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书：感悟让平凡人成就伟业的传世奇书（第二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黄石公,杨赟

出版社：中国妇女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素书：感悟让平凡人成就伟业的传世奇书（第二版）试读：

编者序

因为历经年代久远，《素书》有很多的版本。比如明朝窜眇阁刊《先秦诸子合编》本、《汉魏丛书》本、明朝唐琳刊本、《说郛》本、《二十二子》本、《百名家书》本、明朝王士祺本、明朝溪香馆刻杨慎评本等。《素书》虽然篇幅不大，但是包含很广。有作者本人的人生观，作者认为道、德、仁、义、礼五位一体，密不可分，“潜居抱道，以待其时”是重要的处世哲学。明确地告诉读此书的人，要想建立绝代之功，先要具备道、德、仁、义、礼五种品格，这样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一定可以极人臣之位。

作者还阐明了用人原则，他认为“任材使能，所以济物”、“危莫危于任疑”、“既用不任者疏”、“用人不正者殆，强用人者不畜”等，这些用人之道，都是领导阶级应该掌握的。作者将人才分为俊、豪、杰三类，依据这三个标准来判断人才可不可用。

在个人修养方面，作者说明了自己的见解。比如“博学切问”、“恭俭谦约”、“近恕笃行”、“亲仁友直”、“绝嗜禁欲”、“抑非损恶”、“设变致权”、“安莫安于忍辱”、“吉莫吉于知足”等，不但包含儒家思想，还阐述了道家思想的含义，可谓兼容并蓄。

书中还收录了作者对治国安邦的见解，比如“短莫短于苟得”、“后令缪前者毁”、“足寒伤心，人怨伤国”、“有道则吉，无道则凶。吉者百福所归，凶者百祸所攻。非其神圣，自然所钟”。这些对于君王治理国家，以及人们参与政治都有一定的启发。

作者还阐述了处世为人的道理，“好众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轻上生罪，侮下无亲”、“上无常守，下多疑心”、“近臣不重，远臣轻之”等，对人们处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以及为人处世方面，给出的见解言辞恳切。《素书》自传世以来，最早对其进行注解的，是宋人张商英。张商英（1043~1121），字天觉，号无尽居士，蜀州新津（今属四川）人。张注释解精当，历来为后人所重视。至清代，又有王氏对《素书》进行点评，更加深了读者对该书的理解。本书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既保留了张注和王氏笺，又参考了后人所作“释评”，并结合当下人在生活、官场、职场中的实际情况，旁征博引了丰富的历史故事，进行生动的阐释。《素书》可谓包罗万象，时至今日，再读此书，依然有受益匪浅之感。

原序

晋乱，有盗发子房冢，于玉枕中获此书，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秘戒：“不许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传，亦受其殃。”呜呼！其慎重如此。

黄石公得子房而传之，子房不得其传而葬之。后五百余年而盗获之，自是《素书》始传于人间。然其传者，特黄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可以言尽哉。

余窃尝评之：“‘天人之道，未尝不相为用，古之圣贤皆尽心焉。尧钦若昊天，舜齐七政，禹叙九畴，傅说陈天道，文王重八卦，周公设天地四时之官，又立三公以燮理阴阳。孔子欲无言，老聃建之以常无有。’《阴符经》曰：‘宇宙在乎手，万物生乎身。道至于此，则鬼神变化，皆不逃吾之术，而况于刑名度数之间者欤！’”

黄石公，秦之隐君子也。其书简，其意深；虽尧、舜、禹、文、傅说、周公、孔、老，亦无以出此矣。

然则，黄石公知秦之将亡，汉之将兴，故以此《书》授子房。而子房者，岂能尽知其《书》哉！凡子房之所以为子房者，仅能用其一二耳。《书》曰：“阴计外泄者败。”子房用之，尝劝高帝王韩信矣；《书》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尝劝高帝侯雍齿矣；《书》曰：“决策于不仁者险。”子房用之，尝劝高帝罢封六国矣；《书》曰：“设变致权，所以解结。”子房用之，尝致四皓而立惠帝矣；《书》曰：“吉莫吉于知足。”子房用之，尝择留自封矣；《书》曰：“绝嗜禁欲，所以除累。”子房用之，尝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矣。

嗟乎！遗粕弃滓，犹足以亡秦、项而帝沛公，况纯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

自汉以来，章句文词之学炽，而知道之士极少。如诸葛亮、王猛、房乔、裴度等辈，虽号为一时贤相，至于先王大道，曾未足以知仿佛。此《书》所以不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也。

离有离无之谓“道”，非有非无之谓“神”，有而无之之谓“圣”，无而有之之谓“贤”。非此四者，虽口诵此《书》，亦不能身行之矣。

第一辑·原始章

潜居抱道，以涉世立身

道不可以无始，天道、德行、仁爱、正义、礼制是经世治国之根本，谋仕、权变之准绳，涉世、立身之起点。而这五者也囊括了东方文明总体思想的原始理论。后世之人运用这五个方面，总结出以道为体为因，以德为用为果，济世以仁，处事以义，待人以礼等方面的内容。而这些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当代，都在警示人们以此为做事为人的标准，方能有所收益。苛己修身，做事先做人【原典】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

注曰：离而用之则有五，合而浑之则为一；一之所以贯五，五所以衍一。

王氏曰：“此五件是教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若肯一件件依著行，乃立身、成名之根本。”【释评】道、德、仁、义、礼，这五个字在本质上是代表了一个原始本体的范畴外化，任何一个用于治国兴邦的思想体系，无一不将道德作为改造世界的根本。老子说过，由于世风日下，人们离天道应该有的和谐、完美越来越远，人们日渐丧失了淳朴和自然的本质，带上了矫情和虚伪的面具，所以不得不用伦理道德这些东西来教育。然而，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伦理道德也不起作用了，所以开始提倡仁爱。在仁爱之心日益淡薄的时候，只能呼吁用正义，等到正义感也丧失殆尽的时候，就只能用法规来约束民众了。

道、德、仁、义、礼，这五个方面是天道因时因势之不同而逐渐改变的结果。所以说，这五个字有的时候是融合在一起，有的时候会在不同的阶段出现。

老百姓大约都不喜欢法制的教化，因为法制缺少人情味。但是，如果道、德、仁、义、礼都改变不了人们，就不得不用法制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要做到道、德、仁、义、礼这几个方面，就必须要苛己修身。

古人有着尊师重道的传统习惯，这就是用礼来修身的一种方式。宋代岳飞的老师周同力气奇大无比，可以拉开重达三百斤的弓箭。岳飞拜师以后，每天跟着老师勤奋学习，老师也将自己的技巧倾囊相授。老师去世以后，每逢初一、十五，岳飞都会到老师的坟前祭拜，痛哭一番，然后再拿起老师留给自己的三百斤重的弓箭，连发三支，表示对老师的思念和崇拜。而这份念念不忘恩师的真情，以后则转化为他精忠报国的忠心。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成长都离不开老师的启蒙和引导。而尊师不但是对老师的感激，也是对知识的一种尊重。俗话说，做人要美，做事要精，立业先立德，做事先做人。一个有道德、懂得礼仪的人，必定可以有一番作为。

