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雨
出版社：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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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介批评学（中）试读：
作者简介
郝雨，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河北昌黎人，自1987年以来，曾在《现代传播》、《当代传播》、《新闻记者》、《中国电视》、《电视研究》、《编辑学刊》、《中国传媒报告》、《河北学刊》、《上海大学学报》等十几家核心期刊发表新闻传播学论文五十余篇，发表其他类学术文章和文化批评等文章数百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研究》和其他学科的有关专辑转载数十篇。出版专著《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与传播》（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新闻学概论》（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告别世纪》（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当代传媒与人文精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新闻学引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新闻学：整体性开拓与重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十余部。并曾获河北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专家提名奖、河北省新闻一等奖等各类奖项。
第四章 中国媒介批评体系的智慧资源与应用架构
中国媒介批评学体系的原创与建设，作为近30年来传播学中国化追求的一个突破口，其意义极为重大。尤其是在当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其特征，以形成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为其学术旨归的伟大时代，中国媒介批评学体系的原创，更加体现了一种时代的必然。媒介批评是一种精神活动，是面对媒介现象进行更深层次认识和解读的超越性智力活动。这样的活动当然不会是靠技术和公式来完成的，她所依靠的更多的是批评者的智慧。而对于立足中国原创的媒介批评学来说，能够支撑起整个理论体系大厦的，也就只能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孕育的中国智慧。中国，作为唯一一个文明发展脉络未曾中断、并且在哲学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始终保持相对独立的文明大国、古国，其智慧内涵之丰富、成果之卓著早已为世界公认和仰慕。毋庸置疑，建立中国自己的媒介批评学体系就需要依托于深厚浩瀚的中国智慧，使博大精深的中国智慧成为中国媒介批评学的理论之根、思维之源。传播学大师施拉姆教授曾深情地写道：“我们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学习科学研究方法与理论的人，看见中国长春的文化，和她悠久的传的艺术传统，总免不了会肃然起敬。我们常想，中国人那种深邃的智慧与洞达，要是有一天能用来帮助西方人多了解自己的工艺智识，增深我们在实验方面的体会，该是多么好的事。许多人已注意到现代中国人在传的学问上认识的深刻与精到，不但反映了悠久的历史传统，且常能推陈出新。”西方学者已经有如此见识，我们本土的学者当然更需要深入研究中国智慧，并将它作为中国媒介批评学的坚固基石并撑起整个体系的基本架构。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慧
在整个人类世界的发展历史上，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智慧启蒙极早，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处处闪耀着惊世高超的智慧的辉光，蕴含着无穷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有着高度完备和发达的思维体系，是一种真正的“聪明”之学。运用中国智慧可以更加深刻和独到地认识自然、洞悉社会、引领人生，当然也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指导媒介批评的重要思想资源。
当然，“中国智慧”无疑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对其实际的内涵和外延学界并没有特别严格的界定。按照一般的定义，智慧是“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笔者所讨论的中国智慧除了指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而更重要的是指认识和掌握世界的精神境界与思维方式。据此可以说，中国智慧不仅蕴含在《周易》、诸子、四书五经、历代名家名作，乃至近世的大量浩如烟海的各类经典典籍之中，而且也自然体现在我们民族的思想行为和各种社会实践之中。（一）中国智慧研究综述
由于中国智慧研究涉及的领域极广，而且已经过五千年的发展与沉淀，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果，如果通过分析中国智慧在一个个具体领域中的运用来研究中国智慧无疑将太过泛化、无法入手，因此有必要将分散在这些领域中的中国智慧的共同特征进行归纳、提炼和总结，从而找出中国智慧的根本特征与规律，并进一步指导包括媒介批评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实践活动。这样的研究是从近代引入了西方智慧作为中国智慧的主要参照体系之后才逐渐开始的。较早的研究不成系统，且偏感性。如文化巨匠胡适在上个世纪早期就用英文撰写了一系列与中国智慧有关的著作，如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先秦名学史》）、Chinese Thought（《中国人的思想》）、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Method in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等，尝试着从哲学的角度、用西方的治学方法研究和介绍中国的传统智慧，从而开近世中国智慧研究的先声，但这些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还是哲学，说不上是专门的中国智慧研究。专门拿中国智慧来做文章的，林语堂先生当为早期的代表人物。他于上世纪30年代曾用英文写过The Wisdom of Laotse（《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孔子的智慧》）二书，致力于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传统智慧。二书内容虽然较为浅近，但确实抓住了中国传统智慧最核心的两个理论体系，也即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此后至于近世，冠以“中国智慧”的著述层出不穷，但多数为故事汇编、散文随笔，富有学术价值的作品比例不高。随着近年中国综合国力的飞速提升、民族复兴事业的全面推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精神和智慧的研究也日趋兴盛、深入，笔者重点关注的主要是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兹列举其中对“中国智慧”研究学术性较强的专著如下：
