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君玉离,萧十二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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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超好看大全集试读：
前言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是狂风暴雨下搏击的日月，是一页写满惊叹号的历史。
虽然刀光剑影早已黯淡，鼓角争鸣渐渐远去，湮没的黄尘古道也已了无踪迹，荒芜的烽火边城再无人记起……但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一串串熟悉的名字并没有被岁月带走。刀光剑影之间，春秋战国的英雄们在纵横驰骋。
遥想当年，褒姒初嫁了，西周的江山就倾倒在她嫣然的笑靥之下。戎人入侵镐京，天子蒙尘、梓泽丘墟，当郑武公一路辅佐着周平王东迁洛阳，史书就翻开了新的一页。从此以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天子虽然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但中国却已经进入了剑拔弩张、战火纷飞的新时代，这一年是公元前771年。
这是一个争杀不断的年代，“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虽然生灵涂炭，却又英雄辈出，创造了一个个英雄造时势的神话。
齐桓公首霸诸侯，楚庄王一鸣惊人，赵武灵王励志兴邦，燕昭王求才若渴，这些贤明的君主渴望国家崛起，于是有了管鲍之交、问鼎中原、胡服骑射、黄金台招贤的典故。
孔子为了宣传“仁”的思想周游列国、有教无类，老子追求“道”的精髓飘然出关留下千古奇书，荀子为传播学说传道授业，韩非将自己的思想著书立说，庄子追求精神自由寄情笔端……于是有了百家争鸣的热潮。
商鞅有经天纬地之才，吴起为求留名于青史，历尽艰辛百折不挠，于是有了五马分尸的惨烈，有了杀妻求将的悲壮，更有了雄起的强秦及数十年无敌于天下的魏武卒。
曹刿、白起、王翦、廉颇、李牧这些有勇有谋的将领们，在战场上力挽狂澜。
管仲、晏婴、子产、范蠡、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这些万众瞩目的政治家，在政坛上风生水起。
还有张仪、苏秦这两位师出同门却分道扬镳的纵横家，他们的雄辩和智慧令其在各诸侯国大展拳脚。
……“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正是有了这些君王及臣子的不懈努力，“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才在诸侯中脱颖而出，并在中原大地上交替问鼎。“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群雄为一展胸中抱负逐鹿争霸，为了满腔热血驰骋纵横。君择臣，臣择君，名臣将相们引领着时代的风骚，他们奔走游说，合纵连横，才为重己者用，身为知己者死。
可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也有很多来不及的遗憾。
汨罗江畔，屈原发出了“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举世皆醉而我独醒”的感叹，生不逢时与壮志难酬是他的悲哀。
易水河边，荆轲高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雄心，只身抗秦、慷慨赴死是他的悲壮。
生存的智慧在血与火的交织中迸发，竞争的残酷在硝烟的弥漫中隐忍。战争号角依旧在高奏，群雄争霸的战火还在中原大地上盘旋。凭借强大的国力，秦国最终结束了几百年的纷乱局势，建立了统一的帝国。“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春秋战国已经越来越远，那段岁月里的恩怨情仇已经随着时间的前行变得越来越理性，但它留给历史的余响依然在飘荡。
回顾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有那么一个时期，中国人曾经血脉贲张、肆无忌惮、精彩绝伦地生活着。
书写一部历史，是为了与历史中的人物身影交错，携手同游，共经兴衰的波澜，体味人生的豪迈与遗憾。本书在正史的基础上，综合各家之言，将古今中外许多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汇聚其中。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我们细心汲取，精心雕琢，将春秋战国群雄逐鹿中原的霸气以及他们在乱世中驰骋的最真实内幕展现给读者，并试图进入到历史事件的背后，深度挖掘历史人物内在的真实情感，用历史事件来展现人性的复杂和诡秘，透过历史的迷雾，解构历史中的人物，以人性洞察历史，还原历史真相。
在这里，为你打开了一个了解春秋战国历史的门扉，从群雄激荡的强弱之争中找到智慧的钥匙。
第一卷 谁是强者，诸侯纷起下的霸主初现
第一章 风起云涌，落地的天子不如侯
乱世风云的揭幕
三千六百多年以前，夏朝诸侯商汤亲率大军在鸣条大败夏桀，建立了大商王朝。一战成功，当初有戎氏活泼娇媚的女儿吞下天命玄鸟之卵而生下的传奇人物契的后代们，终于享有了无限的权力，无上的尊荣。
但是，仅仅六百年以后，大商的王位传到了帝辛的手中，他骄奢淫逸、暴虐成性，遭到了天下人的唾弃，最后被人冠以“纣”字作为谥号。《说文解字》援引谥法的解释：“残忍捐义曰纣。”而这个“残忍捐义”的帝王，正是那位被列为圣人明主，一向与尧、舜、禹并称的商汤的后代。
同商一样，周也有一个背负着传奇出身的始祖后稷，有邰氏之女姜嫄“履大人迹”而怀孕生下了后稷；若干代以后，也出现了一个足以与商汤相提并论的圣人明主——周文王。牧野之战，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打败了商汤的后裔商纣王，于是后稷的后代们取代了契的后代们，成为了天下共主，开创了大周王朝。
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的某一天，周王朝的首都镐京，这个天子所住的中心之地，往日曾经是一片欢乐祥和的和平景象，如今却陷入了战乱之中。男女老少哭声震天，仓皇慌乱地试图从戎族的铁蹄下逃得性命。镐京城外，骊山上的烽火台正在熊熊燃烧，滚滚浓烟缓缓飘摇到远方，但是原本应该见烽火而勤王的诸侯军队却不见踪影，徒留下数个烽火台无助地矗立在寒风中。
大周天下承平了四百年，“分”的时代即将到来。当年武王伐纣之后，在镐京定都，建立了西周王朝。然而数代之后，周昭王南征，死在汉水之畔，周王室的权威受到挑战，势力逐渐衰落下来。
