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湘潭大学曾国藩研究中心,崔志海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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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淮人物与晚清社会试读：
曾国藩和他的时代
姜涛曾国藩是晚清著名的大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理学家——旧式的正统学问家。怎样看待他的是非功过，怎样看待他的政治和文化思想遗产？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严肃课题。我于曾国藩并无专门研究，兹摭拾相关问题一二，略作探讨，因均与时代问题相关，故而命题。不当之处，尚祈教正于方家。一 《讨粤匪檄》的是与非[1]《讨粤匪檄》是1854年初曾国藩率湘军出征时发布的讨伐太平天囯的檄文，表达了曾国藩和以他为代表的一班湖南士绅们的共同心声。从清王朝的角度看，这当然是一篇政治正确的宣言书。这篇檄文，现在又被一些人当作完全正面的东西进行宣扬。对此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
首先当然是看它到底说了些什么，是否符合实际。因为中国政治家们的宣言，往往是做给别人看的表面文章。其所叙内容大多靠不住，甚至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讨粤匪檄》一开始就列数并申讨了太平天囯军兴五年以来的所谓罪行：“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
对这些官样文字必须联系当时的历史事实进行分析，甚至完全可以从其字里行间获得相反的信息。
所谓“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其实正是表明了太平天囯势如破竹的胜利进军：从偏于西南一隅的广西，北上进军两湖，再转而沿江东下，直至占领南京（定都为天京），累计行军5000余里，影响及至沿途的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百姓。所谓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被“抢掠罄尽”，也恰恰说明太平天囯初起之时极得人心，受到沿途民众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金田起义之初，太平军将士连同家属不过两三万人，在广西境内则始终未超过五万人，转战湘桂边境时甚至还遭到严重损失。而其全军人数的大发展，正是在进入湖南以后。据太平天囯后期的军事领袖忠王李秀成回忆：太平军在初入湘南的道州时，所招之众，“足有二万之敷”，继而转[2]赴郴州、茶陵一带，“亦招二三万众”。曾国藩的情报官员张德坚也认为：太平军入湖南后，“由江、永而至郴、桂，更得挖煤矿徒刘[3]代伟之党，已倍前数”。至于大小船只之扫数入太平军，是在其北上进军益阳并进入洞庭湖之后。太平天囯从此有了规模空前的水军。从前的船户、水手变身成为水军的将士。素孚人望的水手唐正才也一跃成为统率水军的将领。湖北巡抚常大淳曾花费经月时间在临资口沉载巨石大船堵塞水路，以为从此可以阻挡太平军向湖北的进军。但太[4]平军水路兵马到达后，“役民夫数万人去沉船，一日而通”。这正是其时人心向背的最好说明！
至于所谓“日给米一合”云云，更是不值得一驳的谎言。太平天囯实行“圣库”制度，实即军事共产主义，在占领南京之后，一度敞开供应，“发粮无数”，即使后来造册按人头供应，也远比“日给一[5]合”为多。而初兴的太平军军纪之严明，乃至清军之腐败扰民，都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就连曾国藩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近日官兵在乡，不无骚扰，而去岁潮勇有奸淫掳掠之事，反谓兵勇不如贼匪之安静。”他声称要把湘军练成一支“秋毫无犯”的军队，“以挽民心[6]而塞民口”，“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
如果我们不是了解到太平天囯初兴时期深得民众拥护的历史事实，如果我们不是看到曾国藩的上述信函内容，还真的要被他那表面上气壮如牛的檄文所欺骗了！
其次，我们看一篇政治宣言，还要联系到它的时代背景，看它是否较前人有新的贡献，是否不负于自己身处的时代。曾国藩所生活的时代已是世界的资本主义时代。十多年前的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身不由己地被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讨粤匪檄》当然无法与世界先进相比。早在此前六年的1848年，两个年轻的德国人——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已写有不朽的名篇《共产党宣言》。这是为人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文献，在这里就不去细说了。更早些时候，相当于中国的乾隆年间，先有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年），后有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年）相继问世。
1776年7月4日，北美第二次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在其开始部分即庄重宣布：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法国国民议会于1789年8月26日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其前言部分亦提出：
组成国民议会之法国人代表认为，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以便本宣言可以经常呈现在社会各个成员之前，使他们不断地想到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以便立法权的决议和行政权的决定能随时和整个政治机构的目标两相比较，从而能更加受到他们的尊重；以便公民们今后以简单而无可争辩的原则为根据的那些要求能确保宪法与全体幸福之维护。
而其第1条则规定：“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除了依据公共利益而出现的社会差别外，其他社会差别，一概不能成立。”
这两份资本主义时代的标志性文件，迄今仍不失其先进性和号召力。
