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麦嘉湖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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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试读：
序言
本书中所描绘的中国人的生活图景，都源自我的亲身经历。我在中国生活了50年，几乎跟各个阶层的人都打过交道。对我来说，这样的交往是莫大的赏心乐事。我越是深入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就越发觉得我的心被他们吸引。他们确实是非常可爱的民族，无论是在心情愉快时，在愁云惨雾笼罩着他们的生活时，还是在被不公平感所激发时，他们都证明了自己确实拥有伟大民族的精神品格。
一些探访中国的外国游客总是抱怨，中国人没有原创的天赋，缺乏发展的力量。但凡思想进步的过程出现了任何停滞，其真正的原因是，过去的“死神之手”千百年来牢牢攫住了这个民族。我曾见过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榕树，夏日里能庇护坐在树下的百十号人，为他们遮挡炽热的阳光。我还见过同一种植物，栽在小小的花盆里，枝条交错，互相缠绕，以至于一切生长都被有效地阻止了。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但是，那只死神之手如今正在松开，它那阴森朦胧、像蜘蛛腿似的手指正慢慢融化为稀薄的空气。要不了多久，大自然将创造出一股新的活力，为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雪耻。
中华民族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其历史上的两次壮举证明了这一点。一次发生在遥远的过去，另一次眼下正在发生，仿佛是为了证明其力量在中间这些年里毫发无损。
公元前2世纪，中国的拿破仑——秦始皇建造了长城，以阻挡野蛮的游牧部落蹂躏中原。中国人称之为“万里长城”，这个名字非常贴切，因为长城的外表与围绕这个国家每座城市的城墙别无二致，只不过就长城的情况而言，整个帝国就是一座城市。
长城高20余英尺。长城上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座堡垒，士兵们保家卫国、抵御来敌时便住在这些堡垒里。长城蜿蜒曲折，有1300多英里的墙体都是在崇山峻岭、丘陵平原间延伸。它穿越深谷大壑和山间河床，在冬天，那里奔涌着汹涌怒号的洪流。它承受了两千多年的磨损。经年累月的风吹日晒、雪打霜凌，大自然的力量试图把它夷为平地，捣成碎片。然而，今天它依然耸立，看上去力量毫发未损，仿佛昨天才刚刚完工。
第二次壮举眼下正在进行。70年前，大英帝国迫使中国在炮口之下签订了《南京条约》。打那以后，为了防止它逃脱而威胁性地高高举起的，不是死神之手，而是一只铁拳。英国的商人继续从事鸦片贸易，英国的军舰巡航东海，以保护他们的权利不被侵犯。
在过去这些年里，成千上万箱鸦片从其他地方运到中国，让那些外国商人大发横财，并增加了鸦片种植国的收入。入侵者带来了怎样的悲痛和罪恶，带来了怎样破碎的心灵和多少被毁的生命啊！而这只铁拳至今依然挑衅性地高高举起。
对中国来说，这些年过得特别慢。在此期间，鸦片正缓慢地编织着它的大网，将整个中国覆盖，它黑色的手指紧紧攫住了千百万人的心，无数家庭毁于这个祸害，而政府决不可能斩祸除根，因为那只铁拳一直在保护它。
很多次，在我看来，这个民族似乎迷失了方向。整个国家时不时被罂粟花所覆盖。放眼这个国家，这一恶习是如此根深蒂固地渗入到了民族生活中，以至于似乎已经无可救药。
接下来，伟大的奇迹出现了。在这个国家的仁人志士们的心中不断燃烧的激情，终于迸发出了强有力的火焰。这团火焰大约在5年前烧到了入侵者的身上，让他们慢慢放下了高高举起的铁拳。
今天，罂粟花在这个国家已经不多见了，人们希望，再过一两年，鸦片将被彻底逐出中国的18个行省。
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期内完成中国人所做的事呢？
本书的各章，除了最后一章之外，都是作为单篇文章，最初刊载于上海印行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上。它们后来以书的形式在中国出版，题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光与影》（Lights and Shadows of Chinese Life）。此后又经过修订和扩充。承蒙编者许可，现此书得以出版，以飨读者。麦嘉湖
第一章 土地与土地法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一直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高耸入云的群山，丰饶多产的河谷，无人耕种的荒地，肥沃富饶的平原，全都是皇帝的。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如果国家需要将哪片地产充作公用，官府只需向现在的占有者索要便可，然后支付占有者大约是实际价值的一半的金钱，那不过是一笔安抚其情绪的抚慰金，而不是对财产真正所有权的认可。如果以色列的亚哈国王是一个中国皇帝的话，那么他用不着大费周章，便可以轻松占有拿伯的那片让他垂涎的葡萄园。他只要派几个官员去没收葡萄园，拿伯就会俯首听命，优雅退出，把自己祖传的财产拱手奉送。
几年前，当政府决定架设遍及整个国家的电报网时，侵占人民的财产需要支付多少费用的问题从未进入政府的预算。电报线路覆盖全国，绵延数千英里，穿过人口稠密的地区，其中有些地方民风彪悍、不受管束，还经过一些连政府都鞭长莫及的乡村地带，然而，政府是否有权在田地、果园或人家的前院里竖电线杆，都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质疑。
很多人认为，这样一次万众瞩目的变革，一定会导致骚乱，尤其是当它与风水发生冲突的时候。风水像是一个古老的妖怪，中国人只要一想到自己违犯了任何一条风水法则，就会吓得魂不附体。然而，这种情况并未发生。政府刚一着手此事，各种声音便戛然而止，电线杆静悄悄地竖了起来，就仿佛电报早在中国历史上黑暗而模糊的年代就被发明出来了，那时候，伏羲和神农表演了传说中所描述的种种奇迹。
事实上，有一次，出现了微弱的反对。工人挖坑埋电线杆的地方紧挨着一座坟墓，坟里埋的是一个著名学者。皇帝给了这位学者很高的荣誉，这块地是皇帝对他的赏赐。学者的儿子也是一位名士，当他看到工人在父亲的坟旁冷酷无情地挖坑时，他被吓坏了。他出现了幻觉，看到了原本看不见的亡灵，他怒火中烧，大声咒骂那些给他的家族带来毁灭的人，准备从他们那里夺回属于本家族的所有荣誉和财富。于是，他跳进那个挖好的坑里，宣布他宁死也不允许在这里竖电线杆。他耐心地解释，他并非抵制皇帝对这块地的权利，但他父亲的这片埋骨之地是皇上的恩赐，他认为他对这块地享有特权。一时间，这项工作不得不停止。此时，陪伴外国技师并协助他们解决此类问题的官员走了过来，对那个盘腿坐在坑里的人说：“你这样一个有学问和能力的人竟然以这样孩子气的方式行事，着实让我吃惊。你应该清楚地知道，国家的每一寸土地都属于皇上；你拥有的一切荣誉都是皇上的恩赐。这条线——”他继续说着，挥手一指那幽灵般点缀在平原上、直至消失在地平线尽头的一长排电线杆，“是奉旨建造的。难道你想违抗圣旨吗？你知道，皇上可以下令把你和你的妻儿抓起来，碎尸万段，没有人怀疑他有权这样做。”名士被这番简短而雄辩的说辞深深打动了，他立即站起身来，斯文得体地向那位官员鞠了一躬，感谢他的好意，然后一言不发地走开了，让工人继续干活。
除了各地海关征收的关税之外，政府征收的唯一直接税便是土地税。为教育、陆军、海军、国防、警察、济贫等事项而专门征收的税赋闻所未闻。中国的皇家俸禄是非常简单的模式，这使得行政官员很少为此事发愁，因为有一套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自动体制，为政府公职人员提供薪水和开支，让人人心满意足——除了长期逆来顺受的老百姓，因为这些钱正是从他们那里榨取来的。中国官员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
征收土地税的方法生动说明了这套体制的精妙绝伦之处，政府可以凭借这套体制来处理国家事务，而无需支出任何薪水和个人花销。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任何时候，当一个新王朝接管了政府，它总是习惯于颁布一套自己起草的典章制度，而这套制度将成为将来一切立法的基础。当满族人在公元1644年登上权力的宝座时，他们效法过去的先例，颁布了所谓的“大清律例”。这部法律修订了土地登记条例，明确规定了每个人所耕作或拥有的土地数量。这一做法似乎体现了一种非常公正而慷慨的精神。至少在这种情况下，自命为家长的政府表现出了这样一种担忧：这笔税收不应该是一笔过于沉重的负担。清朝法律规定，就所谓的“水田”而言，税收的标准应该按稻种计算，对一块能够播种1升（近似于1配克）稻种的水田征收一定数额的税赋，而“旱地”的赋税则按照豌豆的标准来衡量。
正如土地的生产力大不相同一样，这些税收也并非千篇一律。在丰饶富庶的地区，能播种1升稻种的“水田”所缴纳的税赋高达八九个便士，“旱地”要缴纳四五个便士。另外一些不那么丰饶或干旱少雨的地区，税收的数额也成比例地减少，但在所有情况下，都要适当考虑农民不会负担过重，以至于陷入贫困。
这种土地税是一种非常温和的税收，很早就存在，到了清朝依然一如既往地征收，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朝代更迭似的。民国尚未建立明确的法律，有着遵纪守法本能的中国人继续奉行古老的事物秩序，即使皇帝已经不复存在。
尽管土地税远远谈不上繁苛，但它的征收方式常常给纳税人带来巨大的不幸和不公。税吏始终是一些恶名昭彰的人，就其禀性而言，他们必定是不诚实的。他们不仅没有薪水，而且，他们的职位实际上是花钱买来的。作为这笔支出的回报，他们想要得到的唯一特权，就是让他们不受约束地通过欺骗和诡计，尽可能从老百姓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他们唯一要小心的是，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有合法的外表。在中国人的眼里，法律、旧俗和古老的传统都是神圣的，但是，中国人有数不清的办法来回避这些，同时表面上依然维持对它们的尊重。
像这样一套体制很适合中国人的禀性，他们宁愿拐弯抹角，也不愿意直截了当。这种体制拓展了一片无边无际的领地，在这样的体制下，捞钱比领取固定薪水容易得多。人人都知道它很不公正，但任何人都不曾想到提议废除它。帝国的创立者们制定并施行了这套体制。那些道貌岸然的圣贤，如果我们能查看他们的银行账户，就丝毫不会怀疑，他们也鼓励这一体制。历代以来的统治者和朝廷大臣都参与其中。这种权力的滥用使老百姓非常恼火，从而引发大规模的革命，使国家四分五裂。然而，风暴过后，国家安定下来，百姓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曾经令人无法忍受的旧体制卷土重来，就好像它们的内部包含了一股让帝国洗心革面的新力量似的。
税吏赖以谋生的体制有一种让他腐化堕落的影响力。人人痛恨他，鄙视他，这是他罪有应得的。他满脑子想的是钱。他所到之处，浮财滚滚。在人群中，金钱的闪光抓住了他的视线。在交谈中，当他看上去似乎专注于某个话题时，他的心思依然处在金钱那看不见的影响之下。他管辖的地盘是他赖以谋取日常生计的金矿。它让他家境殷实，让他能够买田置地，存钱为儿子娶媳妇。然而，它是一座必须为之劳作的金矿。正如货真价实的黄金深埋地下，需要一定的技能、劳动和自我牺牲才能提取它一样，税吏需要运用最敏锐、最精细、最卑劣的头脑，才能从这座金矿挖出真金白银。
正是通过哄骗和欺诈，通过无法形容的谎言，通过让人们落入官员们那贪得无厌的魔掌的虚假控告，通过给很多家庭带来痛苦和不幸的敲诈勒索，税吏的工作才得以完成。
税吏每年来收两次税，从开始收税的那一刻起，直到完成本轮工作，他始终在算计和操纵，想方设法欺骗和榨取那些不幸落入他的魔爪的乡民。
中国人都很穷，大多数人都没有现钱缴税，因此，他们往往为筹集这笔钱而陷入绝境。女人们不得不拿出她们的金耳环，或装饰着她们乌黑长发的银簪，男人们甚至要拿上他们的农具，匆匆忙忙赶往临近的当铺。一些没有足够的财产拿来凑数的人，遭到了粗暴而残忍的对待。他们身上穿的衣服，甚至家里用来做饭的仅有的一口锅，也被毫不留情地拿走。
这些残忍贪婪的税吏最喜欢的一种诡计是，故意让那些生活富裕的人拖过规定的缴税期限。这对于很少准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东方的社会风气中有一种微妙的影响，让人变得拖拖拉拉，就连精力充沛的西方人，如果待在中国，用不了多久也会感觉到自己的步子越来越慢，办起事来也有一种拖沓的倾向。
几个礼拜之后，当拖延缴税的人带着税款出现时，税吏便装出愤怒的样子，要求他解释拖延缴税的理由。这个不幸的家伙眼看着自己要被敲竹杠，用最谦卑的态度认错，并解释说，他认为一两周的耽搁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拒绝给皇上纳税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税吏大声叫了起来，“告诉你，那是一件非常重要、同时也代价高昂的大事，因为你要缴纳双倍的税款我才会给你签收条。”
这个可怜的倒霉蛋只得乖乖地服从，因为就算告到县太爷那里也无济于事。县大爷会站在税吏一边，县衙大堂上的每一位官员都会这样，每个人都会信誓旦旦地一口咬定，他不仅抗税不缴，而且还粗暴地攻击那个客客气气地要求他缴税的人，以致险些要了税吏的命。
税吏的创造性才能是长期训练的结果。经年累月的历练让这帮人学会了各种巧妙的办法，用来对付那些可怜的农民。有一次，一个拥有几小块土地的人去世了，他没有亲人，然而，他所拥有的这几块地却必须继续缴税，因为政府不允许欠税。人可能会死，但土地永存不灭。土地被登记在土地清册中，官员有责任征税。
税吏不想自掏腰包，于是他绞尽脑汁，想看看如何能设法让别人掏这笔钱。他来到一个富裕农民的家里，掏出一块无主之地的税票。对此，这个农民愤怒地表示抗议，他表明自己跟这块地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税吏心平气和地笑着说：“我知道得比这更多，因为我得到了可靠的通报，有人说你实际上占有了这块地，眼下正在偷偷地耕种它。”
这是假话，纯粹而简单的假话，但比真话更管用，因为这番话激怒了这个农民，让他大发脾气，而这正是税吏想要的效果。税吏揪住他的衣领，开始把他往门口拖，还说要带他去见官，让他受到惩罚。这个农民在不公正感的刺激下，完全丧失了理智，忘掉了眼前这个跟他打交道的人的身份。在自卫中他出手了，他的两个身强体壮的儿子也加入了进来，仇敌很快就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
一种胜利感使得税吏忘掉了暂时的羞辱。事情的结局完全符合他的设计。他假装受了重伤，躺在地上不停地呻吟，表现得痛苦不堪。他的一位随从赶忙逃到了临近的城里，没过多久，便领着5个衙役回来了。一起来的还有受伤税吏的妻子，她大哭大叫，扬言要报复那些胆敢对履行公职的丈夫大打出手的人。
