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琳琳,孔德生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试读：
一、救亡图存的英勇抗争
（一）中国社会由盛转衰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曾创造过彪炳全球的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在世界历史上放射出炫目迷人的光彩，在人类文化史上涉下辉煌的足迹。灿烂的中华文明，特别是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四大发明、万里长城、丝绸之路、汉唐文明曾吸引了无数海外学者到中国留学，中国成为当时知识的象征。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贡献多多，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世界现代化的步伐。但是，当历史的脚步进入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和发展，而中国仍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外扩张，古老的中国遇到了空前严重的挑战，面临着极其深刻的生存危机。几千年未遇的大变局即将到来，也由此拉开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幕。
然而，这种文化优势在近代社会悲壮地衰落了。面对世界性近代化、现代化的潮流，中国的现代化脚步却姗姗来迟。西方社会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始就已踏上了现代化的历程，而中国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天朝的大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我们才产生了历史危机感，才明白了现代化对我们来说已不是洋人的罗曼蒂克，而是一个民族生存的保障，于是，中国的仁人志士才开始了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从而真正拉开了现代化帷幕。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发展之履迈得如此艰难？又是什么原因使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在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一次次夭折？让我们随着世纪回眸的镜头，去追寻它的答案。
无论是西欧还是俄国、德国、日本，当现代化启动之时，就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王权式中央政府。它有力地促进了统一市场的形成和民族国家的新生。而18世纪时的清王朝还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正处于“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社会秩序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加强，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整个国家处于中央集权的有效控制之下。而且，当时中西文化交往频繁，西方的商人、传教士、外交使者纷纷带来了西方的天文知识、地球图、钟表、仪器、火炮等科学技术，在这些科学技术的幕后已蕴含了西方社会的大变革。这本是中国现代化启动的最好时机。然而，由于清政府没有读懂西方传来的科学技术所蕴藏着的巨大变化，陶醉于“中央王国”、“天朝上国”、“中国即天下”的梦幻之中，没有及早地看清世界形势与潮流，固步自封。西方传来的科学技术只限于宫庭中的玩物，对统治阶级没有产生任何影响。首席军机大臣和珅对“欧洲新发明的日多一日”不屑一顾，执掌国家军事的福康安则认为欧洲新式火器操练法“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练法，谅来没有什么希罕”。就这样，清政府坐失良机，白白丧失了中国转型与发展的大好时机。
清王朝统治时期，虽然也曾有过“康乾盛世”，但从两千多年的封建历程来看，它已处于封建社会的暮年时期。封建社会晚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已严重阻碍了中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变。正当中国封建社会日趋保守衰落时，西方各国陆续告别中世纪而进入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一个落后了，成为弱者；一个进步了，成为强者。正是在这种中西局势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中国进入了近代。（二）鸦片战争与殖民沉沦
19世纪中叶，英国已经基本上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国家，竭力扩张世界市场、掠夺殖民地。英国为了获取暴利，改变对华贸易长期的入超状态，这个号称“日不落”的殖民大帝国居然在对华贸易中使用了一种特殊商品：鸦片，以此从中国掠走了3亿至4亿银元。英国的鸦片走私不仅造成了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和财政危机，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而且直接毒害了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马克思曾经愤怒地谴责“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销烟，这完全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正义行为，但英国政府却借口中国禁烟损害其外贸收入，发动了侵华战争。
1840年6月，英国侵华舰队入侵中国，封锁了珠江海口和广东海面，并继续北上。此后两年中，清政府屡战屡败，最终被迫议和。在这场从海上而来的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败下阵来。以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两白银等为主要内容的《南京条约》，记录了中华民族在西方殖民者的枪炮逼迫下所遭受的屈辱。鸦片战争不仅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一些领土被割让出去，而且西方殖民主义者还在中国强占租界。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中国历史的发展自此发生了重大转折，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是在被西方掠夺者的坚船利炮的打击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社会既不是完全的封建主义社会，更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西方列强和本国封建主义联合压榨下的畸形社会。这个社会不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社会形态，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受西方列强控制而又保持形式上或名义上的独立的社会。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使近代中国社会的国情发生扭曲，严重地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烙印，呈现出复杂性和特殊性。
从经济上讲，这一社会既有封建主义经济，又有资本主义经济，还有大量的个体经济，而以封建主义经济占主体地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既有外国资本，又有民族资本，还有官僚买办资本，而后以帝国主义资本占垄断地位。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很不平衡。
从政治上讲，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是处于许多西方列强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的长期不统一状态。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成为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沉重枷锁，主权分裂，形成“国中之国”、“权中之权”。列强与封建势力相勾结，残酷地镇压中国人民的进步运动，中国人民没有独立与民主。
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权、内河航行权、掠夺华工权、驻军权、传教权、办学权、办报权等一系列特权。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军事等方面完全被帝国主义所操纵和控制，帝国主义成为中国的太上皇。
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庭”，仰帝国主义的鼻息而苟延残喘。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后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任何一次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进步运动都遭到了来自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联合镇压而终至失败。中国外无民族独立、内无民主自由。（三）早期国人的救国探索
历史是一条川流不息的时间长河，鉴往知今。当我们满怀信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我们禁不住要回首那段屈辱悲怆壮烈的中国近现代史，反思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现代化艰苦卓绝的追求。回眸19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沧桑旅程，人们会惊讶地发现，早期国人的救国探索全部归于失败，我国在历史上曾有过几次大的发展机遇但最终一一丧失。
