城市化率仅为40%（2014年），经济发展状况仍具有典型的发展中经济体特征。赤道几内亚仅为82万人（2014年），尽管人均GNI（PPP，2011年国际美元）达到21972美元（2013年），但是教育和健康领域的发展指标极低，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为144位（参加排名的共187个国家），刚刚脱离低人类发展指数（HDI）国家，属于经济发展和人类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国家。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是典型的小型开放城市经济体，相对于1960年广大的中等收入国家或经济体而言，这两个经济体进入高收入阶段也不具有代表性。

由此可见，除去这几个国家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其余的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包括日本、韩国、以色列、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和爱尔兰。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按照相对的标准确实在2008年还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确实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表现为，在低收入以及中低收入发展阶段，经济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而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特别是中上等收入阶段以后），经济增长率出现下滑、停滞甚至衰退，导致不能或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从图1-1中我们可以看到，1960年收入水平相近的中等收入国家或经济体，在2008年相对于美国的水平呈现出较高的分散度。

我们采用相对收入的标准，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重新计算了2015年的分组情况，包括有数据的191个国家或地区。基本的统计结果如下：2015年有53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PPP，2011年国际美元）超过美国的40%，可以视为高收入国家。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对这5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分类。其中，33个国家和地区为OECD成员，非OECD成员仅有20个，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括号内为人口数量）：卡塔尔（224万人）、中国澳门地区（59万人）、文莱（42万人）、新加坡（554万人）、科威特（404万人）、百慕大（6.5万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916万人）、中国香港地区（731万人）、沙特阿拉伯（3150万人）、阿曼（449万人）、巴林（138万人）、马耳他（43万人）、塞浦路斯（117万人）、赤道几内亚（84.5万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36万人）、波多黎各（347万人）、立陶宛（291万人）、马来西亚（3033万人）、俄罗斯（1.44亿人）和哈萨克斯坦（1750万人）。其中，5个国家或地区人口不足百万人；人口超过百万人的国家中，包括卡塔尔、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巴林、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7个国家，其经济发展不同程度地依赖资源开采；人口过千万的国家有4个，包括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

根据2015年各国人均GDP（PPP，2011年国际美元）统计，在191个有数据的国家中，处于中等收入水平（人均GDP水平为美国的5%— 40%）的国家为106个，处于低收入国家的数量为32个。

以上只是以相对标准进行的国家收入组的统计。考虑到不同国家的人口规模差异，我们可以计算一下高收入组的人口规模。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的人口统计，世界上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家共59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90.31%。其中，高收入国家为14个，占世界人口比重为15.42%，占2000万人口以上的国家人口总数的17.07%。而这14个国家中，只有马来西亚和沙特阿拉伯两个国家是非OECD成员，OECD成员除了G8国家以外，还包括韩国、西班牙、波兰和澳大利亚这4个国家。需要指出的是，沙特阿拉伯是石油输出国，其高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源出口。马来西亚在2010年的人均GDP（PPP）首次超过美国的40%。但是，按照绝对标准（Atlas方法），马来西亚2015年的人均GDP（Atlas方法）为10548美元，距离2015年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12745美元）还有一段距离。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东亚和拉美的比较

以上分析表明，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例如，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然而，像拉美、东南亚等诸多国家，则普遍陷入了这个陷阱。因此，东亚经济体和拉美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方面呈现鲜明的对比，两者的比较研究对于认识“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的意义。1.亚洲国家或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比较

在东亚经济体中，日本和韩国是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的统计数据，他们的人口规模分别为1.27亿人和5062万人；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人口规模相对较小，属于小型开放经济体。其中，日本和韩国所经历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而言更具有参考意义。按照麦迪森的统计，日本人均GDP在1964年达到5668美元（1990年国际美元），相当于美国的40.1%，按照相对标准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1991年达到19347美元，相当于美国的84.7%，达到历史高点。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人均GDP（PPP）相对美国出现显著下降，到2000年左右达到74%左右，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初下降10个百分点。此后，2000—2015年期间则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大致在72%—74%之间。

