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作家兼医生的故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5-12 10: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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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竭宝峰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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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作家兼医生的故事

契诃夫作家兼医生的故事试读:

前言

名人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自有许多特别之处。我们追溯名人的成长历程时可发现,虽然这些人物的成长背景都各不相同,但都或多或少具有影响他们人生的重要事件,成为他们人生发展的重要契机,使他们从此走上真正人生追求的道路,并获得人生的成功。

名人有成功的契机,但他们决不仅是幸运和机会。机遇只给有所准备的人,这是永远的真理。因此,我们不要抱怨没有幸运和机遇,不要怨天尤人,而要做好思想准备,开始人生的真正行动,这样,才会获得人生的灵感和成功的契机。

我们辑录这些影响名人人生成长的主要事件,就是为了让广大读者知道,名人在他们做好思想准备进行人生不懈追求的进程中,怎么从日常司空见惯的普通小事上,碰出生命的火花,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凡为神奇,获得灵感和启发的,从而获得伟大的精神力量,实现了较高的人生追求。

影响名人成长的事件虽然不一样,但他们在一生之中所表现出的辛勤奋斗和顽强拼搏精神,却是有相似之处。正如爱默生所说:“伟大人物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们拥有坚强的意志,不管环境怎样变化,他们的初衷与希望永远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他们永远会克服一切障碍,达到他们期望的目的。”

爱默生说:“所有伟大人物都是从艰苦中脱颖而出的。”因此,伟大人物的成长具有其平凡性。吉田兼好说:“天下所有的伟大人物,起初都很幼稚而有严重缺点的,但他们遵守规则,重视规律,不自以为是,因此才成为一代名家而成为人们崇敬的偶像。”这样看来,名人的成长又具有其非凡之处。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培根说:“用伟大人物的事迹激励青少年,远胜于一切教育。”

为此,本书精选荟萃了古今中外各行各业具有代表性的有关名人,其中有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谋略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发明家、财富家等,编成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故事》《牛顿科学与信仰的故事》《诺贝尔发明与爱心的故事》《爱迪生自学成才的故事》《达尔文科研兴趣的故事》《居里夫人艰苦科研的故事》《爱因斯坦科研与追求的故事》《安徒生为孩子创作童话的故事》《贝多芬成为著名音乐家的故事》《狄更斯从小学徒到大作家的故事》《法拉第自学成为科学家的故事》《凡尔纳以科幻创造文学奇迹的故事》《富兰克林揭示科学奥秘的故事》《伽利略为科学勇于献身的故事》《高尔基从流浪儿到文化巨人的故事》《哥白尼为捍卫真理英勇不屈的故事》《歌德爱情与诗歌的故事》《海明威从军人到作家的故事》《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的故事》《马克.吐温幽默与创作的故事》《门捷列夫发明元素周期表的故事》《莫泊桑从军人到作家的故事》《莫扎特音乐神童的故事》《契诃夫作家兼医生的故事》《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故事》《萧伯纳屡遭磨难终成剧作家的故事》《雨果创作出不朽巨著的故事》《卓别林从演员到喜剧大师的故事》《沃尔特.迪斯尼编剧与制片的故事》《泰戈尔创作不朽诗歌的故事》等,阅读这些名人的成长故事,能够领略他们的人生追求与思想力量,使我们受到启迪和教益,使我们能够很好地把握人生的关健时点,指导我们走好人生道路,取得事业发展。

故乡的岁月

人类把历史看成战斗的连续,为什么呢,因为直至今天,他们还认为斗争是人生的主要东西。

老板的儿子像学徒

1860年1月17日,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诞生于俄国南方的亚速海沿岸的一个小镇塔干罗格。安东的爱称叫安托沙。

契诃夫的祖辈是农民。他的祖父——一个勤劳的农民,凭着勤俭积蓄了3500个卢布,他用这笔钱换得了一家八口人的自由。于是全家从佛索涅日省迁到了俄南。随后,祖父在塔干罗格附近的普拉托夫伯爵家去做了田庄总管。

小镇上有一条平静、长满青草的小街,叫修道院街。在夹道的两排房子中间,有一所小小的两层楼房,门口有一个牌子,牌子上写:

移民住宅——巴.叶.契诃夫。

上面标示的名字是安东.契诃夫的父亲巴维尔.叶戈洛维奇.契诃夫。

安托沙就在这所房子里,度过了他的童年。

在修道院街与集市街拐角处,有一个杂货铺,门口挂着牌子:

出售茶叶、砂糖、咖啡及其它食品杂货。

旁边还有一块牌子:

饮料就地畅饮或携回随君任选。

这家店铺是安托沙的父亲开的,他也像安托沙的祖父一样勤劳,把辛辛苦苦挣下的钱一点点积攒下来,终于有了自己的门店。

安托沙的母亲欧尼.莫洛索娃是塔干罗格城里一个布商的女儿。婚后她改名为叶甫盖尼亚.雅科甫列芙娜。

他还四个同胞兄弟和一个姐妹,分别是亚历山大、尼古拉、伊万、米舍尔和玛丽雅。安托沙排行第三。

一转眼安托沙9岁了,已经成为塔干罗格语法学校一年级的学生了。

这时,父亲巴维尔已经变成一个脾气暴躁、专横的人。他一向认为,自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同上帝有着特殊关系,因而给家里规定了铁的纪律。只要他提高嗓门,他的妻子和儿女们就都吓得发抖。他一出现,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可能有了什么过错。

哪怕他们无意中做错了一件小事,巴维尔也会怒不可遏,比划着双手骂个不停,接着便暴跳如雷,拳打脚踢。耳光像雨点一样落下。甚至他还会捋起衣袖,抡起皮鞭。

每次挨完打,安托沙还得忍着屁股的疼痛,去吻父亲那只狠狠教训过他的手。

其实,巴维尔对子女的这种惩罚并没有恶意,他也几乎从没有真正发怒,只是以自己的方式爱护孩子,认为严厉一些,对他们有好处。他的原则是:“小孩子要能吃苦,应该多受磨难。生活是不容易的,精神教育与棍棒是分不开的。只有责骂和痛打,才能使这些没有头脑的孩子铭记神圣的真理。”

他还对妻子说:“我就是这样被培养出来的。你看,这种办法对我不是很有成效吗?一个挨过打的抵得上两个没挨过打的。今天挨了打,日后他会感谢你的。”

巴维尔舍不得花更多钱,只雇了两个农民的孩子安德留什卡和加甫留什卡做学徒,他们是兄弟俩。另外,安托沙兄弟几个就成了铺子里打杂的。

安托沙从5岁就开始站柜台、应酬顾客、收款、打算盘……起先还觉得新鲜好玩,不久便成了负担。

安托沙兄弟几个每天醒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今天会不会挨打?”

每天清晨5时,大哥亚历山大、二哥尼古拉便会喊:“安托沙,起床了,快点!要开门营业了。”

安托沙还没睡够呢。他打了个呵欠,想偎在被窝里再缓一会。

突然,一张大手揪着他的耳朵把他拽起来,随后,身上就挨了两脚。同时被大吼声惊醒:“快起来,懒虫!”

尤其是上了学之后,父亲仍然要安托沙在晚上和假日照顾店铺。这样,他一会要称干酪,一会又要斟石腊油,根本没有时间专心读书,作业也只有尽力偷闲应付。

有一次,安托沙和一位要好的同学闲聊,他向好友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家里时常挨揍吗?”