到周厉王时，虽然对外大肆扩张，但对内却极尽盘剥之能事，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政策，将原本为公用的山林川泽一概划归天子专有，禁止人民入内砍伐渔猎。为了压制国人的不满情绪，周厉王又实行因言获罪的高压政策。三年之后，不堪暴政的国人发生暴动，推翻了周厉王的统治，史称“国人暴动”。此后，各路诸侯齐聚镐京，以会议的方式暂时摄政，史称“共和行政”。周王室的统治这一次是真真正正被动摇了。
十四年之后，周宣王即位，苟延残喘的西周王朝似乎又出现了中兴的迹象。在周宣王的指挥下，周朝在西北、东南、南方等地都拓展了疆土。然而，积重难返的经济形势却让中兴只是一场空谈。日益瓦解的井田制让周朝经济面临着危机，而周宣王在处理内政上的不智和妄杀也使大臣噤若寒蝉，诸侯离心离德。到周宣王晚年，四周的夷、狄、蛮、戎复又卷土重来，一度攻入中原地带。
周宣王之后，周幽王继承了王位。他即位伊始就遭遇了一场严重的地震，诗经中描写这场地震：“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足见这场地震对人民生产生活的破坏。可是周幽王面对周纲陵迟的局面，不仅不励精图治，反而迷上了一个叫褒姒的绝色佳人，“从此君王不早朝”。
周幽王不顾朝政大事、国计民生，成日绞尽脑汁想博美人一笑。不过褒姒虽然如花似玉，但却冷若冰霜，始终没有对周幽王展露过笑颜。大臣虢石父为周幽王想出了一个十分荒唐的办法：将向诸侯报警用的烽火台点燃，请美人看看兵荒马乱却白扑一场的丑态。这个计划果然成功了，看着从各地星夜赶来勤王救驾的诸侯们人喊马嘶劳师动众，褒姒居然真的展颜一笑。这下周幽王大悦，他重赏虢石父，全然不顾真相大白后愤怒和气恼的诸侯们。
数年之后，褒姒生下一子伯服。爱屋及乌的周幽王，居然将原来的王后申后和太子宜臼全部废去，想要以褒姒和伯服取而代之。申后的父亲是申国的诸侯，当被废黜的消息传来时，申后大怒，奔回了父亲处哭诉自己的不幸。周王室的权威此时本来就所剩无几，而申侯又护女心切，一怒之下联合鄫国和犬戎向周幽王发起了进攻。
大兵压境，无力抵挡的周幽王燃起烽火台向诸侯求救，可诸侯却以为仍然是周幽王和褒姒的把戏，根本不予理睬。面对着蜂拥而至的犬戎，周幽王瞠目结舌，手足无措。于是之前的那一幕乱相便出现了，西周就此宣告灭亡。
犬戎轻易攻占了镐京后，又掳掠了不计其数的人口和财物，然后退兵而去。数日之后，得到消息的各国诸侯才先后赶到了镐京，可是为时已晚。周幽王和伯服死在了乱军之中，而褒姒也下落不明。在申侯、侯等诸侯的支持下，太子宜臼在申即位称天子，是为周平王。
此时整个镐京乃至周边地区残破不堪、一片狼藉，完全没有能力防御西戎的二次进攻。周平王决定向东迁都，于是，在晋国和郑国的支持下，周平王将镐京中劫后余生的王公贵族、贵重财物等搬迁到成周（今河南洛阳），正式定都成周，史称“平王东迁”。
至此，周王朝由盛而衰，不过，周并没有如同商一样，被继起的诸侯取而代之，而是转化为诸侯混战、各不相让的新时代——春秋战国时代。
天子跌落神坛
平王东迁虽然在形式上保住了周王室的天子地位，但在事实上却远非如此。由于连年天灾和西戎的兵祸，又兼之自厉王以来的穷兵黩武政策，周王室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地步。领地逐渐缩小，财政入不敷出，礼制破坏殆尽，权威也一落千丈。
关中地区原本是周王室的发祥之地。秦国将西戎击败后，将关中岐山以东的土地归还了周王室，但由于西戎对中原的威胁，东迁之后的周王室根本无力顾及此处，于是不久之后，这块名义上属于周王室的土地便被同样地处西陲的秦国顺理成章地接收了。
为了奖掖支持周王室有功的晋国、郑国等诸侯，周王室又先后将周围的一些土地分赐给他们。周惠王四年（公元前673年），将虎牢关以东之地赐给郑国，将陕西东部的酒泉地赐给虢国。周襄王十七年（公元前635年），又将黄河以北的温地赐给晋国，这种行为导致周王室的领地不断缩小，其实际占有领域东至荥阳，西抵潼关，南达汝河，北临黄河。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随着秦晋二国征服陆浑，并将其族人内迁至中原伊川一带，周王室的领土被进一步压缩，仅据有今河南省西北一部分土地，方圆不过一二百里，其面积甚至不能和稍大的诸侯国相提并论。
土地缩小带来的恶果就是财政状况的捉襟见肘。春秋初期，手工业和商业并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来源几乎全仰仗于农业生产。而周王室靠着那么一点点地盘，连支应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都勉为其难，更遑论王室的巨大日常开销。据说，周平王死后，王室居然穷到拿不出钱为平王办一场像样的丧礼，继位的周桓王只得派人到鲁国“求赙”，希望鲁国赞助些丧葬费和陪葬品。
虽然说“天子不求私财”，但在恶化的经济局势面前，周王室也无法再维持高高在上的形象了。周襄王即位后，居然倾全国之力也找不到一辆供天子乘坐的马车，只得又派人到鲁国去要，结果被鲁桓公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诸侯不贡车服”赶了回来。
周景王曾经责难晋国不向王室进贡日常用品，却被掌管典籍的籍谈以从来没有受过周王室的恩赐为理由回绝，周景王立刻历数了周王室对晋国的封赏，把籍谈说得哑口无言。这就是成语“数典忘祖”的来历。可是，周景王的伶牙俐齿并不能缓解周王室的财政危机。
郑国大臣子大叔曾对晋国执政的范献子谈到晋国和王室之间的关系时，引用了诗经中的一句“缾之罄矣，惟罍之耻”，意思是说：酒瓶如果空了，就是酒缸的耻辱啊。子大叔将周王室比作酒瓶，而将晋国比作酒缸。这个比喻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当时周王室在经济上对诸侯国的依赖程度。
辖地减少，财政匮乏，周天子原本凌驾于其他诸侯之上的政治和经济资本都烟消云散了。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本依托于西周时期旧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建立起来的一套全面而系统的礼制也“礼崩乐坏”，天子的权威得不到尊重，往往遭到有实力的诸侯轻视。
在西周时期名目繁多、体系严密的礼仪系统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列鼎制度。鼎原本是一种烹煮食物的炊具，后来由于在祭祀礼仪中的重要地位而逐渐被神圣化，成为权力的象征。根据《周礼》规定，在祭祀时，天子列九鼎，诸侯列七鼎，卿大夫列五鼎，士列三鼎，死后也以相同的数目陪葬。
然而到春秋时期，这一制度被早就不将周天子权威放在眼里的诸侯们破坏殆尽。周庄王九年（公元前688年），南方的楚灭申，从此领土直接同周王室毗邻。后来楚庄王争霸中原，在周王室边境陈兵数万，并向周王室派出的大夫王孙满打听周天子九鼎的轻重大小。这就是成语“问鼎中原”的来历，楚庄王赤裸裸地暴露了他想要取周王室而代之的野心。
明面上尚且如此，在地下长眠的诸侯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僭越礼制了。在新中国成立后考古人员对河南虢太子墓的发掘时，在墓中发现了七鼎，根据礼制，诸侯才能用七鼎，而太子同卿大夫只可以用五鼎。而今太子如此，虢国国君自然用的是九鼎，这无疑是僭越之举。这种在西周时期一定会导致身死国灭的行为，在春秋时期却十分寻常。