韩国在1991年的人均GDP达到9446美元（1990年国际美元），首次超过美国人均GDP的40%，达到41.4%，进入高收入国家；随后继续追赶，2010年达到美国的71.2%，与日本2010年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水平相当。总体来看，从人均GDP的追赶情况看，日本相对于美国的水平从1950年的20.1%上升到1962年的40.1%，经历了12年；韩国相对于美国的水平从1976年的20.5%追赶到1991年的41.4%，经历了15年。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数据是根据麦迪森估计的人均GDP（PPP，1990年国际美元）计算的。如果采用世界银行按照2011年PPP标准的国际美元数计算的人均GDP，韩国相对与美国的水平与使用麦迪森的数据有差异。例如，韩国人均GDP首次超过美国的40%是1995年，2010年达到美国的60.3%，2015年达到美国的64.7%，低于用麦迪森数据的估算结果。日本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追赶使用这两类数据的结果基本是一致的。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和韩国的人均GDP超过美国的40%以后，又实现了进一步追赶。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只有实现更高程度的追赶，才能说明已经稳固地超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图1-2 日本和韩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水平（1950—2010年）

数据来源：The Maddison-Project, 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2013 version.

按照相对水平，中国人均GDP在2008年首次超过美国的20%，相当于日本1950年的水平。这也表明，中国在未来仍旧具有巨大的追赶空间。印度人均GDP相对美国的水平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与中国相当，但是此后印度的经济增长明显落后于中国，印度相对于美国的追赶也不如中国强劲。到了2010年，印度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水平仅为10.5%，相当于中国在1995年相对于美国的水平。

图1-3 部分东亚国家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水平（1950—2010年）

数据来源：The Maddison-Project, 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2013 version.

除了东亚国家以外，很多东南亚国家也曾经在经济增长方面具有卓越的表现，例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其中，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1976—1996年期间经历了长达20年的较高速增长，三个国家在此期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6%、4.6%和5%。虽然这些国家也曾经历过快速的经济增长时期，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因而没有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始于泰国，对于泰国的分析还有助于理解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国家是怎样失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机会的。亚洲金融危机前，泰国曾经保持过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1986—1996年期间的人均GDP增长率大约8%，人均GDP从1727美元上升到3705美元（以201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而中国人均GDP在1996年为1335美元，仅为泰国同期人均水平的36%。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终结了泰国经济增长的繁荣，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衰退，直到2002年泰国才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2015年，泰国的人均GDP水平为5775美元（以201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明显低于中国（6497美元）。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后，泰国经济结束了高增长的态势，按照不变美元价格计算，2000—2015年期间泰国经济增长率仅为3.4%。

按照相对标准来看，泰国1990年人均GDP（PPP，2011年国际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7.6%，1996年提高到23.5%。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开始，该比值先是开始显著下降，随后再缓慢提高，2007年恢复到1996年的水平。如果泰国能够一直保持1990—1996年期间相对于美国的追赶趋势，那么泰国在2012年就已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图1-4 泰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水平（1990—2015年）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2017年。注：采用以2011年不变价格按照PPP标准的人均GDP的百分数。

东南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是2015年人口超过1亿人的菲律宾。1960年，菲律宾的人均GDP为1059美元，大概为泰国的两倍。然而，菲律宾是一个典型的长期低增长国家，1960—1986年期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1%左右。而1986—2015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也只有2.2%。2015年的人均GDP为2640美元（以201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仅相当于中国的40%。而1960年，菲律宾人均GDP是中国的5倍多。图1-5 东南亚四国人均GDP（PPP）相对于美国的水平（1950—2010年）

数据来源：The Maddison-Project, 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2013 version.

为什么持续20年经济繁荣、高速增长的东南亚国家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陷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呢？一个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并没有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想当然地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是本国经济发展的良方，而不是通过深化改革主动地解决本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修补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导致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不断累积，最终演变为货币的大幅度贬值，资本市场的剧烈动荡，企业大规模破产，失业和通货膨胀急剧恶化，成为社会不稳定的直接诱导因素。

此外，在这些国家发生危机之前，就已经存在着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面临着极其尖锐的社会矛盾，但是这些国家政府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忽视了社会进步的建设，在推进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忽视了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导致社会稳定的脆弱性不断加大。因此，一旦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增长陷入衰退，贫困人口和家庭首先受到冲击，底层人民的生活水准急剧恶化，社会不满情绪直接转化为对国家领导人治理能力的质疑，甚至否定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最终，广泛的社会不满情绪不断累积，经济危机演变为社会动荡和社会暴乱，原有的政治体系崩溃，政府频繁更迭，政治不稳定与经济危机陷入恶性循环。

