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公2019时政理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永新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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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2019时政理论试读：

浙江是较早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省份。自2014年以来，以“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为引领，不断深化全省统一架构、五级联动的浙江政务服务网建设，形成了全省事项清单统一发布、网上服务一站汇聚、数据资源集中共享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

2016年12月，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浙江又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实践，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形成了比较完整、可行及成熟的制度规范与标准体系。

2018年3月，“最多跑一次”出现于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不到15个月时间，从浙江到全国，“最多跑一次”改革跑出了引人注目的中国速度。

如今，不仅在浙江，各地也纷纷推出了相应举措：在西安，2017年3月公布首批“最多跑一次”事项；在江苏，2017年7月推出了“不见面审批”服务，首批上万项事项清单在政务服务网公布；在上海，自2017年8月起，在东方、徐汇、杨浦、长宁、闸北、闵行公证处开展办理公证“最多跑一次”试点工作；在安徽，2017年9月出台了《关于创优“四最”营商环境的意见》，努力实现市场主体登记“最多跑一次”或“一次不跑”……考点预测

◎考点一：简政放权

所谓“简政放权”，就是精简政府职能，简化政府不必要的事务，把政府原本已掌握的权力外放出去。仅从政府和社会两个维度来说，“简政”简的是政府的事务，“放权”放的是政府的权力，恢复公民个人、市场和社会的自由与自治。它的实质是要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减少政府不必要的事务，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文化不适当的事前干预。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简政放权有助于明确自身的定位，减少不应有的权力，削减不该管的事务，在减负之后才能将有限的政府资源用于真正需要管理、服务、补充、监督的事务上。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简政放权的效果是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控制，降低社会主体从事生活、生产、经营的成本，激活社会能量，增加生产和服务的多样性，确保个人的选择自由。

◎考点二：服务型政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由人民政府性质决定的，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核心目标，涉及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等领域，任务十分艰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第二，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第三，创新行政体制和管理方式。必备知识点（一）简政放权

1.存在问题

简政放权等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与中央要求和群众期待相比，还有较大差距。（1）放权的含金量还有待提高，社会普遍感到放权不到位。

简政放权中“放权”的含金量不高，是群众、企业和社会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有的放权还不彻底、不到位，特别是那些束缚企业生产经营、影响创业创新、涉及就业民生的事项，取消下放的力度还不够。有的虚放实不放，有的责放权不放。（2）工作推进不同步、不协调。

一些投资项目审批事项下放了，但配套的预审、规划、选址、节能审批等权限并没有都下放，影响效率。对企业依次申请的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进行“三证合一”改革之后，虽然证照合一了，但一些部门的业务并没有作相应调整，导致新的麻烦出现。有的地方将企业贷款、招标等行为与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捆绑在一起，稀释了改革的红利，削弱了群众应得的实惠。（3）行政审批变相转移。

有的部门或地方政府为了应付上级的严格要求，不情愿地将相关权力事项取消，但又巧妙地转移给中介机构等“二政府”，名放实不放，不仅没有体现出行政审批下放的好处，还制造出新的弊端，蚕食了改革红利。（4）有的地方对下放的行政权力接不住、用不好。

大量行政审批事项下放后，有的地方出现了接不住、用不好的问题。从主观上看，有的地方干部“一放了之”，以“慵懒怠”对待“放管接”。从能力上看，有的地方管理部门不能适应放权的要求，对于下放的行政权力接不住、用不好，消减放权成效。从机制上看，事权下放，编制、财权没放，造成事权、财权、人权不匹配。（5）事中事后监管跟不上。

简政放权后，事中事后监管更加重要。但有的部门和人员习惯于以批代管、以费代管和以罚代管，放权后就不知如何管，新办法不多、新知识不够。也有的地方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大量本应属于政府监管的社会性规制事项主动弃权。对事中事后监管的责任，在执行中落不了地，导致监管落空和监管真空同时存在。（6）优化服务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公共产品短缺、公共服务薄弱的问题依然突出，政府为“双创”提供全方位服务的水平还不均衡，大城市明显好于中小城市。群众办事难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各种“证明”多如牛毛，网上办理、代办服务和上门服务等方式大多数地方还实现不了。社会力量投入公共服务的准入门槛高、渠道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机制还不完善。

2.重要意义“简政放权”是权力外放，是自我革命的开拓者。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简政放权，这就是为了“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简政放权”是自我革命的开拓者，它能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它能更好地发挥地方的作用，激发内在活力；它能推动经济转型，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内需潜力、形成新动力。“简政放权”是强化管理，是保障民生的守护者。改革取消和下放权力是为了更有力地创新和强化社会管理，就是要编织一张覆盖全民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把该管的管住管好，就是要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优化行政管理流程，将好的管理措施用在民生大计上。要切实加强市场监管，对食品、环境、安全生产等领域群众高度关注、反映强烈的问题，把该管的管住管好。“简政放权”既是增强政府治理、建设现代政府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政府公信力、执行力和权威性，更好服务人民群众的有效保障。

