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迈克尔·霍恩(Michael B. Horn),(美)希瑟·斯特克(Heather Staker)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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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学习：21世纪学习的革命试读：
赞誉
学校对科技的兴趣飞速增长，这意味着关键要有杰出的领导者、教育者才能驾驭好这些创新的工具，使得物尽其用。本书为读者提供了混合式学习的指导，确保学生的成绩能够提高。——丹尼尔A.多梅内克（Daniel A.Domenech）美国学校管理者协会执行理事
本书不仅描述了各种混合式学习模式的特征，还为学校的行政人员、教师和家长精心规划了一张蓝图，他们可以据此在学校中真正实现混合式学习。正如作者霍恩和斯特克在本书中所说的，当今教育最需要的是持续不断的创新思考，充分利用灵活的学习模式及其带来的巨大潜力。对于任何一个想要顺应教育巨变的弄潮儿来说，本书是一份非常宝贵的资源。我会推荐我们团队的每个人从头到尾仔细阅读本书。强力推荐！——杰米·卡萨普（Jaime Casap）谷歌全球教育宣讲师
我们的学校需要改进，巧妙地运用科技可以推波助澜。本书作者在上一部开山之作《创新者的课堂》的基础上，带领我们一步一步正确地运用混合式学习。对于以学生为中心的学校管理者以及教育者来说，本书是一本必读经典。——乔尔·克莱恩（Joel Klein）Amplify教育公司首席执行官、纽约市教育局前局长
本书将《创新者的课堂》的创新之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书为教师和学生们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大门，让每个学习者都可以设计个性化的学习方式。在这份蓝图的驱使下，教育者、管理者、政策制定者和社会领导者可以打破美国的传统教育壁垒，开发创新的教学与学习环境，帮助学生在科技时代的全球经济背景下取得成功。——裴铎丽（Bev Perdue）DigiLEARN创始人兼主席、北卡罗来纳州前州长
美国课堂正以不可抗拒的步伐迈向数字资源时代，迈克尔·霍恩和希瑟·斯特克在本书中完美地诠释了环绕在这种时代洪流中的挑战和机遇。本书将会成为教师、行政人员以及创业者的无价资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利用科技的工具，让美国的每个孩子变得优秀。——简·斯威夫特（Jane Swift）明德语言交互学习公司首席执行官、马萨诸塞州前州长
数字革命正在我们身上上演，而教师渴望更好地与学生沟通，为他们提供卓越的教育，让他们在快速发展的世界取得成功。《创新者的课堂》展望了教育界的数字化图景，而本书将其内容进一步升华。通读本书，我们将会了解到作为教育者，如何在新世界中立足，如何利用混合式学习的手段，为学生提供应有的教育。——特里·格里尔休斯顿独立学区校监
本书深刻而富有见地地探索了混合式学习的图景。作者不仅列举实例说明在线学习能够强有力地推动教育个性化，更揭示出在线学习对于推广学生自主教育的无限潜力。有了本书在这场教育探讨中的贡献，我非常有信心看到教育超越简单的定制化，走向真正的个性化——在教育中弱化传教，强调自主发现。——乔安·巴托雷蒂（JoAnn Bartoletti）全美中学校长协会执行理事
在众多教育改革、教育提升以及科技教育的呼声中，霍恩和斯特克的观点新颖又实用。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混合式学习的三大挑战：个性化、平民化和低成本，并一一举出解决方法和实施策略。作者生动地描绘出这样的场景：学生渴望主导学习，主动参与和探索学习资源，利用已有的知识去引导自己的知识内容，而老师可以将精力集中在更需要关注的学生身上。在这种模式下，每名学生都可以熟练掌握所学的知识。在提高大学教育以及职业准备方面，本书为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本书是教育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的绝佳读物！——吉姆·格林格（Jim Geringer）DigiLe公司副主席、怀俄明州前州长
作者简介
迈克尔·霍恩（Michael B.Horn）是克莱顿·克里斯坦森颠覆式创新研究所的共同创办人，并担任教育项目的执行主任。他领导团队通过研究颠覆式创新对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影响，来为教育政策制定者和社区负责人提供智力支持。他的团队旨在将庞大而僵化的、工厂模式的教育系统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制度设计，并成功地教育学生且使他们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
2008年，霍恩、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和柯蒂斯·约翰逊合著了获奖图书《创新者的课堂：颠覆式创新如何改变教育》，《新闻周刊》将该书评为“我们这个时代的50本书”中的第14名。霍恩还出版过几本关于混合式学习的白皮书，并与弗雷德里克·赫斯一同编辑了《私人企业与公共教育》一书。他还和硅谷学校基金的布莱恩·格林伯格为一些大的出版物如《福布斯》《华盛顿邮报》《经济学人》《赫芬顿邮报》和《教育周刊》开设了“混合式学习101”——这是一个由五个单元组成的系列免费在线课程，与可汗学院合作而成。
霍恩还定期出席州立法会议，并且经常作为主旨发言人出席美国教育会议和发展规划会议。《技术与学习》杂志认为他是在教育技术运用的创造和进步方面最重要的100位人士之一。
