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托马斯·布拉斯,赵萍萍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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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为什么会作恶试读：
媒体评论
本书是米尔格拉姆经过深入思考和认真整合后所做的一次科学研究，是对几乎整个近代史的一次深刻的科学隐喻，从奥斯维辛集中营一直延伸到米莱大屠杀。这种不可避免的关联中带有一种阴郁悲痛的含义。——《滚石》（Rolling Stone）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社会心理学界最原创的实验之一……带有欺骗性和操纵性的实验手段得出了重要的结论，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权威的可怕力量。事实上，这种了解过程往往非常艰难且缓慢。如此重大的发现，我们不应该加以阻止。——《评论》（Commentary）
我们只应对米尔格拉姆教授的研究予以赞赏。此外，我还要说，实验结果和分析过程的呈现方式清晰准确，非常容易理解。尽管这可能并不是学术论文的常态。——《分析心理学》（Journal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
这些实验非常适合以书的形式公布于众。它们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其中还包括对米尔格拉姆个人道德层面的强烈攻击，因为他欺骗被试，有的人甚至将其称为残酷的欺骗。也许，米尔格拉姆在做这些实验的时候，也像那些被试一样，显示出的只是对“科学”权威的服从。——《英国精神病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我们可以说实验非常冷酷，根本不应该进行；我们可以质疑，这种复杂的欺骗到底能得出多少真相……但是实验结论就摆在那里，真实地摆在那里，并且被不断地重复着。其撼动人心的意义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新闻周刊》（Newsweek）
在本书中，米尔格拉姆教授对人类服从权威需求的研究几乎登峰造极，但有些研究结果显得松散、不够精确，这多少有些美中不足。——《警察评论》（Police Review）
米尔格拉姆的作品非常之重要，不仅因为它解释了人类如何服从，也告诉了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反抗。——《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
如果发现一些不受欢迎的人类真相是“不道德的”，这些实验的确不道德。但是正如这些实验所显示出来的，道德，或者至少说是公共道德，也许还有太多我们并不了解的地方。——《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London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历史上有太多真实的先例供我们研究探索，难道这种人造的虚假手段真的能让我们获得更多的启示吗？——《星期日电讯报》（The Sunday Telegraph）
听说第一个实验的时候，我以为那只是演示罢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验。这个研究缺乏一个整体的指导理论和实验意义，很多实验结论都显得模棱两可。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欺骗和虚假盛行。令人悲哀的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服从研究将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代表。——《当代心理学》（Contemporary Psychology）
我相信，《服从权威的实验观点》的出版不仅理所应当，而且确确实实为人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我也必须承认自己对米尔格拉姆研究的偏爱，我认为这个研究原创、经典、系统化，与社会有着密切联系，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经典范例。——《澳大利亚心理学杂志》（Austri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布拉斯对米尔格拉姆的研究进行了价值非凡的考量……为科学史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本书对米尔格拉姆以及他的研究和学术动机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文笔出色，资料丰富，见解深入，视角独特，发人深思。——《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这是一本非常具有可读性的传记。布拉斯丝丝入扣地讨论了米尔格拉姆最重要、最具争议的研究成果，剖析了其深远的涵义，文笔犀利，富有激情。——《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米尔格拉姆绝非只是一名普通的科学家而已，托马斯·布拉斯也绝非只是一名平凡的传记作者。这是一本非常出色的人物传记。——约翰·达利，《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一本出色、有趣、详尽的传记……推荐专业读者或喜欢心理学的大众读者阅读。——《超心理学》（Metapsychology）
……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对这位杰出科学家的一生进行了完整的回顾，引人共鸣。——《好书相伴》（Curled Up With a Good Book）
细致深刻地阐述了米尔格拉姆的研究，尤其是服从实验……对学术界和这位天才科学家的内心世界进行了大胆探索，非常具有启迪意义。——《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 Post）
正是因为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勇气，我们才得以了解一些我们不愿承认的人性事实。正是因为布拉斯这本细致入微、可读性非常高的作品，我们才能反省这扇人性的大门如何开启。——《布法罗新闻报》（The Buffalo News）
最好的心理学家传记之一，强烈推荐。——《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
在我看过的心理学家传记中，真正喜欢者寥寥。但这本书如同一颗璀璨珍宝，幽默与智慧并举，带领我们走进这位“真正电醒世界”的心理学家的生活之中。——大学委员会AP中心（The College Board AP Central）
为了完整地呈现米尔格拉姆的一生，布拉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硕果累累。本书中详尽的资料和档案绝对具有权威性。——《人事心理学》（Personnel Psychology）
