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欧七斤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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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与中国近代教育试读：
序一
2015年是天津大学建校120周年，2016年又逢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建校120周年，同时又是两校创始人盛宣怀逝世100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盛宣怀与中国近代教育》出版面世，可谓恰逢其时。
交通大学的前身是南洋公学，由盛宣怀创办于清末。作为交通大学的创始人、首任督办，盛宣怀的筚路蓝缕之功一直为交大师生敬仰。早在1923年，学校即在校园内树立一尊盛宣怀全身铜像，此后以铜像为中心，建成一个“宣怀花园”，惜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毁。1949年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校积极组织学者，通过举办纪念活动、召开学术会议、编写著作等各种形式，对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推动中国近代教育的史实进行整理研究。1996年百年校庆之际，学校组织编写了《盛宣怀与上海交通大学》，同年4月又举行“盛宣怀、唐文治教育思想研讨会”。2002年，学校成立校史编纂委员会，聘请中国近代史专家夏东元先生担任校史顾问，将夏先生编著《盛宣怀年谱长编》纳入校史研究专著系列，于2004年出版发行，随后又出版其所著《盛宣怀传》的修订图文版。2007年，我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史》主编，将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1896—1905）专列为校史首卷，由本书作者欧七斤副研究员执笔。在校史编委会的指导下，欧七斤兢兢业业，深挖文献，潜心钻研，顺利完成了编撰任务，写出一部40余万字、学术含量较高的交大早期史，于2011年出版。在对交大校史编研过程中，欧七斤对盛宣怀的文化教育事业产生了浓厚兴趣，学校支持他再接再厉，扩大视野，将研究全面深入地进行下去。
欧七斤是一位具有良好历史学与教育学素养，又富有钻研劲儿的青年学者，他将本职工作之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这项研究上，一头扎入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文献之中，挖掘整理出大量有关盛宣怀从事文教事业的一手史料，撰成了这部近30万字的《盛宣怀与中国近代教育》。
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盛宣怀参与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根本动因、重要实践活动，以及教育与其实业、政治的内在关联，解读盛宣怀办学实践中体现出的教育思想，客观评析盛宣怀在中国近代教育史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全书从宏观到微观，层层推进，体现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与写作能力，是目前论述该专题的一部佳作。
细读本书，我对盛宣怀的办学理路与精神有两点感触：
一是盛宣怀的教育家身份需要进一步明确与肯定。众所周知，盛宣怀是活跃于晚清社会长达数十年的“红顶商人”“大实业家”，甚至还有人称其为“中国近代工业之父”。然而，仅仅关注盛宣怀兴办实业活动方面是不全面的，我们不应该忘记，盛宣怀还是一位教育家，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一位积极推动者与躬身实践者，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盛宣怀主持创办的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被称为我国最早的两所大学，对清末民初的高等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力地助推了近代大学的萌芽与成长，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分别发展成为著名的北洋大学和交通大学，以培养高端理工技术人才而闻名于世。如今，两校的继承者天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仍然是海内外知名高等学府，均名列国家985工程建设的重点大学。除此之外，盛宣怀还以对新式教育的敏锐洞察和付诸实施的能力，在清末最早实施近代三级学制，最早开设师范教育，积极实践“遣留学、开译院、设图书馆”，以辅助学校教育的“大教育”模式。可见，盛宣怀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推动者，称其为近代史上一位富有开拓创新精神、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教育实践家，应该当之无愧。
二是有感于盛宣怀在民族危亡时刻提出了“教育自强”论。2015年是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面对这样的历史时刻，我们一方面感到欣慰，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了抗击外国侵略势力的全面胜利；一方面心怀感慨，中国之胜利来之不易，历代仁人志士曾为驱除外辱，挽救民族危亡，群策群力，前赴后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早在清末甲午战争就开始了。当时之中国积贫积弱，惨败于紧邻岛国日本之手，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盛宣怀那一代人正处于中国近代以来最屈辱与黑暗的时期，他们痛定思痛，从不同层面提出了自强之策。从本书中，我们可以得知，甲午战后，盛宣怀曾上书光绪皇帝，提出“自强大计”，尤其指出育才的重要性。此后，他又进一步发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国富兵强全由学校”等精辟议论。对盛宣怀“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以实现自强”的主张，欧七斤将之恰当地总结为“教育自强论”。最难能可贵的是，盛宣怀不仅是“教育自强论”的积极倡导者，更是这一思想的实际行动者。他身体力行，开办了包括北洋大学、南洋公学在内的许多新式学堂，“教育自强”的思想成为其投身充满波折的教育活动的坚强动力。例如，在南洋公学面临办学危机的1903年，他在写给学部大臣张百熙的信中，这样表露心声：“弟学识谫陋，何足以言兴学，惟办事必需人材，成材必由学校。故不惜延访通人，创开风气，而自忘其才力之不及，始终不肯退步。”正是盛宣怀等先贤“始终不肯退步”的对教育事业的坚守精神，开启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百年历史征程。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高等教育事业也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意识到，近代以来中国人所期待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尚未最后完成，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还有待于今人的努力推进。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我们需要回首过往，从历史中汲取前进的力量，在推动高等教育事业迈向一流的征程中“始终不肯退步”，奋发有为，砥砺前行。