东汉时期魏昭也是一个懂得尊师之人。在他年纪很小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名叫郭林宗的先生。郭林宗不但知识渊博，而且非常善于引导学生，让学生通过理解来记住书中的道理。不仅如此，他还经常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引导学生认识人生。魏昭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位好老师，他说：“教我只念经书的先生到处都是。但是，像郭先生这样的却不容易找到啊。”

拜郭林宗为老师以后，魏昭就派了家里的奴婢去侍奉老师。因为郭林宗体弱多病，所以需要人侍奉左右。一次，郭林宗因病卧床，他叫来奴婢，说要魏昭亲自煮粥给他吃。但当魏昭将粥端到郭林宗面前时，老先生却说粥煮得不好，必须重新煮。一次、两次、三次，直到第四次，郭林宗才满面笑意地接过了粥碗。他对魏昭说：“以往，我看的都是你的表面，今天我才看到了你的真心。”

郭林宗将毕生所学都传授给了魏昭，而魏昭也终成大器。

尊师重道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态度，同时也体现了人的一种修为。古人尊师，不单单是为了学问，更多的是为了能够建立一种德行。

孔子也说：“不学礼,何以立。”这里孔子所谓“礼”并不单单指礼貌，尊师重道是一种礼貌，端正言行也是一种礼貌。有礼貌，就有德行，但是这礼貌并不是流于表面，而是发自内心，就像魏昭一次一次将粥碗端到老师面前一样。真诚的礼貌可以换来人心，感动人心。

对国家的统治者来说，对人民也一样要有礼。古代的统治者一般都是高高在上，威严不容侵犯。古代多数得道的明君，可以说都是对人民有“礼”的人。这种礼，也并不是单指礼貌，而是包含了德行、仁爱。君主有德、有仁，百姓才能真正地得到教化。君主无德、无仁，百姓会立即失去信仰，没有了制约自己言行的准则。

无论对君主还是平常百姓来说，仁、义、礼、德融为一体，才是做人的最好模式。一个人想要在世界上安身立命，或者最终取得一些成就，这些方面都是非常必要的。无论做什么事情，没有一个人喜欢自己的合作者或是为自己服务的人是没有德行、没有仁义之心的人。况且，无德无义之人，根本不可能有诚信可言，所以也注定不会有成功可言。

苛己修身，这是做人的原则，也是最基本的出发点。无论是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做人开始。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这都是一条不灭的真理。以道为本，顺天者昌【原典】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

注曰：道之衣被万物，广矣，大矣。一动息，一语默，一出处，一饮食（之间）。大而八纮之表，小而芒（纤）芥之内，何适而非道也？

仁不足以名，故仁者见之谓之仁；智不足以尽，故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不足以见，故日用而不知也。

王氏曰：“天有昼夜，岁分四时。春和、夏热、秋凉、冬寒；日月往来，生长万物，是天理自然之道。容纳百川，不择净秽。春生、夏长、秋盛、冬衰，万物荣枯各得所宜，是地利自然之道。人生天、地、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朋友之信，若能上顺天时，下察地利，成就万物，是人事自然之道也。”【释评】人们终生奔波，日夜忙碌，离不开运用世间万物以成就大大小小的繁杂事务。然而，人们并不知晓这一切都只不过是道体的本有功用（包括我们人自身在内）而已。天道之运用，需要人们的心领神会，这其实就是要求人们在为人处世的时候要依天道而行。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有德之人都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要求自己德才兼备。无论是胸襟气度，还是信义才智，都是缺一不可的。

所谓顺天者，就是无论做人做事，不仅要人情练达，还要明察秋毫；既能知人善任，又要宽厚容人。明察秋毫而又人情练达，才能做到既知人善任，又宽厚容人。要做到这些，必须要德行高尚，守信用才行。而这样的人通常也被人们称为人中之俊才。

天道是世事的走向，有才学有抱负之人，不仅要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世事的走向。明白了个中的道理，才不会逆天道而行，才会顺应天道，做出一番成绩。

东晋时期的才子王猛就是一个懂得天道时机的人。王猛虽出身寒微，却聪明过人，而且无论看人还是看事，都有着独特的眼光。尽管他所处的年代兵荒马乱，但是他一直坚持开阔的视野，读了不少儒家典籍和军事著作，并立志要成就一番事业。

因为王猛只是一个穷小子，这样高远的志向受到了那些达官贵族的嘲笑。然而，他对于这些人的嘲笑不以为意，依然我行我素，一边求学，一边静观世事的变化，待机而动。

公元354年，东晋大将桓温率兵北伐前秦，大败秦军，驻兵长安城下。然而桓温伐前秦是为立功以确立他在晋朝的威望，目的是为了伺机篡权。所以，他只驻兵、观望，并不前进。

王猛听到桓温兵至关中，身穿着破衣烂衫去见桓温。在那些王公大臣面前，王猛向桓温讲述他对天下大事的见解，一边讲，一边捉破衣服上面的虱子，并且表现得旁若无人，神态自若。桓温有些吃惊，对此人不禁刮目相看。桓温问：“我奉天子之命，率十万精兵为民讨逆，可是关中一带的豪杰却不来见我，这是为什么呢?”

王猛说：“你不远千里来到这里，一路捷报连连，但是到了长安城下，你却按兵不动，没有人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

一番言语道破了桓温的心机，桓温叹息道：“整个江东的人才都没有你见识广博。”桓温想要邀请王猛加入自己的团队，做自己的谋士，然而王猛觉得桓温已经贻误战机，并且经过一番交谈，他也看出桓温见识短浅，所以断然拒绝了桓温，依然回到华山读书。

第二年，前秦苻坚招揽人才，听到王猛的名字，马上派人前去邀请。苻坚和王猛一见如故，王猛对时局的分析鞭辟入里，苻坚心服口服。自此以后，苻坚对别人说，他能遇到王猛就像是刘备当年遇到孔明一样。王猛也很明白苻坚的心意，知道苻坚是个有抱负的人，他觉得可以辅佐苻坚，成就一番大业。

苻坚任命王猛为中书侍郎，参与军国机密。后来听说平县这个地方缺乏治理，出现很多达官贵族鱼肉乡民的事情，王猛就出任县令，去治理平县。他刚刚上任就鞭杀了一个鱼肉乡民的酷吏。老百姓一片叫好，但是达官贵族却视王猛为眼中钉。他们联名把王猛告到了执法官那里，执法官自然和达官贵族臭味相投，不分青红皂白就把王猛送进了大牢。