一本全新的、备受瞩目的米尔格拉姆传记。——《星期日电讯报》（Sunday Telegraph）
这本传记成功地让整个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在米尔格拉姆的身上，这位科学家的研究改变了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行为科学书籍服务》（Behavioral Science Book Service）
布拉斯生动地描绘出这位机智雄辩的科学家的肖像，令人爱不释手。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位骄傲的“首席歌唱家”都可算是一位天才。——《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
一本非常棒的传记，栩栩如生地呈现了这位在我记忆中不大好相处的同事。如果你是一名社会科学家，如果你研究的领域涉及实验伦理、服从，以及其他与米尔格拉姆相关的主题，这本书将给你带来启迪。——托马斯·裴迪格鲁，《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作者
可读性非常强的一本书，是一部生动有趣的传记，重点推荐。——《选择》（Choice）
在这本书中，感动与恐惧交织更迭。——《发现》（Discover）序言电车上的犹太男孩
1944年夏天，在匈牙利盟友的协助下，德国纳粹在布达佩斯开始实施抓捕犹太人的行动，并将他们押送到奥斯维辛的死亡集中营。行动总指挥就是臭名昭著的阿道夫·艾希曼。
多瑙河将布达佩斯一分为二：东部的布达和西部的佩斯。布达鲜有犹太人的影子，大多数犹太人都居住在佩斯。搜捕行动期间，一位犹太母亲和她两岁的儿子在拜访完亲戚之后，坐着电车从佩斯返回布达的家。事实上，她不久之前还住在佩斯。1939年，德国政府为了大规模诱捕犹太人，甩出了“到东部重新安顿工作”的诱饵，数万名德国犹太人掉进了这个陷阱，而其他国家的犹太人大都未曾意识到，人间地狱即将到来。这位明智的母亲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于是，她设法弄到一份伪造的天主教身份证明，搬到了布达。
电车驶过跨越多瑙河的大桥，车轮发出有节奏的咔嗒声。忽然，男孩稚嫩的声音打破了这种节奏。他问道：“妈妈，为什么我不像其他犹太男孩一样戴帽子？”车上有很多乘客，没准还有匈牙利纳粹军队组织箭十字党徒，男孩的问题很可能带来可怕后果。母亲急中生智地对孩子说：“我们到站了。”然后抓起男孩的手就下了电车。他们下车的地方是桥的中央，距离目的地还很远。居然没有人拦截他们，这真是一个奇迹。
我就是那个拉着母亲的手站在桥上的男孩。长大之后，我的思绪常常会飘回电车上那危急一幕。时间似乎在那一刻停驻了，好让我的母亲有足够的时间做出正确反应。我也时常问自己：那一刻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当时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母亲肯定不会带着我从电车上逃下来。那么，为什么她在那一刻如此恐惧呢？
上大学之后，社会心理学拓宽了我对人类行为的看法。我逐渐意识到，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儿时提出的那个问题可以引申出欧洲犹太人大屠杀中的一个重要心理学谜题：那些杀害了600万犹太人的纳粹德国及其盟国的刽子手，那些曾经的普通人，怎么会对他们的犹太同胞做出如此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有的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杀戮，却对身边的罪行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这里面的心理学机制是什么？
在读研究生期间，我第一次接触了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以及他对人类服从权威问题做出的精辟分析。服从研究是社会心理学历史上最著名的研究之一。他在发表的第一篇实验论文中，开宗明义地将他的研究与大屠杀结合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至今，心理学界一直试图对大屠杀做出解释。在米尔格拉姆之前已经有很多心理学家对纳粹的滔天罪行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和研究。米尔格拉姆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通过实验室实验这一科学方法解释了犯罪者的行为。
这种方法帮助他实现了两个看似完全对立的目标：一方面，大屠杀如此极端和充满暴力，在分析的过程中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并非易事。相对于其他的质疑方式，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方法确保了一定程度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他及时而恰当地向世人揭示了破坏性服从的本质，那些实验中潜藏的可怕含义令任何人都无法冷静旁观。
米尔格拉姆是心理学界最多产、最不拘一格、最富有创新性的学者之一。进行服从实验之时，他刚刚博士毕业，在耶鲁任助教，正处在个人事业起步之时。服从研究结束后，他拓展了自己的研究范畴，进行了小世界现象（又称为“六度分离理论”）、丢信方法（lost -letter technique）以及城市心理地图（mental maps of cities）等研究。数十年前，我开始对科学家头衔背后的米尔格拉姆感到好奇，随着对他了解的逐步深入，我发现他的性格一如他的研究，不同寻常、复杂多变。
过去的20年来，我一直都在研究米尔格拉姆，研究他的成就，研究他这个人。一路走来虽然扩展了我的视野，也让我内心很沉重。很显然，纳粹统治匈牙利那段时间给我留下了痛苦的回忆，这是我对服从实验产生特别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写作此书最重要的原因并不在此。我相信，米尔格拉姆的研究成果会让每个人都有所受益，因为它解读的是最基础的人类互动，它的力量足以改变你我看待这个真实社会世界的方式。测一测：七大著名社会心理学实验，你知道几个？
在社会心理学史上有一些非常著名的实验，它们以令人震惊的结论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人性，为后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实验你都了解吗？它们分别是由哪位社会心理学家完成的呢？
1．从众实验（Conformity Experiments）
当其他人都持一致意见时，即使有人认为这样是错的，也会随大流地将错就错。
A．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
B．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
C．约翰·达利（John Darley）
D．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
2．斯坦福监狱实验（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情境可以立刻改变一个人的行为。一旦被指派了特定的角色，即使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在某些情境下也会变成嗜血的狂魔。