另一件能表现周天子权威的事就是“巡狩”。所谓“巡狩”，就是每隔几年，周天子都要出行祭祀名山大川，考察诸侯政绩，并且根据考察结果，重新分配诸侯的爵位。然而自周平王以后，天子几乎就没有进行过巡狩。泰山脚下原本有一块周王室的田产，其收成专供周天子祭祀泰山之用。由于周王室不能直接管理，就交给郑国代为耕种。结果后来郑国看周天子久不巡狩，便将这块地据为己有，并用其交换了鲁国的另外一块领土。
在传统礼制中，除了周天子要定期出行，诸侯也要不时赴王都觐见天子。举凡诸侯死后，要继位的新君必须亲自到王都请天子赐予爵位和衣冠圭璧等礼器，由天子赋予其继位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之后才能够正式成为新的诸侯，这就是所谓的“受天子之命”。此外，诸侯还要定期进京述职。若无正当理由不述职者，周天子有权对其进行包括降低爵位、削减封地乃至兴师问罪的处罚。
到了春秋时期，受天子之命的礼仪虽然还有，但形式的庄严神圣性却大不如前，诸侯继位时只需要派个使者去“请”周天子的王命就可以了，而周天子也只好自欺欺人地称之为“赐命”；至于一些势力较大的诸侯，周天子更是不请自来地主动将“王命”送给对方。受命尚且如此，述职就更无从谈起。诸侯不仅不去成周述职，相反倒是周天子几次三番地派大夫“聘问”诸侯。
在西周时期，周王室的统治者作为“天子”，身兼神和人的属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然而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仍然还是实力说话，跌落神坛的周天子不仅无力掌控天下，在不久的将来，还要面对着野心勃勃的诸侯对其地位展开的轮番冲击。
兄弟不是兄弟，叔侄不是叔侄
随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逐一破产，周王室的权威一落千丈，只能在各个诸侯的夹缝中勉强度日。可是对各国的诸侯来说，日子也并不好过，他们同样面临着来自卿、大夫乃至于士的压力。整个社会出现了一场“下克上”的巨变，无怪乎孔子要哀叹“乐崩乐坏”了。这一情况的出现，乃是由于宗法制度的解体所造成的。
简而言之，宗法制就是基于血缘关系分配权力和财产的制度。其历史十分悠久，根据考古材料得知，早在商代就有了这一制度的雏形。但西周对此制度进行了改造和发展，使其更合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局势。
西周宗法制规定“立嫡以长不以贤”，也就是说在选择王位继承人时，只有正妻所生的长子——也就是嫡长子才有资格；其余妾生的诸子则称为庶子，被分封在各地成为诸侯。依此类推，在诸侯国内，同样由嫡子继承诸侯之位，而庶子则被封为卿，卿的庶子封为大夫，大夫的庶子则成为士，士的庶子则成为一般平民。
这样的设计使整个统治阶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形结构，在如此复杂而严密的体系当中，每个人的身份都是相对的，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天子是绝对的大宗，而诸侯相对于天子是小宗，在封国内又是大宗。如此环环相扣，紧密相连。在政治上，天子是一国之君，具有绝对的政治权力，而在宗族上，天子又是族长，具备血缘上的优势，在宗庙祭祀时也占据主祭的地位。而处于这一链条上的诸侯、卿、大夫、士也莫不如此。宗法制将政权和族权融为一体，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周王室的统治更加牢固。周天子的权力便由此而来。
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宗法制逐渐从内部出现了裂痕。它规定的“立长不立贤”的原则屡屡被当权者挑战。前面已经说过，周幽王宠幸褒姒，将其所生的伯服立为太子，这无疑破坏了嫡长子继承制。虽然周幽王自作聪明地先行将申后废除并改立褒姒为皇后，但这一掩耳盗铃的行为却不能改变他肆意践踏规则的事实。结果周幽王因此身死国灭。
周幽王给后来的王室子弟们做了一个非常恶劣的榜样，到春秋年间，那些不安于现状的庶出子弟纷纷联合大臣或是有力诸侯，想要登基篡位，王室内乱频频上演。周庄王三年（公元前694年），执政的大臣周公黑肩（又称周桓公）对即位没多久的周庄王不满意，竟然打算弑君政变，改立庄王之弟王子克。幸得事情后被辛伯告发，周公黑肩身死，王子克流亡到燕国避难。
周公黑肩和王子克虽然没有成功篡位，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效仿。周惠王即位时，曾经夺取了蔿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几位大夫的土地田产，心怀不满的五大夫遂拥护蔿国的学生、周惠王的叔父王子颓发动叛乱。虽然一度被周惠王击败，但在卫国和南燕国军队的支持下，王子颓反败为胜，将周惠王赶到郑国。这是发生在周惠王二年（公元前675年）的事情。直到三年之后，周惠王才在郑厉公和虢叔的帮助下回到成周，平定叛乱。
周襄王三年（公元前649年），其异母弟王子带勾结西戎和北狄，想要弑君造反。虽然周襄王先下手为强，把王子带赶到了齐国，但王子带并不死心。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636年），王子带卷土重来，在周王室一些大臣和北狄的里应外合下，攻占了成周，周襄王只得逃到郑国避难，后来还是晋文公重耳出兵平叛，杀掉王子带，周襄王才得以重登大宝。
这样的事情愈演愈烈。周景王二十四年（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去世，原本应该由太子王子猛即位，但周景王生前却宠爱庶长子王子朝，并指定由其即位。二人为王位发生争夺，王子猛虽然称王，但旋即被王子朝杀死。王子猛之子王子匄即位后，同王子朝混战三年之久。
周定王二十八年（公元前441年），周定王去世，继位的太子去疾即位仅三个月就被弟弟王子叔杀死，而王子叔即位五个月后又被弟弟王子嵬杀死。此时已是春秋末期，而周王室的内乱却到了变本加厉的地步，终于导致了周王室的再次分裂。王子嵬即位后，封其子王子班于巩（今河南巩义西南），后来分裂为“东周国”。
王室如此内乱，在政治和经济上占据优势的诸侯国已经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往往参与到周王室的内乱中；但与此同时，卿大夫在诸侯国内为了争夺国君之位而掀起的内乱却也层出不穷，此起彼伏。根据后世历史学家对史书记载的统计，整个春秋时期，竟然有四十三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害，至于在动乱中丧生的卿大夫更是数不胜数。
宗法制的衰败，也导致了官吏任用制度的变革。原本在宗法制下，官吏采取世袭制度，不同级别的官吏由卿、大夫、士等贵族世代担任，父死子继。在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往往看到周王册封某人“更乃祖考服，司某事”——也就是换上祖辈的官服去上任的意思。