如果说，与欧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相较毕竟嫌远了些，那么我们还可以将目光转入国内，将《讨粤匪檄》与其敌方的文献进行比较。早于这篇檄文两个多月（1853年底），太平天囯也有一篇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问世。《田制》全文3000余字，若干内容很幼稚，有许多实现不了的空想，但朝气蓬勃，充满了向上的活力。其根本指导思想是：“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7]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
太平天囯学西方，宣扬敬拜上帝，号召反满革命，抨击“尔吞我并”、“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的社会现实，憧憬“有无相恤，患难相救”、“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大同社会，并认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8]群”。这是很可贵的朴素的平等思想。
而曾国藩发布檄文的主要目的则是激发饱受儒学熏陶的地主士绅起而保卫纲常名教和专制统治秩序的神圣不可侵犯，竭力承担起传统礼教“卫道士”的角色。《讨粤匪檄》极力回避满汉问题，但明确宣示“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并利用人们仇恨外国侵略者，重视家庭伦常的心理，指斥太平天囯“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
说太平天囯将父母亦称为兄弟或姊妹，是公然的诬蔑和造谣。不过太平天囯在立国之后，等级之制虽已渐趋强化，却依然保留着其初兴时的若干平等因素，如君臣都以兄弟相称即是其一。从其遗留的文献看，东王杨秀清等人在上奏天王的本章中，即称天王洪秀全为“我主二兄”，而杨秀清等则自称“小弟”，并按其地位依次为“小弟杨[9]秀清立在陛下暨小弟韦昌辉、石达开跪在陛下”。即使到了太平天囯的后期，天王洪秀全对于新提拔到高层的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等乃至其他诸王仍以“胞”相称，以示亲近；而他们在上天王的本章中也依然自称“小弟”。
但造反的下等人的朴素平等思想，尤其是其学西方的举措，遭到了传统卫道士曾国藩空前激烈的讨伐。恪守纲常名教上下尊卑的《讨粤匪檄》，不仅就此与《天朝田亩制度》的朴素平等思想拉开了距离，更与《独立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有着霄壤之别。这样一个保卫传统纲常名教和专制统治秩序的政治宣言，其落伍于时代应是毋庸置疑的。二 曾国藩的望死情结
曾国藩于清王朝的最大功绩是血腥镇压了太平天囯的造反。书生杀人，本身似乎是个悖论。但在曾国藩的身上，书生与刽子手的双重身份却得到了和谐的统一。曾氏是恪守传统道德的正人君子，死后官谥“文正”。这一谥号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其政治之“正确”，一是其律己之“严正”。因为“政治正确”，所以他在对敌斗争中立场坚定，气势甚壮；因为“律己严正”，所以他屠戮太平天囯和其他造反者毫不手软，勇于杀人，尽管他“正”得有点过当或做作。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近代史研究所的老所长范文澜曾给曾国藩下了一个“刽子手”的断语。他所举的素材，很多是直接来自曾国藩自己的奏折，如曾国藩“在省城设‘发审局’。凡团绅送被捕人到局，立即杀死，禁止尸亲呼冤，又禁止向团绅讲理。他竭力提倡团绅捕人，地方官杀人、捕人要多，杀人要快，官杀人‘不必拘守常例’，绅捕人‘不必一一报官’。人民更陷入朝不保夕的险境，大家叫他‘曾剃头’，形容他杀人象剃头发那样多。他感觉到公论不容，给咸丰帝上了一个奏章说：‘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又如：“曾国藩乃提倡兽性来报仇泄愤……例如兴国、大冶战斗，获俘虏一百三十四名，‘一概剜目凌迟’；九江城外获俘虏十二人，立即‘凌迟枭示’；又生擒十三人，‘就地剜目凌迟’；武昌城外太平军新兵战败，‘带回七百余人，全数斩决’；重阳战斗擒获七十余人，杀死祭阵亡将士，祭毕，令兵勇割人肉生吞。”又如：湘军在攻克南京时“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10]不息”。应该指出的是，即使是出自曾国藩本人的奏报，其战绩亦不免吹嘘和造假的成分。比如其所谓湘军攻克南京时，“毙贼十余万”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据李秀成说，当时守城的太平军总共只有几千人，有一些还趁乱突围出去。攻城的湘军显然是把南京城里的老百姓也都当成所谓的“贼”加以屠戮了。曾国藩的湖南老乡谭嗣同在其所著《仁学》中就曾揭露说：“湘军以戮民为义……（城邑）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逋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虏焚掠，无所不止，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11]年，无能恢复其元气，如金陵其尤凋惨者矣。”
曾国藩之滥杀无辜，从其幕僚赵烈文日记所记的一件小事中亦可见一斑。1861年秋，赵烈文从上海乘英国轮船溯江前赴九江，与其同行者有一狂妄的广东士人曾耀光，于舟泊南京附近时竟“投贼巢”而去，同时却又将名片托赵烈文转交曾国藩，说是“日后尚拟到营”。一个多月后，赵烈文在拜会曾国藩时提及此人，曾国藩告诉他：此人[12]五六日前已到此，“以其语悖谬杀之矣”。曾耀光在太平天囯的天京究竟有过什么样的活动我们已不得而知，但至少太平天囯方面没有杀害他，更没有阻止他前往曾国藩的湘军大营。
于此可见，无论如何为曾国藩辩护，他之“刽子手”的名号应该是无法甩脱的了。
但就是这个视造反者或语言“悖谬”者生命如草芥的刽子手，其本人也有着极为强烈的望死情结。在与太平天囯的生死搏斗中，他曾数度企图自杀：一是出师之初的靖港之败，二是湖口之役的坐船被夺，三是困守祁门时之预立遗嘱。而到镇压下太平天囯之后，已位极人臣（武英殿大学士）且封侯爵的曾国藩终于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和意趣，而此时他还不到六十岁。
其身体的多病，大概是一重要的原因。早在1840年，曾国藩就已得肺病，幸而死里逃生。1845年起他又得牛皮癣，几乎伴其终身，自觉“无生人之乐”。其他还有耳鸣、肝肾等毛病，而从他最后死时的症状看，很有可能是死于中风。战争不仅耗尽了他的聪明才智，看来也耗尽了他的体能。
