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潇潇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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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化时代的通才：1920—1940年代的张荫麟试读：
自序
张荫麟是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天才式的史学家，国学根基深厚，同时又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治学路径和史学理念。张荫麟的个人成长，又与中国现代历史学科的建立和完善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同镜面的内与外，对两者关系的深入探究，可以作为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学转型的一个由点及面的代表性范例。
初步萌生这个想法，是在我硕士研究生学习开始的时候。在经历复旦历史系本科的基础教育后，兴趣逐步集中到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嬗变上。在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我有意将这一兴趣进一步收窄并细化到中国现代历史学科的建立及其规范的建树过程中，将3年所思和所得撰写成博士论文《专科化时代的通才——1920—1940年代的张荫麟》，本书即在此文的基础上补充了两年多来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以及对原有观点的深入思考和修订。
进入20世纪后，中国史学在汲取了西方学科的养料后，在学术体制的成型、表达空间的架构以及史学思想的成熟等多重维度上出现了崭新的景象。尤其是五四后的20—40年代，成为史学转型的高峰。这一时期内，不仅学术成果迭出，更重要的是凭借学科的转型，一批熟谙中西史学理论、接受了现代史学学术规训的史学家群体已经出现。他们是史学转型的承受者和当仁不让的推动者，史学家张荫麟即是其中的代表。
之所以选择张荫麟作为透射这一时代变化的人物，是因为张的出身、经历以及他对历史学科所作出的探索和思考，使其在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发展序列中如同一颗耀眼的流星，留下了短暂却又光耀久长的痕迹，直到今日仍不断有“新鲜”的资料为研究者发现并公之于世。
作为映照两者关系最集中的段落，本书以张荫麟从20—40年代这20年间主要的学术活动为线索，来求证这一体制化的史学学科规训逐步建立的过程。因此，作为张氏求学和任教的主要场所——清华、他所参与的各类刊物以及围绕他的著述进行的关于历史哲学的思辨，就成为考察的具体对象。而在大量的细节中，笔者也将从张荫麟的学术交往和活动出发，注重对这一学术网络的群体描述和观念厘清。
全书共分为四个主要部分。第一章以张荫麟的清华经历为明线，历经求学、求职与任教等不同阶段，考察清华历史系从模糊的国文意识中独立到现代学科体制建立的过程；第二章以张荫麟学术活动密集的《清华周刊》、《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大公报·史地周刊》、《思想与时代》等刊物为线索，探讨史学转型过程中学人通过刊物所构建的学术网络以及在学术发表过程中对学科化过程的接受及反思；第三章以张荫麟的学术著述为源，将其关于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思考的观点变化，作为透射当时史学前沿问题的具体视角；第四章则是以张荫麟的代表作《中国史纲》为研究对象，纵向以通史撰写在这20年间的流变为参照，横向以钱穆的《国史大纲》和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等作比对，从史学与世变的互动中反映史学转型中“求真”与“致用”意识交织的现实局面。
在撰写及修订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这一选题还有可待进一步探索的空间，比如对彼时中国通史撰写热潮的分析等等。随着历史学及其他学科工具的发展，我相信对于张荫麟以及中国史学转型的研究一定会有视角更新颖、分析更有力的论著出现。
是为序。朱潇潇2011年6月
绪论
一、问题缘起及概念界定
20世纪中国学术在西潮冲击的背景下，有一个重新分类的分化组合过程。原本以博通为诉求、并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知识架构的传统学术开始逐渐接受西方学术分科的规训，以大学及各研究机构的转变、专业报刊及各类学会的出现为表征，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人类学等学科开始出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中，并以此展开了与传统学术的分途。但在此过程中，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传统学术却并没有如学科变化主导者们所设想的那样逐渐隐退，反而展露出新的生命力，如在30年代面临普遍的民族危机的时刻，传统史学中的“致用”功能却成为所有曾以“求真”为第一要务的历史学家所欲凸显的主题；因此，学科专业化与学术传统的交织与冲击便成为所有相关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共同背景。
在姜义华、武克全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中，将中国史学的这一重要百年分为大致的四个阶段，除了关注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与成长的线索外，还将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所发生的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型，以及现代史学的多元成长作为叙述的重点，并且专门辟出章节（第二编）描述史学专科化后各分支领域的成形与发展，将其作为现代史学最为重要的特征。然而，专科化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推行的背后，本身是这种带欧洲中心视点的社会科学学科范式更大规模地在世界各地扩散，成为欠发达国家的学术体制的正规模式的过程。因此，专科化因其背后蕴含的西方化而在世界局势已经走向多元化之时的今日受到众多学者的质疑和诟病。除去这种意识形态背后的反思外，跨学科与学科融合也成为对专科化的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呼声。
