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一代孤高百世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琅,桂苓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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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影：一代孤高百世师试读：

回忆陈寅恪先生

别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我写了这样多的回忆师友的文章，独独遗漏了陈寅恪先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对我来说，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据的。我一直到今天还经常读陈先生的文章，而且协助出版社出先生的全集。我当然会时时想到寅恪先生的。我是一个颇为喜欢舞笔弄墨的人，想写一篇回忆文章，自是意中事。但是，我对先生回忆，我认为是异常珍贵的，超乎寻常的神圣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污这了这一点神圣性，故而迟迟不敢下笔。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怀旧集》，已经到了非写不行的时候了。

要论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65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我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改名为外国语文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我曾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安然无恙，而且因此同郑振铎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但也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我同一群学生去旁听冰心先生的课。她当时极年轻，而名满天下。我们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样多学生，知道其中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我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40多年以后，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慈祥和蔼的老人，由怒目金刚一变而为慈眉菩萨。我向她谈起她当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经完全忘记。我们相视而笑有会于心。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Heinich liiders)，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然而，茫茫士林，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学人的所谓“学者”，骄纵跋扈，不禁令人浩叹矣。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到德国，读了吕德斯教授的书，并且受到了他的嫡传弟子瓦尔德施米特(WaldAchmidyt)教授的教导和熏陶，可谓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学殖瘠茫，又限于天赋，虽还不能说无所收获，然而犹如细流比沧海，空怀仰止之心，徒增效颦之恨。这只怪我自己，怪不得别人。

总之，我在清华4年，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得到了一个学士头衔。现在回想起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欧洲著名的作家，什么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莫里哀、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读过，连现在忽然时髦起来的《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等等也都读过，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并不深入，给我留下深远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前者就是在上面谈到寅恪师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也就是美学。关于后者，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谈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有时候，在校内林阴道上，在熙来攘往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决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到了这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在我一生治学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极关重要的转折点。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交道来。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是同学，同为吕德斯教授的学生。这样一来，我的中德两位老师同出一个老师的门下。有人说：“名师出高徒。”我的老师和太老师们不可谓不“名”矣，可我这个徒却太不“高”了。忝列门墙，言之汗颜。但不管怎样说，这总算是一个中德学坛上的佳话吧。

我在哥廷根10年，正值

二

经过了轰炸的炼狱，又经过了饥饿，到了1945年，在我来到哥廷根10年之后，我终于盼来了光明：东、西法西斯垮台了。美国兵先攻占哥廷根，后为英国人来接管。此时，我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国医目疾，就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我10年来学习的情况，并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寄呈。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了先生的复信，也是一封长信，告诉我他的近况，并说不久将回国。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他想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介绍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谁听到能到最高学府去任教而会不引以为荣呢？我于是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谢。

这一年深秋，我终于告别了住了整整10年的哥廷根，怀着“客树回望成故乡”的心情，一步

三

这一年的深秋，我从南京回到上海，乘轮船到了秦皇岛，又从秦皇岛乘火车回到了阔别12年的北京(当时叫北平)。由于战争关系，津浦路早已不通，回北京只能走海路，从秦皇岛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国少爷兵把守，所以还能通车。到了北京以后，一片“落叶满长安”的悲凉气象。我先在沙滩红楼暂住，随即拜见汤用彤先生。按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到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华叫做专任讲师，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为正教授。我当然不例外，而且心悦诚服，没有半点非分之想。然而过了大约一周的光景，汤先生告诉我，我已被聘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这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地出我意料，我这个当一周副教授的纪录，大概也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说自己不高兴，那是谎言，那是矫情。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一辈学者对后辈的提携和爱护。

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寅恪师也来到北京，仍然住在清华园。我立即到清华去拜见。当时从北京城到清华是要费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沿途几十里路全是农田。秋天青纱帐起，还真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的，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像了。但是，有寅恪先生在，我决不会惮于这样的旅行。在3年之内，我曾到清华园去过多次，我知道先生年老体弱，最喜欢当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亲手酿造的栅栏红葡萄酒，我曾到今天市委党校所在地当年神甫们的静修院的地下室中去买过几次栅栏红葡萄酒，又长途跋涉送到清华园，送到先生手中，心里颇觉安慰。几瓶酒在现在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钞票上每天加一个0还跟不上物价飞速提高的速度的情况下，几瓶酒已非同小可了。

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招来了众多的游人和蜜蜂。我们一群弟子们，记得有周一良、王永兴、汪笺等，知道先生爱花，现在虽患目疾，迹近失明，但据先生自己说，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子。大片藤萝花的紫光，先生或许还能看到。而且在那种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人命微浅、朝不虑夕的情况下，我们想请先生散一散心。征询先生的意见，他怡然应允。我们真是大喜过望，在来今雨轩藤萝深处，找到一个茶桌，待先生观赏紫藤。先生显然兴致极高。我们谈笑风生，尽欢而散。我想，这也许是先生在那样的年头里最愉快的时刻。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在解放前夕，政治经济实已完全崩溃，从法币改为银元券，又从银元券改为金圆券，越改越乱，到了后来，到粮店买几斤粮食，携带的这币这券的重量有时要超过粮食本身。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最爱护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介绍王静庵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任教，一时传为佳话。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几句诗：“鲁迅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讲的就是这一件事。现在却轮到适之先生再一次“独为神州惜大儒”了，而这个“大儒”不是别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却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顺便说一句，当时北京汽车极为罕见，北大只有校长的一辆——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二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而寅恪师对于金钱的一芥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可见一斑了。

在这三年内，我同寅恪师往来颇频繁。我写了一篇论文《浮屠与佛》，首先读给他听，想听听他的批评意见。不意竟得到他的赞赏。他把此文介绍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这小刊物在当时是最具权威性的刊物。简直有点“一登龙门，声价十倍”的威风。我自然感到受宠若惊。差幸我的结论并没有瞎说八道，几十年以后，我又写了一篇《再谈浮屠与佛》，用大量的新材料，重申前说，颇得到学界同行们的赞许。

在我同先生来往的几年中，我们当然会谈到很多话题。谈治学时最多，政治也并非不谈，但极少。寅恪先生决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我们谈到当代学术，他当然会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除了对一位明史专家外，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贬低的话。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就连那一位由于误会而对他专门攻击，甚至说些难听的话的学者，陈师也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褒贬的话。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见。与鲁迅先生从来不攻击年轻人，差堪媲美。

时光如电，人事沧桑，转眼就到了1948年年底。解放军把北京城团团包围住，胡适校长从南京派来了专机，想接几个教授到南京去。有一个名单。名单上有名的人，大多数都没有走。陈寅恪先生走了，这又成了某一些人探讨研究的题目：陈先生是否对共产党有看法？他是否对国民党留恋？根据后来出版的浦江清先生的日记，寅恪先生并不反对共产主义，他反对的仅是苏联牌的共产主义。在当时，这也许是一个怪想法，甚至是一个大逆不道的想法。然而到了今天，真相已大白于天下，难道不应该对先生的睿智表示敬佩吗？至于他对国民党的态度，最明显地表现在他对蒋介石的态度上。1940年，他在《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这一首诗中写道：“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吴宓先生对此诗作注释说：“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即“看花愁近最高楼”这一句。寅恪师对蒋介石，也可以说是对国民党的态度表达得不能再清楚明白了。然而，几年前，一位台湾学者偏偏寻章摘句，说寅恪先生早有意到台湾去。这真是天下的一大怪事！

到了南京以后，寅恪先生又辗转到了广州，从此留在那里没有动。他在台湾有很多亲友，动员他去台湾者，恐怕大有人在，然而他却岿然不为所动。其中详细情况，我不得而知。我们国家许多领导人，包括周恩来、陈毅、陶铸、郭沫若等等，对陈师礼敬备至。他同陶铸和老革命家兼学者的杜国庠，成了私交极深的朋友。在他晚年的诗中，不能说没有欢快之情，然而更多的却是抑郁之感。现在回想起来，他这种仰郁之感能说没有根据吗？能说不是查实有据吗？我们这一批老知识分子，到了今天，都已成了过来人。如果不昧良心说句真话，同陈师比较起来，只能说我们愚钝，我们麻木，此外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1951年，我奉命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广州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准备将所有的重要发言稿都译为英文。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我到岭南大学寅恪先生家中去拜谒，相见极欢，陈师母也殷勤招待。陈师此时目疾虽日益严重，仍能看到眼前的白色的东西。有关领导，据说就是陈毅和陶铸，命人在先生楼前草地上铺成了一条白色的路，路旁全是绿草，碧绿与雪白相映照，供先生散步之用。从这一件小事中，也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对陈师尊敬之真诚了。陈师是极富于感情的人，他对此能无所感吗？

然而，世事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解放后不久，正当众多的老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时候，华盖运便临到头上。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针对的全是知识分子。批完了《武训传》，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批、批、斗、斗、斗，最后批到了陈寅恪头上。此时，极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开始。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材，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问题。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40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可是，从那以后，直到老师于1969年在空前浩劫中被折磨得离开了人世，将近20年中，我没能再见到他。现在我年龄已经超过了他在世的年龄5年，算是寿登耄耋了。现在我时常翻读先生的诗文。每读一次，都觉得有新的收获。我明确意识到，我还未能登他的堂奥。哲人其萎，空余著述。我却是进取有心，请益无人。因此更增加了对他的怀念。我们虽非亲属，我却时有风木之悲。这恐怕也是非常自然的吧。

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虽然看样子离开为自己的生命画句号的时候还会有一段距离，现在还不能就作总结，但是，自己毕竟已经到了日薄西山、人命危浅之际，不想到这一点也是不可能的。我身历几个朝代，忍受过千辛万苦。现在只觉得身后的路漫长无边，眼前的路却是越来越短，已经是很有限了。我并没有倚老卖老，苟且偷安，然而我却明确地意识到，我成了一个“悲剧”人物。我的悲剧不在于我不想“不用扬鞭自奋蹄”，不想“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而是在“老骥伏枥，志在万里”。自己现在承担的或者被迫承担的工作，头绪繁多，五花八门，纷纭复杂，有时还矛盾重重，早已远远超过了自己的负荷量，超过自己的年龄。这里面，有外在原因，但主要是内在原因。清夜扪心自问：自己患了老来疯了吗？你眼前还有100年的寿命吗？可是，一到了白天，一接触实际，件件事情都想推掉，但是件件事情都推不掉，真仿佛京剧中的一句话：“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此中滋味，只有自己一人能了解，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有时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自己的一生。自己究竟应该怎样来评价自己一生呢？我虽遭逢过大大小小的灾难，像十年浩劫那样中国人民空前的愚蠢到野蛮到令人无法理解的灾难，我也不幸——也可以说是有“幸”身逢其盛，几乎把一条老命搭上，然而我仍然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自己赶上了许多意外的机遇。我只举一个小例子。自从盘古开天地，不知从哪里吹来了一股神风，吹出了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的族类。知识分子有很多特点，在经济和物质方面是一个“穷”字，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在精神方面，是考试多如牛毛。在这里也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例子俯拾即是，不必多论。我自己考了一辈子，自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到留学，月有月考，季有季考，还有什么全国通考，考得一塌糊涂。可是我自己在上百场国内外的考试中，从来没有名落孙山。你能说这不是机遇好吗？

但是，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如果没有人帮助。一个人会是一事无成的。我也遇到了极幸运的机遇。生平帮过我的人无虑数百。要我举出人名的话，我首先要举出的，在国外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另一个是教吐火罗语的老师西克教授。在国内的有四个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如果没有他同德国签订德国清华交换研究生的话，我根本到不了德国。一个是胡适之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如果没有他们的提携的话，我根本来不到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至于他为什么不把我介绍给我的母校清华，而介绍给北大，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至今恐怕永远也是一个谜，我们不去谈它了。

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一向认为，感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但是，我对他们四位，以及许许多多帮助过我的师友怎样“报”呢？专就寅恪师而论，我只有努力学习他的著作，努力宣扬他的学术成就，努力帮助出版社把他的全集出全，出好。我深深地感激广州中山大学的校领导和历史系的领导，他们再三举办寅恪先生学术研讨会，包括国外学者在内，群贤毕至。中大还特别创办了陈寅恪纪念馆。所有这一切，我这个寅恪先生的弟子都看在眼中，感在心中，感到很大的慰藉。国内外研究陈寅恪先生的学者日益增多，先生的道德文章必将日益发扬光大，这是毫无问题的。这是我在垂暮之年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愉快。

然而，我仍然有我个人的思想问题和感情问题。我现在是“后已见来者”，然而却是“前不见古人”，再也不会见到寅恪先生了。我心中感到无限的空寞，这个空寞是无论如何也填充不起来了。掷笔长叹，不禁老泪纵横矣。1995年12月1日

回忆汤用彤先生

自己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过去80多年的忆念，如云如烟，浩渺一片。但在茫茫的烟雾中，却有几处闪光之点，宛如夏夜的晴空，群星上千上万，其中有大星数颗，熠熠闪光，明亮琅璨，无论什么时候回想起来，都晶莹如在眼前。

我对于汤用彤先生的回忆就是最闪光之点。

但是，有人会提出疑问了：“你写了那么多师友的回忆文章，为什么单单对于你回忆中最亮之点的汤锡予(先生的号)先生却没有写全面的回忆文章呢？”这问得正确，问得有理。但是，我却有自己的至今还没有说出过的说法。试想：锡予先生是在哪一年逝世的？是在1964年。一想到这个年份，事情就很清楚了。在那时候，阶级斗争已经发展到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程度。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还没有爆发，但是对政治稍有敏感的人，都会已经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高压气氛。锡予先生和我都属于后来在十年浩劫中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一号的人物。我若一写悼念文章，必然会流露出我的真情来。如果我还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没有真感情，我不写回忆文章。但是，在那个时代，真感情都会被归入“小资产阶级”的范畴，而一旦成了“小资产阶级”则距离“修正主义”只差毫厘了。我没有这个胆量，所以就把对锡予先生怀念感激之情，深深地埋在我的心灵深处。到了今天，环境气氛已经大大地改变了，能够把真情实感从心中移到纸上来了。

因为不在一个学校，我没有能成为锡予先生的授业弟子。但是，他的文章我是读过的，他的道德我是听说过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早已是我崇拜的对象。我也崇拜一些别的大师，读其书未见其人者屡见不鲜。但我却独独对锡予先生常有幻象：我想像他是一个瘦削慈祥的老人，有五绺白须，飘拂胸前。对于别的大师，没见过面的大师，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幻象，此理我至今不解。但是，我相信，其中必有原因，一种深奥难言的原因。既然“难言”，现在就先不“言”吧。

1945年，我在德国呆了整整10年之后，二战结束，时来入梦的祖国母亲在召唤我了。我必须回国了。回国后，必须找一个职业，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抢一只饭碗”。古人云：“民以食为天，”没有饭碗，怎么能过日子呢？于是我就写信给我的恩师、正在英国治疗目疾的陈寅恪先生，向他报告我10年来学习的过程。我的师祖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正是他的老师，而我的德国恩师瓦尔德施米特(Ernst Waldschmidt)正是他的同学。因此，我一讲学习情况，他大概立即了然。不久我就收到了他的一封长信，信中除了一些奖掖鼓励的话以外，他说，他想介绍我到北京大学任教。这实在是望外之喜。北大这个全国最高学府，与我本有一段因缘，1930年我曾考取北大，因梦想出国，弃北大而就清华。现在我的出国梦已经实现了，阴阳往复，往往非人力所能定，我终究又要回到北大来了。我简直狂喜不能自己，立即回信应允。这就是我来北大的最初因缘。

1945年10月，我离开住了10年的“客树回望成故乡”的哥廷根，挥泪辞别了像老母一般的女房东，到瑞士，在这山青水绿的世界公园中住了将近半年，然后经法国马赛、越南西贡、英国占领的香港，回到了祖国的上海。路上用了将近4个月。二战中遗留在大洋里的水雷尚未打捞，时时有触雷的危险。载着上千法国兵的英国巨轮的船员，随时都如临深履薄，战战兢兢，终于靠他们那一位上帝的保佑，度过了险境，安然抵达西贡。从西贡至香港，海上又遇到飓风，一昼夜，小轮未能前进一寸。这个险境也终于度过了。离开祖国将近11年的儿子又回到母亲怀抱里来了。临登岸时，我思绪万端，悲喜交集，此情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初到上海，人地生疏，我仿佛变成了瑞普·凡·温克(Ripuan Winkei)，满目茫然。幸而臧克家正住在那里，我在他家的榻榻米上睡了十几天。又转到南京，仍然是无家可归，在李长之的办公桌上睡了一个夏天。当时寅恪师已经从英国回国，我曾到他借住的俞大维的官邸中去谒见他。师生别离已经10多年了。各自谈了别后的情况，都有九死一生之感。杜甫诗说：“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不啻为我当时的心情写照也。寅恪师命我持在德国发表的论文，到鸡鸣寺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去见当时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时校长胡适尚留美未返)。傅告诉我，按照北大的规定，在国外拿了学位回国的人，只能给予副教授的职称。我对此并不在意，能入北大，已如登龙门了，焉敢还有什么痴心妄想？如果真有的话，那不就成了不知天高地厚了吗？

在南京做了一个夏天的“流动人口”。虽然饱赏了台城古柳的清碧，玄武湖旖旎风光，却也患上了在南京享有盛名的疟疾，颇受了点苦头。在那年的秋天，我从上海乘海轮到了秦皇岛，又从秦皇岛乘火车到了北平。锡予先生让阴法鲁先生到车站去迎接我们。时届深秋，白露已降，“凄清弥天地，落叶满长安”(长安街也)，我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凄凉中有欣慰，悲愁中有兴奋，既忆以往，又盼来者，茫然懵然，住进了几乎是空无一人的红楼。

第二天，少曾(阴法鲁号)陪我到设在北楼的文学院院长办公室去谒见锡予先生。他是文学院长。这是我景仰多年以后第一次见到先生。把眼前的锡予先生同我心中幻想的锡予先生一对比，当然是不相同的，然而我却更爱眼前的锡予先生。他面容端严慈祥，不苟言笑，却是即之也温，观之也诚，真蔼然仁者也。先生虽留美多年，学贯中西，可是身着杏布长衫，脚踏圆口布鞋，望之似老农老圃，没有半点“洋气”，没有丝毫教授架子和大师威风。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油然生幸福之感，浑身感到一阵温暖。晚上，先生设家宴为我接风，师母也是慈祥有加，更增加了我的幸福之感。当时一介和一玄都还年小，恐怕已经记不得那天的情景了。我从这一天起就成了北大的副教授，开始了我下半生的新生活，心中陶陶然也。

我可绝没有想到，过了一个来星期，至多不过10天，锡予先生忽然告诉我：我已经被聘为北京大学正教授兼新成立的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并且还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前两者我已经不敢当，后一者人数极少，皆为饱学宿儒，我一个30多岁的名不见经传的毛小伙子，竟也滥竽其间，我既感光荣，又感惶恐不安。这是谁的力量呢？我心里最清楚：背后有一个人在，这都出于锡予先生的垂青与提携，说既感且愧，实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我做副教授任期之短，恐怕是前无古人的，这无疑是北大的新纪录，后来也恐怕没有人打破的。我只能说，这是一种恩情，它对我从那以后一直到今50多年在北大的工作中，起了而且还在起着激励的作用。

但是，我心中总还有一点遗憾之处：我没有能成为锡予先生的授业弟子。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大概是1947年，锡予先生开“魏晋玄学”这一门课，课堂就在我办公室的楼上。这真是天赐良机，我焉能放过！解放前的教授，相对来讲社会地位高，工资收入丰，存在决定意识，这样就“决定”出来了“教授架子”。架子人人皆有，各有巧妙不同，没有架子的也得学着端起一副拒人的架子。我自认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有没有架子，我自己不得而知。但是，在锡予先生跟前，宛如小丘之仰望泰岳，架子何从端起！而且听先生讲课，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在当时，一位教授听另外一位教授讲课，简直是骇人听闻的事。这些事情我想都不想，毅然征得了锡予先生的同意，成了他班上的最忠诚的学生之一，一整年没有缺过一次课，而且每堂课都工整地做听课的笔记，巨细不遗。这一大本笔记，我至今尚保存着，只是“只在此室中，书深不知处”了，有朝一日总会重见天日的。这样一来，我就自认为是锡予先生的私淑弟子，了了一个宿愿。

锡予先生对我的关心是多方面的，他让我从红楼搬到文科研究所的大院子里去住。此地在明朝是令人闻而觳觫的特务机关东厂，是专杀好人折磨好人的地狱，据说当年的水牢还有遗迹保留着。“庭院深深深几许”，我住在最里面一个院子里。里面堆满考古挖掘出土的汉代砖棺，阴气森森，传说是闹鬼的凶宅之一。晚上没有人敢来找我，除非他们在门房打听得万分清楚：季羡林确是在家里，才敢迈步走进。我也并非“季大胆”，只是在欧洲10年多，受了“西化”，成了一个“无鬼论”者，所以能处之泰然。夏夜昏黑，我经常在缕缕的樱花香中，怡然入梦。

当时的北大真正是精兵简政。只有一个校长胡适之先生，还经常不在学校，并没有什么副校长。一个教务长主管全校的教学科研工作，一个秘书长主管全校的后勤工作。6个学院：文、理、法、农、工、医，各设院长一人。也没有听说有什么校院长联席会，什么系主任联席会。专就文学院而论，锡予先生孤身一人，聘人、升职等等现在非开上无数次会不可解决的问题，那时一次会也不开，锡予先生一个人说了算。大概因为他为人正直，办事公道，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娄子。我们系里遇到麻烦，我总去找锡予先生，他不动声色，帮我解除了困难。他还帮我在学校图书馆中要了一间教授研究室，所有我要用的书都从书库中提到我的研究室里，又派一位研究生马理女士当我的助手，帮我整理书籍。室内窗明几净，我心旷神怡。我之所以能写出几篇颇有点新见解的文章，不能不说是出于锡予先生之赐。我的文章写出后，首先送给锡予先生，请求指正。他的意见，哪怕是片言只语，对我总都是大有帮助的。

就这样，我们共同迎来1949年北京的解放。在解放军围城期间，南京方面派一架专机，来接几位名单上有名的著名教授到尚未解放的南京去。锡予先生单上有名，但他却坚决不走，他期望看到新中国。有一段时间，锡予先生被任命为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算是一个“过渡政权”。总之，北大师生共同度过了许多初解放后兴奋狂欢的令人难忘的日子。