对方很爽快地说:“不,我在家从来没有挨过打。”

安托沙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他是撒谎。

从早至晚,安托沙盯着拉丁语法书,心里却在默默祈祷:但愿这一天能平平安安地过去。

晚上,他回到家正准备做作业。这时,随着一阵脚步声,巴维尔走了进来:“安托沙,我有事出去,你到店里去,不能出半点差错。”

安托沙顿时眼里含着眼泪,他小声请求:“店里太冷。我从学校出来一直在发抖。”“不要紧,多穿点就不冷了!”“我明天还有好多功课要看呢。”“到店里去嘛。我每天在柜台里还能抽空读两章《圣诗》呢!你功课不好是因为自己偷懒、贪玩,不用心。快去吧,别磨蹭了!”

安托沙乖乖地放下笔,跟着父亲出门。

到了店铺,巴维尔吩咐安托沙站到柜台后面,自己在商店保护神的圣像前划了几次十字,然后迈着沉重的步伐走了出去,回头把门关上。

安托沙擦着眼泪和鼻涕,坐在肥皂箱上,打开拉丁语法书,开始做作业。

但是,当他蘸墨水时,笔漏洞百出碰到了墨水瓶里的薄冰。

安德留什卡兄弟蹦跳着取暖,与进进出出的顾客们讨价还价。各种声音在低低的天花板下面回响着,吵得安托沙根本无法安心思考。

顾客有的到商店一边的一间小屋里喝伏特加酒。有些常客把这个堆满灰尘、不断散发出臭味的地方看成他们的俱乐部。他们每晚都攥着酒瓶谈天说地。

酒鬼们互相开着粗俗的玩笑,讲着低级下流的事。还有人回头对安托沙说:“安托沙,别听!你还小呢。”

但是,安托沙已经什么都听到了,他也猜得出他们说的什么,虽然他的确还很小,但他已经懂得了贫困、丑恶、懒惰和愚昧。

他心里想:父亲去拜访朋友或去教堂祈祷,准会忘记了我的存在。

严寒漫长的冬夜慢慢深了,铺子里冷冷清清。安托沙伏在柜台上做功课。

他大大的脑袋、脸上长着些雀斑,同学们给他起钻叫“炮弹”和“牛头”。他一直躲着同学,但同学们却一直很喜爱他,也许是他那笨拙、懒散的好脾气吧。

当时,父亲催得急,安托沙没来得及加衣服,只穿着一件又瘦又小的棉制服和一双露出脚趾的皮套鞋。铺子里冷得像冰窖,他被冻得浑身发抖。

商店从早晨5时一直营业至晚上23时,而厕所搭在一公里外的一片空地上。安托沙起身去厕所,却迎面与一个流浪汉撞在一起,他大吃一惊,飞快地又跑了回来。

这时候店里没有顾客,两个小学徒冻得鼻子通红,两手乌青。他们缩着脖子,揣着手,不时地用一条腿磕打另一条腿,似乎这样可以暖和一点。

又过了一会,见没有人来,安德留什卡兄弟干脆缩在屋角的肥皂箱上,全身蜷成一团,像两只小猫一样打起盹来,不一会就鼾声大作了。

安托沙也把双手插进衣袖,脚趾蜷缩在长统靴里,想到明天课堂上得不到好分数,慢慢地感到忧虑和害怕,甚至变得麻木了。

最后,在门口望风的加甫留什卡闯进来喊:“你爸爸回来了!”

安托沙赶紧站了起来,努力瞪大了困倦的眼睛,心里充满了恐惧,做好了挨训的准备。

巴维尔走了进来,笨重的身躯,宽阔的肩膀,灰黑的胡须,浓密的眉毛,目光严厉地巡视了一下店铺,接着查看账本。

安托沙屏住呼吸,担心算错了账挨打……“怎么样,卖了多少钱?”“还行,爸爸,已经卖了两个卢布了。”

巴维尔检查完毕,脸色平和,看来没有差错,谢天谢地!“爸爸,我可以走了吗?”“去吧,可要好好做功课,不许淘气,不然的话……”

回到家里,安托沙已经筋疲力尽,都快被冻僵了,母亲赶快过来安慰他。

母亲经常为了孩子们的事挨巴维尔的粗暴对待。他连续生育了六个孩子,还要操持家务,已经筋疲力尽了。

安托沙记忆里,一直是她在厨房里忙碌,或驼着背坐在缝纫机前的身影。她抱怨孩子们得太费,长得太快,总是为六个孩子的吃饭穿衣操心。而丈夫却一直指责她不会操持家务。

安托沙没少挨打,鞭子抽的伤痕会慢慢痊愈,而心灵的创伤却永远不能愈合。不过后来他还是原谅了父亲,他认识到父亲身上的这些缺点,是由于当时生活艰难,在所难免。

苦中作乐热爱自然

巴维尔还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所以他把最好的时间都用于读《圣经》和做祈祷。但他去做礼拜,感兴趣的不是基督教义,而是那些神秘而优美的礼拜仪式、光辉夺目的烫金圣像、闪闪发光的祭袍、旋律悦耳的赞美歌以及跪拜、划十字和燃香的芬芳。

其实,巴维尔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热情奔放,很有才华,喜欢热闹场面。他小时候在村里的教堂做礼拜时唱过圣诗,于是爱好上的鼓乐,他虽然没有上过学,但通过自修学会拉小提琴和手风琴,还酷爱绘画,对圣像画艺术很有些研究。

他决心把自己音乐、绘画的天赋都传给自己的孩子。

每逢大的节日,不管严寒风雪,不管道路泥泞,三更半夜他都要把孩子一个个地从热被窝里拉起来,到教堂去做早弥撒。

由于东正教堂里没有座位,孩子们得连续站几个小时,礼拜仪式的庄严气氛使他们目瞪口呆。

巴维尔还要求每一个孩子学会一套手艺。每天傍晚,他总是要和二儿子尼古拉表演几段小提琴二重奏。由女儿玛丽雅钢琴伴奏。

而他却命令安托沙说:“老三,你学做一名裁缝好了。”

安托沙听了心中暗暗叫苦。但他敢怒不敢言。他心里一急,竟干咳起来,直觉胸中一热,涌出了一口血。

巴维尔尤其喜欢庄严肃穆的宗教歌曲。当了店老板之后,他最大的嗜好就是到教堂唱诗,后来还亲自组织了一个教堂唱诗班,他当领唱人。

巴维尔努力想把自己的唱诗班办成全城首屈一指的,他从铁匠中物色了十几名有些功底的人,他们都身强力壮、声音洪亮、热情很高,而且异常虔诚。他们白天抡着大锤干活,晚上聚集在巴维尔的店里练唱。

巴维尔的唱诗班走遍塔干罗格的各个教堂,义务唱诗,不取分文。虽然他们的歌喉让人不敢恭维,但是各教堂的神父们都十分欢迎这个不用花钱的唱诗班。

铁匠们唱的都是低音,所以班子里缺少一个清脆的童声唱中音和最高音部。那个唯一的小伙子只有用刺耳的假嗓子唱最高音部,人们听了都挖苦说:“这不是唱诗,还是打铁的声音。”