真是一幕编排得十分精彩的喜剧。它有悲剧的所有外表，但事实上，它是一出让每个人（除了那个农民和他的两个儿子之外）都捧腹大笑的滑稽戏。舞台效果对中国人来说有一种非凡的魅力。中国是一个到处都是演员的国度，他们似乎在连续不断地编排戏剧，在别人的面前扮演各自的角色。眼前这一出，像任何一个人所能希望的一样精彩，各种角色一应俱全。剧中的反面角色正躺在地上，痛苦地打滚。
那个农民，因为将对手打翻在地的致命一击而惊恐万状，看着面前这个翻滚扭动的人，不由得脸色煞白，心惊胆寒。税吏的妻子呼天抢地，披头散发，衙役看上去凶狠而蛮横，人们惊恐地注视着。所有这一切构成了精彩的一幕，就喜剧效果而言，精心策划、反复排练的整部大戏也没法超过。
剧中的反面角色看到，自己的表演产生了想要的效果，便马上暗示，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眼下的麻烦。那个农民非常愿意妥协，因为落入官府的魔掌意味着他将被榨干每一文铜板，最终落个一贫如洗的下场。在跟那些身着官服、背后有政府权力撑腰的人进行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他同意拿出10个英镑，以平息这一事件。拿着这笔钱，税吏和他那些声名狼藉的同僚们离开了村子。当他们走到村外时，便开始互相挤眉弄眼，为今天的收获而暗自窃笑。
在中国，一个最容易引发争端的缘由是土地。贫困无处不在，为了偿还债务，人们经常被迫抵押地产来借钱。考虑到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债台高筑，还债无望，那么也就不难想象，应该拿一种永存不灭的东西作为偿还借款最安全的抵押。然而，由于那些既无权势又无金钱来保护自己权利的人不得不忍受中国司法的严重不公，土地的不灭性并不能阻止争端和欺诈的企图。
比方说，一个人把自己的田地抵押给某个富裕的邻居，根据契约，在经过一定的年限之后他有权要求赎回。然而，在规定期限结束时，他像当初借钱时一样穷，他想赎回祖先传下来的、如今却被别人占有的土地，根本就是异想天开。许多年过去，贫困的阴影依然笼罩着这个家庭，当他的儿孙们终于凑齐了当初借下的那笔钱，并要求赎回土地的时候，多半已经流逝了五六十年的光阴。在此期间，土地的新主人早已习惯于占有这些土地，并不想拱手放弃。
在这一阶层的那些不讲道德的人当中，一个很常见的办法就是把这样的难题交给官府，不可避免的拖延、贿赂和诉讼费用将耗空穷人的腰包，而让财产落入恶人之手。另一个常见的方法是捏造契约，用它来证明讼争的土地自始至终就属于那个眼下拥有它们的家庭。这种做法非常巧妙。这样一份契约要用惯常的法律术语起草，在地底下埋上一定的时间，直到它染上了看上去很古旧的颜色。接下来，还要把它放入一口铁锅中，用文火逐渐加热，直至它变成褐色，跟几百年的时光会让契约染上的颜色完全一样。这种变化如此逼真，以至于经常骗过专家的眼睛。
几年前发生的一个案子生动说明了我所讲的这种情况。当年借款人的一个孙子要求赎回祖父从前抵押出去的一块地。这个家庭如今时来运转，带着中国人对祖先记忆的忠诚，借款人的孙子希望收回祖先传给后代子孙的财产。现在的土地拥有者不承认借款人抵押过这块地，声称这块地历代以来就是他们家的，并拿出了一些年代久远、陈迹斑驳的文件，以捍卫他们的主张。官司打到了县令那里，让他对这个问题作出裁决。县令碰巧是个正直之士。他是一个深入研究过本国历史的学者。他希望公平对待双方，因此仔细检查了这些伪造的契约，它们表面上留下了年代久远的印迹。他紧皱眉头，反复思考那个要求他解开的秘密，目不转睛地紧盯着陈迹斑驳的纸张，仿佛要穿透那些怪异的古老文字发现其背后潜藏的秘密。
原告拥有看上去货真价实的契约，被告拥有另外一些契约，样子都很古老。究竟谁手里的契约是真的，这是县令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突然，县令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他转向被告，说：“你的契约伪造得很精巧，肯定会骗过任何普通读者，然而，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它们是伪造的。其中有一件事情明确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你显然不熟悉早年的历史，你提到了一位皇帝的名字，而在你所声称的撰写这些契约的那个年代，这位皇帝并不存在。因此，你必须立即把这块地归还给合法所有者。”在这个案子中，裁决是公正的，但不难想象，一定有无数的案子，法官既不公正又无学问，最终给出错误的裁决。
关于土地财产的分配，习惯做法精确而具体。不存在长嗣继承权的法律来确保长子获得土地财产。父亲去世之后，土地在儿子们当中平均分配，不过也有下面这样的例外：长子所得的份额稍大一些，作为他履行家长职责的补偿，因为一旦父亲不在人世，一家之主的责任便移交给了长子。
女儿不参与分配，因为已经为她们安排婚事，她们被认为实际上属于她们所嫁的那个宗族，没有一个女人会成为本宗族任何成员的妻子。
至于祖屋，则成了儿子们的共同财产，他们与各自的家人一起居住其中。这样一种状况在英国人看来完全是不可理解的，但对中国人来说不是这样，他们并不赞同我们的观念：每个家庭应该有自己的单独住所。祖屋在儿子们当中分配，每个人住在同一幢建筑的不同单元里，在他们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很理想的解决办法。而在我们这里，这种安排很容易导致纷争和疏远，使得共同生活绝对无法忍受。中国人并不这样。他们发疯的地渴望与同胞们群居在一起，这使得儿孙满堂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绝对的奢侈。在建造街道时，他们总是尽可能地让房屋紧挨在一起，只留下最小的空间让公众通行。这不是因为他们缺少土地。这是服从本能，就像河狸在河边一个狭窄的空间里挖掘过道一样。
年复一年，代复一代，中国人一直被困于他们自己的故土之上。他们扎根于这块土地，生于斯，死于斯，也几乎是在这里度过他们的一生。外国的名字在他们听来陌生而粗俗，而外国人也被他们所鄙视和痛恨。他们的本能使他们的眼界变得狭隘，只关注身边的人，以至于丧失了对外面更大世界的热爱。他们对爱国主义一无所知，以至于即使在今天，当这种美德在他们的内心里不断发展的时候，他们尚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词汇来表达它。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兔子窝的聚合体，人们在这里生息繁衍，发展出一种亲缘性，使他们越来越依恋同一个地方。一个人想开一家鞋店，他的阶级本能使他来到所有鞋匠的店铺都坐落于此的街道上。布商没有分布于整个城市，而是集中于一两个街区，因此你会发现，要想在这些街区之外买一尺布或一束丝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正是同样的本能，导致中国家庭像兔子一样彼此亲近地生活在一起，喧嚣嘈杂，人声鼎沸。中国人并不想要安静，他们想要的是成群结队。中国人最大的赏心乐事，便是坐在摩肩接踵的人群当中，心醉神迷地注视着一幕幕街头戏剧，在那里，演员的大喊大叫和震耳欲聋的锣鼓喧天足以让西方人抓狂。
祖先传下的土地没完没了地一分再分，结果，全国各地的耕地通常都很小。然而，我丝毫也不怀疑，正是长嗣继承法的阙如，使中华民族免于更大的灾难，使他们多少还算成功地解决了庞大人口所带来的问题。假如所有土地在父亲死后全都给了长子，其他的儿子就会饿死。事实上，中国人那近乎疯狂的勤劳，以及他们顽强的生存能力，延长了这个国家的寿命，使它的生命能够在古老的君主王朝已经逐渐被人们淡忘的时候依然得以延续。
第二章 治国之道
中国政体的原型是家庭。家庭不是一个现代观念，而是像孔夫子一样古老。孔子用自己的名字和天才给予这一观念以认可，他宣称，一个管理有方的家庭，就是对如何治国的完美构想。
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首先说明：中国人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比英国人的家庭紧密得多。在英国人的家庭里，孩子在成年之前一直受父母的控制，而长大成人之后，他们便脱离家庭，结婚生子，成家立业。在中国，只有女儿在出嫁的时候永久性地离开家庭，此后不再受父母的控制。儿子不会离开老屋，也摆脱不了父母的约束。不管他们年龄多大，哪怕岁月已经让他们满头白发，父母对他们的权威和他们儿时也没什么两样。他们也要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但全都生活在同一幢老宅里。他们从来不曾想过，随着岁月的流逝，皱纹爬上他们的脸庞，老一辈的权威会有丝毫的放松。
除了把家庭成员捆绑在一起的亲情纽带之外，还有一种岁月割不断的纽带把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一种被称做“连坐”的力量。它是看不见的、神秘的，但十分强大。中国人所理解的这个词的意义，英国人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它渗透于家庭中；它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用自己的魔棒点拨每一个官员的行为；它是全国上下都能够感觉到的一种控制性的影响力，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能够约束其手段或意志，国家权力常常会落入不公正之手。
个人必须把个性和自由融入到家庭或宗族中，这是完全属于东方的观念。这一观念正是从家庭这个起始点出发，被作为社会其余部分的示范实例而加以仿效。家庭的每个成员对其余的人都负有责任。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对其他成员的不良行为负有法律责任，儿子会因为父母做坏事而被当做罪犯来对待。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些最可怕的悲剧抹黑了中国历史的某些篇章。某个朝廷大官被判犯有叛国罪，不仅他本人被以最残酷的方式处死，而且，他所有的亲戚，不管是父系还是母系，不管男女老少，都要被赶尽杀绝。
不过，这种连坐的制度并不局限于家族。它贯穿于整个社会。完全可以说，整个国家没有一个人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别人的行为负责。这个国家可以比做一台高度复杂的机器，由数不清的轮子组成，它们表面上以极其混乱的方式飞速旋转。还有数不清的轮齿，彼此咬合，严丝合缝，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台机器就会出错，就会陷入混乱。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社会体系就是在这个观念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这个国家的所有人，从最高贵的到最卑微的，全都只不过是这台维系民族生命的巨大机器上的齿轮。
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责任感，导致中国的各行各业跟本地的行会捆绑在一起，每个行会都有一个首领，负责处理紧急事务，并试图保护他所代表的那些人。行会的首领在全国各地都是出类拔萃的，遇到麻烦的时候他是最有用的人物。比方说，你要雇一艘船，当你靠近码头的时候，一些正等人雇佣的船夫冒犯了你。你可以叫来码头的行会首领，向他讲清来龙去脉，如果有理，他很快就会把犯错者带到你的面前，让他们跪下，并向你保证，这些人再也不会找你的麻烦，哪怕你一千次出现在他们身旁。
当你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并研究了它的制度习俗之后，你就会体会到，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遍及生活各个领域的责任体制。这不是一个宽松而含糊的体制，而是彻底被组织化了的体制，以至于你非常清楚地知道，在决定任何事情的功过是非的紧急关头，应该从哪里下手。
为了使这个遍及整个国家的观念操作起来更加便利，社会自发地分为若干部分，每个部分都有一个首领，其成员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向首领寻求保护。比方说，每个行业都有它的首领，他勤勉不懈地捍卫整个行业的利益，对任何成员的任何违规行为负责。一座城市里的当铺推选出一家当铺，在法律诉讼中，或者在官府方面企图压榨其任何成员的情况下，代表其余所有的当铺。每个村庄都有它的首领，全国每个城市中几乎每一条重要的街道也都有首领，就连身无分文、衣衫褴褛、气味不佳的乞丐，也有自己的首领，首领有权分享他们的收入，但他同时也保护他们的权利，保护他们不受压迫。
如今，在官场生活中，无所不在的主导思想依然是连坐意识，甚至比社会生活中有过之而无不及。每个担任官职的人都对自己的顶头上司负责，就这样逐级负责，直至皇帝本人。举几个实例便可以证明这一点。
级别最低的官职被称作地保。地保是一个保甲区的首领。中国的每一座城镇都被分为若干个保甲区；在乡村地区，村庄分为性质相同的保甲区，各有一个地保。此人通常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照例谈不上有什么道德品质。他的职能五花八门，种类庞杂。他认识本区的每一个人，熟悉每个人的职业，知道他们白天做何营生，夜里干啥勾当，脑子里琢磨何种计谋，个人的收入来源是什么。他有大量独断专行的权力，他可以不允许名声可疑或收入不可靠的人在他的辖区内居住，他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当即驱逐那些自由散漫的人，因为这些人是社区的麻烦，或者没有钱向地保行贿。
向上司报告本区所发生的任何重要事情，告知他所知道的与此事相关的一切，以及大量其他事情（除了他可能不知道的以外），都是地保的职责。地保随时都有可能因为本辖区所发生的、他根本不可能知道的某件事情而被打得皮开肉绽。因此，地保必须是一个想象力丰富、机智灵敏、内心坦然的人。当然，每个保甲区都有坏人。有鸦片鬼，他们的财产全都消失在他们的烟筒里。有职业窃贼，他们总是在晨光熹微的时刻出发。还有孤注一掷的赌徒，他们被一种疯狂的激情所吞噬，而这种激情却从未给他们带来他们所渴望的财富。有民谣歌手，站在黑暗的街角，对一伙看上去就像刚从煤窑里爬出来的人唱着恶俗而下流的歌曲。
这些人地保全都认识。如果他们不想被打扰，或者不希望被告发到地方官那里（地方官会采取简便易行的方法把他们赶出所在的街区），都要向地保行贿。地保的道德操守跟他所管束的那些危险分子比起来，就算高一些，也高不了多少。因此，只要事情不至于骇人听闻到吸引公众的关注，地保乐意假装没看见。然而，事实上，他依然要对那些他允许留在本辖区的人的行为负责。他随时都会被上司叫去，为了他所知道的一些事情，事实上有时候还为了一些除非他无处不在，否则就不可能知道的事情，而饱受皮肉之苦。
中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连坐理论，完全不考虑对西方人来说很有说服力的平常理由，有些被判定犯下的罪行，任何人都不可能预见或防止。
