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着唐诗梦游(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牛撇捺

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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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着唐诗梦游试读：

罢官昨日今如何

唐朝诗人李颀的朋友陈章甫被罢官了。李颀写了送别诗，表述了许多思想，包括同情、惋惜、安慰等等，诗的最后，提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闻道故林相识多，罢官昨日今如何？”你在家乡的亲戚朋友很多，你罢官回家他们该如何对待你呢？

是啊，朋友被罢官，将要回到他的故乡去了，他的那些朋友们亲人们会以怎样的方式对待他，以怎样的态度和他相处呢？

李颀说的这是唐朝的事情，唐朝的事情我猜想起来难度太大。

唐朝的人，中了举有了功名，地方政府会派人敲锣打鼓地去报喜吧？家人族人亲朋好友乡里乡亲会奔走相告吧，会杀猪宰羊摆酒宴庆贺吧。而对将要做官的人，恭维赞美艳羡自不在话下吧？那种情境，令人陶醉啊！可是，一个人如果被罢官了，很灰心很潦倒很落魄地回家来了，那些当年送他的亲友们，那些以他为荣以他为傲的人们，态度又该是怎样的呢？这是一个比较深奥的问题。简单的答案是，肯定没有他做官时排场风光，亲友们的态度也没那时温情炽烈。除了痛心的，惋惜的，安慰的，可能也有不少幸灾乐祸的，讽刺挖苦的，避之唯恐不及的。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从人性中去推理，看看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学作品，那里面就有极为丰富的事例可资佐证。

还是说说当今的事吧。

我们的一些曾手握重权的官员退休了，与以前门前车水马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走茶凉，门前冷落车马稀，乃至门可罗雀了。

我们的一些官员落马了，自己见人都不好意思，想躲避了。看他们的人，八成不是去慰问的，而是看笑话的，是想从精神上进行报复的。

前一段时间一位女士给我打电话，言她女儿大学毕业了，想去某单位就职，她请我给那个单位的一把手说说话，玉成此事。我说，那个人是你姐夫过去的部下呀，他们关系极好，让你姐夫说一声不就行了吗。该女士说，她姐夫不想说，他因为经济问题被罢官（曾是一个要害部门的一把手）后，他的那位老部下竟然一个电话也没有打。听了此话，我无言。我以为此女士的那位曾权倾一时的姐夫不太明白事理，他之所以出事，原因是多方面的，对社会没有一个明白的认识与理性的态度，是原因之一吧。他出事了，要求部下们亲友们纷纷去看他去安慰他，或者打电话写信为他压惊，这不符合目前的生存之道与发展之道吧。他出事了，便处在纪检与公安的视野里了吧，那么别人去与他亲热，不是要冒被怀疑甚至被传讯的危险吗？他罢官了，部下们亲友们去见他或者打电话，怎么称呼，称呼某长吧，怕被他怀疑是讽刺挖苦，明明某长的头衔被拿掉了，还称呼某长，不是别有用心，也有点别有用心之嫌。称呼老某吧，怕被他心里骂，老子刚不干这个要职，你就敢呼名唤姓了，人心不古啊，狗眼看人低啊！见了他说什么？说他干得对，说受贿个百八十万算什么，说组织对他的处理是错误的，显然不正确。说你怎么那么糊涂，身居要职，不严于律己，竟然敢置党纪国法于不顾，被赵公元帅打倒，这不是自毁前程嘛。这些话似乎不好说，说出来可能招来他的骂。说家长里短，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吧，又怕他说你怎么对我的事不管不问呢。说什么都不行，都说不好啊。“闻道故林相识多”，故林旧识们是社会的人，他们只能按照社会法则办事。如果某人因不善侍奉权贵，不善巴结奉迎，不搜刮百姓不欺压乡里等原因被罢官了，他们会同情他，会对他更好。如果某人因贪婪、刻毒等原因被罢官了，他们当然会疏远他、讽刺挖苦他，唾弃他。“罢官昨日”，是检验亲友们对他态度的时机，也是社会对此人的一个检视与评判的时机。2008.11.16

天生我材必有用

与诗圣杜甫长叹“

古来材大难为用

李白的乐府《将进酒》是传世佳作。这首诗作于他“赐金还山”之后。李白没做上高官，被统治者赐了点银子，打发出来了。李白很郁闷，有如后人所说的“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悲凉，他浩叹岁月的易逝，开篇即吟：“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因为不为统治者赏识，因为官场失意，因为无法展示自己的政治才华与抱负，李白便更加寄情于酒。他狂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其实他的真实意思是人生失意须烂醉，而且“但愿长醉不愿醒”。但是，偏偏在整体消极的氛围中，李白又吟出了积极的诗句：“天生我材必有用”，而且还扬言：“千金散尽还复来”。这其中，是充满了辩证法的。最大的辩证法在于，李白在逆境中还坚信，有改变逆境、出人头地的一天。

自李白以降，谁人愿以“天生我材必有用”自况自怜自安？当然不是朝廷大员，不是封疆大吏，与杜甫代表的“古来材大难为用”的失意知识分子一样，狂歌“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仍然是朝廷的边缘人，政治的边缘人，仕途的坎坷者。清代的龚自珍，曾在诗中吟咏：“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龚自珍其实也是仕途的失意者，他劝天公不拘一格降人才，主要的意思，似乎在于希望天公（朝廷）不拘一格用人才。他有“古来材大难为用”的隐痛，也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希冀与期盼。

历史已演进到了今天，中国已从封建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才产生以至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已有了巨大变化。但是，冷静分析，似乎“古来材大难为用”的现象依然存在，知识分子们、社会精英们“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情悲情希冀期盼依然存在。

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当然很好，但要有真正的信念，对历史、对现实、对社会、对人生，都应当充满信心，相信自己的才能终将得到发挥，相信自己终将有用武之地，终将会被放在重要的岗位上，相信自己的人生价值一定会得到实现，相信自己能为社会为人类作出卓越的贡献。

不可把“天生我材必有用”只作为疗伤的麻醉药。每遇挫折，不是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而是以李白李大才子的诗句宽慰自己。对如何“有用”，“必”在何处，心里却没有数。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学李白，在诗句在豪言壮语麻醉不了自己安慰不了自己之后，只能求助于酒。“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弄到最后，连酒钱都成问题了，只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了。到了这一步，你虽然可以自我宽慰地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但饮者留下的，不一定是才名，更不是“天生我材必有用”之名，弄不好只能是醉鬼之名。就如深圳海事局的书记兼副局长、纪检组长，喝醉了猥亵幼女去了。

从李白从历代文人雅士的诗文中，我还读出了一层意思，那就是，“天生我材不为用”。不与那些削尖脑袋往上爬的人、那些心思全在权与钱上的人为伍，不去为统治者帮闲效力。做社会的旁观者，寄情山水，寄情诗酒，寄情文友过从酬唱应和，在“非暴力不合作中”打发岁月。中国古代的许多有识之士，面对社会的腐败，朝廷的衰败，所采取的，大多是这种态度。既无力回天，就不出去丢那个丑，免得坏了自己的名声。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们对李白可能理解得才算更为符合历史事实与人物性格逻辑一些，更加深刻一些。2008.11.15古来材大难为用“古来材大难为用”，是杜甫七言古诗《古柏行》中的一句，完整地讲，是“志士仁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这句诗，让无数代的仁人志士、文人雅士认同，尤其让那些政治迷惘、官场失意、仕途坎坷的人在叹服的同时，或怨气顿消，或怒气更盛。《古柏行》中杜甫赞美了刘备与诸葛亮君臣默契的关系，表达了对诸葛亮的敬意，也表达了对诸葛亮受到三顾草庐、被委以重任并最终托孤的羡慕。

杜甫塑造了这样一棵古柏：“柯如青铜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这棵古柏太大了，以至于大厦将要倾倒，要用它去做栋梁予以支撑时，却用万头牛都拉不动。即便有人能将其伐倒，但却难以运送。除非你砍成段锯成板劈成柴火，可那已不是什么“大材”了。“材”大了，不能被适时加以利用，蝼蚁的侵蚀蛀咬是难免的，树心长空、树干衰朽是难免的。最终，“大材”“巨材”将不是材，最浪漫的结局是，“化作春泥更护花”，为其他树木其他大材小材做肥料。

杜甫所谓的“材大难为用”，主要地讲了这棵树因为长在深山，虽是栋梁之材，却运不到建大厦修大厦的工地，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当然，这是一个问题。中国古代的许多仁人志士，虽志向高远，胸有韬略，但因为多种原因，进入不了朝廷的视线，进入不了政治圈子，进入不了官场。许多的所谓“隐士”，其实不是真想归隐山林，而是因为政治不得志，或进不了官场，或未得到自己所期望的位子帽子，或在官场遭遇了特殊的困难，受到朝廷、上司的猜忌，受到同僚的排挤，受到奸佞的迫害，感觉心灰意冷了，不得不去过野樵、垂钓、“采菊东篱下”以至入古刹名山那样的生活了。

还有一些人，没有做隐士，依然挺立在社会一线，依然期望伯乐发现他们，期望“皇恩浩荡”。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处于这种状态，处于“古来材大难为用”的哀怨中。“材大”为什么难用？

中国的文人士子，只要识几个字肚子里有点墨水，便自视极高，自许极高。他们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气与“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霸气。因为有才，所以骄傲，难以驾驭。冯谖穷困潦倒，跑到孟尝君门下做食客去了，还要高唱“长铗归来兮”。食无鱼，出无车，无以见爹娘，他都不满意，条件越提越高。幸亏孟尝君识人，有雅量，也有实力，冯谖才能在他门下待得住，并最终发挥出大材的作用。换个时代换个人，冯谖是万难被用的。还有那个狂呼“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岳飞，仗着自己有文韬武略，仗着自己能打仗，动不动要挟皇帝，动不动扔下军队跑到庐山去为其母上坟，他的“难为用”，也是注定了的。

人才的“毛病”较多，越是有才有大才的人，个性越强，“毛病”越多，这影响其人际关系。有些有才华的人，人际关系不好，上司看不上，同僚看不上，下属也看不上。他们的大材，自然也得不到社会应有的承认，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认识一个可以称为朋友的人，相对于他所在系统与单位的人，可以说比较有才，业务熟，文字也算好，尤其口才出色。可此公的缺点也明显，太外露太强势太骄人。因为有才，不太把别人放在眼里。俗话说“祸从口出”，此公得罪人，八成是口无遮拦造成的。因为有才，此公想早升快升大升，可因为他得罪人多，上面的关下面的关他通通过不了。到头来，他不得不输给没什么文化的，送报纸打杂的人。他心里所有的，只能是如杜甫，如中国历代失意文人所有的怨恨与浩叹。“材”大了，最要命的缺陷是会危及上峰，让上峰有危机感和不安全感。重用人才不错，可如果这个人才这些人才上来后会损害在位在高位者的利益，让他们有会被取而代之的恐慌，那大材们可就算被弃置定了。纵然你“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你也就静静地长在深山，等待朽烂吧。历代的功臣们被疏远被“杯酒释兵权”，被诛杀被灭族，原因就在这里。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功臣们绝对是人才是大材，可他们除了遭遇“难为用”的尴尬，还有被当柴火烧掉的噩运。

