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滕贞甫
出版社：大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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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满堂试读：
苦乐人生
我的作品要写那些提升我们精神境界的人，那些给我们勇敢和智慧的人，那些历史和共和国不能忘记的人，那些引领我们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人。一句话，真正的中国人。
我的自传
我在二十八岁时写了第一部电视剧，一转眼今年六十岁了，写了三十二年，创作电影、电视剧作品几十部，九百余（部）集，也因此获得了不少荣誉。可我女儿曾跟我说：“爸，你在外面千万别嘚瑟，千万低调再低调。”我老婆也曾从英国给我打电话说：“高满堂，你一生最大的毛病就是收不住，到英国看看莎士比亚的故居，你什么都不是。”是，我什么都不是，但是我有一颗心，愿意与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患难，感受我们这个时代和共和国一步步艰难前行的历程。我想我的电视剧始终坚持几个原则：第一，真诚面对艺术；第二，真诚面对生活；第三，真诚面对观众。在这个基础上，我说任何一部电视剧都应该追求三个方面：一是追求大精神；二是追求大境界；三是追求大前途。我还想说，我们的电视剧应该保持四股气：第一股气是历史剧要有正气；第二股气是年代剧要有神气；第三股气是当代剧要接地气；第四股气是我们作家应该有志气。这些年我努力遵循这些原则，在自觉和不自觉当中一直努力着，一直坚持创作。
说到写自传，从何写起呢？那就从头讲起吧。
我的成长就环境而言首先得益于我的母亲。她没有文化，只读到了小学三年级，但不影响她会讲故事。那时候东北的冬天非常冷，我们每天晚上天黑以后，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围坐在炕头上，一家人盖一条大被子，然后我母亲说，来，开始说“瞎话”。说“瞎话”的意思就是说故事。我母亲讲的故事有她的发挥，有她的创造。她知道制造悬念，这种本事就像与生俱来的一样，故事讲得特别有意思。其实那时候母亲给我们讲的大量的故事，多数是传说、神话、武侠、抓特务等等这一类内容，她讲一讲就让我们猜，猜下一步是怎么回事，例如这个人他推开门以后遇到谁了等等。其实她就是在培养我们的想象力，她是无意识的。我对她讲的故事特别着迷，我每天都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所以说，首先是故事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对故事充满了好奇感。另外，我哥哥是教语文的教员，他带回来许多书籍让我阅读。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将来有一天我要写故事，我要把故事说给很多人听，我的故事一定要很好听，很精彩。在这个想法的驱使下，我对讲故事的技巧又产生了兴趣，就是怎样讲得更好、更吸引人。我把我妈妈给我讲的故事给大杂院的小孩儿们再讲一遍，在这个过程中，突然形成了一种自觉，就是我开始“瞎编”了。从我妈妈讲的故事到我讲的故事，这中间发生了变化，就是讲一些鬼呀神呀的，讲得小伙伴们非常恐惧、害怕，有的都不敢回家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乐趣的事。但是有时候我母亲出去串亲戚不回来，我就没有故事来源了。可我还要给我的小伙伴讲故事，于是开始了我的自创，开始“瞎编”，充分享受着这种叙述的快感。后来我就做幻灯片，用玻璃纸覆在小人书上，用钢笔、油笔描下人物和场景，之后放在一个纸盒子里面，放上手电筒，开始拉洋片，把画面映到墙上，所有的解说词都是我来写的。上小学以后，这种叙述的欲望更加强烈，我就开始投稿。我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写作，写小故事、写诗歌等等，写完之后，跟我妈要八分钱买一张邮票，就寄给报社、电台了，然后等待着发表，但是一直都是失败。可这就是兴趣，不管生活如何艰难，打击如何强烈，我的兴趣始终没改。
我记得我入少先队的时候，看的电影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就看《红孩子》等一系列20世纪50年代的片子。那时候电影票是一毛钱一张，但是拿出一毛钱对于我们这个大家庭来讲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很难进到电影院去。这里要说一句，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我们家有八口人，当时就是我父亲一个人工作，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一个月挣五十九块钱，五十九块钱养活八口之家，我们还得吃救济金。其实我们家基本上就是“烧我”，什么叫“烧我”呢？那时候用大锅做饭，虽然在城市里，也是用大锅做饭，烧的东西全归我管。我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拣煤核、搂草、摘松树篓，就是一切烧的东西都压在我身上。我现在有时候还仿佛能听到我母亲的召唤：“锅里烧什么？”这种艰辛，这种艰苦，这种磨难，对一个作家的成长来讲，应该只有益处。我想，经历过更多磨难的人，他的作品可能更接地气。话再拉回来，说看电影。当时我有两个途径可以看电影。一个是捡破烂。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饭馆，我还记得它的名字叫先锋饭店，饭馆里经常煮骨头汤，骨头用过之后，就扔到筐里，是准备去卖钱的。我就偷他一箱，卖骨头攒钱，然后去买电影票看电影。另一个途径就是翻墙去露天电影院。它围墙很高，在一个公园里，我们几个小伙伴，这次他扛着我，我从围墙上跳下去看电影，下一次是我在下面扛着他，他跳进去看电影。有的时候刚跳进去就被人抓住了，人家在那儿等着，抓住之后再把你送出去。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偷着进去，因为那时候对电影的渴望非常强烈。应该说也就是在那个阶段、那个时间里，我感觉到了——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视觉的享受、视觉的冲击、视觉的魅力。看电影给我奠定了一个喜欢视觉艺术的基础。我觉得一个艺术家，他最终的行当，写小说也好，拍电影也好，从事表演也好，都和他的童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系是非常大的。我始终认为，在各个领域成功的人士，在他童年时已基本上决定了他将来会干什么。青年时代的我
