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圆圆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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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管理学发展史试读：
前言
关于近百年来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程，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与看法。例如陈佳贵教授指出：中国管理学百年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前的“管理学萌芽”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49—1978年的“管理学初步形成”阶段；第三个阶段是1979年至今的(1)“融合发展”阶段。谭力文教授、包玉泽博士以“20世纪中国的管理变迁”为题将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部分：1900—1949年中国的企业管理；革命根据地公营企业及管理；1949—1966年中国的(2)企业管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企业管理思想的变革。其他学者的划分标准各有不同，并且大多数论述重点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管理学发展历程。而本书统览了1895年以来将近120年的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程，实在是一个大胆而有益的尝试。(3)“历史就是民族的记忆，可以帮助我们安放好自己的位置。”通过对比整理、总结近百年来中外管理学发展历程，笔者发现：与西方管理学主要侧重和集中于组织的管理尤其是企业的管理不同，相比较而言，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程具有六大特点，创建中国管理学也必须(4)基于这六大特点才具有现实性、科学性和可能性。
第一，是广义的管理学，不是狭义的管理学。中国管理学全面包含治国、治生、治身、治企之学，治国、治生、治身之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尤以治身和治国之学为甚。例如近几年出现的“国学热”，就是由于西学无法解决国人以下的需要：我国经济发展后恢复文化自觉和自信、提升话语权、增强民族认同感的需要；对文化冲突中的文化霸权进行抗争、提升民族文化素质的需要；培养国家“软实力”的需要；社会浮躁期人们对精神家园的追求和归属感的需要；开掘传统、古为今用，提升企业文化竞争力，避免恶性竞争的需要。西方管理理论的“水土不服”，使得中国的管理者转而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管理思
(5)想。正如1699年德国大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G. W. Leibnitz）在《中国最新事物》一书“序言”中特别提到的：中国的治国之道强(6)于西方，而西方对于自然的知识强于中国。而治企之学也只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后近20年才逐渐形成的，且尚未形成大的气候，以致有人戏称：“近现代中国历史中，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精英是‘男(7)二号’，企业家是可有可无的‘男三号’”。
第二，经济与管理思想不分家。经济学成为显学的时间很早，管理学独立出来的时间却很晚，目前也没有完全独立出来。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1996年才有管理科学学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0年才开始设置管理学研究项目，以前精力都放在应用经济学部分。经济学家“越界”成为管理学家的很多，反之却很少，“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现象比较普遍。比如：主攻公司治理和金融的郎咸平教授，就更多地以经济学家而不是管理学家的身份示人。因为以经济学家的身份示人，对很多事物都可以指指点点，而管理学家的对策却有诸多限制，尽管这些限制往往出于世俗的思维和偏见。基于第一个特点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这与新中国成立前内忧外患、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着力于恢复和建设国民经济、实施宏观调控与市场调控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密不可分。西方学者可以很顺利地写出一本经济学或管理学甚至细化到某一个具体的学科如人力资源、会计学的思想史专著，但我国学者却很难写出一本精准的、研究中国的经济学或管理学的思想史专著。这是国内外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区别之一。
第三，管理实践引导管理理论发展。我国的管理实践发展与理论研究密不可分，甚至实践发展在前、理论研究在后。管理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科学，其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社会需求与管理实践的需求，(8)理论研究着力于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的实践问题；多数情况下，实践派管理专家比学术派管理学家对企业人士的作用更大、更直接、更迅速。例如：“娃哈哈—达能纷争事件”揭开了中国学者研究东方的伦理式关系与西方的契约式关系如何融洽相处难题的序幕；1995年4月全国试点企业集团工作会议召开后，国内学者展开了一系列针对企业集团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会每年不定期公布须在短期内完成的应急研究项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每年不定期发布重大招标项目。在中国的企业人士中，曾仕强、余世维的名气比很多学术派管理学家的名气要大得多，唯一一个既有学术水平、又受实践领域欢迎的可能只有郎咸平。一位研究供应链的资深教授说过一句无奈的话：“我获得的各种奖项无数，唯一的遗憾是很少有企业应用我的研究成果。”在同行圈子中被“文人相轻”、实践领域又不被接受的学术派管理学家大有人在。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和问题在近几年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重视。
第四，探索中前进的特征很明显。由于国土辽阔、人员众多、事务繁杂、缺乏借鉴，中国历史中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很多；与西方同时期的大量管理理论创新不同，我国的众多制度创新就是最大的理论创新；很多看似偶然性很强的关键人(9)(10)物和关键事件对社会进程的影响比较明显，“摸着石头过河”的(11)特征非常突出。曾鸣教授的“大赌大赢”观点不仅贴切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优秀企业的迅速成功之道，而且也符合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一些有胆识的企业家、政治人物的做事特点。在“转轨+新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大量既不合法（法律不让做）、又不违法（大家都在做）的“灰色地带”，在这个地带行走主要靠运气和胆识。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别人被抓住、自己没被抓住，或者被抓住很快被放出来，活下来就会成功。例如：被邓小平三次谈话提到的年广九就是运气特别好的例子。年广九的儿子也如此评价其父亲：“他当时之所以出名，是靠新闻炒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都在找典型，碰巧让他撞上了”；二是把握住社会发展的正确趋势，既不超前做先烈，更不落后没得吃。张瑞敏决定做海尔工业园的时候遭到很多下属反对，因为当时经济政策还未明确。张瑞敏语重心长地讲了这样一段话：“做事哪有不冒风险的，一件事能做不能做，不是看它有没有风险，而是看你能不能抓住风险中的机会。小平同志的‘南方视察讲话’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的事情你们不明白？不该快的时候你快是错误，该快的时候你不快也是错误。要是等上面的具体政策都很明确了，那大家一窝蜂就上来了。到那个时候，风险是没了，可机会也没了。”基于此，网上有一条幽默段子：“搞市场经济，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说，如同没见过足球的人第一次参加足球比赛一样，而且上阵之后才发现组织者也只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边定规则、边做裁判，急了还不时上来踢两脚。继续留在场上的人，有一点相同，就是他们的运气真好。而被罚下场的人当中，真有些人是很冤的。”这段话说得实在是非常贴切。