救国探索之一：地主阶级开明派的“睁眼看世界”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0年间，西方侵略者正处于战后休整时期，形势相对平静。这一时期，地主阶级中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在西方列强进攻中国的隆隆炮声中觉醒了，他们迫切地呼吁清政府要抓住时机，进行改革。一批由中国人编写的西学书籍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有林则徐编写的《四州志》、《华事夷言》，有魏源撰写的《海国图志》，还有李兆济《海国图记》、姚莹的《英吉利图志》、萧令裕的《英吉利记》、杨炳的《海录》等。据统计，这一时期出现的有关西学书籍至少有22部。这一时期的西学书籍，大胆地揭露了中国君主专制的种种弊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介绍了西方国家“广设学校”，各有所学的教育制度，介绍了美国、英国的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制和首领任期制。在这些对西方政治、法律、教育等制度的注意、羡慕和赞誉中，已经模模糊糊地反映出首批“睁眼看世界”者们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怀疑。此外，这些西学书籍还提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思想。尤其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代表了当时先进中国人的愿望和要求。
由此可见，鸦片战争后10年间，正是中国地主阶级先进分子睁眼看世界，了解西方，接受西方的开始。而学习西方，这正是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外生型国家开始走上现代化路程的第一步。如果清政府抓住了时势造成的大好契机，接受这些有识之士的建议，抓紧这10年时间奋发图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是有所为的。但是，腐败的清政府却没有从失败中清醒与振作起来。《南京条约》签订后，他们反而产生了可以苟安下去的想法。他们继续在醇酒美人中逍遥自在，视改革与发展为“多事”。中国又一次丧失了机遇。
救国探索之二：地主阶级洋务派的“富国强兵”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列强一度对华采取“合作政策”，出现了“中外相安，长年无事”的暂时稳定局面。在国内，太平军和捻军被镇压后，农民起义也相对沉寂了30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段难得的相对稳定时期。此时，西方列强加速发展，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中国的东邻日本也迅速崛起。中国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与被侵略的危险。时代再一次要求中国抓住时机大力发展。这种形势下，封建统治营垒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都程度不同地认识到了这种机遇，认为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试图移植西方近代技术之花，接中国封建体制之木，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治国方略，急切地要在中国加速建立近代工矿业与近代海军。并大声疾呼：“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在他们的呼吁和推动下，终于引发了一场被称作“洋务运动”的改革与发展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
洋务运动最早引进了西方近代生产技术，创办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军工、民用等近代化企业，同时也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生长。但是一些顽固派官僚斥变革为“以夷变夏”、“数典忘祖”，反对办新式厂矿、铁路、学校、新式陆海军，反对造船购械，反对出国留学。再加上洋务运动的本意并非要走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而是依仗其政治权力，企图利用近代生产技术，来维护并巩固封建统治者的宝座。他们的“富强”目标，由于缺乏一套切于实际的、合理的、可操作性的实施程序而陷于空幻。他们兴办的洋务企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未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提供了便利条件。
救国探索之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
维新变法运动是在甲午战争失败，民族危机加深，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有初步发展的条件下，由其政治代表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为首的维新派，依靠光绪皇帝发动的一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刷新内政，抵御外侮，企图把古老的封建专制国家变成一个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近代化国家。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的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瓜分豆剖，迫在眉睫。“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挽救民族危亡，成为中国各阶层人民面临的最大课题。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首当其冲，率先发出一片救亡图存的呼声。1895年4月，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试，得知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后，大为震惊。他立刻联合各省在京参加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子，上皇帝万言书，痛陈《马关条约》将引起的严重后果，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挽救国家危亡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它表明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思潮已发展成为有实际政治意义的维新运动。此后，为了争取上层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康有为与梁启超创办了《中外纪闻》，组织了强学会，努力扩大政治影响。康有为共八次上书，主张效法俄、日，以君权厉行变法，促使光绪帝下定变法决心。1898年春，在救亡图存的爱国浪潮中，康有为、梁启超又发起成立了有维新人士和开明官僚两百余人参加的保国会，推动了维新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维新思潮的激荡，促使光绪帝下定决心变法。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光绪帝先后颁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书、谕令，从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起，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止，共103天，故历史上称之为“百日维新”。
戊戌维新运动的目的在于，经济上全力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条件；政治上摆脱帝国主义羁绊和皇帝专制，实现民族独立和君主立宪制。它点燃了爱国与民主的火炬，敲起了救亡图存的警钟，推动了思想的启蒙和解放，成了中国民主革命链条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光绪皇帝颁布的广开言路、提倡西学、裁撤旧衙门、奖励农工等新政措施冲击了封建制度，开阔了人们眼界，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的传播，符合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趋向。
然而，这次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运动，最后也没有逃脱被封建顽固势力扼杀的命运。9月21日凌晨，慈禧经过精心策划，先将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由她“临朝训政”，继而逮捕和屠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在外国友人帮助下逃出国门，谭嗣同等六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其他维新派和大批参与新政及倾向变法的官员或被判刑罢官或被抄家放逐。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夭折了，中国发展的机遇又一次被断送。
救国探索之四：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
中华民族是带着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20世纪的。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全面控制下，清政府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甘心充当“洋人的朝廷”。因此，推翻清王朝成了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焦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领导了一场旨在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它标志着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开端。全国涌现出一批革命团体和爱国组织，在各地开展宣传、组织工作，为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作了组织准备。1905年，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核心。它以“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为革命纲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奋斗目标。三民主义力图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社会经济进步与发展等各种问题，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之前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一种最为进步和完整的学说。
