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潘绥铭,黄盈盈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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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试读：

致谢

本书的研究和分析基于三次大型的社会调查。

2000年的调查的课题负责人是潘绥铭、白维廉（William Parish，芝加哥大学）、王爱丽（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劳曼（Edward Laumann，芝加哥大学）。课题主要参加者是：史希来（中国人民大学）、郭大平（中国人口情报中心）、蔡鑫（首都师范大学）、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李放（芝加哥大学）、黄琦（首都经贸大学）。这次调查的成果汇集于《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2006年的调查的课题负责人是潘绥铭。课题主要参加者是：黄琦，中国人民大学的黄盈盈、史梅、王昕、毛燕凌、张娜、王东、杜鹃、侯荣庭等，王冠（山东师范大学），金一之（自由工程师）。这次调查的成果出版于上述主要参加者共同署名的《中国性革命成功的实证：全国成年人口随机抽样调查结果简报，2000年与2006年的对照研究》，高雄，万有出版社，2008年。

2010年的调查（含少年）的负责人是潘绥铭、黄盈盈。课题主要参加者是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各级学生张楠、袁雷、王小平、林博、高培英、杜鹃、张娜、刘熙、王昕、姚星亮，以及王冠。这次调查的调查员是（按姓氏拼音排列）：陈建鹏、陈盛东、陈伟、高冰、郭潇萌、郭晓笑、和文臻、侯寅虎、胡恩海、贾丽娟、井兆雪、乐勇康、李培川、李文荟、林泽莉、刘杰民、刘伟青、吕倩、苗怀宁、庞淑兰、祁庆、施京平、孙霖、汤小清、童群霖、王林、王田琪、王艳艳、王洋、王翌庄、解琼琼、行佳丽、胥舒骜、严建萍、杨建山、杨洁、尹婷、张昊、张奕昕、章茜、赵金荣、赵仙儒、周巍。

当然，笔者最需要感谢的是2000年、2006年和2010年参与并完成调查的那18011位中国人。

第1章 背景与介绍

1.1 权利与快乐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改革开放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同步，中国人的性实践、性观念和性关系经历了一场性革命。这场性革命源于由婚姻、家庭、生殖、爱情与性共同组成的中国人的“初级生活圈”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所发生的变化。

本节主要回顾近30年以来中国社会在性和社会性别方面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带来这些变化的政治、社会、文化和个人所组成的情境因素。1.1.1 性与社会性别概念在中国的推广性概念与实践的社会文化存在形式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并不存在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性（sexuality）的概念，甚至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性（sex）的概念也不能独立存在，而是被淹没在更大更综合的“初级生活圈”这个实体之中；就像“人”从来也不是指个体，而是一直被包含在“家”里一样。

在性的实践方面，中国人在1919年之前的社会存在形式是由一整套规矩给框定住的，人们的任何一种性实践都必须符合下述的规范：以生殖为首要目标（性的唯生殖目的论）；以“女为男用”为根本的性别角色规范；以婚姻为主宰；以夫妻恩爱贬斥浪漫情爱来调节性关系；以反对“寻欢作乐”作为性活动的质的标准（性的精神禁欲主义）；以男性的“劳色伤身”为性活动的量的极限；以“许做不许说”为社会传播的禁忌；以“防患于未然”为社会控制手段；以排斥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任何性表现为年龄界限。

这种文化传统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才被初步打破，但是在1949年到1979年的中国，由于现实政治的原因，它曾经死灰复燃，而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其巅峰状态：“无性文化”。

30年前，中国的性研究就是从这样一个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开始的。性的理念与理解：从sex到sexuality

在西方社会，从20世纪初直到80年代，学术界倾向于把性基本上看作一种存在于个体身上的、普遍的、自然的、本能的冲动。它推崇实证主义的科学知识；承认男性与女性在性方面存在差异，但是这种差异被本质化了。

在中国，性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初五四运动前后被一些学者从日本引入的，在80年代初被重新提及。这个概念来自而且对应于上述的西方“性的科学主义”，而且至今仍然在文化中占据强势地位。

当今中国的“性的科学主义”有5大特征。生物化：把性仅仅归结为生物属性；男女化：排斥男女之外的其他性别；生殖化：把性置于生殖的统治之下；行为化：主要从行为的角度看性的现象；阴茎中心化：把阴茎插入阴道作为性的标准表现模式。

可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性的国际研究领域中，许多人文社会研究者提出了社会建构的新视角，开始强调性的社会文化意义。与此同时，西方的女性主义研究、男女同性恋研究和社会性别（gender）概念的发展，也有力地挑战了性的科学主义。有关社会性别与性之间的关系、性框架中的权势关系、性认同与表现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艾滋病时代的性研究，开始成为学术关注的重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一些学者开始日益重视性的社会文化特征，开始引进与发扬“性的建构主义思想”，开始推进“性—社会性别系统”的研究，特别是LGBT（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概念及其理念。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尚未形成一种思潮。其实在中国，民间的性相关的词汇非常丰富，只是主流社会不予承认而已。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第十届中国Sexuality研究的年度会议，把主题确定为“中国性研究的起点与使命”。其中有一个分会专门讨论“性”的概念，并且达成了这样的共识：Sexuality是人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涵盖生物学意义上的性，但是还包括性别认同与性身份、性取向、性爱倾向、情感依恋等等内容。这些内容通过幻想、欲望、信仰、态度、价值、行为、实践、角色和关系得以表达，是生物、心理、社会经济、文化、伦理和宗教或精神诸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

中国最近30年来在性研究领域中所发生的最主要的变化，既不仅仅是参加者与研究成果的增加，也不仅仅是社会影响的扩大，而是sexuality与社会建构思想的引入、强调、推广以及把它推向主流化的不断努力。

这表明：中国的性研究虽然社会阻碍较多、起点较低，但是能够从基本理念与指导思想上迅速地从sex跃升到sexuality，从生物决定论迅速地提升到社会建构论。这才是值得中国研究者骄傲的最大成果，也是必须持之以恒的历史使命。LGBT：被忽略的“社会性别”

20世纪80年代初期，妇女学的信息开始传到中国。1993年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第一次同中国妇女研究者合作，与天津师范大学的妇女研究中心一起举办了为期两周的“第一届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会”。会上明确用“社会性别”这个词来介绍gender这个新概念，引起震动。

从生理性别概念走向社会性别概念，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在当今中国，社会性别概念的逐渐普及，来源于引进了西方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而且与中国的妇女学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是，当这个概念应用到中国的时候，带上了强烈的女性单一性别的色彩和异性恋的色彩，而gender的另外一些含义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即中国的LGBT［Lesbian（女同性恋）、Gay（男同性恋）、Bisexual（双性恋）、Transgender（跨性别者）］研究和实践。

尤其是，中国的社会性别研究往往混同于妇女研究，甚至仅仅囿于“女性所进行的研究”。结果，性认同的研究，包括男女同性恋、跨性别、易装等等，在中国主流的女性研究领域中几乎踪迹全无。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有若干女性主义研究者开始关注同性恋问题，开始讨论女性主义研究和同性恋研究的关系。

此外，社会性别与性不仅仅应该是紧密相关的，而且应该是同一个系统。但是，遗憾的是，除了个别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如李银河）关注性的问题以外，中国的女性研究者还是羞于谈性，顶多谈论到性骚扰、性暴力等性社会问题。

这不仅是中国的“性—社会性别”研究的瓶颈，也是中国的人权社会发展的瓶颈。在回顾近30年来的所有成绩与进步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一点。1.1.2 从“无性文化”到性革命（1966—2000）“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性文化”

1949年以后，以移风易俗和阶级斗争为口号，性，逐渐被视为革命的政治敌人，最终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性文化”。它实际上是一种“反性的社会秩序”。下面择其要而言之。革命样板戏的性解读

当时的许多人已经注意到：在8亿人民的唯一精神食粮8个革命样板戏里，所有的主人公都是无婚、无性、无爱之人，也就是所谓“光棍寡妇闹革命”。唯一结了婚的阿庆嫂，她的丈夫还被编剧给派出去“跑单帮”了。在《红灯记》里更绝，干脆来了个“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啊”，连家庭都给“革命”掉了。

革命样板戏其实就是“无性文化”的宣言，是精神禁欲主义的楷模。它巧妙地利用了中国民间社会的传统，因为民间戏剧一直是上流社会对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中国人进行道德教化的主要工具。到了“文革”中，通过革命样板戏，终于把反性、反爱情、反婚姻、反家庭的思想灌输给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真的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服装、色彩、语言、文字的“革命化”

如果说革命样板戏还属于正面号召的话，那么“破四旧”与“灵魂深处闹革命”就是货真价实的性的戒律与规训了。

当时的中国人被外国人叫做“蓝蚂蚁”，因为除了“红卫兵”可以穿黄军装之外，其他人几乎都是蓝衣服。可是另一方面，整个中国放眼一望，到处都是“红海洋”，都是鲜红色的毛主席语录与革命标语，显示着革命的铺天盖地与不可逃遁。

人们的语言高度净化，除了“红卫兵”在革命口号里可以来点“他妈的”之外，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老井》里演的那样，就连农村的瞎子艺人要唱点“酸曲”（类似如今的“黄段子”），也要请示党支部书记。

文字就更有意思了。20世纪50年代的革命文学中也还有些许性描写，虽说最厉害之处也不过是“手伸进了她的裤裆”之类，但到60年代初时，有的删去了，有的不再版。这方面最典型的是1972年版的《新华字典》，连娼、妓、嫖、姦这几个字都没有了，更别说屄、屌、肏这些字了。“铁姑娘”的盛行“文革”中，为了充分发动中国妇女这个“伟大的人力资源”（《毛主席语录》）投入革命运动，实现了抹煞男女一切差异的、在低水平上的“男女同一”。一切能够表现女性特征的东西都被消除了。例如，那时候的城市女性买乳罩，都是尽量买小的，以便把自己的胸部勒紧、压扁、抹平，生怕它们凸显出来。如果男性的目光在自己胸前一扫，女性就会羞愧难当，自责不已，变本加厉地束胸。“无性文化”却带来人口爆炸“文革”是精神摧残，因此不仅不管真正的“床上事”与生孩子，而且源远流长的“唯生殖目的论”还在此时期内得以复兴。

最经典的例子是当时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笑话：某男结婚之后拒绝与妻子性交，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该妻子只好向父母诉苦。父母也无奈，因为当时谁也不敢说“性交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冥思苦想之后，岳父来找女婿说：“是的，你说得对，性交确实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是，我们还要培养革命接班人啊。”于是，性遂成。

这种“无性文化”的结果，每个中国人后来都知道了，那就是人口爆炸。“文革”对于个体性生活的影响“无性文化”这个秩序当然可怕得很，因为任何个人的不轨都会被当成对全社会的破坏；但更可怕的是，谁真想破坏这个秩序也绝对办不到。毛泽东曾主张院校的裸体艺术课还要上，但这个“最高指示”却一直无人执行。江青到“文革”后期突然主张女性穿裙子并亲自设计，结果不但“和寡”而且“命短”。周恩来也一直提倡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而且从1974年3月一直讲到临终，这就连当今的西方政治领袖也不大可能做到，但是又何用之有？

那么，小人物就能“造起反”来吗？1968年某地有性病大流行，1970年北方出现青少年的性关系团伙（俗称“勾子”、“圈子”），1972年“手抄本”的性文学已经广泛流传，笔者亲自参与过某中等城市的行动，一次就抓了数十个“小姐”与“男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只是“文革”的秩序实际上是拿95％以上的“革命群众”开刀，因此它其实也管不住那“一小撮”。不过反过来也一样，那5％闹得再凶，“革命群众”照样浑然不知，只会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无论笔者怎么描述，“文革”中的性荒谬可能都是“天书”。那我们就来看看统计数字。“文化大革命”使得男性的首次性交的平均年龄推迟了。新中国成立之初进入青春期的那一代男性，平均是在23.1岁的时候第一次性交的；可是到了“文革”初期，首次性交的平均年龄被推迟到24.4岁，推迟了1岁多，而且一直保持到“文革”后期。“文化大革命”居然使得男性的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龄也推迟了。

人人都知道，男性的自慰是一个非常隐私的活动，别人很难发现，更难以约束。同时，它又是一个高度精神化的活动，需要性幻想来刺激与辅助。可是在“文革”中，居然把半大小子们的自慰都给管住了：新中国成立之初进入青春期的那一代男性，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龄是18.1岁；“文革”中则推迟到平均18.9岁；可是1989年之后进入青春期的男性却提前到17.2岁。为什么要搞“无性文化”？

搞“无性变化”原因在于彼时性与革命的理念相冲突：革命者必须“一心一意干革命”，性却老让他（她）关心别的。革命者必须“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性却妄图在人的生活中塞进别的什么愉悦。革命者必须永远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性却总是耗费战士们的精力。革命者必须最听话，性却常常给人带来想象的翅膀。革命者必须最守纪律，性却老是鼓动人去犯忌。革命者必须立场坚定，性却使他意志薄弱。革命者必须“把一切献给党”，性却使他保留了一块心中的“自留地”。

总而言之，革命与性行为都是人类最富于激情的活动，因此，它们两个要么联手作战，使政治革命与性革命相辅相成，要么只能分庭抗礼，斗得你死我活。

性一旦被作为政治上的敌人，性文化就会变成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体。一方面，把性贬低到最无价值、最不应该知道的地步，似乎世间根本没有性这一回事；但另一方面，又从来也没有把性真的看成小事，反而认为它最危险、最强大。于是只有一个办法：把性的一切构件，从本来最不沾边的男女社会交往，直到其实最难管束的夫妻性生活，统统改造成螺丝钉，紧紧拧在自己这架超级机器上。然后，它就会以超过初始推动力百倍千倍的惯性，一往无前地狂奔。

从根本上来说，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性文化的发展变化，既不是生物力量在推动，也不是思想观念与道德取向在起作用，而是两种力量在形塑之：一个是统治阶级从道德楷模化来获得政治合法性，另外一个就是性与革命相互“争夺激情”。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性革命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可以被称为经历了一场性革命。判断性革命主要依据两个标志：一是这种变化是渐进的还是突然的急剧的变化；二是这种变化是发生在少数先锋人物还是普通的大众中。

性革命的最直接对象就是“文革”时期的性文化。笔者从5个方面来加以总结：性哲学的革命，如性的“唯生殖目的论”的破产、避孕与流产的合法化以及对同性恋等“性变态”的重新审视；性表现的革命，即1985年以来各种性的书籍与文章的涌现以及与性有关的新词的出现、性用品店的普及、色情品的剧增等等；性行为的革命，包括性生活中爱抚行为的增加、性行为方式的多样化以及人们对性生活满意程度的增加；性关系的革命，包括婚前性行为的增加以及多伴侣性行为的代际增加；女性的性革命，包括行为、表现（着装、身体形象）、观念与性自主方面的变化。

性革命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历经20余年；到21世纪之初，它似乎已经成功了。1.1.3 21世纪中国进入“性化时代”

性化时代（sexualized era）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性行为和性实践的新变化

首先，总人口中性行为和性关系仍在迅速变化。多伴侣的性行为一直在剧增。

其次，尽管在很多指标上，男性以及高社会阶层仍然是性革命中的领先者，但是女性的、低社会阶层的性的变化程度也在加大。女性的性革命开始了

其一，女性不再仅仅是生儿育女的工具。

其二，女性不再是“无性人”了，更不是单方面“为男所用”的性对象了。

其三，女性的性自主正在增强。

其四，女性在性表现和身体表达方面也开始了革命。这最典型地反映在女性的装束上。曾经有一位女青年对笔者说：“超短裙、三点式嘛，不是我们（女人）敢不敢穿的问题，而是你们（男人）敢不敢看的问题！”性的公开化

第一，性现象的更加公开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电视广告上，卫生巾广告再也不遮遮掩掩，而是公然在黄金时段播出。此外，隆胸手术、提臀手术、治疗各种性障碍与性病的广告，可以在电视台的黄金时间反复播出，而且越是小地方的电视台，使用的画面与广告词就越直露。这样的广告还几乎贴遍了街头巷尾与公共交通工具。

第二，给更多的事物或现象赋予性的含义。这种情况已被广为接受。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女性乳房的文化意义，从过去的哺乳器官变成了现在的性器官。

第三，更加突出性别差异中的性的方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性感”这个词：从最开始的类似于骂人的“风骚”，到后来变成了恭维话；从最开始的类似于有“女人味”，到现在的有“性的吸引力”。

第四，性的词汇日益增加。在这方面，新的话语已经足以建构话语迷宫：都市年轻人中，不仅仅是新的性的话语犹如雨后春笋，而且这些话语已经开始支配人的行为。

第五，性开始成为一种社会表达方式。在一些大都市的娱乐场所中，有些女青年敢于当众裸露自己的双乳，更多的女青年则是以“薄露透”的衣着坦然行走于闹市。在网上，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自我曝光，从日记到照片到视频。她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性作为工具，来表达自己的某些意识形态。性的消费化

性的消费化指的并不是性产业或者性服务，而是说：以前，爱情是万能的，可以不花一分钱；而现在，要获得爱情，只花一分钱是万万不能的。在一个消费社会中，性不仅仅成为了消费的对象，而且足以产生消费的需求与现实的市场。且不谈满大街标上性健康、“性福”字眼的药品广告、性用品店等，就算是“一夜情”，表面上看来谁也不给对方钱，但是总要有一个睡觉的地方吧？这就需要“开房间”，需要消费。

当然在中国，这些还主要是发生在大城市里，但是在商家、传媒霸权与时尚主导的共同促进下，性的消费化发展得迅猛异常，已经令人难以逃脱。这至少表现在如下这些方面。

满足“身体想象”：为了获得所谓的性感、骨感、风度、气质，相当多的年轻人不得不超额地消费，从塑身、美容到包装、装酷等等，不一而足。虽然许多人都把这些活动解释为“求美”，但是如果没有性的诉求与色彩，大概这些消费就不会如此发达。

制造浪漫情景：现在谈恋爱，到酒吧或者咖啡厅坐一坐并不为过，一起来些娱乐活动也并不为过，因为那里的环境与气氛比较适于培养感情，可是这就要花钱，就要消费。

弘扬激情崇拜：21世纪的中国，最突出的就是独生子女的青春期文化在社会上日益彰显；可是在商业力量的推动下，激情崇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费化了。例如原来年轻人自发的“街头之舞”日渐消失，变成了迪厅里的收费表演。这就是消费化了。性的符号化

性的消费化当然与中国传媒对于性的放大与聚焦分不开。

对于传媒来说，任何与性可能有关的内容，当然会成为最佳卖点。对于读者来说，在关心社会毫无意义的环境中，眼球也只能在性上面聚焦。二者相加，性在21世纪的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被放大了，许多时候则被扭曲了。

现在，人们走在任何一个中国大城市的街头，以各种形式加以性化的广告简直就是铺天盖地，让人目不暇接，没处躲没处藏。只要你不闭目塞听，性的信息就会死死地包围住你。

性已经变成了一种符号，在不同的情境之中可以作为不同事物的象征，从青春、激情、爱直到地位、财富、权势。随之，掌握性的符号的程度也就成为是否时尚的重要判定标准之一。

可是，说来悲哀，我们中国人对于性，究竟理解多少呢？您可以到中国各大网站上去看看，关于所谓性知识、性教育、性健康、“性福”的网站不计其数，但是其内容几乎都与社会无关，与文化无关，甚至与社会性别无关。这样的“禁区变闹市”，对中国人关于性的认知水平总归是失之偏颇，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正面的作用。对性的管制：公共权力的“作秀化”

在21世纪的中国，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对于性的态度已经出现了变化，可以把它总结为“四个坚持，两个放弃”：坚持精神文明建设，坚持教育青少年，坚持“扫黄”（针对各种情色品），坚持禁娼。在打击对象方面，放弃了对于普通人的各种一般的非婚性行为（主要是婚前性行为、婚外恋、一夜情等等）的追究与打击；在打击方式方面，放弃了执法必严，开始走向“民不举，官不究”。

不过，即使在“四个坚持”里面，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能观察到的，也已经高度“作秀化”了，就是一定要大讲特讲，不厌其烦，标语口号满天飞。但是，是不是真的去做呢？有什么实际效果？这些问题已经没有多少人关心了。因此，虽然中国《刑法》里还有“聚众淫乱罪”，但是真的去抓的情况已经很少发生了。

这是21世纪中国的性的一切变化的基础之一。也就是说，虽然笔者一直强调各种社会力量对于“性革命”和“性化”的推动，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性革命”和“性化”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政府推动的产物。所以，基于这一事实，中国的“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可以说尚未真正成为现实。结语

其一，性化至少在城市里已经成为社会的时尚，至少是很少受到反对。这就像性革命一样，并不是因为直接参加它的人数多，而是因为反对它的人数少，它才得以成功的。

其二，如果仅仅看表面现象，上述的一切在西方现代社会中也同样存在。区别是：中国人没有多少其他的选择。1.1.4 性变迁的社会文化推动力

性革命的爆发不是天降祸福，更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文革”把性依附于政治，所以政治一变，性也必变。因此1976年到1985年间，中国性文化出现了一个恢复与过渡时期，也就是性革命的准备期。单位制度的瓦解＋某些传统观念的消失＝社会管理放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个人一直属于形形色色的单位完全所有。这是保甲制度的延伸，是政府权力的触角，足以管住个人的任何私事与隐秘空间，所以“性越轨者”寡。但是1985年之后，一切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单位也就不再有那份雄心和闲心去管男女之事，除非闹出乱子来。再到后来，大量的私营单位出现了，它们不仅没有义务去执行道德管理的戒律，而且生怕这会损害自己的经济利益。结果，在当今中国，性的行政制约空前地弱化了。“文革”太彻底了，不但扫光了“西化”，也扫光了传统，却没有创造出任何新东西。“文革”一完，不仅整整一代青年根本无法知道自己应该学习什么样的性观念与性道德，而且社会和父母也根本没什么可教的。结果，社会上层只好说：性真的只是区区小事；下层人则只好说：性，真的可以无师自通。尤其“文革”中的一代人做父母之后，他们自己的性观念就处在矛盾之中或者真空之中，结果，最自然而然的家庭性教育，在这个时空里反而成了最没人能弄明白的事情。这就逼出了1985年后的社会化性教育。这其实等于承认：性，也没有信仰了。人口的横纵向流动＋居住方式变化＝“陌生人社会”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不仅流出本村本土本市本国，而且流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大杂院和单位家属区，流进“老死不相往来”的塔楼，流进“门一关就自由”的单元房，流进越来越多的公共娱乐场所，现在则更是流进“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一条狗”的互联网。

于是，一个“陌生人社会”至少已然在中国城市里形成，它不仅开始彻底消解“道德楷模”的作用，而且把以往的几乎一切道德管束手段（诸如“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都给消解了。至少在城市居民和外来者当中，中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主自立地独处过。

在客观上，这给个人权利意识的增长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给个人独立自主的性活动提供了客观机会。互联网＋手机＝私密与广泛的人际交往模式

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互联网和手机的用户数高速增长，以往被家庭、亲友、组织和社会严密监视的人际交往与人际关系，至少在其发起阶段，越来越不再依赖现实时空中的相遇，因而日益走向自主与开放。个人意愿得到了更多更安全的实现机会。私人空间的独立与扩大＋对外开放＝个性再次张扬

21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最大的变化就是私人空间的独立与扩大。我们不用再“汇报思想”了，不再动辄被“查户口”了，男女一起住旅店不再需要出示结婚证了，甚至可以不经领导批准就结婚或者离婚了。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以及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各式各样的文化开始加速涌进中国，至少在一部分人中越来越成为时髦，甚至有些变成了“香蕉人”（黄种人的皮肤、白种人的内心）。

这样，中国人的个性在五四之后再一次得以极大地发扬，成为性革命的基础之一。年轻化＋“文化反哺”＝青春崇拜

1985年以来，“文革”中由于放松计划生育而人数剧增的那一代人进入青春期，使得总人口中青少年的比例空前地扩大。再加上这一“青少年爆炸”恰恰与改革开放同步，他们的自主的文化形态从此充分地表现出来，社会管理者已经无法再压制下去。

不仅如此，青少年们还开始在文化上“反哺”成年人的社会，形成了四种“再教育”：对中老年人的、对社会管理者的、对农村社会的、对男权社会的“再教育”。

这一切就形成了最近30年来的青春崇拜：“性是年轻的。”结果，性革命不出现都不行。体制改革＋国际推动＝性的新理念和多元化的出现

中国的性革命基于本土的社会变化。但是，这些变化的基础是政府在“文革”之后开始了缓慢的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逐渐撤出了民间生活。

中国的性革命也不是封闭的，而是与全球化和国际项目的引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除了20世纪80年代西方科学主义的引入促发了中国的性学热之外，最近几年国际上的性教育、防治艾滋病项目、性与生殖健康项目在中国大力开展，又引入了西方的社会理论思潮与一系列新的概念（比如权利、社会性别、生殖健康等等），加快了中国性革命的步伐。在这些项目的推动下，中国的性研究和性的社会工作实践开始逐渐地走向多元化。1.1.5 政策推动力

1980年前后，两个表面看来与性无关的政策法规首先给中国人性观念的巨变打开了大门，也为性革命做好了准备。它们就是1980年颁布的新《婚姻法》和70年代末开始提倡和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新的《婚姻法》

在1980年的《婚姻法》中，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经调解无效。《婚姻法》把个人之间的爱情和感情作为婚姻的目标与衡量标准，使得离婚开始可以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也就瓦解了婚姻的神圣和不可分离。计划生育国策

它给中国人的性文化带来了几个意想不到的客观结果：

第一，性的“唯生殖目的论”被打破了，人们之所以过性生活，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甚至不允许仅仅为了生儿育女。而“性的快乐主义”日渐得以合理化。

第二，在计划生育国策之下，避孕与人工流产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往往是强迫的。结果，偷情更安全了，私生子女几乎不可能出现了，惩罚非婚性行为的主要利刃也就“折戟沉沙”了。

第三，由于计划生育国策，女性不仅少怀孕、少生育，而且消除了对于怀孕的恐惧与顾虑，再加上青春期在提前，于是中国这一代女性将有可能把空前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性生活。女性潜在的性欲望和性能力也必将被解放，进而出现女性的性革命。

更重要的是，许多具体的性行为，例如接吻、自慰（手淫）、性爱抚、口交、肛交等等，传统上被认为是“反常”和“伤身”的而受到歧视，就是因为它们与怀孕无关，违背了性的“唯生殖目的论”。现在，它们日益获得合理性。重返传统和“洁身自好”：性化时代的抵制声音

性革命并不代表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和每个人都在朝着性开放的方向变革，只是革命和开放的声音占据了主流，而人们通常称之为“保守”的声音不容易得到话语权。尤其是在性革命之初，传媒的实际管理者们都很年轻，思想都比较开放，因而保守的言论基本上不会被发表，但是并不是不存在。只是到了最近几年，那些号召抵制“性自由”与“性解放”，主张重返传统、洁身自好、禁欲、自律、处女崇拜、反对离婚的声音才重新响起。

这种情况也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性革命的目标不复存在；中国进入了比较平和的多元的性化时代；互联网同时也给保守的人们提供了说话的机会；西方基督教基要主义入侵，艾滋病给其主张套上了灿烂的道德光环。

总之，中国的性革命并不是一面倒，而是自1985年之来，以“精神文明”为口号的社会力量、以“性科学”为旗帜的知识阶层的自由主义力量、以“人性论”为理由的民间自发力量，一直处于三足鼎立的局面。1.1.6 初级生活圈的变革：最直接的来源

最近几年，中国的性革命是中外研究者的一个热点话题。很多欧美学者把中国的性革命跟西方的作比较。中国的性革命究竟是跟着西方亦步亦趋，是独辟蹊径，还是仅仅具有特色而已？这是目前的一个争论焦点。

笔者认为，中国的性革命当然撇不开西方的影响，但是，其根源还是基于中国社会的变化，直接地表现为中国社会初级生活圈发生的变革，主要是性、生殖、婚姻、爱情这四大因素之间的关系的变化（见图1—1）。图1—1 初级生活圈的示意图

这可以具体表述为：以性与生殖的相对分离为基础，以婚姻承认性的价值为起点，以爱情高于婚姻为旗帜，以性爱挣脱情爱为助力。中国人的“初级生活圈”里各种活动之间的关系，在一个恰当的政治社会文化历史时期内，不等量地却几乎同时地发生了变化并且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催生性革命的合力。

1.2 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

性社会学，只是社会学的一个弱小分支。在西方，它发展不过百年，学者不过百人；在中国，则历史更短而人数更少。但是，它研究的却是人类生活中发生最频繁、体验最深刻、意义最广泛的重大活动之一。人类智慧数千来对于自身的几乎一切认识与争论，都可以在性（sexuality）这里得到集中的体现：精神与肉体、个人与社会、美与丑、生命与死亡等等。性是研究人类的最佳切入点之一。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在这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并不是林林总总的具体成果，而是研究视角的一个重大革命：从“唯科学主义”走向“主体建构论”。1.2.1 从性科学到性的社会建构性科学的主流地位的建立