1952年，我们北大从城里搬到了现在的燕园中来。政府早已任命马寅初先生为北大校长，只有两个副校长，其中一个是党委书记江隆基兼任，实际上主管教学和科研的就是锡予先生一人。马老德高望重，但实际上不大真管事情。江隆基是一个正直正派有理智有良心的老革命家。据我们局外人看，校领导是团结的。当时的北大，同全国各大学和科研机构一样，几乎是天天搞“运动”。然而北大这样一所全国重点大学，一只无形的带头羊，却并没有出什么娄子，这与校领导的团结和江隆基同志的睿智正直是分不开的。

还是讲一讲我自己的情况吧。出城以后，我“官”运亨通，财源大开。先是在城里时工资被评为每月1100斤小米，解放前夕那种物价一小时一涨，火箭似的上升的可怕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后来按级别评定工资，我依稀记得：马老(马寅初)是三级，等于政府的副总理。以下是汤老(汤用彤)、翦老(翦伯赞)、曹老(曹靖华)等，具体级别记不清了。再以下就是我同其他几位老牌和名牌的教授。到了1956年，又有一次全国评定教授工资的活动，根据我的回忆，这次活动用的时间较长，工作十分细致，深入谨慎。人事处的一位领导同志，曾几次征求我的意见：中文系教授吴组缃是全国著名的小说家，《红楼梦》研究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我的老同学和老朋友，他问我吴能否评为一级教授？我当然觉得很够格。然而最后权衡下来，仍然定为二级，可见此事之难。据我所知，有的省份，全省只有一个一级教授，有的竟连一个也没有，真是一级之难“难于上青天”了。

然而，藐予小子竟然被评为一级，这实在令我诚惶诚恐。后来听说，常在一个餐厅里吃饭的几位教授，出于善意的又介乎可理解与不可理解之间的心理，背后赐给我一个诨名，曰“一级”。只要我一走进食堂，有人就窃窃私语，会心而笑：“一级来了！”我不怪这些同事，同他们比起来，无论是年龄或学术造诣，我都逊一筹，起个把诨名是应该的。这是由于我的运气好吗？也许是的，但是我知道，背后有一个人在，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锡予先生。

俗话说：“福不双至。”可是1956年，我竟然“福名双到”。“一级”之外，我又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这是中国一个读书人至高无上的称号。从人数之少来说，比起封建时代的“金榜题名”来，还要难得多。除了名以外，还有颇为丰厚的津贴，真可谓“名利双收”。至于是否还有人给我再起什么诨号，我不得而知，就是有的话，我也会一笑置之。

总之，在我刚过不惑之年没有几年的时候，还只能算是一个老青年，一个中国读书人所能指望的最高的荣誉和利益，就都已稳稳地拿到手中。我是一个颇有点自知之明的人，我知道，我所能够做到这一步，与锡予先生不声不响的提携是分不开的。说到我自己的努力，不能说一点没有，但那是次要的。至于机遇，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但那更是次要之次要，微不足道了。

从1956年起直到1964年锡予先生逝世不知道经过了多少运动，到了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而登峰造极。在这些运动中，在历次的提升提级的活动中，我的表现都还算过得去。我真好像是淡泊名利，与人无争，至今还在燕园内外有令人满意的口碑。难道我真就这样好吗？我的道德就这样高吗？不，不是的。我虽然不敢把自己归入完人之列，但除了替自己考虑外，我还能考虑别人。我绝对反对曹操的哲学：“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负我。”但我也决非圣贤，七情六欲，样样都有；私心杂念，一应俱全。可是，既然在名利两个方面，我早已达到了顶峰，我还有什么可争的呢？难道我真想去“九天揽月，五洋捉鳖”吗？我之所以能够获得少许美名，其势然也。如果说我是“浪得虚名”，也是并不冤枉的。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锡予先生，我能得到这一点点美名吗？

所以，我现在只能这样说，我之所以崇敬锡予先生，忆念锡予先生，除了那一些冠冕堂皇的表面理由以外，还有我内心深处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的动机。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不谬托自己是锡予先生的知己，我只能说锡予先生是我的知己。我生平要感谢的师辈和友辈，颇有数位，尽管我对我这一生并不完全满意，但是有了这样的师友，我可以说是不虚此生了。

我现在已经是垂暮之年，活得早已超过了我的期望。因为我的父母都只活了40多岁，因此，我的最高期望是活到50岁。可是，到了今天已超过这个最高期望已经快到40年了。我虽老迈但还没有昏聩。曹孟德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窃不自量力，大有“老骥伏枥，志在万里”之势。在学术研究方面，我还有不少的计划。这些计划是否切合实际，可另作别论，可我确实没有攀登八宝山的计划，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但愿我回忆中那一点最亮的光点，能够照亮我前进的道路。

纪念陈寅恪先生

一

我和在座的国内外诸位先生一样，抱着十分崇敬和无限怀念的心情，来纪念陈寅恪先生。我的发言，想分为三部分：一、从陈先生自己的话来认识陈先生；二、三十年代一些青年学生心目中的陈先生；三、陈先生开拓的学术领域(魏晋南北朝史)的现状与发展。一

第一，从陈先生自己的话来认识陈先生。这几句话就是：“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关于不古不今之学，汪荣祖教授在他的《史家陈寅恪传》中已有明确解释，认为是指中国历史的中古一段，亦即魏晋到隋唐这一时期。清华大学1932年秋季的学程说明中，说“以晋初至唐末为整个历史时期”，当系陈先生所拟定。据传陈先生还曾说过，汉以前历史材料太少，问题不易说清楚，宋以后印刷术发明，书籍大量广泛流通，材料又太多，驾驭不易，所以选取魏晋到隋唐材料多少适中的一段作为研究对象。如果此话属实，也可以帮助解释为何陈先生选择了这个不古不今的段落。为什么说“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则不易理解。实际上，陈先生服膺于张之洞《劝学篇》中主张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亦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思。这个理想是1898年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前张之洞正式标举出来的。汪荣祖教授指出，光绪初年此说已经流行，所以他的《史家陈寅恪传》的第二章标题，径作“思想在同光之间”，我认为这样提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陈先生在审查报告中为何自称“咸丰同治之世”，我猜想会不会因为曾国藩卒于1872年亦即同治十一年，所以用同治为断限？这只是毫无根据的臆测，有待于进一步探讨。“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这句话倒是颇为清楚的，但我们今天对这句话的理解，也大有明确一下的必要。首先，陈先生说这话是在1933年，也就是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后的二十二年，说明陈先生之有取于曾国藩与张之洞，绝不是要在政治上效法他们，仍然忠于清室做遗老；其次，我们在80年代新中国的今天，推想陈先生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理想与实践，不能像极左路线流行时以及“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把曾国藩只当做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目张之洞为力主镇压义和团的清廷帮凶，而抹杀他们两人的其他一切方面。如果这样，就无法正确认识陈先生的自述。可喜的是，我们今天已经有条件全面评价帝王将相统治阶级人物了。解放后也曾有人说过，曾国藩若不是镇压了太平天国，应当说他是封建社会中典型的完人。其实，即使如此，也应当承认曾国藩是封建社会中对儒家伦理道德能身体力行的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而张之洞呢，早年就和陈宝琛、张佩伦等并称为清流，是朝廷上敢于说话的知识分子，与号称浊流的以吏治能干见长的官僚相对立。以后他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当时颇有积极意义。在对待帝国主义方面，曾张二人固然不像徐桐之流那样盲目排外，也决非彻头彻尾投降。曾张两人都曾兴办洋务，不能否认其中有很大成分的目的是出于抗御外国侵略。中法战争时，张之洞起用冯子材，击败法军。曾国藩办天津教案时，并非事事都按清廷投降意旨处理。由于他的努力，天津的地方官多少得到保全，他自己说“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正说明他民族良心未泯。曾国藩1870年教案办完后，1872年初就死去，看来跟他在天津碰上的糟心事不无关系。曾国藩之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太平天国要推翻他所笃守的孔孟之道。曾国藩在军中不废读书，还想“以戴段钱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马之文章”。张之洞也是有学问的人。他19世纪70年代任四川学政时主持编纂的《书目答问》，八十年间一直是指导封建知识分子读书的津梁。解放后，此书仍是研究古典文献的人有用的参考工具。成都的尊经书院和广州的学海书院，都是张之洞创立的，它们在培育人才、传播文化方面，起了良好作用。我想，这就是陈先生心目中议论与之相近的曾湘乡与张南皮吧！我体会，无论做人或做学问，陈先生都是以广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为指导的。做人方面，他服膺旧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伦理道德，同时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理想。做学问方面，他遵守乾嘉朴学实事求是的学风，同时吸收西方近代历史、语言科学的研究方法。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政治角度来认识陈先生，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陈先生如同自来正直的士大夫一样，是爱国主义者。他关心时事政治，拥护清明的政治，痛恨腐败的政治。他热爱中华，反对对外国奴颜婢膝。在他的历史研究工作中，各代政治所占地位极为重要，这一点大家读陈先生著作自然都清楚。但是，他本人又像历来某些士大夫那样，远离现实政治，不愿沾边。他自己明说，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在旧中国，他虽长期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历史组)主任，却始终住在清华园教书。在新中国，他坚辞第二历史所所长职务，始终不离广州。此无它，不愿居政治中心所在的南京与北京也。这可能出于他的书生气质，而这种气质之养成，很可能与他父亲陈散原(三立)先生的影响有关。徐一士《一士类稿·谈陈三立》条云：昔年北政府盛时，闽赣派诗团优游于江亭后海，或沽上之中原酒楼，往来频数，酬唱无虚；陈则驻景南天，茕茕匡庐钟阜间，冥索狂探，自饶真赏。及戊辰(1928)首会迁移，故都荒落，诗人大半南去，此叟忽尔北来。……此中委曲，殆非世俗所能喻。而其支离突兀，掉臂游行，迥异常人，尤可钦焉。可见散原老人有意远离北洋军阀与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就像他自己的诗句所说：“且作神州袖手人。”散原老人五个儿子中，只有一人从政，其余都从事文化教育，似亦可与陈先生之远离政治联系起来考察。

陈先生治史的观点，认为文化超越于政治、经济、民族等等之上。而在现实生活中，也贯彻了这个思想，这个悼念王静安(国维)先生的有关诗文中有集中反映。如《挽王静安先生》诗有句云：“文化神州丧一身。”挽词序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两年以后所撰《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进一步阐述了文化超越政治，真理必须独立自由的道理：“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所以，陈先生在挽词中虽有“一死从容殉大伦”、“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以及“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之类的句子，表面上像是在哀悼作为清室遗老的王静安，实际上，陈先生认为王静安之死有其更深刻的原因，不是一姓之兴亡(指清朝)所造成的。陈先生这种文化至上的观点始终未变。吴雨僧(宓)先生1961年重晤陈先生之后曾说，“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我看吴先生确是真知陈先生者。汪荣祖教授所著传记的“思想在同光之间”一章，以吴雨僧先生此语作为结尾，堪称史家卓识。我想海内外真正同情和了解陈先生的人，一定都同意汪荣祖教授不凡的史识。明乎此，然后可以理解两方面的理象：一方面，陈先生不去台湾，不走香港，对新中国的建立和兴旺发达有所感受，“百花齐放听新莺”和“倍觉承平意味长”之类的句子，多少表达了这种情绪；另一方面，在解放后的诗中，又有不少低沉抑郁，愁苦凄绝不能自己的诗句，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执著依恋。这种痛苦的矛盾，陈先生自己始终没能解决，直到爆发所谓“文化大革命”。王静安先生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在形式上拖着辫子，还充当小“皇帝”的“南书房行走”，但他还有条件远离现实政治，没有参加他所不赞成的张勋复辟，且这种怀旧也没有妨碍他在中华民国的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陈先生不幸而遭逢“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他虽欲远离政治而红卫兵的政治却不放过他，终于备受迫害而死。“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十二个字，可谓一字一泪，至今读之犹令人黯然神伤。汪荣祖教授所撰传记，以“废残难豹隐”五字作为全书倒第二章的标题，真是点睛之笔。陈寅恪先生如果能活到打倒“四人帮”，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一起，迎接科学的春天，那该多么好啊！

陈先生的学术，我想用他自己描述王静安先生的话来形容和概括最为恰当：“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陈先生学问之博洽，早已有口皆碑。吴雨僧先生与陈先生在美国同学时，就“惊其博学”，以为“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杨遇夫(树达)先生1942年赠陈先生诗云，“朋友独畏陈夫子，万卷罗胸不肯忘”。我还记得唐立庵(兰)先生说过，当年吴子馨(世昌)先生同他纵论并世学人，曾作大言云，“当代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一个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但更重要的是既博而又精，所以吴雨僧先生在“惊其博学”的四字考语之后，紧接着说了四个字：“服其卓识”，他归国以后在清华重晤陈先生，赠诗又有句云，“独步羡君成绝学”。我印象最深的，是陈先生中常说“发前人未发之覆”。陈先生的每本著作，每篇文章，都可以当得起这句话。

陈先生何以能不断发前人未发之覆，他自己没有讲到过。我想，非凡的天资，其中包括敏锐的观察力与惊人的记忆力，是头一条。与天资并起作用的，是陈先生古今中外，博极群书。第三条是良好的训练，其中包括清代朴学的基础，古典诗文的修养，西方历史语言研究方法的训练，各种语言文学的掌握。最后但决非最不重要的一条，是勤奋刻苦。解放前卓然成一家的历史学大师中，完全地而不是部分地、充分地而不是稍稍地具备这四方面条件者，恐怕不多。解放以后，我粗学马列，感到陈先生虽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治学之道却充满朴素的辩证法，善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这也许是陈先生在解放前的史学界能够冠绝群伦的主要原因吧？陈先生不少论文处理的是小问题，但他从不就事论事，而是联系大问题来考察，亦即陈先生所说的因小以见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从微观到宏观，把两者结合起来。陈先生论述历史现象时，经常注意区别共性与个性，研究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他看历史问题很重视纵向观察，看源流和演变，能以几百年历史为背景来观察。正由于如此，陈先生的论著大都视野广阔而辨析精深，符合于辩证法，在讨论政治史时，无论人物、事件或典章制度，陈先生都不是就政治论政治，而往往联系到文化来考察其关系，这样就更全面而有说服力。陈先生开辟了运用文学作品阐述历史问题，又利用历史知识解说文学作品的崭新途径，左右逢源，令人叹服。陈先生渊博的梵文以及满蒙藏文知识，使他的学问具备另一特色。他不仅利用汉文以外的语言文字从对音和译来考察汉文佛典、史书与诗文，还探索中国与印度在宗教思想以及文章体裁上的关系与影响，树立了如何深入研究文化交流和比较文学的光辉典范。《蒙古源流笺证》由张孟劬(尔田)先生修订时，大都根据了陈先生用梵藏文字勘校所得的结果。

以上是我学习陈先生著作后试图展望的“涯岸”和试图寻求的“辙迹”，体会不深，远远不足以概括陈先生的卓越成就与丰硕业绩，希望在座诸位先生批评指正！二

现在从我自己的体会，回忆一下30年代抗战前学历史的大学生心目中的陈先生。

我1931年进入辅仁大学历史系，那时辅仁开办不久，制度很不健全，对于低年级课程毫不重视。一年级有两门中国史课程。先秦史由驰名中外的中西交通史专家而与先秦研究了无关系的张亮尘(星)先生讲授，上课只是念好根据马《绎史》编成的厚厚一册讲义。另一门中国近百年史，用中华书局出版陈怀所编《中国近百年史要》，教授却是柯凤荪先生长子、专精金石学的鉴藏家柯昌泗先生。柯先生不能阐发近百年史的要点，只喜欢大谈清末掌故，我当时倒颇感兴趣，但并未学到多少中国近代史。而辅仁大学中国文史方面著名学者如陈援庵(垣)先生、余季豫(嘉锡)先生，伦哲如(明)先生等，一年级学生都无缘接近，更谈不到亲聆教诲了。我感到不满足，决心转学；由于没有读过中学，所谓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师大等根本进不去，于是1932年转学到私立的燕京大学，插入历史系二年级。进燕京后头一年中国史方面的课程，有邓文如(之诚)先生的断代史和洪煨莲(业)先生的史学方法。当时燕京的断代史从秦汉讲起，除宋辽金元史由张亮尘先生来兼课之外，各段都由邓先生讲授。作为讲义用的《中华二千年史》，实际只是参考资料，邓先生讲课另起炉灶。他注重一个朝代兴亡治乱的大势和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间或讲些小典故。邓先生讲谭娓娓而谈，很能吸引同学。记得邓先生开的断代史我都选修了，其中我对魏晋南北朝一段特别感兴趣。可能因为邓先生早年喜欢研究这段历史，还写过《南北朝风俗志》，所以讲课也特别精彩。我以后专搞这段历史，就是受了邓先生影响，引进门的师傅，就是邓文如先生。洪煨莲先生教的是历史系学生必修的史学方法，分初级、高级两门。初级中学方法从如何做卡片讲起，包括引书必须忠实于原文，引用前人说法和材料必须注明出处，尽量追溯第一手史料，如何写成一篇论文，如何列举参考书目，等等。对于对考据之学已略窥门径的我而言，这些内容未免显得卑浅无甚高论。但洪先生口才极好，讲课仍很引人入胜。他布置作业，让学生运用他所讲的方法试写论文，要求非常严格，这确实也是极有益的训练。以后我搞研究时的严肃态度和一丝不苟的作风，是和洪先生的教导分不开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的序言，就是我在高级史学方法班上的作业。洪先生讲课内容使我长久不忘的，还有他所说：只要你掌握五个W，你就掌握了历史。五个W者，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at(何事)、How(如何)也。

1935年我毕业后，又在燕京读了一年研究院。当时燕京有一位同学俞大纲先生(后在台湾逝世)，是陈先生表弟，精于唐史。后入史语所工作。他经常向我们谈到陈先生学问既博且精，于魏晋隋唐的历史选诣尤深。1935年秋季，我作研究生比较空闲，抱着听听看的心理，到清华三院教室去偷听了陈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第一堂课讲石勒，提出他可能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国，以及有关各种问题，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我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深深为之所吸引。同时从城里来听讲的，还有劳贞一(干)先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教授)和余让之(逊)先生(已故北京大学教授)。他们两位都从北大史学系毕业不久，当时已在史语所工作。我们都很喜欢听京戏，第一堂课听下来之后，三人不约而同地欢喜赞叹，五体投地，认为就如看了一场著名武生杨小楼的拿手好戏，感到异常“过瘾”。我从此风雨无阻到清华去听课，同时搜罗陈先生在各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来阅读，虽然当时对其中不少内容并不甚了了。现在回想，从劳余两位和我当时的反应看来，陈先生的讲课和北大、燕京两校老师确实不同，各有千秋。但陈先生讲课之所以使我们这些外校的学生们特别倾服，应有其原因。今天我回忆，当时想法有两点：一是陈先生谈问题总讲出个道理来，亦即不仅细致周密地考证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讲出其“所以然”，听起来就有深度，说服力更强。联想洪先生五个W之说，就觉得缺第六个更大的W，即Why(为何)，未免有不足之感了。当时另一点想法是，那位先生的学问固然很大，但自己将来长期努力积累，似乎并不是办不到；而陈先生的学问，似乎深不可测，高不可攀，无从着手，不可企及。这种认识当然与今天如何评价陈先生的学术无干，仅为了说明30年代的青年在心目中如何看待陈先生而已。

1936年夏间，我经俞大纲介绍，谒见了陈先生，他推荐我进了已经迁往南京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陈先生是历史组组长，但并不过问具体事务，组内成员自由读书，选题研究。但陈先生在组内以至所内的威信极高，无形中的影响也极大。说起来可笑，当时我们几个史语所中的青年，甚至写文章引书的卷页号码，都仿效陈先生的作法，使用大写数字。回想我在燕京时所写关于魏晋的史学、北魏镇戍制度的论文，明显是邓文如先生的路数。到史语所后一年中所写关于南朝各种人、宇文周种族、领民酋长第三篇论文，着眼于南北侨旧的分野、民族问题、婚宦问题等，研究的途径和成果，显然是陈先生影响下的产物了。

以后我得到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有机会赴美学习。燕京大学给我的任务，是搞日本语言文学，对此我也很有兴趣。但我对历史并不愿放弃。自己觉得，陈先生的天资及修养不能学而得之，非靠努力所能办到，但陈先生掌握的语言工具我如能略通一二，肯定有利于在历史研究上走陈先生的学术道路。因此我在哈佛大学的七年中，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精力学习梵文，计划以后教日本语文之余，继续研究魏晋南北朝史。1946年回国后，确也照此计划实行了。这里顺便谈一下陈先生对待朋友和后辈的态度。陈先生对朋辈的学术造诣，向来是备加推重的，他尊杨遇夫先生为“汉圣”，杨先生在回忆录中一再提到陈先生的鼓励。对于后辈，只要有一得之愚，他总不吝嘉奖，不少后辈的论著都有陈先生加以勉励的序文。我在清华中文系开“佛典翻译文学”课，系主任朱佩弦(自清)先生事后告诉我，他问过陈先生我行不行，陈先生表示赞成，朱先生才同意的。1946年到1948年间，我有机会时聆陈先生教诲，同时给陈先生译读日文杂志的论文。解放以后，由于工作需要，我的任务屡变，游骑无归。再加以政治运动不断，精力分散，旧业务抛荒，新领域也未能深入下去。几十年来，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陈先生的学术道路我只能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1964年我到广州，是解放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先生相会，竟没有任何新成就向他老人家汇报。从那时到今天又是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来广州纪念陈先生，深感有负先生的厚望，心中无限惭愧。三