杜甫是河南人，唐朝时河南人声誉很好。可他的官运不太好，一辈子没做上什么大官，颠沛流离，十分狼狈。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道尽了他的辛酸。

杜甫无疑是大材，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称得上诗圣的人，挑不出第二个。此材不大，世间便无大材。杜甫未能被大用，原因有时代的，有朝廷的，可能也有自己的。杜甫在发“古来材大难为用”的超级浩叹与牢骚。对此，我们除了赞同，也应有所警惕。既然要让社会所用，就长成社会所需之材，如果由着自己的性子，长成大材怪材甚或歪材，那不为所用，也就不要失落与愤懑了，就静静地长着吧，就醉心于曾经的巨大好了。2009.5.20

圣代无隐者

唐代总体上可以称之为“圣代”。王维的仕途也可谓平顺。他开元九年（721年）擢进士第一，官给事中。虽然中间有跌宕，但最终官至尚书右丞。存在决定意识。因此之故，王维才能在送别落第的友人时，用如此的语言来宽慰、劝勉、鼓励他。“圣代无隐者”，所有有德性有才干的人都出来为朝廷所用。那么落第的綦毋潜呢，虽然暂时不得不回去“拂荆扉”，开柴门，但只要坚持在科举的路上走下去，终究是可以成正果的。圣代的文人士子，是不会久居草莽，成为隐士的。

王维是大诗人，但他谈不上大政治家。可他的一句“圣代无隐者”，却体现出他对历史的熟稔，对政治的洞悉。“圣代”的政治相对是比较清明的。“圣代”需要人才。因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都在快速发展，所以需要各种各样的能人出来为之效力。人才有用武之地，人才得到尊重，人才能发挥出作用，这是“圣代”的特征。中国的春秋战国隐士少吧，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盛唐时期、康乾盛世等社会时期，隐士也相对较少。

圣代是人才辈出的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圣代”，许多的文人学者科学家留了下来，没有跟蒋委员长去台北；许多的爱国学者从海外回国，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比如钱学森等等吧。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是“圣代”。被禁锢被排挤被迫害的知识分子重新开始发挥作用；高考恢复，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谈不上“圣代”，那时归隐山林的人就多。别的不说，光“国军”的少将出家的，就有三人。“文化大革命”时期也算不上“圣代”，那时的人们，想归隐已不可得，他们大部分被驱使被折磨被凌辱着。虽然哲学家冯友兰老先生为江青献诗，言“善识物者无弃物，善识人者无弃人，为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但很明显，这只是粉饰之辞，讨好之作。冯友兰该隐而未隐，留下了话把与笑柄。

与“文革”比，有隐士多隐士的时代已是相对的“圣代”了。

圣代是保护人才的时代。圣代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相对理性，对于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人才，是尊重与保护的。政治家们没有必要，没有兴趣，也没有精力去迫害人才。大度的政治家，懂得得人才才能治国安邦平天下的道理，知道人才的重要。人才能得到保护，不会受到政治迫害，不用为“五斗米”操心，不必把精力用在人际争斗上。他们不会对社会失去信心，不会厌世，不会产生不合作的思想，因此也不必去归隐山林，或者赋闲在家。比如自“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民主化程度日见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日新月异，知识分子的际遇不断得到改善，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无可替代。因此，知识分子们均冲上了社会的第一线。如今要找像元朝那样大批大批的隐士，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当然，话不能说绝对了。王维虽然说“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但无论时代多么清明圣明，不来归的人才还是有的，想退隐的人也还是有的。王维说的，是大的方面。我们是不能鸡蛋里挑骨头，与王维抬辩证法杠的。我们更不能因为处在“圣代”，便以为知识分子的环境天然就好，就不需要改善。知识分子们不努力就可以有优厚的政治与经济、物质与精神的待遇。知识分子们要自警自律自爱自励，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圣代无隐者”，这很好。“圣代”有几个隐者，也不是不可能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也不是特别的坏事。这一切都正常。对于个人来说，既然是圣代，政治就相对宽松，那么选择入世或者赋闲退隐，都是可以的，都能得到社会的宽容，得到人们的谅解。想归隐的，只要你还能养活自己与家人，你就去寄情山水吧。2008.11.16

不肯低头在草莽

唐朝诗人李颀的《送陈章甫》中有一句十分有意蕴的诗：“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

李颀是唐朝开元年间的进士。他“学而优则仕”，做了新乡县县尉。但他的仕途不顺，虽兢兢业业做事，但升官的曙光就是照不到他头上。因“久不升迁”，愤而辞职，过起了隐士生活，去炼丹求仙了。

李颀的诗写得很好，诗名颇高。他的诗内容涉及面广，尤其以边塞诗与音乐诗出名。有评论者谓其“擅长五、七言歌行体；气势奔放，跌宕多姿”。

李颀在借赞颂朋友赞颂自己，在送别朋友中表述自己的社会思想，在为朋友惋惜、愤懑中哀悼自己的仕途。“陈侯立身何坦荡，虬须虎眉仍大颡。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前后大张旗鼓地批判过一阵“读书做官论”。批“读书做官论”，是从“批林批孔”肇始的。孔子的言论与思想里，无疑有“读书做官论”的成分，但唐人李欣的这句话，可谓是对读书做官论最为生动的诠解。

如果果真“腹中贮书一万卷”，谁又肯“低头在草莽”呢！

腹中贮书一万卷，那家里得贮多少书，或者自己要去遍访书籍，要读多少卷书。读三卷五卷能贮到“腹中”一卷，那效率已够高了。似我辈，读十卷，也未必能贮入“腹中”一卷。一万卷该是多少字？往少里说，也有个几千万字吧！掌握了这么丰厚的知识，再低眉顺眼心无波澜地待在民间，只做一个普通的读书人，甚或一个读了书的农民，在李颀看来，那万万是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

因为读书的成本太高，需要补偿。饱读诗书，需要很长时间，需要家人友人的供养，需花许许多多的银子。

因为读书的期许太高。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黄金屋颜如玉”等等的美景，不是在草莽就能看得见得得到的。只有走出草莽，出人头地，做高官骑骏马，风云官场，才能得偿其愿。

因为书中的那些思想、那些诗句在召唤着读书人。书中有建功立业的思想，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有效命沙场的思想，有“文死谏武死战”的思想。有“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劝导，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诫勉。男儿，尤其读了书且“腹中贮书一万卷”的男儿，当然要去文场武场官场了，怎么可以屈身草莽呢！

因为有成功的入仕者榜样的吸引。毛泽东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话应当是人类社会某方面一个很好的概括。有那么多的读书人“中状元，穿红袍”了，当官当大官了，锦衣玉食了，封妻荫子了，其他的读书人特别是饱读诗书之人，一定要步其后尘，向官场进军。

历史发展到今天，不肯低头在草莽的人越来越多。不要说“腹中贮书一万卷”者了，那些没贮几卷，甚至胸无点墨者，也不肯低头在草莽了。

因为读了书有了学问就不甘于平凡的思想，对于读书人有激励作用，激励他们上进，激励他们走出书本走出书斋走出家乡，去闯天下去创大业干大事，去成就一番事业大事业。读书人没有一点济世的思想，没有一点志向，那万万是不行的。“不肯低头在草莽”的思想，也误导过不少读书人。有些人，虽然读了不少书，“腹中”贮了不少卷书，可他们从人品、人格、为人处事能力到为政的能力都不行，当不了官，当了官也难以有建树甚至难以全身而退，他们最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在草莽”，可他们却仗着“腹中”的几卷书，非要往草莽以外的美好处攀登不可，最后弄得上不去，下不来，悬在了空中。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孔老先生，蓬头垢面，一袭破袍，连一壶酒一盘茴香豆都需赊来吃了，还放不下架子去做切实的能谋生的事，就是很好的例子。还有一些人，以为自己学历高，学位亮，一心要当大官干大事，结果因能力不济，或其他的原因，摔倒甚至摔死在了官场的台阶、门槛、板台上。痛矣哉！

李颀的朋友陈章甫被罢官要回乡了，李颀的心中自然不很好受。“同是天涯沦落人”，他自有一分同情共鸣在里头。好在，陈章甫也没有把被罢官当成天大的事，他“东门酤酒”，与朋友饮，而且“心轻万事如鸿毛”。看来，他虽腹中有书，但对于是否在草莽的问题，并未太放在心上。其实李颀也是如此，虽然他想当大官，但当实现不了愿望时，他又能十分潇洒地弃官。他的归隐，其实也已入了草莽了。

我们要听从李颀不肯低头在草莽的激励，我们也要学一学李颀们拿得起放得下的文人精神与文人情怀。

草莽也是人待的地方。2008.11.16

未睹斯民康

韦应物在任苏州刺史时，写了《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一诗。

韦应物少年时以三卫郎的职位侍奉唐玄宗。后来又先后担任过滁州、江州、苏州刺史。他少年得志，而且仕途颇好，因此其诗主要歌咏田园生活，闲情逸志颇高。存在决定意识，诗人也不能超越。

但是很为可贵的是，韦应物在他的诗中，在描写日常生活情景，表现苏州文化的强盛，抒发自己的胸臆的同时，进行了自我反省。“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惭愧自己官高位尊，为一方父母官，却未能使地方经济更加发展，使百姓安居乐业，过上更为幸福的生活。

按人性的逻辑，人们总是为自己评功摆好的。皇帝们，封疆大吏们，地方官员们，总是宣扬自己的统治是最为清明最有效率的，其治下的社会是盛世，是不可多得的好时期，“莺歌燕舞，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其治下的百姓，则是温饱的，小康的，幸福快乐的。有反躬自问的，有自相谴责的，但那多半是遇到重大灾难，遇到百姓造反，遇到政权不稳、官位不稳的时期。社会压力太大，舆论压力太大，道德压力太大，不得不为。那时皇帝们、官员们会真诚或假意地做自我批评，甚至下罪己诏之类的文书。但是，在社会稳定时，在官位稳定时，尤其在仕途“春风得意马蹄疾”之时，是不容易自省与责己的。

韦应物的小日子很好：“官署前排满卫士的画戟，内室里散发着缕缕清香，海面上的风雨飘然而至，亭阁顿时使人心清气爽。”他在自己的官所“俯饮一杯酒，仰聆金玉章”，喝着美酒，听着才子们吟诵其得意之作。这生活实在是美之又美。偏偏就在如此的优美之所，如此的良辰美景，如此惬意的生活中，他能良心发现，官德未失，从自己的官所、自己的生活推及到了百姓，对其治下的百姓表示了同情与歉意。

