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学的学生生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倪蛟, 著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学的学生生活试读：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欧洲。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帝国主义化和殖民化，大学在全世界迅速扩展。著名的(1)比较高等教育学者许美德将这一进程称为“欧洲大学的凯旋”。是否是“凯旋”姑且不论，但大学的扩展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源远流长。远者如起源于汉代的太学，鼎盛时期东汉太学生多达三万；近者如宋元以来的书院，讲学之风兴盛，一时蔚为风气。但现代大学在中国的出现，至今不过百余年的历史，梅贻琦便曾指出：“近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2)自西洋移植而来。”作为一种新兴的组织机构，中国大学自诞生之日便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现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变迁历程中，大学以及活跃于大学场域的社会群体，对中国的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教育、学术和文化领域，而且触及政治的更替、民族的救亡和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变革。

首先，大学是推动中国学术独立和文化重建的中心。从根本上来说，大学是由学者组成的学术性组织，并以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为本职。(3)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强调的就是大学以学术为本位的组织特征。近代以来，在现代西方学术和文化冲击下，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分崩离析，如何构建现代中国的学术和知识体系，推动中华的文化重建，是大学不可替代的历史责任。罗家伦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说：“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4)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并把追求学术独立作为新清华的使命。胡适在1915年留学美国时也说：“中国欲保全固有之文明而创造新文明，非有国家的大学不可。”学术独立和文(5)化重建，是百余年来大学孜孜以求的理想。

其次，大学成为新兴知识分子汇聚的舞台和社会流动的新阶梯。随着科举的废除和现代学校体系的建立，大学这种新兴的学术机构成为城市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新场域。知识阶层在从传统的“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中，学术成为一门职业，使他们在大学找到了施展抱负的舞台，并致力于构建“学术社会”的努力。而对于有着数千年以读书为进身之阶传统的中国社会，“上大学”也成为各个阶层谋求改变社会地位、实现人生理想的重要途径。大学成为社会晋升阶梯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再次，大学是政治变革的先导者和国家建设的担负者。大学还深度介入到现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国家建设之中。大学对政治和社会有着敏锐的洞察，并有着致力于国家政治建构的时代担当，屡屡成为政治变革的先导力量。正所谓“政治一日不入正轨，学子之心一日不能(6)安宁”，大学因其特殊地位和知识阶层汇聚的特征，成为近代政党鼓吹主义、发展组织、吸纳成员的重要场域。使得每一次政治变动，都在大学有着相应的呈现。同时大学作为国家培育人才之地，又是国家建设的砥柱中流。如何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应对政府的意志和需求，也深刻体现在大学的知识生产和人才培育之中。

最后，大学是推动中华民族救亡和复兴的先驱力量。在20世纪上半叶国难深重的时代环境中，大学体现出了沉毅的勇气和担当的精神，成为民族救亡的先驱。这不仅仅体现于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这些重大的爱国事件，也表现为大学为推动中华民族学术独立所做的不懈努力。而在当前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作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是时代的引领者，也是社会进步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二）

由此看来，现代中国的大学早已不再是那种潜心于学术创获的“象牙之塔”，其“担负”是如此沉重，乃至难以承受。这也使得人人都在评论大学，但在如此错综复杂的矛盾纠缠中难得要领。

在大学与外界复杂的互动中，大学与国家、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尤为引人注目。虽然在民国时期曾存在为数不少的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但公立大学是现代中国大学的主体。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大学受国家政治变动和政策变化的影响更为直接、显著；而大学对外界政治的反应和参与也显得积极且主动，卷入的程度也更为深切。大学与国家、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对于理解学术与政治、知识与权力在现代中国大学场域的运作和交互影响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在现代中国，大学是培养国家精英和社会栋梁之所，对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有着重要的影响。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说过：“后十年国家的时事就是现在大学教育的反映，现在的大学教育好，将来的情形也就会好，现在的大学教育坏，将来的情形也就会坏。”(7)国家的命运和大学教育的得失成败密切相关。现代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来自于大学，他们在大学中接受的知识训练、选择的政治立场和养成的文化主张，都深刻关系到国家和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

国家和政府对大学的影响则显得直接且强烈。现代中国的大学是国家教育系统的组成部分，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紧密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民族性知识生产的需要。国家意志和政府需求深刻影响着，乃至主导着大学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大学生产什么样的知识，怎样生产知识，培养何种人才，都紧密围绕国家的目标展开。这既有权力对知识的引导，也有大学对国家需求的主动适应。急国家之所急，想政府之所想，所谓“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步伐”，大学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

国家对大学的影响还突出体现在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无论是清末的忠君尊孔，还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三民主义教育，抑或是此后的无产阶级专政，政府都把大学视为灌输主流意识形态、加强思想文化统治的主要场域。通过引导、规范乃至钳制大学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国家意志和党派观念对于大学学术自由和创造性的知识生产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三）

基于上述理解，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大学与现代中国”丛书。从宏观上来讲，该丛书的主旨有两个。

第一，以大学作为观察和认识现代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著名教育学家弗莱克斯纳曾说过，大学“是时代的表现”，它(8)“处于特定时代总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大学不是抽象的概念、结构和组织，大学是它所置身的社会环境的体现。对于大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大学本身，而要把它置于周遭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之中，来展示大学对于更为广阔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精英阶层绝大部分都在大学接受教育，他们的知识结构、政治主张、文化立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大学中形成。通过培育社会的精英阶层，大学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解，难以绕开大学。不理解大学，不理解大学培养的社会精英，不理解大学在知识生产、社会流动、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和影响，就很难对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动给予深层次的阐释和解读。