3.对策措施（1）深入推进行政审批改革。

全面清理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公布清单、锁定底数，积极取消。全面清理和取消国务院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不再保留“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审批类别。继续取消和下放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进一步提高简政放权的含金量。（2）深入推进投资审批改革。

进一步取消下放投资审批权限。制定并公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及强制性中介服务事项目录清单，简化投资项目报建手续，大幅减少申报材料，压缩前置审批环节并公开审批时限。推进落实企业投资项目网上并联核准制度，加快建设信息共享、覆盖全国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3）深入推进职业资格改革。

进一步清理和取消职业资格许可认定。指导督促地方做好取消本地区职业资格许可认定工作。研究建立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管理制度，加强对新设职业资格的管理。加强对职业资格实施的监管，完善职业资格考试和鉴定制度，着力解决“挂证”“助考”“考培挂钩”等问题。（4）深入推进收费清理改革。

坚决取缔违规设立的收费基金项目，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越权设立的，一律取消；凡擅自提高征收标准、扩大征收范围的，一律停止执行。清理规范具有强制垄断性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凡没有法定依据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项目及收费一律取消；不得将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交由事业单位或中介组织承担并收费。（5）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

推进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全面清理涉及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落实“先照后证”改革严格执行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的意见。（6）深入推进教科文卫体领域相关改革。

适应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日新月异的趋势，围绕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研究推进教科文卫体领域创新管理和服务的意见，尤其是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既解决“门槛过高”问题，又解决“无路可走”问题，主动开拓为企业和群众服务的新形式、新途径，营造良好的创业创新环境。落实好教科文卫体领域取消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逐项检查中途截留、变相审批、随意新设、明减暗增等落实不到位的行为并加以整改。（7）深入推进监管方式创新，着力优化政府服务。

研究制定“先照后证”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开展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试点工作。抓紧建立统一的综合监管平台，推进综合执法。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信息披露和诚信档案制度、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和黑名单制度。指导各地实施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等相关制度，构建跨部门执法联动响应及失信约束机制。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化手段，探索实行“互联网＋监管”新模式。（8）进一步强化改革保障机制。

地方各级政府要抓紧建立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推进机制。要按照国务院总体部署和要求，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强化责任、积极跟进，搞好衔接、上下联动。要树立问题导向，积极探索，主动作为，明确改革重点，推出有力措施，切实解决本地区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增强改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二）服务型政府

1.存在问题（1）观念上因循守旧。

不少政府工作人员观念上总是抱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官大于民”的思想，不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步，对改革后的工作目标和工作要求不相适应，服务意识不强，虽然建立了政务大厅，但有些并没有提高行政办事效率，反而增加了服务成本。部分公务员害怕犯错误，他们不喜欢冒险，不喜欢抢先做什么事情，碰到事情，往往先问惯例是怎么办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念普遍存在。（2）规章制度不健全，有规章难以落到实处。

一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还比较淡薄，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讲人情”“讲关系”，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时有发生，一些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纠正，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得不到及时救济。政府和公务员的绩效考评机制不健全、不科学，评估方法不合理，各地政府只为上级“服务”；重大的决策论证制度和专家咨询制度以及听证制度都还不完善，流于形式；政府的相关责任机制不健全，出现问题互相推诿，有了成绩相互争功；没有科学合理的公共财政体制，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缺乏为公共服务方面作保证的相关法律法规。各项管理和规章制度不能落到实处，达不到预期的效果。（3）服务人民的体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正处于人口总量高峰、城市化高峰、就业人口总量高峰与老龄化人口高峰的叠加时期，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呈快速增长趋势，而我国的综合国力又决定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有关公共服务的各项制度不够健全，如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公共设施等。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在这些方面的投入都不到位，各级政府职能的转变、体制的建立健全步伐缓慢。（4）行政效率较低。

当前行政效率较低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思想不解放，缺乏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二是行政审批偏多，抑制了发展活力；三是“三乱”有禁无止，群众反映强烈；四是政令不畅，部门本位主义严重；五是“衙门习气”重，行政效率低；六是诚信意识淡薄。（5）计划性不强。

工作中疏于计划，即使有计划也流于形式，没有具体的任务分工、工作进度、责任落实和奖罚措施，想到哪里就干到哪里，工作中不设定目标、不规定工作方向、没有灵魂，工作状态盲目和混乱。只关注日常事务性工作，不了解整体工作发展状况，不清楚相关部门的工作情况，在谋划整体工作的开展上前瞻性不强。（6）缺乏团队意识。