巴维尔出于自尊心,健全自己的唱诗班,果断地强迫自己的三个儿子全部参加唱诗班的高音部和中音部。亚历山大和尼古拉任第一和第二女高音角色,安托沙担任次女低音角色。

孩子们虽然对唱诗不感兴趣,但父命是不敢违的。每天规定练唱的日子,晚上22时,全体成员准时集合,一直唱至深夜24时。

安托沙是里面最小的,他刚上中学,体质又弱。而且每天放学都有做不完的作业,经常还要去店里值班,晚上练习合唱的时候,眼睛早就睁不开了。

巴维尔作为父亲,是要让孩子们从小养成刻苦耐劳的习惯和尽义务、负责任、守纪律的良好精神,成为真正有教养的人。尽管家庭不富裕,但也要让他们上学、学外语、学画画、唱歌……

因此,安托沙兄妹几个不仅多才多艺,而且刚刚十几岁时就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法语了。

同时,安托沙的母亲叶甫盖尼亚也喜欢文艺,他出身商家,读过书,年轻时还写点小故事之类的东西。

婚后,叶甫盖尼亚常常坐在柜台旁,一边缝着针线活,一边趁没有顾客的时候,把她的写的故事,娓娓动听地讲给孩子们听。也把她当年这次横跨草原、穿越森林的旅行讲给孩子们:沿途沙漠景色壮丽,夜里与流浪者相遇,在昏暗的小旅馆投宿……

听母亲讲故事是安托沙兄妹幼年时代最大的乐事。母亲小说中那生动的人物形象,故事中那曲折的情节,旅程中那真实的细节,把孩子们的心都紧紧地抓住了。

母亲性格温柔,心地善良,她讲的故事中,也都突出表现心地善良的小人物,他们无权无势,但是自尊自强。

因此安托沙说:“世界上再没有比母亲更亲爱的人了,我们的才能来自父亲,而我们的心灵来自母亲。”

学校和家庭、店铺的气氛如此令安托沙兄妹感到苦闷和恐怖,但是,他们并没有陷入痛苦中无法自拔,而是自己想办法开心,用玩笑逗乐,用恶作剧去缓解、改变这种郁闷、窒息的气氛。

塔干罗格的夏天干热难熬。兄弟几个从早至晚光着膀子,夜间在院子里支个棚子睡觉。安托沙睡在他自己亲手栽种的葡萄架的绿荫之下,自封是“无花果下的约伯”。他还在葡萄架下写诗、编故事。

诗的开关写道:

喂,小伙子们,你们在哪儿啊?

我老汉阿盖到这里来啦!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段老话。

就讲那傻子伊凡和栗色的小马……

天气热得受不了时,兄弟们几乎天天到海滨游泳。他们最常去的地方叫沐浴坡,那里海岸平缓,从岸边至少要走出一公里半,海水才齐脖子深。

他们邀上一大群孩子们一泡就是几个小时,安托沙还每次都带上他那两只心爱的黑狗。

他们也常去海湾捕鱼,不但带着渔具,还要带上一口大锅,捉到鱼后就地煮熟,美美地吃一顿。有一次,他们捉了365条鱼,这下他们可乐坏了。安托沙还说:“一天吃一条,整好可以吃一年。”

他们除了捕鱼,还在岸边观看来往的船只,有时也下海游泳,并抓住船的缆绳和锁链。有一次,安托沙的额头碰到了海底的尖石,从此左边留下了一记终生消磨不掉的伤疤。

傍晚,他们从海湾回家,沿途捡拾着过路的大车上掉下来的榛子、核桃等,等他们回到家里时,肚子也吃饱了,而且口袋也装得满满的。

安托沙还从图书馆里找来好多滑稽故事,在同学面前大声诵读,念得绘声绘色,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而他却若无其事,故作严肃。

他还经常模仿老师或同学的神态举止、说话腔调,同学们乐得眼泪都出来了,有的抱着椅子不敢动,怕一动就乐得摔下去。

安托沙的即兴表演不仅在课堂上,在家里也时有展示。就连成天阴沉着脸的巴维尔,也有时在吃饭后忍不住会提议说:“老三,来,给我们大家表演一个吧。”

安托沙故意装作苦苦思索:“演个什么呢?这可是个难题。”

巴维尔着急地说:“什么都行,随便来一个让大家乐乐。”

安托沙沉思着说:“那就来一个老夫子念白吧!”

全家人马上轰然叫好,并热烈地为他鼓掌。

安托沙站在“观众”们面前,他郑重地整了整衣领,又咳嗽了两声,然后就模仿着老夫子的动作,高声地朗诵起一段文章来。

大家都被逗得前仰后合,互相推搡着。

母亲不停地拿围裙擦着欢喜的眼泪。父亲则高兴地赞叹道:“真有你的老三,你不愧是我的儿子,是块当演员的好材料。”

还有一次,他扮演一位蹩脚的牙齿,让大哥演患者,他十分缓慢而笨拙的动作,和丰富的表情,把“观众”们逗得哄堂大笑。

安托沙还喜欢即兴表演各种议会上的官员们。有一次,他扮演“沙皇日”在大教堂里主持庆贺典礼的市长。他那惟妙惟肖的表演,形象地表演出了一个洋洋得意、妄自尊大的人物。

安托沙还很爱给兄弟们起外号,他管二哥尼古拉叫“斜眼”,管大哥亚里山大叫“歪鼻”,而叫四弟伊凡为“狮子头小狗”。

安托沙还很关于化装。有一天,他穿得破破烂烂,带着他亲笔写的乞讨信,来到他的叔父——虔诚的教徒米特洛夫.叶戈洛维奇家里。叔父居然没有认出眼前的“小乞丐”竟是自己的亲侄子。看过信后,觉得怪可怜,便大发慈悲,施舍给他几个小钱。这是契诃夫的第一笔收入,既是写作的稿费,又是演员的酬劳。

爱上戏剧表演

1873年暑假,叶甫盖尼亚带着六个孩子去探望住在乡下的祖父和祖母。那里离塔干罗格大约一百公里,这次愉快的草原之行,使孩子们终生难忘。

他们租了农民的一辆结实的四轮大马车。父亲巴维尔由于要留在家里照看店铺不能一起去,他虽然表现得很遗憾,但孩子们却都心里喊着:“太好了!”