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武装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进行了坚韧不拔的努力。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它使长期以来蕴藏在亿万民众心中的革命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迅速形成了全国规模的革命热潮。这场革命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大胜利，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改造中国的一次伟大实践。辛亥革命的成功，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唤起了民族的觉醒，被称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然而，正当人们沉醉于建立民国的凯歌之时，风云骤变，悲剧的命运已暗暗袭来。袁世凯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步步进逼，胁迫革命党人向他交权。革命党人以袁世凯答应清帝退位、实行共和为条件，向袁世凯交出了革命政权。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正式下诏退位。4月，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仅存三个月就消亡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代理人袁世凯窃取，对内实行专制独裁，对外出卖国家主权。民国徒有虚名，政权的实质不过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或“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所联盟的专政”。资产阶级爱国志士们长达十余年孜孜以求的救国目标得而复失，中国社会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们的救国方案实际上已宣告破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不仅是一面镜子，让我们通晓自己的过去，更主要的是一本教科书，可以使我们吸取经验教训，拨开迷雾，指导未来。当我们把视野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的沧桑历史收回到现实，站在新世纪的高度，立足国情，放眼世界，会得出一系列历史性的结论：第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是阻碍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原因。第二，近代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是救国探索失败的主观原因。第三，必须从国情出发，走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近代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不仅决定了中国革命发展规律和道路，也决定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这就是通过革命解决旧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入手。这条道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才能实现。
二、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
（一）中国共产党建立各个阶级的救国探索最终都归于失败，中国究竟走什么路的问题，再一次摆在先进中国人面前。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界性事件。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陷于彷徨和苦闷之中的中国人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反复比较中，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纷纷成立，新的革命思想在中国传播。
1919年5月4日，北京三千多名爱国学生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游行的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对于中国要求取消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的合理要求则置之不理。继5月4日的北京学生游行之后，全国各城市青年学生都起来支持，并且从6月5日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各界民众都行动起来，汇聚成一次涉及范围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这个运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揭开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崭新篇章，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
五四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地传播，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并使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先进中国人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集合起来。1920年2月9日，在北京通往天津的路上，因传播革命主张而被北洋军阀通缉的陈独秀和护送他离开的李大钊，积极筹划组建中国共产党。这段惊险的历程，就是历史所讲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1年7月23日，13位来自各地的党组织选派的代表汇聚在一起，在上海秘密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使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预示着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必将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而达到胜利的目标。
1922年7月，中共二大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纲领。从1922年1月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13个月中有30多万人参加了100余次罢工，这些斗争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也促使了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下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顺利召开。会议提出了经重新阐释了的“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还通过决议，同意中国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从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
由国共两党合作下的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开始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战争。农民、工人被组织和动员起来，形成了历史上空前广泛而深刻的群众运动，史称大革命。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攻占上海和南京，完全控制了长江中下游以南各省，北伐形势大好。但是，蒋介石勾结中外反动势力，积极策划反革命政变。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以“清党”为名，在东南各省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并在其辖区内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搜捕和屠杀。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工农革命运动被镇压了下去。（二）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成功开辟