A．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
B．埃利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
C．亨利·泰弗尔（Henri Tajfel）
D．哈罗德·凯利（Harold Kelley）
3．服从权威（Obedience to Authority）
人类有一种服从权威命令的天性，在某些情境下，人们会背叛自己一直以来遵守的道德规范，听从权威人士去伤害无辜的人。
A．罗伯特·西奥迪尼（Robert Cialdini)
B．所罗门·阿希
C．菲利普·津巴多
D．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
4．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
如果一个人被要求单独完成任务，责任感就会很强，会做出积极的反应。但如果要求一个群体共同完成任务，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的责任感就会很弱，面对困难或遇到责任往往会退缩。
A．约翰·达利
B．戴维·麦克莱兰（David McClelland）
C．比布·拉塔内（Bibb Latane）
D．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
5．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
当一个人的行为与自己先前一贯对自我的认知产生分歧时，如果不能改变行为，就只能改变对自我的认知，来消除这种不舒适、不愉快的感觉。
A．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
B．戴维·麦克莱兰
C．埃利奥特·阿伦森
D．利昂·费斯廷格
6．晕轮效应（Halo Effect）
人们对一个人的某种特征形成好或坏的印象后，会倾向于据此推论此人其他方面的特征。本质上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认知上的偏误。
A．斯坦利·米尔格拉姆
B．罗伯特·西奥迪尼
C．哈罗德·凯利
D．约翰·达利
7．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
认为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是群体行为的基础。
A．菲利普·津巴多
B．亨利·泰弗尔
C．约翰·特纳（John Turner）
D．马丁·塞利格曼前言认识真实的社会世界
太多的人只是遵命而为。只要他们相信命令来自一个合法的权威，就不在乎做什么，也不再受道德的约束……这也许是我们从这个研究中得到的一个最基本的教训：那些只是做着分内事、从未质疑自我角色的普通人，可能会在可怕的毁灭性活动中充当帮凶。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974年
1963年秋天，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公众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全美各大报纸竞相报道他在耶鲁社会心理学实验室中的惊人发现。这就是著名的“服从实验”。实验显示，那些普普通通的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居民们，在实验中会毫不犹豫地向无辜受害者施以痛苦甚至可能致命的电击，而受害者的行为根本不应该受到如此可怕的惩罚。该实验对外公开的实验目的是研究体罚对学习的影响。被试在实验中的任务就是：每当“学生”在单词配对中犯下一个错误，就要对其施以强度逐级增加的电击，从15伏特一直到450伏特。结果显示，在惩罚“学生”的过程中，65%的被试坚持到最后使用了450伏特。而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主试的要求。
这个石破天惊的结果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争议，并对很多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有丝毫减弱。它们直截了当地证明，普通人可以在权威人物的命令下进行破坏性活动，甚至不必对他们进行武力胁迫。那些非人类的不道德行为并非只是恶魔或者变态的专利。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米尔格拉姆的发现重塑了我们的个人道德概念，让我们意识到社会压力能够如此强烈地影响我们的行为。也许你会认为，在道德困境中，人的道德准绳会指挥我们的行动，但服从实验却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告诉世人：在一个社会压力强大的实际情境中，道德观念也会被我们轻易地践踏在脚下。社会心理学溯源
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他人如何直接或间接影响我们的思维、感受和行为。由于绝大多数人类日常活动都是与其他人进行互动，因此，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研究范围是各种常态人类行为，包括第一印象、吸引、敌意、群体压力、无助等。
这个领域有着古老的渊源，自人类试图了解和推测他人行为的那一刻起就存在了。古代文献中很多关于社会行为的精辟见解流传至今。比如，在犹太学者几千年前撰写的《犹太法典》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要只看容器，要看容器里面装的东西。这句话其实表达的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真理：说服者的个人魅力、种族或性别会影响人们对说服者观点的接受度，但这些因素与这个观点没有任何关系。现代实验研究已经反复验证了这个现象。
尽管渊源古老，但是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实验科学却是新鲜事物，真正的历史只有100多年。1897年，心理学家诺曼·崔普利特（Norman Triplett）在《美国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实验室实验的文章，证明在有直接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被试完成工作任务（缠钓鱼线轴）的速度要比单独工作时快。这标志着社会心理学第一个实验的诞生。
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米尔格拉姆在1960年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时，这个学科在美国正处于鼎盛时期。战后数年中，社会心理学家个个野心勃勃、自信满满，认为他们能够提出新理论和新方法，对社会行为进行全新的解读。