临上路时,巴维尔不停地嘱咐大家。而大家一边口头应付着,一边和妈妈挤上了马车。

大车缓缓前行,颠簸着,六个孩子和母亲在车里相互碰撞着,互相取笑着,高兴极了。

大车“吱吱嘎嘎”地行驶着,后面扬起了阵阵灰尘,烈日下,一望无际的平原就像海洋,在微风吹拂之下,翻起层层波浪。

草原真是太迷人了,一会儿飞过一只在城里从未见过的小鸟,一会儿从洞里钻出一只金花鼠,它昂着脑袋站立着,惊奇地目送着这群草原上的不速之客。

这时,孩子们都把看到的景色与母亲讲过的草原故事相印证,自然更加热爱草原,长久在家庭约束之下,这次却像放归大自然的鸟儿一样狂喜。

每到一处,大家下车休息,他们在路边野餐,到池塘游泳,在草垛上打滚,在客栈里或露天围着篝火过夜。安托沙裹着大衣,凝视着火焰和万里无云的天空,呼吸着野草和烟熏的清香,尽情地享受夜色的宁静,心中无比兴奋、快乐。

两天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祖父家,祖父由着他们在大花园里奔跑、爬树,或到河里游泳。而且,他们还多次跟着祖父到田间收割庄稼。

秋天回来之后,安托沙生命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他第一次去剧场看了戏剧。

景色秀丽的塔干罗格自古以来就负有“音乐之城”的美名。这里民歌尤为盛行,因为当地居民大多是能歌善舞的乌克兰人。而且它又是个与外国通商的港口,有许多意大利和希腊的商人。意大利的剧团经常来演出一些著名的歌剧,如《塞维勒的理发师》《茶花女》等。

安托沙虽然无数次经过彼德罗夫斯卡亚大街上的剧院门口,但还从来没进过里面看过剧。因为当时学校有规定:中学生未经校长的书面批准,不准进剧院看戏。

学监季雅科诺夫不喜欢戏剧,他认为戏剧对青少年也没有好处,因此他一直不批准学生看戏。他总是说:“看那玩艺儿,会把孩子带坏的,只有在学校里不会学坏。”

怎么办呢?聪明的安托沙想出一条妙计:他先乔装打扮一番,把长胡子或者大鬓角粘在脸上,然后穿上父亲宽大的衣服,戴上深色眼镜,手提皮包。这样,就可以从学监面前大摇大摆地走过了。他的化装总是很成功的。结果就成了台下的“演员”来看台上演员的表演。

第一次看戏,当帷幕拉开时,安托沙简直惊呆了!

当时台上演的是奥芬巴赫的俄罗斯轻歌剧《美丽的叶莲娜》。

安托沙深深被舞台上的布景、灯光和演员的服饰吸引住了:硬纸板做成的大理石圆柱,蓝色的幕布展现出浩渺的天空;折射在天幕上的灯光变幻出美丽的彩霞;演员穿的服装让人眼花缭乱……

这出歌剧使他非常兴奋和激动。在回家的路上,剧中的情节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回到家以后,他就欣赏起歌剧里的各个角色来。

从此,他抛弃了童年时的游戏,也忘记了去捕鱼、到墓地里玩耍,再也离开不戏剧,离不开剧场了。他完全沉醉于新的激情之中。

后来,他还化装去欣赏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李尔王》,果戈里的《钦差大臣》等许多世界名剧。天长日久,他的化装和表演才能也越来越高。

而且他还发现,来看戏的都是一些有钱有势的显赫人物,他在心里说:“呀,这么多的人都来看戏,都为一名演员喝彩,做演员可真了不起,将来我呀……”

一回到家里,按捺不住的安托沙就与具有喜剧才能的兄弟妹妹组成了自己的剧团,他们在亲戚、朋友和邻居们这些热心观众面前演出。他亲自参加演出的第一个戏就是《钦差大臣》。

那天,他和两个哥哥很早就把杂货铺隔壁放木柴的小屋打扫干净,用木板铺垫成舞台,拉一根绳,上面搭上被单当帷幕。而且这次,父亲还破例允许他们多点了几根蜡烛。“观众”们都赶来了,演出正式开始。

安托沙扮演戏中的省长角色,他挺着僵硬的脖子,穿上带着锃亮铜纽扣的节日制服,腰上挎着一把马刀,为了增加风度和派头,还用坐垫在衣服里把肚皮垫得鼓起来,胸前挂满了纸板做成的勋章。

他瞪圆了眼睛,鼓着嘴,鼻音很重地说:“嗯,我是谁?你不知道,我就是本省的省长,记住了?”他演得滑稽极了,使“观众”笑得喘不过气来。

后来,他更出色地在戈里高里耶夫的《马车夫和一个骑兵军官的恶作剧》中扮演了一个饶舌的老太婆。只要他一登台,观众就止不住大笑,因为他总能把角色表演得惟妙惟肖。

有一天,安托沙说:“咱们应该有个固定的剧院来演现代戏,老在柴屋里可不是办法。”

大家也深有同感:“是啊,是啊!”

后来,安托沙的好朋友安德烈.德罗希表示:“我们家的房子很宽敞,可以到我家去演。”

他们和安德烈的父母一商量,这对善良和富裕的布尔乔亚夫妇立刻就同意了:“反正闲着的屋子有得是,你们尽管用吧,不过孩子们,注意别把东西砸坏了就行。”

大家异口同声:“放心吧大叔大婶,我们一定倍加小心不会损坏一件东西。”

安德烈把他们领到一个大客厅:“怎么样?够不够大?隔壁的房间可以供演员化装和放服装道具。”

兄妹六个绕着大厅走着,比划着。二哥尼古拉高兴地说:“这回可好了,咱们有真正的剧院喽!”

后来,安德烈的母亲又热心地向他们说:“孩子们,你们看看走廊落地窗的那个大布帘能不能用上?”

大家到走廊一看,那是一块彩色的上面饰有展翅欲飞的巨鸟的布帘。拿来一试,正好把大厅隔成两半,前面是舞台,另一边是放着椅子的观众席。

在一个小孩专用的壁橱里放满了服装、道具、化妆盒、假发。不久他们的戏就一出出在这里上演了。他们的精彩表演,每次都获得成功,观众席上挤得满满的。

后来,安托沙受到成功的启发和鼓舞,还自己动笔在练习本上为自己的“剧院”创作短剧。

他写的第一个剧本叫《孤儿》,表现不懈追求和反抗精神。后来还创作了一系列喜剧题材的如《棋逢对手》《一个剃了胡子的佩枪的秘书》《难怪鸡叫了》等。

他的剧本不仅供家庭剧团演出,也供给同学业余演出,于是他又大胆创作短剧来嘲笑有些同学的怪癖。不过演过后就毁掉了。

尝试文学创作

巴维尔的杂货铺经营一直不见红火之后,就决定让儿子们离开杂货店去接受教育。

1867年,安托沙和哥哥尼古拉先是去了一所希腊教会,因为巴维尔觉得,既然希腊富商控制着塔干罗格,就应该参与他们的活动。其实妻子希望把孩子送进俄语学校的,但巴维尔没有听。

弟兄俩在希腊教会学校呆得很不开心,也没有学到多少东西。直至1868年8月23日,安托沙才按照母亲的心愿,穿着海军蓝、金属纽扣的制服去了塔干罗格俄语语法学校预备班学习。学制八年,学生们被列入彼得大帝在一个半世纪前创立的著名的14级“学籍表”的最后一级,可以直接进入大学。

安托沙上至四年级时,在创作自己“剧院”剧本的同时,也在尝试最初的文学创作。

当时,高年级学生编辑出片了一个小《小星》的手抄本刊物,安托沙大胆投稿。编辑同学见了这个小同学的来稿后,惊喜地对同伴们说:“大家看哪,这个小同学写得真不错呢!”