是为序。（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史研究分会原理事长）2015年8月
序二
盛宣怀是晚清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既是晚清政坛的一位大员，官至邮传部尚书、大臣等要职，又是晚清实业界的一代领袖，先后创办或主持轮船、电报、纺织、铁路、铁厂、银行等我国近代第一批工商企业。他还是晚清一位热心的教育家，先后创办了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等一批近代新式学堂。盛宣怀亦官亦商亦教的特殊身份和经历，以及曾对晚清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热情。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涌现出一批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盛宣怀研究成果。然而，对盛宣怀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的研究，特别是盛宣怀与晚清绅商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作用，迄今仍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欧七斤博士历经数年潜心研究，数易其稿，终于撰写成了《盛宣怀与中国近代教育》一书，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第一本研究盛宣怀与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的学术专著，不仅拓展和深化了盛宣怀研究，而且对推进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也有积极意义。
欧七斤从事盛宣怀与中国近代教育的研究始于2006年。作为一位大学校史研究者，他逐渐萌生了一个愿望，即沟通大学校史研究与中国教育史研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将校史编研与教育史研究打通，以宏观的教育史理论与方法来指导校史研究，进而提升大学校史研究的学术内涵；又以微观的校史研究来丰富教育史的内容与方法，为教育史研究提供鲜活的典型个案。”2007年，他承担了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宗光教授主编的《上海交通大学史》首卷“南洋公学（1895—1905）”的撰写任务，并于2011年出版发行。或许正是因为有这样明确的学术追求和严谨规范的学术研究历练，使他的《盛宣怀与中国近代教育》非同一般，仔细品读之后，感到与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相比，该书具有以下四个显著特点。
一、全面梳理了盛宣怀的办学活动。作者将盛宣怀置于晚清教育改革的历史大背景下，全面系统地梳理其一生办学实践活动，认为盛宣怀的办学活动以1895年创建北洋大学堂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1895年前，主要从事实业技术教育，先后主持创办或参与创办电报、轮船、铁路、矿务等各类实业技术学堂10多数。后期从1895年到1916年逝世之前，主要从事普通教育，先后主持、捐助创办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上海三等公学堂等各级普通学堂10多所。与此紧密相连，作者分析了盛宣怀热心办学的主、客观原因，考察盛宣怀的办学活动与其实业、政治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其中，对“盛宣怀的办学资源与角色”“盛宣怀的办学困顿与调适”等内容的剖析，真实地反映了盛宣怀办学活动的实际，不乏创新之见，尤见功力。
二、深刻揭示了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及其历史贡献。盛宣怀是一位以实践见长的教育家，他不仅没有留下像张之洞《劝学篇》那样的名篇大作，即使对教育问题作专门论述的文字也不多，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散见于终其一生的办学实践活动之中。在全面梳理盛宣怀办学活动的基础上，作者通过对他办学活动相关文献资料，包括禀呈、奏折、照会、书信、批示等的分析，提炼和概括出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及特色，进而揭示他的历史贡献。作者认为，盛宣怀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内容：教育自强论——“国富兵强全由学校”；指导思想——“中学为本，贯通西学”；西学观——由西艺而艺政兼学；人才观——“人才以学以致用为本”；学制论——“大中小三堂划一办理”。盛宣怀教育思想的特色：一是趋于实用的教育价值观，二是勇于落实的实践精神，三是博采众长的创新意识。盛宣怀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为：他是近代实业技术教育的重要兴办者，是近代高等教育的奠基者，是近代普通教育体系的最早实施者，是教育早期近代化的有力推动者。作者的这些见解，弥足珍贵，值得重视。
三、深入分析了绅商阶层对发展近代教育的作用。在研究视角上，作者突破了长期以来将盛宣怀视为后期洋务派代表的思维模式，认为盛宣怀是晚清绅商阶层的重要代表人物，并通过解剖盛宣怀这一个案，结合对其他绅商办学活动和教育主张的考察，分析了绅商办学的特色，揭示绅商对发展近代教育的历史作用。作者指出，绅商办学的重要特色，一是显著的地域性，教育活动多分布于沿江沿海城市和绅商故里；二是突出的开创性，能够引领我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新风气；三是强烈的实用性，教育活动与近代工业发展紧密相连；四是相对的独立性，个人色彩较浓厚。绅商对发展近代教育的作用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①绅商是推动我国近代教育进程的中坚力量；②绅商是介于政府与民间的发展晚清新式教育的开路先锋。上述作者的研究成果，颇具新意。
四、资料丰富翔实。教育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与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密切相关。作者深谙此道，因而十分重视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他除了充分利用已经公开出版的盛档资料、校史资料、绅商办学资料，以及前人相关研究资料和成果之外，还一头扎进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盛宣怀档案。自2008年“盛档”对外有限开放始，他便在工作之余，连续数年，进出上海图书馆上百次，收集了其中所有与盛宣怀办学活动有关的各类档案资料，并逐字逐句地输入电脑，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盛宣怀教育文献资料。广泛而又扎实的史料收集和整理工作，为本研究深入开展和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成为本书一个重要特点。
诚然，作为一部开创性的学术著作，自有其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如绅商作为中国近代社会一个特定的、新兴的、过渡性的社会阶层，在晚清西学大潮的裹挟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热心办学，成为推动晚清教育转型的重要力量。因此，将盛宣怀与绅商阶层中的某些代表性人物作深入的比较考察和研究，不仅能深化对盛宣怀的认识，而且也有助于全面评价绅商阶层对发展中国近代教育所起的积极作用。该书虽然对此有所论述，但力度和深度有待进一步增强和提升。《盛宣怀与中国近代教育》即将付梓，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喜事。因此，我欣然接受作者之邀，写下以上这些文字，既与读者分享自己的读后感，又作慎重推荐。同时也向作者表示由衷的祝贺，并相信作者以此为新的起点，再接再厉，奋力前行，不断为学术界贡献新的、高水平的学术佳作。