苻坚听说了这件事情后也觉得王猛做事情欠妥当，他到监狱里责问王猛：“你一到平县就大开杀戒，是不是做得有些太过分了？”

王猛却不以为意，坦率地说：“自古以来，仁慈的君主统治国家，都知道民心所向最重要。因为平县太过于混乱了，鱼肉乡民的人都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人们失去了对这个国家的信任，如果不采取一些措施，让他们继续在平县为非作歹，丧失的就不仅仅是平县百姓的信任，而是整个国家百姓的信任。如果您觉得我这样做有欠妥当，您可以将我处死。”

苻坚听完这一席话，对身边的大臣说：“王猛是管仲、子产一类的人啊。”然后，立即赦免了他。从此更加信任他，并委以重任。

王猛辅佐苻坚治理前秦的时候，整顿吏治，崇尚儒学，发展教育，鼓励农桑，团结周边少数民族。《晋书》记载：“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于是“兵强国富，垂及升平”。在王猛的不懈努力下，官场中贿赂请托、卖身求荣的腐败现象日渐消失，才尽其用、奉公守法的兴旺局面日益形成。

因为有王猛强有力的扶持，前秦才日益强大。王猛做事做人之道无疑就是顺应天道。顺天者昌，顺应民心者昌。知道老百姓要的是什么，知道民心所向，掌握好时机，采取了适当的行动，这也是王猛之所以取得成功的要诀。

顺应天道永远是人们应该遵守的成功要诀，纵观历史可见，逆天道而行的人最终将不得成功。而成就一世功名的人，大多懂得审时度势，懂得将天道作为自己行事做人的准则。安居养性，尽修身齐家之职【原典】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

注曰：有求之谓欲。欲而不得，非德之至也。求于规矩者，得方圆而已矣；求于权衡者，得轻重而已矣。求（至）于德者，无所欲而不得。君臣父子得之，以为君臣父子；昆虫草木得之，以为昆虫草木。大得以成大，小得以成小。迩之一身，远之万物，无所欲而不得（者）也。

王氏曰：“阴阳、寒暑运在四时，风雨顺序，润滋万物，是天之德也。天地草木各得所产，飞禽、走兽各安其居，山川万物各遂其性，是地之德也。讲明圣人经书，通晓古今事理；安居养性，正心修身；忠于君主，孝于父母，诚信于朋友，是人之德也。”【释评】《易经》解释“德”为“赞助天地之化育”，佛教的解释是“慈悲喜舍”，儒家的解释是“博施济众”。这里所谓真正的“德”本来的意思是舍己为人，效法天道，成就世人。德是恩泽天下，让百姓大众各得其所，各得其位，各尽其才。也就是《礼记》中说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德”这个字的功劳就在于：对别人来说，使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而对自己来说，则是一种伟大崇高的品质。

张商英说：“世间万物有所求就有欲望，如果欲望得不到满足，就是最大的不道德。但是，世间万物又都有规律，如果不讲道德，那么欲望也终将会落空。只有以道德为根基，才能有求必应，心想事成。尊崇道德，君臣父子才会各尽其责，各得其位；万物才能各依从自然规律生息繁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遵从这样的法则，大欲求必有大成就，小欲求也有小成就，万物也将充满无限生机。有德者，顺天道而行，以天下为怀，从政也好、经商也好、处世也好，没有不成功的。”

汉文帝刘恒，西汉有德之君，在位23年，简朴守业，成为后世君王的典范。他在位期间，因为天下受到连年战乱的影响，百姓生活异常艰苦。刘恒采取“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得颠沛流离、饱受战乱影响的百姓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如果恰逢天下旱灾或者是虫害，他就施恩于臣民，免除各个诸侯的进贡，开放一些平时专供皇家狩猎的地方，供百姓渔猎捕获。在皇室开支方面，他率先带头，缩减自己的衣服、车马等，裁减政府机构多余的官吏，开仓放粮救济受灾百姓。

从当上皇帝一直到驾崩，文帝从来没有扩建过皇宫林苑，也没有无故增加过车驾人马。发现任何不利于百姓的条例，他都会急令撤销。

一次，有位大臣建议皇宫建一个露台，文帝叫来工匠，先进行一番预算，预算结果需要百两黄金。文帝感慨道：“这百两黄金，就是十户中等家庭合在一起的产业了。我奉守先帝的教化，经常担心自己的做法会不会有辱先帝的名声。浪费钱财的事情，最不能做。这个露台，不修也罢。”然后，他便废止了这个修露台的计划。

平日里，文帝穿衣也没有那么多讲究。衣服的布料也是材质较差的，即使是他最宠爱的一位妃子，他也要求不能穿拖地的裙子。宫中的帐幔一类物品，一律不能有花纹锦绣。即使在修建先王坟墓时，也让人一律用瓦器，不准使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就是要给官僚贵族做一个榜样——“以示敦朴，为天下先”。苛刻自己，却施恩百姓，所以百姓自然称颂文帝的德行，赞美他的功德。

文帝不仅在生前简朴，在死前处理丧事这个问题上，他依然遵循自己的准则。他怕国家为了自己的丧事铺张浪费、劳民伤财，所以就提前立下遗诏：“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

意思就是说，在文帝看来，天下万物诞生后没有一个不死的。既然死是天地间的常理，生命的自然结果，所以也不必过分哀痛。当今的风俗是人们畏惧死亡，在死后要厚葬以至于破产，服重孝以至于无法正常生活，这些都是非常不可取的做法。他说，自己没有什么功劳，对百姓没有什么贡献，所以不应该让百姓长期为自己穿孝服。让百姓家里不能正常饮食起居，不能做正常祭祀，这样也是一种罪孽。

因为在古代，君王驾崩以后，大臣、老百姓均要为君王穿孝服，表现哀痛之意，且为时不短。在汉文帝看来，这就是一种劳民伤财的举动，所以在遗诏中希望大臣、百姓不要为自己那样做。

文帝在遗诏中说，在自己死后，可以让大臣和百姓服孝三天，即可除下孝服，恢复正常生活。不要禁止老百姓婚丧嫁娶、祭礼、饮酒、食肉等；参加丧礼的也不要光着脚；孝服的带子不要超过三寸，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不要在车驾、兵器上缠孝布；不要命令男女民众来宫中啼哭。他还说，待自己驾崩以后，要将宫中夫人以下的宫女都放回自己家，不要让她们待在宫中，寂寞终老。一份简简单单的遗诏，透露着文帝高尚的德行和修养，他因为有着这样的修养，所以赢得了百姓的尊重和爱戴，在历史上留下了“文景之治”的美名。

对齐家修身的人来说，德行是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品质。无论是君王贵族还是平常百姓，德行都非常重要。德行是一切修身的开始，也是一切品质坚实的基础。纵观古今，对大多数成功者来说，德行都是其成功的要诀之一。海纳百川，常怀恻隐之心【原典】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