在西方文化中，性研究最早出现在宗教或者道德领域，并以忏悔的形式被否定式地加以叙说和讨论。其后，自然科学的产生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实际意义，就是提供了比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思想武器，来发起和推动社会反抗和文化进步。这在性的方面也不例外。

从20世纪初开始直到80年代，赫希菲尔德、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霭理士、桑格、金西、莱赫，以及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等等一大批学者，陆续地繁荣了一个“性科学时代”。

这些研究者论述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他们也受到了当时盛行的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较大影响。因此，从研究视角上看，这些学者倾向于把性基本上看作一种存在于个体身上的、普遍的、自然的、本能的冲动，推崇实证主义的科学知识，承认男性与女性在性方面存在差异，但是这种差异被本质化了。在这种倾向下，性的医学化（medicalization）也就应运而生。人类的一切性现象和性活动，尤其是社会中的性问题，似乎都可以而且只能够被生物学来解释，被医学来改善。这种唯科学主义和性的医学化，对20世纪国际上的性学研究影响至深。

但是历史地来看，20世纪的性科学基本上破除了以“唯生殖目的论”和“精神禁欲主义”为核心的前现代社会中的传统性文化，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技术的发展（典型的是避孕药的发明）对于人类生活，包括性生活的影响功不可没。

在中国也是如此。首先，性学蕴含着多种中国过去没有也不会有的性哲学，人们的价值判断不得不主要去参照实证科学的成果，而不是参考空泛而脆弱的人性论。其次，性学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语言工具和可用的词汇，人们才有可能思考、表达和讨论性问题，才能进行性教育。这本身就是性文化的一大革命，但更重要的是它给社会实践提供了讲台和会客厅。

不过，这种性的唯科学主义的先天缺陷也是引人注目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必须满足受控条件下的、可重复的、实验的这三项条件，而且缺一不可。然而在研究人类社会时，这三项条件得不到满足。即使在实验室中做到了这三条，研究出来的也仍然是“自然的性”或者“自然的人”。它们不但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而且对于人类的现实生活毫无意义。

例如，作为性的科学时代的巅峰之作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人类性反应研究，就是在实验室里，在严格的条件控制之下，反复测量被试出现的各种生理指标，最后总结出四阶段性反应周期的。不可否认，这样严谨的研究，直到今天仍然很难超越。可是问题仅仅在于：这些被实验者平时过性生活，可并不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这样的科学家这样反复地测量的，反而是时时处处地破坏着科学的“三条件”。也就是说，要么是这些人的实际性生活与这样的实验毫无关系，要么是这样的实验结果无法代表这些人的实际性生活。

因此，恰恰是这个唯科学主义的杰作，标志着它在人文社会研究领域中的终结。此后，虽然自然科学家们还陆续提出了性的（神经生理）系统、行为内分泌学、脑电波性高潮论、脑性别等等理论，但是大多数学者不再试图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人类的活动和组织。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至少在性研究领域中，许多人文社会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笔者称之为“非科学主义”的视角。从此，所谓性社会学才真正地出现了。它绝不是反科学的，也不会否定科学的应有位置（比如它所带来的社会革命），更不屑于伪科学，只不过是要把科学放在它应有的位置上，防止科学被“主义化”和绝对化了。

与此同时，西方的女性主义研究、男女同性恋研究和社会性别（gender）概念的发展，也有力地挑战了性的唯科学主义。有关社会性别与性之间的关系、性框架中的权势关系、性认同与表现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艾滋病时代的性研究，开始成为学术关注的重点。

当然，历史绝不会这么直线发展。威尔逊1975年出版的《社会生物学》就试图用“基因传递”这个“物种的根本生存目标”来解释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社会性别问题和性行为模式。这里面当然有性别政治的因素，但是至少也部分地来自中国学术界仍然没有足够地宣讲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研究之间的根本差别。因此，每当有人好心地夸奖笔者的研究“很科学”之时，我们反而格外自省。性的建构思想的发展

作为历史的产物，唯科学主义既没有这么简单，也不是这么脆弱。它至今仍然对人文社会研究发挥的最大作用，实际上是渗透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总会在概念的某个层次上，认定存在着某个一成不变的“原点”和“绝对”。这当然可能是逻辑推理和问题界定的必需，但是更加可能是对于某种“公理”的认同或者需求。我们常常可能忘记：生活并不是这样的。

性的唯科学主义首先受到了一些人类学家的挑战。他们通过对其他一些文化的田野研究，拒绝性的内驱力、普遍性和本质性这样的假设，强调了社会文化因素对于性行为、性习俗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米德对于萨摩亚人青春期的研究、马林诺夫斯基对于特罗布里恩群岛上的人的原始性生活的研究等等。这些人类学家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于性的影响，也因此被称为“性的文化影响模式”，它盛行于20世纪20年代并影响至今。在这种模式下，性的社会文化成分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性这个概念本身、性的主体意义、性认同等等，仍然通常是“想当然”的，并没有出现颠覆性的反思和批判。同时，在性的文化影响模式中，性与性别、性与女性气质／男性气质的关系虽然是紧密相连的，但是通常也是模糊的。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社会建构论的思想开始流行，并且极大地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性研究。性与性别领域中的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之争成为学界，尤其是女性主义研究一个焦点。在这个过程中，性的唯科学主义受到女性主义的严厉批判，而且这种批判往往首先来源于心理分析学派内部。例如，法国心理分析派女性主义者克里斯蒂娃、伊丽加莱等人，通过批判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心理分析学派的男性中心主义、阴茎崇拜以及进一步派生的阳性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强调了女性的身体、女性书写、女性性快感的思想。

性的社会建构视角认为：性并不仅仅是个体的内在驱动力的作用结果，而更主要的是由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所催生的；社会文化的建构不仅影响个体的主体性和行为，同时也通过性认同、性的定义、性的意识形态以及对于性的管理来形塑集体的性经验。

但是，对于性欲、性冲动、性与身体的认识使得建构主义者内部出现分化。部分建构主义者认为，虽然性行为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烙印，但是性欲本身可能是固定的；另一部分建构主义者则更进一步认为，即使是性欲望本身（比如人们通常称为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等的性欲指向）在个体身上也不是本质的或一贯的，而是具有多种变化的可能性；而激进的建构主义者则完全否定性冲动、性内驱力的生物学特征，甚至忽视性与躯体的关系。但是不论这些分歧有多大，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这种区别于社会文化影响模式的性的社会建构模式，为人们开始思考性是如何被历史文化所建构的、被实践参与者所理解与标定的，开辟了发展空间。“主体”的提出

主体是从研究视角的意义上来说的。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相互关系中，主体是对对方——实践的从事者——的指称。相应地，实践从事者的性质，就是“主体性”。那么为什么不直接使用“被研究者”或者“实践者”呢？因为“主体”的称谓中体现着笔者的学术倾向，即整个研究活动应该以实践者的感受和体验为主，而不是以研究者的设计为主。不过，“主体”在中文里是既有的词语，因此它应该仅仅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这个特定的范围之内使用，例如，它并不是“中国人的主体是汉族人”的那个“主体”，更不是朝鲜的“主体思想”的那个“主体”。

主体的提出是学术发展的必然。唯科学主义最隐秘、最顽固的影响，在于人文社会研究中的“对象客观化”。可是，当性研究更多地与预防艾滋病、性别不平等和性权力等话题联系在一起时，当研究者把性观念和性行为视为社会的产物加以分析时，学者们终于开始重视性行为中所包含的个体之间的“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e），即性并非个体的独立的、单一的行为，它具有共享性和集体性，能在不同的多元文化背景下将分离的个体联系在一起。

从这样的新视角出发，人文社会研究者很快便发现：从西方医学界套用而来的那些性的类型体系和分类标准，基本上都是“主体无涉”的，几乎不可能用来解释人的性。进一步说，即使是人文社会研究者自己现在所标定的那些性的概念，也不能原封不动地拿来分析历史中的或者不同社会文化中的性现象。如果我们要理解和解释生活于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的性认同和性实践，就必须从过去的“疏离体验型”（experience-distant）过渡到“贴近体验型”（experience-near）。尤其是当我们研究那些性研究往往不予关注的群体，通常是“被言说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如女性、同性恋、妓女等）时，就更要强调主体的声音、体验和叙述，这样才能打破（而不仅仅是认识到）深深附着在这些群体身上的“他者性”。

这样的视角不仅涉及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也涉及研究者的实际上的主导者地位，以及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为主体。国际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一部分对主体性表示怀疑的学者所提出的关键问题，在笔者看来可以归结为：在具体操作的时候，究竟是研究者代表了或者置换了被研究者的声音，还是研究者参与了对被研究者的建构，从而促发了被研究者的“主体声音”？简而言之，究竟有没有一种“纯粹的主体”？笔者所提倡的主体是不是一个空中楼阁？

其实，在笔者看来，这是某种程度的误解。所谓“主体视角”并不是要去制造一个新的绝对标准来衡量某次具体的研究过程，而是要求研究者忘掉所谓“客观”，把自己的研究放在人际互动和互构中来进行、表述及评价。这是一种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而不是一种普适的理论。从“追求原点”的视角出发是无法讨论这个问题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把主体视角看作一次革命。1.2.2 “性的主体建构论”的逻辑结构

为了论说主体建构视角的革命意义，需要首先梳理一下性研究的现有流派。视角的分野

笔者把目前国际上的性研究归纳为以下五大学派。

其一，“性学派”或者“性科学派”。它强调生物学属性的性（sex），以性的生理特征和行为特征为研究的出发点，具有浓厚的“性的医学化”色彩。这种理论倾向不仅在传统社会中是建构人们的性的主要力量，也是20世纪中性行为研究的根基。

其二，“社会性别派”。强调性的社会性别（gender）属性，认为社会性别包容着性。这种理论倾向主要存在于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些流派之中。它们的研究往往是在性的题目之下，讨论的却是社会性别的问题。

这两种理论倾向的分野主要是对于性的外延的争议，更重要的、更加具有学术意义的是对于性的内涵的争论。

其三，“公理派”。虽然大家都在研究性，但是许多研究者把性当作一个想当然的、无须解释的概念来使用，然后展开自己的论说。这种情况在与政治相关或与性别相关的研究当中，特别是在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当中最为常见。

其四，“测定派”。它沿用传统的“客观测定”的视角、思路和方法，试图给性下一个明晰的、固定的、普适的定义。目前为止所见的对于性的大部分定量研究（问卷调查、心理学测量），基本上属于这一学派。

其五，“后现代派”。主张性的主体建构视角，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中，致力于在具体的历史、政治、社会情境里面来确定性的含义。也有人从身体感受和主体解释方面来研究性的主体意义，还有少数学者结合了这两个方面。主体建构视角中的性

性的主体建构视角可以初步表述为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建构的视角，反对把性视为天然的静态存在，强调对于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和解构，尤其重视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它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建构的基础、动机和意义；第二层次，建构的过程和方向；第三层次，建构的机制及其所蕴含的权力关系。

其二，主体的视角，反对研究的客观化，主张从主体出发。它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强调被研究个体的主体性和体验性；第二，在自己的文化中，侧重的是个体之间的互为主体的机制；第三，在多文化中，中国人所处的文化就是一个主体。

主体建构视角可以说是上述的两个方面、三个层次的融合所形成的更大的总体。尽管这一学派其实很反对把自己“定义化”，但是笔者还是可以把主体建构视角集中表述为：把现象作为主体自己建构的结果（而不是天然存在的或者仅仅环境决定的），以主体的感受和体验（而不是研究者的认知）为基础，更加侧重去研究主体自己的建构过程（而不仅仅是建构结果及其作用）的诸方面。

运用这一视角，笔者可以总结出性的基本特征以及它与生物学意义上的性（sex）之间的区别。但是下面的表述中并不存在先后顺序和逻辑关系，它们是在共同发挥复合作用。性是弥散式的

它不仅仅是男女之事、床上之事、生殖相关之事，更是爱情和亲密之事、情感表达之事、人伦和交往之事、生存体验和生命价值之事。它当然包括同性恋等各种处于少数地位的性现象，还包括种种“涉性现象”，例如谈性、听性、感受性及性感的日常实践等等。性是主体来感受的，也是被主体所标定的

性并不是一种“可测定的客观存在”，它只能存在于主体对它的具体感受之中。或者说，只有确实被某个主体所感受到的那些东西，才足以构成该主体（个人、群体、文化等）的性。它是主体依据自己的感受、认知与自我反馈所做出的种种标定、解释和评价的总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日常生活实践。性是意义化的

它虽然会带来种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结果，但是对于人与生活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对于主体以及各种相关物产生各式各样的价值和意义。以个人为例，一个人不仅要标定什么是性，而且必须赋予它某些价值和意义，它才能够成为他（她）自己的确实存在的性。性来源于主体之间的以及主体与情境之间的互构

首先，与不同的人过性生活，就会有不同的方式、感受和意义。这形象地说明了笔者的命题的前半段。其次，笔者之所以强调情境，并不是因为它比环境更加微观，而是因为它不仅定位于一定的时空，更包纳活动于其中的若干主体，尤其是这些主体以及主体之间的活动也会对情境产生作用。因此，前面的那个形象表述其实应该扩展为：在不同的时空中与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方式过性生活，不但会建构出不同的性，而且会建构出不同的情境。

性存在于历史之中。其建构是一个持续可变的过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笔者不再赘述。

性的变化更多地来源于主体的日常生活实践，而不是单纯地来源于认知或者外力作用。

性与社会性别、身体等等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性与社会性别是互塑互构的，性典型地通过身体来表述并且具有身体体验性。但是性本身是一个独立的概念，是应该、也是可以被区分的。

性的主体建构视角来源于而且丰富着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传统学术流派之间的论战。它与社会建构理论有着密切联系，但是更加突出“主体”和“体验”的地位及能动性，以及两者的融合和更大的总体。在发展过程中，它一方面与性学派、社会性别派争论着性的独立性和可识别性；另一方面又与公理派、测定派争论着性的认识论。迄今为止，它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的革命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知，但是作为一个积累丰厚的学派却仍然任重而道远。新视角的意义

第一，性这个领域和题目，可以作为一个更典型的、更深刻的例子，来映射和揭示其他研究领域中的许多根本问题，而且更容易引起大众的注意，更有利于研究者传播自己的主张。正因如此，有一些其实并不打算专门研究“性”的社会思想家也参加进来而且写出皇皇巨著，例如马尔库塞、弗洛姆、福柯和吉登斯等人。也就是说，主体建构视角完全可以从“性研究”这个切入点，更好地辐射到更加广阔的学术领域。

第二，主体建构视角虽然在人文社科领域中（尤其是人类学中）已经有所运用，但是仍然缺乏系统的论述，具体到性研究领域里，更是少见，再具体到研究中国的性，则是少之又少。因此，它可以成为现阶段中国性社会学发展最重要的空间。

第三，在一个变化迅速的中国社会中，主体建构视角可以促使我们首先进行扎实的经验研究，去抢救主体的声音；以免等到一切都成为历史之后，再去依靠文献来进行研究。

第四，对于社会学来说，结构的研究是重要的；但是对于人的研究，尤其是对于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结构与时空中的人的主体研究和本土研究，可能具有更大的价值。主体建构视角可以回应“后现代思潮只破不立”的质疑，促使研究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仅要打破性弱势群体的“他者性”，还要积极地去挖掘和建构他们的主体性。简而言之，笔者要的是深入，是解构之后的积极建设，而不是颠覆。

当然，笔者所论述的一切，仅仅是反对唯科学主义，即反对用自然科学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至于有人非要这样做，那并不是自然科学的错，而是这些人自己错了。同样，性的主体建构视角也并非“生物因素取消论”，而是更加侧重社会与文化因素的作用。1.2.3 对于西方理论的筛选

前面提到过，在世界多文化中，中国文化就是一个主体。因此笔者对于性的主体建构视角的讨论就需要包括对于本土化的讨论。性脚本理论与性的社会网络理论

在西方社会学界，最早对性的“唯科学主义”提出挑战的，主要有盖格农和西蒙的性脚本（sexual script）理论以及劳曼的性的社会网络（sexual network）理论。

性脚本理论所表述的是：性脚本作为基本性观念与具体性行为之间的连接，对于人们与什么样的人发生性关系、做些什么、在什么时间地点以及为什么发生等等，发挥了更加主要的作用。性脚本可以分为文化的、人际的和个人的三个层面。

性的社会网络理论强调：性存在于而且活动于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不仅社会网络会影响人们对性伴侣的选择以及与性伴侣之间的互动，而且性关系会建构出人们的社会网络。

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性的脚本理论实在是太没有新意了。中国曾经有过类似的理论：思想决定行动，改造世界观，“灵魂深处闹革命”等等。这些“脚本理论”在1966年到1976年之间，曾经控制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直到现在，中国主流文化也仍然在某种意义上坚持着“脚本理论”，比如严厉管制网吧。

反之，劳曼通过实证提出的性的社会网络理论，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石破天惊。我们在历史上一直生活在金字塔式的皇权制度之中，新中国成立后曾有相当一段时期没有什么民间组织，个人的社会交际圈子也曾被极度地缩小，所以我们很难想到，除了垂直关系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横向关系来组成一个社会，更难以想象，性这样隐秘的私人活动，居然也会受到自己的社会网络的影响。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社会网络在短短30年间迅速扩大，所以我们现在不但有资格，而且很有必要来讨论性的社会网络了。

正是从本土的意义上来说，性的社会网络理论来得正当其时，尤其是艾滋病时代的性社会学研究，更需要强调网络、关系以及关系中的权势的作用。因此，这种理论对于现代中国的性研究的意义不但远远超过性脚本理论，恐怕也超越了福柯和吉登斯。酷儿理论

美国后现代女性主义对权力、性、社会性别、身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主要在北美的同性恋中产生的酷儿理论，对同性—异性、生理—社会、男性—女性这些二分结构提出了挑战，向社会的常态提出了挑战。酷儿目前是个时髦的理论。它有很多种理解和解释，有时候是指一种边缘的性的自我认同，有时候则主要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同性恋研究。但不管是哪种解释，酷儿理论都强调性与社会性别的非确定性（indeterminacy）、弹性的特征。酷儿政治之所以是一个重要的现象，不仅因为它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而且因为它提醒人们，性政治这一整体在不断地发明创新，从而走向存在的不同方式。

酷儿理论无疑对于以往的性及其身份认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也促进了反主流的姿态日益成为性研究中的主流。中国同性恋研究者们当然非常注意引用这个理论。但是，已经有学者指出，酷儿理论（与很多性、性别相关的理论一样）并没有走出“伦敦、巴黎和纽约的铁三角”，即仍然突出了以欧美为中心的理论倾向。

具体到中国的历史文化情境，在应用酷儿理论之前，至少首先需要探讨下列问题：

第一，中国的社会性别制度在历史上和现代社会中是怎么样的，跟西方有什么异同？它主要针对的是某个阶层，还是所有的社会成员？它对于个人生活的控制究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已经深入到日常实践，还是仅仅落实在重要社会活动之中？它对于违反者的处罚是什么样的？

第二，这种社会性别制度在当今中国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否出现了西方社会那样的同性恋政治、社会性别政治？

第三，即使发生了如上的变化，酷儿理论在中国的论战意义到底有多大，跟它对于西方社会的意义有何种异同？

第四，是一定要套用酷儿理论，还是可以有更好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目前相关的状况？

只有探讨清楚了这些本土的问题，研究者才能够决定如何面对酷儿理论，而不是不加选择地直接套用。

例如，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中当然存在着性别制度，但是儒家并不是严格的宗教，尤其是它强调“礼不下庶民”，所以这种性别制度对于普通人的规训、管束和处罚，很可能不像西方犹太教—基督教传统文化中那么严厉，而是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留出相当大的空间。因此，不但对于各种“反性别制度的现象”的描述屡见于中国古代文献，而且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同性恋行为受到过西方历史上那样的迫害。也就是说，中国很可能并不具备产生同性恋政治和引用酷儿理论的充分历史条件。

即使在当今中国，性别政治与同性恋政治是否已经形成，这本身就是一个待研究的问题；因此我们无法证明酷儿理论在中国具有反叛意义和解构意义。反而是有些西方研究者开始到中国来收集资料，用以反对西方的同性恋认同和同性恋政治，发展酷儿思想。这样的研究可以贡献于西方的理论，可是对于中国相关问题的解释，对于本土理论的发展，却缺乏意义。

直接套用酷儿理论，实际上就是把它正常化（normalizing）。这恰恰是有悖于它的初衷，是一个“悲伤的结局”。尤其是，这会压抑中国人自己对于社会性别与性的多重可能性的探索与选择。如是，一个西方的革命，就会在中国变成霸权。性与权力的理论

历史视角的介入，使得建构主义理论为性的研究开辟了很多新的研究主题，提供了很多新的视角。但是，彻底的建构主义的研究，通常倾向于忽视性实践本身和性的身体化。这样的研究往往是把性作为一个论说载体，用它来表达研究者对于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思考；或者是把性仅仅放在文本中加以分析。结果，性作为建构的结果受到重视，作为生活的存在却又容易遭到忽视。

福柯用谱系学的方法，从历史话语的角度，对性进行了分析和解构，展现了性与历史和政治的紧密关系。但是他研究的很可能并不是性，而是权力。如果研究者要引用福柯的理论，首先需要分析一下中国的具体情况，需要考察这种理论的适用性。

根据笔者的理解，福柯所分析和批判的那种“无所不在却又难以察觉的”权力，只有在他所在的社会中，而且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可能发挥主要的作用。可是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在性方面，所谓“权力”，往往表现在“聚众淫乱罪”、“夫妻看黄碟，警察破门入”、“处女卖淫案”，以及各种五花八门的禁令上。当个人隐私受到公开干涉时，研究者是否应该更多地关注“全景式监视”（panopticonism）之外的权力形式？或者说，只有在公开权力已经弱化的某些领域里，对隐蔽的权力进行分析才能显示其学术价值。

总之，中国学者不应该忽视后现代思潮中的“后现代”那个定语。我们应该学习和引进的，仅仅是后现代思潮的某些可借鉴的立场、视角和方法，而且，必须批评式地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而不仅仅是简单地“拿来主义”。性与社会的关系

吉登斯不同意福柯对于性的很多分析，尤其不同意福柯对维多利亚时期“性压抑之说”的批判。他认为福柯过于强调话语和权力，真实历史及其主体却缺失了。尤其是在福柯那里，性与性别、性与爱的关系是缺席的。吉登斯提出了可塑之性（plastic sexuality）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研究现代社会的亲密关系的变革。他把性放在关系的视角下，尤其是他强调了性的那些重要相关概念，例如性别与爱。因此，他所说的性在某种意义上比福柯的更具有真实感。

吉登斯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后，也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可是，在中国的古代文化中，儒家也有“天地万物，肇端于夫妇”的思想，也是“把性放在关系的视角下”。此外“君子好逑”、“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些古训，也是强调性与爱情的关系。道家房中术里“合阴阳、延天命”的通过性来养生的思想，恐怕也是中国独有的。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有文化的阶层中的“性爱”与“情爱”之间的冲突及其对于人们的性实践的巨大影响，反映的也恰恰是性与爱情之间的关系。这些，西方学者都不太可能予以体验和解释，我们自己完全可以从中发掘出本土理论。1.2.4 本土化研究的尝试

既然笔者提倡努力从中国的具体情境中发掘出那些有可能发展为本土理论的闪光点，那么笔者自己应该首先做出尝试。缘

中国婚配年龄的男女青年在找对象时，相当多的人既不相信传统的介绍对象，也不相信美国式的个人奋斗，而是相信“缘”或者“缘分”、“投缘”等等，也就是老话说的“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或者叫做“可遇而不可求”。因此他们在发起恋爱关系这个方面，往往是既不主动也不被动，既不积极也不消极。尤其是，笔者目前为止还观察不到他们中间存在着任何明显的阶层划分。无论是青年民工，还是博士生，都有相当比例的人持有这种态度。

缘来自佛教的思想传统，但是在21世纪的中国各层次青年中，在发起性爱关系这个方面，它显然已经变化为一种新的生活信念。从这个生活现实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西方的任何关于人际交往的现有理论都无法对此加以解释，而且可以发现任何西方思想家都从来也不知道它的存在，至少也是并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问题。同样，在解释当代青年的结婚年龄为什么越来越晚的时候，我们在众多的西方理论中也没有看到任何对于缘的信念的提及。

缘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人际交往机制。它不仅仅最突出地表现在发起恋爱关系这个领域，而且可以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当中国社会学在习惯性地使用着“亲缘”、“地缘”、“业缘”这些西方传来的社会学名词的时候，应该想到，这些其实都是“翻译中的文化误差”。例如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亲戚关系并不必然地带来“投缘”的结果，因此不应该把“亲”与“缘”合二而一。

从社会整体来看，缘不仅仅是微观的个体行为，因为“投缘”就像“和谐”一样，被普通人视为全社会的最高境界。

那么缘里面究竟蕴含着一些什么呢？笔者可能在很长时间里也无法给出清晰一点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采用主体建构的视角，那么至少可以从这样一个侧面上发掘得更深一点：恋爱关系中（乃至于性关系中）的许多冲突，都是来自交往双方对于缘这个概念的不同建构，来自这种建构在不同情境中的变异，来自双方在把缘与其他相关事物做比较时所做出的选择。“性福”

既有的西方理论将性与形形色色的现象联系在一起，但是它们都明显地受到笛卡儿二元对立论的强大制约，不是性快乐就是性压抑，不是性的个人权利就是性的权力结构。

可是中国人都知道：“福”既不是单纯的快乐，也不是简单的“幸福”，而是“有福”、“福如东海”这样一种理想状态。它的派生物是“福气”。它与“缘”可能存在着密切联系，甚至可能是因果关系。

它不符合西方的性学派的话语，因为“性福”说的既不是激情也不是性高潮，很可能是性所带来的亲情般的感受。它也不符合测量派的主张，因为至少有一些人觉得，“无性状态”也是一种“性福”。也就是说，它更加强调的是“福”的状态而不是性的高频。它还不符合西方的社会性别派的说法，因为按照中国人的“阴阳和合”思想，双方和和美美才能算是“福”。

所以说，在“性福”这个新词语里面，很可能蕴含着中国特有的关于生命意义、生活质量、亲密情感、人际关系等等一套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只是笔者现在还没有发掘出来。更加重要的是，这个词语既不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也不是当代学者发明的，而是来自此时此地的大众的自发流传。这应该是主体建构的最佳典型事例，也昭示着我们只有通过主体建构的视角，才能理解和解释它。一夜情

这也是一个此时此地人们自发流传的新词。

如果从前述其他学派的视角出发，学者可以做出许多研究。例如，性学派可以比较它与夫妻性生活的质量差异；社会性别派可以考察其中的权势关系；测定派可以调查出实践者的人口比例与特征；公理派则可以支持之或者反对之。

但是，所谓的一夜情究竟是一种新的实践，还是仅仅是一个新词语？如果不从本土出发搞清楚这个问题，无论我们应用上述的哪个视角，都可能与真相渐行渐远。

这种实践在中国古已有之，历朝历代不绝于史，只不过叫做“露水夫妻”（“天一亮就散伙”的意思）。它不同于“艳遇”和“偷情”，完全可以自立于世。尤其是没有证据足以说明它在历史进程中和实践层次上出现了什么质变。所以，今日中国的一夜情，仅仅是一个被新近建构出来的词语。它的最突出特征就是标榜一个故意与“性”相对立的“情”字，而不是像古代那样强调隐喻“性”的“夫妻”二字。

所以，性社会学所要研究的真问题并不是这种实践本身，而应该是：一夜情为什么只有在此时此地才被建构出来？它是实践者的自称还是传媒的改造？为什么要说是“一夜情”而不说是“一夜性”？其中包含哪些元素？建构的结果为什么能够得以广泛流传？是不是已经反过来塑造了参与者的实践？这里面又隐含着一些什么社会实践和社会意义？

从一个极端的解释来说，这个新词只不过是一种越轨行为的自我合理化。但是从另外一个极端上来说，中国五四以来的“情爱”与“性爱”的人为对立，很可能已经被“一夜情”这个词语给消解了。一种新的性与爱的关系则很可能已经被这个新词语给建构出来了。

如果再深入一步，就很可能发掘出：“爱与性的对立”究竟是中国传统还是“西化”的结果？爱与性这两个核心概念，在中国究竟是如何演变的？“阴阳和合”的生活哲学，是不是也一直被中国人应用于性与爱的关系？做爱

表面看来，这是英文“make love”的直译。但是它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新话语，而且是一种新实践，更是两者共生共荣的产物。

作为一个可研究的问题，这并不是性行为学的专属，而是典型的社会学题目。本节不打算展开讨论，只是提示一句：从中国最古老的称谓“中媾”、最正统的“敦伦”到最民间的“房事”，再到最西方医学化的“性交”、最时髦的“做爱”，其间很可能映射着生长于斯而且作用于斯的几乎整个社会结构和整个中国文明史。