是为序。（华东师范大学原教科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15年8月
绪论
还在盛宣怀健在的20世纪初年，南洋公学监院、美国人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就预见性地说：
使后世不忘公者，当为设立南洋公学一事。他如创办招商局、电报局、铁路、银行、纱厂等，或被误会，而于兴办南洋公学一事，则后代惟有颂公功德而已。（注：盛宣怀：《愚斋存稿》卷首“福序”，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22-12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据思补楼藏版影印。以下涉及该文献均参考该影印本，并简称《愚斋存稿》。）
这里所言南洋公学一校，可广义理解为盛宣怀所办的全部教育文化事业。然而，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了，一度被世人“误会”的各种实业倒是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青睐，进行过不少卓有成就的研究，惟有“颂公功德”之教育一端，无论在盛宣怀研究，还是在教育史研究领域，均显得十分薄弱。不过，近些年来，随着盛宣怀研究的深入，已陆续出现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在“实业家”之外，作为“教育家”的盛宣怀依稀露出水面，这些都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有益启发。
一、学术史的回顾
（一）近代史学者眼中的盛宣怀教育事业在中国近代史学界，盛宣怀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得到了研究者的热情关注，对他在教育方面的活动也有所涉及。
有关盛宣怀研究的现状，易惠莉、陈吉龙主编的《二十世纪盛宣怀研究》（注：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代序”《二十世纪盛宣怀研究之回顾》中，进行过全面的梳理和点评，为整体性了解海内外盛宣怀研究，以及其教育研究方面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和述评。这里参照该文中关于盛宣怀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并补充2000年以来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就盛宣怀及其教育活动研究作一精要回顾。
从盛宣怀去世的1916年至今，对他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下将对涉及教育活动方面的研究重点加以梳理）：
第一阶段（1916—1949），其家族后裔对盛宣怀遗留的文献做了初步整理。早在盛宣怀去世前后，他的亲属故旧即着手整理其一生档案资料，1939年，《愚斋存稿》问世（思补楼藏版）。《愚斋存稿》共100卷，收录盛宣怀1896—1911年间的奏稿、电奏稿和电稿，附卷首、卷末各一卷，载录墓志铭、行述、序跋等，都是研究者必须参考的原始资料。《愚斋存稿》中收有办学奏稿专件23份，涉及教育方面的电奏（稿）46份，为研究盛宣怀的教育活动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史料。不过，1949年之前学界研究盛宣怀的专论尚付阙如。
第二阶段（1950—1978），北大历史系将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中的亲笔函稿部分进行整理后，出版了《盛宣怀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60年），虽然在“阶级史观”的支配下，将其作为“帝国主义通过地主阶级和买办势力奴役旧中国的一个很典型的记录”，（注：北京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编：《盛宣怀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页。）不过，这实际促成了盛宣怀研究原始档案的再次面世，其中有不少关于教育的宝贵资料，比如书中有6件信稿涉及其教育活动。
同一时期，国外与港台学术界也出现了研究盛宣怀的一些重要成果。1954年，美国学者费维恺（Feuerwerker Albert）发表专论《盛宣怀传稿：官僚和企业家（1844—1916）》，（注：《国际和区域研究委员会中国问题论文集》，哈佛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接着又于1958年出版《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注：英文书名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Sheng Hsuan-huai（1844-1916）and Mandarin Enterprise，作为《哈佛东亚研究》丛刊的第1册，1958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9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虞和平译）。）这是国内外第一部研究盛宣怀的专著，也是至今海外学界唯一一部盛宣怀研究专著。该书共7章，363页（中译本），以盛氏创办的招商局、电报局、华盛纱厂、通商银行等四家官督商办企业为主线，详细阐述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经济成就和问题、人事和政策、社会和制度诸问题，并将中国的经验与日本和西方的经验进行富有启发性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刻反思的问题。该书专论盛氏一生在企业领域的活动，几乎没有涉及教育方面的研究，只是在第三章简介盛宣怀生平时，对其所办北洋、南洋两所学校略作介绍，且有不少内容明显有误。不过，作者在简短的文字中，对盛宣怀的办学动机作了理性分析，指出盛宣怀创办北洋、南洋两所学校的初衷不限于技术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在寻求推进西方教育的更为广大的设想。”他还高度评价了盛宣怀创设新式学校的历史意义，“通过建立和资助天津和上海的学校，盛对西方知识和思想的传播作出了显著的贡献，这种传播在逐渐地削弱着封建制度的基础”。（注：［美］费维恺著，虞和平译：《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6-98页。）在中译本“序言”里，作者还指出：“盛宣怀的经历及其毕生所从事的为数众多的设在上海的工业、金融、教育和公用企业，仍然是现代中国史学家值得考虑的重要课题。”（注：［美］费维恺著，虞和平译：《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中文版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费维恺先生著作出版后，日本学者中村义1960年发表专论《清末政治与官僚资本——以盛宣怀的活动为中心》，（注：原载日本东京教育大学亚细亚史研究会编：《东洋史论集》第6期，东京教育出版社1960年版，第21-44页；中译本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页。）把20世纪初到辛亥革命期间盛宣怀在清末政治、经济舞台上的活动作为研究重点，这恰是费氏在研究时段上的空缺。中村义对盛宣怀的关注是长期性的，1979年他的专著《辛亥革命史研究》（注：日本东京未来社1979年版。）中之一章《清末政治与洋务派》专论盛宣怀。发表有关盛宣怀专论的日本学者还有深村健二的《洋务运动的遗产——论盛宣怀的企业经营》（1969）、滨下武志的《中国通商银行之设立与香港上海银行——论1896年盛宣怀的设立提案》等（1980）。不过，上述三位学者的论文均以盛宣怀所营实业为中心，对其办学活动并未提及。