注曰：仁之为体如天，天无不覆；如海，海无不容；如雨露，雨露无不润。慈惠恻隐，所以用仁者也。非（有心以）亲于天下，而天下自亲之。无一夫不获其所，无一物不获其生。《书》曰：“鸟、兽、鱼、鳖咸若。”《诗》曰：“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其仁之至也。

王氏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行恩惠，人自相亲。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能行义让，必无所争也。仁者，人之所亲，恤孤念寡，周急济困，是慈惠之心；人之苦楚，思与同忧；我之快乐，与人同乐，是恻隐之心。若知慈惠、恻隐之道，必不肯妨误人之生理，各遂艺业、营生、成家、富国之道。”【释评】在儒家的学术思想当中，仁被当做是核心理念。仁本意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伦理关系，古人赋予“仁”这个字至深至广的含义，单从“仁”这个字的结构上，就可以看出伦理含义。古代儒家学者劝告统治者，想要得到百姓的信服，就必须实施仁政。意思就是说，要对老百姓怀有恻隐之心，理解百姓的苦楚，体会百姓最实际的需要。也就是说，要心怀百姓，胸怀天下。

仁的含义本来就包含广泛，可以说它无所不包，无所不容。仁德之人，常常能够理解仁爱之心的具体含义。其实，仁德并不是表面上刻意表现出爱护民众，怀有仁爱恻隐之心的人，常常可以使百姓不自觉地亲近他们。《尚书》中所说的：“大禹施行德政，在位期间，连鸟兽鱼鳖也不受侵扰地愉快生存”，这才是真正恻隐仁爱的表现。《孟子·梁惠王》中梁惠王说：“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梁惠王看到有人牵着牛从堂下走过，询问牛的用途，牵牛的人回答是要把牛拿去做祭祀用品。梁惠王说：“把牛放了吧，我不忍心看到牛因为要成为祭祀用品而颤抖的样子。”孟子对梁惠王说：“大王您的恻隐之心都可以同情一头做祭祀品的牛，就更不要说百姓了。”孟子在劝说梁惠王用恻隐之心同情百姓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告诉他恻隐之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恻隐之心是一种不忍心，是一种仁的表现。

对统治者来说，对百姓怀有恻隐之心，就是一个仁君；对普通人来说，对别人怀有恻隐之心，就是一种爱心。君王的恻隐之心可以得到百姓的感激；普通人的恻隐之心，则会让自己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春秋时期的晋国公子重耳因在国内遭到陷害，不得不逃到国外避难。他逃到曹国的时候，曹国国君听说重耳的肋骨异于常人，于是就趁着他洗澡的时候在外面偷偷观察，希望能够验证这个传说。当时，曹国的两位大臣叔瞻和釐复羁都在场。

叔瞻对国君说：“重耳并不是普通平庸的人，如果知道我们在外面偷偷观察他的事情，等他回国以后一定不会放过我们曹国。不如趁他现在还没有能力的时候，将他杀掉算了。”

曹国国君觉得这件事情被重耳知道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即使知道的话，将重耳除掉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事情，所以一时也没有说什么。

在一边的釐复羁听完这话后默不作声。回到家以后，他的夫人看见他愁眉不展的样子，问道：“朝中出了什么事情，让你的脸色这么难看？”

釐复羁说：“今天国君做了一件侮辱公子重耳的事情，我觉得灾祸就要降临到曹国了。叔瞻说要杀掉重耳，也许国君会采纳他的意见。”接着他将国君为了验证重耳肋骨是不是有异于常人，而偷看他洗澡的事情对夫人说了。他的夫人感慨道：“我看，你应该派人带着礼物去和重耳道歉，并劝告重耳速速离开曹国。”

釐复羁采纳了夫人的意见，派人带着黄金、宝物与食物和一封信悄悄地来到重耳的住处。重耳非常感动，收下了食物，把贵重物品退回，并请来人转达自己对釐复羁的感激之情。没过几天，重耳就离开了曹国，来到楚国，不久又漂泊到秦国，基于晋献公与秦穆公的良好关系，秦国君臣经过商量之后，全体同意助重耳返回国土，并帮助重耳顺利地登上了王位。

果然，重耳登基后就派兵进攻曹国。首先就找到了叔瞻，并处决了他。重耳想让人明白的是，对一个落魄人的不尊重和蓄意谋害，最终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下场。接着他又派人找到了釐复羁，并对他说：“你当年对待我的恩情，我一直都没有忘记，现在我们就要攻打曹国了，希望你在你居住的村子前做一个记号，我们的军队绝对不会踏进你村子半步，也不会伤害你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曹国的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纷纷赶到了釐复羁的村子来躲避灾祸。而釐复羁本人也因为当年怀有的恻隐之心幸免于难。

有恻隐之心常常会让人感觉到亲切，这样的亲切常常是获得人心的重要基础。残暴严酷、自私自利、丝毫不考虑别人感受的人，最终失去的不只是自己的所有，还有人心。行事果断，处事公正【原典】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

注曰：理之所在，谓之义；顺理决断，所以行义。赏善罚恶，义之理也；立功立事，义之断也。

王氏曰：“量宽容众，志广安人；弃金玉如粪土，爱贤善如思亲；常行谦下恭敬之心，是义者人之所宜道理。有功好人重赏，多人见之，也学行好；有罪歹人刑罚惩治，多人看见，不敢为非，便可以成功立事。”【释评】仁义常常被人们放到一起说，“仁”是指人与人的亲和关系，“义”则是指人们的行为规范。义是要求人们行事要符合公正这个标准，一般来说，大多数人心中都有义的标准。对领导阶层或者是统治者来说，衡量他们义的标准就是——办事是否公正，赏罚是否分明。

只有真正地做到赏罚分明的社会，才能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使大家争相建功立业，使国家或社会在整体上兴旺发达。

只有按照真理去判断和处理事务，才能真正地体现仁义。行事果敢，处事公正，赏罚分明，以身作则，对领导阶层或者是统治阶层来说，真正地起到表率作用，才能真正地将“义”这个字的含义发挥到最大。

古代有很多人懂得“义”这个字的深刻含义，无论是行事还是做人，都力求果断公正，为人们树立了光辉形象的同时，也让人们真正地明白了大义包含的深层次的意义。

李离是晋文公的法官，他因为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发觉后就把自己拘禁起来判以死罪。晋文公说：“职大小不一，刑罚也轻重有别。这是你手下官吏有过失，不是你的罪责。”李离说：“臣担当的官职是长官，不曾把高位让给下属；我领取的官俸很多，也不曾把好处分给他们。如今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却要把罪责推给下级，这种道理我没有听过。”

晋文公爱惜李离，于是就说：“你认定自己有罪，那么我也有罪吗？”