大家看了以后也纷纷表示:“嗯,确实有点才气。”于是,安托沙的稿子被登在《小星》的显明位置上,而且时时接到刊物向他的约稿。

在语法学校的所有老师中,神学教员波克罗夫斯基是最受学生们爱戴和尊敬的。这位教员性格开朗,风趣幽默,和学生们亲密融洽。

波克罗夫斯基在教学中反对繁琐哲学,具有独创精神,安托沙被他深深地吸引了。波克罗夫斯基酷爱文学,他在课堂上经常就哲学、历史和文学问题发表议论,大谈普希金、莱蒙托夫、哥德、莎士比亚……

波克罗夫斯基按希腊文把安托沙的“契诃夫”读为“契洪特”,当他发现安托沙有幽默天才,就建议他去阅读莫里哀、斯韦夫特、谢德林的著作。

有了这样一位引路人,安托沙也尝试着写小品和诗歌。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对季雅科诺夫进行了辛辣的嘲笑和讽刺,表达了对现实压迫的反抗。这首诗在学校里立刻引起了轰动,同学们争相传阅。

写作得多了,安托沙又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与其向他们投稿,还不如自己办个刊物什么的好。”于是,他主办了一份以《口吃的人》命名的幽默报纸。

在自己的报纸上,安托沙自由地、满怀激情地把自己身边熟悉的一些典型现象和事件登出来。

安托沙没事就到城里闲逛。他对一切都感兴趣,一只狗翘着尾巴游荡;一家人在棺材后面痛哭的出殡行列;装卸工人的争吵,这一切都是他一天中值得回味的事情。他还常去公墓,辨认墓碑上的碑文,思考在这里安息的数百个陌生人是怎样的命运。

他把这一切都写在了文章里,《口吃的人》不仅在学校里大受欢迎,而且还传到了校外,整个塔干罗格城都知道巴维尔家的老三办了一份幽默的娱乐报纸。

1875年,契诃夫一家迁入新居,这是由巴维尔在安托沙的祖父留给他的一块地皮上建造起来的,新屋位于康托尔斯卡亚大街。为了把房子盖好,仅管事先精打细算,但家里花光了所有积蓄,而且巴维尔还向地方信贷互助社借了500卢布。为了还钱,他们把一部分房子租给了商业法庭的一个小职员加布里埃尔.帕尔芬季耶维奇.谢利瓦诺夫。

6月的一天,安托沙应邀去谢利瓦诺夫的兄弟家中度假。在路上,安托沙在烈日下跳进了冰冷的河里游泳,加上在驿站整夜没有睡好,他得了急性腹膜炎,被送回了塔干罗格。这个病为他留下了一生都折磨着他的痔疮。

他在语法学校校医斯特兰夫的精心照料下慢慢痊愈,从此,天生乐于且办的安托沙发誓将来要做一名医生,来减轻病人的痛苦。

这年7月,19岁的亚历山大由于无法忍受父亲的独断专横,与父亲吵翻后,只身一人去语法学校校长家当家庭老师。巴维尔知道后冲冲大怒,他写信对亚历山大进行斥责:

我很遗憾,你这么早就忘记了你的父母,我们可真是一心扑在你身上啊!为了养育你,我们不惜钱财,不顾身体。今后,我只要求你一件事,把你的性格改一改!对我们尊重一些,你自己也要懂得自爱。

亚历山大早就听厌了父亲的这些训斥,当他出色地通过了毕业考试后,没有征求父母意见,毅然去莫斯科大学读了数学系。

与大哥一样,17岁的尼古拉中学还未上完,也决定跟哥哥一起去莫斯科,1875年8月,他考进了莫斯科美术建筑专科学校。

巴维尔对两个逆子的大胆出走束手无策。

安托沙非常想念两个哥哥,经常与他们通信,诉说他们走后,父亲的严酷专制都强加在他一个人身上。并把《口吃的人》寄给他们。

但是,亚历山大对《口吃的人》评价得一无是处,百般挑剔,他9月份给父母写信说:

请告诉《口吃的人》的作者,他的报纸不再像以前那样令人感兴趣了,它缺乏趣味。

安托沙的创作热情爱到了严重挫伤。

家业破产独守故乡

巴维尔虽然精心地料理店铺,但收入越来越差,甚至连盖房欠款的利息都付不起了。他写信向莫斯科的亚历山大诉苦:

赚的钱一天比一天少,我忧心忡忡,失去了勇气,你妈妈和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唉,老老实实地赚钱是多么难呀!

而亚历山大回信却说,他们兄弟俩在莫斯科更可怜,穿着破旧的衣服,天天饿着肚子。

后来,巴维尔交不起孩子们的学费,只好让他们呆在家里。10月10日,叶甫盖尼亚写信给两个儿子说:

安托沙和伊凡已经有一个星期没去上学了,学校要我们交钱,我们无法交付,昨天你爸爸去学校找校长谈了,他们同意伊凡可以不交学费,但是安托沙仍要留在家里,为了他和玛丽,我们必须交42卢布才行。我真的十分忧伤。

就在两个哥哥去莫斯科求学的第二年4月,小杂货店终于由于巴维尔的不善经营而破产了。他担心由于债务而被关进监狱,于是在1976年4月3日,巴维尔一个人偷偷逃往莫斯科。一路上他都躲着人们的视线,而且他也担心,由于早年蛮横地训斥两个大儿子,现在他们会怎么对待他这年过半百、胡子花白而一事无成的父亲呢?

父亲出走后,放高利贷的人天天来逼债,留在塔干罗格的孩子中,只有安托沙能够帮助和安慰母亲。母亲向朋友们求救,但这时与往不同了,他们一个个都像躲避瘟疫一样不见影子了。就连安托沙的亲叔叔也婉言说手头拮据,掏不出一分钱来帮助他们。

就在这时,新屋的房客谢利瓦诺夫趁机用一种欺骗的手段,只用了500卢布就获得了契诃夫家的房产权。这还不到房价的三分之一。从此,契诃夫家的大门上,钉上了一块写着别人姓名的铜牌。

家具也不得不拍卖了,于是叶甫盖尼亚只好在7月23日带着伊凡和玛丽去了莫斯科,只剩下安托沙还留在塔干罗格完成中学学业。

安托沙沦落到了无家可归的地步,谢利瓦诺夫——房子的新主人——出于过去的交情,只给安托沙留了一个角落居住。为了支付自己的食宿费用,安托沙不得不给房主那个侄子皮埃尔.克拉夫佐夫当补习老师。

安托沙本来想拒绝这个掠夺了父母财产的人。但为了能完满结束学业,只有依靠自己,等三年后拿到文凭,就可以去莫斯科上大学了。可这时,他还不到17岁。

从此,安托沙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摆脱了父亲的家长统治,不再受那种令人窒息的生活制度的束缚,他总算获得了向往已久的自由,可是看不见母亲的慈爱容颜,听不到兄弟们的欢声笑语,他又感到无限寂寞和惆怅。

他在自己寄居的角落里,留下了一些值得回忆的东西:功课表,一个没了头的洋娃娃,还有墙上写着的歪歪斜斜的“尼古拉是傻瓜”……

追求已久的自由生活开始了,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屈辱和贫穷。安托沙不但要过赤贫的生活,还要饱受人们对他父亲破产和出逃的嘲笑。但是,他不怕,他独立谋生、打工糊口,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他很能吃苦,也于承担责任,能为朋友牺牲自己的一切,他靠家教馆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学业。每个月可以挣到三卢布。

但是,为了这三卢布,他必须步行许多路,到城郊的家教馆去。秋天,郊外的路泥泞不堪,安托沙连一双厚鞋都没有,只好用破布包着脚,经常被硬草根和尖利的石块把脚都扎破了,泥水一浸,疼痛难忍。