杜甫曾作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面有穿透时空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但那时的杜甫，地位低下，生活极为狼狈：“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这种处境下，在为自己着想的同时，为他人为寒士着想也是在逻辑之中的。似韦应物那样，在官场得意、生活舒适之时，还能为其为官之地的百姓着想，实为难能可贵。

中国的官员们，长期以来被视之呼之为“父母官”，似乎他们的统治，就是在供养着百姓保障着百姓。这其实不符合社会的真实，更不符合西方民主政治的原则。视民众为“子”，多少还含有对民众的轻蔑与辱弄。但是，即便如此，历代很多的官员也扮演不好他们所定义的角色。搜刮百姓，欺压百姓，蹂躏百姓，几乎是他们为官的主要内容，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不断升官，几乎是他们的最高追求。因为百姓的困苦而自责者少，同情者少，想方设法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者更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官员的身份已经从封建社会的父母官、国民党时期的老爷，变成了人民的“公仆”。“公仆”的概念与定位，是《共产党宣言》的起草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老人家确定的。“公仆”者，即民众的勤务人员是也；领导者，服务是也。对于这一界定，大部分共产党的官员是接受并遵循的。像开国的许多功臣，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等，做得极好；像焦裕禄等等地方官员，做得也无可挑剔。可是，也曾出现过贪官刘青山、张子善。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在逐步确立中，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无序现象，官员贪污受贿者令人触目惊心。这几年，被惩治了的各级的贪官成千上万。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在内，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陈良宇在内。官位在韦应物一级的，有好几百甚至上千吧。这些贪官，大部分也曾经是有抱负有作为的，也是为社会为百姓做过许多好事的，但可惜，因为他们不能约束自己，不能像韦应物般检视自己，脱离了民众，背离了共产党的纪律与宗旨，因此，只能走上十分悲惨的道路。

今天的官员，在待遇、俸禄等方面比韦应物应强得多，但在精神境界上，似乎有不如韦应物们之虞。今人们，应当学学古人，学学古代官员的人本意识与自律、自责、自警、自省的精神。“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读古人这样的诗句，让人有“叹息肠内热”之感。我们的住小楼住别墅住洋房甚至出国如串门的官员们，我们的小日子过得滋润无比的“公仆”们，应当经常读读这样的诗。2008.11.22

赢得青楼薄幸名

杜牧是一个成功的学者、政治家，甚至还有点军事家的天赋。他于大和二年（828）中进士，任过弘文馆校书郎、江西团练巡官，做过淮南节度使牛僧儒的掌书记。大和九年（835）入朝为监察御史，以后任过黄州、池州、睦州刺史。大中二年（848）入朝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部。后历官湖州刺史、考功郎史、知制诰，最后一个官职是中书舍人。杜牧的仕途让人眼花缭乱。这样丰富的为官为政为学的经历，从古到今，没有多少人可比。

杜牧又是一位晚唐杰出的诗人，与李商隐并称“李杜”，史称小李杜。他的诗大多指陈时局，怀古诗融入史论，对后世影响极大。

杜牧是名人，又曾修撰过史书，对于孔夫子的“春秋笔法”，他应该是谙熟的，那就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春秋笔法”里没说为自己讳，但这几乎是人的本能，如果脑子里不进水，是用不着什么笔法去提醒的。可偏偏，杜牧就不为自己讳，而是掏心掏肺，把自己的隐私，自己的愧悔大胆地展现了出来。

杜牧说他落魄在江湖经常借酒浇愁，每每此时有腰细体轻的歌伎陪伴着他，回首扬州淮南节度使幕中的十年如梦幻一场，落下了青楼薄情郎的名声。这首诗，记录了杜牧在扬州时流连青楼，纵情声色，游戏人生的生活。当然，诗的最后表现出的是悔恨之意。

杜牧是极有才情与抱负的人，他三十三岁前的一段时间去给别人做幕僚，那时年轻气盛，心高气傲，自然是委曲与压抑的。在封建社会，官吏们可以三妻四妾，逛逛青楼，一般不会遭到朝廷的责问与民众的唾弃。有些诗人，为了写情写爱，长年泡在色情场所。那时的歌伎，大多懂琴棋书画，能歌善舞，有些像薛涛一样还能写诗。有些落魄文人与官员，便引她们为相知。

即便这样，杜牧也没有隐瞒自己的荒唐与颓废，而是做了大胆的自我批评。

杜牧之外，中国还有许多的官人文人在此方面比较坦诚，像《浮生六记》的那位作者，用极优美的文笔，写他和朋友如何在外招妓。像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在日记中，记下了他二十来岁、出国留学之前入“青楼”的荒唐。“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的三大作风。可这些年的历次整风，历次教育活动，官员们写的自我剖析材料，有谁像杜牧，向世人昭示自己去过灯红酒绿的场所，去过赌场歌厅酒吧洗头屋洗脚房之类的地方，去过现代青楼？没去过的，自然不会写，想写也写不出；去过的，万万不敢写也不愿写，保密与抵赖还来不及呢。即便被抓个现行，也恨不得说他们在假扮革命夫妻，在执行特殊任务呢。私底下他们也许会向“哥们”夸耀吹嘘，或者相互交流心得，可那是不会被端上台面的，更不要说写到诗里了。

时下的某些官员，或者一些学者之类有头有脸的人，涉及“青楼”之类的经历，其实不比杜牧逊色。转型时期，在畸形的市场化思想冲击下，权色交易特别繁多，特别肮脏。而且，进行权色钱色交易的，主要的还不是如杜牧般的失意之人，而是官场权场钱场的得意之人。

时下的涉足青楼类场所的人，不是自己检讨出来的，大多是被别人检举的，是突击检查抓住的，是贿赂案件带出的，或者是被翻了脸的情人咬出的。最为典型的如深圳高院的一名副院长，是由其情人安排的双胞胎姐妹在玩三人性游戏时录下一盘带子，又将这盘带子寄到了中纪委，如此才东窗事发的。据说北京市刚刚落马的副市长刘志华，也是被某年轻女记者提供的录像带击倒的。

中国古代的文人官员，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大约没把上青楼、招蜂引蝶、沾花惹草之类的事太当做回事，但他们也没有不当事。没有特别当回事，才敢于自我曝光；没有不当事，才自我检讨。时下的某些中国人呢，在此方面，境界上还不如古人。古人们上青楼，许多人还讲感情，讲情调，现在许多的贪官，做的似乎大多是赤裸裸的人肉交易。这似乎是人性的一种退步乃至退化。

杜牧自曝隐私，后人没有觉得他很邪恶；杜牧作了自我批评，后人觉得那很可贵。2008.11.24

于今为庶为青门

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杜甫在写这句诗时，对于曾经的左卫武将军曹霸是充满着同情的。

曹霸是三国时期著名人物曹操、曹丕的后裔，正所谓“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他是曹家血脉的承继者，也是曹家业绩向后世传播的代表。在唐朝，他也曾身为将军，后来以作画闻名于世。曹霸的书法，初学卫夫人茂漪，成就直逼王羲之。他的画，别开生面，“一洗万古凡马空”，画中的马使真马相形见绌。因为其高超的技艺和突出的成就，曾多次被唐玄宗召见，那种荣耀是值得记忆与夸耀的。但是，因为战乱，曹霸也不得不“即令飘泊干戈际”，四处漂泊了。他再也不能只为皇宫皇室皇帝，为官宦显要、达官贵人画像了。为了养家他不得不“屡貌寻常行路人”，为普通人为老百姓画像。因为沦落，因为穷困潦倒，遭到了世俗的白眼，众人的轻慢。诗的最后，杜甫惊呼，“世上未有如公贫”者，而且惊叹，“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缠其身”，从古至今名望崇高的人，最终身世坎坷，厄运常伴其身。

杜甫还有一首诗叫《哀王孙》，讲的是唐天宝十五载（756），潼关失守，玄宗在部下的保护下逃出京城，长安大乱，安禄山部将孙孝哲占领长安后大肆搜捕百官，杀戮宗室，王孙们四处逃窜，情景十分狼狈凄惨。达官贵人们四处窜逃了，折断了不少金鞭累死了不少骏马，为逃命赶路亲骨肉被抛弃了。这些“王孙”极其凄楚，“腰下宝□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虽然皇帝的子孙高鼻梁，龙种体面尊贵，但他们在国家动乱、皇帝逃跑，政权陷于瘫痪的情况下，仍然前途未卜，命运可忧。所谓“倾巢之下，安有完卵”是也。

富贵之人，权贵者的子孙，因为自然的，人为的，社会的原因，因为渐变突变的原因，从人生巅峰跌入低谷，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这是指一般的富贵人家的，即便皇帝之家，一代两代灭国的也不少，秦朝，从秦始皇到秦二世胡亥，即告灭亡；隋朝呢，也只经历了隋文帝与隋炀帝两代。立国长久的，也就十来代，两三百年吧。“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那是自然而然的事。用毛泽东的话说，那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对落魄的公子王孙而言，“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只能是旧梦新愁了，想“垂泪对宫娥”都不可得了。

为什么公孙王子们在经历了或长或短的荣华富贵、备极尊贵备极奢华的生活后，会“于今为庶为清门”呢？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呢？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顾盼身边左右，我们似乎有如下的感悟。

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创家业容易，守家业难。打江山的一辈，是极有勇气，极有谋略，极具人气的，比如唐宗、宋祖，比如历代的开国之君。而到了其继任者，到了其后世的子子孙孙们，在个人的魄力、号召力、凝聚力方面，在驾驭部众，驾驭社会的能力方面，便日益地逐代地衰减了。创家业的人所处的时代，所有的际遇机遇，均为有利，到了其子孙，时代变化了，经济发展呈现异样轨迹了，守业者有时便难以应对了。这就是为什么范蠡几度致富，极具商业才能，富可敌国，而未闻其后人依然大富的原因吧。近现代中国富商富翁也不少，富过三代的，少之又少。像荣毅仁荣氏家族这样的富至三代以上者，凤毛麟角。如今的贪官们虽动辄拥有几千万资产，可到了他们子孙的手里，大约不可能出大企业家，多几个吃喝玩乐者似是题中应有之义。

权贵与豪门的子弟，因为家境至尊至贵至富，便没有了祖辈的坚韧、俭朴，没有创业的动力，很多的人，成了阿斗与那五式的人物。他们只知游戏人生，驾黄鹰领细狗，去游猎了；码牌掷骰子，去豪赌了；风流成性，下妓院上青楼了。他们挣钱没本事，花钱很在行，再大的家业，也会被他们糟蹋掉。更有甚者，如香港阔佬的一些儿孙，花钱消费花钱买东西都不过瘾不刺激了，而是去偷，去冒险，从中找乐子。指望他们维持豪门，肯定没戏！