到了中学，我在大连就算有些名气了，经常发表散文、诗歌。到了乡下当知青，生活就像我创作的电视剧《北风那个吹》里面帅子叙述的那些东西，那又是我的故事，坐着马车到处走，吃吃喝喝，给人讲故事。那个时候就讲一些名著了，例如《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等外国文学故事。当时图书馆管理还比较宽松，我们有借书证。图书馆里头有一个房间，很深，很暗，门老是关着。我特别好奇，那个屋给我的印象是既神秘又遥远。之后我就假装上厕所，拉开那个屋门，才看见里面乱七八糟堆了一些书。我一看书都发黄了，都是一些旧书，情急之下，随手抓了一本，夹在衣服里，就这样抱着出来了。回到家一看，是司汤达的《红与黑》，这一看就看进去了。没想到，这本书让我有了两个命运：因为这本书有了《北风那个吹》；因为这本书，也倒了霉，它属于“封资修黑书”嘛，我因此也被批斗过。我记得当时讲故事，在我们青年点讲，讲完之后，别的青年点听说陈大队青年点有一个故事大王叫高满堂，就来邀请。邀请的时候我也挺摆谱的，我要说不去，他们说那边都杀鸡煮鹅了；我要说去，他们赶马车来接。到另一个青年点讲完故事、好吃好喝之后，又有一个青年点说他们也来接我。就这样，开始串点了，“周游列国”，到处讲，讲来讲去，这个事最后被公社知青办知道了，一查高满堂讲的是《红与黑》，属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情感论，就开始审查，审查之后又让我交代这本书是从哪儿来的，我都讲了多少，我走了多少个青年点，我“毒害”了多少个知青。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我记得最后是在全公社知青大会上，让我到台上站着。当时我很害怕，害怕的是什么呢？因为惹了这个事，我怕以后回不了城了。因为你在下乡插队的时候有了错误，知青办或者大队如果不给你一个好的鉴定，招工单位是不会要你的。所以那个时候非常恐惧，我想回城，我想早点儿回家，我想的就是这些。在那个年代里，都是一群孩子，我只能想到这些。后来我写《北风那个吹》，我写帅子给大家讲故事，其实就是写的我。像我们知青点得一百多号人，都是十七八岁的孩子，我们大家想的是同一个问题：好好劳动表现，早点儿回家。写《北风那个吹》的时候，我是按照我的感觉、我对知青生活的感觉来表达的，知青生活我不想写得那么沉重，写得那么折磨人。我曾经注意到关于《北风那个吹》的评论，有人说写得太唯美了，我觉得在同样的经历下，在艺术的表达上，各有各的路数，各有各的追求。我不想把知青写成一些忧患意识很强烈的人，或者说他们肩负着国家的命运，我觉得在我的知青生活当中，我没这样，起码我没这样，我没思考国家的命运，我也没思考沉重的人生，我也没思考更深刻的东西。我其实是把知青生活写了一个侧面，写了一个爱情故事而已，而不是全景式地来展现知青生活。旅大师范专科学校七七届中文二班全体师生毕业留念
1977年我参加高考，考入旅大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如果按照我当时的表现来看，没有1977年高考，我恐怕是全知青点最后一个回城的，感谢1977年高考。在大学期间，我没事就泡在图书馆里，读书，写作，可以说是笔耕不辍。大连五十一中九年十四班师生毕业留念
大学毕业以后，从1979年到1983年，我在中学当班主任老师，教语文。我的课堂总是一片欢声笑语，因为我上语文课首先给大家讲故事，每篇课文中以故事的形式穿插着自己的一些幽默，学生听完之后，有时是爆笑，有时是一片哭声。校长找我说，你们班上课影响到别的班级了。很多老师也告状，说高老师上课太不严肃，影响到我们上课了。最后把我们这个班级弄到顶楼，就一个教室，我们到那里去自娱自乐了。虽然我说我教书效果很好，学生们都愿意听我的课，但也有个别人不爱听。有一次我在朗读课文，一个学生在睡觉，我让他起来听我朗读课文，他特别烦躁，完了就和我明目张胆地吵架，我这一火，就用凳子腿打了他一下，这个寸劲儿，正好打在头上，起了一个包又轻微脑震荡，最后家长告到学校、告到教育局去了。教育局发了一个通告，就是高满堂严重体罚学生，受了处分。最后学校告诉我说，这件事影响特别恶劣，你不能再当老师了，再找个地方吧。然后我就开始骑着自行车到处寻找工作，找了半个月也没找到。那时候压力特别大，因为有孩子了，生活上很艰难，又住在简易房里，找不到工作是不行的。最后找到了大连广电局，我去了，说你们这里需不需要人？当时那个局长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一个老师，想来找工作。他说，你是哪个学校的？我说我是大连五十一中的。他说，五十一中，高满堂你认识吗？那时候我小说写得比较有名，在全国已经小有名气了。我说我就是高满堂。他说，啊，你就是高满堂。我说对。他说，你为什么要到我们这儿来工作？我就讲了前因后果。他说，这样吧，你把你的作品都送过来。我第二天背了一书包发表我小说的杂志来了。他翻了一篇又一篇，最后说你填个表吧。我激动得简直都要疯了。他说我们单位现在没有房子，你能接受吗？我说我现在住在五十一中简易房，完全没有问题，我不要房。他说那你写一个承诺，五年内不准申请住房。我说可以，就签了字。从此，我就在大连广播电视台安了家。
我是1981年结婚，1982年有了孩子，当时住的简易房，夫妻俩都只挣三四十块钱，赡养双方老人，一人还得交十块钱，我们剩这点儿钱还得养孩子，很困难。当时就是写小说，那阵一个短篇小说可以挣四十到五十块钱，是一个月的工资啊。那时候我拼命地写小说，赶紧赚钱，养家糊口。但特别寸的是，我爱人怀孕时，这小说是写一篇退一篇，写一篇退一篇，简直“中邪”了。那时候我就和我爱人说，我一定要让你坐月子的时候，把鸡蛋吃够。她说你就别吹了，哪儿来的钱。我说你等着，我就又开始写小说。等到快生了，我这最后一篇小说又被退回来了。我觉得在妻子面前说了大话，脸上无光，怎么回家呢？怎么面对呢？我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地逛，最后坐在马路边好顿哭。我爱人坐个月子，我不能让她吃够鸡蛋，作为一个丈夫来讲，确实有点儿丢人，多年之后，现在想起来，心里依然很难过。