此外，霍恩还在一些委员会任职，包括担任《教育下一代》杂志的执行主编，这本杂志以教育政策建议与研究为主要内容。他还任职于飞达利斯教育（Fieldlis Education）和硅谷学校基金（Silicon Schools Fund）董事会。同时，他也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育创新咨询委员会成员、马萨诸塞州数字化学习咨询委员会成员、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赫钦格教育及媒体研究所咨询委员会成员。霍恩拥有耶鲁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还是2014年艾森豪威尔学者奖获得者，并在越南和韩国进行了教育体系的研究。
希瑟·斯特克（Heather Staker）是克莱顿·克里斯坦森颠覆式创新研究所的教育实践项目高级研究人员。她在广播和电视节目中出任嘉宾，并在全美的立法听证会上担任混合式学习、基于能力的学习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设计的发言人。她所著或合著的重要出版物包括《基础教育领域混合式学习的兴起》《基础教育混合式学习的分类》和《基础教育混合式学习是颠覆式的吗》。
2012年，她被学乐集团（Scholastic）评为教育界值得关注的五位人士之一。她为《教育下一代》《犹他新闻》和THE Journal撰稿，也经常作为主旨发言人出席全美的教育与创新会议。斯特克还是Brain Chase的联合制片人，Brain Chase是一个为期六周的世界性的学习探险，为8年级以下的学生设计的暑期探寻巨大宝藏的活动。
在就职于克里斯坦森研究所之前，斯特克是麦肯锡公司的战略咨询师，并于彼得·威尔逊州长任期内担任加利福尼亚州教育委员会成员。她还曾任职哈佛大学，为教学人员讲授美国历史；她建立了一所合作式的幼儿园；她还帮宝洁公司的玉兰油品牌进行过市场营销。她获得了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士学位和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她幸福地嫁给了阿伦·斯特克，他们共同养育了五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推荐序当颠覆式创新遇上范式
我们是教育改革的先锋。长久以来，人们不断争论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的学校遇到困境，也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解决方案，但并不存在灵丹妙药。每个校园都有一套方案，然而由于学校运作方式的差别，每个方案常常和另一个方案背道而驰。混合式学习的出现，为美国的
[1]K-12学校教育提供了机会，超越曾经所做的权衡和取舍。请允许我通过介绍“范式”与“颠覆式创新”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来解释以上这种观点。
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介绍了“范式”的概念，这是我读过的最有用的书之一。它基于库恩一生对科学史的研究，用一种简单且通用的模型，概括了认识体系的出现和改进。强调库恩的模型并非由于它是最先开始讨论认识体系的，而是因为它关注了认识体系是如何演进的。
认识体系通常从两种事物之间模式的假设开始。增强认识的方法通常是“反常的”—发现原有模式无法解释的新事物。反常迫使研究者重新审视原有的因果解释，并对它进行调整，使其能够解释新观察到的事物。尽管这个对抗和解决反常的过程曾经难以阐明，认识体系仍逐渐开始能够解释更多的事物。
在某些时候，一些认识体系中因果关系被广泛理解和接纳，研究者的工作很自然地建立在这种理解之上，库恩将这种理解称为“范式”。它描述了观察和推敲的模型，需要问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应该如何结构化和解答，研究的结果应当如何解释。
研究者很少质疑一种范式，因为它对理解这个领域发生了什么事情非常有帮助。于是他们认为它是有效的，称为“常规科学”。这需要学习如何衡量事物，定义并描述现象，探究范式应用的边界。很多这类的工作需要分组和比较，这也是研究者不断发现反常的方式。当他们观察到反常，他们会调整和重述范式来适应观察到的新事物，或者他们规定，反常发生在范式应用边界之外。
然而某些情况下，研究者会发现一个范式无法解释反常现象，他们通常会将其悬置起来—相当于学术界的“悬案”。当研究者发现另一个范式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时，他们仍旧将其放在一边成为悬案。当积累了足够多的悬案，某个大胆的研究者会一起研究这些现象并声称：“伙计们，看看这些悬案！你能看到它们的共性吗？范式一定是错了！”
通常，只有当一个理论应用于其他科学领域，并且对范式熟知的拥护者没有太多相关领域的背景时，理论能够揭示出反常现象的共性。正因为如此，拥护者通常会誓死捍卫原范式的有效性。事实上，他们用来学习这一科学领域的本能工具致使很多人无法看到质疑这些理论的反常现象。因此，库恩观察到，那些受过不同训练的新研究者，常常是推翻范式和发展新知识的先驱。
这个发展、测试、推翻范式的过程时刻都在进行。它不是一个突发的事件，它通常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来构建和怀疑这些范式。
同时，人们出于不同的目的使用“范式”这个术语。很多人从未读过库恩的书，他们运用这个术语是为他们的演讲润色，达到“范式转变”的效果，来支持挑战者发起的学派思维争斗等。据我所知，“颠覆式创新”这个词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被无知的人们滥用，为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来辩护。
战略与创新的关系
常规科学研究中，人们要花很多精力进行权衡，我们可以用一个二维坐标图来说明：纵轴代表的事物多，横轴就相对要少。这种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被称为“效率限界”，它可以是直线、凸曲线或凹曲线。例如，发射卫星就需要一种权衡。近地轨道可以使卫星通信更快速，但需要卫星小而轻，并只能具有单一的功能；远地轨道卫星可以较大并且具有多重功能，然而它的造价会很高。