现在，我将举例说明。在城里一个偏僻角落的一间隐蔽的房子里，两个人在赌博。围绕赌局发生了争执，两个人大打出手，其中一个人被捅了一刀，结果一命呜呼。此事发生在凌晨两点。整个城市都在熟睡，地保和他的家人也早已进入梦乡，因此完全不知道这场悲剧。地保声称自己对此事一无所知，得到的回答是地方官司一声冷笑，还有这样一句话：“得了吧，你应该知道。”“可是，我怎么才能知道呢？”他谦卑地答道。“我可不操心你怎么知道。”地方官答道，“那是你的事。这个辖区归你管，你有责任照看它。”话音刚落，地保便被按倒在地。两个结实健壮的衙役（他们一直用饥渴与期待的目光盯着他）走上前来，给了他一顿板子，让他至少要在床上躺一个礼拜。
在地保之上，隔着相当一段距离才到县令，对老百姓来说，县令是最重要的官了。就级别而言，县令有很多上司，但说到要履行的行政责任，没有人比他大。关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县，最高官员发布的无论什么命令，终归要传达到县令这里，由他来负责执行。
县令的职责非常广泛，非常重要。他是本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关于财产、税收、诉讼，以及犯罪的问题，都要在他的大堂上解决。至于他跟老百姓的关系，人们普遍赋予给他的一个称号表达得非常清楚——“父母官”。
家庭是国家政体的一个理想典范，中国人的目标就是要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时刻牢记这个观念。“县太爷”这个称号提醒县令在所有公务活动中要始终牢记家长的身份，要严格地公正办事，同时还要像一个明智而慈爱的父亲那样行事。
比方说，两个村子有私仇，有一天，两村村民发生了械斗，双方都有伤亡。儿子不学好，赌博输了个一干二净，在试图从家里偷走点什么的时候，他把父亲打翻在地，并杀死了他。来自邻县的一帮蟊贼越过县境，洗劫了一家当铺，杀死了几个住在店里的试图保护财产的人。这些混乱更多地不是归因于犯事者的邪恶激情，而是归咎于县令，因为他还有一个称号（多半是一句玩笑话）：“知县”，亦即了解本县的人。他的上司们断言，这些事情是他治理不善或品行不端的结果。这里的理论是：如果一位统治者动机高尚、生活纯洁，百姓就不会有凶残嗜杀的想法，而是往往会遵循上天在每个人心中灌输的更高尚的本能。
尽管中国人的责任信条有它的缺点，但无疑也有它的优点。英国的民事和军事生活中都发生过很多灾难，却没有一个人仅仅因为责任没法归咎于任何具体的个人而受到惩罚。在中国，绝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总是有某个人对管理不善负有责任，并因此受到惩罚。
例如，一艘军舰的舰长在任何情况下都对他的军舰负有责任。狂风暴雨、惊涛骇浪，都有可能迫使军舰泊靠海岸的避风处，但不允许舰长提出任何减轻责任的理由为自己辩护。军舰是皇帝托付给舰长的。因此，它是神圣的财产，舰长有责任为皇上保护它的完好无损。舰长同意掌管这艘军舰，就清楚地知道自己所担负的责任，因此必须随时准备接受他已知道的必定会施加的惩罚。
1884年，当法国舰队攻击福州港的中国军舰时，我的一位朋友恰好是一艘护卫舰的舰长。在很短的时间里，大多数中国军舰被击沉了，没有战死的水兵们漂浮在军舰的残骸之间。我的这位朋友眼看着自己的军舰在劫难逃，于是他悄悄地放开缆绳，把军舰驶入了一条狭窄的小河，沉在浅水中，以免被法国人俘获。他知道，等敌军撤退之后，很容易把军舰打捞上来。你可能会想，他应该因挽救了这艘军舰而受到嘉奖，但事情并非如此。北京的军机处认为他的行为十分可耻，以至于他仅仅逃过一死，被发配到黑龙江附近一个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他辩称自己实际上挽救了这艘军舰，但这样的辩护在法官看来没有什么分量。问题是，他有什么权力沉掉皇上的军舰？他对军舰负有责任，保护它完好无损是他的事，不管是面对狂风暴雨，还是面对敌人的炮火。
对于一个在中国旅行的外国人来说，这样的责任信条很让人宽心。投宿的旅店老板生怕客人在入住本店期间出什么事，以至于对待客人百般小心，唯恐客人的人身或财产遭受什么损害，到头来找他算账。据说，有一次，一位客人凌晨离店，旅店老板拿着他留下的一件东西追出去了好几里地。当他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追上客人的时候，却发现闹了个大笑话：他满心欢喜、满脸善良地拱手奉上的是一个空火柴盒。
不同级别的官僚，无论职务高低，都只不过是国家这个巨轮上的轮齿，我们逐级而上，最终到达皇帝本人，于是，问题来了：皇帝对谁负责？因为，下面这个观念似乎很适合中国人的禀性：一部约束其治下每个臣民的法律，就连皇帝本人也不能幸免。
皇帝有一个称号是“圣上”，这意味着，他置身于一切批评之外，他是中国唯一一个无需对任何人解释其行为的人。诚然，有六部辅佐帝国的统治，但皇帝对它们的权威是绝对的，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推翻它们的决定。
谏官似乎有权质疑圣上的行为，但他们的影响更多的是道德影响，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每当他们提出建议或质疑皇上的某个在他们看来对国家有害的行为时，他们都是冒着极大危险这么干的，因为假如他们的行为让皇帝感到愤怒的话，他们很可能会遭到流放，甚至被处死。
然而，皇帝毕竟像最卑微的臣民一样处在普遍法律的约束下，只不过他对天负责，而且只对天负责。这里的理论始终是：他的皇位直接来自于天命，因此，上天认为他对统治国家的方式负有责任。当他勤政爱民、处处为百姓的利益着想时，上天就会赐福给国家。当他肆无忌惮、行事鲁莽时，饥荒、瘟疫、战争和革命，便是上天因他的罪孽而施加给黎民百姓的惩罚。这一理论像中华民族一样古老。公元前8世纪，一部叫做《诗经》的中国经典中记载了一次举国震惊的日蚀，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灾祸。高山崩塌，江河泛滥，千村万户，顿成废墟。所有这一切，据说都是当朝君王治国无能，上天在提醒他，他的罪过全都被知晓，如果他不痛改前非并把国家治理好，将有更严厉的惩罚降临在他的百姓头上。
国家统治中道德成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承认这一点。这台由活生生的人所组成的有形机器就像一张大网，密密麻麻的网眼无休无止地缠结，通过神秘的连坐纽带，把社会的各个阶层和部门互相捆绑在一起。但在所有这一切之外，还有另外一股看不见的神秘力量，一直睁大眼睛注视着，始终以品行端正为目标，这就是上天。
必须懂得，被称做“天子”的皇帝更应该受到上天的监督，他的皇位来自于上天，这一巨大的、非人格的模糊力量对皇帝和百姓一视同仁。“老天爷的眼睛”明察秋毫，不偏不倚，时刻注视着每一个人的不良行为，并施予惩罚，而不管他的地位如何。没有一个人怀疑这一事实，因此，下至地保，上至天子，在感觉到对顶头上司负有责任的同时，他还有一个朦胧的观念：在上司之外，还要对上天负责，总有一天，上天会把他带到一本账册的面前，而他所做的每一件坏事全都记录在册。
有一次，在南方的一座大城市里，老百姓大量死于正在广泛传播的热病。在狭窄拥挤的街道上，在排水糟糕、气味难闻的住处，人们成百上千地死去。医生回天乏术，他们的药物似乎失去了效力。痛苦的呼喊在这座悲惨的城市里随处可闻，死神一视同仁地带走了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花样年华的青春少女、牙牙学语的孩子和白发苍苍的老人。整个城市陷入了恐慌，每个人的心里都怀着对死神的恐惧。每天，死亡的传闻越来越多，广泛传播的谣言使人们越发恐慌。炎炎赤日热辣辣地俯瞰着这座在劫难逃的城市，炽热的阳光让那些饱受煎熬的人们更加痛苦。
最后，城里的最高长官意识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要对这样的灾难负责，迫使他决定向上天求助。于是，第二天的拂晓时分，他站在一片空旷的开阔地上，抬头仰望灰蒙蒙的天空，祈求上天把瘟疫从这座城市带走。“千错万错，错在本官。”他说，“本官治理无方，您却因为我的罪过加害于本城百姓。我心如刀绞，痛不欲生，特祈求上苍降罪于本人，倘能救黎民于苦难，我甘愿一死。”
因此，国家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皇帝的权力来自上天，只对上天负责。当他的王朝最终在革命、杀戮和可怕的灾难中被推翻的时候，就可以看出上天之手在操纵一切，正是因为统治者再也不值得端坐在龙椅之上，那看不见的正义力量才迫使他们交出皇位，让更优秀的人取而代之。
当治理无方迫使国家陷入一场革命的时候，上天是最终的上诉法庭，这一根深蒂固的信念无疑让深埋在中国人内心的民主精神保持鲜活。这一看不见的力量，像某个强有力的怪兽，千百年来一直在沉睡，世世代代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显露自己的力量。西部的崇山峻岭像一道道不可逾越的屏障，阻挡了西方思想的入侵，而正是这样的思想，使得屏障那边的国家跳动着新生命的脉搏。各级官员的愚蠢猜忌，使沿海各省免遭西方文明和革命性观念的污染。
这个民族需要通过一次伟大的行动来搅动，使它的血液汹涌澎湃地流动起来，或许完全可以说，今天，当人们听到英国大炮的回声响彻整个中国的时候，新生命最早的脉搏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跳动。这些回声绝没有消失，但其他的声音也已经从西方传来，还有新的生活思想、新天新地的景象正涌入人们的脑海和眼帘。与此同时，仙女的纤纤素指正编织着诗篇和传奇，以祖辈做梦也不曾想过的关于治国之道的新观念启迪着人们。
第三章 军事体制
中国的军事体制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常规军体制在西方成为一种既定制度很久之前。对此，下面这个事实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民族生活的早期，那些为这个国家奠定基础的人便经常发动残酷而血腥的战争。那时候中国的面积非常有限，由很多小国组成，它们名义上承认其中一个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每当它们认为自己强大到足以抵抗这个国家的时候，便会宣布独立，揭竿造反。小国之间连续不断地互相开战，要么是为了自卫，要么是企图控制和吞并较弱小的一方。最后，有一个国家，在一位天才君主（此人被称做中国的拿破仑）的领导下，接二连三地征服了所有竞争对手，吞并了对方的领土，建立了秦朝。这位君主自封为统一中国的始皇帝。从那时起，中国便开始建立了一套征服体制。
那些不熟悉中国历史的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本质上是一个不好战的民族，对于在战场上与勇猛顽强的敌人殊死搏斗，始终避之唯恐不及。可是，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在过去，大概除了英国人之外，全世界还没有哪一支军队像中国军队打过那么多仗。通向胜利之路是由一连串的战斗铺就，不可计数的人战死沙场。要征服凶残好战的部落；要攀登士兵们的皑皑白骨堆成的高山；要历尽千辛万苦，忍饥挨饿，穿越浩瀚无涯的大草原。但是，这个强有力的民族，凭借不屈不挠的毅力，沿着命运的轨迹一路前行，直至它统一为全世界最大的国家。
然而，不只是在开疆拓土的征服之战中，中国士兵表现出了优良的品质。正是在更严酷的自卫战中，他们的勇气得到了最显著的展示。在这个令人惊叹的神奇国家，丰饶肥沃的土地，阳光充足的平原，富庶多产的山谷，始终被一些生活在北方和西部边陲的勇猛好战的部族所觊觎。凶狠残暴的游牧民族鞑靼人，经常凭借强大的骑兵队进犯中原，双方爆发了很多次血腥的战斗，而鞑靼人总是被赶回他们的蛮荒之地，一败涂地，垂头丧气。
诚然，由于官员腐败、皇帝无能，国家几度落入外族之手，外来王朝入主中原，君临天下。但即便是在这些时期，这个民族的王者品格也在同化征服者并把他们转变成中国人的过程中表现了出来。有一个实例可以说明这一点，这就是眼下的满清王朝。将近300年前，满族人打败了中国的统治者，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占据着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满族士兵依旧驻防各省首府，满族人把持着18行省的军政要职，但现如今，没有人能看出满与汉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差别。占领这个国家的士兵们的儿孙如今与被征服者的后代并肩而立，在穿着、语言和思维模式上，都跟被征服者别无二致。
中国士兵大约是你所能想到的军人的一个滑稽可笑的标本。他的样子并不让人望而生畏，即使他块头很大，你的第一反应仍然会是半带轻蔑、面露笑意地看着他。他的长官也没有作出任何努力，让他的样子看上去干净利索，像个士兵。从西方人的观点看，他没有受过任何值得一提的训练。没有人教他立正、挺胸，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大自然赋予他的每一英寸高度。他从未受过学走正步的折磨，这对他来说实在是一桩幸事。他从来没有学过齐步走，而是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与战友们散漫前行，这种方式很对他的胃口，也适合他所走的那些糟糕透顶的路。
关于士兵，有一件事情非常讨厌，这就是他不讲卫生。他的长官通常既不关注他的服装，也不关注他本人。结果他对肥皂和水毫无兴趣，看上去肮脏邋遢，仿佛总是穿着制服睡觉似的，早晨起来既没有时间洗脸，也来不及把那身又脏又乱的衣服脱下，换上更整洁、更有魅力的行头。让他那副完全不像军人的样子变本加厉的是——至少在南方各省是这样——他既不穿鞋子，也不穿袜子。在行军的时候，他为了保护脚而穿上一双草鞋，可是，在不值勤的时候，他便索性采用穷人阶层的普遍惯例，使用大自然给他穿的那双鞋子——赤脚。
中国人并没有因为成了一个“勇”而对他的随和天性带来什么新鲜刺激，他还像以前一样简朴，一样孩子气，就好像从没有被召来为国打仗似的。下面的情形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一个站岗的哨兵以中国人最喜爱的姿势盘腿而坐，一群老百姓围着他，他任由这些人摸弄他的步枪，一边向他们解释步枪的复杂构造，并温和地暗示，步枪其实并不比当地的矛枪高级多少，毕竟，矛枪不用精心保养，也不那么容易因为生锈而坏掉。
士兵的制服明显没有让政府太操心，因为它与平民百姓的服装的区别仅仅在于：他的前胸和后背上各有一个大而显眼的“勇”字。一个士兵如果想掩饰自己的身份，只要把外套翻过来穿就行。瞧！他摇身一变，立即成了一个简朴的农民或工人，跟你在大街上随处可以碰到的老百姓没什么两样。
士兵的制服仅仅由一件短上衣和一条裤子组成，肥大臃肿，很不合身。看来，这种裤子似乎是为中国人专门设计的，好让中国人能够采用自己最喜欢的、但不太雅观的姿势：席地而坐，膝盖顶着下巴，同时双臂紧抱膝盖。这样坐10分钟，会让一个英国人变得痉挛而疲惫，以至于无法忍受，但中国人把它看做是一种极其舒适的姿势。
最可笑的情形是看到一队士兵列队行进，去执行某项特殊的任务。你不妨注意一下他们的武器装备。每个士兵除了肩膀上扛的枪之外，还配备了一把扇子。在行军的时候，这把扇子并不会给他带来不便，扇柄插在背后的衣服底下，另一端伸出，至耳朵附近。如果天气很热，他会把扇子打开，盖在头顶上，用辫子牢牢地缠住扇柄，就这样保持固定，让扇子遮挡太阳炽烈的光线。
另一件几乎同样重要的物品是竹烟筒。刚一放下枪，他马上就会想到烟筒。一路上，烟筒是他的慰藉。如果路途遥远，时不时地吸上几口，可以缓解行军的疲劳，还能暂时解除饥饿所带来的痛苦。为了不妨碍双手的自由，他把烟筒水平插在背后的腰带上。