但年幼而坚强的安托沙把这一切都默默地承受了,家教馆的家长和学生们都为他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而感动,就连谢利瓦诺夫也不得不尊重他,逐渐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他。

因为谢利瓦诺夫在面对安托沙的时候,良心上总有些过意不去。这个不到17岁的年轻人沉静平和,谦恭有礼,态度直率,使他每当面对这个少年时,总也骄傲不起来。

安托沙一边读书、打工,一边抽时间到图书馆里去阅读更多的经典:比彻尔.斯托夫、叔本华、洪保德、雨果、塞万提斯、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别林斯基……现在,他有更多的自由去思考,自身的文学修养也提升很快。

在这艰苦孤独的岁月中,安托沙尤其对叔本华的哲学领悟最深,他用叔本华的话来激励自己:“是的,人不能低声下气地活着,要有骨气与尊严。”

而他从塔干罗格写给家人的信,全是一些开玩笑的话,这让母亲感到十分恼火。

1876年11月25日,叶甫盖尼亚在给安托沙的信中责怪说:

我们收到你寄来的两封信,全是玩笑和文字游戏……

她不理解,其实这种幽默正是一个人在最倒霉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坚强和自重。

安托沙不但要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活、交纳学费,而且还得帮助在陷于困境的家庭。

叶甫盖尼亚在离开塔干罗格的头一天晚上,曾嘱咐安托沙在她走后卖掉家中仅有的几件东西,并让他把变卖的钱寄到莫斯科去,并且要求他再添上一点自己挣的钱补贴家用。

在迟迟没有接到安托沙寄来的钱时,母亲写信催促说:

那些天,我们家只剩下四个卢布用来吃饭和买灯油。我们等着你寄钱来,日子太难过了。也许你不相信我们所说的情况,玛沙没有皮袄,我没有毛皮鞋,我们只好呆在家里,我也没有缝纫机做活挣钱。我们睡在冰冷屋子里的地板上。

明天是26号了,不管从哪儿借,也要交付13个卢布的房租,否则房东就要撵我们了。真是烦死人了。快点来信,看在上帝的份上,快点把钱寄来吧!别让我愁死了……

同时,大哥亚历山大也来信说:

我们的生意很不景气,父亲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人也衰老了;母亲像支残烛,一天天熄灭下去,妹妹卧病在床……我们把老本吃光了。没有别的事,全是老问题,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去典押了……

读了这些信,安托沙心如刀绞,他立刻卖掉了家里留下的所有家什,然后将钱寄给父母。他又到处去给人家补习功课,想尽快多挣些钱来寄到莫斯科的家里。

支撑家庭危机

1877年复活节假期,安托沙收到了亚历山大寄来的一张去莫斯科的火车票,于是马上到莫斯科去探望家人。

莫斯科是多么美丽而文明啊,安托沙心中一直对它无限向往。但是,他们一家的生活却很惨。

一家人租住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而且是一间比街面更低的又小又暗、又潮又冷的半地下室。从小小的像通气孔的窗口望出去,看不到阳光和天空,只能看到大街上来往行人的腿脚和路面上飘来飞去的纸屑灰尘……

安托沙感到无比压抑,然而家里的状况则更让他伤心:父亲仍然失业,整天烦躁,脾气更坏了;母亲仅仅半年多就有了白发,脸上多了许多皱纹;14岁的妹妹玛丽无钱上学,呆在家里打理家务;还不到12岁的小弟米舍尔穿着单薄的衣服在莫斯科的冰天雪地里生活而奔波;两个哥哥在外面教点书,替别人抄抄写写,合伙出点小画报挣点钱。但是,他们经常在外面喝得大醉,回到家里就和父亲争吵,而对家里的困难则不闻不问。

莫斯科之行,使安托沙心里更焦急和难过。他回到塔干罗格后,更是努力四处给人补课。

安托沙很穷,但当他知道有一个同学比他的生活还苦的时候,便主动提出两人轮流去教学馆,平分一个月三卢布的学费。

房东的侄子皮埃尔是安托沙的学生,对他很好,皮埃尔的父亲是顿河流域的地主,每年暑假皮埃尔都邀请安托沙到自己家的庄园度夏。安托沙在那里学会了打枪、狩猎和骑马。而且,在那里他还看到了开挖煤矿和修铁路,听到了吊桶落在矿井的声音和火车的隆隆声,并且还亲眼看到过货车车厢与火车头脱钩溜下坡去的场面。

中学的最后三年,安托沙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读书,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广泛涉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甚至向大哥索取大家的理科教材。

在思想的迅速成长时期,安托沙更醉心于音乐和戏剧,经常到市立公园听免费露天音乐会。安托沙往往在树影花丛下欣赏一支支世界名曲。

在独立生活的三年中,安托沙写了不少习作,登在学校的杂志上,他还把这些作品寄给两个哥哥,征求他们的意见。

安托沙从不抱怨,他认为自己前进的道路上铺满了玫瑰,他不仅坚持自我教育,而且也特别注意关心教育自己的兄弟和妹妹,从思想上去教育开导家人,使他们成为独立自主的人。

1879年4月,给14岁的小弟米舍尔写了一封信,可谓用心良苦、语重心长:

亲爱的弟弟米舍尔:

正当我心情十分,倚在大门口打呵欠时,接到了你的信。从这一点你可以想象这封信是多么受欢迎,它来得太及时了!你的字写得很好,而且全篇信里也找不出一个文法错误。

但是,你的信有一点我很不喜欢。你为什么把自己说成是“微不足道的渺小的兄弟”呢?你知道吗,应该在什么地方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呢?在上帝面前,在智慧、美和大自然的面前,可能是渺小的,但不是在人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你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你是诚实的人,难道不是吗?

因此,你要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诚实的人。要记住,一个诚实的人从来就不是一个渺小的人。别把谦逊和自卑混为一谈。

你在看书,这很好啊。保持这种良好的习惯吧,日久天长,你就知道这个习惯的作用了。

你读读下面几本书吧:《堂.吉诃德》,好小说,人们几乎把他和莎士比亚并列。如果我的兄弟们还没有看《堂.吉诃德》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那我一定要劝他们读读。如果你想读一本生动有趣的游记,那就去读冈察洛夫的《巴拉达号战舰》吧……

后来,安托沙在寄给大哥亚历山大和二哥尼古拉的一封信中,强调必须克服自己小市民的自卑感。因为他知道,从祖父那辈到父亲这种状况,都难免会加深兄弟们心中的自卑感。而他要努力彻底消除他们兄弟们身上这种习性:

必须克服小市民的习性,必须有意志力,必须为此日以继夜地劳动,不断地读书和钻研,才能把自己身上的奴性挤出去,一点一滴地挤出去。

我们的周围是一个十分阴险狠毒的世界,在这种生活环境中,不尊重自己,奴性十足忍气吞声的人,生活是多么糟糕和无聊!