总而言之，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丧失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契机。根据图1-5，我们可以看到，在1950年这些东南亚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就已经超过美国8%以上，但是在1950—2010年这60年中，这些国家始终没有像韩国那样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而韩国在1950年的相对经济发展水平与东南亚国家差距并不大。2.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国家也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但与上述东南亚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历史上来看，阿根廷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水平在1950年就达到52.2%，按照相对标准来看属于高收入国家，但是1950—1980年期间，阿根廷的人均GDP相对于美国没有出现追赶，甚至出现差距扩大的现象，1980年相对于美国下降到44.2%。1980年以后，阿根廷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水平明显下降，1990年下降到27.7%，此后则处于波动和徘徊状态。需要指出的是，阿根廷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按照201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1960年阿根廷人均GDP就已经达到5620美元，而1990年仅增长到5956美元，30年间仅有微弱的增长。此后，阿根廷人均收入在2000年达到8205美元，2015年达到10514美元，仍旧没有稳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按照不变美元价格计算，阿根廷人均GDP在1960—2015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仅为1.1%。从长期来看，这个增长速度属于低增长速度，导致阿根廷未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阿根廷长期的低速平均增长率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增速波动。1960—2015年期间，阿根廷有21年的时间，人均GDP是负增长。其中，经济增长率高于7%的年份共计12年；低于-3%的年份共计11年。这也表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尽管这个国家曾经出现短期的高增长现象，但是往往不能维持。阿根廷的例子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要有一个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且经济增长要保持相对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行稳”才能“致远”。图1-6 拉美四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水平（1950—2010年）

数据来源：The Maddison-Project, 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2013 version.

按照世界银行对各类收入组的划分，阿根廷在2015年仍旧算是中高收入国家。如果按照PPP为标准的人均GDP相对于美国人均的水平，阿根廷在2010—2015年期间大致为35%—37%之间，而且近两年有所下降，算是典型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与阿根廷类似，巴西、秘鲁和墨西哥则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人均GDP在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美国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迄今为止，拉美国家还没有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3.两类国家的比较

从根本上讲，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前提是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根据经济增长核算，经济增长率是要素投入的增长（包括劳动力和资本）、人力资本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的结果。从东亚地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分解来看，可以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1970年以来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的重要原因。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估算，这一期间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增长率都是最高的，而前者的增长有一半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的，韩国也是如此。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这三个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也超过经济增长率的1/3。相比之下，印度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详见图1-7）。图1-7 六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增长核算（1970—2009年）注：中国大陆地区、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韩国的测算时期为1970—2009年；印度的测算时期为1980—2009年。

资料来源：Shekhar Aiyar, Romain Duval, Damien Puy, Yiqun Wu, and LongmeiZhang, Growth Slowdowns and the Middle-Income Trap, IMF working paper, WP/13/ 71, 2013.

图1-8是四个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和各个增长因素的贡献。从两个时期的比较来看，4个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出现了显著的下滑。其中，20世纪70年代，四个国家人均GDP增长率均为正，巴西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6%，墨西哥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4%，而阿根廷和墨西哥均低于2%。到了20世纪80年代，4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均为负数，其中秘鲁的经济增长率为-3.5%。从决定经济增长的各个贡献因素来看，4个国家均出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下滑。可以说，全要素生产率的下滑是这4个国家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因素。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资本对4个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也是负的。其中的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下滑抑制了投资，导致资本存量负增长。而上述6个亚洲国家或地区，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均是正的。这也表明，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促进投资，进而导致资本存量不断增长。图1-8 四个拉美国家增长核算（1970—1990年）

资料来源：Shekhar Aiyar, Romain Duval, Damien Puy, Yiqun Wu, and Longmei Zhang, Growth Slowdowns and the Middle-Income Trap, IMF working paper, WP/13/ 71, 2013.