曹霸是曹丕的后代，他的先辈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枭雄，他们在三分天下有其一之后，又相继灭掉了蜀、吴。虽然曹操打算“若天命在我，我为周文王”，意在由其子孙称帝建国，虽然曹丕如愿取代了汉室，但最终，政权落入了司马氏家族。曹家自然就衰落了。到了曹霸，当个小官没当出名堂，书法绘画的水平达到很高水平了，但天捉弄人，朝廷昏暗了，藩臣造反了，他不但“于今为庶为清门”了，而且还穷困潦倒到了“世上未有如公贫”的地步，真正让人欷歔不已。虽然杜甫言曹霸的人生态度是“富贵于我如浮云”，不在意富贵，但那多半是宽慰之语，当不得真的。“浮云”总比恶梦好吧！

社会的动荡变迁，可以倾刻间让官员子弟为“庶”，让豪门子弟坠入清寒清贫之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许多的地主资本家，一夜间便变得身无分文，自然的，也统统“为庶为清门”了。

富贵者“为庶为清门”，有时是社会的哀痛，有时却是社会进步社会变迁的必然现象与必要代价。这里面，有不正常因素，也有合理因素。心态放好了，就可以从容应对了。2008.11.18

自觉谏书稀

岑参是荆州江陵（今湖北江陵）人。天宝三年（744）进士及第，任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后来变换过许多官职，大历二年（767），去世前一年，任嘉州刺史，世称岑嘉州。岑参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边塞诗人。他有过在新疆库车与吉木萨尔长期为官的经历，故其边塞诗不仅雄健奔放，想象奇特，而且富有多彩的生活与深刻的思想。

岑参的这首诗，主要表达的是他当时在朝为官的忧闷心情。他“晓随天仗入，暮惹御香归”。每日上朝下朝，感觉机械，刻板，难以有所作为。长此以往，感觉“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人渐衰老，羡慕小鸟在天空自由飞翔。但诗的最后，却不得不以“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来自我敷衍麻醉与调侃。“圣朝”真的“无阙事”吗？有与无仅仅是相对的，“圣朝”的“阙事”少一点这是自然的，不然就无所谓“圣朝”了。盛唐时期大多是“圣朝”，可其内部矛盾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社会也呈现各种各样的病象。与岑参同时代的杜甫，便不认为“圣朝无阙事”，而是写下了《三吏》《三别》等一系列揭露社会矛盾与黑暗的诗篇，从文学的角度与社会学的意义上，向朝廷、向社会发出了警示与谏言。这说明，所谓的“圣朝”，不一定是真正的全面意义上的“圣朝”，而“圣朝”也不一定“无阙事”，有可能失误很多，矛盾很多，病象很多。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即便是为世人，为历史学家称道的太平盛世，那些可圈可点的皇帝统治下的年代，如果找“阙事”，也还是一大把一大把的。雄才大略如汉武帝，也发过《轮台罪己诏》；英明如唐太宗，也不得不经常以魏徵等等为镜子照自己。

中华民国的成立，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这个“朝”够“圣”了吧？而中华民国时期，又是战争频仍，灾难频繁，民族内忧外患，人民处于极度痛苦的时期。国民党的统治，“阙事”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太多太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但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几乎葬送了社会主义，“阙事”也为数不少。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才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进入了健康发展的轨迹。

由此观之，岑参的“圣朝无阙事”，确实是一句调侃之语，牢骚之语。

那么，“圣朝”的谏书是多还是少呢？窃以为，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圣朝”真的可指责可劝谏的事情少，谏书便稀少。另一种情况是，“圣朝”政治开放，纳谏如流，并且千方百计征集百官与民间的意见，因此之故，谏书如雪片飞来。比如唐太宗时期，是极为圣明的时代，可那时的谏官最活跃，谏书也极多，朝廷与皇帝置身于谏官与百官的监督之下。朝廷的大小失误，都会被及时指出；朝廷的不当决策与举措，都会被及时劝阻。《谏太宗十思疏》，等于给英明的唐太宗也定下了道德、精神、行为的条条框框。

与岑参的意见相左，窃以为，昏朝谏书才稀呢！昏朝政治极其专制，容不得不同意见。昏朝以为其所做所为均是正确的，对的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昏朝时大臣与民众均窒息绝望，已没有心情没有激情提什么反对意见。万马齐喑，现象划一，原因复杂。

政治暴戾，官场腐败严重的时期，给昏君暴君，给昏聩的朝廷提意见的人，相对少之又少。虽然历朝一般设有专门的谏官，而谏官的本质是不惧砍头的，所谓“文死谏”是也。可人头毕竟不是韭菜，不可能割了再长，杀的人多了，也就没人敢于说话，敢于提什么意见了。如果魏徵在殷纣王、秦始皇等人手下为官，想必他也不可能有那么大勇气，提那么多意见与建议。他可能早就闭嘴了，或者写诗加以歌唱与赞颂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九年的历程中，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亿万民众大多在唱三忠于四无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大会上，只有一名女党员没有举手，犯颜而谏的，只有区区几个人吧，张志新、遇罗克、顾准等等，不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中国走上了健康之路。政治的民主，带来了言路的畅通。这三十年，可以说各种思想，各种理论相互碰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蓬勃发展。“谏书”极多，光人大政协委员的提案就不知凡几，而且发挥出了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

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名臣子，岑参只能将话说到那个份上，“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作为今天的人们，对此当深长思之，有一些符合时代发展的独特的思考。真正的“圣朝”，应当是自由而言之朝，是言路畅通之朝，是“谏书”多而精彩之朝，是真正能“纳谏”之朝。2008.11.21

为他人作嫁衣裳

话还得说回来，秦韬玉不管是怎么当上官的，但他当官后对老百姓还是有起码的同情心的。他的《贫女》诗，写了一个贫贱的刺绣女的艰难处境，悲凉心境，表达了对当时不合理社会现象的不满。当然，也为后世的人们留下了一句“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排遣之语、泄愤泄懑之语、自我调侃之语、牢骚之语。

秦韬玉的话，自有它合理的成分，有真理的一面。但是，它也有片面的一面，偏执的一面，不符合生活逻辑的一面。为他人做嫁衣裳不是义务的，不是对做衣者无益的。就如秦韬玉笔下的贫女，“苦恨年年压金线”，年年在忙碌着为别人做刺绣，但这是她的饭碗，她的生计。倘别人不需要她“作嫁衣裳”了，她靠什么去维持生活呢？应该说，为别人做嫁衣裳是双赢的。作为作嫁衣者，作为刺绣女，作为裁缝，只能愁没有顾客让自己工作，却不能怨恨他们为自己送来了工钱。

话说得学理一些，做嫁衣与穿嫁衣的，从某种角度看，只是社会分工不同。穿嫁衣的也得为别人为社会做某一方面的工作，她要靠做某件事挣来的钱，支付绣女、裁缝为自己做嫁衣的工钱。

任何社会，不能要求每个女人都必须自己缝制嫁衣。

有一首古诗说：“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那心情，与绣女一样；那道理，也比较片面。如果穿绫罗绸缎的贵妇人也个个养蚕，“入城市”的养蚕人收获的蚕茧卖给谁去？养蚕还能糊口吗？

为他人做嫁衣其实是有很多好处的。

欧美人，日本人，把最好的酒类、手表、汽车、电器等等往别人的国家倾销。这是在为别人服务为别人做嫁衣，让别人享受最好的生活吧，可他们呢，收获的是大把大把的金钱。今天的中国人，也在为欧美做“嫁衣”，衬衫、领带、袜子，什么都做，侍候到了全方位，可我们收获的，是外贸的发展，经济的进步，国人的就业，国家的兴旺。

为官员做秘书等服务工作的人，虽然耗费了许多心血，所写的文字绝大多数以领导文章、讲话稿等形式与世人见面，似乎自己白辛苦了。可是，秘书工作首先有薪水，这个工作可以糊口养家；秘书工作中所写的文稿，因为挂了领导的名，才能被社会认可，那是职务行为，职务效应。如果挂上秘书自己的名，恐怕很难有发表的机会。做了秘书，大多数提职升官了。有人以为秘书升官，是中国特有的腐败，其实这话有些偏激，西方的许多官员，也是从秘书岗位上提升起来的。秘书们不只是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和“鞍前马后”的原因得到重用，主要的，是他们在官场待得久了，参与了许多的政治过程，对于权力的运作比较熟悉，有了担任某级领导的综合素质与才能。他们的升迁，可以节约另外培养人才的政治成本和国家资源，对社会是有利的。所以说，秘书的工作，在为他人为领导“作嫁衣”的同时，也为自己作好了“嫁衣”，区别只在于先“嫁”与后“嫁”。“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是件苦事，是让人不得不发牢骚之事；又是好事，是自己可以展示才华与技能的事，可以养家糊口的事；更是美事，是让别人体面出嫁之后，自己也可以风光上花轿的事。2008.12.2

岂曰财赋强

韦应物是京兆长安人，典型的老陕，北方人。他出身关西望族，十五岁即以门荫入宫为三卫郎，后来又入太学，折节读书。对于教育对于文史，他都是钟情的。这些，也为他的宦途起到了铺路石的作用，并为他在文学史上挣得了崇高的地位。

中国的历史，主要是发轫、发达于北方的。相当长的时间，南方相对于北氐西戎，被称为南蛮。直到三国时期，许多地方依然蛮荒，诸葛亮所言“八月渡泸，深入不毛”，写的就很生动。唐朝时，长江以南虽仍被习惯性地呼作“大藩地”，但经济社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而推动其发展的，最根本的是教育与文化事业的进步。

粗略统计了一下，清代蘅塘退士所编之《唐诗三百首》主要的作者有七十人左右，除了一些籍贯不详的，南方人几乎占了一半，其中尤以湖北、浙江、江苏籍的居多。

韦应物对于地域文化、教育发展的差异是敏感的，虽然他出生于唐朝的首都，但他游历极广，尤其熟悉南方，熟悉苏州，对于苏州文化的发展、教育的发展持充分肯定之态度，并且悟透了文化与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至为重要的作用。

对于教育、文化的重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可以说是比较早的。春秋时期的孔丘孔老夫子，对于教育、文化，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一部《论语》，字虽不是很多，但此方面的思想却备极丰富。唐以前乃至唐代的许多有识之士，对于教育与文化也是极其推崇的。但把教育、文化与地方乃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进行思考，韦应物如果不是第一人，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人物。

古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教育、文化的推动，近代、现代社会的发展更其如此。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的发展，得益于民主、科学，而民主科学的根基却是教育、文化。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所以能很快翻身崛起，并且成为经济大国强国，仅仅位居美国之后，依靠的，也是全民至为艰苦的教育振兴。日本人在教育上进行了大投入，教育、文化也为日本的人才培养、科技发展、经济振兴发挥了巨大而神奇的作用。