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心理学界之所以如此自我感觉良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很多社会心理学家发现，社会心理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实际应用效果非常显著，可以用来鼓舞士气，进行社会宣传和调查研究，还能协助完成一些旨在改变公众态度和行为的政府项目。比如说，为了节省稀缺物质，社会心理学家可以说服消费者改变饮食习惯，选择一些不可口但有营养的食物。而这种自信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源于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他被公认为“实验社会心理学之父”。行为主义风行一时
20世纪的前半叶，美国心理学术界的主导力量一直是行为主义。行为主义运动的发起人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心理学家约翰·华生（John Watson）。他试图开创一种客观的实验行为科学，并将内在体验研究作为伪科学而摒弃。1913年，他在学术期刊《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吹响了行为主义的号角。这篇文章后来被看作是“行为主义者宣言”，开篇这样写道：
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心理学，是自然科学中一个纯粹客观的实验分支……该方法的重要部分不是内省形式，实验数据的价值不取决于它们是否可以用来解释意识。
实验心理学应该研究哪些课题？怎样的方法算是最根本的方法？当时业内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普遍的观点，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心理学家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他于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成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冯特认为，心理学实验的目的是通过内省的方法研究心灵的内在，即人类的意识。虽然成为一名内省心理学家需要进行严格的强化训练，但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并不可靠。因为不同的心理学家在不同的实验室中采用相同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却千差万别。华生的宣言无疑是对这种普遍观点的一次反击。
华生对内省心理学的批评是正确的，但是他的理论却有些矫枉过正。他完全脱离了内省心理学，彻底摒弃了主观感受，认为那不属于科学探索的范畴。华生行为主义最重要的继承人是B. F．斯金纳（B. F. Skinner），他将“强化”作为其激进行为主义的核心概念。斯金纳认为，对一个刺激行为的反应进行强化，得出一个有回报的结果，刺激和反应之间就会建立联系。举个例子，笼子里的鸽子发现，如果啄红色圆盘，下面的托盘中就能出现食物，但啄绿色圆盘不能出现食物。在这个例子中，红色圆盘是刺激，食物是强化。一段时间后，鸽子就能学会不断啄红色圆盘，不再理会绿色圆盘。
20世纪上半叶，行为主义作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学派在美国兴盛一时。1924年，弗劳德·奥尔波特（Floyd Allport）的著作《社会心理学》出版，这是确定将社会心理学作为大学标准课程的第一本教科书。这本书也受到了行为主义的影响，强调学习和条件反射在社会行为中的角色。
对行为主义者而言，社会行为其实并不“社会”。社会心理学依旧是一门研究个体的心理学，其他人只是另外一种刺激：社会刺激（social stimuli）。社会刺激就像物理刺激一样，会产生习得反应。该方法的支持者约翰·达希尔（John Dashiell）在1935年发表的文章中，专门用一章的篇幅回顾了1914年到1934年间出现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他在文章中表示：“我们要谨记的是，个体和周围人之间是一种客观的刺激-反应关系，我们要讨论的不是什么全新概念，采用的原则基本上是应用于非社会情境的原则。”这一章节中还记录了各种实验，实验目的基本相同，都是用来检验当个体进行手工工作、单词测试和猜谜等行为时，如果有他人在场，个体行为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但是相对而言，这些实验的类型过于单一、效果乏善可陈，无法展示真实社会中丰富而复杂的交互行为。发现情境的力量
库尔特·勒温和他的学生们通过设计精巧的实验，将实验方法应用于重要的社会行为之中，为结束强化理论的统治做出了重要贡献。
勒温是一名德国犹太心理学家。1933年1月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犹太人限制法令逐步升级。勒温预料到犹太人在纳粹德国将不再有容身之地，于是辞去了柏林大学的教师工作，在纳粹展开大规模屠杀之前逃离了德国。1935年，他在康奈尔大学任教，两年之后，又在艾奥瓦大学工作了9年。
早在柏林大学任教期间，勒温就以其创新性的理论和研究闻名遐迩，很多海外学生慕名而来，包括来自美国的学生。他来到艾奥瓦州之后，又有一批新学生受其教诲，其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中流砥柱。在柏林期间，他的研究范围包括动机、记忆、性格和儿童发展。来到美国之后，他的兴趣转向了社会心理学，完成了一系列先驱性的实验，于1939年首次发表了研究结果。一位社会心理学历史学家认为这些实验“在程序上的大胆创新具有划时代意义”。作为一名移民，他经历了德国和美国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因此对不同领导人物如何影响群众的问题特别敏感。他和他的学生诺那德·利比特（Ronald Lippitt）及罗夫·怀特（Ralph K. White）合作设计了一个实验范式，研究三种领导风格产生的影响，分别为：民主型、独裁型和放任型。领导风格实验
三名研究人员招募了一些11岁男孩被试，分成三个组，每星期见一次面，一起进行诸如制作面具等活动。每个小组都由一名研究人员领导，他们扮演的角色就是上面提到的三种风格的领导者。
独裁型领导总是单方面做决定，从不与小组成员商讨，他基本上保持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与小组成员保持距离，对成员进行批评或表扬的时候不做任何解释。相比之下，民主型领导总是很友善，会与全体成员一起做决定，对小组成员进行鼓励和指导。他在对这些男孩做出评价时，都会详细呈明缘由。放任型领导虽然友善，但提供帮助的方式是被动的，只在小组成员请求的情况下才会提供信息。这些领导者会在三个小组间进行轮换，每一组成员都能经历三种领导模式。
研究人员对男孩的行为进行了持续、系统的观察，结果发现，民主组和独裁组的生产力基本相同，均高于放任组，但三个小组的成员都很青睐民主型领导。在独裁型领导的管理下，男孩们最具侵略性。
勒温是一个热情而富有感染力的人，加之学生们对其衣钵的传承和推广，他的很多重要理论后来都成为定义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概念。首先，他的理论可以将社会交互行为中的那些无形特征具体化，比如领导风格等，因此就可以在实验室中对这些特征进行检验。其次，他的实验方法可以为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提供答案。