我从事影视剧编剧行业是从1983年调到大连电视台开始的，那时候中国的电视剧应该说是刚刚起步。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家也刚有了电视，三百二十块钱，叫星海牌电视，十四英寸黑白的。那时候觉得电视怎么这么有魅力，又勾起来小时候看电影的那些记忆，我就下决心，改行吧，不写小说，写电视剧。第一部电视剧的名字叫《荒岛上的琴声》，当我母亲知道这部电视剧要播出的时候，是拿着电视报挨家挨户地敲门，说你们一定要晚上八点看看我家老二写的电视剧。我们工人大院一共有六十多家，她挨家挨户地走了一遍。但是这部电视剧写得很不好，骂声一片，我当时都不敢出门了。我母亲说：“孩子，你要出门，早晚得见邻居。”她一边劝我，一边和人家争执。当时有一个剧情，我在剧本上写一个角色身中数弹没有倒下，但是导演拍成了被机枪扫射还没有倒下。有一天，我听到我母亲跟邻居吵了起来。邻居说：“老高大嫂，你家老二最能吹，从小就能吹，现在更能吹，七十多枪没有打死一个人。”我母亲说：“你尽瞎说，我家老二写得有道理，没打到要紧的地方，没打着心脏。”最后我母亲跟我说：“老二，我给你挣足了面子，跟人家打架，但是以后别胡说八道了。”母亲的这句话对我这三十多年的创作有根本的指导意义，那就是说要尊重生活，尊重历史。对历史不敬、对古典不敬、对古人不敬的人，我永远不敬他。我们应该把民族的精神、积极向上的精神、百折不屈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高满堂编剧艺术研讨会
从那以后，我开始了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创作了《家有九凤》《大工匠》《闯关东》系列、《北风那个吹》《钢铁年代》《雪花那个飘》《温州一家人》《大河儿女》《老农民》《于无声处》《温州两家人》等电视剧。作品获第五届亚洲电视节、第三十九届亚太广播联盟（ABU）娱乐类金奖；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十四次，其中一等奖五次；获中国电视“金鹰奖”五次，其中一等奖两次；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十次；获“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奖、第十二届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国际电视剧评选银奖。个人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第二十七届《闯关东》、第二十九届《温州一家人》）、突出贡献奖，“金鹰奖”最佳编剧奖（第二十四届《闯关东》），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国际电视剧评选最佳编剧奖（第十三届《老农民》），第三届首尔电视节最佳编剧奖，中国电视剧五十年优秀编剧奖，中国2009年度影视十大风云人物奖。个人还当选了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团组织联合会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会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获得了第八届“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中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并担任第十六届上海国际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电影、电视剧评委会主席。曾被评为辽宁省第二批领军人才、辽宁省优秀专家（两次）、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辽宁省劳动模范、大连市劳动模范、大连市特等劳动模范、建国六十周年大连六十位不能忘记的人物、大连市优秀专家（两次），荣获大连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和大连市文艺最高奖“金苹果”奖等荣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闯关东》获第二十四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编剧奖
可以说，追求大精神、追求大境界、追求大前途，是我创作的一贯坚持。然而，再大的题材，我也要设法落笔在一个小人物身上，就是要“寻找可以折射太阳光芒的那颗水滴”。在波澜壮阔的年代大背景下，体察、关注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才能让宏大的题材更亲切、更有人性、更有说服力。如果他们都认为改革开放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好，那才是真的好。探班《温州一家人》剧组
以创作《温州一家人》为例。这部剧是写改革开放三十年温州人闯天下的故事，该从哪里入手？这曾让我一度找不着灵感。几番思量，我决定奔小视角走，先找到那个具体的“人”。我一头扎进温州各乡镇，冒着酷暑来到乡间、山区，观察和了解温州成功商人们曾经生活成长的环境，吃着地道的永嘉麦饼，喝着当地人自酿的烧酒，遥想着一代代温州商人走出家门、走出国门的种种景象，可前前后后采访了二百多人，还是未能找到答案。直到有一天，我与同事在温州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个漂亮的短发女子，并从朋友嘴里知道了这位成功女商人阿秋的故事，她就是剧中女主人公阿雨的原型。席间，我主动过去给她敬酒，并自报家门，可人家常年在法国工作，压根儿不知道我是谁。我说：“我想写一个温州人在改革开放以后创业奋斗的故事，你能不能接受一下采访？”“对不起，我明天要回广州。”阿秋当场拒绝了我。第二天，阿秋飞回广州，飞机降落，她刚走出机场，我已经在这里等候她了。就这样，我完全了解了阿秋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从她身上，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存能力、永不放弃的抗争能力和伟大的创造能力，也找到了温州商人的魂，找到了《温州一家人》的魂。
再说说《大工匠》和《钢铁年代》吧。我国有一点三亿产业工人，他们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主流群体，不写他们，我觉得说不过去。再者，一打开电视就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稍微有点儿艺术良知的人都会觉得不能再沉默下去了。赴鞍钢采访期间，我与创造了那段历史的老厂长、老工程师们进行了深入交流，搜集到大量的创作素材。在《大工匠》里，影响主人公命运的“工人劳动技术大比武”“毛主席接见并宴请全国劳动模范”等内容，都是我在体验生活时从工人们的口中获得的。我在工厂陆陆续续待了三年，接触工人多，形成了一个人物气、人物场，工人的形象已经活在我的脑海中，包括《钢铁年代》剧中尚铁龙、杨寿山等角色，都能找到现实里工人的影子。