我的朋友迈克尔·雷纳（Michael Raynor）和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将公司或产品权衡的效率限界称为“战略”。战略需要权衡。在教育领域，这种权衡可能会表现为：应该使用单向的教学模式（讲授），还是双向的教学模式（讨论）？究竟使用个人导师模式，还是集体授课模式？应当在规模经济趋势下设立大型学校，还是设立小型学校确保降低师生比？这些是根据理论限界进行的战略选择。当明确了一个战略，教育实践者关注的创新被称作“持续式创新”，这类创新可以让好的产品更好，可以帮助你更高效地实现你的选择。
卫星设计和放置上的范式并不能决定权衡边界的最优点，相反，它定义了需要讨论的权衡点和进行评估的尺度。在教育领域，范式约定了师生比或研究学习（参与）与讲授学习（吸收知识）之间的权衡。常规科学很少质疑这些权衡的存在。
颠覆式创新的出现，预示着创业者或技术人员找到一种打破权衡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更多地给予某些事物，而不需要减少另一些事物。通常，打破权衡意味着推翻一种范式。颠覆式创新与推翻范式（及行业领袖）非常契合的关键原因是，持续式创新是静态的，它为那些过去决定的权衡关系服务。
那些有远见的颠覆式创新者最初也接受了在旧范式下确立的权衡关系，但他们看到，技术进步的曲线远远超过了客户能够使用的技术水平。随着技术的性能从“不够好”到“非常好”，这种权衡关系被打破。在颠覆式创新理论中，技术进步曲线的切入释放了阻碍权衡关系发展的限制因素。
具有颠覆性的技术进步曲线总是始于低端市场未得到满足的客户需求。在教育领域，大多数像我这样的老师，至少口头上，早已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线教育的到来将颠覆性地超越传统的课堂学习。但是，我们一致认为，在线学习不可能模拟现场讨论，无论是在高中、大学的高级研究研讨会还是基于案例教学的哈佛商学院。在颠覆式创新理论的大举进攻下，我们一度把这看作传统教学的避风港。
然而，现在谈谈我的朋友埃斯彭·安德森，他是位于奥斯陆的挪威管理学院的教授。埃斯彭正在打破课堂教学的权衡关系，他的做法是颠覆性的并且在不断发展。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埃斯彭因为体验原因需要待在波士顿，而他的学生要在奥斯陆通过案例教学学习。埃斯彭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他把自己的签名领结系在奥斯陆教室的机器人身上，在机器人脖子上方安装他的苹果平板电脑，并把机器人的无线操纵杆带到波士顿指挥机器人。埃斯彭的学生则坐在奥斯陆教室指定的座位上，每个座位上有三个按钮。一个按钮传达给埃斯彭的信号是“我想发表意见支持你刚才的看法”；另一个按钮传达的信号是“我不同意你刚才的观点”；第三个按钮传达的信号是“我想就其他主题发表意见”。这让埃斯彭可以根据学生象征性地空中举手来与学生互动并引导课堂讨论的方向。然后，埃斯彭还可以象征性地走到白板前总结学生们的发言，也可以走到某个学生面前，不仅仅是口头回答，而且可以运用肢体语言对学生的问题进行回应。
我讲这个故事并不是想说K-12教育将来会变成埃斯彭的课堂那样，而是想说明技术进步的速度远比人们运用技术的能力超前。埃斯彭正在向我们展示曾经隐含在某些教育范式中处于绝对地位的权衡关系现在正在被打破。
下面我们来描述这一过程：所有事情都不是一朝一夕就发生的。未来和过去同时存在于当下，但它们不是均匀分布在这个世界上（威廉·吉布森、肖恩·卡罗尔等人都曾有过类似的思想）。那么埃斯彭·安德森的教室存在于未来还是现在呢？
如果我们只是等待未来成为现实，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等待那些关于教学新方式的数据呈现出来，这些数据将会继续与其他数据存在冲突，最后现实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为基础，你的数据就没有发言权，也没有更令人信服的逻辑。行动和变革的基础是理论，而不是数据。
许多关于教学的范式，在过去都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现在我们的理论性创新，给不断涌现的数据赋予了意义。包括埃斯彭在内的来自课堂教学的数据，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表明教育中的权衡关系正在被打破。
我能意识到，过去作为一名教师，我被已存在的权衡关系所束缚。但我的创新是可持续的。我一直是一名好老师，学生也像我一样思考问题或者与我有类似经历，而在教学生用不同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时，我充其量是个中等水平的教师。在线学习为每个学生提供了与其需求相匹配的接受定制学习的机会。为了有效刺激与学生们的讨论，我不得不降低选课名额。我一直认为教学就是“教师教，学生学”，然而这种方式再也不复存在了。激发大量来自不同地点的学生进行讨论，现在已经成为可能。除了老师教学生，学生们彼此之间也能互相学习。我们都在学习如何学和如何教。谢天谢地，正如埃里克·霍夫所说：“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学习者才是继承未来的人。总是自以为饱学的人通常发现自己完美的知识储备只适用于一个不复存在的世界。”
本书由我的同事迈克尔·霍恩和希瑟·斯特克所著，书中精彩地描述了教与学中多种权衡关系正在被打破的事实。现在我们不需要以此消彼长为代价，就可以满怀信心地实现预期。随着在线学习能力在技术进步曲线上的攀升，越来越多的权衡关系被消除，混合式学习为个人教与学的最优化提供了机会。混合式学习为求知者整合了现有新旧范式的优点。本书旨在帮助教师、学校领导、教育主管以及家长学习如何实施当今的混合式学习，而不是置身事外等待未来的出现。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于哈佛商学院