勒温学生中成就最为突出的就是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他于1957年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该理论的基础是：出现认知分歧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状态，就像饥饿或口渴一样，人们在出现这种状态之后会努力寻找解决方式。费斯廷格和他的学生们进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实验室实验，对该理论引出的各种假设进行验证。与米尔格拉姆同时代的很多社会心理学家都受到勒温及其学生的影响，他们探求社会心理学过程中的各种可能性，然后利用强有力的实验方法予以证明。
勒温的第三个理念发展成为现代心理学中另一个重要派别：情境主义（situationism）。他提出了一个叫作“生活空间”的概念，这个空间包括在“此时此刻”的具体情境中，作用于个体的所有潜在力量，行为就是生活空间的函数。勒温的“生活空间”概念强调共时和情境定因。另一位重要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家和实验家爱德华·琼斯（Edward E. Jones）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强化：（勒温）认为个体是心理空间中的一个点，受这个空间中的所有力量的驱使，向某个特定的方向运动……这种观点将人类看作长久进化历史的产物，强调个体对公共环境做出的有别于他人的独特反应。此外，勒温还将人类看作环境力量交互的一个点，认为个体与其他位置相同的人分享同时期知觉和相关的行为。
像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一样，米尔格拉姆也是一位情境主义者，他坚信即刻情境具有改变人类行为的强大力量。但是，是什么令他鹤立鸡群，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又是什么使他的研究如此与众不同呢？答案就是：他能够超越即刻情境中的可见力量，揭示情境中的某些无形力量。米尔格拉姆的研究始终贯穿着这个主题：情境中的无形力量。那些无法言传的社会规则和标准，对行为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这也正是本书所要表达的主题。
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将了解米尔格拉姆如何用独特的实验将这些无形标准具体化。这些实验方法包括：在纽约的地铁中，让一位年轻人请求年纪稍长的乘客给她让座；研究普通人在看过一个特别制作的电视节目后，是否会模仿电视中的行为从慈善捐款箱中偷钱。米尔格拉姆发明了很多轻松有趣的新方法，比如丢信方法和小世界方法。他用这些实验去挖掘那些无形的规则和标准，并经常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告诉我们：通过直觉预测自我和他人的行动并非总是那么准确。
米尔格拉姆自身就是一个复杂的个体，他的性格和行为中有很多谜一样的地方。人们对他的看法往往呈现两个极端，要么特别敬爱，要么特别鄙视。但正是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源源不断的创造力，使他成为当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的这种特质也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米尔格拉姆的好奇引领他不断拓展着社会心理学的疆土，探索着各种未知领域，比如城市心理地图和“熟悉的陌生人”。他的好奇心带给他的最大成就，莫过于引领他发现了两个普遍的人类行为现象。其一是人们对权威的极端服从性；其二是在一个巨大的网络中，点与点之间只需步骤极少的“六度分离”就可以连接在一起。这无疑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重大发现。
米尔格拉姆永无休止的好奇心让他自愿冲锋在科学的边缘地带，不畏冒险。特别是他的服从研究，振聋发聩又饱受争议。读者在本书中将看到，这些实验已经超越了常规学术的边界，受到众多领域的关注，包括法律、商业道德和医学。此外，这些实验还激发了艺术想象力，衍生出大量电影和戏剧作品。米尔格拉姆的研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数不胜数的文章中，在现代生活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是一个关于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故事，关于他的生活，关于他独具特色的创造力，关于他如何影响了我们的世界。第1章|chapter 01无名社区走出了高才生米尔格拉姆成长于人口混杂的移民社区，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哈佛。哈佛多元化的师资力量、丰富的知识体系以及广泛的社会关系，激发了他对社会科学的极大兴趣。
1933年8月15日，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出生于纽约的布朗克斯。父亲为塞缪尔·米尔格拉姆（Samuel Milgram），母亲为阿黛尔·米尔格拉姆（Adele Milgram）。两人都是来自东欧的犹太裔移民，他们相识于美国，于1931年2月结婚。之所以移民美国，是因为这片土地在他们心中就是一个完美的“黄金麦地那”（Golden Medina），一个遍地都是金子般机遇的地方，这几乎是所有犹太人远赴美国的初衷。
塞缪尔是一个糕点师，身高1米73，容貌神似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于1921年从匈牙利移民至美国。几年之后曾在德国短暂居住，在那里做学徒。斯坦利记忆中的父亲“特别结实，多年在店里揉面团的经历练就了他粗壮的双臂。他的面庞散发着犹太人特有的温暖光芒，高颧骨又表明了他的匈牙利血统”。
阿黛尔1908年出生于罗马尼亚，5岁时随母亲移民美国。她身材娇小，温文尔雅，浑身洋溢着快乐开朗的气息，一点小事都会让她开心大笑，深受家族中孩子们喜爱。她在家族中德高望重，人们遇到难题时都会向她征询意见，处理家庭纠纷自然也少不了她的协调。犹太小子的快乐童年
斯坦利出生在南布朗克斯博伊顿大街（Boynton Avenue）1020号一个小型公寓楼里。在公寓楼的西面，美丽的布朗克斯河蜿蜒向东缓缓流去。南边是布鲁克纳大道（Bruckner Boulevard）。1925年的布朗克斯大部分地方都是农田，斯坦利出生的这个地方在当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只能算是个“无名社区”，但是邻里间的气氛非常融洽，所有人都在为过上好日子而忙忙碌碌，这股劲头让这无名社区充满了活力。
多年之后，斯坦利这样描述他成长的地方：
这里总是热热闹闹的：丰满活泼的女人们穿着格子棉布外套，腰系围裙，坐在公寓楼门前的椅子上沐浴着阳光。她们快乐地或织毛衣或闲谈，时不时摇一摇旁边的婴儿车。孩子们在周围跑来跑去。有时候，楼上打开的某扇窗子里会传出母亲的声音，那是她们拖着长腔呼唤自己的孩子：“西——蒙——”或“伊——文——”，听起来就像唱歌一样。