第五，很多问题提出的时间很早，但解决起来非常困难。笔者认为，出现上述问题原因有三：（1）由于当时思想的禁锢，很多问题由于违背“大局”，很难被提出。从历史规律来看，提出者往往是考虑整个国家长远发展的高层领导人（例如邓小平提出关于判断“姓社姓资”问题的三个标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或思想前卫的知识分子（例如由吴稼祥等引发的关于“国营企业股份化”问题的争论、张维迎提出的国家所有制下国企的“五个不可能定理”）或触及生存底线的基层农民（例如小岗村的生产承包制）；（2）由于当时国情、体制和利益群体的限制，问题可以被提出，却难以被解决。例如：1986年张维迎就提出了国企政企分开的不可能性，但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近30年了仍未解决；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制定了劳动制度改革的系列规定，那个时候开始就应该没有“铁饭碗”的，但现在却持续出现“考公务员热”。又如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但现在很多企业却仍然在做表面文章。即使对于微软这样强势的跨国公司，自1992年进入中国经营后也一直没有解决软件盗版侵权的问题；（3）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太快，使得某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刚被提出就过时了。例如：1959年中央就已经高度关注安全生产问题，但至今安全仍是关键生产问题之一；1989年国务院就对企业临时工的管理做出了明确的原则规定，但现在“临时工现象与问题”却仍然非常突出。
第六，整体发展崎岖坎坷，但局部不乏亮点，改革开放后迅猛发展。在理论方面，1945年，张培刚教授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哈佛大学年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1954年，钱学森教授第一次提出在工程设计和实验中能够直接应用的关于受控工程系统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奠定了现代控制理论的基础；1982年，华中科技大学邓聚龙教授创建了有世界影响的灰色系统理论；1986年，北方交通大学贺仲雄教授等创立的FHW（模糊、灰色、物元空间）决策系统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供了一种有效方法，是决策科学中一项具有国际水平的创造性成果；1992年，为了“再造宏碁”，施振荣提出西方管理学界高度赞誉的“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理论，后将其改造为“产业微笑曲线”以作为台湾地区各种产业的中长期发展战略；1998年，张瑞敏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坛，“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案例被正式写进哈佛教材，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登上哈佛讲坛；2005年，专注于中国问题研究的《组织管理研究》（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创刊并被SSCI检索系统收录……在实践方面，1987年，美国《幸福》杂志评选全球50位最引人注目的企业家，中信公司的荣毅仁榜上有名；1997年，美国《家电》杂志公布全世界范围内增长速度最快的家电企业，海尔超过GE、西门子等世界名牌，名列榜首；1998年，松下、西门子、惠而浦等著名跨国公司为小天鹅定牌生产（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OEM）洗衣机和电冰箱；1998年，娃哈哈推出非常可乐并“三分天下有其一”；2001年，海信集团成功收购韩国大宇集团设在南非的生产电视机的工厂，是中国企业第一次在国外收购国际化公司的资产；2003年，TCL并购法国汤姆逊公司的彩电业务，组建全球最大的彩电供应企业——TCL与汤姆逊电子公司，这是中国家电企业首次兼并“世界500强”公司主流业务；2006年，英国《金融时报》向全球发布的最新“全球最强势100品牌”排名中，中国移动以品牌价值392亿美元排在微软、通用和可口可乐之后，居全球第四名，这是中国企业首次跻身世界一流企业之列……类似的亮点数不胜数。因此中国管理学者应该有增强学术自信的勇气，中国企业家应该有傲视全球市场的信心。
基于中国管理学具有的上述六大特点，本书论述的内容并不是狭义的管理学，而是广义的、包含了治国、治生、治身、治企诸多学问的、融汇了经济与管理思想的、包括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管理学。当然，本书论述的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在写作过程中，笔者力求论述的条理性、完整性、科学性与可读性。最终形成本书的正式章节共12章和附录2篇。
第一章“近代以来中国管理学的发展脉络”相当于全书的总论。第二章“后期洋务派的管理思想”论述了官办军工企业的管理、官督商办企业的管理、后期洋务派的管理思想与特征。第三章“民族实业家的管理思想”论述了优秀民族实业家的经营管理思想与特征。第四章“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管理思想”论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与特征。第五章“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管理思想”论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与特征。第六章“国民党政府的管理”论述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管理、国营工业的管理、民族资本企业的管理、村级管理制度以及舆论管理。第七章“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管理”论述了国家管理、公营企业的管理、民族资本企业的管理和村级管理制度。第八章“中国管理学的萌芽”论述了企业的科学管理、管理学著（译）作、管理专家、高校管理学教育、管理社团组织、调查研究等中国管理学萌芽的标志。第九章“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学”论述了对苏联管理模式的引进和推广、管理学的经验探索与理论创新、西方科学管理方法的引进与创新、“文革”期间管理学的整体停滞与局部发展、企业管理科学化、管理学科发展与高校教育、第一代领导人的管理思想。第十章“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管理学”论述了企业生产导向的转变、企业管理科学化、管理现代化与高校教育、第二代领导人的管理思想。第十一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管理学”论述了企业生产导向的转变、企业管理创新、企业管理科学化、未来我国企业管理创新和科学化的任务、当代管理学与管理教育、第三代领导人的管理思想。第十二章“中国管理学的新发展”论述了中国企业文化与管理哲学、主要的中国式管理理论及其缺陷、未来我国管理学理论创新的任务。
为了弥补正文叙述的遗漏，本书特别在附录1中列举了近代以来比较重要的中国管理学事件。为了与国外同时期管理学发展进程对照以及更好地理解提及的相关国外管理学理论，附录2中列举了近代以来比较重要的外国管理学事件。此处由于某些著名理论无法归结于具体的年份，所以忍痛割爱没有收录进去，例如麦克莱兰（David C. Meclelland）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三种需要理论”（成就需要、权力需要、亲和需要）等。由于目前笔者尚未见到如此精准有趣的国内外管理学大事记，所以此举也算是有益的尝试。对于某些事件是否属于“重要事件”，仁智有别，只是基于笔者个人思考的辑录。对于附录中的重要事件，笔者专门用“★”标出，以求与其他事件区别。
