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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容川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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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问答试读：

中药之书籍，由于时代先后之不同，作者认识体会之差异，故其内容不尽相同是一，有同中小异，有异中大别，有传承转录，有独特见解，有特殊经验等。若单纯阅读中药学讲义，是显然不够全面，只知现代的而不知古代的，岂能了解古之药学精华。因此必须学有渊源，阅读历代优秀本草著作。但本草之书众多，除《神农本草经》外，目前多数读者喜爱《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诸书，或者偏爱某一种本草。为了使读者更多了解优良本草，有益于临床实际应用和提高药学理论，故编纂《本草必读丛书》遴选以下10种重要本草。其一，《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重修政和本草》），由《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发展而来。《证类本草》为宋·唐慎微所撰，后经多次校定增补，其名亦随之增多，如《大观本草》《政和本草》等。该书为宋代以前最完备的本草著作，因此李时珍评说：“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本草纲目》编撰时故以本书为蓝本。但《本草纲目》对前代本草进行分割脔切，使前代本草原貌模糊不清。《本草纲目》虽名胜于此书，而文献价值远远不及此书。其二，《汤液本草》，为元·王好古所撰。该书为金元时期的药理学说的代表之作，重点突出易水学派的学术见解，以实用为宗旨，故《四库全书提要》说：“好古此书所列，皆从名医试验而来，虽为数不多，而条例分明，简而有要，亦可适于实用之书矣。”其三，《本草蒙筌》，为明·陈嘉谟所撰。该书是继《大观本草》之后，《本草纲目》之前的一部虽名曰蒙启之作，实为重要的本草专著。每药论述条理清楚，尤以作者按语，对药物之鉴别、炮制、应用有较详细的辨析，多有独到之处。其四，《滇南本草》，为云南地方本草之专著，原题明·兰茂所撰。该书是我国现存内容最丰富的古代地方本草，乡土气息十分浓郁。云南少数民族众多，民族药物亦众，书中糅合汉药理论和民族药之经验，内容颇为宝贵。其五，《本草品汇精要》，为明代官修本草，由太医院刘文泰等编撰。其重点将《政和本草》重加分类，提要解说，虽无创新发展，但简切不繁，一目可了然。后刘因医疗事故获罪，虽免死而遣戍，然该书则存内府，至1937年始排印行世，后又少见重排重印。其六《药品化义》，明·贾所学原撰，李延昰补正。该书最突出的特点，提出了“药母”，作为归纳药学理论的要素“订为规范”。药母可概括八法，即体、色、气、味、形、性、能、力，而八法之内，又有具体详尽内容，有总论有分论，说理清晰，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药学理论联系实际的专著。其七，《本草从新》，为清·吴洛仪所撰。作者鉴于《本草备要》著者“不临证而专信前人，难采诸说”，故重加修订，增之超半，是一部较为实用的本草著作。其八，《本经疏证》，为清·邹澍所撰。此书重点以分析《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用药理论，进行注疏《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所释不牵强附会，客观对待，故谢观评说：“此书与缪氏书均最为精博。”其九，《本草思辨录》为清·周岩所撰。该书重点以《伤寒论》《金匮要略》立方之义，探讨128种药物的功用，并对李时珍、刘若金、邹润安、陈念祖等医药家所述某些药性持不同看法，每有独到见解。其十，《本草问答》，为清·唐宗海所撰。该书是唐氏与学生张士骧就中药学的某些理论进行以问答形式的讨论，颇具启发。

本丛书重点在于实用，既注重临床应用，权衡法度，又重视学有渊源，了解发展规律，使之掌握历代医药家的用药经验，得以古为今用。此次编校出版，力求底本上乘，校本精良，文通意达者，大都不予冗注赘释，以突出“读本”为宗旨，把握精要，扎实根底。

本丛书是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提议和支持而编校出版的，在此深表谢忱。但由于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订。苕溪医人陆拯2012年10月16日于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校点说明《本草问答》为清末唐容川所撰。唐氏，名宗海。天彭（今属四川彭县）人，祖籍江西，至明代迁居湖南武田县，清初又迁至四川广汉，再至彭县。少习儒，因父多病，遂学习医学，精研方书。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三甲第三十五名进士，并授礼部主事。唐氏以医名世，尝游京、沪、粤等地，见识广博，倡导中西医汇通，意在以西医的观点论证中医理论，是中西医汇通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其著述颇多，除本书外，尚有《中西汇通医经精义》、《血证论》、《伤寒论浅注补正》、《金匮要略浅注补正》、《医学见能》、《医易通说》、《痢证三字诀》等，对后世均有较大的影响。

