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泉山下四季青(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政协北京市海淀区委员会,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宣传部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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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泉山下四季青试读：

上世纪五十至九十年代，四季青人民公社（乡）是北京市主要的蔬菜生产基地，“四季常青”的蔬菜为丰富京城的“菜篮子”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今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那一望无际的绿色原野已淡出人们的视野，留下的只是对碧绿田园的眷恋与记忆。

四季青镇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南部，自辽金至元明清均隶属宛平县。民国十七年（1928年）划归北平市郊区，大部分属郊五区，仅东南部正福寺、云会寺等少数村庄属郊六区。1948年5月属北平市十七区，7月划归十六区。1950年8月属北京市十三区。1952年9月属海淀区。1953年开始出现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北高庄李墨林温室生产合作社和东冉村远大社及金庄社等合并，取“蔬菜生产四季常青”之意成立了“四季青农业合作社”。1958年8月四季青、田村、香山、玉泉、万寿寺、西山、罗道庄、沙窝八个高级社合并成立“四季青人民公社”。当年10月与保加利人民亚共和国东方红社结为友好公社，得名“中保人民友好公社”。1959年11月罗道庄、沙窝划归玉渊潭人民公社。

四季青镇原所辖域面积76.28平方公里，上世纪六十年代其东北部连接海淀人民公社（乡），东南部隔白石桥路与东升人民公社（乡）交界，南接玉渊潭人民公社（乡），西南和西部紧邻石景山区。八十年代初设香山、门头村、玉泉、西山、西冉村、常青（东冉村）、田村、远大（蓝靛厂）、曙光、北高庄、万寿寺等农业生产大队。1983年底四季青公社改为四季青乡，所属生产大队经调整，实行政企分开，改称村委会和农（林）工商公司。2004年改为四季青镇。目前辖区面积40.92平方公里。设13个村委会，即西山、双新、西冉村、田村、蓝靛厂、常青、门头村、高庄、玉泉、宝山、香山、振兴、巨山村委会。

为适应城市迅速发展的需要，海淀区在镇内范围先后建立了紫竹院、香山、田村路、八里庄、曙光等街道办事处，街乡交错，形成现在的格局。

四季青镇原辖域涉及的村落、名胜古迹等人文景观较多，不但历史悠久，且文化底蕴雄厚。这些人文景观是丰富的文化资源，也有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泉山下四季青》基本上涵盖了原四季青公社（乡）时期域内的村落及地名、景观和人文历史，力求将史料性、知识性、可读性、通俗性和趣味性融于一体，突出地域特点和民俗风情。

在编写时博采各家之观点，并进行综合归纳和分析，而是把更多的与四季镇辖域村落、古迹和人文有关的历史、文化及掌故、趣闻等呈现给读者。《玉泉山下四季青》分两个板块，上篇“时代印记”，展现人民公社时期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四季青的关怀，名人与四季青渊源，及农业劳动模范李墨林等先进事迹。下篇“古韵乡情”，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行政村为单元，以“村落溯源”、“风物景观”和“人文印记”为三个单元，大致还原了40年前的村域格局及主要景观，同时原万寿寺大队所属区域虽然早已城市化，但在《玉泉山下四季青》中仍予以追述。《玉泉山下四季青》可为介绍四季青镇历史与人文的一个“简单读本”或“乡土史话”，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万字，但从一个侧面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四季青镇一些村落的发展变化和民俗风情。

近十几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及旧村改造和新农村建设，海淀区辖域内的许多古村落及景观相继被拆迁，文化遗产的发掘与抢救迫在眉睫。

2015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各民族群众和基层领导面对面共商发展建设大计时指出：“什么是城镇化？城镇化就是要让农村和农民享受和城市一样的（公共）服务。必须留住青山绿水，必须记住乡愁。什么是乡愁？乡愁就是你离开后还很想念。”

正是出于对海淀地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特别是古村镇历史与文化的记录与研究，新一届海淀区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将海淀地域文化的收集和整理当成一家大事来抓，《玉泉山下四季青》编写只是一个开端，也是“记住乡愁”的一种形式，而“乡愁”是铭记历史的精神坐标。只有记录下来，才能使那些几近消失的历史与文化得以传承，从而唤起人们对历史的追溯和记忆。

其实，对海淀村镇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区政协几年前已付出实施，先后编写了《钟灵毓秀话海淀》《昆明湖畔六郎庄》和《京西古镇青龙桥》，面世后受到各界的好评，而《玉泉山下四季青》是村镇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延续。“亲历、亲见、亲闻”是政协文史工作的特色，新一届政协将继续推动海淀区史料的征编工作，积极开展富有特色的文史研究活动，不断提升政协文史工作科学化水平。特别是加大协作力度，抓好文史队伍，重视阵地建设，努力为海淀区政协文史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条件。2017年12月上篇时代印记源说“四季青”胡淑彦

提起北京西郊的“四季青”，可谓家喻户晓。它既是一个行政区域的名称，也是一个广义的地名，虽然只有50多年的历史，但它形象地概括了一个地区在特定时期的农业经济特点。尽管行政区划几经调整，但其名称沿用至今。1958年8月29日四季青人民公社成立

说到“四季青”，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四季青镇，倘若再往前推，是四季青乡、四季青公社，四季青社，曾是京郊著名的“蔬菜之乡”。而说起这一名称的由来，或许鲜为人知。

1952年李墨林成立了海淀区第一个农业高级社——“李墨林温室生产合作社”，并在简易温室里生产出了新鲜的黄瓜、西红柿，结束了京城百姓冬天只能吃到萝卜、白菜的历史。1955年5月李墨林社与远大社、金庄社合并，规模进一步扩大。四个合作社合并后叫什么名字呢？有人提出保留“李墨林温室生产合作社”的名字，因为李墨林是海淀区第一个农业高级社的创办人。有人提出叫“玉泉山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处于玉泉山下，而玉泉山是京西著名景观，更具有地域色彩。有人提出叫“红五月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四个合作社是五月里合并扩大的，更有纪念意义。有的人提出叫“米丘林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主要学习苏联的农业经验，而米丘林（伊万·弗拉基米洛维奇·米丘林）是苏联卓越的园艺学家、植物育种学家及“米丘林学说”的创始人。有人提出叫“四季青农业生产合作社”或“常青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好，意为“蔬菜生产四季常青”。最后社员们经过反复讨论，定名为“四季青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6年，四季青社进一步扩大规模，与蓝靛厂社、联华社、火器营社和光辉社合并，成为京西最大的农业合作社。1958年8月，经北京市委批准，四季青、西山、万丰、香山、玉泉、田村、沙窝、罗道庄八个社合并，建立了“四季青人民公社”。8月29日召开了成立大会，由此“四季青”作为一个行政区域的名称被正式确定。同年10月26日四季青人民公社与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东方红社结为“中保友好人民公社”。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以生产蔬菜为主及粮食、水果、畜牧、工副业生产为一体的“四季青人民公社”驰名中外。1977年四季青公社一级核算大会“四季青”的知名也源于媒体的广泛宣传。1956年5月作家白夜（原名费启，江苏省沭阳人），根据李墨林温室生产合作社开展冬季温室生产的事迹，创作的小说《四季青》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由此使“四季青”产生一定影响。1965年2月中国评剧院二团又根据李墨林的事迹创作排演了评剧《四季常青》，在各地上演，从而使“四季青”的名声大振。