李离说：“法官断案有法规，错判就要亲自受刑，错杀人就要以死偿命。您因为臣能听察隐情，决断疑难案件，才让我做法官。现在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应该判处死罪。”于是他不接受晋文公的赦令，伏剑自刎而死。

李离的行为可谓刚正不阿，但是很多人对此可能都不理解。君王都已经原谅了他的过错，他为什么不能原谅自己呢？然而，这样做恰恰是因为李离把义字看得很重。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即使是法官犯了错误，也一样要受到惩罚。晋文公要宽恕李离，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但是在李离看来，如果自己原谅了自己的过错，再坐这个法官的位置就失去了公信力。刎颈自杀，换来的是公正和果断的美名，自己做了一个这样的表率，也为晋文公执行法令的公正度和可信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李离在晋文公的劝说下，轻易地躲过了这次灾难，性命可以保住，但是国家的法律信誉和个人信誉必将丧失。

古人云:“在其位，谋其政；司其职，负其责。”

汉武帝有个直言敢谏的大臣叫做汲黯，他曾经批评汉武帝说：“皇上杀人太多，即使平日信任的人也不予宽恕，这样下去，天下人才早晚都会被杀光。”

但是那时汉武帝不为所动，他说：“哪一个朝代都有很多人才，杀是杀不光的。只要主子能够用自己的慧眼辨识人才，又怎么怕天下没有人才？”

但是在年老时，汉武帝发现自己真的有很多过错，为了进行自我批评，汉武帝向天下发布了一个《轮台罪己诏》，在这封诏书里他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甚至表白内心悔意。这份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汉武帝作为一个皇帝，首开“罪己”先河，错而能改、爱憎分明。这样的精神实在值得人敬佩，就因为他写了这样的诏书，使后世的明君都纷纷效仿他，犯了什么大错就公开向天下人认错。

汉武帝的一纸“罪诏”其实也是对自己的功过做了一个公正的评价。谁人能不犯错误？犯错本来是人之常情。无论是谁，在面对错误的时候，不管是自己的错误还是别人的错误，都必须做到用公平、公正的眼光看待。惩罚别人，做到果断，惩罚自己，也一样要果断。不能把自己和别人分开来对待。只有做到真正的公平和果断，才能建立牢不可破的信誉度，成就大事。藏锋敛锐，以礼待人【原典】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

注曰：礼，履也。朝夕之所履践而不失其序者，皆礼也。

言、动、视、听，造次必于是，放、僻、邪、侈，从何而生乎？

王氏曰：“大抵事君、奉亲，必当进退；承应内外，尊卑须要谦让。恭敬侍奉之礼，昼夜勿怠，可成人伦之序。”【释评】自古“礼”就是规范道德和行为的准则，无论是小到一个家庭还是大到一个国家，每个人言行都需要涉及到礼。国家、团体因为有了礼，才有了规范，小家庭因为有了礼，才有了和睦和亲切感。人们的安居乐业离不开礼，家人的团结和睦离不开礼，可见礼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

中国自古以来就尊礼，大到朝野上下的领导，小到平民百姓，动静视听，进退休止，都能遵照礼去做，社会生活自然可以井然有序地展开，人们的关系才能和谐融洽，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礼”这个字的本意也就是人伦道德规范，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如果人人能按照人伦道德规范去做，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产生放荡怪癖、邪恶腐败的不良现象。

我国古代社会把道、德、仁、义、礼这五大要素作为上层建筑的主体。古代的许多经济思想家，虽然不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道理，然而却一致把伦理道德、礼仪法规作为天道的演化。古代思想家懂得“礼”这个字的深层含义，所以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礼字当先。古代有很多礼字当先的名士，因为懂得礼的重要性，所以即使自己权高位重，也可以收敛锋芒，以礼待人。

魏安王之弟，即魏无忌，号信陵君，是战国时期有名的四大公子之一。信陵君一向以贤德闻名，对于自己的门客，不论贤、不肖，都很谦虚，以礼相待，也从来不敢以富贵向别人自夸。因此方圆几千里的人才都来投奔，以致食客有三千人。

一次，信陵君正与魏王博弈，得到赵兵将寇北境而举烽火的警报。魏王立即停止下棋，欲召集大臣商议对策。信陵君拦阻说：“是赵王出来打猎，不是入侵我国。”说完，又神情自若地与魏王下棋。魏王却惊恐不安，已无心再和信陵君下棋。不久，又从北方传来消息说，赵王真的是在打猎，不是入侵。魏王大为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赵王是出来打猎的？”信陵君说：“我的门客有能探听到赵王隐秘的人，他们总是向我报告赵王的活动，所以我能知道。”

魏国有个隐居的人，叫侯嬴，已经七十岁，因家贫，为大梁夷门的守门小吏。信陵君前往拜访侯生，想馈赠一份厚礼。但是侯生不肯接受，说：“我洁身自好几十年，不能因为贫困而接受您的财物。”信陵君设筵席大会宾客，都已坐好，他才带领随从的车骑，空着左边的上座，亲自去接侯生。侯生理理破旧的衣冠，并不谦让，径直上车，坐到信陵君空出的上手座位。信陵君亲自握着马缰，驾马车时也很小心恭敬。侯生对信陵君说：“我有个朋友在集市中做屠户，希望您能驾车陪我去拜访他。”信陵君驾着车来到集市中，侯生下车，见到他的朋友朱亥。侯生站着跟朋友说了很久的话，但是在说话的时候却暗暗观察信陵君的脸色。他发现，信陵君脸上的神色一直温和，丝毫没有一点不耐烦。这时候，信陵君的家中聚集了魏国的将相宗室，满堂宾客都等待着他回来饮酒。而信陵君正手执缰绳恭敬地等待着侯生。信陵君的随从看不惯，都在暗暗地骂侯生。侯生见信陵君始终面不改色，就辞别朱亥上车。到了信陵君家，信陵君引着侯生上座，向宾客一一介绍了他，并且极力赞美他，又起立为侯生敬酒。信陵君的举动让宾客无不惊异，侯生从此便成为信陵君的上客。侯生对信陵君说：“我所拜访的屠者朱亥是个贤人，世人都不知道，今隐身在屠户间。”信陵君听到侯生这样说，就多次去看望朱亥，但是朱亥却从不曾答谢信陵君。