社区里的移民大多都是来自东欧的犹太人，来美国的时间都不短了。有的在小商店里打工，有的自己开小店。还有一些人是公司职员、秘书或学校老师，这无疑提升了这个社区的档次……无论是点心师、印刷工、职员还是家庭主妇，所有人对未来都有着诸多计划和理想，不仅仅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那些在大街上踢球的孩子们。但在这些孩子眼中，世界的尽头就是这里的糖果铺。(1)
斯坦利是萨姆和阿黛尔的第二个孩子。他有一个姐姐名叫玛卓丽（Marjorie），比他大一岁半。斯坦利的名字取自他去世的爷爷西姆查（Simcha），希伯来语意为“快乐”。
5年后，斯坦利的弟弟约尔（Joel）出生了。关于这位即将到来的新成员，斯坦利最早的记忆就是，他和姐姐坐在公寓楼门廊的大理石台阶上，对即将到来的新宝宝进行种种猜测：“我们知道妈妈要去医院生孩子。关于婴儿是男是女，我和玛姬争论不休，她坚持会有个小妹妹，我则希望有个小弟弟。不过我们有一点共识，这个问题可不是我们说了算，要看医院的决定。”
约尔慢慢长大，总是跟在哥哥的身后一起胡闹，搞恶作剧。这样密切的关系一直持续到青少年时期。他们“狼狈为奸”的故事不仅让童年充满了快乐，还加深了兄弟情谊。在日后的岁月中，两个人无论相距多远都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斯坦利自儿时起就表现出过人的智商。上幼儿园的时候，母亲每天晚上都会辅导姐姐做作业，他就一直待在旁边听着。有一晚，他母亲和姐姐谈论的是亚伯拉罕·林肯。正巧，第二天，幼儿园老师就让孩子们说说这位总统。小斯坦利举起手，将昨晚“偷听”到的谈话重复了一遍。老师惊异万分，甚至让校长领着小斯坦利在所有班级的孩子们面前背诵这段话。
在77小学读书期间，他的聪明劲儿更是名声远扬。的确，小学老师心目中的斯坦利是一个出色的学生。他的弟弟约尔在成年后也对哥哥的成就深感自豪。但相比之下，小学时候的约尔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孩子，学习成绩也差强人意。哥哥的出色表现更是令他相形见绌。约尔上三年级的时候，他的老师斯蒂勒女士也曾是斯坦利的老师。有一次，约尔的考试成绩很差，令斯蒂勒老师颇为失望。她在发卷子的时候不断提醒约尔，他哥哥当年表现多么多么优秀。
课余时间，男孩子们大多是在学校操场和街道上踢球。斯坦利不擅长体育，基本上不参与这些体育活动。一位表兄给了他一套化学设备，他把大部分课外时间都花在摆弄这些设备上了，有时还会邀请朋友参与到自己的实验中来。这应该算是他的科学启蒙阶段。有一次他们在一个大细口瓶中装上钠，放进布朗克斯河。这个“钠炸弹”发出的火光和声音让四周的母亲们大为惊恐，纷纷跑过去看个究竟。各种实验总是能让斯坦利兴趣盎然。他曾在采访中说：“做实验对我而言就像呼吸一样是天性。我试图去了解世间万物到底是如何运转的。”
斯坦利的童年生活中，有两件事情尤其值得一提。因为这两件事情就像先兆一样，预示了他职业生涯的发展方向。第一件事情与群体力量有关。斯坦利这样写道：
那是夏季的一天，一个孩子被飞驰而过的汽车撞倒。社区居民举行示威，要求政府将博伊顿大街改成单行道。一群示威者站在人行道上，举着制作粗糙的标语。人群齐声喊：“静坐示威！静坐示威！”马路中间横着几个牛奶箱子做的路障。示威者坐在牛奶箱子旁边，阻止车辆来往。警察赶来后与示威群众进行协商，这件事情就解决了……我想，如果我出生在一个高档社区，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但那不是高档社区，而是20世纪30年代的布朗克斯，绝非懦夫之地，我们的要求实现了，马路最终改成了单行道。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斯坦利四五岁的时候。当时，比他大一岁半的表兄斯坦利·诺登（Stanley Norden）也生活在这个社区。这两个孩子的名字都源自他们的祖父。有一天，表兄跟着母亲来家里做客。大人在厨房里聊天，孩子们在卧室里玩耍，表兄坐在两张床之间的地板上。米尔格拉姆回忆道：“我决定用一条皮带来‘测量’两张床之间的距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皮带不小心滑落，皮带扣上尖锐的凸起砸在表兄的头上，流了点血。表兄开始哭，跑到自己的母亲那里告状。”米尔格拉姆被母亲大声斥责了一通，他也哭了。他并非有意伤害表兄，这只是一个意外，他对自己的错误感到非常难过。“尽管如此，为此受到责骂还是让人很难过。但是我好像并没有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很多年以后，我不是又试图测量某些东西，结果又有人批评我没有考虑到给他人带来的风险吗？”
1941年12月7日，日本轰炸珍珠港，美国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米尔格拉姆一家当时搬到了沃德大街的1239号，距离之前的出租房只有两个街区远。马路的一侧是一栋栋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的双户砖房，门前有一块小得可怜的草坪。他们就住在这样一栋房子的二层。新家更宽敞一些。约尔刚刚出生，他们需要一个更大的空间容纳新成员。
米尔格拉姆的父母有着强烈的犹太文化认同感，每当有亲戚拜访的时候，家中都回荡着抑扬顿挫、音调优美的意第绪语。在13岁犹太男孩成人礼之前，斯坦利曾在专门的语言学校中学习了几年的希伯来语。但是这家人并不那么严格地遵循犹太教的生活方式。他们会过一些犹太人的节日，比如逾越节和犹太新年。但节日的意义对他们而言更多的是家庭团聚，宗教色彩已经淡化了。
斯坦利13岁那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他在自己的男孩成人礼上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表达了他对战争的思考。
此刻，我成了一名真正的成年人，感受到了作为一名真正的以色列人的快乐。但此刻也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因为我知道在战火蹂躏的欧洲，很多犹太同胞都经历了巨大的痛苦。此刻更是一个思索犹太传承的时刻。我不知道是否会沿袭父辈的方式保持这些传统，但是我会尝试了解我们的民族，尽全力承担历史赋予我们所有人的责任。这是一个转变的时期，整个世界正在经历巨变。也许，我生命中的第13年将成为尤为重要的一年，因为它标志着犹太人民新时代的开始，这将是正义和自由的时代，是以色列人回到迦南故乡的时代……谨愿所有迫害、痛苦和战争彻底结束，愿以色列bimhareh beyomanu（希伯来语：快速地在我们这个时代）建于锡安。阿门。
1947年秋天，斯坦利升入詹姆斯·门罗中学（James Monroe High School），学校离家几条街远。他的中学同学和密友伯纳德·弗莱德（Bernard Fried）还记得，学校的建筑漂亮又实用，配有一流的设施和教学设备。这所高中成立于1925年，属于同一批示范学校中的一所。这批示范中学的外形类似，宽敞壮观，令人印象深刻。米尔格拉姆上学期间的学生人数大约为3 500～4 000名。据报道，这里的戏剧舞台是当时纽约所有学校中最大的，仅次于无线电城音乐厅（Radio City Music Hall）。大门入口处有一块大理石牌，上面铭刻着威廉·皮特（Willam Pitt）的座右铭：“法律的终点就是暴政的起点。”
学校采取分班制，高智商的好学生都会被安排在荣誉班。米尔格拉姆的智商为158，全校第一，自然也是荣誉班的一员。他学习成绩出色，暑假也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种学习班，每个学期都参加一两个课外班，只用三年就完成了中学的全部学业。