第三件重要物品是雨伞。每一个想要体面的士兵都有一把雨伞。如果没有雨伞，人们就会对“勇”的品格表示怀疑，导致旁观者认为他并没有尽其所能做到最好。务实的中国人并不认为被淋得透湿会提高他作为一个士兵的尊严或效率，尽管雨伞有好几磅重，而且制作得很笨拙，既不能插于后背，也不能别在腰间，但他还是愿意携带这个额外的负担，为的是路上万一遇雨，可以让他免受雨淋之苦。
这支队伍就这样从我们面前走过，这是对战争的戏仿，表演者一脸严肃，眼睛都不眨一下；然而，这些人的祖先都是那些名副其实的军人和勇士，他们纪律严明、受过严格训练，他们的英雄主义和勇敢行为，使得中国的疆土一个省接一个省地扩大，直至今天，成为世界上幅员最辽阔的国家之一。
参军要经过公开的考试，要考察运用刀剑、盾牌和弓箭的能力，以及举重的能力。下面这段文字描述了一次这样的考试，颇为有趣。
来到考试的地方，我们发现很多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人在周围闲逛，等待考官的到来。不久，考官骑着一匹鬃毛蓬乱的矮种马来了。那匹马看上去好像一辈子也不曾刷洗梳毛。我们推测考官应该是一位高级军官。他大步向前，在一张事先准备好的椅子上坐下。接下来，一个考生奉命（宣布命令的声音很大而且不容分说）站上前来，展示他的技能。
这考生是一个高大魁梧的家伙，穿着普普通通的蓝棉布短上衣和松松垮垮的裤子。他的样子有些凝重，看上去沉着镇静。好脾气和愚钝似乎是我们面前这个人的主要特征。他身上似乎没有一丝激情的火花，给我们的感觉是：一遇到敌人的进攻他就会落荒而逃。有人交给他一把剑和一面盾牌，另一个人扮演他的对手，走上前来，与他正面相对。此人也有一把剑，比考生的剑更长一些，但由于考生有一面盾牌，因此考生应该比对手更有优势。一声令下，两个人都摆出防范的姿势，片刻间，我们面前的这位考生顿时像换了个人。他目光炯炯，愚钝的神色从脸上消失不见了，一直隐藏在冷漠表情后面的激情之火点亮了他的面容，这个看上去迟钝木讷、呆头呆脑的家伙，仿佛被施了魔法，立即变成了一个初出江湖的武士。
他的对手小心翼翼地迈步向前，猛刺了他一剑。他身体稍稍弯曲，紧张地抓住手里的剑，快速移动盾牌，抵挡直奔其身体的剑刺，从盾牌上方紧盯着对手的一举一动。没等对手来得及恢复守势，他便对对手猛刺一剑，迫使对手全力躲闪。此时，两个人都异常兴奋，都觉得这是一场展示各自最高技能的巅峰对决。连续的攻防转换快如闪电，我们特别吃惊于考生使用盾牌时的敏捷身手。一会儿挡在正前方，一会儿护住双脚。片刻之后护住侧面，突然间又高高举起，遮住头部。不一会儿，他挺身向前，发起攻击，紧接着，只见刀光剑影，上下翻飞。一会儿挺剑直刺，一会儿横剑猛劈，一会儿扬剑上扫。动作如此迅速，令人目不暇接。他似乎全然忘记了这只是一场模拟战斗，仿佛觉得性命攸关，生死一线，端赖于他对武器的正确使用。这场表演的某些部分在我们看来极其荒唐，但在现场的观众看来并非如此。他们认为，这是一场精彩的技能展示，对一些身手敏捷的表演，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阵惊叹和欢呼，而这些表演，似乎更符合江湖术士的身份，而不是职业军人。
接下来，有人给了这位考生一张弓和三支箭，让他射向约50码开外的箭靶。他十分幸运，每支箭都正中靶心。这一关必须通过。如果过不了这一关，他就会被打发回家，继续勤学苦练，等技艺精湛的时候再来。
考官对这位考生运用武器的精湛技艺深感满意，让他接受最后的考验：体力测试。有很多大块的石头胡乱摆放在地上，考官要求他举起这些石头并移动不同的距离。他拿起了最小的一块石头（至少有50磅重），在空中停留片刻，然后轻松地举过头顶，展示了他因为从前的练习而变得结实的肌肉。他一块接一块举起了这些大石头，直到最后，他抓起了最重的一块石头，足足有100磅。举起这块石头明显让他达到了力量的极限，他面红耳赤，身体因为努力把石头举到脸部的高度而颤抖。然而，他最终还是证明了自己的力量足以抓住战斗中可能遇到的任何一个普通人，把他摔个仰八叉。他通过了考验，他的名字被登记在士兵名册中。
上面描述的考试依然盛行于中国各地，尽管近来在按照西方模式训练的部队中，一套新的体系得以施行，还要求考察考生的步枪知识，但跟各个行省为数众多的依然坚持古老方法的部队比起来，这样的部队依然很少。
在新兵被接受之后，他便加入了那个接受他的部队，英国士兵在参军入伍之后所享受到的那些舒适和便利，他能得到的寥寥无几。兵营由一连串大约25平方英尺的房子组成，每间营房容纳10人。有10张木板床，各有一床褥子。有一口煮饭的锅，若干碗筷，几张小桌子，几条木板凳，这些构成了房间里的家具。这些士兵的住处极其简单，政府只提供绝对必需的日用品。
士兵的薪饷约每月14先令，他要用这些钱购买食物，以及他想要享用的任何奢侈品。除了接受检阅及执行特殊任务期间之外，他们要自己做饭， 10个人轮流掌厨。在不值勤的时候，中国士兵非常自由，不受上司的任何监管。没人检查营房，查问个人和衣物的清洁卫生。士兵是每天都洗脸，还是几个月洗一次，统统悉听尊便，这是士兵的自由，而且士兵也经常利用这样的自由。至于洗澡，如果士兵请求洗一次澡的话，全团上下就会哄堂大笑，在士兵服役期间，这种大笑的回声一直会不绝于耳。吃饭
在行军的时候，士兵们除了薪饷之外还会得到食品，是沿途的地方当局提供的。一份公函会提前发送到沿途的预期驻扎地，上面开列了人员数，以及需要为这些饥肠辘辘的人准备的稻米、咸鱼、腌菜和豆腐的数量，他们刚一驻扎下来，便要埋锅做饭。
一队士兵的行军总是让沿途的店主担惊受怕，尤其是当他们去迎战来敌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军队的纪律从来不是十分严明，这时候就更加放松了。这些人正要去为国拼命，在他们看来，应该允许他们稍稍放肆一下，这对他们即将赴汤蹈火的冒险也是一种慰藉。因此，他们所过之处，店主们都会箪食壶浆，以劳王师，没有一个人胆敢动用武力保护自己的财产免遭卫国勇士们的侵犯。有一次，1000个士兵从某座城市出发——头上没有帽子；当他们抵达20英里之外的另一座城市时，每个人都有了一顶新帽子，当然分文未付。
当士兵们抵达一个没有兵营的地方时，他们通常会驻扎在当地最大的寺庙里。没有一个人认为这种做法有什么不妥；事实上，人们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恰当的事，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处在神明的直接关照之下，神明会竭尽全力保佑他们旗开得胜。不管军队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士兵们在驻扎期间对神明并不怎么尊敬。他们在神的面前抽鸦片、打牌、互相谩骂和吵架。他们还乱扔各种垃圾，住上一两天之后，这个地方便变得脏乱不堪。
对当地居民来说，在任何地方出现的士兵都始终是恐怖之源。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地方官在给军队供应补给时总要克扣勒索，不是短斤少两，就是以次充好。士兵们不敢到军需官那里去告状，因为哪怕是暗示地方官从士兵身上赚钱，他们也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留给他们的唯一途径，就是向完全无辜的老百姓报复。因此，一些胆子更大的士兵便提议搞一次突然袭击，不一会儿，城里最安静的角落便传来了鸡飞狗跳的声音，在一帮样子粗野的士兵面前，小鸡们张口展翅，仓皇逃窜。看上去肥嘟嘟的小猪神秘地消失不见了，家庭主妇像平常一样吆喝它们回家吃食，但白费力气，因为它们再也不可能回家了。水果、糕点和各种美味佳肴，未经老板同意，便被士兵们赊账买走，只留下一句空口无凭的许诺：他们明天会来付账。然而，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不久之后，庙里飘出香喷喷的气味，香味在疑惑不解的菩萨周围缭绕飘散，引得那些粗鲁无文的士兵口水直淌，两眼放光，喜滋滋地期待着即将到来的这顿饕餮大餐。
部队的军官主要是从士兵当中提拔上来的，也有些人是通过了任命考核。考试科目与普通士兵的入伍考试并无不同；不过，一个人要想晋升更高的军衔，考试要难很多，对个人能力有更高的要求。为了让考官高抬贵手，还需要一定的贿赂。然而，最受人尊敬、也最让人害怕的军官，都是一些以英勇杀敌而著称的人，他们凭借这样的英勇行为，既赢得了他们的军阶，也赢得了手下士兵的敬重。几乎每一个爬到很高位置的军官，都是通过展示他们超群出众的勇气，通过他们卓越的军事才能，赢得了上司的赏识，而晋升上来的。
许多年前，在我所居住地区统帅部队的林将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年轻的时候他粗野而放荡，拒绝被家庭管教所约束，也不愿服从平常的社会规则，因此，他无疑正在沦入流浪汉的悲惨境地，最终会跻身于鸡鸣狗盗之徒的行列。在一个幸运的时刻，他突然想到，参军对他来说没准是一件好事。当时，有一支部队正在台湾岛上跟土著人打仗，想要招募新兵去那里增援。他被看做是一个最理想的新兵。他膀大腰圆，力大无比，刚好是可以抵挡野蛮岛民突然袭击的那种人。那些岛民披头散发，样子凶残，习惯于从原始森林里的埋伏处呼啸而出，取下被杀中国人的血淋淋的头颅，带回他们在苍莽群山中的要塞。
林没有太多时间仔细考虑他所跨出的这一步。几天后，他便跟随一支小分队越过暴风骤雨的台湾海峡，登上了这座岛屿，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将在这里时来运转，从前的流浪汉生活将转换为充满荣誉和名望的生活。他的勇敢如此超群出众，以至于很快就被提拔为指挥10个人的兵头。
晋升之后不久，林的部队与土著人之间爆发了一次激烈的战斗。很多土著人突然从森林里冒出来，像闪电一样冲向中国军队，迫使他们不得不撤退。林扛着军旗与同伴一起撤退，此时，他突然发现，他的剑在混战中丢掉了。这意味着耻辱和丢掉军衔，如果有人把此事报告给将军，他甚至有可能被处死。此时他想，与其死于刽子手之手，还不如现在光荣战死。不管冒任何风险，也必须找回自己的剑，于是，没有片刻犹豫，他杀了个回马枪，冲进了正在乘胜追击的敌人当中。他手下的士兵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是看到军旗在敌人的方向飘扬，出于遵守纪律的本能，他们便跟着林往回冲。土著人大惊失色。他们原以为中国人被彻底击溃了。他们想，这些人必定是派来对付他们的后备军。一时间，他们被恐慌攫住了，这支得胜的敌军立即溃不成军，在中国军队的面前四散奔逃。在战斗结束之后，林被叫到将军的面前，将军当着全体军官的面，称赞林的勇敢是这场胜利的主要原因，并把他晋升到更高的军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一级接一级晋升，最后被任命为一个大的军事辖区的军队指挥官。
就中国士兵目前的构成和训练而言，任何人都不会对他们予以赞赏。他们所接受的军事教育很糟糕，以至于他们的素质非常差。他们缺乏勇敢，更多地要归因于环境，而不能归咎于他们本性中任何与生俱来的缺陷。在中国人民绝对缺乏勇气的时候，指望中国崛起为第一流的东方强国是不可想象的。这个国家的军人所需要的，恰恰是由受过专业训练、勇猛无畏的人来领导他们，需要比他们在兵营生活中所接触到的那些影响更高尚、更豪侠的影响环绕着他们。
威海卫兵团通过从义和团手中夺取天津的行动，显示了中国人是用什么样的材料做成的。1900年9月5日的《北华捷报》在提到这个兵团所参加的那场战斗时说：“对这个兵团，一直存在大量的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很多人头脑中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中国人不适合当兵打仗。毫无疑问，这些偏见迄今为止似乎没有得到证明。在天津城下，他们打得勇敢而顽强。我们要记住，他们跟我们的军队打过仗，他们是站在文明和人性的一边，尽管当时这些抽象概念在中国人当中还很陌生。“人们常说，中国人唯一需要的是领导者，威海卫兵团短暂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当人们心甘情愿地追随长官冲过枪林弹雨的长街时，就像第4连追随沃森上尉那样，他们作为士兵是不可能没有希望的。一个士兵只身护送驮运弹药的骡子上前线，在指挥官和骡子都中弹阵亡的时候，他仍然坚守自己的职责，不料以身殉职。能培养出这样一个士兵的兵团，不可能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兵团。那些在奥利万特上尉战死之后亲眼目睹了这一行为的欧洲人都说，应该给这个中国士兵颁发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在上面的两段文字中，我尽力描述了中国的军人。诚然，有相当数量的兵团是按照西方的方法训练和组织的。不熟悉真实情况的人往往会想当然地认为，凡是有士兵的地方都实施了一套全新的体制。这是一个误会。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依然有大片的地区，军事体制实际上原封未动。在眼下这场革命中赢得胜利的那些人，大部分没有在新的体制中接受过训练。摆脱他们所痛恨的征服者，这样的梦想给了他们巨大的鼓舞，使他们有勇气和胆量浴血奋战，为他们的军旗赢得胜利的荣耀。新生的共和国一定要让它的士兵受到专业的训练，好让他们在一切来犯者面前捍卫国家的荣誉。
第四章 文士品级
在中国，当家里生了一个儿子的时候，几乎每个父亲都有这样的梦想：希望他有朝一日成为一个文人学士。这一雄心壮志似乎是随着孩子的降生便从父亲的心头萌生出来，孩子给家庭带来了灿烂的阳光。最穷的人可以像最富的人一样纵情沉湎于这样一个奢侈的梦想，因为在中国，财富和荣誉的机会并不掌握在任何特定的社会阶层手中。士大夫阶层从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招募新成员，除了那些被法律禁止的阶层之外。娼妓、演员、剃头匠及其他少数几个行当的从业者，他们的儿子不能竞争任何功名。除了这些人之外，任何人都可以获得国家授予的最高荣誉，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而通往功名的康庄大道，便是教育。
国家的文职官员必须从文士当中选拔，如果考虑到管理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需要多少文职官员，你就不难想象，他们是一个多么有影响力、多么有权势的阶层。当然，没能考取任何功名的士子数量庞大，尽管他们没有官职，但他们在自己所在的地区依然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是学校里的老师，是村里的灵魂人物。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远远高于平民百姓，在地方官遇到麻烦的时候，在他们的村子出现争端和阶级斗争的时候，人们所征求的正是他们的建议。他们很自然地处在领导者的位置上，他们为了互相保护而结成同盟。与这样一个阶层发生冲突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每一个人的身后，不仅有他所属于的那个共同体，而且还有他自己的宗族跟他站在一起，以他们所掌控的一切资源，和他甘苦与共、祸福同当。从整体上看，他们是一个肆无忌惮的群体。他们的聪明才智通过刻苦的学习而得以提高，同时，他们的道德感却在这个过程中变得麻木。他们是社会进步的死敌，他们是最强烈、最顽固的仇外者，不管这个外国人属于哪个国家。