陈先生的学问方面极为广泛，所开拓的领域很多，我只能就魏晋南北朝史发言。自己见闻非常有限，港台学术动态所知尤少，必然多所挂漏，希望批评指正！

追溯这段历史的研究，自从《三国志》、《晋书》和八书二史成书之后，头一个整理研究这四百年历史的，当推北宋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他利用正史和许多正史以外资料，审核比较，选择可信者笔之于书。他和助手们剪裁排比，把这四百年头绪纷繁的历史叙述得井然有序，体大思精，明白清楚。《通鉴》从建安元年(196)曹操奉献帝许都，到隋开皇九年(589)平陈，这一百一十五卷(占全书39%)就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成果，而《通鉴考异》则反映了研究的过程。清代学者在治经之余，有不少学者以治经之法治史。他们所考订多包括《三国志》以下者诸史的史实、文字等等，如钱大昕、王鸣盛诸家。洪颐暄的《诸史考异》则专考订《三国志》、《晋书》和八书，王翼的《廿二史札记》与上述各家有所不同，胪陈史事，贯串论述，也涉及这一段。此外还有各家的补表、补志等。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和吴士鉴《晋书集注》，汇总了清代学者对这两部史书的考订。大体可以说，清代学者在这一段的史料考订上取得了不少成绩，而在这段历史的研究上，则没有在司马光之外作出什么成就。

陈先生很推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而陈先生本人，则在司马光之后把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陈先生把敏锐的观察力与缜密的思考力相结合，利用习见的史料，在政治、社会、民族、宗教、思想、文字等许多方面，发现别人从未注意到的联系与问题，从现象深入本质，作出新鲜而令人折服，出乎意想之外而又入乎意料之中的解释。陈先生善于因小见大，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虽没有写出像《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那样综观全局、建立框架的论著，但除经济而外许多重要方面的大问题都接触到了。陈先生长于贯通、观察发展变化，如从南北朝分别找出唐代各种制度的渊源，他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与唐史研究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五四以后关于古史的辩论很是热闹，但对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的研究却异常寂寞。1928年清华改旧制为大学，陈先生应聘为中文、历史、哲学三系教授，1931年开始讲授“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专题课。而这段历史的研究，似乎也从此在史学界逐渐兴旺起来。从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陈先生逝世时，从事这段历史的研究并作出贡献的学者，不少是直接受业于陈先生的学生，如蒋天枢(文化史)、姚薇元(北朝胡姓)、谷霁光(府后制)、杨联升(政治史)、汪笺(均田制)、徐高阮(《洛阳伽蓝记》、山涛论)、万绳楠(政治史)、胡守为(政治史)，此外有杨筠如(九品中正)与何士骥(部曲)两人，都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但他们在清华时，陈先生要研究满蒙梵文与汉文文献的对照，尚未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杨何两家著作中，也看不到陈先生影响。其他在此领域作出贡献而并非陈先生及门弟子者，有余逊(政治史)、贺昌群(土地制度)、武仙卿(经济史)、刘汝霖(学术史)、王仲荦(政治、文化)、马长寿(民族史)、劳干(政治史)、唐长孺(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方面)、谭其骧(民族史)、何兹全(经济、军事)、缪钺(政治、文化)、牟润孙(政治、文化)、王伊同(门阀)、严耕望(行政制度)等。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或多或少受了陈先生学风的影响。他们几乎都不是只研究魏晋南北朝，而是或上连秦汉，或下及隋唐，只有这样才能观历史之会通，这也是陈先生作出的榜样。其中谭其骧专治历史地理，缪钺长于文学，都兼及这段历史。唐长孺涉及多方面的三本论文集，姚薇元的胡姓考，严耕望的地方行政制度史，以及谭其骧、劳干、何兹全的某些论文，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必读的论著。

陈先生逝世以后，特别是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以后这二十年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蓬勃发展。首先是队伍扩大，形成了一些研究中心，并出版专门刊物。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有以熊德基、黄烈为首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有关成员有张泽咸、朱大渭、童超等，出版了《魏晋隋唐史论集》。武汉大学有以唐长孺为首的3至9世纪史研究室，成员有陈仲安、黄惠贤、朱雷、陈国灿、杨德炳、卢开万等，出版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实际是论文集的谦称。北京师范大学有以何兹全为首的研究室，成员有黎虎、曹文柱、陈琳国等。四川大学有以缪钺为首的研究室，成员有刘琳、马德真、杨耀坤、朱大有、方北辰、吕一飞等。北京大学有以邓广铭为首的中国中古史中心，也有魏晋南北朝史组。有这方面的研究人员而未成立机构者，山东大学历史系有王仲荦、郑佩欣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有简修炜、刘精诚等；上海师大历史系有李培栋、严耀中等，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有蒋福亚、许福谦等。1984年成立了全国性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

这一领域的发展，还表现在断代的通史、略史的出现和史料的汇集、整理、校订、注释。全面和某一方面的通史，有王仲荦的系统巨著《魏晋南北史》，朝国磐的《魏晋南北朝史纲》、《南朝经济试探》、《北朝经济试探》，万绳楠的《魏晋南北朝史论稿》，朱大渭主编的《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卷》，李祖桓的《仇池国志》等，在若干通俗性略史中，程应的《南北朝史话》具有特色和深度。在史料的汇集、整理、校订、注释方面，有唐长孺多年苦心孤诣主编而成的《吐鲁番文书》，张泽咸、朱大渭的《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历史所的《柔然资料辑录》出版于1962年)，任乃强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刘琳的《华阳国志校注》，苏晋仁、萧炼子的《宋书乐志校注》，朱季海的《南齐书校议》，朱祖延的《北魏佚书考》，王仲荦的《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成书远在出版之前)，杨勇的《世说新语校笺》，徐震谔的《世说新语校笺》，范祥雍的《洛阳伽蓝记校注》，杨勇的《洛阳伽蓝记校笺》(周祖谟的《洛阳伽蓝记校释》出版于1963年)，王利器的《颜氏家训集解》，周法高的《颜氏家训汇注》，张忱石校点的《建康实录》等等。朱铭盘的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会要》，也在1984年以后陆续印出。

最近几年来，魏晋南北朝史领域中的专题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现在仅仅就我个人所能读到的论著，述其大概。挂一漏万，只能作为举例说明而已。

陈先生关于经济史方面谈得很少。唐长孺在这方面有所论述，他的学生高敏作了进一步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由于材料限制，难作系统概论，但高敏对某些关键问题，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如：论定两晋的占田与名田相同，指私有土地，而课田为课税之私田；黄籍为西晋以来正规户籍，白籍为土断以前侨户之籍。其他对吴屯田、食干制、徭役、杂户制等，都提出了富于启发性的新解释，取得可喜的结论。田余庆研究东晋百年间的政治史(《东晋门阀政治》)，研究“王与马共天下”的由来，区别旧族门户与新出门户，探讨东晋侨姓门阀的主要来源，肯定门阀政治为皇权政治的变态，论证门阀政治与流民的关系、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及文化面貌，从理论上指出门阀政治的暂时性与过渡性。祝总斌研究汉晋到南北朝的宰相制度(《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以这段时期皇权相权的相互关系为线索，追溯了从汉代三公到唐代三省之间的演变，把八百年间中枢政权所在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如果我们用陈先生的学风和道路来衡量，田祝两家的研究都是在对个别问题细密考证的基础上，放眼纵观东晋南朝二百几十年或汉代到唐代八百年历史，从而收到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效果。陈先生具备朴素的辩证法，田祝两家则是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处理历史问题，善于分析与联系，两家的著作中其例甚多。前者如：论证司马越与司马颖分为两派，而又孕育出司马睿的江左政权；东晋诸王对待北方胡族有亲匈奴与亲鲜卑之别，因而影响政治史的发展；北府兵与政治的关系——由门阀士族控制的军队变为次等士族的军队等等。后者如：辨析官职名称前后虽相同而作用已异，或者前后官职名称虽异而作用相同；结合历史事实、历史人物甚至官衙地点所在，来分析官职作用的变化等等。这样的研究能迭出新意，以至有些史学界长期笃信的说法亦为之动摇。如桓温枋头之败自来认为他政治上从此倒霉，而田书论证桓氏实际上从此在江左得势；西晋荀勖由中书令迁尚书令，说“夺我凤凰池”，自来据此语断定尚书令不如中书令重要，而祝书认为荀勖此话用意别有所在，不能据此断定中书令的重要性在尚书令之上。少数民族问题为魏晋南北朝史之关键问题，近几年周伟洲的研究取得了扎实可喜的成就(《汉赵国史》、《敕勒与柔然》、《南凉与西秦》、《吐谷浑史》)。曹永年结合考古资料，对鲜卑拓跋氏早期历史作了极富启发性的探讨，为北方民族史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黄烈的《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重点实际在这一段，对许多重要问题都提出了新颖的看法，尤其是在理论方面作了有益的探讨。米文平发现嘎仙洞北魏刻石及其有关论著，更为北朝史研究增添了光彩。

据我个人所看到，近几年各大学历史系博士硕士生的研究论文，也颇有涉及这一领域的。这些论文大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中不乏宏观与微观结合，颇具新意的研究成果。有的虽是老问题，如侨州郡县，研究者却能从长期以来纷纭难解的历史现象中理出头绪与规律来，从新的角度加以探讨，胜过了清代学者。有的则完全从新途径进行考察，如文化地理。我再重申一下。这里所举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只是就我个人所读到的论著，发表个人看法，主观片面肯定不免。全面的综述，请参看《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年度的概况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的有关部分。

话已经说得太长。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发展前景，我想首先是今后不能局限于这四百年，必须上下贯通，综合考察。研究方向，恐怕社会史、文化史和地区史的各种问题，都应当提上日程。当我们今天纪念陈寅恪先生时候，我衷心希望今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把陈先生开拓的这个领域发扬光大，不断深入，继续前进！

怀念陈寅恪先生

我与陈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连续同学七年。寅恪先生的母亲是我惟一嫡亲的姑母；寅恪先生的胞妹是我的内人。他的父亲陈三立(散原)先生是晚清有名的诗人；他的祖父陈宝箴(右铭)先生是戊戌湖南维新时期的巡抚。右铭先生有才气，有文名，在江西修水佐其父办团练时，即为曾国藩先生所器重，数次邀请加入他的幕府，并送右铭先生一副对联，以表仰慕。上联寅恪先生不复记忆，下联为：“半杯旨酒待君温”，其推重右铭先生如此。曾文正公又有与陈宝箴太守论文书，此文收入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中。我的母亲是文正公的孙女，我的伯父俞震(恪士)先生、舅父曾广钧(重伯)先生(均是前清翰林)，与陈氏父子祖孙皆是好友。本人与寅恪先生可说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

读书须先识字

现在我略谈寅恪先生治学的方法和经过。寅恪先生由他念书起，到他第一次由德、法留学回国止；在这段时间内，他除研究一般欧洲文字以外，关于国学方面，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是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功。到了中、晚年，对他早年的观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两位大学者的影响：(1)瑞典汉学大家高本汉先生。高氏对古人入声字的说法，与假借字的用法，给他极大的影响。(2)海宁王国维先生。王氏对寅恪先生的影响，是相得益彰的；对于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响；对梵文及西域文字，则王氏也受他的影响。

在史中求史识

在讲寅恪先生治学以前，我们先要了解他研究国学的重点及目的。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因是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及中国的文化能存在这么久远，原因何在？这些都是他研究的题目。此外，对于所谓玄学，寅恪先生的兴趣则甚为淡薄。

严谨而不偏狭

我们对传统的典籍，大致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我们先讲他对经的看法。他说：“无论你的爱憎好恶如何，《诗经》、《尚书》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果，乃人人必读之书。”关于《尚书》今古文之辨，他认为古文《尚书》，绝非一人可杜撰，大致是根据秦火之所传零星断简的典籍，采取有关《尚书》部分所编纂而成。所以我们要探索伪书的来源，研究其所用资料的可靠性，方能慎下结论；不可武断的说它是全部杜撰的。由此我们可以得见寅恪先生，虽是严谨的国学家，却不是偏狭的汉学家。

寅恪先生对玄学，兴趣淡薄，上面已经说过。他甚恶抽象空洞的理论，本人从未听见他提及《易经》中的玄学。

再讲《春秋》，寅恪先生虽不如王荆之讥讽《春秋》为“断烂朝报”，但他除认为《左传》为优美的文学外，对公羊三科九旨之说很少兴趣。对梁除范序外，我也未尝听他提起过。

关于《尔雅》，他归于《说文》一类。对《孝经》，他认为是一部好书，但篇幅太小，至多只抵得过《礼记》中的一篇而已。

他很注意三礼，对于《周礼》，他虽同意一般人的看法，认为不是周公所作，然亦不可能为一人所杜撰。而《周礼》中用了许多古字，要说刘歆伪撰碑文，到处埋藏，则甚为可笑。

他说，《周礼》是一部记载法令典章最完备的书，不论其真伪，则不可不研读。他尤其佩服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一书。

关于仪礼，寅恪先生认为“礼”与“法”为稳定社会的因素。礼法虽随时俗而变更，至于礼之根本，则终不可废。他常提起“礼教”思想在唐律疏议中的地位；他说这些是人人应该重视的。

寅恪先生对于《礼记》的看法：他说《礼记》是儒家杂凑之书，但包含儒家最精辟的理论。除了解释仪礼及杂论部分以外，其他所谓通论者，如大学、中庸、礼运、经解、乐记、坊记等等，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最精彩的作品。我们不但须看书，且须要背诵。

次讲四书。《大学》与《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不再重述。他说，《论语》的重要性在论“仁”，此书为儒门弟子所编纂，而非孔子亲撰有系统的一部哲学论文。故大哲学家黑格尔看了《论语》的拉丁文译本后，误认是一部很普通的书，尚不如Cicero的De officiis。至于《孟子》一书，寅恪先生喜欢他的文章。但《孟子》提到典章制度的部分，及有关历史的议论，他认为多不可靠。孟子云：“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即其一例。

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确。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

特别注重志书“国史”乃寅恪先生一生治学研究的重心。对于史，他无书不读。与一般人看法不同处，是他特别注重各史中的志书。如《史记》的《天官书》、《货殖列传》、《汉书·艺文志》、《晋书·天文志》、《晋书·刑法志》、《隋书·天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地理志》等等。关于各种会要，他也甚为重视，尤其重视《五代会要》等。他也重视三通，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诵。其他杂史，他看得很多，这里恕不一一叙述了。寅恪先生特别注重史识，前已说过，因此他很钦佩刘知己与章实斋。他尤其推崇司马温公《通鉴》的见解，读过他《隋唐政治史述论稿》者，都能看到这一点。本人认为寅恪先生的史识，超过前人，此所谓“后来居上”者是也。

喜欢庄子荀子

因寅恪先生不喜欢玄学，在子书方面除有关典章制度者外，他很少提及。但他很喜欢庄子的文章，也很重视荀子，认为荀子是儒门的正统。这可能是他受了汪中的影响。他偶然也提到子书中较“僻”的几章，例如：《抱朴子》的《诘鲍篇》，《列子》(可视为一部伪书)的《汤问篇》等等。至于其他中国一般学者所推崇的书，如《论衡》之类，他似乎并不很重视。

诗推崇白香山

其次讲到集部，集部浩如烟海，博览实难。但是凡集部之书，包含典章制度者，他都特别加以注意。

关于文学和诗词。寅恪先生对文，最推崇欧阳文忠公、韩文公、王荆公、归震川、姚姬传、曾文正公诸大家。他推崇曾文，认为姚文为叙事条理有余，而气魄不够。本人当时亦有同感。袁子才早年评方苞文与王渔洋诗，有“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之句。如曾文正撰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有“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如此类雄奇瑰玮之句，实非所谓一般桐城派文章中可得常见也。

诗，寅恪先生佩服陶杜，他虽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如果寅恪先生重写“诗品”，太白与义山诗，恐怕将被列为二等了。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香山。所以在他《论再生缘》中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关于词，除几首宋人词外，清代词人中，他常提到龚自珍(定庵)、朱祖谋(古微)及王国维三先生。我们可以说，词不是他特别的嗜好。他所做的诗不多，但都很精美。他吊王国维的一首长诗，流传海内，为一般雅人达士所爱好，也是我们这一代最好的诗篇之一。

学梵文研佛经

现在我们讲寅恪先生在国学范围以外的学问。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随Lanman学习梵文与巴利文两年，在德国柏林大学随Liiders学习梵文及巴利文近五年。回国后，在北平，他又与钢和泰(Baron A.Staelvon Holstein)继续研究梵文四五年。前后共十余年，故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特精。但他的兴趣是研究佛教对我国的一般影响。至于印度的因明学及辩证学，他的兴趣就比较淡薄了。本人还记得在抗战胜利后他回清华，路过南京，曾在我家小住。我曾将Stcherbalsky所著书内关于法称Dharmakirti的因明学之部及Tucci由藏文所译龙树《回诤论》(梵文本现已发现)念给他听，他都不特别感觉兴趣。

寅恪先生又常说，他研究中西一般的关系，尤其于文化的交流、佛学的传播及中亚的史地，他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例如法国P.Pelliot(伯希和)、德国的F.W.K.Mueller、俄国的W.Barthold及其他国学者。然他究因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知择善而从，故其见解，每为一般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精通各种文字

对于其他边疆及西域文字，寅恪先生在中国学人中是首屈一指的。除梵文外，他曾学过蒙文、藏文、满文、波斯文及土耳其文。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兹以《元史》为例，略作说明。大家都知道我国旧有《元史》是仓促修成，不实不尽的地方很多，为后来学者所诟病。因此有志重修《元史》的学者，先后辈出，约而论之，可分为三个段落。

第一代，是《元秘史》与《圣武亲征录》的发现。《圣武亲征录》的佳本，见于说郛，只有汉文本。《元秘史》有汉文本与蒙文译音本。可是这一代的《元史》学者，功力虽勤，都不能直接读蒙古文。代表此时期的名家，为：钱大昕、何秋涛、李文思、张穆、魏源等。李文田曾把“纽察、脱察安”(即是“机密的历史”)误认为是两位作者，即因不通蒙文的缘故。

第二代，利用欧洲译文，补正元代史实。洪钧所著《元史译文证补》，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陆润庠在序文中说：“证者，证史所误；补者，补史所缺。”立论精当，耳目一新。但是洪文卿氏仍不懂西域的文字，所用的材料，仍仅是间接的翻译，而非直接采自各家的原文。屠敬山的《蒙兀儿史记》与柯凤孙的《新元史》也都属于此时期的作品。王国维先生为我们的这一代第一流学者，其考据之精，可与乾嘉大师并美，即关于蒙古史著作亦极精确。惟王氏只通日文，故其关于元代著作，或是利用我国原有资料互校，或利用日人转译欧洲学者著述，未能用直接史料也。惟王氏启后承先，厥功甚伟。第三期学者之来临，未始不受王氏启示的影响。

第三代，在此时期，我国学者开始研治西北及中亚文字，期可阅读关于蒙古史的直接资料；然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写成一部新的蒙古史。代表此时期者即为陈寅恪先生。有关系的文字他都懂，工具完备；可惜他生于“齐州之乱何时歇，吾侪今朝皆苟活”的时候。他既无安定的生活，又无足够的时间，未能完成他的心愿，留给我们一部他的《新蒙古史》，只仓促写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这些在他看来不过是整个国史研究的一部分而已。他平生的志愿是写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如上所说，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按：姚从吾先生与札奇斯钦先生共同译注《蒙古秘史》亦属此期。)蒙古史原始资料以Rashid A.Din著述为最重要，惜尚无中文译本，盼我国学者早日将其译出，以供我国治元史者参考。

缅怀一代大儒

寅恪夫人名唐莹，是甲午年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据俞大纲教授生前表示，莹可能是字，孙女可能是侄孙女。)寅恪先生有三女，长女、次女在金陵中学念书时，住在我家，由她们的姑母抚养，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现陈夫人及三个女儿究在何处，无从探悉，即寅恪先生去世的消息，在香港曾传过数次，前几次均为误传，此次亦尚未证实。真是“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惟寅恪先生在现已年逾八十，以久病之身，处今日之世，溘然长逝，自属可能。惟今后“汉世之事，谁与正之乎？”我在美时，即有写下寅恪先生谈话的志愿，并拟仿裴松之注三国志例，另以注释。现时历四纪，我又已年逾七十，这点心愿亦恐不能实现矣！我与寅恪先生情属至亲，谊兼师友，缅怀此一代大儒，不禁涕泗滂沱！

寅恪先生，生于前清光绪庚寅年六月，我生于丁酉年十二月，相差七岁有余。除在美德同学七年朝夕相处外，上边所述他一生的经过，自不免尚有遗漏，或有不实不尽之处。深盼他的友人与在清华研究院、香港大学、岭南大学的学生有所补正。惟追述他当年治学一般的观念，想大致不差也。一九七零年三月

悼念顾颉刚先生

我国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1980年12月25日去世，年87岁。他是苏州人。1920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来在厦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社会教育学院、兰州大学任教。担任过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文通书局编辑所所长，创办过朴社、民俗学会、禹贡学会、边疆研究会、通俗读物编刊社、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主编过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大众知识》、《边疆周刊》、《齐大国学季刊》、《责善半月刊》、《文史杂志》、《文讯》。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又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委员，第四、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还主持过《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

颉刚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古史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在历史地理和边疆的研究上有新的发展。他对于民俗学和通俗读物，都是热心的提倡者。

颉刚先生把他和别人研讨古史的论述，编成《古史辩》八册，已出版的有七册。他在1920年就开始做考辩古史的工作。1923年，他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说，这个观点包含了三个意思：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使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使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颉刚先生按照他对于古史记载的基本观点，认为必须打破关于古史的传统说法：

(一)要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原来只有一个的观念。他指出自春秋以来，大国攻小国多了，疆界日益扩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的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传说，亦渐渐归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尧典》、《五帝德》、《世本》诸书就因此出来。中国民族是否原来就是一个，这须俟后来地质学及人类学上有确实的发现后，才能论证；但对现在所有的牵合混缠的传说，是不应承认的。他认为，对于古史应当依照民族的分合来分合，寻出他们的系统的异同状况。

(二)要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他说，中国的统一始于秦，中国人民的希望统一始于战国。在战国以前则只有种族观念，并无一统观念。他认为，对于古史，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说成是古代列国早就如此的地域。

(三)要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他认为，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自春秋末期以后，诸子备兴，把神话中的古神古人都“人化”了。他认为，对于古史应当依那时人的想像和祭祀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时以前的政治史，因为宗教是本有的事实，是真的，而政治史是后出的附会，是假的。