曾几何时，四季青人民公社生产的蔬菜供应了北京市民四分之一的吃菜需求。“四季青人”还将独特的蔬菜种植技术推广到华北、东北以及蒙古和东欧一些国家和地区等。六七十年代四季青人民公社生产的水果畅销京城，并远销到东北、内蒙古、香港等地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四季青镇的蔬菜、粮食生产基本消失，传统的果树种植面积也大为减少，留给人们的只有对绿色田园的眷恋与记忆，而作为区域性地名，“四季青”三个字已被广泛使用。

随着四季青镇被划入北京的第一道绿色隔离，如今的四季青，全镇绿化覆盖率超过70％，春季百花齐放，夏季绿树成荫，秋季五彩缤纷，冬季郁郁葱葱，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由此使“四季青”依然充满生机。毛泽东和四季青张宝章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高潮前后，毛主席很关心四季青农业社的发展。每当回忆起四季青发展史时，人们都要谈起下边这几件事。1956年1月，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委员长接见北京市劳动模范李墨林（右一）

1954年春节前夕，李墨林暖室生产合作社的十户社员，家家户户请来一张毛主席像，恭恭敬敬贴在墙上。妇女们扫房子，做新衣，置办年货；男社员黑天白日在暖洞子里忙碌。绞完了上市的黄瓜，大伙不由得谈起了当年的好收成。社员们说：“如今，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咱们办起了合作社，人人都生活在幸福窝里了。咱们可得谢谢毛主席呀！”经过讨论，大家作了个决定：挑选最好的鲜菜，送给毛主席，让他在年节尝尝鲜儿！于是人人动手，共挑选了十五颗西红柿，颗颗一般大小，粉里透红，晶莹可爱；又挑选了20条黄瓜，条条一般粗细，“顶花带刺，笔管条直”。李墨林用干净的白布小棉被包好，蹬上自行车，直奔中南海。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再三辞谢，不收礼物。李墨林却反复说“这是社员的心意”，执意把瓜果留下了。年轻的社员听说毛主席将会尝到自己亲手种植的蔬菜，高兴得跳起来。李墨林说：“过去我们是臭扛活的，现在是香农民，毛主席把我们当成金疙瘩，咱们得好好听毛主席的话。”

第二天上午，中央办公厅来了信，说：“你们送给毛主席的礼物——自己生产的黄瓜和西红柿，都收到了。谢谢大家的盛意。你们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在提高生产上获得了显著的成绩，这给首都的农民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信中还说：“希望你们更加提高生产技术，改进经营管理方法，巩固与扩大合作社的组织，为生产更多更好的蔬菜，供应首都人民的需要而努力。”在中央来信的鼓舞下，经过充分酝酿，这年夏天，李墨林社与几个小社合并成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

1955年秋天，毗邻的远大社，在社主任申多和王贵的领导下，办得很红火。特别是改为高级社的一年多时间，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更高，生产和收入普遍增加，社员们都很满意，合作社也更加巩固了。北京市委总结了远大社从巩固到发展、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写了一篇题为《一个从初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的文章，发表在10月28日的《北京日报》上。一个月后，毛主席为此文写了一篇重要的批语（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二五八页）。毛主席指出：“对于条件已经成熟了的合作社，就应当考虑使它们从初级形式转到高级形式上去，以便使生产力和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生产力一经进一步解放，生产就会有更大的发展。”“现在办的合作社，一般地是小型社，向高级社转变的时候，应当取得群众同意，把许多小型社合并起来成为大型社。”还指出：“北京这个合作社的经验，可以作其他具有同类情况的合作社的参考。”正像毛主席所预料和指示的那样，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已经在北京郊区掀起。四季青社、远大社与附近的金庄社这几个小型高级社，合并成为一个大型社，这就是“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

1956年1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开幕式上，全国工人、农民、手工业工人和工商界的代表，带着全国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的喜讯，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喜。四季青社主任、北京市政协委员李墨林，列席了这次会议，并与著名的河北安平东王庄社社长王玉坤一起，代表全国五亿农民，把他们对党和毛主席的拥护和爱戴，把他们走合作化道路的决心与信心，报告给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当主席台上宣布报喜以后，数不清的水银灯一下子全亮了。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主席台上站成一排。李墨林走在各界报喜队中间，在热烈的掌声中穿过会场，走上主席台。他走到毛主席面前，见毛主席正在微笑着注视他。他连忙把印有金色双喜字的红色报喜信，双手捧献上去。毛主席接过大红信封，握住他的手，亲切地问道：“你是哪个单位的？”李墨林思潮澎湃，情绪激动，竟然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我——我——”。这时，周总理代他回答：“他是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的。”毛主席笑了，说：“你是李墨林！”听到毛主席叫出了他的名字，李墨林激动得热泪盈眶，说：“是，是，我是李墨林，我代表全国农民向您报喜！”毛主席点头微笑着说：“好！好！”李墨林送完喜报，浑身充满了力量，他决心要把合作社办得更好，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

毛主席接见老模范李墨林的消息，传遍了四季青，大家认为这是四季青的光荣！四季青要永远在党指引的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原载《宝地明珠》）周总理来到我家里蒋宝明　宁阳

1958年8月16日，是我们全家最荣幸的日子，也是我们家乡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周总理、贺龙元帅，陪同来我国访问的西哈努克亲王一行，到我们家乡玉泉农业合作社北坞村访问，并且到了我的家里。周恩来视察京西稻