中国近代以来在世界上落后了，落后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教育从制度、方式到内容都跟不上时代了，我们的文化也越来越封闭保守萎缩了。虽然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我肯定，但那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自我膨胀与自我麻痹。当西方人在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机械等学科时，我们还在醉心于诗词歌赋、祖宗宝典，当西方人发明了电灯电话火车飞机时，我们还视其为“奇技淫巧”，以为会“坏我民心”。对于西方教育促进下产生的成果，极端如义和团，态度是“烧铁路，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我们的文化是“法先王”，以为祖宗之法不可变（是比较早的“两个凡是”）。因此之故，我们社会共和的步履，民主的步履都比较缓慢。如果没有西方进步思想的传入，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只靠故纸堆里的文化与思想，中国的社会发展还会被迟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社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究其根源，除了制度原因，主要的还是教育与文化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虽然百废待举，但教育与文化还是受到了一定重视，得到较快发展的。“文革”中，经济社会全面混乱倒退了，走到崩溃的边缘了，除了政治秩序等方面的原因，十年不正规培养大学生，不培养人才，是一大原因。十年摧残文化人，毁灭文化，也是一大原因。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取得了骄人的业绩。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在美日德之后，位居第四。中国已跨入了收入中等偏低国家行列。这在过去，是根本不可以想象的。中国这三十年的巨大发展巨大变化，得益于大学的重新招生，得益于教育的普及与提升，得益于政治的民主，文化的开放、繁荣与发展。财税是重要，但社会发展，仅有财税，没有教育与文化的支撑，显然是不行的。教育、文化上不去，财税也高不到哪里；上去了，也难以持久。知识经济时代尤其如此。

韦应物说得好，“方知大藩地，岂曰财赋强”，中国人尤其中国的领导人应当有这样的意识。当前为应对世界经济危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两年多投入四万亿元人民币拉动内需。内需的方面很多，交通需要，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那么教育与文化呢，我想也应该是需要的吧。不知需要多少，怎么分配，那就由“肉食者谋之”了，我们只能静待结果。2008.11.23

三径苦无资

今天的人，读起古人归隐的故事、归隐的诗文来，总觉得是那么潇洒、个性、无羁与惬意，无论去游“桃花源”，去“采菊东篱下”，去“明朝散发弄扁舟”，去“松下问童子”，似乎都是神仙过的日子。

其实，归隐者有归隐者的痛苦。有为躲避战乱，躲避政治迫害而藏入深山古刹的；有看不惯当朝政治，不欲与统治者合作，甘愿栖身于草莽的；有不被朝廷重用，政治抱负难以实现，扔下小乌纱而去过田园生活的；有难入仕途，屡屡碰壁，挤不进上流社会，因此只能低调生存的。

归隐山林，做隐士，是有条件的。你得有学问有一定社会名望，你是官员或者当过官；你得有比较殷实的家境，能在归隐后养活自己与家人。历代的隐者，要么是官宦人家富裕人家的子弟，要么自己已挣下了相当的家业。比如姜子牙，拿着直钩在江边作钓鱼秀，他们家有饭有肉供他吃，否则，即便想借此进身，也难做得那么从容。比如陶渊明，如果他们家没米，他就不可能说“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硬话；如果他们家没有土地，他也不可能“采菊东篱下”了。如果作为佃户作为长工去劳作，他也不可能有“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恬淡、陶醉幸福的心情。诸葛亮也当过一段时间的隐士，虽然当时的他只想“苟全性命于乱世”，而“不求闻达于诸侯”。但他有可以栖身与读书的“草庐”，有可以“躬耕于南阳”的土地。如果他住山洞吃野菜，他就不太可能是“卧龙”，而是卧虫什么的了吧。有没有人去“顾”他，就很难说了。

归隐山林的，大都是有些来头有些势力的。农夫野叟如果称自己身在草莽是隐居，那就是超级幽默超级笑话了。

对于文人雅士，对于中小官吏，在不为社会所容的情况下，最悲惨的情况不是归隐，而是虽然想归隐，但因为没有经济条件而难以实现愿望。这情形，才真正是“怎一个愁字了得”呢。

诗人孟浩然在《秦中感秋寄远上人》一诗中说“一丘常欲卧，三径苦无资。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言在长安为官并非他的心愿，东林寺里有他仰慕的引为师友的高僧。他常向往去山林隐居高卧，但苦于没有资金维持隐居生活。

孟浩然是襄阳人，曾在张九龄荆州任上为其幕僚。他说自己没有足够的钱去过隐居生活，这不是无病呻吟，不是害怕“纪检委”而刻意装穷。后来虽然归隐于鹿门山了，但为此事他伤透了脑筋，奋斗了许久，付出了很多，那是很自然的事，毋庸置疑。

与封建社会的文人和官员比，今天的人们，尤其是想归隐该归隐的人们，却归隐不起（当然，那些捞足了钱，富可敌乡敌县的人，是不会去归隐的，他们正在大捞特捞呢）。现在的人们，基本靠工资收入维持自己与家人的生活。日常生活需要一大笔开销，子女的教育需要一大笔，而买一套住宅，需要大半生的收入。许多的人，背着贷款，是房奴车奴或别的什么奴。积极入世，干好自己的工作，争取仕途学途的递进，争取有更高的职位及与之相对应的收入，才是最为重要的。退隐归隐之类，纯粹是胡扯淡。归隐了，贷款谁还？子女谁供养？父母谁养老？自己在“山林”的生活费又从哪里来？

面对孟浩然的“一丘常欲卧，三径苦无资”的诗句发感慨，并非说今不如昔，只能说今天的社会进步了，平民子弟大批地成为学人与官员了。他们没有丰富的土地、山林、金条等等的遗产，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以入世的态度与积极进取的精神，面对严峻的生活。

当然，现在是治世是太平盛世，真正想归隐的人也少之又少。这是我们时代的幸福，应当珍惜。毕竟，归隐者是有万般无奈与苦衷的，归隐的生活也相对是寂寞、清贫、艰难的。归隐虽有寄情山水，寄情自然，寄情诗文，寄情宗教之怡之乐，但归隐者内心更多的，恐怕还是未能在社会上展示才华，未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遗憾甚至遗恨。隐士的生活，是不值得今天的人们向往的。2008.11.23

承恩不在貌

古诗词里面写宫女怨愁的不少，比如这首《春宫怨》，比如“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比如“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比如“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等等。这些诗，一方面描写了宫女的寂寞、压抑、焦灼、痛苦，描述了她们渴望自由、爱情、家庭生活的愿望，抒发了她们心中的怨恨，其功能在于揭露皇帝生活的奢侈糜烂，揭露社会的黑暗腐败，为妇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与命运的悲惨大鸣不平。另一方面，大多也宣泄了诗人自己的积郁与愤懑。以隐喻隐蔽的方式与角度，表达了对社会政治的不满，对自己处境的不满，以及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

杜荀鹤是安徽石埭人，号九华山人。早有诗名，屡试不第，隐于山中。直到他四十六岁时，才中了进士，没做几天官就匆匆辞世了。所以，一句“承恩不在貌”，在杜荀鹤那里，是有深刻内涵的。

宫女说在皇帝那里，她们承恩不在貌。那么，在什么呢？众所周知，所有的皇帝，都是好色的。他们选皇后选嫔妃选宫女的标准，很重要的是姿色，包括面目是否清秀姣好，头发是否浓密油黑，三围是否达标，身材是否高挑，金莲是否在三寸左右，等等。那么，既然“早被婵娟误”，是因为容貌好才被选秀的，怎么进入宫之后又“承恩不在貌”了呢？皇后的选择与承恩，主要取决于政权需要，往往是政治联姻，不太在乎貌，这好理解。宫女的承恩与否，不在貌，在什么呢？在于是否脑子灵光，眼皮子活，手脚勤快麻利？在于嘴甜，能哄主子高兴？在于博学多问，能陪主子聊天解闷？在于身怀绝技，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能帮主子解闷？可能是这些原因。因为宫女们大多很有姿色，甚至娇艳欲滴，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成百上千的美女聚在一起，竞争起来，主要的是拼内涵了。

或者，某宫女自以为漂亮，皇室也认为漂亮，但因为美人儿太多了，皇帝施恩不过来，宠爱不过来，把她冷落了。

或者，某宫女虽貌压群芳，却如汉代的宫女王昭君，因为没有贿赂画师，被画师丑化了，耽误了，皇帝压根儿就不知道她的存在。

杜荀鹤虽然言在“承恩不在貌”，意却在“升官不论才”，杜荀鹤很有才华，但因为不擅考试，长期被拒于官场门外，他苦闷了多年。煎熬了多年，进入暮年时才得以进入仕途，他对朝廷的用人制度是极为不满的。

中国的社会，迄今仍有“升官不论才”的弊病。现在人们上学、就业、评职称、职务升迁等等，个人才能固然是很重要的条件，但在有些时候却不是决定性因素。在某些掌权者那里，起决定作用的，似乎是家庭背景、社会关系，是经济势力，是否听话，是否恭顺，是否会阿谀奉迎，溜须拍马。最近听说某教育界要人出事了，大家一聊，均不感到意外，这十几年，许多学子的命运就操在此人手里，孩子们能不能上理想的大学，真正是“承恩不在貌”，很多时候取决于此人的欲望是否得到了满足，取决于他的好恶。

中国的文人们可怜啊，虽对社会上“升官不论才”有看法，却慑于皇威，不敢表达，只能借宫女之事作隐晦的表达与宣泄。一句“承恩不在貌”，不仅让历代的宫女共鸣，更让历代的士子们热泪长流。杜荀鹤的诗，实在太有历史的穿透力了。2008.12.2

自顾无长策

王维在归隐蓝田辋川后写了一首诗，题目是《酬张少府》。诗曰：“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王维是大才子，他科举顺利，在为官的过程中，虽然因曾在叛将安禄山攻陷长安时受职而受到降职处分，仕途有所跌宕，但最后还是坐到了尚书右丞的宝座上，总辖兵、刑、工三部之事。

王维的思想深处，有很强烈的佛家思想，他的田园山水诗，宣扬隐士生活与佛教禅理。存在决定意识，也许是他在为官的过程中看到听到了太多的人间不幸，也许因经过了安史之乱，看到了唐朝的由盛转衰，对官场生活、世俗生活感到了厌倦，总之他过起了亦隐亦官的生活。他的脚，踏进了神凡两界，让旁人看来，真正是快乐无比的，他自己也大体是满意的。

王维为他的半归隐找了一个理由，也向社会提出了一个理念，那就是“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言自己觉得没有太多的谋略，没有太大的才能，所以还不如返回旧居的山林。当然，这就意味着部分或全部地退出政坛，意味着把板凳让给别人，意味着要当老百姓。也许王维的激流勇退不是因为自己的才能不济，他只是以此为托词退出了政坛，可他的命题却告诉人们，才疏学浅者应当“归去来兮”，应该让位。

中国的古人，是很有自知之明的。王维有“自顾无长策”之句，孟浩然有“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之句，许许多多的官人、文人，都有或十分真诚，或半真半假的谦辞，更有挂冠归隐的壮举或者无奈之举，更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狂举。

