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晓妍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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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点：5G时代物联网产业发展趋势与机遇试读：
前言
19世纪50年代，人类社会开始了信息化时代的征程。70年间，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确实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人类并没有真正进入信息社会，一如人类在进入工业社会的早期，发展依然遵循农耕文明的体系框架一样，在信息社会的早期，人类社会的发展仍然受工业文明的主导。
最近10年，无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等概念的提出，还是云计算、AI、大数据、区块链、边缘计算、5G等技术的突破和商用，尤其是AI、边缘计算和5G几乎明确显示了“以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时代”已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人机双核心的信息技术时代”，也就是说，我们又向往又质疑的物联网时代已然到来。而物联网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人类社会已经到达了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的临界点。
本书旨在描写在这一临界点状态下，人类社会的主要商业形态——物联网到来的必然性、未来的发展趋势、代表性从业者的发展状态，以及推动临界点到来的主要技术驱动力和在其驱动下的未来社会走向。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物联网的到来是人类社会5000年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之所以会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到来，一方面是因为人类需要解决过去，尤其是最近100年的发展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以及价格的大幅降低，使得我们能够大规模地利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
而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将带来新的“必然结果”，比如物质资料的整体变革、商业模式的质变、企业运营模式的改变、劳动力的置换，乃至在工业时代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农业，也将在物联网时代因数字化完成这一进程。
同时，在物联网产业发展最初，也是最艰难的10年间，那些物联网产业的开创者、布道者，或者说初步成功者，对接下来不得不踏入物联网产业的从业者们，又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
最重要的是，不可忽视的技术驱动力，它们将给我们带来什么？又将把我们带往何处去？过去的10年只是技术给产业下了一张“战书”，未来的10年才是产业界“攻坚战”的开始。第一篇 必然到来的物联网时代第一章 5000年发现、200年创造的必然结果
18世纪60年代前，人类社会处于发现自然力量、直接利用自然力量、粗浅改造自然力量的阶段；之后，人类社会进入“人造力量”主宰世界的阶段。但是，人造力量的出现是人类利用自然力量改造世界的结果。事实上，纵观人类发展史，我们取得某些发展的原因总是另一些发展的结果；我们解决某一个问题的结果，也总能成为解决另一个问题的动力。今天我们进入物联网时代，也是过去数千年，我们对自然力量，以及人造力量深度应用后，带来的必然结果。
根据《世界文明史》的记载，人类文明最早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尼罗河第一瀑布至三角洲地区，距今约有6000多年的历史了。作为所有古文明中唯一完整延续至今的原生文明——中华文明，根据较新的考古发现，距今也有5000年左右的历史了。但是，如果不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和造纸术，直到1764年第一台真正近代意义上的机器——珍妮机发明前的5000年，人类都处于发现并直接利用自然力量的阶段。然而，正是因为这个阶段的发现及经验的积累与记载，推动了此后200多年的机器文明，以及即将到来的数字文明。发现并利用自然力量的5000年