2008年，作为中央电视台开年大戏，《闯关东》所表现出来的捍卫民族尊严、坚守商业诚信、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引发了观众的共鸣，收视率逼近11％。《闯关东》要写什么？我说，就是要写那个年代闯关东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高尚情怀。可是起步是艰难的。虽然我身为闯关东人的后代，历代人闯关东的故事从童年一直听到中年，已经流淌在了血液里，但在剧本创作初期，我驱车七千公里，横跨辽吉黑和齐鲁大地，历时一个半月，走遍了四个省的图书馆、档案馆，却没有查阅到一部完备的关于闯关东的资料和书籍。两千万人三百年间前赴后继闯关东的史实，竟然只是一部口头文学。所幸的是，总算采访到了还健在的几位闯关东的老人，但均已高龄，最年轻的也已八十多岁了。说起当年的苦难和抗争，他们有哀伤的泪水，也有吞天吐地的豪气。如果再晚几年写这部剧，就彻底找不到第一手资料，闯关东只能变成久远的传说了。经过八易其稿，一部优秀的电视剧诞生了。《闯关东》播出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长春同志在看了《人民日报》刊发的题为《百年传奇辉映民族精神》的《闯关东》剧评后，批示：“我看过此剧，确如所评。”《闯关东》获第二十四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编剧奖《闯关东》采风
为了创作《老农民》，五年时间里，我跑了山东、河南、河北、辽宁、黑龙江这些农业大省，从当年的工作组组长、人民公社社长、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市长，一直到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前后共采访了二百多人，采访笔记一大摞。我经常说，一切鲜活生动的人物，都不是在咖啡吧里、空调房里、冰镇啤酒和法国红酒里诞生出来的。一切的意思、一切的想象都应该靠着坚实的土地，从大地上起飞。我曾经当过知青，但若还用知青的经历去判断和创作《老农民》一定会失败。真正走下去，我才发现自己对于农民认识上的无知和浅薄，发现一切想象力距离现实生活的差距实在太大了。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常常太相信自己，但大聪明其实是在生活里。作家有两个翅膀，一个是生活的翅膀，一个是想象的翅膀，两个翅膀同时拍击才会有上升气流，才能飞得远。但我们的电视剧有多少是从生活里冒出来的？创作真的耍不得小聪明。
只有深入体验生活，电视剧创作才能把握住时代和民族命运。这些年，我不论写哪个行当，写哪个题材，写哪个年代，都离不开一线的深入采访，都首先深入进去了解它，成为它的爱好者、探索者、追寻者。作品要上去，作家必须“沉”下去，深入真实的生活中，深入剧中人的内心世界中，拿出来的作品才能感动自己、感染别人。《大河儿女》开机仪式
这些年坚持深入生活一线采风，也发生过两次记忆犹新的经历。1996年，是我创作的高峰期。这一年，我在黑龙江省嫩江平原创作电视剧《突围》，那时四十岁刚出头，正值壮年，有的是精力，很有一股子猛劲和冲劲，走村串户跋涉多少里路都不觉得累，每天蝇头小楷不写个万八千字收不住手。
有一天，我正在埋头写作，突然感到头晕、恶心，心里慌得很，便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寻思呼吸点儿新鲜空气舒缓一下。一个老乡见状走过来说：“满堂啊，你的脸色不好看啊，是不是没睡好觉呀？”我说：“最近这段时间赶着写剧本，忙得头有点儿晕，估计出来透透风就会好了。”正说着，我突然两脚一软，紧接着一头栽倒在了地上。等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躺在了县医疗所的病床上。我说：“医生，我怎么了？”医生说：“还怎么了，胃出血了自己都不知道，你还要不要命了？”那一刻，我不禁想起了远方的妻子和孩子，胸口就像塞了一块干硬的馒头，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说：“医生，我还能回得了家吗？”医生说：“再有一次，可就不好说了，你还是好好休息吧。”就这样，我在医院里躺了十多天。那段时间，我想了很多，觉得人这一辈子，要是没了理想、没了追求，那就是行尸走肉，活着没意思；可实现理想的路又是那样清苦和寂寞，在这条路上，必然要放弃很多亲友间的快乐和温馨。忽然间，我想回家了，甚至想到放弃编剧这个行当。可等病好了，又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继续创作。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我依旧各地奔走，笔耕不辍，写出多部自己还算满意的作品。所不同的是，我不管走到哪里，每天都会给家人一个问候、一句关心。我庆幸自己当年坚持了自己的事业，也庆幸自己懂得了什么叫作事业和家庭两全其美。高满堂工作室成立
再说说另一次经历吧。2005年冬季，我正忙于创作《闯关东》的前期采访，坐一辆吉普车疾驰在黑龙江省黑河通往罕达汽林场的路上。当时气温零下三十多摄氏度，北风在车窗外呼啸着，大雪覆盖的路面凹凸不平。突然间嘎的一声，一个急刹车和一个大转向，瞬间打破了宁静。等我明白过来后，才发现乘坐的吉普车一头扎进了道边的白桦林，在离白桦林隔离带一米多的地方，就是一溜几米深的沟，所幸车被白桦树拦住了。望着眼前的情景，我倒吸了一口冷气，缓了缓神，我伸手去拉车门，无奈车门已被白桦树根卡住，根本打不开。我只好从另一侧车门挤了出来。眼前的车子就像一只斗败的公鸡，垂着头，顶着树干，车门瘪了，保险杠弯了，排气管断了，车胎爆了……黑河的冬天日照特别短，如果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耽误太久，等天黑下来，剩下的那一百多公里路怎么办？时间不等人，大家一起动手，推的推，抬的抬，足足忙活了一个多小时，吉普车又勉强地行驶在了公路上，但时速从原来的六十公里变成了二十公里。我坐在车上，蜷缩着被冻得僵硬的身子，就这么硬挨着。天刚擦黑，终于到达了罕达汽林场。晚上躺在热得烫人的火炕上，我才感到被撞击的肩膀开始胀疼了，我轻揉着伤处，一夜无眠。中广协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成立
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把自己这六十年的经历和成绩简单地汇报了一下，有欢乐，有苦涩，酸甜苦辣咸，每一种滋味都不少，可这就是人生啊，有趣的人生啊。