港台的学者对盛宣怀研究启动得比较早，他们的研究特点是从厘清史实出发，对盛氏作比较客观、如实的评价。1950年在香港新亚书院讲授近代史的左舜生著《清末建设与盛宣怀》（注：载左舜生：《春风燕子楼——左舜生文史杂记》，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158页。）一文，肯定了盛宣怀从事的工商实业建设在晚清的重要作用。接着，台湾学者戴玄之在《大陆杂志》上发表《盛宣怀与东南互保》（1960），历史学家沈云龙在《春秋》上发表《盛宣怀、梁士诒结怨始末》（1965），前交通大学校长淩鸿勋在《传记文学》发表《盛宣怀与中国铁路》（1966），谢世佳出版专著《盛宣怀与他所创办的企业——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与创造力之研究》（1971）。（注：该书由台北“中央图书供应社”出版。）1970年代后，港台学界对于盛宣怀的关注趋于沉寂。而上述专论对盛宣怀在教育方面的评述，几乎没有。
第三阶段（1979年至今），随着大陆学术研究的复兴和走向繁荣，大陆学者开始投入相当大的精力，专门研究和重新评价盛宣怀，关于盛宣怀研究及档案资料整理有了较大的进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大规模、有组织地整理出版“盛档”。从1976年开始，为寻找“对批判资产阶级、洋奴哲学有用的材料”，有关方面组织力量整理盛宣怀档案。但随着形势的变化，整理工作脱离政治框架的束缚，促成了大量原始资料面世。在陈旭麓、顾廷龙、汪熙诸先生的主持下，按照专题整理编定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有8辑11册，（注：8辑依次是《辛亥革命前后》《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煤铁》《中日甲午战争》《汉冶萍公司》《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和《义和团运动》。）计700余万字。从1979年开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刊行，至2003年才全部公开出版。这批“盛档”资料全以盛宣怀所办工商企业、在重大政治事件中的活动为专题，虽然极少关涉文化教育、赈灾慈善等方面活动，却为研究后者提供了必要的背景资料。
在改革开放的政治环境下，1980年代的大陆学术界开始重新评价洋务运动及其主要人物，对盛宣怀在经济方面的成就予以正面评价。首先重新评价盛宣怀且成果最多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夏东元先生，他始终关注并参与整理“盛档”，于1981年发表《论盛宣怀》，（注：《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1988年又出版37万言的《盛宣怀传》，（注：夏东元：《盛宣怀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这是国内外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研究盛宣怀生平事迹的传记。作者对盛宣怀在近代企业领域的活动予以充分肯定，但对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基本上是否定的。该书专设一章，论述其“教育思想与人才培养”（第十章），这是最早以较大篇幅专论盛宣怀教育实践活动与思想的论述，成为多年来评价盛宣怀教育事功的基本观点。作者以盛宣怀在经营洋务企业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培养“新的科学技术人才和新的管理人才”迫切愿望，作为兴学育才的动机，纵论其数十年不遗余力地创办各类学堂、派遣留学生、设立译书院等教育活动的思想历程和成就，总结其创设“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和“我国最早兼师范、小学、中学、大学的完整教育体制”的南洋公学的人才培养宗旨和教育模式，认为中国教育史研究应给予盛宣怀一个重要席位。同时，作者将“中体西用”视为盛宣怀教育思想的基础，认为他所主张的学以致用，主要是“以科技为内容的‘西学为用’，不包括民主政治为内容的西学之用”，且甚至在维新运动时期还大谈“孔孟义理之学未植其本”，作者认为“他的这个观点，落后于时代远矣”！（注：夏东元：《盛宣怀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5页。）夏著的学术价值经受了时代的考验，1998年、2007年先后有修订版推出。（注：《盛宣怀传》1998年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修订再版，2007年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修订图文版。）夏东元先生一直保持着对盛宣怀研究的热度，相继发表一些专论。2004年，在数十年积累的基础上，已过八旬的他出版了110万字的《盛宣怀年谱长编》，力图为“从盛宣怀逝世后近九十年来研究者很少”的盛宣怀研究提供第一手原始资料与线索。因该书列为“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研究专著系列”，当中收录较多有关办学，特别是南洋公学创办史实资料，并在三处按语中将盛宣怀称作“教育家”，（注：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348、541页。）这也是夏先生自称的“在编著长编过程中对盛宣怀又有一些新认识”之一。
在大量资料整理和良好研究环境的背景下，各类学术期刊先后出现了有关盛宣怀的专论，至今有100余篇，代表性的有谢俊美《盛宣怀与中国通商银行》、张红军《论甲午战争时期的盛宣怀》、贾维《谭嗣同与盛宣怀》（注：《档案与史学》1985年第2期、《山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等。作为盛宣怀故乡的常州，从1990年代开始，一直为推动盛宣怀研究出力，1994年召开“盛宣怀诞辰150周年纪念会”，出版了易惠莉著《中国第一代实业家盛宣怀》。（注：《江苏文史资料》第77辑。）1997年成立了盛宣怀研究会。2000年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盛宣怀研究》，选录历年海内外学者论文20篇，展示20世纪盛宣怀研究的学术成果和发展路径。2008年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萃编》（上、下）两厚册，下册专列“文化教育活动”，收录其创建各类学堂珍贵文献数十件。然而总体而言，至今学界尚未形成夏东元先生期待的“盛宣怀热”。
相对于大陆的情形，香港中文大学1987年出版了《近代名人手札真迹》9巨册，将所藏盛宣怀亲笔函电与朋僚函电稿影印出来。1990年代又推出《盛宣怀实业函电稿》（2册）、《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3册）、《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2册）、《清末议定中外商约交涉》（2册），共4种9册，成为1980年代以来港台地区盛宣怀研究最引人瞩目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这批港版“盛档”中，收录了盛宣怀与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经办人王修植、何嗣焜、沈曾植、汪凤藻等来往函件50余件，是研究盛宣怀教育人际网络关系的重要材料。利用整理“盛档”资料的长期积累，台湾学者王尔敏先生发表论文《盛宣怀与中国电报实业之经营》（1988）、《盛宣怀与中国实业利权之维护》（1997），是1990年代海内外盛宣怀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二）教育史学者视域下的盛宣怀