[1] 美国K-12 教育是美国基础教育的统称。“K”代表Kindergarten（幼儿园），“12”代表12 年级（相当于我国的高三），因此也被国际上用作对基础教育阶段的统称。—译者注引言
你走进一所学校，只见校园整洁、色彩明亮。墙上挂着学生们的美术作品，图书馆里陈列着丰富的藏书。教师们工作兢兢业业，教务人员将整个学校管理得井井有条。学校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内容，包括电脑课、体育课、旅行考察等。其实，在全世界，很多学校都在苦苦挣扎，《等待超人》和《一项被否定的权利》这样的纪录片披露了公立学校令人失望的现状。当然，也有很多做得很好的学校。大多数父母也相信自己孩子所在的学校，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城市的还[1]是乡村的，都在为孩子提供很好的教育。
本书主要讲述的是在线学习在学校的运用，或者说混合式学习在学校的发展。本书不仅希望帮助那些想对学校现状做出重大改变的人或者那些已经在思考混合式学习的人，也希望为那些对现有学习方式感到满意的人打开眼界。数字革命将改变整个世界的学习方式，而学校也处在发展的转折点上。即使在线教育的风潮还没有吹进你们当地的学校，它迟早会来。《创新者的课堂》一书的作者（包括迈克尔·霍恩）早在2008年就做出了这个预测。当时他们预计，到2019年，50%的高中课程将采取在线学习的形式。
几年之后的今天，这个预测看起来依然适用，甚至可以说还过于[2]保守。对于在线教育发展的时间节点，人们可能会有争议。但我们认为，更有趣的问题在于，在小学、初中及高中教育中普及在线教育是否是一件好事。在线教育为学生带来的是一种积极的变化，还是让我们的教育体系陷入缺乏人情味、过分追求技术自动化的深渊？我们如何保证在线教育发挥积极的影响？
[1] 美国人对社区内的学校一直给予高分评价。例如，在2013年，71%的父母亲给他们的长子所在学校予以A或者B的评价。见2013年9月由菲德尔塔·卡潘主持的“第45届盖洛普公众对公立学校态度的民意测验”，V95N1，p.21（http://pdkintl.org/noindex/2013_PDKGallup.pdf）。
[2] 《变得更聪明》（Getting Smart）的作者汤姆·范德·阿克（Tom Vander Ark），在胡佛学院的一次会议上声称，《创新者的课堂》中关于50%的高中在10年后都会采用在线学习或者混合式学习的预言，似乎在5年前看起来还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他相信这一预言会在预定的日期成为现实。参见Tom Vander Ark，“Blended Learning in K–12Education，”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January17，2014，Policy Panel.颠覆式创新的范式
问在线教育是不是一件好事，就像问电子邮件、塔吉特（Target）和特波税务软件（TurboTax）是不是好东西一样。美国邮政服务公司可能不欢迎电子邮件，但除它之外几乎所有人都会发现，比起邮寄信件来，电子邮件让人们相互的联系更快捷、更方便、费用更低；梅西百货可能不欢迎塔吉特，但无数的消费者都很高兴看到自己的生活品质因为有了折扣零售商而得到提高；美国布洛克税务公司（H&R Block）与其他税务审计公司可能不欢迎特波税务软件，但是无数个人用户和小型公司都把特波税务软件看作上天派来的好帮手。
电子邮件、塔吉特和特波税务软件都属于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坦森所称的“颠覆式创新”。虽然乍听起来，颠覆式创新不会是很多教育工作者所欢迎的，但它确实能带来很多好处。颠覆式创新说的是这样的产品或服务：它们由针对低端消费者的简单的产品或服务发展而来，这些人限于自身的财富或技术，原本没有机会享用这些产品或[1]服务。例如，在特波税务软件出现之前，很多人只能苦苦地用铅笔和计算器来统计损益，因为他们请不起专业的税务审计公司。但是，Intuit的特波税务软件“颠覆”了现状，也“颠覆”了专业税务公司的市场，它为几百万请不起税务公司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简单、便捷且负担得起的方式，帮助他们在没有专业人员指导的情况下，也能准确地完成税务报表。
颠覆式创新是以新的游戏规则参与竞争。这意味着，它们与当前市场的标准完全不同。通常，它们新的服务优势会集中在诸如廉价、便捷、易访问及简单。例如，特波税务软件让那些负担不起布洛克税务公司一对一税务服务的人，或者居住地离布洛克税务公司服务网点过远的人，动动手指就能享受到税务服务。
不仅如此，布洛克税务公司之前几百万的个人客户和小型企业都选择了以特波税务软件替代布洛克税务公司的服务。这展示了颠覆式创新在努力赢取要求苛刻的客户的过程中，给市场带来的无情改变。为了做到这一点，它们必须在现有的标准下做得更好，同时保持廉价、便捷、易访问、简单的优势。在前面的案例中，传统税务服务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以其专业能力帮助处理复杂的税务状况。最初，波特税务软件帮助客户处理这些方面的能力是有限的，它只是简单地为那些获得一点帮助就感激不尽的人们，以可负担的成本提供便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从传统税务公司那里获取更多的客户，特波税务软件逐渐具备了处理越来越复杂问题的能力。它同时还增加了诸如“即时聊天”和“咨询专家”等功能，来提供实时的帮助。如今，它已经具备了足够专业和精细的服务能力，因此很多客户纷纷舍弃了传统税务公司的服务，而采用特波税务软件。这种转变获得了双重的好处：一方面是其专业服务能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产品的便利性和可负担性也不断增强。当然，使用特波税务软件的效果可能永远比不上最资深专家的一对一服务，但是对大量的客户来说，它已经够用了。