人类文明开始于文字的发明，但是人类历史远不止于此。比如中国考古发现的元谋人约出现于170万年以前，从此一直到有文字记载的炎黄时期，被称为石器时代，是指人类以石器为主要（不是唯一）劳动工具的时代。在中华文明史上记载的人类创世始祖们的故事，都是以利用自然力量开始的。有巢氏构木为巢，以避禽兽。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结绳为网以渔。神农氏（炎帝）制耒耜，种五谷；治麻为布，民着衣裳；削木为弓，以威天下；制作陶器，改善生活；尝遍百草，用药治病，创立医学。
在这些故事中，人类的始祖们直接使用自然之物的特性，来满足人类生活之需。比如有巢氏用树枝、树叶在树上建造出简陋的篷盖，是为了躲避野兽和洪水。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使得人类不再依赖天然之火，就可以烧烤食物、取暖等。伏羲氏模仿自然界中的蜘蛛结网而制成网，用于捕鱼打猎，使人类可以自己掌控食物供给。神农氏发明的农具耒耜由木头、石头或动物的骨头制成，完全取材于大自然，神农氏还发现了可以大量种植的稻、黍、稷、麦、菽五谷，教人耕种，结束了人类完全靠天吃饭的时代。医药的概念也是在人类探索驯化植物为农作物的过程中形成的。原始人本无衣裳，仅以树叶、兽皮遮身，神农教民麻桑制为布帛后，人们才有了衣裳。
也就是说，这些技术和发明，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当时所需。但是它们造成的结果是，人类从蛮荒时代进入了农耕时代。人类进入农耕时代后，还在不断发展，因为不断有新的需求出现。比如为了解决蒸煮、储存食物的问题，神农氏发明了陶器。“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就开始注重礼节、文娱等，比如伏羲氏制定了中国最早的嫁娶制度，实行男女对偶制，用兽皮作为聘礼。并以所养动物为姓，或以植物、居所、官职为姓，以防止乱婚和近亲结婚，中华姓氏便起源于此；还创造文字，用于记事，取代了以往结绳记事的形式。发明陶埙、琴瑟等乐器，创作乐曲歌谣，将音乐带入人们的生活。神农氏制五弦琴，以乐百姓。物质丰盈，人民安居乐业以后，就开始解决物质不平衡的问题，所以神农氏“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贸易就开始了。
这一切，都为中华民族接下来5000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到了黄帝时代（公元前2500年左右），政治、政权、君臣、战争的概念就出现了，发生了中华文明历史上一场有名的战争“涿鹿之战”。同时也为私有制的发展埋下了根源。从黄帝到禹时期，大部分发现和“发明”都偏娱乐和制度。比如黄帝时期的舟车、井、鼎、铜镜、鼓等；颛顼时期出现了玛瑙饰品；帝喾时期出现了鼙鼓、笭、管、埙、帘等新乐器，订立了节气；尧帝时期测定出了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发明了造酒技术，并创造围棋等；舜帝时就开始挖沟开渠，以利灌溉，疏通河道，治理洪水。说明在舜这一时期，虽然经历了一场大洪水，但是人们的生活还是比较安乐稳定的，所以才会在禹治国时期，因“剩余财富”而出现私有制，产生贵族阶级，各部落为了争夺财富，开始不断战争，战俘被充当为奴隶，奴隶制社会开始萌芽，氏族社会濒临崩溃。
进入奴隶制社会后，奴隶们得以集中劳动，生产力得到了提高。同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需求，手工业和畜牧业都独立了出来，比如在夏朝（约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烧制陶器，琢磨石器，制作骨器、蚌器，冶铸青铜器和制作木器等，各种手工业都成为一个独立行业，出现了专门从事畜牧业的奴隶和部落。在商朝（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农业和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比如开始人工养淡水鱼、发明了瓷器、掌握了多种纺织技术等，并出现了职业商贩。同时，商朝还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文字记载的王朝。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冶铁技术得到发展，出现了金属农具（古希腊也在公元前1130年左右开始使用铁器）；出现了贝壳、铜制货币；出现了土地转让；出现了学校。那时候，虽然围绕人们生产生活的物质资料没有那么丰富和先进，但是当今社会大部分物质、服务形态的雏形已经形成了。
不过，从上古时期，一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人类都处于“发现自然现象——将当时可用于解决人们生活与生产所需的自然物品、工具或现象，加以直接利用，或者通过简单的手工劳动将其进行加工后利用”的阶段。