本书凡二卷，系唐氏游广东时，与门人张士骧（字伯龙）问答而成，全书设问答近六十条。针对中医药理中的某些共性问题或某一类药物发问，重在理论探讨。在西学东渐日盛之时，作者采用传统的阴阳五行、形色气味、取类比象等学说来阐释中药药理。他认为中西医互有优劣，神农尝药“即试验也”，比西医药理的试验要早。唐氏有时也将中西药进行比较，但由于他对西洋医药了解得不够深入，故而这种比较缺乏说服力。该书所论范围，大致包括辨药之法、反畏、炮制、升降、产地、引经等，也涉及人体解剖生理等内容。张士骧虽是一名提问者，但从提问内容来看，他对中药有关问题研究有素，观察入微。他针对某些共性的问题发问，并指出中医药性理论的不完善处。从某种意义来看，该书是一部中医药理专著。

此次点校以光绪二十年（1894年）申江裒海山房石印《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本为底本，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上海千顷堂书局石印《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本、1935年秦伯未等重校本为校本，保持原貌，不任意改删。叙

余自去冬游于粤省，得遇张君伯龙，天姿英敏，文史淹通，留心世故而不习举业，真达人也。其父墨园曾应张香帅保荐循吏，政治劳心每生疾疢，伯龙以人子须知医，寝馈方书于今。七年前春其父偶感时证，病象危险，群医无策，伯龙极力救治，顿获安全，国手之名，一时腾噪，乃益留心医理。与余邂逅便留讲贯，谓余所著中西各种医书于病源治法固已详矣，而独少本草，未免缺然。余曰：吾所论著已寓药性，且本草业经充拣，何烦再赘？伯龙曰：不然，诸家本草扬厉铺张，几于一药能治百病，及遵用之卒不能治，一病者法失之泛也，又或极意求精失于穿凿，故托高远难获实效，且其说与黄炎仲景诸书往往刺谬，若不加辨正，恐古圣之旨不能彰著于天下。近日西医释药，每攻中医适能中中医之弊，而中国医士不能发西人之复，徒使西药流弊，又增甚于中国本草之祸，岂浅鲜哉！甚矣，本草自晋唐以后千歧百出，极于《纲目》，几令人目迷五色，《三家注》力求深奥，转多晦义，徐灵胎冠绝一时，颇合经旨，惜其时无西人之说，未能互证，以注《本经》。今先博通西医，参合黄炎仲景之书以折衷于至当，若不将本草发明，其流弊又谁救哉。虽西国异产及新出药品不能尽行论列，但使揭出大义，举一反三，则据此以求，无论中西各药见于目而尝于口，便可推例以知其性矣。幸毋隐秘不宣，惟先生明以教我。余以伯龙此言甚挚，因与问答而成是书。时大清光绪十九年岁在癸巳仲春月蜀天彭唐宗海容川叙卷上

问曰： 药者，昆虫土石、草根树皮等物，与人异类，而能治人之病者，何也？

答曰： 天地只此阴阳二气，流行而成五运，金木水火土为五运，对待而为六气，风寒湿燥火热是也。人生本天亲地，即秉天地之五运六气以生五脏六腑。凡物虽与人异，然莫不本天地之一气以生，特物得一气之偏，人得天地之全耳。设人身之气偏胜偏衰则生疾病，又借药物一气之偏以调吾身之盛衰，而使归于和平则无病矣。盖假物之阴阳以变化人身之阴阳也，故神农以药治病。

问曰： 神农尝药以天地五运六气配人身五脏六腑，审别性味，以治百病，可谓精且详矣。乃近出西洋医法全凭剖视，谓中国古人未见脏腑，托空配药，不足为凭，然欤否欤？

答曰： 不然，西人初创医法，故必剖割，方知脏腑。中国古圣定出五脏六腑诸名目，皎然朗著，何必今日再用剖割之法。当神农时创立医药，或经剖视，或果圣人洞见脏腑，均不必论，然其定出五脏六腑之名目。而实有其物，非亲见脏腑者不能，安得谓古之圣人未曾亲见脏腑耶！《灵枢经》云：五脏六腑可剖而视也，据此经文则知古圣已剖视过来。且西洋剖视，只知层析而不知经脉，只知形迹而不知气化，与中国近医互有优劣，若与古圣《内经》、《本经》较之，则西洋远不及矣。

问曰： 西人谓彼用药全凭试验，中国但分气味以配脏腑未能试验，不如西法试验之为得也，其说然欤？

答曰： 中国经神农尝药，定出形色气味，主治脏腑百病丝毫不差。所谓尝药即试验也，历数圣人之审定，盖已详矣，岂待今日始言试验哉。

问曰： 辨药之法以形色气味分别五行，配合脏腑主治百病，是诚药理之大端矣。而物理相感，又有不在形色气味上论者。譬如琥珀拾芥，磁石引针，阳起石能飞升。蛇畏蜈蚣，蜈蚣畏蟾蜍，蟾蜍畏蛇，相制相畏，均不在形色气味上论，又何故也？