只关心自身利益，对整个团队的“优”“劣”漠不关心，更不会想到为团队多增一分光彩，工作中我行我素，不是自己分内的事绝不会伸出援助之手，安心于每天的按部就班，工作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2.重要意义（1）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对政府改革和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在我国，各级政府拥有很大的权力，掌握着大量公共资源，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承担着主要责任。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政府既要履行好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职能，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为促进社会和谐创造物质基础；更要履行好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职能，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和公共事业，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断加强社会治理和建设，切实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而后一方面恰恰是当前政府职能的薄弱环节，因此迫切要求通过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来改善和加强。（2）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和政府各有分工，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市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主要应表现在保护产权、保障公平竞争、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宏观调控等方面。政府发挥这些作用，是为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而创造环境、提供服务，不是替代市场的作用。如果政府在市场活动中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就很难保证市场活动的公正。当前，我国的政府管理体制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政府缺位或越位的现象仍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繁琐的行政审批带来的效率低下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部门职能交叉、不能依法行政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等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迫切要求政府从“越位”的地方“退位”，在“缺位”的地方“补位”，把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交给市场、企业和社会组织，把该管的事不折不扣地管好，尽快实现向服务型政府转型。（3）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客观上需要建设服务型政府。

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能。近年来，虽然政府在自身改革和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科学民主决策，推行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加大反腐倡廉力度等，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政府自身建设的任务依然艰巨。很多地方政府机关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不正常现象，甚至还有一些政府工作人员违法违规，滥用权力，贪污腐败，失信于民，严重损害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这些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背道而驰。归根结底，是因为我国现在仍处于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些弊端还没有根本消除。此外，随着广大群众法治意识、参政意识、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对政府的期望必然越来越高，这也要求切实加强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建设。

3.对策措施（1）政府要转变观念，把管理的理念转变为服务的理念。

一是建设服务型政府难就难在转变观念。服务型政府以公民服务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政府服务的内容和方式均是围绕如何使公民利益得到更大满足而展开的。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政府官员习惯于管理，把管理的理念转变为服务的理念，是建设服务型政府要迈过的第一道门槛。管理型政府是一个无限政府，讲求的是公民的服从；而服务型政府的核心是，政府必须千方百计地为公民提供满意的服务。各级政府亟须树立“最能服务于公民的政府才是好政府”的崭新理念，由“向上负责”到“向下负责”，这种观念的转变比制度的完善还重要。

二是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要提高服务意识。加大官员考核和问责力度，将服务态度和质量与待遇、晋升挂钩，让公众参与评议，评议结果与奖惩、工资、晋升、去留挂钩，建立常态化的公务员退出机制，使之进得来也出得去。（2）坚持政府权力归位，抑制部门权力扩张。

要实现政府权力归位，需要克服政府部门与公共利益“争利”的问题。对于现代政府而言，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政府是没有自身利益的。然而，目前政府自己身上纠结了太多的利益。长期以来，部门权力扩张问题一直很突出。限制部门权力扩张，是摆在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的一道棘手难题。法治型政府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政府没有法律的授权，就不得行使权力。服务型政府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法治政府，当务之急是要提高政府的法治化程度。（3）坚持政务公开，打造透明政府。

首先，官员要摆正心态。要坦然接受公众批评，把公众批评作为改进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的有效途径。

其次，摆正位置。位置没有摆正，以前习惯高高在上，而在网络时代这种权威逐渐丧失后，还一时无法适应，容易与公众产生对峙心理。

最后，完善制度。虽然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是保障公民安全地监督和批评政府及官员的制度尚不健全。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因此，打造服务型政府，各地各级领导干部应正确对待监督，自觉接受监督，逐步养成在监督下工作的习惯。妙文精选

推进简政放权建设服务型政府“总有一种理由拒绝你！”这是网友们对以前在各种单位窗口办事经历的总结。在全面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大背景下，简政放权被当成本届政府的“开门第一件大事”。只有办好这件大事，才能促进经济良性发展、便利群众的生活、保证政府的廉洁高效，全面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

简政放权是优化发展环境的客观要求。当下，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一些地方变成了“管不住的手”：一些地方政府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作风，对企业进行多头执法、重复检查，干扰了企业的正常经营；新企业的注册程序复杂，有人在注册企业时，工作人员不将需要的材料文件一次告知，而是跑一次，办一项。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不合理干预以及对企业经营发展设置的过多壁垒，已经严重挫伤了企业经营和群众创业的积极性，对市场和创业环境的破坏作用巨大。政府只有大幅简化行政审批手续，规范市场监管方式，才能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

简政放权是保障群众利益的重要前提。在生活中，常常有证明“你妈是你妈”这样的奇葩要求，让人啼笑皆非。简政放权的目的，正是从减少审批事项入手，削减政府手中的权力，简化群众的办事程序。简化了程序，再加上政府部门间的信息互通，就能让老百姓在办理业务时少跑腿、不跑腿；削减了权力，有利于从根本上避免公务人员“有权任性”，故意刁难群众，甚至以权谋私。简政放权可以让那些错把自己当成群众“管理者”的公务人员清醒过来，重新认识自己的“公仆”身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简政放权是加强政治建设的必然选择。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坚持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我国的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政治民主化不断加深，经济发展迅猛且伴随挑战，人民的文化素养和政治参与度不断提升，这些变化都对政府的行政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简政放权改革虽然给政府带来了阵痛，但是提升了政府的行政水平、促进了廉政建设，使政府更适应新时代的特点，更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削减自己手中的权力，必将加强政府的自身建设与治理，早日建成决策科学、群众满意、与时俱进的新型政府。“坚决除烦苛之弊、施公平之策、开便利之门。”李克强总理对简政放权的坚定态度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本届政府正在全力推进简政放权改革，力求以此加强政府自身建设、让群众更加满意、增强经济活力。大道至简，知易行难，但在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我们的政府从来不畏任何艰难。相信通过持续推进简政放权，一个令群众更加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一定会早日出现在人民面前。热点专题二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时事链接

