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旺兵,王缓
出版社：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经济学家的小故事试读：
马寅初（1882—1982）
个人简介：马寅初，中国思想史上最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历经三个时代，跨越两个世纪，既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又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他被尊崇为学术宗师。1882年生于浙江省嵊县。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1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10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16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并参加“五四运动”。后兼任浙江兴业银行顾问，中国银行顾问、总司券（总发行人）。1927年后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财政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期间，任重庆大学教授兼商学院院长。因抨击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而被监禁。抗战胜利后，任中华工商专科职业学校教授。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20世纪50年代因提出以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为中心的“新人口论”和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的经济理论，遭到错误批判。1979年平反后，担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并重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1981年当选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并于同年当选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顾问。1982年5月10日因病逝世。1993年8月获首届中华人口奖“特别荣誉奖”。著有《马寅初演讲集》、《马寅初经济论文集》、《经济学概论》、《战时经济论文集》、《新人口论》等。
不让学，毋宁死
马寅初于1882年出生在一个以酿酒为业的小作坊主家庭。前店后坊的马家，生意十分红火。父亲见五个儿子中，马寅初最为聪明伶俐，有心让他继承父业，想先让他学会酒店管账，再继承家业，因而只让他读私塾，无意让他继续求学。马寅初不喜欢私塾的四书五经，向往城里的新学堂，对父亲让他学习管账非常不满，常常怠学怠工以示反抗，为此多次遭到父亲打骂。有一次，父亲郑重地与他谈话，马寅初抢先表示出自己要到城里读书的态度，父亲坚决不让。父子双方都不示弱，争执了很久，马寅初也饱受皮肉之苦。他见求学无望，一气之下跑到镇外，一头扎进了黄泽江，幸亏被人救起。
马寅初为求学而不惜以死抗争，虽险遭不测，竟也因祸得福。原来，恰在此时，父亲的老友张降生来马家访友，得知此事，觉得马寅初有志气，说服了马寅初的父亲，由他带马寅初到上海读书。马寅初的一生竟由此改变。
马寅初早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05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6年，他赴美国留学，三年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09年他又向哥伦比亚大学申请攻读硕士学位。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后，先是领取国内发给的公费，后来国内政局发生变化，公费停发，他半工半读以维持生活。在哥伦比亚大学时，他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塞利格曼（Seligman）教授。塞利格曼教授十分欣赏马寅初，在马寅初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曾经伸出援助之手对他进行资助，使他免于中途辍学。1911年，马寅初在哥伦比亚大学通过题为《中国的公共收入》的硕士论文，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在博士论文选题上，他不走捷径，选择了较难的《纽约市的财政》作为博士论文题目。论文充分收集了资料，经过统计分析，论述了纽约市财政预算的编制、筹集、监督等方法，以及纽约市财政体制的优劣等问题。1914年8月5日他的博士论文经答辩通过，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的哲学博士学位。该论文在纽约出版，并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本科一年级的教学参考材料。
1916年，马寅初谢绝了导师的盛情挽留，回到祖国。不久，他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后又于1919年出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教务长，并参加了“五四运动”。
不惧权威，痛斥“四大家族”
20世纪20年代后期，马寅初曾在浙江财务学校任教并任浙江省省府委员。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他身兼立法院财政、经济两个委员会的委员长，以及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在那段时期，他主持制定了经济法律，如票据法、交易所法、公司法、土地法、商标法、营业税法、银行法、商业登记法、保险法等，并发表多篇论文，阐明各种立法的意义、原则、程序等，在我国经济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当时财经法案的审议，无论在大会上还是在审查会上，他都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力陈利害得失，据理力争。不管当时的财政部长是宋子文还是孔祥熙，他都没有向这些权贵屈服。
抗日战争期间，马寅初担任了重庆大学教授兼商学院院长。此时的他虽受高校和政府优职聘用，却愤于社会黑暗，在抗战中的陪都重庆公开讲演，痛骂“四大家族”发国难财，挣的是“猪狗畜生钱”，并屡屡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曾在一次演讲中直斥蒋介石，其痛快淋漓脍炙人口。此刻的马寅初志在争取人民生存和基本的民主权利。
1940年马寅初曾在重庆向国民党一百多名将官发表演讲：“在抗日战争中，‘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既不出钱也不出力，专发国难财。还有一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利用手中大权，掌握了国家的经济机密，搞外汇投机，一夜之间即可暴富，而且把钱存到国外，如果亡国，他们就可以到国外去吃喝玩乐。”马寅初毫不含糊地指出，这种“上上等人”就是宋子文、孔祥熙。对他们不仅要征税，还应撤职!诸如此类的言论，当时在重庆大学任教的他讲过很多，完全把国民政府的腐败伎俩暴露在全国大众眼前。政府当然大怒，先是允官允财拉拢，不成便派特务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最后竟将花甲之年的马寅初关在贵州息烽军统集中营，后来又转移到别处继续关押。1941年马寅初六十大寿时，重庆各界进步人士齐集重庆大学为他庆祝。祝寿会，寿星在押，无法到场，是一个奇特的没有寿星的祝寿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同志联合送上寿联。上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指马寅初未能出席祝寿会；下联“琴书作伴，支床有龟”指马寅初在狱中的情况。新华日报社送了一副对联，文曰“不屈不淫徵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赞扬他大义凛然、刚直不阿的高尚节操。李公朴、闻一多血案后，马寅初不顾威胁写下遗书演讲，揭露内战罪行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原委，依然抨击官僚资本，指名道姓指责蒋介石政府，推动了当时的反内战爱国民主运动。