在大革命失败的严峻关头，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紧急会议，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在此前的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辟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其后逐步开辟赣南、闽西和闽浙赣、鄂豫皖、湘鄂西、左右江等根据地。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出发，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渐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新道路，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探索与奋斗，把处于险境中的中国革命引向通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用革命的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等人启动中国革命航船，复兴中国革命大业，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一次历史性抉择。1．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辛实践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革命胜利，马克思列宁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斗争中，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逐步将所在地区党的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而毛泽东则“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之后，正确地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果断地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部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进军。起义部队于10月下旬到达井冈山地区，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就从实践上解决了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如何把革命退却与进攻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解决了党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策略方针和问题；同时，它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从实践上开辟了一条在农村重新积聚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发展的新道路，并成功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战略转变。
随后，各地共产党人领导红军充分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主动出击，扩大红色区域，发展工农武装，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顿成燎原之势。其中比较著名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有：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等。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已建立大小10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约10万人，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10多个省份。其中，闽浙赣、赣南闽西和湘鄂赣三个根据地几乎呈半圆形对南昌地区形成包围之势；洪湖、湘鄂赣和湘赣三个根据地则呈弧形对长沙地区形成包围之势。但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些根据地毕竟多处于边界地区或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区，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占优势的仍是沿用旧的耕作方式的小农经济，生产力低下，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群众中大多数人不识字，封建的家族组织和迷信习俗很普遍。有些地区还有带着浓重的流寇思想和游民习气而啸聚山林的绿林武装。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条件，既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同时又使它的存在和发展遇到很多不易克服的困难。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展武装斗争，创建红色政权，经过艰苦的战斗，使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和巩固起来的。
土地革命的深入和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农村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分别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等苏区和红军部队，以及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共六百多人。大会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瞿秋白等63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1931年1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布告，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群众建立全国性质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它标志着在中国领土之内已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权，一个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反革命政权；一个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民主政权。它反映了当时党和人民迫切要求建立自己的政权，推进革命发展的普遍愿望，它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服务人民的初步尝试。在其后几年时间里，进行了政权、军队、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使根据地发生了很大变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对于后来抗日战争时期党建立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都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2．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及时地、果断地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在这以后一段时间里，却又出现了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党内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其中尤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和破坏最大、最严重。
1933年9月，在蒋介石发动的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中，由于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央排斥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否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作战的正确原则，而采取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的错误作法，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损失极为严重，数载浴血奋斗才建立的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党的组织被敌人破坏达90%以上。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其他根据地的红军也陆续长征。
红军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挥员面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红军屡次失利，现又几乎濒于绝境，这与前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发展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由此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的结果。中央红军主力虽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但自身却付出沉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指战员们开始思考这一系列失败的原因，毛泽东在长征行军中同王稼祥、张闻天和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他的正确意见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的支持。周恩来和朱德等也尊重和支持毛泽东。这些同志在行军途中同博古、李德等人的分歧越来越大。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场，一路展开争论。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紧急扩大会议，使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过程中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尽管它在当时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也没有探讨造成军事指挥错误的深刻的政治原因，但是它却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当时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从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初步形成。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开始在党中央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三）八年抗战首创百年纪录