首先必须提到的是，王树人、喻柏林的《传统智慧再发现》。王树人是成果卓著的我国当代哲学研究者，喻柏林则是知名心理学家。他们二位合著的《传统智慧再发现》一书采取比较的方法讨论了中国传统智慧和传统艺术美的基本问题。该书上卷论述了“汉字凝结的智慧”、“《周易》的智慧与魅力”、“禅悟的智慧”、“中国传统艺术美及其灵魂”，下卷论述了“先秦儒家执著现实的人文精神”、“先秦道家超越现实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思维特征及其奥妙”。本书的视角独特，将哲学、社会学、美学、语言学等等学科的知识熔于一炉，且用内在的主线——中国传统智慧——一以贯之。该书很好的剖析了中国传统智慧的特征与产生根源，并特别阐述了由中国智慧生发的人文精神，对于构建中国媒介批评学有思维方式与理论体系参考价值。此外，本书还详细阐释了王树人的“中国象思维”原创理论，这对于如何开发与运用中国智慧很有启发意义。
其次，是向世陵的《中国哲学智慧》。向世陵作为哲学博士，其主要从事中国儒家哲学和儒释道关系的研究。《中国哲学智慧》一书秉承“智慧是哲学的精髓”的观点，重点叙“哲”言“智”。该书将中国的哲学智慧从先秦历数至近代，简要精当地描述了中国古代哲学智慧发展的整个过程，对各个学派的发生发展、代表人物、主要思想都做了简介评析，并在引言和结语中将中国古代哲学智慧的发展脉络、整体特点与西方进行了总结和对比。该书对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智慧的特点，比较具有系统性。
方同义的《中国智慧的精神：从天人之际到道术之间》。该书以清新、辩证的笔调阐述中国智慧的内在精神、基本架构，并对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智慧以及和中国传统智慧向现代转化进行了梳理和探讨。
易中天的《中国智慧》，并非一部学术专著。此书介绍了易中天所认为的中国智慧的最重要的六个方面，也即“周易的启示”、“中庸的原则”、“兵家的思考”、“老子的方法”、“魏晋的风度”，以及“禅宗的境界”，采取通俗易懂的表述、幽默诙谐的文风，并结合了很多具体的事例来阐述、分析中国智慧，颇具易氏特色。
赵士林的《国学六法——每天都能用到的中国智慧》，相比《传统智慧再发现》、《中国哲学智慧》等书更注重从理论上分析中国传统智慧而言，《国学六法》一书更偏向于中国智慧的日常运用。赵士林将中国传统国学定为儒、道、墨、法、禅、兵六家，认为这六家思如同江河行地，培育了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并提出，在21世纪的中国，现代人应该“以儒做人、以道养生、以禅清心、以墨尽责、以法为基、以兵入市”，从而结合时代的需要，将这六家的思想精华化为现代人的精神营养。
论文方面，王树人先生的《中国的“象思维”及其原创性问题》、《中国象思维与西方概念思维之比较》、《中国哲学与文化之根——“象”与“象思维”引论》连淑能先生的《论中西思维方式》等也从不同角度或层面阐述了中国传统智慧的特点。
总体而言，目前对中国智慧的研究多从其整体特点与思想体系入手，取得了一定进展；尤其比较注重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乃至做人、养生等方面的应用。而对于中国智慧在媒介批评领域的指导与运用研究则罕有问津。下文将以媒介批评为落脚点，首先概述中国传统智慧的体系和发展源流，再提炼中国传统智慧的主要特征，最后阐发中国传统智慧对媒介批评的指导意义和具体运用。（二）中国智慧的体系与发展源流
中国文明史可以准确推定的纪年始自公元前841年（即所谓的“共和元年”，为西周晚期）。而智慧与文明的火花则早在7000前至4000年前之间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陶寺文化时期就在中华大地上多处迸发。其后中国智慧与文明快速发展，进入了“五帝”时代，时间上约为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70年左右。再其后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夏、商、周“三代”。根据李学勤先生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夏代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这个时候中国的文明已经相对成熟，智慧之光则在国家制度、建筑水平、冶金技术、农业生产等各方面得到充分体现。商代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其间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有完整体系的文字——甲骨文。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高度智慧，标志着中国文明至此已充分成熟。
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哲学也迅速发展起来。商末周初（距今约3000年）产生了我们民族哲学真正意义上的原典，——《周易》。《周易》包括《易经》与《易传》，以其严谨的结构、辩证的思维与开放的系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民族的每个方面。可以说，《周易》是我们中国智慧的万源之源。其中体现的忧患意识、理性态度、变革精神和中庸原则等世界观，以及抓住根本、掌握规律、建立系统等方法论，都给我国乃至世界各族人民予以历久弥新的灵感启迪和永不枯竭的智力支持，对于我们建立起富有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范式也有着正本清源、奠定基石的伟大意义。
礼文化经过夏、商两代的发展，到周代也已非常完善。《周礼》作为中华礼文化的原典，从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两大方面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社会。虽然和《周易》一样，《周礼》也存在着一定的认识局限，但这主要是由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限制所致，而其对社会和谐、天人合一的终极追求则使其拥有永久不衰的生命力。其中所体现的中国智慧、人文精神更是对包含中国媒介批评在内的社会生产、生活各领域仍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价值，对于今天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仍有极其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周易》诞生五百年之后，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这也是中国智慧与思想大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同时也是世界哲学史上著名的“轴心时代”。春秋战国处于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大转型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最为激烈动荡的时代之一。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中华民族开始了集体探讨社会该如何发展的“辩论大赛”。各位哲人、各个门派相继出现和兴起，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与学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正是这种局面的形象概括。所谓“百家”，是言其多。《汉书·艺文志》以这一时期的著作归类，共列诸子189家。