如果研究者能够从这样的本土语境出发，如果能够运用“是谁，为什么，怎样，建构了什么”的视角，那么在社会与个人之关系这样一个社会学的经典问题上，我们就很有希望创造出西方所无法拥有的基本理论。关于性研究本土化的讨论

作为弱势文化的发言人，在一个文化流动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把自己的原创加入全球化里面去，丰富全球化的概念，使之不至于成为单边主义的西方化。全球化应该存在着文化反向流动的空间，有对话也有差异，而不是抹杀“异”的多元存在。

研究者需要格外注意“研究语境”的问题。一位泰国学者写道：除了需要关注性和社会性别领域里面的一些基本概念之外，还需要注意泰国研究者和研究泰国的英文研究者的不同兴趣爱好和研究动机。泰国研究者面对泰国读者所创造的泰语话语是一种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和自我表达（self-representation）的努力结果。相反，英语研究者面对非泰国读者所创造的英语话语一定程度上是在表达一种“他者”，只是间接地可以起到“反思”的作用。泰国研究者所创造的英语话语则是为了“国际”（主要是西方）的读者，因此就会在西方的讨论框架下来表达“泰国的”问题。

同样，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只要面对的是西方读者，那么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在选题上就很可能不得不倾向于“带有西方口味”，在研究中就不得不倾向于使用西方的分析框架。

本节无意质疑对于西方框架的兴趣指向，也不否认任何研究者都不得不面对自己的读者群。我们所批评的是这种指向和利益考虑的霸权以及在全球化中的强势地位。中国研究者需要注意到：在西方理论界日益提倡多元化、主体性的同时，西方理论本身却又显露出更为本质的话语统治。因此，我们需要避免不假思索地在西方本体的框架下来讨论各种中国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首先深入地探索：在本土社会中，我们所研究的现象是不是真的构成了一个问题？

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确实缺乏理论，尤其缺乏自己的理论；但是我们与西方学者的差距，首要的是缺乏对自己的历史遗产与现实生活的总结，尚未创造出自己的话语体系，很难“以自己的文化去参与全球化”。

上述的种种讨论已经不仅仅是中国性学研究的问题和困境了，而是整个社会科学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所必须思考和回应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西方背景下产生的理论与中国社会中所存在的问题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理论的边界？是否存在“中国的本土问题”？是否有可能基于中国的现实与历史，借鉴西方的理论视角来发展中国本土特色的概念与理论？最终的问题是，我们做研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总而言之，究竟是用西方已有的理论来解释那些西方所没有的问题，还是从西方所没有的问题中总结出西方所没有的理论？这是一个选择，也是一个挑战。

1.3 本书依据的三次全国性调查的简介

通俗地说，性社会学就是运用社会学的立场、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人类的性现象。其来源与发展请读者参考笔者的《性社会学》一书。

在中国，性社会学目前是春芽破土。

从意识形态层次来看，一方面众多的性研究由于被认为“太敏感”而无法发表；另一方面，许多被大众所关注的性讨论又往往靠耸人听闻来吸引眼球，仍然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破禁区”的时事评论的水平上。

从方法论来看，定性研究的成果往往被认为“太暴露”而无法发表，可是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却又往往被认为“问题太小”而得不到发表。

从受众的偏好来看，普通大众更关心的是性技巧或者性障碍，关心性方面的社会问题的人毕竟是少数，真正有志于性研究而不仅仅是“性”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但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性社会学又会很快地走向叶落归根。

这是因为，中国的性文化已经从性革命走向多元化，很快就会走向“自然化”，人们已经高度自由与自觉，不再需要去关注与讨论性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各种问题。那时候，性社会学将仅仅作为纯粹的学术研究而钻进象牙塔。

因此，性社会学研究者的宿命是：永远的边缘人。1.3.2 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的性调查对中国人的性调查

1985到1989年，潘绥铭通过观察法分析在公园里公开亲昵的异性伴侣的亲昵行为与场景的相互关系模式。1989年，潘绥铭、谭深等人去上海，对参观“油画人体艺术大展”的约19万名上海观众，做了美学的和性学的抽样调查。1989年到1990年，潘绥铭在北京市区进行了“性生活与夫妻满意程度的关系调查”。1991年李银河对当代中国人在性爱与婚姻方面的行为与规范进行了调查，出版了《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

规模最大也最有影响力的调查主要有以下几种。

1989到1990年，刘达临主持的2万多例中国人的性调查，涉及15个省市、24个地区。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地对性行为、性关系和性观念进行的社会调查。

徐安琪主持的对上海、广州、甘肃和哈尔滨四个省市部分地区的800对夫妻婚姻质量的调查。

2000年、2006年、2010年潘绥铭主持的全国随机抽样调查，详见下文。对大学生、女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的性调查

最近十多年以来，对于大学生的性调查日益增多，已经出版的成果达数十项之多。

女性之性的调查，影响力比较大的是李银河的《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还有一些调查针对女性的身体与性，网络与女性的身体形象、性表达以及性认同等等。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后，相关调查研究更多地集中于性骚扰和性暴力。对于妇女的生殖健康和性健康的调查则主要集中于人口学和公共卫生领域。

针对少数民族和农村的性研究，零散地见于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相关研究之中。

针对流动人口的性调查研究在最近几年开始多起来，其中大部分来自艾滋病研究。对性产业、女性性工作者的调查研究

潘绥铭较早以“社区考察”的方法调查“红灯区”的发展脉络、形成原因、运作机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等问题。还有一类研究针对劳教所中的女性商业性性服务工作者。另外，尽管在研究伦理上受到质疑，赵铁林对于海南“小姐”生活的拍摄和研究还是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预防艾滋病项目的支持下，公共卫生领域针对女性性工作者的研究开始多起来。对同性恋、跨性别的调查研究

李银河和王小波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1992）以及后来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1998）在社会上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1993年，作为预防艾滋病项目，潘绥铭进行了“男性同性恋社交中的性关系与性行为调查”。

张北川的著作《同性爱》（1994）以及后续工作，社会影响颇大。

最近几年，预防艾滋病的项目极大地推动了对于中国的MSM（男男性行为者）的研究，其中包括MB（男性性工作者）的。例如：高燕宁主编了《男同性恋健康干预》一书（2006）；童戈的《中国人的男男性行为：性与自我认同状态调查》（2005）展现中国大陆“男同志”群体的性实践和性认同。针对拉拉（女同性恋）的研究、酷儿研究、跨性别的研究在最近几年也崭露头角。对某些性现象的研究

还有学者对换妻、多伴侣、一夜情等等进行过调查。1.3.3 本书依据的三次全国性调查三次成年人性调查

在潘绥铭教授的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00年、2006年和2010年进行了“中国人的性”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

调查对象是中国境内18到61岁、会讲汉语、能识汉字的总人口。以城乡差异、人口规模与离婚率等国家统计数据为分层指标进行多层等概率抽样。

初级抽样单位（PSU）为县级行政区域。终端调查点为城市社区与农村的行政村。在每个终端调查点中，按照居住者的总名单进行等距抽样，再按照地理位置抽样法抽取流动人口。

由于性调查的高度敏感性，调查者采用了如下实地调查方法。

不进行“入户抽样”：不在家中访谈，而是直接抽样到个人，邀请被访者到调查员事先准备好的访谈室来。

在封闭空间中访谈：保证每个访谈室中只有调查员与被访者两个人。

同性别、一对一地访谈：禁止调查员访谈异性。

调查员与被访者素未谋面：组长上门动员、预邀而且不进行访谈；调查员不可能知道被访者的情况。

获得被访者的“知情同意”：在访谈开始之前就明确告知被访者，要询问有关性生活的问题，而且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

使用电脑问卷进行访谈：把调查问卷制成电脑程序，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到当地，在调查员教导之后，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方法。对14到17岁全国少年的性调查

此外，在潘绥铭教授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10年4月到9月在与成年人性调查相同的终端调查点中，随机抽样调查了全国14到17岁的总人口。其重大意义是：包括不上学的、已经工作的与来自农村的流动青少年。但是由于年龄段和问卷内容不尽相同，因此只能有选择地与成年人进行对比。

国内对于青少年的性调查已经有一些，但是基本上都是在学校里调查在校生。与此相对，该次调查的创新意义在于以下几点。

对全国14到17岁的总人口具有总体代表性，优于任何非随机抽样的或局部的调查。

涵盖了全国各种少年的总体，而不仅仅是在校生：包括失学辍学的8.4％、毕业后不再上学的11.1％，总计占到19.5％。按照工作状况来看，目前不工作的占6.0％，正在城市里工作的（包括进城打工的）占10.3％，正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占3.2％。这些少年样本都是以往调查所缺失的。

实现了最强的保密性。笔者在学校之外进行调查，采用同性别、一对一、在封闭空间中、使用笔记本电脑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等措施。

最充分地贯彻了社会调查的伦理原则。在访谈开始之前就明确告知被访少年，要询问性方面的问题，而且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为此专门设置了7个问题，都是：“下面调查员将要询问××方面的问题，您愿意回答吗？”如果被访少年选择“不愿意”，则电脑程序自动跳过该部分的所有问题。调查也允许家长一起来，但是调查开始后家长必须退出访谈室。

在电脑问卷中使用技术手段设置了测谎功能与回答条件的限定。

上述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被访少年的顾虑与失误，保证了最高的调查质量。1.3.4 统计分析的设计

笔者严格遵循了问卷设计、调查实施和统计分析的学术规范。此外，还有一些特色可以总结如下。备选答案的设计

笔者的调查问卷中的大多数变量都是属性变量，不是也不可能是连续变量。

这种情况是笔者与美国合作者共同选择的，具有“论方法”层次上的重要意义。因为越是追求连续变量的回答，就越容易迫使被调查者不得不谎答或者拒答。例如，对于每月性生活次数这类提问，连续变量当然最好用，但是究竟有多少中国人能够精确记得或者当场计算出来呢？中国人又不善于直接拒绝，结果不得不乱答一气。这还不如划定“两三次、四五次”这样的分类，对方才可能回答得更准确更真实。

早在20世纪80年代笔者刚刚开始研究性问题的时候，曾经设计过“在每10次性生活中您有几次性高潮”这样的提问而且据此写了论文。但是在1993年美国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宣读后，有学者指出：这样的问题人们很难准确回答。后来笔者在自己的调查实践中也日益体会到：这种追求量化、追求精确的企图，其实是由于不够了解生活与人性而产生的偏差。

在笔者的问卷中，经典的“三级定序排列题”（例如：多、不多不少、少）都被改变为“两极强制选择题”（是、否），“五级题”则被改造为“四级题”（没有“中间状态”的选项）。这也是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因为长期的调查经验告诉笔者：只要列出“中间状态”或者“无所谓”的选项，就一定会有比例惊人的中国人选择它，在观念提问中尤甚。当然，笔者的这种“强制选择题”必须有这样的前提：第一，被调查者对题意有共识；第二，被调查者都关心此问题；第三，允许拒答而且预计其比例不高。历史可比性的解释

笔者所进行的成年人调查并不是跟踪调查，因此笔者这样来论证三者之间的可比性。

第一，从随机抽样的角度来看，调查都足以代表中国该年龄段的总人口。尤其是其中2006年和2010年的调查，使用的是同一个抽样框，直到居委会或村的最终抽样点和抽样方法都完全一致，这可以加强两者之间的可比性。至于直接落实到个人的那种严格的追踪调查，笔者认为它根本就不可能适用于任何对于敏感问题的社会调查。因为“性”的调查不得不匿名，可是既然是匿名调查，怎么可能第二次找到原来的被调查者呢？

第二，笔者在进行回归统计分析时，每次都把2006年调查和2010年调查与2000年调查之间的整体差异，作为自变量纳入分析。这就控制住了不同调查可能产生的影响，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调查之间的可比性。在本书对于回归分析的控制变量的每一个注释中，均简称之为“调查差异”。

第三，2000年的年龄段整体上略大于2006年与2010年，但是相关分析表明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加权依据

除了特殊注明的以外，本书所有的统计分析，都是复杂样本（complexsample）的加权计算，其分层为2（农村与城市），单位（初级抽样单位PSU）最多为283个。样本的权数是城乡分层、PSU、性别、年龄，下文中不再一一说明。由于在2000年和2006年的统计分析中使用的是直接加权方法，统计结果略有不同，现在的复杂加权是进一步的精确化。

此外，笔者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国家的2010年人口调查数据尚未发布，因此本书中所有关于2010年的统计分析，都是按照《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9》进行复杂加权的。今后笔者新发表的论文，很可能使用2010年人口调查的数据进行复杂加权，那时候的各种数字很可能于本书的数字有所不同，敬请读者注意。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

本书所依据的全国调查的随机抽样误差均不超过5％，均以“成年人的多伴侣发生率”或“少年的性交发生率”为目标变量，通过了信度与效度检验。

笔者的统计学基础较差，在美国合作者的推荐之下，本书中的相关分析，除了一些非常直观的情况使用双因素的交叉表分析之外，主要是使用PASW Statistics 18.0（就是原来的SPSS）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或者Logistic回归分析。

笔者采用的是探索式的“沙里淘金”的方法，就是把所有的变量都纳入模型，然后逐步剔除所有不显著相关的变量，只保留那些显著相关（p＜0.050）的变量。这种方法是有争议的。因此需要多说两句。

经典的统计学要求，纳入回归分析的变量应该数量少而且假设非常清晰明确，或者要求在一个既有的模型之上再增加很少的几个变量，以便检验其显著性。这当然是“假设—经验”的经典做法，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学术规范。

但是笔者更加希望采用探索式的回归分析，其理由有三。

其一，目前在性研究的领域中，成熟的假设非常之少，经过检验的模型更为罕见，而且抽样方法与调查方法千差万别，基本不具有可比性，所以如果勉强采用经典的分析方法，反而有削足适履之嫌。

其二，笔者的整个问卷其实只有一个因变量，那就是“全性”的可测量状态。问卷中的任何一个提问都是经过通盘设计的，都假设它们与“全性”相关。因此笔者可以而且应该在回归分析“全性”的任何一个因素的时候，把全部变量都投入进去。从笔者提倡的“论方法”的视角来看，这种操作方法就是在问卷调查的局限条件下试图贯彻定性调查中的“扎根理论”，尽可能地从全部材料中提取自己的认知。这种方法当然是不成熟的，也是可以争议的，但是笔者认为应该且可以朝着两种方法论的整合努力靠近一步。

其三，笔者深知，那些不显著相关的变量也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尤其是其中那些有悖常识的相关关系，往往能够揭示出更有意思的情况。但是这在操作上过于困难了，因为笔者首先就需要论证某种常识确实是作为常识而存在，而且必须是存在于笔者的三次调查的具体时空之中与具体对象的生活实践之中，然后才可能对那些不显著相关的变量做出解释。这恐怕已经是另外一个大规模的完整研究了。即使笔者可以完成，也很难纳入本书。统计分析过程的表述

在本书使用最多的Logistic回归分析中，因变量与自变量均已进行了转换处理，生成了虚拟变量。但是为了节省篇幅，其过程不再列出。

本书作为性社会学的专著，本应该把统计分析的过程与中间环节尽可能详细地公布出来。但是笔者希望有更多的普通读者能够不讨厌这本书，因此不再列出所有的标准差与标准误，也不再列出回归分析中的控制变量的细节和估计值的95％置信区间。在完稿之前的最后一分钟，还割爱了大约1／4的统计表格或其栏目。

笔者要对非专业的读者提醒一句：在本书的所有关于回归分析结果的表格中，“估计值”或“估计”这一栏说的都是发生该现象的可能性（而不是真的发生了），因此“发生可能性”的数值，不同于两个“实际发生率”之间直接加减的计算结果。

本书涵盖了调查问卷中的所有提问，只不过其中某些行为的首次年龄与上年次数由于样本相对过少损害了代表性而没有列出其统计结果。不做什么？

从统计学来看，有了3次调查的结果，应该可以做出某些预测；但是笔者决然拒绝。这是因为对社会与人的发展所做出的任何预测，无论它具有多么大的数学上的逻辑合理性，也很可能不符合生活的逻辑，更无法在社会实践的层次上进行证伪。

从吸引眼球的角度来看，把中国的情况与外国进行对比，这是一个诱惑力超强的主意；但是笔者也弃之不顾。因为这种跨国比较的可比性基本上无法进行检验。通俗地说，如果两个国家的调查方法不一致，那么强行进行任何比较都只能是自欺欺人。最后的定位

最后，从统计分析的角度来说，笔者把本书的追求定位于：与其在技术上好高骛远，不如在思路上独出心裁；与其在细节上精益求精，不如在分析中入木三分；与其在叙述中循规蹈矩，不如在讨论中发人深省。

再高级的统计方法也无法自动给出社会学意义上的解释，因此笔者在本书的数据分析的表述中经常使用多侧面的和不确定的语态。笔者唯有寄希望于在今后的定性研究中对于中国人的“性”得出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1.3.5 调查的总体情况

上述全国调查的操作方法的细节，笔者在200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中写下两万多字的详细叙述。随后在2006年与2010年进行的后续调查中，一直严格遵照同样的调查方法。读者可以参阅该书，这里不再赘述。三次全国随机抽样调查情况见表1—1、表1—2。表1—1 三次调查简介注：如果调查对象的文化水平不足以自填，则由调查员直接询问。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农村老年妇女中。如果调查对象不存在某些情况，电脑就会自动跳答，因此提问的最小数量是每个人必答的，最大数量则是全部情况都有的人的回答上限。表1—2 三次调查的复杂加权样本情况（％）注：上学程度是指调查对象是否上过小学、初中、高中、大专等，并不意味着其拥有相应的学历，故不用“教育程度”来表述。流动人口的定义是，在当地居住不足4周年的人。

2010年的调查总体（见表1—3）：根据前述全国人口调查数据，到2008年年底，中国14～61岁的人占总人口的72.07％。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预计2010年的人口总数将不超过13.7亿。因此，这个年龄段的中国人口的推算总数应该约9.874亿人。也就是说，笔者的随机抽样可以代表这样的大约10亿中国人。表1—3 2010年调查的初级抽样单位（PSU，县级抽样点）注：2006年的PSU是120个，2010年由于经费有限，只能保留其中的103个。

1.4 什么人、什么话题更敏感？

笔者所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除了调查的内容具有重大意义以外，调查的应答率（包括总体的回答情况与每个提问的回答比例）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研究，可以反映出什么样的中国人不愿意回答性调查的问题，以及不愿意回答哪些具体的问题。

笔者愿意对于2010年调查中总体的与分题的应答率进行深入分析，以便反映最新的情况。这绝对不仅仅是统计学的需要，而是希望以这些分析为依据，反映中国人对于“全性”的社会态度。1.4.1 什么人更不愿意接受调查？分析方法介绍

笔者在2010年的抽样总人数是9992人，其中有7202人同意回答而且完成了。

笔者提出中国本土的“应答缺失率体系”，包括8种情况。但是在3次调查中，在那些已经接受预约而且来到封闭的访谈室的人之中，拒绝回答的人实际上非常少，因为只要调查员的说服动员工作做好了，被访者至少也会碍于面子而不拒绝接受调查。出现最多的是从一开始就拒绝接受调查的情况。因此，计算这种“应答缺失率体系”的资料和数据可以加深研究者对被访者总体情况的了解，因为被访者对调查本身的反应和态度从这些统计数据中也可以得到充足的反映。

根据上述思路，笔者下面分析的主要是一开始就直接拒绝接受调查的人的情况。笔者得以这样做的前提是：

第一，进行了严格的案头分层等概率抽样，直接抽样到县级行政单位，保证了高精度的随机性。

第二，在每个调查现场，笔者都指定调查小组组长亲自进行县以下行政单位的随机抽样，并且安排一个得力组员专门协助组长进行抽样。

第三，在现场调查过程中，由于我们按照最新的居住者的名单进行等距抽样，直接抽样到具体人（而不是家庭户也不是门牌号），因此未遇对方的情况并不多，主要是被抽到的人拒绝回答。

第四，在预约任何一位被调查者的时候都会告诉对方：我们的调查内容中包括性生活方面的提问。尽管不愿意回答的人们提出了种种拒绝的理由或者默默无语，但是笔者可以推断，大多数人还是由于对性的敏感才拒答的。

具体的分析方法如下。

第一步，按照全国相同年龄段的总人口的国家统计数字，把抽样总数（9992人）按照城乡、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进行分层，得到每一个子层的具体人数。

第二步，接受了调查的7202人是有效样本。在复杂加权之后，把它也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分层，得到每个子层的具体人数。

第三步，如果笔者的调查的应答率是100％，那么上述的两种数字在每个子层中的人数就应该高度吻合。可是应答率为72.1％，因此，抽样总数减去有效样本的差数就是没有回答的人数。

第四步，分别计算出每个子层的具体差数，再转化为在该子层中差数占抽样总数的百分比，就可以进行直接比较，发现哪些社会阶层更多或者更少地接受了笔者的调查，从而反映出该阶层对于“全性”的基本态度。

在以下表格中，笔者仅仅列出按照拒绝回答的百分数排列的前10种情况，其他的从略。城市人口拒绝回答的分析

城市人口拒绝回答的情况见表1—4、表1—5。表1—4 城市男性拒绝回答的情况

从表1—4中可以发现，如果城市男性的婚姻状况不符合主流社会的要求，那么他们拒绝回答性问卷的比例就会较高。例如第1项和第2项所反映的年轻男性却再婚、离婚或丧偶，第3项、第5项和第7项所反映的“光棍”，第4项反映的“早婚”，都是不那么“正常”的情况。表1—5 城市女性拒绝回答的情况

城市女性拒绝回答的情况与男性不同，只有第1项（很年轻就离婚、再婚或丧偶）不符合主流社会的期望，其余的都“正常”。这表明，年龄段和婚姻状况并没有显著地影响城市女性的拒答率。她们中的那些拒绝回答的人，其实主要是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觉得身为女性就不应该回答这种“流氓问题”。村镇人口拒绝回答的分析

表1—6、表1—7在总体上说明：居住在村镇中的人，无论男女，拒答率都远远高于城市男女。这显然是因为农村的性文化的制约。按照差序格局的社会规则，农村人自己之间可能并不比城市人更忌讳“谈性”，但是面对作为外人的调查员，他们往往就噤若寒蝉了。表1—6 村镇男性拒绝回答的情况表1—7 村镇女性拒绝回答的情况

上述的两个表格还表明：无论男女，无论哪个年龄段，离婚、再婚或丧偶的农村人都更加不愿意接受性的调查，而且拒答率都基本上超过一半。这当然也主要是由于在农村，离婚、再婚和丧偶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情况，遭遇此种情况的男女很可能会自惭形秽，缺乏勇气接受关于性的调查。性别无差异

从拒答率上来看，城市男女与村镇男女之间并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也就是说，并非凡是女性都必然不愿意回答，也不是男性就更乐于回答。只要调查者能够给男性和女性都提供一个私密的回答空间，他们就可以几乎同样地来回答性的问题。1.4.2 中国人其实愿意谈性应答率为什么这么高？

在国际交流中，西方学者对笔者最经常提出来的问题，并不是这些调查的应答率为什么低，而是为什么这么高，而且高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所做过的随机抽样的性调查。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阻碍中国人回答性问题的最主要因素并不是年龄大小，也不是男女差异，而是城乡差异与离婚、再婚和丧偶这种状况。可是在当今中国，城市人口剧增，农村人口剧减，离婚率比发达国家低很多，在农村更是微乎其微。这样一来，阻碍中国人回答性问题的最主要因素就被极大地缩减了，因此这些调查才能够获得72％～76％这样高的应答率。

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对比来看，在发达国家中有相当多的人是因为宗教上的禁忌而拒绝回答的。可是在中国18岁到61岁的样本中，各种教徒仅仅不足1／6；而且数据分析表明，他们对于性的禁忌即使有也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这也是应答率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调查方法决定研究结果

从性文化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经过性革命之后，性的言说的自由尺度已经远远高于中国。这使得不仅是西方学者，而且大多数中国学者也常常认为中国人仍然“谈性色变”。其实笔者的调查数据与上述分析都表明：中国人不但是可以谈性的，而且还可以直接地回答自己非常隐秘的性生活的问题。区别仅仅在于：绝对不能当着别人的面，真的用语言去谈。

笔者的调查方法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提供同性别的、一对一的、封闭的访谈空间；二是使用笔记本电脑调查问卷，不需要被访者说出口，调查员也看不到。这就让被访者既能一本正经，又能敞开心扉，还不用说出那些敏感的词汇。说到底，就是笔者从主体建构的视角出发，给对方提供了一个足以保住面子的情境。72％～76％的应答率证明，笔者的分析是正确的，努力是有效的。1.4.3 哪些内容更加敏感？

为了获得真实的情况，笔者在调查问卷中贯彻了社会调查的伦理原则：在回答任何一个提问的时候，被访者都可以在电脑上按下F1、F2或F3这三个特殊键，该题就被分别记录为“不回答”、“不知道”或者“不适用”而且自动跳过去。如果被访者希望中止回答，也可以按下F10键，后面的所有提问就都不再出现，直接跳到问卷结尾。

数据分析发现，选择“不知道”或者“不适用”的情况少而又少，可以忽略不计，而拒绝回答该题则是最主要的情况。如是，笔者便可以分析一下，究竟哪些提问让被访者如此敏感，在开始回答问卷之后还要跳过它们。

尤其是，笔者所设计的每一个提问，都已经照顾到了最开放的人与最保守的人。因此理论上任何被访者应该都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备选答案。但是仍然有些人选择了“不回答”，这足以说明该题对他们来说敏感得不可能回答。

由于拒绝回答的样本量很小，因此下面仅仅分析总体上的拒答情况。

表1—8所列举的，都是拒答率至少有一项高于0.5％的情况。标记了*的，是无论男女的拒答率大多高于2％的那些提问。标注**的，则是虽然拒答率不高但是男女差异相对较大的提问。表1—8 提问拒答率（％）男女都更加避讳的提问

第一，关于夫妻性生活的三个提问。“性生活之外的亲昵”，它很可能被一些人认为是“不正经”或者“太过分”，因此拒答。“性生活满意程度”和“上次性生活的时间”这两个提问，尽管笔者已经分别设置了“很不满意”与“完全没有”这样的备选答案，但是看来仍然有些在这方面处于不良状态的人宁可不回答。

可是笔者需要提醒一下：对于具体的性技巧，笔者设置了多达10个提问，包括口交和肛门性交。可是无论男女，人们在回答这些被认为是高度敏感的提问的时候，拒绝的人却少于0.5％（因此这里没有列出）。个中奥妙，笔者目前仅能推测：莫非是由于“看黄”已经非常普遍，使得中国人“脱敏”了？

第二，拒答“首次自慰年龄”的人也很多。这很可能是因为还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坚信“手淫伤身论”，因此无论自己有还是没有，都不愿意回答这个提问。

第三，“吃壮阳滋阴品”这个提问的拒答率很高，出乎笔者的预料。这也许是因为拒答者觉得此举有些“丢人”，或者被调查者认为提问的定义不够清楚。

第四，无论男女，不愿意回答自己在14岁之前是否遭遇过性接触的人也很多。这也许是因为有些拒答者觉得这个提问是无稽之谈，也可能有些拒答者是另有苦衷。

第五，无论男女，不愿意回答“买性”的都很多。笔者推测，这大概不是因为这些拒答者心中有鬼，更可能是因为他们难以理解这种现象，甚至不知道其存在，因而无从选择备选答案，只好拒答了事。这一推测的证据就是：对于“卖性”的拒答率反而很低，而且低于其他的各种非主流性行为。这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清楚“卖性”是怎么回事，所以回答起来的敏感性就会下降。男女避讳的差异

其一，女性更加不愿意回答关于性欲的自我评价的两个提问。这既可能是因为这些女性觉得自己不应该回答这样的问题，也可能是因为这些女性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性欲可言，还可能是因为这些女性对于性欲这个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认识。

其二，更多的女性不愿意回答双方“怎样交流性喜好”这个提问。这里面最可能的原因，既可能是这些拒答者认为女性根本就不应该交流性的感受，也可能是因为想象不出来应该如何进行，还可能是对于“性的交流”另有高见。对于“买性”这个提问，也是女性拒答的比男性更多，而且在女性的所有回答中是拒答率最高的，很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其三，对于“对方的异性朋友数”这个提问，男性不愿意回答的显著地多于女性。这也许是因为更多的男性觉得自己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也可能是害怕自己回答的数字太多或者太少，因而没面子，还可能是因为对于“异性朋友”的定义迥然不同。

总而言之，虽然笔者上面的所有分析都是推测，但是拒答率的高低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最大限度地保护隐私的前提之下，中国男女最不愿意回答的其实并不是性动作与性技巧的细节，也不是各种非主流性行为的情况，而是一些笔者目前还无法充分解释的方面。

这应该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宝贵启迪。1.4.4 以己度人＝自曝隐私

虽然读者还没有看到本书的各种统计数字，但是笔者愿意提前提醒读者：最好不要仅仅根据自己的经验，就来评论本书中的任何一个数字是太高还是太低。

在2000年第一次调查的时候，课题组里的同仁就曾经很悲观，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婚外恋，我们怎么可能调查得出来！可是到了2010年的时候又有人说：都这个年头了，你还调查谁有婚外恋？应该调查谁还没有！