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的主旨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

实践证明，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这是中国基于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抉择，同时也是在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在扩大开放方面，中国将采取以下重大举措。第一，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第二，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第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第四，主动扩大进口。

我想强调的是，我刚才宣布的这些对外开放重大举措，我们将尽快使之落地，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努力让开放成果及早惠及中国企业和人民，及早惠及世界各国企业和人民。我相信，经过努力，中国金融业竞争力将明显提升，资本市场将持续健康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将加快推进，中国市场环境将大大改善，知识产权将得到有力保护，中国对外开放一定会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

5年前，我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5年来，已经有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中国不打地缘博弈小算盘，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需要指出的是，“一带一路”建设是全新的事物，在合作中有些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只要各方秉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就一定能增进合作、化解分歧，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最广泛国际合作平台，让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各国人民。考点预测

◎考点一：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打破原有点状、块状的区域发展模式，更强调相互之间的互联互通、产业承接与转移，加快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考点二：开放型经济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这是我们党根据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要求和今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提出的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的新的指导方针。而建立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就是要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使得各种要素、资源能够更加便捷畅通地往来。我国对外开放的体制也要从过去那种侧重于招商引资、商品出口，向全要素、全产业链、全经济往来的方向改革完善。必备知识点（一）一带一路

1.重要意义（1）为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提供持续动力。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保持经济较长时间中高速增长是关键。“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有效盘活国内生产要素、优化经济空间格局、拓展国际市场，从而为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提供持续动力。实施“一带一路”，为加快东部地区产能向中西部地区合理转移、促进区域经济优势互补和协调发展搭建了桥梁，必将带动沿线地区工业化、城镇化，激活巨大的需求潜力，释放巨大的经济发展动力。随着沿线地区加快发展，居民消费也会逐步升级，从而促进中西部地区出口、投资、消费结构趋于均衡，形成健康发展的良性互动，进而推动我国经济均衡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经济基础。（2）为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拓展广阔空间。

实施“一带一路”，对我国各个地区、沿线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发展都大有裨益。对于我国中西部地区而言，将进一步激发与沿线国家开展多领域交流合作的潜力，极大优化对外开放格局。对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而言，有利于推动产业有序对外转移，为企业开辟广阔的海外市场。对于周边和沿线国家而言，可以分享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会，推动各国发展布局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市场的潜力，创造投资与消费需求，促进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对于全球经济而言，有利于形成沿线国家相互助推发展的动力机制，从而突破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困局，缩小南北差距，为全球经济平衡发展、良性发展做出贡献。（3）为我国和相关国家分享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红利搭建重要平台。“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实施“一带一路”，有利于将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等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优势，推动区域大合作、大交流、大发展，进而增强我国在国际经济发展中的话语权，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中更好地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促进形成更加包容、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规则，进而有利于我国以及相关国家更好地分享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红利。（4）为我国和世界各国和平发展、共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始终坚持和平发展，以和平、合作、共赢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进步。“一带一路”东起发展势头强劲的东亚经济圈，西达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连接起一条纵贯东西的巨型经济带，必将形成世界上跨度最长、最具活力、发展前景看好的经济走廊。我国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以人文交流为纽带，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与沿线各国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有利于世界各国利益共享、共同发展，有利于形成相对一致的国际政治诉求，有利于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的新型国际政治关系，以更好管控分歧和争端，协调各国关系与主张，为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世界各国持续发展、平衡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2.存在问题（1）易发生国家利益“地方化”。

建设“一带一路”必须充分发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方面的积极性。从目前来看，各地方政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之高是前所未有的。然而，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所追求的目标存在差异，在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上易出现偏差与风险。

与以往的对外开放所不同的是，通过建设“一带一路”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开放合作，而且要涉及非经济领域的合作，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还涉及与多个国家之间的领土与领海争端。此外，某些地方政府可能会从本地区的利益出发，更多地考虑经济目标，忽视非经济领域的国家目标，甚至为了本地区的经济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2）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推动“一带一路”导向的误解。

一些地方政府把它理解成政策优惠与税收优惠的新措施、上投资项目的新机会，而不是把它看成由对外开放进而促改革的新机遇。为此，一方面要在国内落实“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导向，避免不同地区受地理因素影响而受到差别待遇；另一方面，要把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与国家投资项目脱钩。