但疾病的折磨不应是主因，曾国藩毕竟是大政治家。他之望死，是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他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过于沉重。他看不到大清王朝的前途何在，而他自己已不可能身负起“挽狂澜于既倒”的重任；他明白自己已落后于时代，已不再属于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但他也不愿消极地等待时代的淘汰。于是“惟望速死”就成了他自觉的诉求。
1867年7月，也就是太平天囯刚被镇压之后不久、捻军尚未被扑灭之时，曾国藩与自己的幕僚赵烈文谈起了清王朝的前途命运。
赵烈文说：“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蹙额良久”，然后问道：“然则当南迁乎？”
赵答：“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曾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赵则婉转地以“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作答。
赵烈文话语中所暗含的玄机，曾国藩当然不会不明白，于是便回[13]答道：“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
赵烈文的预测是有见地的，因为事实上清王朝在此后不到50年就被推翻了；曾国藩之望死应该也是真诚的，因为在此十多天之前他即已表示过：“自顾精力颓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惟望速死为愈。”[14]而此时离他去世也确实只有5年，尽管他讲此话时才虚龄57岁。曾国藩有魄力镇压太平天囯的造反，但已没有精力对付飘忽不定的捻军，更没有勇气正视清王朝即将到来的陆沉。进一步说，即使国内的问题可暂告一段落，但西洋人已挟重器而来。清王朝虽解除了一时的内乱危机，仍摆脱不了对外交往中的失败命运。这一切再加上他身体上的原因，就使望死成了最急迫的现实问题。而再过几年，他也真的死了。
当然，“望死”并非消极的“等死”。事实上，曾国藩只要一息尚存，也仍在努力学习。死前不久，1872年初的日记中忠实地记载了他仍在孜孜不倦学习《周易》，阅读《宋元学案》等著述，而且多在三更才就寝。不过他所学的这些依然属于中国传统的旧学问。
曾国藩死于1872年3月12日（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午后，他在次子曾纪泽陪同下到署西花园散步，忽然连呼脚麻，于是被扶掖至厅堂，端坐三刻而逝，虚龄62岁。
曾国藩离世的地点两江总督署，在太平天囯占领时期曾一度被改为天朝宫殿。8年前的1864年，洪秀全也正是在那里病逝。三 “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卡·马克思于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后曾提出过这样一个命题：“那些镇压1848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15]人。”他在许多著作里，特别是在《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一文中阐述过同样的思想：反动派在1848年以后扮演了特殊的革命遗嘱执行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实现了革命的要求，尽管这是在一种[16]滑稽可笑的歪曲的方式下进行的。欧洲1848年革命，本质上是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各国的革命相继遭到失败，革命的果实亦被资本家阶级拿去了，但它毕竟为新的社会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17]备了基础。
曾国藩及其湘军集团，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太平天囯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太平天囯和各地各族人民反清运动高涨之时，也正是天地会等会党空前活跃的时期。响应太平天囯的起义有不少就是这些会党所发动的，甚至湘军中亦有哥老会在秘密活动。随着太平天囯等反清运动的被镇压，继承了天地会等会党传统的哥老会开始逐渐活跃起来，甚至其中有一些就是原太平军人员所为。湘军中的哥老会组织当然也可以算是太平天囯革命的遗嘱执行人，这是其基层的情况。而另一方面，湘军的上层，尤其是曾氏家族，一经走上历史的舞台，也同样身不由己地成了被他们镇压下去的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洪秀全学西方，只是取来了《圣经》和学会了敬拜上帝，他所憧憬的地上天国终于还是无法建立起来。虽然有洪仁玕带来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资政新篇》，但根本没有实践的条件。
而在前引《讨粤匪檄》中对太平天囯“窃外夷之绪”深恶痛绝的曾国藩，后来也不得不容忍乃至提倡向西方学习。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之一，是支持翻译出版了作为西方科学发展两个伟大基础之一的欧几[18]里得《几何原本》的完整版。早在明末，西方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就和大学士徐光启一起翻译了《几何原本》中的六卷，但还有九卷没有译出。曾国藩在镇压了太平天囯之后，接受科学家李善兰的建议，拨款支持将另外的九卷翻译出来，并与已有的六卷本合成一个完整的版本。李请曾国藩作序，但曾对欧氏几何学不甚了了，只能由其子纪泽代笔。《曾序》中指出：中国算书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为一法，学者往往毕生习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几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彻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19]未及者无不赅也”。《曾序》所论深中肯綮。事实上，不仅西方的精密学科，如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典型的《几何原本》的公理演绎格式，甚至美国的《独立宣言》也具有《几何原本》的风格。前文所引《独立宣言》中关于“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而喻”（按其原文作“self-evident”，也即“自明”、“不证自明”之意）的论断就是典型的“欧氏公设”表述。“不言而喻”（“不证自明”）是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中的五个公设的基本特征。据记载，与曾国藩大体同时代的美国总统A.林肯（1809～1865）即认为，“人人生而平等”乃自由社会的第一公设。它很像现代宇宙学的第一公设——宇宙学原理：整个宇宙是没有中心的，处处是平权的。