按西汉学者司马谈及其后刘歆的分类，这些学派计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以上为司马谈分类），以及纵横、杂、农和小说（以上为刘歆增补）等十家。此外，兵家、医家也有非常完善而独立的学术思想与体系。诸子百家的学说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制度、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各家在相互辩驳、交锋中不断发展、完善，从而将这个中国智慧大爆发时代的迷人姿彩展现到了极致。这一时期也是媒介传播大发展的时期，各路学派对于如何更好地传播自己的思想都极为重视，有关媒介批评的思想自然也蕴含其中。这些学派的思想和智慧不仅在当时产生深刻影响，更深深影响着直到今天的中国社会。除了下文将要展开阐述的法、道、儒诸家之外，每逢政权更迭，纵横家、兵家都会红火一时。即使是秦汉之后就基本成为“绝学”的墨家也在清代曾一度焕发生机。而其余阴阳家、名家、农家、医家、杂家，或究数理、或辩名实、或攻生产、生理，或兼收并蓄，都从某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这些中国智慧的火光也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媒介批评现象与思想，比如曾被刘歆视作不“可观者”的小说家，却重点收集与传播古代平民的思想动态，正是我们今天新闻传播与媒介批评所要研究的重点。另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中国古代智慧与思想大发展的黄金期，其参与的主体、兴演的过程、取得的成果与产生的影响都完全是在中国自身的范围内发生和实现的，基本没有受到外来民族与文明的影响与干扰。应该说，这些智慧和思想与之前的《周易》、《周礼》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最纯净的核心，也正是中国媒介批评体系建设的最根本依托和最坚定基石。
百家争鸣最终以秦王朝一统天下而告终结。秦朝统治者片面强调“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也即奉行法家学说以治国，对其它学派的思想尤其是其中的儒家奉行焚其书、坑其人的灭绝政策，给后世学术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破坏。秦朝的残暴统治激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强烈反抗，最终秦朝也仅二世即亡。在秦汉之间的乱世中，各个学派又出现了短暂繁荣。而在各家思想中，道家清静无为的理念与汉初统治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想吻合，成为当时的官方正统思想。虽然随着汉代国力的日益强盛，道家思想的正统地位逐渐被儒家所取代，但却在汉武帝之后逐渐由政治思想转变成宗教理论，并于东汉时期出现了道教，道家思想也依托宗教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也许相比儒家，道家和道教更强调顺乎自然、自在洒脱，也更符合智者的特征，历朝历代对道家思想或者对道教感兴趣乃至坚定信仰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也绵延不绝且为数众多，而道家尤其是道教在民间的影响力则更是强大，可以说道家在中国古代是除儒家之外最受到普遍认可的另一个思想体系。逮及武帝之世，国力强盛，汉武帝为满足其“大一统”的统治需求，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儒学正式成为中国延续二千年之久的官方统治思想。汉代统治者先尊道家、后尊儒家，看起来是对秦朝严刑峻法统治思想的拨乱反正，但实际上汉代对法家的思想是采取了改其头面、用其内涵的策略，也即所谓的儒表法里、外儒内法。汉代这种统治策略基本被历代统治者所沿袭，可以说法家思想一直和儒学相表里，深深影响着中国的古代乃至近现代社会。两汉期间，佛教从印度经中亚传入中国则中国智慧发展历程中的又一件大事，它既给中国的思想与智慧注入了全新的元素，又从传入中国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它的中国化历程。
秦汉以降，中国依次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直到隋唐五代，是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阶段。其间，虽然出现过战乱和分裂，以及相应造成的经济、文化的停滞或衰退，但总体来说社会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到了唐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更是都发展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峰，并最终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的格局。儒学在西汉武帝之后，处于被独尊的地位，其它思想受到压制。这种局面虽有利于儒学官方思想地位的巩固，但也导致了儒家精神的僵化，其自身的不足在汉末动荡中更是被充分暴露出来。单凭儒家的智慧已不足以解决各种社会危机。释、道思想在此时趁虚而入，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社会大众中间都拉拢了相当一批信众。三种思想和智慧互相抗衡，但也互相吸收。先是魏晋时期玄学思潮盛行，它是儒、道思想相混合、但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的产物，非常强调哲学论辩，体现出儒、道智慧的融合借鉴。其后佛教也逐渐找到了被中国各阶层接受的方式，即努力将佛教教义加以调整，使其与儒家的人伦理念不相冲突，同时也吸收了不少道家、玄学的概念、仪式和思维方式。儒家、道家也从佛教思想中汲取了许多养分，尤其是它的心性观，以及追求不执著和超脱的智慧，从而分别修补了自身的不足，最终形成了三教鼎立、却又三教相融的结果，并一直延续到近世。在这个过程中，各家各派都充分展现了各自独到的哲学智慧。即便是外来的佛教，在此期间也最终实现了完全的中国化，从而成为中国智慧宝库中的有机成分。
宋元明清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这个时期中国的思想与智慧基本沿袭之前形成的框架向前发展，虽然在整体格局上没有产生大的突破，但也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宋代儒学复兴，但这种复兴并非是单纯的历史循环，而是以“理学”的崭新形式呈现出与汉儒完全不同的面貌。这个复兴运动发轫自隋末的王通，唐代韩愈排佛卫儒，扬其后绪，至两宋则蔚为大观，产生了“道学”、“心学”和“气学”三大派别，并至明代彻底定形，使得儒学近世的面貌得以最终形成，其影响不仅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阶段、直至近现代，还辐射到东南亚诸国。宋明理学是中国信奉儒家的知识分子对面对的社会现实问题以及释、道二教长期挑战的积极回应，并收到成功效果，走出了汉末以来儒学一直存在的官方虽尊、而民不信的困境，重新确立了儒学在社会、国民中的信仰与道德的正统地位。而这个过程虽然力排佛道，实际上却吸收借鉴了佛、道思想中的精华元素，可以说是一个儒学佛道化的改造过程。宋明儒学的复兴反映了中国古人在思考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与面对不同文化挑战时具有极为高深的哲学智慧。研究这一智慧，不仅可以了解儒学在当时的发展面貌，更重要的是可以启发我们思考怎样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这一至今愈显重要的哲学课题。而对于目前以舶来理论为学术构架的中国媒介批评学而言，中国古人的这种智慧将给我们树立起自己的学派体系以至为重要的指导和启迪。