各地不考虑自身的比较优势，打着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旗号规划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这样做有可能在沿途省份和地区形成新一轮产业雷同、基础设施缺乏互补性的投资热潮。如果在国内不同地区都无法形成优势互补的格局，那么以开放促改革的目标就会落空，更谈不上参与国际经济竞争。（3）警惕借“一带一路”重返粗放老路。“一带一路”不是新一轮粗放型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起点。某些地方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从修辞上淡化GDP增长目标，但多少还存有借“一带一路”来争取投资的味道。这折射出在适应经济新常态初期，某些地方对未来经济增速目标的矛盾心态。“一带一路”的关键之一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内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外是推动国际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如果“一带一路”的建设项目，还是按政府批条子拿地、税收优惠、资金补贴等老套路办，就会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追求目标相背离。当下看似是拉动了巨大的投资需求，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就很可能会转变为治理成本更高的过剩产能，甚至造成“一带一路”的国内部分与国际部分之间的逻辑冲突和内在紧张。

3.对策措施（1）应着眼于长远发展。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航道建设，而且是深度的经济网络建设，通过构建航运网络，发展沿路经济园区，形成海上经济发展带。

对“一带一路”的建设不要争当历史的“起始点”，而要做新时期的践行者、开拓者；不要急功近利，搞“短平快”，而要着眼于长远的发展。“一带一路”的实施是一个长期过程，不是一年两年或十年八年能立见成效的，而是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来构建的。“一带一路”具有经济、政治、文化、安全、宗教等多重意义，不仅仅是简单的通道、经济区建设，而是涉及各个方面，是一项综合设计。要着眼长远，从基础做起，不能太急，要先易后难，先近后远，抓住重点。首先是经济，重点也是经济。当然，光经济不行，还要进行政治、安全合作等。（2）明确经济发展重点。

一是互联互通，包括物理的互通，即基础设施道路互联互通；法规的互通，形成开放区域，使货物、资金的进出顺畅；人员的互通，人的交流、参与，还有旅游等的互通。二是产业布局，从我国来说，产业布局涉及产业链构造，利用当地的各种优势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市场资源，使产业“走出去”后有更大发展空间。从当地来说，在产业链构造中尤其要注重中小企业、中小城镇甚至乡村的参与。（3）要特别注重文化建设。

这里说的文化是大文化。国际上有舆论认为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是扩张性战略，也有的说中国搞“一带一路”是为了占领其他国家的土地，为国内经济服务等。存在这些误解的很大原因是当地人不了解我们的真实意图。所以，我们不仅要抓经济，还要重视文化建设，加强多层面的文化交流，重视与当地人的沟通联系，使他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一带一路”建设带给他们的好处，感受到自己也是参与的一分子，从而理解并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要强调共同建设、共同参与、共同发展、共享利益，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包括各种国际组织、区域组织的积极性。（4）发挥各地方优势。

西北和东北地区：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打造西安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加快兰州、西宁开发开放，推进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发挥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完善黑龙江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

西南地区：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推进西藏与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

沿海和港澳台地区：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发挥海外侨胞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独特优势作用，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为台湾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作出妥善安排。

内陆地区：打造重庆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和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打造“中欧班列”品牌，建设沟通境内外、连接东中西的运输通道。（二）开放型经济

1.存在问题

在新时期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发展开放型经济面临着外部与内部的不平衡问题。

四大外部不平衡：一是对外贸易进出口结构不平衡。进出口地区结构过于集中，出口商品结构集中，高科技产品所占比重小，贸易方式比较单一，存在着“一流原料、二流加工、三流包装、四流价格”的问题。二是货物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服务贸易占比太低，现代服务业缺乏国际竞争力，货物、服务贸易二者之间尚未形成相互促进的机制。三是对外开放利益获得不平衡。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我国并未获取与贸易规模相应的贸易利益。四是贸易规模提高和贸易条件恶化的不平衡。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贸易环境并未得到相应改善，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日益受到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

四大内部不平衡：一是国内开放存在区域不平衡。东、中、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不均，在客观上造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二是对外开放利益分配不平衡。不同地区、产业和社会阶层从开放型经济中受益程度不同，开放带来的经济利益并未形成良好协调机制。三是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不平衡。农业和服务业开放不足；垄断产业开放程度严重滞后，对民营企业的放开步伐缓慢。四是国内的统一市场有待深化。地方保护仍然存在，阻碍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障碍还比较多。

2.发展趋势（1）由着力外贸体制改革转变为着力外资体制改革。

入世为促进我国系统的外贸体制改革提供了参照物，外贸体制改革可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当前我国的投资体制壁垒仍然较高，由于很多服务贸易以商业方式存在，因而外资体制的改革迫在眉睫，亟须推进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改审批制为备案制等相关制度改革。（2）由利用外资转变为更多鼓励对外投资。