答曰： 此以其性为治者也。夫辨药之形色气味，正以考其性也，果得其性。而形色气味之理已赅，故凡辨药先须辨性。有如磁石，久收化成铁是铁之母也。其引针者，同气相求，子来就母也。以药性论之，石属金而铁属水，磁石秉金水之性，而归于肾，故其主治能从肾中吸肺金之气，以归于根。琥珀乃松脂入地所化，松为阳木，其脂乃阳汁也，性能黏合，久则化为凝吸之性，盖其汁外凝，其阳内敛，擦之使热，则阳气外发，而其体黏，停擦使冷，则阳气内返而其性收吸，故遇芥则能黏吸也。人身之魂阳也，而藏于肝血阴分之中，与琥珀现之阳气，敛藏于阴魄之中，更无以异。是以琥珀有安魂定魄之功。西洋化学谓磁石、琥珀内有电气，其能吸引者皆是电气发力能收引之也。有阴电有阳电，凡物中含阳电者。遇有阴电之物即吸。含阴电者，遇有阳电之物即吸，若阴电遇阴电之物即相推，阳电遇阳电之物亦相推，其论甚悉。琥珀能拾芥，而不能吸铁，磁石能吸铁，而不能拾芥，以所含之电气不同也。然西人单以气论犹不如中国，兼以质论则其理尤为显然。磁石之质类铁，故以类相从而吸铁;琥珀之质能黏，故以质为用而拾芥。辨药性者所贵体用兼论也。阳起石生于泰山山谷，为云母石之根，其山冬不积雪夏则生云，积阳上升，故或乘火气而上飞或随日气而升腾也。凡人病阳气下陷，阳物不举者，用以升举阳气，亦以阳助阳之义而已矣。蛇形长是水秉气，行则曲折是秉水气。在辰属巳，在象居北，在星象苍龙，总观于天，知蛇只是水木二气之所生也。蜈蚣生于南方干燥土中，而味大辛，是秉燥金之气所生。蛇畏蜈蚣者，金能制木也。蜈蚣畏蟾蜍者，以蟾蜍秉水月之精，生于湿地，是秉湿土之气所生，湿能胜燥，故蜈蚣畏蟾蜍也。蟾蜍畏蛇则又是风能胜湿，木能克土之义。趁此以求，则凡相畏相使相反之理皆可类推。

问曰： 物各有性，而其所以成此性者何也？

答曰： 原其所由生而成此性也。秉阳之气而生者其性阳，秉阴之气而生者其性阴，或秉阴中之阳，或秉阳中之阴，总视其生成，以为区别盖必原一。物之终始与乎形色气味之差分而后能定其性矣。有如人参或谓其补气属阳，或谓其生津属阴，只因但论气味而不究人参所由生之理，故不能定其性也。余曾问过关东人并友人姚次梧，游辽东归，言之甚详，与《纲目》所载无异。《本草纲目》载人参歌曰：三桠五加，背阳向阴，若来求我，椴树相寻。我所闻者，亦云人参生于辽东树林阴湿之地。又有人种者，亦须在阴林内植之。夫生于阴湿秉水阴润泽之气也，故味苦甘而有汁液，发之为三桠五叶阳数也。此苗从阴湿中发出，是由阴生阳，故于甘苦阴味之中饶有一番生阳之气。此气可尝而得之也。人身之元气由肾水之中以上达于肺，生于阴而出于阳，与人参由阴生阳同一理也。所以人参大能化气，气化而上出于口鼻即是津液，人参生津之理如此，非徒以其味而已。然即以气味论甘苦中含有生发之气，亦只成为由阴出阳之气味耳。