明末社会又进入大动荡时期。理学在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革新之后，面对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理学逐渐显得力不从心。实学应运兴起。实学是对理学的反思和批判，核心内涵是强调务实、注重实用。然而明清易代，满清统治者以高压手段维护理学的正统地位，使理学日益沦为统治者桎梏人心的政治思想工具，同时也扼杀实学中出现的民主、变革等启蒙元素，最终使实学走向不甚关注社会现实、仅重在考证校勘的朴学。
清末社会再次动荡，内忧外患齐集。野心勃勃的西方文明对古老东方智慧发起的挑战更是中国之前从未面临过的困境，当时有识之士称之为“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这些困境是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智慧一时间无法迅速应对与解决的。为避免亡国灭种，各种学说流派相继而生，并最终形成需要积极吸收西方先进思想的共识，也即基本可以将这个时期的主流思想概称“新学”。新学内容驳杂，虽然奠定了中国智慧向近现代转型的基础，但很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并在今天愈演愈烈，这也充分证明仅靠拿来西方的思想是无法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的。而包括媒介批评学在内的以舶来理论为基础的学科想要真正实现本土化、可持续化发展，就必须回归传统，从中国智慧中寻找答案。但这绝不意味着完全照搬古人的理论，而是要像上述中国古代历次思想发展那样，保留中国智慧的传统内核，批判吸收外来智慧之可用者，最终将外来智慧有机圆融进入我们的中国智慧之中。
第二节 中国智慧思维方式的类型与特征
在人类智慧的发展过程中，中西方民族由于面对的自然环境和其它生存条件不同，最终在认知智慧和思维方式上也产生了巨大不同。中国智慧的思维方式以其早熟、发达与鲜明的特征，在世界上影响深远、独树一帜。媒介批评作为一项“在解读新闻及媒体的过程中评价其内在意义及对社会的影响”的智慧活动，无疑要受行为主体思维方式的制约和影响。虽然一个个具体的行为主体在思维方式上也会表现从各个不同的细微差异，但从宏观上看，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又体现出某些相当明显的共同特征，研究这些共同特征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关于中国智慧思维方式的特点和与西方的区别，历代多有论者。本文立足于构建中国本土化的媒介批评学体系，结合媒介批评实践必不可少的具体运用与需求，对中国智慧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进行简要的归纳和总结：
1、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
一般认为，“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是中国智慧的核心特征，中国传统智慧所蕴含着的各种独特思维方式大都是由此所生发而来。在人类的蒙昧时期，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类的思维方式都是相似的，都是主客不分、物我同一的。而随着人类的发展进化，中西方的原始人都突破了思维的混沌性，能够将自我从其它事物中加以区分，也即产生了自我意识，但也就是从这个阶段开始，中国智慧和西方智慧走向了不同的前进方向。中国智慧的思维方式是沿着原有的主客不分、物我同一方向继续前进，但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也即，虽然中国智慧认识到自我与外物是有所区别的，但并不认为这种区别是对立、分裂和对抗的关系，而是继续认为世界是一个圆融的整体，自我是世界的一个部分，应该和谐地融合在世界之中。《易经》作为集中体现中国智慧特征的元典，于三千年前就奠定了中国智慧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方式的基础。《易经》通过类比、联想的方式，建立了能够综合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活动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世界是有机的整体，万物遵从共同的规律。其后，儒家和道家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这种思维模式。虽然儒家是将自然人化，而道家是将人自然化，但“天人合一”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经过儒、道两家的发展，“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方式走向进一步的成熟，成为中国智慧思维方式的最核心特征。这种整体思维方式将人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认为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人间秩序与宇宙秩序都是不可分割、互相联系、相互对应的，并且将人作为天地间“最贵”或者说最有能动性的元素，认为人有必要把追求和维护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圆融作为己任。“天人合一”整体思维的最大价值在于，首先是把主体对于问题思考和研究的基点，建立在无限宏大的宇宙天地之上，从而具有了最高的境界和无限开阔的思路，也就不至于被局限在个别的事项或者狭隘的教条之内。媒介批评作为一种超越性的评判认知活动，必须能够在精神高度和理性方位上居高临下。对于媒介批评来说，如果不具有高境界、大智慧，那就只能相当于那些卖狗皮膏药的江湖术士，对媒体挑挑小毛病，专业上耍点小聪明，完全没有雄才大略和高瞻远瞩。这样的媒介批评又能有多少现实价值和社会意义呢？所以，以“天人合一”的思维胸怀“天下”，是媒介批评主体首先必须具备的基本人格素质和思想境界。
在我国传统智慧的集大成者中，往往在他们流传百世的经典典籍内散发出这样的大气和胸襟。以墨子为例，墨子所处的时代，群雄蜂起，战乱频仍。而墨子正是站在平民立场，为维护民众与弱小国家生存，提出“兼爱”、“非攻”的主张。他认为民众互爱互让，是顺应天意；而互相残害则是违背天意；诸侯间的攻占是天下混乱的根本原因。这就把思想基点立于“天”之上。从这种最高的思想基点出发，进而针对传统的世袭官爵俸禄制，墨子站在时代潮流前面，提出了实行贤人政治并使天下归于一统的“尚贤”、“尚同”的政治思想。“尚贤”也就是让凡通晓治理之道且有才的人，无论贵贱，均可参政。“尚同”，即在尚贤基础上求得全社会思想的一致，使社会由乱至治。为使自己的主张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墨子一方面借助上帝鬼魂的威慑力量提出了“天志”、“明鬼”说，另一方面又强调身体力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于是提出了“非命”说。墨家学派的宗旨是兼爱非攻，安定民生，发展经济，改革政治，实现大同。墨家学说的异军突起，主要就在于他能够以天下为己任，提出了一套具有宏大抱负的社会学说和政治方案，如王天下、正诸侯、尚贤能、等贵贱以及以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认识为基础而提出的“法”、“术”思想，从而形成百家争鸣中的重要一家。
2、立足伦理秩序的德性思维。