然而随着宗法制的破产，这种被称为“世官制”的任官制度也动摇了。随着卿大夫甚至是士等下层贵族势力的日益崛起，他们借助人数优势，广泛地参政议政，进入权力中心。即使是对传统礼乐制度颇多维护之词的孔子，他的父亲也只是低级贵族出身，而孔子却一度当上了鲁国的司寇。
大量的下层贵族进入原本由少数高级贵族把持的政坛，难免造成僧多粥少的现象。因此，在本国郁郁不得志的人，就会转而到他国求官。“楚材晋用”便反映了这一情况。大量的异国人才，在其他国家诸侯，甚至是卿、大夫家中担任家臣，这在西周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选官制度的改变也造成了俸禄制度的变化，原本宗法制能够与井田制联系起来，用分封土地的方式来发放俸禄，《国语》中对此描述为：“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然而随着做官人数的增多，商品经济的兴起以及土地的私有和买卖，土地明显不够分配，因此便改成了以粮食为支付手段的谷禄制。《诗经·大雅·板》写道：“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毋俾城坏，毋独斯畏。”这段话用充满赞美的语气将宗法制度比喻为坚固的城墙，然而在春秋时代，这座看似牢不可破的城堡却被时代的洪流冲击得摇摇欲坠。
按下葫芦浮起瓢
武王伐纣，牧野一战，灭掉商朝，建立了西周王朝。为了巩固统治，西周统治者按照宗法制的原则，将土地分封给周王室的子弟以及有功之臣。武王、周公、成王时期，陆续封赏了七十一国。随着周王朝的扩张和贵族子弟的增多，诸侯封国日益增多，到春秋时竟然有所谓千八百国的说法。
当然，在这千余国之中，必定有大有小，而且其名目也并非全部载于史册。史学研究者统计了《春秋》《左传》的记载，其中共有国家一百四十八个，而较大的则有齐、晋、楚、秦、鲁、曹、郑、宋、卫、燕、陈、蔡、吴、越等十四国。
之所以会出现诸侯国数量逐渐减少的情况，是因为，在西周时期的分封制中，对诸侯的管辖范围成为“邦域”，并有严格的限定，诸侯不能随意变更或离开领土。但是诸侯的邦域毕竟有大有小，从而造成了诸侯的国力也有强有弱，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领土广袤、治理有方的诸侯国，其影响力逐渐跨越邦域，扩展到周围地区，构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强国势力范围内的小国家或者成为附庸，或者干脆为大国所灭。这种情况，在西周时期已经有之，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势力衰微，已经不能有效管制诸侯国之间的事务，于是野心勃勃的诸侯国之间往往爆发了激烈的兼并战争，小国沦亡的情况就更加寻常。据清代学者顾栋高统计，春秋时期，齐国兼并10个国家，晋国兼并18个，秦国兼并12个，楚国兼并42个；而像鲁国这种中等诸侯国也兼并了9个，宋国则兼并了6个。
在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争霸中，地理位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位于中原地带、交通便利的国家，或是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以及位于边疆、地域广袤的国家均先后强大起来，在春秋时期的政治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十几个较大的国家中，位于东部的是齐国和鲁国。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地，位于现在山东省东部，虽然看似远离中原，但却“据渔盐之利”，在春秋时期发展得很快，后来成为一方霸主。
跨过泰山，鲁国就位于齐国的西南角。鲁国原本是周公的封地，和周王室关系亲密，因此也享受着特殊待遇。诗经中有这样的诗句：“王曰叔父，嘉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可见鲁国对于周王室的意义尤为重大。春秋初期，鲁国还一度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后来对外受制于齐，对内受困于卿、大夫掀起的连绵不断的内乱，逐渐衰落下去。
位于南部的是楚国。楚国的先祖熊绎据说是祝融的后代，虽然经过周文王的册封，但由于地理位置游离于中原之外，一向被中原各国目为蛮夷。可是，正是这个蛮夷，在周昭王、穆王时一度与西周王室打得难解难分，逼得周王室在南方册封申国，作为防备楚人的前哨站。到春秋初期，日渐强大的楚国干脆自行称王，和周天子平起平坐起来。
位于西部的是秦国。秦国和楚国一样，虽然号称是名门之后（秦国国君据称是大禹治水的主要助手——伯益的后代），但亦因地处偏远而被视作戎狄。直到秦襄公时，适逢平王东迁，而秦襄公出力颇多，才正式被封为诸侯，随后又接收了西周的王室故地，从此逐渐成长为一方霸主。
位于北部的是晋国和燕国。晋国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的幼帝唐叔虞的封地，原本称为唐国，后来因为晋水的原因，改称为晋国。平王东迁时，晋国也曾经参与其中。春秋时期，晋国长期陷于内乱，还出现了小宗攻灭大宗的情况。尽管如此，晋国国力始终很强，在春秋政治舞台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晋国的东北是燕国，燕国的始祖是和周公旦齐名的召公奭。燕国地处东北，本来地势偏远，幸好是周王室的嫡亲子孙，才没有被中原诸侯排挤。不过，收到地理位置的影响，燕国在春秋时期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动静。
中原地带——也就是今天的河南一带邻近周王室，诸侯国更是众多，形成犬牙交错之势。其中比较大的首推郑国，其实郑国立国颇晚，是由周宣王册封其弟王子友而形成。王子友颇有政治眼光，在西周末年的动乱中，他提前就转移了封地的财产和人口，因此郑国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因为在平王东迁时出力颇多、地位陡升，成为春秋初年中原地带的强国。
郑国往东是宋国。宋国是商朝王族的后代，作为前朝旧人，被封在中原地带原本是要接受四周周王室子弟的监视。可到了春秋时代，宋国居然凭借着有利地形还短暂地崛起，可惜其国力并不足以支撑其野心，因此霸权一瞬即逝。后来更沦为兵家必争之地，饱受战争的祸害。
卫国也是中原比较重要的诸侯国，它的历史也很悠久，是周文王之子康叔的封地。春秋时期，卫国曾经多次参与政治活动，表现也算活跃。令人称奇的是，也许是卫国太小，小到无足轻重，卫国之名一直存留到秦二世时才被正式废国。
到春秋后期，东南地区的吴国和越国也相继崛起。这两个国家原本也是“蛮夷”，但都先后以其强大的实力获得了中原霸主的地位。