第二，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建设道路提供鉴戒。当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民族文化的大学和高等教育体系已经成为国家的意志。这既需要有国际视野，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的办学经验；同时更需要有本土情怀，继承现代中国大学发展历程中积累的丰厚历史遗产。作为一种西方文明的产物，大学要植根中国大地，才能生根成长、枝繁叶茂。如何形成自身的大学理念、大学模式和学术文化传统，如何处理大学与国家、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近代以来的中国大学有着卓有成效的探索，并积累了很多经验，当然也有教训。这些在今天都需要给予认真的反思和总结，并根据时代环境的变化加以采择。

英国教育家阿什比曾说过：“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9)产物。”所遗传的是大学对于知识创获和文化传承的一贯责任，而面对的则是变动的历史环境和互异的文化土壤。希望“大学与现代中国”丛书能以大学作为切入点，加深对于现代中国的理解，加深对于大学的理解，加深对于现代中国大学的理解。(1) ［加］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许洁英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2页。(2) 梅贻琦：《中国人的教育》，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年，第12页。(3)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5页。(4) 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5册，台北“国史馆”，1988年，第18页。(5) 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教育）》，中华书局，1998年，第23页。(6) 刘伯明：《论学风》，《学衡》1923年第16期。(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87页。(8) ［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页。(9) 杨东平编：《大学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4页。目录

序言

绪论

第一章　中央大学内迁重庆 第一节　抗战爆发前的中央大学第二节　抗战爆发与中大内迁第三节　内迁后的中大校区

第二章　战时中央大学学生的学习状况 第一节　战时的“平时教育”方针与课程设置第二节　院系设置与教学概况第三节　求学态度和学习兴趣

第三章　战时中央大学学生的日常生活（上） 第一节　社团活动第二节　宿舍生活第三节　半军事化生活第四节　跑警报

第四章　战时中央大学学生的日常生活（下） 第五节　举办壁报第六节　观赏电影及话剧第七节　听演讲会第八节　体育活动第九节　泡茶馆

第五章　战时中央大学学生的经济状况 第一节　家庭背景、经济状况及心理状态第二节　大学费用与救济制度第三节　日常消费、生活压力与生存之道

第六章　战时中央大学学生的民族意识与政治倾向 第一节　民族主义与抗日救亡活动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在中大的活动影响第三节　国民党和三青团对中大的渗透控制

结语 第一节　战争震荡与自我调适：学生生活的“战时化”与“平时化”第二节　私域生活与学术空间：“泛政治化”的大学校园第三节　“不平静”与“平静”：抗战烽火中的大学与大学

生

附录 第一节　中央大学学生生活调查表第二节　中央大学学生生活调查表统计（录入版）

参考文献

索引图表目录

表1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培养的学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入选两院院士人员名单

表2　中央大学学术社团一览（1944年6月）

表3　中央大学壁报介绍（1944年2月）

表4　在中央大学举办的沙磁区学术讲演会名录

表5　中大、重大、南开中学的体育设施情况（1942年9月）

表6　重庆市田径最高纪录（1945年6月）

表7　1941—1944级中大学生的籍贯构成

表8　1941—1944级中大学生家长的职业情况

表9　1941—1944年间中大学生的家庭遭受损失状况

表10　1941—1944级中大学生的家庭遭受损失情况

表11　1941—1944级中大学生入学后不久、过去一年内的经济来源总额均值及构成比例

表12　1941—1944级中大学生的经济支配状况（均值）

表13　1941—1944级中大学生入学后不久、过去一年内的经济支配总额均值及其构成比例

表14　1941—1944级中大学生入学后不久、回溯过去一年内的收支平衡状况

表15　1941—1944级中大学生入学后不久、过去一年内的家庭经济情形与收支状况关系

表16　1941—1944级中大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形与烦闷相关程度

表17　1941—1944级中大学生的收支平衡状况与精神状态的关系

表18　国立中央大学贷金生与自费生人数比较表（1941年2月）

表19　中央大学奖学金一览（1944年10月）

图1　1941—1944级中大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

图2　1941—1944级中大学生的家长职业与家庭经济状况

图3　1941—1944级中大学生的籍贯与家庭遭受损失状况

图4　1941—1944级中大学生的经济来源状况

图5　1941—1944级中大学生因何种问题感到烦闷的情况绪论（一）

近代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由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问题与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相互交织、不断激化。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近代中国大学自诞生起就肩负独特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与西方大学(1)的产生和演进也有着不同的历史情境与发展路径。概言之，中国近代大学诞生于民族危亡之时，其与国家、民族存有天然的共生关系。在这方面，近代国立大学更是如此。在诞生之时及此后发展进程中，近代国立大学伴随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命运走过不同寻常、颠沛流离的曲折历程。

近代中国大学的发展变化与国家民族境况和社会时代环境息息相关，而其也是国家民族命运和社会历史演进的缩影和折射点。特别在晚清科举制度被废除以后，大学作为一种新兴的组织机构，要担负起人才培养、知识传承的教育功能和文化使命，而其根本职责是要肩负起民族救亡、国家强盛的历史重任。一方面，中国近代大学受制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客观条件，其办学发展和转向受到外在的介入影响。另一方面，中国近代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其使命和责任早已突破“象牙塔”，主动或被动追随外界的各种诉求，并向着更广泛的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多样需求延伸扩展。大学对外界的参与和回应，为理解与把握近代中国历史变迁提供了良好的视角。正因如此，考察研究中国近代大学尤其国立大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且不再局限于教育史的研究范畴，而常被纳入宏大的历史视野，作为探讨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一个切入点。应当说，以大学的视角来考察分析近代中国的发展变迁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