[1] .Clayton M.Christensen，The Innovator Dilemma（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7）.颠覆式创新与在线学习
颠覆式创新的模式有助于我们理解，在K-12阶段采用混合式教育究竟是好是坏。一方面，“颠覆”两个字说明了，为什么最早采用在线教育的通常都是传统学校之外的机构，而不是作为直接向主流学生教授数学和阅读的解决方案（虽然也有很多学校正在这么做，稍后我们会讨论）。与其他颠覆相似，在线学习最早也是用于为那些没有其他学习途径的学生服务的。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非消费”（nonconsumption），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除了颠覆式的方式，没有其他方式可以采用。在K-12阶段，最早使用在线教育的领域是学校教授起来有困难的高阶课程；或者在一些由于条件所限，无法以优秀的师资来教授某些领域优质课程的小学校；或者是用于为需要补考才能毕业的学生提供的补习课程；或者是提供给在家上学或闲居在家的学生使用。这些学生因为没有其他学习途径，因此即便是极为普通的在线课程，对他们来说也已经很好。
但是，正如其他成功的颠覆性创新为了吸引更多有需求的客户而向高端市场进军，在线学习自出现之日起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这种颠覆性创新模式可能是平缓的，因为它确保低端颠覆性技术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善。与10年前相比，美国国内的网络接入速度越来越快，也越来越稳定。虚拟交流工具，如Skype和谷歌的Hangouts，使同步在线通信变得操作简单且价格低廉，在线内容也越来越吸引人。大多数学生都有一台触手可及的网络设备，不论是笔记本电脑、[1]平板电脑还是智能手机。
此外，越来越多的学生正在进行在线学习，与此同时继续在传统的实体学校学习，这种现象被称为“混合式学习”。混合式学习的出现是在线学习向高端市场进军的一种途径。通过增加实体学习部分，在线学习可以为绝大多数学生提供更多的监管、面对面的指导教师以及亲身体验，这些学生需要在线学习帮助他们获得知识和技能，如同他们需要学校那样。本书聚焦于混合式学习在基础教育的兴起，也着重关注学生、教育者及学校对这种学习方式引人注目的应用，与此同时，混合式学习的势头也越来越猛。
我们现在回到最初的问题：在线学习的增长是一件好事吗？我们应该为了保护传统课堂而与之抗衡吗？
对一部分人来说，答案是清楚的。对那些学校不能满足其需要的学生来说，在线学习是一件好事，聊胜于无。它也为数以万计的学生提供了重修学分的解决方案，否则他们将没有办法重新修习不及格的课程来按时毕业。它为那些想学习大学预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AP），但是所在高中没有提供这些课程的学生提供了机[2]会，这种情形在目前的高中大约占40%。每年它为大约235万名在[3]家学习的学生提供了潜在课程体系。在线学习还为众多学生提供了学习课程（高级和基础的课程）的机会，这些课程是大学入学所需要的，但是学生所在高中缺乏相应资源提供。
非消费的发生率出奇的高，特别是在高中阶段。实际上，大约每个高中学生都会与一种他们所期望的学习机会失之交臂，但从在线学习中受益。2007年，26%的学生就读的高中没能为他们提供任何高级课程—几何学、代数II，更不用说微积分了，没有生物学、化学和物[4]理，也根本没有高级英语课。
但是，对学生来说，公立学校—无论是学区内的学校或政府特许学校—和私立学校，哪种学校能提供更全面的课程和选择？它们是不是将在线学习的颠覆性视作一种不入流的时尚？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后退一步，回顾这幅图景：为什么即使在最好的学校里，传统的课堂模式都不足以满足学生能在当今世界取得成就的需要，也无法回应为何我们能做得更好这一问题。
[1] Pew Internet Teens and Privacy Management Survey，July26–September30，2012，http://www.pewinternet.org/datatrend/teens/internet-user-demographics/（accessed March25，2014）.此外，根据Speak Up2013National Research Project，89%的高中生报告说他们拥有一部智能手机。参见http://www.tomorrow.org/speakup/pdfs/SU2013_MobileLearning.pdf.
[2] College Board2013public schools database and AP Program data.
[3] 这一数据源于让孩子在家接受教育的家庭数量—204万户，以及进入全日虚拟学校学习的学生数量—31万人，这两项数据的组合。严格说来，进入全日虚拟学校学习的学生不是在家接受教育的学生，因为前者的教育由国家资助，但是其中大部分学生仍然在家学习。参见Brian D.Ray，“2.04Million Homeschool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2010，”National Home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January3，2011（http://www.nheri.org/HomeschoolPopulationReport2010.pdf）and John Watson，Amy Murin，Lauren Vashaw，Butch Gemin，and Chris Rapp，Keeping Pace with K？2Online&Blended Learning：An Annual Review of Policy and Practice，2013，Evergreen Education Group，http://kpk12.com/cms/wp-content/uploads/EEG_KP2013-lr.pdf.