而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的历程中，这种学科化尤其与现代化乃至民族主义所声言的民族复兴的愿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值得今日的研究者从更多的视角和以更多的研究工具来复原其本身的错综关系。20世纪20—40年代，是中国史学界学科发展萌芽及加速发展的集中时期，历史学的发展历程，与其他学科一样，经历了现代与传统话语的纷争与融合，中学对西学的抗击与妥协等多方面内容，以今日观之，影响后日中国史学取向的多次历史事件，也基本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内此起彼伏，“整理国故运动”, “古史辨”运动，“社会史大论战”等，这也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学科在积极吸收西方学术方法和走向自觉、自醒式的发展道路上的一道道分水岭。
尽管在史学史领域一般将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作为近代中国“史界革命”的逻辑起点，以“新史学”将这几十年的变化一言以蔽之。但是，正如王汎森所指出的，晚清民初围绕《新史学》引发的中国究竟是“有史”还是“无史”的争论只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开端，它促发了全新的历史意识并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在此基础之上，史学随着近代学术独立的潮流以及客观原则的要求，真正走上“学院化、专业化与独立化”的现代发展形态，则主要是在五四以后。从20年代开始，中国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真正的成熟期，历史学科的存在和重要性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以传统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如北京、南京等一批最早的大学历史系建立为契机，符合现代学科化要求的新兴史学家群体也开始萌芽成形；专业刊物的出现和快速发展同样也成为史学专科化的标志和催化剂，因为这也意味着学科化形成中必不可少的公共学术空间的生成。当然，对历史系科发展最重要的影响还是来自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新变化——逻辑工具的使用和历史哲学的关照成为这一批新型史学家们思维特征的重要标识。可以说正是在五四以后，1920—1940年代是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大致确立的时段，多维度、多向性是这一时段现代史学的发展形态。
那么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推动者和承担者的历史学家们，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施动者和受动者的角色呢？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学家们是如何制造并且认同现代学科中的“规训”呢？在他们背后，中西方的史学研究思想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对接、冲突、妥协乃至交融，共同构成中国历史学科发展的真实生态？对于这一过程，此前的研究多以史学家的个人传记或者是思潮、学派的勾勒进行过侧面的表达，而以明确的学科化进程为背景叙事，将史学家在这一过程中的经历作为论域空间进行整体考察的文章并不多见，这也成为推动着我在这几年的时间通过搜寻史料、广泛阅读以求不断丰富这一想法并写成此文的初始原因，希望选择一位史学家，来展示我国现代历史学科的建立，以及学科规训对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张荫麟，以其学术生涯和学术思想的多元，成为映照这一复杂进程的良好载体。他是我从硕士阶段就开始接触的历史学家，其生平从清华开始，经历了求学、留学、回国留校任教，然后进入国防设计委员会撰写中小学历史教材，再回清华，转入浙大等阶段，完成了那一时代典型知识分子的特征——幼习经史、入新式学堂、负笈出游，在吸收东西方学术思想同时又对两者的利弊有着清醒的认知。张荫麟在进入清华的时候，即已开始萌发研究史学的意愿；在顺利获得留学资格，进入斯坦福大学之后，他已开始有意识地选择加强其他学科来为已进入专业化之途的历史研究做必要的补充，最后，张在美国获得的是哲学硕士学位；张荫麟最早的系统性专科学术贡献即是开创了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新领域，而他最为后人关注的学术成就，则是其在《中国史纲》的写作中彻底贯彻了自己“撰著”之史的方针，即将史料的甄选、“斧削”之真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比兴”之美相结合，创造了将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结合的范例。
另一方面，张荫麟在这段时期内作为史学专科化范本的研究意义，还在于其与不同时代多个史学家群体的密切关系。从这一点来说，将张荫麟作为学人群研究中起串接作用的有机分子，同时以中国史学的学科化构建作为分析背景，对他在20—40年代学术活动的解读，无疑就具备了剖析学科化时代史学家群体共同意识的含义。在具体的个案分析中，其一，张荫麟是“新史学”发展源流中一位重要代表，被许冠三视为梁启超“学术志业的继承人”。其二，他在二三十年代的史学界，学术足迹遍及当时主要的史学潮流和重要问题（如“整理国故”运动、“古史辨”运动、社会经济史研究、民族主义史学与历史教育等）；其学术交往圈涉及了众多史学名家和各类形式聚合的学术团体（包括清华师友圈，吴宓的《学衡》群体，容庚、陈垣等东莞学人，顾颉刚等《燕京学报》、《史地周刊》同人，张其昀、钱穆等《思想与时代》群体）；其三，他本人通过大量的史学批评、通史实践以及历史哲学的反思类文章，与当时的多位历史学家及哲学家保持着频繁的笔墨往来。
因此，要给本书定性的话，那么它就是以张荫麟作为叙述的中心和贯穿的主线，围绕他的学术经历和史学思想，以及他同学术圈的互动，来探讨20—40年代的史学界和史学转型整体视域下的历史学家“微观”局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既是为张荫麟本人所撰写的学术传记，同时也是结合个体人物所进行的学科史、史学史研究。
二、研究状况
1．关于史学转型的研究近代以来中国史学所发生的由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嬗变，是一场“脱胎换骨式的改造”，身历其中的学者都有着对变化的深刻体认。在1940年代前后，也就是现代史学已逐步成形的时期。一批史学家纷纷撰文对中国史学近三十年、近五十年乃至近百年的发展变化进行了分类、回顾与评述。其中较值得注意的几篇论著有：金毓黻的《吾国最近史学之趋势》（1939年初刊，后收入于1944年版的《中国史学史》附录中）、周予同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941年）、顾颉刚的专著《当代中国史学》（1947年）、齐思和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1949年）。