那一天，晴空万里，骄阳似火。下午三点，西哈努克亲王等外宾，在周总理、贺龙副总理的陪同下，来到了我们玉泉农业合作社北坞村，受到了迎候在村头的海淀区委书记张还吾、区委办主任沈澄、乡长张玉龙、社主任王德海等区、乡、社领导以及社员们的夹道欢迎。当时，我就在欢迎的队伍里。周总理神采奕奕，贺龙元帅眯着眼微笑的样子至今仍历历在目。我生平第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和叱咤风云的贺元帅，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和蔼可亲，不知咋的，我总想掉泪。欢迎的人们激动地喊着：“周总理好！”“同志们好，社员们好！”周总理也大声地向我们问好，并频频招手向大家致意。听到这亲切的问好声，我的泪终于止不住掉了下来。

事情已经过去了近40年，一想起那时，周总理的声音总是在我耳边萦回。我相信，凡是目睹过总理风采，聆听过总理声音的人，都会终身难忘。

周总理、贺副总理和外宾们，在群众的簇拥下走进村里，依照安排，先后参观了社办的企业和副业。

周总理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农机修配厂改良的各种新式农具，安装上轴承的双轮双铧犁、耕锄，还有能自动控制播种密度的耠子等，新式农具受到了周总理的赞扬。视察社办的烘炉时，看到社员在高温下打制农具，总理亲切地说：“要发展机械化，要改善劳动条件，尤其要注意劳动保护。”总理的关心温暖了广大群众的心，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表示，一定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来，四季青人坚定不移地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不懈地发展工副企业，1958年时的烘炉、农机修配厂等副业，手工劳作早已被各种磨床、钻床、铣床、吊车等先进设备所代替。有的领域，已进入到数控全自动化时代，企业年收入也从当时的几万元，达到目前的十几亿元。

在社办公室稍事休息后，周总理、贺副总理和外宾等，戴上我们给准备的草帽，又顶着炎炎的烈日，参观了社里的稻田。这一年，我们社的各种庄稼都长得格外的好，墨绿的稻田一望无际，正是扬花吐穗时。偶有阵风吹过，清香扑鼻，沁人心脾。当陪同的领导介绍这就是曾专贡皇宫的京西稻，稻米白中泛绿，一家煮饭半街香时，总理连说：“好，好！”当走到青年队的稻田时，总理见稻田边插着牌子，便关切地问：“能打多少斤？”一位社员回答说：“每亩1500斤。”贺龙同志在一旁问：“别人能打3000斤，你打1500斤？”回答问题的社员面红耳赤，不知如何回答。周总理和蔼地询问了每亩的墩数，又问了每墩的棵数后，弯腰仔细数了一墩的稻穗，接着又拢下了一个稻穗，数了粒数，略一沉思，然后神情凝重，意味深长地说：“既要鼓足干劲，也要讲求科学的态度。”在场的群众都明白了，总理是让我们实事求是呀！

从稻田回来，中央领导和外宾们又访问了敬老院、托儿所、幼儿园，还访问了两户社员家庭。听母亲讲，总理和外宾到我们家时，就她一人在家，进院后先看了房子，又进屋看了家具，看了床上的被褥等，还询问了家里的生活。我母亲说：“现在有粮食吃，有衣服穿，还有零花钱，生活一年比一年好。”西哈努克亲王连连点头，通过翻译，知道他连连说的是：“你们很幸福！”

从我家出来，中央领导又陪同外宾们参观了供销社。此时，社员们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了。周总理看到人群中的李永清老人后，便径直朝他走来。当时，李永清老人已经七十多岁，留着长长的白胡须。总理握着李永清老人的手，问他高寿？问他的家庭生活，并祝他健康长寿。李永清老人一一回答了总理的问话后，激动地直淌眼泪，禁不住高呼：“共产党万岁！”村民们也跟着高呼起来，一时间，“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响成一片。像春雷响彻大地，喊出了广大村民当家做主人的心声，表现出了共产党和老百姓的鱼水之情。周总理、贺龙副总理在拥挤的人群中不断地和村民们握手，将党的关怀和温暖永远地留在了广大村民的心里。

历时一个半小时的访问结束了，周总理、贺龙副总理和外宾们挥手告别。车队早已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但村民们仍然聚集在村头，凝视着远方，沉浸在幸福的回味中，久久不愿离去。太阳落山了，人们还在幸福地议论，大声地说笑。直到现在，总理的来访仍然是家乡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周总理来访，给了我永远的幸福回忆，也给了我几十年的后悔——我只顾着去告诉大伙喜讯了，为什么就没想到总理会到我家里呢？如果我能在自己的家里欢迎周总理，亲自向敬爱的周总理问声好，又该有多幸福哟！（原载《中央领导与海淀》）华国锋探访北辛庄户力平

北辛庄位于香山南麓，是一座古老的村落（今属四季镇双新村）。历史上村子西边山上盛产石头，所以早年间村里从事石头开采、石刻的工匠很多。窦成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位。

窦成生于1932年，16岁开始拜京西著名石匠汤云奎为师，学习石刻技术。经过“三年零一节”之后，他学会了石刻的基本技能，并在师傅的指导下，运用循石造型的艺术手法，将多种雕刻技法融汇于一体，尤其注重石刻艺术的“立体感强”，突出观赏性和艺术性，笔锋遒劲有力，风格独特。曾先后参与昌平蟒山国家森林公园碑林、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碑林的建设，刻有各种石碑200余块。京西一带的不少石刻景观作品也多出自他的手。华国锋及夫人与窦成合影

1991年初，北京市成立了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绿色文化碑林建设筹委会，随即开始广泛征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对林业的题词、手迹、书画。绿色文化碑林的选址为百望山森林公园，并逐步实施建设。

1992年秋，窦成应北京市林业局直属单位西山实验林场之邀，参加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绿色文化碑林的碑刻工作。碑林建设筹委会的工作人员考虑到他已年过六旬，年岁较大，便将石刻的场地分为两处。一处是他的家里，刻一些比较小的石碑。他们将石料送到窦成的家里，待他刻好后再运回森林公园；一处是森林公园里，雕刻那些比较大，不宜搬动的石碑，请他到现场雕刻。

有一天，碑林建设筹委会的工作人员把一些书法作品的复印件送到窦成的家中，请他石刻。他打开一看，全是手书的毛主席诗词，而书写者竟是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他并没有急于进行雕刻，而是把华国锋的每一幅作品欣赏一番，并仔细揣摩、品味字体的结构及艺术特色。华国锋的字笔法稳健厚重，结构端庄，气势开张，字形舒展，丰茂浑厚，独具特色。

华国锋的书法作品有50幅，根据碑林建设筹委会同志的要求，窦成先雕刻了一部分，以便竖立在碑林里。他严格按照每一道工艺进行碑刻，在摹、刻、拓等石刻技术上精益求精。部分石刻完成后由碑林建设筹委会的工作人员运送到森林公园绿色文化碑林进行了拼装。