有4个学术品级授予给成功的文士：（1）秀才；（2）举人；（3）进士；（4）翰林，亦即北京皇家学府翰林院的成员。秀才是在士子所在县的县城举行的考试中获得的功名，举人是在省试中获得的，而最后两项功名都是在北京城的殿试中获得的。在最后一级的考试中，皇帝本人是主考官。中国官员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
从西方人的观点看，获得上述任何功名所需要的学问非常贫乏而有限，在我们英国的学生看来少得荒谬可笑。文士需要掌握的一切，就是对儒家经典的深刻理解。英国每一个高中学生都要学习的基本课程，中国学生完全一无所知。我们的大学里所讲授的高级课程就更不用说了，数学、天文学、几何学、地质学等，对中国学生来说都是几乎闻所未闻的字眼。至于英国年轻的男孩女孩必须学习的纯科学课程，根本尚未进入这个国家学者的知识视野。
你千万不要据此推断，中国学生必须通过的学习课程很容易。在很多方面，这样的课程都比英国学生必须通过的课程更难。中国学生必须把所有经典加上公认的评注都背得滚瓜烂熟。这些课程常常晦涩难懂，而且总是多少有些枯燥乏味。它们所涉及的不是人生，而是抽象的道德和哲学问题。对真正的思考没有什么作用，也没有通过研究大自然来培养想象力的。整个学习是一桩苦差事，首先要掌握成千上万个样子诡异的象形文字——书都是用这样的文字写成的——然后把它们储藏在记忆里，好让整本书中的字字句句都烂熟于心，以至于无论什么场合都能信手拈来，准确地加以引用。这两件事情给身体和精神所造成的折磨和可怕的压力，没有一个英国学生受得了。究竟有多少中国文人被这种可怕的紧张劳累所压垮，在他们所贪求的功名依然遥不可及时便埋骨山丘，恐怕只有那些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才能想象。
就最初一级功名的考试而言，共有4门功课要通过，即：一首五言或七言诗，不超过60个字；一篇不拘定格的骈文，描写某幢古建筑或某件古物；一篇从正反两方面论述的时文，论题取自典籍；一篇论述重大问题的策论，内容古今皆可，只要考官认为合适就行。
诗歌的题材都有着引人遐想、富于诗意的性质，会激活潜在的想象力，使之发而为诗。下面就是过去考试中出的几个诗题，它们被考生处理得十分优美，一种真正的诗歌精神贯穿其中，以至于被付梓印行，供学子们当做典范来学习：“山寺钟声何处闻”描写的是钟声从坐落于深山中的寺庙里传出，它悠扬的声音传到了山中孤独旅人的耳朵里；“南浦别友人”讲的是一个很有名的官员离开他治理的那个地区，启程返回遥远家乡时的情形；“春水绿波”描写的是春天下雨之后，溪水从山上奔流而下，在太阳的照射下绿光潋滟，流向山下的平原……此外还有“春鸟鸣”、“春石榴”等。
很多诗作都有货真价实的诗歌韵味。它们显示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神奇洞察，蕴含了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完全可以媲美西方的一些著名诗人。这更加令人啧啧称奇，因为乍一看，中国人的灵魂中似乎并没有燃烧着诗性的火焰。他们看上去迟钝而冷漠，相貌粗糙，毫无诗意，然而却能从一头老牛身上捕捉到大自然的点滴魅力，予以精致细腻的描绘。
然而，中国人都是多面人，从他们冷漠木讷、毫无艺术气息的外表上，你做梦也想象不到他们所拥有的天赋和才略。而且，他们对大自然有一种真心实意的热爱，一眼就能看出大自然的魅力，似乎他们被赋予了在大自然中发现美的独特本能，并用真正的诗歌语言把这样的美展现给那些缺乏艺术眼光的人。
骈文写作的题目就其性质而言一点也不诗意，但骈文必须遵循某些定义明确的格律，有点像马丁·塔波尔的风格，应该剥除它们的散文外表，使它们看上去像某个有韵文创作天分、要不了多久就会成为杰出诗人的人写的。过去的考试中出现过的骈文题目有“阿房宫赋”、“铜雀台赋”等。《铜雀台赋》这篇骈文所描写的铜雀台，是三国时期（公元221—265年）一个篡位者在兵荒马乱的多事之秋建造的，为的是使他能够眺望很远的地方，好让他及早知道敌人的到来。还有一次的题目是“宫榴赋”，描写的是汉代一棵著名的石榴树，每天三次垂下它的枝叶，仿佛睡去一样，然后再次舒展枝叶，就像小憩之后重新振作似的。
时文的题目取自典籍，考生要么用评论性的方式处理它，要么从中引申出自己的观点。下面是从过去的考试中选出的几个时文题目：“载饥载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诚者，天之道也。”“以德报怨。”
策论更具普遍性，处理的题材也更宽泛，远至遥远的过去，近至当下的事件。过去的考试中出过这样一个策论题：“秦始皇焚书论”，论述的是秦始皇焚书的目的。他把古老的典籍从这个国家赶尽杀绝，好让后来的人再也不能研读它们。秦始皇自己也受到了这一行动的影响，因为当他想要在这个新建立的帝国施行改革的时候，正是那些饱读诗书的文人学士激烈地反对他。还有一个题目是“描述中国的长城，介绍铁路和战舰”，这显示了光绪皇帝在1898年支持的戊戌变法的姿态，以及这位杰出的皇帝把科举考试领上了新道路。
写时文和策论都必须把古代典籍及其权威评注中的每个字都背得滚瓜烂熟。这本身就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任何一个人都会被弄得精神崩溃，除了中国人之外。每个字都必须认识和记住，因为每个字都是一幅完整的图画，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前景和背景，必须单独学习和掌握。错用或错写一个字的话，考卷都会被考官扔到一边，使考生金榜题名的希望化为泡影。一位官员和他刚刚科举及第的儿子
不妨想象一下五六千个这样的方块字，个个都是一副古色古香的样子，仿佛出自诺亚方舟。它们像数字一样干巴巴的，一样严肃庄重，然而，每个字都有自己的故事，隐藏在它复杂的点横撇捺的背后。学生必须深入了解这些故事，记住其背后稍纵即逝的形态，拼凑出这些神秘符号的褶皱中所隐藏的爱与恨、激情与杀戮、人性弱点和高尚意图的故事。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只有巨人才能执行。
当学生完成这项工作之后，还有更艰巨的任务要完成。他们要死记硬背整本整本的典籍，要牢牢掌握将近三千年前先辈写下的每个字词句章的意义，以满足掌握着生杀大权的考官们传统守旧的观念。
一流的中国学者都是一座巨大的纪念碑，以纪念在大脑和智力经过这样强加的极度劳累之后还有幸存活下来的幸存者。这些书本身都是最枯燥乏味的。老一辈哲学家和思想家已经尽可能地把人类生活的气息从这些书中挤了出去，他们对于平常而普遍的人性似乎不是很看得起。这些书的风格简短而凝练，就好像写这些书的人要么从未学习过写作的艺术，要么忙得没有工夫详细展开。书中既没有浪漫传奇，也没有激动人心的东西。字里行间闪现着高尚的情操和崇高的道德，但说教太多，与平常的生活脱节。我们渴望听到男人女人的交谈和孩子们的欢笑，渴望听到人的声音，但我们在这些书里从未听到过。基督所采用的方法是多么不同啊！他的讨论充满了生活的气息，男男女女从我们视野里走过，人群在我们面前匆匆来去，人的欢乐和悲伤用如此简单的语言加以描绘，以至于我们觉得自己就在我们眼前这幅被描绘得如此栩栩如生的场景当中活动。
在第二等级的举人考试当中，科目跟县试中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要获得更高一级的功名，考生需要有更简洁、更经典的写作风格，以及更渊博的知识。举人功名的考试在省城举行。很多省份幅员辽阔，考生常常要跋涉两三百英里才能到达省城。考虑到糟糕的路况和旅行的艰难，这段距离意味着每天马不停蹄要走上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不过，且不提身体上的劳累，对赶考的秀才来说，还有一个问题更加重要，这就是盘缠的问题。大多数人都一贫如洗，与约伯或传说中的教堂里的老鼠不相上下，因此，如何凑足离家期间的吃住费用，对大多数考生来说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有很多故事讲到这些人为了青史留名而不得不历尽千辛万苦。在中国南方某地，有一条公路从一座陡峭而崎岖的大山中穿过，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故事是这样的：很久很久以前，有个穷秀才去省城考举人。他艰苦跋涉了两百英里，从他所住的那个小村子赶往决定自己命运的省城。他是个内心勇敢、身体强壮的人，他以不屈不挠的毅力，跋山涉水，穿过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最后到达了目的地。
到这时候，他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刚好够他勉强度过考试的那9天。考试结束，他花完了最后一个铜板，待在省城，举目无亲，身无分文。中国人对异乡人的慈悲之心是一种在古代典籍中得到高度赞扬的美德，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却难觅踪影。然而，此人丝毫没有绝望，因为他是一个胆量过人、意志坚定的家伙，尽管是一个才华出众之士，但他并不耻于亲手从事任何诚实的劳动，不管这项工作多么卑贱。因此，他与一家轿行接洽，得到了一份轿夫差事，抬一位顾客返回他自己的家乡。轿夫在中国各地都有着明显很低贱的名声，因此这份差事显示了此人勇敢而独立的精神，他愿意降低自己作为秀才的身份地位，暂时成为轿夫这个被人瞧不起的阶层中的一员。
这位秀才抬着客人足足走了150英里，翻山越岭，行走峭壁，穿过人口稠密的平原。他没有足够的钱，让他能留在省城等待张榜公布考试结果，不过他的心中始终焦急地猜测着考试的结果，不知道自己到底是金榜题名，还是名落孙山。到这时候，他的肩膀肿了起来，被长时间扛在肩上的硬竹竿磨起了水泡，生活开始对他呈现出非常阴暗的一面。这天，他刚好来到一座陡峭险峻的高山脚下，抬头仰望山顶，想到要抬着沉重的轿子向上攀登，他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就在此时，他听见身后响起“报喜官”的锣声，报喜官一边匆忙前行，一边高喊着那些金榜题名的幸运儿的名字。“报喜官”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的谋生手段跟科举考试有关。考试官刚一公布中举士子的名字，他们便快马加鞭，日夜兼程，赶往中举者的家乡，向他的亲戚朋友报喜。他们很容易辨认，因为他们通常是4个人一伙，手里拿着铜锣，时不时地敲上几下，同时大声喊出中举者的名字。
当这些报喜官走近的时候，他焦急而仔细地倾听，心狂跳不止，他捕捉到了自己的名字，听到自己不仅金榜题名，而且高居榜首，从今往后他就是全省的头名解元了。他欣喜若狂，因为财富和荣誉如今伸手可及，贫穷和困苦即将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他停足落轿，说：“我再也不用抬轿了。”他的主顾提醒他要按照约定把自己抬到目的地。迟疑片刻之后，他答应了，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客人必须为面前的这条陡峭山路付给他额外的一笔钱。客人同意了，这位新科解元再次把竹杠抬到自己被磨起水泡的肩膀上，脚下迈着轻快的步伐，心中唱起欢乐的歌曲，攀登面前的那座大山，就好像一个普普通通的苦力，而不是一个很快就会名扬全省的举人，到时，他的名字将张贴在每一所学校和每一个士子的家里，不是全省，而是全国的每一个省份。从此以后，为了纪念这一著名的事件，轿夫走到这座山脚下的时候都会停足落轿，只有当客人答应除规定的费用外再给一笔额外的报酬，他们才肯动身。
进士和翰林的功名是在北京获得的。那些通过了这两次考试、尤其是通过了最后殿试的举子，都有光明的前途，能够获得最赚钱的职位。不管他们最初的地位如何，金榜题名这个事实立即把他们置于中国上层阶级的前列，殿试考中头名的人很可能成为两省总督，在这个职位上，他拥有的几乎是帝王般的权力，可以统治四五千万人口。
但是，一种新的精神正传遍整个中国，在它的血管里奔涌流淌的血液不再重复过去几百年的缓慢曲调。像瑞普·凡·温克尔一样，漫长的沉睡时代已经结束。古老的场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的年轻男女凝神注视的景象绝不允许他们回到过去的角色。
对父辈们来说已经足够的书籍和论题已经失去了的魅力。来自西方国家的无数声音带来了新歌曲那激动人心的旋律，它们的回声飞越平原高山，回荡在深壑大谷，最伟大的诗人从未吟唱过的新的生活观念正在这个民族的灵魂中醒来。未来时代之歌最早的几个音符刚刚被人们听到，似乎已经永远死去的梦想再次在人们心中形成新的意象。
全国各地建起了新式学堂，莘莘学子正蜂拥着进入这些学堂。西方思想的奥秘触动了他们的想象，与此同时，中国人过去从未探索过的新大陆，如今正隐约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让他们目瞪口呆，惊讶不已。
在中国，一个新的时代确实已经拉开序幕。那些常常能容纳万名考生的贡院，如今已被废弃，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它们的荣耀已经死去。大门在东游西荡的风中摇摇晃晃，硕大的蜘蛛在房梁上织网。不难想象，大殿里回荡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呻吟声，是曾经在这里赢取功名的大人物们发出的叹息，他们的幽灵在哀悼逝去的荣耀。
第五章 中国经籍
本章讨论的是一个最古老的课题，但也是一个十分现代的课题，因为尽管中华民族正开始把他们的目光转向西方国家，转向未来去寻求他们的理想，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的古代典籍依然对整个国家的人发挥着深远而独断专横的影响，不管他是饱读诗书，还是目不识丁。
在讨论这些典籍的时候，我将努力让读者清楚地看到，它们在今天的思想家和学者的评价中所占据的位置。这样的位置跟从前比起来几乎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因此我觉得，使用现在时态来描述它们的历史和传授之道不无道理。
这些著名的典籍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人的经书，尽管不是神学意义上的经书。有些外国学者甚至称之为中国的《圣经》。
它们从来没有自称对人类心灵中提出的某些重大问题给出任何答案，也不曾自诩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关于未来的任何重大问题。绝大多数人中国人都目不识丁，遇到道德问题不可能去查阅和参考这些经籍。就连那些把其中的每个字都背得滚瓜烂熟的文人学士也发现，它们满足不了自己精神生活的需要。我认识很多这样的文人，他们家里供奉着菩萨，像粗鲁无文的平民百姓一样对之焚香膜拜。这些经籍不是我们所说的宗教书，没有人认为其中包含了神的启示。不过，它们包含了一套伦理体系，在赋予中国人关于善和道德的崇高理想上，这一伦理体系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一点，它们才在中国人的评价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