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基本上是按照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所提出的“史学史的做法”写成的，除了关注史官、史家、史学之成立及发展外，也按照梁氏的条目加入了“最近史学之趋势”，这可以说是较早对现代史学发展进行概括的重要著作。金毓黻认为就史学的发展来看，“清季怵于外患，学者转而骛新，民国以还尤甚”，这种新趋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甲骨文、敦煌卷子以及内阁大库档案等新出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另一则是在梁启超、何炳松等提倡下新的通史与专史之编纂，由于篇幅局限，所以叙述较为简略。
在撰写时代稍晚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中，一直以来为史家所引述和争论的，就是其对新史学诸派系的划分。按照周予同的看法，史学家们被分为史观与史料两派，而史观派具体而微被分成“经典派”和“超经典派”。其中，“超经典派”更是以左、中、右的姿态被区隔为释古、考古、疑古三个派别。虽然周予同这一分类的执行原则已遭现代学者的质疑，但是这种分法却对今日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论史学家们是否同意这一派分，仅从今日史学史研究的具体表现看，基本上还是没有脱离周予同当年划定的语境。尤其是在史学史论著中，仍坚持用史料派和史观派的消长沉浮作为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变动的基本叙事线索。
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最初刊于1947年，时代已较金著与周著为后，在对史学学科的整体认识及思考方面，也较前两人的著作更为深入，且回溯的时代更远。其书叙述以《南京条约》签订前后及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为起点，到1945年为止100年间历史学发展历程，并以民国成立为前后期的分界。前期学者都是做的旧史家的工作；真正的转变当自后期起，史料方面随着考古学上的发现以及明清档案的公布，研究方法上随着西洋科学史观的传入以及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等诸多因素的推动，中国史学进步明显。尤其是顾颉刚第一次明确地提到“中国史学进步最迅速的时期，是五四运动以后到抗战以前的二十年中。这短短的一个时期，是中国的史学，由破坏的进步进展到建设的进步，由笼统的研究进展到分门的精密的研究，新面目层出不穷，或由专门而发展到通俗，或由普通而发展到专门，其门类之多，人才之众，都超出于其他各种学术之上”。这是顾颉刚从史学界内部出发对当时历史学发展所做的描述和概括，其论著中所涉及的观点，也已超越了传统上以史料与史观问题为主的范畴。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也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著述。与顾颉刚的时间起止点类似，齐文的论述也是从道光年间的史学转变到后来新史学思想的输入为止。齐的重要观点之一是他不认为梁启超所提倡的“新史学”就是中国现代史学的起点，梁的观点“不过是依据几本中日翻成的教科书，与当时风行一时的威尔斯《世界史纲》等书。这都是些通俗读物，并不能代表近世西洋史学界研究的方法和理论的趋势”; “专门研究是要依据史料从专题研究做起”。齐更认为，代表学科建立的重要标志之一，“到了民国十年以后，专门的学术杂志便纷纷的出现了”。观察到以学术杂志的出现为契机，史学专门研究的表达空间也在逐步生成，也成为这篇文章对现代史学史研究的主要贡献之一。
接续前人的探索，在大陆史学史研究领域出现了相当一部分专注于史学进展的研究。比如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陈其泰所著《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马金科、洪京陵编著的《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1840—1949）》、蒋俊所著《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等。这些著作虽然都关注“近代史学”的发展，但分期与阶段却不尽相同；如《中国近代史学史》一书论述了1840年至1919年的中国史学，《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一书则将时限延展至1949年。同时，这些通论性著作基本上是从史学思潮与史学流派的发展脉络入手，来讨论史学的近代化进程，并且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传播予以重点关注。与这种宏观研究理路相关的还有胡逢祥、张文建所著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张书学所著的《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等，可以说这种围绕部分史学家所进行的流派和思潮研究，大致概括和描绘出了史学转型过程中的部分重要趋势，而这也成为常见的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书写范式之一。
另外，大量的学术论文也几乎涵盖了近现代中国历史学发展进程中大部分的著名史学家和重要的史学流派及思潮。其中，史学史的研究多集中于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以及西北大学等传统深厚的高校。比如侯云灏的《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研究》（北师大1999年博士论文）、张越的《论五四时期中国史坛：现代史学的初步建立》（北师大1999年博士论文）、黄静的《抗战时期史学流派研究（1931—1945）》（北师大2003年博士论文）、朱发建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研究（1902—1949）》（华东师大2004年博士论文）；这些专题研究大大补充和完善了史学转型研究的成果。
在这一时期内，此前台湾地区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开始被引介到大陆的学术圈内。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政治大学毕业的三位博士彭明辉、刘龙心、陈以爱都以自己的学位论文，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多项有开拓性意义的探索，比如彭明辉的《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发展》（硕士论文）、《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以〈史地学报〉、〈禹贡半月刊〉为中心的探讨》（博士论文）、陈以爱的《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衍》（博士论文）、刘龙心的《史料学派与现代中国史学之科学化》（硕士论文）等，都成为详细了解这一课题的必要读本。另外，现任职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王汎森也是这一研究的重要参与者，王的英文博士论文“Fu Ssu-nia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虽是以傅斯年为研究对象，但是其研究范围却涉及学界各端，也成为研究这一史学进程的必备参考。刘龙心在考察了七十年来大陆与台湾的史学史研究著作后指出，这些研究基本是以学派、思潮、运动和人物为取径，而这也正是多年来关于史学转型论述所采用的方法。