1994年冬，华国锋观看了窦成的石刻后，大为赞赏，说他的石刻艺术别具一格，很有特色，并请碑林建设筹委会的工作人员转达对他的谢意。

1995年7月的一天，西山实验林场党委书记刘明义给窦成打来电话，说李莉（原北京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当时参与绿色文化碑林的筹建工作）告诉他，华国锋要亲自登门看望窦成。华国锋题字

听到这个消息后，窦成真的不敢相信，前国家领导人要登门看望一位普通的农村石匠。

大约过了六七天，刘明义再次给窦成打来电话，说华国锋明天就来探望他了。

第二天，窦成早早起来收拾屋子、院子。他住的是农村平房，院子不大，房屋也不宽绰，且堆放许多东西，特别是存放了不少石料，有的已雕刻完了，有的尚未雕刻，地上摆着工具，显得零乱。

上午十点左右，两辆小轿车缓缓地驶进了北辛庄村。在刘明义、李莉的陪同下，华国锋和夫人韩俊芝及随行人员走进了窦成的家门。只见华国锋身着白色的短袖衬衫，灰色的裤子，面容红润，头发已经斑白，虽然显得苍老了许多，但眼睛依然有神。刘明义把窦成介绍给华国锋。华国锋热情地握住他的手，笑着说：“窦师傅，您好！”窦成说：“华老，您好！”紧接着就往屋里让。华国锋一走进屋里就仔细观看起地上放着的那些已完成的石刻作品，并简单询问一些石刻的技法。他认真观赏着每一块石刻作品，十几分钟后坐到沙发上，接着询问窦成的家庭生活情况，并对他石刻自己的书法作品表示感谢，说他的石刻技术给自己的书法作品增色不少。然后便取出一幅亲自题写的书法作品，轻轻打开，但见“艺精”两个大字写得浑然大气、遒劲有力。左边是一行小字：“窦成同志惠存，甲戌年冬，华国锋”，下面盖有“华国锋”的名章。“这是华老特意为您题写的，对您的石刻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李莉说道。窦成急忙接过来，连声说道：“谢谢华老！谢谢华老！”。华国锋说：“不用客气，您能喜欢我的字，我很高兴。您的石刻艺术确实艺术精湛！”他的话语很平静，带有浓郁的山西口音，但给人一种平易近人而亲切的感觉。

华国锋说：自己小时候就喜欢书法，尤其喜欢柳公权和颜真卿的楷书字帖。特别是颜体笔法稳健厚重，结构端庄宏放，重心平稳，气势开张，字形舒展，丰茂浑厚，很有力度，很耐看。他说自己对毛主席感情很深，特别喜欢他老人家的诗词，所以写字写得最多的是他老人家的诗词。前年（1993年）是毛主席诞辰100周年，特意手书了100幅毛主席诗词。绿色文化碑林建设筹委会征集各界知名人士题词、手迹时，特意选出50幅，以表示对他老人家的怀念。

窦成向华国锋简单介绍了自己从事石刻的情况和石刻艺术的一些技法，华国锋听得很仔细。在座的刘明义和李莉也不时向华国锋介绍窦成参加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绿色文化碑林的碑刻工作的情况，对他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不知不觉中谈了半个多小时，华国锋起身告辞。窦成提出与之合影，华国锋笑了笑，欣然应允，与夫人站好后，他又叫来窦成的孙子窦桂鹏（5岁）和外孙女杨红（6岁）一起照相。

合影后，华国锋再次和窦成握手，说有机会还要请他来石刻自己的书法作品，窦成连连点头，并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外。华国锋坐到车里后将摇下车窗，挥手向他告别。窦成及家人站在门前，目送车子缓缓地驶出北辛庄村。（原载《香山名人足迹与墓园》）彭真市长的关怀张宝章

四季青是在党的阳光下茁壮成长的。彭真市长给予四季青以特殊的关怀。他多次到四季青视察指导工作，鼓舞李墨林、申多这些劳动模范不断前进。1956年1月，实现合作化的北京郊区农民到中共北京市委报喜，彭真（右）向四季青农业合作社的申多（中）、李墨林（左）表示祝贺

说起来，“四季青”这个社名还是彭市长定的呢。

那是1954年5月，闻名全市的李墨林温室生产合作社，经过充分酝酿，决定与附近的三个小社合并，并吸收了一些单干户入社。社扩大了，不仅有温室生产队，还建立了园田生产队，能够一年四季不断地供应北京新鲜蔬菜。一天晚上，社主任李墨林跟几个干部、社员谈起了社名的事：“咱们社越发展越大了，又有温室，又有园田，不能再叫李墨林温室生产合作社了。”大家觉得起个新名也好。有人主张叫“红五月社”，因为是在五月并社；有人说叫“米丘林社”，因为米丘林是农林科学家，郭沫若对人说过：“苏联有个米丘林，中国有个李墨林”。大家对起的名字都不满意。最后还是李墨林说：“咱们社一年四季蔬菜长青，就叫个‘四季青’怎么样？”大家觉得很好，准备跟更多的人商量。

过了几天，彭市长来视察工作，李墨林汇报了并社情况，也谈到了更改社名的事。彭市长赞同地说：“四季青？那很好嘛！咱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像松柏一样，万年长青。”从此，“四季青疏菜生产合作社”的牌子就挂出去了。

1956年初，农业合作化高潮在京郊激荡。四季青社与市劳动模范申多领导的远大社、金庄社合并在一起，成为一个八百多户人口、五千多亩土地的大社，社名仍叫“四季青”。一月十五日，社主任李墨林、申多带领四季青的社员们，进城向市委报喜。彭真同志在市委大院接见了他们，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俩都是劳模。劳动模范是群众中的大旗，就是要带头生产，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你们过去是两个社的人，现在并成了四季青社，你们要像亲哥俩一样，团结起来，带领社员们往前走！”这两位老劳模，牢牢记住了彭市长的话，一直是四季青的领头人。

1958年初秋的一天夜里，大约八点多钟，月亮都升起来了。彭市长和刘仁同志在海淀区委书记张还吾同志陪同下，来到四季青社看庄稼生长情况。他们从玉泉山往南行，过了北坞村，看见有不少社员在公路西侧耪玉米。这是二十多亩的一块玉米地，长得黑绿茁壮。社员见从汽车上下来几个人，就前来搭话。彭市长问：“你们为什么在夜里干活呀？”一个青年说；“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队长派活我们就干，反正给记工分。”刘仁同志听了，笑着对张还吾同志说：“我们强调民主办社。社员为什么干这种活茬，生产队长要讲清楚。”还吾同志说：“看来，我们这位生产队长还没学会走群众路线。”彭真同志肯定地说；“问题就在这里！不懂群众路线，合作社是难以办好的！”