本书具有知识性、体系性、通俗性、历史性等特点，因此可作为企业管理人员的“史鉴”读本、管理研究人员的参考书、大学通识教育选修课的教材、经济管理类专业“经济管理思想史”和“管理学原理”等专业课的教材、MBA与管理类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以作为管理知识爱好者的通俗读物。————————————————————(1) “管理学百年与中国管理学创新”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2012年年会召开，陈佳贵讲话，祁金立、娄源功分别致辞。http：//www.henan.gov.cn/zwgk/system/2012/09/18/010333516.shtml.(2) 谭力文，包玉泽：《20世纪的管理科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3)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第1页，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3年。(4) 王圆圆：《中国管理学发展历程的六大特点》，《管理学家（学术版）》，2013年第4期，第69～76页。(5) 王圆圆：《国学与管理》，《管理学家》（实践版），2007年第7期，第39～44页。(6) 转引自成中英：《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序言部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7) 吴晓波：《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前言第6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8) 陈晓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我国管理科学》（1986—2008），第8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9) 包括大人物与小人物。大人物，比如推翻帝制的孙中山先生、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同志、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小人物，比如引发雇工大争论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九、手工打造廉价汽车的吉利汽车创始人李书福、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修订的湖北青年孙志刚。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完全可以写成《小人物的大历史》这样一本皇皇巨著。在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两书中，这样的小人物非常多，并且两书差不多都是以人物为线索展开论述的。这完全符合法国思想家、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格森（Henri Bergson）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历史观：“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10) 例如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的伟大壮举。从附录1也可以发现，有些年份的重大事件特别多，而有些年份却几年都没有重大事件发生。苏勇等的《中国管理学发展进程（1978—2008）》（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诸多重大的管理事件。(11) 联想公司创始人柳传志在接受采访时回忆，他最初经营联想时通过了一些“灰色”手段，例如向有资格的国有企业购买进口指标、在黑市购买外汇等。当时大家都这么做，但是一旦被追究就是违法，若不被追究，就是不违法的。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也是这么做的。在人民公社时期，华西村偷偷办营利性的小工厂。上级来检查的时候，厂门一关、工人全部去农田里生产。上级刚走，工人马上回去继续工作。正是依靠这些小工厂，贫穷的华西村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当绝大多数中国农村还在为能否办厂争论不休的时候，华西村的家底已有100万元固定资产和100万元银行存款，为以后成为名扬海内外的“天下第一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一章 近代以来中国管理学的发展脉络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重农抑商的，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关于商业方面的文化蕴涵，它的精神价值观曾经浸润了一代又一代的商人，以至于形成了所谓“儒商”的传统。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商朝据说就是“以商兴国”的典范，秦始皇也曾经为一位女性富商筑台以示褒赏，秦汉以后形成了“工商士民”的阶层结构，汉武帝时的桑弘羊等大臣都出身商人阶层。近代的徽商、浙商、晋商，无不是将(1)中国传统文化引申到企业管理之中而创造出奇迹的。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具有历史久远的管理思想，管理思想的发展是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发展密切相关的，从上古传说时期萌芽、夏商周时期产生、秦汉至隋唐时期发展、到宋元明清时期承接、鸦片战争后与国际接轨、改革开放后自成特色。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国管理学经历了从幼稚到成熟、从片面到系统、从思想到科学的发展历程。对近代以来中国管理学发展阶段的科学划分，本身就是我们对管理思想、理论变化、社会变迁，乃至对组织变革的本质性认识，但是国内学者对中国管理学发展脉络的研究至今仍然不够全面和清(2)(3)晰，甚至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笔者已经对此做过一些尝试。一、总体脉络
按照管理思想史专家许康教授的观点，总体来看，中国管理思想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见图1-1）：图1-1 中国管理思想的发展脉络（1）中国管理思想近代化的“前史”时期（16—19世纪前期），主要特征是资本主义萌芽形式的经营管理、军事管理和科技管理。（2）中国近代管理思想的“前科学化”时期（1840—1911年），主要特征是传统管理形式（封建管理体制）的没落和资产阶级早期经营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出现。（3）引进和吸收科学化管理时期（1912—1977年），时代背景为西方科学管理理论及其他理论开始形成并逐渐引进我国，以1949年为界又可以划分为上、下两个阶段。(4)（4）全面推进“管理现代化”时期（1978年至今），主要特征是市场经济得到发展、企业自主性增强、管理科学自主创新成分增大，(5)现在仍处在这个阶段。二、具体脉络
上述划分不无道理和逻辑，但是由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演进过程具有动荡、变迁和变革的特征，中国管理思想并不是按照线性规律均匀发展的，其中一些分支的发展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而这又是现有研究成果没有充分注意的一个问题。按照笔者的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管理思想可以按照下述的发展脉络进行分析（见图1-1）。（一）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管理思想的发展脉络1．鸦片战争以前