中国古代的学人士子，虽大都在争走科举的独木桥，有些人，终身不第，有些人，四五十岁才迈入科举门槛，似乎他们都是禄蠹官迷，有些时候有些人的情形确实如此。但中国的古人，又大多拿得起放得下，在政见不合、人际不睦、仕途坎坷之时，很多人都能选择掼下乌纱帽，扬长而去，去过隐士甚至农夫樵夫的生活。

中国人是从何朝何代何时开始退化的？不很清楚。应该是封建社会后期了吧。但最明显的退化，是最近几十年。如今的人们，做官似乎没有古人那么难了，入仕的路不只是科举一条，而是有千百条。有时甚至可以凭两手老茧就能获得上大学的资格、做“公仆”的资格。考试得零分，也可能成为风云人物，成为“反潮流的英雄”，成为高官。如今做官，凭口才、文才、干才可以升官，凭乖巧凭机灵凭会察言观色可以升官，凭关系凭背景凭走门路也可以升官。当官的，有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均好的，也有道德一般，并且一肚子杂草杂碎的。有谨慎做人，认真做事的，也有张扬跋扈，胡作非为的。有政绩卓著，造福一方的，也有毫无建树，误人误己的。可是，即使如此，即使如今的官员是古代的几百倍几千倍，可如王维般说自己“自顾无长策”，并且自觉自愿“空知返旧林”的，却少之又少。余虽生得不早，可也已活了五十多年，主动辞官为民的，前些年我几乎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至于个别辞了官的，说不定过几天又在别的任上出现了。如孟学农，辞了北京市长又当了山西省长，此番辞了山西省长，说不定又会当别的什么长。

今天的人或者说今天的官人怎么了？怎么就没有古人的自省意识、自谦精神了？怎么就对官位官帽如此的痴情痴迷了？怎么就缺乏点社会人格与自由精神了？怎么就缺乏血性与钙质了？仔细想来，除了人格的退化，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的路径似乎也比古人狭窄了。某些官人的素质决定了，不当官，就不会干别的。古人们归隐了也许去吟诗作赋了，去搞琴棋书画了，今天的许多人，不做官不要说没饭吃，即使有，也不会享受清闲的生活，他们会因无聊而闷死烦死急死。

王维们古人们值得我们敬仰，既然“无长策”，就应当有自知之明，就不要苦熬苦混了。不一定要“返归林”，跑回老家去，换一件自己可以胜任的工作去做，不也很好吗！

好在最近两年似乎有了“引咎辞职”一说。如果引咎辞职成为制度，如果不是政治作秀，是出于官员的自主自由自愿的选择，那说明我们的社会真正的进步，我们的官员们赶上甚至超过王维们了。2008.12.4

分明怨恨曲中论

杜甫的《咏怀古迹（三）》是写王昭君的。诗言：“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意思是，王昭君离开汉朝的皇宫，踏入了渺远的荒漠，她老死在匈奴国，只留下青冢矗立在凄凉的黄昏。昏聩的皇帝依据画像确定美丑，昭君的灵魂只能在月夜归来。千百年来琵琶声回荡在空中，那是昭君无穷的怨恨和诉说。

杜甫的七律组诗《咏怀古迹》共五首，其中有以庾信自况的，有夸赞宋玉的，有咏怀刘备的，有推崇诸葛亮的。当然，也有对王昭君表示同情与怜悯的。这一组诗写得非常好。但是，在下想在这首关于王昭君的诗上钻钻牛角尖。我以为，杜甫有过于浓郁的“胡汉”分野，有过于明显的地域与时代局限。他有忽视以至曲解人性的问题。

王昭君，西汉南郡秭归人，名嫱，字昭君。元帝时被选入宫。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和亲，王昭君自请嫁入匈奴。呼韩邪死后，王昭君又听成帝之命，依胡俗嫁给了继任的单于。

表面上看，一个如花似玉，貌若天仙的江南汉族女子离开汉宫，嫁到北方大漠地区，嫁给逐水草而居，生产、生活、文化等方面都比较落后的“胡人”，而且，在丈夫死后，又按“收继婚”制嫁给了前夫与其他女人所生的儿子，似乎有太多的委屈，太多的怨恨，似乎很值得杜甫们为之吟诗作赋，洒下一把同情的眼泪，并且伫立寒风之中，向北方尽情诉说与凭吊。但是，从人生人性，从真实生活的角度看，王昭君的人生似乎不仅不悲惨，还很值得当世以至后世的女人们羡慕。

今日中国大批大批的女人选择跨国婚姻，选择嫁给东洋西洋的“鬼子”，韦唯一口气生了三个中胡混血儿，说明“胡人”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

王昭君选择自嫁单于，是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她以艳丽的、倾国倾城的姿容被选入宫中，但因没有出钱贿赂画师，被画成了普通之女乃至丑女，所以没有得到皇帝的宠幸。她如果不选择远嫁胡人，等待她的，只能是冷清寂寞的宫中生活，锦衣玉食中的非人生活，是苦苦的煎熬，青春的虚度，人性的压抑与摧残。

王昭君勇敢地嫁于匈奴，又是明智之举。因为即使画师把她画漂亮了，皇帝宠幸她了。可皇帝那么多女人，“佳丽三千”，貌若天仙的多了，风情万种的多了。王昭君能获得什么样的地位，又能过上什么样的日子，见上几次皇帝后被做冷处理也是情理中事。不若到胡地去，做个真正意义上的女人，让胡人亲着近着信着，快活着烦恼着幸福着痛苦着真实着。

其实，不要说封建时代的王妃宫女们见不到几次皇帝，没有真正的爱情生活，时至今日，中国的一些发达地区的官员住宅区，被戏称为“寡妇村”。有些官人，在外面有情人，或者去找“小姐”，总之很少回家。今日的官人妇尚且如此，王昭君们的日子，就不能再提了。

杜甫说王昭君“环佩空归月夜魂”，似乎此女之志比班超“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的志向还强烈，死后都要回来。此论着实的牵强。最近有一部电视剧，写清朝皇帝的，那里面有一个公主嫁给了蒙古人葛尔丹，康熙平葛尔丹部叛乱，那公主虽希望双方化干戈为玉帛，但在最终选择上，还是坚定地站在葛尔丹一边。葛尔丹是她的男人，她孩子的父亲，她感情生活的依靠。这个人物也许是部分或全部虚构的，但故事所揭示的人性却是真实的。王昭君既然自愿嫁到了匈奴，做了单于的夫人，国母啊，为什么做了鬼还要南归呢？恐怕只有杜甫知道。“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多少有些文人的酸文假醋。怨恨什么？不做王妃，做老死宫中的“白头宫女”，或被随便打发掉？王昭君脑子里有虫啊！如果非要把琵琶与胡语与王昭君套到一起不可的话，那么我们说，有可能琵琶弹的是王昭君的欢快之语、解放之语、幸福之语、庆幸之语、人性张扬之语，以至对中原封建王朝、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封建礼教的决绝之语。汉朝的帝王不珍惜王昭君，汉帝国某种意义上抛弃了王昭君，虚弱无耻地拿女人的身体去换自己的平安了，把女人当政治筹码了，却要求王昭君们死而为鬼也要有回归的志向，真正是荒唐逻辑、迂腐哲学，也是诗人不着边际的浪漫。

存在决定意识，王昭君的所历、所感、所思、所向，杜甫们是根本体察不到，也难以状描得正确的。杜甫是很民本的诗人，但看起来，人民性是代替不了人性的。人性有其更深刻的内涵与更深远的意义。2008.12.9

千金散尽还复来

有一位诗人，说出了一句哲人与商人都不太能说出的话。这位诗人是李白，那句话是“千金散尽还复来”。

李白的《将进酒》，通篇写的是“醉”和“愁”，但内中却有两句极有力度、极为慷慨的诗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怎么复来，李白没有明说，一首小诗也不可能展开论述深奥的社会思想，只能靠我们去想象与推理了。“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前提，是“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是李白的逻辑，是正确逻辑。只要是人才，只要在社会上能立得起来，只要能在官场商场行走自如，游刃有余，聚财可以，散尽了钱财再聚也可以。如果不是“材”，或者是“材”却“不为用”，那么说“千金散尽还复来”就是说大话了。许多的纨绔子弟，将家业一败而空，最后沦落为清寒之士，或成了叫花子。让他们重振家业，重新致富，几乎没有任何希望。比尔盖茨大约知道他的子孙没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志向与能力，所以，他在许诺身后将百亿多美元家产捐给社会后，没有要求或者希望子孙们重新挣回来。

聚财重要，散金同样重要。

从聚财的角度讲，散金乃至千金散尽，会激起人们强烈的挣钱的欲望。想花钱能花钱的人才可能有强烈的挣钱愿望。有钱才能花才能“散”，而钱只有靠想尽办法去赚取，才能赚得到。安贫乐道的人，小富即安的人，视财如命的人，一毛不拔的人，是不会散尽自己的金钱的，同样的，他们也没有特别强烈的挣钱愿望。

能将千金散尽的，是有超常商业头脑与赚钱能力的人。比如春秋时期的范蠡，他助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后游齐国，到陶（今山东定陶西北），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致富。他认为物价贵贱的变化，取决于供求关系的有余和不足。他三次致富，又三次散尽“千金”，从头再来。此人赚钱的能力真正了得。

中国香港有许多巨富，比如曾宪梓、邵逸夫等等。这些人为社会捐了许多钱，几十亿几百亿不在话下。他们捐了款，少上了税，做了变相广告，且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他们因为“散金”，钱是越挣越多。

散金的人，仗义疏财的人，有比较广泛而良好的社会关系，因此，他们赚钱的信息灵、门路广、点子好、机会多。你给了朋友好处，朋友会帮你找赚钱的机会；你为朋友提供了帮助，朋友会为你聚财保财出一份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钱也能生钱。

把钱看得比亲情、友情、爱情重要，看得高于一切，永远手捂钱袋子，自以为特别会过日子的人，人际关系很差，或者表面上可以，实际上没有几个知心朋友。他们的钱，只能是从牙缝里抠，从指头缝里攥的。他们从不散财，可他们终其一身，也不会有多少钱。

李白一生可能没挣来及攒下很多钱，他不是富翁，甚至他诗里所言之“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是劝别人如此做的，并不意味着他自己有良驹与皮袍子。但李白的心灵是富有的，他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气，也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自信。相信如果让他去经商，他的能力虽不一定赶得上陶朱公，但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应该不在话下。“散金”与“赚金”，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其中充满了辩证法。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人们，应当很好地研究与应用李白“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思想，以“散”的手段，达到“聚”与“大聚”的目的。2008.12.9

春风举国裁宫锦

李商隐有一首讽刺批评隋炀帝的七言绝句，叫《隋宫》。诗曰：“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说的是隋炀帝出游江南，对于臣子的劝谏不予理睬。春天全国都忙着剪裁宫锦，在赶制南游用的鞍鞯和船帆。