蒋介石曾说马寅初是“嵊县强盗”（马寅初的家乡嵊县，历史上出过绿林好汉“嵊县强盗”。其实这里钟灵毓秀，亦刚亦柔，也是越剧的发源地）。马寅初则说自己是“嵊县强道”，即强大的道理，而蒋介石之流不是“大道为公”，而是“大盗为私”，正义加雄辩，令举国景仰。
批了马寅初，多出3亿人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马寅初就注意并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实际问题，并提出了以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为中心的“新人口论”，为我国人口科学的发展以及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实践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新人口论》中，他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认为1953—1957年的中国人口很可能已超过1953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年增长率为20译的结果。如果按1953年统计的20译的增长率估算，三十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并分别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以及增加工业原料等方面，对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进行了论述。
由于受“左”的错误的影响，马寅初的人口观点曾受到批判，他的《新人口论》曾被指为“马尔萨斯在中国的翻版”，“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1960年1月，马寅初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他本人的处境极其艰难。但他始终坚持真理，毫不动摇，公开声明“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尊严不能不维护”。历史和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得到平反，并担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后又当选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和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顾问。《新人口论》被确认为具有远见卓识的理论和济世良策，重新出版后，首次印刷23万册便销售一空。1979年9月，中国政府根据人口现状，制定了严格的人口政策，全面实行了计划生育。
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先生肺炎复发，病逝于北京，享年101岁。马寅初的一生，经历坎坷，跌宕起伏，是一位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学术英雄。他为救中国弃工学经济，又因为揭露“四大家族”而被舆论形容成“马寅初作狮子吼”；他因在蒋介石的军校中痛骂“上上等人”而被捕；他在历尽艰辛回到北京大学后没几年，又大胆提出控制人口，并于1957年4月27日在北京大学几千人大饭厅发表人口问题演讲，从此又走上了战斗之路……马寅初先生在他的百岁人生里，以卓然超群的学养、识见、胆魄、人格、精神和维护学术真理尊严的勇气，震古烁今，也警醒了国人，被尊崇为学术宗师。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无私精神永远是后辈学习的榜样。
启示：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累积而成。
薛暮桥（1904—2005）
个人简介：薛暮桥，中国经济学界泰斗，获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中国现存的经济学家里，除了他，再没有人对中国经济体制产生过这样大的影响：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制建设都亲身参与设计。1904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县。1926年投身铁路工人运动，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入狱。在狱中，坚持学习经济学、哲学、历史，为日后的研究打下基础。1931年后开始从事中国农村经济调查。1938年参加新四军，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抗大五分校训练部长。在行军途中写下了《中国革命问题》和《政治经济学》等著作。这两本书在革命者中广为流传，刘少奇指定《政治经济学》为干部读物和学校教科书。1948年任中央财经部秘书长，协助周恩来领导经济工作，支援解放战争，统一财经工作，奠定新中国经济的基础。1949—1966年间，直接参与了建国初期消除严重通货膨胀的斗争，参与了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若干重要文件的起草和执行工作，创建了新中国最初的统计制度和物价管理体系。1979年所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印数近1000万册，被中宣部指定为干部必读书，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并被译为多国文字。1980年，在为国务院体改办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只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这个《初步意见》是中国市场改革取向的一个纲领性草案。此后创建了第一个由经济专家组成的决策咨询机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从此经济学家开始参与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1990年，在耄耋之年，面对改革的新动向，撰写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在历史重要关头，把中央对市场改革取向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由于他在改革开放以后对经济学理论和改革实践的杰出贡献，2005年3月，获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牢狱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家
1904年（清朝光绪三十年） 10月25日，薛暮桥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礼社镇。其父薛魁标是当地一位颇有声望的开明绅士，知书达理、乐善好施。1918年，薛暮桥考入江苏第三师范学校。15岁那年的一天，正在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初二的薛暮桥听到噩耗：爱面子的父亲在50岁生日的前几天，害怕债主逼债，悬梁自尽。半年后，薛暮桥辍学到杭州铁路车站当练习生，学习会计。期间，薛暮桥凭借自己良好的数学基础，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学完了原定6个月学完的会计业务。车站的老会计因为一直没有培养出能代替他的人，已经多年没有休假了，看见薛暮桥掌握会计业务的速度，又惊又喜，放心地把工作交给薛暮桥，自己休假去了。