有一次，秦兵包围邯郸，信陵君的姐姐是赵国平原君的夫人，多次向魏国求救，魏王派将军晋鄙领兵十万救赵。秦王派使者威胁魏王说：“赵国都城很快就被攻下，谁敢救赵，等到破了赵就先打谁。”魏王恐惧，只好命令晋鄙军不要轻举妄动。平原君责怪信陵君说：“我以为你有救别人困危的崇高义气，今邯郸危在旦夕，信陵君就算不愿意救邯郸，难道也不救你的姐姐吗？”信陵君为此事很忧虑，屡次去请求魏王，魏王始终不听。信陵君便决定带一百多辆车骑去赵，跟秦军拼杀。路过夷门，遇见侯生，侯生却说因为自己年老而不能跟随信陵君出征。信陵君已经走出了一段路，但是因为有点气愤，而且心中也很好奇侯生为什么这样对自己，于是又回来见侯生。侯生悄悄对他说只要能够偷到魏王调动晋鄙的兵符，就能够使赵国得救。信陵君依照侯生的办法，果然得到了兵符。侯生又让信陵君带上自己的朋友朱亥，在晋鄙不想交出兵权的时候，朱亥就用锤子将晋鄙打死，并率兵八万进攻秦军。秦军在魏军、楚军和赵军的内外夹攻下大败，邯郸围解。赵王及平原君亲自到邯郸郊外迎接公子。平原君背着箭袋为公子在前面引路。赵王一再感谢说：“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

如果因为自己有了成就，有了名气，就在别人面前居功自傲，态度嚣张，那么最终会因为别人的嫉妒遭到打击。而那些懂得藏锋敛锐的人，才能带着自己的成就走得更远。德才兼修，成绝代之功【原典】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

注曰：老子曰：“夫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者，散也。道散而为德，德散而为仁；仁散而为义，义散而为礼。五者未尝不相为用，而要其不散者，道妙而已。

老子言其体，故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黄石公言其用，故曰：“不可无一焉。”

王氏曰：“道、德、仁、义、礼此五者是为人，合行好事；若要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不可无一焉。”【释评】孔子说“三十而立”，这个“立”是指立身、立言、立德。在古人眼中，一个人到了三十岁，首先需要的就是在社会上站稳脚。站稳脚也并不是说要拥有独立的事业，而是指能够独立生活，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己能够养活自己，这就是立身。立身首先要修炼自己的德行，否则就很难站稳脚跟；立身之后是为人，为人讲究的是权谋，没有权谋，不容易成功。

立身和权谋是人生成功的两大基石，二者缺一不可。只讲权谋，不讲道德，终究要失败，要被人唾弃；只讲道德，不讲权谋，也会到处碰壁，寸步难行。

老子说因为人们丧失了道、德、仁、义，所以天道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用等级、法规性的礼教来规范社会。老子强调的是天道的本体，黄石公强调的是天道的功用。实际上，“体”“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古人认为，一个人想要成功，需要四个阶段的历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如果这四项都做得非常好，那么他就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才。倘若四项都非常完满，培养出的人就能德才兼备、造福社会。然而要做到德才兼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礼记·中庸》中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也就是说，君子要做到德才兼备，就需要小心翼翼地固守本性，无怨无悔地遵循道德，矢志不移地追求理想。说到底，就是面对各种诱惑不为所动。《后汉书》中记载了一个故事：昌邑县县令王密，为了自己能够步步高升，始终打自己的如意算盘。这时，朝廷派了一个新太守上任。新太守杨震和王密本来就有一些交情，王密为了进一步笼络杨震，不惜血本拎着十斤黄金公然行贿。

杨震看到这些黄金，愤怒地质问王密：“我知道你有求于我，你明明知道我的为人却依然行贿，这是为什么？”

王密赶紧赔着笑脸说：“我给你送礼的事情，没有人会知道的。虽然大家都知道你的为人，但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这些是小意思。”

杨震皱着眉头说：“天知、神知、你知、我知，你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湛湛青天不可欺。”说罢，断然拒绝了王密。在杨震看来，做了枉法的丑事，不但法纪难容，连上天都要报复你！因为杨震为官清廉，在历史上留下了“四知太守”的雅号，这句“湛湛青天不可欺”也一直被人们广为传诵。

为官自然需要一定的才能，但是做到四知太守杨震这样有德，才可谓是德才兼修。修身，使人具有良好的品德和坚定的意志，处世为人，这种品德和意志可以为自己带来坚实的基础。

生活在春秋末年的师旷是当时很有名的乐师。有人评价他说：“师旷之聪，天下之至聪也。”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乐师，还是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博古通今的学者，时人称其“多闻”。

生活在晋国的师旷不仅在音律造诣上成就卓越，且凭借其满腹经纶和善辩的口才赢得悼、平二公的信任，进而参与了晋国内政、外交、军事等一系列事务。有古代文献记载，悼、平二公每每请教于师旷时，他都能“因问尽言”，引出一番严肃的治国宏论。而这些极为深刻的政治见解，都表明了师旷卓越的才能和博大的胸怀。

在政治上，师旷的主张表明他是一个有德行、有修为的人。他主张政治清明、德法并重，国君应“清净无为”“务在博爱”。同时，还需要借助一些法令来维护统治，他说：“法令不行，则吏民不正。”在用人方面，师旷主张对那些德才兼备的人应委以重任。他说如果“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处高，不肖临贤，就会埋下乱政的隐患”。在经济上，师旷主张国君要实行富国强民的政策，只有人民富有了，政治制度才容易执行，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有良好的发展。即使在今天看来，这样的主张还一样有效。

晋国悼、平二公在位期间都达到了君主贤明、政平民阜，重振文襄霸业，师旷起了很大作用。不仅如此，师旷还多次随平公征讨，并代表晋国出使周朝。

师旷禀性刚烈，正道直行，从不趋炎附势，也不畏惧权势。面对平公晚年的骄奢淫逸，他一度直言进谏。

师旷不仅精于音律，而且博学多才，《拾遗记》中记载师旷曾“撰兵书万篇，述《宝符》百卷”，其著述不在少数，但大多流失。今存师旷传世之作有《禽经》一卷。在艺术方面，据《神奇秘谱》所载，《阳春》、《白雪》、《玄默》都为师旷的作品。

德才是古人修身时最基础的要求。而这两点对今天的人来说一样是重要的。做人最重要的两点就是德才。评价一个人时，说他德才兼备，就是极高的赞美。自然，因为德才兼备，所以成功才有了基础。审时度势，三分天下了于胸【原典】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

注曰：盛衰有道，成败有数；治乱有势，去就有理。

王氏曰：“君行仁道，信用忠良，其国昌盛，尽心而行；君若无道，不听良言，其国衰败，可以退隐闲居。若贪爱名禄，不知进退，必遭祸于身也。

能审理、乱之势，行藏必以其道，若达去、就之理，进退必有其时。参详国家盛衰模样，君若圣明，肯听良言，虽无贤辅，其国可治；君不圣明，不纳良言，俦远贤能，其国难理。见可治，则就其国，竭立而行；若难理，则退其位，隐身闲居。有见识贤人，要省理、乱道理，去、就动静。”【释评】历史上那些有着高尚道德，懂得如何立身处世的人，在走出去施展自己的抱负以前，大多数就已经对历史发展规律了然于胸。因为了解规律，所以可以对未来的发展做出相对的预测。所以，他们就成了能洞悉兴亡成败、治乱去留的玄机的人。因为洞悉了主观和客观的规律，对时事的变幻洞若观火，所以，天下的兴亡好像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一样。