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实行闭关锁国的封建政策，根本不存在正式的工业，仅有一些处于资本主义萌芽形态的小商品经济以及尚未形成规模的封建手工业。当时的社会等级排名是“士、农、工、学、商”，可见商人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此时的管理主要是僵化的封建国家管理和尚且发达的军事管理，并非由商人进行的科技管理也比较发达。2．洋务派
西方国家的炮舰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清政府，却也将遵守条约的(6)“契约精神”示范给清政府，“契约精神”的普及则为现代公司的诞生准备了养分。鸦片战争之后，国门大开，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蜂拥而入。我国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相继对其仿效，自19世纪60年代起，陆续兴办了一些我国早期的近代工矿企业，由此形成中国近代管理思想最早的两个主要来源：洋务派企业和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1864年，李鸿章在一份奏折中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李鸿章不仅提出要(7)学习西方，还试图修改千年科举制度的取士标准。同年，恭亲王奕忻在呈递给清帝的一份奏折中也指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8)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早期的洋务派企业正是在这种技术主义迷信的前提下形成的。以“经世致用”为主要指导思想的今文学派学者魏源在《海国图志》里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要特征是重技术、不重管理，即学习西方的技术，搞技术主义迷信，基本不改变封建制度。例如李鸿章就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张之洞也指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精英阶层对传统文明的过于自信以及对制度重构的漠视成为近代化进程的最大障碍，这导致了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这次失败标志着洋务派求强路线的破产。但由于暂停了意识形态的争论，洋务事业在甲午战争后反而进入一个高潮期。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此时洋务派的管理思想才算彻底破产。洋务派创办的企业主要有三种形式：官办（主要是军工企业）、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其中官督商办企业所占比例最大，而官商合办实为官督商办。总体来看，官督商办企业的管理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相比军工企业要有所提高。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冯桂芬、郭嵩焘、容闳、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其管理思想的主要特征有：浓厚的封建性、严重的殖民地性、重技术而不重管理等。3．民族实业家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的失败也导致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控制的放松（以前重农抑商），由此逐渐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民族实业家阶层。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性质、作用与洋务派企业都很不相同，其最初出现可以追溯至1852年粤人郭甘章出资在上海虹桥兴办的船坞。在扭曲的社会背景下，民族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要紧抱“洋”和“官”的大腿，这种先天的羸弱注定了它们无法健康成长起来。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大致经过以下几个时期：19世纪50年代初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前的40多年，为产生时期；1895—1913年为初步发展时期；1914年“一战”爆发至1922年为进一步发展时期；1923—1927年国共分裂为危机与萧条期；1927—1949年出现了两种情形，即在国民党统治区呈现出衰退和破产的情形，在解放区则呈现出恢复与发展的情形。比较著名的早期民族工商业集团有：荣氏申新、茂新、福新集团，张謇的大生集团，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华新（纱厂）、耀华（玻璃公司）集团等。比较著名的民族实业家有：郑观应、张謇、周学熙、荣氏兄弟、陈嘉庚、穆藕初、范旭东、刘鸿生、吴蕴初、卢作孚等。民族实业家的经营管理思想的主要优点有：充分开发和利用“人和”的优势；善用自身优势，创造名牌产品；“人弃我取、避实就虚”的战略战术；注重西方科学管理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有机结合。在他们优秀经营管理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民族企业以弱敌强甚至以弱胜强，与外资企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民族实业家的管理思想经历的时间跨度最长，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完成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4．资产阶级改良派
资产阶级改良派（即维新派）思想属于近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范畴，反映了刚刚转化为资产阶级分子和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商人、地主和官僚的利益要求。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形成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1884年中法战争以前曾附属和依存于洋务派，但由于两者在对待“中学”与“西学”态度上存在差异（洋务派强调“中体西用”，而资产阶级改良派表现出更多的资本主义倾向，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主张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其显著特征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政治上的“君民共主”和经济上的“以商为本”，对变革的要求更为主动），因而从中法战争后开始从洋务派中逐渐分离出来。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彻底和洋务派分道扬镳，并且形成一个影响巨大的独立的政治派别。“公车上书”标志着资产阶级改良派集中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资产阶级改良派管理思想的理论本源主要是西学，其中作为灵魂和核心的则是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和“天赋人权”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资产阶级改良派管理思想一直延续到1927年国共分裂。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敌人是洋务派，因此其主要作用是积极的；1911年之后的主要敌人则是革命派，其主要作用则是消极的。5．革命派(9)