有人说我的作品是“三高”的保证，高品位、高质量、高收视。我说，我的作品都是反映主流生活的，主旋律和市场化并不对立，主旋律写好了，照样有很好的市场。事实证明，我说得没错。我说干咱这行，作品上对先人父母，下对儿女后人，咱要把真正的历史、正确积极的人生观传承下去，不能娱乐至上，更不能娱乐至死。我的作品要写那些提升我们精神境界的人，那些给我们勇敢和智慧的人，那些历史和共和国不能忘记的人，那些引领我们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人。一句话，真正的中国人。
慧眼识珠
以艺术的热情关注脚下厚重的热土，以体察人情的细腻视角贴近奋斗中的人民，从历史起伏和生活跌宕的交织中开掘正义、正气和正道所在，正能量就在其中。
勇于担当书写民族主旋律张扬理想铸就平民大史诗——高满堂编剧艺术研讨会发言摘登
2013年10月19日，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和大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高满堂编剧艺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适逢高满堂从事电视剧创作三十周年。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夏潮，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视协主席赵化勇，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孟祥林，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陈建文，中共大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袁克力等领导出席了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视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张显主持。李准、仲呈祥、曾庆瑞、王一川等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对高满堂的创作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对高满堂电视剧的创作历程、艺术特色和作品影响进行了多方位的分析。
我有一颗真诚的心
国家一级编剧、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团组织联合会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会长高满堂我在二十八岁时写了第一部电视剧，一转眼今年五十八岁了，写了三十年。今天中午的时候我姑娘给我打电话，她说：“爸，你在外面千万别嘚瑟，千万低调再低调。”我老婆从英国给我打电话说：“高满堂，你一生最大的毛病就是收不住，到英国看看莎士比亚的故居，你什么都不是。”
是，我什么都不是，但是我有一颗心，愿意与我们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患难，感受我们这个时代和共和国一步步艰难前行的历程。我想我的电视剧始终坚持几个原则：第一，真诚面对艺术；第二，真诚面对生活；第三，真诚面对观众。在这个基础上，我说任何一部电视剧都应该追求三个方面：一是追求大精神；二是追求大境界；三是追求大前途。
我还想说，我们的电视剧应该保持四股气：第一股气是历史剧要有正气；第二股气是年代剧要有神气；第三股气是当代剧要接地气；第四股气是我们作家应该有志气。这些年我努力遵循这些原则，在自觉和不自觉当中一直努力着，一直坚持创作。我想起三十年前我的第一部剧要播出时，我妈妈拿着电视报每家每户地敲门说：“你们一定要晚上八点看看我们家老二写的电视剧。”我们工人大院一共有六十多家，她挨家挨户地走了一遍。但是这部电视剧写得很不好，骂声一片，我当时不敢出门。我妈妈说：“孩子，你要出门，早晚得见邻居。”她一边劝我，一边和人家争执。当时有一个剧情，我在剧本上写一个角色身中数弹没有倒下，但是导演拍成了被机枪扫射还没有倒下。有一天，我听到我妈跟邻居吵起来。邻居说：“老高大嫂，你家老二最能吹，从小就能吹，现在更能吹，七十多枪没有打死一个人。”我妈妈说：“你尽瞎说，我家老二写得有道理，没打到要紧的地方，没打着心脏。”最后我妈妈跟我说：“老二，我给你挣足了面子，跟人家打架，但是以后别胡说八道了。”
妈妈的这句话对我这三十年的创作有根本的指导意义，那就是说要尊重生活、尊重历史。对历史不敬、对古典不敬、对古人不敬的人，我永远不敬他。我们应该把民族的精神、积极向上的精神、百折不屈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高满堂的成功与启示
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准高满堂现象应当重视，高满堂的创作追求值得研究。在我看来，在他的创作追求中有三点是特别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其一，平民中国梦的激情书写。他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平民，但他们不是消极被动的芸芸众生，更不属于自甘沉沦的一群，而是民族命运的承载者、民族精神家园的坚守者和开拓者。在高满堂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不管遇到怎样的艰难曲折，主人公们都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都怀有一个用诚实劳动去争取美好前景的美丽梦想，正是他们用自己的肩膀撑起了祖国的万里江山，无数他们的梦想追求汇成了伟大的中国梦的追求。他的几十部电视剧通过对众多平民中国梦的真实描绘，深刻地揭示出这种不懈的梦想追求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屡创辉煌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并用激情呼唤着为实现民族复兴更大辉煌的当代中国梦而团结奋斗。
其二，讲述故事的巧夺天工。作为最大众化的艺术样式，电视剧要有个引人入胜的好故事，而高满堂正是一位少见的讲故事的高人。一是作品开篇不论是平地惊雷式抑或平平而起式，他总是很快就能把主人公的命运悬念和情感拷问推向极致，波澜迭起，层层推进，紧紧抓住观众的兴奋神经，吸引人一口气看完。二是善于从丰厚的生活积累中提炼出一连串出人意料的精彩细节，用充满生活质感的细节描写去支撑起戏剧冲突一浪高过一浪的强烈震撼力，既收到了戏剧冲突的极致化艺术效应，又与胡编乱造划清了根本界限。三是精心按照塑造人物形象特别是主人公形象的需要结构剧情，努力把人物性格刻画和不同人物间的性格碰撞作为推动剧情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使故事和人物互相水涨船高，既提高了讲故事的审美品位，也使朱开山、周万顺等艺术形象深入人心。