不过，此类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层面，而缺乏微观层面的应有关照。作为一种补充和尝试，本书力图以微观视野探讨大学，尤其是关注学生群体，从宏观研究范式转向微观叙事探究，从“宏大叙事”转向“日常取向”，尝试“回归”历史视域，找寻“微小的声音”。当然，本书在研究微观问题时，也会充分关注宏观的历史变迁。这种转换和切变，绝非本书刻意为之，更非创新之举，而是受当代史学研究趋势的启示。对此，恰如有论者所言：当代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们不再轻信历史

只是一个大写的单数（History），而认为可能会是无数个小

写的复数（histories），即利奥塔（Lyotard）所说的“小叙

述”（little narrative）逐渐逃离了“大叙述”（grand

narrative）的整体化的牢笼（利奥塔，1997）。人们开始放

弃对普遍性规律和结构性变化的探求，甚至把这种努力斥为

一种可望不可即“高贵的梦想”，而将更多的眼光投注到普(2)

通男女的日常生活。

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根本上而言是要重新审视历史研究的主体性问题。所以研究大学史就必须要考察身处其中的各色人等，其中就包含学生群体。大学的历史由无数个“大学人”所建构和塑造，“大学人”的活动和记忆本身就构成大学史。著名学者季羡林在《梦萦未名湖》的“代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值得研究大学史者用心体会。他说道，“一个大学的历史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书面的记载，在建筑的实物上，当然是的。但是，它同样也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相对而言，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时间是有限的，但它毕竟是存在，(3)而且这个存在更具体，更生动，更动人心魄”。

考察大学历史自然要关注学生群体，其中必然包含学生群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和诸多琐事，但也不能就此陷入“碎片化”的研究路径而呈现支离破碎、鸡毛蒜皮式的日常性描述。也就是说，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绝不能指向“碎片化”的历史。有论者认为，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野心是“希望透过新领域的建构来挑战过去的研究典范，突破原有方法论的限制”，“尝试对主流叙述有所补充或修正”。具体而言就是，“如果我们不只将日常生活的内容当作佐证论点的材料，而是一种帮助我们提问的分析工具，则日常生活史料便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研究典范，不但有助于提出新问题，更能使我们重新反省既有的研究架(4)构”。

选择国立中央大学作为本书的考察对象，绝非要树立典型代表，更恰当的说法是将其作为“非典型性”案例，对中国大学史研究尤其是对有关中大的研究进行补充和修正。当然，“非典型性”案例并不排斥其中蕴含的“普遍性”价值。抗战时期，中大及其学生群体的境遇状况折射出大后方大学的发展处境和大学生群体的生存状态，也是大后方中国民众生活的真实写照与历史缩影。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当时东南大学也在风云际会之中合组九校后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成为首都南京的最高学府，但随之却陷入学潮动荡。罗家伦接掌校长后，校园秩序才得以逐渐恢复，进而中大迈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直至抗战全面爆发。抗战爆发之初，中大顺利而较为完整地搬迁至重庆等地，中大学生由此也开启战时环境下的大学生

(5)活。本书选择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学的学生生活（1937—1945）作为研究主题，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第一，与和平时代不同，战时环境下中大的学生生活有着独特而鲜明的历史印迹。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日必有一战”的时局为包括中大学生在内的许多国人所认知和警醒，但这只是氛围感受和心理预设。而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真实且直接的战争影响极大波及原本正常的大学生活，中大学生的求学环境和生活状态就此改变。如此转变是由特定的历史境遇所决定和造成的必然结果，这使得当时中大学生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和大学体验，也成就中大校史中重要的历史篇章。然而，对这一历史时段的现有论述研究相对缺乏，此为撰写本书的初衷，以期反映抗战时期中大学生的生活状态，进而呈现民国时期大学和大学生活的“另类图景”。

第二，关于抗战时期大学的研究，大多着眼点于大学与政府、民族主义运动以及政党活动等关系的研究范畴，选择考察的内容也大多为“宏大叙事”，而对学生群体关注不够，或者仅作为一个侧面。当然，“宏大叙事”的研究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作为大学主体之一的学生群体，理应包含在大学研究的范畴之内。更进一步地说，有关“宏大叙事”的研究探讨不应脱离对学生群体的关注。在这方面，对于战时中大的研究亦当如此。校方、政府以及民族主义运动和政党纷争等各方的介入影响，其重要的关注点和投射点均在于中大学生群体。这些影响并非“单向度”的灌输，而应是“双向度”的互动。战时中大学生的生活状况，可以反映这些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对这一时期中大学生生活的研究不应为简单化、整体化的历史建构，而要更多体现微观层面、真实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第三，全面抗战爆发后，战争不仅给中华民族带来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也让当时国人陷入深重苦难。毋庸置疑，战时烙印深深镌刻于彼时国人生活之中，即使身处最高学府的中大学生群体也概莫能外。以此论之，中大学生的战时生活，也反映和体现抗战时期国人生活状况。因此，研究考察抗战时期中大学生的生活状态，不仅对补充和完善中大校史有着独特而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充分反映和展示国人抗战史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二）

学术研究没有终点，应是永无止境的探究历程。但学术研究有起点，自当站在先贤前辈的研究基础上展开新的探索。故而，梳理和检讨学术史既是要向前人表示敬意，而且也是对本书研究予以恰当定位，在既往研究基础上寻找重要启示，以期在一定层面或某些方面上取得突破。截至目前，有关中国近代大学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为聚焦研究主题，本书只能挂一漏万，仅就与主题有关联的研究成果予以简约性梳理。