中国还有大量其他的书籍，涉及的题材五花八门，但没有一本拥有经籍的声望和权威。每个社会成员都对这些经籍抱有莫大的敬重；耕田种地的农民敬重它们，尽管他们只是在束发启蒙的年纪看过这些书；靠最繁重的劳作维持日常生计的苦力敬重它们，尽管书里面的文字他们一个也不认识；最有才华的文人学士也敬重它们，他们靠研读这些经籍赢得自己的功名。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书渗透到了整个民族中，俘获了各个阶层的头脑和想象力，其方式在中国之外的其他任何国家都不曾有过，或许《圣经》除外。我们大可不必对此感到吃惊，你只要想想，它们对中国人来说是什么。将近两百年来，它们一直是这个国家所使用的唯一的教科书，其他任何书籍都不允许与它们竞争。
代复一代的中国人都承认这样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古往今来的所有图书，没有哪一本比这些经籍更适合成为国家指定的教科书。千百年前，中国的小孩子便在拂晓时分醒来，揉揉惺忪的睡眼。熹微的晨光正将黑夜的暗影从屋内驱赶出去。他们必须马上起床，因为学堂的大门已经打开，先生正在等着他们。早晨的阳光开始掠过整个村子，照进树林，用一抹金色点亮教室那阴沉暗淡的四壁。想到先生那张眉头紧锁、目光严厉的脸庞，孩子们便一跃而起，翻身下床，不消几分钟的时间，他们便走在了上学的路上。远处的山峦在初升太阳的照射下格外醒目，但平原依然处在朦胧未明的状态，昨夜残存的暗影挥之不去，似乎很不愿意在新的一天到来之前悄然消散。
正当这些学童匆忙赶往学堂的时候，另一些孩子出现在狭窄的乡村小路上，出现在那棵亭亭如盖的榕树下。早晨的阳光轻抚着榕树那茂盛的枝叶，使之闪闪发光，似乎在向它示爱。很快，阴郁沉闷的老学堂里便响起了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
孩子们手里捧读的书都是经籍。这些书看上去枯燥乏味，印刷粗劣，整本书中没有一幅插图使之活泼一些。在潜心攻读的头四五年，孩子们对书中内容懵然不知，先生也从未试图解释。对学童们来说，这些书太过深奥，就像你把柏拉图的希腊原文版著作塞到一个英国学童的手里，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冥思苦想书上字句的意思。乘坐手推车的少年们
这些学童所经历的学习过程，跟他们的前辈在一千年前所经历的完全一样。无论是课本，还是学习方法，都没有丝毫的改变。没有校董会开会并作出决定：这些教科书已经过时，必须用更现代的新式教科书取而代之。甚至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提出过这样的暗示。这样的异端邪说会让举国疯狂，并让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学者和思想者心生反感。
这些教科书不仅在初级学校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受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当局的干涉，在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中也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号。学者别指望越雷池一步，他根本不可能松一口气，把这些已经翻得破破烂烂、给他们带来无数伤心痛苦记忆的教科书扔到九霄云外，并说：“谢天谢地，我已经受够了，要跟你们永远告别了。”不，同样是这些书，这些在他们束发启蒙时让他们愁眉苦脸、殚精竭虑的书，这些在他们做学生时让他们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的书，也正是他们日后博取功名时要加以考核检验的书。而且，也正是由于对这些书的理解和认识，他们才有机会他金榜题名，登上大权在握的位置。
这些书对中国人来说是神圣的，这一点完全不足为奇。它们不像那些识字课本和初级读物，当你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时便把它们扔到一旁，以半带轻蔑地态度看待它们。这些经籍会陪伴你直至生命的最后。别的书可以作为消遣来阅读，但对于思考和研究，对于精神的提升，在他的想象里没有其他书能够取代这些经籍。
这些鼎鼎大名的经籍由9本书所组成，学者们称之为“四书五经”，在我们的描述中，我们将遵循中国人给它们的排序。四书中最有趣、最重要的是《论语》。这本书由孔子的一些智慧而机敏的言论组成，是由这位圣人的弟子们在他死后收集编纂的。从这本书的标题不难预料，它所论述的主题种类繁多，其中很多话题是由弟子提问时引出来的，他们要么是在某些让他们困惑的深奥问题上急于得到老师的启发，要么是想听听圣人对当时的一些社会知名人士的看法。
在这些对话中，孔子提出了一些原则，不仅显示了他本人在精神上的伟大，而且还对无数代中国人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起到了塑造民族思想的作用，并赋予这个民族的各个阶层所抱持的崇高理想。孔子的全部学说可以说都浓缩在这本经籍中，是其思想体系的萌芽。整个中华民族的理想、目的和高贵行动的源泉都是围绕这些核心思想发展出来的，因为在我看来，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今天中国人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状况，其优劣长短、成败利钝，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到过去的这位圣人，或者称之为半人半神的英雄。我相信，仔细审视一下其中几个词句便可以证明这个说法是对的。首先，我将选择“天”这个字。不知何故，孔子羞于使用他之前的那些更古老的圣贤喜欢使用的“神”这个字。“天”这个字对他来说有着独特的魔力，尽管从他的言论来看，有一点很清楚：他从未完全摆脱与神有关的一些重要思想的影响。毫无疑问，他的人格观念因此蒙受了很大的阴影，尽管他把一些原本属于神的重要属性转移给了他自己的这个新术语。在他看来，天始终不仅仅是一种对人类的快乐和奋斗一无所知的物质力量。他总觉得，自己始终处在天的监督之下，只要得到天的认可，他就心满意足，哪怕人们不理解他和他的学说。
有一次，当他想到自己毕生的工作并不成功时，孔子对一位弟子说：“莫我知也夫。”弟子问：“何为其莫知子也？”他的思想依然沉浸在失败感所带来的压抑中，于是答道（更多的是自言自语，而不是回答弟子的问题）：“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对他来说，天是主宰道德领域的最高力量，惹老天不高兴就会把一个人置于最可悲的境况，因为天的裁决是没有上诉余地的。他宣称，一个人如果违背了天意，茫茫宇宙中就没有一个人能帮他了，这句话深深嵌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中。
自绝于天是最不幸的，其后果是他做梦也想象不到的。从宗教的观点看，结果是最具灾难性的。关于神的知识几乎完全从人民当中消失了，非人格的、不确定的天取代神的位置。诚然，某些仅仅属于神的特性被赋予给了天。生与死，灾难与幸福，王侯之尊与乞丐苦命，全都是由天安排的。人可以千方百计、图谋策划，但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那就由天来决定了。然而，尽管有这样的信仰，天只是头顶上巨大的苍穹，它可能会纠正错误，但对于人间的疾苦，它绝不会掉半滴眼泪，也不会感觉到丝毫怜悯。毫无疑问，孔子频繁地使用“天”这个字（但他从未试图给出定义），教导他的弟子们要谨慎对待灵性存在，从而导致中国学者和思想者在讨论宗教问题时主要持无神论态度。
孔子著作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字是“孝”。任何一个人，如果不是在中国长大成人，他就不可能理解这一美德究竟是如何通过这位圣人的教诲而渗透到整个中国社会。如果有人问你，中国人的生活中标志性的专有特征是什么，中国人无论贫富贵贱都一样严格要求的职责是什么，你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那就是孩子们心甘情愿地孝敬父母。
走在中国的通衢大道上，不断有气派宏伟、造价不菲的牌坊映入你的眼帘，那是为了表彰当地某个以孝敬父母而著称的人而建造的。没有比孝顺更受尊敬的美德，也没有哪种失职比有违孝道受到的谴责更严厉。孔子在他关于家的概念上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定下了这样一项原则：孝敬父母是绝对必要的，不仅对于家庭的稳定，而且对于国家的稳定，都是必不可少的。中华民族信奉这一思想，就好像它是神的启示似的。
孔子的另一个概念堪称天才之举，在某个灵感闪现的瞬间，他勾画了理想人的画像，并称之为“君子”。君子是一个有着崇高操守的人，他的道德原则支配和调整着他的生活。即使在混乱和危险的时刻，他处世行事也决不违背仁爱的法则。他的生活氛围是善，所以他也决不干卑劣或可耻的勾当。
这个理想人的形象因为另一种人的画像而显得更加醒目，这另一种人被称做“小人”。小人在行为和目标上与君子背道而驰，他们充当了背景上的阴影，凸显出君子品行的高洁和完美。君子这个高贵的概念描绘了人人都努力过上的高尚生活，从而对整个民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每个时代的士子，在掌握《论语》的过程中，都被迫仔细研究这个理想人，审视他的面貌特征，这样一来，他的肖像就被深深地印在了整个民族的脑海和思想里。一代接一代人无疑都远远低于君子所代表的理想形象，然而，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要不是有天才之手所画出的这样一幅图像，以弥补民族思想中由于神的缺失而遭受的损失，那么，整个民族的品格一定会降到更低。
还有另外两个字对孔子有着特殊的吸引力，他在这两个字的周围投下了大师智慧的光环。其中一个字是“忠”。中国人常常被这个字所鼓舞，让它搅动民族心灵那缺乏活力的外表，释放出在表面之下休眠和闷烧的烈火。现实生活中的浪漫传奇，有哪一次不是由“忠”在生活中注入的侠义观念所引发的呢？人们面对强敌毫不退缩，很多士兵站在一座被围困的堡垒的高墙之后，恪守这个能召唤英雄情怀的神奇的字，顶住了猛烈进攻所带来的压力，宁愿慢慢饿死，也不愿意投降。古时候有个人为了一个气数已尽的王朝献出自己的生命，接下来的历朝历代，人们被他的英雄故事所激励，奉他为神。今天他在全国各地都受到崇拜，因为他对他的君主忠心耿耿。
另一个对孔子来说很有魔力的字是“诚”，一个非常美的字，但它几乎没指望在这个民族的伦理学中占据一个崇高地位。中国人十分尊重它，这一点殆无疑问。任何时候，只要有关诚实性的问题岌岌可危，我都有机会求助于这个字，效果立竿见影。人们的眼睛顿时炯炯有神，就好像有突如其来的光亮从中闪现，难看的脸色也变得柔和起来。这位圣人在两千多年前阐述的思想，其神秘的影响力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某个东西，使之随着这种思想所施加的魔力一起颤抖。孔子宣称，他搞不懂一个不诚实的人如何能够生存。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最不可思议的秘密。他还提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学说：诚实是天道运行所遵循的正道，如果缺乏这一美德，任何人都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当这位圣人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似乎要超越他对那个被诚实所约束的人的构想，因为他最后声称，他已经变得跟天平起平坐，事实上他自己就是一个神。
四书中的第二本是《大学》，内容涉及个人的培养，恰当的家庭管理，一个封建国家的治理，以及一个帝国的统治。这本书第一章开宗明义表达了它的目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接下来它证明了，任何一个人，只要坚持不懈、认真诚实地经历了这些不同的进步，最终必定会成为一个成功的统治者，不仅是他自己的小王国——他的家庭——的成功统治者，而且也是家庭之外的那个更大王国的成功统治者。本书的后面几章主要由一些国王和名人的睿智而精辟的言论组成，为的是强化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学说。
四书的第三本题为《中庸》，据说是孔子的孙子撰写的。它是最复杂、最深奥的一部作品，它的主要论题是讨论美德的性质，以理想人“君子”为范例。
四书中最后一本由孟子的著作组成，主要讨论统治者如何遵照公平和正义的原则最好地统治百姓。跟孔子一样，孟子也不相信君权神授，他认为，可以剥夺一个坏君主的王权，并把他的权力授予有德之君。仁爱和正直的美德对孟子来说有着特别的吸引力，他在作品中经常提到。他还喜欢讨论人性的问题，认为孔子的理论是人性本善。他认为人天生正直，并从下面这个事实来极力证明这一点：所有人的身上至少可以发现四种道德品质，首先是恻隐之心（仁），其根源在于正直；其次是羞恶之心（义），其根源也在于正直；第三是恭敬之心（礼），它源自于与生俱来的分寸感；最后是是非之心（智），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引领人们认识善恶的洞察力。孟子认为，只要人们让这些自然力量自由地发展，结果就是普遍的善。孔子所描绘的理想人“君子”，对孟子来说也很有吸引力。孟子把所谓的“五种永恒的美德”与君子联系在一起，即：仁、义、礼、智、信。这些美德后来成了一句谚语，每当关于是非对错的问题众说纷纭的时候，它总是被各个阶层的人引用。
五经当中，就顺序而言第一本是《周易》。这是最值得注意的经籍之一，部分原因无疑是在于它的深奥难懂，因为据说作为本书论证基础的那些神秘线条及线条的组合当中包含了宇宙论、哲学、占卜及其他秘术的所有奥秘，而这些奥秘一直让最深刻的思想家和最渊博的学者也困惑不解。
至少在3000年的时间里，这部作品为中国人充当了哲学预测和风水占卜体系的基础，这一体系对这个国家的思想家有着不可抵抗的吸引力。然而，它的神秘符号和图示也一直被用于更卑贱的目的：大街上摆摊占卦的算命先生出口成章，告诉人们未来等待他们的是好运还是恶运，他们的算卦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这些在西方人看来毫无意义和荒唐透顶的线条组合。
第二经被称做《尚书》。这本书的基础是一些古代文献，它们讲述了中国自尧帝至周朝的历史（公元前2357—公元前627年）。其中很多古老的手稿在时间流逝的过程中损坏散佚了，据说，那些幸存下来的被孔子加以搜集和编辑。他所掌握的81篇文献当中，现存的只有48篇。可以说，当一个历史学家想要描述那些古老时代的活动时，这48篇文献是他所能参考的仅剩的现存的信息来源。
第三经题为《诗经》。这部典籍对民族精神的影响非常大。组成这部作品的那些歌谣和颂诗无疑都是古代的民谣，像荷马史诗一样，通过口耳相传一代接一代传了下来。它们大概是周朝初年（公元前1120年）由文王搜集，并被谱了曲。我们如今所拥有的，只是最初文本的一部分。这些诗歌遗存被排列在各种不同的标题之下，比如国风、大雅、小雅、颂，等等。其中有些诗篇古色古香，另一些缺少真正的诗歌韵律，全都缺乏那种激发人们的英雄行为的力量和激情。