问曰： 人参不生于东南而生于北方，古生上党，今生辽东、高丽，皆北方也，此何以故？

答曰： 此正人参所由生之理，不究及此，尚难得人参之真性也。盖北方属水，于卦为坎，坎卦外阴而内阳，人参生于北方正是阴中之阳也。坎卦为水，天阳之气皆发于水中。观西人以火煎水则气出，而气着于物又复化而为水。知水为气之母。气从水而出矣，人身肾与膀胱属水，水中含阳化气上行出于口鼻，则为呼吸充于皮毛，则为卫气。只此肾与膀胱水中之阳化气而充周者也。故《内经》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气化则能出矣。此与天地水中含阳化而为气，以周万物本属一理。水在五行属北方，人参生于北方秉水中阳气，故与人之气化相合，所以大能补气不独人参为然。凡一切药皆当原其所生，而后其性可得知矣。夫生于北方，有阴中之阳药;则知生于南方有阳中之阴药，如朱砂是。人参属水中之阳，丹砂则属火中之阴。丹砂生辰州者，名曰辰砂。世人用硫黄、水银二物煅炼变为赤色，以冒辰砂。又有灵砂，亦用二味炼成，名曰二气砂，皆谓其有补坎填离之功。法本于《抱朴子》，因抱朴子炼丹砂服之而仙。后人遂有炉鼎之术，沿袭至今。尚有辰砂、灵砂两药，均用硫黄、水银二味炼成者也。水银乃石中之阴汁，硫黄乃石中之阳汁，合而煅炼返水银之阴，而尽归于阳，变为纯赤，与丹砂之色无异，但由人力造成，阴返为阳，是阴已尽，而阳独存，且有火炼之毒，以之助阳退阴则可，以补阳益阴则不可，不及丹砂由天地自然熔铸而成，阳中含阴，外露火色，内含水阴。夫造灵砂、辰砂者，须用硫黄、水银，二味合炼乃能变成红色。则知丹砂亦必具硫黄、水银相合之性，乃变化为纯赤之色也，但丹砂是天地阴阳之气自然煅炼，不假火力，极其神妙，非可以水银、硫黄分论丹砂也。火体之中含有水气，故丹砂能入心，益阴以安神。又取水银法，将丹砂烧之，即烧之砂脚不足用，以其内之阴汞已走，阳中无阴也。水银有毒，积阴无阳也。要之合硫黄水银而作灵砂、辰砂，非阳中含阴之性，分水银、砂脚为二物，则尤阴阳各异，均非朱砂之本性。惟天地南方离火，自然熔成之朱砂，外具火色，内含水阴，合乎离卦外阳内阴之象，离中之阴坎之水也。朱砂火色而内含水银，即离火中含坎水之象，故能补坎之水以填离宫，养血安神，此为第一，此可与人参对勘。人参秉水中之阳而补气，朱砂秉火中之阴而养血，一生北方，一生南方，就此二物便知南北水火阴阳血气之理矣。夫南北水火虽非截然，究之各有所属，故北方属水多生气分之药，如黄芪是也;南方属火，多生血分之药，又如肉桂是也。

问曰： 黄芪或生汉中，或生甘肃，或生山西，或生北口外，今统以北方立论，有理否？

答曰： 虽不必截然在北，然其为性实皆秉北方水中之阳气以生，其主北方立论则就乎得气之优者而言，故黄芪以北口外产者为佳。盖天地之阳气均由土下黄泉之水中透出于地面，上于天为云雾，着于物为雨露，交于人为呼吸，只此水中之气而已。人身之阳气则由肾与膀胱气海之中发出，上循三焦油膜，以达于肺，而为呼吸，布于皮毛而为卫气，亦只此水中之气而已矣。水在五行以北方为盛，故补气之药皆以北方产者为良。汉中甘肃所产黄芪根体多实，气不盛而孔道少，山西所产体略虚松，犹不及北口外所产者其体极松，以内中行水气之孔道更大，故知其气为更盛，盖黄芪根长数尺，深入土中，吸引土下黄泉之水以上生其苗叶，气即水也。引水即是引气，根中虚松窍大者所引水气极多，故气盛而补气。人身气生于肾，由气海上循油膜而达口鼻，与黄芪之气由松窍而上苗叶者无异，芪之松窍象人身油膜，中亦有通水之松窍油膜者，三焦也。故谓黄芪为三焦油膜中药，其能拓里达表，皆取黄芪从油膜中而上行外通之义也。且黄芪外皮紫黑，水火之间色也，惟其秉水中之阳气，故成此水火之间色。三焦相火水中之阳，名曰少阳，黄芪中通象三焦，引水泉之气以上生苗叶，是秉水中之阳而生者也，故有水火之间色，而为三焦之良药。其气类有如是者，芪之肉理色黄味甘，土之色味也。黄芪入土最深，又得土气之厚，所以黄芪又大补脾。今人不知身中网膜是三焦，又不知网膜上之膏油即是脾之物，不知膜与油相连，又安知黄芪补脾土达三焦之理哉！能知网膜是三焦，膏油属脾土，则和黄芪归脾经，达三焦之理矣。

问曰： 肉桂生于南方，秉地二之火，以入血分固矣。乃仲景肾气丸用之，取其化气，而非取其化血，此又何说？

答曰： 血无气不行，气无血不附，气血二字原非判然两端，且其化气乃仲景之妙用，非肉桂之本性也。人身之气，生于肾中一阳实则借鼻孔吸入之天阳，历心系，引心火下交于肾，然后蒸动肾水，化气上腾出于口鼻。仲景肾气丸多用地黄、山药、丹皮、茱萸以生水，用苓泽以利水，然后用桂导心火以下交于水，用附子振肾阳以蒸动其气，肉桂之能此气者如化，乃仲景善用肉桂之妙，非肉桂自能化气也。若单用肉桂，及合血分药用，则多走血分，不是气分之药矣。又如桂枝，色赤味辛，亦是人心肝血分之药。而五苓散、桂苓甘草五味汤，均取其入膀胱化气，非桂枝自能化气，实因苓泽利水，引桂枝入于水中，以化水为气。与肾气之用肉桂其义相近，不得单言桂枝，便谓其能化气也。至如黄芪五物汤治血痹，当归四逆汤治身痛，皆取桂枝温通血脉，可知心火生血。而秉火气者，入于血分，乃是一定之理。