国外有关中国现代史学的著作，因为更早受到社会科学交叉研究的影响，所以注重从各种资源中去发掘史学前进的动因，虽然形式上也是以思潮和人物为主，但已开始显现思想史研究的迹象，并非只是单纯的史学史分析。比如，Laurance A.Schneider关于顾颉刚与古史辨运动的研究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与Arif Dirlik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兴起的Revolution and History: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1919-1937）两书，即是相当经典的两部著作，现在都已经有中译本。近些年对于该领域关注较多的西方学者是莱顿大学的Axel Schneider，他的博士论文“Between Dao and History: Two Chinese Historiansin Search of A Modern Identity for China”，就是对陈寅恪和傅斯年在史学转型中为中国寻求现代认同所做的不同选择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此同时，一批留美的中国学者也开始步入从中西史学对照中发现史学转型的路径，比如王晴佳的一系列文章，尤其是在他的近著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the May Fourth Approachto Historiography中，他按照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区分出传统派史家、自由主义派史家以及马克思主义派史家，并在西文著作的语境和习惯下对20世纪史学发展做出了全景式的分析和描述。
上述研究，就基本方法而言都不脱史学史的范式。历史学本身的前提和意义都被置于公认和默许的位置之上，从完整和独立的学科角度进行阐述则少有涉及。在上世纪末，史学转型的研究也开始面临自身的方法论“转型”，立足于史学学科的定义，从学科规训与学术建制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成为新式研究的基本特征。
西方学术界对于学科问题的讨论，充分注意到学科、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比如William R.Keyler, Theodore S. Hamerow, PeterNovick，还有GeorgG.Iggers等人对于法国、美国、德国的史学专业化都有系统的论述。在这里，学科建制基本涉及大学系科与专业研究机构的建立、专业刊物及学术团体的出现、共同体成员的自觉意识与学科规范的产生等几个主要方面。这种介入问题的方式，也开始在中国学界对20世纪史学学科进行定位时产生影响。罗志田即在其主编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中提到：在探讨中国现代史学建立的过程中，“除了一般史学史中较重视的史学思想之变迁外”，也需要“关注历史研究的主题、写作和表述方式”，以及“所传授的历史知识与史学相关的学术建制”。而在姜义华、武克全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中，就特别重视对20世纪中历史教育与研究机构、史学社团以及专业史学期刊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并辟出专章。注意到学科建制与学术变化的关系后，学界以专业学会、专业机构为考察对象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而在桑兵主编的“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中，《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以及《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1895—1919）》两书，虽然具体所指的是政治学及社会学的学科建制，但是其思考方法和取径却可为史学学科提供有益的启示。同时，在台湾学者中，刘龙心的《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与陈以爱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两部著作，也都是从学科建制方面来着手探讨现代史学的建立过程及个案的表现。此后，刘龙心即一直将关注点放在史学的学科化上，后陆续有文章对30年代的史学评论和史学领域的各类次学科的兴起进行了实证的分析。
当然，史学转型的学科化并不是要将传统的思潮及人物的角度彻底放弃，没有人物的制度研究也将因此而失去活力。这一角度的新诠释，即是学人群和学术网络的出现。潘光哲即认为：“活跃在现代中国史学界的史家，也是活跃的生命个体，在史学社群（historical community）中活动着，彼此互动频繁。这里所谓的互动，不仅是学术渊源与思想方面的交流、激荡，更是生气勃勃的人际交往。”其值得注意的结果是，在史学转型的年代，这种包含加强自我与专业认同的交往，产生了大量以史学研究为目标的团体。此外，专业性研究机构内的学人关系以其与学科建设的直接影响，一直在相关学者的关注范畴之内。比如，“中研院”史语所，就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学科转型中不可绕过的坐标。其代表性人物如傅斯年等，就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另一个重要结果，则是代表学术表达空间成熟的专业期刊的产生。对此，研究人与刊的互动，刊与刊的呼应等已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一个新风向，尤其对本书涉及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期刊与史学转型的关系，已有专门的研究文章。在相关著述中，章清的《“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一书，即有意偏重于将研究主体关联的刊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分析工具，成为迄今近现代学术史中关于学术网络的代表性研究。