春秋时期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就是由这些国家共同创造的。不过，春秋初年，各国诸侯势力还算相对平均，受制于相对平衡的势力范围，各个国家暂时还尊重名义上的“共主”周天子，共同抵御四方蛮夷戎狄的入侵，因此周王室虽然窘迫，倒也还能勉强维持稳定，惨淡经营。不过，这种情况仅仅持续了几十年。随着诸侯国实力的强弱变化，脆弱的平衡终于被打破。春秋时期的政治局势终究还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率先发难的，就是和周天子相距不远的郑国。
第二章 初露锋芒，郑庄公小霸中原
拿下弟弟的两种方法
在春秋初期的各诸侯国中，郑国与周王室的关系十分密切。公元前771年周平王东迁之时，郑武公便护送周平王到洛阳，并因护驾有功而被封为卿士，参与周王室的政务决策，还获得了很多土地作为封赏。第二年，郑武公又将郑国的首都迁到新郑（今河南新郑北），由于这里土壤肥沃、交通便利，郑国很快便成为了当时最为强大的诸侯国。
郑武公的妻子是申国国君的女儿武姜，她为郑武公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是在她睡梦之中出生的（一说难产所生），因此命名为寤生；小儿子名叫叔段。寤生的出生很不顺利，所以武姜一直不喜欢他，再加上“百姓爱幺儿”，武姜十分偏爱幺儿叔段。
其实，母亲偏爱哪一个儿子并不重要，但是武姜的态度却引起了郑国的一场内乱，起因就在于武姜极力劝说郑武公将小儿子叔段立为太子，在武公百年之后继承郑国的基业。但是在宗法制余威尚存的春秋初期，废长立幼在人们眼里简直是与开门揖盗一样危险的做法，于是郑武公很干脆地拒绝了武姜这个荒谬的请求。
公元前743年，郑武公去世，寤生以长子的身份顺利继承了父亲的位置，史称郑庄公。武姜看到心爱的小儿子没能成为郑国国君，觉得十分心疼，便摆出母亲的架子，要求郑庄公将制邑，也就是今天河南汜水附近的虎牢关一带给叔段作为封邑。
郑庄公对母亲说：“制邑是地势险要的关隘，虢叔就死在那里，实在不能给人，其他的地方您随便挑。”于是武姜便说：“制邑不行的话，那就将京邑（今河南荥阳附近）封给他吧。”郑庄公一看无法再砌词推脱，只好答应了下来，将京邑封给了叔段，从此叔段就根据封地被称为京城太叔。
当时郑国的大夫祭仲对郑庄公提出京邑地盘太大，超过了整个郑国的三分之一，违背了先王之制，将京邑封给京城太叔，对郑国和郑庄公都是一件危险的事。郑庄公听了故作无奈地说：“姜氏要这么做，我又能怎样呢？”祭仲说：“姜氏哪有满足之日！请您早作打算，别让京城太叔的势力蔓延开来，否则后果将难以收拾。”郑庄公神秘地一笑，说：“别着急，多行不义必自毙，等着瞧好了。”
不久之后，京城太叔命令郑国的西部和北部边境臣服于自己，后来又干脆将他们划入自己的封邑，这样他的势力范围就达到了廪延（今河南延津附近）。看到京城太叔肆无忌惮地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公子吕多次对郑庄公提出警告：“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如果您想把国君之位拱手让给京城太叔，那就请放我去侍奉新君；否则就请您当机立断，铲除京城太叔，不要白白地让百姓生出二心来。”
见公子吕真着急了，郑庄公好脾气地安慰他说：“京城太叔不义，收揽的势力越大，离崩溃也就不远了。”就这样郑庄公毫无反应地看着弟弟的势力坐大，京城太叔很快羽翼丰满，便积聚军粮、修缮兵器和盔甲、集结军队和战车，打算攻击首都新郑。并且与母亲武姜提前联络好，由武姜作为内应，为京城太叔的军队打开城门。
郑庄公表面上对弟弟的势力扩张不管不问，其实暗地里早就派出了眼线在京城太叔身边探听消息。他们即将发动叛乱的计划一敲定，郑庄公很快便得知了消息，决定先下手为强，便命公子吕率领二百乘战车前去攻打京邑。京城的官民百姓毕竟还是忠于名正言顺的郑庄公，此刻又见到浩浩荡荡的二百乘战车气势汹汹地兵临城下，便纷纷背叛了京城太叔。
众叛亲离的叔段仓皇逃到鄢邑（今河南鄢陵附近），郑庄公又派军队攻打鄢邑，叔段守不住鄢邑，只好再次出逃到更远的共邑（今河南辉县）。为了彻底铲除叔段的势力，凯旋而归的郑庄公将母亲武姜赶出宫廷，放逐到城颖（今河南临颍附近）软禁起来，还发下誓言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关于郑国的此次内乱，《春秋》上的记载很简略，只有九个字：“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但是这九个字传达的信息却很丰富。
叔段是郑庄公的弟弟、郑武公的儿子，但是此处既不点出他的弟弟身份，也不称呼他公子叔段，这是因为作者认为叔段身为弟弟却率兵叛乱想要攻打兄长，违背了孝悌之道，因此以这样的说法来表示谴责。
而郑庄公是公爵，而此处称之为“郑伯”，是因为作者认为郑庄公身为兄长对于叔段没有善加教导以尽兄长之责，只是冷眼旁观弟弟走上覆灭之路，所以以这样的称呼来讥讽他。“克”字在当时专指两国交战中一方战胜另一方，郑国内乱是郑庄公以兄伐弟，本来不应该用这个字，但是作者认为郑庄公和叔段二人哥哥不像哥哥、弟弟不像弟弟，双方就像敌国一样毫不留情地相互征伐，因此便用了一个“克”字。
而点出克于鄢这个地点，则代表了叔段之所以被“克”是因为他犯上作乱，与国家为敌。《春秋》关于类似的齐人杀公孙无知的事件的记载就没有特地点明地点，这是因为其中并没有发生与国家为敌的情况。所以“于鄢”二字不仅仅说明了事件发生的地点，更点名了事件的性质。
就这样，“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这短短的九个字就说明了郑国内乱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结果、性质和双方的责任，堪称“微言大义”。
叛乱结束后，没有善待母亲成为了郑庄公被人指责的话柄，于是他在颖考叔的建议下派人挖掘了一个深入地底可以见到地下水的隧道，然后请母亲武姜在隧道中相见。武姜与郑庄公毕竟是母子，何况郑庄公已经是她唯一的指望了，于是便很爽快地跟随郑庄公派来的人到隧道中等候自己的大儿子。
之后的事情非常具有仪式性，见到母亲的郑庄公赋诗曰：“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武姜也随之赋诗曰：“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在这次愉快而友好的会面之后，武姜得到了很好的侍奉，而郑庄公洗脱了不孝的罪名，再次成为了受人称道的贤明国君，郑国内乱就此告一段落。
老爸大义灭亲
叔段在郑国掀起的内乱虽然被老谋深算的郑庄公以欲擒故纵之计迅速而坚决地击溃了，但这场掀起春秋时期动乱局势的政治斗争的影响却远远没有结束。
叔段虽然不成气候，但他的儿子公孙滑在父亲被大伯打得大败的时候，没有坐以待毙，也没有和父亲一同逃窜，而是逃到了卫国。虽然跟随父亲造反不成，但公孙滑却并没有绝了弑君自立的心思。之所以要逃到卫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看准了卫国也有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卫前庄公”的庶子州吁，大可以借他的势力来为自己张目，重新实现自己的美梦。