其实，这中间的奥妙就在于入世的人懂得审时度势。对想要成就大事的人来说，审时度势的能力和眼光是非常重要的。搞清楚历史背景和历史发展的方向，才能避免历史性的错误。

懂得审时之人，可以在顺利时看到潜伏着的危机，在挫折中看到胜利的曙光。势包括形势、气势、态势等发展趋势。从哲学上讲，势的发展是事物运动的必然结果，它是不可阻挡的。度势，就是根据形势、态势等方面的发展趋势，对客观存在的错综复杂的总的态势要有正确的了解，做到胸怀全局，由眼前推测未来，早作准备，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古人说：“事有常变，理有穷通。故事有今不可行，而可豫定者，为后之福；有今可行，而不可永定者，为后之祸。其理在于审时度势与本末强弱耳。”古今中外，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有成就的大商人，都懂得从实际情况出发，因时因地制宜。历史上有很多有名的君王，审时度势以后，往往会提出各种行之有效的施政方针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三国时期的刘备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家。很多人都觉得刘备的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找到了诸葛亮。但是，诸葛亮也不是万能的。诸葛亮出主意，刘备还得做决策。并不是所有的决策都是诸葛亮一人完成的。

根据各种文献资料记载的分析，就可以看出，其实刘备也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的高手。他懂得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蛰居乡里二十八年，虽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将天下的一些形势尽收眼底。一个处于静态的人，很容易捕捉动态的信息。信息是活的，外面的信息很快就会传到家乡来，刘备就开始伺机而动。

张角起义爆发的时候，声势浩大，朝廷震惊。刘备根据自己的阅历，结合对历史的总结，判断出黄巾军起义一定会闹大，这支起义军和朝廷之间的碰撞也一定会异常激烈。汉室已经风雨飘摇，这样声势浩大的起义军，朝廷已然挡不住了。于是招兵买马，打造兵器，招募乡勇，征讨黄巾军。《易经》上说：“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天下睹。”时势造英雄，当然英雄看到的是风云，而常人只能看到自己头顶的一片天空。审时度势的人，一定具有特别的眼光。起兵之前，刘备依然面临着很多选择，比如说他可以自己带领军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他也可以去投奔势力较大的队伍，还可以用自己手上的闲钱去给其他军队做投资。

审时度势，还在于会选择。刘备看准天下还是会有安定的时候，而选择自己带领军队，打出自己的一片天空，是一个必然趋势。所以，他最终选择独立管理自己的军队。这样的打算做出以后，刘备就开始储蓄力量。他先是拜郑玄、卢植为师，结识公孙瓒，然后又率领关、张等部下跟从校尉邹靖讨伐黄巾军。被任命为安喜尉这件事情，奠定了刘备日后逐鹿中原的基础。“居高临下必有利，高屋建瓴如破竹。”刘备知道一个人要想有号召力，就必须要懂得造势，为自己提高知名度。比如结交当时的文化名流、政界精英，储备人力资源，集聚诸侯争霸的资本。

任何事情在前进的时候都蕴含着一定的规律，懂得审时度势的人，一定会看清这种规律。这样不仅“节约”原动力，还可以用小力获大能。当徐州被围困，陶谦向孔融、田楷求援，孔融邀请平原相刘备同救徐州时，刘备欣然同意。因为他看到此时正是跻身于大诸侯的行列的大好机会。一旦成功，就不必默默无闻地守着平原这块弹丸小地了。

而且，从大的形式上看，如果徐州被攻陷，曹操的实力和势力都会增加，那么北海、青州、平原就会保不住。自己想要有机会称王天下，就必须帮助陶谦保住徐州。所以，他果断借兵出征，解徐州之围。徐州对刘备可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他在这里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同时也结交了不少天下豪杰，自己的名声也渐渐大起来。而所有的这一切，都为他以后的三分天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时势造英雄，英雄也懂得审时度势。再聪明的人，如果看不清楚事情发展的规律，不知道自己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么即使再努力，最终也不会取得多大的成功。潜居抱道，以待其时【原典】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

注曰：道犹舟也，时犹水也；有舟楫之利而无江河以行之，亦莫见其利涉也。

王氏曰：“君不圣明，不能进谏、直言，其国衰败。事不能行其政，隐身闲居，躲避衰乱之亡；抱养道德，以待兴盛之时。”【释评】贤人和君子，明白事物兴盛和衰败的道理，通晓事业成功和失败的规律，清楚社会有序和混乱的趋势，知道什么时候该留下，什么时候该离开。所以，虽身怀道术，却韬光养晦，以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出而任事，就能位极人臣；得到合适的机会，一展身手，就能成就盖世奇功。如果碰不到机会，则宁可身怀道术而死，也没有什么遗憾。所以他的道德值得人们尊崇，而他的名字也会流传后世。

兴衰有规律，成败有定数，去留也有一定的原则。如果机会到来，乘势而行，就能位极人臣；乘势而动，就能建立盖世奇功。但如果遭逢不到这样的机会，就只能默守正道，甘于隐伏。如果强行出仕，就必然会招来灾祸。当然，这里的甘于隐伏指的是“潜居抱道”，不是悲观消极地放弃作为，而是沉下心来，修身养性，储学积能，以便时机成熟时一展身手，成就大业。

一个国家的国君为了选拔将领，召开比武大会。一位青年在这次比武大会中技压群雄获得冠军，国君亲自召见他，给他封官加爵。但是，青年表示自己还没有实战经验，所以不能胜任将军一职。国君对他的谦虚很欣赏，就满足了他的心愿，让他先从最小的将领职位做起。

过了一段时间，国君想起这个气宇不凡的青年，就向左右的亲信打听这个青年的情况。负责调查的人回来报告说，这个青年待人平和、亲善，对属下赏罚分明，与属下的关系很好，他的属下也很拥护他。国君点点头说，可以让他担任再重要一点的职务了。

青年官升一级，但是他没有任何骄傲的表现，依然平易近人，得到属下的拥戴。国君想考考他的军事才能，就让他和一位将军一起领兵打仗。青年在战争中表现英勇，而且富有谋略，得到与他同去的将军的夸奖。国君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在大军大胜班师回朝的时候，国君封这个青年为大将军，但没有料到的是，青年还是坚持退让，说一次的胜利并不能代表什么，自己仍然要进行积累和锻炼。满朝文武都佩服起这个年轻人来。国君非常感动，就照着青年的意思让他仍然在基层工作。但是，国君经常招青年入宫，和他一起谈论军事政务。

五年就这样匆匆过去了，青年已经成为朝中一位重要将领的助手，他已经很了解这个将领的用兵之道，而且把国君的脾气和喜好摸得很清楚了。

有一次，国君向一个敌国发动战争。他派遣自己最器重的将领去应战，想要一举歼灭这个小国，但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将军中了小国设下的圈套，结果损失惨重，大败而归。国君很气愤，重重地责罚了将军。