彭真同志的汽车开走了。区委书记仔细思考着两位领导同志的话，觉得必须使四季青社和全区的干部，都要懂得走群众路线，坚持民主办社。于是他多次向农村干部讲这个道理，并且写了一篇题为《问题就在这里》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让更多的人了解彭真同志讲的道理。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社员中有埋怨情绪，一些干部也缺乏信心，公社党委正在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同时政策也在调整。一天，彭真同志又到四季青来了。他问李墨林：“你们现在全公社有多少户？”“七千多户。”“原来李墨林小社有多少户？”“只有七户。”彭真同志笑了，说：“从7户到7千多户，好啊！可为什么能发展这么快呀？”李墨林也笑了，回答：“我们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啊！”彭真同志点点头，说：“好！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一直走下去，走到共产主义！”彭真同志的话，使李墨林和在场的干部受到很大教育，大家战胜困难的信心就更足了。

不久后的一天下午，彭真市长和张还吾同志陪同古巴总统到四季青参观。当汽车进村后，公社门口聚集着一群社员，正在敲锣打鼓。彭市长对贵宾说：“社员们正在热烈地欢迎贵宾来访，这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古巴人民的深厚友谊。”总统与市长热情握手表示感谢。在参观菜田时，彭市长看着嫩绿的菜苗，非常高兴，他曾仔细地听取过张还吾同志关于四季青菜田实行定额管理经验的汇报，要求在全市大力推广。他对客人说：“四季青是北京郊区的重要蔬菜生产基地，为居民吃菜做出了贡献。”在沿着长河参观两岸的稻田时，彭市长对贵宾说：“这是有名的京西稻，熬粥、蒸饭都很好吃。这里的农民精耕细作，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很高。”随行的同志还指了指北边的佛香阁，说：过去京西稻都要交给皇家，种稻的吃不上米饭；现在京西稻成为普通农家的饭食了。听了中国主人的介绍，古巴贵宾对四季青的粮菜生产十分赞赏。

彭真同志就是这样，时刻关怀着四季青，指导、扶持、赞扬、期望，为它花费心力，为它的成绩自豪！即使在他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也还惦记着四季青。劳模李墨林在文革中被戴上“二地主”“走资派”“大农贼”的帽子，迫害致死，文革后彻底平反。彭真同志听说那三顶帽子后，无比愤慨而激动地说：“什么大农贼？是大功臣！北京有多少人吃过四季青的菜？有多少贵宾吃过李墨林暖洞子里的菜？竟然把他整死，还有良心没有？”这铮铮的语言，说的多么好啊！它完全表达了四季青几万人的心声！（原载《彭真在北京》）田汉写诗四季青易海云

一带芦帘卷锦屏，

轻轻护住暖房春。

外边是朔风如刀枯野草，

里边是热风拂面发新椿；

黄瓜红柿天天长，

韭菜青葱密密生；

寒冬能结夏秋果，

真不愧名不虚传四季青。

感谢英雄李墨林！

上面这首歌咏四季青温室的诗，写得热情洋溢，通俗易懂，真切感人。生动描绘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京西著名的四季青温室生产合作社温室生产的情景。并对温室生产能手、全国劳动模范李墨林表达了深厚的感情。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我国著名戏剧家和诗人田汉。这首诗写于1959年元月。最初登载在海淀区文化馆主办的《海淀诗刊》上，后来在《北京文学》转载。

那么，田汉是怎样来四季青写诗的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那是1955年1月。当时京郊农业合作化发展迅速。以李墨林为社主任的四季青温室生产合作社，原是京郊第一个温室专业生产合作社，早已远近闻名。特别是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李墨林，由于他的精湛的温室生产技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一心为公，乐于助人的崇高精神，以及他那北方人特有的豪爽性格，更深得人们的景仰。伟大而深刻的农村变革，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文艺界的极大关注。当时田汉在中央文化部任艺术事业管理局长，他和文化部的领导同志商量，想组织文化部的同志到海淀区农村来参观。经过事先派人联系，决定在1月12日来海淀区。

1月12日这天，虽是严冬，但天气特别晴好。区委周书记一早就关照有关同志一定要接待好文化部同志。并派办公室秦副主任前去陪同参观。

上午10点，田汉和文化部的同志们一行50余人，乘坐一辆大轿车来到海淀，先吃了饭，然后由秦副主任等同志陪同去农村参观。先去的六郎庄，听取了乡、社干部们的介绍，然后来到东冉村乡政府。乡长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全乡情况，四季青生产合作社的社主任李墨林、副主任申多一一介绍了合作社的规模、生产、社员收入等方面情祝，同田汉和文化部的同志们进行了座谈。座谈结束时已经下午三点多钟了，然后驱车去参观了温室。

田汉和文化部的同志们都是笫一次见到京郊的温室。温室里红熟的西红柿和青脆如碧玉般的黄瓜着实让人喜爱，温室的后排还栽插了许多香椿枝条，上面长满了香椿叶子，香气喷人。看到严寒冬天里生产着夏秋的蔬菜，参观的人们都赞不绝口，喜笑颜开。

美中不足的是，这次参观最后出了点小事故。就是在温室参观时，汽车司机为了调头倒车，没有看清地形，汽车后轱辘掉进了小坑里，怎么也开不出来。后来文化部的同志们包括田汉一起都来帮助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济于事，最后还是生产社的同志在马路上拦住一辆卡车，用钢丝绳才拉上来。他们回去时已是夜色朦胧了。

这是田汉第一次到四季青温室参观。这次参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还陪同别的同志来四季青参观过。

整整四年后的1959年1月，当时海淀区几位管文化的同志办了一个小刊物《海淀诗刊》，约请田汉写诗。田汉欣然答应。1月11日，作为全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年已61岁的田汉，乘一辆小轿车来到海淀，他不顾寒风凛冽，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海淀敬老院、幼儿园，又参观了永丰屯和太舟坞十姊妹养鸡场。回去后不久，便写了“海淀杂咏”五首，其中就有咏四季青这首。但是这次田汉来海淀参观时，并没有去四季青，完全是凭过去参观的印象写成的。

田汉是一位伟大的戏剧家，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对人民和人民的事业充满无限激情和深沉的爱。他结交工人、农民，甚至三教九流，从来不摆架子。四季青这首诗同样体现了田汉这种精神。这首诗将同四季青光辉的名字一起，永世长存。（原载《宝地明珠》）老舍在门头村张宝章　严宽