[4] Connecting Students to Advanced Courses Online：Innovations in Education，prepared by WestEd for 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of Innovation and Improvement，2007，pp.3-4.实际上，不太严峻但是也不太有害的是，如今成千上万的加州学生所在的学校，都无法提供完整的加州大学或加州州立大学系统入学所需要的课程。基于工厂模式的学习
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斯阿尔托斯（Los Altos）学区，是个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小城，那里有所桑塔丽塔小学（Santa Rita Elementary School）。2010年以后，该校如同全美其他学校那样，拉开新一轮教改的帷幕。该校5年级学生杰克，那年他的数学成绩曾是全班垫底的，虽曾努力，仍无收获。遇到这类学生，学校的典型做法就是把杰克安排到全班数学成绩很差的那一组里面。如此一来，杰克若不读到高中是掌握不了代数运算的了，杰克考大学与就业就难说了。
但杰克的故事最终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桑塔丽塔小学为杰克所在班级搭建了混合式学习环境。通过可汗学院（Khan Academy）70余天的数学网络教学，以及一周3~4天的习题演练，杰克的数学成绩突飞猛进，一跃进入全班前四名，杰克已经在学高年级的数学了。
杰克这种飞速进步有如电影和魔术般神奇。在线学习的魔力，在于帮助教师因材施教，更好地个性化满足学生学习需求，杰克正是其[1]中一例。
追溯学校的发展历程
百余年前的学校，有些违背个别化、个性化教学的理念，因为在这里只需要教学流程与学绩测验的标准化。20世纪后情况稍有改观，遍布全美的学校网点，在推进教育的个性化方面取得进展，但并不能经济、高效地为大量学生服务。1900年，全美5~19岁青少年当[2]中，仅有50%上学。当时工业化的美国社会涌现出大量工厂。为了应对人数庞大的学生群，教育者不得不借鉴工厂的高效管理模式，创建一个通用的教育体系。该体系是让学生要按年龄分年级，分班之后[3]要集中在教室内听一位教师讲课，要遵守标准化的教学与测验。当时的理念是：依据年龄相仿分年级、分班之后，教师按“统一的科目、统一的讲课方式、统一的讲课进度”来授课。学校通过这种标准化、[4]统一化的处理，就能大大扩展招生规模。
当时这种分年级、分班的工厂模式特别实用。截至1930年，超[5]过75%的学生读上高中，45%的学生得以高中毕业。实施工厂模式[6]的学校，推动了当地经济建设，帮助数百万人成为中产阶级。1900年，大部分毕业生无需更高层次的教育就能走进车间工作，当时仅有[7]17%的工作需要文化知识。许多高中生辍学，不参加大学招生考试，[8]或者没完成大学学业。更不好的一点是，如果学生不学无术时，学校也不会干预太多，美国经济也似乎没受到影响。如果托马斯·杰斐逊总统在世，他可能仍这样看待教育体系—一个通过各种手段筛选具有成功潜力的学生的体系。翻阅杰斐逊关于理想学校体系的相关论著，他将学校勾勒为三级制体系，每级都是为了筛选出有价值的学生。在杰斐逊总统看来，只有成绩优异的学生才能继续深造，才能成为社[9]会精英，才能在事业上做出明智的领导决策。照这样分析，学校体系的设计若是用来筛选学生，则当下令人扼腕叹息的辍学现象，将“是学校成功的标志”。
为何工厂模式下的学校体系不再风光
当前世界处于知识经济时代，60%以上的工作需要具备文化知识。我们期望学校开办无门槛教育，帮助每位学生挖掘自身潜能，可惜学[10]校不是这样设计的。它影响的人群，不包括那些在人生起跑线一开始就不具备优势的人，桑塔丽塔小学的学生杰克仅是其中一例而已。
本节标题提问的答案在此。教育者和家长都知道，不能单凭年龄相仿，就将两名儿童的学习进度和各自的需求同等看待。在不同阶段，儿童的学习需求都是不同的。尽管学术界（包括认知科学与神经科学工作者，以及一线教育科研人员）对个体差异的理论基础争论不休，[11]如是否支持多元智能与学习风格等，但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每位学生都有各自不同的学习进度，学习有快慢之分，学生因所学科目、概念深浅不同而出现不同学习进度等。关于学习进度的差异，究其原因，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天赋不同。天赋，认知科学称为“短时工作记忆”能力，即针对给定数目的视觉或听觉信息，学习者在短时间内吸收与有效运用的能力。第二，背景知识不同。背景知识，认知科学称为“长时记忆”能力，即人们将不同经验或先验知识运用到学习过程当中的能力，这一能力决定人们如何学习某个概念。假设上课时教师引用某个历史案例来解释某个知识点，并假定全班学生都知道这个例子（在之前某节课上，这个案例仅起辅助作用），但很不巧，教师恰好又用这个案例来解释某一特定知识点，那么一些不曾知道该案例的学生，以及对该案例存在错误理解的学生，针对这节课的这个知[12]识点将会产生错误理解，甚至将整个知识体系弄混淆。
这样，要理解我们都曾经历过的烦恼就不难了：上课不管教师重复讲了多少次，有些知识点就是不懂。越上越迷糊，学习积极性遭到打击，我们许多人都曾出现类似烦恼。有时我们比同班同学提前学懂时，又因教师停在已学懂的知识点上不断重复，只为那些还没听懂的同学，这就让我们上课感到很乏味。恰有研究表明，在那些辍学者当中，超过半成并非当时学不懂，而是一种（学懂之后的）厌倦感。[13]
看来，若我们寄希望于每位学生都能成绩优异，就需要做到因材施教或个性化教学，满足每位学生的不同学习需求。然而挑战在于，当前教育体系是按标准化方式运行的，兼顾个性化教学将使激增成本。试想：在一个20~35名学生的班上，任课教师要记住每位学生的学习特点和目前进度，然后给每位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学，该有多烦[14]琐呢？限制了学习时间，不关心是否真的掌握，不关心是否做好准备，紧接着就被推进到下一个知识点的学习……这就是目前的学校[15]体系，直到最后，学生陷入进度完全落后的不堪局面。甚至，有些学生之前已对数学很感兴趣，但成绩一时落后缺乏机会赶超，到后来这些学生会感觉很挫败，感觉“数学不适合自己”，然后彻底放弃努力。工厂模式的学校制度，耽误了许多像杰克这样的学生，其实他们都有挽回局面的可能。同时，这一制度也耽误了许多尽职的教师，教师们缺乏足够的时间开展一对一教学。
总之，在同一天、同一班、学同一知识的这一工厂模式下的教育，对多数学生来说并非高效的方式。之前，我们因对学校体系存在不同理解，暂时对该问题尚不以为意，但现在时代剧变之下，我们对学生的期望已发生变化，而学校还在原地踏步。
[1] Michael B.Horn and Meg Evans，“Creating aPersonalized Learning Experience，”AdvancED Source，Spring2013，p.2.