历史学家雪珥认为辛亥革命属于“计划外革命”。在笔者看来，革命派的产生确实有些偶然性和戏剧性。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28岁年轻气盛的孙中山曾经向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但李鸿章置之不理。同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与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管理思想不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利益的革命派则要求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进而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即不仅要学习西方的技术，更要彻底变革封建制度。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引进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同时，又引进了西方的现代科学管理思想，同时与中国的传统管理思想相融合，从而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行政管理思想。革命派的代表人物有孙中山、廖仲恺和朱执信等。革命派管理思想侧重于宏观的国家管理，如孙中山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行政管理思想，廖仲恺的新国家建设思想，朱执信的土地国有思想等。由于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所以中国很快进入军阀混战时期，此时也就谈不上管理思想的发展了。
综上所述，1927年国共分裂以前，中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来源有四个：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民族实业家和革命派。6．国共分裂至新中国成立前
1927—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管理重点有：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管理、国营工业的管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村级管理（如推行废弛已久的保甲制度）、舆论管理（思想一律、“党化”舆论）。蒋介石曾断言：国民经济建设“必赖国家之政治力量而后推行尽利也”。(10)一语道破了国民党政府经济管理思想的本质所在。此时期新民主主义政权（根据地、解放区）的管理重点主要有：苏维埃政府的国家组织管理、军队管理、经济建设管理、公营企业管理、村级管理等。由于早在土地革命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苏联就已经度过了新经济政策阶段（1921—1927年），进入集中计划管理时期（1928—1965年），并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建设。因此新民主主义政权也适当地参考了苏联的一些方法，结合国情对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组织管理工作，进行了严肃、科学的探讨和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管理思想的成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
如果上升到管理科学的高度，解放前是中国管理学的萌芽时期，在管理学教育（商学、商科、工商管理、工厂管理等课程的设置；高等商务学堂、商业学堂、商学院、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实业管理系等院系的设置）、管理社团组织（中华国货维持会、机联会、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工商管理协会等团体的成立）、管理学著作（杨铨和穆藕初对科学管理理论的最早翻译、张家泰的《工商管理ABC》等国人最早的专著）、调查研究（陈翰笙等开展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管理专家（民生公司创办者卢作孚、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等）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发展。（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管理思想的发展脉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管理思想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比较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开放这一时期；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到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时期；第三阶段为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1．计划经济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旧的行政管理、宏观经济管理以及企业管理等思想和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且鉴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照搬照抄苏联模(11)式，部分吸收西方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主要是通过行政区域、行政层次、行政原则来组织经济，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管理经济，强调中央统一的指令性计划，实行统一物价、统一就业。1956年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提出可以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之后，由科学家和工程专家倡导，开始大规模引进与创新西方的科学管理理论。这一时期，我国还进行了管理思想的经验探索与理论创新，如《鞍钢宪法》、“工业七十条”、“大庆经验”、企业多种经营等。
这一时期企业管理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49—1952年，企业管理的特点是破旧立新，变革企业管理制度；1953—1957年，企业管理的特点是全面、系统地引进苏联的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实行科学管理；1958—1965年，企业管理的主要特点是探索我国自己的企业管理道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体系；1966—1976年的“十年动乱”则使我国的企业管理遭受到严重的破坏；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后至1978年年底，我国开始着手恢复正常的企业生产运行秩序，但是受到“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禁锢，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依然如故，企业只不过是在恢复“文革”前的秩序，旧体制束缚下的企业管理只能是徘徊不前，不可能出现突破性的新进展。
最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的管理思想形成。这是一个包括行政管理思想、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思想、文艺管理思想、人才管理和教育管理思想、现代化军队管理思想、党务管理思想、柔性管理思想等的完整的计划经济管理思想体系。
从管理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为中国管理学的形成时期。2．经济体制改革时期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经济管理总的指导思想是“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和“简政放权”，实行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统一。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指引下，为了加快企业管理现代化的进程，总结我国的管理经验和大胆吸收、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理论与方法，我国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管理思潮，主要有全面质量管理、系统工程、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运筹理论、技术经济学等。