从以上两类国家的对比来看，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观点：从经济增长核算上，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性增长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中等收入国家上升到高收入国家的主要驱动力。进一步地讲，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长期的、稳定的、高质量增长的必然结果，这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重要性上。四、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

上文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统计和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即为什么世界工业化已经进行了250年，而200多个国家或地区中只有少数成为发达经济体？为什么很多国家不能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或者说，为什么很多中等收入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甚至可能出现经济停滞或倒退呢？例如，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数十年来，他们都未能跳出这个陷阱，而东亚国家或地区则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或地区。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低收入到下中等或中等收入阶段，也是经济起飞阶段，总体上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表现为要素高投入、空间低集聚、贸易低附加值、自然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第二阶段是从下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这一阶段为转型期（见图1-9），这时有三种可能性：如果转型成功则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或经济起飞，进入上中等收入；如果转型不成功，则停滞在原有的水平上；如果转型失败则可能中断经济起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潜在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并持续低迷。这一时期既是经济结构转型的阵痛期，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战略机遇。第三阶段的发展取决于第二阶段的经济结构转型。如果第二阶段的转型成功，则进一步向高收入或发达经济体过渡，表现为创新驱动，高度空间集聚，贸易高附加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与人的社会和谐。如果第二阶段的转型失败，则继续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此外，经济增长的停滞也必将激化各种矛盾，导致政治不稳定加剧，使得国家发展落入“恶性循环”而难以摆脱。图1-9“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模型

总体来说，对于发展中国家，如果其经济发展不是依靠资源出口（例如，部分中东国家），那么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或者说全要素生产率能否持续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以及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一般可以把全要素生产率分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两个方面的贡献。技术进步反映了一个国家技术前沿的进步，可以视为创新的影响；技术效率反映了一个国家在给定技术水平条件下投入要素的配置效率，可以视为市场机制的作用。总体而言，影响以上两者的因素，既可能是经济因素，也可能是非经济因素。总体来说，我们可以从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四个角度来分析。

从经济的视角来看，一个国家资源配置的效率往往受经济制度的影响。例如，苏联从斯大林执政时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所谓的“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这种计划经济模式实际上也是苏联高度政治集权体制下的产物，在单一所有制的体制下，苏联模式实质上是一种命令经济。在特定的时期，这种模式也促进了苏联的工业化发展，使得苏联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的中坚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进入以“美苏争霸”为主要特征的冷战时代，苏联长期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战略，最终造成产业结构严重失调，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难以改善，这也成为影响苏联社会不满情绪累积以及最终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苏联经济体制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经济体制的设定主要是服从于争夺世界霸权，而不是服务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准。这也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阶段形成鲜明的对比。

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也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停滞的重要原因。例如，阿根廷曾经是高收入国家，按照麦迪森的估计，1896年阿根廷的人均GDP高于美国（PPP，1990年国际美元），此后该比值呈现下降趋势，到1950年下降到52%。但是，按照相对标准衡量，仍旧属于高收入国家。然而，阿根廷在1950年以后没有抓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工业化发展的良机，长期依赖初级产品的出口，未能有效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提升竞争优势，同时在国内政局不稳定的条件下，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债务危机以及恶性通货膨胀破坏了经济增长的基础。到2002年，阿根廷与美国人均GDP的比值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只达24.3%。可以说，阿根廷是典型的由高收入国家落入中等收入国家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PPP，2011年国际美元），2015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为美国的35%，甚至低于2011年的水平，可以说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仍旧面临挑战。实际上，其他拉美国家也具有类似的经历。总体而言，在过去的60年中，拉美经济基本上是在进口替代战略和新自由主义战略之间摇摆。而东亚国家则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求，成功实施了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新趋势和新挑战，不断创造新的竞争优势，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没有技术进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最终会随着资源配置优化的完成而进入停滞。从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来讲，要么依靠引进外国的技术推动本国的技术进步，要么依靠本国的自主创新能力，通过本土创新实现技术进步。特别是，当一个国家的技术能力已经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创新能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来看，除了老牌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以外，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和地区之所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是创新的支撑作用。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能力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创新投入，一是创新资本投入，二是创新人才供给。从创新投入来看，一般以研发费用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创新投入强度。我们将韩国和其他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进行对比。例如，从创新投入（研发费用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韩国2003年达到2.64%，居世界第7位，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0.69%和0.41%，世界排名均在40名以后。从创新人才供给来看，2006年，韩国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达到4.8人，而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则分别只有0.42人和1.1人，韩国分别是后者的11.4倍和4.4倍。从劳动力素质看，韩国2007年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为35%，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20.3%和29.5%。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没有创新能力就很难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持续增长。这是因为，一个国家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特别是中高收入阶段），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各类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本投入边际报酬递减，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在不断减少，这也在客观上提出了经济转型的要求，即通过创新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如果实现不了这一转型，则经济增长失去新的动力，潜在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甚至持续低迷，迟迟进入不了高收入阶段。