再看教育史研究领域中的盛宣怀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各种教育通史、断代史著作中，不同程度地肯定了北洋、南洋学堂在教育史上的地位，然对其创始人盛宣怀的教育思想与影响未作任何评价。王凤喈《中国教育史大纲》认为，盛宣怀创议的南洋公学是“新教育萌芽时期”（1861—1900）学校系统“最完备者”；（注：王凤喈：《中国教育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314-315页。）陈翊林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中指出，北洋大学堂是成文的两级学制学堂，南洋公学建立后，则“成文的三级学制遂以确定”。（注：陈翊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1年版，第44-45页。）此外，陈青之《中国教育史》、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陈东原《中国教育史》也提及北洋和南洋学堂在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政治因素影响下的教育史学界，对于教育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以阶级成分作为判别是非功过的唯一标准，将教育问题和政治问题等同起来。作为“洋奴买办”的盛宣怀长期被教育史界所忽视。直至1980年代，随着教育史研究观念的逐渐转变和对盛宣怀的重新评价，过去对人物与事功相互捆绑的评判标准得到纠正，部分教育史著述将盛宣怀归为教育家之列，并对其教育活动和思想作出初步整理和研究。据现有资料显示，最早将盛宣怀称作“教育家”的，是1983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家传略》。（注：徐仲林等编：《中国教育家传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6-297页。）该书收录146位教育家并作简传，虽然作为其中24位近代教育家之一的盛宣怀传记并无新意，然被列为教育家本身，就意味着对盛宣怀的评价已开始突破传统思维的框架。不过稍后出版的近代教育家传记未将其选入，如陈景磐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家传》，沈灌群、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家评传》（共3卷），宋恩荣主编《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系列研究》丛书等。大部分教育通史、教育思想史、学制史著作中也很少提及盛宣怀。1990年代以来，教育史界有一些教育史专著、工具书对盛宣怀表现出很大的关注。1992年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中有“盛宣怀”条目，称其为“近代实业家、教育家”；（注：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合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4页。）1995年吕渭源等主编《中外著名教育家大全》（注：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也将盛宣怀列入其中，并作小传。1995年，孙培青、李国钧总主编，金林祥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史》（第3卷）出版，该卷“洋务派的教育思想”一章之下专列一节“盛宣怀的教育思想”，从盛宣怀对新式人才的高度重视、中体西用的办学原则、对近代教育的认识三个方面进行论述，认为盛宣怀“始终坚持的‘中体西用’已落后时代，但又不可不注意到其中注入了某些具有时代特色的因素”。（注：孙培青、李国钧总主编，金林祥主编：《中国教育思想史》（第3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2001年，陈学恂主编，田正平分卷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将盛宣怀与郑观应的教育实践与思想合并列节，称盛是“晚清率先以实业为基础设学兴教并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办学思想及模式者”。（注：陈学恂主编，田正平分卷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1页。）2003年，陈科美主编、金林祥副主编的《上海近代教育史（1843—1949）》，将“盛宣怀教育思想”列为单节，在简介其生平和在上海的教育活动之后，分别论述了中体西用的办学宗旨，学以致用的办学思想，师范、小学教育及学制体系思想，认为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就洋务派来说，“独树一帜，显示其远见卓识。”（注：陈科美主编，金林祥副主编：《上海近代教育史（1843—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
由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发展而来的天津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一直以开我国近代大学风气之先而引以为豪，并化为编修校史的动力。自1980年代以来，相继编著各类志书多种，宣扬悠久历史，展示办学声誉，其中对创始人盛宣怀办校的史实多有挖掘和评述。天津大学编著《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高度评价了这位我国第一所新型大学的创办者，认为天津大学是盛宣怀“适应当时中国国情，吸取过去洋务教育的经验教训，既不是‘中体西用’，又不是‘全盘西化’，而是由封建官吏主持下，以‘西学体用’为指导思想办起的一所新型大学”。（注：天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1986年上海、西安两所交大合编《交通大学校史》，首章专述南洋公学创办发展经过，肯定了盛宣怀在创设师范院、实施三级学制、人才培养成就等方面，在近代教育史上有着“身先士卒”的作用。同时指出，南洋公学“实际上被盛宣怀作为一种政治筹码，紧紧地捆在他政治生涯的战车上”。（注：本书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1996年陈先元、田磊编著《盛宣怀与上海交通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收录交大历届师生、校友关于盛宣怀办校史实、思想的论文、回忆25篇，几乎是一致肯定盛宣怀所办教育事功，称他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驱和奠基人”，对“中体西用”教育方针也给予更多的理解。2006年上海交通大学盛懿、孙萍、欧七斤合著《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在肯定盛宣怀办学实践的同时，分析了他创办新式教育的思想演变历程，认为“从人才培养、实业教育到教育救国的思想转变”，是他创立北洋、南洋两校的思想基础。校史著述中对盛宣怀的不同评述，既是不同时期学术语境下对同一人物不同的认识，也是各个时期盛宣怀研究深入发展的体现。
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自1990年代中期，特别是近年以来，学术界相继发表了16篇（其中包括硕士论文2篇）专论盛宣怀教育方面的论文。绝大多数论文宏观性地论述了盛宣怀新型人才观、教育思想内涵以及办学实践的影响，尤其对夏著《盛宣怀传》中有关盛宣怀教育实践和思想作了较为客观的分析和深入的探讨。如李均在简要梳理盛宣怀办学历程的基础上，认为盛宣怀教育思想源于洋务活动和具体的办学实践，重视高等教育对兴国强民的重要作用，主张培养高质量新型人才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注：李均：《盛宣怀高等教育思想实践与思想述论》，《高教与人才》1996年第2期。）张礼恒从盛宣怀重视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的言论和主张出发，详述盛宣怀人才思想的丰富内涵，认为盛宣怀试图广泛造就大批新式人才，适应时需，抵制侵略，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同时又指出：“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盛宣怀重视人才的根本宗旨在于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没有跳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巢臼。”