(四)要打破把古代看作黄金世界的观念。他认为，古代的神话中人物“人化”之极，把古代说成了黄金世界。其实关于古代的一些观念是春秋以前的人所没有的。所谓“王”，只有贵的意思，并无善的意思。自从战国时的政治家，要依托古王去压服今王，极力把“王功”与“圣道”合在一起，于是大家看古王的道德功业真是高到极顶，好到极处。他认为，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当代君王看的。

颉刚先生认为层累地造成的封建史学体系，主要完成于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儒家经典《尚书》是确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一古史系统的首要典籍。他认为，要有效地摧毁封建史学体系，必须摧毁《尚书》的经学地位，驱散它本来面目上蒙着的迷雾。颉刚先生一生用了很大力量，放在对《尚书》的整理、研究上。1926年在中山大学时，开了“《尚书》研究”课，编了《＜尚书＞讲义》和《＜尚书＞学参考材料》八巨册。后来到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也开了“《尚书》研究”课，编了《＜尚书＞研究讲义》五种，又编了《尚书文字合编》、《尚书通检》、《尚书学讨论集》等三种。解放后，他计划对《尚书》作更系统、精密的整理，1962年发表了《尚书大诰今释摘要》。近两年，老当益壮，在有关助手的配合下，连续发表了《尚书甘誓校释译论》、《盘庚三篇校释译论》、《尚书汤誓校释译论》、《西伯戡黎校释译论》，这都是在《尚书》研究史上超越前人的著作。

本来，《尚书》作为我国最古的一部文献史料，除了有纷扰了两千年之久的今古文之争这一主要问题外，还有在难懂的真文件中的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有后来出现的伪文件以假乱真的问题。经过前人不断的探求，特别是宋以后的探求，到清初就比较完满地解决了伪古文的问题。从清代中叶以来，另有一些踏实的学者对二十八篇的研究不断深入。近人接受了西方学术影响，加上甲骨文、金文研究的成就，以及有关新材料的出现与增多，《尚书》研究出现了新的面貌。颉刚先生总结了前人的成果，并继续前进。他指出今文二十八篇并不是完全可信。其中，有可信为原始文件的，有的是经过后来影响而所增改的，也有的是伪造的。他所指出的伪造的文件就是称为《虞夏书》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认为这是战国儒家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与墨家竞相塑造古史，提出自己心目中的先王尧、舜、禹，就伪造了这三篇伪《虞夏书》、《尧典》和《皋陶谟》，尽量利用了不少远古原材料，借了尧、舜、禹、稷、契、皋陶、伯夷等许多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传说中的祖先或神话人物，集中安排到一个朝廷里，使他们成为同时存在的君臣、兄弟、姻戚，又从而编排其在位的先后，成为相连串的政权继承人。伪书的作者把他们说成是理想的圣人，做出很多美政，使人们只觉得美好的尧舜盛世早存在于远古，要大家一心向往儒家所指出的黄金时代。《禹贡》是战国时期走向统一前夕的总结性的地理记载，把当时七国所达到的区域算做天下，然后根据自然地理来划分区域，把各州特产作为贡物，并据土地肥瘠来定各州田赋的等次。这是对当时实际地理作的一个理想模式。《禹贡》本来是当时一篇可贵的地理杰作。但儒家把它编派成大禹时代的作品，把禹加工美化为继尧舜后的一个圣王。颉刚先生以充分论证揭发了这些情况，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利用《尚书》编成的古史系统。

颉刚先生积累了有关《尚书》的丰富资料，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他的《＜大诰＞今译(摘要)》，是对《尚书》按篇进行校释整理的试作，也是他研究、整理《尚书》的样本。这篇作品的特点：(一)把校勘、考证、训解、章句和译述，有机地综合起来，组成一个研究体系。(二)据广泛搜集的材料，从事校释，吸收各方精华，丰富《尚书》学内容。(三)打破经学史上门户之见，择善而从，并以自己研究心得加以发展，不囿于一隅一格。(四)把各种问题的专门探索同《尚书》的一般研究结合起来，使专门知识和特殊材料为做好校释提供条件。(五)从历史角度进行考索，以求全面地、具体地弄清楚《尚书》各篇的历史背景和史事脉络。颉刚先生的这种方法，为史学著作提出了一个新的体例。

颉刚先生对史学的见解，几十年来在史学界有广泛的影响。他对《尚书》的整理，仍当继承下去，按照他的这个办法完成这个工作。

颉刚先生在解放前发表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解放后发表的《秦汉的方士和儒生》、《＜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和评论》，都是古史研究方面的力作。解放后发表的《史林杂识》，主要是关于古史的颇为精辟的札记集。

颉刚先生在开始考辩古史的时候，也开始了对历史地理的研究。这是从研究《禹贡》开始的。他感到《禹贡》的问题太多，牵涉到中国古代全部地理，必须深入地研究，才能把问题搞清楚。1933年他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开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一课，对《禹贡》及有关各篇进行详细研究。1934年，他同谭其骧先生以禹贡学会的名义创办历史地理学专业刊物《禹贡》半月刊。1935年正式成立禹贡学会。半月刊出到第七卷第十期，共出了八十期。每期，先是两万多字，后来字数最多的有十八九万字，先后共发表了论文近千篇，出有利玛窦地图专号、西北研究专号、回族与回教专号、东北研究专号、河套水利调查专号、南洋研究专号、康藏专号、古代地理专号和察绥专号。因日军入侵活动的猖獗，半月刊在创刊不久，研究重心即以边疆地理取代古地理的研究，同时还重视少数民族中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七·七事变后，半月刊被迫停刊，学会停止活动。解放后，颉刚先生与章巽先生合编《中国历史地图》。近年，编撰《古代中原与四川的关系》及《从古籍中探索我国西部民族——羌族》，均有新意。颉刚先生对研究历史地理、边疆地理和民族有许多设想，可为后学者指示途径。

颉刚先生对于民俗学，特别是对民间文艺有浓厚的兴趣。他在1913年考进北大预科后，很爱听戏。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对戏剧中的许多基本故事随时留意，发现了许多问题。他很想收集材料，写一本《戏剧本事录》，对一些剧本作一些考证，但没没有成书。1917年他开始收集歌谣，花了八个月的时间收集到吴歌二百首，后来编成《吴歌甲集》在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出版，这是当时印行的第一部歌谣专集，对于歌谣收集工作的推动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他又结合对歌谣的研究，对《诗经·国风》提出了新的理解。孟姜女传说是我国著名的民间传说之一。他为了研究这个传说，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其中包含文献记载、剧本、唱本、歌谣和正在流行的传说，按照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清理出这个传说发展、演变的复杂过程，写出了《孟姜女故事演变》这篇著名的文章。他还注意民间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调查，收集和整理了不少这方面的材料。近年，他还把民俗学的研究跟古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写出《嫦娥故事之演化》和《＜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

颉刚先生对于民间文艺的长期研究，使他认识到民间文艺形式作为宣传工具的重要作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曾模仿民歌写了一首《伤心歌》，宣传反帝，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九·一八事变以后颉刚先生在燕京大学师生支持下，用通俗读物的形式做宣传抗日的工作。最初是采用大鼓书词的形式，有《胡阿毛开车入黄浦》、《傀儡皇帝坐龙廷》、《二十九军大战喜峰口》、《义军女将姚瑞芳》等书，都是以真人真事去激发群众抗日。这些书的出版机构，最初命名为“三户书社”，取“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意思，后来改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前后出版小册子有五六百种，拥有极为广泛的读者。

颉刚先生对专门学术工作，也注意提倡写作形式上的通俗化。他在30年代编写的《中国上古史讲义》和解放后出版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都是在深厚的研究基础上写出的通俗易懂的专著。

颉刚先生的治学道路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一个方面，是来源于我国史学史上怀疑派的疑古思想，他自述“我的学术工作，开始就是从郑樵和姚、崔两人来的。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则启发我作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颉刚先生曾著有《郑樵著书考》，标点了郑樵的《诗辩妄》，整理了《崔东壁遗书》，又标点了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从这些工作中可以看出，颉刚先生所受到的学术上的启发。他又自述，在这方面又受到胡适和钱玄同的启发和帮助。我看，更全面地说，恐怕应该说是，他受到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而且他考辩古史，推倒经学偶像的工作，本身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支流。第二个方面，是乾嘉考据学的继续和发展。他特别推崇王国维，他说：“数十年来，大家都只知道我和胡适的来往甚密，受胡适的影响很大，而不知我内心对王国维的钦敬和治学上所受影响之深。”第三方面，是道咸以来经世致用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他研究边疆地理，是一个很显著的表现。他起草的《禹贡学会边疆研究计划》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通俗读物的编刊也是这种思想表现的又一形式。最后一个方面很值得提出的，他善于从所接触的某些事物中，找出相互间的联系，并应用到学术上来。他对于古史的根本论点，就是在看戏过程中得到的启发，他看到同一个故事，在这个剧目中这样说，在那个剧目中那样说，都不一定符合历史实际，因而他想到，历史故事是会变的。他又从民间传说里看到同样的故事，一个时代一个说法，一个地域一个说法，传来传去就会面目大变。他从戏剧和传说中看到的这些情况，启发他和支持他对于古史提出了这些看法。这一点经验，对于研究学问很有用处。一个学者要从各个方面吸取营养，才能使他的成就更为丰富。

颉刚先生在学术工作上是很有事业心的。对学术研究不断提出新问题，对组织学术活动和奖掖后进者表现出很大的热忱。凡有机会跟他往还的，大概都可以有这种感受。

颉刚先生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一个有成就、有地位的历史家，在国内外享有相当高的声誉。他给我们留下的丰富的学术方面的遗产，还有待我们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

悼念陈援庵先生

陈援庵先生(1880-1971)，以数十年的工作成绩，为中国史学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我在1980年他一百周年诞辰的时候，撰文纪念，论述了他对于中国宗教史的研究和开拓的新领域，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所建立的基础。

我在文中说到援庵先生对中国宗教史的研究的广泛。他对于火祆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在中国的流传及其盛衰都有专门的论述。对于道教也写有专书。他所著《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基督教入华史略》和《基督教入华史》，是中国历史学家对这些宗教第一次系统的论述。他对伊斯兰教，虽只留下来《回教入中国史略》这一篇演讲词，但他编纂中国回教志的设想，一直到今天，对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工作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对于外来宗教史的研究，同时也是他对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我在文中又说到援庵先生对历史文献学的建基工作，包含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等几个方面。他认为目录学是治史的门径。他为了掌握中国历史文献的概貌，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亲自查对了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编写了《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四库书目考异》、《＜四库全书＞纂修始末》、《四库书名录》、《四库撰人录》等。他所著《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论述了有关佛教的重要史籍，也论述了这些史籍对一般历史研究的史料价值。这是在目录学方面有创造性的一部著作。

我说，年代学的研究是历史文献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以中、西纪元之差异而论，近代学者往往以中历的某年当西历的某年。实际上，这只能说是大约的对算。中、西的纪年，在一年之中往往可以相差二十几天到五十几天，如果不进行细微的计算，则在年尾、年首的史事纪年会差误一年之多。秦及汉初的纪年，都是以十月为岁首，这同西历纪年的差异就更大了。阿拉伯史书所用赫吉拉历是太阳历，即所谓回历，和中国旧历对算，每经30年积差一年，一千年要差三十多年。如不了解这三种历法的差异，则在历史记载的运用上，必然会出现很多错误。援庵先生所著《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为这三种历法的纪年提供了确实可靠的换算工具，为中外史料的运用在纪年方面开辟了方便的途径。年代学的工作，在援庵先生的史学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佛教的研究上，他的重要著作，如《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等，都以善于利用年代学的方法，排难解纷，获得新解。

我说，我国自周以来的二千多年间，有避讳的习惯。因此，人们在阅读古书时就增加了一种困难。援庵先生认为，如果能了解避讳的情况，反而可以帮助读者解释古文书中的疑难，辨别古文书中的真伪和时代，辨别刊本的时代。因为各个朝代所避讳的字不一样，正可利用它们作为辨别时代的标志。宋、清的学者对避讳都有专论。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用避讳解释疑难的地方很多。但前人都没有对避讳有系统的论著。援庵先生总结前人在这方面的成就，并加以发展，写成了《史讳举例》这样的专书，为历史文献学作出又一贡献。

我说，历史文献因传抄刊刻，难免有错误的地方，如不能发现错误，就不免对文献原意有所误解。我国历史家对文献校勘的注意，由来已久。清代学者校勘之风大盛。援庵先生很注意校勘问题。他认为“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他以《元典章》的校勘为范例，用五种本子同沈家本刻本《元典章》对勘，发现沈刻本伪、误、脱、颠倒、妄改的地方一万二千余条，他据以写成校补札记六卷，补缺文三卷，改作表格一卷。他又在一万二千多条中选出十分之一，加以分类和说明，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共五十例。这部书不只举出了行款字句之误的通例，还举出了因不懂元代用字、用语和名物而致误的特例。这就说明了校勘工作不只是文字异同的简单对勘，而且要对有关历史知识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了解。这书的最后一卷还举出了八条校例，其中包含校勘方法，指出了校勘工作的入门途径。这本书后来改称为《校勘学释例》，是我国校勘学史上带总结性的著作。

我还说，《元西域人华化考》是援庵先生早期著作中在国内外久享盛誉的著作，而《通鉴胡注表微》是援庵先生所有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以上，都是我在纪念援庵先生一百周年诞辰时所写的那篇《要继承这份遗产》中所说过的话。十个年头过去了，现在已是援庵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我回过头来看我十年前的那篇旧作，觉得这些话都没有过时。无论在宗教史的研究方面和历史文献学方面，十年来都有不少的进步，在有的学科内的进步还相当大，但这并不减少援庵先生所留下的宝贵遗产的历史性的贡献，反而证明它所开辟的学术领域之广阔的前景。援庵先生的两部代表作，《元西域人华化考》和《通鉴胡注表微》，今天看来，虽还有其时代的局限，但都不失为传世之作。

现在重温援庵先生的遗著，深感援庵先生在学术实践中所倡导的学风，对于我们尤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援庵先生所倡导的学风，粗略地说，就是要有扎扎实实的功力，有力求确切的表述，还有史以致用的意境。

援庵先生治学的功力，可以说是功底厚，功力专，视野宽。他博学深思，对所选课题，必广泛搜集有关的资料，进行分析和综合，提炼成文。然后把文稿收存起来，经过一个时期，再以冷眼审查，反复修改，对没有可靠依据的说法，概从删落，吸收前人已有成果而又决不再简单地重复。因此，他问世的作品总是谨严、有创见而使人信服。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以八万字的篇幅，征引书籍达二百余种，论述了所谓西域人在儒学、佛教、文学、美术、礼俗等方面的表现及其成就，这对于元代民族状况、文化特点以及汉族传统文化，如无丰富的知识，是写不出来的。《华化考》的前四卷发表于1923年，后四卷发表于三年之后，更七年而有木刻本行世。60年代中叶，援庵先生对《华化考》更有文字上及论述上的刊正，这时离书稿的最初发表已四十多年了。援庵先生初接触《元典章》，在光绪季年，嗣即进行了一些校补。一直到1930年，因多种版本都可利用，这才集中精力将全书校出，这去初《典章》也已二十余年了。在校勘过程中，“往往因一名之细，一字之微，反复参稽，意至累日。”援庵又摘取校补过程中所发现的谬误，为《释例》一书，自称此书“将以通于元代诸书及其他诸史，非仅为纠弹沈刻而作”，又自称“可于此得一代语言特例并古籍窜乱通弊”。援庵先生校补《元典章》，既投进了很大的功力，却又不仅仅是为校补这一书，而是为开拓校勘学的学科体系，为研究各史之助。对于一般人所认为学术工作上的小事，援庵先生往往别具慧眼。如《中西回史日历》之作，好像只是三种日历的对比，而且似也不必作过细的追求。援庵先生则以史事证明，不通晓三种日历的差异，则不足以解释史书上各种有关的错误。他自称：“今此编不啻二千年之中历月份牌而一千三百五十年之西域斋期单也。兹事甚细，智者不为。然不为，终不能得其用。”此书问世逾六十年，迄为检查日历必备之书，而近年似又成为户籍人口年岁换算方法的主要依据。

援庵先生十分重视学术著作中的表述形式，其中包含全书的整个布局，不同层次的标题，行文、用字、表格。在遗著中，如《通鉴胡注表微》、《元西域人华化考》内容包罗之广，《元典章校补释例》、《史讳举例》、《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条目之细，都写得清晰缜密，在老一辈史学家中亦为仅见。《元西域人华化考》、《元典章校补释例》、《史讳举例》，本都属于通论性质之书，但作者以“专”为题，以“释例”为题，在写法上也一一如题所标举。这在作者，自是谦抑为怀，实事求是，在作品本身，则纵有疏漏，也不至成为讥评的口实。在目前学风趋于夸诞的情况下，援庵先生在功力上的扎实和文字表述上的认真，都应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天援庵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之际，重读一些遗著，实不免有“高山仰止”之叹。

史以致用，这是我国史学史上的一个古老问题。这里可以包含三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易·大畜·象传》所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是指个人修养说的。又一个意思，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说“盛衰大指”，司马光所说“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是指国家盛衰、政权转移说的。还有一个意思是《礼记·经解》所说“疏通知远”，是指对历史前途的看法说的。援庵先生以史致用的思想，一般都从爱国主义思想去理解，这里符合具体情况的。但援庵先生的史学思想有更广泛的境界，同时具有上述三种意境，这在《通鉴胡注表微》一书中，如《劝诫篇》、《治术篇》、《夷夏篇》、《民心篇》，均有相当集中的论述。《夷夏篇》说民族意识：“当中国强盛，天下一家之时，此种意识不显也。中国被侵陵或分割时，则此种意识特著。及每显著一次，中华民族即扩张一次，其同化力之大，不可思议。身之民族意识显著之世，故能了解而发挥之。非其世，读其书，不知其意味之深长也。”此所论有涉及国内民族关系者，未免有所失误；但值当年日寇入侵，援庵先生所说，表明其有中国必胜，战后中国世强的信心，这是历史家对祖国前途的看法，不仅仅是简单的爱国主义也。

我们要继承援庵先生留下的史学遗产，也要继承他所倡导的优良学风。这种学风，同时也是他留下的史学遗产之很重要的部分。援庵先生当年也自觉地在继承前人的遗产。《二十史朔闰表·例言》、《史讳举例·序》，分别对前人在年代学和史讳研究上的成果及其不足，作出具体论述，这就是以工作实践表示了作者对继承前人遗产的态度。援庵先生的态度可以说是，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求继承。在研究工作的发展中作到实质性的继承。学问是无止境的，只有发展前人的优良成果，才能虽旧实新。援庵先生在继承问题上已为我们作出榜样。我们在继承援庵先生学术成就的时候，也要向这个榜样学习。

看完《四库全书》的史学大师

陈援庵(1880-1971)先生是一位蜚声国际的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一生勤奋治学，著作等身，学术上贡献很大；同时，又是一位从幼至老，热情奔放的爱国主义者。他堪为士林典范、知识界楷模的事迹，和百十种著名的著作、文章，在他的学生刘乃和女士撰写的《陈垣同志勤奋的一生》(载1983年《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四辑)一文中，已详细地作过介绍，这里就不重复了。本文只想就我从陈先生学习史学时听到他亲自讲述的话，记忆所及，一鳞半爪，缀辑成文，聊供研究陈先生的参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已衰老龙钟，记忆力减退，记的很不完全；但确实是他讲过的(也可能有些地方走样)，可以当作第一手材料看待。

陈先生是广东新会人，清末，毕业于光华医学院。曾作过许多反清的宣传活动，积极参加辛亥革命运动。民国初年，他被广州推选为众议院议员，来到北京。1921年，曾短期任教育部次长(副部长)，不久，辞职，专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兼师大历史系主任。1926年，开始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北师大合并为北京师范大学，任校长，直到1971年去世。他还先后担任过京师、北平图书馆(即北京图书馆前身)、故宫博物馆理事兼图书馆长及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长等，这些职务，对于他的治学，有很大的影响。

大约是1935年前后，陈先生时任辅仁大学校长，又回到北师大兼任史学系教授，先后开了两门课，一是史籍要目解题，一是史籍校勘学(具体科目名称已记不很清楚，但内容是不会错的)。我当时在国文系念书，曾在高步瀛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做《史记》的会注工作，对史学也很感兴趣，因此，也选习了陈先生的课。

陈先生中等身材，从外表一看，就知道是一位温文尔雅、博学多才的学者。他讲的是一口广东人说的普通话，从容不迫，很容易懂。一面讲，一面随时在黑板写出要点或书名人名，板书很考究，规规矩矩，略有些向左倾斜。坐着讲，与一般的老师不同。(那时，钱玄同先生带病给我们教课，我们请他坐着讲，他说站着讲方便些。可见各人都有各自的习惯。)

史籍要目解题课，从《史记》讲到《明史》及《资治通鉴》等书。对它们的作者，撰述经过，史料来源，贡献大小，以及后人的评价等等，都一一讲述。有时，还拿甲书和乙书对比，讲明其优劣所在。一面讲本题，偶尔附带点有关的轶闻轶事，听起来很感兴趣，不觉枯燥沉闷。他讲到：读书要看环境、条件，书多的地方应该博览，书少的地方应该精读，根据条件而定。他以自身的经历为例，他曾任北京几处大图书馆(包括故宫图书馆)馆长，那里都是藏书的渊薮，世人未见或不易见之书，他都有机会看到。他说：有人说我是读完《四库全书》的人。其实，“读完”殊未必，“翻完”则确实。本文的标题，就是根据陈先生谦虚的精神，而酌量改用了“看”字，大约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故宫里藏有较完整的《四库全书》，他是故宫博物院的理事和图书馆长，有机会、有权利看那里所有藏书。这对于他的学问、造诣，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四库全书》的书，有些只须浏览、一“翻”而过；有的则须精“读”、研究，不必用平均主义的态度去对待，以免浪费时间。我改用“看”字，就是想试图包括这两方面的情况。他谈到穷乡僻壤藏书不多的环境，则可挑几部名著精读，也可以做学问。在这里，他又谈到与之有联系的著书时遇到的资料问题。有的书，资料多(例如《晋书》，但修书人未能掌握。《资治通鉴》，则分寸掌握得较好，就应对丰富的资料进行审核，去伪存真，严加删汰。有些书，资料少(如《三国志》)，对仅有的资料，当然也应该审核，对于可信的资料，则可用“一鸡三作”法，从不同的角度去运用同一资料，《三国志》就用过这种做法。