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真谛在于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其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前期，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提出为标志，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
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国民党政府却仍将兵力用于“围剿”工农红军，对日本则实行不抵抗主义和妥协退让的政策，致使11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沦陷。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以后，随即开始入侵中国华北地区。1935年，日本在华北制造一系列事端，实行“华北特殊化”，加紧实施其既定的侵华政策。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在“哭谏”无效之后，毅然实行“兵谏”，扣留前来西安逼迫他们攻打陕甘红军的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为了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尽了最大的努力，最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开始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全国性抗战开始。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方针，全力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恪守抗战、团结、进步的原则方针，大力进行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大力推进大后方工作，并通过延安整风强化党的自身建设，始终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创造的理论成果，被正式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并将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找到了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由百年衰落走向复兴的历史枢纽。这是因为：抗日战争是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创造了根本前提；抗日战争中民族精神大弘扬、民族意识大觉醒、民主力量大发展，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成长为全国性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成为领导整个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根本保证；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国际地位在转变，中国国际地位的大提高是中华民族开始走向复兴的象征。（四）解放战争决胜新中国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为了争取和平民主，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飞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同年10月10日，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密切合作，同国民党当局认真协商，推动政协会议达成和平建国的五项协议。但是，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和平建国并没有到来。政治协商会议结束仅仅五个月后，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全国性的内战。
全面内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是极为严峻的。当时，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为430万人，不仅接收了100余万日军和数十万伪军的装备，而且美国还为它训练和装备了50万军队，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为127万人，装备基本上是缴自日军的步兵武器。国民党的兵力还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以及全国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正是凭着军力和经济力的优势，蒋介石声称，这场战争“一定能速战速决”。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扬言，“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整个解决”中共军队。
但是，国民党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执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同时，官员们极其腐败。国民党政府派出的官员到原沦陷区接收时，把接收变成“劫收”，谁有金条，谁就有理，百姓称其为“有条有理”。上海《大公报》的社评中写道：国民党政府的做法“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这就注定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必然失败。国统区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运动，与战场上国民党军的溃败，共同奏响着蒋介石政权最后的挽歌。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这三大战役前后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154万余人，其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当局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和平谈判宣告破裂。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在大陆的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了历史日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认定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符合于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这个政治声明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自愿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心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拥护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毛泽东把此行比做进京赶考，希望能够考试合格。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开幕，建立新中国的筹备工作正式全面展开。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当时，这是全国人民的大宪章，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它明确规定：新中国的国体是“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新中国的政体是“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率领全体政协代表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隆重的奠基仪式。这也是为即将宣告诞生的新中国奠基，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时代到来了！
三、新中国成立与社会主义建设起步
（一）开启中国历史新纪元中国自近代以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中国人民面临的历史任务，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鲜血、光荣与梦想。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开始了20世纪中国第二次历史性巨变。