（注：张礼恒：《盛宣怀人才思想论》，《学海》2002年第2期。）作为第一篇专论盛宣怀教育思想的硕士论文，西北师大杨慷慨《盛宣怀教育思想研究》（2006）通过透视盛宣怀教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阐述其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和丰富内涵，并在与张之洞教育思想的比较中，指出盛宣怀教育思想“具有内容与形式相矛盾的二元性及反传统和重工商的鲜明个性”。华东师范大学韩珂的硕士论文《晚清新式学堂之创建——以盛宣怀与南洋公学为个案研究》（2011），通过解读盛宣怀与南洋公学的关系，叙述和分析盛宣怀在办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和路径，力求从个案研究的角度，找寻晚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中遭遇的困难和问题。另外，陈先元《盛宣怀与上海交通大学》、（注：《中国大学教学》1998年第6期。）严春红《盛宣怀南洋公学师范院办学模式探析》，（注：《当代教育论坛（宏观教育研究）》2007年第9期。）对盛宣怀办学实践的某个具体方面作了细致深入的探究。
综上盛宣怀研究、教育史研究可知，以往学术界对于盛宣怀教育活动的研究虽多方涉及，也积累了一定成果，在某些具体问题研究上也比较深入，但总体而言，缺乏系统深入的整体性研究，空白点还很多，关乎其教育实践与思想的史料挖掘不够充分，对其办学活动与思想发展脉络缺乏系统整理和廓清，研究视角与方法也有待更新。
盛宣怀属于亦官亦商的近代绅商阶层，其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研究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个案，进一步透视整个绅商阶层与近代教育的关联。绅商阶层与近代教育的关系，至今尚无专门著述，可以说是一片未经开垦的学术园地。但是对绅商阶层，特别是对绅商个人传记的研究著述中，绅商的教育活动也曾纳入研究者的视野。
综观学术界对绅商阶层以及个别绅商的研究，主要成果有两个方面：第一，整理出版了有关绅商的一些资料和人物传记。综合性的有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料》，（注：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苏州商会档案汇编》；（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绅商个体的文集资料有《郑观应集》、（注：夏东元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经元善集》、（注：虞和平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张謇全集》（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等。绅商个体的传记有《郑观应评传》、（注：易惠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张謇评传》（注：卫春回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上述资料、传记中或多或少涉及绅商的教育活动和论述，有些著述，如张謇的资料、传记中涉及教育的还比较多，像瞿立鹤《张謇的教育思想》、（注：台北学生书局1976年版。）张兰馨《张謇教育思想研究》（注：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等，这些成果给本选题写作提供了史料和借鉴。第二，以绅商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一些颇具影响的研究著述。如徐鼎新《上海总商会史》较早着眼于绅商问题，对官商、绅商的相互渗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绅商阶层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当推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作者细致分析了绅商形成的根源、过程及其社会角色和作用，又通过绅商阶层类型区分、社会属性、政治参与的探讨，与西方早期资产阶级进行比较等，从多角度阐述了对绅商这一社会中层力量的见解，“为人们提供了窥探近代中国国情奥秘的钥匙”。（注：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章开沅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尽管该书在论及绅商的社会功能时，未谈到他们兴学办教育的一面，但仍然为本选题对近代绅商的理解提供了多方面的启发和参照。另外，近年来有些教育专门史研究著述中，也不同程度地关注到绅商办学活动的概况，如阎广芬在《经商与办学——近代商人教育活动研究》（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中，将绅商纳入近代商人兴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作宏观性、多视角的考察；台湾学者苏云峰在《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1860—1928）》（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0-82页。）中，将绅商作为“以私人财力创立新式学堂者”，以张謇和陈嘉庚为中心，对其办学活动作了简要介绍。
上述关于绅商的研究，多集中在绅商本体以及绅商与社会、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研究等方面，对于绅商阶层与近代教育的关系和影响，虽已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却并未进行过专门研究，没有形成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成果。
二、研究内容与方法
通过以上学术史的回顾与述评，可知以往学术界已经为本选题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背景知识和研究成果，使本选题的开展具备一个较好的史料与研究基础。但是，以往对于本选题的直接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空白点还很多，本选题希冀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以下几个内容作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一是全面系统地整理、论述盛宣怀的办学活动和教育思想。首先，从盛宣怀的实业活动、晚清社会文化变迁等方面，来探讨其投身教育的原因。其次，依照从技术教育到普通教育、再到大学教育的办学路径，来概述盛宣怀一生所从事的教育活动。第三，横向分析盛宣怀的教育模式，如教育与实业活动的关系、教育幕僚群体等；继以南洋公学为个案，考察具体办学过程中盛宣怀的作用和影响，遇到的内外困顿和矛盾，展示其教育活动的延续性与变异性。最后，在深入分析其教育言论的基础上，结合其实践活动，论述盛宣怀教育思想的主要内涵和特色，对盛宣怀教育思想作出评价。
二是评述盛宣怀的教育贡献和历史地位。将盛宣怀的教育活动和思想，置于我国教育新旧转型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兴学群体中去考察，把他的办学实绩放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去观照，同时结合与郑观应、张謇等人的比较，审视盛宣怀教育事业的时代影响和历史地位，从而就盛宣怀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和历史地位给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三是兼论绅商阶层在近代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以盛宣怀为中心，结合其他绅商的办学活动和教育思想，考察整个绅商阶层办学活动的动因、特色、成就与历史影响，并对社会力量办学作一延续性思考。