这一时期的企业管理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1年为企业管理恢复性整顿阶段（或放权让利阶段）；1982—1985年，为适应我国经济建设的要求，对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工作，同时进行了企业管理现代化试点，此阶段也称利改税阶段；1986—1992年为企业全面管理现代化阶段（或承包制阶段）。
最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的管理思想形成。包括社会管理思想、经济管理思想、行政管理思想、人才管理思想、教育管理思想、科技管理思想、文艺管理思想等方面，是极为丰富、独具特色、行之有效的，是以“实事求是”为根本原则、目标管理为其核心、民主管理为其特点、法制管理为其手段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管理思想体系。
从管理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是我国管理思想和理论最活跃的时期，无论在宏观管理理论、微观管理理论方面，还是在发展中国自己的管理科学方法、大规模吸收与消化西方管理科学方法方面，都取得了许多创新。这一时期中国管理学的最基本特点就是“改革创新”。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的企业管理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总体表现在：企业的管理思想、目标、体制和组织都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企业管理的内容逐步丰富和完善；企业管理手段进一步趋向现代化；一些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与国际标准开始在企业中应用；企业的基础管(12)理工作有所加强；企业管理理论逐步完善。
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后，我国管理学已经进入快速成长时期。199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管理科学部，管理科学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不仅一大批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得以出版，更多的国外管理理论也被引进我国，高校管理学教育与学术研究也开展得如火如荼，一些结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管理理论也得以提出和成熟，比如西安交通大学席酉民教授的“和谐管理理论”和复旦大学苏东水教授的“东方管理理论”等，都是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以“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为总原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管理学正在形成。————————————————————(1) 王圆圆：《国学与管理》，《管理学家》（实践版），2007年第7期，第39～44页。(2)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的研究热点有“五朵金花”之称（古代史分期问题、历代土地制度问题、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的形成问题），只有“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与本书主题有些许关系。(3) 王圆圆：《近代以来中国管理思想的发展脉络》，《管理科学》（人大复印资料），2007年第3期，第78～80页。(4) 管理现代化的一般含义，包括企业运行过程科学化、管理思想和理念的现代化、战略思维的系统化与开放化、组织文化的民主化和管理学科体系的完整化等。(5) 许康，劳汉生：《中国管理科学化的历程》，第4页，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6) “公司”一词源自在爪哇和外围岛屿通商口岸定居的客家人的方言“kung-sze”，他们通常将商行的执行人称作“kongsi”，此类人在南洋等地非常普遍。一本荷兰百科全书对“公司”进行过比较精确的定义：“公司是一个汉语里的词，它在很广泛的意义上指行会、合伙以及社团。几个世纪以来这个词在群岛地区（荷属东印度）的使用很普遍，后来这个词在荷兰语以及不同的土著语言里都很流行。从字面来说，它的意思是一般大众的管理和公共事务的执行。”从汉字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公司”就是“公共管理”。中国公司的兴起是与中国在海外的采矿工业的勃兴密切相关的，是从采矿业的小型的合伙制发展起来的。西方的股份公司最初在同治时期（1862—1874）引入通商条约。(7) 吴晓波：《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第6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8) 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三）》，第46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9) 雪珥，澳大利亚太平绅士，商人，《中国经营报》专栏作家。他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代表作有《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2010）、《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2010）、《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2011）、《天子脚下：1860—1890晚清经改始末》（2012）等。(10) 蒋中正：《总理遗稿》，第72页，广州，黄埔出版社，1958年。(11) 苏联模式，也称斯大林模式，指的是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确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及外交体制。(12) 沈志渔：《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企业管理50年》，《经济管理》，2000年第2期，第10～13页。第二章 后期洋务派的管理思想（1895—1911）一、时代背景
中国具有历史久远的管理思想（如《孙子兵法》至今仍因探索战略的一般规律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最系统的战略管理学著作），也出现过部分追求管理科学化（数学化）的典籍，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管理学。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仍未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管理学，中国在管理学领域还大大落后于世界管理学的发展水平。这种状况是不足为奇的：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化生产力及建于其上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水平很低，在社会生产中不占重要地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缺乏认识和解决近、现代经济问题的思想资料；中国人同西方接触时间不长，又是在激烈的碰撞、冲突中接触和交往的，因而对西方的材料和经验难以有比较充分、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中国近代所面临的管理问题很多，也很复杂、繁难，但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进行思想理论方面(1)的准备。