问曰： 入气分、入血分，其理未易明也，请再言之。

答曰： 秉于天水而生者入气分，秉于地火而生者入血分。气本于天，味本于地，气厚者入气分，味厚者入血分。入气分者走清窍，入血分者走浊窍。有如大蒜，气之厚者也，故入气分走清窍，上为目瞀，而下为溺臭。海椒味之厚者也，故入血分。走浊窍，上为口舌糜烂，而下为大便辣痛。观此二物，即知入气分、入血分之辨矣。盖得天水之气而生者入气分，人参、黄芪最显者也。外如泽泻、苡仁，生于水而利水，二物同而不同。苡仁生于茎上，则化气下行，引肺阳以达于下;泽泻生于根下，则化气上行，引肾阴以达于上。百合花覆如天之下垂，旋覆花滴露而生，本天之清气，故皆入气分，以敛肺降气。钟乳石下垂象天，石又金之体也，故主镇降肺气。蛤蚧生石中，得金水之气，故滋肺金，功专利水，其能定喘者，则以水行则气化，无痰饮以阻之，故喘自定。麦冬、天冬秉水阴者，皆能滋肺以清气分。龙乃水中阳物，世所用龙骨系土中石品，非水族也，然既成为龙形，则实本天一水中之阳气而生，既成龙形，又不飞腾，假石以为质，潜藏于土中，是秉天水之阳以归于地下，故能潜纳肾气，收敛心神，皆用其潜纳阳气之义耳。茯苓乃松之精汁，流注于根而生，是得天之阳，以下返其宅者也，下有茯苓，其松颠上有茯苓苗，名威喜芝。苓在土中气自能上应于苗，得松之精则有木性，能疏土也。凝土之质，味淡色白，功主渗利，能行水也，其气不相连接，自上应于苗，故能化气上行而益气。西人以松香搓发电气，谓松香中电气最多。松香沦入地中变生茯苓，内含电气，其气上应于苗，亦如电线之相贯而已。然西法名为电气，中国只名为阳气。松脂秉阳之精，沦入于地，化为苓，阳气所发遥遥贯注，是生威喜芝，非气化之盛恶能如是。人身之气乃水中一阳所化，茯苓以质之渗行其水，而气之阳助其化，所以为化气行水之要。以上所论皆得天水之阳而生，故皆入气分，其他入血分者则必得地火之味而生，如当归、川芎是。盖人身之血是由胃中取汁，得心火化赤遂为血，既化为血乃溢于脉，转枢于胞宫，而肝司之。故凡入血分之药，皆得地火之气味而兼入肝木，当归辛苦是得地火之味，其气微温得木之性，而质又油润得地之湿，故能化汁，助心生血以行于肝。别字本草有谓当归过于辛温，行血之功有余，生血之功不足，不知人身之血是中焦受气取汁，上腾于肺部，入于心，奉心火之化乃变赤色而为血。西医言饮食之汁上肺至颈会管遂为红色，下入心房，合观此说总见奉心火之化而变为血。《内经》所谓心生血者此也。当归辛苦温烈之气正所以出心火之化，以其油润生汁，以其辛温助心火之化，其功专生血，更无别药可以比拟也。仲景和血之方无过于温经汤，生血之方无过于复脉汤，温经汤辛温降利，与川芎同功，复脉汤辛温滋润与当归同功。知心火化液为血则知复脉汤之生血，并知当归为生血之药也。川芎味更辛苦，得木火之性尤烈，质不柔润，性专走窜，故专主行心肝之血。夫苦者火之味也，苦而兼辛，则性温而有生血之功，若但苦而不辛，则性凉而专主泄血。红花色赤自入血分，而味苦则专能泄血。又凡花性皆主轻扬，上行外走，故红花泄肌肤脉络在外在上之血。丹皮色味亦类红花，而根性下达，与花不同，故主在内，及泄中下焦之血。桃花红而仁味苦，皆得地火之性味者也。仁又有生气，故桃仁能破血，亦能生血。茜草色赤味苦，根甚长，故下行之力更重，专能降泄行血也。

问曰： 苦得火味，其入心清火泄血，理可知矣。惟辛味之品是得肺金之味者，乃亦能入血分，如肉桂、桂枝、紫苏、荆芥。此又何说？

答曰： 凡药得酸味者，皆得金收之性，得辛味者，皆得木温之性，此乃五行相反相成之理。心火生血，尤赖肝木生火。此是虚则补其母之义。故温肝即是温心，肉桂大辛则大温，虽得金味，而实成为木火之性，故主入心肝血分，以助血之化源。桂皮尤能止行，张仲景复脉汤用桂枝，取其入心助火，以化血也。远志之性亦同桂枝，但桂枝四达，远志则系根体，又极细，但主内入心经，以散心中滞血而已。不独草木本为味者入血分，有如马为火畜，故马通亦能降火以行血。枣仁秉火之赤色，故亦入心养血，总见血生于心。大凡得地火之性味者，皆入血分也。