又谈到：一部书质量好坏，著者学力高下，用不着看完全书就可知其大概，只要看三行，就可判定这个著者是否内行。当时还举出某书作例证，惜时间过久，已记不清是什么书了。我总觉得这不过是极端的个别例子。前些年，看到一部整理古人文集、被人推崇备至、逾百万言的洋洋巨著(姑隐其名)，第一页里，不到几行，竟出现了常识性的大笑话，令人看了哭笑不得。不禁想起陈先生的那句至理名言。

讲到历史断限和前后复出的问题时，说：这是二十四史中经常遇见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例如《史记》和《汉书》，前者是通史，后者是断代史；后者从前者当中采录了高祖以下几篇，但不尽相同，仍可看出他自己的作风与主张。可是班氏独出心裁，搞了个《古今人物表》，把上自宓羲，下至晚周的“人物”都包括在内，忘了自己的著作是汉代的断代史，这叫做自乱体例。同样，《后汉书》与《三国志》也有类似情况。前者成书晚于后者，而所代表的年代刚好相反，转录有关部分时，也保持了自己的作风与主张。从这里，可作些比较研究，前人就作过《班马异同》等，这也是史籍校勘的部分工作。

讲到私人著述和书出众手的官书(均指史籍)的优劣，以及官书也有好坏之分。前四史都是半公半私的个人著作，在群史中都是上乘的。之后的诸史，等而下之，多是官书(偶有个人著述的)，书出众手，有的迫于期限，更是急就章。因之，体例不纯，缺乏剪裁，重复，缺漏，芜杂，文笔风格各异，等等弊端都会出现。例如《宋史》就兼有许多毛病；仅就全书分量来讲，它比任何史的篇幅都多几倍，有四百九十六卷之多。两宋加起来不过三百一十多年，比唐代仅长三十年光景，而书则比新或旧《唐书》多一倍有余，可见其粗制滥造了。当然，它保存了过去未曾有的许多宝贵资料，也是可取的。又说：《资治通鉴》也是官书，但同时又具有个人著述的优点；也是书出众手，却用了众手之长。它由司马光主编，由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分担各代的编史任务。这几个人都分别是各断代史的专家，司马光集合了他们的长处，自己主编全书，体例、文字统一，事实考订精核，编书的时间又长，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因而成为编年体的一部长篇巨著，继《史》、《汉》之后，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又放一异彩。陈先生还附带谈到《通鉴》的各项体例，如：某事在某年而不能确定某月份者，则系于该年之末，不可误认为即其年十二月之事。并说：读史不明体例，就可能产生误解。一书有一书的体例，也有它们共同的体例。古人无论治经、治史、治文，都讲求师承传授，治经者讲“家法”，治史者明体例，习古文者讲“义法”，不可胡来一气。是内行还是外行，一动笔，一开口，就可分辨出来的。

讲到史料来源，也大有学问，并与史学校勘有很密切的关系(陈先生著有《校勘学释例》，就是以《元典章校勘释例》为例)。最早的著作如《史》、《汉》，在司马迁、班固那个时代他们能见到的书籍、文物，大部分已亡失，我们看不到了。当然，还有些保留至今的，如儒、道等家现存的重要著作中，仍可窥见司马迁、班固采择、运用资料的痕迹(如采用古文家说或今文家说，都有痕迹可寻)。又如唐人修《晋书》之前，已有二十余家(过去曾有“十八家晋书”之说)有关《晋书》的著作，唐人当然都已看到，但因书出众手，修书人各有偏嗜，无人认真做统一工作，且时间仓促(仅两三年)，对于上述那些已有成书的可信部分资料，未能充分利用，加以采择。那些书虽都已佚亡，但仍有极少部分，可从别的书(如类书)中看到它的佚文，也可作比勘之用。陈先生不仅讲授，还在考试时，事先出题，让学生找出某段史文的来源，加以校勘。就是让学生实际练习，加深这方面的认识，提高识别史料的能力。

上面，是近六十年之后关于我从陈先生学习的一些记忆，零零碎碎，很不全面，也可能有误记的；如记错了，由我负责。下面再记一段新中国成立之初，史学界的一次盛会上，又见到陈先生一面的情况。

大约是1950年底或1951年初，在北京欧美同学会的会议厅里，由郭沫若先生主持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史学会成立大会(后来把“新”字删去)。出席会议的有中央的几位元老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和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陈垣以及黄文弼、冯家升等史学家共约百十来人。音韵学家罗常培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也出席了会议。因为郭老耳聋，听不清各人的发言，除了正式记录人员作记录外，罗先生与郭老座位邻近，也作出简要记录让郭老看。我也有幸被邀参加了会议。

主持人和几位领导讲话后，我才注意到，紧接着发言的是一位身穿棉布大衣的白发老人——陈垣老师！他满怀激情地讲了许多话，现在只记得他说的、在我印象里深刻的几句话：我今年七十岁，过去的都不算了。新中国刚刚成立，我也好比是一个初诞生的婴儿，我要用我剩余的时间，为新史学、为新中国而努力！(大意如此)大家听了，热烈鼓掌。他终于在七十九岁高龄的时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实现了他上述的愿望，为新中国作出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散会后，我急忙走向前去，向这位老师问候。1994年7月7日于北京；时年八十有二

夫子循循善诱人

陈垣先生是近百年的一位学者，这是人所共知的。他在史学上的贡献，更是国内国外久有评定的。我既没有能力一一叙述，事实上他的著作俱在，也不在这里多加介绍。现在当先生诞生百年，又是先生逝世第十年之际，我以亲受业者心丧之余，回忆一些当年受到的教导，谨追述一些侧面，对于今天教育工作者来说，仍会有所启发。

我是一个中学生，同时从一位苏州的老学者戴姜福先生读书，学习“经史辞章”范围的东西，作古典诗文的基础训练。因为生活困难，等不得逐步升学，1933年由我祖父托老世交傅增湘先生拿着我的作业去介绍给陈垣先生，当然意在给我找一点谋生的机会。傅老先生回来告诉我说：“援庵说你写作俱佳。他的印象不错，可以去见他。无论能否得到工作安排，你总要勤向陈先生请教。学到做学问的门径，这比得到一个职业还重要，一生受用不尽的。”我谨记着这个嘱咐，去见陈先生。初见他眉棱眼角肃穆威严，未免有些害怕。但他开口说：“我的叔父陈简墀和你的祖父是同年翰林，我们还是世交呢！”其实陈先生早就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对于封建的科举关系焉能那样讲求？但从我听了这句话，我和先生之间，像先拆了一堵生疏的墙壁。此后随着漫长的岁月，每次见面，都给我换去旧思想，灌注新营养。在今天如果说我对文化教育事业有一滴贡献，那就是这位老园丁辛勤灌溉的汗珠。

怎样教书

我见了陈老师之后不久，老师推荐我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一班“国文”。在交派我工作时，详细问我教过学生没有？多大年龄的，教什么，怎样教？我把教过家馆的情形述说了，老师在点点头之后，说了几条“注意事项”。过了两年，有人认为我不够中学教员的资格，把我解聘。老师后派我在大学教一年级的“国文”。老师一贯的教学理论，多少年来从未间断地对我提醒。今天回想，记忆犹新，现在综合写在这里。老师说：

1、教一班中学生与在私塾屋里教几个小孩不同，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

2、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许讥诮学生。

3、以鼓励夸奖为主。不好的学生，包括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都要尽力找他们的一小点好处，加以夸奖。

4、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件发生，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万一发了脾气之后无效，又怎么下场？你还年轻，但在讲台上即是师表，要取得学生的佩服。

5、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设想学生会问什么。陈老师还多次说过，自己研究几个月的一项结果，有时并不够一堂时间讲的。

6、批改作文，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做一篇。改多了他们也不看。要改重要的关键处。

7、要有教课日记。自己和学生有某些优点缺点，都记下来，包括文中的问题记下以备比较。

8、发作文时，要举例讲解。缺点尽量在堂下个别谈；缺点改好了，有所进步的，尽量在堂上表扬。

9、要疏通课堂空气。你总在台上坐着，学生总在台下听着，成了套子。学生打呵欠，或者在抄别人的作业，或看小说，你讲得多么用力也是白费。不但作文课要在学生座位行间走走，讲课时，写了板书之后也可下台看看。既回头看看自己板书的效果如何，也看看学生会记不会记。有不会写的或写错了的字，在他们座位上给他们指点，对于被指点的人，会有较深的印象。旁边的人也会感觉兴趣，不怕来问了。

这些“上课须知”，老师不止一次地向我反复说明，唯恐听不明，记不住。

老师又在楼道里挂了许多玻璃框子，里边随时装入一些各班学生的优秀作业。要求有预批，有总批，有加圈的地方，有加点的地方，都是为了标志出优点所在。这固然为了学生观摩的大检阅、大比赛，后来我才明白也是老师教学效果、批改水平的大检阅。

我知道老师并没搞过什么教学法、教育心理学，但他这些原则和方法，实在符合许多教育理论，这是从多年的实践经验中辛勤总结得出来的。

对后学的诱导

陈老师对后学因材施教，在课堂上对学生用种种方法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在堂下对后学无论是否自己教过的人，也都抱一团热情去加以诱导。当然也有正面出题目、指范围、定期限、提要求的时候，但这是一般师长、前辈所常有的、共有的，不待详谈。这里要谈的是陈老师一些自身表率和“谈言微中”的诱导情况。

陈老师对各班“国文”课一向不但是亲自过问，每年总还自己教一班课。各班的课本是统一的，选哪些作品，哪篇是为何而选，哪篇中讲什么要点，通过这篇要使学生受到哪方面的教育，都经过仔细考虑，并向任课的人加以说明。学年末全校的一年级“国文”课“会考”总是由陈老师自己出题，统一评定分数。现在我才明白，这不但是学生的会考，也是教师们的会考。

我们这些教“国文”的教员，当然绝大多数是陈老师的学生或后辈，他经常要我们去见他。如果时间隔久了不去，他遇到就问：“你忙什么呢？怎么好久未见？”见面后并不考查读什么书，写什么文章等等，总在闲谈中抓住一两小问题进行指点，指点的往往是因小见大。我们每见老师总有新鲜的收获，或发现自己的不足。

我很不用功，看书少，笔懒，发现不了问题。老师在谈话中遇到某些问题，也并不尽关史学方面的，总是细致地指出，这个问题可以从什么角度去研究探索，有什么题目可做，但不硬出题目，而是引导人发生兴趣。有时评论一篇作品或评论某一种书，说它有什么好处，但还有什么不足处，常说：“我们今天来做，会比它要好，”说到这里就止住。好处在哪里，不足处在哪里，怎样做就比它好？如果我们不问，并不往下说。我就错过了许多次往下请教的机会。因为绝大多数是我没读过的书，或者没有兴趣的问题。假如听了之后随时请教，或回去赶紧补读，下次接着上次的问题尾巴再请教，岂不收获更多？当然我也不是没有继续请教过，最可悔恨的是请教过的比放过去的少的多！

陈老师的客厅、书房以及住室内，总挂些名人字画，最多的是清代学者的字，时也挂些古代学者字迹的拓片。客厅案头或沙发前的桌上，总有些字画卷册或书籍，这常是宾主谈话的资料，也是对后学的教材。他曾用30元买了一开章学诚的手札，在30年代买清代学者手札墨迹，这是很高价钱了。但章学诚的字，写得非常拙劣，老师把它挂在那里，既备一家学者的笔迹，又常当作劣书的例子来警告我们。我们去了，老师常指着某件字画问：“这个人你知道吗？”如果知道，并且还说出一些有关的问题，老师必大为高兴，连带地引出关于这位学者和他的学问、著述种种评价和介绍。如果不知道，则又指引一点头绪后就不往下多说，例如说“他是一个史学家”就完了。我们因自愧没趣，或者想知道个究竟，只好去查有关这个人的资料。明白了些，下次再向老师表现一番，老师必很高兴。但又常在我的棱缝中再点一下，如果还知道，必大笑点头，我也像考了个满分，感觉自傲；如果词穷了，也必再告诉一点头绪，容回去再查。

老师最喜欢收集学者的草稿，细细寻绎他们的修改过程。客厅桌上常摆着这类东西。当见我们看得发生兴趣时，便提出问题说：“你说他为什么改那个字？”

老师常把自己研究的问题向我们说，什么问题，怎么研究起来的。在我们的疑问中，如果有老师还没有想到的，必高兴地肯定我们的提问，然后再进一步地发挥给我们听。老师常说，一篇论文或专著，做完了不要忙着发表。好比刚蒸出的馒头，须要把热气放完了，才能去吃；蒸的透不透，熟不熟，才能知道。还常说，作品要给三类人看：一是水平高于自己的人，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三是不如自己的人。因为这可以从不同角度得到反映，以便修改。所以老师的著作稿，我们也常以第三类读者的身份而得以先睹。我们提出的意见或问题，当然并非全无启发性的，但也有些是很可笑的。一次稿中引了两句诗，一位先生看了，误以为是长短句散文，说稿上的断句有误。老师因而告诉我们要注意学诗，不可闹笑柄。但又郑重嘱咐我们，不要向那位先生说，并说将由自己劝他学诗。我们同从老师受业的人很多，但许多并非同校、同班，以下只好借用“同门”这个旧词。那么那位先生也可称为“同门”的。

老师常常驳斥我们说“不是”，“不对”，听着不免扫兴。但这种驳斥都是有代价的，当驳斥之后，必然使我们知道什么是“是”的，什么是“对”的。后来我们又常恐怕听不到这样的驳斥。

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片赤诚

历史证明，中国几千年来各地方的各民族从矛盾到交融，最后团结成为一体，构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和它的灿烂文化。陈老师曾从一部分历史时期来论证这个问题，即是他精心而且得意的著作之一《元西域人华化考》

在抗战时期，老师身处沦陷区中，和革命抗敌的后方完全隔绝，手无寸铁的老学者，发奋以教导学生为职志。环境日渐恶劣，生活日渐艰难，老师和几位志同道合的老先生著书、教书越发勤奋。学校经费不足，《辅仁学志》将要停刊，几位老先生相约在《学志》上发表文章，不收稿费。这时期他们发表的文章比收稿费时还要多。老师曾语重心长地说：“从来敌人消灭一个民族，必从消灭它的民族历史文化着手。中华民族文化不被消灭，也是抗敌根本措施之一。”

辅仁大学是天主教的西洋教会所办的，当然是有传教的目的。陈老师的家庭是有基督教信仰的，他在20年代做教育部次长时，因为在孔庙行礼迹近拜偶像，对“祀礼”典礼，曾“辞不予也”。但他对教会，则不言而喻是愿“自立”的。20年代有些基督教会也曾经提出过“自立自养”，并曾进行过募捐。当时天主教会则未曾提过这个口号，这又岂是一位老学者所能独立实现的呢？于是老师不放过任何机会，大力向神甫们宣传中华民族文化，曾为他们讲佛教在中国所以能传播的原因。看当时的记录，并未谈佛教的思想，而是列举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对佛教存在有什么好处，可供天主教借鉴。吴历，号渔册，是清初时一位深通文学的大画家，他是第一个国产神甫，老师对他一再撰文表彰。又在旧恭王府花园建立“司铎书院”，专对年轻的中国神甫进行历史文化基本知识的教育。这个花园中有几棵西府海棠，从前每年开花时旧主人必宴客赋诗，老师这时也在这里宴客赋诗，以“司铎书院海棠”为题，自己也做了许多首。还让那些年轻神甫参加观光，意在造成中国司铎团体的名声。

这种种往事，有人不尽理解，以为陈老师“为人谋”了。若干年后，想起老师常常口诵《论语》中两句：“施于有政，是亦为政”，才懂得他的“苦心孤诣”！还记得老师有一次和一位华籍大主教拍案争辩成为全校震动的一个事情。辩的是什么，一直没有人知道。现在明白，辩的是什么，也就不问可知了。

一次我拿一卷友人收藏找我题跋的纳兰成德手札卷，去给老师看。说起成德的汉文化修养之高。我说：“您作《元西域人华化考》举了若干人，如果我做‘清东域人华化考’，成德应该列在前茅。”老师指着我的题跋说：“后边是启元伯。”相对大笑。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民族的生命和灵魂，更是各兄弟民族团结融合的重要纽带，也是陈老师学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个中心。

竭泽而渔地搜集材料

老师研究某一个问题，特别是作历史考证，最重视占有材料。所谓占有材料，并不是指专门挖掘什么新奇的材料，更不是主张找人所未见的什么珍秘材料，而是说要了解这一问题各个方面有关的材料，尽量搜集，加以考查，在人所共见的平凡书中，发现问题，提出见解。自己常说，在准备材料阶段，要“竭泽而渔”，意思即是要不漏掉每一条材料。至于用几条，怎么用，那是第二步的事。

问题来了，材料到哪里找？这是我最苦恼的事。而老师常常指出范围，上哪方面去查。我曾向老师问起：“您能知道哪里有哪方面的材料，好比能知道某处陆地下面有伏流，刨开三尺，居然跳出鱼来，这是怎么回事？”后来逐渐知道老师有深广的知识面，不管多大部头的书，他总要逐一过目。好比对于地理、地质、水道、动物等等调查档案都曾过目的人，哪里有伏流，哪里有鱼，总会掌握线索的。

他曾藏有三部佛教的《大藏经》和一部道教的《道藏经》，曾说笑话：“唐三藏不希奇，我有四藏。”这些“大块文章”教师都曾阅览过吗？我脑中时常泛出这种疑问。一次老师在古物陈列所发现了一部嘉兴地方刻的《大藏经》，立刻知道里边有哪些种是别处没有的，并且有什么用处。即带着人去抄出许多本，摘录若干条。怎么比较而知哪些种是别处没有的呢？当然熟悉目录是首要的，但仅仅查目录，怎能知道哪些有什么用处呢？我这才“考证”出老师藏的“四藏”并不是陈列品，而是都曾一一过目，心中有数的。

老师自己曾说年轻时看清代的《十朝圣训》、《朱批谕旨》、《上谕内阁》等书，把各书按条剪开，分类归并，称它为《柱下备忘录》。整理出的问题，即是已发表的《宁远堂丛录》。可惜只发表了几条，仅是全份分类材料的几百分之一。又曾说年轻时为应科举考试，把许多八股文的书全都拆开，逐篇看去，分出优劣等级，重新分册装订，以备精读或略读。后来还能背诵许多八股文的名篇给我们听。这种干法，有谁肯干！又有几人能做得到？

解放前，老师对于马列主义的书还未曾接触过。解放初，才找到大量的小册子，即不舍昼夜地看。眼睛不好，册上的字又很小，用放大镜照着一册册看。那时已是70岁的老人了，结果累得大病一场，医生制止看书，这才暂停下来。

老师还极注意工具书，20年代时《丛书子目索引》一类的书还没出版，老师带了一班学生，编了一套各种丛书的索引；这些册清稿，一直在自己书案旁边书架上，后来虽有出版的，自己还是习惯查这份稿本。

另外还有其他书籍，本身并非工具书，但由于善于利用，而收到工具书的效果。例如一次有人拿来一副王引之写的对联，是集唐人诗句。一句知道作者，一句不知道。老师走到藏书的房间，不久出来，说了作者是谁。大家都很惊奇地问怎么知道的，原来有一种小本子的书，叫《诗句题解汇编》，是把唐宋著名诗人的名作每句按韵分编，查时按某句末字所属的韵部去查即知。科举考试除了考八股文外，还考“试帖诗”。这种绝大多数是以一句古代诗为题，应考者要知道这句诗的作者和全诗的内容，然后才着笔，这种小册子即是当时的“夹带”，也就是今天所谓“小抄”的。现在试帖诗没有人再做了，而这种“小抄”到了陈老师手中，却成了查古人诗句的索引。这不过是一个例子，其余不难类推。

胸中先有鱼类分布的地图，同时烂绳破布又都可拿来当纲，何患不能竭泽而渔呢？

一指的批评和一字的考证

老师在谈话时，时常风趣地用手向人一指。这无言的一指，有时是肯定的，有时是否定的。使被指者自己领会，得出结论。一位“同门”满脸连鬓胡须，又常懒得刮。老师曾明白告诉他，不刮属于不礼貌，并且上课也要整齐严肃，“不修边幅”去上课给学生印象不好。但这位“同门”还常常忘了刮。当忘刮胡子见到老师时，老师总是看看他的脸，用手一指他便跼蹐不安。有一次我们一同去见老师，快到门前了，忽然发觉没有刮胡子，便跑到附近一位“同门”的家中借刀具来刮。附近的这位“同门”的父亲，也是我们的一位师长，看见后说：“你真成了子贡，”大家以为是说他算大师的门徒。这位老先生又说：“入马厩而修容！”这个故事是这样，子贡去到一个贵人家，因为容貌不整洁，被守门人拦住，不许入门。子贡临时钻进门外的马棚“修容”，不知是洗脸还是刮胡子，守门人就让他进去了。大家听了后一句，无不大笑，这次他才免于一指。

一次作司铎书院海堂诗，我用了“西府”一词，另一位“同门”说：“恭王府当时称西府呀？”老师笑着用手一指，然后说：“西府海棠啊！”这位“同门”说：“我想远了。”又谈到当时的美术系主任溥伒先生，他在清代的爵是“贝子”。我说：“他是孛堇，”老师点点头。这位“同门”又说：“什么孛堇？”老师不禁一愣，“哎”了一声，用手一指，没再说什么。我赶紧接着说：“就是贝子，《金史》作孛堇。”这位“同门”研究史学，偶然忘了金源官职。老师这无言的一指，不啻开了一次“必读书目”。

老师读书，从来不放过一个字，作历史考证，有时一个很大的问题，都从一个字上突破、解决。以下举三个例；

北京图书馆影印一册于敏中的信札，都是从热河行宫寄给在北京的陆锡熊的，陆锡熊那时正在编辑《四库全书》，于的信札是指示编书问题的。全册各信札绝大部分只写日子，既少有月份更没有年份。里边一札偶然记了大雨，老师即从它所在地区和下雨的情况勾稽得知是某年某月，因而解决了这批信札大部分写寄的时间，而为《四库全书》编辑经过和进程得到许多旁证资料。这是从一个“雨”字解决的。