上述三项主要研究内容中，第一项“全面系统地整理、论述盛宣怀的办学活动和教育思想”是重点。在学术界关于盛宣怀教育实践和思想研究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全面细致地整理盛宣怀一生的教育活动轨迹，深入阐述他的教育思想，是本选题要解决的重点问题，这也是第二、第三项研究内容的学术基础和出发点。只有厘清盛宣怀的教育实践，把握他的教育思想脉搏，才能将之放在近代教育发展史上的恰当位置，给出客观如实的历史评价，进而透视绅商阶层在近代教育中的角色与作用。
盛宣怀是一个以教育实践见长的教育史人物，其对教育问题的专门、系统性言论不多，他的教育主张和理念大多散见于办学活动的禀呈、奏折、照会、书信和批示中，这为盛宣怀教育思想的研究带来一定难度。还有，如何由盛宣怀个案研究，呈现整个绅商阶层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联，在两者之间找到恰当的结合点，也是一大难点。
盛宣怀与中国近代教育的研究，相对整个近代教育史来说，属于教育人物的个案研究，但同时又是一个跨度大、内容丰富，能够以小见大的研究。为了把研究主旨阐述清晰，本文拟在历史研究法的基础上，结合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具体包括：
历史文献法。传统史学中的历史文献是必不可少的，以盛宣怀的办学活动为中心，广泛搜集资料，经过排比、梳理与分析，对盛宣怀与中国近代教育之间的关联进行历史的叙事和评析。这是首要的研究方法。
比较研究法。作为教育学研究的一种常用方法，比较法主要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有联系的事情进行考察，寻找异同，探求其间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方法。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分为纵向和横向比较、求同和求异比较等。（注：袁振国：《教育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162页。）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将穿插比较法，如以盛宣怀与张之洞等督抚作对比，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盛宣怀教育思想特色的认识。
个案研究法。运用社会学中常用的个案分析法，以盛宣怀创设的南洋公学为个案，深入考察盛宣怀教育活动和思想的具体形态；在兼论绅商与近代教育时，盛宣怀又成为探析绅商在近代教育中所担角色的个案。
教育叙事法。在研究某些问题和事件时，尝试利用“盛档”中大量的教育函电、照会、批示，以及办学幕僚、师生的手稿、日记、回忆录等鲜活的原始材料，让盛宣怀、办学幕僚、师生自己出来“述说”办学事件的真相，然后在叙说事件中寻找到关联和规律，最后诠释出表达的意义。
另外，作为历史人物研究，也可在佐以实证的情况下适当采用心理分析法，以便于理解盛宣怀及绅商的个性特征，阐释他们教育活动的思想动机。
本选题拟在研究内容、视角和史料等方面有所突破与创新。在研究内容上，如前所述，无论是盛宣怀研究，还是近代教育史研究，对盛宣怀的教育实践和思想研究虽然都有所开展，也有所成果。但是，作为专门系统的学术研究，至今尚付阙如。本书将全面系统梳理盛宣怀的教育实践，提炼其办学理念与教育思想，对其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贡献和地位作出评价；并以盛宣怀研究为中心，参照其他绅商的教育活动，进而透视绅商阶层在近代教育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与作用。
在研究视角上，对盛宣怀教育的研究突破“洋务派”的思维模式。“洋务派”是学术界定型已久的一个概念，多数学者将盛宣怀看作后期洋务派的典型代表，研究盛宣怀教育的论述也几乎全部将其归入洋务教育思想之列，不论所办教育事业在近代如何重要，最后总是戴上已认定的洋务教育家们都具备的“中体西用”“落后”思想的帽子。盛宣怀的确以创办不少近代工商企业而成为后期洋务派的关键人物，但是盛宣怀更具影响力的时期是甲午至辛亥之间的“后洋务时期”（1895—1911），其教育活动及其影响主要也在这个时期。此期，盛宣怀总结了包括教育在内的洋务事业的利弊得失，重新认识西学的内涵，反省、总结前期技术教育的经验教训，也开始接受维新思想中的文教举措，并利用自身有利条件，迅速化作具体实践，先后创建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开创了近代教育新风气。可以说，盛宣怀后期的思想和行动都没有停留在洋务运动范畴，不能扣以“洋务派”的帽子而不问其他。复杂近代史背景下的同一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的多样复杂性思想，是难以用单一的政治化术语来概括的。而基于政治立场的派别定性也可能更适用于政治史研究，很难用于文化教育史研究，因为同一个历史人物的政治立场与他的文化、教育实践往往不是完全同步的，有时甚至具有不可比性。盛宣怀办教育的思想是“与时俱进”的，所从事的教育也是前后有别的，除了要作动态的纵向考察外，我想，还得要突破“洋务派”这种单一的思维模式，从一个富有进取的绅商的角度，以近代教育的实施者群体及其产生的实际效果为切入口研究盛宣怀，研究绅商阶层和近代教育。
在研究史料上，力求挖掘第一手原始资料服务于论题，在充分利用已经公开、出版的“盛档”资料、校史档案、绅商办学资料，广泛借鉴前人研究资料和成果之外，本书还将开拓新的资料源，在研究史料上实现较大突破。本选题在三个方面已经获取不少一手资料：一是上海图书馆藏“盛档”，二是盛宣怀及绅商所办学校的校史档案，三是晚清时期《申报》《时报》的报载资料。
三、核心概念与资料说明
关于本书的几个核心概念和主要文献史料，先作一些界定与说明。核心概念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近代教育”，一是盛宣怀所代表的“绅商阶层”。
关于“中国近代教育”，这是中国教育史中的重要分期。长期以来，因分期标准不一，教育史学界在中国教育史分期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和做法，近代教育的时限也就各不一样。（注：关于民国以来对中国教育史的具体分期，参见杜成宪、邓明言：《教育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97-106页。）主要说来，对近代教育大致有两种分法，一种依据革命运动史或中国通史来划分，如将1840—1919年定为近代教育时期，再以历次革命运动作内部细分，这是1949年至1980年代比较通行的分期法；一种是1980年代以来按教育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来划分，如将1861—1927年作为近代教育的上下时限，又以1894年、1911年为界，细分为近代新式教育的产生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注：田正平：《关于中国近代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几点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9年第2期。）