比如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为了征收田赋，发明了度量衡器具；影响世界的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便出现于该时期的战国时代。秦代（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由于常年征战，兵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且秦统一了文字、货币。汉朝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西罗马帝国刚刚建立），由于商业贸易的发达，出现了丝绸之路；同时出现了中国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东汉张衡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能够预报地震的候风地动仪。隋朝时期（581年—618年），开建运河，建成了著名的隋唐大运河，成为此后数百年中国各地主要的经济纽带。唐朝时期（618年—907年），农业工具取得了更大发展，比如出现曲辕犁、新的灌溉工具水车和筒车；水路交通的发达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到了宋代（960年—1279年），由于火药的发明，霹雳炮、震天雷、引火毬、铁火炮、火箭、火毬、火枪、火炮等武器登上历史舞台；在农业方面不仅出现了踏犁、秧马等工具，还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本讲述制糖术的专著《糖霜谱》；由于纺织业的高度发达，印染业也发展起来；北宋时期，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因交通以水路为主，造船技术已经高度发达，比如宋神宗时期就造出了600吨的“神舟”，发明了隔水仓技术，一两个船舱漏水，不会影响整条船，后来这项技术还经马可·波罗传入欧洲；沈括撰写的《梦溪笔谈》详细总结了宋朝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并提出了诸多领先世界的理论，比如地理上的流水侵蚀作用、物理上的磁偏角现象等。元朝时期（1206年—1368年），为了适应大规模商品交换的需求，建立起了第一个完整的纸币流通制度。明代（1368年—1644年），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农业出现了专业化、商业化的趋势；民间手工业高度发达，官营企业开始萎缩；石油钻井技术、采矿技术、化学药物的提取和制备技术等均已出现并应用。清代（1636年—1912年），欧洲崛起，并把工业革命的成果推向全世界。“人造力量”开始主导世界的200年
说“人造力量”，并非人类凭空创造的技术和工具，而是对自然力量，以及被改造过的自然力量的进一步认识并深度应用。比如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标志的珍妮机（1764年）的发明，源于发明者詹姆斯·哈格里夫斯撞倒了他妻子正在使用的纺纱机，当他准备去扶正纺纱机时，发现纺纱机还在转，只是原先横着的纱锭变成直立的了。这启发他制造出第一台“用一个纺轮带动八个竖直纱锭的新纺纱机”，功效一下子提高了八倍。到了1784年，“珍妮机”经过不断改进，增加到八十个纱锭。
同时期，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源动力的蒸汽机，雏形为公元1世纪由古罗马数学家希罗发明的汽转球：将一个空心的球和一个装有水的密闭锅，用两个空心管子连接在一起，在锅底加热，使水沸腾后产生的水蒸气由管子进入球中，最后水蒸气从球体的两旁喷出使得球体转动。这是已知最早的将蒸汽转变成动力的应用，但当时只是单纯将其当作一种新奇的玩物，并未予以任何实际应用。直到约1679年，法国物理学家丹尼斯·巴本在观察到蒸汽逃离高压锅的现象后，制造了第一台蒸汽机模型。托马斯·塞维利（1698年）和托马斯·纽科门（1712年）制造了早期的工业蒸汽机。1765年—1790年，瓦特的一系列发明，比如分离式冷凝器、汽缸外设置绝热层、用油润滑的活塞、行星式齿轮、平行运动连杆机构、离心式调速器、节气阀、压力计等，对原有的蒸汽机进行了改进，使蒸汽机的效率提高到原来纽科门机的三倍多，最终使蒸汽机得以大规模用于工业生产。
再比如“电”的发展基础“磁”，从磁石、电磁现象被发现，到被加以利用，经历了4000年左右的历程。据《吕氏春秋》记载，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开始有了指南针的应用，这是已知最早的对“磁技术”的应用。公元前600年左右，一位叫泰勒斯的哲学家对摩擦琥珀吸引羽毛、磁矿石吸引铁片的现象进行了一番思考后，给出的结论是“万物皆有灵，磁吸铁，故磁有灵”。直到1600年，英国人吉尔伯特出了一本名为《论磁学》的书，才提出了摩擦起电的概念。在古代，人们还不能科学地解释打雷现象，直到1708年，英国人沃尔才提出雷是静电产生的。1748年，富兰克林基于同样的认识设计了避雷针。1746年，莱顿大学教授米森布鲁克发明了一种存贮静电的瓶子——莱顿瓶。1786年，意大利物理学家伽伐尼发现了用刀尖碰蛙腿上外露的神经时，蛙腿剧烈地痉挛，同时出现电火花。经过反复实验，他认为痉挛起因于动物体上本来就存在的电，他还把这种电叫作“动物电”。1799年，意大利物理学家伏打沿着“动物电”的思路往下研究，进行了著名的伏打电堆实验，发现了能控制流动的电，并列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电气元素表，使人们对电的认识跃出了静电的领域，开启了电的应用，这才有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