问曰： 生地质润，中含水液，阿胶济水煎成，性本水阴，二药皆能生血，何也？

答曰： 离卦中之阴爻，即坎水也。阿胶、生地以水济火，正是以坎填离，有此阴汁。而后得心火化赤，即为血矣。正《内经》中焦取汁奉心火变赤为血之理，知血之生化。凡入血分之药从可知矣。

问曰： 南北地有不同，所生之药既有水火血气之分。先生已言之矣。至于东南中央，岂无异致，何以不论及耶？

答曰： 南北水火其显分者也，况阴阳摩荡，南未尝不得北气，北未尝不得南气，至于东南循环，中央四达，其气错行，故可不分。然亦有可分别者，如青礞石、化红皮、荔枝核，皆秉东方木气者也。或能平肝以行痰，或能散肝以解郁，皆以东方产者，为得木气之全，故此等药广东产者为佳。川贝母、生石膏、桑白皮皆秉西方金气而生，或利肺降痰或清金去热，皆以西方产者，为得金气之清，故此等药以川西产者为佳。至于李用东行根，石榴用东向者，皆取得木气也。侧柏叶皆西指，取用必取西枝，只是取其得金气耳。至于中央备东南西北之四气，而亦有独得中央之气者。如河南居天下之中，则产地黄，人见地黄黑色，不知其未经蒸晒，其色本黄，河南平原土厚水深，故地黄得中央湿土之气而生，内含润泽土之湿也。人徒见地黄蒸成色黑，为能滋肾之阴而不知其实滋脾阴。《内经》云：脾为阴中之至阴，地黄以湿归脾，脾阴足则肝肾自受其灌溉。山药亦以河南产者为佳，味甘有液是得土湿之气，功能补脾，亦补脾之阴也。唯山药色白，则得土中之金气，故补脾而兼益肺。地黄能变黑色，实得土中之水气，故润脾而兼滋肾。虽同产一地，而有种类形色之不同，故功亦略异。

问曰： 甘草入脾，何以生于甘肃？白术正补脾土，何以不生于河南，而生于浙江。

答曰：此正见五行之理，不得截然分界，况土旺于四季，足四方皆有土气。白术之生于江浙，必其地饶有土脉，故生白术。内含甘润之油质，可以滋脾之阴，外发辛香之温性，可以达脾之阳。取温润则用浙产者，以其油厚也;取温燥则用产者，以其较烈也。甘草味正甘入脾胃，守而不走，补中气和诸药虽不生于河南中州，而生于极西之甘肃，亦由甘肃地土敦厚，故生甘草。根深者至四五尺，与黄芪无异，但黄芪中空属气分，是得土中水气。甘草中实纯得土气之厚，故深长且实也，虽生于西，而实得中土之气。总之五行之理，分言则各别方隅，合论则同一太极。

问曰： 药有以天时名者，如夏枯草、款冬花，得无以时为治乎？

答曰： 然天时者，五行之流运，阴阳之分见。故凡论药，又当论其生之时与成之候。虽不尽拘于时，而亦有以时为治者。夏枯草生于冬末，长于三春，是正得水木之气，遇夏则枯者，木当火令，则其气退谢，故用以退肝胆经之火。款冬花生于冬月冰雪之中，而花又在根下，乃坎中含阳之象，故能引肺中阳气下行，而为利痰止咳之药。二物皆以时名，皆得其时之妙用也。又如冬虫夏草，本草不载，今考其物，真为灵品。此物冬至生虫，自春及夏，虫长寸余，粗如小指，当夏至前一时，犹然虫也，及夏至时，虫忽不见，皆入于土，头上生苗，渐长到秋分后，则苗长三寸，居然草也。此物生于西蕃草地，遍地皆草，莫可辨识，秋分后即微雪，采虫草者，看雪中有数寸无雪处，一锄掘起，而虫草即在其中。观其能化雪，则气性纯阳，盖虫为动物，自是阳性，生于冬至，盛阳气也。夏至入土，阳入阴也，其生苗者则是阳入阴出之象，至灵之品也。故欲补下焦之阳，则单用根;若益上焦之阴，则兼用苗，总显其冬夏二令之气化而已。麦冬、天冬、忍冬、冬青皆凌冬不凋，感水津之气，故二冬能清肺金，忍冬能清风热，冬青子滋肾。其分别处，又以根白者入肺，藤蔓草走经络，冬青子色黑，则入肾滋阴。至于半夏，虽生当夏之半而其根成于秋时，得燥金辛烈之气味，故主降利水饮，为阳明之药。此又不可循半夏之名，而失其实也。故论药者，或以地论，或以时论，或但以气味论，各就其偏重者以为主，而药之真性自明。