其三，正确理念的执着坚守。高满堂坚信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不管文艺界刮什么风，也不管什么影视剧操作模式走红，他都不跟风，不照搬别人的创作模式，始终自觉坚持走深入生活的创作道路，坚持并拓展着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每接触一个新的题材，每着手一个新剧本的创作，他都首先在深入生活上下笨功夫，绝不搞闭门造车。
高满堂的电视剧创作并非无可挑剔。比如，如何更好地揭示一百多年中国发生的多次大变动的深广社会背景，以给主人公们追求实现中国梦的行动提供一个更厚实的历史舞台；如何在着力表达一个有意味的主题时防止顾此失彼；同一个题材续写剧如何能跨出更大的步子……这些方面都还存在着短板。
高满堂的高产与高明
中国艺术报社社长向云驹在最近二十年间，高满堂的创作一如井喷，不仅量大质高，而且以长篇电视剧为主；不仅题材跨度大，而且人物众多、主题多样、思想丰富；既不重复自己，又大多为原创性、开拓性创作，形成了自己的成熟的电视剧创作风格和特色。他的创作也标志着电视剧特别是长篇电视剧创作方法和艺术样式的定型与成熟。这个成熟在高满堂的作品中表现为：具有驾驭各种题材的艺术结构能力；每部长篇作品都能塑造出鲜明而生动的人物；既善于处理本土的或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事件，并使之来源于生活也更高出于生活，同时也善于处理跨地域的或历史的需要丰富想象和虚构因素的题材，使之得以再现和重塑；掌握了成熟的视觉语言、对话语言、形象语言，形成了符合电视剧创作规律的编剧方法与技巧，具有把控观众心理的剧情结构技巧；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超乎寻常的采集素材新编新创的创作能力；有思想的正确性与深度，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时代的发展与潮流有清醒的判断与认识；爱故土、爱人民、爱祖国，与人民情感相通，为人民树碑立传。
高满堂的电视剧创作有三个节点，可以反映他的创作走向和风格形成的原因。
第一，中短篇创作是大批量高质量长篇创作的奠基仪式。高满堂电视剧创作中有为数不多的中短篇电视剧，这些作品形制相对短小，情节相对集中，人物一般较少，主题主要揭示一个时期的社会热点。比如《午夜有轨电车》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持续不退的出国潮，以工业遗产有轨电车的命运象征时代变革及其阵痛，质疑出国潮的意义，带有鲜明的“文学化”痕迹，既有浓浓的思考、思想、思辩意味，也有形象较弱、画面不够流畅、语言过多、情节与冲突张弛随意的不足。但是，从中短篇入手，从现实题材发端，从文学性出发，也形成了高满堂后期长篇电视剧创作的优势和特点：善于塑造人物，具有与报告文学写作一样的驾驭各种题材的能力，创造出电视剧艺术的形象不离思想、思想寓于形象的美学品质。这种创作特色在《温州一家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第二，《天大地大》标志着高满堂编剧技巧达到的高度。这部作品具有高满堂创作的各种要素、元素、因素。两个男主角既是一对冤家，又是互不可离的抗日英雄，他们的家族史、抗战史亦庄亦谐，一波三折。对侵华日军的描写也别开生面，触及了一个罕见的角度——文化侵略与武力征服互相配合，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侵略军的形象。这部作品充分展示了高满堂的艺术发现力和创造力。他的《家有九凤》《真情错爱》《北风那个吹》《山里红》《大工匠》《钢铁年代》等作品，都展示出他对某一类题材素材所具有的独到理解力和艺术表现力。
第三，大地的史诗与时代的画卷。高满堂的电视剧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写东北这片神奇土地的人、事、史。一开始，这只是表现为普通可见的作家对自己身边人和事的关注的常见创作现象。以后，这种写作与表现逐渐强化，逐渐扩展为具有人文地理和创作生态的文化理念，直至明确意识并自觉转化为一种创作的地域性追求。以《闯关东》三部曲为标志，高满堂的电视剧创作将历史史诗化的艺术追求彰显突出到极致。一部东北史就是一部中国历史的浓缩，东北人的命运也是中华民族的命运。
张扬现实主义精神
大连市艺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锦峰高满堂电视剧创作的艺术观念是现实主义的，又不是绝对写实的现实主义。高满堂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解和呈示，是贯注着心灵期待的现实主义，是填充着生命幻想的现实主义，是凭借着奇崛构思的现实主义，更是张扬着理想旗帜的现实主义。
因小见大，是高满堂作品中张扬理想旗帜的基本创作依托。在他的作品中，充斥着小人物、小故事，较少接触那些本身就承载着重大社会命题、人生命题和哲理命题的人物和故事。但是，高满堂绝不会将这些小人物、小故事仅仅当成家长里短来写，也不面对观众故做亲和平易之状，更不屑于没来由地矫情呻吟和昧良心地铺陈兑水。他总要努力因小见大，于看似平凡的小人物、小故事中发现和发掘关于做人、关于生活、关于社会的大感受、大思考、大意象。因此，即便在《飞来飞去》《午夜有轨电车》《远山远水》这样规模不大的作品中，仍然可以使人感受到沉甸甸的人生命题。并且，这种因小见大的追求，在高满堂不同创作阶段的演化中，不但没有淡化，反而愈见明晰。
因丑见美，是高满堂作品中张扬理想旗帜的基本创作指向。这里所谓“因丑见美”，是个打比方、做比较的说法。高满堂作品中的人物都说不上美丽，更少有帅哥美女，有的是貌不惊人的汉子和相不出众的婆娘。高满堂作品中的故事，也较少娇柔婉约，较少空灵缥缈，有的是实打实的生活和硬碰硬的交锋。甚至，在他的作品中，一般不允许“完美”的出现，即便最为精心构造的美的形象也必定有缺憾，有异样，甚至有丑、有恶。高满堂作品构造这样所谓的“丑”，或曰不够“美”的形象以及围绕这些形象而设置的带有明显“粗、野、怪”特征的故事，却是为了演绎和锤炼更高意义上的美。这种美首先着眼于性格特征的建立和开掘，由此升发为人格和精神，进而使观众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震撼力、启迪力和影响力。