这反映出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心理倾向和解读习惯：人总是把与自己相似的人估计得更多，却把不同于自己的人数往少估计。

笔者这一看法，底气十足。笔者从1991年到2006年五次调查了全北京市和全中国的大学生，其中问道：“您认为，在现在的大学生里面，有百分之多少的人已经有过性交了？”结果发现了一个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就是那些自己性交过的人，把全体大学生的性交比例估计得很大，反之，自己没有过性交的人则把这个比例估计得很小。五次调查的结果无一例外。

这并不奇怪，也无可厚非。但是它却构成了一种“隐私侦验”。例如，如果某人说本书中的婚外恋太少了，那么该人自己有过的可能性就显著地增加了。同样地，如果某人说本书中的性生活满意度太高了，那么该人自己的性生活不够满意的可能性也就大增了。

所以，如果非要仅仅根据亲身经历来评判本书中的统计数字，那么最好不要说出去。

第2章 主体建构的性

2.1 性道德观的革命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格外注重性道德的国家，而且形成了强大的传统力量；但是在2000年、2006年和2010年，中国18到61岁的总人口的性道德观念却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

关于性道德笔者调查的第一个问题是：“有些人在恋爱中跟对象发生了性关系，但是两个人后来又真的结婚了。那么，这算不算道德问题呢？”调查结果是：认为这不算是道德问题的人，都超过了一半，在60％上下呈现为持平状态。

第二个问题是：“有些结了婚的人又与别的人有性关系（例如婚外恋与第三者）。对于这样的人，是应该区别对待呢，还是应该一律惩罚？”笔者三次调查的结果都是接近一半的人认为应该区别对待这种现象，在45％左右的水平上持平。

第三个问题是：“目前在中国，从事‘性服务’的‘小姐’，如果被警察抓住，最高罚款是5000元，同时拘留最多15天，还要通知家属。您觉得，这种处罚是太轻了，还是太重了？”

第四个问题是：“目前在中国，如果警察抓住嫖客，最高罚款是5000元，同时拘留最多15天，还要通知家属。您觉得，这种处罚是太轻了，还是太重了？”

对于上述的两个法律规定，在2000年的时候还只有15％上下的人认为是处罚过重了，可是到了2006年和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5％上下，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虽然中国人民以遵纪守法而著称，但是仍然有1／4左右的人，对于国家处罚卖淫嫖娼的法律持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这两个提问的内容虽然从未改变，但是在3次调查中依次更加详细和具体，因此上述的回答比例说明，人们对于“小姐”和嫖客受到的惩罚越清楚，就越是不认同这样的处理。

上述4个提问的回答情况的大致趋势见图2—1。图2—1 四种性道德观变化的线性趋势

具体情况如下表：2.1.2 2010年主流社会开始宽容“二奶”

在2010年的调查问卷中，笔者增加了两个新的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有些结了婚的男人‘包二奶’。您认为，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男人？（1．支持。2．可以理解，但不支持。3．只需要道德谴责。4．必须法律惩罚。）”

第二个问题是：“现在社会上，有些女人‘做二奶’。您认为，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女人？”备选答案与上面的问题一样。

对于第一个问题，有7.6％的女性和13.0％的男性持支持或者理解的态度，男女合计10.3％。对于第二个问题，女性持支持或者理解态度的占8.7％，男性占13.1％，男女合计11.0％。

这里面最令人惊讶的并不是这些百分比，而是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对于“做二奶”的态度比对于“包二奶”还要宽容一些。这种情况很可能是中国古老的同情弱者的传统在发挥作用，因为人们一般都知道，相对于那些“包二奶”的男性来说，那些“做二奶”的女性毫无疑问是弱者，而且往往有着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

进一步来看，如果仅仅从百分比来看，这种观念在总人口中只占10％左右，并不多。可是如果按照不同的社会阶层来考察，就会发现在这两个人们议论纷纷的性道德问题上，人们实际上都是以自己的社会地位来发表看法的。

按照年龄来看，越是年轻的人就越宽容。大致趋势见图2—2。图2—2 越年轻越宽容（p均为0.000）

按照上学程度来看，上学程度越高越宽容。大致趋势见图2—3。图2—3 上学程度越高越宽容（p均为0.000）

按照收入等级的高低来看，收入等级越高越宽容。大致趋势见图2—4。图2—4 收入等级越高越宽容（p均为0.000）

按照城乡与城市大小来看，农村人口最反对婚前性行为与婚外恋，大城市人口最宽容，呈现为显著的差异。但是对于“包二奶”与“做二奶”，城市大小没有显著的差别；农村人口的宽容度反而比城市人口高出4到5个百分点，但是没有构成显著的差异。2.1.3 提醒：百分比不等于对错

关于中国人的性道德观念的调查结果，有三点务必需要说明：

第一，任何百分比仅仅是为了说明情况，绝不应该成为任何人判断对错的标准。也就是说，如果某种情况是错误的，那么它所占的百分比再高也不能证明它就是正确的。反之，百分比再低，也不等于该情况就一定错误。简单一句话：百分比不是对错的标准。

第二，笔者所发表的都是中国18到61岁总人口的平均数字，无论它们是多还是少，都不应该作为任何一个人做出选择的依据，甚至都不应该作为参考资料。这是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可贵的就是能够建构出并且保持住自我。我们当然需要了解这个世界，但是却不一定要屈从于这个世界。也是简单一句话：世界与我是朋友，而不是主仆。

第三，我们在讨论各种性的道德观念的时候需要认真地想一下：我所主张的性道德，究竟是我自己的生活经验的总结，还是被别人潜移默化地灌输进来的？性道德究竟首先是用来协调我自己的，还是用来指责别人的？中国在变，世界更在变，难道任何一种性道德会“万寿无疆”吗？2.1.4 性的快乐主义

快乐主义是指以获得快乐为首要的和终极的目标的一种人生态度和世界观。这在大多数情境中根本就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但是在中国人的生活情境之中，它往往被曲解为三种另外的东西。

第一，快乐主义经常被曲解为“无所顾忌”。可是现代文明的基石是：任何人的快乐是以绝对不损害任何别人的利益为前提的。

第二，快乐主义也常常被曲解为“自私自利”。可是现代文明的基本规则是：在任何一种人际关系中，双方都必须对等地相互尊重与协调。

第三，快乐主义更是常常被混同于“享乐主义”。其实两者的根本区别是：享乐主义把获得快乐作为唯一的目标，而且往往倾向于不管它是否违背或损害了现代文明的其他规则。也就是说，完全彻底的享乐主义其实在现代文明中很难真的存在。它基本上仅仅被用来曲解快乐主义，甚至成为唯一功能。

在当今中国，性道德的根本问题是用什么来判定“性”的好坏。

20世纪之前是用生殖：不能生儿育女的性是不道德的。20世纪中期则是婚姻：一切婚前或婚外的性都是不道德的。80年代以来，爱情正在日益成为判断标准：无爱之性才是不道德的。21世纪以来，快乐开始成为首要的判断标准：不快乐的性才是不道德的（见图2—5）。

最近10年以来，一些女性运用丰富多彩的形式，首先在中国倡导了性的快乐主义。她们是明日之星，因此不得不忍受今天与昨天泼过来的脏水。这是她们的基本价值之一。只不过由于一切创造历史的人们，当时往往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此需要笔者替她们总结一下。图2—5 性道德判定标准的历史演变

在示意图2—5中，“社会控制”说的是传统的、以赤裸裸的直接暴力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权力。它仍然试图无孔不入地强行打入中国人的私人生活，只不过屡战屡败、日薄西山而已。

图中的“亲情自卫”则是指一种中国人在“差序格局”的社会形态中养成的思维习惯和情绪动力模式：对于那些在人际关系上离自己很远的性现象，人们往往容易心平气和地理解或宽容；但是一旦该现象可能涉及亲人与自己，往往就会觉得大祸临头，因而变得丧失理智、心胸狭窄而且顽固不化。

关于最近10年来兴起的性的快乐主义，很多中国人都在理论上承认：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皈依于此，因此无可厚非。可是如果自己的亲人也是如此，尤其是如果想象着自己也是如此，那么他们尤其是大多数中国城市中产阶级无论如何也受不了，因此禁止快乐主义就成为他们的道德底线。台湾的何春蕤教授称之为“娇贵化”，大陆网民则贬之为“装B”。

结果，即使在学术圈里，近来也有人开始使用“性愉悦”这个词来替代性快乐。这其实是向禁欲主义卑躬屈膝。性何止是“愉悦”？性是激情迸发，是如癫似狂，是昏天黑地，是物我两忘，是赤裸裸、火辣辣、纯粹的快乐。如果非要把性描绘为温文尔雅的、矫揉造作的、古井微澜的状态，那么要不就是描绘者已经垂垂老矣，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展望未来，虽然存在着“社会控制”与“亲情自卫”这两种社会力量的夹击，但是快乐主义很可能加速度地发展。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浪漫爱情被吹捧得越高，人们就越容易发现它其实是类似乌托邦那样的远大理想，因此也就越发不得不去寻找其现实的替代物。这个历史进程在所有发达国家中都曾经发生过，中国无论摸出什么石头来，河还是要这样过的，除非“死”在此岸。

总有一天，性的快乐主义会成为主流。那时，传统道德将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例如：双方在婚前性爱中比“守贞禁欲”更加快乐，或者在婚外性关系中比在婚内更加快乐，那么社会还有什么理由去禁止之？

再往后，中国会迎来“性的自然主义”的时代，也就是性的平常化、多样化与主体化。人们将不再争论“性”的是非，更不会拿“性”去攻击别人，但是人人又都具备了性方面的自主选择能力和负责能力。这就是笔者的理想境界。

2.2 性欲望的主体建构

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中，中国人民越来越喜欢性、重视性、寻求性，也就越来越多地从“性福”中汲取到幸福。“我爱故我在”的情况日渐普及。2.2.1 日益增强的“性趣”意味着事业成功

在调查问卷中笔者是这样询问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也会想到性生活方面的事情。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多长时间想到一次‘性’呢？”备选答案是从一天几次到一直没有想过的6个等级。

同时笔者还询问：“有些人对性生活不感兴趣，或者不想过性生活。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有过这种情况吗？”备选答案是从过去12个月一直不感兴趣到一直对“性”感兴趣的4个等级。

然后，笔者把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进行聚类分析，就得到了弱、中等、强这样三个档次的“性趣指数”。其中的“性趣”强，相当于在调查之前的12个月里一直对性生活感兴趣而且至少每周都会想到性的事情；“性趣”弱则表示过去一年中有两个月以上对性不感兴趣而且半年以上才“想性”一次。“性趣”中等则是处于两者的中间状态。

笔者用“性趣指数”来考察最近10年来的变化，发现中国人的“性趣”不可逆转地增强了。这就是中国的性革命已经成功的重要证据之一，表明中国人从性的根本上日益开放。

图2—6表明了一种男强女弱的大致趋势。按照本质论的社会生物学来说这是天生的，可是按照建构主义的性别研究来看则是社会文化的历史使然。笔者当然更相信后者。图2—6 “性趣”强的人的线性增加趋势（p均为0.000）

具体情况如下表：

人们常常以为越是年轻的人“性趣”也就越强。可是实际上，“性趣”强者在30到39岁的人里最多，多于18到29岁的人；到了50岁以后就急剧降低。因此，民间所说的性欲的“三十如狼，四十如虎”还是有生活根据的。请看图2—7。即使只分析那些有过性生活的人，在男性中也是同样情况；在女性中则是18岁到39岁基本持平。图2—7 “三十如狼，四十如虎”（p均为0.000）

人们通常没有意识到：上学程度与“性趣”强的人的比例呈现出正比的趋势。大致趋势请看图2—8。图2—8 男性上学多“性趣”越强，女性则区别不大（男：p＝0.000；女：p＝0.412）

人们也很少注意到：“性趣”的强度随着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提升而增强，在低阶层的男女中，“性趣”强的人只占25.7％，在中等阶层中上升到34.9％，在高阶层中则达到42.6％。

这些都表明，对性具有强烈的兴趣，这是成熟、成才和成功的表现。2.2.2 性欲的自信心与美好的性生活相互建构

笔者在2010年的调查问卷中问道：“有的人认为自己的性欲比别人强。您自己也是这样吗？（1．肯定比别人强。2．可能强一些。3．也许比较差。4．肯定比别人差。）”

笔者还询问道：“性欲强，您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1．完全是好事。2．是比较好的事。3．有些坏。4．完全是坏事。）”

笔者把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汇总起来，就形成了“性欲的自信心强度”。最低是－4分（认为自己的性欲肯定比别人差，而且性欲强不是好事），最高是4分（认为自己的性欲肯定比别人强，而且性欲强是好事）。统计结果中出现了以下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

男性在性欲方面的自信心是女性的5.2倍。自信心最强的不是最年轻的男女，而是30到39岁的人。他们比50到61岁的人强3.8倍。性欲自信心与上学程度是正比例的趋势。社会地位最高的男女的自信心也最高。一言以蔽之：对于自己的性欲充满自信，这是一个人充分自立与充分自我实现的表现。

性欲自信心越强，人们的性生活就越美好。自信心最强的人与最差的人相比，高频率性生活的比例提高55个百分点，日常生活中的亲昵增加19个百分点，充分爱抚增加12个百分点，生理满足增加18个百分点，心理满足增加10个百分点，自己经常有性高潮的人增加39个百分点，对方经常有性高潮的增加13个百分点，性技巧的种类多1.7种；负面因素则大大减少：勉强对方过性生活减少18个百分点，肮脏感减少23个百分点。

总而言之，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性欲强度的自信心，来源于日益美好的日常生活，也会推动自己的性生活更加美好。2.2.3 性压抑来自被强化的性期望

在2010年的调查问卷中笔者还问道：“在最近的12个月里，在‘性’方面，您有过觉得压抑、焦急、不痛快的情况吗？”备选答案和统计结果见表2—1。表2—1 性压抑情况（％）

首先，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男女或多或少地觉得自己有性压抑，而且是发生在21世纪，发生在许多人认为“性已经乱套了”的这个时代。可惜笔者在2000年和2006年的调查里没有询问这个问题，因此无法判断在最近十年里性压抑是不是越来越多。

其次，男性的性压抑多而女性少，这并不仅仅是来源于生理差异，更是来自男性的性期望远远高于女性。因此可以推测：男性的性压抑更主要地反映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女性的性压抑更少，其实是表明她们的期望不高。

男女的差异还表现在年龄上（见图2—9）。男性是18到29岁的人里面觉得性压抑的人最多，而女性则是30到39岁最多，很可能是因为孩子跟她们住在一起，客观上抑制了她们的性生活。图2—9 年龄与性压抑（男：p＝0.040；女：p＝0.009）

这提醒人们，虽然那些30到39岁的在婚（含同居）者的性生活理论上是有规律的，可是恰恰在他们中间，感到性压抑的人最多。这也许是由于中国人的婚内性生活的质量尚且有待提高，也可能是由于婚内性生活提高了人们的期望，还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人们对于“性压抑”有着不同的理解。

性压抑主要由于身心两方面的健康欠佳。这表现为以下几点（均为显著差异）。

在生理健康很好的男女中的人有性压抑只有31.5％，而不太好的人里却高达57.1％。

从心理健康来看，“怕老”是造成性压抑的主要原因。在不怕老的男女中，只有32.5％的人感到过性压抑；在有些怕老的男女里为38.6％；在比较怕老的人里为44.9％；而在非常怕老的男女中则高达48.8％。

这其实是提醒中国的男女，保持年轻的心态，顺应生命的过程，才能有效地减少性压抑。2.2.4 主流社会已经认同了性的价值“性趣”、性欲、性压抑这三种情况都是性价值观的具体表现。为了更加全面地考察，笔者在2010年的调查问卷中问道：“总的来说，您认为，性很重要吗？（1．很重要。2．比较重要。3．不太重要。4．非常不重要。）”

中国人认为性比较重要和非常重要的人已经占到约3／4（75.4％）；在男性中高达82.9％，在女性中也有68.5％。同时，上学程度越高的人和社会阶层越高的人，也就越认为性是重要的（大致趋势见图2—10、图2—11）。这说明：中国社会的主流已经充分认同了性的宝贵价值，或者说，性已经堂堂正正地跨入社会的主流。图2—10 上学程度与认同“性是重要的”（男：p＝0.000；女：p＝0.020）

对于个人生活来说，越是认为性是重要的，自己也就越“性福”（双因素分析，均为显著差异）。那些认为性很重要或者比较重要的男女，经常日常亲昵的人增加19个百分点，每周有两次以上性生活的增加29个百分点，性生活之前充分爱抚对方的增加9个百分点，自己生理满足的增加16个百分点，使用过的性技巧种类则增加1.8种；负面的效果减少了：勉强对方过性生活的减少11个百分点，有羞耻感的减少12个百分点，有肮脏感的减少23个百分点。图2—11 社会阶层与认同“性是重要的”（p均为0.000）

最显著的是：认为性重要的人的性高潮更多。男性每次或者经常有性高潮的增加26个百分点，女性则增加2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人是自己的思想的产物。如果时至今日仍然不能接受性的宝贵，那么受损失的首先就是自己。

这表明：21世纪中国人对于“全性”的欲望与渴求在增加。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人经历了“文革”的“无性文化”之后，性的全面复苏与复位的重要表现之一。笔者作为“文革”的过来人，感触尤深。2.2.5 “性福”促进幸福

在三次成年人的调查问卷中都包括了关于人们在最近3个月以来的情绪是否良好的4个问题：“晚上睡觉好不好？是不是曾经感到情绪低落、心里发闷、垂头丧气？曾经无缘无故地感到疲劳吗？比以前更容易生气吗？（1．经常这样。2．有时这样。3．从来没有。）”

此外笔者还询问了一个综合的问题：“总的来说，最近12个月以来，您觉得自己生活得愉快吗？（1．非常愉快。2．比较愉快。3．不太愉快。4．很不愉快。）”

根据Logistic回归分析（从略），如果能够经常获得性高潮，那么与从来没有性高潮的人相比，睡觉很好的可能性会增加9％，情绪低落、无故疲劳和容易生气的可能性就会减少5％到12％，生活愉快的可能性则会增加12％。

如果能够在性生活中经常得到生理上的满足，那么睡觉不好、情绪低落、无故疲劳和容易生气的可能性都减少11％到13％个，生活愉快则增加18％。

如果性生活中心理上经常满意，那么睡觉不好的可能性就减少10％，情绪低落减少17％，无故疲劳减少12％，容易生气减少14％，生活愉快则增加23％。

反之，性生活中的负面情况则会减少人们的幸福感。如果性生活中有耻辱感或者肮脏感，那么情绪低落、无故疲劳和容易生气的可能性就会增加13％到16％，生活愉快则会减少6％到9％。如果在性生活中勉强对方做一些行为，那么情绪低落和无故疲劳的可能性都增加15％，容易生气增加17％，生活愉快则减少7％。

总的看来，对于人们的情绪好坏来说，性生活中的心理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要大于生理因素的作用，甚至大于性高潮的作用。这也就是“性”这个中国象形文字所表达的意思——由心而生。

当然，统计学的相关分析都不能直接作为因果关系，因此上述分析也同样可以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情绪好坏，也对性生活的质量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可是中国人已经熟知这个常识，笔者无须赘言。

反过来看，美好的性生活会给人们带来美好的情绪，这一点在中国的大众传媒中宣传得非常不足，因此笔者愿意用调查结果来证明一下。2.2.6 性欲望的内部结构

在人类的性研究发展史上，早在20世纪初期，西方以赫希菲尔德、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学者就已经开创过一个性心理学的黄金时代。他们以研究性欲为中心，涉猎了至今为止几乎所有的性心理现象。

时至20世纪末叶，新兴的“全性”研究重新提出了“欲望”（desire）的概念。它已经不仅仅是经典定义中激素驱动的，行为化的，直接引发性反应、性行为与性高潮的那种生理冲动，而是更加宽泛地指称人类对于“全性”的渴求，包括对于爱、亲密、心灵享受与人格完善等等传统上被归入心理学或文化范畴的那些需求。它是主体在一定的情境中和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建构出来的。

笔者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建构出自己的研究设计与调查问卷的。此处，作为学术研究，笔者希望更进一步地探讨一下“性趣”的内部结构，也就是要分析出，在上述的各个因素中，对于性欲望的整体状况而言，究竟哪些因素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为此，笔者首先分别把2010年调查中的男性和女性的性欲望进行聚类，纳入的变量是本节前面分析的那6个：“想性”的频率、对性感兴趣的程度、性欲强度的自我评价等级、认同性欲强是好事的程度、性压抑的程度、认同性很重要的程度。然后把这个综合的性欲望程度作为自变量，分别考察上述6个因素赋值后的均值，就可以得出结论。（见表2—2）表2—2 性欲望的内部结构注：除性压抑程度之外（p＝0.042），p均为0.000。

第一，无论男女，性压抑的程度与认同性欲强是好事这两个因素，对于性欲望的整体状况仅仅发挥了很小的作用。也就是说，无论被调查者感受到的性压抑是强还是弱，都不能说明他（她）的性欲望的强度。

第二，在女性中，在性欲望的最重要的前两个因素上，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差距要大于男性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说，性欲望这个总体指标，更加适合于来考察与解释女性的情况。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男性中，构成性欲望强度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想性”的频率、认同性很重要、认同自己的性欲比别人强。可是在女性中，作用最大的却是对性是否感兴趣。这表明，男性的性欲望主要由想与认同组成，更多地指向“欲望”中的“望”（期望），也就是他对于性有多么大的企盼。可是女性则是更多地指向“欲望”中的“欲”（需求），也就是她自己觉得，性实际上必要不必要。

笔者的以上发现，足以揭示“性欲望”这个新概念的内部结构，为中国学者使用这个概念进行深入研究开辟了道路。

2.3 性的独处与独立

关于本节讨论的问题，调查中设计了如下两个问题。自慰，也叫“手淫”，是人类的一种正常活动。绝大多数男人都曾经自己抚摸自己的生殖器（阴茎），以便获得性快感、射精。请问，您是从多少周岁开始自慰的？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过，请回答0。自慰，也叫“手淫”，是一种正常活动。很多女人用手、物品来刺激自己的阴蒂、生殖器、乳头，或者双腿夹紧，以便获得性的快感或者性高潮。请问，您是从多少周岁开始自慰的？（可以估计）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过，请回答0。

在笔者的“全性”的概念体系中，自慰就是“性的独处”的典型表现之一。2.3.1 自慰就是学习性的独处

中国古代对于自慰的歧视和谴责，主要来源于阴阳思想和道家观念以及普遍贫穷而单调的小农生活方式。因此在20世纪以及之前的中国社会中，自慰作为“手淫”受到严重的社会歧视，传统医学更是一直认定它有害。越来越多

在21世纪初短短的10年之中，18到61岁的男性报告自己有过自慰的比例，从2000年的56.8％上升到2006年的64.6％和2010年的62.7％（p＝0.000）。这很可能来源于男性的性欲望的增加；也可能是由于“手淫有害论”的影响在迅速减少，所以男性更加敢于承认了；还可能来自性关系的某种程度的“疏离化”。

中国传统社会对于“手淫”的歧视一直集中在男性身上，对于女性的自慰则很少提及，这实际上是等于“网开一面”。因此在18到61岁的女性中，有过自慰的比例在2006年和2010年是28.3％和25.8％，也就是稍多于1／4，而且基本持平，没有显著的变化。越来越早

自慰开始得越来越早（见图2—12）。图2—12 有过自慰者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龄（p＝0.000）男女趋同

除了自慰开始得越来越早之外，图2—12还反映出：虽然女性开始自慰的年龄基本上比男性晚两年到3年，但是从30岁以下的这一代人开始，男女却出现了趋同的态势。到了14到17岁的少年这最新的一代人里，男女已经相差无几。这应该可以作为女性开始性革命的证据之一。2.3.2 自慰是社会地位更高的表征之一

人跟人不一样，因此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自慰的比例是非常不同的。中国人目前的性知识中很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因此笔者把三次成年人调查的结果合并起来统计，结果发现下面的一些情况（p均小于0.050）。

第一，无论男女，自慰的比例与上学程度呈现为正比的趋势，上学越多，自慰的比例也就越高。没上过学的男性只有50.2％，女性只有20.7％；上过小学的男性增加到58.0％，女性增加到30.9％；上过初中的男性再增加到60.3％，女性保持在30.4％；上过高中的男性达到62.2％，女性仍然保持在30.0％。一旦上过，男性就高达68.8％，上过本科的则更是高达77.4％，女性也类似，上过大专的上升到32.6％，上过本科的则高达42.5％。一言以蔽之，自慰更多的是一种高文化者的行为。

第二，在男性中，社会地位越高，自慰的比例也越高。在从未工作过或者目前没有工作的人里是53.6％，在农村劳动者中增加到58.5％，在城市工人中再增加到60.2％，在服务业从业者、娱乐业从业者、个体户中更是达到65.2％，在更高的社会阶层中保持在64.8％。但是在女性中这种趋势并不明显，自慰的比例最高的社会阶层是从未工作过或者目前没有工作的女性，高达39.4％，比其他阶层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这说明了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对男性来说，更高的社会地位给他们带来了这方面更多的自由，可是对女性来说则是相反，更高的职业等级与社会地位反而抑制或减少了她们自慰的比例。

第三，男性的收入等级越低，那么自慰的比例也就会越低。在中等收入以上的人里面是66.4％，在中低收入的人里下降为62.7％，最低收入的男性则更减少为59.0％。这其实应该是男性面对社会的时候的自信心在发挥主要作用：最低收入等级的男性缺乏应有的社会自尊。2.3.3 婚内自慰急剧增加

一般中国人通常都认为自慰仅仅是未婚青年的独有活动，在婚者则没有必要这样做。可是笔者的调查却发现其实远不是这样。把三次调查的结果汇总起来看，在婚或同居的男女中，有24％的人在笔者调查之前的12个月里仍然有过自慰，只不过次数的多少不一样而已。这很可能说明，婚内性生活并不能完全替代人们的自慰，反而是自慰成为夫妻性生活的补充，更重要的是，自慰其实是给在婚（含同居）者提供一个独处的机会。

笔者的调查发现，在最近的10年里，婚内自慰的比例一年高过一年（见图2—13）。丈夫自慰的2010年是2000年的1.9倍；妻子自慰的是10年前的3.6倍（p＝0.000）。图2—13 婚内自慰的比例（p均为0.000）

如此巨大的增长反映出深刻的文化变迁，而且不仅仅是性的变化，更是婚姻性质的巨变。

自慰是一种独自性行为，不需要涉及对方，避免了复杂的感情纠葛与人际关系的协调。因此，在没有性生活机会的时候，它是纯粹的性释放；但是在婚姻之内，它却成为一种夫妻各自独处的表现形式。迅猛增加的婚内自慰的比例说明，无论丈夫还是妻子，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独联体式的”婚内性关系，通俗地说就是“一起做爱很好，分别自慰也行”。

这种“婚内独处”与道德无关，应该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情况。它来自迅猛的城市化、更加紧张的日常生活与日益疏远的人际关系等等社会大背景的变化，尤其是由于中国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陆续跨入婚姻了。“婚内独处”并不一定意味着夫妻感情的淡漠，而是表现出一种独立个体相互结合的新方式。它不同于传统的“如胶似漆”，也不同于时尚化的“零距离接触”，而是“分聚自如”，是一种更高级的夫妻关系艺术。2.3.4 婚内自慰促进“性福”

在中国传统的性观念影响下，许多中国人都认为，结了婚还自慰，肯定会影响夫妻性生活，不仅会减少性生活的次数，还会造成“手淫上瘾”，最终削弱夫妻感情。可是笔者三次调查的分析结果却证明了恰恰相反的情况（p均小于0.050）。以下所说的婚内自慰都是指在婚（含同居）者在最近一年之内自慰过。

第一，婚内自慰反而增加了夫妻性生活的频率。笔者把性频率分为11个级别，最低的是0级（在最近的一年之内连一次性生活都没有），最高的是10级（每天一次或者更多）。结果发现：那些没有自慰过的夫妻的性频率平均处于5.9级上，可是自慰过的却是平均6.5级，显著地高于前者。

第二，婚内自慰也增加了夫妻性生活的丰富程度。笔者一共调查了10种具体的性生活方式，那些没有自慰过的夫妻平均使用过5.8种，可是自慰过的夫妻却平均使用过7.2种。

第三，妻子自慰促使她更爱丈夫。非常爱丈夫的妻子在自慰过者中达到22.1％，而在不自慰的妻子中却只占14.7％。

第四，婚内自慰有助于双方的爱情表达。自慰的丈夫或妻子在性生活之外也经常相互亲昵的比例是77.1％，比不自慰者多出接近9个百分点。同时，自慰的人自己主动提出过性生活的比例也更高。

第五，自慰提高了性生活的质量。经常很兴奋的丈夫或妻子在自慰者中是33％，在不自慰的人中只有26.7％。自慰的人有63.7％每次都达到性高潮或者经常达到，而不自慰的却只有55.3％。