本选题总体上采纳后者分期法，即以1861—1927年作为中国近代教育的时限，考虑到盛宣怀与绅商阶层的教育活动主要在1861年到1911年之间，也即新式教育的产生期、发展期，因此1861—1911年将作为本研究的主要时限，兼及前后时段的背景和影响，我们将此期称为中国近代教育早期，或者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时期。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近代时期的中国教育，五彩缤纷，新旧杂糅。“新”主要是指在西学东渐大背景下，移植到我国的以近代科技为主要教学内容的近代新式教育（有时简称近代教育）；“旧”主要是指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以儒学为主要教学内容、依托科举制度的我国传统教育。它们既有冲突，又有融合，此消彼长，总体趋势是新式教育逐渐取代传统教育，不过传统教育仍然有较强的韧性，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呈现出新式教育与传统教育混合共生的景象。作为新兴阶层的盛宣怀和绅商的主要教育活动领域当然是近代新式教育，不过他们在传统教育领域也有活动，产生了一些影响。因此，本选题“中国近代教育”不能完全等同于近代新式教育，而将其作为一个时间概念来理解更合理，相当于“中国近代时期的教育”。
关于绅商阶层，这是近代社会一个特定的新兴社会阶层。绅商萌芽于明清之际，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式形成，民国初年逐渐分解，是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相适应的一个特殊的过渡性阶层。在西学大潮的冲击下，活跃于近代中国社会中的绅和商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突破了我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尊卑有序的格局，而生成一个亦绅亦商的社会群体——绅商。“绅商”是近代各种历史文献中出现相当频繁的一个词汇，但是关于“绅商”的涵义，历来却又说法不一。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认为：“绅商（由商而绅，由绅而商）和乡绅是官与民的中介，前者多在市，后者多在乡；前者与工商业结缘，后者与宗法、地租联姻；从他们身上可以捕捉到中国近代社会的脉络。”（注：熊月之、周武编：《陈旭麓文集》第2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言简意赅地在与乡绅的比较中，指出了绅商的概念、性质和历史研究上的重要意义。商会史研究专家徐鼎新认为：“绅商既从事工商业活动，又同时享有传统功名和职衔，可视为新旧时代间，等级社会与职业社会间一种过渡性社会阶层，成为传统社会力量向近代社会阶级力量过渡中‘承载物’和‘中转站’”。（注：徐鼎新：《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随着1990年代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对于在近代社会变革中发挥重大作用的绅商阶层受到治史者的热切关注，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不过，由于学者的视角不同，对于绅商的概念理解也出现了一些分歧，主要集中在“绅商”究竟是分指绅和商（gentry and merchant），还是已经融合为一个单指性的新阶层绅商（a gentry merchant）。谢放在分析有关晚清记载绅商的文献基础上，认为“绅商”一词基本上“是分指绅与商，而并未融合成一个单指性的混合词”。（注：谢放：《“绅商”词义考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马敏则在《“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一文中与谢放进行商榷，认为作为单指性复合词的绅商，有时是指亦绅亦商，兼具绅、商双重特征的社会群体，并对“绅商”作定义：“所谓绅商，狭隘地讲，就是职商，即上文所说的有职衔和功名的商人。广义地讲，无非是由官僚、士绅、商人相互趋近、结合而形成的一个独特社会群体或阶层。”（注：马敏：《“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也有些学者取持中看法，如邱捷专门对清末广东的绅商进行分析，认为绅、商的对流、融合已非常普遍，确实形成了一个人数颇多且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的“亦绅亦商”的群体，但同时指出，绅与商远未合流，二者的界限和竞争也是很明显的。（注：邱捷：《清末文献中的广东“绅商”》，《历史研究》2001年2期。）
本选题对于绅商概念的界定遵从马敏“单指性”定义，即把狭义上有职衔和功名的商人，和广义上由官僚、士绅、商人相互趋近、结合而形成的一个独特社会群体或阶层作为研究对象。马敏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将近代复杂的绅商群体进行分类，将绅商分成士人型、买办型、官僚型三种，并将盛宣怀列为典型的官僚型绅商，（注：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本文也遵从此说。
本选题研究资料以盛宣怀的教育文化活动、所办学校校史资料和绅商的教育实践三方面基本资料为主，并辅以一些相关资料、背景资料及研究成果。主要运用的文献史料如下：
一是盛宣怀个人档案、著述。首先是上海图书馆藏“盛档”。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盛档”是一个专用名词，指以盛宣怀为主的盛氏家族自1850年至1936年间，以纸质载体保留下来的文字档案史料，共17.8万件，约1亿余字。“盛档”中保存了几乎所有盛宣怀的文字底稿，包括日记、文稿、信札、账册，以及来信、来电、来文，等等。内容涉及政治、社会、经济、外交、军事、教育等，但凡中国近代史上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盛档”中都留有“痕迹”，被誉为“中国第一私人档案”。“补史之阙、纠史之偏、正史之讹”，这是王元化先生生前对“盛档”价值的精辟概括。目前，已出版各种“盛档”及研究著述计1000多万字，占整个“盛档”的十分之一。经初步查阅，刚刚开放的“盛档”中有1000余件与教育活动有关，包括盛宣怀办理各类学堂的奏疏、章程、账册、聘约、图表，以及大量与各界人士的来往函电，还有很多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电报学堂等校长、师生给盛宣怀的禀函，以及呈报的计划书、表册、条陈、课业成绩等。这些档案资料可以重现盛宣怀教育活动轨迹，甚至重现南洋公学、北洋大学堂的校史，因此在价值上远远胜过其他资料，本课题研究力图充分利用第一手档案。其次是已出版的盛宣怀档案资料。包括《愚斋存稿》《盛宣怀未刊信稿》《盛宣怀东游日记》《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近代名人手札真迹》《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萃编》，以及《盛宣怀年谱长编》。这些资料严谨规范，阅读便利，是本选题研究参考的重要资料。此外还有盛宣怀的其他零散资料，包括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盛宣怀办学奏折，报纸杂志或其他人物文集中收录的盛宣怀文字。如许全胜编著《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就有盛宣怀致南洋公学总理沈曾植的信函约20件，劳祖德编注《郑孝胥日记》中，载有盛宣怀论办学的内容30余处。
二是校史档案。盛宣怀所办学校存在至今的是天津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它们分别继承了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由于时隔久远，天津大学初创档案早已散失，所存无几。所幸南洋公学档案保存状况良好，分存于上海、西安的两所交大，上海8卷、西安35卷，合计43卷500余份文件，涉及公学管理章程、教学、师生、建筑经费、留学、译书院等方方面面，是微观考察盛宣怀所办教育事业情形的重要资料。
三是报纸杂志。盛宣怀是晚清商界、政界乃至文化界的“明星”，生前死后都颇受报刊舆论的关注，其中也有一些关于教育文化方面的记载。《申报》《时报》《新闻报》《时务报》《实学报》《政治官报》等报纸杂志都有对盛宣怀所办学校的报道和评论性文字，如1897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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