李商隐一生只活了四十六岁，受牛李党争的影响，他虽做过不少官，但均为闲职散官，入不了核心，掌不了实权，因而郁郁不得志。也因为此，他的诗多有批评讽喻朝政之作。

隋炀帝名杨广，公元604～618年在位。即位后营建东都洛阳，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和西苑。并且开掘运河，修筑长城，开辟驰道。杨广其实是位不因循守旧，不甘平庸的皇帝。如果他能够掌握分寸，能把好事做好，他的历史将十分辉煌，隋朝也不会毁在他的手里。比如开运河，沟通南北交通，有利全国经济的互补与相互促进；比如发明与推行科举制，为世界的文官制度，尤其现代西方的文官制度奠定了基础；比如东征高句丽，开疆扩土；等等，历代的皇帝们有如此大手笔大制作的，为数不多。但他役使民力太多，赋税太苛虐，兵役太繁重，老百姓不干了，起来造反了，隋朝也就被推翻了。

隋炀帝的奢侈，是致其失败的一大要因。

记得20世纪70年代末上大学历史系，老师讲隋朝历史时，讲到隋炀帝的奢侈浪费，言他冬天为了接见外国使节，让有关方面将京城的树扎上红的绿的绸子缎子，以使之美丽，更以此显示隋朝的国力与气派，显示隋炀帝待客的热情。不知当时都美化了哪些街道，多少树木，总之绸缎是不会少用的，百姓以至朝廷百官对此肯定是不满的。记得唐朝有位诗人写过这样的诗句：“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莫夺人衣作地衣。”不知隋朝的文人诗人们对此事是如何讽喻与劝谏的，相信人们心里有比这首诗还精彩的非议与否定。

此番读了李商隐的《隋宫》，了解了隋炀帝奢侈的另一面，他不但冬天在树上绑绸缎，而且春天让全国的百姓为他南游裁宫锦。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皇帝皇室皇族的奢侈浪费、挥霍无度，大约有其共同性与必然性。共同性者，沾“皇”字的人们大约节俭的不多，奢糜的占绝大多数。锦衣玉食，挥金如土，不在话下。必然性者，因为是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一切都是他的他们的，享受生活享受生命，挥霍财富，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吗！至于百姓们吃不吃得上饭，穿不穿得上衣，只要不到危及政权的地步，他们是不会管的。夺人衣作地衣，夺人衣作树叶，在皇帝那里，寻常之事，不足挂齿。太守都能做的事，在皇帝那里就不算是事。

中国的皇权社会，1911年被孙中山终结。但是，封建帝王的奢靡传统却难以很快被终止。时间过了快一百年，在下鄙人兄弟我又在许多地方看到了隋炀帝之举。有往枯草上喷绿漆的，有往树上扎绢花塑料花塑料树叶的。在北方寒冷的冬天，在沙尘暴肆虐的时节，有人在他治下的一亩三分地里，硬是要画蛇添足，大煞自然的、季节的风景，营造反季节的春天与繁荣。

我所供职的小单位与一个较大的单位同处一栋大楼。我于某年的冬天，突然惊奇地发现，门口的十多棵龙爪槐上，被绑上了厚厚的树叶，大楼的花园里，被“种”上了塑料的玫瑰、竹子。那些天我们那里可真叫热闹，门口簇拥着一群一群看热闹的人，有些老太太还要揪片叶子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那个单位的人说，同处一栋楼，我们不能坐享其成，应该干点啥。这树叶绑上去摘下来的挺麻烦，干脆春天真树叶快出来时，由我们单位负责烧开水将树根烫死，这样所绑之树叶就永远发挥作用了。不论春夏秋冬，不论阳光阴云，雨水多少，土地肥瘦，它们永远（相对的）都是翠绿的。听了此话，众人一阵狂笑。

我不简单地否定美化环境的行为，也不将今日的美化者与昨日的隋炀帝作简单的类比。但是，我痛心的是，没有钱充阔气，打肿脸充胖子。冬天于大门口扎树叶的这家单位，当时已欠外债好几千万元了，但他们的所作所为，“阔气”得让人眼红。在外人眼里，这个单位肥得流油，胖得走路带喘。他们为什么要如此做呢？仅仅是为美化环境，还是也有如隋炀帝般的心思，要向外人显示自己的实力，而且在负债严重的情况下，越是虚弱，越要显示强大呢？不得而知呀！

李商隐是好事之人，一个唐朝人说人家隋朝皇帝的闲话，什么裁宫锦不裁宫锦的，关卿的事！惹得我也好事了一回，说起了龙爪槐上那些翠绿翠绿的树叶子，想起了几千万元的债务。多嘴多嘴，罪过罪过！2008.12.10

谁怜越女颜如玉

王维以写山水田园诗著称，但写起讽喻诗来，也毫不逊色。他的《洛阳女儿行》，描述了一位贵族妇女的生活，她的容颜看上去十五岁左右，她丈夫家境富有，骑着美玉做嚼子的骏马，优哉游哉，她吃着侍女用金盆送上的鲤鱼等美食。她们家拥有深宅大院，“画阁珠楼尽相望”，园子里被红桃绿柳美化得如同花园。她乘坐的是绫罗作帏的香车。她的丈夫少年得志，轻浮狂傲。她们过着富人间相互来往应酬，歌舞嬉戏，轻浮放纵，纸醉金迷的生活。

在十分铺排地描写了这位贵妇人奢华的生活与空虚的内心后，王维笔锋一转，以贫穷家庭的女孩子与这位贵妇人做了鲜明而深刻的对比，也发出了跨越时空的心灵叩问：“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越地出美女，越地的美女因为家庭贫贱，只能在江边浣洗棉纱。在这里，贵妇人的生活与浣纱女的际遇，简直有天壤之别。

描写贫富差别以及穷人内心酸楚的诗很多，王维的《洛阳女儿行》算一首，宋代张俞的“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算一首，唐朝秦韬玉的“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贫女》）算一首。还有很多很多。

如果将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杨玉环的生活与贫贱的越女比，那更会让人欷歔不平。

客观地讲，人类自形成社会之后，贫富便存在，差别便存在，贫穷者贫贱者的失落感、苦闷感、不平感便存在。用一句“文革”时时髦的话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甚至于客观规律。

中国历代的文人尤其有较大成就较大影响的名人，之所以写了许许多多描写贫富生活状况，揭露贫富差距的诗文，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人民性，他们同情贫苦百姓，并对富人、贵族的盘剥、骄奢持批判与否定态度。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在以怜悯穷人为由头，悲悯自己多舛的命运，宣泄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和仕途的坎坷艰辛。

中国的封建社会，皇权高高在上，臣民们是不可以随便议论朝纲朝政的，对社会制度、社会现状是不可以批评的，对自己的不平遭遇，也是不可以随便发牢骚表达不满的。但文人们又极有头脑，极有思想，因此怨气也极浓极多。怎么办？只有以别的方式，比如以同情受苦之人的方式表现出来。

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贵妇人们过的生活大抵都是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最为奢华时髦的生活，而贫贱的“越女”们，则过着最为简单寒酸基本的生活，看孩子，喂牛喂羊，浣纱下地。极为贫穷的，连裤子都没得穿，只能窝在家里。

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皇帝皇族们，外戚宦官们达官贵人们大抵呼风唤雨，要雨得雨，要风得风，风流潇洒，自由驰骋，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在皇权制所提供的空间里，淋漓尽致地玩弄了权术，表现了才能。而命运不济的士子文人，则过着躲避朝廷迫害、颠沛流离、贫寒寂寞的生活，或者去归隐山林，遁入空门。

如今的社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时期，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时期。如今的中国，也是贫富差距极大的时期。贵妇人们的生活方式如何，奢华现代化到何种程度，我们已不难了解。因为影视的发达，资讯的发达，让身居下层、藏于山林的人也能了解富人们在如何挥霍金钱，享受生活。那位洛阳女，包括历代的皇后皇妃们，与今日的女大款或大款的女人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比。这种不可比性，不单单是时代的相对差异，还有经济实力的绝对悬殊。而如今的“越女”“养蚕女”“绣女”们呢？浣纱的有，养蚕的有，做绣工的有，务农的有，进城打工的有。总之，他们同古代的贫穷女一样，在出着苦力，做着劳工，凭自己的双手维持着最为基本与简单的生活。城市浩如繁星的灯海里，没有她们的一盏。相信她们的内心，也有着极度的悲凉、不平与愤懑。

与古代不同的是，假如今天的“越女”们果真“颜如玉”，那她们大约不会甘心于“浣纱”了。她们会干什么呢？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上学、进城，摆脱落后封闭的环境，摆脱自己悲苦的命运。她们会去做模特，去工厂做工，去公司上班，最不济，去当保姆去饭店当服务员。一定数量“颜如玉”的“越女”，她们的选择是当二奶，当坐台小姐，甚至更为不堪。这大约是转型时期社会的阵痛，或者说是社会发展中难以避免的现象。总体上，今日的“颜如玉”以及颜不如玉的“越女”们，较之唐代，境况还是得到了大大的改善。王维如果生于今日，他会有新的更多的不满，但对于“贵妇”与“越女”的差别，估计不会再发表再多的意见。2008.12.11

生而不像贤

刘禹锡在夔州做刺史，掌管此地的大权时，凭吊了刘备的庙，并作了《蜀先主庙》一诗。诗曰：“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像贤。凄凉蜀故伎，来舞魏宫前。”

对于这首诗，本文不想关注刘备的英明与业绩，也不想关注蜀亡之后其故伎在魏宫前唱歌跳舞，只想就“生儿不像贤”乱侃几句。

刘禅是刘备的儿子，与乃父比，他确实不能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相形容，确实是“生儿不像贤”，只能说是“九斤老太“的后代，一代不如一代。

刘禅是蜀汉后主，他公元223～263年在位。当了40年皇帝，比中国历史上许多的皇帝在位时间要长得多，可是，他用40年时间，就将蜀汉的小命丢了。

刘禅小字阿斗，历史上，人们称他为“扶不起的阿斗”。阿斗懦弱，没有志向，也没有多少治国安邦、开疆拓土的本领。

刘备得了诸葛亮这个丞相能开国，建立了与曹操、孙权抗衡的蜀汉。但刘禅得了诸葛亮这个相，却也难有大的作为。

诸葛亮使出了浑身解数在辅佐阿斗，曾前后两次向阿斗上表。在《前出师表中》对阿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教育”阿斗：“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藏否，不宜异同”，“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他“开导”阿斗，“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人小，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在《后出师表》中，言先帝“是故托臣而弗疑也”，并且用“臣之未解一也”直至“未解六也”，全方位地对阿斗进行了指责。