美籍华裔学者叶文心所著《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是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上海都市文化史领域研究多年的一部力作。叶以民国时期的大学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北京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公学等京沪两地大学不同的办学风格、校园文化，及其与经济、民国政治、国民政府教育政策的互动关系，阐述民国都会学院精英在政治、学术的交互拉力中虽取得国际化，但在国内环境中却无所适从、渐入颓唐的艰难过程。在叶的论述中，也提及具有代表性大学的学生生活，比如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上海私立大学等高校(6)中的学生生活。另者，学者黄延复在《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中述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的校园文化，并归纳和梳理当时清华大学校园生活的多种面相，涉及学生生活的有：学生生活的“派别”、管理、社团、刊物、体育及其他；清华人的衣、食、住、行；(7)清华园的“两性文化”等。

而在有关民国时期大学生群体的既有研究中，研究基督教大学的学者们已开展创新性的深入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孙崇文在其博士论文中，将研究视野转向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基督教大学及其学生生活”，借助历史叙事的方法，重点考察基督教大学在华生长、发展的最初数十年间其学生群体，全面展示基督教大学及其学生生活的不同侧面，多角度审视与分析基督教大学包括其背后的基督教会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及所起作用。该论文的第二部分从基督教大学学生的宗教生活、学习生活、政治生活和其他校园生活等不同侧面，反映和“重构”基督教大学学生的丰富生活，分析其不同特点，(8)进而揭示基督教大学的不同功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变动及其趋向。复旦大学杨禾丰在对圣约翰大学的研究中，关注主题为校园生活及其变迁，时间跨度从1920年至1937年。杨在论述中，详细描述该校学生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课余生活、校园组织等方面，并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考察很有争议的宗教教育实际效果问题。杨并未限于对校园生活的具体描述，而是将其作为分析历史的工具，对圣约翰大学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作出新的解释，弥补和修正主流叙述的既定模式。比如在第三章“六三学潮”的研究中，从日常组织和生活规律，分析学潮的远因是日常生活中积累的个人恩怨、人际关系中的矛盾以及中西教员之间的不平等待遇等，并从学生真实的学习生活状态，探讨学潮的(9)最终走向及其结果。

与本书研究主题相似、涉及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历史的专题个案研究，首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研究。1998年，美国学者易社强（John Israel）的英文专著Lianda：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出版，这是目前为止最权威的西南联大校史研究成果，2012年该书中文简体字(10)版出版，影响更大。其余的西南联大校史研究著作不胜枚举。既有的西南联大研究的面相虽广，但涉及学生生活的只有零散性研究，尚无专著。就目前来看，关于战时大后方大学的学生生活的系统性研究专著也付之阙如。不过，闻黎明有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战时生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闻黎明在《“跑警报”：西南联合大学战时生活研究之一》一文中，着重就日军空袭对西南联大日常生活的影响进行梳理与考察。该文展现在日军对昆明的大轰炸中，西南联大屡次遭袭，造成多名教职工伤亡以及大量校舍和图书、仪器损毁。同时，(11)该文还研究探讨当时西南联大的防空措施以及师生心态的变化。在另一篇论文中，闻黎明重点考察1944年国民政府发动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并将研究视角由政府层面转向学校和学生层面，对西南联大不同时期的从军运动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闻又对被动员方如何认识、如何响应、如何实践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其研究论述有助于展现这所大学战时从军活动的全貌，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知(12)识分子对抗战与建国关系的思考与实践。

与本书研究主题具有直接关联性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两大类上：一类是校史类研究。该类校史多为校方接续传统或回顾本校光荣历史而作，普遍存在结构简单和价值取向单一的固有缺陷，且学术规范亦有不足之处。目前通行的南大校史是为纪念南大建校百年所出版的《南京大学百年史》（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该书是在1992年版《南京大学史》的基础上编撰而成。在《南京大学百年史》中涉及抗战时期中大学生生活的部分，主要在第四章《抗战中的中央大学（1937—1945）》中，集中体现于第五节“战时校园文化生活”，包含名人演讲、名目繁多的社团、“欢迎毛先生”、学府“穷(13)相”、钻防空洞成了“必修课”等内容。另有第七节述及从“据(14)点”到“新青年”等情况。朱斐主编的《东南大学史（第一卷）》（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也溯及抗战时期中大的相关情况。

另一类是专题类研究。青年学者牛力在《罗家伦与国立中央大学》一书中，围绕国家建设与大学治理这一主题，重点研究罗家伦执掌中大时期的办学发展，其考察的时间跨度从1932年至1941年。牛力一书的第三章以“学生群体——读书与救国”为题，将国家意识、学术标准和民族救亡这三个因素作为考察学生群体特征的重要视(15)角，深入阐述中大学生在读书与救国之间的选择困境。青年学者蒋宝麟在其硕士论文中以“‘党国’中的高等教育：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文化（1937—1945）”作为考察主题，并将大学校长更迭作为审视学校内部教育学术发展和政治文化形态的一个特殊视角。其研究认为，随着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国”体制的强化，大学校园也被深深打上泛政治化的烙印。一般来说，大部分师生的政治倾向(16)都偏于中立，战时民族主义在校园内的影响也不是很强。而后，蒋宝麟又在其博士论文中，以1927年至1949年的国立中央大学为个案，考察二十余年间该校的教育体制、学术研究和校园政治文化等问(17)题，从中折射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总体而言，牛力和蒋宝麟两位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近期有关中大研究中具有代表性，虽与本书研究主题有所不同、侧重点迥异，但对本书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与借鉴价值。（三）