张荫麟的史学成就中的重要一条，就是其关于史料的选择与史料使用原则的说明。徐善伟的《当代西方新史学与“史料之革命”》这一研究虽然是从当代西方史学引入过程中史料选择范围的变迁着手，对照中国新史学史料体系的发展，折射出“史料革命”对于现代史学观念的影响以及当代历史学科建设之间的关系，但作为本书研究范围的相关延伸，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一方面，新史学的成就，除了史料方面的变革，将史料作为方法论一部分的证据引用原则也是重要的进步。新近的成果已经将其置于人文学科的环境下做出了整体性的考察。
综上所述，根据学界的转向，本书将从史学转型的内外部原因及表征上，以张荫麟在这一过程中的表现为对象。从外部的机制建设、学术发表行为构建的刊与人的关系，到内在的史学思维及表达方式的嬗变勾画一个时代的标本。2．张荫麟的研究
就有关张荫麟本身的研究来看，尽管他的《中国史纲》近几年颇受学界关注，其在现代史学发展中的意义也逐渐为人们所重视，但是系统而翔实的专业研究数量却不多。
较早对张荫麟在“新史学”发展脉络中予以定位的是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他把张荫麟作为超越于考证、方法、史料、史观各派，真正能得到梁启超“史学新义”精髓的“通才”而加以凸显，使得张荫麟长久以来彰而不显的史学成就和理论观点为学界所注意。王晴佳在《中国史学的学科化——专科化与跨学科》的“史观与史法的相反相成”一节中，也特别详述了张荫麟的通史编撰成就以及重要的史学理论观点。然而，因为张荫麟仅有《中国史纲》一部较为通行的专著，并且他对史学性质的认识较一般史家更具哲学思辨色彩，所以此后对张荫麟的关注基本上都是集中于这两点。
张荫麟的史学理论观点近来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特别是他对历史学性质的探讨，以及运用西方理论对流行观点所进行的批评。台湾方面在70年代就有林丽月的《张荫麟的史学理论评析》一文，对其主要的史学理论观点进行分析。而大陆方面，李洪岩是较早对张荫麟的史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他在《历史学也是一门艺术——评张荫麟的一个史学观点》、《论张荫麟及其“新史学”》等文章中，不仅对张荫麟所提出的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和阐发，从美学价值与修辞“隐喻”等方面做出理论的解读；同时就张荫麟对传统历史哲学与历史认识局限的超越之处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山东大学博士彭国良则对张荫麟曾用来批驳顾颉刚疑古辨伪论证方法的“默证”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张荫麟的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其理论意义一直为学人所膺服，彭国良在《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一文中，试图从“默证”说是否成立的角度对这一论争进行重新翻案（2010年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又有新的进展，本书将在第三章进行详细讨论）。另外，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张荫麟的史学思想与国外史学流派之间的联系，比如李勇在《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中就把张荫麟作为传播鲁滨逊新史学观点的中国学者之一，这也为我们理解张荫麟的思想资源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
另一方面，学界也将关注点集中在张荫麟的通史成就及其理论贡献上。如王家范将张荫麟的《中国史纲》放在通史百年的脉络中加以分析，以突出其理论和文字特色。而黄静的《张荫麟的通史理论和实践》，以及张书学、王艳丽的《论张荫麟的通史编撰理论与方法》，都是结合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的章节安排与具体内容，对他在“自序”中所提出择别通史材料的五种标准及连贯史实的四个范畴进行分析与讨论。李欣荣则特别以《张荫麟与通史撰述》作为其硕士论文的题目，将张荫麟撰写《中国史纲》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考证，并对这一通史撰述的学术史意义予以更多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该文在资料方面着力极深，其中对容庚档案、傅斯年档案中关于张荫麟史料的挖掘也使本书颇蒙受益。
在以张荫麟个人经历和思想为主体的研究中，以台湾师范大学黎华赵于80年代初所作的硕士论文《张荫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学》最为详备，试图对张荫麟的史学论著和史学思想进行全面的总结。全文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述其生平经历，中编对所收集到的全部论著进行分类与定量分析，下编则对其所提出的史学理论观点进行考察。黎华赵在文中颇有创见之点，比如他通过比较《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与《中国史纲》自序两部分，认为张荫麟的通史原理很可能归纳自西方学者的论述。但是由于该篇成文年代较早，许多重要的史料如《吴宓日记》等都未能使用，因此许多论断都是值得商榷的，需要来者予以补充和更正。
而近年来，张荫麟的研究中也开始关注其与学界同人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在学术史的语境下对张进行个案式的分析。比如李欣荣的《张荫麟之史学及其交游》、《张荫麟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民国学界》，已经开始注意从民国学界的主流与旁支之间的关系来讨论张荫麟在学界的交往和学术定位。黄修明、陈勇的《学者的交往与时代关怀——张荫麟、钱穆交往述论》，则着眼于张荫麟与挚友钱穆之间贯穿一生的友谊，包含对学术、政治等诸多领域的交往，以此来表达个体与时代的关系。
事实上，如果要真正了解张荫麟史学思想在现代中国史学发展中的意义，就必须回到他所发表的原初语境中，需要对他发表在各类学术刊物上约有百万字的文章进行认真的解读，正如陈以爱所认识到的，只有深入探索报纸杂志上的文献，才能了解学者观念形成的过程，这是“文集”等资料无法替代的。而这也恰恰是张荫麟研究中最值得拓展的部分，更是解读时代与个人关系时不可缺少的中介。
三、研究路径与资料状况
根据目前的张荫麟及史学转型的研究现状，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前者的研究，多集中于两个取向：一是对张荫麟的史学理论认识；二是对《中国史纲》的介绍及其“斧削”史料方法的赞誉。而对后者的研究则基本都是对于宏观学术环境的演进描述及社会环境与之密切的互动。因此，无论是在发现新的研究起点还是在具体研究展开的方式上，都有较大的延伸和想象空间。而这些想法，也都将成为本书的起点。1．研究路径