从国际经验来看，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也是社会结构出现明显分化的阶段，伴随着剧烈的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化明显，社会问题加剧。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十分普遍、阶级矛盾恶化的现象。从更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英国、法国、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也同样经历过类似的过程。

社会不稳定因素激增既是一国经济发展的产物，也会直接影响一国经济发展。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高速经济发展时期，经济发展往往会出现各种形式的不平衡，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进而引发社会矛盾。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国家，如果收入分配不公平持续恶化，也会降低这类国家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现有的实证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有碍于经济增长，特别是对于没有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的国家。对于处于中等收入的国家，收入不平等至少会从两个渠道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进而降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

一方面，随着一国进入中等收入水平，该国的国民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必然提高，使得全社会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快速提高，进而提高了这类教育的成本。但是，处于社会中低收入群体的家庭由于收入增长相对较慢也制约了他们投资于子女人力资本的能力，限制了未来子女的上升空间，最终导致人力资本的实际增长水平低于潜在增长水平，使得人力资本的增长不能有效支撑该阶段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的要求。

另一方面，在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分配恶化必然加剧社会分化，社会凝聚力下降。这是因为，在收入分配处于优势地位的利益集团为了维持既得利益会阻挠有利于公平分配的改革措施，最终形成了收入分配的阶层利益固化，代际间的社会流动性降低，以及利益集团与普通民众的对立，进而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直接诱因。更进一步地讲，代际间的流动性的降低也意味着，处于收入分配劣势的群体不能够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收入分配的恶化往往是因为缺乏有效制约不公平收入分配结构的制度安排，形成了权力与资本的结盟。

许多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90年代经历了长期停滞，甚至负增长，直到现在还没有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它们的经济停滞时期也都是收入差距很大、社会两极分化特别严重的时期，基尼系数高达0.5—0.6。这些国家都经历过军事独裁统治时期，搞权贵资本主义，权力与资本勾结掠夺社会，扩大了收入差距，造成社会冲突、政权更迭。有些时候左派政府上台，又过度反弹，转向搞平均主义，影响了市场的作用。这种左右摇摆、社会动荡的局面，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

收入不平等往往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威胁社会稳定,这些因素极可能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也可能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有关。例如，1960年以后，诸多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是社会发展停滞，例如腐败与裙带关系盛行、行政司法不公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就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原因。此外，社会分配不公平又会导致政府的再分配能力不能满足社会稳定所需要的再分配水平。例如，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导致政府公共服务支出需求扩大，但是在给定政府预算收入的条件下，不断膨胀的公共服务需求导致公共服务短缺。贫富两极分化、阶层流动固化、政府公共服务短缺等问题的直接结果就是社会对政府部门的不信任感加剧、信仰缺失、社会心态失衡、社会不满情绪累积、各种激进的思想（无论是宗教还是世俗的）不断涌现等。这些问题将直接成为社会冲突爆发的源头。如果没有健全的社会政策去化解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将加剧社会发展的脆弱性，进而引发社会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最终影响投资、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甚至衰退。经济发展停滞与社会发展停滞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恶性循环，进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贫富差距扩大加剧社会分化以及激化社会矛盾的同时，社会矛盾的激化又直接诱发社会动荡、政治分裂以及政府和普通民众的对峙，导致最初以街头民主为表现形式的抗议转化为反政府的暴力事件，导致政府更迭甚至垮台。事实上，收入差距扩大不只对中等收入国家的社会稳定以及政治格局产生影响，对于发达国家也同样如此。

从政治的视角来看，中等收入阶段不仅是各种经济变量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时期，也是政治结构急剧变化和重新组合的时期，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长期的经济发展停滞导致的人民不满情绪累积，往往也导致政治不稳定，而政治不稳定又会加剧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恶化程度。反过来说，如果保持政治稳定，政府更有机会去解决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政治失控只能加剧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恶化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稳定的政治环境是最重要的公益性产品，其本身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依据国际国家风险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数据库，1990年东亚经济体中日本、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韩国的政府稳定性（Government Stability）分别为7.25、8.92、8.08、8.67，显著高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经济体，如阿根廷为6.58、秘鲁为4.00。稳定的政治结构构筑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为重要的基石。