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客观时空的现实语境。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这是研究战时学生生活的历史背景。因此，对学生生活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大学校园内部，而是要把它置于当时周遭复杂的战时环境之中，回归具体的历史语境。战时的“大环境”与大学的“小环境”交互作用，对学生生活产生多重性的波动影响。一方面，战争爆发引起动荡形势与紧张氛围，学生们求学地点和就学环境因此极大改变。较之战前，战争震荡不仅作用于物质空间，也体现在心理层面。因抗战全面爆发，大批高校迁至大后方，其内迁过程可谓颠沛流离、险象环生，而至最后立足地后，学生们又要适应简陋的校园设施，面对大轰炸下不知前路的生死考验，应对经济来源断绝的生存窘境，以及疏解各式各样的心理纠葛。同时，学生们也展现出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可以说，以抗战全面爆发为中心点，其长时段的震荡波延伸于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并贯穿于学生求学的整个阶段。

另一方面，大学作为一种学术机构，其生存和发展虽不得不回应外部环境，但也有自身的内在理路和本然情境。在全面抗战的大背景下，大学也在调向和适应这一现实环境。其反应既有被动性一面，也有主动性一面。无论被动或主动，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学都融入民族救亡的大洪流之中。然而，战时的“大环境”并不等同于大学的“小环境”，这二者之间也并非从属关系。或者说，前者对后者产生重大影响，但并未能同化后者。学生生活的立足点在“小环境”中的大学校园，但又并非局限于“小环境”，而是受到身处其中的战时“大环境”的波及影响。因此，研究抗战时期的学生生活，必须要从“小环境”与“大环境”的两个历史场域进行综合分析，将“象牙塔内”与“象牙塔外”的多重因素和互动影响都呈现于学生生活之中，如此才能回到历史现场，也才能真实而全面呈现战时大学生活的面相和图景。

学生是大学的主体之一，故而在研究大学时不能也不应忽视这一群体。但在以往的大多数研究中，论者更多关注宏观层面和对宏大叙事的研究探讨，即使提及学生也仅将其作为补充性或辅助性层面进行考察。这种考察视角的人为预设，造成学生群体时常处于“失语”和“沉默”的隐性状态。本书力图进行尝试性改变，把中大学生群体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且将其摆在应有的研究位置。通过对中大学生群体的分析探讨，尽可能还原和呈现战时学生生活状态。当然，在以学生群体为基本视角的同时，本书兼顾校方、政府以及政党等多元视角，以期从更宽广的研究视野剖析战时学生生活的复杂性。本书更为深层次的考量是，以日常取向反观宏大叙事，探究特殊历史环境下大学、政党和民族主义等主题以及蕴含其间的历史脉络和未来动向。具体而言，战争环境不仅给中大学生的大学生活打上深刻的战时印迹，而且在这样独特的历史场域之下中大学生必然会对大学、政党、民族主义等方面有着与平时不同的认知和理解。政府及大学管理者一方，与学生群体一方，相处共生而又充满矛盾和斗争。随着抗战时间的不断推移，双方之间的互动关系演绎出复杂化且多面化的发展动向。从学生的角度考察战时的大学生活，探讨在大学、政党和民族主义等宏大框架中的学生动向，并进而揭示影响和改变历史发展趋向的“海面之下涌动的暗流”。

概而言之，本书重点探讨在战争震荡与自我调适中，中大学生生活的“战时化”与“平时化”，以及二者之间的矛盾张力；考察分析在校方和政府的介入下，中大学生生活的私域空间被“规训”，大学的学术空间被“异化”，以及学生群体的反应与对抗。通过比较中大与西南联大学生生活的异同点，探究其背后的生成因素。通过呈现大后方大学生活的“平静”与“不平静”，反映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以及在“抗战烽火”与“弦歌不辍”之间蕴藏的中国民众深沉的抗战力量与必胜信念。

学科交叉与跨学科研究已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主流导向。跨学科的研究途径和方法，有助于以更宽广、更系统、更多元的视野开展对复杂问题的深入性探讨。故而，历史研究也当如此。但也有学者心存疑虑和担忧，认为多学科的“侵入”会将历史学“解构”。这种疑虑和担忧是多余的，也是不切实际的。相反，多学科的研究途径恰恰为历史学提供了新方向、带来了新活力。有鉴于此，本书以多学科的方法途径展开战时环境下的学生生活研究。

其一，推动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研究。有学者论道，“教育学界的教育史研究较宏观、较广泛、较注意探寻教育发展规律，因此多作教育通史或贯串古今的专题研究；历史学界的教育史研究较微观、较专精、较注意求证历史事实之真相，因此多作断代教育史或具体问题的研究。总的来说，两方面的研究者各有所长，各有侧重，应该取(18)长补短、相互融通”。以此推论，大学中的学生生活研究既要作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也应成为历史视域中的考究主题。故而，本书尝试以历史视角来考察大学，以大学视角反映和折射历史。

其二，借鉴社会学的方法路径。研究日常生活，较之于宏大的政治叙事或历史转折点的显性研究，看似“无意义”，甚至被当作“不入流的二等选题”。但在社会学的“显微镜”下，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零零碎碎成为历史研究中的真实细节，其表面之上“无意义”的“碎片化”，而在表面之下却包含“有意义”的内涵与价值。如同一幢宏伟的建筑物，其轮廓和框架固然重要，而构成建筑物的每块砖石和瓦片也都有其存在的必要价值。同时，借鉴社会学的统计方法，对中大学生群体的经济状况进行数据化的交叉分析，这也丰富了本书的研究方法与路径。