因拙见巧，是高满堂作品中张扬理想旗帜的基本创作方式。他是极端重视娱乐性的，但是，他将娱乐性理解为有意义的笑和有价值的哭。因此他说：“电视剧既要有意思，又要有意义。”其实，高满堂性格中充满喜剧气质，思维中充满喜剧活力，生活积累中也充满喜剧资料，但是，在他的作品中，他却乐于将喜剧元素溶解到具有沉重感的人物性格和行为之中，在某些细节的层面上，有时径直以喜剧的方式加以处理。因此，将娱乐性作为电视剧创作的必要支撑，成为他创作必有的意识。就现实的娱乐需求看，娱乐性首先要求作品要有意思，也就要求编剧依靠巧妙的构思来制造有意思的性格、情节和细节。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满堂的作品巧妙地实现了娱乐性追求。然而，他的“巧”来得艰辛，来得苦拙。《闯关东》中波澜起伏的淘金、走马帮、江桥之战，《温州一家人》中的知识产权官司、市场妙算，这些引人入胜的情节的构造，不是凭借侃大山，也不全依靠灵机一动。他总以极其漫长的时间，甚至以十几倍、几十倍于剧情的时间进行前期准备。正是这样的苦拙，成就了入情入理的情节，成就了匪夷所思的精巧。
走出去，需要更多现实题材作品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艺术总监程春丽高满堂作品特别突出表现中国北方近现代历史中普通人的生活变迁，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些作品源于生活，都特别能引起观众的共鸣，让大家在剧中能够找到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的影子，重温曾经的激情和感动。
我是做影视剧国际发行的，所以每次看到高老师的作品都非常激动，我们特别希望能将反映中国现当代生活的电视剧发行到海外。很长时间以来，在海外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基本上都是历史剧、古装剧，比如《三国演义》《水浒》《康熙王朝》《雍正王朝》等等。但是另一方面，这样单一类型的作品，在内容上与我们的时代多少有些脱节，无法反映现当代中国的变化，也没有办法给海外的观众带来更多的新视角。海外观众其实也非常希望了解现当代中国。近几年来，我们在海外的营销中也努力推广中国的现当代作品，通过这些作品逐渐提高市场的接受度。值得欣慰的是，随着我国电视剧的制作水平越来越高，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得到市场的认可。如高老师的《闯关东》《家有九凤》《午夜有轨电车》等影片都受到海外的关注，东南亚的很多国家都有播出。
在2012年，对于中国近现代题材的电视剧这一类，北美市场购买了五百多小时的作品，这在过去不多见。海外市场的情况也因为地域、文化、背景的不同，有很大的差异。亚洲市场对中国比较了解，文化的差异比较小，他们对反映中国近代、当代的节目都能够接受。北美华人市场非常喜欢中国内地的电视剧，特别希望节目能第一时间与中国国内同步播出。非洲的朋友虽然相隔很远，但是他们也对当代中国人的生活非常感兴趣。我们去年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做“1052工程”，挑选了十部电视剧、五十二部电影输出到非洲，高老师的《温州一家人》也入选了今年的“1052工程”。
合作中感受高满堂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总裁薛继军高满堂老师是国内电视剧创作的大家，我很有幸和满堂老师合作了一部戏，就是即将在央视播出的《大河儿女》。在与高满堂老师合作的过程中，让我很惊讶的是，他为创作《大河儿女》，一个人背着一个包，没有前呼后拥，也没有打伞的、开车门的，自己一个人先后多次下到基层。这么大的编剧还能从最基本的功课做起，确实很难得。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写出诸多优秀作品、一些让人永远记住的作品，写出一些鲜活的人物甚至能成为电视剧人物画廊里的经典形象，和他坚持做这种基本功是分不开的。
我们知道现在电视剧行业内有牛气、狂气、傲气，各种气都有，就缺点儿正气、底气。在跟满堂老师合作中，我体会到做艺术的人格方面的正气，以及作品里流淌出来的底气。为什么呢？真正能将一段史写成诗不容易，我们也有艺术家号称在写诗，但是离现实、离真正的历史又那么遥远。满堂老师在这方面结合得很好。看过的作品让我感到满堂老师的这种正气，实际上是中国人的精气神，中国精神在他的作品里面体现得非常清晰、非常抓人。《大河儿女》本来只需要写一段历史，对满堂老师来讲不是很难的事，他可以很从容地把这个事对付过去。但是他给自己出难题，他要写出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河南风雨。为此他背着包跑了九个多月，这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正气，是他创作底气的所在。
一部剧有很多合作方，大家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意见、建议，满堂老师确实是让我看到了真正的剧作家的风度。满堂老师从来都不是装装样子似的跟大家讨论，而是非常认真地交换意见。当然，满堂老师认为应该坚持的东西，谁也说服不了他。
真切触摸时代脉搏
光明日报社文艺部主任彭程高满堂的电视剧作品产量高、质量佳，堪称“二美俱”，因而社会影响大，获奖众多，作者的名字已然成了影视界的一个符号、一个品牌。高满堂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视野开阔，描摹广阔人生。其作品涉及多个领域，题材丰富，范围广阔。有民族迁徙和历史题材的《闯关东》，有工业题材的《钢铁年代》《大工匠》《漂亮的事》，有商业题材的《温州一家人》，有农村题材的《北风那个吹》，等等。这些不同生活领域的丰富内容，又多是在一个较为漫长的时间段内加以表现的，历史跨度大，动辄数十年之久。几十年间的风云变迁，几代人的命运沉浮，折射出了共和国的历史进程。这样，一横一纵（横向的面和纵向的史，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地结合、综合起来，使得其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描绘展现达到了一种难得的“广阔的覆盖”。
第二，视角独特，成就“平民史诗”。他的剧作的一大特点，是底层叙事或者说是平民叙事，关注普通人的命运，为平民百姓立传。通常不正面和直接地表现重大的社会问题，而是通过普通人的人生命运描写，来自然而然折射出社会生活的变革和时代前进的印记，反映出不同时期社会上的种种主要的矛盾冲突和困窘。
第三，呵护美好人性，弘扬正面价值。高满堂作品基本上都属于主旋律范围，同时也都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应，这点给人以启发。按高满堂本人的说法，是通过“有意思”达到“有意义”。只有老百姓喜欢看，主旋律作品才有意义。