实际上，电的应用并非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唯一驱动力，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电力最具价值的应用，是后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目前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比如通信技术，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推动力信息技术的发展基础之一，向前倒推可以到电报的发明。而电报的发明始于1820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奥斯特发表的一篇发现电磁感应现象的论文。在该论文中，他描述道：在与伏打电池连接了的导线旁边放一个磁针，磁针马上就发生偏转。俄罗斯的西林格读了这篇论文，他把线圈和磁针组合在一起，于1831年发明了电磁式电报机。1835年，美国画家莫尔斯，成功地用电流的“通断”和“长短”来代替人类的文字进行传送，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莫尔斯电码，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电报机问世。同年，莫尔斯和他的合作伙伴成立了电磁电报公司（Magnetic TelegraphCompany）来经营纽约和费城之间的电报线路，电信时代开启。到1846年，该公司已经建成了总长为23000英里（1英里约为1.61千米）的电报线，可以连接美国主要大城市。此外，正是由于电的发明，1821年，德国物理学家赛贝发明了把温度变成电信号的传感器，这使传感技术得以快速发展。1883年，爱迪生发现从电灯泡的热丝上飞溅出来的电子把灯泡的一部分都熏黑了，这种现象被称为爱迪生效应。1904年，弗莱明从爱迪生效应得到启发，造出电子二极管（真空二极管）。此后又不断演进出三极管、四极管、五极管及晶体管。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计算机出现，而真空电子管便是其核心硬件之一。1958年，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的基尔比，把晶体管、电阻和电容等集成在微小的平板上，以热焊方式把元件用极细的导线互连，在不超过4平方毫米的面积上，大约集成了20余个元件，集成电路正式问世。1964年，IBM发明了通用型集成电路计算机，信息科技时代正式开启。
此外，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的物联网时代能够到来，更是由于电力以及相关的电子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纵观人类发展史，我们取得某些发展的原因总是另一些发展的结果；我们解决某一个问题的结果，也总能成为解决另一个问题的动力。比如当人类解决了温饱的问题后，就开始考虑礼节的问题、制度的问题等。礼节和制度被制定出来之后，就需要传播，文字和教育得以发展。为了争夺资源，就会发生战争，武器就被创造出来；为了制造武器，军工业就得到发展。为了提高纺织业的生产力，纺织机器被创造出来，为了生产纺织机器，建立了机器制造工厂。人类社会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从一个必然结果走向另一个必然结果。今天人类社会开始进入物联网时代，也是过去数千年发展的积累，尤其是近代信息科技快速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我们希望通过一些电子信息技术手段能够解决当下的一些问题或需求。比如，政府希望借此提高科技力量、提高整体生产力；企业希望通过新型的手段降低成本或增加收益；老百姓希望能够因此而获得更多便利。物联网就此诞生。当然，在我们通过新的技术手段和运营模式解决当下问题的同时，它已经悄然成为下一个时代开始的基础和触因。第二章 应对后工业时代，困中求变的需求驱动
从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世界进入后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的两个明显特征是整体经济结构从商品经济转向服务经济和产能普遍过剩造成企业经营困难。因此，在新的产业格局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企业乃至国家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比如我国提出供给侧改革，企业普遍谋划转型升级，但是合适的手段是什么？