研究中国管理学，必须注意时代背景。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洋务运动中的管理思想，或者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管理思想，无一不是在国家和民族危急存亡之时涌现出来的。
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中国人民遭受外来侵略势力压迫的历史，但这种民族压迫的历史同历史上中国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征服不同，它不是单纯由军事力量强弱差别形成的，而是以经济管理制度先进和落后的差别为基础的。西方列强之所以能以武力战胜中国，在政治上压迫、奴役中国，归根结底是由于它们有比中国远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制度，从而有比中国强大得多的综合经济实力。因此，中国要想彻底摆脱外来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奴役，单靠进行军事斗争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是不得要领的，关键是必须找到在经济上摆脱落后、跻身于先进民族的道路，也就是找到发展中国的道路。人们从不同条件和角度为发展中国这一难题所提出的各种主张、方案以及为此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和验证，构成了百余年来(2)中国经济、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
早期中国工业的产生始于鸦片战争之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我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传统管理思想长期支配的局面也逐渐瓦解。1842年《南京条约》订立不久，主张“经世致用”的今文学派学者、中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向中国近代经济管理思想转(3)化的界标式人物魏源受“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委托编撰成了《海国图志》一书。尽管魏源提倡创办民用企业等设想未能立即产生实际效果，但他在该书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却引起强烈回应并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早期中国工业兴起的理论基础。魏源的口号指出了在鸦片战争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发展前进的途径和政治前提，指出了中国必须在坚持反对外来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情况下学习和采用外国的先进事物求发展、求富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对几千年来习惯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朝上国的知识界精英与士大夫而言，不亚于平地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引起了广泛的争鸣。更为重要的是，魏源还以其过人的观察力，对西方科学技术何以领先中国、中国如何“师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进而阐释了自己有关教育改革的思想。他对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提出了异议，主张变通其内容与方法，培养适应国家需要的人才。他的教育改革主张虽然未能被清政府所重视，但却是近代改革封建教育的第一声呐喊，为后来的洋务教育思潮的产生起到了(4)开路先锋的作用。
中国近代企业管理思想的两个主要来源是洋务派企业和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从经营方式来看，洋务派企业分为三种，即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官办企业指完全由清政府投资、管理的企业，主要是军工企业；官督商办企业指由政府出面、采取西方股份公司的招股形式征集私人资本而建立的企业形式；官商合办企业指由官方和私商按协定的认股比例，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企业组织形式，近代的金融行业多采取此形式，不过大部分此类企业本质上仍然是官督商办。“集盐务、西方式的股份公司以及中国传统的合伙商号等特点之大成”(5)（费正清）的官督商办是其中最普遍的形式，其余两种所占比重甚小。二、官办军工企业的管理
为了军事上的“强兵”需要和财政上的“富国”需要，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批有实力的督抚的倡导与支持下，清政府兴起了一股官办军工企业热潮。据统计，从1861年曾国藩建立安庆内军械所到1890年张之洞创办湖北枪炮厂的30年间，共建立(6)军用企业24个，产品基本上都是枪、炮、弹、药。其中，近代中国第一家新式工厂、晚清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于1865年成立，1868年8月生产出第一艘自行设计、制造的木壳轮船“恬吉舰”；1866年左宗棠创建福建船政局，造出第一艘铁甲军舰，组建第一支现代海军福建南洋水师，创办福州船政学堂大力培养海军人才。这些军工企业是洋务派为获得维护封建统治所急需的西洋枪炮，直接从西方引进新式机器而创办的，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奠定了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基础。在此之前，洋务派对新式工业连一些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设厂初期，他们也只能从所聘请的洋人和旧有官办手工业及封建政府的吏治等方面获取管理经验。在之后的企业管理中，真正掌权的洋务派大员高高在上，与企业接触非常有限，实际主持者又将企业视为中饱私囊的工具，加上从上到下大小官吏对管理的意义缺乏认识，玩忽有余而重视不足。所以，洋务派官办军工企业基本上并不存在真正的企业管理思想。
整体来看，洋务派官办军工企业具有以下管理特点：
第一，洋务派在总体上侧重对军工企业的财、物管理。从层层叠叠的管理层次可以看出，洋务派企图在督办大员的遥控下，通过众多级别的级级传递和层层钳制，以达到对企业实行管理的目的，企业管理是建立在长官意志、行政手段的基础上的。就管理的具体职能而言，洋务派明显侧重财、物管理而轻视生产管理。就经营的重点而言，对军事工业非常关注，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国营资本为主力，以创办大型企业为主轴，到后期则把重点放在铁路、矿务、钢铁等资源性领域。
第二，在人力管理方面，由于军工企业的管理是建立在长官意志的“人治”基础上，因而择人任事就成为洋务派突出注重的问题。洋务派选择管理人员，除必须为其亲信、能为其所用这一先决条件外，基本是按照威望、能力、私情这几条标准进行的。但是“能力”这一标准并未得到真正重视，因此造成企业中庸才当道、外行掌政、滥派滥委、冗员充斥的严重混乱现象。
第三，在财务管理方面，由于军工企业的经费由封建政府划拨，产品以无偿调拨为主，生产是非营利性的，因此在经营管理中，洋务派从未围绕营利问题进行过思考。但是在从事财务管理的过程中，洋务派还是很注意资金消耗、生产费用问题的，例如在企业生产的同时，他们仍在不断购买外国军火，并且进行价格比较，如果生产划算则停止购买，这里我们多少可以看出洋务派思想意识受到价值规律的影响。一些管理较好的军工企业，已经对产品的成本进行初步核算，从而制定该产品的费用标准，这使得以前落后的实报实销制度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进，使费用管理多少有了一些可资凭借的准则和具体办法。为了达到控制开支、防止漏洞的目的，洋务派对财务管理还采用了使不同人员互相制约的方法。
第四，在物料管理方面，洋务派也较为重视，一些企业还为此制定了初步的规章制度，如福州船政局对仓库的位置就要求应能解决材料及时周转的问题，江南制造局则要求对原材料的使用进行预算。多数企业加工现场已能做到认真登记原材料的消耗情况，这些措施明显地来自旧时官营手工业的做法。总之，在原材料的储存、领发、加工、成品检点等各个环节，洋务派都已能注意采取某些措施加以管理了。
第五，军工企业在关键环节的生产管理方面，反而最为薄弱。不过它们提出了“计日程工”这项措施，即对各主要工种的日工作量及各主要产品的加工工作量都要有所计算、核定。另外，洋务派一定程度上注意了对工人的技术培养，如在工酬方面实行“量才给值”、“随时损益”的措施。然而总体来看，洋务派军工企业存在着大量的弊病，如严重依赖洋人、机器配置不合理、缺乏设备维修更新、生产(7)效率低下、产品质差量少、成本高昂等。三、官督商办企业的管理