第四经被称做《礼记》。这是一本中国人打心眼里珍爱的书，因为它完全符合中国人内心的倾向和禀赋。据说《礼记》是孔子撰写的，它为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境遇的人提供了细致入微的行为准则。它告诉人们应该如何控制自己，在一些紧急情况下应该表现出怎样的行为举止，才不会因为违背任何礼节规矩而有失身份，这些细致入微的规定，就连最愚钝的人也决不会误解。
在这本“上流社会指南”中，孔子这位圣人并没有把女性包括在内。如果他生活在现代，他可能会发现，自己有很多东西要学，这些东西让他能够以更宽阔的视野看待日常生活，这远非他的哲学教给他的那些东西可比。
第五经被称做《春秋》，一直被公认为孔子的作品。这部作品的目标是接续《尚书》中的纪事，叙述接下来的242年，即从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0年。这是一本极其令人失望的书，因为它丝毫没有显示出作者的文学才能。书中讲述某些国王的美德和恶行的故事时，不带丝毫感情，没有任何激情。这些关于古人生活的记录，跟列车员关于某些列车进站出站的流水账一样缺乏热情。作者仅仅给出了事件的大致轮廓，让读者根据自己的想象去填充细节。这本书之所以幸存下来，仅仅因为作者的大名。假如是任何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撰写了这本书，恐怕早就被人们弃之如敝履了。
除了这9本普遍被视为经典的书之外，还有另一本孔子撰写的书，叫做《孝经》，也被认为跟上面介绍的几本书一样值得尊敬。它包含孔子与他的一位弟子之间的谈话，讨论的是孝的本质与起源，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践行这一美德。很多大名鼎鼎的评注者讨论过这本书，尽管中国学者并不像对待上述9本经籍那样看重这本书，但他们依然愿意在中国经典中给予它一席之地。
西方学者在第一次读到这些书的时候往往极其失望。这些书的作者处理大部分论题时的方式都是毫无条理、杂乱无章的。例如，一些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不是以意义深刻、逻辑严密的方式来讨论，而是在看上去偶然而随意的谈话中，以一种自由而散漫的方式抛出来。作者在处理这个古老帝国的古代史时没有运用任何批评能力，在记录至关重要的史实时也不进行任何验证，很像是一个人在自己的本子上草草记下一些陈述，打算日后再加以扩充和打磨。即使在讲授道德准则的时候，也绝对缺乏体系，最精辟的思想用一些简洁凝练的句子和松散而不连贯的陈述表达出来，由于句子之间缺乏逻辑关联而使道德准则的力量大打折扣。
对于漫不经心的读者或思想者来说，上述事实似乎有点触目惊心，他自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经籍并不值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据那样高的位置。实际上，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一个深刻的误解。
东方人的头脑本质上跟西方人不同。后者喜欢逻辑和三段论，以及仔细推导出来的命题，每一步环环相扣，可以清楚地追踪到论证的逐步演进。东方人瞧不起这样的方法，认为它太无趣，太缺乏艺术性。他们痴迷于诗歌，痴迷于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精细微妙的思想笔触，这样的笔触就像巫师的魔棒一样，引发人们的幻想，而纯粹的推理从来都不曾唤起这样的幻想。这些典籍反映了东方人的思维方式，从那些用来传达圣人们所讲授的高深智慧的方法中，我们认识到，它们所走的路子，正是这个民族唯一能接受的。
中华民族被这些典籍所触动和启发，这一点无疑是真的，但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它们所讨论的主题，对一个异教民族的激情和偏见来说，并不是什么有吸引力的主题。例如，荷马的歌谣在希腊人当中激发出了强烈的热情，因为它们讲述的是著名勇士们高超的武艺和勇敢的行为，对这个民族的好战本能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并点燃了民族的战斗精神，让年轻人热血沸腾。中国经籍中不存在任何这样的成分。它们的理想是正直、忠诚、仁爱，以及品格的高贵。中国人从来没有神的启示教他们如何对待生死。中国经籍以一种人性的、模糊的方式，试图弥补这个令人悲哀的不足，尽管它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不足。君子是一个高贵的概念，在某个灵感闪现的瞬间被抓住了。整个民族被这幅图画的美所打动，从而接受了这个概念，就好像它是一个神圣的幻象，在过去时代的所有文献中，没有哪个作者有这样的天才构想出比这更美好的幻象。
但是，这些千百年来塑造了中国人品格的伟大经典，如今却开始在它们长期以来稳坐如磐的宝座上哆哆嗦嗦。它们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了已经进入中国人头脑中的新的梦想的质疑。一种新的力量已经出现，一位神圣的导师将会引领这个强有力的民族，让他们对古代圣贤也只是模模糊糊地有所领悟的那些美德有一个更加清晰的概念。这些伟大的典籍将会慢慢消失，但这个民族将会看到一幅更宏大的幻象，这幅幻象非但不会把他们与外面的辽阔世界隔绝开来，反而会使他们与各个地方的人结成友爱的兄弟关系。
第六章 学堂与先生
中国人对教育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无论高低贵贱，在这一点上是绝对一致的，一个孩子如果没有上学，要么是因为家里太穷，要么是因为父母没有足够的权威迫使他去念书。你大可不必对这种全体一致感到奇怪，因为教育是通向国家所授予的荣誉和薪俸的康庄大道，正是通过教育，年轻人心中狂放不羁的雄心壮志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在西方，一个人有很多途径可以出人头地，最终在议会中占据一个突出的位置，或者在政府担任一个抛头露面的公职。而在中国，人们全都挤在一条狭路上，这条路的起始点便是学堂。
然而，我们并不能据此推断，一个人由于没上过学，在生活中出人头地的所有机会都是他可望而不可及的。每一条康庄大道都对他敞开，除了一条之外，而这条路是每个中国人最渴望的。例如，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可以经商，他所触及的每一样东西都可能变成金子。他可以买田置地，富甲一方，他作为富翁的名声甚至会扩大到本乡本土的范围之外；但他毕竟只是一个商人，他不能踏足那个被符咒保护的贵族圈，就连全国最穷的士子都能得到的头衔他也休想得到。
另一方面，一个士子，尽管可能像传说中的教堂里的老鼠一样穷，尽管他的父亲可能是一个干力气活的劳动者，而他本人可能是一个没有足够的能力养活自己的人，但在公众的评价中，他却可以昂首挺胸，把头抬得比腰缠万贯的商人还要高。人们完全可以信心十足地宣称，每个背着书包上学堂的童子，他的书包里都有可能装着总督的职位，到那时，他将是两个行省的统治者，在那里，他多半不会受到议会的制约，统治着两三千万百姓，手里的权力常常就连君主也不敢质疑。
中国到处都是学堂，既没有政府的任何规定，也没有国家的任何资助，不仅人口稠密的城市建有学堂，而且每一个尚没有穷到请不起先生的村庄也建有学堂，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呢？历代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自己动手解决教育的问题，以至于丝毫不存在对这样的安排会落空或被置之不理的危机感。由于不存在政府的教育委员会来保证这个国家的孩子们接受教育，一个村庄或城市的某个街区的长者或领袖人物便在年底的时候碰头开会，商讨下一年的学堂问题。他们还征询各家父母的意见，为的是调查一下，看看有多少孩子愿意去学堂念书，以及他们在明年能够支付多少学费，以便确保有一笔足够的钱，去聘请一位称职的先生负责管理学堂。这些关键问题都调查清楚之后，下一步就是去寻找教书的先生了。这是整个过程中最难的部分，无论是对本社区的士子还是对本社区的成员来说，这都是一件至关重要、必须严肃对待的大事。如果碰巧，本村或本街区能够提供合适的人选，而且他的品格也经受了充分的考验，足以让他被雇佣，那么，他任职的这一年就万事太平。假如本社区没有这样的人可用，那就不得不去别的地方寻访，在经过没完没了的谈话、推荐，以及暗中对某个学者的道德和文学资质进行深入调查之后，他就被聘请来担任这个空缺的职位。此事一旦办妥，一年的问题就解决了，除了先生本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权违背约定。在协议达成之后，假如有任何人试图解雇一位先生，那会让孔夫子的在天之灵气得发抖。
现在我们假设，学堂的这个学年开始了。这一天是正月十七，大约是公历的二月中旬。寒假刚刚结束。新年的喜庆和欢乐已经结束，全国上下都开始筹划新的一年的严肃工作。仅仅两天之前，元宵节让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各式各样、争奇斗巧的灯笼照亮家家户户、大街小巷，如今，这一切都成为过去。为了庆祝新年而被搁置一旁的生意、贸易和教育，再一次被人们重新拾起。
在新学年开学之前，村里的长者已经为接收童生入学预先做好了一切安排。我们不妨走进一所学堂，看看中国人为他们未来的学者、高级官僚和著名总督（他们今后将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准备了些什么，因为在这幢建筑中，我们将会看到帝国其他每所学校的绝佳样板。中国人并不喜欢新花样，除了一种风格的学堂之外，其他花样都跟万事得体的民族观念格不入。学堂只有一间房，空荡荡的，毫无吸引力，没有任何舒适的成分。地板就是泥土地面，肮脏邋遢，从未打扫过的样子，而且表面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那是去年在这里念书的学童们那一双双从不安宁的脚所留下的印记。墙壁没有用地图和卷轴来装饰，黑乎乎的，布满了污垢和灰尘。墙上能够看到的唯一图画是墨汁溅上去的巨大斑点，那是初试身手的未来艺术家们挥毫泼洒的游戏笔墨。没有人试图清除墙上堆积的厚厚的尘土，也没有人去打扰在墙角沾沾自喜地吐丝结网的蜘蛛，它们相信，在接下来这一学年的任何一天，也决不会有人去打扰它们。
任何人从来都不曾想到，稍稍粉刷一下这个地方，它看上去就会更舒适一些，而只要让它看上去更令人愉快一些，孩子们就会以更乐观的心情开始他们的学习。中国文明从来不曾把这样的美学思想引入到孩子们的学校生活中。在这些看上去十分简陋的屋子里，中国的年轻人将度过他们豆蔻年华的早期时光，只有等到民族情感进一步发展之后，才会允许女性的双手以其亲切慈爱的触摸使得这个地方变得更加柔和。
屋子里只有两扇窗户，样子通常很粗糙，高2.5英尺，宽2英尺，中间有一些笔直而纤细的木栅栏，以防止小偷进入，同时也不妨碍光线照射进来。透过这两扇窗户，夏天里微风习习，冬天里寒风呼啸，声音听上去沉闷而哀伤，诉说着让令人撕心裂肺的激情。对于这个阴郁悲惨、样子凄凉的地方，倒是有一个补偿，那就是你通过敞开的大门和窄小的窗户所捕捉到的风景：几十码开外的地方，耸立着一棵巨大的榕树，枝繁叶茂，亭亭如盖，永不褪色的深绿色树叶蓊郁葱茏，眼前的这一幕让你顿时忘掉了昏暗阴沉的教室，连同它黑乎乎的墙壁，坑洼不平的泥土地面，以及布满污垢和尘土的环境。对于那些在这里度过他们最美好时光的学童们来说，这棵大榕树应该是一个无穷的快乐之源，因为在不断变化的情绪和氛围中，它看上去都非常有人情味。时而，硕大的太阳让它沐浴在灿烂的光辉中，它看上去欢乐而愉快。时而，当阴影从树上掠过，把明亮的光线从它的树叶上赶走，把欢快的闪光从它的枝条间驱散，它看上去阴郁而沮丧。再过一会儿，当暴风雨袭来，看上去仿佛它内心中蛰伏的激情终于爆发，不计一切后果，要让世界看到储存在它体内的隐秘力量。不管学校里的生活多么沉闷乏味，至少，这棵大榕树都跟它没有任何干系。
随着开学的时间临近，学童们开始聚集。他们高矮参差不齐，年龄有大有小，从七八岁到十七八岁不等。有些小家伙看上去害羞而胆怯，仿佛对自己在学校里的生活很没有信心。另一些孩子神气活现，情绪高涨，他们黑色的眼睛因为心头掠过的喜悦而闪闪发光，他们互相开着玩笑，嬉戏打闹，这是全世界的学童的典型特性。跟一帮年龄相仿的英国学童比起来，他们看上去并不那么讨人喜欢。他们更粗野，更缺少教养，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孩子看上去有绅士派头，全都有着属于最低阶层的外表。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之所以看上去属于身份卑微的阶层，主要是由于中国人所穿的那身质量粗劣、乏善可陈的衣服。就眼前这些孩子的情形而言，他们穿着松松垮垮的裤子，以及同样宽松而很不合身的外套，这些都是用自家纺织的深蓝色棉布做成，很多人的衣服都显示出磨损的迹象。衣服全都是千篇一律的式样，明显出自孩子们的母亲之手，并且不会把人衬托得更鲜亮一些。衣服的尺码都很宽大，以至于个头差不多的孩子很容易穿错衣服，而丝毫不会发觉。毋庸置疑，他们毫无贵族模样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下面这个事实：中国人的脸上很少有美的成分。高颧骨，大嘴巴，黑色的眼睛透过两道杏仁形状的缝隙闪闪发光，黄色的皮肤上从未有过红润的色泽，这一切赋予你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中国人以一副普普通通、毫无美感的外表。
每个孩子都自备了一张长方形的书桌，桌子上有两个抽屉，用来存放书本和笔墨纸砚，还有一条高高的木凳。当冲进空荡荡的教室时，每个孩子都选择自己喜欢的位置，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位置布置完毕，20个孩子各就各位，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他们将占据同样的位置。在我们看来，他们似乎太过拥挤，因为根据西方人的卫生观念，如果对健康问题有任何考量的话，这间教室的面积尚不足以容纳现有人数的一半。然而，孩子们对此毫不在乎。不舒适似乎是中国人的常态。污浊的空气，肮脏的环境，可怕的气味，硬邦邦的长凳和椅子简直是一种折磨，这一切构成了这个庞大帝国的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对于自己要在这样一间屋子里攻读圣贤书，孩子们不认为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而要是把同样数量的英国孩子塞进这样一间教室，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被交到医生的手里。
在学童们各就各位时所引发的喧嚣吵闹声中，先生从一间通向教室的屋子里踱步走了进来，在学堂开学期间，那间屋子就是先生的家。片刻之间，教室里安静了下来，20双眼睛紧张而热切地盯视着先生。每个孩子都试图掂量他的底细，看看自己要对付的是何许人也。他是严厉还是和蔼？在他的面前，是度日如年的煎熬，抑或他会宽宏大量地对待他们，好让读书学习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真正的乐趣？这些都是他们年轻的脑海里闪现的问题，尽管这个人的面相有点捉摸不透，但他们还是要极力看透他，以便捕捉到可能透露答案的一瞥。