近年来，在对外投资规模扩大的同时，我国对外投资结构也出现明显优化，表现为更多的民营企业成为对外投资主体；对外投资的领域由自然资源行业逐步延伸至商贸行业，乃至国外品牌、研发等战略性资产，扩大对外投资有可能成为有效提升我国全球价值链定位的捷径。（3）由以市场准入为核心的“第一代”贸易政策转变为以规制融合为核心的“第二代”贸易政策。

第一代贸易政策主要是拆除壁垒，而在第二代贸易政策中，像投资、政府采购、贸易便利化、相互认证、资本流动等一系列的内部管制会进一步加强，由此也对国内的规制和立法提出更高的要求。（4）由传统区位优势竞争转变为新型制度优势竞争。

传统区位优势更多指的是劳动力成本、土地、要素资源等方面，在传统模式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下，为获取所谓的区位优势，地方政府倾向于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甚至引发恶性竞争。而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区位优势不仅仅体现为要素成本，而是更多地体现为新型的制度，包括区域的营商水平、法治水平，争端解决的机制、透明度，供应链的完善程度等。从目前来看，此类区位优势对外资的吸引力明显更大，而且具有很大的内生性，该优势一旦形成，其他地区很难复制。

3.对策措施（1）培育产业综合竞争新优势。

通过改革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创新对外投资方式、鼓励企业并购国外研发机构和知名品牌，进一步发挥开放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引领作用，推动开放型经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从成本优势向以人才、资本、技术、服务、品牌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努力提高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2）培育全方位开放新优势。

当前，中西部地区仅拥有全国约13％的进出口、17％的外资、22％的对外投资，这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凸显出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后劲。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巨大潜力和回旋余地在中西部地区，拓展开放型经济广度和深度的重要方向在中西部地区。要扩大内陆和沿边开放，创新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模式，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挖掘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开放潜力，激发开放活力，加快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的开放新格局。（3）培育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新优势。

当今世界，人才、资源、资金、技术、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营商环境成为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重要依托，是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统一市场准入制度，统一市场监管，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积极对接国际先进理念和通行规则，大力营造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正义的法制环境，保证各类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增强各类企业长期投资中国的信心。（4）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的新优势。

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环境保护、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国际经贸新议题谈判，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要以更加积极、自信、负责的姿态，参与国际体系变革和国际规则制定，参与全球性问题治理，增强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根本利益和人类的共同利益。妙文精选

文明因自信而发展民族在开放中复兴

凿空西域，泉州建港，经济发展，文化交融，开放带来繁荣富强；迁界禁海，闭关锁国，科技停滞，经济倒退，闭塞导致衰败落后。翻阅历史，开放大气的时代总是充满勃勃生机。如今，自贸区创新发展，亚投行成员增多，一带一路篇章开启。中华文明开放自信的步伐快速向前，民族复兴的梦想在与世界的交融中渐渐实现。

开放的姿态，源于自信的心态，它让国家获得更多发展的可能。东西汉军事强盛，南北宋文化昌隆，唐代地域辽阔，明朝经济繁荣，国力的强盛让他们以充分的自信打开大门，通过与世界的沟通交流，汲取东西方发展精华，在历史中书写自己的辉煌。而部分封建王朝，社会统治残酷，钳制文化发展，扼杀经济萌芽，他们没有打开大门的信心，放弃了与世界同步的可能。中国因改革开放而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经济水平一日千里，文化科技开拓进取，从道路到理论，从制度到文化，无不具备充分的信心。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理应坚持开放发展的理念，实现民族的复兴。

今天的中国虽然发展形势喜人，但是隐忧重重，不容忽视。产业结构落后，环境污染严重，人口红利消退，科技创新不足，这些都阻碍着中国的崛起。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最终使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开放战略如同地瓜的藤蔓，扩展发展空间，正是为了解决发展中的隐患、不足，为我国发展带来机遇。

一带一路的建设，让中国输出先进技术，消化过剩产能，为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必要帮助，也为转型升级打好物质基础。自贸区的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引入高新企业，在获得经济双赢的同时，更带来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优化。而亚投行的设立，让世界各国参与到亚洲发展建设的浩大工程中，在经济、政治等多个层面实现了互联互通。同时，在对外开放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文化输出各国，不但取得共识，而且赢得尊重。对外开放，让中国在积极进取的同时一点一滴地消弭隐忧。

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沟通中国与西域；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启，连接中国与南洋。千百年前祖先选择的开放战略，时至今日仍对中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然而，与历史不同的是，此时中国的开放，不是为了打击敌人，不是为了炫耀国力，而是要与世界各国勠力同心，在这个全球化发展的时代中掌握先机，令文明交融发展，让民族复兴崛起。热点专题三共享经济考验社会治理时事链接

2018年3月26日，由中国消费者报社主办的新消费模式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研讨会在北京举办。本次研讨会以“促进信用体系建设，护航共享经济发展”为主题，就新消费模式中的消费争议与市场监管、信用体系建设在促进新消费模式健康发展中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以期能发现更多可以借助新型信用体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新方案。