曾纪泽代笔的序言得到了曾国藩的充分肯定，其批云：“文字清劲，笔亦足达难显之情。”曾国藩的儿女亲家、后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亦有批语：“观其象而通其理，然后立法以求其数：数语尽算学之用。西洋线法推行，至于抛物线以穷其变。惟明乎数之理，故能取给于心而用不穷，以是为澈乎《九章》立法之源，故是笃论。”[20]郭批显然更深入了一层。于此可见，曾国藩对西学还是有所认识的，他的亲朋好友中亦不乏头脑清醒之人。
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的次子曾纪泽（长子早夭），这位侯爵承袭者丝毫没有清朝贵族的纨绔气习，而是一个中西学问兼佳的饱学之士。这与曾国藩的教育方式亦有关系。曾国藩要求自己的子女熟读深思前人关于经世致用、天文地理学问方面的书籍，为他们而后接受西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曾氏幕府人才荟萃，有西洋经验与西学背景者甚多，曾纪泽有其学习的优越条件。据曾纪泽的六妹曾纪芬说，他们兄妹曾在其父构造的船厅中观看“制造局所作径约六尺之大地球仪”。其自订年谱卷首且有观看地球仪的插图：曾国藩居中而坐，青年的纪泽和髫龄的纪芬正在指点巨大的地球仪。而这样的情景，在同[21]治年间中国士大夫家庭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在曾国藩生前，曾纪泽恪遵父训，没有从政。而后虽继郭嵩焘任驻英公使，回京后也担任过侍郎之类的职务，却始终未受清廷重用，年仅虚龄52岁即赍志以终。也许正因为他对西学有较多了解，所以所发议论往往不为当道者所喜之故吧！
曾国藩的直系后代自曾纪泽以下很少有做官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新时代的先进也即旧时代的叛逆者。据曾氏第五代后人曾宪琪介绍：曾家的第三代、第四代，绝大多数留学海外，潜心做学问的多，有的更倾全力于教育事业，但做官的很少。这是很可值得注意的现象。
尤可注意的是曾氏及湘军集团的女性后代们。中国的女子除与男子一样身受政权、族权、神权三大绳索的束缚外，还受男子也即夫权的支配。但得时代风气之先的曾氏家族显然不同。仍据曾宪琪的介绍：曾家不重男轻女，曾家的女人不缠足。她的那些姑妈素质都很高，从小就被教育要自强，不能只做男人的附庸。曾家的女子终身不嫁的也不在少数。这在她们所生活的时代也是亟须勇气的，因为不嫁本身就已是一种革命的行为。
曾国藩的家乡双峰县（原为湘乡的一部分，1952年析置）近年来有着“中华女杰之乡”的美称。1995年评出的“中华百年八大女杰”中，双峰就占了一半：她们分别是全国妇联第一任主席蔡畅、中国著名的民主主义女革命家秋瑾、女权运动领袖唐群英、中共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向警予，她们或出生于双峰或婆家在双峰。其他女杰还有培养了四位中共中央委员（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的革命母亲葛健豪，全国妇联副主席曾宪植，诗人郭筠，著名教育家曾宝荪，历史学家曾宪楷，考古学家曾昭燏，东方女飞将王灿之等。双峰[22]县还被全国妇联正式命名为全国第一个“中华女杰之乡”。细细推究起来，她们都与曾氏家族或湘军有些渊源。而所谓“女杰”之乡，实乃女权运动的策源地。不过这些女杰们早已走出了深山，甚至走出了国门，从而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注解：[1] 曾国藩：《讨粤匪檄》，《曾国藩全集·文集》卷三，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以下凡引本篇文字，均同此，不再一一注明出处。[2] 《李秀成书供原稿》第五叶下。[3] 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囯》（三），第296页。[4] 张曜孙：《楚寇纪略》，《太平天囯史料丛编简辑》（一），中华书局，1961，第72页。[5]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丛刊《太平天囯》（四），第656页；张德坚：《贼情汇纂》，丛刊《太平天囯》（三），第277～278页。[6] 曾国藩：《与张石卿制军》，见《曾国藩全集·书札》卷二。[7] 《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囯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第409页。[8] 《原道醒世训》，《太平天囯印书》，第14～16页。[9] 参见张德坚《贼情汇纂》，丛刊《太平天囯》（三），第203～204页。[10]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附录：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范文澜全集》第9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317～338页。[11] 《仁学——谭嗣同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第80～81页。[12]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咸丰十一年七月初五日、八月二十九日。[13]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4]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初八日。[15] 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429页。[16] 卡·马克思：《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第462～465页。[17] 参见前引恩格斯为1893年意大利文版所写的序言。后来有人对这一命题加以补充，提出：“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这就使得这一命题更加完善和周延了。谭天荣：《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235/index.html。[18] 爱因斯坦曾有言：“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1994年第4次印刷），第574页。1994年印刷本之与1976年印刷本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其后有关中国古代发明的两句话。1976年印刷本作：“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1994年印刷本则订正为：“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爱因斯坦的原文中，并没有肯定中国做出相关发现的意思，原译文所作的增字解显然是误解了原文。[19] 曾纪泽：《〈几何原本〉序》（代家大人作），《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第133～134页。[20] 曾纪泽：《〈几何原本〉序》（代家大人作），《曾纪泽遗集》，第134页。[21] 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252～253页。[22] 《一代女杰的背影》，娄底新闻网。