对上述情况其实无须大惊小怪，因为很多人都只看到了自慰可能替代夫妻之间的实际性生活这一个方面，却忽视了自慰的另外一个方面：它同时也是性欲望与性要求更加强烈的表现。因此，即使自慰真的替代了一些性生活，剩下来的也仍然多于或者好于那些性能力稍逊因而不自慰的人。

此外，人们也常常只看到自慰是一种性的宣泄，却忽视了它同时也是一种性感受的积累。无论男女，自慰都是最容易和最快达到性高潮的方式，这就使得自慰者更多地获得性快乐，从而反过来促使他们（她们）的性欲望和性能力都更强。这可能就是性方面的“马太效应”的表现之一，也就是越强的人越强，越弱的人越弱。

但是，可能是因为自慰者对于感情的要求更高，所以夫妻打架的也就更多一些，尤其是丈夫单方面打妻子的情况多出5个百分点。

此外，自慰者对于性生活质量的要求也更高，所以也会出现一些分歧与烦恼，例如性生活的次数太多或者太少、时间的太短、爱抚得不够充分、出现负面的情绪等。2.3.5 性玩具：性的独立与纯粹化

笔者在2010年的问卷中这样询问：“现在许多地方都在卖‘成人用品’，包括假阴茎、按摩棒、充气娃娃、情趣内衣等等。请问，您曾经想过去买这样的商品吗？（1．从来没有想过。2．想过，但是并没有真的去买。3．我买过。）”

回答结果是：在男性中有19.0％的人想过要买，有5.7％真的买过。在女性中则分别是7.8％和2.7％。

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表明了中国的性玩具产品不仅仅行销国外，也打动了近1／5中国男性和1／10中国女性的心。顾客是什么样的人

在Logistic回归分析中（从略），笔者惊讶地发现，对于自己至少想过要买性玩具的可能性来说，最显著的也是几乎唯一的影响人群居然是城市里那些无业或者在上学的人。他们要买的可能性是农村劳动者的14倍。

更加有意思的是，社会学通常很重视的那些阶层划分因素（年龄、上学年数、收入等级、婚否等），与想买性玩具的可能性全都不存在显著的相关。

这就是说，性玩具的顾客其实仅仅集中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而且目前还看不出有多大的发展可能。由此推论，遍布中国城市的成人用品商店主要是靠惊人的差价而不是靠市场的扩大来维持生计。做什么用

笔者对于那些回答说自己至少想过要买性玩具的人接着又询问道：“您想过买成人用品，那么您是想怎么使用？”备选答案和回答结果见表2—3。表2—3 至少想过要买的人打算怎么使用（p＝0.452）

从表2—3中首先可以发现，男性和女性在性玩具的用途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其次，无论男女，在1、2、5这三大主要用途上也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最后，至少想过要买的男女都有1／4还多的人是用在备选答案之外的其他方面。文化意义

统计分析说明，中国人很可能给性玩具赋予了多样化的意义，但是使用性玩具这一行为的性质却并没有分散化。它不仅是性的独处的另外一种形式，而且是性的独立与纯粹化。

中国儒家文化把性淹没在婚姻家庭的大酱缸里，道家把性彻底变成“得道成仙”的工具，佛家全盘否定了性的存在合理性，中医则把性“伤身化”。总之，性在古代中国既不是一个独立的思维概念，也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存在。

现在，性玩具的出现与相当规模的行销，标志着至少有一部分中国人的性，已经从人际关系的社会层次上独立出来了。2.3.6 独处与独立来自性快乐主义的发展

无论是性的独处还是独立，都不仅冲决了中国传统的人伦思想，而且侵蚀着已经结成性关系的人们的情感世界。很多人们觉得，如果对方在性关系中自慰或者使用性玩具，那就是对于自己的不敬，至少也是对于这个性关系的不够珍重。说白了，性被传统社会规定为只能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仅仅是关系的一种连接手段，甚至仅仅是一种润滑剂。

可是笔者在定性访谈中却了解到，有些人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把自慰与使用性玩具作为双方保持各自独立与相互距离的方法之一。更有些人认为：独处与独立就是“性首先是为了追求自身快乐”的充分证明。只有认同这一信条，双方才有资格与可能结成性关系，而不是相反。

这当然不是目前中国人的主流，但是它开辟出多样化发展的可能性。它所提出的哲学问题需要下一代中国人来回答：如果可以自慰，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用“互慰”来替代“唯插入论”？既然可以使用性玩具，那么为什么不能“恋物”与“恋动物”？如果可以容忍“性”从共同的性行为中独立出来，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容忍它从性关系中独立出来？

归根结底，性首先是为了快乐，甚至仅仅是为了快乐，再甚至仅仅是为了生物学意义上的快乐，更甚至仅仅是为了自己一个人的生理快乐，如果没有损害他人，究竟为什么就不能得到存在的空间呢？

这就是日益增加的自慰与相当规模的性玩具消费的社会文化意义。

可是，笔者也希望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性，从来都被假设为缓解孤独与克服冷漠的灵丹妙药。可是，两个已经固化于孤独冷漠的人之间，还有多大的可能去发生“性”和投入“性”呢？例如，两个人在一起虽然灵犀相通，却各自分别自慰或使用性玩具，这还算是经典意义上的性吗？以往人们赋予“性”的一切价值与意义，还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这恐怕才是最深刻的性的革命。

笔者不愿意“洗别人的脑”，因此再提出一个问题作为回答：究竟是我们跑得太快，灵魂跟不上了，还是我们被时代的列车给甩下了？

2.4 脏与耻：性的负面建构

从主体建构的视角来看，在中国传统的性文化中，脏与耻是削弱人们的性快乐的最主要的两大心理因素。那么21世纪的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如何呢？笔者在三次成年人调查的问卷中都这样提问道：有些人在过性生活的时候，觉得对方的生殖器、分泌物、精液、经血等等，是脏的。无论针对哪一种，您是不是觉得脏？有些人觉得，过性生活这件事情，本身就很脏。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在性生活里，您是不是有过耻辱的感觉？

备选答案都是：1．从来没有。2．有时有。3．经常有。

由于只有那些在最近一年之内有性生活的男女（不仅是夫妻）才回答这三个提问，因此本节反映的是在调查之前的12个月里的情况，而不是历史累计。2.4.1 新世纪，负面情绪在减少

最全面的回答情况可能过于复杂，因此笔者把它转换为“有与没有”的统计图，读者连续地看下来便可以一目了然。

下面的连续三个图（图2—14、图2—15、图2—16）都说明：21世纪中国人在性生活中，负面的情绪总体上正在减少（男性的耻的增加是例外，将在本节最后来讨论）。图2—14 觉得分泌物脏：女性稍减，男性剧减（p＝0.018）

具体情况如下表：

这主要因为最近十年来人们越来越重视性生活的价值，越来越努力地建构自己的积极的性心理，也就是笔者在本书开篇所论述的“权利与快乐的兴起”。图2—15 过性生活本身就脏：男女均稍减（p＝0.001）

具体情况如下表：图2—16 性生活里有过耻辱感：女性减少，男性增加（p＝0.000）

具体情况如下表：2.4.2 较低阶层与非主流者更觉得脏

作为社会学家，笔者最关心的是：在科学昌明、性知识日益普及的今日，什么样的中国人仍然在性生活中产生脏与耻的感觉呢？男性如是

从表2—4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男性中，觉得分泌物脏与觉得性生活脏的影响因素具有两类很强烈的相似性。表2—4 男性中社会阶层与脏感的Logistic回归分析注：7368位有性生活的男性；单位＝280；因变量：是否觉得脏；控制变量：是否流动人口、调查差异。

第一类是：男性所属的社会阶层越低，出现两种“脏感”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年纪较大的、大专（不含）以下上学程度的、居住在省会（不含）以下地方的男性更可能出现。反之，较高社会阶层的男性的发生可能性则会减少。也就是说，这两种脏的感觉主要是较低的社会阶层中特有的性文化的集中表现。

第二类很相似的影响因素就是：在较低社会阶层的男性中，如果有过多伴侣的情况，那么他们产生两种“脏感”的可能性就会分别增加42％和69％。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把任何非婚性行为都视为“脏”，例如“搞破鞋”的称呼就是“色香味俱全”。因此那些有过多伴侣的低阶层男性，就更加可能把性关系上的脏投射到自己的婚内性生活之中去。与此相反，如果低阶层男性去消费场所跳过舞，那么他们就已经部分地冲破了传统性道德的束缚，因此觉得性生活脏的可能性也就减少了43％。女性亦然

表2—5和表2—4很相似，说明女性与男性在两种“脏感”的影响因素方面具有相当大的相似性。表2—5 女性中社会阶层与脏感的Logistic回归分析注：7771位女性；单位＝280；因变量：是否觉得脏；控制变量：是否流动人口、调查差异。

首先，较低阶层的女性更加可能出现这两种“脏感”。反之，上过大专与以上的，居住在县城、县级市（含）以上地方的女性，出现的可能性则会减少至少20％乃至82％。这说明，较低阶层的女性与男性一样，仍然更多地受到传统文化的束缚。

但是在年龄的影响方面，女性与男性有所不同。女性并不像男性那样越老越觉得脏，而是“两头小中间大”。与最老的（50～61岁组）和最小的（18～29岁组）相比，中年女性产生两种“脏感”的可能性最大，分别增加71％到88％和32％到64％。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可能与分娩带来的负面心理影响有关，也可能与性生活的频率高低有关，还可能与男女之间的感情从激情迸发转向磕磕碰碰再转向相安无事有关。

其次，在性关系方面女性与男性也有不同，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如果女性有多个性伴侣，那么觉得分泌物脏的可能性会增加30％；但是如果有长期的其他性伴侣，可能性反而减少34％。这就等于说，只有那些临时的或者偶然的其他性伴侣，才会使得女性觉得分泌物脏的可能性增加。

另外一个方面是：对于女性是否觉得性生活脏，是否有多伴侣不发挥显著的作用，但是有过一夜情却把她们觉得脏的可能性减少了63％。其中的原因可能不言自明：如果女性连一夜情都可以接受，那么其他的“小的”传统性道德也就更是土崩瓦解了。2.4.3 脏感也来自性生活不良“脏感”不仅可能来自社会阶层所属，也可能来自直接的性生活；因此笔者在控制了最主要的社会因素之后，专门探索了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为了便于统计与表述，笔者把“觉得分泌物脏”与“觉得性生活脏”这两个提问进行因子分析，聚合为一个新的变量；然后对它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来探讨性生活中的诸多因素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性生活不良促进男性产生脏感

在表2—6中，非专业的读者可以从上到下地看“估计”这一栏。它说明哪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增加或者减少（带负号）了男性的两种脏感。表2—6 男性脏感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2注：5265位有性生活的男性；单位＝280；R＝0.207；因变量：两个“脏”的因子分析值；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职业与收入等级、是否流动人口、调查差异。

首先，增加男性的脏感可能性的因素有：有过耻辱感、性生活中经常出现性幻想、假装性高潮、曾经打架、曾勉强过性生活、时间过长。通俗地说就是：男性如果要减少脏感，就需要尽力避免上述这些事情。

其次，要减少脏感可能性，第一位的就是男性要爱对方，然后性的次数不能过少，要在性生活中高度兴奋起来，最后才是多使用性技巧。2.4.4 女性的脏感也来自对于男性的性依赖2

从表2—7中可以看到：对于女性的分析的R高于男性的。这说明笔者的调查结果对于女性的情况具有更多的解释力。表2—7 女性脏感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2注：5913位女性；单位＝282；R＝0.242；因变量与控制变量都与表2—6相同。

女性的某些情况会增加产生脏感的可能性：生理不够舒服、男方缺乏性高潮、日常生活中不亲昵、自己缺乏性高潮。反之，也有些情况可以减少脏感的可能性：没有耻辱感、没有勉强过性生活、男方会性技巧、没有假装性高潮。

可是表2—7也反映出另外的情况：影响女性的脏感可能性的所有因素，都是女性自己很难控制也很难加以改进的，都依赖于男方在性生活中的表现。这虽然是中国女性在性生活中的地位仍然不够平等的客观反映，但是也可以反过来说，这是女性还缺乏性的自主性与进取心的体现之一。2.4.5 男性脆弱的一面：性的耻辱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男性在性生活中觉得耻辱的情况，更多地发生在村镇。反之，城市男性觉得耻辱的可能性减少32％到41％（统计表格从略）。

其次，如果男性曾经勉为其难地过性生活，那么他们感到耻辱的可能性就会增加66％。如果女方没有或者很少有性高潮，那么男性的耻辱可能性也会增加69％。如果双方有过肛门性交，那么则增加近1.2倍（见表2—8）。表2—8 男性耻辱感的Logistic回归分析注：5003位男性；单位＝278；因变量：是否觉得耻辱；控制变量与表2—6相同。

另外，也有两个因素会减少男性感到耻辱的可能性。一个是性生活的频率每增加一个等级就可以把耻辱感的可能性减少27％。另外一个是性交的时间不短则可以减少50％之多。

这就是中国男性在性生活中的特质，比某些胡编乱造的所谓“男人的性爱好”更加真实，更加科学。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如果要减少男性的耻辱感，男性就不可被勉强，需要女方的性高潮来配合，最好避免肛门性交，应该增加性生活的次数而且时间不可太短。

但是，从大的方面来说，这些耻辱感其实都是来自传统的“男子汉的面子”，不利于男性自己的身心健康。从小的方面来说，男性的耻辱感表现出他们尚且缺乏对于女性的理解，更缺乏协调双方情感关系的必要能力。

换言之，男性在性生活里并不像社会所要求的那样，也不像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永远是刚强铁汉。他们其实有脆弱的方面，这已经由笔者的调查结果揭示出来了。2.4.6 “脏”是社会道德的判断

有学者认为，一直在压抑着中国人的性感受的主要的文化产物，不是西方基督教传统中的“罪”，而是“耻”。笔者的调查结果足以支持这一论点。但是，比“耻”更为重要的是“脏”这种文化产物。

何谓“脏”？现代医学认为，至少对于人的皮肤来说，无菌状态就是“净”。但是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普通人在说到性方面的“脏”的时候，很少有人根据医学知识去进行客观检测，而是根据自己承袭而来的文化标准，立即作出斩钉截铁的判断。

这种“脏”的标准是传统社会的整体文化故意生产出来的。它简直就是治理“性”的无敌法宝：月经是脏，分泌物是脏，乱搞是脏，嫖娼卖淫是脏，不符合“唯生殖目的论”的口交与肛交也都是脏。总之，性就是脏。

好在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21世纪的中国人的脏感与耻感都在减少。但是这与其说是“讲卫生”的作用，不如说是性革命的功劳。读者联系到本书其他几章的论述就会同意笔者的这个判断：性，只要合理了，正当了，重要了，宝贵了，就不会脏，也不会耻。

2.5 性的心虚

众所周知，性行为的发起与持续不仅是生理功能的问题，更是性的自信心强弱的问题。为了考察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表现，笔者特别写作本节。2.5.1 担心自己的表现：性的心虚之一

笔者在三次成年人调查中都问道：“有些人在开始过性生活之前，就害怕自己在性生活中的表现不够好，或者不能满足对方。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自己有这种情况吗（无论跟谁）？（1．经常这样。2．有时这样。3．从来没有这样。）”

结果，在那些有性生活的男女中，笔者得到这样一个发现。

女性担心自己在性生活中的表现不好的比例，从2000年的不足1／3剧增到2010年惊人的47％（p＝0.000）。或者说，到2010年的时候，在有过性生活的中国妇女中，有将近一半的人是忐忑不安地投入其中的，而且比男人中的这种情况还稍微多一点（大致趋势见图2—17）。这不但出乎普通人的想象，也超出了笔者的预计。图2—17 担心性表现：男性持平，女性剧增

具体情况如下表：

在男性中，担心自己表现的人从2000年到2010年一直基本持平在45％左右。这显然是来自那种男性在床上必须“能征惯战”的传统神话所造成的焦虑，而且在21世纪仍然阴魂不散。2.5.2 女性心虚的增加：弱者的标志，还是革命开始？

那么中国女性为什么会如此心虚呢？笔者把三次调查的数据合并起来，不包括非完全异性恋并且控制了社会因素的作用之后，得到了表2—9中的分析结果。表2—9 女性担心表现不好的Logistic回归分析注：6641位有性生活的女性；单位＝282；因变量：是否担心表现不好；控制变量：年龄、城乡差异、上学年数、职业与收入等级、是否流动人口、调查差异。

从表2—9中可以看出三个不同的相关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女性自己的各种性烦恼越多，也就越担心自己在性生活中的表现，或者害怕自己无法满足男方。

这表现为，对于“担心自己的表现”发挥了最显著作用的那些因素，几乎都来自女性的性烦恼：无法达到性高潮、性生活中疼痛、阴道干涩、假装性高潮、性生活中觉得耻辱、觉得性生活脏、有过不情愿的性交。有这些性烦恼的女性的担心比例达到1／2到2／3，而且发生担心的可能性比没有这些烦恼的女性增加了41％到4.1倍。

第二个趋势是：男方对女方的某些体贴反而造成女性的自卑与愧疚，增加了女性担心自己的表现的可能性。

这个趋势的最典型表现就是：男方首先爱抚女方而且很充分，这本应该是双方爱情深厚的体现，但是在讲究“知恩图报”的中国传统的影响下，女方很可能反而因此更加担心自己会在性生活中表现不好，无以回报男方。如此一来，那些一点也不首先爱抚女性的男性，反而使得女性解除了报恩的负担，担心自己表现的可能性也就降低了51％。

这种趋势还表现为：如果双方在日常生活中相互亲昵，那么反而增加了女性的担心；如果女方从不勉强男方或者男方不会性技巧，那么女性也就很少产生亏欠对方的愧疚，也就减少了女方的担心。

以上两个方面，都是同样的报恩心理在发挥作用。

第三个趋势是（统计表格从略）：中年的、住在村镇的女性，担心的可能性更大，增加31％到一倍。

这可能主要是因为前两种趋势对这样的女性所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也可能是由于农村的中年女性刚刚开始了解到“现代化的”性技巧，倍感冲击；还可能是这样的女性对于究竟什么才叫“表现好”的理解发生了历史的变化：正在从传统的“顺从就是表现好”走向“女人也需要性技巧”。

当然，如果从中国性文化的总体变迁的视角来看，女性越来越担心自己的表现这种情况，可以从完全对立的两个方面来解释。

一种解释是：这反映出中国女性在性生活中仍然处于“二等性别”的屈从地位。这或者表现为还不敢于坚持自己的特性，还必须服从男方的要求；或者表现为还陷于对男方的感恩之中而无法自立；或者是由于被忽视，所以自己的性烦恼还很多，而且难以解决。总之，女性仍然是性的弱者。

另外一种解释是：女性之所以会担心自己的表现，恰恰是因为她们至少已经知道了还有更高的目标，而且认为自己应该去争取。这是“成长中的烦恼”，与中国传统中那种消极、被动、冷淡的女性相比，这恰恰是女性的性革命的开始。

孰是孰非，读者当可自断。

可是，笔者要提请大家注意，两个存在着显著相关关系的现象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如果读者把笔者上述的论述反过来解读，那就更加全面了。通俗地说就是：恰恰因为中国女性还存在着“性的心虚”，所以她们遇到更为严重的性生活烦恼，性关系烦恼的可能性才显著地增加了。2.5.3 幻想与别人做爱：性的心虚之二

笔者在三次调查中都询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些人，在性生活的过程之中，幻想着自己是在跟另外的人过性生活。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有过这种情况吗？（1．经常这样。2．有时这样。3．从来没有这样。）”

图2—18说明，从2000年到2010年，男性在性生活中幻想别人的情况非常显著地增加了，而女性的这种情况却仅仅是在2006年剧增了，到2010年却基本持平。图2—18 性生活中幻想别人的历史发展（p均为0.000）

具体情况如下表：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笔者对三次被调查者中的夫妻分别进行了如下的分析。对男性的分析见表2—10。表2—10 丈夫幻想别人的Logistic回归分析注：5387位有性生活的丈夫；单位＝279；因变量：性生活中是否有过幻想别人；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是否流动人口、城乡差异、职业与收入等级、调查差异。

表2—10清楚地表明，对于丈夫发挥最显著作用的因素可以归结为四类。

第一类是增加可能性的因素（表中的第1行）。如果夫妻曾经打过架，那么丈夫在夫妻性生活中幻想别人的可能性就增加了53％。

第二类是夫妻性生活中的7个因素（表中的第2到8行）。它们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既可能是这些方面的情况不好增加了丈夫幻想别人的可能性，也可能是由于幻想别人而增加了性生活不良状况的可能性。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丈夫的性交频率从最低到最高，幻想别人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60％。反过来看则是：幻想别人最多的丈夫，夫妻性交的频率也就显著地增加了。这可能与人们通常的认识相反。这可能是因为丈夫的这种幻想表明他的性的想象能力更为强大；也可能是因为这种幻想对他的心理刺激更为强烈；还可能是因为只有把妻子幻想为别人，这些丈夫才能高频率地过性生活。

第三类是夫妻双方有婚外恋的可能性（表中的第9到11行）。这三个因素使丈夫幻想别人的可能性增加了36％到45％。

第四类是减少幻想别人可能性的4个因素（表中的第12到15行），减少的幅度达到27％到52％。这四个因素其实都是夫妻爱情的专一程度的表现，其中的“不喝酒”与“从不社交”其实就意味着减少了发生婚外恋的可能性。

以上分析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否定了丈夫世界中的一个神话。许多丈夫都在宣扬：“幻想与别人性交”这件事情其实并不表明丈夫真的“花心”，而是自我心理刺激的手段之一，不但无可厚非，甚至必不可少。但是笔者的分析结果却表明丈夫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反而呈现为“情有所移，心有所动”或者“心有所动，情有所移”。以上笔者对于第三类和第四类因素的分析就可以充分地证明之。

妻子的情况可以分为三类（见表2—11）。表2—11 妻子幻想别人的Logistic回归分析注：6030位有性生活的妻子；单位＝283；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是否流动人口、城乡差异、职业与收入等级、调查差异。

第一类是夫妻是否有过婚外性行为。如果妻子自己有过，那么她幻想别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2.2倍之多。如果丈夫有过婚外性，那么妻子幻想别人的可能性也会增加77％。

第二类因素是夫妻性生活中的6个方面，但是与丈夫的情况大相径庭。丈夫在意的是性交的次数多了或者少了（表2—10中的第6行与第7行），而妻子注意的却是性交时间的长短。如果妻子觉得时间太短，那么她幻想别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50％。此外，妻子如果觉得性生活本身就脏，其幻想别人的可能性也会增加45％，而丈夫却没有这种情况。

影响妻子的第三类因素是那些减少幻想别人的可能性的情况，这些也是丈夫所没有的。如果妻子觉得自己的生活非常愉快或者比较愉快，那么她幻想别人的可能性就会减少37％。

如果可以从总体上比较丈夫与妻子的差异，那么丈夫的“幻想别人”更多地倾向于一种真正的凭空幻想，而妻子则更加可能是现实的映照。2.5.4 假装性高潮：性的心虚之三

笔者在三次问卷中都提问道：“有些人为了使对方满意，就假装自己达到了性高潮。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这样做过吗？”

表2—12首先表明，有销多于1／3的中国妻子曾经假装过自己达到了性高潮，而且三次调查的结果没有显著的差异。这就是说，妻子在性生活中讨好丈夫的情况，在整个中国日益性化的大背景中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表2—12 假装性高潮的历史情况（有性者中的百分比）

可是大概最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有1／4上下的中国丈夫也报告说，自己曾经假装过达到性高潮，而且也是三次调查没有显著的差异。这实际上就基本排除了抽样误差与被调查者撒谎的可能性。

那么，丈夫如何假装性高潮？

在笔者2000年的调查结果公布之后，就有一位女学者问道：“男人怎么可能假装自己达到性高潮呢？”看来她是把性高潮等同于射精了。但是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笔者在2010年的问卷中追加了一个这样的提问：“作为一个男人，您是怎么假装自己达到性高潮的？可以选择多个答案，您认为哪几个是，就选择哪几个。”结果，总共有524个假装过的丈夫回答了这个提问。备选答案与回答情况如下（不加权，由于是多选题，因此各项相加大于100％）：（1）发出声音，22.1％（2）加大动作，34.4％（3）假装射精，7.4％（4）故作疲劳，8.6％（5）终止动作，11.1％（6）告诉对方完事了，9.5％（7）另外的方法，2.7％（8）以上都不是，2.7％（9）我说不清，25.6％

回答情况表明，发出声音与加大动作是最主要的假装的办法。

至于那1／4的“说不清”的丈夫，笔者无法给出很好的解释，只能推测他们至少是试图假装性高潮，可是也没有什么惯用的或者有效的方式，因此才会连自己也说不清楚。

回到“怎么会有这么多丈夫假装性高潮”这个问题，笔者只能做出最初步的推测。

其一，由于“大男子主义”或者“男尊女卑”的传统，丈夫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达到性高潮就是没有“镇住”妻子，或者是自己很没有面子。

其二，由于近年来中国夫妻日益平等，丈夫可能觉得假装性高潮可以回报或者补偿妻子。

其三，经典的性学有意无意地传播了一种不符合实际生活的“性知识”：男人应该（甚至必须）每次都达到性高潮。丈夫自己或者妻子认同了这一说法，结果迫使一些丈夫不得不假装自己“社会地合格”。

除此之外，可能还有许多解释，只不过需要后继者更多地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来揭示。笔者的这一发现的主要意义是打破了“男人在性生活中有霸权”这个刻板印象，揭示出男人脆弱或者无奈的一个侧面。

从“论方法”的角度来看，笔者得到的这一数据充分揭示了问卷调查固有的缺陷，就是不可能用来发现任何未知的情况；但是也提供了发展的可能，就是应该运用主体建构的视角来设计问卷。2.5.5 壮阳与滋补：中国性文化的“伟哥”

在“恐阴主义”传统的笼罩之下，中国人对于广义的性的滋补品的迷信与崇拜源远流长，经久不衰，至今犹存，男性尤甚。

笔者在三次全国调查中都是这样询问的：“现在，许多食物、营养品、补品、药品（以下通称滋补品）都可以‘壮阳（补阳）’或者‘滋阴（补阴）’。在最近的12个月里，您吃过其中的任何一种吗？”

在2000年的调查里，男性中9.2％的人吃过滋补品，女性是5.4％；在2006年男性为12.0％，女性是7.5％；到2010年，男性中是11.8％，女性是7.0％。无论男女，三次调查之间的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也就是说，最近10年以来，男性吃过的比例保持在11％左右，女性则基本上是7％左右。

尤其令人惊讶的是，2010年在14到17岁的少年中，居然也有9.7％的少男与10.5％的少女吃过滋补品；而且吃过的少女不但比少男多，还超过了成年女性。当然，少年们吃的滋补品很可能与性无关，很可能是家长强制的，很可能不是为了强身健体而是为了应付考试，但是这恰恰说明少男少女的社会压力并不少于成年人。

那么都是什么样的人在吃滋补品呢？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从略）可以看到，在三次调查的成年男性中，自己的性烦恼每增加一种，吃滋补品的可能性就增加41倍之多，这构成了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这表明，当今的中国男性在遇到性烦恼的时候，仍然具有比较强烈的“中药情结”或者信奉“滋补万能论”。

影响力其次的因素有：从来不外出过夜的男性，吃滋补品的可能性增加9倍；居住在县城或者县级市的男性吃滋补品的可能性增加8倍；整体健康状况不那么好的男性则增加6.5倍。也就是说，这样的男性才更加可能在遇到性烦恼的时候去求助于老祖宗传下来的理念与方法。2.5.6 不是“肾虚”而是心虚

性方面的“心虚”是一个古老而又新兴的社会现实，而且居然涵盖了大约一半的中国男女；滋补品则是一个古老而又新兴的文化产业（由文化生产出来的产业），已然造就了一个无比庞大的市场。这两者都来自中国独特的“阴阳和合”的传统文化，又都生产着21世纪具有中国特色的性方面的“焦虑文化”。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很少能够见到这样的奇观。

这种情况密切地联系于21世纪以来中国出现的“养生热”，而后者更是一个古老而又新兴的世界观。它是彻头彻尾的现世主义，既不关心自己从何而来，也不考虑去往何处，“好死不如赖活着”，根本不管生命有什么意义。可是这种文化又是新兴的，是“P民主义”生活方式的体现。当然，不管笔者喜欢不喜欢，它也是当代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

在这样的文化发展背景下，中国相关研究的视角与概念如果要从性（sex）走向“全性”（sexuality），一方面必然是长路漫漫、险象环生，另一方面则是急如星火、时不我待。笔者之所以把这些现象列入调查内容，就是试图把它们纳入目前西方学者相对贫乏的“全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以期回报国际学术界。

2.6 讨论：性制度的情感动力

性的制度就是：一个社会中所有那些足以使个体遵从之的关于性的一切规定。它既包括整个法律体系，也包括风俗习惯，还包括那些已经被内化了的“良心”。

那么，一个社会的性制度究竟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呢？人文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学科，每个学科之内的几乎所有学派，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当代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学说、普世价值的人权学说、经济学的利益驱使学说、女性主义的男权中心学说，以及社会学里的所有学说。