相比西方智慧更关注对自然奥秘的认知而言，中国智慧思维则更关注现实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这是与中西方智慧发展的环境与过程不同而相互关联的。中国的地理环境属于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自然条件也很适合开展农耕，这些都使古代中国人民相对容易地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必然把维持温饱的依托绑定在脚下的那块土地之上。以此为基础，并与“天人合一”、追求圆融和谐的整体思维方式相结合，中国人民就发展出重乡守土、追求稳定的思维方式，智慧的关注点也从周时代开始就定向于如何维护伦理秩序与社会规范的有序和稳定。周代确立、为儒家继承并进而在其后三千余年时间中一直处于中国社会关系构成基础的血缘宗法关系就是这一思维特征的具体体现。在这种特征的思维方式下，人们探索自然主要是为解释社会政治问题提供例证，并且人们认为“天人合一”，所以需要从自然现象的规律中寻求对人类社会关系与秩序的启示。因为人类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就必须要遵循共同的秩序。这就使得中国人的思维落脚于伦常治道，落脚于确立和论证社会的道德规范与人伦关系。或者说中国人对于智慧的应用，最终为了安邦治国，稳定伦常。这样的思维特征虽然有一定的保守性，但也无疑是脚踏实地的。
近年有学者将中国智慧的这种思维方式命名为“德性思维”，笔者认为这种提法值得借鉴，因此在这里做了援用。但就笔者所见，到目前为止，德性思维还不是一个特别严谨的学术概念，多数学者都是将其作为一个既有名词直接使用，而少有专门的定义或解释。启泓在其论文《德性思维：我国德育的基本任务》中曾对“德性思维”一词做过较为详细的阐述，他认为：“德性思维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理性思维，是人类认识史上连接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一种成功的思维模式。”陶伯华将德性思维与理性思维、诗性思维并列，认为智慧思维三维的构架就是理性思维、德性思维、诗性思维，并认为德性思维的代表就是中国（东方）智慧思维。综合以上学者的论述，笔者尝试对德性思维做出如下定义：德性思维是将伦理道德作为事物认知和价值判断出发点与标准的思维方式，而中国传统思维就是德性思维的典型代表。
笔者以为，媒介批评活动从最终目标上来说是一种价值认知与判断的活动。因此，相比西方理性思维，运用以德性思维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智慧开展媒介批评活动无疑能够更加顺利地通往这项活动的最终目标，而这种德性智慧也正是笔者反复强调的在媒介批评学中需要高扬的人文精神的思维源点。
3、重直觉体悟的“象”思维。
整体思维和德性思维是中国智慧的核心特征与认知方向，而在认知特点上，中国智慧则体现出重直觉体悟的思维特征，即通过知觉从总体上模糊而直观地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这种思维方式“通过静观、体认、灵感、顿悟，未经严密的逻辑程序，直接而快速地获得整体感觉和总体把握，重直观内省，轻实测论证，重内心体验，重直觉领悟，轻理论分析”。“这是一种超越感性和理性的内心直觉方法，与内向性密切相关”。古代中国人注重“观物取象”，立像尽意，设像喻理，取象比类。想象思维通过自我体认形成心中的意向，采用意象、联想、想象来替代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论证，以形象地反映客观事物。意象性思维以“象”来沟通“意”与“言”，把“象”作为连通思维和语言的纽带。这种思维方式不注重语言的逻辑分析，却注重语言所指称的抽象意义或者本体意义；不善于运用抽象语言，却擅长于形象语言，用形象的方法来表达抽象的事物。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传•系辞上》），“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魏•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基于直观经验的意象性思维还表现为类比性，如比喻、象征、联想、类推等。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中国古人经常将天、地、人、物相类比，寻找其间的联系和规律。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式修行方法就是中国智慧通过主观感悟来认识世界、获取知识的思维特点的最好体现。
哲学家王树人抓住中国智慧的这种特征，将中国智慧思维方式概括为“象”思维。所谓象思维，按照王树人的表述，就是“对中国传统思维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的概括，其首先体现为《周易》的‘观物取象’和‘象以尽意’。悟性的‘象思维’是比西方理性的概念思维更为本原性的思维，它的动态整体性和诗意的灵动性是开启一切原发创生性之源。”必须承认，西方的概念思维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伟大意义不可忽视，但从概念思维出发，将概念思维绝对化进而产生异化，却是必须加以反对的。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就是概念思维的异化形式。这样的异化把坚持实体论主客二元思维框架，把凡是不能概念化和公式化的事物统统加以否定，从而将真、善、美也视作没有价值，从而走向了人类本性的对立面。而象思维则包含“象的流动与转化”，追求整体的生命活力，且不把整体对象化，而是在把握整体时在整体中与整体一体相通，避免了将人异化到包含人在内的整体之外，从而回归人之本真。王树人进一步指出，以象思维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思维和以概念思维为主要特征的西方传统思维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而是不可替代、相互补充的关系。笔者以为，王树人提出的象思维这一原创性概念有一定的哲学高度与深度，能够体现中国智慧在认知方面的思维特点，对于媒介批评而言也很有方法论的意义。因为中国智慧很大程度上就是其没有固定的程序可依。那么如何把握和运用这种智慧就经常显得难以入手，在开展相关研究的时候也未免会沦向蹈空。王先生对象思维的研究为我们在进行媒介批评活动中如何运用中国智慧指出了一个可视、可达的方向。
其实在媒介批评学所从属的新闻传播学领域，对于中国智慧的运用也许目前西方已经走在了我们中国人的前面。在西方引起极大争议的传媒学者麦克卢汉其实就是用语录式、寓言式的直管体验来阐述其学术观点，这和西方传统的重逻辑、重推理格格不入，而与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丝丝入扣。所以其学说一经诞生，就在西方引起两极分化。褒之者将麦氏及其理论奉为圣人和圣经，贬之者则认为其人其学不够严谨、不成体系。其实这正是作为西方学者主动突破西方传统思维方式来进行学术研究的典范。对于这种研究范式，囿于逻辑思维、理性思维藩篱的传统学术界自然难以接受。但真理总是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在麦氏的声名经过几次大起大落之后，现在学界对麦氏的评价已趋于一致，认为其在理论建树和研究方法上都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实如果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来解读麦氏的论著，我们则不难发现他那些诸如“媒介即信息”大有跳过推理、直指本质的禅宗思维特点。笔者不拟对麦氏的论著展开深入解读，而且从麦氏的研究范围来说也很难将他归为媒介批评专家（但他的不少论著和观点确实是典型的媒介批评活动）。笔者只是以此为证，表明将中国传统思维和智慧运用到媒介批评领域是大有可为的。
4、面向现实的“形而中学”思维。