20岁的时候，薛暮桥已经成为当时沪杭铁路车站中最年轻的站长。铁路工作的经历让他结识了大量工人，也目睹了军阀祸国殃民的暴行，并最终投身于铁路工人运动。1927年，薛暮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6月，参加组织沪杭甬铁路总工会的薛暮桥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直到1930年12月才被保释出狱。薛暮桥和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张秋人关在甲监5号。面对死亡判决，张秋人依然每天坚持读书五六个小时。有一天，张秋人把书一扔：“怎么还不枪毙我?”薛暮桥非常惊讶：“既然知道快死了，为什么每天还要读书?”张秋人答道：“我们活一天就要做一天革命工作，在牢里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读书。”这句话对薛暮桥触动很大。后来在回忆录里，他写道：“这是终生难忘的教诲，我一生没有忘记他的教导。”从此，薛暮桥养成了心无旁骛的学习习惯。监狱里、禁闭室中，薛暮桥都旁若无人，如醉如痴地沉浸在书本里。多年后，薛暮桥到美国访问，一位美国教授问薛暮桥毕业的院校是哪所，薛暮桥以“牢狱大学”答之。又问因何事入狱，答道：“Communist （共产党员）”。教授们恍然大悟，传为奇谈。3年的监狱生活中，薛暮桥学习了世界语、世界通史，但读得最多的是西方和苏联学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些为他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奠定了基础。
市场改革取向的最早倡导者
1980年初，《参考消息》转载了日本《经济新闻》上的一条消息：“中国有一本书，跑遍了全北京都买不到，这就是薛暮桥所著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各经济机关、公司和北京各国大使馆都想买，也买不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出版于1979年12月，在3年时间中总销量接近1000万册。该书系统地总结了二十多年来的“左倾”错误，特别是经济政策上的“左倾”错误，强调调整国民经济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成为薛暮桥在“文革”结束后痛定思痛的心血之作。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革”浩劫宣告结束。然而在薛暮桥看来，在1977年和1978年这两年，纠正错误路线的工作徘徊不前，遇到了严重阻碍。“二十多年来，我们绝大多数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左’的错误只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而没有有无之分。”（《薛暮桥回忆录》）在“凡是论”正当其道时，薛暮桥决定冲破这个“禁区”。1978年秋天，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薛暮桥受到鼓舞。1978年10月，经计委党组批准，薛暮桥组建班子开始写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第七稿。出版之后，好评如潮。“二十多年的经济工作，他都亲身经历。此书系统详尽，许多原来本不了解二十多年‘左倾’错误的人读了，也很信服。”吴凯泰认为。
薛暮桥是市场改革取向的最早倡导者和坚定支持者。吴凯泰介绍：“他从当时试点实际经验总结、探索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骤、措施和方向目标，认为改革不能单纯从利益分配入手，必须加大流通方面的改革力度。他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观点。他首先提出，要从试点中明确改革的方向，要向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过渡。这基本上已是市场取向的改革思想。”
1980年9月，薛暮桥代表体改办在省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作报告，说明体改办的《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这是我们第一个市场改革取向的文件，影响非常大。”吴凯泰说。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通过决议，认为“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其时，薛暮桥已患帕金森症住院检查治疗，耳聋眼花、手脚发抖，不能执笔写作，但脑子依然清晰。据薛暮桥的家人说，“晚年的薛暮桥笑眯眯的，像个活神仙”。薛老这一去，应当是了无遗憾吧。
启示：没有播种，何来收获；没有辛苦，何来成功；没有磨难，何来荣耀；没有挫折，何来辉煌。
孙冶方（1908—1983）
个人简介：孙冶方，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其名字命名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被誉为我国经济学的“诺贝尔奖”。1908年生于江苏无锡。1927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随后在该校和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任政治经济学讲课翻译。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积极参加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编辑《中国农村》杂志，以笔名发表了许多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中国农村经济论文，在理论战线上对“托派”及王明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斗争。1937年9月调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后来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1941年在华中党校工作期间，提倡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其后还担任过中共淮南津浦路西地委宣传部部长、苏皖地区货物管理总局副局长。在山东工作时任华东财办秘书长。1949年随军到上海，任上海市军管会工业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1982年9月，他抱病出席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16日，为表彰与学习孙冶方，中共社会科学院机关党委通过决定，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1983年孙冶方在北京逝世，骨灰撒入故乡太湖。他治学态度严谨，坚持真理，为学术界所称道。1983年薄一波、薛暮桥等创立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作为我国自己设立的第一个研究中国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奖项，该奖是国内经济学界公认的最高奖。孙冶方著有《关于国民经济建设和国家资本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关于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几点意见》、《社会主义经济论》、《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社会主义的若干理论问题》、《孙冶方选集》、《中国社会性质的若干理论问题》等。