其三，开展实证性研究。历史学最根本的基石是史料。扎实的史料功底，是检验历史研究者的基本要求。本书力图勾勒出抗战时期中大学生生活的基本轮廓和具体场景，但要全面、准确而真实地予以描绘与论述，绝非易事。而现有涉及战时中大学生生活的相关研究不够深入，甚至存在有意或无意的忽视，加之有关当时学生生活的历史记录相对匮乏，且研究资料大多来源于少数学生事后的片断式个人回忆，这些都对本书所要开展的主题研究造成一定影响。即便如此，本书仍基于现有史实资料，展开“实证性复原”，并尝试进行“想象性(19)重构”。

其四，尝试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学者王笛在考察成都茶馆时，曾论及日常取向与宏大叙事对展开学术探究的双重价值。他谈道，“一方面，对微观和下层的研究使我们能观察那些知之不多的社会底层现象；另一方面，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的考察，可以加强我们对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深刻理解。因此，当我们将微观视野放在民众、日常、街头、茶馆等问题时，精英、国家、政治运动等也不(20)可避免地会纳入我们的讨论之中”。受王先生研究成都茶馆的思路启发，本书尝试将中大学生群体的大学生活纳入抗战时期的历史场域，考察分析学生生活的战时场景和大学校园的战时生态。同时，从中探究大学与战时环境的互动关系，并围绕战时学生生活状态审视和剖析“大叙事”框架下的历史动向。(1) 从目前学界研究情况看，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大学历时百余年这一观点，逐步被更多学者所认同。应当说，中国近代大学诞生于民族危亡的历史境地，其发展伴随着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这与西方大学诞生发展存有不同的生成因素和历史路径。青年学者牛力认为，“西方大学是从中世纪自治性的学者社团组织发展而来。而在战乱频仍、国难深重的近代中国，大学首先担负着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它们和民族、国家的联系更为紧密。为民族生存和国家富强做贡献，是中国大学难以回避的时代责任。中国近代大学在保存了西方大学基本组织结构和特征的基础上，受到国家意志和政治需求的影响尤为强烈。而大学也积极参与到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之中，对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存亡始终给予密切关注，正所谓是‘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步伐’（引自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大学与国家的关系表现出不同于西方大学的‘中国经验’”。（见其《罗家伦与国立中央大学》（引言），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2) 孙崇文：《抗战以前中国基督教大学及其学生生活研究》，博士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第23页。(3) 季羡林：《梦萦未名湖（代序）》，收入北大校刊编辑部编《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4) 连玲玲：《典范抑或危机？“日常生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应用及其问题》，《新史学》，2006年第17卷第4期。(5) 本书所论及的是内迁陪都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而非汪伪政府于1940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大学。关于当时沦陷区的中央大学相关情况，参见《南京大学百年史》中的第五章《沦陷区的南京中央大学》。该书由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254页。(6) ［美］叶文心著，冯夏根、胡少诚、田嵩燕等译：《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152页。(7) 黄延复：《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309页。(8) 孙崇文：《抗战以前中国基督教大学及其学生生活研究》，博士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9) 杨禾丰：《圣约翰大学的校园生活及其变迁（1920—1937）》，博士论文，复旦大学，2008年。(10) ［美］易社强著、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繁体字版于2010年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11) 闻黎明：《“跑警报”：西南联合大学战时生活研究之一》，《史学月刊》，2007年第7期。(12) 闻黎明：《关于西南联合大学战时从军运动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13) 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223页。(14) 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234页。(15) 牛力：《罗家伦与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2-155页。(16) 蒋宝麟：《“党国”中的高等教育：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文化（1937—1945）》，硕士论文，南京大学，2007年。(17) 蒋宝麟：《首都中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1927—1949）》，博士论文，香港中文大学，2010年。(18) 刘海峰：《在教育与历史之间——高等教育史研究四探》，《高等教育研究》，2001年第2期。(19) “想象性重构”一词，出自美国学者贺萧（Gail B．Hershatter）关于20世纪前半期上海娼妓问题研究的专著——《危险的欢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意指类似于其他下层社会群体，她的研究对象虽并非由其自身记载生活（不过娼妓也非全然沉默无语），但研究者通过相关资料的广泛收集，还是可以替她们予以记述。(20)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中文版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第一章　中央大学内迁重庆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作为首都最高学府的国立中央大学经历了数年的动荡与纷乱，学潮频仍、校长更迭，办学发展陷入停滞。在这样的情势下，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在较短时间内稳定了校园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加快推进学校各项建设，中大由此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然而，中大的良好发展势头被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所打断，罗家伦和中大师生不得不踏上艰险的内迁之路，并于大后(1)方建设新校区，开启中大在抗战时期艰难的发展历程。本章主要论述抗战爆发前中大的发展情况、抗战爆发后中大内迁过程以及到重庆后的校区重建状况，着重呈现抗战爆发前后校方和学生群体的多重反应与应对措施。第一节　抗战爆发前的中央大学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随后，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仿照法国教育行政制度，颁布实施“大学区制”，其中一项决定便是将东南大学、河海工程大学、江苏医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江苏政法大学、上海商业专门学校、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南京农业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等九所高校合并，组建成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以纪念孙中山先生及北伐军攻克的“第四座历史文化名城”。彼时，教育界人士普遍认为以中山大学为名称的大学不止一处，不易辨别。故而，国民政府又将“第四中山大学”更名为“江苏大学”，但此举遭到该校师生的激烈反对。同时出于树立首都教育典范的政治考量，国民政府于1928年5月作出决议，正式将“江苏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