面向现实、注重实用性是中国智慧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国古人特别尊崇前人的经验。《论语》说“温故而知新”（《为政》篇），后代儒生也都莫不言必称三代。翻开中国古代的典籍可以发现“祖述尧舜”，或者大量引用“子曰诗云”是普遍现象。中国古人不仅尊崇前人的经验，也擅长总结前人的经验，从过去了解现在、并推知未来。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二十四史，又或者《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以及诸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齐民要术》、《农书》、《农政全书》、《考工记》、《梦溪笔谈》、《营造法式》、《天工开物》等各个领域集大成式的著作，无不都是通过归纳整合编纂出的智慧宝库，是中国古人留给整个人类的丰厚遗产。中国古人认为，前人的经验经过实践的检验，可以直接运用于现实。而对于那些未知的领域、尤其是没有实用价值的事物或规律，中国古人则兴趣不大。例如对于鬼神，圣人提出应该采取“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的态度，《左传》也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昭公十八年》篇）与此相反，西方人则热衷于探索各种奥秘，即使是那些看起来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事物或规律。西方人对人的灵魂就一直在用各种方式加以研究，近世还有科学家在通过科学实验后，宣称人的灵魂经测量有21克重。
现代儒家徐复观曾将中国智慧面向现实的这种思维特征概括为“形而中学”，并指出形成这种思维特征的原因在于中国人认识到：“人生价值的根源在心的地方生根，也即是在具体的人的生命上生根。具体的生命，必生活在各种现实世界之中。因此，文化根源的心，不脱离现实；由心而来的理想，必融合于现实现世生活之中。”“中国思想，虽有时带有形上学的意味，但归根到底，它是安住于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负责；而不是安住于观念世界，在观念世界观想”。笔者以为，虽然徐复观先生“形而中学”的提法并不严谨，也没有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它很形象地点出了中国智慧面向现实的特征，因此笔者借用这个说法来作为本小节的标题。也许中国思维太关注实用性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中国人在认知和探索世界时会出现浅尝辄止的问题，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仅就面向现实、注意经验总结而言，中国的这种思维特征仍充满了智慧色彩。也正因为此，有研究徐复观“形而中学”学说的学者认为，徐复观提出该学说的价值还在于他通过提出该学说指出了“因为中西文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若盲目比附西方形而上学，不仅不能发现中国文化的精髓，反而会误导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笔者以为，把握中国智慧“形而中学”的特征有助于为中国媒介批评学定下面向现实而开展研究与运用的基调。运用这样的智慧思维对于解释、评价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媒介批评活动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5、和而不同的批判思维。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智慧思维方式惯于求同、缺乏批判精神，笔者则认为这种看法很失于偏颇。不可否认，中国古代不少统治者为了便于统治、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统一，在思维方式上试图排除异己，要求臣民“唯上”、“唯圣”，然而这只是统治者一厢情愿的想法，并不能据此证明中国的思维方式就因此“整齐划一”。事实上中国智慧充满了求异与批判性，只是这种求异和批判性更多地呈现出“和而不同”的特点。中国智慧思维的主要来源之一——道家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批判性思维，虽然这种批判经常表现为一种弱势的、侧面的批判，但却不可否认这仍然是一种充满智慧的批判思维。有学者就道家的这种批判思维对媒介批评的指导与启发价值做过专门论述。而且正如道家所指出的，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道德经》第四十章），这种和而不同、弱势的、侧面的批判在中国历史的很多转唳时期，却又往往会集中爆发，形成非常尖锐的批判思维，并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发展、智慧的进步。本小节仅对中国历史中批判思维集中爆发时期的图景做简要勾勒：
中国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的相互争鸣、相互诘难和相互批判的激烈程度，以及这种现象背后体现出的各学派之间巨大的差异性，放眼整个人类思想史，都是极其难得的批判性思维的充分体现。而即使在西汉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官方思想控制的政策后，仍是“异端”迭起，中国人的批判性思维不仅没有因为这种政策的确立而被泯灭，相反却在思维受到官方的压制到一定程度后进行了反传统、反权威的集中大爆发：首先是来自异域的思想——佛教的思想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这种与中国本土原生的智慧体系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不仅没有被提倡儒术一尊的主流文化所排斥、所消灭，更不仅在民间迅速获得认同，而且在官方也逐渐得到肯定。即使是被号称独尊的儒术，其在战国时期就分化为八个学派（即所谓的“八儒”），到了提出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其儒学思想也早已和孔子或其各派传人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到了汉末和魏晋时期，中国的思想界对僵化的官方儒术的批判和攻击更是空前激烈，比如孔融说儿子和父亲的关系，只是由于父亲有情欲，才生出儿子；至于母亲，不过是儿子暂时被寄存的一个瓶子，等儿子从瓶子里出来之后，双方的关系也就脱离了。这种异端思想完全颠覆了儒家所倡导的伦理观念。类似的批判思维在当时可谓比比皆是。唐代的统治阶级素以开明著称，在思想文化方面采取多元共存、开放包容的策略，不仅儒、释、道三家得到并存共尊，就连祆教、景教、回教等异域宗教思想也都在神州大地上得到了广泛而通畅的传播。宋代的政治文化环境也是相当宽松，相传开国皇帝宋太祖甚至传下秘密誓碑，要求后代“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因此宋代敢言的人物颇多，持有批判思想者自然为数不少。“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样的臣分君权的理念不仅见于张咏、范仲淹、文彦博等大臣之口，更是宋代政治面貌的真实写照，具有实行统治阶级内部民主的萌芽特色。而最典型的批判思想家则首推王安石，他不仅明确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更是以此为指导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行动。元代享国很短，但统治者奉行的却是和唐、宋诸朝一样的各教并存的政策。迨至明朝，也许正是鉴于前代思想界太活跃、不易控制，官方对思想一统的要求空前强烈，然而这种国策却同样扑灭不了层出不穷的异端。不仅李贽、达观、汤显祖等人的离经叛道的思想大有市场，就连所谓的“大儒”王阳明，其倡言的“心学”也已和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所认可的官方思想相距甚远。而明末黄宗羲等思想家虽然仍不脱儒家身份，却更进一步提出了相当进步、甚至有近代特征的民主启蒙思想学说，这已经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清代情况较为特殊，中国在满族统治者近两百年的思想高压统治之后，又集中爆发了大批判的浪潮，但这次的浪潮已经主要是以西方的思想和智慧为主导了，所以这里不做展开。