就在国君召集大臣为失败总结原因的时候，他听到了意外的消息：战胜他们的敌国已经对他的国家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国君一时惊呆了，连忙调集军队抵抗。但是因为刚刚打了败仗，而且人困马乏，士气非常低落。而敌国的军队一路冲锋，很快就来到了国君的都城。

国君看败局已定，只能决定逃跑。但是，正当他要逃跑的时候，青年拦住了他的去路。国君一时惊诧不已。青年说：“国君，你还记得在很多年前这个被你打败过的小国吗？”国君说：“这个小国在当时已经被我歼灭了。”青年淡淡地说：“对，你当时已经把它歼灭了。小国的国君也已经被你杀死了，他的后人也差不多被你杀了。但是这个国君还有一个寄养在外的儿子没有被你知道，后来他长大了，也建立了一个国家，就是现在把你打败的国家。”“那个国家的国君就是你吗？”国君问。

青年点点头。“可是你的国家才建立没多久啊。”国君不解地问，“不过才几个月。”

青年摇摇头说：“时间已经不短了。我已经由一个小孩变成了中年人了。”

国君惊诧地看着眼前的这个青年，恍然大悟。青年说：“我就是那个小国家的国君最小的儿子，当年你灭我国的时候，我才两岁。我用十五年的时间练习武功，然后在你身边待了七年，摸透你的军队管理经验、你的脾气，还有你很多将领的战法战术。”国君明白了这一切，但是已经晚了。

成就大业，不仅需要智慧和勇气，还需要时机。在等待时机的过程中，要做到的就是将自己的条件修炼到一定的层次和境界。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也是这样的人物。隐居隆中后，虽然生活清贫，但是他边耕种，边求学，用大量时间博览群书，刻苦攻读诸子百家，即使是逸闻野史也不放过。经过多年的潜心钻研，诸葛亮不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而且通晓兵法战术。隐居的诸葛亮将自己比做是春秋时期的齐国名相管仲和战国时期的燕国名将乐毅。

其实，诸葛亮是在等待一个能够赏识自己、给自己用武之地的明君，也在等待一个时机。刘备三顾茅庐以后，诸葛亮终于结束了自己的隐居生活。他将自己在隐居期间所积累的力量统统贡献了出来，帮助刘备建立了蜀国，鞠躬尽瘁，直到辞世。

兴衰成败都有自己的定律，人想要获得成功，必须看清楚这些定律。在需要积累的时候增加见识，增加阅历，等待厚积薄发的那一刻，也只有做到这样，在时机到来的时候，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时至而行，顺水推舟【原典】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

注曰：养之有素，及时而动；机不容发，岂容拟议者哉？

王氏曰：“君臣相遇，各有其时。若遇其时，言听事从；立功行正，必至人臣相位。如魏征初事李密之时，不遇明主，不遂其志，不能成名立事；遇唐太宗圣德之君，言听事从，身居相位，名香万古，此乃时至而成功。

事理安危，明之得失；临时而动，遇机会而行。辅佐明君，必施恩布德；理治国事，当以恤军、爱民；其功足高，同于前代贤臣。

不遇明君，隐迹埋名，守分闲居；若是强行谏诤，必伤其身。”【释评】成功不仅在于自身的德才皆备，更重要的是懂得乘势而行，待时而动。龙虎看到的都是风云，龙无云则成虫，虎无风则类犬。

纵观历史，大凡成功者多数都懂得依据形势，顺水推舟。时机不成熟，他们只会静静等待，绝不会率意妄动。姜太公闲钓于渭水，诸葛亮抱膝于隆中都是最好的例证。但是，一旦时机到来，他们就会当仁不让，改变历史，造福于民。正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公孙丑》中有句话：“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意思是说，虽然有智慧，不如趁形势；虽然有锄头，不如等农时。具有大智慧的人，无论做人还是处事，都懂得借力使力，不会做无谓的抵抗，不会用蛮力斗争。这正是：真理有如舟船，时运有如江河。懂得时机，依据事势行动，不仅省力，还可以很快达到目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宣王最喜欢寻欢作乐，他生性好斗，喜欢狩猎。他为自己修建了一个方圆四十里的猎场，圈养珍稀动物，不准百姓入猎场半步。圈占这么一个大猎场，需要大量占有耕地。很多失去耕地的老百姓也只能以打猎为生，但是打猎的老百姓又不能进入这个猎场。所以，老百姓怨声载道。

百姓的意见让齐宣王觉得非常不满。四十里的猎场在当时的诸侯国中已经算是首屈一指。齐宣王还是不满意，百姓的不满又让他觉得愤恨，他想：我堂堂一国之君，扩建一个小小的猎场，你们就这样。你们不让我扩建，我偏扩。

有大臣看到齐宣王这个意图，连忙让孟子去劝说齐宣王。如果再不停止扩建，可能会民怨沸腾，到时后悔就晚了。但是孟子却不能这样和齐宣王说，古代有多少帝王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没有看到事实之前，一意孤行的大有人在。齐宣王本来也不是什么明白的人，所以这样直接劝阻可能会起到反效果。

孟子来到齐宣王的大殿，齐宣王问孟子：“听说当年周文王的猎场有方圆七十里，有这回事情吗？”

孟子回答：“我听说是有的。”

齐宣王说：“这样说的话，他的猎场算不算大呢？”

孟子回答：“百姓还嫌文王的猎场小呢。”

齐宣王看看左右的大臣，扬声道：“周文王这么大的猎场没有人说什么，我一个猎场才区区四十里，想要扩建还受到百姓的反对，这是什么道理？”

孟子说：“百姓嫌周文王的猎场小，是因为这猎场他们可以随意出入，和君王一起狩猎。百姓不仅感到荣耀，更多的是感受到君王的一种宽厚和温和。这样的猎场，即使再大，百姓也嫌它小。而我一到齐国就听见很多百姓说，齐国国君的猎场不但要扩建，占用老百姓的耕地，而且还不准百姓入内，凡是擅自进入猎场打猎的人，被发现以后立即处以死刑。这样的猎场即使再小，百姓也嫌它太大了。”

一番话说得齐宣王哑口无言。可以说，孟子很懂得说话的时机，也懂得顺水推舟。在齐宣王看来，自己比周文王也差不到哪里去，周文王的猎场七十里，老百姓没有说什么，自己的猎场四十里，老百姓就怨声载道。他心里不舒服、不痛快，所以决定逆民意，扩建猎场。君王和百姓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这个时候，大臣直言进谏，只能招来齐宣王更大的不满，他可能会进一步落实自己的想法。

孟子的巧妙就在于，他懂得按照齐宣王的思路，让齐宣王自己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