但在成为“首都最高学府”后，中大却未能担负起官方期待的“领袖群伦”的重任，反而带头“闹事”，风波不断。时任中大校长张乃燕不得不去职，而继任者朱家骅一年后也辞职而去。此后围绕经费保障、校长人选、抗日救亡等诸多问题，校内外群情骚然、纷扰不断，桂崇基、任鸿隽、段锡朋等先后被任命为中大校长，但他们或自身犹豫而不愿接任，或为学生所拒而狼狈不堪。在这其中，尤以段锡朋的遭遇最为难堪。1932年6月29日，代理校长段锡朋到中大履职，旋即(2)发生学生围殴段锡朋事件。

这一事件在国民政府中以及社会上产生极大震动，一时间舆论哗然。为处置学生的“越轨行为”，整顿学风，重塑“民国最高学府”的正面形象，行政院下令解散中央大学，并成立以蔡元培为首的整理委员会加以彻底整治。但由于难以应对复杂的人事纠葛和利益纷争以及学校内部师生的现实诉求，加之该整理委员会松散的组织架构、大多数成员的思想顾忌以及处置对策的失当，最终未能达到彻底整治的(3)预期效果，而只能草草收场。

从偏踞东南一隅的地方性大学一跃成为首都最高学府，中大办学地位与定位的转变，使得师生在内心深处产生前所未有的政治优越感和使命感，但大学自身发展却面临现实性的困境。中大师生的心理预设与大学发展的实际境遇之间形成令人难以接受的落差和错位，这是中大风波不断、学潮频仍的深层因素。换言之，当时中大动荡局面的根本造因，应为这所大学在时代转型中的精神迷失：在从东南大学向中央大学的转变中，如何将大学从一所

潜心学术的东南文化重镇转变为位居首都体现党国意志的全

国学术中心，“成为领导全国的大学”，显得尤为必要。政

府对大学的重组再造不仅涉及到校园的迁移合并，教师的云

散风流，还深深触及到学风的转变与大学精神的重构。时异

势移，东南大学原有的那种潜心学术的精神和朴茂、不流俗

的学风显得“不合时宜”，原来被广泛认可的价值观和认同

感也变得模糊不清。对大学重新定位的进程充满了迷茫和矛

盾，乃至尖锐的冲突。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大学频发的

学潮正是这种矛盾真实的展现。学潮反映了这所大学的精神

焦虑，由于缺乏释放压力的渠道和崇高精神的指引，对大学(4)

的认同感在丧失。

为尽快安定中大局面，行政院于1932年8月22日任命罗家伦为中(5)大校长，国民政府于同月26日正式发布命令委任罗家伦接掌中大。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祖籍浙江绍兴。1914年，进入上海复旦公学就读。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主修外国文学。在北大读书期间，与傅斯年等共同创办新文化运动中颇具影响力的刊物《新潮》。1919年，参与组织和领导“五四运动”，并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1920年，获得上海纺织业巨子穆藕初资助出国留学。从1920年至1925年，辗转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欧美名校攻读。1926年，游学后归国，受聘为东南大学教授。1927年加入国民党，参加北伐战争，深受蒋介石信任，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务处处长。1928年始担任国立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1930年，因清华大学发生“驱罗运动”，被迫辞职，后被聘为武汉大学教授，旋即出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

罗家伦深知当时的中大是“烫手的山芋”，稳定局面进而发展中大绝非易事。因而，基于现实考量和长远发展，在正式接掌中大前，为解决办学经费问题以及强化校长权威，罗家伦适时而审慎提出三点要求：“一、经费应请继续予以切实之维持及保障，每月按照预算全数发给；二、对于任职校长者，请循成规，予以专责及深切之信任。如大学组织法有应予变通之处，在整理期间，乞酌予变通。际此力求安定之会，更望具决心以助其对于困难问题之解决；三、如有建设计(6)划，并乞尽全力以督促其实现。”对此，行政院和教育部为尽快平息中大乱局，都明确表态予以支持。行政院表示，“所陈三端，均极扼要，该校长愿为一种教育理想而牺牲，尤见勇于任事，至深嘉佩”，(7)“凡有困难，政府当力为主持也”。教育部也表示，“该校长所陈各节，于整理中大规划，慎始虑终，处处以党国利益为重，个人牺牲为轻，其勇于负责之精神，至堪佩慰”，“政府对于该校长既受重命，(8)一切自必尽力协助，可勿置虑”。

罗家伦出任中大校长当为“受命于危难之际”。这其中的“危难”不单是中大当时的现实困境，也是彼时国难深重的民族危机。因而，他说：“家伦虽不才，宁不知爱惜羽毛，徒以各方以大义见责，一方面不忍见中大长此停顿，将陷于不可收拾之境；一方面为政府所遇困难计及为国家文化事业之前途计，不忍在国难期间，漠视艰危而不顾。(9)爰不揣绵薄，不计成败，持见危授命之精神以赴之。”

1932年9月，罗家伦到中大视事，由此开始其在该校长达九年的办学历程。在中大发展战略上，罗家伦兼顾现实情形与长远目标的双重考量，提出“安定、充实、发展”的治校方略，即“第一时期为安定时期，必须安定而后可以养成学术之风尚，而后可于安定中求进步；第二时期为充实时期，力求人材之集中，与设备之增进；第三时期为发展时期，按预定之计划，为大规模之建设，使其成为近代式之大学”。同时，他特别强调这三个时期之间的先后顺序与内在关系，“必须经第一时期而后有第二时期可言，经第二时期而后可达第三时(10)期”。从中可见，罗的治校方略首在安定中大波折凌乱的校园秩序，消除此前引发风波扰攘的动荡根源。