问曰： 药多以味为治，味之甘者则归脾经，乃甘味之药多矣，或正入脾胃或兼入四脏，此又何以别之？

答曰： 得甘之正味者，正入脾经，若兼苦兼酸兼咸兼辛，则皆甘之间味也，故兼入四脏。甘草纯甘，能补脾之阴，能益胃之阳，或生用，或熟用，或以和百药，固无不宜。黄精甘而多汁，正补脾土之湿。山药色白带酸，故补脾而兼入肝肺。白术甘而苦温，故补脾温土，和肝气以伸脾气也。苍术甘而苦燥，故燥胃去湿。黄芪味甘而气盛，故补气。荠苨味甘而有汁，故生津。莲米味甘带涩，其气清香，得水土之气，故补土以涩精止利。芡实甘味少而涩性多，是得土泽之味少，而得金收之性多，且生水中，是属肾之果也，故用以收涩肾经及止泻利。苡仁亦生水中，而味极淡，则不补又不涩，则纯于渗利。茯苓亦然，皆以其淡，且不涩也。赤石脂黏涩又味甘，则能填补、止泻利。禹余粮是石谷中之土质，甘而微咸，甘能补正以止利，咸能入肾以涩精，皆取其甘，亦用其涩。如不涩而纯甘，如龙眼则归脾，又产炎州，得夏令火气而生，以火生土，故补心兼补脾。使君子仁，甘能补脾，而又能杀疳虫者，因气兼香臭，有温烈之性，故服此忌食热茶，犯之即泄。与巴豆之饮热则泻其意略同。以畜物论黄牛肉甘温，大补脾胃。羊肉虽甘而有膻气，得木之温故补脾兼补肝。猪肉虽甘而兼咸味，得水土之寒性矣，故滋脾润肾。人乳味甘，本饮食之汁，得肺胃之气化而成，故能润养胃，滋生血液，补脾之阴，无逾于此。甘松味甘而香烈，故主理脾之气。木香之理气，以其香气归脾，而味兼微辛，又得木气之温，力能疏土。且木香茎五枝五叶五节五皆合脾土之数，故能理脾也。以诸果论，大枣皮红肉黄，皮辛肉甘，得以火生土之性，故纯于补脾胃。梨味甘而含水津，故润脾肺。荔枝生东南，味甘酸，故归脾与肝而温补。总之甘味皆入脾，又审其所兼之味以兼入别脏，则主治可得而详矣。

问曰： 苦者火之味也，而味之苦者均不补火，反能泻火，何也？

答曰： 物极则复，阳极阴生。以卦体论，离火之中爻阴也，是离火中含坎水之象。凡药得火味者，亦即中含水性而能降火，此正水火互根之至理。黄连之味正苦，故正入心经以泻火。栀子味苦象心包，故泻心包络之火。连翘亦象心包而质轻扬，味微苦，则轻清上达，清心与上焦头目之火。莲子象心，而莲心又在其中，味又极苦，有似离中阴爻，用以清心中之火最为相合。黄芩味苦，中多虚空，有孔道，人身惟三焦是行水气之孔道，主相火，黄芩中空有孔，入三焦而味又苦，故主清相火。胆草、胡黄连，味苦而坚涩，兼水木之性，故皆泻肝胆之木火。惟胆草根多而深细，故泻火并兼降利。胡黄连则守而不走，是宜细别。大黄味苦，形大而气烈，故走脾胃，下火更速。

问曰： 泻火之苦药其色多黄，又何故也？

答曰： 黄者土之色，五行之理，成功者退火之色红，而生土之黄色，是黄者火之退气所生也，故黄苦之药皆主退火。若苦味而色不黄，则又有兼性矣，故花粉色白味苦而有液，则泻火之功轻，而入胃生津之力重。元参色黑味苦而有液，则泻火之功少，而滋肾之功多。丹皮色红味苦，则清心火而行血。青黛色青味苦，则清肝火而息风。总之得火苦味者，皆得水之寒性，通观本草自无不明。吾蜀近医，多言苦为者皆得火之燥性，火证反以为忌，不知苦化燥之说必其兼燥药。如苍术、干姜与黄连同用则燥生地、白芍与黄连同用，岂能燥哉！况人身六气热与火各不同热，是气分之热，故清热者以石膏、花粉为主，以其入气分也。火是血分，故泻火者，必以黄连、黄芩为主以其入血分也。但知用甘寒而废苦寒则能清热不能退火辨药者当知此理。

问曰： 得苦之火味者，皆得水之寒性，能清火矣。何以艾叶、故纸、巴戟、远志其味皆苦，而皆能补火，何哉？

答曰： 苦之极者，反得水之性，若微苦者则犹存火之本性，故能补火。且微苦之中必带辛温，不纯苦也，艾叶味苦而气温，其茸又能发火，是以能温肝补火。故纸、巴戟苦兼辛温，故纸色黑而子坚，则温肾，巴戟色紫而根实，则温肝。远志形极细，故入心，味带苦，亦入心，然兼辛温故补心火。盖有间味者即有间气，不得以纯于苦者论矣。