不改志，不改行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我国在经济领域出现了一股不考虑经济基础、不讲价值、不计成本、不谈利润、不重视管理，片面地强调大干快上、超英赶美、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热”流。尽管有一些经济学家持有异议，但迫于政治压力，缄口不语。唯有极少数敢于坚持真理的人挺身直言，孙冶方就是最突出的一位。孙冶方经常去各地农村、城市进行经济调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从调查中他深切感到当地“左”的思潮在经济建设中造成的不良后果。为此，他写文章，做报告，大声疾呼要重视价值规律，提高利润指标，为社会主义创造利润。在1956年，他连续发表了《把计划和经济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从“总产值”谈起》、《介绍苏联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工作》三篇经济论文，提出了当时在经济中不计成本、吃“大锅饭”、行政领导意志左右经济等做法实际上是自然经济和宗法观念在经济领域中的反映。他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也必须遵循价值规律，决不能凭主观意图行事。同时他提出，在经济领域中必须重视利润，重视企业管理等。后来，他又连续发表了《关于农业收支调查中的几个问题》、《要懂点经济，必须学点哲学》、《论价值》、《关于等价交换原则和价格政策》、《流通概论》等一系列经济论文和报告，批判了自然经济论，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许多正确理论观点。孙冶方这种有识见、有胆量的做法，在“左”的思潮甚嚣尘上的时代里，自然被视为逆潮流而动。1964年，康生、陈伯达等人将他与同样坚持社会主义经济正确理论观点的张闻天，打成“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进行批判“围剿”，撤消了他的一切职务，将他下放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在“文革”中，又将他关进监狱，长达七年之久。
1975年4月10日，孙冶方被释放出狱，当时，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四人帮”尚未粉碎。孙冶方出狱时，有人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他铁骨铮铮地说：“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观点。”果然，他出狱不久，就挥笔写就了《要理直气壮抓社会主义利润》一文。那时“四人帮”尚在台上，文章成为他被打成“修正主义”、“反党”的主要罪状之一。
狱中奋斗的日子
在监狱中，孙冶方并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他要写出在入狱前没有能写成的《社会主义经济论》这部著作来。他早年得过肝病，在监狱里的艰苦生活又让病情恶化了，1979年9月，肝病发作，当时做手术打开腹部时，发现是肝癌，肝已经肿得像一个梨，病情非常严重。孙冶方并没有因这样恶劣的环境、条件和自身病情而退缩。监狱里不准写，没有笔、没有纸，他就用唯一可以使用的脑子进行构思，构思结构、篇章、段节、字句。就这样一句一节一段一章地在脑子里打着腹稿，再一次又一次把它们放进记忆的屏幕上去。这部书有23章共206节。人脑毕竟不是电脑，即使一次又一次地反复记忆，还是不可能将这么多章节共十几万文字的著作记忆下来。但孙冶方还是顽强地、反复地一次次强记着。出狱后曾向他的一个挚友谈起，他这样反复记忆，竟在80次以上，这是多么惊人的毅力啊!光靠记忆还是不行的，孙冶方生怕这一艰苦的劳动付之东流。一次，外地有人找他调查情况，他借此机会向监狱看守要来笔和纸，除用于应付调查外，将反复记忆的著作纲要记录下来，写成三万多字的《我与经济学界一些人们的争论》。这部书包含了他著作的主要论点。写作耗时一个多月，思考和记忆则耗费了他几个年头的光阴。
启示：贫，气不改；达，志不改。
谭崇台（1920—）
个人简介：谭崇台，著名经济学家，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被誉为“中国发展经济学第一人”。1920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4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1943—1944年在湖南一家矿场当会计。后来国民政府教育部举行了公开的留学生考试，要从5000名大学生中选出300人赴国外留学，谭崇台最终以财经类第五名的成绩如愿以偿。谭崇台一口气向哈佛、耶鲁、斯坦福、哥伦比亚等6所美国知名高校提出留学申请，3所高校当即答复同意，谭崇台最终选择了哈佛大学经济系。1944年12月，谭崇台和6位留学生一起在昆明登上了一架美军运输机，在夜色的掩护下飞越“驼峰航线”转道印度。一个月后，谭崇台突然接到通知，在孟买登上2万吨级的运兵船“本森将军”号，穿过赤道，绕道澳大利亚、新西兰，历时40天抵达了美国西岸城市洛杉矶。1945年，哈佛求学，师从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列昂惕夫。1947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随后到华盛顿“远东委员会”研究战后日本经济和赔偿问题。1948年，谭崇台谢绝各方挽留，执意回国。回国后回到母校武汉大学任教，职称为副教授。1952年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先后担任了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经济系副主任等职务。1957年后，谭崇台虽曾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信念一如既往。1978年，当了30年副教授后，终于成为教授。1981年发表了第一篇发展经济学论文。1985年出版了第一部发展经济学专著。1987年成为国内第一个招收发展经济学博士的博导。1991年他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8年出版《发达国家发展初期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
坎坷的求学之路
1920年，谭崇台出生于四川一个普通的家庭。1937年会考，谭崇台获得了四川省的第三名，他也因此获得了免试进入任何一所大学的保送资格。他先填报了当时的西南联合大学和中央大学，却因为这一规定未能执行，又错过了考试，最终被分配到西北工学院。可是入学仅仅一个月，学潮和罢课使他又一次失去了学习的机会。1938年，由于武汉沦陷，武汉大学搬到了四川乐山。也是这一年，谭崇台重新参加了高考，考取了武汉大学的经济系。那时的武汉大学，生活条件不是一个差字能形容的。在乐山文科男生住在三个宿舍，谭崇台他们住在最差的第五宿舍。说是宿舍，其实那就是个当铺的库房，库房只有一个通风的小窗，小小的房间里却住着20多个人。高年级学长口中珞珈山的美景以及有暖气供应的樱园宿舍，使谭崇台心生对珞珈山的无限向往之情。他曾在诗中写道：“东湖碧波梦，珞珈翠微心。国破山河在，何年到汉荆。”当时，谭崇台的国文老师叶圣陶先生在诗后批了这样一句话：“爱国爱校之心深也。”
当时的图书馆就是供奉孔子的大成殿，地方很小，没有办法读书，幸而还有茶馆，只需点一壶茶就能坐一上午，尽管很吵闹，但也解决了不少问题。
谭崇台清楚地记得，叶圣陶先生每两周就会给他们布置一篇作文，他们把作文上交之后，他都会一篇一篇仔细地阅读，每个学生上交的作文本都会留下他用红笔修改过的痕迹。叶圣陶先生这种严谨认真的治学精神深深地打动了谭崇台，在他以后的从教生涯中他时常都会想起叶圣陶先生在灯下为他们批改作文的情形，并且不断地激励他保持一种认真的治学态度。
毕业时，学校把他们一批没有着落的学生统派到资源委员会。不久，谭崇台被派到湖南一个厂当会计，随后又被介绍到税务局工作。谭崇台对这样的安排毫无兴趣，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渴望，使他感到十分困惑。
正在彷徨之际，得悉教育部将举行公开的留学考试，要从数千名大学毕业生中选取320多人，其中财经类约招50人，谭崇台暗下决心，要搏一搏。经过短暂时间的准备和沉着从容的应试，他以第五名的成绩如愿以偿。谭崇台的第一选择是世界著名学府——哈佛大学经济系。
1944年底，谭崇台实现了走出四川盆地、到外地去求学的愿望，和陈观烈、陈文蔚等中国留学生踏上了赴美求学的旅程。他们先从重庆飞抵昆明，傍晚乘美军运输机在夜色的掩护下，经过“驼峰航线”到达印度，再乘船经澳大利亚、新西兰抵达美国西海岸，历时42天。据谭崇台回忆，每一个路段都有生命危险。用他的话来说，那时候就是命悬一线。
到马萨诸塞州查里河边的哈佛大学后，谭崇台和陈观烈、陈文蔚等专业相同、经历相似、性情相投的中国留学生同吃、同住、同行，形影不离，一时间被誉为“哈佛三剑客”（此前，韩德培、吴于廑、张培刚也有此说法）。谭崇台至今还记得他们当年在查理河边芳草地上月夜漫步、谈古论今、切磋砥砺的情景。“多情查理河边月，年年犹忆三人行”的诗句，就是他对当年友谊的追忆。
拳拳报国心