又在考顺治是否具曾出家的问题时，在蒋良骐编的《东华录》中看到顺治卒后若干日内，称灵柩为“梓宫”从某日以后称灵柩为“宝宫”，再印证其他资料，证明“梓宫”是指木制的棺材。“宝宫”是指“宝瓶”，即是骨灰坛。于是证明顺治是用火葬的，清代“实录”屡经删削修改，蒋良骐在乾隆时所摘录的底本，还是没太删削的本子，还存留“宝宫”的字样。《实录》是官修的书，可见早期并没讳言火葬。这是从一个“宝”字解决的。

又当选写纪念吴渔山的文章时，搜集了许多吴氏的书画影印本。老师对于画法的鉴定，未曾作专门研究，时常叫我去看。我虽曾学画，但那时鉴定能力还是幼稚，老师依然是垂询参考的。一次看到一册，画的水平不坏，题“仿李营邱”，老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孔子的名字，历代都不避讳，到了清代雍正四年，才下令避讳“丘”字，凡写“丘”字时，都加“邑”旁作“邱”，在这年以前，并没有把“孔丘”“营丘”写成“孔邱”、“营邱”的。吴渔山卒于雍正以前，怎能预先避讳？我真奇怪，老师对历史事件连年份都记得这样清，提出这样快！在这问题上，当然和作《史讳举例》曾下的功夫有关，更重要的是亲手剪裁分类编订过那部《柱下备忘录》。所以清代史事，不难如数家珍，唾手而得。伪画的马脚，立刻揭露。这是从一个“邱”字解决的。

这类情况还多，凭此三例，也可概见其余。

严格的文风和精密的逻辑

陈老师对于文风的要求，一向是极端严格的。字句的精简，逻辑的周密，从来一丝不苟。旧文风，散文多半是学“桐城派”，兼学些半骈半散的“公牍文”。遇到陈老师，却常被问得一无是处。怎样问？例如用些漂亮的语调，古奥的词藻时，老师总问“这些怎么讲？”那些语调和词藻当然不易明确翻成现在语言，答不出时，老师便说：“那你为什么用它？”一次我用了“旧年”二字，是从唐人诗“江春入旧年”套用来的。老师问：“旧年指什么？是旧历年，是去年，还是以往哪年？”我不能具体说，就被改了。老师说：“桐城派作文章如果肯定一个人，必要否定一个人来作陪衬。语气总要摇曳多姿，其实里边有许多没用的话。”30年代流行一种论文题目，像“某某作家及其作品”。老师见到我辈如果写出这类题目，必要把那个“其”字删去，宁可使念着不太顺嘴，也绝不容许多费一个字。陈老师的母亲去世，老师发讣闻，一般成例，孤哀子名下都写“泣血稽颡”，老师认为“血”字并不诚实，就把它去掉。在旧社会的“服制”上，什么“服”的亲属，名下写什么字样。“泣稽颡”是比儿子较疏的亲属名下所用的，但老师宁可不保世俗旧服制习惯用语，也不肯向人撒谎，说自己泣了血。

唐代刘知几作的《史通》，里边一篇《点烦》，是举出前代文中罗唆的例子，把他所认为应删去的字用“点”标在旁边。流传的《史通》刻本，字旁的点都被刻板者省略，后世读者便无法看出刘知几要删去哪些字。刘氏的原则是删去没用的字，而语义毫无损伤、改变，并且只往下删，绝不增加任何一字。这种精神，是陈老师最为赞成的。屡次把这《点烦》篇中的例文印出来，让学生自己学着去删。(结果常把有用的字删去，而留下的却是废字废话。)老师的秘书都怕起草文件，常常为了一两字的推敲，能经历许多时间。

老师常说，人能在没有什么理由，没有什么具体事迹，也就是没有什么内容的条件下，做出一篇骈体文，但不能做出一篇散文。老师60岁寿辰时，老师的几位老朋友领头送一堂寿屏，内容是要全面叙述老师在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但用什么文体呢？如果用散文，万一遇到措词不恰当，不周延，不确切，挂在那里徒然使陈老师看着别扭，岂不反为不美？于是公推高步瀛先生用骈体文做寿序，请余嘉锡先生用隶书来写。陈老师得到这份贵重寿礼，极其满意。自己把它影印成一小册，送给朋友，认为这才不是空洞堆砌的骈文。还告诉我们，只有高先生那样深的学问和那样高的手笔，才能写出那样骈文，不是初学的人所能“摇笔即来”的，才知老师并不是单纯反对骈体文，只是反对那种空洞无物的。

老师对于行文，最不使“见下文”。说，先后次序，不可颠倒。前边没有说明，令读者等待看后边，那么前边说的话根据何在？又很不喜在自己文中加注释。说，正文原来就是说明问题的，为什么不在正文中即把问题说清楚？既有正文，再补以注释，就说明正文没全或没说清。除了特定的规格、特定的条件必须用小注的形式外，应该锻炼在正文中就把应说的都说清。所以老师的著作中除《元典章校补》是随着《元典章》的体例有小注；《元秘史译音用字考》在木板刻成后又发现应加的内容，不得已刓改板面，出现一段双行小字外，一般文中连加括弧的插话都不肯用，更不用说那些“注一”“注二”的小注。但看那些一字一板的考据文章中，并没有使人觉得缺什么该交代的材料出处，因为已都消化在正文中了。另外，也不喜用删节号。认为引文不会抄全篇，当然都是删节的。不衔接的引文，应该分开引用。引诗如果仅三句有用，那不成联的单句必然另引，绝不使它成为瘸腿诗。

用比喻来说老师的考证文风，既像古代“老吏断狱”的爰书，又像现代科学发明的报告。

诗情和书趣

陈老师的考证文章，精密严格，世所鲜见。许多人有时发生错觉，以为这位史学家不解诗赋。这里先举一联来看：“百年史学推瓯化，万首诗篇爱剑南，”这是老师带有“自况”性质的“宣言”，即以本联的对偶工巧，平仄和谐，已足看出是一位老行家。其实不难理解，曾经应过科举考试的人，这些基本训练，不可能不深厚。曾详细教导我关于骈文中“仄顶仄，平顶平”等等韵律的规格，我做的那本《诗文声律论稿》中的论点，谁知道许多是这位庄严谨饬的史学考据家所传授的呢？

抗战前他曾说过，自己60岁后，将去行政职务，用一段较长时间，补游未到过的名山大川，丰富一下诗料，多积累一些作品，使诗集和文集分量相称。不料战争突起，都成了虚愿。

他现在存留的诗稿有多少，我不知道，一时也无从寻找。最近只见到《司铎书院海棠》诗的手稿残本绝句七首，摘录二首，以见一斑：十年树木成诗谶，劝学深心仰成松。今日海棠花独早，料因桃李与争秾。

自注：万松野人著《劝学罪言》，为今日司铎书院之先声。“十年树木”楹帖，今存书院。

功按：万松野人为英华先生的别号。先生字敛之，姓赫舍里氏，满族人，创“辅仁社”，即辅仁大学的前身。陈垣先生每谈到他时，总称他为“英老师”。西堂曾作竹枝吟，玫瑰花开玛窦林。幸有海棠能嗣响，会当击木震仁音。

自注：尤西堂《外国竹枝词》：“阜成门外玫瑰发，杯酒还浇利泰西。”“击木震仁惠之音”，见《景教碑》。

功按：利玛窦，明人以“泰西”作地望称之，又或称之为“利子”。《景教碑》即唐代《景教流行中国碑》，今在西安碑林。

又在1967年时，空气正紧张之际，我偷着去看老师，老师口诵他最近给一位朋友题什么图的诗共两首。我没有时间抄录，匆匆辞出，只记得老师捋胡须念：“老夫也是农家子，书屋于今号励耘。”抑扬的声调，至今如在。

清末学术界有一种风气，即经学讲《公羊》，书法学北碑。陈老师平生不讲经学，但偶然谈到经学问题时，还不免流露公羊学的观点；对于书法，则非常反对学北碑。理由是刀刃所刻的效果，与毛笔所写的效果不同，勉强用毛锥去模拟刀刃的效果，必致矫揉造作，毫不自然。我有些首《论书绝句》，其中二首云：“题记龙门字势雄，就中尤属《始平公》。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少谈汉魏怕徒劳，简椟摩挲未几遭。岂独甘卑爱唐宋，半生师笔不师刀。”曾谬蒙朋友称赏，其实这只是陈老师艺术思想的韵语化罢了。

还有两件事可以看到老师对于书法的态度：有一位退位的大总统，好临《淳化阁帖》，笔法学包世臣。有人拿着他的字来问写得如何，老师答说写得好。问好在何处，回答是“连枣木纹都写出来了。”宋代刻《淳化阁帖》是用枣木板子，后世屡经翻刻，越发失真。可见老师不是对北碑有什么偏恶，对学翻板的《阁帖》，也同样是不赞成的。另一事是解放前故宫博物院影印古代书画，常由一位院长题签，写得字体歪斜，看着不太美观。陈老师是博物院的理事，一次院中的工作人员拿来印本征求意见，老师说：“你们的书签贴的好。”问好在何处，回答是：“一揭便掉。”原来老师所存的故宫影印本上所贴的书签，都被揭掉了。

无价的奖金和宝贵的墨迹

辅仁大学有一位教授，在抗战胜利后出任北平市的某一局长，从辅仁的教师中找他的帮手，想让我去管一个科室。我去向陈老师请教，老师问：“你母亲愿意不愿意？”我说：“我母亲自己不懂得，教我请示老师。”又问：“你自己觉得怎样？”我说：“我‘少无宦情’。”老师哈哈大笑说：“既然你无宦，我可以告诉你：学校送给你的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我明白了，立刻告辞回来，用花笺纸写了一封信，表示感激那位教授对我的重视，又婉言辞谢了他的委派。拿着这封信去请老师过目。老师看了没有别的话，只说：“值30元。”这“30元”到了我的耳朵里，就不是银元，而是金元了。

1963年，我有一篇发表过的旧论文，由于读者反映较好，修改补充后，将由出版单位作专书出版，去请陈老师题签。老师非常高兴，问我“你曾有专书出版吗”？我说：“这是第一本。”又问了这册的一些方面后，忽然问我：“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我说：“51岁。”老师即历数戴东原只54，全谢山50岁，然后说：“你好好努力啊！”我突然听到这几句上言不搭下语而又比拟不恰的话，立刻懵住了，稍微一想，几乎掉下泪来。老人这时竟像一个小孩，看到自己浇水的一棵小草，结了籽粒，便喊人来看，说要结桃李了。现在又过了17年，我学无寸进，辜负了老师夸张性的鼓励。

陈老师对于作文史教育工作的后学，要求常常既广且严。他常常说做文史工作必须懂诗文，懂金石，否则怎能广泛运用各方面的史料。又说做一个学者必须能懂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常识更须广博。还常说，字写不好，学问再大，也不免减色。一个教师板书写得难看，学生先看不起。

老师写信都用花笺纸，一笔似米芾又似董其昌的小行书，永远那么匀称，绝不潦草。看来每下笔时，都提防着人家收藏装裱。藏书上的眉批和学生作业上的批语字迹是一样的。黑板上的字，也是那样。板书每行四五字，绝不写到黑板下框处，怕后边坐的学生看不见。写哪些字，好像都曾计划过的。但我却不敢问：“您的板书还打草稿吗？”后来无意中谈到“备课”问题，老师说：“备课不但要准备教什么，还要思考怎样教。哪些话写黑板，哪些话不用写。易懂的写了是浪费，不易懂的不写则学生不明白。”啊！原来黑板写什么，怎样写，老师确是都经过考虑的。

老师在名人字画上写题跋看去潇洒自然，毫不矜持费力，原来也一一精打细处，行款位置，都要恰当合适。给人写扇面，好写自己做的小条笔记，我就求写过两次，都写的小考证。写到最后，不多不少，加上年月款识，印章，真是天衣无缝。后来得知是先数好扇骨的行格，再算好文词的字数，哪行长，哪行短。看去一气呵成，谁知曾费如此匠心呢？

我在1964年、1965年间，起草了一本小册子，带着稿子去请老师题签。这时老师已经病了，禁不得劳累。见我这一叠稿子，非看不可。但我知道他老人家如看完那几万字，身体必然支持不住，只好托词说还须修改，改后再拿来，先只留下书名。我心里知道老师以后恐连这样书签也不易多写了，但又难于先给自己订出题目，请老师预写。于是想出《启功丛稿》四字，准备将来作为“大题”，分别用在各篇名下。就说还有一本杂文，也求题签。老师这时已不太能多谈话，我就到旁的房间去坐。不多时间，秘书同志举着一叠墨笔写的小书签来了，我真喜出望外，怎能这样快呢？原来老师凡见到学生有一点点“成绩”，都是异常兴奋的。最痛心的是这个小册，从那年初，整整修了十年，才得出版，而他老人家已不及见了！

现在我把回忆老师教导的千百分之一写出来，如果能对今后的教育工作有所帮助，也算我报了师恩的千百分之一！我现在也将近70岁了，记忆力锐减，但“学问门径”、“受用无穷”、“不对”、“不是”、“教师”、“官吏”、“30元”、“50岁”种种声音，却永远鲜明地响在我的耳边。

老师逝世时，是1971年，那时还祸害横行，纵有千言万语，谁又敢见诸文字？当时私撰了一副挽联，曾向朋友述说，都劝我不要写出。现在补写在这里，以当“回向”吧！“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答陶甄！”一九八零年六月十六日

三松堂断忆

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

去年这时，也是玉簪花开得满院雪白，我还计划在向阳的草地上铺出一小块砖地，以便把轮椅推上去，让父亲在浓重的树阴中得一小片阳光。因为父亲身体渐弱，我忙于延医取药，竟没有来得及建设。九月底，父亲进了医院，我在整天奔忙之余，还不时望一望那片草地，从未能想像老人再不能回来，回来享受我为他安排的一切。

哲学界人士和亲友们都认为父亲的一生总算圆满，学术成就和他从事的教育事业使他中年便享盛名，晚年又见到了时代的变化，生活上有女儿侍奉，诸事不用操心，能在哲学的清纯世界中自得其乐。而且，他的重要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八十岁才开始写，许多人担心他写不完，他居然写完了。他是拼着性命支撑着，他一定要写完这部书。

在父亲的最后几年里，经常住医院，一九八九年下半年起更为频繁。一次是十一月十一日午夜，父亲突然发作心绞痛，外子蔡仲德和两个年轻人一起，好不容易将他抬上救护车。他躺在担架上，我坐在旁边，数着脉搏。夜很静，车子一路尖叫着驶向医院。好在他的医疗待遇很好，每次住院都很顺利。一切安排妥当后，他的精神好了许多，我俯身为他掖好被角，正要离开时，他疲倦地用力说：“小女，你太累了！”“小女”这乳名几十年不曾有人叫了。“我不累。”我说，勉强忍住了眼泪。说不累是假的，然而比起担心和不安，劳累又算得了什么呢。

过了几天，父亲又一次不负我们的劳累和担心，平安回家了。我们笑说：“又是一次惊险镜头。”十二月初，他在家中度过九十四寿辰，也是他最后的寿辰。这一天，民盟中央的几位负责人丁石荪等先生前来看望，老人很高兴，谈起一些文艺杂感，还说，若能汇集成书，可题名为“余生札记”。

这余生太短促了。中国文化书院为他筹办了庆祝九五寿辰的“冯友兰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他没有来得及参加。但他知道了大家的关心。

一九九○年初，父亲因眼前有幻象，又住医院。他常常喜欢自己背诵诗词，每住医院，总要反复吟哦《古诗十九首》。有记不清的字，便要我们查对。“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他在诗词的意境中似乎觉得十分安宁。一次医生来检查后，他忽然对我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生吾顺事，没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我只能说：“那不行，哪有生病不治的呢！”父亲微笑不语。我走出病房，便落下泪来。坐在车上，更是泪如泉涌。一种没有人能分担的孤单沉重地压迫着我。我知道，分别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希望他快点写完《新编》，可又怕他写完。在住医院的间隙中，他终于完成了这部书。亲友们都提醒他还有本《余生札记》呢。其实老人那时不只有文艺杂感，又还有新的思想，他的生命是和思想和哲学连在一起的。只是来不及了。他没有力气再支撑了。

人们常问父亲有什么遗言。他在最后几天有时念及远在异国的儿子钟辽和唯一的孙儿冯岱。他用力气说出的最后的关于哲学的话是：“中国哲学将来要大放光彩！”他是这样爱中国、这样爱哲学。当时有李泽厚和陈来在侧。我觉得这句话应该用大字写出来。

然后，终于到了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凄冷的夜晚，父亲那永远在思索的头脑进入了永恒的休息。

作为父亲的女儿，而且是数十年都在他身边的女儿，在他晚年又身兼几大职务，秘书、管家兼门房，医生、护士带跑堂，照说对他应该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无哲学头脑，只能从生活中窥其精神于万一。根据父亲的说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总是在思索，在考虑问题。因为过于专注，难免有些呆气。他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鸡”。其实这些呆气早已有之。抗战初期，几位清华教授从长沙往昆明，途经镇南关，父亲手臂触城墙而骨折。金岳霖先生一次对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说：“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这是形容父亲爱思索。他那时正是因为在思索，根本就没有听见司机的话。

他的生命就是不断地思索，不论遇到什么挫折，遭受多少批判，他仍顽强地思考，不放弃思考。不能创造体系，就自我批判，自我批判也是一种思考。而且在思考中总会冒出些新的想法来。他自我改造的愿望是真诚的，没有经历过二十世纪中叶的变迁和六七十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的人，是很难理解这种自我改造的愿望的。知识分子前冠以资产阶级，位置固定了，任务便是改造，又怎自知是之为是，自非之为非？第三，各种知识分子的处境也不尽相同，有居庙堂而一切看得较为明白，有处林下而只能凭报纸和传达，也只能信报纸和传达。其感受是不相同的。

幸亏有了新时期，人们知道还是自己的头脑最可信。父亲明确采取了不依傍他人，“修辞立其诚”的态度。我以为，这个诚字并不能与“伪”相对。需要提出“诚”，需要提倡说真话，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悲哀。

我想历史会对每一个人作出公允的、不带任何偏见的评价。历史不会忘记有些微贡献的每一个人，而评价每一个人时，也不要忘记历史。

父亲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头脑都让哲学占据了，没有空隙再来考虑诸般琐事。而且他总是为别人着想，尽量减少麻烦。一个人到九十五岁，没有一点怪癖，实在是奇迹。父亲曾说，他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一位是他的母亲、我的祖母吴清芝太夫人，一位是我的母亲任载坤先生，还有一个便是我。一九八二年，我随父亲访美，在机场上父亲做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确实得有人料理俗务，才能有纯粹的精神世界。近几年，每逢我的生日，父亲总要为我撰寿联。一九九○年夏，他写最后一联，联云：“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父亲对女儿总是看得过高。“双城”指的是我的长篇小说，第一卷《南渡记》出版后，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便停顿了。我必须以《新编》为先，这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当然，我持家的能力很差，料理饮食尤其不能和母亲相比，有的朋友都惊讶我家饭食的粗糙。而父亲从没有挑剔，从没有不悦，总是兴致勃勃地进餐，无论做了什么，好吃不好吃，似乎都滋味无穷。这一方面因为他得天独厚，一直胃口好，常自嘲“还有当饭桶的资格”；另一方面，我完全能够体会，他是以为能做出饭来已经很不容易，再挑剔好坏，岂不让管饭的人为难。

父亲自奉俭，但不乏生活情趣。他并不永远是道貌岸然，也有豪情奔放，潇洒闲逸的时候，不过机会较少罢了。一九二六年父亲三十一岁时，曾和杨振声、邓以蛰两先生，还有一位翻译李白诗的日本学者一起豪饮，四个人一晚喝去十二斤花雕。六十年代初，我因病常住家中，每于傍晚随父母到颐和园包坐大船，一元钱一小时，正好览尽落日的绮辉。一位当时的大学生若干年后告诉我说，那时他常常看见我们的船在彩霞中飘动，觉得真如神仙中人。我觉得父亲是有些仙气的，这仙气在于他一切看得很开。在他的心目中，人是与天地等同的。“人与天地参”，我不止一次听他讲解这句话。《三字经》说得浅显，“三才者，天地人”。既与天地同，还屑于去钻营什么！那些年，一些稍有办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调回北京，而他，却只能让他最钟爱的幼子钟越长期留在医疗落后的黄土高原。一九八二年，钟越终于为祖国的航空事业流尽了汗和血，献出了他的青春和生命。

父亲的呆气里有儒家的伟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到“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地步；父亲的仙气里又有道家的豁达洒脱。秉此二气，他穿越了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的二十世纪。他的一生便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篇章。

据河南家乡的亲友说，一九四五年初祖母去世，父亲与叔父一同回老家奔丧，县长来拜望，告辞时父亲不送，而对一些身为老百姓的旧亲友，则一直送到大门，乡里传为美谈。从这里我想起和读者的关系。父亲很重视读者的来信，许多年常常回信。星期日上午的活动常常是写信。和山西一位农民读者车恒茂老人就保持了长期的通信，每索书必应之。后来我曾代他回复一些读者来信，尤其是对年轻人，我认为最该关心，也许几句话便能帮助发掘了不起的才能。但后来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做了，只好听之任之。把人家的千言信万言书束之高阁，起初还感觉不安，时间一久，则连不安也没有了。

时间会抚慰一切，但是去年初冬深夜的景象总是历历如在目前。我想它是会伴随我进入坟墓的了。当晚，我们为父亲穿换衣服时，他的身体还那样柔软，就像平时那样配合。他好像随时会睁开眼睛说一声“中国哲学将来会大放光彩”。我等了片刻，似乎听到一声叹息。不得不离开病房了。我们围跪在床前，忍不住痛哭失声！仲扶着我，可我觉得这样沉重的孤单！在这茫茫世界中，再无人需我侍奉，再无人叫我的乳名了。这么多年，每天清晨最先听到的，是从父亲卧房传来的咳嗽，每晚睡前必到他床前说几句话。我怎样能从多年的习惯中走得出来！