与斯坦利同期毕业的校友中，有一位名叫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学生。他后来也成了一名社会心理学家，并曾当选美国(2)心理协会主席。津巴多最为著名的研究是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ement）。实验随机选取普通大学生来扮演罪犯，将他们关在一个模拟监狱中。实验后期，这些学生的行为都出现了巨大转变。津巴多还记得米尔格拉姆是同届学生中最聪明的一个，当其他学生还在看《每日新闻》这样的小报时，他就已经开始看成年人专属的《纽约时报》了。
在门罗中学期间，除了学习之外，斯坦利还有很多其他的爱好。他是荣誉团体“阿瑞斯塔（Arista）社团”成员，是校报《科学发现者》（Science Observer）的编辑，还担任学校戏剧演出的编剧工作。每年毕业之时，他都负责编写毕业照下面配着的两行押韵诗。当时，菲利普·津巴多是他们班级中最受欢迎的学生之一。米尔格拉姆为津巴多配的诗是这样的：
菲尔副主席高又瘦，
蓝眼睛征服女孩心。
在为自己的毕业照配诗的时候，他写下了两句古怪的话：
当代最奇怪的事，
我写我的小小年鉴诗。与心理学一见钟情
1950年秋天，斯坦利高中毕业，成为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的新生。选择这所学校的最主要原因是这里离家很近，而且属于纽约城市大学的分校，可以免学费。皇后学院的原址曾是一所少年犯工读学校，斯坦利刚入学时的学校规模还很小，只有6栋密集的建筑，围绕着一个铺着草坪的四方院。只有雷姆森大楼（Remsen Hall）是全新的，这是专门为该学院修建的建筑。玛卓丽也在这里学习，她记得这个学校是“离家最近的市立大学，让你真的有上大学的感觉”。除了离家近之外，皇后学院的学术氛围也相当不错。1953年，福特基金会（The Ford Foundation）对全美的大学进行排名，该校名列人文科学第二，社会科学第十，被称为“市立大学体系中的哈佛”。(3)
上大学之前，斯坦利的兴趣点是“硬科学，主要是化学和生物学。但到了皇后学院之后，他思想中一些“柔软”的部分开始占上风，对“软科学”越发感兴趣。他在学校中主修政治科学，但也辅修了很多其他课程，比如英国文学、音乐和艺术等。他的学习成绩非常突出，获得过学校政治科学奖（School Award in Political Science）和辩论优异证书（Certificate of Excellence in Forensics），还是国家政治科学荣誉社团（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Honors Society）成员、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会员。他是很多课外活动中的主力干将，曾担任大学国际关系俱乐部的主席和辩论社团的副主席。他也涉足过音乐领域，曾与一名同学合作了一部百老汇风格的音乐剧，而中学时养成的吟诗爱好也被带到了大学。
1953年，即大学三年级的暑假，他千里迢迢来到欧洲，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游览了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最后到达的地方是意大利热那亚的美国领事馆，当时已是9月初，他口袋里只剩下2美元。他告诉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自己口袋空空、身无分文。为此，一名好心的年近五旬的助理领事为他提供了一点儿经济资助。为了能以最省钱的方法回美国，他找到一艘从德国开往美国的船，请求船员让他免费搭船回美国。船员们最初拒绝了这个请求，但凭着一股子执着劲儿，他终于如愿以偿，被安排在船上做电报员，甚至还有一个舒服的小房间。这种执着在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帮了他很大的忙。
在这三个欧洲国家中，他在法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从7月15日到8月14日。为了能够比较熟练地说法语，他还在巴黎大学参加了一个短期语言课程，法语口语练得相当熟练。在他声名鹊起以后，出现在法国的电视节目中，流利的法语让观众误以为他是地道的法国人。那年夏天他遇到了自己的初恋，爱上了一位叫弗朗茜的法国姑娘。与此同时，他也爱上了这个国家，后来曾多次故地重游。
但是不幸却在这一年末降临米尔格拉姆家。他的父亲萨姆突发脑血栓，在睡梦中离开了人世。那段时间他白天睡觉，晚上起来在面包房干活，因此可以和约尔分享一张床。12月11日的晚上，约尔听到父亲的闹钟响，但是萨姆却再也没有站起来。
整个家庭经受了巨大的痛苦。除了精神上的打击之外，一家人也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由于萨姆为了筹钱买面包房而退掉了人寿保险，家人无法得到保险金，家庭陷入无以为继的危机。但是阿黛尔是一个聪慧的女人，她选择从苦难中崛起，而不是被逆境打垮。由于过去一直在面包房里帮萨姆干活，她很快就在另一家面包房找到了工作。但斯坦利的学业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因为皇后学院免学费，此外他还获得了纽约州雷振茨奖学金（New York State Regents Scholarship），4年共1 400美元。玛卓丽毕业后开始在一所小学教书，她计划次年结婚，在这之前还可以帮助母亲一段时间。
父亲的突然辞世让斯坦利下定决心，一定要想办法保护自己未来的家庭，不要因为自己去世而受到经济方面的影响。此外，这件事情让他开始担心自己也会像父亲一样早早过世。事实上，结婚后第一年，斯坦利就曾对妻子说，希望自己能够活到55岁。当时他的身体很健康，这句话似乎太不合时宜了。他的妻子回忆道：
他不停地说希望能活到55岁，我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斯坦利都是我见过的最健康的人之一……如果患了伤风感冒，他不加理会很快就能好。后来，当他再说希望活到55岁时，我就对他说：“你和你的父亲不一样。”
米尔格拉姆从皇后学院毕业，获得荣誉文学学士学位。由于主修政治科学，他对驻外事务处的工作很感兴趣。1952年春天，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曾经写信给美国国务院的评审委员会，希望了解该处对工作申请人教育背景的要求，并索要考试模拟题。毕业那一年，他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研究生，很快就被录取。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的事业轨迹。第一件事情与他的好朋友伯纳德·弗莱德有关。斯坦利在皇后学院上学期间，伯纳德·弗莱德在纽约大学主修生物。但是弗莱德一直考虑在研究生阶段改学心理学。他密切关注心理学的发展情况，对这个领域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弗莱德清楚地记得在毕业那一年，“我和斯坦利待了一整天，主要是我给他讲述……我对心理学的看法”。他认为，这次谈话对米尔格拉姆后来选择心理学有着重大的影响。