1964年10月中旬，漫坡红叶像一片绚丽的云霞，把香山装扮得无比秀美。著名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不顾年近70岁的高龄和多病的身体，来到得山脚住下了。他不是来观赏红叶，而是深入到四季青公社的社员中间，了解满族旗人如何与汉、蒙、苗族兄弟团结和睦地生活，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他想用这里生动的事实来“证明新中国各民族的人民如何团结，如何平等，如何欢快，如何热烈爱戴党与毛主席！”老舍先生在写作

老舍先生住在门头村39号。这是一座古老的村庄，明朝人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中说：“盖此地为西山门径，故名”，道出了村名的来历。当地都谐音称作“馒头村”。39号院坐北朝南，登上七层青石台阶，进了大黑门，便是青砖漫地的传统四合院。正房和东、西厢房各有三间，先生便住在西厢房的南头那间。

老舍先生住下的第一天晚上，就有许多青年农民来看望他。他请他们吸烟、喝茶，向他们讲述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的动人情景，绘声绘色地描述龙须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怀着极大的兴趣了解当地满、汉、苗、蒙族农民的生活状况，还说：“我每到一个地方，总要了解那儿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咱们这儿哪些老年人了解情况最多呀？”青年们推荐了蒙族张永海老人和满族关大爷。这天，青年们很晚才从老舍的住处离开。有位苗族青年说：“老舍是大作家，可是他态度和气，说话有风趣，没有架子，是个挺慈祥的老头儿。”老舍经常参加社员的学习讨论会，登门串户找老年人聊天，到菜田和果园了解生产情况，与农民一块遛弯，一起照相……。开始，还有人说“人家是中央来的大干部”，不敢接近，但很快就把他当作自己人，无话不谈了。

老舍先生每天起得很早。当晨曦刚刚爬上香山顶峰“鬼见愁”，他照例要到村边礼王坟去散步；大门口那两尊雕刻精致的石狮子，还留下了乾隆皇帝的传说。当朝霞映红了清清的渠水，他又在西山灌渠蜿蜒的长堤上蹒跚了。这是一条长达13华里的环山渠，老舍曾写过：“村外长渠，引永定河水北来，灌溉效果甚大。”而当地群众则用“西山脚下龙翻身，万亩土地水自流”的诗句来歌唱它。老作家不顾腿疾带来的不便，手拄拐杖，抹去汗滴，在西山嶙峋怪石中艰难地攀登，去寻找伟大作家曹雪芹的足迹。因为他听到“父老传言，曹雪芹曾在附近法海寺出家为僧”，还听说芹圃先生住在正白旗和镶黄旗的茅舍里，写那部传颂千古的《红楼梦》。他常在法海寺的废墟上徜徉，想从古碑石刻上寻觅涉及曹家的文字。当时法海寺前正在施工建筑楼群，曾先后掘出了几座古坟；每次有文物出土，老舍都到现场去实地考察，期望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老舍是满洲正红旗人，自然会到毗邻的正红旗等村庄走走，找满族兄弟促膝攀谈了。老舍看到这一带旗人“由不会劳动变为会劳动”，“由会劳动变为热爱劳动”，劳动改变了旗人的生活和命运！老舍曾感慨万端地写道：“在辛亥革命以前，满、蒙旗人以当兵吃粮为业，管钱粮叫铁杆庄稼。事实上，服兵役的才有一份钱粮，当不上兵的并没有收入，铁杆庄稼并养不活一家人。现在，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只要肯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全家全族就都能吃饱穿暖，幸福日增，社会主义才是真的铁杆庄稼！”

在门头村，最能拨动老舍的心弦的，恐怕要数这一带八国联军罪恶的遗迹和关于义和团的传说了。西山腰里，静宜园内，到处都有六十多年前被八国联军焚毁的断垣残壁。这帮帝国主义侵略者还洗劫了门头村这个小小的村庄。侵略军的一位将军在1900年9月中旬，向他本国发回电报说：“现在日、美、英、德四国联军在西山附近扫荡拳匪。”9月16日，“至馒头村附近扫查”，“是日晚即张营宿于馒头村”，第二天才撤离。而这门头村一带，正是义和团的勇士们抗击侵略强盗的疆场。老舍曾说过：“我们恨八国联军！”这话里有民族恨，也有家仇！老舍先生的父亲就是在庚子年守卫京城与联军巷战时阵亡的。在埋葬这位为国捐躯的旗兵时，连尸首也没找到，只有临死前脱下的一双布袜子。所以在义和团起义60周年时，老舍写了一出四幕话剧《神拳》，讴歌那些具有高度的爱国反帝的热情与胆量的极其可敬的英雄们。

老舍先生在门头村，还留下与郭老（沫若）互相赠诗的文坛佳话。原来，老舍在来四季青之前，郭老偕夫人于立群到舒家看望、送行。老舍写了《诗谢郭老秋雨中来访》一诗相赠。到门头村住下以后，10月23日，老舍写信给郭老，通报下乡后的生活情况，又赠诗一首：门头村里好为家，文艺源泉岂浪誇。金玉红楼终是梦，镰锄碧野遍开花。东流巨浪今潮北，霜降香山叶染霞。瓜果齐歌丰产日，高天一弹吐光华。

老舍在这里把霜染的香山红叶，缓缓北流的环山渠、湛青碧绿的菜田、结实累累的果园、农民丰收的喜悦、有关曹雪芹的传说，以及他长住西山的目的，都用隽永的诗句表达出来了。字里行间透露着他对西山、对北京、对社会主义祖国深沉的爱。当时，住在什刹海西河沿八号的郭老，24日接到老舍的信后，当即和诗一首：门头村里社为家，四季青青岂浪誇。争取青边三点水，赢得锦上又添花。欢腾西域冲天弹，红透香山映日霞。反帝防修战前哨，万邦翘首望中华。

这首和诗25日即寄往西郊。郭老还在信中说：“可惜我不能来奉陪，深为内惭。”表示了愿意到香山脚下与老舍一起深入农村体验生活的美好愿望。

老舍在门头村住了好几个月，他对这里的山川人物更熟悉了。其实，老舍在三十年前就写过西山。他在著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里，曾让祥子在西山拉过骆驼，祥子思谋着，若到静宜园，闭着眼他也可以摸到海淀去！老舍在30年代写的一篇优秀散文《想北平》里，无比自豪地写到西山的果子，他写道：“哼，美国的桔子包着纸，遇到北平的带霜儿的玉李，还不愧杀！”但是通过几个月的耳濡目染，他对这里的风土人情、群众生活了解得更透彻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在作家的头脑里凝练成艺术的花朵。在1966年春天，他写出了一部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党的民族政策的多幕话剧。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部作品呀！