通过以上的分析与归纳，可以看出，中国智慧思维方式不仅并不封闭、僵化，相反还相当的开放，具有自我更新、发展与自我超越的可能。这对于依托中国智慧来构建中国媒介批评学理论体系的伟大工程来说具有先决意义和重要价值。事实上西方也一直在关注并日益推崇中国智慧。尤其是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西方哲学因为一味推崇概念思维，陷入了僵化和异化的困境不能自拔，从而引发了叔本华、基尔凯郭尔、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福柯、德里达等众多思想家的反思和批判。而他们反思和批评则越来越达成这样的共识，也即西方的概念思维不是万能的，需要引入东方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智慧作为西方思维脱困的“药方”。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为例，他们提出的为超越西方僵化的概念思维而采取的突破方式就充满了东方韵味。海德格尔通过缘在（dsein）追求存在（sein），并提出面向事情本身，“开显出‘存在论’的哲学维度”；“而梅洛•庞蒂则在海德格尔开显的维度上，更具体地回归到肉身人的‘存在论’维度”。“这种特征表明西方哲学家的哲学倾向实质上正在向东方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智慧的意蕴趋近，即向‘天人合一’的、全身心与宇宙契合的（如海德格尔崇尚‘天、地、神、人四位一体’；梅洛-庞蒂通过普遍‘肉身化’以弥合主客二分）、诗意感悟的（如海德格尔对‘诗意地栖居’的反复咀嚼，梅洛-庞蒂对感性和混沌性的钟情）等中国传统道论思想韵味之趋近。”
当然，我们必须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媒介批评学体系建设以中国智慧作为基础性、框架性的依托，绝不仅仅是指从传统经典中寻章摘句、断章取义，或者完全实用主义地仿照上文归纳的条条框框去比照衡量媒介对象，而是需要真正把这些大智慧融汇于其理论体系的整体框架之中，从而把这些高超的思维方式培养成为专业的媒介批评家的基本素养和基本能力。得大智慧者方有大境界。智慧的高度有多高，批评的深度才能有多深。
第三节 中国智慧在媒介批评学中的发挥与运用
以上我们概述了中国智慧以及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在全球化时代的媒介批评学以及整个传播学领域，要建立起真正属于中国的媒介批评学体系，就必须将那些蕴含和体现着中国智慧的思维方式尽量贯穿于中国媒介批评学体系之中。虽然我们并不主张完全实用主义地在具体的媒介批评个别行动中套用某些思维套路，但是，深入阐述传统文化中的思维方式和智慧体现，将其融化到我们的专业批评家整体素养之中，并尽量落实和应用于媒介批评实践，还是应该追求的一种境界。而如何在批评实践中具体应用中国智慧的思维方式呢？这就需要把中国智慧宝库中那些和媒介批评直接相关，尤其是非常适合应用于批评实践的智慧点加以系统梳理。
1、穿透性的认知智慧。
人们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总希望看清、把握事物的真相与本质。然而事物的真相往往被各种假象所掩盖，所以中国古语才说“吹尽黄沙始到金”；而很多时候即使真相就在眼前，我们照样视而不见，《韩非子》所载的“卞和泣玉”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新闻的使命就是要寻找、反映事实真相，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不仅这个过程往往被干扰、被限制，而且世界是复杂的，很多事物的内涵具有多方面和多层次。一方面，事物的现象经常会掩盖事物的本质；另一方面，很多时候，事物的假像，又遮蔽着事物的真相；再一方面就是，事物的某一片面被误以为是事物的整体。所以很多新闻报道不是浅尝辄止、挖掘不深；就是盲人摸象，只持一端、以偏概全。这就要求媒介批评具有穿透性的认知智慧，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且还要深刻全面、得全要领。在这一点上，中国智慧很有优势。上文指出，中国智慧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内向性和直觉性等特点，擅长直接而快速地获得整体感觉和总体把握，从而抓住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中国智慧强调要运用逻辑，还要突破和超越逻辑的遮蔽，从而把认知的主体与客体合二为一，在物我两忘中更直接也更准确地观照、体悟和把握的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这种在认知过程中将主客融通一体的独特智慧，具有大视野和高境界。运用这种认知智慧，能够穿透事物的表面，直达内里和深层，乃至其背后隐藏的真实面貌。
2013年10月10日，《燕赵晚报》刊登了一篇报道：“保定硬汉自己锯断患怪病右腿——如今病情持续蔓延左腿，他盼望能够治愈安上假肢”。该报道因太过骇人听闻，在互联网得了迅速传播，并引发网民对其真实性的质疑。当天下午，《北京青年报》、《新京报》等媒体记者随即赶往“锯腿男”郑艳良的家中对其进行了采访，并将从清苑县宣传部负责人处得到事件属实的官方回应发布到互联网上，从而消除了网民对事件真实性的质疑。而该事件的传播在网络上得到进一步扩大，更多媒体也进行了更加详细、全面的报道。次日下午，郑艳良就被转送至保定市第二医院进行观察和治疗。之后媒体将报道重点转入郑艳良在医院的治疗情况，并进行了持续报道。10月24日，医院对郑艳良的手术顺利完成。11月9日，郑艳良康复出院。
该事件在被大量报道的同时，多家媒体还发表了关于相关社论，如《新京报》发表的“男子自锯病腿暴露医疗救助不足”、《京华时报》发表的“还要多少锯腿需要被关注”等。这些社论就该事件中突出反映的相关社会问题进行了评论和批判，具备一定的层次和深度。但如果运用穿透性认知智慧，而不仅仅就事论事，我们就会看到，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也好、各种社论也好，都缺乏更加深刻的思考和追究，尤其没有涉及与这一事件相关的几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即：第一，该事件是否不应该发生？是否可以避免发生？而又为什么会发生？第二，这种本不应该发生或者可以避免发生的事件发生之后，究竟谁应该为该事件的发生担负责任？第三，尤其应该追问的是，今后应该怎样避免类似本不该发生和可以避免的事件再度发生？而除了在议程设置上的失当，我们还应该站得更高，也即从人文精神的高度来透视这个事件：它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社会各个方面在人文关怀方面的巨大漏洞。可以说，造成这一惨剧的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根源就是社会各个方面人文精神的缺失。孔子曰：“举一隅”当“以三隅反”。运用中国穿透性的认知智慧，我们更能进一步发现，在当代传媒中，人文关怀的缺失是新闻报道和媒介批评的普遍现象。
2、超越性的论辩智慧。
俗话说“理不辩不明”。许多事物都可以从多个层面和角度加以认识，而何种观点才是最正确或者最有道理的？不同的人的观点往往不同，这时往往就会产生论辩。尤其在面对论辩高手时，要克敌制胜、改变对方观点，就需要有高超的能力与境界，或者说要具备超越性的论辩智慧。放眼中国古代，具有超越性论辩智慧的论辩大师层出不穷。仅以先秦为例：墨子论辩严密精谨、滴水不漏；孟子论辩气势奔放、雄壮恢弘；庄子论辩言辞犀利、跌宕纵横；荀子论辩妙语连珠、咄咄逼人。这些论辩大师之所以常能屈人之辞，论辩技巧当然是重要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们都有着高远的视角和高尚的品格，从论辩的高度和境界上就超越了对手。媒介批评作为一项以去伪存真为目标的思辨活动，这种超越性的论辩智慧的意义就显得更加重大。