曾江交谊与湘军的创立
郭汉民 暴宏博曾国藩、江忠源都是湘军的核心领袖，在湘军的创立过程中均起到了重要作用。曾国藩自咸丰二年底（1853年初）帮办湖南团练事务至四年正月（1854年2月）率水陆17000余人“东征”，其创立湘军之经历早已为人备述；江忠源则早在咸丰元年（1851年）即已投身军伍，后更招募楚勇屡败太平军，短短二三年间由知县位至巡抚，其经历于湘人而言自具榜样力量，且曾国藩创立水师之议实自江氏始，[1]研究者亦多言之。然曾、江二人早年在京师时就有交往，后更发展为师生之谊，他们的交谊在湘军创立过程中有何作用？本文拟对这一问题略加探讨。一
曾国藩，嘉庆十六年（1811年）生于湖南湘乡（今属双峰县），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秀才，次年肄业岳麓书院，乡试中举，十五年（1835年），会试不售，留京师读书，明年会试再报罢，旅费尽而还乡，十八年（1838年）春会试，中式第38名贡士，殿试三甲第42名，朝考一等第3名，改翰林院庶吉士，“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2]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他年底返乡，二十年（1840年）再入京师，自此十年七迁，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仕途极为顺畅。
江忠源，嘉庆十七年（1812年）生于湖南新宁县，道光十七年（1837年）中举。对于江忠源早年生平事迹，相关史籍记载十分简略，比较而言，江氏好友左宗棠、郭嵩焘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合撰的《江忠烈公行状》最为详细，其中记忠源中举后之事迹曰：
自是（指江氏中举后）恒客都门，与当世贤士大夫游，刻意问学，以名节自砥厉。陕西举人邹兴愚……病羸咯血，又贫无仆从，公（忠源）襆被就其居，为经理医药。数月，兴愚竟死。时君所尝受业者邓鹤龄，湘乡举人，亦病，咯血垂殆，公既为棺敛兴愚，嘱其族人邹溥霖送归陕西，而身护鹤龄南归。鹤龄寻卒，公又为任棺敛，而致其丧湘乡。当是时，公义声震京师，人以得一识公为幸。其后，同年生曾如死京师，公又为归其丧。以甲辰大挑二等，慨然曰：“穷达，命[3]也。得教职养亲，幸矣。”卒不得第，乃南归。
江忠源为邹兴愚、邓鹤龄及曾如敛棺归丧，使他“义声震京师”，但此二事究竟发生于何年？依上引《行状》所述，似均在“甲辰大挑二等”之前。甲辰即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其实，此二事均在二十四年之后。江忠源当年护邓鹤龄南归，与邹兴愚灵柩同行，途中写下多首诗文，其中一首开篇即言：“乙巳六月夏，邹君死帝[4]乡。”乙巳即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可知江氏为邹兴愚敛棺之事在二十五年。其后作《哭曾春田同年如》诗，有“前年邹与邓，[5]艰难已万状”之句，可知曾如死于乙巳后二年，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
那么江忠源中举后是否一直“恒客都门”，至道光二十四年大挑二等得教职后始“回籍”呢？我们略作考察。江忠源道光二十五年南归途中所作《渡黄河》诗云：
我行南北四渡河，艰难洒涕三度过。辛年秋汛祥符没，下流涸出城平坡……去年中牟塞复没，靡费何啻巨亿多……今年河神始受职，[6]安流稳渡如飞梭……
江氏自称南来北往曾四次渡过黄河，其中三次分别在“辛年”、“去年”和“今年”，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十四年（1844年）和二十五年（1855年）。然据《黄河志》等书记载，黄河在祥符、中牟二县决口分别在道光二十一年和二十三年（1843年），二十四年中[7]牟县内并无决口之事。江忠源此诗中“去年”是否为“前年”即二十三年之误？比此诗稍晚但同作于此次旅途中的另一首诗《东明阻雨》为我们提供了答案，诗云“我留京华逾两载，不惜此间一再宿”[8]，说明江氏上次抵京的时间在二十三年夏秋，那么他渡河时间应稍早，即二十三年夏，在黄河决口后，而不是二十四年。
江忠源四渡黄河，唯一没有“艰难洒涕”的应是道光十七年中举后入都准备参加会试的那次，科场得意、进士在望，自然不用“艰难洒涕”；谁料会试连接不售，返乡、再来京途中又目睹河溢民艰，不禁“艰难洒涕”。道光二十三年抵京后，江忠源参加了次年甲辰科会试，仍落第，所幸大挑二等得教职。二十五年，江氏不幸遭遇友亡师病，遂收敛亡友，护师南归。以上便是江忠源自中举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的大略行止。
江忠源早年曾“读书岳麓”，中举后两次留居京师，长达6年左右。而曾国藩道光十四年（1834年）肄业岳麓书院，十八年中进士，后更长居京师十余年。他们相识、相交于何时何地？据《曾国藩年谱》记载，道光二十四年八月（1844年9月），江忠源在同年好友郭嵩焘的引介下首次谒见了曾国藩：
八月，新宁江公忠源以公车留京师，因郭公嵩焘求见公。江公素以任侠自喜，不事绳检。公与语市井琐事，酣笑移时。江公出，公目送之，回顾嵩焘曰：“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既而曰：“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时承平日久，闻者或骇之。江公自是[9]遂师事公。
曾国藩自入翰林后，致力程朱之学，讲求修身之道，与“以任侠自喜，不事绳检”的江忠源初次见面竟能畅谈市井琐事，“酣笑移[10]时”，并“留吃便饭”，实在有些出人意料。更出乎想象的是，他初见江忠源，即作出“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的评价和“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的断语，足见其知人之明和对忠源的真心欣仰。