安托沙怀念母亲,在给母亲的信中,总讲一些好听的笑话,想以此尽量使老人振作起来,减轻点精神压力。

而作为一位慈爱的母亲,叶甫盖尼亚除了对儿子寄予希望的轻责之外,更多的还是表达对身在故乡、孤苦伶仃的儿子安托沙的深切担心与想念之情:

你快来吧,我每时每刻都祈求上帝让你早点来。你赶快中学毕业到莫斯科来吧,我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而且一定要进医学系。我再说一句,安托沙,如果你真的热爱劳动,莫斯科是永远不愁找不到工作的。

我总觉得只要你一来,我们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了。

巴维尔却和妻子不一样,他已经对几个儿子完全失望了:“安托沙来了也会和他两个哥哥一样,成天只知道出去游荡,一点正经事也不干。”

叶甫盖尼亚坚信安托沙是个好孩子,她大声反驳丈夫说:“安托沙和亚历山大、尼古拉不一样,他不会出去乱窜,他爱劳动!只要劳动,在莫斯科就能挣到钱!”

接到母亲的信后,安托沙深深地感到了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

1879年夏天,他以优异的成绩中学毕业。但是毕业后,他却没有急着马上就去莫斯科。而是在塔干罗格城四处奔了一个夏天,请求市政府能够给他发放十分难得的奖学金。

这种奖学金每年只有一个名额,它是由塔干罗格市特殊设立的,由塔干罗格市参议会发放给在中学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将继续在高等学校求学的塔干罗格市的学生。每个月25卢布。

安托沙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并加上诚恳的态度和不卑不亢的人格力量,获得了渴望中的奖学金。

而且在开学前,他一次性从参议会领到了过去4个月的100卢布奖学金!

8月6日,安托沙怀着激动和快乐的心情,与两个同学踏上了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一声长鸣,火车载着安托沙的希望和梦想,风驰电掣地向西驶去。

在市政府签发的正式迁移许可证上,像所有俄国人在更换居留地时所作的那样,填写了如下各项:

年龄:19岁;头发和眉毛:浅栗色;眼珠:栗色;鼻子、口、颏:无异像;脸型:略长,浅肤色;特征:发下前额有一伤疤。

安托沙把头贴在车窗上,百感交集地望着不断远去的塔干罗格,心里默默地念着:“再见了,塔干罗格!再见了,少年时代的伙伴!再见了,我的故乡!”

下车后,安托沙让两个同伴过两天来找他,自己辗转来到了他们家人挤住的地下室。当他到了家门口下车时,正好迎面碰上弟弟米舍尔坐在门槛上晒太阳。这孩子起先没认出他来:哥哥变化太大了,两年中,一个胖乎乎的少年一下变成了一细高个的大人,面目清秀,但两颊苍白。穿着一套不合身的破旧服装,戴着一顶太小的圆帽,留着长发,嘴唇上蓄着一撮稀疏的胡须。有点像和善的、目光深邃的基督教徒。“基督”用圆润的嗓音低声问:“你好吗?米舍尔.巴甫洛维奇!”

只到这时,米舍尔才意识到哥哥站在了自己面前,他兴奋地叫了起来:“安托沙来了!”然后急忙跑回屋里。

全家欣喜若狂,一起扑向安托沙,拥抱、喊叫。母亲在圣像前划了十字,叫米舍尔去给父亲发电报。父亲很快就回来了。

但是,安托沙一进入那窄小的房屋空间,与家人团聚的欢乐顿时化为乌有。

而且,安托沙也了解到了家里的真实情况:父亲年老体弱,最近刚刚找到一份为纺织厂看仓库的活,一个月30卢布,食宿用掉后就剩不下什么了;亚历山大在外面独自闯荡,时好时坏,本来他不缺少才华和学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机遇展示,从而心灰意冷,借酒浇愁,还学会了撒谎;尼古拉绘画、音乐上很有天赋,但是性情懒惰,体弱多病,而且染上了抽烟酗酒的毛病;伊凡与哥哥们相反,打算当个小学教员,他沉默寡言,勤奋好学,老成持重;米舍尔和妹妹都由于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在家……整个家一盘散沙,没有一个主心骨,死气沉沉,没有一点勤奋向上的朝气。

安托沙下定决心:我决不仿效亚历山大,为了个人而置全家的苦难于不顾。我要把这个家支撑起来,拯救我的家庭!

他首先想到:先把父母都接到外面来,他们年纪都大了,不能再干繁重的工作,应该过安稳的日子了;然后给弟弟妹妹交上学费,让他们尽快恢复学业;对两个哥哥,能帮多大忙就帮多大忙,尽力去挽救他们的才能,使他们重燃生活的希望……

一个月后,安托沙用他的奖学金在莫斯科的科波格伊斯基大街租了一栋有五个房间的楼房。这里宽敞明亮,还带有长满树木的花园,阳台前是一大片草坪。

叶甫盖尼亚喃喃自语道:“我早就说过,安托沙一来,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安托沙的到来,不仅仅是带来了100卢布的奖学金和两个寄宿学生每个月60卢布的房租,给家里增添了一些收入,更重要的是他给全家带来了欢乐和力量。

安托沙勇敢沉着地挑起了一家之主的重担。父亲一开始有些不适应,甚至有些失落和生气,但后来只好默认了。但安托沙依然尊重父亲。

安托沙深信说服胜于威胁,他要以自己的行动为大家作出表率。他宣布,一周里他负责一天家务,其它几天由弟妹们轮流负责。对年幼的米舍尔,安托沙则温和地规劝他应该穿着整齐,不要说谎,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公正无私。

渐渐地,安托沙那平静态度所蕴藏的权威征服了所有的人,兄弟们都敬重他,连专横、顽固的老巴维尔也不得不承认,安托沙实际已是一家之长了。

每当家中遇到问题时,大家会异口同声地问:“安托沙怎么说?”“安托沙怎么想的?”

米舍尔常常说:“如果安托沙没有及时从塔干罗格来莫斯科,谁知道我们家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全家以安托沙为中心,休戚与共。”

这样,几周之内,情况就改观了。一直在家中无所事事的米舍尔和玛丽分别进入了语法学校和拉伊耶夫斯基女子学校学习。伊凡也为当小教员而刻苦读书。安托沙本人则去莫斯科大学报考医学系一年级。

作家兼医生

不要容您自己昏睡!趁您还年轻力壮,血气方刚,要永不疲倦地做好事情。

首次发表作品

1879年秋天,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遵从母亲的意愿,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

医学系在大学里是要求最严格的,课程很重,比其它系要紧张得多。但契诃夫是个勤奋的好学生,上课、做实验、完成作业都很认真,只是还没有显示出什么突出的地方。

但是,从这年冬天开始,契诃夫就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他一边潜心学习医学,一边抢时间给刊物写稿。

但当时正是俄国历史上最反动、多灾多难的19世纪80年代,列宁称这时代是俄国的“牢狱”。尤其是发生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恐怖主义分子炸死的事件之后,俄国反动势力更是甚嚣尘上,政府也更加疯狂地压抑议论自由。

列宁同时也指出:“这个时期也是思想和理智的时代。”

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门捷列夫的著作、列宾的绘画、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等等,都对年轻的契诃夫有最直接的影响。

他尤其欣赏幽默作家尼古拉.亚历山大诺维奇.莱金的作品后,拍案叫绝道:“这才是真正的好作品,既能让人开怀大笑,又发人深省!”