因为本书是以张荫麟和20至40年代史学转型的联系作为叙述主题，所以将通过完整展现他的学术活动经历、所交往的学术群体、主要关注的研究问题以及对史学进行的学理反思来考察现代史学在建立过程中学院化与专业化转型对于这一时期的个人与群体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他们对于史学转型所做出的反思和选择。（1）“Discipline”——学科规训。以张荫麟为主线，探讨“知识—权力”体制下的历史学科发展以及史学家群体的回应。以往研究，多采用传统史学史的叙述方法，即先概括此一时期历史学发展的主要特征，然后再以代表性史学家的著作及言论解释这一特征的表象及意义。这种做法对于史学学科的分析其实只是做到了现象分析的层面，而对于与历史学的合目的性分析则往往关注不够，特别是关于体制转变的“硬环境”及学术空间构架等“软环境”的分析较为欠缺。“学科规训制度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形式，在这种层级界限森严的运作前提下，学科规训制度其实是社会控制和轨调（regular）方式的一部分”。虽然，已有台湾学者如刘龙心等人就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建立过程中的历史系科的发展做了比较详尽的研究，研究的对象也几乎包含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多所大学。在这些著作中，身处其中的历史学家往往更多承载的是这一转型过程的零件意义，即假定为他们都是以单一方面的形象出现，在影响这一变化的结果。历史学家的多样性研究则被忽视，在学科化转型中他们或超前或滞后的不同状态往往被省略。因此，本书将以张荫麟的包括学人师友门生之间的交往、参加的学术活动，及大学的教学等多个层面，多方获取其尚未被详加解读的著述（张荫麟素喜以不同笔名发表不同文章，因此本书中相当多的文章都是由笔者考订而出）、书信、年谱、回忆录、档案以及校史信息等，更多探求历史学家个体与时代进程中的互动。（2）“场域”理论的运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了“场域”的概念，常见的解释中场域是不同资本持有者斗争的空间。作为历史学家，其本身的活动构成的史学场域就是由众多的社会部门比如研究机构、大学、社团、刊物、政府、出版机构等共同组成的具体历史情境。它们占据着不同位置，彼此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物质性和符号性兼具的空间结构。
而场域即非常适合于本书的设想起点：从各个层面解析张荫麟在历史学科化的过程中与各界的关系。比如在这一时间内史学家们的关于历史学“求真”与“致用”研究目的的互换、关于史料选择与使用观念的变迁，关于通史编撰的方式和意义等，实则都是史学家群体围绕历史学科化转型的进程，背后则是国家、教育机构、知识权力部门、刊物编辑、教师、学者等共同博弈的场域。
这一过程，还需要借助于另一项分析工具，即“学术网络”。在张荫麟的史学交往关系中，既有师生之间的互动群体，比如与梁启超和吴宓；又有同学、同事间的学缘式聚合，比如与贺麟、陈铨、吴晗之间的往来；更有同人间基于共同认知的关系，比如与张其昀结识，而方有后来的转入浙大及编撰《思想与时代》的这一段历程。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学科化进程中的历史学家活动具有的普遍形态。（3）问题意识主导的叙述结构。既然本书是从学科史发展为背景来进行历史学家的个案研究，那么文章就需要从与叙述主题相适应的内容出发，改变历来以人物活动的时间顺序为主线的叙述模式。因此，张荫麟的学术活动将按照叙事需要，“重组”并“维系”于以史学学科化的重要表征为基点的图景上。尤其是在文章中关于史学思想分析的部分，需要将这一过程中深层的史学思想的变化提纲挈领地进行表述时，张荫麟的学术文章将不进行年谱式的罗列和举证。这种选择也是因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所决定——张荫麟常常同时为多家刊物编撰稿件，除去后期在清华转入宋史的专门研究外，他的学术兴味往往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时间相继的段落。因此，本书将张荫麟散于文章当中的史学思想进行问题式提炼，不拘泥于具体的时间顺序，而以思想的发展作为区分的主要线索。将其学术经历中与史学专业化与科学化发展相关的一些主题进行组织，以问题为切入点进行横向的引论和阐述。在论述这些问题的同时，还将通过学术史与生活史的多层互动的呈现，表达史学转型和学术圈的整体状况。2．基本材料
本书主要力图从与张荫麟有关的史学学科建立所涉及的多个维度来考察20—40年代的史学转型，所以将囊括与张荫麟相关的文集、回忆资料，各类报刊资料，与清华学科发展相关的档案材料以及时人的日记、书信等资料。
一是张荫麟的文集、纪念文集和大量回忆资料，这是切入本项研究的基础。就张荫麟文集的编选情况来看，台湾的伦伟良、李毓澍分别于1956年、1977年编选了《张荫麟文集》、《张荫麟先生文集》（上、下册），大陆方面则有张云台于1993年所编的《张荫麟文集》，以及李洪岩编的《素痴集》。张荫麟去世后，《思想与时代》月刊曾于第18期出版“张荫麟先生纪念专号”；另外，张荫麟的家乡东莞市政协曾主持编辑过《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提供了较为完善的著述系年和乡谊资料；最近，陈润成和李欣荣又出版了《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几乎囊括了以往大部分的纪念张荫麟的文字。除此之外，张荫麟先生的两位弟子徐规与李埏曾撰写了大量的纪念与回忆文章。
二是报刊资料，张荫麟在20—40年代的各类报纸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并参与许多重要的学术论辩。其中所涉及的主要刊物包括《清华周刊》、《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大公报·世界思潮》、《大公报·史地周刊》、《益世报·史学副刊》、《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思想与时代》月刊。
三是档案资料，由于本书是以学科建制作为史学转型的一个重要考察维度，所以将联系清华历史系科的建设来反映张荫麟所身处其中的教育与教学环境。笔者不仅充分利用了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所编的《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和清华的校史资料，同时还前往清华大学查找了与学科建设相关的原始档案资料。
四是时人的日记、书信等资料。为了更好理解张荫麟所处时代的学术环境，以及更好构建起“学术网络”，本书尽可能对与张荫麟有关系的学者的日记、书信等材料进行使用，比如吴宓的《吴宓日记》、容庚的《颂斋自订年谱》、顾颉刚的《颉刚日程》和《顾颉刚日记》、金毓黻的《静晤室日记》等，以及容庚、张其昀、金毓黻与张荫麟的通信。
四、研究框架
本书架构除去绪论及结语两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以清华大学历史系科的发展为线索，将变革时期人与制度的关系作为主题。第二章则侧重于学科化发展的表达阵地——以张荫麟为核心叙事的刊物学术空间的摹画。第三、第四章则是以史学发展中“求真”与“致用”意识为经纬，勾勒出这一时期西方历史及哲学思想对中国历史学科的影响以及张荫麟在这一复杂世事下对史学发展方向的反思与实践。