老舍先生把他最后的真挚的爱，献给了香山脚下四季青的乡亲们。这出话剧诞生几个月后，这位天才的老作家竟然被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夺走了宝贵的生命。但是，他那瑰丽的诗篇将与西郊的山河同在！他那钢铸般的身影，将永远萦回在乡亲们的心头！老人们将像讲述曹雪芹在西山的生活故事一样，讲述老舍先生在香山度过的珍贵岁月……（原载《宝地明珠》）溥仪与香山户力平植物园：溥仪当上一名“园丁”

爱新觉罗·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1909年到1912年在位，因年号“宣统”，故称“宣统皇帝”。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溥仪被迫退位，清朝统治结束。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人控制下溥仪做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年号“康德”，所以称“康德皇帝”。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17日，溥仪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苏联红军俘虏，后被带到苏联。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1959年12月4日“特赦”后回到北京。溥仪的《选民证》

1960年2月10日，北京市委统战部对溥仪等人进行了工作安排。2月16日，溥仪拿着北京市民政局的介绍信来到位于香山脚下的北京植物园报到，成为一名“园丁”。

北京植物园创建于20世纪五十年代，分为两处。一处在香山路南侧，隶属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以植物标本收集与科研为主，俗称“南植”。一处在香山路北侧，隶属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以植物观赏及旅游观光为主，俗称“北植”。溥仪被安排在隶属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植物园，即“南植”。

溥仪住在植物园集体宿舍二排东头的房间（现仍然保存完好，已改作库房），有两名党员工友刘保善和刘宝安与他同住，以便在工作和生活上帮助、照顾他。溥仪半天劳动，半天休息，周日可以回城。溥仪“特赦”回京后暂住在其胞妹，俗称“五格格”的金韫馨家中，位于西城区前井胡同15号。

溥仪虽然作为公民来到植物园劳动，但毕竟身份特殊，为此植物园在他到来之前已开过会，向职工通报了溥仪要来园劳动锻炼的事宜，并要求职工应确保他的人身安全，对外不要宣传，要提高警惕，建立登记制度，掌握他的交往对象，不能向他透露国家机密。至于如何称呼溥仪，进行了一番讨论，直呼其名不太合适，叫“同志”似乎也不妥，最后决定叫他“溥仪先生”。

2月18日，溥仪开始上班。第一个月，他只负责浇水和搞卫生；第二个月转到扦插繁殖温室，由于他虚心好学，很快学会了播种、移栽幼苗、上盆、换盆和松土等技术；三个月以后，溥仪先后分配到观察温室和繁殖温室，学会给花卉剪枝、换盆、嫁接等。

溥仪到植物园劳动不久，就和大家熟悉了，也就不太拘谨了。与职工闲聊时说起宫廷趣闻，溥仪丝毫不避讳，经常主动讲些自己当小皇帝时的滑稽事。他说小时候喜欢吃春饼，一次吃多了，撑得慌，两个太监一个抓着腿，一个抱着肩膀，向地上蹲，帮着他消化，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植物园尽量给溥仪安排轻松的劳动，但他不愿意被照顾，总说这样影响他的改造。按照规定，溥仪只要完成上午的份内工作就可以了，可副业生产他也抢着参加，戴着大草帽插红薯秧、收玉米、种秋菜、打猪草，还参加了“除四害运动”。

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提出了“要全民皆兵，要大办民兵师”的号召。随后，各企事业单位和农村公社（乡镇）开始组建民兵组织，进行军事训练，植物园也成立了民兵组织。当时规定45岁以上的干部、职工不必参加民兵组织，此时溥仪已经将近55岁，仍报名参加了民兵，并扛着国产半自动步枪，戴着近视眼镜，参加训练。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述到：“这年的夏季，植物园里建立了民兵，每天进行操练。我报名参加，别人都说我年岁超过了标准。我说：‘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我也应当站在保卫祖国的岗位上。’后来人们被我说服了，我参加了操练，当上了一名超龄民兵。我站在植物园的民兵排里，心里想着我们的队伍有多大。这里是几十个人，但整个民兵队伍却是若干若干万。”

自溥仪来植物园劳动以后，前来参观“末代皇帝”新生活的国际友人就络绎不绝。溥仪俨然成为植物园最著名的“标本”，仅1960年来访的就有苏联女作家、哲学家，匈牙利记者，智利、阿根廷等国的律师作家，墨西哥记者，英国作家等。

溥仪在植物园里劳动锻炼了383天，于1961年3月6日离开，此后他多次到植物园看望曾经一起劳动过的“工友”。

回忆起在植物园的日子，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述到：“一九六○年三月（实为二月十六日），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北京植物园，开始了每天半日劳动、半日学习的生活。这是我走上为人民服务岗位前的准备阶段。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我在温室里学习下种、育苗、移植等等工作。其余的半天有时学习，有时进行这本书的写作。

我在前半生中，不知‘家’为何物。在抚顺的最后几年里，我开始有了‘家’的感觉。到了植物园不久，我觉得又有了第二个‘家’。我处在自上而下互助友爱的气氛中。”香山村：溥仪第一次行使公民选举权

1960年10月下旬至11月底，海淀区第四届人民代表选举工作进行。四季青乡（经过1958年公社化运动，城乡合一，政社合一，当时虽然成立了四季青人民公社，但人民代表选举仍以乡镇名义进行）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并在香山大队（村）设立选举工作站。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属香山大队辖域，按当时的相关规定，凡在香山大队辖域内的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居民均可参加选举，为此植物园的部分职工也在香山选举工作站进行了选民登记。

此时，溥仪正在植物园工作，当时距他获得“特赦”回到北京只有11个月。得知已有职工进行选民登记后，溥仪有些不安，因为他从未接触过选举，更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在工作单位所在地当选民，参加选举。但他希望拥有这一份荣誉，又担心把他漏掉，于是向植物园领导请示询问。植物园领导对此很重视，马上请示中国科学院院部。院部领导又请示国务院办公厅，层层报告后，直到把问题摆在周恩来总理面前。周总理当即答复：溥仪特赦后就是公民了，怎么能没有公民权呢？有选举权，也有被选举权，这是不言而喻的！办公厅的工作人员遂将周总理的指示反馈给中科院。植物园得到上级的明确答复后，立即与香山选举工作站联系，有关领导还直接找到时任香山大队党总支书记吴海禄（门头村人），介绍了溥仪的有关情况和中国科学院院部关于溥仪参加地方人民代表选举的说明。吴海禄书记极为重视，随即让总支委员关增瑞具体落实溥仪参加香山选举站人民代表选举的相关事宜。