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通过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预测了人类社会即将进入后工业时代。书中指出，后工业时代的一个明显特征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即整体经济结构从商品经济转向服务经济。中国经济学家许小年表示，后工业时代的另一个特点是产能普遍过剩（除了部分人为造成的供应紧缺领域）。产能过剩将引发两个问题，其中一个便是“企业经营困难”。今天，世界已经基本进入后工业时代。而“享誉全球”的共享单车，可以说是中国全面进入后工业时代的标志，因为它同时折射出了后工业时代的两大特征：商品服务化；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共享单车撕下了传统自行车企业的遮羞布
2018年，共享单车倒闭进入高潮，特别是曾经的共享单车“二虎”之一ofo小黄车的衰落，让业界对新产业的未来又充满了质疑。同时期引起关注的还有共享单车背后的传统自行车企业。因为在共享单车鼎盛时期，国内知名的自行车品牌企业，以及纯粹的代工厂，都曾“水涨船高”过，比如天津还出现了共享单车小镇。因此，随着共享单车的衰落，人们担忧的目光也投向了这些传统自行车企业。
上海凤凰年报显示，其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的收入分别为4.6亿元、6.3亿元、14.3亿元和7.6亿元，其中自行车及相关产品的收入占其当年总营收的比例高达80%以上。而这几年中国的共享单车行业经历了萌芽、崛起和跌落，上海凤凰便跟着坐了一回“过山车”。在其收入最高的2017年，便是因为与当时的共享单车二巨头之一ofo小黄车签下了500万辆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原始设备制造商）订单。不过据后续的起诉事件中披露，截至2018年5月，小黄车实际采购量仅有177.73万辆，且有近7000万元货款未付。随着2018年大量共享单车企业倒闭，上海凤凰的发展状况也急转直下。据其年报显示，2017年其旗下的两家自行车生产公司上海凤凰自行车有限公司和上海凤凰自行车江苏有限公司的总收入达10.39亿元（相关数据参考图2-1），占其当年总收入的73%。而负责其自有品牌销售的上海凤凰自行车销售有限公司，以及负责外贸的上海凤凰进出口有限公司收入分别仅为1.09亿元和2.97亿元。而2018年这三个数据分别为2.16亿元、1.36亿元和3.01亿元。可以看出其OEM代工业务在2018年急剧下滑（相关数据参考图2-2）。
无独有偶，据上海永久（中路股份）的年报显示，2016年和2017年，是其自行车OEM业务收入最高的两年。其中，2016年开始承接共享单车运营商优拜单车（上海永久为其投资方之一，占股12.6%）的订单，并于2017年推出了自己的共享单车（电踏车）品牌——永久智能车（又名共佰单车、永久出行）。虽然囊括了两家共享单车企业，但怎奈在2017年的共享单车大战中，两家均未挤进一线。据公开资料显示，2016年11月，优拜创始人曾宣布将于一年内投放280万辆单车，但是截至2018年7月，优拜单车的活跃用户量仅为75万，且其在2017年9月宣布获得数千万美元投资外，再无融资相关信息披露。而永久智能车可以说从未进入过大规模铺量阶段。因此，和上海凤凰一样，上海永久也被共享单车“带了一波节奏”。上海永久的相关数据见图2-3。图2-1 上海凤凰两家自行车厂2015年—2016年营收对比图2-2 上海凤凰2015年—2018年自行车产销量对比图2-3 上海永久2015年—2018年自行车相关业务收入
天津飞鸽也不例外。2016年12月开始有新闻披露，天津飞鸽开始为ofo代工小黄车。随后，隔三差五便会出现一条双方“甜蜜互动”的新闻。但是随着ofo资金链断裂的消息袭来，飞鸽也因追索逾8000万元的欠款而不得不起诉ofo。飞鸽为ofo代工期间，也推出了自己的共享单车“飞鸽出行”，但是似乎并未出过天津。
实际上，在共享单车风靡的那两年，不仅凤凰、永久、飞鸽这样的通勤车厂商受到了影响，连捷安特这样走高端车路线的名企也受到了重创。据媒体报道称，捷安特以往每年在我国的销量超过300万辆，但是在2017年却不足百万辆，销量下滑65%。2018年，其在我国的销售收入又下降20%。而捷安特也开始将欧洲定位为自己的主要市场。需求转移，供大于需，是传统自行车企业覆灭的根本
共享单车能够成功，很大原因是因为自行车行业在我国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景气，所以共享单车并非传统自行车企业覆灭的根源，只是临门一脚。在共享单车出现前，传统自行车企业普遍经营困难已经有20年之久。以上海凤凰为例，这家拥有120多年历史、曾经在新中国历史上泼下浓墨重彩的自行车名企，其实早已风华不在，其陨落可以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初。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当时民众可触及的唯一通用型代步工具的自行车，市场需求不断攀升，一度到了供不应求的地步。据一篇题为《上海凤凰翻车记》的文章透露，彼时，上海凤凰的知名度达到巅峰，但是产能不足，亦无法在短时间内提升。因此于1986年，采取全国“大联营”的方式，整合了43家自行车生产单位，组成凤凰自行车（集团）公司，通过给那些被整合的“无名”自行车厂“授牌”，使其年产量在1989年达到620万辆，占据当年全国自行车总产量的17%，并在1990年营收超过12亿元。但恰在同一年，受企业改革风潮的影响，上海凤凰的大联营变成了自己的“黑洞”，大部分自行车厂脱离上海凤凰。并且由于品牌授权管理不善，上海凤凰开始了与“假凤凰”的市场争夺战。至1992年，其年产量下降至483万辆。