1947年初，受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列昂惕夫、汉森的指导和教诲，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正处于鼎盛时期完成学业并取得硕士学位的谭崇台，到华盛顿远东委员会任专门助理，从事战后日本经济和赔偿问题的研究工作。在这里，他先后撰写了《“论日本赔偿问题”》、《凯恩斯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等论文，待遇也很优厚。然而，谭崇台深切地感受到，“江山信美非吾土”，作为华夏子孙，不如归国倾全力。谭崇台坦言：他1948年回国，在思想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阻力。正像中小学生放学必须回家一样，作为异域求知的学子回到祖国的怀抱，天经地义。
为此，年仅27岁的谭崇台谢绝了众多师友的挽留，回到了风雨飘摇的祖国，后受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之邀，回到“从未谋面”的地处珞珈山的母校武汉大学执教。“我清楚地记得是在1948年3月1日回到母校，之后就担任起副教授的职务。”
此时的国统区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谭崇台月薪是9000多万法币，但在市场上只能买到6瓶酱油，这使谭崇台夫妇陷入了困境。就在这时候，儿子谭力文呱呱坠地，这让他们又喜又忧——他们拮据得连孩子出生的费用也支付不起。幸好得到复旦大学陈观烈教授的汇款，他们才得以解除困境。
让谭崇台高兴的是，当时的武汉大学正处于辉煌时期，师资队伍异常壮大，有货币银行学专家杨端六先生、财政学专家刘炳麟先生、会计学专家戴铭巽先生等，周鲠生先生又招纳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张培刚先生、韩德培先生、吴于廑先生、吴纪先先生等学术界的精英。在这一批人的带领之下，学校的学术氛围和学习风气特别浓厚。从此，他扎根珞珈山。
1980年，谭崇台再度赴美访问，一家电台的记者采访时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了解你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离美返国，当时你下这一决心时感到困难吗?几十年后的今天你有何想法?”谭崇台回答说：“我对美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情感。但是，我是中国人，应该回去给中国做点事情。当年我就是这样下的决心的，现在我也毫不感到遗憾。”
1989年1月至7月，谭崇台又应邀去美国讲学，他的妻子也同行。一些美国人士极力劝他滞留不归，并提供多种工作机会由他选择，但他一一婉言谢绝，如期回到祖国。
启示：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董辅礽（1927—2004）
个人简介：董辅礽，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属于少数能够影响中国政府重大决策的学者之一，被称为“一代经济学大师”。1927年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1953—1957年，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1985—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1991年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顾问、国家环境保护局顾问；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九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84年获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1987年被法国政府授予军官级学术勋章。董辅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提出的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学模型，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就勇敢地提出了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政企分离”、“政社分开”的政策性建议。他最早提出并一直坚持所有制改革，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勇气使他享誉海内外。他把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结构经济比喻为“八宝饭”，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著名论断。他提出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婴儿论”，主张让国有股和法人股流通，培育机构投资者。他建议改革财政包干制，实行分税制。他积极捍卫“温州模式”，把农村非公有制的非农产业看成是改变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有效途径。他主张超越“梯度发展”理论，加快西部发展。他作为小组组长或具体负责人，领导了《期货交易法》、《证券法》、《拍卖法》的起草工作，推动了中国证券业的市场化、法制化进程。在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问题、新兴工业化道路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以及创业板的建立和证券、期货市场的发展各个方面，他都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他也因此被称为“私营经济的护航人”。这些令人瞩目的成就还使他得到了“一代经济学大师”的美称。
经世济民的责任
1961年，在东北的一家商店。由于处在困难时期，商店食品柜里几乎“弹尽粮绝”，只有几块饼干。一位顾客在买饼干的时候，竟遭人抢!这真实的一幕被董辅礽亲眼目睹，他心在流血!当时，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已相当严重。由于特殊原因，这些问题是舆论和学术禁区。当时，董辅礽正带队在东北实地考察。在沈阳，在鞍山，在抚顺，他深入调研后发现：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均严重失调!问题严重，再也遮掩不得，否则会误国害民!回京后，他写了一个很有分量的调查报告。当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是不允许提的，更不允许学术探讨，但董辅礽坚持：“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就应该怎么写。”
很多学者评价，从那个时候开始，董辅礽的文章充满了经济学者“经世济民”的责任感。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写的关于国民收入平衡的系列论文，影响极大。樊纲当时在读大二，读完董辅礽的文章，大呼过瘾：“在那时充斥着许多政治八股的理论刊物中，董老师的文章却可以说是真正的经济理论论文，内容丰富，言之有物，逻辑严谨，也堂堂正正，毫无政治媚俗的那一套，后来读起来也丝毫没有过时的感觉，使我们真正感觉到经济学的‘理论之美’。”
熟悉董辅礽的人回忆说，这些理论在当时讲出来是很不容易的，换作别人是要权衡利益的。董辅礽没有顾虑这些。别人评价他是走直线的人，找准了路，是不回头的。
为此，他付出了代价。袁钢明说：“董老师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提出的观点几乎都具有超前性，一般比达成共识早十年左右。而每一次超前理论的提出，在当时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攻击或误解。”可董辅礽从来没有受此困扰。他的学生说，他是一个没有权力和官场意识的人，所以经常说得过多、过直、过于尖锐，一些人为此不高兴，他的仕途也受到一些影响。但他说：“一个经济学家如果迎合权势，就背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
挑战权威的勇气
1978年9月，董辅礽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的论点，并发出“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的历史性呼吁。当时，此语一出，石破天惊。