政治不稳定的极端形式就是政府更迭以及国家分裂。一般来说，政府更迭以及国家分裂的后果不仅仅是短期的经济增长下滑，更有甚者会导致这类国家直接掉进“中等收入陷阱”。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也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甚至负增长。1990年，苏联解体前，俄罗斯的人均GDP（PPP，2011年国际美元）相当于美国的55.1%，按照相对标准来看，相当于高收入国家；苏联解体后，该指标持续下降，1998年下降到最低水平（26.4%），随后逐步上升，2007年首次突破 40%，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近20年（1993—2006年期间）。此外，2007—2015年期间该比率基本上徘徊在43%—47%之间，没有明显继续上升的势头。特别是2012年以后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俄罗斯的经济表现高度依赖能源价格走势，而2012年以来全球大宗产品走势降低也导致了该国经济增长乏力。以上数据表明，从苏联解体至今，俄罗斯相对于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旧没有恢复到解体前。

最近的一个从高收入国家直接跌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国家是利比亚。2010年底，被冠以“阿拉伯之春”的革命运动席卷了中东地区，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爆发了内战和政府更迭。其中，利比亚和叙利亚两个国家爆发的战争至今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直接导致经济发展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水准急剧下降。以利比亚为例，2003年利比亚的人均GDP（PPP，2011年国际美元）是美国的49%，属于高收入国家。而且，随着2003年联合国解除了因1988年洛克比空难和1989年法国联航空难事件对利比亚实施的长达11年的制裁，2003—2010年期间利比亚的经济呈现一定的增长态势，2010年人均GDP提高到美国的58%。然而，2011年爆发的利比亚内战直接导致国家经济的崩溃，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水平直接下降到2011年的21.8%。整体来看，2011年以后，随着利比亚进入所谓的“后卡扎菲时代”，国家基本上处于分裂状态，并且与叙利亚一起共同催生了欧洲规模巨大的难民问题。

除了上述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以及政治问题以外，外部因素也是影响一个国家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冲击。从图1-5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使得东南亚国家改变了趋势增长路径，丧失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机遇。而且，金融危机直接演化为经济危机，进而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这包括失业人口迅速上升，贫困人口大幅度增加，个人收入明显下降，犯罪和暴力事件激增，导致人们对经济与社会前景、公众与政府信誉失去信心。

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本身就是双刃剑，一国危机殃及周边国家，大国危机更是殃及全球。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被认为是“百年一遇”，对世界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造成巨大冲击，其负面影响几乎波及每一个国家。对于诸多发展中新兴经济体而言，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具有巨大的负外部性，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冲击。正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美国次贷危机演化成全球金融危机，打断了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按照相对标准衡量，只要中等收入国家不能以超过美国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就不会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2004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来看，世界经济从危机前（2006—2007年期间）接近5%的增长，下降到近年来（2014—2015年期间）3%左右的增长率。其中，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由8%的高增长率下降到2015年的4.3%，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差异从2007年的5.76个百分点下降到2015年的2.37个百分点，尽管仍保持追赶势头，但是势头明显减弱。图1-10 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世界经济增长情况（2004—2015年）

数据来源：IMF。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近十年，但其影响尚未真正结束，世界经济仍旧处于这一金融危机的深度调整过程中。特别是，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美联储在2008年11月到2012年底先后实施了四轮“定量宽松”政策，这项政策稳定了美国金融体系，也刺激了美国经济增长。然而，随着美国经济在发达经济体中率先复苏，美联储于2014年初期开始逐步退出“定量宽松”政策，这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加剧了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市场波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资本外流的压力，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一个隐患。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先是由于次贷危机成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然后又通过“定量宽松”等经济政策率先实现经济复苏。随着美国退出定量宽松政策以及相伴随的美元加息，这将给全球金融市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造成不确定性，进而也影响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复苏。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个国家并不必然或自然而然地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现象是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实践来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以一种固定的经济增长模式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在不同收入水平时期，经济发展基础条件（包括优势条件和制约因素）不同，外部的机遇和挑战也不同，因此经济发展模式也应该相应调整。对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经济发展模式不能顺应内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必将导致原有增长模式潜在的风险不断累积放大，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甚至形成三者之间的恶性循环，使得经济进入持久性的停滞以及衰退。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即使一个国家处于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时期，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以及维持国家的政治稳定，内部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刹车器”。从这个意义上讲，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非经济的因素往往是导致一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原因。或者说，单纯的经济增速下滑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更为本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一系列阻碍增长以及造成经济增长不稳定的各种内部和外部挑战。