第一章是对清华大学及清华历史系作为学科发展主要载体的制度化确立过程进行分析。清华是张荫麟人生轨迹的重要一段，他度过了7年的求学及6年多的任教生涯，主要的学术活动都在此发生。而清华历史系也是在此期间经历了从创系到历次改革，以及学科化发展不断深入的过程，直至成为30年代国内历史学教研的重镇之一。张荫麟的个人成长史恰与清华历史系科的发展阶段大体合拍，双方之间有着相当多精彩的交集和共鸣。第一节叙述清华历史系在蒋廷黻到来之前的“前学科化时期”，此时，虽经历次小改，但是其现代学科化的特征仍不显著。第二节讲述的是蒋廷黻主政之后，对清华历史系在课程设置、人员聘用等方面所进行的大力改革，彻底改变了历史系的学术形态和风气，使其真正踏上了学科化的发展道路。第三节则是叙述张荫麟的个人境遇与以清华历史系为具体对象的学科化时代的互动，其中，张荫麟回国求职正式应聘以及在清华任教之后的经历这两段是本节的重点，因为这是最能反映出清华历史系科专业化建设成果的两个层面——第一，张荫麟以历史系为求职对象，最后却是以哲学系（主聘）、历史系合聘的形式进入清华，正是反映出清华历史系科制度化建设的成果；第二，张荫麟在此一时期内参加各类专业研究团体，代表着经过现代化思潮洗礼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觉的学科认同及自我强化的行为，这也是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成功后表现出的一种自下而上的回应。
第二章是以张荫麟为主体，通过以报纸杂志网络为载体的同人关系的演进，叙述随着专科化进程的推进，以历史学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中人际聚合方式的发展历程。本章共分为四节，以时间顺序分别讲述这一过程中专科化表征的出现、加速、高潮及反思的四个阶段。第一节是张荫麟的清华求学时期，刊物以《清华周刊》、《清华学报》以及《燕京学报》为主，此时的张荫麟兴趣较为分散且零星，仍然是以地缘关系或学缘关系构筑最初的人际交往圈；第二节从《学衡》开始，张荫麟此时交往圈的核心已转为吴宓，通过《学衡》以及《大公报·文学副刊》上面张荫麟撰文及研究兴趣的变化可见，此时他的倾向已深受吴宓影响而开始在广义文学概念下的多学科探索；第三节的叙述从张荫麟在《大公报·世界思潮》上的撰文开始，他在美国求学阶段对哲学问题的关注，一直到回国任教清华期间对史学研究的多维探索，都是本节的叙述内容。此时的张荫麟已经明确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兴趣和目标，即以哲学及社会学为其史学研究的双翼。这一时期他的撰文也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专业化趋势，《大公报·世界思潮》、《大公报·史地周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都已经是哲学、史地、经济史等细分学科领域内相当专业的报刊，这一时期可以视为学科化发展的高点。第四节是为《思想与时代》独辟的一节。经过30年代的学科化的高速发展，学界已经开始表示出对纯以西方学术思想作为导向的这一进程的反思，对于中国本位学术传统尤其是史学传统中的“通识”的要求又被提上台面，这是学术否定之否定的发展阶段，对张荫麟来说也是如此，他此时大量的学术文章都是带着强烈的跨学科研究色彩的作品。
第三章主要叙述的是张荫麟表现出的史学思想及历史哲学观念的变化。第一节讲述的是张荫麟对史料与史学关系的认同方式，虽然他非常赞成经过科学方法严密考据后的史料才可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础，但是张荫麟并非“史料学即史学”观点的信徒。第二节讨论的是关于史观的看法。这是一个从30年代起新兴的问题，是关于历史学的根本认识，也是对历史看法的哲学性阐发，历史学与哲学观点的交叉是学科化的必然成果。第三节的讨论核心是关于历史学的科学与艺术属性的争论，这是一个受西方史学理论影响带有前沿性质的问题思考。对于史学是否可以像科学那样予以严密的界定和规范，张荫麟所持的意见是历史学并非科学，因为其“一经出现，旋即湮灭”的本性不能像科学那样被反复验证，重视历史的多种叙述可能是张荫麟秉持历史研究艺术性的基础。
第四章则是以张荫麟的代表作《中国史纲》为标本，综合上述三种角度进行追本溯源，这是张荫麟思想及史学研究的最佳范本。第一节主要是使用危机创伤理论来分析《中国史纲》等一大批通史写作的背景，由此讨论历史“致用”功能在民族危机面前的彰显。第二节是将《中国史纲》与当时同样被归类于民族主义史学的两部通史著作——钱穆的《国史大纲》、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进行对读，具体而微地分析史学专业化成型后不同史家的回应。第三节则是借用现代西方史学理论中的一些分析工具如时间、叙事等，对张荫麟等人的通史著作进行尝试性分析。在这一章中，张荫麟个人的学科化思考的成果将得到全方位展露和重现。
相对于前面两章都是从外部环境的角度撷取中国历史学科专科化的痕迹，那么这两章则主要是从张荫麟内在史学思想的脉络中去为历史学学科进程寻找注脚。第一章制度转型下的个人范本：张荫麟与清华
20世纪20—40年代，尤其是经历了五四的科学洗礼，中国历史学科在世纪初树立“新史学”的转型旗帜之后，开始进入高速发展和变革的时期。这个时间阶段中，来自西方的史学研究新方法和理论，为中国历史的研究路径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多种可能，所呈现的“百花齐放”的结果更是备受学者的普遍关注。对这种表征背后所切实发生的制度性转折，已有相关的研究面世。但在这种时代的转换中，如何表现制度本身作为一个变量对史学学人与史学研究产生的多方面影响，显然大有深入探讨的空间。因此，本章将以张荫麟为对象，探索在转型确立的过程中，制度与个人互动更丰富的含义。
而在这个互动关系的探索中，作为制度的现实载体就是清华。张荫麟17岁（1922年）考入清华，直到1929年作为最后一届旧制留美预备部学生赴斯坦福大学修习哲学，在这7年的时间里，他完成了大致相当于中学和大学预科阶段的学业。1933年，学成归国的张荫麟重返清华，一直到1940年改赴浙江大学任教，又是7年。清华的历史学科在这近20年的时间内，也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由诞生到以现代学术制度建立为标志的成熟过程。因此，张荫麟与清华，确也成为探讨这一关系的良好范本。第一节学校教育与社会引导的交织
张荫麟在清华求学期间，恰逢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逐步发展为分设专业系科的大学。1925年清华国学院以及1926年历史系的建立，张荫麟才开始真正走上个人接受现代史学学科规训的道路。这种外部影响是来自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学校在正式将历史学纳入现代学科体系后，软环境的变化为他的专科化思维准备良好的萌生条件；另一方面，一批接受新式教育后的教师群体，也为如张荫麟等学术意愿强烈的学生提供了更明确的方向指引。虽然张荫麟并不是历史系的学生，更非清华国学院的入门弟子，但这位素性喜欢自我发现的留美预科生在这段时间内似乎更如鱼得水。此外，清华素重外文训练，张荫麟即在此时已广泛阅读了大量西方的历史、哲学、社会学等典籍，并保持着对西方学界新动向的关注，这让张开始养成其极富个人特色的以西式逻辑为基础的思考习惯，并推动其最后负笈斯坦福专习哲学；这些改变，使得张荫麟的眼界大为开阔，学术评论成为此时他主要选择的文体，一批代表性文章皆是此时所出。一、“整理国故”影响下的国文教育改革