有学者认为：“两个分开”的理论，吹响了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的第一声号角。
一位老先生对他说：“老董啊，你的胆子可真大，‘人民公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提出‘政社分开’是要冒风险的!”
弊端已露端倪，无人敢越雷池，董辅礽却迎着风险和阻力而上。1979年1月，他发表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实现形式问题》一文，尖锐地批评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直指传统国家所有制形式的弊病。
接着，一系列堪称“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基础”原理的提出和探讨，成为他最出色的手笔。尤其是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理论，更是充满锐意改革意识和超前意识，被人称为“董记八宝饭”理论。
一把利剑捅了“马蜂窝”!董辅礽当时顶着巨大的压力前行。现在，他的理论观点几乎都已成为党和政府的文件语言。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这些理论，是需要有超常的理论勇气的。
持之以恒的创新
董辅礽生前是研究中国民营经济的资深经济学家，力主发展民营经济，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辩护人”。
20世纪80年代，以民营经济起家的“温州模式”受到排斥和怀疑。1986年，董辅礽等亲赴温州调查，之后发表考察报告《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称赞“温州模式”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治穷致富”的“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子”。这是经济学界最早站出来为“温州模式”辩护的论著之一。此后，他又连续撰写了《温州模式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温州模式的继承和提高》等系列文章，精辟地解析温州经济，对全国各地学习温州提出了独到的意见和建议。
又一次发人之先!从传统经济体制批判到所有制改革，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到国有企业改革，从民营经济发展到期货、证券等资本市场的建设，他的理论一步一步地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层迈进，其中充满着创新的精神。
创新让理论之树常青!这对一个有点“老”的经济学家来说，难能可贵!他的诀窍就是调查、实践。朱玲说：“董老一贯深信‘实践出真知’，停不下来，我曾经多次劝他放慢生活节拍，却从未奏效。”
刘小玄曾经参与董辅礽领导的课题组的工作。她回忆说：“董老非常重视经验数据搜集和实证调查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吸纳西方的先进方法为己所用。他经常为青年学者创造出国学习和进修的机会，让他们把学到的国外先进方法和理论带回国内生根发芽。为了推进研究方法的更新，他争取到了福特基金会的研究经费，为所里购置电脑，建立计算机房，进行调查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充满活力、思想不老的学者。”
启示：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
马洪（1920—2007）
个人简介：马洪，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是经济学、管理学理论研究的先行者，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决策咨询工作的一位卓越的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1920年生于山西省定襄县。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牺盟会，1937年参加了同蒲铁路总工会的筹建并被推荐为同蒲铁路总工会负责人之一，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到延安，马洪先后在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后改名中央研究院）学习和工作。1941年担任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研究员、学术秘书。在延安期间还担任过《共产党人》杂志的编辑。1985年以后，担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后改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主任；1993年以后，任名誉主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2005年被授予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在老一辈经济学家中，他是为数不多的进行跨学科研究并取得全面成就的学者。他积极倡导和推动中国市场取向改革，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中；他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市场经济正名”；他主张稳健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他在剖析中国经济结构弊端、建立合理经济结构的理论与对策研究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技术革命与对策、经济发展战略、企业管理等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的研究领域还包括人才培养问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问题等。他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前瞻性探索，对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和政策进行了研究，对改革的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发现朱镕基的伯乐
与他们这一辈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洪不仅是一位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更是一位经济决策参与者，兼具学者与官员两种角色。而对于马洪而言，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东北则成为了他这样一种调色板式经济生涯的真正开始地。
1948年6月，马洪调往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当时，东北的工业经济占全国的90%，这对马洪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管理起点。马洪研究了苏联的经济理论，又结合当时东北经济的实际情况，研究出一套全国经济改革的可操作性模式。当马洪把调研成果向时任东北局宣传部部长、财经委副主任的张闻天汇报时，张闻天十分兴奋，又要求马洪撰写了《东北经济的构成和方针》。在这篇报告中，马洪首次把东北经济划分为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秋林经济”。
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报告后，几乎完全采纳了马洪的观点。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全部采用了马洪的建议，只是将不太好理解的“秋林经济”改为其本意“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0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写入了这五种经济成分。一直到半个世纪后，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都还涉及与这五种经济成分有关的类似概念。