上述国际经验与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对如何防止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参考，他山之石可以借鉴，别国走过的弯路更值得警戒。当然最关键的是，中国如何创新自己的发展道路，按照邓小平同志所构想的中国式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构想，不仅能够成功跨越“贫国陷阱”，还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未来还要迈向高收入水平，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第2章中国为什么会成功跨越“贫困陷阱”？

从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在不同阶段都可能面临重大任务与重大挑战，在各个发展阶段均有可能出现发展停滞的状态。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增长难以实现起飞，人类发展滞后，政治不稳定与社会动荡往往也会导致一个国家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例如，非洲有很多国家至今没有摆脱贫困状态，陷入了“贫困陷阱”。在中等收入阶段，诸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即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有可能陷入“高收入陷阱”，例如日本。

针对中国是否能够成功应对中等收入阶段的挑战，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有必要理解中国是如何跨越“贫困陷阱”的。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中国跨越“贫困陷阱”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都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认识中国如何跨越“贫困陷阱”对认识如何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以下首先给出基于多维贫困的分析框架，然后介绍改革开放之前以及之后中国减贫的成就；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发展和中国实施扶贫开发政策两个方面解释中国为什么能够创造世界的“减贫奇迹”。最后，我们还通过国际比较进一步说明中国的减贫成就以及对世界减贫事业的贡献。一、多维贫困的分析框架

贫穷，是文明社会的顽疾。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底，全世界仍然约有10%的人口（大约7亿人口）处于贫穷状态。正因为贫困的顽固性，消除贫困也就变成了人类的共同使命。2000年9月，189个国家在联合国峰会上达成了历史性的《联合国千年宣言》，提出了八个千年发展目标，被誉为消除人类贫困的全球公约。

毫无疑问，深入理解贫困对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人类社会对贫困这一概念的认识是不断演变、不断深化的。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认为，应该从概念上将贫困定义为能力不足而不是收入低下。从这个意义上讲，导致贫困的根源是能力、权利和福利的被剥夺。因此，收入低下只是贫困的一般表象，而能力不足以及制度性因素导致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则是导致贫困更深层次的原因。

基于对贫困多维度的认识，胡鞍钢（2009）提出了基于四个维度的贫困类型，包括收入贫困、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生态贫困。其中，收入贫困（income poverty）是指物质条件的匮乏，缺乏最低水平、足够的收入和支出，难以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收入贫困是关于贫困测量中最广泛的使用指标。在国际上，世界银行利用国际贫困线定义绝对贫困。

人类贫困（human poverty）是指缺乏基本能力，例如不识字、营养不良、缺乏卫生条件、平均寿命短等。这一概念是UNDP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的概念，并且提出了人类贫困指数（Human Poverty Index，HPI）。

知识贫困（knowledge poverty）是指创造、获取、交流、应用知识能力的匮乏,或途径的缺乏,也就是对人们获得、吸收和交流知识的能力和途径的剥夺。这里的知识是广义的,包括科学与技术、教育培训、信息与网络。知识贫困包括获取知识能力的贫困、吸收知识能力的贫困和交流知识能力的贫困。

生态贫困（ecological poverty）是由于基本生存环境的恶劣而导致的基本生存资料的获取受到极大限制，以至于无法实现摆脱贫困状况；更有甚者，由于个体的贫困状况有可能加剧贫困人口对于生存环境的资源使用，进而导致生存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生态的脆弱度进一步加剧，超过其承载能力而不能满足生活在这一区域人们的基本生存与生产需要。

作为顽症，导致贫困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同时也伴随其他特征，体现为一种“综合征”。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2000—2001》中认为，贫困者具有三个动态特征：第一，缺少机会参与经济活动；第二，在一些关系自己命运的重大决策上没有发言权；第三，易受到经济及其他冲击的影响，如疾病、粮食危机、经济萧条等。这说明，贫困不单纯是低收入的问题，还体现在发展机会、社会平等和政治参与等诸多方面。

印度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和法国经济学家埃斯特·迪弗洛对世界五大洲的1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长达15年针对贫困人口在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在两人的合作著作——《贫穷的本质》中总结了导致贫困的四个主要方面原因，包括动荡的社会局势、恶劣的自然环境、落后的教育水平以及社会救助机制的缺位。他们的研究实际上与胡鞍钢的多维贫困视角是一致的，均反映了导致贫困的根源不是单一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