之所以有“卫前庄公”的称呼，是因为在卫国八百多年漫长的历史上，有过两位庄公。为了区别，分别称为前庄公和后庄公。这位卫前庄公在史籍中记载寥寥，他的夫人，齐庄公的女儿庄姜则要比他有名得多。据记载，这位庄姜十分漂亮，《诗经·卫风·硕人》中有几句十分著名的描写“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眇兮”，据说就是描写庄姜的。不仅如此，庄姜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考的女诗人，这一点也得到了理学大师朱熹的确认。《诗经》中的《燕燕》《柏舟》《绿衣》《日月》相传都是她的作品。
不过，尽管庄姜温柔美貌，但政治眼光颇为不佳，庄姜没有孩子，她便将卫前庄公另一位早逝的妾戴妫所生的庶子公子完视若己出。可是庄姜的眼光和卫前庄公并不一样。卫前庄公最喜欢的儿子，乃是另一个不知名的宠妾生的儿子，这就是公子州吁。
由于卫前庄公没有嫡子，因此似乎应该立庄姜更加喜欢的公子完为太子，可是州吁恐怕并不这么认为，他仗着卫前庄公的宠溺，成天舞刀弄枪，大有图谋继承人的架势，而卫前庄公对此也并不多加干涉。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卫国的大夫石碏看出了这个问题，便向卫前庄公进谏：“我听说，爱护子女，要有正确的教育方法，不能把他们引到邪路上去。骄横、奢侈、荒淫、放荡，一个人走上邪路，都是从这四个方面开始的啊。”因此，他建议，当今之计，应当赶紧明确储君的人选。如果想立州吁，就赶紧明确下来，否则就对其加以管教，彻底打消他的念头，否则迟早酿成祸乱，可惜卫前庄公对石碏的建议置若罔闻。
卫前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735年），卫前庄公去世，公子完继承诸侯之位，是为卫桓公。州吁对此大为不满，视卫桓公若无物，继续骄奢淫逸，结果招来了卫桓公的批评和斥责。恼羞成怒的州吁见此情况，干脆离开了卫国都城朝歌，回到了自己的采邑。
卫桓公很快就把州吁忘到了脑后，可州吁却时刻不忘篡权自立。他大肆招兵买马，收买人心，纠集了一大堆和他臭味相投的人。虽然石碏对州吁非常不看好，但他的儿子石厚却和州吁过从甚密，石碏管教了几次，毫无作用，只得罢了，任凭石厚和州吁狼狈为奸。结果，在州吁和石厚的密谋下，卫桓公十六年（公元前719年），州吁借卫桓公出行赴周王室的机会，假意为卫桓公设宴饯行，于席中将其杀死，取而代之。
州吁用这种阴谋诡计登上了国君的位置，国人虽然无力反抗，但是却都纷纷表示出了不情愿的态度，州吁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为了取得国人的支持，他决定联合外部势力，进行扩张战争，夸耀自己的武力，让国人心服口服。
正当此时，公孙滑来到了卫国。州吁和他可谓是一拍即合。于是，州吁借口帮助公孙滑取回封地，出兵讨伐郑国。两军交锋，居然打了个胜仗，将廪延夺了下来。初次的胜仗让州吁志得意满，于是他决心扩大战事规模。在州吁的策动和联络下，与宋国、陈国、蔡国结成同盟，一同进攻郑国。郑庄公虽然勇猛，怎奈对方军势浩大，吃了败仗，被联军直捣黄龙，一直攻到新郑城下，围困了五天。联军才得意洋洋地退兵。
同一年秋天，州吁再次起兵攻郑，这一次，在州吁使者的约请下，鲁国也勉强派出军队参战。郑国再次战败，联军攻入郑国境内，时值秋天，粮食丰收之际，联军将郑国的新粮劫掠一空，各自还国。从此郑国和卫国陷入了交战状态。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州吁的这次军事行动有着深远的意义。这是春秋历史上第一次诸侯联合讨伐其他国家的战争，而势力早已衰微的周王室却插不上手，完全不能制止昔日的臣子们彼此攻伐。从此，春秋乱世更加复杂混乱。
不过，州吁虽然打了胜仗，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这几次战争并未让国人对他印象有所改善，反而更因为他的穷兵黩武，加深了对他的厌恶。如此一来，州吁确实不知所措了，诚然，他从小虽然熟习军事，也算精通兵法，但对于内政确实一窍不通。无奈之下，他想到了石厚的父亲石碏，作为卫国的元老，石碏可谓足智多谋，又有足够的影响力，于是他便派石厚回家去请教。
此时石碏早已回家养老，不问政务。可是，原本厌恶州吁的他见到石厚却一反常态，和颜悦色地和石厚深谈良久。他告诉石厚，要想稳定人心，莫若朝见周天子，通过受命来获得统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当然，毕竟州吁目前还是处于篡位的状态，想要直接面见周天子还是有些困难。因此可以先行去陈国拜见陈桓公，请其在周天子处说项更为妥善。
石厚随即回复了州吁。自以为得计的州吁便立刻同石厚动身前往陈国。然而，州吁万万没想到的是，甫一到陈国，迎接他们的并不是陈桓公，而是如临大敌、全副武装的陈国士兵。猝不及防的州吁和石厚毫无还手之力，只得沦为陈国的阶下囚。
石碏虽然退休，但推翻州吁的心思却一直没变。此番见石厚前来问计，正好将计就计。假意劝说州吁和石厚前往陈国，暗中却派人先行告知陈桓公，表示这俩人在卫国弑君篡位，乃是叛逆之徒，请求陈桓公将其拿下送回卫国处置。陈桓公听从了石碏的意见。
得知州吁和石厚中了石碏的调虎离山之计，在石碏的主张下，卫国当即派人赴陈国将这二人杀死，接着又将流落在邢国的卫前庄公另一子公子晋迎回，是为卫宣公。至此，州吁之乱告一段落，卫国暂时回复了安定。而石碏为了结束动乱，不惜结果自己儿子的性命，也受到了后世的尊崇。这就是成语“大义灭亲”的由来。
郑宋卫的纠纷
州吁之乱虽然随着州吁的身死而暂时告一段落，可是因为州吁的穷兵黩武而导致的郑卫两国的战争状态却并没有结束，双方继续攻伐，彼此征战不休，而同处中原地带的陈国、蔡国、宋国甚至鲁国等诸侯国也被卷了进来。
卫国在忙着处理州吁之乱的遗留问题，从几次三番的败仗中缓过来的郑庄公也决心出兵趁乱报复卫国的侵略，于是出兵攻入了卫国境内。面对来势汹汹的郑军，卫国则联合了南燕国组成联军摆开阵势和郑国交上了手。
南燕国是位于今日河南延津东北的一个小国。其始祖伯倏号称是黄帝的后裔，和北方由召公奭创立的北燕并非同一国家，只是封号相同而已。南燕本来不大，春秋时期在列强的环伺下早已沦为附庸，此时联合卫国出战恐怕也只是勉强从命，自然不可能有多强的战力和战意。
因为这个缘故，刚从州吁之乱中恢复过来的卫国自然不是战意高涨的郑国的对手，何况郑庄公又堪称一代豪杰。郑军一方面派大夫祭足、原繁、泄驾率军和卫燕联军正面对峙，吸引联军注意力；暗中却派大夫曼伯和子元带奇兵抄了联军的后路。联军受此打击，阵脚大乱。郑军正面兵力趁势发动攻击，两下里夹攻，将联军杀得大败。郑国总算报了卫国入侵的一箭之仇。
旗开得胜的郑国随即又对在州吁之乱中倒向卫国，一同攻打郑国的宋国挥兵相向。在此之前，宋国曾经进攻邾国，强占了其田地。邾国的始祖曹挟传说是颛顼的后裔，位于今天的山东省邹城市、滕州市一带。邾国只是个位于宋、鲁之间的小国，哪里抵挡得住宋国的侵凌？于是便向郑国求救。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出兵的理由，郑国当然无有不从。于是，郑庄公便打着周天子的旗号，率领郑邾联军伐宋。