而就在此期间，马洪与后来曾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朱镕基自1951年秋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即到马洪手下工作。当时马洪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兼东北人民政府副秘书长，23岁的朱镕基则被任命为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后来朱镕基在政治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历经坎坷。1977年底，马洪参与中国社科院的组建工作。次年，马洪担任副院长，并着手组建工业经济研究所。1978年4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成立，马洪出任第一任所长。工业经济研究所初创之时，人才奇缺。马洪认为朱镕基很正直，意志很坚强，于是就把他调到工业经济研究所。当时朱镕基被任命为研究室负责人，相当于处级干部。
1978年，对朱镕基来说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年，他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解决。1978年9月，中央决定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平反。也就是这个时候，中国社科院宣布为朱镕基等一批当年的受害者平反昭雪。“恢复党籍的会上，我当时在场，他很镇静，很严肃，不苟言笑。”马洪回忆说。可以想象，当时的朱镕基应该是百感交集：从1958年到1978年，从30岁的小伙子到50岁“知天命”，“右派”两个字像一块巨石压了整整20年。
马洪评价，在工业经济研究所期间，朱镕基工作成绩出色，发表过一些文章。1978年，当时正是刚刚粉碎“四人帮”后的华国锋主政中国时期，高层在经济计划设计上，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经济指标，朱镕基对此即表示异议。朱镕基在工业经济研究所一共工作了约一年。可以肯定，这一年的经历，对他经济理论素养的提高帮助极大。
也正是马洪对朱镕基的关心和帮助，才使得这一人才得到了发展的舞台。很多年后，当马洪回忆起这段往事，还对自己手下出良才颇感自豪。
“为市场经济正名”
1961年7月，马洪作为主要执笔人之一起草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文革”后，邓小平曾对薄一波回忆，毛主席直到临终时，还把一本有些破损的《工业七十条》摆在枕头边。“马洪对20世纪80年代关于改革方面的理论作出了奠基性的理论贡献。”国研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曾向记者表示。“文革”后，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的力主之下，马洪被调到社科院，创建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经过深入分析后，马洪力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这一观点随后反映到当年（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全会公报充分肯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和主张，指出应当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1984年9月，马洪又上书中央，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
马洪不仅是较早提出和支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点的学者，更是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1988年3月，他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市场经济正名”，“过去许多同志曾经把商品经济混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在许多同志虽然承认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却并不愿意承认它还是一种市场经济。”
1991年前后，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讨论再次兴起。在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马洪的文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公开出版，该书系统地反映了他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一些重要思路。1993年10月，应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的指示，马洪主持撰写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
2001年，81岁的马洪还提出了发展新经济谨防泡沫的观点。他认为，“新经济”的提法本身需要进一步讨论。尽管马洪并不否定新经济所具有的优势使其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力量，但他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泡沫经济首当其冲，这场金融危机使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旧有的经济结构以及相关的其他结构已经过时，必须对此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但这个改造的过程将是漫长而痛苦的，是要付出代价的。
2007年10月28日逝世时，马洪这位从战争年代走来的“老革命”留下了经济著作等身的辉煌，也在中国市场经济的沿革碑上刻下了开拓者的伟绩。
启示：世界会向那些有目标和远见的人让路。
刘诗白（1925—）
个人简介：刘诗白，西南财经大学名誉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全国高等财经院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研究会会长。我国较早提出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多元性的学者之一。1925年生于重庆市。194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刘诗白教授数十年来从事经济学的研究，研究的范围包括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产权理论、改革和发展等领域。1978年以来，经过历史的反思，他更加重视把马克思理论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并致力于经济理论的创新。在有关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中，提出了政治经济学要拓宽研究范围，除研究生产关系以外，还要研究生产力和经济运行机制，还要研究精神生产。在研究方法上他主张要加强数量分析，要借鉴西方经济学，更要致力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在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中，较早提出和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1979年他提出了“市场经济具有一般经济范畴”，“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具有市场经济性质”等观点。刘诗白是我国较早提出社会主义所有制多元性的学者之一。早在1981年，他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多元性、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公有制具体形式的多层次性的“三性”观点。1988年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学术论文，从理论上阐述市场主体必须是产权主体，提倡构建产权明晰和产权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公司制。刘诗白在经济学领域进行的大量富有创新精神的研究，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改革的深化，起了有益的影响，也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刘诗白被列入美国传记研究所编的《国际名人录》、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编的《国际领袖人物录》、《澳洲、亚洲、远东名人录》、《世界名人录》。