[2] Clayton M.Christensen，Michael B.Horn，and Curtis W.Johnson，Disrupting Class：How Disruptive Innovation Will Change the Way the World Learns，Expanded Edition（New York：McGraw-Hill，2010），p.54.
[3] 一份来自马萨诸塞州昆西市的资料显示，19世纪中叶该市普鲁士的教育者曾提出年级水平的概念（参见《创新者的课堂》第53页）。20世纪后学校加快角色转变，每个班学生的年龄逐渐变得相仿，教师能更集中关注这组年龄段的学生。
[4] David Tyack and Larry Cuban，Tinkering Toward Utopia：A Century of Public School Reform（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89.
[5] James Bryant Conant，The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High School（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p.3.
[6] Sal Khan，The One World Schoolhouse（New York：Hachette Book Group，2012），有人批评甚至抨击教育界的工厂模式（教育产业化）。我们当前分析传统K-12教学所用到的组织形式，仍是这一起源于18世纪普鲁士地区的工厂模式。统治阶级寄希望于开办义务的、财税支持的公办教育，以提升政府威信，特别是国王的威信。普鲁士学者约翰·戈特利布·菲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主导了这一进程。他曾说：“若想劝服他人，理应做得更多，而非说得很多；你必须驱使被劝服者陷入这一境地—非得按照你的建议来做不行。”面对普鲁士祖辈这样的统治思想，当分析传统课堂时，当然有人不愿它携带权威统治的DNA，但反对者却常常想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案。纽约州年度教师（New York State Teacher of the year）获得者约翰“泰勒”加托（John Taylor Gatto）曾表示，“课时”（class period）这一概念出现后，学生才不用担心教师上课不负责任，不用担心学习自控力受到打击。他认为，学校此起彼伏的铃声，能很清晰地分开各科教学，使得学习更为简短、独立，从而避免学生陷入知识点深处的复杂逻辑。结果，经典的学校管理制度成为制度化班级管理的强化工具（Khan，pp.76-77）。
[7] Patrick Butler et al.Revolution in Interaction，？McKinsey Quarterly，1：8，1997as cited in Michael E.Echols，ROI on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2nd ed.（Arlington，VA：Tapestry Press，2005），p.3.
[8] Eric A.Hanushek，Paul E.Peterson，and Ludger Woessmann，Endangering Prosperity：A Global View of the American School（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3），Ch.1.
[9] See Thomas Jefferson抯proposed legislation in Virginia，a“Bill for the More General Diffusion of Knowledge”（http://etext.virginia.edu/etcbin/toccer-new2？id=JefPapr.sgm&images=images/modeng&data=/texts/english/modeng/parsed&tag=public∂=5&division=divl（accessed April10，2014）.
[10] Butler et al.，as cited in Echols，p.3（see n.14）.20世纪早期，许多非农劳动力走进车间，从事原材料加工等工作，如煤炭开采、重型机器操作、生产流水线操作等。21世纪后，全美仅有15%的劳动力仍在从事这类工种。在当今知识经济社会，大多数工种都强调互动，如职业经理人、护士、销售人员、理财专家、律师、法官或传媒工作者等，这类工作要求员工具备高级的知识技能，要求能在不明环境中正确决策，而原始工业时代没有这类要求。当前对这些复杂技能的需求还在增多。1998～2005年，全美超过450万个岗位中，70%都要求具备判断能力与知识经验。Bradford C.Johnson，James M.Manyika，and Lareina A.Yee，“The Next Revolution in Interactions，”McKinsey Quarterly，November2005，http://www.mckinsey.com/insights/organization/the_next_revolution_in_interactions（访问日期2014-03-07）。作者认为，许多发达国家正处于这一发展趋势。其他麦肯锡分析员则认为，当前员工所要具备的另一重要能力是学习能力。统计数据显示：劳动力所需技能总数，从2009年9月的178项，迅速增加到2012年6月的924项。见John Mills，David Crean，Danielle Ranshaw，and Kaye Bowman，“Workforce Skills Development and Engagement in Training through Skill Sets，”DCVER Monograph Series，November2012，http://files.eric.ed.gov/fulltext/ED538262.pdf，p.13.正如迈克尔“巴博尔爵士所言，“学习与工作的界限日益模糊，这恰好是当前知识经济时代，或者说学习型社会两种提法的核心要义”。见See Michael Barber，Katelyn Donnelly，and Saad Rivzi，“An Avalanche Is Coming：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Revolution Ahead，”IPPR，March2013，p.51，http://www.ippr.org/images/media/files/publication/2013/04/avalanche-is-coming_Mar2013_10432.pdf.失业大军多达7500万，而仍有企业抱怨知识型员工难招，这在劳动力供需上形成鲜明对比，堪称世界级难题。见“Tackling Youth Unemployment”McKinsey&Company website，http://mckinseyonsociety.com/education-to-employment/（accessed March7，2014）.
[11] 推荐几篇研究综述。见Jose Ferreira，“Rebooting‘Learning Styles，’http://www.knewton.com/blog/ceo-jose-ferreira/rebooting-learning-styles/，March25，2014；Mark Bauerlein，“A Concluded Battle in the Curriculum Wars，http://www.edexcellence.net/commentary/education-gadfly-daily/common-core-watch/a-concluded-battle-in-the-curriculum-wars，March25，2014；Michael B.Horn，“Differentiating Learning by‘Learning Style’Might Not Be So Wise，”http://www.christenseninstitute.org/differentiating-learning-by-learning-style-might-not-be-so-wise/，June17，2010.