此外，随着学习的深入，斯坦利对政治科学有了清楚的认识。那时候的政治科学思维方式多是哲学式的，但斯坦利不是思想派，而是行动派，因此对未来研究政治科学并不是很热衷。1954年春季学期的一天，米尔格拉姆在毕业班社会科学研究班上做了一次演讲，一位旁听的系主任对他的表现十分赞赏。他建议米尔格拉姆毕业后到哈佛的社会关系学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读研究生。米尔格拉姆从未听说过这个专业，那位系主任给了他一份介绍。这份介绍让他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他生平第一次了解到，很多政治科学家感兴趣的团体现象，比如领导风格和大众说服，还可以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而在实验方法的前沿阵地上冲锋的都是社会心理学家。
20世纪50年代，福特基金会的行为科学部（Behavioral Science Division）设立了一项奖学金，鼓励大学本科生学习行为科学。其他专业的大学生如果选择行为科学为研究生专业，基金会将为他们提供每年1 800美元的奖学金。斯坦利申请了这个计划，并于1954年4月收到一份电报，通知他申请已经批准。那一年，该计划收到了来自57所大学的103份申请，共有22人获得了奖学金，其中8名奖学金获得者将有幸到哈佛的社会关系学系深造，米尔格拉姆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获得了奖学金，但他却没有达到去哈佛攻读社会关系学的标准。由于在皇后学院期间没有参加过任何一门心理学课程的学习，缺乏足够的基础知识，他的申请被哈佛驳回。1954年5月30日，在写给哈佛社会关系学系的信中，他表达了被拒绝的失望之情。他认为，整个奖学金申请过程中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如果他曾经选修心理学的课程，那就不能申请福特奖学金，因为该奖学金是为非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设立的。他在信中说，为了弥补“专业基础不足”的问题，他将在夏天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心理学课程，每星期5天，总课时相当于普通心理学一学年的课程。此外，他还将在皇后学院人类和社会科学系主任的指导下，进行大量的专业阅读。
很快，他就收到了哈佛社会关系学系高等学位委员会（Committee on Higher Degrees）主任高尔顿·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的回复。奥尔波特当时也是研究生部的主任。他对米尔格拉姆的夏季突击补习计划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仅靠夏天的突击难以确保他在秋天顺利入学。他建议米尔格拉姆向哈佛特殊学生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Students）提出申请，以特别学生的身份在哈佛读一年的预科，弥补专业上的不足。奥尔波特会亲自告知特殊学生办公室，“是本系建议你提出该申请”。此外，他还表示，米尔格拉姆以特殊学生身份入学之后，他会在课程选择上予以指导。一年之后，“估计就可以申请来年的正式学生了……当然，你夏天的学习计划也是很有用处的”。米尔格拉姆听从了奥尔波特的建议，6月30日，哈佛特殊学生办公室批准了他的申请。
奥尔波特在信中明确表示，预科期间主要学习心理学大学本科课程。一年预科结束之后，转为正式学生的可能性很大。但是米尔格拉姆有自己的想法，他希望能在夏天尽可能多地完成本科课程，预科期间就可以继续学习博士学位课程。如果第一年的学习效果很好，并且在第二年顺利转为正式研究生，他就可以提出申请，将预科期间所学课程的学分纳入总成绩。如此一来，即使是作为一名特殊学生进哈佛，他也会如期毕业，而不是浪费一年的时间。
他大幅度增加了暑假的学习计划，一口气在纽约的三个高等学府学习了6门心理学大学课程，分别是：在布鲁克林学院（Brooklyn College）学习人格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折中法课程，在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学习普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格式塔方法，在纽约大学学习儿童心理学和一门社会学课程语言与社会。所有科目的成绩都是A。
奥尔波特为米尔格拉姆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为此，米尔格拉姆在一封信中表达了他的谢意：“您和系里提供了慷慨的建议和指导，我对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期待着与您和社会关系学系愉快而富有成效的合作。”奥尔波特在信中叮嘱米尔格拉姆：秋天来到校园之后，一定要来找他。然后“我们共同制订一个对你的学业最有利的计划”。
这段书信往来奠定了两个人未来关系的基调。奥尔波特不仅是斯坦利的导师，还是他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朋友，一直给予他最大的鼓励和支持。奥尔波特欣赏斯坦利勇往直前、永不妥协的冲劲，当他感觉这名学生需要些忠告时，会巧妙地施以压力，却不会激发米尔格拉姆的逆反情绪。斯坦利对奥尔波特的建议和忠告也表示出充分的尊重，尽可能冷静行事，避免显得好出风头。
奥尔波特去世后，斯坦利曾用充满尊重和爱戴的语气回忆道：“高尔顿·奥尔波特是我一生的良师益友。他为人谦逊，总是那么精神焕发，你能感受到他的关爱……他让我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的潜力，在精神和情感上给予我巨大的支持。他对人有着一种深刻的关怀。”
选择哈佛是米尔格拉姆事业发展历程上的关键一步。他终于从宽泛的兴趣爱好中精选出一条最适合他的道路。他在这里遇到了很多朋友，其中一些人成为他的毕生挚友。此外，虽然他在皇后学院期间曾经有过几次约会，但那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到了哈佛后，他变得越来越自信，这有助于他建立更加严肃的爱情关系。
但是在1954年的那个夏天，年轻的米尔格拉姆并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人生转变。他感到开心只是因为可以离开列治文山的小圈子。他觉得周边的同龄人大多无聊乏味、无知粗野，这让他备感孤独，如饥似渴地希望寻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伴。此外，继续研究生学业还有一个附加的好处：可以让他避免征兵入伍。他已经准备好拥抱哈佛，哈佛准备好迎接他的到来了吗？穷小子的坎坷求学路
1954年秋天，米尔格拉姆来到了位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踏上了心理学之旅的起点。当时的哈佛社会关系学系是一个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团体。该专业成立于1946年，目标是将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4门学科整合为一体。该系的创办者高尔顿·奥尔波特、亨利·墨瑞（Henry Murray）、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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