一开始，郑军的进展相当顺利，长驱直入包围了宋的都城，又攻破了外城；陷于困境的宋国向鲁国求援，鲁国本就不愿掺和到郑卫宋几国的矛盾冲突中，当即予以拒绝，看起来宋国似乎要亡国了。幸好郑庄公也只是想报复一下宋国，并没有灭国的心思；而且连番征战的郑国也确实没有余力再消耗下去，不久之后郑军就退兵了。谁料宋国却不甘示弱，随即整顿兵马出兵包围了郑国的长葛（今河南长葛东北）。
如此兵荒马乱自然会影响到正常的农业生产，春秋时期还没有职业军人，士兵都是入则为民出则为兵。成天出征，使得大片田地抛荒，任何一个诸侯国都支持不下去。于是郑庄公虽然占据优势，还是决定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缔结和议。没想到的是，郑庄公本来打算通过陈桓公从中斡旋，达成和平，陈桓公却不知为何判断卫国和宋国占据优势，必能将郑国击溃，于是果断拒绝了郑庄公的要求。大怒的郑庄公当即进攻陈国，尽掠人口财帛而去。而宋国为了给陈国报仇，又乘虚而入，攻下了长葛。一时间中原地区乱成了一锅粥。
郑国虽然屡屡获得战争的胜利，无奈却丢失了一座城池。只好再次和陈国求和。为了表示诚意，郑庄公还让自己的儿子公子忽赴陈迎娶陈桓公之女。已经吃过郑国苦头的陈国这次自然不敢怠慢，也就答应了郑国的请求。
这时候，齐国忽然站出来提出希望能调停中原诸侯之间的战事。郑庄公当然愿意，而打得精疲力竭的卫国和宋国也乐得有台阶下。于是在齐僖公的斡旋下，周桓王五年（公元前715年），齐国、郑国、卫国、宋国等诸侯在温（今河南温县）歃血为盟。
可是，卫国和宋国万万没想到的是，老奸巨猾的郑庄公借着会盟获得了喘息之机。盟誓之血未干，郑国当即以宋殇公没有随郑庄公朝见周天子为由，指责其“不共王事”，联合齐国和鲁国再次讨宋，连夺郜、防两处城池；宋国也随即出兵，联合卫国和蔡国反戈一击，夺取郑国的戴邑。但宋国终究不能同仗了周天子权威的郑国相比，很快郑国就夺回了戴邑，并在宋、卫、蔡之间纵横捭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又联合虢国大败宋军。
此时的宋国，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宋国之前的国君宋宣公去世时，并没有把诸侯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公子与夷，而是传给了弟弟公子和，是为宋穆公。而宋穆公知恩图报，去世时又将君位交还给了与夷，也就是宋殇公，并让自己的儿子公子冯迁居到了郑国。宋宣公和宋穆公虽然在道德上无可指摘，足以作为楷模，但他们违反嫡长子继承制的行为却给宋国带来了一场内乱。
宋殇公即位后，郑国曾经想把公子冯送回宋国，这一明显不怀好意的行为当然得不到宋国的答应。从此双方有隙，这也是郑宋交恶的原因之一。而宋殇公生性好战，即位十年，居然大大小小打了十一场仗，偏偏又败多胜少，导致国内苦不堪言，民怨沸腾，这时候，宋国内部先乱了起来。
宋国太宰华督生性好色，路遇大司马孔父嘉的妻子，居然色迷心窍，魂不守舍，一心想要夺过来。为了达到其罪恶的目的，华督在国内大造舆论，声称宋殇公之所以征伐不休，乃是听信了大司马的谗言。不明真相的国人当即群情汹涌，纷纷声讨孔父嘉。华督趁势纠集徒党，杀了孔父嘉，又抢了孔妻。宋殇公原本颇为信赖孔父嘉，得知此事后颇为愤怒。华督见势不妙，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攻入宫中，把宋殇公也一并杀死。后世史家称之为“华督之乱”。
华督弑君后，便向郑国示好，要求将公子冯迎回国中。郑国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壮大其势力的机会，于是便和宋国化干戈为玉帛，将公子冯送回郑国，是为宋庄公。华督自己也知道弑君之举终究不得人心，为了获取其他诸侯国的认可和支持，避免州吁那样的悲惨下场，他又刻意交好邻国。将从郜国夺取的大鼎馈赠给鲁国，并大肆贿赂齐国、陈国。得了华督的好处，诸侯国自然也不愿横生枝节。不久之后，郑庄公、鲁桓公、齐僖公、陈桓公举行会盟，居然正式承认了宋庄公的诸侯之位。而孔父嘉的后人只得接受流亡鲁国的命运。
至此，随着华督之乱的结束，中原诸国之间总算暂时宣告和平。
说错话，后果很严重
在春秋初年的政治舞台上，除了纵横捭阖、大杀四方的郑国外，鲁国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也是郑国想要结纳的对象。作为制定周礼、建立周王室一整套统治秩序的始作俑者——周公旦的封地，鲁国在维护和执行周礼方面一向都是各诸侯国的表率。然而，在世风日下、礼崩乐坏的大环境下，鲁国终于也没能抵挡住这一趋势，在理想和现实间来回摇摆，最终酿成各种悲剧。而正是因为郑国趁着鲁国内乱，新君急切地结纳诸侯寻求承认的时机与鲁国结成盟友，交换两国土地之事，更进一步地打击了礼制，推进了周天子权威的没落。
春秋初期，鲁国执政的是鲁惠公。鲁惠公的正室孟子（当然不是战国时期那位亚圣，而是宋国的诸侯之女）没有生育就去世，继室声子则生了公子息姑。原本公子息姑很有望继位，然而鲁惠公却在垂暮之年，又立了一房正室，并且生下了一个幼子公子允。
根据周礼的规定，诸侯的正室只能有一房，任何续娶的妻子都无权成为正室，因此鲁惠公的做法本身就严重地违反了周礼。而且，根据后世史学家的研究，鲁惠公的这房妻子仲子甚至极有可能原本是为公子息姑娶的，后来却被年老昏庸的鲁惠公占为己有，上演了一出鲁国版的“新台故事”。
周平王四十八年（公元前723年），鲁惠公去世，按例应该由“嫡长子”公子允即位，然而此时只有两三岁的公子允完全不能承担作为一个国君的责任。于是公子息姑便作为摄政，代行国君之职，等公子允长大，再将政权交还给他。翌年正月，息姑“继位”，是为鲁隐公。
原本可以成为名正言顺的诸侯，如今却只能作为摄政，不尴不尬地执掌朝政，鲁隐公的心情可想而知。有父亲违反周礼在先，他不再严格遵守礼制，竟然没有出席父亲鲁惠公的葬礼。
先君逝世，留下孀妻弱子，掌握大权的鲁隐公完全可以不承认仲子的正室地位，然后将幼弟斩草除根，确保君位高枕无忧。不过鲁国公室不愧是周公之后，鲁隐公忠实地执行了鲁惠公的遗嘱。鲁隐公五年（公元前718年），他祭拜了仲子庙，并举行了符合诸侯之妻身份的祭礼。这意味着鲁隐公正式承认了仲子的正室身份，也意味着公子允仍然是合法的诸侯继承人。
鲁隐公执政时期，正值郑国崛起，中原诸侯动乱之时。春秋初期，鲁国还是地位很高的诸侯，其政治态度对于混战中的各国都至关重要。因此各国都先后向鲁伸出橄榄枝。其中势头正劲的郑国，就屡次想要同鲁国结盟。
其实，就鲁隐公个人而言，他与郑国本有仇怨。早年鲁惠公执政时，还是公子息姑的鲁隐公曾经带兵与郑国交战，不幸落败被俘，郑国将其带回新郑，囚禁在大夫尹氏的家中。不料鲁隐公通过贿赂，策反了尹氏，二人一同逃回鲁国，因此鲁隐公起初是倾向于和郑国敌对的宋国和卫国。宋国遭到郑庄公的进攻时，曾经向鲁国求援，但由于宋国使者的愚蠢，激怒了鲁隐公，最终鲁隐公拒绝了和宋结盟。