在林林总总的学说的背后，其实都矗立着一个假设：人类是出于明确或者含糊的理性，才构建出社会制度的大厦。

可是，对于“全性”这样一种身心融合的现象来说，理性真有那么大的比重吗？人们在构建“性制度”之时，就没有强烈的感受、冲动和激情吗？否则，怎么会有人提出“万恶淫为首”（比杀人还要罪恶）这样违反基本理性与现实利益的制度设计呢？

这，来源于笔者所命名的“情感动力”，就是推动人们去制定某种社会制度的非理性的、往往并未涉及直接利益的那些心理感受与情绪发泄的需求。性方面的种种道德义愤就是最实际的例子，而且往往强于任何其他方面的情绪，就好像激情杀人总是多于预谋杀人一样。

当然，情感动力并不排除任何其他原因的存在。笔者只不过是希望拓展视野，争取一览无余。怎样构成的？

情感动力首先需要有一个能源。它最可能来自“良心”，就是人们误以为是自己自觉积累和主动选择的那些道德倾向。例如有的人一说到青少年的性行为，第一反应就是而且永远是“救救孩子”。

情感动力还需要有一个靶标，最佳选择就是把某些现象加以“危害化”甚至“致命化”。例如，尽管并不总是造成悲剧，但是总有人非要把“小三”（“第三者”）夸张为灭顶之灾。

情感动力需要一个合理化的假设，以便为自己获得正当性。例如“亲情自卫”，其实就是假设亲情是所有人最珍视的情感，因此直接挑动它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道德义愤。

由此，情感动力也就需要划定和加固一个“自卫圈”，就是通常所说的“道德底线”。它可以是纯粹精神的，也可以是身体的或者行为的。例如，中国目前的年轻男女在城市生活的人际交往中，都会意识到双方存在一个“性的安全距离”或者“不可触碰的部位”。

可是这仍然不够，情感动力还需要一种转变策略，以便在面临困境的时候及时地迂回进攻。这方面最典型的实例就是：在某些社会势力主导下的预防艾滋病的运动中，一旦直接宣传禁欲主义不灵了，就马上祭起“健康”或者“卫生”的战旗，而且往往得以瞒天过海。

最后，情感动力还需要具有自我激励的机制。这方面最常见的就是筑起封闭的信息循环系统，远离现实，闭目塞听，煽情压倒一切。中国人应该很熟悉这种做法，就是文革中的“洗脑”和时下的“传销培训”的那一套。造成了什么？

情感动力绝对不会仅仅满足于亲情劝告或者街谈巷议的程度，它必然直接或者间接地、或明或暗地、或强或弱地作用于一个社会的性制度的构建。即使是在一人一票的民主社会中，即使是对于那些极度宽松的性制度而言，情感动力也仍然是其主要来源之一。

中国的性制度里有许多逻辑混乱的内容，常常令人惊叹：这怎么想得出来？关键就在于其中的大多数并不是理性思维的产物，甚至连利益的博弈都不是，仅仅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或者道德的呼叫。在本书下面的各个章节中，只要有可能，都会涉及与论述这方面的情况。此处仅举两个最为人所熟知的例子。

其一，禁止一切色情品，而且拒不实行成年人的分级制。这里面没有道理可讲，就是出于对“黄”的道德愤怒，哪怕由此带来了警察夜闯民宅去抓“夫妻看黄”的恶劣案例，也依然故我。

其二，反“小三”、反“二奶”本人。尽管这种活动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支持，但是已经作为社会的主流现实，成为性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尽管其主张者中也不乏讲理之人，但是主要成员却仍然出于各种激烈情绪的驱使，例如恐惧“妻离子散”、仇恨“夺人所爱”、嫉妒“以貌诱人”、鄙视“乘虚而入”、厌恶“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还有因为“白头偕老”的理想破灭而痛不欲生，等等，不一而足。

当然，情感动力也不完全是负面的。近年来中国民众中方兴未艾的同情“小姐”、宽容“同志”等潮流，也主要是来自于各种美好与善良的情感，而且随着其日益强烈，终有一天也会构建出性制度的改革。2.6.2 恐慌中的逻辑错误

最近这些年来，社会上对于中国人的性之变出现了很大的恐慌，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恐慌的人们常常夸大事实，觉得中国已经乱套了，甚至是一塌糊涂了，因此也就夸大了性之变对于自己的威胁。

第二，恐慌的人们往往把对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不满，转移到或者集中到性的方面，把性作为宣泄口。

第三，大众传媒总是倾向于炒作各种与性相关的热点，总是倾向于按照传统道德来导向。尤其是互联网所提供的空前广阔的言论空间，使得人们获知了大量极端情况与特殊见解。这就至少在一部分人中，放大了性的恐慌。

但是恐慌的最深刻的原因，还是来自人们在推理中不知不觉地出现了逻辑的错误，例如很多人之所以反对非主流的、边缘的或处于少数地位的性关系与性行为，是因为这样的理由：如果人人都这样做，那么世界岂不是要崩溃了？

这种“无限制的推理”，违背了“假设不能作为推理的前提”这个逻辑学的基本原理。

中国古代有这样一个寓言：张三拿着一个鸡蛋走在街上，李四把鸡蛋撞掉了。张三要求李四赔他一百两银子，理由是：这个鸡蛋可以孵出鸡，鸡又可以下蛋，蛋又可以孵出鸡。如此循环往复，要你一百两银子真的不算多。

在日常生活中，人人都知道这非常荒谬，却很少知道，张三的错误在于：他的这个鸡蛋可以孵出鸡，这仅仅是一种假设，还没有成为现实，因此他后面的一切推理就都是错误的、不能成立的。换言之，每一步推理都必须建立在事实已经发生的基础之上，而不能仅仅根据“如果”来推导出结论。

可是在中国，只要涉及性，尤其是那些非主流的性，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在说：“如果人人都这样做，那么就会如何如何。”其中的谬误就在于：“人人都这样做”本身就仅仅是一个假设，实际上绝对不会出现，这才是事实，才是推理的前提条件。因此“就会如何如何”这个结论，根本就是臆造。

笔者早在80年代就这样调查过：你认为“黄”会毒害人吗？几乎所有的人都回答：会。可是再问：那么会毒害你吗？这些人又几乎都回答：不会。这就说明，人们其实知道并不存在“人人都这样做”这个事实，只不过在推理的时候，在议论别人与社会现象的时候，给忘记了。

这就是对于性的社会恐慌得以大行其道的运行机制。它已经不是道德判定的问题，而是思维水平的问题。笔者愿意这样警醒人们：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曾经说过：日本人的精神年龄只有12岁。那么，用“如果”来推理的人又该是几岁呢？2.6.3 宽容还是冷漠？

为了对抗情感动力，人类社会在历史上曾经绞尽脑汁，甚至可以说，一切社会科学都是来源于而且被推动于这种对抗所需要的理性。可惜，理性屡战屡败。否则当今世界上就应该是：虽然有人会发动战争，却没有人愿意去参加战争了。反过来说就是：一切以情感动力来对抗情感动力的做法，都只能给双方以及一切相关者带来灾难。

也许是中国人民在“文革”中的惨痛遭遇被潜移默化地传承下来了，也许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很少能够进行理性选择，所以在最近十年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冷漠而不是宽容来对抗任何一种情感动力的挑逗。

这个问题困扰笔者已久：现在这种从统计数字上看起来很美的年轻人对于各种非主流性行为与多元性别的更加开放的态度，究竟是一种宽容，还是一种冷漠？

笔者认为，所谓的宽容应该是：我知道你与我不同，我也并不打算学你，甚至我认为你是错的；但是我不歧视你，也就是不把你划为异类，不搞区别对待。所谓冷漠则是：你跟我没关系，我根本就不打算了解你，更不可能关注你，所以谈不到歧视不歧视的问题，你仅仅是根本就不存在而已。

笔者强烈地感觉到，现在至少在一部分年轻人中间，冷漠远远多于宽容。

这种感觉有文化变迁上的根据。自从80年代以来，中国人在私人领域与私人空间中，不可逆转地获得了几何式增长的自由。这是笔者多年来一直论述的“性革命”的根基。但是反过来看，这也给人们带来了无从选择的迷茫、陌生人社会中的孤独以及逃避自由的冲动。笔者多次听到年轻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现在还不如包办婚姻呢。被人包办，我还可以有一个对象；自由恋爱了，我却连一个都没有了。

这应该是中国人走在历史进程中所出现的无解的烦恼，怀旧无用，超前也无途。这引发了广泛的冷漠，但是却绝不应该归咎于所谓“一盘散沙”的文化传统，而是长期禁绝社会构建的恶果。独生子女比例的剧增更加恶化了这一情况，“唯分数论”的教育体制雪上加霜，再算上人口空前的流动，中国想不如此都难。

冷漠也绝不是所谓“个人主义的产物”，因为恰恰在那些被妖魔化为“人人自私自利”的发达国家里，公共精神远远强于别的地方。反而是这种社会状况容易产生如此普遍和如此深刻的冷漠，那就是故步自封的制度所带来的“社会溃败”。

这种可能愈演愈烈的冷漠，其实给那些负面的情感动力扫清了道路，成为近年来在性方面出现“回归传统”思潮的必要条件之一。

第3章 身体之性

3.1 性之酷：性风采

本节所讨论的是完全异性恋范围之内的情况，因为笔者对于非完全异性恋在这方面的情况孤陋寡闻，亦无调查，因此无从谈起。3.1.1 江河日下：性魅力的社会焦虑

在三次调查中，笔者对于魅力程度的提问都是：“您觉得，在年龄相仿的异性看来，您的魅力大吗？（1．很大。2．比较大。3．不大。4．小。）”

重要发现是：无论男女都越来越认为自己的性魅力小。男性在短短10年间下降了26个百分点。女性的性魅力也下降了，而且幅度比男性更大。认为自己的性魅力大的女性，从2006年以来在短短的四年之间居然下降了将近40个百分点。大致趋势见图3—1。

这种趋势绝不是生理变化造成的，因为笔者的调查证明，中国人的身高、体重和肥胖指数从2000年到2010年都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性魅力的下降主要是来自最近十年来中国的“性化”。图3—1 性魅力的认同程度在下降（p均为0.000）

最近十年来中国大众传媒通过各种图像资料，已经塑造出了一种男性和女性的性魅力的社会偶像及其判断标准。这促使普通中国人对于性魅力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结果必然是大家都越来越自惭形秽，越来越自卑。“芙蓉姐姐”几乎被千夫所指、万众嘲笑，就是因为她与大众心目中“魅力四射”的判断标准遥不可及。与此同时，“芙蓉姐姐”的惨遇也就成为新的“警世恒言”，日甚一日地吞噬着普通男女对于魅力的自信心。因此，中国的美容美体行业在最近十年间应运而生，高歌猛进，铺天盖地，靠的就是后浪推前浪般的男女顾客那种心急火燎般的“魅力自卑”。

这是一种社会化焦虑，也是整个社会的焦虑，是中国人在走向性的多元化时代的过程中无怨无悔地付出的代价。3.1.2 性风采：两大性别的南辕北辙

2010年，笔者增加设置了这样4个提问来考察性风采的具体情况。您觉得，自己性感吗？（1．很性感。2．比较性感。3．不怎么性感。4．不性感。）您觉得，说一个异性“很性感”，这是在赞扬、夸奖，还是在贬低、讽刺？（1．主要是赞扬。2．主要是贬低。）有的男人觉得，自己很有男子汉气概，就是“很有男人味”。“是个男人”。您觉得，自己的“男人味”很足吗？（1．很足。2．比较足。3．不太足。4．很不够。）有的女人觉得，自己很有女性气质，就是“很有女人味”。您觉得，自己的“女人味”很充足吗？（1．很足。2．比较足。3．不太足。4．很不够。）

以上的性魅力、性感、性感评价、男女性别形象共同构成笔者所说的性风采。2010年调查者的回答情况见图3—2和图3—3。

从图3—2和图3—3中可以看出：图3—2 男性的性风采：人过四十日过午注：性魅力：p＝0.007；性感充分：p＝0.003；男人味足：p＝0.014；性感是赞扬：p＝0.000。图3—3 女性的性风采：人老珠黄注：性魅力：p＝0.031；性感充分：p＝0.001；女人味足：p＝0.000；性感是赞扬：p＝0.000。

第一，在男性中，性魅力大、性感足、男人味足、性感是赞扬这四种情况都呈现为趋于正态分布的山丘状，就是年轻的和年老的都低，只有中年男性最高。但是在女性中却只有性魅力大这一项是这样，而性感足、女人味足、性感是赞扬这三项却是线性上升的趋势。这主要因为在中国社会的性别文化中，女性年纪越大，由于已经完成了生儿育女和相夫教子的主要社会使命而越自信；而男性则在40岁以后由于“日过午”日益产生消极沮丧的心情。

第二，男性对于上述四种情况的评价，从最年轻的时候起就超过女性对自己的评价，而且在50岁以前一直是这样。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性别文化从最小的时候开始就对男性进行刚强自信的教育，而对女性则一直持有柔弱的期望。可是到了50岁以后，物极必反，男性在这四个方面的自信心下降得比女性更快。

第三，男性和女性对自己最缺乏信心的都是性感这一项。认为自己性感充分的，男性在最高峰的40岁以上也不足2／5；女性在50岁之前则仅仅从1／10上升到3／10。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性感这个概念在中国刚刚流行了不到30年，人们对它还没有形成明确与固定的看法；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大众传媒倾向于把性感描绘得臻于至美，使得普通中国人往往自愧不如。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人们对于性感这个概念的理解莫衷一是。

第四，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倾向于认为性感是一种赞扬而不是一种贬低，这一项占有最高的发生率。这直接来源于上述的大众传媒的宣传，而且是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加速性化的重要证据之一。3.1.3 性风采的来源：男女有别

读者更加关心的可能是这个问题：性风采的建构。笔者使用2010的数据，首先分别得出男性与女性各自的性风采的量化程度。然后首先来分析一下，究竟是什么因素增加了男性的性风采（见表3—1）。表3—1 增加男人性风采程度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2注：2354位男性；单位＝97；R＝0.169；因变量：男人性风采程度的因子值；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是否流动人口、职业与收入等级。

表3—1表明：增加男性的性风采的第一类因素是健康，第二类因素是社会交往的程度，第三类因素则是性生活质量。

这些情况基本上不出人们所料，但是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这里都是双向的相关关系而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既可能是这些影响因素增加了男性的性风采，也可能是因为性风采增加了，男性才更加可能在这些影响因素上出现如此的变化。

例如，男性被女方爱抚得很充分与比较充分这两个因素（对照于完全没有被爱抚），既有可能是因为爱抚得越充分，越可能使男性觉得自己的性风采不足，也可能是因为越是性风采足的男性，女方就越觉得用不着充分地爱抚他了。

同样地，男性觉得性交时间太长与太短这两个因素（对照于男性觉得时间正好），可能表明男性觉得时间太长是在增加自己的性风采，而时间太短则会损害之；但是也可能表明，性风采越足的男性越可能觉得时间没必要那么长，而男性的性风采越是不足，就越可能希望性交时间长一些以便自己“一展雄风”，因而觉得时间太短。

这样的相关关系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来说可能是过于费解了；但是没有办法，只要进行统计分析，科学能够告诉我们的只有这些不甚清晰的结果，而且只能这样绕口令般来表述。

此外，读者应该注意到：任何一种多伴侣性行为或者非主流性行为，都与男性的性风采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表3—1中省略了）。也就是说，男性无论多么英姿勃发或者风流倜傥，他们的其他的性关系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反之，无论男性怎么播撒情种，他们的性风采也并不会因此而增加。

接下来笔者分析女性的情况（见表3—2）。表3—2 增加女性性风采程度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2注：2503位女性；单位＝97；R＝0.129；因变量：女性性风采程度的因子值；控制变量：上学年数、城乡差异、是否流动人口、职业与收入等级。

表3—2表明，女性的性风采的影响因素，除了健康因素同样属于第一类之外，其余的都与男性的情况大相径庭。

首先，女性如果有过群交、上年有交换伴侣与有长期其他伴侣，那么她们的性风采就可能增加122％、132％与21％。即便没有真实的性关系，仅仅是上年接受过异性全身按摩，那么性风采也可能增加29％。反过来说则是：女性的性风采更足，发生上述情况的可能性就会显著地增加。或者说，某些非主流的性关系，更可能是为那些性风采足的女性而“量身定做”。

与男性相比（他们的性风采与性关系的多少无关），这种情况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出乎意料是，虽然男性总是追求使得自己魅力四射、倾倒天下美色，不料却全然徒劳无功。合乎情理的则是，女性莫说是羞花闭月，就是含苞待放或者风韵犹存，想不遇到非主流的性关系都难。也许正是因此，社会才会把男性建构成主要是依靠权力与金钱来购买其他的性关系，而女性才可能以自己的性风采来结成或者交换其他的性关系。通俗地说，“郎才女貌”不大现实，“郎财女貌”却比比皆是，这昭示着“男尊女卑”的社会“死而不僵”。

第二类影响因素即女性的三种性生活状况也与她们的性风采显著相关。这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如果女性在性生活中觉得分泌物脏，那么她们的性风采就可能减少24％；或者说，性风采不那么足的女性，在性生活中就更加可能觉得分泌物脏。与其相反，如果女性觉得性交的时间太短（意味着希望时间更长），那么其性风采也就更足；或者说，性风采更足的女性希望性交的时间更长。同样地，女性采用的性技巧每增加一种（共10种），其性风采就可能增加4％；或者说，性风采更足的女性更乐于使用更多的性技巧。3.1.4 新概念，新喜悦

性风采这个概念，在笔者的问卷中仅仅包括了性魅力、性感程度、赞赏性感的程度与社会性别形象的自我评价这样四个方面的内容；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和学术研究中，它的范畴要大得多。笔者权且定义为：一切足以给主体带来性方面的自豪感或满足感的自我形象呈现的总和，就是性风采。笔者目前的调查内容是挂一漏万。

笔者之所以要提出这个概念，其实是因为受到了学术刺激。自从有人提出“性商”以来，这种无定义的概念的无原则套用就一直甚嚣尘上。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圈子里，“经济学霸权”日益咄咄逼人，资本、资源、垄断、博弈、边际效益、贿赂，几乎每一个经济学的名词都被套用到性研究之中来了。我们是不是还要搞出一个“性的GDP”？难道我们社会学真的心旌摇荡，连自己的学术根基都快不信了？结果，一怒之下，笔者就造出这个目前还停留在词汇水平之上的术语。

性风采不等于性吸引力。它不一定需要观众，也不一定非要带来结果。它只是展示，是自娱自乐，是引以为豪。一个字，就是“酷”。它也不等于追时髦，因为它虽然来自一定的文化土壤，受到一定的情境制约，但是主要地却是主体建构，因此往往既不在乎也不服从他人与社会的看法。

这就是一种21世纪的新文化，正在由青少年反哺给成年人甚至中老年。即使在性产业中，许多“小姐”也懂得：男人来买的是风情万种或者妖娆妩媚，因此仅仅靠青春美貌或者魔鬼身材是远远不够的。在普通人之中，性风采已经五彩缤纷、万紫千红。不但有经典的帅哥靓女型，也有社会性别多元化带来的种种非性别的或者跨性别的呈现形式，还有极端叛逆或另类的反型。

这就是性社会学的生命之源、财富之海和理想之巅。每每念及于此，不禁心潮澎湃。

当然，笔者最后一定要说：国内不会没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笔者也没有与外文文献进行过对照。这里所说的“新概念”，主要是对笔者自己来说是新鲜的，是自己琢磨出来的，因此哪怕仅仅是“偷着乐”，那也是真实的喜悦。

3.2 亲密消费

这一定义中存在着下列关键点。

第一，亲密消费不包括任何形式的性行为，因为那已经属于性服务与性产业了。

第二，既然是消费，那么就专指必须付费的租购活动，任何公益的、社区的或者亲友间的同样活动都不包括在内。

第三，亲密消费必须是存在于人际交往之中的，任何独自的活动都不算。当然，这里所说的人际交往并不一定发生在租购者与提供服务者之间，大多数一起去营业场所付费唱歌跳舞的人们，所享受的是同去的人之间的亲密，他们所租购的其实只是营业场所提供的各种物质条件与心理氛围。

第四，亲密消费并不完全按照身体接触的程度来确定其范畴，而是按照在该项活动中双方在人际关系上的亲密程度来判断。例如唱歌、“蹦迪”往往没有任何人际的身体接触，但是参与者不仅可以从中享受到某种程度的人际关系的亲密，而且往往就是为此才去营业场所消费。

第五，亲密消费是租购者的一种主观故意行为，因此对于服务的提供者，例如按摩师、“三陪”女等，只能说他们是在从事亲密消费的工作或职业，不能算作参与了亲密消费。

在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亲密消费主要包括：歌舞（卡拉OK、跳舞）、按摩（洗脚、足疗、洗头等）、“三陪”（各种有偿的侍陪服务）。这些亲密消费活动已经遍布中国的城乡，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成为最近20年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

这种亲密消费剧增的现象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第一，亲密的对象改变了。在传统生活中，亲密是“相识、相近、相知、相亲、相爱”这一人际关系发展链条中的一环，基本上不可能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可是现在的亲密消费却颠倒过来，把亲密的对方或者所需的环境作为租购的对象，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恰恰以双方素不相识或者不结成进一步的关系为前提。

第二，亲密的产生机制改变了。在传统社会中，人际亲密只能是自然地、缓慢地、互动地、非商业化地产生与维系，基本上不可能“短、平、快”。可是目前的亲密消费却反过来追求临时的、短暂的、不继续发展的商业消费。

第三，亲密被独立了。亲密消费的要害不仅仅是把亲密作为商品来消费，而是把亲密从相对持续的人际关系中剥离出来，单独成为一种身心享受的载体。这被作家称作“玩的就是心跳”而且“过把瘾就死”。

这些改变都与最近2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息息相关。在此过程中，政府曾经试图使用法律手段来控制和管理亲密消费，只不过见效不大。

因此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在一个人际关系至上的、传统文化异常强大的社会里，在被人们戏称为“（人际）关系才是第一生产力”的普遍社会现象中，亲密何以变成这样？何以能够被消费？何以被消费得如此之普遍？这里面蕴含着对于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机制做出重大解读的可能性。可惜我国学术界对此的敏感尚嫌不足，有关的研究也暂付阙如。

为了研究亲密消费，笔者在三次调查的问卷中所提的问题是：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去收费的娱乐场所跳过舞吗？例如歌厅、舞厅、卡拉OK厅等等。现在，许多地方都有异性按摩，而且是按摩全身的。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在外面接受过这样的异性按摩吗？现在，全国各地都有许多“三陪”服务，就是不过性生活，只是陪伴客人唱歌、跳舞、吃饭等，以此来赚钱。您接受过这样的“三陪”服务吗？（2000年未调查此问题）

亲密消费可以发生在任何性别的人之间。本节考察的是中国的完全异性恋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排斥任何同性的或者跨性别的此类活动，仅仅是因为笔者对其所知不多。3.2.2 亲密消费，风生水起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最近短短的10年之间，亲密消费总体上都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增长，只不过在男性中的比例大于女性而已（大致趋势见图3—4、图3—5）。图3—4 男性亲密消费的历史发展（p均小于0.002）

具体情况如下表：图3—5 女性亲密消费的历史发展（p均小于0.005）

具体情况如下表：3.2.3 种类增多，频率增高

上面的两个图，还不能说明人们究竟参加过多少种亲密消费。因此笔者把三种亲密消费汇总在一起，使用聚类分析的方法，来表明亲密消费的范围大小。请看表3—3。表3—3 参与亲密消费的种类数的历史发展（p均为0.000）

从表3—3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21世纪短短的10年之内，中国人的亲密消费不但发生率剧增，而且种类数也出现了巨大的增长。

此外，亲密消费的频率也是其整体状况的重要考察维度。为此笔者在2010年的调查里，询问了调查者过去12个月里的亲密消费的次数（定序数据），回答情况见表3—4。表3—4 上年之内跳舞消费的频率（p均为0.000）

笔者也询问了接受过“三陪”服务的累计次数（定量数据）。统计结果是：在有过者中，男性平均8.72次，女性平均2.13次；18到29岁的男女平均6.59次，30到39岁的平均6.28次，最多的是40到49岁的人，平均达到14.41次，其次是50到61岁的人，平均7.15次。

在跳舞消费和接受“三陪”这两个方面，都是40到49岁的中年人发生得最多。这可能说明，这个年龄段的人正处于“性的转折期”，其欲望从直接的性交开始转向亲密接触。

笔者没有专门询问接受异性全身按摩的频率，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更加值得注意的现象急需研究。笔者的问题是：“有些按摩里，包括抚摸、刺激顾客的生殖器，或者给顾客手淫。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接受过这样的按摩一共多少次？”

结果笔者发现，2010年在过去12个月里接受过异性全身按摩的男人里，有8.4％的人同时也接受了“打飞机”服务。具体情况见表3—5。表3—5 男性消费过“打飞机”的情况（p均为0.000）

按照中国法规，“打飞机”服务早已被纳入“卖淫嫖娼”的范围，因此本节暂不作深入分析。之所以要把数据列举出来是为了说明：从接受异性全身按摩发展到接受“打飞机”服务的中国男性还不算多，因此可以证明，在男性的生活实践中，亲密消费还是相对独立的一种活动，与性服务消费还是相对严格地分开的。3.2.4 男性的亲密消费：高阶层活跃者的娱乐

上文已经揭示出：男性的亲密消费远远多于女性，这并不奇怪。笔者所关心的是：哪些社会阶层方面的因素与个人活动的因素，与男性的亲密消费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这虽然并不能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却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男性的这种行为。

为了既可以分别考察又可以整体考察，笔者首先把三次调查的数据合并在一起，分析三种不同的亲密消费，然后再把三者的分析结果汇总在表3—6之中。表3—6 男性三种亲密消费的Logistic回归分析注：7322位男性；单位＝186；因变量：是否有过；对照：没有；控制变量：调查差异。

根据表3—6，笔者可以做出以下的分析：

其一，亲密消费的三个具体活动（跳舞消费、异性全身按摩、接受“三陪”）相互之间存在着非常显著的相关。这足以证明，笔者把它们三个进行汇总与抽象，具有坚实的生活实践的基础。

其二，按照年龄组来考察，它对于异性全身按摩和接受“三陪”都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两种活动并不是某个年龄段的男性所特有的。可是它与跳舞消费却显著相关：越年轻的男性越多。

其三，男性的不同的上学程度、不同的职业与收入、不同的居住地都显著地影响了他们的亲密消费的比例。总的来看，这三方面地位越高的男性，发生可能性也就越高，一般是最低地位的男性的1.5到2倍左右。

这表明：亲密消费在整体上主要是更高文化的、更高职业与收入的、更大城市中的男性的需求。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对于异性全身按摩与接受“三陪”这两个通常被认为“更厉害”的活动，男性的上学程度每高出一个等级，发生可能性也增加最少80％到最多6.3倍。也就是说，身体接触可能性更大的亲密消费，更加被更高文化的男性所需求。

其四，在“社会交往”这个分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喜欢社交这个因素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这个信息很重要，说明目前中国男性所进行的亲密消费，尚未完全变成即时的片刻娱乐，仍然与社会交往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其五，在“非主流性关系”这个分类中，多数性关系都与亲密消费存在显著的相关。这再一次说明：虽然亲密已经被一些男性给消费化了，但是仍然没有彻底脱离双方的人际关系。反证则是：被标榜为排除一切人际关系的“一夜情”，并没有对亲密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

总结起来笔者可以得出两个基本认识。其一，亲密消费主要是目前中国社会上层男性的需求与实践；其二，男性的亲密消费仍然处于从“关系至上”到“亲密独立”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3.2.5 女性在亲密消费中的缺席

在笔者三次全国调查的女性样本中，总计只有1.0％接受过异性全身按摩，只有0.8％接受过“三陪”服务。这种女性的缺席究竟是因为她们没有需求，还是因为没有条件与机会？可惜由于样本量过小，笔者不应该进行任何深入的统计分析，只能留待定性研究的突破。

但是女性有过跳舞消费的比例在三次调查中总计占到12.6％，因此笔者足以进行分析而且把结果放在表3—7中。表3—7 女性跳舞消费的Logistic回归分析注：7765位女性；单位＝188；因变量：是否有过；对照：没有；控制变量：调查差异。

第一，从表3—7中可以看到：女性的跳舞消费与接受异性全身按摩和接受“三陪”这两个活动不存在显著的相关。也就是说，从发生率与内部结构这两个视角来看，亲密消费这个整体的概念仅仅适用于中国男性。

第二，笔者所列举的所有五类社会因素（年龄、上学程度、职业与收入等级、城乡差异与城市大小、婚姻状况）都与女性的跳舞消费显著地相关。总的来看，更高阶层的女性与最低阶层相比，跳舞消费的发生可能性增加最少90％到最多2.5倍。这表明，是否有过跳舞消费是女性内部的社会阶层的一种划分标准与标志。