第四，人物鲜活生动，栩栩如生。人物塑造是衡量叙事类文艺作品的一个重要尺度。高满堂作品可以给人留下印象的人物有二三十人之多，可以说塑造了人物的群像。
第五，摇曳多姿的审美呈现。既有高亢雄浑的阳刚之美，也有细腻委婉的阴柔之美；既有金戈铁马的气势，也有月下洞箫的韵味。
可以沿着很多不同方向探寻高满堂成功的原因，这里只谈两点。从阅读作家的创作谈以及从媒体对其数十年编剧生涯的介绍获得的感受谈，首先，是有拥抱生活、深入生活的激情、信念，并将之化为扎实而恒久的行动。有不少的作品，当然得益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艺术灵感的闪光，源自其拥有丰厚的生活库存。同时，对于一位致力于不断地开拓自己艺术疆土的艺术家来说，一个人的直接经验总是不够的，这就需要借助于间接经验，不断了解和熟悉新的生活领域，使之成为新的题材源泉。其次，是有对艺术孜孜不倦的、永无止境的追求。只有在熟悉生活的基础上，耐得住寂寞，严格遵循艺术规律，从立意、人物、故事、结构、语言等每个环节上进行认真而艰苦的劳作，在失败面前不气馁不放弃，才有望最终取得艺术创作的成功。“满堂彩”的由来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理论研究部主任赵彤从质和量两方面来看，今天满堂老师在编剧领域的成就，可以说常人难以望其项背。我想这也就是他被推选为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会长的原因。其实，满堂老师早已享誉业内和荧屏内外，这从摆在桌上的剧目目录就能看出。但在三十年前、二十年前，满堂老师的品牌还不像今天这样突出。
我想历史本身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唯有能持之以恒者，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不被岁月的黄沙埋没。满堂老师在电视剧编剧领域耕耘了三十年，至今毫不懈怠，这是他成就事业的根本。
在三十年的创作历程中，满堂老师也在不断地面对观众、面对创作环境，在艺术上进行自我更新。看他早期的作品，如《午夜有轨电车》《飞来飞去》，那是故事淡化的散文诗式的小剧；看他现在的作品《北风那个吹》《闯关东》，那是带有悲壮品格的史诗大剧。这其中的风格、题材、结构的转变，是充满艰辛的，对编剧而言不是轻易就能完成的。在举办这次研讨会之前，我曾给满堂老师发了一个采访提纲。其中问到“如何评价这三十年创作的甘苦”，高老师回答说，他也有一本“血泪账”，他是幸运的。我想幸运不是侥幸，而是他在不停地进行自我更新。许多有成就的短篇剧作者没有坚持与时俱进，今天也有不少大剧作者稍有成绩就束手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不愿意或无力适应编剧需要面对的变化。与时俱进而不故步自封，这是满堂老师成就事业辉煌的动力。
满堂老师的作品大都讲述东北故事，有当代故事，也有前代故事，地域性很强，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作品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反而成为一种吸引观众的力量。因为他的作品内涵丰富，在对一域的观照中，触发了异域观众的联想。我记得，浙江广电集团艺术总监程蔚东在《表达和抵达》一文中特别谈到了《闯关东》，他说这部剧“现代人看得如此入迷，就是因为他抓住了人性的东西”，“那个年代的‘闯关东’和今天人们的奋斗，比如我们浙江的浙商闯天下，真的有某种暗合之处”。程蔚东也是一位著名编剧，他的分析是专业而有见地的，很能说明高满堂老师取材东北、取材历史而包容他乡、契合当代的艺术特色。当我看到《温州一家人》时，我的直感就是，周万顺身上的“温州劲头”和朱开山的“闯关东劲头”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处境是一脉相承的。我想，这种类似举一反三的创作功底，是满堂老师成就品牌的内在原因。
听了各位老师的分析，结合我对满堂老师作品的观感，我觉得满堂老师获得成功、“满堂彩”的原因，就在于他以艺术的热情关注脚下厚重的热土，以体察人情的细腻视角贴近奋斗中的人民，从历史起伏和生活跌宕的交织中开掘正义、正气和正道所在，从而获得了无穷的正能量。
改革时代的电视剧魂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高满堂先生是在短篇、中篇和长篇电视剧体裁以及各类题材领域都提供了标志性经典和范本的电视剧诗人。
支持我这句话的有四点理由：一、他善于全景式地再现改革时代的多重社会关系，像女人与城市的关系、男人与历史的关系、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夫妻关系、城乡关系等，涉及革命与改革、激进与保守、古与今、中与外等各种矛盾，把它们用生动的故事表现出来、刻画出来。二、他善于刻画丰满的人物形象，像《闯关东》《钢铁年代》《雪花那个飘》《北风那个吹》等等，这里面的人物形象很鲜明。三、他善于表现人物的细腻情感。四、他善于传达一种通达与调和的世界观与人生境界，在他的电视剧作品里体现了贯通天、地、人，调适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这种人生境界、人生胸怀。
他的身上融合了齐鲁文化精神和辽东文化精神，在他的编剧艺术里体现出一种豪迈爽朗而又温柔敦厚的性格。他的作品不完全是现实主义的，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它有着现实主义的躯体、浪漫主义的心灵和现代主义的无意识断片。像《飞来飞去》有一种荒诞，稍不注意就悄悄地溜出来。所以他的作品交织着真实性、理想性、荒诞性。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不同的人从他的电视剧作品里才能够看到我们正在理解的人生，才能够打动我们的心灵，引起我们深深的共鸣。
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从革命时代向改革时代转型的一种开拓者的胸怀。现在是改革开放时代，需要转型。但是在转型的过程中，他是以一种开拓者的胸怀去包容它，去理解它，去感知它，去穿透它，力图把握它。所以在他的剧作中交融着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品格，这是很难得的。
改革时代的电视剧魂是由一群人守护的，高满堂贡献非常大。当然我对他还有一点期待，他还有一个领域写得少：人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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