鲁迅可谓是运用中国超越性论辩智慧的顶尖大师。鲁迅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而其在媒介活动与媒介批评方面的建树也是无与伦比的。其在媒介批评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用杂文形式撰写的一系列媒介批评文章。这些文章和他的其它杂文一样，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更是笔法灵活，恣睢辛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说得清楚、充分、深刻，仿佛匕首投枪，往往一针见血、一招即制强敌于死地。从他的媒介批评文章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先秦诸子的雄辩遗风。这里仅以其《估〈学衡〉》一文为例来阐述他的高超论辩智慧。《学衡》系吴宓主编、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于南京的一本月刊，标榜“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见《学衡》杂志简章），主要撰稿人有梅光迪、胡先骕等。今天看来，其论点不无可取之处，但在封建、保守的旧势力异常强大、成为妨碍当时中国前进的主要阻力之一的时代背景下，该杂志则成为宣传复古主义、折中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堡垒。鲁迅有鉴于此，故在该杂志创刊的次月即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这篇《估〈学衡〉》，以辨明是非、正人视听。《估〈学衡〉》没有纠结于《学衡》的微言大义，而是针对《学衡》创刊号上的六篇文章，逐一指出其中的毛病，再予以辩驳，笔法尖刻锐利，可谓针针见血，并在篇尾指出，“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在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然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鲁迅在《估〈学衡〉》一文中不仅运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夸张、反讽等论辩技巧，其立论更是建立在新文化所代表的进步立场上，高度和境界都绝非“学衡派”这些复古势力所能比拟。这样的论辩锐不可当，足以令后者一败涂地、掩面而逃，正是中国超越性论辩智慧的集中体现。难怪连《学衡》主编吴宓都在其自编的《年谱》中也不得不承认：“鲁迅先生此言，实甚公允。”如果要建立中国媒介批评学，就必须认真研究中国这些先贤的超越性论辩智慧，掌握这种智慧的技巧与规律，然后运用于媒介批评学，自然可以整理、归纳、演绎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批评技巧与范式。
3、导向性的说服智慧。
批评就需要说服，说服就需要有效，有效就是要改变，而如何能够有效改变，就需要说服的智慧。与论辩不同，说服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战胜对方，而是要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并做出相应的改变。媒介批评的目标不仅要揭示媒介活动和社会现象中的问题与不足，更要说服人们按照自己的观点对这些问题与不足做出改变。因此，导向性的说服智慧对于媒介批评就显得至关重要。中国智慧就充满了具有导向性的说服智慧。上文提到的那些论辩高手也大多是善于谆谆善诱的说服高手。除了散见于史籍的各种相关记载，《战国策》和《智囊》中的《语智》等典籍更是专门论述说服智慧的专著或专论。尤其是《战国策》，可以说是中国说服学问的巅峰之作，其中体现的智慧光彩足以惠及后世百代。概括而言，中国导向性的说服智慧主要有如下特征：（一）高度形象化。研究《战国策》等典籍，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的说服智慧具有高度的形象化。具体而言就是习惯和擅长从历史事件中挑选典型事例，或者采取比拟于动、植物或其它自然现象等方法，将抽象的道理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这正是中国智慧思维有注重意向和直觉类比特点的体现。高度的形象化使得中国式的说服智慧更加形象生动、使对方更加易于理解和接受。（二）注重心理学的运用。虽然心理学也是从近代西方才开始开展独立和系统研究的学科，但中国古代对心理学的实际运用则早已非常成熟。这一点在说服智慧上体现得更是突出，比如中国人在说服别人时非常注重察言观色、揣情量权，尽量让对方感受到说服者的言辞是出于为对方考虑，起码是站在客观的立场。通过心理上的引导，从而在说服活动中达到“胜人之口”，更能“服人之心”（《庄子•天下》）的境界。（三）说服技巧丰富高超。中国古人的说服技巧可谓变幻多端、高超绝伦，令人叹为观止。仅《战国策》中就有譬喻、比兴、夸张、递进、对比、反说、以退为进、二难推理，甚至采取偷换论题、混淆概念、以偏概全等诡辩手法。这些技巧已经不局限于形象思维，而将逻辑思维也运用得炉火纯青。灵活运用这些技巧，中国式的说服活动收到了无往不利的效果。在进行媒介批评活动的时候，有意识地运用中国式的说服智慧，对于丰富媒介批评的技巧、提升媒介批评的效果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4、艺术性的表达智慧。
批评需要文字和语言的表达，正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年》）。表达是需要高度智慧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智慧无疑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如上所述，中国的思维特征就决定了这种智慧相比西方的理性思维更擅长在艺术、文学、美学等领域有所发挥。中国在文学上的成就已毋庸多言；就批评学而言，虽然中国古代并没有独立的媒介批评学科，但与之相关的学科，如文学批评学、历史批评学、美学批评学等等，却极为发达。将独具中国特色的表达智慧运用于媒介批评，自然比西方惯用的枯干的学理式表达要更有魅力。针对有学者指出的运用中国智慧在表达上固然将更富有艺术性，但会欠缺严密的逻辑性的看法，笔者认为这也是失于片面的。上文已经指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更注重形象性，而相对不重视逻辑性，但不能说中国智慧缺乏逻辑性。先秦诸子中的墨子、荀子，在逻辑思维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其他诸子的论著也无不结构严谨、行文缜密。后世文章大家如贾谊、韩愈、陆贽、欧阳修、苏洵、王安石、黄宗羲、章太炎、鲁迅等等，也都继承了这种注重逻辑的思维特征。当然，总体来说中国的传统智慧更多的还是表现在跳跃性思维、直觉性思维。《庄子》等典籍屡屡通过天马行空的想象或譬喻阐述让人回味不已的哲理；禅宗的公案经常用一些看似无厘头的言语或行动让人得到启发或彻悟；李白、苏轼等大文豪更是擅长超逻辑思维的代表。这种超逻辑的表达表面上看起来忽略了逻辑性，其实背后却环环相扣、无懈可击，可以说是比普通的逻辑推理具有更高层级，而且通过运用这种智慧常常能够得出非同寻常的观点和看法。中国的这种表达智慧可以借用苏轼的话来概括：“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将这种表达智慧有意识地运用于中国媒介批评学，自然能够让这门学科（学派）呈现出魅力独特的中国气度与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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