第三，女性在社会交往方面的五个变量，都与跳舞消费显著地相关。这表明，女性的亲密消费更多地具有通过消费来实现社交的性质。

第四，女性的亲密消费，与任何一种非主流的性关系都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换言之，女性所消费的其实就是亲密本身，基本上并不朝向“性”发展而去。3.2.6 亲密何以被消费？亲密为什么能够被消费

笔者分析发现，当事人在日常生活中需求社交，不仅与亲密消费，而且与各式各样的非主流性关系的发生，都出现了显著的相关关系。

对于这种生活现实，目前主要有两种理论解释。其一是需求产生供给的经济学理论，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其二是消费化理论，认为由于万物皆可消费，亲密自然也不例外。可是这两种理论都显得过于宏大与笼统。

亲密是一种人际关系中的生存体验。在传统上，它被认为只能从非商业的人际关系中，而且运用非商业的手段来获取与维系。所谓“金钱买不来爱情”说的就是这一特质。那么，亲密消费的当事人究竟是如何克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尴尬，从商业化的租购行为中去获得亲密的享受呢？

北京一带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男性中流传一个描绘“三陪”服务的顺口溜：“‘小姐’摸摸先生的手，先生的心儿在颤抖；先生摸摸‘小姐’的手，二百块钱她拿走；回家摸摸老婆的手，就像左手摸右手。”这里面，没有性，也没有多少人际关系，却有一种亲密，而且只能用钱来换取。笔者在对于“男客”的定性访谈中屡屡听到他们的主述：“不一定都是做（性交），陪陪、聊聊也不错，花点钱也值得。”这就点出了“被三陪”的性质与意义。

笔者认为，亲密消费的兴起，标志着而且成就于中国民间日常生活文化的三大转折，而且主要表现在男性当中。

第一，亲密消费的本质是刻意追求身心的快乐，为此不惜破坏或者抛弃传统社会对于亲密所设定的种种前提与规则，也不惜为此而使用被传统文化所鄙视的租购手段。这种对于身心快乐的发扬，直接解构了从孔子到“文革”的那种以精神的“高尚”来压制肉体的“粗俗”的社会管理制度，成为中国整体文化中快乐主义日益兴起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第二，传统上，亲密消费与性具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但是在最近20年来的生活实践中，中国人却日益把亲密从性的范畴中剥离出来，赋予亲密越来越多的合理合法的色彩与隐义，从而躲避了目前中国严格的禁娼制度。恰恰因此，它们才可能层出不穷而且欣欣向荣。这就是民间文化在与官方主流文化的持续博弈中，日渐采取攻势的重要方面之一。

第三，亲密消费的兴起与发达，离不开社会管制力量的步步“退让”。本书无意去探讨其中的种种机制，只希望指出：曾几何时，三种亲密消费活动都曾经“被非法”过。如果没有让步或者说宽容意识正在日甚一日地弥漫，亲密消费怎么可能“蒸蒸日上”呢？消费主义：祸兮？福兮？

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最近中国学术界也开始有年轻的研究者在批判消费主义对于性的损害。从学术多样化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好事，但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前提必须讨论清楚。

第一，在事实判断的层面上，所谓的消费主义究竟覆盖了中国总人口的多大比例呢？即使仅仅看那些身家过亿、购买了全世界大约一半奢侈品的中国富人阶层，他们那是消费还是“炫富”？是享用还是“挣面子”？是自用还是用于贿赂？更何况中国整体上长期陷于消费不足的经济泥坑之中，还有相当比例的人口每日人均消费不足1美元。在这样的情境之中，把消费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来批判，岂不是无的放矢？

第二，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来看，在全世界的历史上，消费都建立于自由的市场经济之中，都意味着人与人的平等和个人行为的独立。因此“消费至上”的思想自从一出现，就不断地侵蚀封建等级制度，不断地消解专制权力，不断地质疑“性的精神禁欲主义”，最终推动了20世纪发达国家的性革命。可是，目前的中国达到这样的发展阶段了吗？现在批判消费主义，是否为时过早？

第三，从发展判断的视角来看，消费主义以及它背后的商业主义，其实足以在今后几十年的中国，为“全性”做出许许多多其他人（包括笔者自己）无能为力的善事。最典型的就是：青少年是如何得知避孕套（安全套）知识的呢？最主要的并不是学校的性教育或者预防艾滋病的教育，也不是家长或传媒的宣讲，而是每个超市里都堂而皇之地摆放着的、看得见摸得着的避孕套的实物。再例如，几乎所有的大网站都是营利性质的，人们可以从中获得很多与“全性”有关的信息。尤其是，商业力量把这些活动搞得铺天盖地、无孔不入，这不但是“性的革命者”难以企及的，就连意识形态的规训也望尘莫及。那么，这有什么不好呢？

当然，笔者也充分注意到，对于那些已经有足够的资格来奉行消费主义的中国人来说，它确实是一种新的社会控制的手段，会从另一个方面压制人们精神生活的自由发展。只不过笔者在两害取其轻的策略考虑下，暂不多谈。3.2.7 按摩风行中国的性文化意义

按摩属于“身体产业”，就是靠满足消费者对于身体的想象与欲求来赚钱。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按摩日渐风行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最开始是“洗头”，然后是“洗脚”，90年代之后叫做“足疗”。与此同时发展的是异性全身按摩，全然没有性色彩的叫做“保健按摩”或者“中医按摩”，那些包括“打飞机”（女为男手淫）的则往往叫做“推油”，那些包括口交（“口活”、“口爆”）的则有许多隐蔽晦涩的、往往是地方性的称呼，其服务内容也大相径庭。有些按摩实际上包括插入式性交而按摩仅仅是其前奏，但是往往用“全套服务”或者“一条龙服务”这一类的隐语来表达。时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结束，中国的形形色色的非医疗异性按摩已经蔚为大观，堪称全球首屈一指。

这是中国特有的真问题，也是中国学者尚未注意到的本土宝藏。它至少蕴含着三个方面的巨大意义。

第一个方面，异性全身按摩极大地扩展了中国人对于“性”的概念。这也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

其一，在外延上，中国人历来相信“生殖器中心论”与“唯插入论”，似乎只有阴茎插入阴道才是性。可是在异性全身按摩中，感受可以来自生殖器以外的全身任何部位，而且可以仅仅来自异性的温柔与亲密，而不是异性的性器官，也不是直接的性刺激。这就促使中国人逐渐开始明白1974年国际上发表的对于“性系统”的新认知：性的载体和感受器官不仅仅是生殖器，而是全部皮肤，尤其是皮肤与黏膜的结合处。结果，中国人的“性”也开始“身体化”（全身化）了，不再是“器官式”（局部式）的。

其二，由于外延的扩大，中国人的“性”的内涵也就不得不扩大了。中国人（尤其是男性）此前总是把性高潮视为性的唯一感受。现在，异性全身按摩所带来的舒服与亲密也被纳入了性的感受与性的内涵，否则人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短短的十几年间，收费不菲的按摩业居然能够如雨后春笋般遍布中国城乡？

总之，中国人的“性”出现了全新的定义与意义。这才是中国人的看不见的真正的性革命。

第二个方面，中国的各式各样的按摩，基本上都打着“中医”、“治疗”或者“保健”的旗号，但是也基本上并不包含推拿与正骨这两个传统内容。最典型的就是“足疗”。无论它多么牵强附会于经络学说，但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它只不过是获得身体“舒服”（爽）的新奇手段之一。

这就是“中西结合”，表明一切新的快乐与享受都不得不植根于最古老的传统，才可能争取到最广阔的大众认同与现实市场。进一步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还无法更迅速地接受赤裸裸的性的快乐主义，只得用“舒筋活血”的传统思想武器来遮遮掩掩。

第三个方面，中国政府从1993年就开始严禁异性按摩，而且不论是否全身的，都禁止。但是十几年下来，这个禁规早已被人们抛于脑后，知之者甚少，甚至大多数人都不相信曾经有过这一法规。这不仅从政治与法律的层面上，反映出社会管理者与生活实践者之间博弈的历史进程，而且雄辩地证明了：中国的性革命其实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是逐步走向快乐主义的康庄大道，只不过理性色彩不那么浓厚而已。

以上的论述实在是挂一漏万。笔者近年来日益深刻地体验到，一心一意地研究“异性全身按摩风靡全国”这样的中国格外突出的社会现象，才是中国性社会学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本，才具有使中国性社会学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唯一可能性。可惜笔者只能把这个任务托付给后来者了。

3.3 胖瘦与性

在当今中国的大众传媒中和所谓养生保健宣传中，无论对男性还是对女性，肥胖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反对理由就是：肥胖会降低人们的性欲与性能力，对男性尤甚。但是，不管医学和生物学已经拿出了多少证据，笔者还是要从性社会学的视角，对这一假设进行全面的检验。

笔者在三次调查的问卷中都设置了身高与体重的询问。以下提到的“体重指数”（胖瘦）的计算公式均为：体重（公斤）除以身高2（米）的平方（kg／m）。目前中国通行的判定标准是：低于18的是瘦子；正常值是18到25；25到不足30为超重；30到34为轻度肥胖；中度肥胖为大于35；重度肥胖为大于40。

下面先来看看最基本的情况。见图3—6、图3—7。图3—6 肥胖度在增加（p均为0.000）图3—7 越老越胖（p均为0.000）3.3.1 什么人更胖？

根据体重指数与社会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从略），笔者发现以下几点情况。

首先，男性胖瘦的差异仅仅与4个社会阶层因素出现了显著的相关：年龄越大越胖、总体健康状况好则肥胖的可能性增加40％、肥胖者有高血压的可能性增加1.47倍、首次遗精晚1岁则肥胖的可能性减少15％。这就是说，男性目前是否肥胖，更加可能是由于本书没有包括的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包括生物因素在内。

但是女性却不一样。她们目前的胖瘦更多的来自除了年龄之外的诸多社会阶层因素的作用。这表现为：

上过小学到高中的女性，比没上学的女性更瘦。这可能是因为“减肥”是一种文化灌输，上学越多就越容易身体力行之。

流动外出的女性更瘦。这很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女性更容易找到工作或者嫁人。

尽管农村的瘦女可能都外出了，但是与那些仍然居住在农村的、可能更胖的女性相比，从县城、县级市一直到直辖市的女性，肥胖的可能性全面地增加了54％到82％之多。这也许可以证明，女性的肥胖是一种城市现象。

与那些仍然在农村劳动的女性相比，女企业家和女领导的肥胖可能性一举增加1.1倍。这恐怕与收入水平与生活方式直接相关。

与收入最低的女性相比，中高收入的女性的肥胖可能性增加57％。其道理可能同上。

上述一切都可能表明，女性的胖瘦受到社会阶层因素的影响比男性更大；或者说，女性更可能是后天被社会造就的，而不是天生如此的。3.3.2 越胖越有“男人味”与“女人味”？

在2010年的调查结果中，笔者惊讶地发现：越是肥胖的男性越认为自己的男人味很足；女性也是一样，越胖越觉得自己的女人味很足。或者反过来说，越胖的男女就越不认同当前社会所宣扬的对于性别气质的判定标准。见图3—8。图3—8 肥胖程度与性别气质的自我评分（最高分＝4）

此外，根据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从略），男性越胖，自认的性风采分就越高，性态度也越开放。具体来说就是：男性的体重指数每增加1，性观念倾向于开放的可能性就增加51.5％；认为性很重要的可能性增加44.9％；认为自己的性魅力大的可能性增加14.6％。与此同时，他们认为自己的性感不足的可能性减少64.4％，讨厌“不男不女”的可能性则减少69.4％。

上述情况足以颠覆常识。它恰恰说明：中国男性实际上并没有按照文化传统的谆谆教导去生活，而是自己创建了自己的性别气质的审美标准。

近年来大众传媒掀起了一股“减肥狂潮”而且已经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那么，那些客观上已经超重、很重、非常重的男男女女该怎么活下去呢？要知道，减肥绝不是简单的体育锻炼的问题，它是要改变你的全部生活方式，甚至要摧毁你的全部人生经验与整个生命价值，因此实际上没有多少人真的能够做得到。

因此笔者推测，统计分析中所发现的上述情况，很可能主要来自人们这样的一种生活实践：把男人味或者女人味足仅仅作为一种心理补偿，以强调自己在性别气质方面的优秀来对抗大众传媒的狂轰滥炸。这就使得越肥胖的人反而越认为自己的男人味或女人味更足。

这种情况并不是自欺欺人，而是由于中国传统上的性别形象的判定标准还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

在中国社会中，瘦小的男性不但会被认为不健康，而且会被加上不可靠、心眼多、没本事、很窝囊等等标签。反之，硕壮的男性则往往使人觉得可信、大度、豪爽、能力强。在先后两个版本的《水浒传》电视剧中，武大郎与鲁智深的强烈反差就最充分地体现了这种传统。即使在当代中国，虽然认为大胖子男性很美的人越来越少，但是如果说到男人味，那么恐怕没有多少人会去赞美那些瘦小的男性。

女性大体也是如此。传统上，女性的肥胖被美称为“福态”或者“富态”，是生活优越、心情舒畅、人生完美的外在表现。反之，林黛玉固然如花似玉，却弱不禁风、非愁即苦、花年早逝，在女人味方面并不为人们所赞许。笔者在前面揭示过：女人越老越觉得自己女人味足，而越老的女人自然也就越肥胖，结果肥胖也就与性别气质更强联结在一起了。

但是，根据上述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从略），对女性唯一发挥了显著作用的是：她们的体重指数每增加1，她们认为自己的性魅力大的可能性就会减少1倍。这就提醒我们注意相反的情况：“肥胖歧视”对于女性的效果更加明显。

总之，中国人毕竟是中国人，而且能够吃饱喝足也没有多少年，因此人们在评价自己的性别气质是否足够的时候，仍然不自觉地把肥胖当作“敦实的质感”。这就是真实的中国人的生活与观念，就是中国人对抗“传媒霸权”的生存策略，也就是笔者提出的“主体建构”学术视角的再一个充分证明。3.3.3 肥胖阻碍着婚前性爱

笔者对三次调查中的18到61岁的未婚者进行单独分析，得到以下结果。见表3—8、表3—9。表3—8 男性的胖瘦与婚前性爱的发生率

表3—8表明：越是肥胖的男性，曾经或者现在恋爱的越多，说明这些男性很努力。但是他们真的有过接吻的比例却显著地更少；而且无论现在是否已经有过性生活，他们“性待业期”也显著地更长。表3—9 女性的胖瘦与婚前性爱的发生率

女性与男性的趋势基本相同。

男女出现以上情况的社会原因是：在婚前的那个年龄段上，无论男女都不可避免更多的受到社会文化的支配，不得不信奉“瘦身”那一套审美标准，因此形成了对于肥胖的歧视。

但是胖女的“性待业期”却短于那些较胖的男性。这表明，在婚前性爱这个方面，对于胖男的社会歧视超过了胖女。

最后，无论胖瘦，无论男女，结婚年龄都没有显著的差异。也就是说，结婚很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全面考虑，而不仅仅是身材审美。3.3.4 胖子娶了谁，嫁了谁？

表3—10表明，越胖的男性，娶到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妻子的人就越少，但是妻子的上学年数却显著地更高，尽管双方上学年数的差距并不显著。或者说，胖男人更容易娶到才女而不是“小女”。表3—10 胖瘦男性的夫妻对比

表3—11表明，女性的情况与男性很不同。胖女性更多的嫁给上学年数更少的男性，却更少嫁给收入比自己高很多的男性。换言之，胖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表3—11 胖瘦女性的夫妻对比

最后要说的是，在笔者调查的时候，丈夫与妻子的胖瘦程度呈现为显著的相关。这可能表明胖男与胖女之间结婚的更多；但是也可能是在结婚之后的生活中，夫妻双方要么都胖起来要么都瘦下去，也就是民间所说的“越来越有夫妻相”。3.3.5 胖子的性生活更多？男女不同

那么，肥胖是不是会损害夫妻性生活呢？

在表3—12中，男女的情况基本上是相反的。表3—12 男女的胖瘦与性生活状况的关系

在丈夫中，胖子与正常体重的人和瘦子相比，前者的性生活次数显著地多于后者，性烦恼程度和性烦恼种类数都显著地少于后者。但是自己使用的性技巧的总得分却没有显著的差异。

当然，仅仅靠双因素分析还是不够可靠，因此笔者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从略）中发现：在控制了其他有关因素的作用之后，胖丈夫与不胖的相比，性生活频率增加47.7％。这就是说，从总体状况来看，胖丈夫的性生活多于而且好于不胖的人。

可是在妻子中，胖子使用性技巧的总分，显著地少于不胖的妻子。与此同时，胖妻子的性烦恼虽然在种类数上显著地少了，但是性烦恼的总分却并没有显著地减少。

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从略）发现：在控制了其他有关因素的作用之后，胖妻子与不胖的相比，性生活的频率没有出现显著的差异。这就是说，从总体状况来看，胖妻子的性生活与不胖的妻子没有显著的差异。3.3.6 胖子的性生活更好？

显然，在表3—13所罗列的这些方面，胖丈夫的性生活质量都显著地好于不胖的人，而且呈现为越胖就越好的趋势。表3—13 丈夫的胖瘦与性生活质量

这个发现可能令人惊讶，但是笔者不认为这完全是生理因素使然，更可能是由于（就像中国古来所说的）丈夫“心宽体胖”，所以就更可能妥善地全面协调夫妻关系，因此才会促进性生活的更加美满。

妻子的情况呈现出相反的趋势。见表3—14。表3—14 妻子的胖瘦与性生活质量

从生理心理满意度这个最重要的指标来看，越胖的女人得分越低。越胖的妻子自己假装性高潮的也越多。在“性外亲昵”和“丈夫很爱自己”这两个方面，都是体重正常的妻子获得最多，胖瘦之妻都少一些。最后，胖妻子“在性交中幻想别人”的比例虽然稍微比体重正常的妻子少一点儿，却仍然高于瘦妻子。

总的来看，肥胖对于妻子的性生活质量来说不是什么好事。笔者也不认为这完全是生理决定的，更加可能的是：要么她们的丈夫存在“肥胖歧视”，要么她们自己存在着“肥胖自卑”。3.3.7 非主流的性，不论胖瘦

如果说以上的论述都在意料之中的话，那么新鲜的发现是：无论男女，胖瘦对于是否发生过任何一种非主流的性行为都没有发生任何显著的作用。

这可能揭示出：在不符合社会主流规范的那些性关系中，人们也就不再按照社会对于胖瘦的主流价值观来寻找对象和建立性关系了。换言之，在社会上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胖瘦问题，其实仅仅是人们在结婚之前的择偶标准的内容之一。因此肥胖可以减少朝着结婚努力的婚前性行为，却没有减少无论婚前还是婚后的任何一种非主流的性行为。

说到底，胖瘦的社会标准是为了从一而终的婚姻而规定的。如果双方不打算结婚或者不可能结婚，那么胖瘦对人们的性关系与性行为就不再发挥显著的作用了。

3.4 女性减肥：“身体”的想象与管理

如果对欧美的“身体研究”做一个粗线条的梳理，那么至少存在四种“身体”：“个体的身体”（现象学思潮）、“社会的身体”（象征和结构主义思潮）、“政治的身体”（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思潮），以及一种逾越了规矩也逾越了诸多二元对立的、强调日常生活的“身体”（比如冯珠娣和洛克等人的思想）。这四种“身体”至今并存于西方学界，也在不同程度上构成了本研究的问题意识产生的理论背景。“身体研究”在近几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界不再是“缺席在场”。越来越多的西方的“身体研究”理论被译介到中国，中国学术界甚至提出了“身体转向”的口号。只是，目前的“身体”文献主要偏向哲学与理论探讨，实证性研究与经验性的“身体”还非常缺乏。

本节并不打算在围绕身心之关系而展开讨论的西方语境中分析中国社会的“身体”。反之，在中国社会中，“身体”究竟是什么？西方哲学背景下的问题放到中国环境下是个什么样的问题？这些思考引导着笔者在中国的情境与语境下考察“身体”，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活生生的“身体”。“减肥”是一种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践的“身体”，涉及我们对于“身体”的自我想象与管理。因此笔者由此入手。“减肥”的文献回顾

在西方，有关“减肥”的研究非常之多，大多数是在心理学与健康研究领域，以女性身体为对象来考察身体形象、减肥以及体重指数（BMI）。同时，越来越多的文献关注青少年的肥胖问题。在中文文献中，大部分有关减肥的文章是大众健康类的通俗读物，为数不多的学术类的减肥研究则基本上都是在医学领域。从社会文化角度进行研究的尚不够多，而且基本上是局限在某个年龄段（主要是女大学生）或者某个地区。

基于减肥这种实践的“身体”的理论意义、社会与大众传媒上对于减肥的热衷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界相关研究的缺乏，笔者提出了本节的研究问题。笔者的研究问题

本节的研究目标是要使用实证的数据分析，来检验一下中国女性的减肥情况究竟如何。具体而言，本节主要以女性的“减肥意愿”为核心，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看，女性真的比男性更加肥胖吗？男女在减肥意愿上有何差别？

第二，女性真的都是因为肥胖才要去减肥吗？与减肥意愿有关的社会阶层因素都有哪些？

第三，（在实证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减肥仅仅是一种保健养生行为吗？这种身体管理背后的社会与文化因素有哪些？

关于减肥意愿，笔者在三次调查中都是这样提问：“现在，您想减肥吗？”（1．很想减肥。2．有些想减肥。3．不想减肥。）笔者把前两个答案归结为“要减肥”。3.4.2 减肥的性别差异：女性更瘦，却更希望减肥

从表3—15中可以清楚地看出：18到50岁的男性的体重指数都高于女性，超重者的比例也都高于女性；可是在任何一个年龄段的女性中，希望减肥的人却都比男性多，在最年轻的18到29岁组里甚至几乎是男性的两倍。表3—15 男女肥胖度与减肥意愿的比较注：所有p值均为0.000，但是50～61岁的男女不一样，不再列出。3.4.3 减肥的年龄差异：窈窕少女，减肥更狂

此外，在14到17岁的少年中，女孩子的体重指数的均值比男孩子小（19.47对19.74），超重的少女也比少男少（5.8％对9.9％）；但是居然有62.7％的少女要减肥，而少男中却只有39.1％。也就是说，更瘦一点的少女的减肥意愿是更胖一点的少男的1.6倍。

在女性整体中，少女的减肥意愿也是最强烈的，比18到29岁的女性多19个百分点，比30到39岁的多34个百分点，比40到49岁的多57个百分点，是50到61岁女性的整整两倍。

尤其是，少女整体的平均体重指数刚刚到达正常的水平，其中还有34.8％的少女过瘦，连正常标准都还没有达到。可是就在这些“豆芽菜少女”中，居然还有2／5的人（39.8％）要减肥。

随着年龄的增长，肥胖女性的比例从5.9％增加到14.3％，再到23.8％，再到38.1％，也就是越老越胖。但是她们的减肥愿望却从52.8％降低到46.9％，再到39.9％，再到31.1％（统计表格从略）。两者成反比。也就是说，越年轻的女性越不胖，可是越想减掉那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肥”；而越老的女性越偏胖，却越不想减掉那实际存在的“肥”。3.4.4 女性自我的丧失？

笔者并不否认那些真的身体超重的女性希望减肥的真实性，但是发现还存在着另外两种女性。一种是自己实际上属于正常体重或者偏瘦却要减肥，权且称之为“盲从减肥”。另一种女性是实际上已经超重却不希望减肥，即“抗拒减肥”。这两种情况在女性总人口中的分布见图3—9。图3—9 女性中的盲从减肥与抗拒减肥的历史情况（p均为0.000）

从图3—9中可以看出，在减肥文化的强大压力下，抗拒减肥的女性逐年显著减少，在2010年的少女中更是凤毛麟角。可是盲从减肥的女性却呈现为总体上的增加趋势。在减肥文化的强大压力下，抗拒减肥的女性逐年依次显著减少，在2010年的少女中更是凤毛麟角。可是盲从减肥的女性却呈现为总体上的增加趋势。结果，在2010年中国14到61岁的女性中有36.3％其实是虽然不胖却为社会文化所迫而要减肥。3.4.5 盲从减肥：社会的日常强制

作为社会学论文，笔者并不否认减肥的个体原因的丰富多彩与千变万化；只是试图分析一下，哪些社会阶层的女性更加容易盲从减肥，也就是社会对于女性身体的强制规定，在哪些阶层中被执行得更加彻底。

从表3—16中可以依次看出以下几点。表3—16 成年女性盲从减肥与阶层的Logistic回归分析注：8354位女性；因变量：是否盲从减肥；控制变量：调查差异。

第一，越年轻的女性，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就越大。与50到61岁的女性相比，18到29岁女性盲从减肥的可能性是其大约4倍，30岁组的是其大约3倍，40岁组的是其大约两倍。其原因前文已经分析过。

第二，上学程度越高，越可能盲从减肥。与小学及以下上学程度的女性相比，一上初中，盲从减肥可能性就是其大约1.5倍，上高中是其大约2倍，上到大专及以上就是其2.5倍了。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中国的学校教育基本上仍然处于男性中心论的笼罩之下，因此与发达社会相反，学历越高不仅没有带来女性主体自觉的提高，反而使得女性愈加顺从。同时，越是受教育多就越是准备进入上层社会，因此也就越是不得不遵从主流价值观与性别审美观。

第三，居住在越大城市的女性，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就越大，比村镇女性高出大约30％到40％。

第四，与已经“有了男人”（同居、初婚、再婚）的女性相比，未婚女性在“嫁不出去”的社会压力下，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当然也就显著地高出30％。

第五，不工作或上学的女性均为年轻女性，时刻准备着争取“好前程”，因此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就会比有工作的增加58.5％。

第六，收入最低的女性，盲从减肥的可能性下降16％。这不仅仅是钱少的问题，还是由于低阶层女性早已“上升”无望，所以追求上层社会审美标准的积极性就会显著地降低。

接下来，关于社会交往的情况很有意思。凡是不出门、不喜欢社交、每周社交少于一次、不是流动人口的女性，盲从减肥的可能性都较低。也就是说，她们既然没那么多地参与社会活动，也就不那么需要去顺从社会的规定。反之，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就成为盲从减肥可能性增加的动力之一。

第七，在健康状况的三个项目上可以看到：恰恰是那些健康情况不太好和不好的女性，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反而下降了大约31.5％；同时，女性有没有糖尿病或者高血压，都没有影响她们的盲从减肥可能性。这就证明了：女性并不是因为保健的需要才去盲从减肥的。盲从减肥是文化病。3.4.6 盲从减肥：社会的文化规训

从表3—17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这三大因素的影响相同的条件下，促使成年女性的盲从减肥可能性增加的最显著因素是：表3—17 2010年成年女性盲从减肥与心态的Logistic回归分析注：3361位女性；因变量：是否盲从减肥；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是否流动人口、调查差异。

第一，如果女性怕老，那么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就会增加1到2倍。这是因为在社会的规定中，“人老珠黄”是女性全部价值的丧失，而青春靓丽又总是以身材苗条为标志，因此盲从减肥其实意味着挽留青春的努力。

第二，认为自己的女人味已经很足或比较足的女性，反而更加可能盲从减肥，其可能性是自认很没有女人味的女性的1.67倍。这基本上是因为“瘦身”是女人味的主要判定标准之一。

第三，如果女性的异性朋友超过3个，那么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就会增加40.7％，是异性朋友少于4个的女性的1.4倍。也就是说，异性朋友越多，我行我素的可能性越小，对自己身体形象的要求越高。这就是社会通过男性对女性的规训。3.4.7 减肥：改变了身体，还是驯化了心灵？减肥：体现着社会因素的个体身体

首先，在社会性别这个问题上，女性无疑比男性表现出了更加强烈的盲从减肥的意愿。通俗地说就是：在当今的中国，男性往往不大在乎自己肥不肥；而女性却倾向于希望减掉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肥”。

其次，大部分女性并不是因为身体真的肥胖而想去减肥。医学上所标定的“超重”与女性主观上所认定的身体的胖与瘦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背离。这非常可能是因为，减肥不是保健，也不是养生，而是为了符合主流与时尚而对身体进行的塑造与管理。

在控制了年龄的影响之后，能促使女性的减肥意愿显著增加的社会因素主要有：上学程度高、收入等级高、居住在大城市、有工作、未婚、社会交往多、怕老、认为自己有女人味、异性朋友多。这就是社会控制的充分证明。

减肥意愿虽然不等于实际生活中的减肥实践，但是表达的是女性在主观层面上对于自己身体的看法，或者说对于自己身体的想象。因此可以说，上述的统计结果已经实证地说明：

第一，减肥是一个社会与文化现象，而不是单纯的生理与医学现象。女性的减肥意愿，虽然是以个体的身体为载体，但是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控制的色彩，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的是一种“社会的身体”。