[12] Ruth Colvin Clark and Richard E.Mayer，e-Learning and the Science of Instruction：Proven Guidelines for Consumers and Designers of Multimedia Learning（San Francisco：Wiley，2008），Ch.2.为何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特别注重基础知识的构建，这是原因之一。但是，教师若认为每位学生的知识基础都是一样的，从而“一刀切”地实施教学，这又错了。
[13] John M.Bridgeland，John J.Dilulio，Jr.，Karen Burke Morison，“The Silent Epidemic：Perspectives of High School Dropouts，”A Report by Civic Enterprises in association with Peter D.Hart Research Associates for the 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March2006，p.iii.
[14] 欲进一步研究该问题，参见《创新者的课堂》第1章内容。另外，正如硅谷学校基金会（Silicon Schools Fund）前CEO布莱恩·格林伯格（Brian Greenberg）所言：“个性化就是学生在需要的时候能恰巧得到他所需要的内容，在教育领域我们称为差别化（differentiation）。但我个人认为，差别化是一个让教师感到痛苦的词语，它不具备可操作性。这时教师需要技术层面的支持，也许可以实现个性化教学。”见Brian Greenberg，Rob Schwartz，and Michael Horn，“Blended Learning：Personalizing Education for Students，”Coursera，Week2，Video2：Key Elements of the Student Experience，https：//class.coursera.org/blendedlearning-001.
[15] 教育者常将学习落后问题称为“瑞士奶酪”问题，因为瑞士奶酪上面小孔密布。在传统工厂模式下，教师面临的挑战是不清楚学生在哪个知识点上产生了疑问。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
今天的学生处于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生态之中。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实则源于两大概念的融合：一是个性化学习（或称“个别化学习”）；二是基于学习力的学习（或称“基于掌握度的学习”“掌握式学习”“基于熟练度的学习”，有时称“基于标准的学习”）。
个性化学习[1]
个性化学习（personalized learning）有多种含义，此处意指满足学生个体特定需求的学习，即运用定制的、个性化的方式帮助每位学生成功，这样解释方能直观表现出个性化学习的巨大能量。首先，当学生在教师帮助下接受一对一辅导时，学习效果远超通常的课堂教学。其次，教师会尽力调整讲授的快慢速度，遇到教学难点会加以特别解析或举例说明，或以学生身边的例子作为场景进行详细解释，如此一来，学习效果上升特别明显。而且，教师不赶进度，会耐心等上一知识点完全教明白后才再继续。最后，个性化方式注重教学干预的时机。学生按照自己所需得到一对一学习体验，而日常借助集体学习就能学好的知识，则无需一对一。
研究表明，此类个性化学习，能最大化学习效果。本杰明·布鲁姆（Benjamin Bloom）最经典的《两个标准差问题》研究论文，第一次促使人们真正关注个性化学习。在这篇1984年发表的论文中，实验组在教师点拨下得到及时的、定制的辅导，然后参加学习效果检测。结果三周之后，实验组的得分分布位置，高出对照组大约两个标准差的距离。这意味着，实验组人均得分高过对照组98%的被试的人均得
[2]分。库尔特·范莱恩（Kurt VanLehn）教授最近一篇关于元分析的论文，在布鲁姆的研究基础上还发现，实验组得分分布与对照组相比，[3]比众所周知的两个标准差还要高0.79个左右。文章虽是经过理论演绎，但同样从中感受到显著学习效果。
基于学习力的学习
以学生为中心的第二个要点是基于学习力的学习（competency-[4]based learning）。意为学生在切换至下一章节或主题之前，必须先确保已完全掌握当前内容，包括对概念或技能的理解、转述和运用等。学生是否继续向前学习，取决于自身能否跟上班级整体进度，或能否[5]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在参加基于学习力的学习时，学生需要依靠勇气和毅力，才能完成对当下知识的彻底掌握，不至于在没学懂的情况下匆匆翻篇。
若当下知识尚未彻底掌握就跳到下一知识点，则会产生学习漏洞。经过时间积累，相比固定时限而言，基于学习力的学习必然带来[6]更佳学习效果。有研究者发现，“在掌握式学习中，学生的学习效[7]果全面超过传统上课模式”；或“掌握式学习在没有拖慢领悟力较好学生的学习前提下，缩小了领悟力快慢两类同学的学习进度差距”；[8]还有一项研究发现，“曾运用掌握式学习的教师对教学和身为教师[9]的感觉更为良好”。
作为推动者角色的混合式学习
个性化学习与基于学习力的学习相互融合后，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中得到良好实践。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培养学生自主意识，使其意识到所有学习内容、进度都能自己把控。这是终身学习所需的一种能力，而终身学习是当今世界的重要议题，因为不学习的公民会很快被社会淘汰。
但问题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应用如何铺开规模化应用？一人配一位导师固然很好，可成本奇高无比。全美教师都勇于尝试实施区别化教学，但很难在现今工厂模式的教育环境中存活。同样，以小规模班级教学和灵活的小组教学法为代表的教学模式，虽然能实现学习内容自控，但教师将因要照顾每位学生的不同需求而不堪重负，由此产生的学校资源调配过程，更是难以兼顾均衡。
因此，混合式学习凸显出重要意义。混合式学习强力驱动着个性化学习与基于学习力学习的发展进程。正如技术的到来，能让同时满足大多数人各自不同的需求变得如此轻松一样，在线学习也使得多数学生能按各自的时间、场地、规划等方面的不同安排轻松享受学习过程。以最基本的进度安排为例，学得快的学生可以跳至下一章节，需要消化的学生可以实现教学暂停，需要巩固的学生可重播或慢速行进。多条学习路径都能实现相同的教学目标，教师的身份得到解放，以学习设计者、导师、推动者、辅导者、评价者和咨询师等全新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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