建立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长时间内，由于反动力量远远大于人民革命力量，这种目标还只是个美好的远景。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随着建立新中国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同追求，这个问题便提到现实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公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这一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海外华侨的热烈欢迎。他们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阻挠和破坏，纷纷汇合到北京。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他在开幕式上讲道：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涤荡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1949年9月21日下午7时，毛泽东等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会在欢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场外鸣放54响礼炮声中隆重开幕，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5分钟之久。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庄严时刻，这是中国各族人民空前大团结的象征，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盛会。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了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与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从此，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经过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定于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
9月30日，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同时选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180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会议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政府机关，开始执行各项政府工作。下午3时，首都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并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基本的胜利，标志着中国广大人民受奴役受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已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新时代。新中国成立是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起点，因为它是真正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开端、成功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重新走向世界大国的全新开始。（二）三大改造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中国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实际工作经验的积累，并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初步成功的强烈示范和鼓舞下，1952年底，毛泽东提出了加快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这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此为标志，旨在全面建立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经济变革正式展开。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通过引导个体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逐步实现的，一般经过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这样几个阶段。早在战争年代，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就已出现农业劳动互助组，其特点是合用耕畜、集体劳动、各自经营。新中国成立后，互助组有了更广泛的发展。到1952年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到全国农户总数的40%。从1953年开始，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大量发展起来，到1955年上半年达到67万个，参加农户约1700万户，占全国农户的14.2%。1955年夏季，开始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其特点是耕畜农具作价归公，劳动产品按劳分配，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经济。1956年农业合作化的步伐大大加快，当年底，全国已有96.3%的农户参加了合作社，有87.8%的农户参加了高级社。至此，基本实现了农业的合作化。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引导个体手工业者走合作化道路实现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手工业在我国工业生产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手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20%左右，手工业产品占农民所需工业品的60%到70%。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一般经过供销小组、供销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样几个阶段。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推动下，手工业也出现合作化高潮。1954年全国还只有13.6%的手工业者参加合作社，到1956年年底已经有92%的手工业者组织到生产合作社中，个体手工业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制定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利用、限制、改造”，使其逐步从低级到高级并对民族资本实行赎买政策而获得成功。这是国家通过国家机关的管理、国有经济的主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利用当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鼓励和支持它们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1955年以前主要进行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其特点是生产资料由国家和资本家共同占用，盈利的分配按照所得税、公积金、福利基金、股息红利四部分实行“四马分肥”。1955年底开始进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其特点是生产资料全部交给国家进行清产核资，盈利分配不再按照企业利润率而是按照每年5%付给资本家定息，资方人员由国家安排工作。企业的生产关系实际上变成社会主义性质了。到1956年底，全国已有99%的私营工业户和82%的私营商业户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
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在改造的后期由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以致长期遗留了一些问题，但是有两个基本事实必须肯定：一是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完成了消灭私有制这样一个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变革，不但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而且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二是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震荡，而是极大地加强了人民的团结，它是在人民基本上普遍拥护的情况下完成的，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使中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公有制经济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1956年与1952年相比，在国民收入中各种经济成分所占比重：个体经济从71.8%下降为7%，私营经济从6.9%下降为0.1%，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三项合计比重从21.3%上升到92.9%。这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经济成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在我国建立起来，中国已经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在新中国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作用。这也正如党的八大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人民唯一正确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还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即创造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形式，用和平的方法改造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并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设想，以新的经验和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2．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