风雨飘摇求明道
刘诗白1925年5月出生于重庆一个教育世家，祖籍乃四川盆地东部、长江三峡西段的万县市（今重庆市万州区）。他的成长得益于聚宝藏珍的川东门户天地灵气的熏陶，更得益于有良好文化素养的父母的培育。父亲抗战时期担任过四川省教育厅厅长。作为一位崇尚民主的爱国知识分子，他热衷于社科文化研究，视野开阔，博览群书。这给少年刘诗白以较大影响。而母亲对诗词歌赋的酷爱，又给他浓郁的文学滋养。由此，刘诗白从小便养成了阅读文学作品、研究社会科学专著的习惯。
刘诗白的学生时代，正值旧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掠夺和新旧军阀与专制政府残酷蹂躏的时期。1937年，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的爆发，使迁居上海不久的刘家不得不搬迁到重庆。一路上，刘诗白耳闻目睹侵略者的野蛮暴行，使他幼小的心灵深处萌生出兴邦救国的渴望。在重庆读中学时，大后方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国统区进步文化的传播，给刘诗白以极大震撼。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从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俄国作家的著作中了解到“十月革命”前后的历史；从鲁迅的《呐喊》、《彷徨》，郭沫若的《女神》以及茅盾、夏衍等革命作家的大批文艺作品中反观中国的现实。当时，地处抗战后方的重庆并非世外桃源，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使热血青年们的心灵如山城一般创伤累累，使出身良好、家境优越的刘诗白沉着而早熟。他开始懂得为民族兴衰而忧、为振兴华夏而搏，初中时期便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著作，使他的思维从对文学名著的品味和感悟，转到对理论框架的解析和构建。他蚂蚁啃骨头似地阅读了由郭大力翻译、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通信集》以及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著《帝国主义论》，以及艾思奇、钱俊瑞等国内进步学者撰写的诸多启蒙读物。特别是1939年版《资本论通信集》，可以说是引领刘诗白步入经济学研究神圣殿堂的向导。尽管他读来颇感吃力，许多地方都是似懂非懂或一知半解，但马克思关于商品二重性、商品拜物教、剩余价值的理论，引起了刘诗白极大的兴趣，拨动了他最初的学术经脉，启发了他朴素的革命理想。
1942年，刘诗白中学毕业，考入国立武汉大学经济系。这位靠自学积累了不少经济学知识的青年，终于在名流荟萃、学术氛围浓郁的武汉大学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学习。在武汉大学迁到四川乐山后，他聆听了彭迪先、杨东莼等进步教授的演讲，在各种政治和学术论坛上领受他们抨击国民党统治、宣传革命理论的主张，这对他后来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产生了积极影响。他因学习《资本论》而经常向彭迪先请教，得到了很多教益，不但开始探测和游历学问之海，还回应了知识彼岸之于人格、理想和民族前途的一种召唤。
1946年，从武汉大学毕业的刘诗白应彭迪先教授之邀，受聘于四川大学经济系，开始踏上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征程。不久，他翻译了英国经济学家多布（M. Dobb）所著《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一书，多布曾亲自为之作序。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开始，刘诗白以一部译著而登堂入室，显示了他较高的理论视点。
1947年，刘诗白加入了四川大学进步团体——“文学笔会”（1947），随后，又投身到革命群众抗议成都军阀王陵基镇压学生运动的示威游行之中。1948年夏，中共领导的邛（崃）大（邑）游击队负责人吕英和川康特委书记马识途等在成都奎星楼街10号密谋开展唐场武装斗争，刘诗白作为户主予以掩护。当时，他的家成为川西地下党和进步人士的秘密聚会点。1949年春，成都一片白色恐怖，刘诗白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秘密发起、组织和参加了“职业青年联合会”。他亲自为该会起草了宗旨，发出了“拥护共产党，实行新民主主义，迎接解放军”的宣言，向反动政府和乌云笼罩的世道发出了一群进步青年的正义之声。这一年5月，刘诗白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以民主党派成员的身份开始了迎接解放的各种革命活动。
不做书斋里的学者
学而不思则罔，这是刘诗白信守的格言。在经济学园地，他辛勤耕耘了50余年，不仅著述甚丰，而且取得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家，刘诗白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实践经验相结合，强调根据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他不是学究式的书斋学者，而是从现实经济生活中寻找思维源泉和勇于思维创新的经济学家。几乎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各个重大时期，他都提出过具有时代气息的新观点。实践证明，许多观点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并对实际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刘诗白亲身参与实践，从实际出发，赴江浙、广东等地考察，对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广东模式进行总结和推广，充分肯定乡镇企业的积极作用。近年来，刘诗白虽然从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仍然担任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和四川省经济体制改革的顾问及多个全国性学术研究会会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刘诗白心系改革，他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充当“智囊”，为中央及地方经济建设和改革献计献策上面。1996年，他不辞辛劳，带领一帮人深入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大成都经济圈的四川经济发展战略的建议，受到了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刘诗白的科学研究并未终止，相反成果日丰。1998年12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由刘诗白主笔的《主体产权论》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填补了我国社会主义产权经济学的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