如何做到安定进而发展，罗家伦首先将目光投向中大的精神迷失问题。他认为，中大规模太散，办理中大并非有经费盖房子、请教授(11)便能成功。罗的观点与曾任教育部次长的马叙伦的看法颇为一致，双方身份角色虽不同，但都对当时大学办学有着极为深刻的见地，触及到大学发展的精神动力问题。早在1929年，马叙伦在中大演讲时就谈到，作为大学管理者要面对经济与人才问题，但大学精神的缺失才是当时大学治理中的深层次问题。他认为，“尤有要者，即为精神，(12)精神为办学者之基本要素”。

如前文所述，中大在时代转型中难以适应作为首都最高学府的新角色和新定位，从而呈现出大学精神的迷失。如何带领中大走出精神迷失困局，罗给出的解决之道是把建设“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作为中大的使命。1932年10月，在就职后的第一次全校大会上，罗家伦发表题为“中央大学之使命”的长篇演讲，公开阐述其办学理想，同时对中大师生展开思想上的“总动员”。他说道：本人此次来长中大，起初原感责任重大，不敢冒昧担任，

现在既已担负这个大学的责任，个人很愿意和诸位对于中大

的使命，共同树立一个新的认识。因为我认为办理大学不仅

是来办理大学普通的行政事务而已，一定要把一个大学的使

命认清，从而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

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现在，中国的国难严重到如此，

中华民族已临到生死关头，我们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

对于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就是负担起特殊的使

命，然后办这个大学才有意义。这种使命，我觉得就是为中(13)

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怎样才能建设“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罗家伦将中大的学习对象确立为德国柏林大学。在演讲中，面对中大师生，他着重剖析近代德国走上复兴之路的多种原因，认为其除依靠政治和军事改革外，第三种力量就是民族文化的创立，并且“这种力量最伟大，其影响最普遍而深宏”，主要体现在冯·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以及这所大学中的费希特等一大批学者的努力之中。由此，罗家伦要中大仿照柏林大学承担起在民族复兴中的历史责任。在他看来，“中国今日之危机，不仅是政治社会之窳败，其最要者，乃在缺乏一种有机的民族文化，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而民族文化所寄托，当然以国立大学为最重要”，“国立大学必须担负造成民族文化之使命，为民族求生存，使国家学术得以永久发展，使民族精神得充分振发。此种使命，中央大学当然(14)须负担起来”。

罗家伦提出的中大使命，不仅勾勒出大学的办学愿景与发展图景，而且契合当时国家民族深陷危难的现实情势，其主张在中大师生中引起共鸣，成为重塑中大精神的“黏合剂”与“集结号”。中大法学院学生吴文蔚在1933年1月致罗家伦的信函中，以学生的视角和观感道出罗的动员效果：去岁9月，校长来校，于是衷心自喜吾校从此可上轨道，

顺序前进矣。加之开学典礼时恭聆训诲，知校长对于本校希

望无穷，使本校负起民族复兴之责任。凡吾同学莫不快然自(15)

得而若有所慰也。

在开展精神动员的基础上，罗家伦把重塑学风作为中大担负起民族复兴使命的切入点和突破口。罗的如此考量，既针对当时中大学风堪忧的“小环境”，也针对当时学风败坏之“大环境”，“现在各地学(16)校的风气，败坏不堪，师生之间也没有真诚，荒废学生学业”。有鉴于此，为扭转颓败的学风，罗认为中大作为首都最高学府应当责无旁贷，率先示范，“我们见此情形，更感觉着有树立卓然不拔的学风，以挽救这败坏风气的必要。中大位处首都，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假使我们中大不这样做，谁能这样做呢？所以树立卓然不拔的学风，(17)是我们应负的责任”。

何谓“卓然不拔的学风”，罗家伦在“中央大学之使命”的演讲中，提出要养成“诚朴雄伟”的“新的学风”。“诚”是要诚于学问，对学问有诚意，减少学术的功利性。“朴”是指戒除学术上的浮躁思想和作风，脚踏实地，“崇实而用笨功，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雄”具有两层含义，一为强健的体魄，二为在精神上养成“雄厚的气魄”，从“善养吾浩然之气”入手，以“大雄无畏”相尚，扭转纤细娇弱的颓风。“伟”是伟大崇高，“集中精力，放开眼光，努力做出几件伟大的事业，或是完成几件伟大的作品”。罗期望中大学生把民族存亡放在首要位置，消除狭隘的偏见，共同致力于国家救亡(18)与民族复兴的宏伟事业。

在正面倡导良好学风的同时，罗家伦着重整治当时中大学风问题，推行请假制度与点名制度，借此强化对学生的管控力度。1932年10月，中大校方颁布《选课注册期内请假规则》和《上课后请假缺课及旷课规则》，明确规定学生请假必须有医生开具的证明或家长(19)的亲笔函，在报请注册组主任同意后方可。同月，校方又颁布《检查学生上课缺席办法》，要求注册组将每门功课学生的教室和座位表排定，教员每节课点名或点座，每星期上交缺席学生名单，定期检查学生缺课情况，而“注册组于每周一日，将上周缺席学生，作一(20)统计公布，使缺席学生注意缺席次数，以资警惕”。随后，校方又规定：每学期缺课次数占总学时的三分之一或旷课次数占总学时的四分之一以上的学生，将不能获得学分。校方还在《国立中央大学日(21)刊》上定期公布旷课学生名单和旷课情况，以示警示。这些整治制度得到严格执行。对于违反制度规定的学生，校方的处罚极为严厉。(22)有学生因委托他人代课而被勒令退学。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