先生在村里长者早已为他准备好的讲台面前坐了下来。讲台上有一方很大的砚台，一个装水（用于研墨）的陶制小瓶，一把很小的褐色茶壶，两三个小茶杯。在显眼的位置上，还摆放着一根又粗又宽的竹板，学童们都认识到这件家什是专门为他们置办的，在学堂正式开学之后，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熟悉这玩意儿。
紧张而焦急的学童们眼巴巴地紧盯着讲台上的那个人，而那个家伙却一言不发，也没有一丝笑意点亮他那捉摸不透的表情。没有为孩子们说一句高兴的话，也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他的内心被面前这么多洋溢着青春朝气的脸庞所打动。如果显露出对他们感兴趣的任何迹象，或者让他们看出他的内心对他们充满了同情，那就会与过去的所有传统背道而驰，那将是软弱的标志，可能危及他在整个这一年里对弟子们的权威。
他的首要职责是对孩子们进行分类，看看他们读过什么书，给他们分配功课，然后打发他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攻读这些功课。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板着面孔完成的，那样的严肃，就连最勇敢的人也要望而生畏。我们不妨暂时越过孩子们的肩膀，偷眼瞧一下那些看上去如此神秘的稀奇古怪、模样古老的文字图画，看看他们正在攻读的是什么。中国人的课本大概是学生手中最枯燥、最乏味、最古怪的课本。它们是否有趣，或者能否让学生喜欢，这样的问题作者片刻也不曾考虑过。其中没有丝毫的幽默，也没有机智风趣的火花。它们是最沉闷、最死板的那种，它们最大的长处似乎在于下面这个事实：即使是最调皮、最爱笑的学生，在攻读它们的时候脸上也不会浮现出一丝笑意。西方人的教学方法往往首先从“猫”和“狗”这样的单词着手，而在这个盛产伟大学者和圣贤的国度，这样的方法被认为太过幼稚，不可能得到采用。相反，八九岁的孩子都是从一本关注最深奥的伦理道德问题的书开始他的文学生涯。这本书被称做《三字经》，因为它由一连串的句子所组成，每个句子只有三个字。它的第一句十分武断，道是：“人之初，性本善”。这个问题引发了两个思想流派，一派同意“性本善”的观点，另一派则不赞同这个观点。只要想象一下，一个10岁大的英国孩子，他在学校里的日子如果不是在那些轻松活泼的小故事和说明这些故事的漂亮插图的陪伴下度过，而是要讨论某个像上述问题那样深奥的形而上学问题，你就不难理解，中国学童生活的早年究竟有多么枯燥乏味，多么令人厌倦。
接下来，交到学生们手里的便是中国的古代典籍。这些书全都是讨论如何统治一个国家的问题，形而上学的微妙之处，深奥的伦理学争论，以及一大堆更适合于成人，而不是学童来考量的其他内容。这一点被下面这个事实所证明：中国最高级的学者把一辈子都花在了研究这几本书上。因此，中国的小学生颇值得同情。他从自己的课本中得不到丝毫的快乐，他要努力把这些印刷粗劣、似乎只是为了弄脏书页的文字牢记在心，他从中得到的只有没完没了的折磨，而这些文字所暗示的东西跟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关系。它们始终严肃而庄重，一副方方正正、看上去干巴巴的样子，仿佛欢笑、嬉戏和微笑是一种犯罪，它们一定要予以反对。孩子们的眼睛从未凝视过书页之外的地方，他们从未发出过任何欢快的声音。像《杰克与吉尔》、《杰克与魔豆》或《杰克建造的房子》这样的故事，从未点亮过这些爱笑的、有滑稽感的孩子们那黑色的眼睛。事实上，中国人总是为成人制定规章。两千年来，没有一个作者为孩子写过什么东西。任何一个画家做梦也不曾想到过画一些给孩子们带来快乐或描绘儿童生活的画作，没有一个学者想到过建议编写一系列轻松有趣的课本。结果是，全国每所学校都使用同样的课本，没有图画，没有任何插图。它们通常被印在最薄的纸上，字印得密密麻麻、模糊不清，纸质的封面容易卷角，样子破烂不堪。
我们还是回到那些在自己的课桌前各就各位的孩子们那里吧。分配好了功课，每个孩子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冷若冰霜、眉头紧皱的先生正在为他们准备待会儿用来摹写的字帖。当然，我们肯定会预期教室里鸦雀无声，但我们很快就会纠正这个错误的想法。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突然之间，教室的某个角落里传来一个细弱而尖利的声音，几乎与此同时，对面的方向传出了低沉的声音。一个接一个，其他的声音陆陆续续加入了进来，直到教室里没有一个孩子不出声，每个孩子都以他们能够发出的最高音调，尖声朗读自己的课文。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声音组合毫无和谐可言，因为每一个孩子都完全独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各自的音调尖声朗读自己希望记住的某篇课文。另一方面，中国人把小学生们的这些口头朗读看做是跟他们的学校体系有关的最美妙的事情之一，大人们满心欢喜地在教室外面听着孩子们爆发出这些嘈杂混乱、毫无乐感的读书声，尽管没有任何协调和节奏，他们却极力想让这些两千年前就开始的读书声永久存在下去。
在我看来，中国人的教育体系似乎是尽可能地把读书这件事情搞得费劲而无趣。首先，时间太长。我们可以看到，小家伙们大约在早晨6点的时候便背着书包上学堂，先生已经板着面孔在那里等他们，就好像从未学会微笑似的。他们要一直学习到8点才回家吃早饭。一小时之后，他们必须回来，坐在高高的凳子上，用几百年前的古老口音，大声朗读他们的课文，直到中午，再一次放学回家吃午饭。孩子们准时地用手里的筷子把米饭扒拉进喉咙，再咽下一点变质的卷心菜，以及在煎锅里烧得黑乎乎的、看上去令人作呕的蜗牛和鼻涕虫，之后，他们再一次回到他们的高脚凳上，继续大声朗读上午的课文，直到苍茫的暮色悄悄地爬到高高的榕树下，爬进教室，把阳光驱赶出去，并捉弄那些小小的象形文字，使得它们在不断加深的暮色中变得无法辨认。于是，学堂便放学了，等到孩子们吃过晚饭之后，也就到了上床睡觉的时间了。
其次，正是他们早年学习所遇到的困难，使他们完全享受不到学习的乐趣。当这些书最早被塞到学童们手里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一连串由某些笔画所组成的图画，一笔一画都带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标志，赋予它个性。每一幅图画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联系纽带把它们彼此关联起来，也没有给出丝毫的线索，暗示任何一幅图画的意义。跟中国人的这些构成其书面语言的神秘图画比起来，亚述人碑铭上的楔形文字图案显然要清楚明白得多。
先生从来不曾想到把这些小小方块字的意思告诉孩子们，而仅仅告诉他们这些字读做什么。有人认为，这个读法就是当初发明这些方块字的伟大学者和圣贤赋予给它们的读法。当然，这完全是想当然，因为经过千百年的时间，最初的读音早已失传了，在今天整个中国不同的地区，每个字的读法都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将会看到，读法完全是随心所欲的，而且读音也没有给出任何指示，表明这些字在使用的时候是什么意思。这个只学习字的读法的过程要持续四五年的时间，直到学生能够通读学堂里讲授的所有公认课本。不难想象，仅仅学习读音，而没有任何新鲜的思想传达给学童们不断发展的心智，那该是一段多么枯燥乏味的岁月。在学生们通过了这个单调乏味的识字过程之后，先生便开始解释他们已经学过的所有图画文字的意义；此时，这些课本便充满了鲜活的生命，而不再只充斥着怪诞而神秘的符号，不揭示任何思想，也不对头脑给出任何暗示。诚然，先生是以严肃的音调将意义说出来的，但如今我们听到的是人的声音，对他们始终有一种吸引力。他们听到的声音，是生活在几千年前的人的声音，当他们试图捕捉它们的回声时，就仿佛有一条看不见的纽带把他们跟过去联系起来，因此，从今往后，他们的理想便永远难分难解地与过去的圣贤们紧紧捆绑在一起，圣贤们的思想在他们还是学童的时候就牢牢控制了他们。学童们在吃饭
许多年，孩子们在声音的冲突中度过了他们的好时光，每个声音短暂而不协调，不包含任何思想的萌芽，这些思想可能诉诸他们想象，并因此时不时地把他们提升到浪漫的领地；在那些年里，漫长的时光想必是拖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度过的。学习中没有任何变化使沉闷乏味的日子变得更明快一些，没有课间休息，让全校的学生痛痛快快地大喊大叫、嬉戏打闹，在10分钟的时间里暂时忘掉单调乏味的苦读，忘掉闷热难耐、大门紧闭的教室里的禁闭。唯一可能的放松，是允许每个孩子外出一两分钟，但一次只允许一个孩子出去。在先生的书案上，摆着一个小小的竹牌，任何一个孩子在想要逃离教室的疲倦、去休息片刻的时候，都可以站起身来，拿走这个竹牌。他把竹牌放在自己的书桌上，等到回来，他再把竹牌放回到最初的位置。先生因此能够一眼就看出谁外出了，以及在外面待了多长时间，这样一来，任何一个孩子都不可能有任何偷偷摸摸的行为。在绝大多数学堂里，先生都牢牢控制着孩子，执行最严厉、最死板的纪律。惩罚主要是针对偷懒，不学习功课的现象，因为在上学期间不服从或倔强的行为而施加惩罚的情况十分罕见。在惩罚时，最常见的刑具就是显眼地摆放在先生案头的那块竹板。先生让功课没有过关的孩子伸出自己的手，打上几下，通常学生就痛得哇哇直哭。另一种惩罚就是让学生跪在地上，直到他背熟了给他安排的功课才让他起来；或者让他站在一块一平方英尺的砖上，两只脚都不许动，直到先生走过来并转身背对着他，而他能够准确无误地背诵自己的功课为止。
至于先生，不难预料，也有各种不同的性格特征。他们组成了这个国家所谓的士绅阶层，并且最坚决地维护他们的权利。他们自尊而傲慢，极其保守，一切不是中国的东西都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死敌。从英国人的观点看，他们非常无知，简直不可救药；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并不包括任何人文学科，甚至不包括像算术、地理和通史这样的基础学科。他们接受过全面训练的唯一一个学科分支是权威典籍，那都是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圣贤们的作品。这些典籍连同它们的权威评注他们能够倒背如流。
这些作品发展出了某些思想路线，激活了饱学之士的聪明才智，但他们所受的教育太过狭窄，以至于对其他学科一无所知，而这些学科英国的高年级学生都耳熟能详。每位先生在他自己的学堂里就是国王，绝不容忍任何一个人对他管理学堂的行为横加干涉或责难。假如有人胆敢对他所做的任何事情表达自己的不快，他只要向最近的地方官告他一状，地方官会毫不留情地对他施压，使他甘愿低声下气地登门道歉，再赔上一大笔钱，以安慰先生受到伤害的感情。上面这些说法对整个教师行当普遍适用，即便是对那些其本人的品行最令人不齿、完全忽视了为师之责的先生。例如，有的先生教了几天书便去寻欢作乐，完全置自己的学堂于不顾，几天甚至几周不露面。对此，大多数孩子当然兴高采烈，但父母们却义愤填膺，然而，他们还是小心翼翼地不把这种愤怒表达出来，以免传到先生的耳中。先生在这一整年的时间里可以继续胡作非为，一年到头可能只教了几个礼拜的书，然而，工钱却必须足额支付，分文不少，村里的长者要等到年底才能辞退他，还必须说一大堆恭维话，就好像他是个尽职尽责的模范教师一样。对这样的无赖恶棍，人们能够施加的唯一约束，是他们所获得的坏名声，这样的恶名使得今后再也没人敢聘请他们。
中国还有一类文士，是这个国家所特有的，属于这一阶层的人被称做“游士”。他们都是些聪明能干的人，但毫无道德品质可言。这些人居无定所，云游四方，对这个饱读诗书的行当来说是一种耻辱。他们普遍吸食鸦片，这一习惯使他们无法胜任任何稳定的工作，同时又需要持续不断的金钱供应，以解除毒瘾发作时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当他们挣不到稳定的薪水、同时又没有任何个人积蓄的时候，他们便浪迹天涯，拜访沿途的每一所学堂。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这些学堂的先生必须招待他们吃一顿，如果他们来的时候天色已晚的话，还要留他们过夜，临走还要奉上一笔小钱，送他们上路。大部分教师害怕这些浪子，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人会带来怎样的祸害，不知道他们在盘算着怎样恶毒的计划，以榨取自己的钱财。如果学堂里的先生是个身强体壮、学识渊博的好先生，他倒是没什么可害怕的。然而，如果他是个能力平庸、学问较差的人，他肯定会被敲竹杠。例如，一个游士在上课的时候走进一所学堂。他一眼看出教书先生是个可怜虫，不是自己的对手。于是，他立即装出一副严厉而不满的样子，说：“你没有权利做这些孩子的先生，因为你的学问不怎么样，没资格教他们。我想考考你，看看你是否称职，如果不称职，你应该立即让贤，我将掌管这所学堂。应该让更有学问的人待在这个位置上，我们马上来决定这个人到底是你还是我。”我敢肯定，除了中国之外，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决不可能发生这样随随便便的行为。这番话在这位可怜先生的身上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他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与这个聪明的无赖一争高下，于是他赶忙妥协，奉上一笔可观的钱把他打发走。游士离去了，他那铅灰色的脸上挂着一丝狞笑，一边心中暗笑，一边径直奔鸦片馆而去。躺在烟榻上，在鸦片的袅袅烟雾中，想到能够用这种聪明的办法让自己过足烟瘾，他渐渐睡着了。
我所描述的这种学堂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至今依然存在于全国各地的乡村。迄今为止，政府办的学堂主要是建在大城市和重要的集镇。那些渴望获取功名并因此有资格在政府谋得一官半职的孩子们，都蜂拥着挤进这些学堂，还有一些学生是因为其他原因而上学，只要他们出得起已经大为增长的学费。
很多父母出不起钱送孩子去政府办的学堂念书，同时还有一些父母只想让孩子多少受点教育，足够让他们成为生意人就行，他们完全满足于老的体制，他们自己当年也是在这样的体制下接受教育的。
毫无疑问，有朝一日，新知识的影响将会扩大到全国各地的普通学校，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做到这一点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在新建立的民国治下，政府的公立学校比在旧的自愿体制下发展得更快、更好。在老的体制下，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为全国的孩子们提供教育。然而，我们必须懂得，从整体来看，中国依然在施行过去时代的教育体制。事实上，不这样的话又能如何呢？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培养出新式教师，才能使全国各地无以数计的学校采用新的教育方法。旧的体系必将还要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直至有足够多的新式教师可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