1872年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共招商人入股37万两白银，也是最早的官督商办企业，是近代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官督商办企业是由洋务派官僚发起或官方监督而招商承办的民用企业，是晚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利用私人资本举办工矿企业所采取的主要形式。采取这种形式，一方面原因是官府因经费不足，需要筹集商资；另一方面原因是商人想倚仗官势，兴办工矿企业。早期的20余家规模较大的企业绝大部分是官督商办形式，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中国电报局、汉阳铁厂等。这种企业的开办经费由商人出资（通常采用招募筹资的形式）或由官方垫支部分官款（然后陆续归还本息）。企业生产的目的除配合军事需要外，也是为了赚取利润。官督商办企业是“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李鸿章语），因此企业中普遍存在以官欺商、内部商股无权无利或少利的情况。企业盈亏名义上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实际上官方只享企业盈余而不负亏损责任。企业经营名义上委派出资商承办，而官方在企业中却派有督办或会办、总办，实际上企业实权操纵在政府官僚或其幕僚手中。晚清政府随时可以军事、经济需要之名，要求企业无偿支付贡款和提供各种服务。企业内部采用雇佣劳动形式，享有从清政府获得产品行销、减免税收等优惠(8)特权。
官督商办企业是民族企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与外国资本主义处于对立地位，对于排除外国势力的各种干扰，积累社会资金完成各种大型事务，抵制外国经济侵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其自身浓厚(9)的买办性和封建性，大型官督商办企业在最后都成了内外反动势力、派系权力斗争的牺牲品，除了被外国侵略势力吞并外，它们大抵为中国官僚资本的逐步形成准备物质基础，总体地位日渐衰弱。洋务派官(10)督商办企业具有以下管理特点：
第一，对管理的总体认识比军工企业上升了一个台阶。这是因为官督商办企业已带有明确的营利目的，已属于与市场联系密切的商品生产。买办出身的唐廷枢在筹办开平煤矿时就提出了兴办企业应“照买卖常规”的原则，在稍后的开平煤矿“开办规条十则”中对这一原则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按本局原定章程第五条，事无大小悉照买卖常规办理，所有官场习气一概汰除。是本局所用之人，所办之事，均(11)须仿照生意规矩，不得另开面目，虚具排场。”这实际上提出了民用企业管理的总原则。另外，从官督商办企业管理组织系统的设置来看，职能机构中已经出现了与生产管理有关的单位，管理的层次也减少了不少，这都是比军工企业先进的表现。
第二，在企业管理的具体职能方面，官督商办企业也有所提高。在人事制度方面，商股普遍提出了参加管理的要求，企业名义上设置了股东大会与董事会；在财务管理方面，企业普遍提出了账务公开的要求，形成了比较严密、系统的账目登录方法，并形成了折旧的概念，同时比较注意节省开支，并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在物料管理方面，对原料、产品的储运等都显得更加主动、有计划；在生产管理方面，已能从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上进一步认识机器的作用，机器保养及设备更新等观念也开始形成。
总体来看，官督商办企业的管理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相比官办军工企业有所提高。但是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人事管理中的封建性、生产管理上对洋人的严重依赖、财务与物料管理上漏洞百出。(12)虽为“公司”，却因在国家的保护伞下生存导致管理结构异于西方的股份制公司，整个管理仍然是落后的，思想认识水平仍然比较低下。1887年御史董俊翰和翰林院侍讲王先谦上报朝廷的两份监察报告，以及户部调查轮船招商局腐败的报告，都深刻揭露了官督商办企业的(13)各种漏洞。四、后期洋务派的管理思想1．冯桂芬
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1840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在1851—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同时也是清政府所经历的一次空前的内忧外患交乘时期）著书立说，从较广泛的范围探讨各种经济管理问题，而其作品内容又能够从一定角度反映出当时的时代特点。因此成为对此后的经济管理思想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的唯一一人。他的管理思想在许多方面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有一致之处，对以后的一些改革思想家如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陈炽等人也有相当影响。其主要著作《校邠庐抗议》成书于1861年，是鉴于签订《北京条约》有感而发，提出了40条改革建议，成为继魏源《海国图志》之后进一步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鼓吹者。该书中阐发的思想，成为中国地主阶级“经世致用”思想向资产阶级维新改革思想转变的中介，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近代觉醒。他继承并进一步发扬了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他所主张的“师夷”不仅包括学习新式工业以及使用机器进行农耕，还认识到“洋器”与“西学”的联系，把“师夷”扩大到各种自然科学的范围。近代中国他第一个把“师夷”和“变法”联系起来，从而使“变法”与古代封建制度范围内部的变法相比具有了不同的新内容。不过，他所说的“师夷”、“变法”还主要局限于生产力和自然科学的范围，对封建统治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枷锁——所谓的“伦常名教”，他则认为是不可触动的立国“原(14)本”。冯桂芬提出的“本辅论”成为后来“中体西用”学说的源头。他的管理思想大概可以分成两类：“除弊论”（均赋、减赋、减租、改革漕运制度和土贡制度）和“裕国论”（发展茶桑生产、开矿、引(15)进西方农业机器）。
冯桂芬的主要管理思想有：
第一，学习西方。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工艺技术，而且要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理论；在学习西方的时候，特别强调要保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学习西方，不能全盘照搬照抄，重要的是要有创造性。
第二，关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思想。冯桂芬深刻抨击了晚清科举制度，比较全面地对封建晚期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把脉和诊断，为近代废除科举制度做了大量的清扫心理障碍工作；他的教育思想中已经出现了普及教育的初步构想，为近代兴学校、建立学制、普及教育提供了思想基础；他在上海广方言馆设置的中西合璧的课程结构模式，为近代学校课程提供了蓝本；他还建议在上海设立同文馆，指出“今通商为时政之一，既不能不与洋人交，则必通其志，达其欲，周知其虚(16)实情伪，而后能收称物平施之效”。
第三，新的吏治思想。龚自珍和魏源开了改革封建弊政和学习西方先进事务的先河，不过在他们的思想里，改革封建弊政和学习西方仍是互不干涉的两回事。冯桂芬突破了上述局限，他对西方的学习已经进入政治制度这一层次，并以此为参照系来对封建制度的种种不合理性进行批判，使两者初步水乳交融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企图用“西药”来为清王朝疗疾，这是吏治思想的一个重大进步。
第四，外交思想。他不仅提出了“和戎（对外）自强（对内）”的总体外交战略，而且提出了讲求诚信、讲求公理、利用矛盾等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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