问曰： 辛者金之味也，金性主收，今考辛味之药皆主散而不主收，其故何也？

答曰： 凡药气味有体有用，相反而实相成，故得金之味者，皆得木之气，木气上达，所以辛味不主收而主散。木之气温能去寒，木之气散能去闭。薄荷辛而质轻，气极轻扬，轻则气浮而走皮毛，以散风寒;扬则气升而上头目，去风寒。辛夷花在树梢，其性极升，而味辛气散，故能散脑与鼻间之风寒。荆芥性似薄荷，故能散皮毛，而质味比薄荷略沉，故能入血分、散肌肉。羌活、独活根极深长，得黄泉之水气，而上升生苗，象人身太阳经，秉水中之阳以发于经脉也，味辛气烈，故入太阳经散头顶之风寒。独活尤有黑色，故兼入少阴以达太阳，能散背脊之风寒。细辛形细色黑故入少阴经，味大辛能温散少阴经之风寒。少阴为寒水之脏，寒则水气上泛，细辛散少阴之寒，故能逐水饮。防风辛而味甘，故入脾，散肌肉之风寒。紫苏色紫入血分，味辛气香，能散血分之风寒。苏枝四达则散四肢。苏梗中空有白膜，则散腹中之气。苏子坚实则下行而降肺气以行痰。同一辛味，而有根、枝、子、叶之不同，总视其轻重升降之性，以别其治也。桂枝能散四肢，色味同于苏枝，而桂枝较坚实，故桂枝兼能走筋骨，苏枝则但能走肌肉耳。肉桂比枝味更厚，气更凝聚，乃木性之极致，大辛则大温，能益心火，为以木生火之专药。其实是温肝之品，肝为心之母，虚则补其母也。心肝皆司血分，故肉桂又为温血之要药。仲景肾气丸用之，是接引心肝之火使归于肾，亦因有附子、熟地、茯苓，使肉桂之性从之入肾，乃善用肉桂之妙，非桂自能入肾也。肉桂、桂枝同是一物，而用不同，是又在分别其厚薄，以为升降，夫得辛味者皆具木之温性，桂正是木，而恰得温性故为温肝正药。吴萸、小茴皆得辛温木之气，台乌是草根，自归下焦。小茴香是草子，凡子之性皆主下降，故二药皆能温下焦胞宫与膀胱。吴萸辛而带苦，子性又主下降，故主降水饮行滞气。故纸、韭子皆色黑而温，黑为肾水之色，子又主沉降，故二物皆能温肾。附子生于根下，与枝叶皮核不同，故不入中上焦，其色纯黑而味辛烈，秉坎中一阳之气所生，单从下焦扶补阳气。极阳极阴皆有毒，附子之烈正以其纯是坎阳之性，可以大毒。附子与肉桂之性不同，肉桂是补火，秉于地二之火气者也。附子是助热，热生于水中，是得天水之阳，故附子纯入气分以助阳，为肾与膀胱之药，火煅则无毒。水中之阳毒遇火则散，亦阴阳相引之义。今用盐腌以去毒，使附子之性不全，非法也。凡温药皆秉木气，惟附子是秉水中之阳，为温肾达阳之正药。盖秉木火者为得地二之火，秉水中之阳是得天一之阳。

问曰： 木之性散，何以味反酸，而主收哉？

答曰： 此亦相反相成，金木交合之理。得木之味者，皆得金之性，所以酸味皆主收敛。五味子主咳逆上气，盖气出于脐下胞室气海之中，循冲脉而上入肺，胞室乃肝所司，或肝寒则胞宫冲脉之气挟水饮而上冲于肺，以为咳喘或肝热，则胞宫冲脉之气挟本火而上冲于肺。以为咳喘，五味酸敛肝木，使木气戢而不逆上，则水火二者皆免冲上为病，是酸味入肝而得金收之性，故有是效。五味子亦微酸，而质润囊大而空，有肺中空虚之象，生于叶间，其性轻浮，故功专敛肺生津。五味子是敛肝以敛肺，以其性味更沉也。五倍子则专主敛肺，以其性味略浮也。罂粟壳亦敛肺，能止咳，止泻利，以其酸味不甚，其囊中空有格象肺与膜膈，故其收涩之性不遍于入肝，而能入肺，以收敛逆气，收止泻利也。白芍为春花之殿，而根微酸，故主能敛肝木，降火行血。山茱萸酸而质润，故专入肝滋养阴血。乌梅极酸，能敛肝木，能化蛔虫，能去胬肉，皆是以木克土，以酸收之之义。观山楂之酸能化肉积，则知乌梅之酸能化蛔虫胬肉，其理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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