2017年被媒体称为“共享经济元年”，以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等为代表的新消费模式不断涌现，共享经济在获得爆发式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侵犯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如在2018年的315晚会上，酷奇单车因押金难退遭21万人次投诉而登上黑榜。一周之后，3月2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小鸣单车在十日内退还用户押金，但小鸣单车运营方表示无力退还70万用户押金，即将破产清算……

如何在依法对行业进行规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促进共享经济等新的消费模式健康发展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一些企业尝试通过信用免押的形式破解这道共享经济发展的难题。比如芝麻信用与街电、哈罗单车、一嗨租车、特来电、三星、爱回收等诸多企业联合推出了信用免押服务。一些共享经济平台也通过信用分等形式对本平台上的用户提供信用免押服务。“2017年，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租赁类投诉3万余件，是2016年同期的8.9倍，其中64.6%的投诉均指向共享单车。”原国家工商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副局长李艳明透露。她表示，为此政府部门要在加快相关立法、加强对企业信用监管、推动企业自律和负责等方面开展多项工作。考点预测

◎考点一：分享经济

分享经济也称共享经济，其实质是使用权的共享。分享经济属于互联网＋经济模式的一种，是企业通过移动设备，利用网络支付、评价系统、GPS、LBS等网络技术手段，整合线下闲散物资或个人劳务，并以较低价格对供给方与需求方进行精准匹配，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实现物尽其用和按需分配的资源最优配置，达到供求双方收益最大化的一种经济模式。

分享经济既像传统消费一样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又解决了人们对环境保护和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忧虑，它承载着推进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历史使命，是我国经济改革转型、实现共享发展的重要路径。共享的最高境界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

◎考点二：社会治理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新部署。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由“管理”到“治理”，只有一字之差，但含义更深刻、内容更丰富、要求更明确。这标志着由传统的社会体制向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社会体制转变，也就是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逐步实现国家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适应新形势，增强风险意识，深化对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以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创新为动力，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引领，以基层基础建设为支撑，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必备知识点（一）分享经济

1.当前状况

2018年2月27日，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发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

报告显示，我国分享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2017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49205亿元，比上年增长47.2％；其中非金融共享领域交易额为20941亿元，比上年增长66.8％。分享经济领域融资规模约2160亿元，比上年增长25.7％。

从市场结构看，2017年我国非金融共享领域市场交易额占总规模的比重从上年的37.6％上升到42.6％，提高了5个百分点；金融共享领域市场交易额占总规模的比重从上年的62.4％下降到57.4％，下降了5个百分点。

报告充分肯定了分享经济的就业贡献。2017年我国提供分享经济服务的服务者人数约为7000万，比上年增加1000万；分享经济平台企业员工数约为716万，比上年增加131万，占当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9.7％，意味着城镇每100个新增就业人员中，就有约10人是分享经济企业新雇用员工。

报告还提出，中国分享经济领域的创新创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全球分享经济创新者和引领者。截至2017年年底，全球224家独角兽企业中有中国企业60家，其中具有典型分享经济属性的中国企业31家，占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的51.7％。

报告认为，当前我国分享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法律法规不适应、公共数据获取难、统计监测体系亟待建立等共性问题依然存在，2017年用户权益保护难题进一步凸显，新业态发展与传统的属地管理、城市管理以及理论研究滞后间的矛盾更加突出。

2.存在问题（1）分享实践发展加快，监管体系亟待重构。

当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社会管理制度是建立在工业经济和工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强调层级管理、区域与条块分割等管理方式，注重事前审批和准入。基于网络的分享经济具有典型的网络化、跨区域、跨行业等特征，快速发展的实践使得许多制度变得越来越不适应。当前许多新业态游走在监管的灰色地带，有些创新实践则面临不合理的制度要求。分享经济的发展对现有的政策、制度、法律等提出了新的挑战。（2）创新引发利益调整，统筹协调难度加大。

分享经济发展大大降低了诸多行业的进入门槛，分享型企业拥有显著的成本优势、创造无限供给的能力、趋近于零的边际成本，使传统企业面临巨大竞争压力。在具有排他性的垄断市场中，分享型企业的进入及其快速扩张的发展态势冲击着原有的商业逻辑和经济秩序，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来自既得利益者的质疑和阻挠。分享经济可能引发深层次的社会分工与组织变革，涉及的领域之广、人员之多前所未有，协调难度明显加大。（3）产业发展尚不成熟，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分享经济模式下，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方通常是大量不确定的个人或组织，尤其是当前诸多领域的分享经济都处于探索阶段和发展初期，其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标准化、质量保障体系、用户数据保护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和隐患。多数企业并未找到有效的商业模式，同质化竞争普遍。多数领域的分享经济模式未纳入正常的产业发展体系，不公平竞争、税收、劳资关系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4）观念认识不到位，原有法规不适应。