国民经济的恢复，为即将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人用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曾直言不讳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此话一语道出了新中国人们奋起直追的迫切心情。
1953年新年伊始，《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宣告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号召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为实现工业化而积极奋斗。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在顺利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与执行，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内容，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重大步骤，标志着我国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一五”计划于1953年开始正式实施，其基本目标是：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经济轨道，以建立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一五”计划规定的经济建设任务，主要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胜利实现。其主要成就是：
第一，一批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五年内全国完成的基建投资总额达550亿元，其中国家投资为493亿元。五年新增加固定资产460亿元，相当于1952年底全国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的1.9倍。“一五”期间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1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五年间，有595个大中型项目全部建成并投入生产。我国过去所没有的一些工业部门，包括飞机、汽车、重型机器、精密机器、发电设备、冶金和矿山设备、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等，也从无到有地建设起来，从而增强了基础工业的实力。“一五”期间，以铁路为中心的交通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到1957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到29900公里，比1952年增长22%；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25万多公里，比1952年增加1倍。与此相对应，工业技术基础得到加强，生产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五年内，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8%。计划规定的46种主要产品中，生铁、钢、钢材、水泥、发电机、机床、棉纱、棉布等27种的产量提前1年达到原定1957年达到的水平。1957年钢产量为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近3倍；煤炭产量为13100万吨，机床产量28000台，比1952年增长1倍左右。
第二，农业生产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1957年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25%。粮食产量1952年达到1950.45亿公斤，比1949年增长71.8%。棉花产量达164万吨，比1952年增长25.8%。其他农作物的产量，也都有很大增长。同时，五年内全国扩大耕地面积5867万亩，造林21102万亩，大型水利建设和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都有很大发展。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
第三，由于经济发展较快，经济效果较好，轻重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在工农业生产的推动下，中国的邮电业、商业、外贸、科教事业以及电影、新闻出版、戏剧等文化事业都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五年内，全民所有制部门的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了30.3%；农民的收入增长30%；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提高22.9%；每人平均的粮食、肉类、食油、食糖、棉布等主要消费品的消费量，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第四，初步建立起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雏形。“一五”时期，为适应大批重点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进一步形成了集中型计划经济体制，其特点是经济管理权限大多在中央政府手中。主要表现在基建项目管理、工业企业管理、农产品管理、计划管理、财政管理、物资管理、劳动工资管理等几个方面。这种集中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优点能够把社会的资金、物资和技术力量动员、集中起来，用于有关国计民生的重点项目，有利于较快地克服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调整生产力地区布局，从而比较迅速地形成新的生产力。在规模比较小，结构相对简单的经济中，这种体制可以有效运行，发挥积极的作用。“一五”期间，在苏联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中国在工业建设上接连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许多项零的突破。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一座制造大型机床的沈阳机床厂、第一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第一座试制飞机的沈阳飞机制造厂相继建成。“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它为新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奠定了初步的坚实的基础，也积累了进行建设的初步的宝贵的经验。（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很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艰辛探索，不断开拓前进。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全面确立，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实施，极大地鼓舞着全国人民的热情，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斗志昂扬，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努力拼搏。从1957年开始，农村普遍开展了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许多当年建立起来的大型水库，至今仍然在当地的农业生产中发挥作用。1957年2月18日，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会议在北京召开；两天后，全国农业展览会在北京农业展览馆开幕。会议和展览，充分展示了农业战线的新成就。在工业战线上，仅仅1957年10月一个月内，相继建成的重大工程就有：我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玉门油矿；世界最高的公路——新藏公路；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像这样一些重大建设项目，在后来的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产生活当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我国的现代工业已经达到工农业生产总值的40%。这样的发展速度，是旧中国所没有的。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为1949年前最高产量的5.8倍；煤炭产量达到1.31亿吨，为1949年前最高产量的2.1倍；发电量达到193.4亿度，为1949年前最高年发电量的3.2倍。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一五”期间，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商业和科学教育文化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一定提高。各行各业蓬蓬勃勃，整个国家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全社会呈现出崭新昂扬的精神面貌，社会主义中国充满生机和活力。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在苏联的直接影响和帮助下起步的。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已经积累了进行建设的初步经验。同时，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严重的矛盾和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决心走自己的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开始探索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