然而日子居然过去快一年了。只好对自己说，至少有一件事稍可安慰。父亲去时不知道我已抱病。他没有特别的牵挂，去得安心。

文章将尽，玉簪花也谢尽了。邻院中还有通红的串红和美人蕉，记得我曾说串红像是鞭炮，似乎马上会劈劈啪啪响起来。而生活里又有多少事值得它响呢？一九九一年九月病中

“最后的儒家”传承的儒家精神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和政治史上的双重重要人物。

在一百多年沧桑巨变的中国近现代史上，这样的角色是不多的。作为学者，有着令人难以忽视(后人写学术史时难以回避)的学术成就的作为政治家(或社会活动家)又对中国近现代政治进程产生过难以忽视的影响的，才配称为这样的双重重要人物。这样的人物，一个多世纪里，只有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梁漱溟等寥寥数人。但是，在最近由“新浪网”发起的“二十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评选中，他们都没有能当选。康有为、章太炎甚至连候选人都没有列入。梁漱溟先生虽列为候选人，但竟然被一点没有文化味道的张国荣、王菲等挤出了“十大”之列。考虑到投票者好多是不知历史、文化为何物的年轻网民，就知“没有文化的文化偶像”当选也就不奇怪了。当然，我不是一定要为梁先生去争“偶像”地位，我是为梁先生和他代表的那一段痛楚的历史这么快就被人们遗忘而感到悲哀。

梁先生是我平生最崇敬的伟人之一。我从前一直想写一本《梁漱溟思想评传》，曾就此直接征求过梁先生的意见，未获同意，于是放弃。后来，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先生为梁先生作了思想评传，我也就再没有必要作了，因为我难以肯定我对梁先生的思想的认识会比马勇兄更深。但是，与梁先生的一段珍贵的交往，对梁先生的大儒风范的有幸亲炙，我将终生不能忘怀。值此梁先生诞辰110周年暨逝世16周年之际，特撰此文以志缅怀，并粗略表达我对梁先生儒者风范的一些认识。

中国文化讲习班上阐发“旧邦新命”

我是1984年秋从重庆(西南政法大学)到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1985年3月中旬，母校老师俞荣根教授和西南同学江山兄分别从重庆和武汉到北京“听大课”，一打听方知是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等主持的中国文化书院举办“中国文化讲习班”。于是我自费(200元)报名加入，成为学员(学员共约200人)。授课地点在西三环中央团校礼堂，教师阵容是我平生见到的最为“豪华”的著名学者阵容。梁漱溟先生就是主讲教师之一。除梁先生外，还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美国加州大学研究员陈鼓应、美中文化交流基金会会长袁晓园女士，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汤一介、侯仁之、阴法鲁、白化文、金克木、朱伯昆、张岱年、金岳霖，社科院研究员李泽厚、任继愈、庞朴、虞愚、吴晓玲、丁守和、牙含章，人民大学教授戴逸、石峻，北师大教授何兹全，北师院教授孙长江等。

梁先生在这次讲习班上有两次正式露面。第一次是大约3月2日的开学典礼(我未参加，只是几天后听人介绍)。梁先生以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出席，但未作正式讲话。另一次就是1985年3月20日上午，梁先生作为主讲教师为我们作题为《中国文化要义》的学术演讲。我因到场较早，有幸坐在第一排聆听。

上午8时30分，92岁高龄的梁先生身着深蓝色对襟短褂，头戴黑色瓜皮小帽，摆脱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鲁军伸过来的“搀扶”之手，步伐稳健地走上讲台。会务人员搬来椅子请梁先生坐下，先生摆摆手说：“不要，不要。我就站着讲。”此情此景，引得台下两百多学员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接着，梁先生以他纯正洪亮的国语开始了他的演讲。十八年过去了，翻开当年的听课笔记本，先生那洪亮的话音犹在我耳畔回荡：“人类在大自然界求生存的问题，是人类最早遇到的问题。起初，自然界的恶劣环境完全控制、影响着人类。后来，人类逐渐地认识了自然界，有了知识。多一点知识，就能多征服利用自然一些。这种征服利用，最为成功的是西洋人。近代自然科学，以及所谓物质文明，正是这方面的进步。他们西洋人这方面造诣很高，中国人相形之下显得大大落后。落后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想再一次申明我之所见：

中国人在这一方面的落后、无能，并不是单纯的落后无能，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中国人不够聪明以致落后，或是由于中国人进步太慢以至于落后。谁都知道，谁都不能否认中国人之聪明。既然如此，中国为什么落后？我想，中国不是走得慢，不是落后了，它只是走上了另一条岔道，跟西方分了岔了(‘分了岔儿’重复了三遍，全场鼓掌)，没有往着征服利用自然的路子上走。不是进步慢，按照中国传统的发展路子，再发展几十年，上百年，也不会造飞机上天。走得慢，还可以赶得上来，但走了岔道，几十年几百年也不一定赶得上。这不是个赶的问题。中国走到什么路子上去了呢？中国人的精神、心思都用在人与人关系即人伦关系上头了，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所谓‘人偶’。中国文化的重心就放在人与人之间，个人认清自己的义务，以对方为重。西方人则大为不同。近代西洋人，我以八个字概括之——‘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而我中国是‘礼让为国’，是‘伦理本位’。

世界未来的前途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我相信，人类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不应该还是以物为先，而应该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先，以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安共处友好地共同生活为先。世界的前途，寄托于中国文化，世界将转物支配人的社会为人支配物的社会。这个观点，我很早就提出来了，始见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第195页。中国文化的复兴，就是中国哲人很早提出过的礼乐复兴……”

听着这些话语，恍如隔世之音。看着讲台上身材不高，精神亢奋，不时用力挥动右手的梁先生，我仿佛感到时光倒流。先生的这些话语，与其说是一个学者在阐述他的学术研究结论，不如说是一个阐发“旧邦新命”、志在“兴灭继绝”的儒家圣哲在布道。

1986年1月上旬，中国文化书院又开办了第二届讲习班。这次讲习班称为“中外比较文化讲习班”。我又自费报名加入了。这次讲习班的教师阵容同样“豪华”，梁漱溟先生再次主讲。除梁漱溟、汤一介、李泽厚先生和海外的杜维明、陈鼓应先生继续主讲外，书院增请了一些著名学者，如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魏斐德、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邹谠、澳大利亚马克里大学教授姜允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教授冉云华，还有哈佛大学研究员刘年玲女士；国内学者有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周一良、乐黛云和副教授严绍瑭，香港大学教授赵令扬、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社科院研究员庞朴和副研究员包遵信，等等。这次讲习班的学员大约也是200人。

讲习班的开幕式于1月1日上午在外交学院礼堂举行(自1月3日起，会场移至车公庄附近的新大都饭店大会议厅)。我因听课证仍未办好，不能进场。事后抄贺卫方兄的笔记，方知梁漱溟先生出席了开幕式。在开幕式上，汤一介、梁漱溟、任继愈、张岱年、季羡林、邹谠、成中英、李泽厚、姜允明等先后讲话，冯友兰先生虽未到场但也作了书面讲话。梁先生的即兴讲话，大意谓中西文化比较是“货比货”。他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中西文化和哲学，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以及它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云云。

1月9日上午，我又有幸聆听了梁先生的演讲(这是我第三次见到梁先生，第二次详下文)。梁先生这次主讲的题目，课表上列的是《中国、印度及西方文化的异同》，但是梁先生一上讲台就宣布将自己的演讲题目更改为《略谈孔子及其后儒家学术传衍流布的分期与时盛时衰》。93岁的梁先生，又一次腰杆笔直地站了两个多小时，完成了他的学术讲座和答问。梁先生说：“辛亥革命失败后，特别是袁世凯事件后，我觉悟了，认识到中国的民众有两大缺陷：一是愚昧，二是散漫。各顾身家，不顾公利。他们不能走立宪的道路。所以我立志搞乡村运动，开导民众，所以我下乡了。先到广东，搞了一个‘乡治讲习所’。但因时局变化，没能持续。后来北回，先参加‘河南村治学院’，因战事无法继续。……然后我又转到山东，办‘乡村建设学院’，写了《乡村建设理论》一书。这本书是在工作中由学生记录演讲谈话整理而成的。……抗战爆发，国民政府退到重庆，我就与学生朋友等六人，从重庆回到山东，参加抗日，打游击，到游击区巡视，宣传鼓励抗日。国共两党都支持帮助我。……

我不是一个书生，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家、理论家，我是一个实行家、实干家。我生于都市，长于都市，却深入农村，热衷乡村建设。一句话，因为我觉得中国要建设一个新的中国，要从君主专制转到民主宪政，并不是宣布一个宪法能了事的，而必须以地方自治为基础。所以我一直致力于此。……我是一个要实践的人，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全场鼓掌)，在建国前几十年里，我的所作所为，是致力于解决我所遭遇的实际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国际问题。我一直没有停顿休息。

比较地休息下来是在毛主席建国、大陆统一以后，这就给了我一个较长的时间能够读书写书，把我的思想，把我对人类前途的看法整理出来，此即《人心与人生》。这本书吐露了我最后想要说的话，吐露了我对人类生活的认识。这大概算是我的最后一本书了。……”

在这次演讲中，他再次重申了他的“中国文化复兴论”：“在西方文明之后，将是中国文明的复兴，是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这个观点，我还没有改变，还认为是对的。西洋文明的贡献是很大的，但是未来必将转入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要成为世界的文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即使不是中国人的希望、意志、本领导致如此，也是人类的前途自然转变到如此。……这虽是未来，但不会太远。”

听着梁先生的这些话语，你仿佛看见了孔子在向人民描绘“吾其为东周乎”、“礼让为国”、“讲信修睦”、“世而后仁”的美好前景。他为救国、为新民、为乡治南下北上，奔走呼号，正如孔子周游列国，到处求售政治主张。建国后归隐著书，又像孔子晚年归鲁而修“六经”。

孔子诞辰纪念会上论孔孟诠释生命

1985年下半年，我和雪梅师妹在人民大学哲学系交费(由法大报销)选修了《中国哲学原著选读》的课程。授课老师是石峻教授、张立文教授、杨宪村副教授等。1985年10月11日上午，才上了一节讲解《华严原人论》的课后，石峻老师就说今天的课到此为止；因为人大哲学系和孔子研究所今天在人大联合举办纪念孔子诞辰2356周年小型讨论会，他要去主持会议，并问我们要不要旁听一下。于是，我们随石老师来到人大“八百人大教室”旁边的一个会议室，因此有幸第二次见到了我敬慕的梁漱溟先生。

这次讨论会规模很小。参加会议的著名人士有梁漱溟先生，有北大张岱年教授，有全国政协委员孔德懋(台湾考试院长孔德成之姊)、国务院参事杨玉清、孔子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韩达、人民大学副校长张腾霄和谢韬、全国政协委员董一博、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孙开泰、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石可等。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一些教师和我们这些学生加入会议，才使会场人数大约达到了40人左右。

梁先生在这次讨论会上作了即兴发言。这一次，他是坐在长长会议桌边，注视着我们这些青年学子(石峻老师安排我们课堂的同学正好坐在桌子对面)作了他大约半小时的和声细语讲话。这次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诠释了孔子，并就孔孟之别作了新的判断：“今天我想讲讲孔子的学术与西洋学术的差异。西洋科学的长处是向外看，研究、利用、控制大自然，但也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向外看而不能返回到自己，不能对自己的生活、生命有所体察。中国学术之长正好相反，是反躬修己之学。孔子三十而立，立什么？四十不惑，是不迷惑，字面上讲是这个意思。但究竟不惑什么？不好乱猜。五十而知天命，什么叫天命？知道了什么？也不好乱讲。六十而耳顺，什么叫耳顺？宋儒说‘耳顺’是‘声入心通’。什么叫‘声入心通’？我也不一定懂。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个也不易懂。我想，这分明是孔子自己说自己从十五岁有志于学起到七十岁，在生活、生命上达到了一个高级的阶段吧。表面上我们可以这么说，但实际上可能是指一个更高的境界，不是我们平常所能了解的。最好是不要瞎猜，因为你不是孔子。孔子的话是高深的。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同外国的学问相比，(孔学)有自己的特点。……我想，儒家，孔子，乃至后儒，特别是宋代陆象山，明代王阳明，陆王之学，确乎是受了孔子的启发，是在自己的生命、生活上来体会，来下夫夫，使自己的生命提高一步，是浑然不同于眼睛向外看之学的。西人之学与中国周孔以来的这一条学脉是完全不同的，完全是两回事。

我再大胆地说一点。历来孔孟并称，说孟子学孔子的。但我感到孟子与孔子很不同。哪点不同？孔子当然是要学问回到自己的生命生活上，但其自己的生命、生活并不在自己的身上，而是跟社会、天下不可分的。孔子曾周游列国，有孔席不暇暖之说。他这么忙，就说明他的‘修己’之‘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己’；他的生命、生活与浑然跟宇宙是一回事，万事万物、宇宙跟他自己是一回事。我所体会的孔子是这样。而孟子，翻开《孟子》书，我有一种感觉，他与孔子不一样。他那种英雄气概，很大，自命不凡，‘舍我其谁’，这大概是孔子不会说的。孔子较少有这种自命不凡的味道。这就是圣人与英雄伟人的区别。孔子是圣人，当然也是英雄，但比英雄更高一步。”

梁先生的这番话中的观点，实际上，在新大都饭店的第二次讲习班的演讲中也表达过一些。在那次他说过：“孔子的高足颜渊，孔子认为他好学的表现就是‘不迁怒，不贰过’。颜回死后，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这点。朱子认为‘迁’是迁人迁地迁事，其实不对。实际上是迁延问题，不是空间的迁移而是时间的迁移。是生命上的事情。即是说，孔子和他的好学生的学问的功夫都在自己的生命上、生活上，不在其外。这与‘三十而立……’等等联系起来，都是时间上的事情。……儒家的派别很多，但传到后来只剩下孟、荀二派。据我看，孟子不是孔子的很恰当的代表。”

梁先生对孔子、孟子作了这样的新诠释。这种诠释的意义何在？我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今天想来，梁先生的观点大概是：孟子并没有把学问的功夫全部用到自身生命、生活上。虽然孟子也讲“求放心”、“养浩然之气”、保全“四端”，但仍免不了有通过这种自我修炼培植积累“向外”施加影响之资本的味道。孔子则不然，体悟生命、生活之本质、意义和价值才是真正的目的。虽然有“以天下为己任”之说，但那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意思，最后目的还是落实到修己修身、认识生命。

哲人虽去，精神永存

我对梁先生的认识，当然不仅仅是凭借聆听了先生的三次演讲。

我之“认识”梁先生，是从1977年开始的。大约1977年夏，《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行，全国掀起学习“五卷”的热潮，我老家的湖北省英山县南河人民公社则开展了“背诵毛选”大赛。那时，我初中毕业回大队当民办教师一年多，被推为参赛选手。我当时记忆力极好，最高记录是连续背诵“毛选五卷”的第1至第34篇(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到《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这是我听说过的全公社最高记录。因此，我准备参加全公社的“万人大赛”争名次当模范。没想到，过几天，有人告诉我：别的大队有个人背过了35篇。因此，我就想再拿下两篇，超过他。但是，我的努力失败了，读了几十遍，第35篇怎么也背不下来。这第35篇，就是《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怎么读都觉得这一篇不像是一篇完整的有逻辑的文章，东扯西拉，思维断断续续，串不起来，所以每次试背总要漏掉一些。后来，我就干脆放弃了，没有去参加那场比赛。由此，我“认识”了那个“反动透顶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梁漱溟。我当时心里一直在骂：你个梁漱溟，大坏蛋，该骂的家伙，惹得伟大领袖毛主席如此生气，惹得他老人家用了长达7000字的文章来骂你；害得这篇文章如此难背(诵)，害得我“冠军”、“劳模”当不成。

几年后，我上了大学。在那思想解放的大潮里，我怀着十分好奇的心情阅读了梁漱溟的“反动”著作——我想看看这家伙到底为什么惹毛主席如此生气。我读了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又听老师们讲述梁先生1953年前后在政协会议上“犯颜直谏”、“面刺君王之过”的传奇故事，发现先生除了有些留恋传统、美化传统的“保守”色彩外，竟不知反动在何处。他讲的中国古代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征，我觉得说的也不错。从此，我对梁先生看法转变了，从“反动人物”一跃成为崇拜对象。

到了北京，我虽打听到梁先生仍隐居在京师，但无法打听到详细地址，一直无由拜访。1985年中国文化讲习班上，是我第一次见到梁先生。那次讲习班上，梁先生讲演结束后，我壮着胆子挤到梁先生身旁，要求得到梁先生的电话和住址。那是我有幸第一次与梁先生直接对话。梁先生问：“你是哪儿的？”我告诉他我的名字。他说：“忠信，这个名字有尊孔的味道。”然后就告诉我他的住址和电话。我问：“先生能谈谈1953年的政协会议上的是非吗？”先生说：“对不起，现在没有时间回答你的问题，欢迎用信函讨论；也可以到我家来谈，但一定要提前预约。”因为簇拥在身边的人太多，所以只能退出。

此后，我虽几次打电话到梁先生家，但几乎没有一次如愿。要么是先生外出，要么是打不通。如是我就只好把我的一些问题、想法写信告诉先生，希望得到先生亲笔答复。记得我还把我读《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印度哲学概论》的读书笔记，抄成大字，寄给了梁先生。还写过关于梁先生观点的商榷文章，也寄了过去请求审阅。但由于先生已经92岁高龄，不便亲自答复，于是就由他的长子梁培宽先生执笔答复。这样的答复一般都十分简单，不外“来信收到，感谢垂询；所询问题，容后面谈”之类。可惜这些信件我现在不知保存在哪里，一时找不到。翻开我1986年3月15日的日记，有一条记载：“收到梁漱溟先生回信(其子梁培宽先生执笔)，言梁老个人传记《我的努力与反省》将由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届时将‘奉寄一本’云。”

约1986年4月，我写了一封信给梁先生。信中大约说：您的新著《人心与人生》，市面上见不到；能否请您亲笔签名赐我一册？不几天，我就收到了梁培宽先生寄来的该书。书的扉页有梁漱溟先生的亲笔题赠：“范忠信同志指正。一九八六年著者奉赠。”下面是梁先生的红色小方形印鉴。这件事，当时在我们的研究生宿舍(法大3号楼223室)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加卫、登山、在友等同学纷纷感叹梁先生的作为儒学大师的谦逊平易风范，羡慕我获得了如此珍贵的礼品。

1987年8月，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台湾所工作，所里安排我具体负责创办《台湾研究》季刊的事务性工作。大约11月1或2日，我打电话给梁培宽先生，想对梁漱溟先生作一个专访，发表在《台湾研究》创刊号上。11月4日，培宽先生回电话说，梁先生同意接受专访。但后来专访没有搞成，现在记不起来是何缘故。大概是陈忆村所长(陈所长曾为新华社驻纽约记者站总站长)以毛主席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中说过“台湾的报纸和香港的广播”说梁漱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而仍有顾忌，怕创刊号上发表这样的“专访”会惹中央一些负责统战的老同志不满。但是，后来我建议请梁漱溟先生为刊物的刊名题字，陈所长则同意了。于是，我就与培宽先生联系。不久，培宽先生电话告诉我，梁先生同意题字，并约我到家取。

1988年1月28日，我有幸第一次造访梁府，单独拜访梁先生。那是一个北风凛冽的下午，我骑自行车来到了复兴门外22楼。大约下午3时，按先生给我楼洞门号，找到了梁先生的门口。一抬头，只见门上挂着一个小纸牌，上书：“漱溟九十有五，视听不佳，精力不济。凡未经预约之造访，恕不接待。来访请勿超过半小时。失礼之处，敬请见谅。”原文记不准了，此仅大意。稍叩门页，一位约60岁的长者为我开了门，这就是梁培宽先生。培宽先生说：“家父正在休息，您要的题字已经题好了。”说着就把梁先生题写的刊名递给了我。这是两张约16开的小宣纸，都写着“台湾研究。梁漱溟题。”下面是先生的印鉴(后来，我们把先生的两份题字剪接合并，在《台湾研究》上使用了两年)。我说：“我特别想请教梁先生，不光是取题字。今下午没别的事，我就等先生起床再说。”大约等了40多分钟，先生醒来，培宽先生向梁先生作了介绍。我看到梁先生颇有倦容，气色不好，不忍心多打扰，只好在作了自我介绍并感谢先生题字以后提出了一个要求：“梁先生，我是学思想史的。我想写您的思想评传，您同意吗？希望您支持我。”梁先生说：“我没有多少思想，我是实践家。这样的评传还是不写为好。以前也有好几个人跟我说要写，要系列采访，要我提供一些资料，我都没有办法支持。我的精力不如从前了，对不起。该说的我都跟汪东林同志说了(按：汪东林于1988年编著了《梁漱溟答问录》一书，由湖南出版社出版)。”因为先生听觉不佳，交谈困难，又因为看到先生很疲倦，谈了十分钟左右还没对上几句话，所以我只好悻悻告辞。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先生。

5个月后，即1988年6月23日上午11时30分，梁漱溟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我是当晚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知道这一噩耗的。我当即向梁培宽先生发去了一封吊唁信，高度赞扬了梁先生人格的伟大：“梁先生是现代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是民族的灵魂，是中国的良心。他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信中还附上了我单独以宣纸书写的挽词：“华夏风骨，中国之魂；哲人虽去，精神永存。”我的吊唁信的内容及挽词，后来都收进了香港《百姓》半月刊第172期(1988年7月16日)署名石岩的《他得到了人们的理解》一文中。

7月6日，我收到了“梁漱溟同志治丧委员会”给我发来的讣告暨通知：“定于七月七日(星期四)上午九时至九时三十分在北京医院向梁漱溟同志遗体告别。”我当即向陈所长汇报，他同意我参加仪式。次日上午，我向单位要了车，大约9点15分左右赶到北京医院一楼西门边的吊唁厅。我赶到时，验过通知函并领取了《梁漱溟先生生平》等材料进入院门，正碰上李先念、阎明复、习仲勋、费孝通等人刚刚从吊唁厅出来，簇拥者甚多，我只得回避，待他们离去方得进入厅中。但见梁先生安详地躺在一张单人床上，头戴青色瓜皮帽，身上覆盖着白布。我从先生遗体的右侧向先生注目缓慢走过，绕行至左侧与梁培宽先生及家属队列前，与培宽先生等一一握手，请他们节哀。培宽先生当时只说了一句话：“感谢你来了。今天也来了很多家父著作的年轻读者。有那么多年轻同志敬重家父，家父一直是欣慰的。”我想，培宽先生的意思是说：梁漱溟先生临终前最感欣慰的是，他不仅仅是作为旧中国的民主斗士和新中国的犯颜直谏的“忠臣”而留下声名，他的思想学说得到了年轻一代的理解。