第二，减肥，较之于以健康为中心的“感受式身体”，体现的更多的是中国成年女性对于以身材为中心的“呈现式身体”的关注。减肥：呈现式的身体表达及自我管理背后的社会标定

笔者在以往的经验式研究中曾经提出，现代都市年轻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三种身体：以身材为中心的“外在呈现式身体”、以健康为中心的“内在感受式身体”、以气质与气色为中心的“精神体现式身体”。如果以重要性来论的话，“呈现式身体”最为重要，“感受式身体”次之，“精神体现式身体”的分量最小。本节所验证的女性的情况，尤其是大都市年轻女性的盲从减肥，与笔者以往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

减肥，作为一种呈现式的身体想象与实践，突出地再现了各种社会目光（以男性审美观为主）的在场。或者说，虽然笔者并不否认女性个体对于身体的自主表达，但是，减肥所体现出的社会规定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社会对于女性的身体设置了强制的规定，体重指数（苗条程度）就是社会所标定的“女性美”。如果女性不符合这个规定，轻则恋爱婚姻困难，重则连一个好工作都找不到。因此越是年轻的女性就越是不得不按照社会的要求（而不是自己的感受），拼命向这个规定靠拢。结果，“肥”也就在年轻女性的仇视之中被转化为女性的污名，减肥则成了社会规训女性的重要手段之一。反之，50到61岁的女性已经完成了社会强加给她的人生使命——相夫教子，也因此获得了某种家庭内的老资格，这样她们才可能更加不理睬社会对于年轻女性身体的管理，“胖着并幸福着”。

其次，所谓的“女人味”是社会规定的女性价值的第二判断标准。因此那些已经“达标”的女性为了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更不能因为“肥”而因小失大，所以才会更加倾向于盲从减肥。反之，那些已经认定自己的女人味不足的女性，更加可能“破罐子破摔”，也就更少地盲从减肥。在这种社会建构之中，男性文化和传媒时尚的作用时时处处可见。

现代中国女性的减肥热也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中国人的“身体观”。黄俊杰在评介若干作品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身体观研究的三个新视野：作为思维方法的身体、作为精神修养呈现的身体以及作为权力展现场所的身体。在21世纪中国女性的日常生活中，一种实体的、物质的身体日渐凸显。虽然微观意义上的权力的色彩依然可见，但是以思维方式、“气”、精神修养为中心的身体则有所隐退。这个特点至少在都市的年轻女性中开始呈现出来；而西方语境中的“身—心”讨论在这里更是渺然。这种身体转向的背后因素更为复杂，笔者虽然在以往的研究中有过分析，但是需要借助历史视角在更为多元的文化时空中作出进一步诠释。

3.5 女性的生殖健康与性

最近这些年，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与酷儿理论的发展，同性恋的身份认同及政治主张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主流，异性恋有时反而成为一个特别的物种。不管是参加国际性学大会或者是翻阅有关性研究的国际期刊与书籍，关于异性恋的论述已经少而又少。

实际上，当女性主义者把研究焦点全部定位于同性性行为之时，她们关于性的论述有一个明显目的，那就是改变那些具有异性恋的身份认同的人的观点，改变异性恋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结果，异性恋被描绘为一种完全等同于同性恋的社会化选择，其生理的与自然的属性不再被提及，几乎变成了一种完全被社会所建构的产物。

笔者不认同上述的理论趋势，因此专门写出本节，专门研究完全异性恋的女性的身体相关的问题。3.5.1 不谈性，哪有什么生殖健康？

自从1994年“生殖健康”这个概念被提出来之后，青少年与女性的生殖健康日益受到重视。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更加明确了女性的生殖健康的权利与女性赋权之间的关系。

但是直到目前，有关中国女性生殖健康的学术讨论仍主要集中在人口学与公共卫生领域。关注的人群集中在未婚女性、育龄妇女、流动人口女性。关注的重点集中在避孕、孕产、流产、妇科病、性病、安全的性行为（主要是安全套使用情况）等方面。关注的出发点主要是计划生育、健康、女性赋权。从方法学上看，绝大多数的调查是集中在某个人群、某个地区的非随机抽样调查。换言之，且不论调查的质量如何，大多数此类定量调查都缺乏全国范围内的代表性。

本节要描述的是中国女性的生殖健康与性问题，具体为女性初潮、（害怕）怀孕、人工流产、（害怕）妇科病，并进一步分析这些重要的生殖健康问题与社会阶层、性之间的相关关系。

与以往文献相比，本节的独特性体现在：

其一，在方法上，本节基于全国范围的随机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具有代表性。而且调查在问卷设计、数据质量的把控上非常严格。

其二，本节不仅仅描述某个时间点上的情况，而且从纵向上比较了2000年、2006年和2010年三次调查的结果，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10年的时间段里的变化。此外2010年的数据还涵盖了14到17岁少女的情况。

其三，在内容上，除了考察这几个重要的生殖健康问题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之外，还把与性相关的重要问题纳入到相关分析的模型中来，考察生殖健康与性之间的关系。

其四，在理论视角与框架上，笔者关注的不仅仅是社会性别框架下的不同阶层女性的生殖健康与性，也不局限在健康与医学的领域，而是在“身体社会学”的框架中与“社会性别”的视角下来理解女性的生殖的身体与性的身体。这种身体不仅仅体现着女性个体的生命历程与群体的阶层差异，也刻画着时代的变化。

本节不仅关注女性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一些事实性的身体事件（月经初潮年龄、流产情况、妇科病的情况），还关注女性对于重要的身体事件的体会与感受（对于怀孕的顾虑、对于妇科病的顾虑）。其中的理论假设是：基于关注女性的身体感受的理论关怀，在主体建构的视角看来，较之疾病本身，害怕疾病可能会给女性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大的影响。

笔者三次调查中的女性样本大小分别是1916人、2682人和3769人，总计8367人。在统计分析的时候都进行了复杂样本的加权。3.5.2 月经初潮与绝经：时代的产物

女性月经初潮的年龄在提前。按照进入青春期的时间来划分，则可以清晰地看出：1990年以后进入青春期的女性是平均13.5岁，新中国成立前就进入青春期的那一代女性则是16.3岁。在短短40年间，初潮年龄提早了近3岁。

此外，女性的更年期也提前了。虽然在45岁（不含）以上的女性中，已经绝经的比例在三次调查中都保持在68％，但是绝经女性的平均年龄却从2000年的55.74岁降低到2006年的52.88岁，再提前到2010年的51.06岁（p＝0.000）。

表3—18说明了两种情况。表3—18 是否绝经与性生活状况

首先，绝经女性的性生活频率显著地低于没有绝经的人，而身心不满意的比例却高于后者。这说明，“绝经之后就不应该有性生活”的传统观念一直在发挥着作用。

其次，虽然如此，但是已经绝经的女性的性生活频率的绝对值，却从2000年到2006年再到2010年依次增加。对于性生活的不满意的比例也在依次减少。这表明，越来越多的绝经女性开始拒绝传统观念，保持性生活，而且越来越多地从中获得满意的感受。3.5.3 怕怀孕：人工流产的恶果

笔者的提问是：“有些女人，因为害怕自己怀孕，不大愿意过性生活。您自己在最近的12个月里，是不是曾经有过这种情况呢？”（2000年未调查此题。）

统计结果是：在调查之前的一年之内，经常因为怕怀孕而不大愿意过性生活的女性，从2006年的2.9％上升到2010年的8.8％；偶尔有这种情况的，从11.3％上升到14.9％。两者相加，从2006年的14.2％上升到2010年的23.7％（p均小于0.050）。可见，在讨论女性之性的时候，必须充分重视怀孕与避孕的问题。

女性之所以会因为害怕怀孕而不大愿意过性生活，人工流产带来的心理阴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把2006与2010两年的数据相加，上次人流的时间越近，害怕怀孕的比例也就越高。如果上次人流发生在一年之内，则因为害怕怀孕而不大愿意过性生活的女性比例超过一半（52.3％）。人流发生在两年之内的，比例为45.2％。人流发生在两年到10年之间的，比例下降为25％左右。人流超过10年以上的，则更是降低到10.3％。

表3—19进一步细化了不同情况下女性因为害怕怀孕而不大愿意过性生活的比例，并且分析了与害怕怀孕显著有关的诸多的社会、身体与性方面的因素。这里就不再进行文字赘述。表3—19 害怕怀孕的Logistic回归分析注：2006年和2010年，6390位女性；单位＝280；因变量：是否害怕怀孕；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与城市大小、是否流动人口、职业与收入等级、调查差异。3.5.4 人工流产：人工制造的健康问题人工流产的历史比较

在2000年的时候，有过人流的只占全体女性的35.5％，到2006年增加到47.4％，到2010年仍然保持在46.0％（p＝0.000）。也就是说，中国女性中将近一半的人经历过人流，其比例在10年间增加了10多个百分点。

发生在最近两年之内的人流比例，在三个时间点上都占到女性总人口的10％左右。与人流相关的影响因素

下面的表3—20更加细致地列出了不同社会阶层女性的人流发生率，以及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作用之后，那些显著相关的因素。表3—20 人工流产的Logistic回归分析注：2006年与2010年，5496位女性；单位＝278；因变量：是否有过人流；对照：没有过；控制变量：年龄、是否流动人口、职业等级、调查差异。

在诸多的社会阶层因素当中，与城市女性相比，农村女性的人流可能性显著地更小，是前者的57％。收入等级最高的女性，人流的发生率是58.6％，其可能性是较低收入女性的1.59倍。随着上学年数的增长，女性的人流可能性也增加24％。

与无子女的女性相比，已经有子女的女性人流的发生可能性都增加50％以上。这显然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产物。

在情感方面，深爱对方的女性，人流的发生率为51.8％，发生可能性则增加51％。

在性方面，首次性行为年龄、多伴侣的情况与人流发生的可能性显著相关。自己一生中有过多伴侣性行为的女性中55％有过人流，其发生的可能性是没有过多性伴女性的1.4倍多。在认为丈夫有过外遇的妻子中，61.1％有过人流，发生可能性则是认为对方没有外遇的女性的1.7倍多。

女性的健康则与人流的发生可能性呈现为反向相关，即：总体上认为自己越健康的女性，人流的可能性越小；反之，越是认为自己不太健康的女性，人流的可能性越大。3.5.5 妇科病：恐惧之害大于实际发生妇科病的发生率与顾虑

2000年与2006年，笔者在问卷中没有设计妇科病相关的题目。但是在之后的定性研究中，笔者意识到女性在妇科方面的情况可能会影响到她们的性状况，因此在2010年修改问卷的时候，增加了有关妇科病的得病情况与是否担心自己得妇科病的题目。

但是，笔者的调查只可能收集到女性对于妇科病的自我认识与报告，并没有医学检测。考虑到中国女性的妇科病意识与身体检查并不是很普及，本节实际上考察的不是这些女性实际的妇科病状况，而是女性自我感知的状况，即自我认识到的妇科病得病情况与顾虑。

总体而言，9％的女性自报自己在过去12个月里有过妇科病。从年龄来看，30到39岁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得妇科病的比例是最高的，为11.8％。

此外，有接近一半的女性（42.4％）担心自己会得妇科病。其中，很担心的女性占总体的8.7％，在40到49岁之间的女性中最高（11.6％）。有些担心的女性比例占总体的33.7％，在30到39岁年龄段中最高（42.4％），其次是18到29岁的女性（40.0％）。妇科病发生率的相关因素分析

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后，笔者在表3—21中分析了上年妇科病的发生率以及与其显著相关的若干因素。表3—21 妇科病上年发生率及其Logistic回归分析注：2742位女性；单位＝99；因变量：上年是否有妇科病；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是否流动人口、城乡差异、职业与收入等级。

从表3—21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情况。

第一，任何一种社会阶层因素，对于女性在上年患上妇科病的可能性都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因此在表格中省略掉了。这说明妇科病是女性中的普遍现象。

第二，如果有过性病，妇科病的可能性会增加4.6倍；有过人流则可能性增加70％。所以这些都应该属于女性的生殖健康范畴。

第三，在双方关系中，亲昵、爱情与观念开放都增加了妇科病的可能性。这可能是因为：越是关系好的男女，各种禁忌就越少，结果增加了感染的可能性。

第四，性生活越多、对方越是有性高潮，女性的妇科病可能性也增加了。这可能是出于与第三种情况相同的原因。

第五，女性的性障碍每增加1分，妇科病的可能性就增加1倍，但是集中于少数情况（障碍的种类数减少）。

当然，统计结果都是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上述的某些情况反过来解释也是可以成立的。得妇科病的顾虑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在笔者的调查中，除了自报得过妇科病的女性之外，还有占总体42.4％的女性，虽然没有得过，但是担心自己会得妇科病。

表3—22列出了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后，与妇科病顾虑（包括得过妇科病与担心自己得妇科病）显著相关的那些因素。表3—22 妇科病顾虑的Logistic回归分析注：2010年，3191位女性；单位＝97；因变量：上年是否担心妇科病；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是否流动人口、职业与收入等级。

居住在直辖市或者省会城市的女性，得妇科病方面的顾虑相对要小一些。这显然来源于大城市更好的女性卫生状况。

身心健康与妇科病顾虑呈现为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自认为比较“怕老”增加了产生顾虑的可能性，应该是由于这样的女性认为患上妇科病就必然会变老。反之，“喝酒”与总体上认为自己“健康状态不好”却减少了产生妇科病顾虑的可能性。这可能是因为喝酒的女性与那些健康已经不太好的女性，反而不那么在乎妇科病。

在性方面有5个因素与产生妇科病顾虑的可能性存在显著的相关。其中的“在婚或同居”、“勉强过性生活”与“童年遭遇过性接触”这3个因素，很可能是因为被认为会增加感染的机会，所以才会增加妇科病顾虑的可能性。但是女性认为“性生活次数够了”这个因素，却很可能正是因为女性存在妇科病的顾虑，才这样认为的。

此外，“男方性技巧种类少”却会减少妇科病顾虑的可能性，可能是因为遇到这种情况的女性认为，性技巧少一些更加不容易患上妇科病。3.5.6 性与生殖、身体与自我的双重相互建构

身体是自己的，女性的怀孕、分娩与哺育都发生在这个身体上，而这一切又都是运用自己身体所进行的性交所带来的。这就迫使女性不得不思考第一个问题：性与生殖，孰轻孰重？

在传统的中国，这个问题被“女性的生育工具化”给彻底湮灭了。女人被规定为“为了生孩子，才过性生活”。时至今日，一部分女性以“为了性生活，可以没孩子”来反击传统；但是大多数女性则是采用“时间差策略”来应对，就是“该性则性，该生则生”。可惜，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可以如此得心应手，因此才产生出本节所述的种种不良情况，尤其是“因为怕怀孕而逃避性生活”的比例，“曾经做过人工流产”的比例，在中国女性中居然如此之高，令人扼腕不已。

按照社会生物学的本质主义的解释，这是身为哺乳动物的女性的必要的代价与不变的宿命。可是人类的历史实践早已证明了这种理论的荒谬：层出不穷的、日新月异的、方便实惠的各种避孕手段，其实就是女性自主建构出来的社会事实，而这一事实将会继续建构出全新的女性。

尤其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雷厉风行”了30多年，已经超出了当年所承诺的期限。如果没有这样的国策，中国女性中的人流比例怎么会这么高？怎么会有这么多女性对怀孕充满恐惧？离开它，任何对于女性生殖健康的议论（例如把婚前性行为或首次性行为的年龄与人工流产做直接的因果关系解释），要么是“脑残”，要么就是居心叵测。

正因如此，中国女性如何解读与处理自己的性与生殖之间的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自我的建构，而且必然是最直接的社会建构。

时下的中国女性不得不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身体与自我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女为男用”的规训抹煞了对此的一切思考。除了生儿育女之外，女性的身体只不过是男性的性玩具。时至今日，一部分女性已经敢于实践“身体写作”与“身体表达”甚至“身体政治”。但是绝大多数中国女性却是“方离虎口，又入狼穴”，被以“盲从减肥”为代表的时尚所吞没。

美国女权主义的启蒙教材就是1974年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Our Body，Ourselves）。它强调的就是：女性需要建构自己所需要的身体，而不是跟着男性或者医学亦步亦趋。

本节所呈现的统计数字也揭示出：其一，担心自己得妇科病的女性超过40％，远远高于报告自己得过妇科病的比例；其二，自报得过妇科病的比例，远远低于检测出来的妇科病的实际患病率，也就是很多女性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得病了。

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目前为止的中国临床医学中，还没有意识到“妇科病”的定义其实也来自女性日常生活中的身体体验与感受，来自女性自己对于“妇科病”的认识与理解；更没有将之纳入医学知识之内。或者反过来说，中国女性仍然缺乏“我的身体我做主”的自觉，因此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就无法把女性的自我加入到医学之中。“性与生殖，孰轻孰重”与“身体与自我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两个问题融汇起来，就成为第三个更整体化的问题：在自己看来，女性究竟是什么？

这就是女性的双重相互建构，既包括建构自我，也包括建构社会；既包括建构出新的性与生殖，也包括建构出新的身体。

笔者不才，不仅无法给出结论，也无法做出预测，只能是作为一个问题，呈现给明天。

说到底，不仅女性，男性又何尝不是如此？一切跨性别的、非主流的、被社会标定为异类的人们，一切“反常性行为”的实践者们，早早晚晚都必须解答这个问题，才可能活出自己的一片天，才可能有未来。

3.6 讨论：注意“身体”，“性的身体”！

作为性社会学家，笔者既反对“生物因素决定论”，也反对“生物因素取消论”，因此才在性研究中提倡注意“身体”。不仅应该注意“社会化的身体”，也必须注意“物质的身体”（material body）；不仅关注“健康的身体”，更要研究“性的身体”（sexual body）。3.6.1 社会科学界的“身体转向”

近年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提出了“身体转向”的问题，即提倡社会科学要关注通常被归为生物医学领域的“身体”及其问题。

在国际上，社会学和人类学对于“身体”的关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仅仅集中于“身体”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性、文化性与政治性的各种特点，而对于“身体”的生理特性与物质特性通常不屑一顾。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逾越的身体”的思想，提倡不要继续使用二元对立的方法来解读“身体”的生理性与社会性以及物质性与文化性。研究者应该在不丧失文化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敏感性的前提下，去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活生生的、物质的“身体”。在这种思潮下，脑死亡、器官移植、养生、妇科等“身体问题”开始得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关注。3.6.2 性，作为一种“身体技术”

性、社会性别与“身体”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但是不能画等号。“身体”可以被理解为性行为与性实践的物质基础，性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身体技术”。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等问题也在“身体表达与表演”的框架下被研究者大加讨论。但是，从研究的圈子与讨论的议题来看，性与社会性别的研究，尤其是关注LGBTQ（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人与“酷儿”）方面的社会性别内涵的研究，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与独立性。

与“身体研究”的脉络相似，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思潮的影响，性与社会性别也历经了从生物决定论（性的唯科学主义思潮），到关注性的社会文化特征（性的社会文化模式），再到关注性的社会建构、性与性别的政治。

最近几年以来有学者开始反思：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们似乎只谈性认同、身份政治、性政治，而对于性关系、性行为与性生理反而都不谈了。似乎一谈性生理，就会被贴上生理决定论的标签；一谈性行为，就会被扣上客观主义的帽子。这难道就是我们这些反对话语霸权的社会建构主义者们想达到的理想状态？

当然不是的。

我们需要把性行为以及性赖以存在的物质的“身体”重新纳入社会科学的视野。尽管不同学者的关注点肯定会有所不同，但是性关系、性行为、性心理，甚至性实验这些被归为“传统”范畴的性研究不应该被遗弃，更不应该主动出让给医学与生物学界。反之，只有在这一类“唯科学主义的根基”中分析出社会文化的作用，发现当事人这个主体的建构机制与过程，我们所主张的社会建构论才能够获得“合法性”，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

作为社会学家，我们所要挑战的只是在性这个问题上的唯生物决定论与本质主义倾向。我们所要建设的是更加多元的分析视角。我们所要拓宽的是性行为的多元化，而不仅仅是阴茎插入论；是性欲望的多元表达，而不仅仅是受到正统的性别或婚姻等各种制度束缚的结果。

本书最后所论述的“全性”的研究框架，就是在这样的思路下产生的。3.6.3 寻找“性的身体”“身体”有很多面向。它可以是无性的，也可以是性感的。就像“谈性”，有人是否定地谈（sex-negative），有人则是肯定地谈（sex-affirmative）。

作为提倡正面的、积极的sexuality理念的性社会学研究者，笔者致力于挖掘主体的“性的身体”。这种“性的身体”，在某些意识形态与性制度的管控之下，经常处于被掩盖、被忽略，甚至被否定的境地。

以女性之性为例。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就分析过，相当一部分被社会标定为时尚前卫的城市白领女性，在谈及自己的身体想象时，首先会从身材（美感）、健康、气质的角度来关注“身体”，只有少数人会主动谈及自己的性感的“身体”、风骚的“身体”、有性吸引力的“身体”。这是因为，在长时期的压制女性之性的主流文化的影响下，女性被规训为不应该主动表达自己的性，甚至不应该主动展现自己的“身体”。这种思想根深蒂固。

正是意识到这一点，西方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响亮地提出“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口号。现在，我们可以谈论身体了；只不过我们可以安全地谈论“美的身体”或者“健康的身体”，却不能公然讨论“性的身体”。如果女性公开展现自己的性感（例如车模们与裸模们）、公然表述自己多元的性关系（例如木子美们）、开诚布公地谈论性感受与性技巧（例如诸多的女网民们）、堂而皇之地出卖自己的性（例如“小姐”们），都仍然被标定为“有伤风化”。

研究者们的境遇如出一辙。揭露女性“被压迫的身体”，比如性暴力、性骚扰，就是“很有意义的”；可是研究性技巧、性行为的学者们则被认为“下三滥”。性病、艾滋病等议题“很重要”，但是性快乐的话题则被称为“拖文明的后腿”。

总之，“性的身体”不仅不上台面，而且饱受鞭挞。“性感的女性身体”，直接威胁到良家妇女们的家庭安全感。因此，那种无惧于表达自己的“性的身体”的豪爽女人们为社会所不容。即便是声称为女性争取平等地位、提倡女性自主的大多数女性主义者们，在面对豪爽女人们的时候，也开始反目相向。也正是因为在性问题上的分歧，女性主义阵营出现了分裂。激进派女性主义与良家妇女（良妇）的女性主义在“小姐”、女同性恋、色情等问题上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根据笔者的观察，近几年，中国的（异性恋）女性主义者们慢慢开始关注女同性恋的议题了，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宽容与理解。可是，她们在“小姐”这个问题上，依然是“顽固不化”，在色情问题、传统婚恋制度的问题上则更是退避三舍。换句话说，异性恋女性的主流文化最不能容忍的，其实并不是“异类”（比如西方文化），而是“异端”，即同类人群中的那些违规者（比如“小三”）。因为“异端”直接刺激了她们顽固而脆弱的神经，直接威胁到她们的情感安全，甚至直接危及她们的身份地位乃至生存价值。

实际上，在性这个问题上最能解放自己的、最能获得快乐的、最有空间表达自己的“性的身体”的，恰恰是那些五彩缤纷的豪爽女人们，恰恰是被主流文化加以边缘化的那些性的少数人群（比如LGBTQ、性工作者等）。反之，受束缚最大的，甚至可以说是最可怜的，恰恰是主流性文化的遵循者，而其拥护者则受害尤甚。这种“为规矩而生而死”的“良妇”们，有很大概率会忘却自己的身体感受，甚至根本就是从来没有过任何体验；因此也就有很大概率被标定为“性冷淡”。

因此，笔者从来也不担心那些性的少数人群的性快乐，因为她／他们身体力行，自得其乐，“敢为人师”。笔者恰恰替那些因为各种制度的原因而有意无意地掩盖甚至压抑了自己“性的身体”的主流人群担忧。也正因如此，笔者在深刻感受性政治与性压制的同时，致力于寻找个体作为主体的“性的身体”。尤其是在那些被主流制度所规训的大多数女性之中。

笔者深知，这种寻找极具挑战性与革命性，但是，生若如是，何憾之有？

第4章 社会化的性

4.1 性的社会寿命

性伴随着人的一生，但是性的开始与结束却不完全是生理因素决定的，而是与人们所处的不同时代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笔者称之为性的“社会寿命”。4.1.1 性成熟与社会进步相映生辉

中国人都知道，下一代人的性发育在日益提前，但是缺乏详尽的数据。因此笔者把三次成年人调查（不含少年）的结果合并在一起来看，而且只统计那些有过该现象的人，那么情况就会更加清楚。以下的“六代”的划分是按照进入青春期时（14岁）所处的年代，而不是出生的年代。纳入统计的都是已经有过该情况的人。

下面的图4—1说的是男性的情况。首次遗精的年龄、首次自慰的年龄、首次性交的年龄都提前了（p均为0.000），可是初次结婚的年龄却没有显著的变化（p＝0.958）。

女性的性发育情况大体相同（如图4—2）：月经初潮的平均年龄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降低了将近3岁，首次自慰年龄提前了大约3岁，首次性交年龄提前5岁还多一点（p均为0.000）。可是初次结婚的年龄却没有显著变化，一直保持在22岁左右（p＝0.083），比法定结婚年龄还晚两岁左右。图4—1 六代男性的性发育图4—2 六代女性的性发育4.1.2 性待业期在缩短：新一代的选择

进入青春期之后，男女就有开始性生活的生理条件了，但是法定结婚年龄却总是社会制度强行规定的。

笔者把从首次遗精（月经初潮）到首次性交之间的年月称为“性的待业期”。那些到调查的时候还没有过性交的人，则把他们的年龄减去青春期开始的岁数，表示他们的性待业时期还没有结束。这个指标主要是用来表示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中，对于青少年的性行为加以禁忌的强度。结果笔者发现以下两个重要情况（见图4—3）。图4—3 性待业期：六代人的变迁

首先，在前四代人里，男性性待业的年数一直是6到7年，女性基本是7年多一些；可是在1980年之后进入青春期的这一代里，男性剧降为4.76年，女性6.7年；到了1990年之后才进入青春期的这一代人里，男性和女性的“性待业”时间都降低到只有约2.9岁（p均为0.000）。这表明，中国社会在最近的大约20年间，对于年轻人的性禁忌已经形同虚设了。

其次，除了第一代人和第四代人之外，女性的性待业时间都比男性更长一些。也就是说，男性在进入青春期之后就比较快地开始性生活，而女性则普遍要晚1年左右。尽管女性进入青春期要比男性早一些，但是在社会文化的制约下，她们第一次发生性交反而比男性晚一些。不过到了最年轻的这一代，男女之间的差别几乎消失了。这表明少女中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不考虑代际差异，仅仅考察21世纪以来的总人口的情况，那么在2000年的调查中，男性的性待业的平均时间是6.63年，到2006年是6.72年，到2010年则降低为5.82年。也就是前期基本持平，后期出现较大的下降。女性的情况则不同，从2000年的6.75年上升到2006年的7.59年，然后到2010年仍然保持在7.46岁，基本没有降低。

总而言之，性待业期的日益缩短，既是中国社会越来越人性化的产物，也是其象征。任何逆其趋势而动的人、事或言论，都只能以缺乏人性理念来解释。4.1.3 首次性交：主要是实体结婚

笔者在2010年的问卷中，详细询问了所有已经有过性交的人（3127位男性和3476位女性）的第一次的情况（见表4—1）。表4—1 首次性交的具体情况（p均小于0.010）

表4—1反映出以下几大特征。

其一，中国人的首次性交开始得相当晚，男性平均为22.50岁，女性则更晚至22.75岁。这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非当今中国莫属。至于这是光荣还是耻辱，请读者自辨。

其二，男性的63.5％和女性的88.9％其实是在中国的法定婚龄（男22岁，女20岁）过后，才发生了第一次性行为。哪怕其中有些人当时还没有结婚，但是如此之晚的性行为，人们不但不应该进行道德谴责，反而应该深表同情。

其三，在首次性交的当时，男性的约2／3和女性的约4／5其实已经确定要结婚了。随后，男性的近3／4与女性的近9／10果然结婚了。反之，后来中断性关系的，在男性中不足1／5，在女性中则只有区区6.5％。因此，中国人的所谓婚前性行为其实主要是“先上床，后登记”的“实体结婚”而已。

其四，即使在那些到现在也没有结婚的男女中，婚前性行为的持续时间也是相对均匀地分布的。只不过在这样的男性中，一次的性比较多；而在同类的女性中，持续时间最长与最短的更多。4.1.4 性生活的递减：“老”的社会定轨

在生命历程中，任何人都会从首次性交逐渐走向性生活停止，这就是人的性寿命。这不仅仅是生理因素决定的，也受到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笔者把每月少于一次性生活称为“衰减”，把上年中没有性生活叫做“剧减”，再把三次调查的数据合并在一起，分男女来考察21世纪以来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变化。

图4—4中的数字是性生活频率的11个等级：0＝上年没有，1＝上年一次，2＝半年一次，3＝3个月左右一次，4＝每月一次，5＝每月两次，6＝每月三次，7＝每周一次，8＝每周两三次，9＝每周四五次，10＝大约每天一次或更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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