与此同时，我国的自行车市场也趋于饱和。据公开资料显示，1990年，我国城市每100户拥有自行车188.6辆；农村地区每100户拥有118.3辆。全中国有150多家自行车整车厂和700多家自行车零件生产商。
在此困局下，上海凤凰转战海外市场，据其2003年、2004年、2005年的年报显示，海外营收分别为9.5亿元、14.1亿元和10.1亿元。但是2005年欧盟对中国自行车收取反倾销税，税率从30.6%上升到48.5%，上海凤凰遭遇重创。2005年年底，上海凤凰的控股股东变更为上海市金山区国资委，并于2006年更名为金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大举进入房地产开发市场。同时，金山开发投资1000万元成立上海凤凰自行车有限公司，将其原本的主营业务自行车销售生产等划拨到该公司。此后，自行车业务在金山开发中被边缘化。然而，进军地产并未挽回上海凤凰的颓势。根据上海凤凰过去的年报数据，其地产业务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哪怕在2008年开始的房地产黄金期，上海凤凰旗下的地产公司仍然亏损。2015年年中，金山开发在股市上又改回上海凤凰，而自行车生产销售又重回主营业务地位。此后就赶上了共享单车的大爆发。
上海永久的发展路径也基本类同。1940年成立的上海永久，1993年在上海交易所挂牌上市，上市之年也是其跌落神坛的开始。据其年报显示，1999年亏损达到3.5亿元之巨，戴上了“ST”的帽子。2000年，上海永久持续亏损，濒临倒闭。2001年，其被民营企业中路集团收购。据当时ST永久的年报显示，在中路集团接手之前，其已累计亏损6.8亿元。被收购后，中路集团对其业务进行了重组，在保留既有的自行车业务之外，又增加了保龄设备、自动棋牌桌等康体产品。虽然有新业务加持，但是其营业收入仍一路下滑，从2005年的11.6亿元，跌落至2018年的5.3亿元。其中2008年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点，从2007年的逾10亿元，跌至7.15亿元，其中不乏金融危机的影响，因为其出口业务收入从2007年的2.2亿元，下滑至2008年的0.94亿元。此后，其收入便一直在6亿元左右徘徊。在此期间，自行车、电动车的生产销售仍然占据其主要收入来源，但是收益也都在5亿元左右，再也不复当年荣光。
天津飞鸽也没能独善其身，遭遇甚至更加惨烈。据一篇题为《80岁老飞鸽衰落史》的文章披露，成立于1936年的天津飞鸽，曾于1987年以年产368万辆雄踞世界自行车生产厂的头把交椅。此后为应对当时的市场需求，1988年，天津市的自行车企业都集中到了飞鸽名下，使其成为一家有着3万名员工的行业龙头企业。1990年，天津市轻工业局开始向民营企业发放自行车临时生产许可证，一些从飞鸽下岗的工人开始以家庭作坊的形式制造自行车，两三年间便有200多个自行车家庭作坊出现（共享单车小镇王庆坨的雏形）。同时，飞鸽因款式陈旧等原因，被排挤到市场边缘，收入也从1987年的2.1亿元下降至1991年的5947万元。截至1997年，年产量仅有数十万辆，并累计亏损3亿元，被迫全面停产。此后，飞鸽集团分别于1998年、2004年和2009年对飞鸽自行车进行了三次改制和重组。在经历了2009年较为彻底的改制后，飞鸽自行车终于能够卸下往日包袱，但是却再也回不到往日的辉煌时光，年产量始终徘徊在百万辆上下。2010年开始，飞鸽也开始探索新的方向，比如承建政府公共自行车租赁项目及运营；2015年，与当时风头无两的乐视合作推出“鵟buzzard”超级自行车等。但是2016年年底，随着乐视陨落，“鵟buzzard”的故事也没有了后续。不过同时，飞鸽与ofo的故事开始了。
出现这样的困境，一方面是中国的自行车企业不掌握高端车的核心技术，在高端自行车市场份额极小；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和出行方式的多样化，极大地挤压了它们原本比较有优势的低端通勤车市场。总之，就是供大于需。
身在其中的传统自行车企业其实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凤凰和永久十几年前就走上了转型之路，比如两家企业都进军了房地产。此外，企业也对产品结构进行了调整，比如上海凤凰增加了电动车、童车、轮椅车等产品，同时其自行车产品也从单一的传统车发展为以城市车、山地车、公路车、折叠车、雪地车、沙滩车、场地车、跨界车、智能车等各类新型车和高附加值产品为主。据其2017年的120周年庆典上介绍，其传统车的比例已从80%下降到20%。上海永久增加保龄球设备、自动麻将桌等产品，并不断通过资本运作并购一些朝阳产业。同时，和上海凤凰一样，产品线向电动车、童车，乃至三轮车等领域扩展，自行车产品也发展出了公路车、山地车等多个类目。即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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