初次相见，两人虽未“纵谈今古”，却也情投意洽，谈笑甚欢。但江忠源是否“自是遂师事”曾国藩呢？《曾国藩年谱》言之凿凿，后人也信之不疑。然阅读《江忠烈公遗集》中为数不多的诗文，很容易便会发现道光二十八年十月（1848年11月）以前，江忠源在赠曾国藩的诗中多称之为“涤生庶子”，而在给友人的信中则称为“涤兄”，这反映出此时二人仍是朋友关系；自咸丰元年十一月十四日（1852年1月4日）以后，凡涉及曾国藩时，江忠源皆以“师”相称，表明已有师生之谊。显然，江忠源师事曾国藩至早应在道光二十八年之后，而绝非二十四年八月初见时。并且，初见后两人来往并不密切。查曾国藩日记，三个多月后，江忠源才第二次来曾宅。
曾江间往来渐密是在道光二十五年初。这年新年，江忠源留京，[11]正月、二月间多次到曾宅晤谈、饮酒。不久，江忠源为邹兴愚经理“医药杂役”，“经济后事”。这使曾国藩更加赞赏其为人，认为他[12]是“有始终者”、“义侠之士”，其“劲节盘高秋”。江忠源屡试不第，感受“世态冷暖”，忽遇曾氏这番“缠绵意”，自有知遇之感。[13]从年初至八月离京前，他赠曾国藩的诗作就有七首，诗中将曾氏比作“吾国古颜子”，对曾氏的“诱进”表示“如见青天披雾霿”，[14]“感激欲为知者用”。这一时期，曾江交谊迅速发展，由初识到相[15]知，再到“极好”，但仍停留在朋友层面，尚无师生之谊。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江忠源再入都，住处与曾国藩寓所“极近”，相与往还自不待言，并与国藩之弟国华交好。江氏此次进京应仍为参加会试，结果又落第，回籍后参与平定雷再浩起事，湖广总督奏其功，奉旨以知县尽先选用。曾国藩得知消息后，立即致信江忠[16]源，催其北上。江忠源赴京途中在长沙与国藩弟国荃相见。曾国荃向闻江氏“慷慨忠义之名，窃向慕者已久”，此次“得见其人”，并与之“往来最密”，“不觉欣慰之至，不觉佩服之至”，并感叹“其[17]人之识见力量，自非一切世人所能及”。从与曾国藩相识、相知，到与曾国华、曾国荃交好，江忠源与曾氏已成通家之好。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江忠源抵京后，本拟在曾国藩寓所近处租住，但“因房租过昂，辄借住辰沅会馆……然去涤（曾国藩）则太远矣，然亦无数日不见也”。曾国藩也“时时枉顾，弟亦得暇即进城奉候……涤生先生每见必劝作诗。弟自揣力不暇及，而厚意又难负，[18]乃分清晨及上午读《大学》，中饭后读《诗》或作诗”。曾江二人住所虽远却时常往来，友谊更进一层；而江对曾则是友情之外更添一份敬重。由此推知，二人间确立师生关系应在此后不久，但因资料缺乏，具体时间尚待进一步考证。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江忠源拣发浙江，时秀水县大水，江忠源前往赈灾，他“纠一县之财，赈一县之饥，合一县廉干士民，治[19]一县荒政”，取得良好效果，广受士民称誉。曾国藩对此十分赞赏，[20]在家书中称：“其办赈务，办保甲，无一不合于古。”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丰帝登极，令“部院九卿各举贤才”，曾国藩保奏5人，[21]其中就有江忠源，称其“忠义耿耿，爱民如子”，可见他对江忠源为人、为官的赏识。
曾江交谊从朋友发展到师生，除同乡情谊发挥作用外，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第一，相似的家世。曾国藩先世祖籍衡阳，清初迁至湘乡，世代[22]业农，至国藩高祖时“资产渐殖”，但并非“豪门大族”。国藩之祖曾玉屏“早岁失学”，其父曾麟书科场不顺，应试17次始中秀才。[23]国藩少时曾“卖菜篮”于市街，进京会试时“无以为资，称贷于[24]族戚家，携钱三十二缗以行，抵都中，余三缗耳”。江忠源先祖宋时由江西迁至新化，五世祖迁新宁，曾祖为太学生，其父为岁贡生，[25]少时“贫乏甚矣”，“无田以为赖，乃授徒而内其执贽之仪”。江忠[26]源初次入都时亦“措北上资，不得”。不甚富裕但重视教育、向往功名的家世对曾江二人早年汲汲于科举、成年后能了解民间疾苦显然产生了影响。
第二，相同的学术取向。曾江二人同为湘人，都曾就读于岳麓书院，深受以经世致用为鲜明特色的湖湘文化的影响。曾国藩自入京师后致力于程朱之学，但并不空谈义理，对经济之学抱有强烈兴趣。国藩之师唐鉴曾告诉他：“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27]章……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而他通过自己的学习和总结，将“经济”从“义理”中独立出来，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等量齐观，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学术观。江忠源也是如此，年轻时就[28]“究心经世学，不屑屑章句”。对经世之学的喜好和追求使他们在攻读有字之书的同时也能关注世俗生活，这也许就是他们初见时谈“市井琐事”而能“酣笑移时”的原因。
第三，相同的价值理念。曾江二人深受传统儒家的影响，他们对忠孝节义的价值理念和伦理的追求是相同的。咸丰元年（1851年）夏，江忠源丁父忧回籍。恰值大学士赛尚阿督办广西军务，奏调江忠源入伍。先是，曾国藩闻江氏丁忧，特意致信提示，不可墨绖从戎。江忠源得信时已至军营，但要求不领官职、不带兵、不穿吉服。曾氏获知后，虽同意其举动，但仍要求他“如不保叙，则仍效力其间，终始其事；如不允从，则托疾归去。如此则从戎而全忠，辞荣以全孝，乃为心安理得。”江忠源深刻领会曾氏“应诏以全忠，辞荣以全孝”之意，当将此信面呈上司，约定不再保举，才仍留营中。孰料一年之后，曾国藩也陷入与江忠源相同的处境，他于咸丰二年（1852年）夏丁忧，年底奉旨帮办湖南团练事务。曾国藩奉旨后当即具折恳辞，[29]请求终制，旋因武昌失陷、大局震动等因出而办事。墨绖从戎同时，他还上奏力陈“以墨绖而保护桑梓则可，若遂因此而夺情出仕，或因此而仰邀恩叙则万不可”，声明“一俟贼氛稍息，团防之事办有[30]头绪，即当专折陈情，回籍守制”。这与此前劝江忠源之意是相同的，可见“从戎而全忠，辞荣以全孝”实为曾江二人在忠孝观念上的一致追求。
儒学讲求“修齐治平”，其中以“修身”为根本，而注重节操则是修身的重要方面。曾国藩“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31]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后出长沙办事即以“不要[32]钱，不怕死”自矢。江忠源居京师，“刻意问学，以名节自砥厉”，后署秀水知县，“署内一贫如洗。藩台闻之，使人私借千金，[33]以为日食之资”。曾国藩对此十分钦佩，认为他“有海忠介之风”。[34]
曾国藩好义，喜读《史记·刺客列传》、《汉书·独行传》。江忠源正是此类人物，他常“忧人之忧，急人之急，有古任侠风”，曾不远千里，两送师友之柩归丧，“义声震天下”，为时人钦服仰重。胡林[35]翼赞其行谊“即汉书《独行传》中亦不多得”，“风节优于天下”。[36]曾国藩亦称其信义“为吾党所俯首”，重义实为二人交谊之重要基础。
第四，相似的时局观念和抱负。曾江二人出身农家，推崇经世之学，对民间疾苦有较深了解，对大乱之前的各种表征也较敏感，对当时腐败的吏治、委靡的世风则深为痛恨。道光三十年（1850年），曾国藩上《应诏陈言疏》，直言当时所谓人才“大率以畏葸自慎，以柔靡为恭”，而“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此种“习俗相沿”，“将来有一艰巨，[37]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江忠源则在赠给友人的诗中表达了对这些尸位素餐者的不满：