清华在1925年改制设立大学部之前，其培养目标为“以培植全材，增进国力为宗旨”，学制八年，分为中等科和高等科两个阶段。尽管这两个阶段的划分有过好几次的变化，由最初的四四制，改为三三二制，再到1922年以后的四三一制度，即中等科四年、高等科三年、初级大学一年，但其教学水平大致相当于中学及大学预科的教育。中等科以通修课程为主，高等科注重专门教育，以美国大学及专门学堂为标准，其目的在于使毕业学生能直接插入美国大学二、三年级，并能适应美国大学的学习与生活。
在早期的清华学程中，1911年《清华学堂章程》将所开课程分为下列十类：哲学教育类、本国文学类、世界文学类、美术音乐类、史学政治类、数学天文类、物理化学类、动植生理类、地文地质类、体育手工类。各类课程均分为“通修”与“专修”两种，“通修”学科期其博赅，“专修”学科期其精深。而史学政治类课程是贯穿于中等科和高等科的。
民国成立以后，清华的教学制度也得到改变，于1912年5月重新开学，将全部的学科分为西文和中文两部。虽然历史在中等科和高等科都占有一定的位置，但是根据当时的课目表来看，在中等科的全部学分中，125个学分内占有4个学分。高等科内分为文科与实科，历史学是两科必修的科目，学生必须学习《通史》、《上古史》、《中古史》、《美史》，文科92个学分中，实科105个学分中，历史类学科占到了15个学分，从这一比例看，历史学所占比重已经比中等科的大为上升。除了通史是中文教育之外，其余的历史课程都是属于西文的教学内容。
这一设置带来的后果是清华中英文教育的严重偏科，因其留美预备学校的特殊性质，授课内容偏于英文本无可厚非，但是最终创办清华的宗旨还是为了要培养为中国所用的建设人才，因此，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种“知西而不识中”的培养方式必会对这一目标的达成形成很大的障碍。如前所述，清华此时的历史学科尚以教学为基本任务，并无研究的人员和能力，历史学科又被具体化分为中国史与西洋史两部分，西洋史是为留洋前的学生打下西方文化背景知识的底子，更类似于现在的教育分科内“英美文化”等课程的教授内容，而中国史的教学则被包含在整个国文教育中进行。因此，探讨这时清华历史教学的状况，更多的应该是将中国史的内容作为探察的重点。
可以说，清华当时的国文教育远为落后于英文教育，甚至已完全弱于当时北京其他中学。对此，批评的人群既包含了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也包括了其他学校的教师乃至清华自己的师生。
在五四之前，就有清华学生在《清华周刊》上发表《清华学生之预备》一文，文中就特别提到为了国家民族的兴亡，有志于留美的清华学生要注重“讲求国学”，并且说“在清华而言讲求国学，已如老生常谈”, “欲得西国之学术，习西文可也。习西文数典而忘其祖，则谬矣”。作者认识到即使我们这些人“西学精通，科学多所深造”，但是如果“国学不精”，又“将安用之？”此后，学生赵锡麟也在周刊上发表《吾校国文何为而败坏》一文，历数造成这一现象的四大原因：天然之趋势、学制之缺憾、教员之姑息、学生之玩忽。而这种批评在1920年4月30日刊发的第186期《清华周刊》达到了一个顶峰，先后有数篇文章直指清华的教学制度和教师。清华国文教员汪鸾翔发表《我对于国文改良的意见》，提出“高等之阅书宜改为选科。阅书一门积久生弊，多有视为集文或漫为无系统的研究。所以应改为选科，至于选科之系统，约分为三种，研究哲学的归哲学系统，研究史学的归史学系统，研究文学的归文学系统（兼选史学或哲学一门）。由教员指授大意，自行研究，作为札记，呈请教员改正”。对当时清华文、史、哲三科混为一起、分界模糊的国文教育提出了建议，并认为正是这种不分科的做法成为导致这种流弊的重要原因。在同一期中，赵锡麟又有《改革国文部最宜注意之点——人的问题》，将问题的矛头指向教员，“教员当列为罪魁，学生只可以算为从犯”。而本期中王造时的《教授国文的我见》，则提出国文教育中除了经史子集的典籍之外，更需要加进新文学的内容。“我们处在这个过渡时代，一方面对于旧文学不完全抛弃；一方面对于新文学更不能不研究。所以教授的方法也要两面俱到，才能应付潮流。”
在1920年严鹤龄代理校长期间，于当年6月18日以学校董事名义呈报外交部的7个“教员任用规则”成为针对这一情况进行改革的标志之一，其中就包括了“国文部教员任用规则八条”的内容，除去对国文教师的聘用标准做出了新的规定之外，提升国文教员的待遇成为重要的一条，这对改变自清华建校以来中、西学教师地位对比悬殊的状况，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促进。
新的改变还表现为国文教员教授课程的分科与变化，在1920年9月24日的《清华周刊》上所刊布的《国文教员分配课程》，列出了这种变化的细节：左雨荃（哲学、文学史），余悉臣（国文、地理），陆雁臣（国文），叶醴文（经学、哲学），苏少禾（国文、历史），汪巩庵（伦理学、哲学），宋季眉（国文），许觉园（法制、外交史），高梓仲（国文），张梦兰（国文、历史），赵瑞候（历史），徐镜澄（文学史、文字学），章寅（文法、伦理学），戴梦松（历史、地理、国文）。除去一些兼顾国文的教师外，已有如赵瑞候等专任历史教师的出现。
更深入的改革是开始于1922年，“为全校所要求改良之国学，大加整顿”，清华成立了以戴梦松（国学部主任）为首的“国学课程委员会”，委员由戴梦松、李奎耀、汪鸾翔、朱洪、陆懋德、吴仕等6人组成。经讨论后，做出了新的改革决定，当中与历史学有涉的是：“（一）原有之国文部，改为国学部。……（四）中学历史改用赵瑞候《新编中国史》，清史一科废除，史学课本用李泰棻编《中国史大纲》；中学地理亦已改用新本……又拟自下学年起，将经学归纳于文学、哲学中，史学则划分为政治史、法制史、文化史三科。”此时可以看出，重要的不仅仅是历史教科书的变化和经学的分野，在历史内部也已出现了三个细分课程——分支领域的出现往往是学科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重要表征之一。与此同时，教员所授课程也出现了新的进展，如陆懋德的哲学史以及吴仕的外交史。
改革的需求已经扩展到清华的入学选拔，甚至有学生向学校建议，“因为清华学生为了留学做准备：首要任务是学好英文，其次是用英文去预备普通和专门的科学以为将来作高深研究的工具，第三是保持身体健康。所以没有精力多放在国学上面。因此他建议应该在清华的入学考试中特别注重国学，选择那些国学根底好的学生进入清华”。
以上都是研究张荫麟此一时段知识构成所必需的背景。张荫麟自1922年考入清华后，国文教育虽已历经两次改革，但是与现代学科的要求还是相去甚远。他此时上的中学课程，通识类内容仍然是其授课内容的主要组成。下表即为张荫麟在1924—1925年度必修及选修课程。表1-1 中四年级课程表（1924—1925年）附注：（一）四、五、六各目，中四、高一两年级共同选修。（二）选定某目，即以一年级为限，中途不得更改。（三）选四、五各目者，书则一种未毕，不得易他种。资料来源：《清华一览（1925—1926年度）》，页21、24。
从张荫麟和高其一个年级的陈铨共同选修的国文科目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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