鲁国与宋国关系的疏远给了郑国修复同鲁国关系的机会。鲁隐公八年（公元前715年），郑国打算将代周王室管理的祭田同鲁国交换其在许国的田土。这一举动意味着郑国不再对周天子的巡狩尽义务，无疑是对周礼的极大破坏和对周王室权威的公然挑战。对这一十分无礼的行为，鲁隐公自然没有轻易答应。然而郑庄公并未放弃，经过一再的努力，鲁隐公最终口头上答应了这次交换以为权宜之计，并亲自会见了郑庄公，两国暂时结成了同盟关系。有了鲁国的支持，郑庄公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放心大胆地对付中原诸国，扩张自身势力。
当然，为了向鲁国示好，郑庄公也可谓煞费心机。在郑鲁联军一同攻下宋国的郜和防后，郑国主动将这两处城池送给了鲁国。此后没过多久，郑国同齐国、鲁国一同攻打许国并大获全胜。由于许国本来就是鲁国的附庸，齐僖公曾经表示将许国直接划给鲁国，但鲁隐公却将许国让给了郑国，并表示自己的出兵完全是由于许国国君违背周礼，并不是为了利益云云。尽管诸侯们口中说得冠冕堂皇，但这一行为无疑可以视作鲁隐公对郑国知恩图报的示好行为。
不过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正当鲁隐公率领鲁国有条不紊地扩展势力时，鲁惠公埋下的悲剧种子却在此时突然爆发了。鲁隐公十一年（公元前712年），公子翚自告奋勇向鲁隐公提出建议，谋杀公子允，让鲁隐公的君位彻底坐稳。毫无疑问，鲁隐公绝不会同意这个主意，当即将公子翚斥责一顿。
和鲁隐公不时还能坚守周礼的心态不同，这位公子翚从来就是个野心勃勃之辈。早在州吁之乱、卫宋诸联军攻打郑国时，曾经邀请鲁隐公一同出兵，鲁隐公并未答应。然而公子翚却再三要求出兵，在鲁隐公坚决拒绝之后，居然擅自领兵参加了对郑国的“东门之役”。后来在鲁国对宋、对许的战争中，公子翚又立功颇多，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不过他并不满足，一心想要升到太宰的高位。公子翚并不把周礼看在眼里放在心上，他自以为鲁隐公一定也是如此，这才自作聪明地向鲁隐公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谁料却碰了个钉子。
不过公子翚堪称一代枭雄。被鲁隐公拒绝之后他迅速就意识到，鲁隐公拒绝谋杀公子允的态度如此坚决，那么也很有可能将这件事告知公子允。一旦如此，日后公子允即位，自己难免身首异处。与其如此，倒不如反戈一击，支持公子允登基。于是公子翚连忙又到公子允处，大造谣言，声称鲁隐公见公子允年长，早已动了杀人之心。目前情况极其危急，不如先下手为强，并表示自己甘愿效劳。
公子允并不是个聪明人，而数年的储君生涯也必然让日渐长大的公子允觉得很不舒服。经过公子翚一番哄骗，居然对其坚信不疑，二人一番谋划，很快就制定了一个谋杀计划。
原来鲁隐公执政后，为了感谢曾经救助自己脱离郑国的尹氏，在鲁国为其祭祀的钟巫神建立了神庙，并时常前往拜祭，事毕就在附近的大夫蒍氏家中居住一夜。公子翚便利用这个机会，派出刺客杀死了鲁隐公，并栽赃给蒍氏一家。公子允遂即位，就是后来的鲁桓公，而公子翚也得偿所愿，坐上了太宰之位。
鲁隐公虽然并非正式诸侯，但其国君的身份却因其较为杰出的执政能力得到了诸侯国甚至是周天子的承认。因此鲁隐公之死，也可看作是一件弑君事件，鲁桓公的继位也有名不正言不顺的嫌疑。为了平复各诸侯国的意见，在公子翚的指使下，鲁桓公尽力与各国修好，特别是之前往来密切的郑国。鲁桓公元年（公元前711年），鲁桓公与郑庄公在越地会盟，并将之前达成的田土交换协议正式执行，郑庄公数年以来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周礼规定：“天子在上，诸侯不得以地相与。”而鲁郑二国的行为毫无疑问违反了这一规定。郑国早已放弃了周礼自不待言，而作为周公后裔的鲁国最终也如此这般，无疑表明周礼的崩塌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一箭射了个周天子
东迁之后的周王室，已经失去了它往日的荣光。然而传统的力量毕竟是巨大的，各诸侯国彼此之间投鼠忌器，虽然对周天子不再像以前那样尊重，却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挑战周王室的权威。有赖于此，周王室还仍然暂时保持了其天下共主的地位。不过很快，当时最强大的诸侯之一郑国就第一个出来打破了周天子的权威。
在春秋初期的政治舞台上，郑国的风头可谓一时无二。在一代豪杰郑庄公的带领下，郑国先是平定了国内的叛乱，接着又在中原诸国的混战中纵横捭阖，依仗高明的外交手段和较为强大的军事实力，压过了宋、卫、陈、蔡等国。郑国的势力扩张得如此之快，以至于郑庄公已经不满足于作为一名普通的诸侯了，他开始向周王室所谓的“权威”发起了挑战。
由于郑国在平王东迁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郑国领土与周王室接壤，关系密切，因此郑武公和郑庄公先后进入周王室担任执政的卿。郑武公本就是权力欲极强的人，而郑庄公比起其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在周王室把持朝政，让周平王颇有掣肘之感。不仅如此，郑庄公时期郑国的四处扩张，也让周平王感到了危机。
为了削弱郑庄公的权势，周平王便决定以其忙于处理国内事务，无暇顾及朝政为由，将郑庄公掌握的部分职能转交给了虢国国君虢公忌父。虢国同样是平王东迁时的有功之臣，而且虢公忌父是又甚得周平王的宠信。平王如此这般，自然是想以虢国的势力来牵制郑国。可是，平王没有想到领土狭小、国力有限的虢国怎么能是郑国的对手呢？
消息传到新郑，郑庄公自然大为恼火，便赶到成周质问周平王这么做的原因。周平王眼见郑庄公气势汹汹来者不善，顿时没了先前做出决定时的胆气，知道郑庄公得罪不得，只好矢口否认了对郑庄公心怀不满的事实。可这样苍白无力的谎言怎么能骗得了老谋深算的郑庄公呢？为了安慰郑庄公，表明自己的对郑国的信赖，周平王只好表示愿意同郑国交换人质。郑庄公派出自己的儿子公子忽住到成周，而周平王则派出自己的儿子王子狐到郑国去。这一事件，史称“周郑互质”。
在那个时候，诸侯之间为了表示同盟的诚意，交换人质本是寻常之事，但“周郑互质”却绝非如此简单。交换人质的一方，乃是此前君权神授、神圣不可侵犯的周王室。原本具有绝对统治权威的周王室，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居然不得不用交换人质的方法来确保和平，真可谓是破天荒头一遭。这也说明周王室的地位实与普通诸侯无异。
然而事情还远未结束，受到羞辱的周王室试图挽回面子，结果却遭到了更惨痛的教训。周平王五十一年（公元前720年），周平王逝世，其孙王孙林即位，是为周桓王。周桓王年轻气盛，对郑庄公更是不客气。他甫一上台，就重申要将周王室的政务全权交给虢公忌父。郑庄公对这一声明的回应则是命大夫祭仲带兵将周王室田土上生产的粮食抢了回来。这次硬碰硬的交锋，让周郑关系迅速恶化了。
按照周礼，新天子即位，诸侯应前往觐见。而郑庄公作为离周王室最近的诸侯之一，又在周王室担任职务，本应该在第一时间出现在成周。然而郑庄公为了给周桓王一个下马威，居然直到三年之后才到成周朝拜周桓王。而周桓王对此也毫不让步，以极其冷淡的态度接待了郑庄公，过程简慢，毫无礼法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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