据关增瑞多年前回忆，当时他与张广斌（总支委员）、李志清（大队长）负责香山选举站的工作。接到吴海禄书记安排的有关溥仪参加香山选举站人民代表选举的工作，他马上与四季青乡选举委员会联系。当时选民登记工作已近结束，而初期采集的选民信息已上报到选举委员会，增加一人或减少一人，都需要向选举委员会进行详细的说明。于是他骑着自行车，往返20多里到位于东冉村的四季青乡（四季青公社驻地）选举委员会说明情况。很快，选举委员会同意溥仪参加香山选举工作站人民代表的选举。

不久，《香山选区选民榜》在位于植物园西侧南辛村街中的大墙上公布，“溥仪”的名字也在其中。当溥仪得知自己成为选民后，有些不相信，便利用午休的时间来到南辛村观看《选民榜》，果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因别人的名字多是三个字或两个字，只有他的名字是六个字：“爱新觉罗·溥仪”，一个人的名字占据了两个人的位置，所以比较明显。看到自己的名字后，溥仪非常高兴。

1960年11月26日（农历十月初八），星期六，是海淀区第四届人民代表选举的日子。那天，溥仪郑重其事地穿上了会见外宾时才穿的中山装，与同事们一起来到香山选举站，参加选举投票。当他把选票投入“选举箱”的时候，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拿到了那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我觉得把我有生以来所知道的一切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贵重。我把选票投进了那个红色票箱，从那一刹那间起，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和我国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主人。”

这是溥仪作为北京市的公民第一次行使公民的选举权，在他看来，那张来之不易的“选民证”（现收藏在吉林省长春市“伪满洲皇宫博物馆”内），比自己见过的一切珍宝都贵重，一张每位选民都拥有的小纸片，竟使他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公交站：溥仪训斥叩拜的“旗人”

在植物园北侧和西侧，有不少以“旗”及“营”相称的村落，其得名均与清代乾隆年间设立的“京旗外三营”之一的健锐营八旗驻军有关。

乾隆十二年（1747年）四川大小金川土司间爆发武装冲突，清政府命令四川总督张广泗出兵金川，土司依靠当地传统的碉堡守卫，令清军束手无策，伤亡惨重。乾隆皇帝遂下令从驻守北京的八旗兵士中选拔优秀者作为云梯兵，针对藏地碉楼的特点进行专门训练。

乾隆十四年（1749年）经过特训的云梯兵开赴金川，不久挑起事端的土司宣告投降，云梯部队被认为是战争获胜的关键而受到乾隆皇帝的特别嘉奖，随后将云梯部队改编为健锐营，驻扎在香山脚下，成为清朝禁卫军中一支特殊的部队。

健锐营八旗的分布是由静宜园（今香山公园）东宫门向东（左）南（右）两个方向伸展。左翼四旗为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和正蓝旗。右翼四旗为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健锐营的大小营房相继解散，八旗兵丁各谋生路，其营房被废置，有的改为民房，并在其旧址上逐渐形成聚落，多以旗营之称得名，村民最初以八旗后裔居多，后成为满、汉及回、蒙等村民混居的村落，新中国成立初期属香山乡，人民公社时期均属四季青公社香山大队。

溥仪到植物园工作后，每两周回城一次，当时通往香山的公共汽车只有33路（今331路）。从颐和园出发，经北宫门、青龙桥、功德寺、玉泉山、万安公墓（南距万安公墓二里许）、卧佛寺（北距卧佛寺二里许），至香山（实为北辛村），并在植物园北门东侧设“万安公墓”站（今称“香泉环岛”站），北门西侧，卧佛寺路口设“卧佛寺”站（今仍称“卧佛寺”站）。相对来说，出植物园北门到“万安公墓”站较近，所以溥仪每次回城里多是出植物园北门到万安公墓站乘车，到颐和园换乘32路（今332路）进城。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溥仪从城里回植物园，到万安公墓站时，便下了车。忽然有十个人跪倒在他眼前，还口称“皇上”！溥仪被吓了一跳。其中一位年纪稍长者言道：“皇上，我们是镶黄旗的，听说您在植物园谋职，特来叩见！”溥仪一脸的不高兴，转身要走，另一位年纪稍长者一把拉着他，说道：“皇上，旗营虽然解散了，但营子里还有不少的旗人，我们只想见上圣上一面，以表子民敬仰之心！”溥仪闻听此言，很是生气，训斥道：“解放都这么多年了，还来这一套！我早不是什么皇上了，只是一个公民！”说完，冲出人群走了。

过了不到两月，一个周六的下午，溥仪在北京植物园下班后回城里，当快走到万安公墓站时，见车站聚集了二三十人，还没等他弄清是怎么回事，这群人就迎了过来，一下子跪在了他面前，口呼“皇上”和“万岁”。其中两位长者还穿着旗人的灰色长袍，立领直身，偏大襟。有了上次旗人在此叩见的经历，这次溥仪倒不惊讶了，看了看他们，摇了摇头：“快起来吧，这叫什么事？清廷都消失几十年了，解放也十多年了，怎么还来这一套！”可那跪在地上一群人仍是不起来。溥仪无奈，看了看手表，便转身往植物园方向走去。

据镶（厢）黄旗关景文、正蓝旗金志轩等老人多年前回忆，当时营（村）子里有人在植物园里干临时工，多次在大温室里见到溥仪，并听说他是“末代皇帝”。回到营子里便把“皇帝”在植物园工作的新鲜事说给了营子里的人。厢黄旗西营位于碧云寺东，西邻公主坟村，也就是植物园的西北部，为香山健锐营左翼四旗之一，属上三旗之一，营子里的关姓（瓜尔佳氏）、郭姓（郭尔佳）、图（图色里氏）等为满族（旗人）后裔。得知“皇帝”在植物园工作，且回城里时在33路公共汽车万安公墓站乘车，几位年长的老人一合计，便联系一些旗人的后裔，到车站叩见皇帝，没想到不但没得到“皇帝”的“恩德”，还被溥仪训斥了一番，只得不欢而散，悻悻而去。中共中央进驻香山王荣梅一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国民党军队主力已基本被消灭。为迎接革命胜利的到来，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在此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迁往北平，为创立新中国作准备。

1949年1月下旬，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副部长范离等一行，到北平西郊为中共中央迁平择地，初步选定香山。2月，中央又派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等人前往进行全面调查。2月7日，李克农与北平警备司令程子华一起去香山实地考察，当即确定香山为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的驻地，对外称“劳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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