公平地讲，诸葛亮对阿斗，虽未取而代之，但也确实未尽臣子的礼节。他上表言事，不像臣子对君王，没有那份虔诚与恭敬，有的是教导，是指责，是命令。从这个意义上讲，阿斗可以用他没有实权为借口，推掉蜀汉衰败以至灭亡的责任。但事实是，诸葛亮虽自以为是，虽跋扈，但他是真心辅佐后主的。而阿斗呢，属于孔子形容的那一类人“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刘备的后代不行，“生儿不像贤”是也。其实生儿不像贤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中国有句俗话，叫“富不过三代”，同样的，中国人认为祖父母、父母过于聪明过于强势了，后代必然要弱，甚至白痴。中国的封建王朝，开国之君没的说，个顶个的贤人强人，脑筋聪明，意志坚定，能容人用人，有雄才大略，能开创天下，能治国安邦，而后世后人呢，则显得要逊色一些，而且过不了几代，这个朝代就由盛而衰了，就开始在一些平庸甚至昏庸皇帝的手里苦煎苦熬，苦苦挣扎了。一般的封建王朝，两代三代就交待了的有之，三代五代的也不鲜见，传之十代八代的，就算比较长久的了。朝代的更迭原因是多方面的，“生儿不像贤”是极其重要的原因。

其实，刘禹锡们，诗人们，也不要单单为刘备“生儿不像贤”感到惋惜。唐朝那么多诗人，留下了好几万首精美的诗，可诗人的后代，有几个是诗人，有几个有出息特别有出息？李白厉害吧，诗仙，是“天子呼来不上船”的人物，狂放啊，李白能“斗酒诗百篇”，而且，“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可以称得上天才。李白的儿孙们如何呢？据史家研究，因为近亲结婚，更因为他嗜酒如命，他的几个儿子均是弱智、傻子。杜甫呢？诗圣啊。虽然郭沫若按毛泽东的意思在《李白与杜甫》中扬李抑杜，但杜甫是与李白同量级的诗坛巨匠。他的诗，在关注下层、关注社会方面，比李白还有贡献。杜甫有儿孙吗？有！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娇儿恶卧踏里裂”之句，以“恶卧”、好动、淘气的情况判断，应该是儿子。可这个将他爹的被子蹬破的儿子又如何呢，史几乎无载。平常平凡之人吧，不可能“像贤”。

看了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许许多多“生儿不像贤”的例子，我忽然有一种感悟，我以为，“生儿不像贤”并不只是刘备一个人的悲哀，那是千千万万人的悲哀，是人类发展中的一种必然现象，是人类演进的螺旋式上升，是人类共同的悲情。而刘备呢，能够在力量很弱的情况下，于成都立住了脚，建立了蜀汉，在他，已尽力了，已辉煌了，已“伟大光荣正确”了。至于刘禅像不像贤，有无智谋，有无才干，有无作为，那是他个人的事，与刘备有关，也无关。刘备完成自己的使命走了，就完全不必为刘禅的贤愚操心了，更不必为他的所作所为负责了。

作为普通人，我们要做的，是尽好自己的社会责任与历史责任，至于后代，像不像贤的问题，就听其自然，或者听天由命了。不知刘禹锡以为然否？不要对后代寄托太多的希望，提出太多的要求，心里就坦然了。2008.12.11

共来百粤文身地

这首诗，是唐朝柳州刺史柳宗元写的，诗的题目是《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是写给“同是天涯沦落人”、同病相怜的几位朋友的，即那四个倒霉蛋刺史。其中的连州刺史刘禹锡，大诗人，原来被贬到了播州，播州条件极其差，是柳宗元等人向朝廷争取，并愿以自己的柳州易播州才被改派连州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员、文人有其尊荣、辉煌的一面，也有命运多舛，难以把握的一面，官员的入仕、升迁，降级、交流，官员的命运，不但取决于科举的成绩，自身的素养与能力、做官的政绩、所依凭的社会背景与人际关系，更重要的，取决于皇帝的好恶与皇帝的心情。如果官员们触动了帝王的神经，对其统治带来麻烦以至威胁，或者官员言行的出发点是维护皇权皇威的，只是表达的时间或方式不对帝王的胃口，那官员必然是要倒霉的，重则杀头灭族，轻则贬官流放。

中国古代的许多大文人也是大官人。这些大官人几乎都或轻或重，或直接或间接地遭遇过被贬官与流放的命运。所以在中国，有一门独特的文化，那就是贬官文化、流放文化。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今山西人，贞元九年（793）中进士，曾登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正字，调蓝田县尉，擢监察御史里行，参与王叔文的政治革新，任礼部员外郎，为中央官吏中的要职，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成了地厅级干部。十年后迁柳州刺史。柳宗元的诗，多写遭贬谪后的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这首登柳州城寄四位刺史的诗，堪称其贬谪诗的代表作。

柳宗元参与的政治革新失败了，不论他们的纲领路线错误，操作失当，或被其他政治集团阻挠、破坏、陷害了，反正他们失败了。他从京城被贬到了蛮荒、不开化之地，从高位跌到了半山腰。他的政治抱负未能实现，希望的桅杆遭到折断，人格受到污辱，才华难以实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生活结束了，京城繁华惬意、信息灵通、交友方便、读书写作便利的生活结束了。就连想吃家乡的老陈醋，也变得不那么容易得到了。柳宗元的心里，怎么能不充满怨恨、悲凉、凄苦！“共来百粤文身地”，恨不得把山石拍遍！

唐朝的大官人、大文人韩愈也遭遇过贬官的命运。

韩愈有几次被贬官的经历。第一次是贞元十九年（803），因上书言关中旱灾，触怒德宗，被从监察御史贬为阳山令。第二次，元和十四年（819），因上表谏宪宗迎佛骨，险遭杀身之祸，经裴度等说情营救，被从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对于第二次被贬，韩愈有诗记之，诗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韩愈是忠诚的，他劝阻不要将佛骨迎入“大内”。韩愈是冤屈的，为“圣明”除弊事，却被从天上打到了地上。韩愈是悲情的，他推测自己有可能病死在流放地瘴气弥漫的江边。

韩愈还有一首诗，《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写被流放者“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重腥臊”的悲苦的流放生活，表露自己愤懑凄凉的心境。

和柳宗元一样，韩愈也有一群与自己同命运，遭贬谪流放的朋友。事实上，中国的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遭贬谪的官员成群结队，为数甚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代变了，进步了。但在总体进步的同时，有如马克思老人家说的历史进步中的螺旋式上升，曲折回环。说白了，即某种环节领域某种时段的暂时退步。这个时期，官员们不但有被贬被流放的，而且是集中地大批地流放。这些流放地，大多如柳宗元说的是“百粤文身地”，是偏僻之地荒凉之地，但它们被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五七干校”，“五七”者，即某年的五月七日毛老人家指示要对干部集中进行劳动锻炼与改造；“干校”者，干部学校是也，干活的学校是也。“五七干校”可以说是星罗棋布的。宁夏这么个小小的地方，光中央部委办的“五七干校”就有好几所。其中一所，是国务院办的位于平罗大碱滩上的干校。至此学校劳动锻炼，改造思想的干部有多少，我手中无统计数据，只是知道，最近有单位要拍以此干校为题材的电视片，到北京走访“老学员”，光副部级以上仍然健在的干部，就有一百好几十。“五七干校”其实就是“牛棚”，关“走资派”“牛鬼蛇神”的所在。

在我心目中，印象最深的是团泊洼“五七干校”。因为诗人郭小川在诗里诘问：“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团泊洼当然不平静，“五七干校”当然不平静。但是，如此规模的贬官流放，却未能留下如柳宗元、韩愈、苏轼等官人与文人的贬谪诗文。让人惊诧的是，诗人臧克家，那个曾写过《有的人》的正直的人，却写了一本歌颂“五七干校”生活的诗集，而且美其名曰《忆向阳》，那真是丢了历代诗人文人官人的脸，而且丢大发了。由此观之，当今世界，在特殊的时期特殊的条件下，文人的骨头没有古代文人的硬，脊梁没有古代文人的直。他们不但不敢表达悲凉、失意与怨恨，还会对着脓疮吟诗作赋行文。真正是愧煞人也。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应当向柳宗元向韩愈们学习。学不了“欲为圣明除弊事”的忠诚与勇敢，学学他们发牢骚宣泄情绪的胆量也是可以的吧。对错误的东西连声牢骚都不敢发，那还活个什么劲儿！2008.12.12

先时已入人肝脾

李商隐的七言古诗《韩碑》，叙述了韩愈奉敕作碑文以及立碑、毁碑的经过，对此事件的评价。

唐代自玄宗到顺宗，因藩镇叛乱，京都不守，皇帝狼狈出奔，蒙羞蒙耻。唐宪宗命宰相裴度讨敌，以雪列圣之耻。裴度的十四万大军攻破蔡州，活捉贼首。为此，“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皇帝高度评价了裴度的功劳，并命他的下属，随军做行军司马的韩愈为之撰写碑文，勒石立碑，以为纪念。碑文借鉴尧典等文，写得文采飞扬，言辞深切。碑立起来了，“碑高三丈字如斗”。但是，好事做了，麻烦来了。有人向皇帝进谗言，说韩愈的碑文包藏着私心。言外之意应该是写裴度的功劳多了，功高震主了。于是乎，“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碑趴下了，上面的文字也被磨掉了。类似的场景我们在电视上看过，伊拉克人把长绳拴在萨达姆塑像的脖子上，一个个地拽倒捣毁。历史真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论所为对错，手法出奇的一致。

韩愈的遭遇很悲惨啊！但是，韩愈的功，裴度的功，是难以被埋没湮灭的。因为，“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碑文若天地浩然正气，早已深深刻在烙在人心里了，并未因碑文被磨掉而从人心中流失。

读《韩碑》，最震撼我的，是这两句：“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

人类的思想、事迹等等一旦成为文化，便很难被人为地扼杀与湮灭。《韩碑》说，“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商的盘和孔的鼎都有铭文，器物虽遗失了，文辞却代代相传。这就是明证。秦始皇“焚书坑儒”，书烧了不少，儒士活埋了不少，但儒与文化，中华文化，仍然鲜活地存在着，蓬勃地发展着，这也是明证。

其实，可以支持李商隐观点的事例很多。

藏族的《格萨尔王》，英雄史诗，长达几十万行。这部史诗，基本上是靠民间艺人一代又一代吟唱背诵，流传下来的。为什么能够流传？因为格萨尔是他们民族的英雄，他们心目中的神。

除了藏族，我国的其他少数民族，比如蒙古族以及西南的一些民族，许多也虽无碑，也无书，却有“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气势宏伟、可歌可泣的史诗和民间叙事诗。

有内涵，有深度，有能力，有活力的思想是禁不住的。

孔子的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源泉，也是中华民族道德的重要凭依。“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攻势猛烈，但“孔家店”的某些柱石仍然屹立在中国人的心里。孔家店有该打的地方，全盘推倒则不可行。“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把“四书五经”以及《三字经》《千家诗》《女儿经》等等都纳入了批判讨伐的范围。可年轻的一代，通过“批判”，接受了儒家文化的滋养与沐浴。

历史的事实也是抹杀不了的。中华有丰富的著述，清朝皇帝为了删除内中揭露他们祖先原始落后习俗，以及其宫廷斗争中的肮脏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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