尔来学派绝，狂流日东去。虚名把节钺，慷慨谈事务。
事至同一走，反欲笑百步。文士尤浮夸，挟策事趋附。
口是心则非，反复吁可怖。世运至此极，挽回将谁付？[38]
方今长安中，万事如弈棋。侧闻转输竭，司农仰屋嘻。
曾江二人素报澄清天下之志，故后来出而办事时便以卓砺奋发的姿态全力进取，冀图改变此种粉饰柔靡之世风，遂与当道者产生矛盾。刘蓉曾分别致信曾、江，劝其“委曲求济”。曾国藩则深不以为然，指刘蓉之信为“肤泛者”，并称自己所为实因“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39]已非一日”，故“偶有所触，则轮囷肝胆，又与揪振一番”。由此可见，湘军领袖创军之先对转移世风的职志已有明确体认。二
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行抵长沙，次日上《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提出要“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40]一月有一月之效”。这是他第一次提出练兵计划的文件，历来受到[41]研究者的重视，多被认为是曾氏等关于创立湘军的最初设想。但仔细分析此折提出练兵的背景、目的及此后数月内曾国藩的活动，不难发现，这与后来以攻剿太平天国为职志、不同于经制绿营的湘军又有明显区别。
先看曾国藩提出练兵的背景和目的。自太平军道光三十年初起事以来，湖南都是清廷调兵的重点区域，湖南省内的绿营兵先是调赴广西参战，继而在湘南一带防堵，接着与太平军相持于长沙城外，后又北上增援湖北，最后大批兵力调赴向荣军营，尾随追击太平军。这使得长沙“兵力单薄”，“不足以资守御”。而太平军已占领“九省通衢”的武昌，湖南等省“皆为其所窥伺”，同时，湖南省内也很不太平，各地土匪、会党起事不断。曾国藩初至长沙时，湖南官绅面临的防守压力是很大的。因此，曾国藩虽因“帮办团练，搜查土匪”之命而出，但“保护桑梓”实是当务之急。所以他一至长沙，便“日与张石卿中丞、江岷樵、左季高三君子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拯吾乡[42]枯瘠与万一”。地方官张亮基等守土有责；从广西一路赶赴湖南的江忠源是防守长沙的中坚将领，又与曾国藩有师生之谊；左宗棠等则是湖南绅士的代表。曾国藩此时的练兵主张，就是与他们会商后提出的。事实上，曾国藩抵达长沙之前两日，张亮基与左宗棠就已决定调集各地练勇至长沙防守，并且他们也是要“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43]来训练这批练勇。这充分显示，调勇来省以戚继光兵法训练，使之协同防守，助剿土匪，这是当时湖南官绅关于防守事务的一致意见，不论曾国藩、张亮基，还是左宗棠、江忠源，他们此时并没有创立新军、出省攻剿太平军的计划。
再看曾国藩此后数月间的活动。前已述及，曾国藩上《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的同时还上一奏片，表明自己仅是为“保护桑梓”，绝不因此而夺情出仕或获保，“一俟贼氛稍息，团防之事办有头绪，即当专折陈情，回籍守制”。这种“从戎而全忠，辞荣以全孝”的忠孝观，既是曾国藩墨绖从戎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他此后数月间的行动指南。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至八月中旬，曾国藩倾力所为的是“练兵除暴”，即训练兵勇、剪除土匪，维持湖南社会秩序。
在此期间，曾国藩所做的与以后提出创立湘军之议密切相关的是募勇派赴江西，援助江忠源。本年正月，江忠源补授湖北按察使，旋又奉旨带兵赴向荣军营。他于五月初抵九江，随身所带楚勇仅1200余名，数月征剿，深感兵力单薄，故奏请从云贵、湖南添兵数千，[44]“并拟差弁归里，添募壮勇三千，凑足万人”。此时太平军水师大举西征，前锋已达江西彭泽，江西全省大震，巡抚张芾等急调江忠源赴南昌援助。忠源率部疾驰，三昼夜行500里，五月十六日抵达南昌，十八日太平军水师亦至，双方激战，江氏益觉兵力不敷，于是向湖南请援。先是，曾国藩因太平军西征，恐其回攻湖南，募勇3000人至洞庭湖防堵，太平军既趋江西，防堵洞庭湖之计已不必行，故遣所募之湘勇1600余人、新宁勇1000人、罗泽南所带的360人并绿营兵600人分三批赴援江西。此次援江诸军，新宁勇抵瑞州遇警溃散，至义宁复集；湘勇抵南昌后与太平军战，阵亡营官4人，勇丁80余人。
曾国藩创立湘军的计划提出于这些军事实践之后。曾国藩自入翰林后供职京师十余年，曾兼署兵部侍郎，对军事问题有一定了解，但并无直接经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咸丰三年春夏的练兵实践促使他对军事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本年八月末（9月），曾国藩致书江忠源，提出了“募勇六千，合成万人”的计划：
阁下前在九江奏片有云“调云贵、湖广兵六千，募勇三千，合为一万，自成一军，誓灭此贼”等语，今募勇三千，仆已于六月办齐发往矣。至于添兵六千，则鄙意以为不如概行添勇……鄙意欲再募勇六[45]千，合成万人，概交阁下为扫荡澄清之具。
不难发现，此时曾国藩提出的是一个明确的建军计划，他打算招募练勇6000人，与先前江忠源自带的1000人、已赴援江西的3000人合成一军，共1万人，由江忠源统带。我们将此与咸丰二年底曾国藩初出长沙时的练兵之议稍加对比，便会发现两点重大差异：一，在此前的练兵之议中，招募而来的勇乃绿营之补充，居于附庸地位；此计划中，勇完全抛开绿营，自成一军。这正是湘军的重要特色，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王尔敏先生评论说，曾国藩此举“由绿营募勇佐兵之常习，一变而为抛开绿营，单独募勇之常猷。此当为勇[46]营发展之重要契机”。二，此前练兵之目的在于防守湖南；此次募勇则为江忠源“扫荡澄清”、镇压太平天国筹集兵力。为何会有这种差别？原因有二：
第一，曾国藩经过几个月的练兵和援助江西之役，对兵、勇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咸丰二年底，曾国藩初出时认为绿营兵之所以屡败于太平军，主要原因在于“所用之兵未经训练，无胆无艺”。但几个月的军事实践让他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改变，此时，他认为绿营兵已无可救药，无力担当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而主要表征则在于“败不相救”。如其致江忠源云：