迄今为止，人们对于分享经济的理解还只是实证分析和现象观察，系统科学的理论研究还比较缺乏。现有的很多法规已无法适应信息时代的实践发展。这些法规既不能解决行业准入门槛、从业人员社保、税收监管、信息安全以及信用体系建设等共性问题，也无法解决行业差异化带来的具体问题，如在短租领域会遇到卫生、消防缺乏统一标准问题，在送餐行业会遇到服务标准化和员工培训问题，在家政服务行业会遇到特殊的劳务关系及劳动保护问题等。

3.对策措施

分享经济作为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对既有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秩序带来的冲击在所难免，其自身在发展过程中也必然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并逐步解决。（1）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对待分享经济。

创新性的商业实践通常都是领先于制度与法律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强迫新生事物符合旧的制度框架，需要给创新留有试错的空间。面对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相关部门需要准确判断和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大势，通过制度层面的积极调整予以回应，因势利导。同时，对于已经明显阻碍分享经济创新发展的政策和制度应积极主动地进行修改完善。（2）研究制定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一揽子政策。

跳出传统的行业垂直管理和属地化管理思维，为各行业领域分享经济发展提供宏观指导和政策支持，形成适应分享经济发展的协同管理和服务合力。（3）探索建立社会协同治理的新型监管体系。

分享经济的全面发展既对政府治理创新产生了显著的倒逼效应，也为构建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提供了经验积累、技术与数据支撑。协同治理既是分享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其必然结果，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民众都将发挥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4）加强分享经济相关理论与政策研究。

鼓励和推进分享经济理论研究，探索分享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趋势及其经济社会影响。调整和完善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体系和方法，准确反映分享经济对增长与就业的影响。研究解决当前分享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政策适应性、信息安全保障、监管体系建设、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等问题，提前谋划和布局面向未来的制度改革与设计。（二）社会治理

1.当前状况（1）非政府社会治理主体存在缺失。

社会治理主体体系应当是多元化的，但当前中国的社会治理仍然主要依靠政府。政府本质上的缺陷使其无法实现最佳资源配置，并存在着“无限政府”与“全能政府”倾向。随着社会公民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多元化社会生活日趋复杂，政府失灵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加剧，这在客观上激化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政府正不断反思并着力实现公权力的合理退却，但政府公权力退却的另一部分——非政府社会治理主体的确立与发展却仍然十分缓慢，客观上阻碍了政府权力边界划定与职能转变。（2）社会治理规则体系还不完善。

规则是社会治理有序进行的保障，规则体系的构建不能仅仅依靠习惯、经验与道德，还必须依靠法律制度。简单地说，社会治理规则体系的构建过程也是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过程。在立法上，一些地方行政立法色彩浓重而社会立法功能缺失，一些与社会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社会主体资格的确立缺失、权利义务界限不清，使得一些社会治理问题成为无人负责、无法可依的“灰色地带”。在执法上，一些情况缺乏法律定性和操作规程，使得执法或无法可依或有法难依，因缺乏监管，更有甚者有法不依，这使得社会治理规程中往往出现“人治”踪迹。（3）社会治理效果评价与问题反馈扭曲异化。

效果评价与问题反馈是改进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然而当前评价机制管道不畅，导致原本正常的纠偏过程出现了扭曲异化的倾向。客观地说，配置社会资源、处理社会问题不仅存在“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即便是“社会治理”也存在着失灵的可能性。事实上，实现社会之治的途径应当是实现政府与市场基础上的社会治理，而不能以治理代替政府和市场。因此，社会治理的过程就是治理主体基于政府与市场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协调过程，而治理效果评价与问题反馈正是优化协调过程、实现社会之治的必要环节。当前，关于社会治理的效果评价机制几乎空白，对于许多问题的意见反馈重视不够，这使得社会群体尤其是切身利益受到侵害而无法表达的社会群体往往采用极端、暴力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这也是当前上访事件、群体性事件多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2.重要意义（1）社会治理为社会多元主体提供了实现自我的平台。

随着转型持续深入，社会成员的“公民性”逐步觉醒，主体意识、利益意识、法治意识、社会意识不断增强。相应的，社会成员主体性的增强导致社会主体性的增强，社会不再是国家的附庸，社会成员希望通过公共平台实现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以满足自身权益。社会治理基于多数人意志不仅能够认同社会成员的主体性，而且更具有开放性与参与性特征，能为社会多元主体提供实现自我的平台。（2）社会治理为政府与社会拓宽了互动合作的管道。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困扰于社会事务国家化与政府职能扩大化，存在社会治理价值向度的迷失与手段的僵化现象。20世纪80年代末，治理理论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兴起，中国依托市场经济开始对政府、社会、市场进行重新定位，并对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理性反思，从而逐步从观念上走出历史遗留的“政府本位”与“管制行政”，打破政治经济一体化局面，释放出主体多元化、利益多元化活力。社会公共事务纷繁复杂，若想实现社会之治，则必须将政府、社会、公民一并确认为社会治理的主体，打破传统上社会治理由政府一手包办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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