相比之下,自己原来发表的那些小作品只能称为“小东西”,契诃夫于是决心成为真正的幽默文学革新家,他积极向《断片》《蜻蜓》《蟋蟀》《花絮》等幽默刊物投稿。

1879年12月24日,契诃夫写成了他正式的处女作短篇小说《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并用自己当年的老师波克罗夫斯基给自己起的“安托沙.契洪特”作为笔名,与另一篇幽默小品《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觉的是什么》一起寄给了《蜻蜓》杂志。

1880年1月13日,《蜻蜓》杂志在“读者信箱”栏内致新作家的一封信中,登载了一则写给他的信:

致家住德提切夫18号的安托沙.契洪特先生:

尊稿相当不错,我们将发表你寄来的文章。我们为你未来的工作祝福,祝你百尺竿头更上一步。

1880年3月9日,这两篇作品在《蜻蜓》上发表了。20岁的契诃夫把第一次领到的稿费买了生日蛋糕献给母亲,一家人都非常高兴,大家围在一起,还有赶回来的大哥、二哥,围坐在蛋糕周围说笑、品尝。

亚历山大激动地对契诃夫说:“老三,真有你的,我算服你了,以后我还要靠你指点喽。”

契诃夫则说:“不,大哥,其实我这点成功全是你指点的,你永远是我的靠山。”

这是因为,在前几个月的尝试中,契诃夫写的稿子屡屡遭到退稿,他百思不得其解。亚历山大看了就批评他说:“你的稿子太过严肃,而且都表露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又不合编辑的口味要求,所以不会被采用,你应该迎合编辑的兴趣,说白了,不过是逗个乐子而已。”

接下来,契诃夫按照大哥的指点,写了许多逗乐的东西,果然屡试不爽。

兄弟俩说到这里,亚历山大站起来郑重地说:“不,安托沙,你听我说。我佩服你的不但是文学上的进步,而且更尊重你的道德高尚,你敢于打破旧的框框,这是难能可贵的,我恰恰缺乏这样的勇气。”

亚历山大接着笑道:“我还写了一首小诗,算是为弟弟表示祝贺吧。”

于是他念道:

我们兄弟五个本是一母所生,

她把我们送到世上;

唯独只有你一个发挥自己的才能,

就像花花公子穿着时装那样合身,

我在你面前真是不值一文,

只好让你荣耀遍体,鹤立鸡群!

这首诗表达了兄弟之间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说明一个真理:光有天赋,还要像弟弟通过艰苦的劳动,才能使自己的才华放出异彩。

全家人个个听得热泪盈眶。

契诃夫承认,自己一方面是热爱文学,把写作看成是娱乐和享受;另一方面也是因家庭贫寒,把它当作上学和养家的手段。

从此,他除了要学好繁重的功课,还得进行紧张的创作。刚刚写完一篇故事,就要赶紧看教材;从解剖室一出来,马上又得去杂志编辑室……

他的作品越来越多,稿费也逐渐增加了。一天,他郑重地对母亲说:“妈妈,从今天起我来负担玛莎的学费。”

叶甫盖尼亚感动地望着儿子,欣慰地笑了:“这就是我的安托沙!”

1880年7月,一年级期末考试结束后,除解剖学之外,契诃夫每门功课都取得了优秀成绩。他离开莫斯科,到朋友和房客津布拉托夫的父亲的夏季别墅度暑假。为了补好解剖这一课,他在房间里摆了一个头骨,并要求主人的小弟弟为他捕捉青蛙和老鼠。两名大学生就在院子里解剖这些动物,农民们惊奇地围着观看。

为了养家艰苦写作

第一次公开发表两个小作品后,契诃夫便开始了为泛滥如潮的庸俗滑稽刊物撰稿的文学生涯。

1880年,他发表了9篇故事,1881年发表了13篇,1883年共发表了129篇故事、文章和报道。他以写作消遣,但是,他不愿在这些“无聊的文章”下面签上自己的真实姓名,他使用了许多笔名,诸如“无脾脏的人”“我兄弟的哥哥”“尤利斯”“安托沙”等。

亚历山大佩服地说:“三弟,你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表达出来?简直神了?”

契诃夫指着自己的头说:“我也搞不清为什么,这些轻松滑稽的东西我脑袋里装得太多了,它们就像巴库地下的石油一样,迫不及待地想要自己钻出来。”

由于当时稿费很低,契诃夫必须高产,不停手地写作,才能完成自己对家庭的义务和责任。

大哥担心地说:“许多文学家的灵魂都是在过分劳累中被毁掉的,更何况你这样没日没夜地写作,会影响你的本业的。”

契诃夫安慰大哥说:“放心吧大哥,我对医学的爱好一直没有减退,文学还只不过是个消遣,我会做到两不误的。”

另外,契诃夫的写作条件十分糟糕。弟弟妹妹喜欢交朋友,来家做客的人络绎不绝,有的还吃住在这里。经常可以听到“钢琴与民歌齐飞,碰杯共争吵一色”的场景。

有时,隔壁来做客的孩子在啼哭;而父亲则在另一间房子里大声为母亲朗诵《被感动的天使》;有人打开了留声机播放《美丽的海伦娜》;他的床被一个来做客的亲戚占用了。那位亲戚总是没完没了地缠着他,跟他谈医学:“隔壁那个孩子可能是肠绞痛,所以哭个不停。”

契诃夫对好朋友、同学德罗希抱怨道:“这是天下少有的文学创作环境!我真想躲到乡下去。”

德罗希就劝他:“既然环境这么差,那就少写点嘛,不要这么拼命嘛。”

契诃夫叹道:“我必须不知疲倦地写呀,德罗希,知道的,全家人就指靠着我来供养,我的确是为了养家才写这些供人消遣的玩意儿的。所以我说,它也无情地折磨着我的良心呢!”

德罗希深表同情:“你这副重担与你的年龄太不相称了,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把这副担子卸下来呀!”

不过,契诃夫虽然称他是“非文学性工作”,但其实他的每篇文章都是很认真的。因此,他的每篇作品一经登载,读者便争相抢购,先睹为快,刊物的老板也为此大挣了一笔。

靠稿费养家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往往为了区区几个小钱踢坏了编辑部的门槛儿。

有一次,他让弟弟米舍尔去央求一位杂志主编付给他拖延了许多的三卢布稿费,而那位主编拿不出款,竟阴阳怪气地对米舍尔说:“钱暂时没有,这样吧,也许你哥哥愿意要张戏票吧?或者买条新裤子也成?那就上丘林成衣店买一条裤子,记在我账上好了。”

主编这侮辱性的话,引起了编辑室里一阵哄堂大笑。

米舍尔气得满脸通红,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把门一摔,委屈地走了,回到家,流着泪对三哥讲了所受的奚落。

还有一次,他的小说《他明白了》寄给杂志社,该杂志编辑说:“如果您不索稿酬,我们会乐于发表。本刊资金有限,因此只有重要论文才付稿酬。”为了以后发表“重要的论文”,契诃夫只好“不索稿酬”发表了那篇小说。

契诃夫想到主编一向对他态度傲慢,而且稿费也很抠,不仅标准低,领取时像乞丐要小钱一样。

再联想到他们还在《读者信箱》里为了炒作,对自己的作品过分挑剔,写一些讽刺挖苦自己的话。

契诃夫的心被严重地刺伤了,决心以后不再向《蜻蜓》杂志投寄任何稿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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