国藩每念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47]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以仆所闻，在在皆然。[48]“败不相救”因何而起？在于不能“诸将一心，万众一气”。为何不能“诸将一心，万众一气”？原因又有二：[49]
其一在于“调遣之成法”。“盖缘调兵之初，此营一百，彼营五十。征兵一千，而已抽选数营或十数营之多，其卒与卒已不相习矣，而统领之将，又非平日本营之官。一省所调若此，他省亦如之。即同一营也，或今年一次调百人赴粤，明年一次调五十赴楚，出征有先后，[50]赴防有远近，劳逸亦遂乖然不能以相入。”绿营兵平时分散驻扎，遇有战事抽调出征，抽调方法与今日军队调遣大相径庭，不是整营、整军的成建制调动，而是从各省、各营、各汛中抽调官兵若干，到达前线后采用一省、一镇内各营合并的方法组成新的战斗部队。统军的领将也是由皇帝直接挑选，任为钦差，其与士兵并不熟悉。这种“天涯一百，海角五十”的抽调方法组成的部队，必然是“卒与卒不习，[51]将与将不和”。[52]
其二在于“营伍之习气”。绿营兵久为差役，讲求应对礼节，本身就有一种衙门差役的习气，久而久之便形成懒惰、取巧、钻营、逢迎的官僚气。乾隆后期以降，清朝吏治大坏，绿营军官通过吃空额、克扣军饷、勒索受贿等种种方法贪赃枉法，危害社会。曾国藩对这种[53]“相率为巧”的营伍习气非常厌恶，他说：“国藩数年以来，痛恨[54]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在他看来，绿营兵“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荡涤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55]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已然无药可救。
调遣方法不当使之兵将不习，营伍习气腐坏，败不相救、胜则争功，这就是曾国藩心目中的绿营兵，这种军队自然无力镇压太平天国。而反观往援江西之勇，虽有种种缺点，“但与绿营相比，仍显示了新的面貌：既未有败不相救，甚至互相械斗仇杀等恶习，且骠悍敢战”。[56]新宁勇抵瑞州遇警而溃，原因在于领军之将江忠淑过于轻敌，而后又复汇集，并未产生严重后果；湘勇作战鲁莽，伤亡惨重，则由于未经训练，临敌又无经验，而其勇敢又让曾国藩颇为欣慰。故此时曾氏心中兵勇之地位已完全转换，勇可以抛开兵而自成一军，独立担当重任。
第二，数月间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太平军一路高歌猛进，建都南京，接着开始北伐西征，以绿营为主力的清军望风逃溃，完全不能抵抗，江忠源则因“战功素著”而“勋望日隆”，逐渐具备了独领一军与太平军作战的资望。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太平天国在金田起义，此后转战广西，至咸丰二年五月（1852年6月）出桂入湘，占领道州、郴州，七月围长沙，十月撤围北上，十二月占武昌，人数达到50万人。太平军稍事休整后于正月初二日弃城东下，十一日即占九江，十九日陷安庆，二月十一日攻克南京。太平军进军如此神速，并非由于其战斗力远胜绿营，而是因为其士气与之有天壤之别。绿营在前堵截者望风而溃，从后追击者一路尾随，从不与之鏖战，各路督抚将帅或闻“贼”逃窜，或有心无力，“临事一死报君王”。
此时，以儒生投身军伍的江忠源却因连获胜仗而声威日著，屡邀[57]大吏保荐。咸丰三年正月，翰林院编修何桂珍就曾保奏江忠源。三月，协办大学士贾祯、工部尚书翁心存、署户部尚书朱凤标联衔上奏，谓江忠源“义勇成性，战功素著，实为文臣中仅见之员”，“应请皇上通筹全局，破格施恩，加江忠源办理军务之职，假以事权，许[58]其专折陈奏”。稍后，礼部侍郎青麟更奏称：“为今之计惟有三省[59]合攻方可得力，而合攻之才非江忠源不可。”江忠源之声望可谓一日千里。
曾国藩对江忠源的为人、为官十分赏识，但他居于长者地位，宦海经验丰富，深知福祸相依之理，故对江忠源的“暴得大名”，他并不是一味举荐、褒奖，而是以护持的态度劝其练兵养望，以备日后之用。三年三月，有人邀曾国藩与督抚奏请江忠源赴黄河以北防太平军渡河，曾国藩表示反对，并致信江忠源详述理由：
足下之信义为吾党所俯首，而资地尚浅，威望未为大著，挈不愿远去之楚勇，附之以孱怯思溃不知谁何之兵，入素未经历之地，日周旋乎水火斗争之诸将，以当虎狼百万之贼，虽殚竭心力，固亦不能自神；若留湖北，养威期年，训练强兵，申理冤滞，民望既归，万一贼匪溯江回扑，殆可与之一战。贼即不反而西，以足下之勇智，但使练兵数月，亦可出而破寇。故鄙人愿左右之稍得休息，以暗图汾阳西平[60]之烈也。
不数月，江忠源率军入江西，守卫南昌，此时曾国藩对江之能力勋望已满怀信心，屡屡称颂。如其复陈源兖信云：
岷樵在九江住十日，即提师先入江西城中，到甫二日，而贼船已蚁附章门。闻其昼夜荩劳，战守兼筹，忠勇恳至，阖省官民，同心感戴，辈流中遂当推此君为伟人矣。初四日轰坍城池十二丈，力战却之。[61]去年我省轰坍而得保全，江省一次如此，以后宜无他虑。
与湘潭绅士公信则称：
岷樵廉访于桂林、长沙之围，两次保全，皆赖其力。而江右一城，四次轰陷，居然保此金汤，活一省之生灵，全东南之大局，其为功绩，尤无等量。以天心之简在，万民之跂望，即颁给关防，全畀兵柄，盖[62]亦意中之事。
曾国藩提出练勇万人交江忠源统带，也正是建立在对江氏的充分信任与支持的基础上的。
湘军的真正起点是咸丰三年八月曾国藩提出的“募勇六千合成万人”、交江忠源统带的计划，曾江二人的交谊是曾国藩提议创立湘军的基础。但此议提出不久，江忠源所率楚勇在南昌索饷哗变，曾国藩[63]闻讯，“初计为之一变”。此时恰值太平军退出江西，攻破田家镇，逼近湖北，湖南全省戒严，湘抚骆秉章遂与曾国藩筹划，倾力救援湖北，以换取湖南安靖，曾氏又因与原委任募勇之王錱发生分歧，兼以饷项困难等因，创军计划不得不暂缓之。三
咸丰三年八月，曾国藩告知江忠源“募勇六千，合成万人”计划的同时，还开列了练勇的时间表：“大约璞山（王錱）以十月率勇二千前往。又别求忠勇之士，十一月率二千前往，十二月再率二千前往，[64]合现在江省之楚勇、湘勇，足成一万之数。”此信发出后未及一月，江忠源所率楚勇在南昌索饷哗变，曾国藩闻讯，“寸心日夜焦虑”，立即致信询问哗变详情，并流露对前议之担忧：“前奉呈一书，言当练勇六千人，习其胆艺，束以纪律，发交麾下，以为澄清扫荡之用。若如造谤者之言，万有一实，则勇之不可用，与兵相去亦无几耳。”[65][66]江忠源先后接曾国藩两次书信，十月十六日作一长信回复。江氏此信十分关键，主要讨论两大问题。
一论“募勇六千”之议。曾国藩前函从数月来的军事实践出发，“具言兵之不可用”，故“欲再招勇六千，以为灭贼之具”。后函又因“南昌楚勇求赏一事，虑勇亦不可用”。江忠源对此并不赞同，他认为“兵勇皆未尝不可用”，关键在于“将兵将勇者”得否其人。曾国藩论“兵之不可用者，勇于扰民，狠于仇勇，敢于犯上，而独怯于杀贼”，但在江忠源看来，即便是此类绿营兵，如能“得一廉明之将统之，视兵民为一体，则兵不敢扰民。联兵勇为一气，则兵不敢仇勇。将之爱兵如父兄之爱子弟，则兵之卫将亦将如手足之卫头目，而无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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