7月16日，培宽先生给我寄来了梁漱溟先生的标准彩色遗像，相片上的梁先生头戴青色瓜皮帽，穿深蓝对襟褂，双手十指交叉并握，放在胸前，头稍低偏，嘴紧闭，像是在凝思。透过镜片，他那冷峻的目光注视着我们，令人震颤。那目光，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相片背后有梁培宽先生的题赠：“先父梁漱溟先生遗像(拍于一九八八年三月)。范忠信同志惠存。梁培宽敬赠，一九八八年七月。”附着照片的，还有培宽先生的一封短信和打印好的友人后学为梁漱溟先生写的挽联或挽词，其中包括我的挽词。培宽先生在信中说：“承你先来信，并附来挽词，后又亲临遗体告别仪式，十分感谢。”此外，可能是因为我几天前写信问过，经官方审定的《梁漱溟先生生平》为什么对1953年怀仁堂之事只字不提，对此表示不解。培宽先生在这封信中特别解释说：“一九五三年事，原在《生平》中写有两句，后因我们不同意统战部的提法(‘1953年，在……会议上，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受到批评。’)而他们又不愿作任何修改，最后以根本不提1953年事，作为妥协方案。这就是现在《生平》中无1953年一段的原由。”

由此可知，梁先生自1953年在怀仁堂所企求的被批评者的“雅量”，直到他驾鹤西归后仍然没有得到。虽然对“总路线”的错误已经作了基本认定，对毛泽东的错误也作过基本的承认，但仍旧不能正面肯定“一介书生”对领袖和政府当时错误的那种方式的批评，不能容忍“最后的儒家”对政府那种“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儒家态度，不能容忍那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挟道自重”、“犯颜直谏”(甚至怀疑他是“讪君卖直”)的孟子、海瑞式的“狂妄”，也不能容忍任何人在社会主义的“驯服工具”性的“道德”之外以儒家式的人格修炼获得“圣贤”或“帝王师”之类名声……

这一切，也许都不是梁漱溟先生的本心，但是却很自然地引起了这样的猜忌。梁先生也许对他所处时代和他的批评对象有一定的误估，所以不无遗憾地终身见不到传统儒生所憧憬的明君圣主的雅量。

梁先生逝世16周年了，他所传承的儒家精神无疑还将传承下去。

永怀师恩

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不但在大处塑造一个时代的学风，而且也常常在小处替一个青年人安排好一生的路程。已故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教育家。

傅孟真先生于1949年1月接任台大校长，至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猝逝于“台湾省议会”议场，前后主持台大校务尚不足二年。但是在这短短的二年中，他却为台大树立了优良的学风，并为台湾的学术研究立下了不拔的根基。作为台大的一分子，作为台湾学术研究圈内的一个成员，我和其他的人一样对傅先生怀有无限敬仰之意。可是，就我个人求学的历程来说，我却另对傅先生怀有一种终生无尽感念之情。

我是1948年9月考取台大历史系，当时傅先生尚未出任台大校长，而学校也因时局及屡次更换校长正处于极不安定的情况下，但是当傅先生莅任数个月后，一切校务都很快地上了轨道。傅先生不但在很短期间内稳定了整个学校的行政，而且“带”来大批在国内学术界极负盛名的学者。傅先生自己是学历史的，同时也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负责人，因此随他南下的学者，有很多是史学家，更有不少著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如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诸先生也都来到台大。当我在历史系读完一年而进入二年级时，我们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们不但可以接触到很多史学大家，并且可以直接聆教于从前只能在教科书上看到大名的考古学者与人类学者，我在接受他们教益之余，已深深地为这些新的科目所吸引住了。而在此时，在傅先生的策划下，新成立的考古人类学系也自历史系分出，所以当我读完历史系二年级时，我就决定转系去读考古学与人类学了。

当我正兴高采烈准备办理转系之时，一件重大困难出现了。考古人类系是在傅先生来后半年，也就是1949年秋天才奉准设立的，到1950年秋季我读完史学系二年级要升三年级时，该系只有二年级，所以不能收我为三年级的学生，假如我一定要转系，就得降一班就读，也就是目前所说的“降转”。我当时兴趣很浓，而且追随名师之心甚切，不在乎多读一次二年级，不过问题并不在于我自己是否愿意降一班就读，而是在于降一班还能不能保有我赖以就学的“奖学金”。原来在1951年以前，考取台大的学生成绩在每班前百分之五者，可以得到全额奖学金，我在入学时很幸运地能得到这份奖学金，这份奖学金不仅是荣誉，而且是赖以继续在台大就学的保障，因为当时家里经济的支援中断，假如没有奖学金，就不能再读下去。可是奖学金顾名思义是奖给成绩好的学生，如何能奖给降班的学生呢？所以当我办转系时，教务处就告诉我不能再保有奖学金了，这对我真是进退两难，而且心里很不服气，虽说我是“降班”的学生，但并非因成绩不及格而降，而是学校没有三年级可读才“屈就”的，我以此与教务处的人争辩，但他们总无法通融，即使是当时的教务长，也就是傅先生逝世后继任台大校长的钱思亮先生也爱莫能助。不过他告诉我，这种有关规则的事假如要改变，恐怕要校长批准才行，他要我写一个说明去见校长。

傅校长是一个喜欢与学生接触的校长，他来校后没多久，我们已见过他好几面，特别是史学系的学生，更有机会碰到他，但是单独去见他，对于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来说，确实有点胆怯，不过为了自己的兴趣，我终于硬着头皮去见傅先生。他读了我的报告，没有立刻表示可否，却是先问了我三个问题：头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转考古人类学系？我说明了我的兴趣与想法后，他点头表示满意。在我稍嫌冗长的说明时，他一面燃着烟斗，呼呼地抽烟，一面注意地听，现在想来，以他那样繁忙的工作，却肯听一个初入门的学生诉说志愿，实在是不多见的。接着他又问我知不知道读人类学的人经常要去做田野工作，那是很苦而且要离家很长久的事，估量过自己能忍受得了吗？我回答说我相信自己能忍受。接着他又问我是否知道读这一行“冷门”，将来只有教书的前景。我表示对教书或研究有兴趣。傅先生听完我的回答后，没有再说别的，立刻在我的报告上批了准予保留奖学金。于是，我就满怀欢欣地离开校长室去办手续了。

现在想起这段事，虽然已隔了二十八年之久，但是仍然历历如在眼前，因为这一件事关系我一生的历程至大，当时假如不是有一位这样开明的校长，我可能就要被迫放弃转读他系的企图，而以后的发展，也很可能就大有不同了。所以每当我想起这段往事，总是对这位良师怀念不已，所幸我并没有太过辜负傅先生帮助我转读人类学的苦心，如今我仍留在人类学研究的领域里，我也继续留在台大的考古人类学系担任教职，同时也特别对那些真正有心要转读人类学、考古学的人都给予帮助与关切。今天考古人类学系在学的学生中，仍有三、四转学来的同学大都能体会出我的这番心意。我想傅先生地下有知，也许会同意我把他施于我身上的“恩”，再转之于新生一代的身上去的。一九七八年

何莫学乎诗

在成都十年，因为几位朋友的敦促，我学诗更加努力。但我在儿童时代已经开始学诗，在清华任教时更奠定了学诗的基础。

当我在六七岁的时候，罗师教我读《声律启蒙》和《千家诗》。我虽然不能了解其中的意义，但朗诵起来，觉得音韵和谐，入耳快意，因此对“诗”发生了好感。后来何师于课读《唐诗三百首》以外，又教我选读“四唐”“两宋”名家的杰作，以及《文选》中的若干辞赋。这不但加深了我学诗的兴趣，而且扩展了我对于诗的认识。那时候口诵而欣赏的名篇，例如李白的《庐山谣》、《梦游天姥吟》，杜甫的《丹青引》、《兵车行》、《丽人行》，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乃至李商隐的《锦瑟》、《无题》等诗，到现在我还能够背诵。何师有时出些简单的题目，要我学做绝句、律诗，或古诗。我做成之后，恭楷誊写在“窗课”的稿本上，呈请他评骘修改。他时常鼓励我，说我“颇有诗才”(民国四年我去上海进学堂。这些有何师圈点和评语的稿本都留在重庆家里。二十六年回到重庆，想寻找这些稿本，不料早已连同着我童年攻读的旧书，全数抛弃无存)。何师夸奖，原是想使我努力求进。我不知自量，竟尔自命不凡。记得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做过两首狂妄无比的七言绝句，何师看了未加苛责，我更自鸣得意：(一)笔生风雨砚翻涛，醉拂吟笺意气豪。待到肠枯才尽后，细研残墨注离骚。(二)李杜苏黄妙手夸，文章异代发英华。从今再厉千年后，我亦前贤预作家。

读书不多，了解不透，而轻率下笔，当然会犯错误，闹笑话。宣统二年中秋节晚上，伯父邀请何师和几位“父执”到家里来宴饮赏月。酒酣之后，伯父命我应景做诗。我凑了四句，勉强交卷：银界空明玉兔娇，芳筵美酒最良宵。十年看遍巴山月，何似扬州廿四桥。

前不久我读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的一首七言绝句诗：“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觉得跌宕风流，十分欣赏，却不曾弄清楚“玉人”的身份。现在胡乱用了这“廿四桥”的典故，假使何师和座客疑心我想学杜牧，做“十年一觉”的“扬州梦”，那才是沉冤莫白，无辞以解。

从民国四年起，我忙于学校功课，十年当中很少时间去继续学诗，但并未和诗学完全绝缘，偶然间还涂抹几句。在上海青年会中学肄业的头一年，承叶师介绍，我的几首诗语居然在“南社”诗集里刊出。萧笃平(民国五年夏天才改名公权)也居然成了南社的社员。林斌先生在“记诗人黄节与南社”一文中(《畅流》杂志三十七卷第六期，1968年5月1日出版)开列了一个社员的名单，一百多人当中有黄节、胡先啸、胡朴安、陈柱尊等知名之士，又加上按语说：“东南各省的俊彦都集合在南社这个团体里面。”林先生不曾注意到其中有一个是绝对没有俊彦资格的中学生。

留美回国后，在南开、东北和燕京大学教课。五六年中，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搜集教材上，也没有许多余暇去学诗。但因事兴感，仍偶有所作。读书和阅历都比学生时代略多一些。从前所犯肤泛幼稚的病似乎也较少一些。

到清华任教两年之后，我认识了吴雨僧兄。经他的启发和感召，我分出时间再度努力于学诗。他只身住在清华园的“西客厅”，这就是《吴宓诗集》里所提到的“藤影荷声之馆”(雨僧失恋之后改称“空轩”)。我携眷住在学校大门外的“新南院”。两处距离颇远，要十几二十分钟才能走到。因此我们来往不甚频繁，但每一次见面，至少要畅谈一两小时，使我获益不少。

雨僧论诗有独到的见解。一部分可从他所著的《余生随笔》(原刊于民国四年九月到五年四月《清华周刊》第四十八到七十二期)，《空轩诗话》(民国二十三年汇集历年未刊之作，共五十条)，《学衡》杂志(民国十一年至二十二年)中论诗的文字，和《大公报》文学副刊(民国十七年一月二日至二十三年一月一日)里许多论诗的文字中窥见。这些都收入《吴宓诗集》卷末，作为附录。

他在《学衡》杂志刊载的《诗学总论》里，根据自己的心得，参酌各家的理论，作了一条“力求平正浑括”的“诗之定义”。他说：“诗者以切挚高妙之笔，具有音律之文，表示人生之思想情感者也。”(Poerty is the intense and elevated expression of thought and feeling in metrical language.)照他的解释，“切挚”之笔即是“加倍写法，或过甚其词”。切挚有两种方法，“或加增其数量，或改易其事理”。改易的结果，虽然“与真理实象不合，而写来又觉其逼真”。例如柳宗元的诗“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便是加增数量以极写“放逐孤臣感愤之意”和“长途险阻艰难之苦”。又如杜甫的诗“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便是改易事理，以极写忧思的深切。

他进而说明诗的“内质”(思想感情)和“外形”(韵律格调)的关系：

诗所表示之思想感情，其内质之美也。韵律格调，其外形之美也。如有高妙之思想感情，尚是混沌未成形之质，苟得以精美之韵律格调而表出之，则为极佳之诗。否则不能(为佳诗)。故韵律格调正所以辅成思想感情之美，并非灭绝之，摧抑之也。思想感情不佳，徒工于韵律格调，必不能为上等之诗。此固显而易见。然若铲除一切韵律格调，使不留存，则所余者已不能为诗矣，尚何有于美乎。故善为诗者既博学行德以自成其思想感情之美，更揣摩谙练以求得韵律格调之美，夫然后其所作乃璀璨深厚，光焰万丈。中国之屈原杜甫，西方之但丁、弥尔顿皆是也。

我们不必完全同意他的主张，但不能不重视他这由研讨中西诗学，体验作诗甘苦而得来的见解。

他在《大公报》文学副刊《评萧公权反五苦诗》一篇文字里，就“新”、“旧”问题讨论诗的材料(内质)和格律(外形)说：

吾人论诗，主以新材料入旧格律。夫格律变化无端，纵作者才情之所如，孰能限制。今曰旧者，谓必合乎中国文字之特性，不强以英法德日文之末节办法施于汉文而已。至于新材料，则谓前此未曾见于中国诗中而今始取用之者。易言之，即今日之种种事境情态及西洋古今之学术道艺思想文物皆是也。夫西洋文明之精神在其积极的理想主义。盖以明确之理智，高昂之想像，热烈之情感，艰苦之事功，合而之一。(中略)窃谓此种精神正吾虚伪怯懦之中国人所应了解，所应效法，而在今创作诗文所应尽量写入者也。(中略)创作诗文能涵育发挥此“积极的理想主义”之精神者，即不愧为崭新之创作，格律虽旧，无伤也。

这显然是针对模仿西洋“自由诗”者主张废弃旧诗格律，甚至废弃一切格律而发的。但雨僧于反对自由诗外，强调新诗必须托根于一种刚健的新人生观。照他说来，诗的新旧不系于格律的有无或新旧，而在乎作者人生观的新旧。根据颓废悲观而做有病或无病呻吟的诗，无论形式如何，够不上“新”的标准。

他在《诗韵问题之我见》一文里申论格律的必要。他又说：“凡艺术必有规律。”规律不是任何人所武断订立，而自有其实用上的价值。他说：“凡人生社会各种规矩(Convention)似若束缚，实皆为全体或大多数人之利便。(中略)上者如道德事功，下之如衣服装饰，于规矩定律之外，随时因人施以变化，乃见巧思与聪明，乃成新奇与美丽。(中略)文学艺术，理正同此。各种规律之存在，不特不阻抑天才，且能赞助天才之滋长”。(民国九年出版的《留美学生季报》第七卷第三号)

刊载雨僧的《英文诗话》一篇(收入“诗集”卷末，附录四)，有一处讲“韵律格调”，更为透辟：“诗之所述，无非喜怒哀乐之情而已。此情为人所同具，而诗之妙处正在其形式，即韵律格调之工。若去其韵律格调而不讲，则所余之糟粕，人人心中自有之，何必于诗中求之”。

换句话说，诗是一种艺术的感情表示，因此不能不受艺术规律的约束。如果我们要表示喜怒哀乐的感情而不愿受规律的约束，我们不妨径自张开嘴，大哭大叫或大笑，很可不必咬文嚼字去做诗。

雨僧自己专做“旧诗”，但不反对别人做“新诗”。他只反对放弃一切规律而做诗。他说，“在今新诗可做，旧诗亦可做。”做旧诗的人应当遵循旧诗的规律。做新诗的人应当自由试验去建立新诗的规律。

雨僧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他最注重诗的内容，读所蕴含和表示的真挚感情。他在“诗集”卷首“编辑例言”里说得很明白：“做诗本无定法，随人而异。区区之意以为做诗固不可不讲格律，然感情首贵真挚。世中万事皆可作伪，惟诗不能作伪。人生处处须行节制，惟诗中之感情则当令其自然发泄。强之不可出，抑之亦难止也。(中略)旧诗之堆积词藻，搬弄典故，陈陈相因，千篇一律，新诗之渺茫晦昧，破碎支离，矫揉作态，矜张弄姿，皆由缺乏真挚之感情，又不肯为明显之表示之故。予所为诗，力求真挚明显，此旨始终不变”。

就《吴宓诗集》所载将近一千首的诗看来，雨僧确能贯彻他的宗旨。但他力求明显的结果，引起读者的赞许，也招致读者的批评。他民国二十四年所作的“忏情诗三十八首”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陈寅恪先生说：“直抒胸臆，自成一家。”张尔田先生却说：“君之诗思密意周，是其所长，但少有余不尽味。新诗不忌说尽，旧诗则最忌说尽，说尽便同小说，即失诗味。此篇实嫌太多，应将直率者若干首删汰，较佳。”

平心而论，“含蓄”诚然是做旧诗的一个重要法门。但“说尽”的诗也可能是佳作。李白的《宣州谢楼饯别》，杜甫的《兵车行》、《石壕吏》、《新婚别》等诗，何尝不直抒胸臆，一发无遗。张先生专主“含蓄”，似嫌稍偏。我同意雨僧的主张，做诗“本无定法”，但要根据“真挚感情”。有了真感，含蓄也好，说尽也好，一切要凭作者兴会所到和题旨所需为断，不必拘于一格。因此我觉得雨僧做诗，一贯力求“明显”，专主“说尽”，也不免有一偏之嫌。陈先生“直抒胸臆，自成一家”的八个字，是“忏情诗”的确评，也是全部《吴宓诗集》的确评。

雨僧做诗内质与外形并重。但他似乎不大看重锻炼字句的工夫。大体说来，他的诗放情率意，一气呵成，沛然莫之能御。辞藻为他所使用，而他不为辞藻所拘牵。这是他的长处。但这也不无代价。缪彦威(钺)先生评他的诗，大加赞扬，但又说“若求白璧微瑕，惟在未臻精炼”。这是公允的批评。

雨僧论西诗中译也有值得注意的见解。他在《余生随笔》里说：“翻译书籍，自其极浅显处言之，决不可以甲国之字凑作乙国之文理，而以为适合。实则窒此而又不通于彼也。凡欲从事此道者宜先将甲乙两国文中通用之成语，考记精博，随时取其意之同者而替代之，则处处圆转确当。(中略)译诗与译文同理。惟译诗者不特须精通两国文字，多识成语，且须具诗人之才与性，则为之方有可观耳”。

他本着这见解从事于西诗中译。民国十三年他选择波斯诗人鄂马·开亚谟(Omar Khayyam)《四句诗集》(Rrbaiyat)。下面的两首是很好的例子：(其七)春到何须恋敝裘，劝君斟酒且消愁。由来时逝如飞鸟，振翼凌空不可留。

英人斐慈解罗(Edward Fitzgerald)的译文(即雨僧所用者)是：Come，fill the Cup ，and the in the Fire of springThe Winter Garment of Repentence flingThe Bird of Time has but a little wayTo fly-and Lo!The Bird is on the Wing。(其六十九)解道生涯似弈棋，朝来夕去任推移。局终惟剩枯枰在，成败兴亡空尔为。But Helpless Pieces of the Game He playsUpon this Chepuer-board of Nights and DaysHither and Thither Moves,and Checks,and Slays，And One by One Back Closet Lays。

我从《吴宓诗集》里征引了他一些论诗的文字。我想借此表示我对于故人的怀念和感谢。他的议论，当我们在清华园里作长谈的时候，我早已耳熟能详，由此得着不少可珍贵的启示。这里所征引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雨僧诗集编成后交给我看。我题了两首七言律诗。这虽不能充分说明他诗学的精神和造诣，但他既录入卷首，作为“题词”之一，想必他认为所说的尚非完全荒谬：

希腊先哲柏拉图有心灵不朽之论，略依其旨，率成二章奉题雨僧兄诗集。民国二十三年七月。(一)青宫簿录未曾忘，认得前生号玉郎。绮语廿年修慧业，尘心万劫恋仙乡。荷声孤馆秋宵雨，梅影空轩梦境香。满眼灵山飞不去，人间无计免清狂。(二)不到蓬莱不买山，依然扰扰驻尘寰。吟余花月心如水，历尽风霜鬓始斑。欲遣情弥天地外，何妨品列圣凡间。诗囊自有千秋意，未要丹台候九还。

[注]前章首联本于柏拉图之“回忆说”(Doctrine of Reminiscence)，次联及末联分别用“理智之激励”(The Philosophic Urge)和“神狂”(Divine Madness)之意。次章第六句用“谈会”(Symposeum,202)所说，“他是一个卓越的精灵，而且和其他精灵一样，他是介乎神与人之间的。”(He is a great spirit and,like all spirit,he is intermediate between the divine and the mortal。)

中日战起，清华南迁。我和雨僧便分手了。直到民国三十三年夏天，他来成都任教燕京大学，我才与他见面，畅话别来。八月二十日是他五十岁的生朝(他生于光绪二十年甲午七月二十日，恰当西历1894年8月20日)，我献诗两首，借表祝寿之意：(一)鬓霜剑外乍添丝，守道身严似旧时。移座倾谈心曲语，启囊亲检别来诗。尘劳愧我真无状，天命知君已不疑。杜陆遐踪今有继，风流儒雅亦吾师。(杜公句)(二)孤怀卓荦任斯文，笔振寒辉破俗氛。诗健别从新境辟，道高犹许后生闻。人居槛外清于水，女出门东乱似云。莫恨空轩归不去，梦中梅影自缤纷。

学校寒假期间，雨僧到西安去省亲。行前他抄示《赋答公权》的两首五言律诗。这是我手边保存着惟一的雨僧墨迹，弥可珍惜。他的诗文信札都正楷抄写，一笔不苟，并且不写简笔字或俗体字。这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赋答公权二首吴宓　甲申仲冬　成都(一)清华园里客，万里桥西家，教授劳仍健，奔波意自遐。思精明治道，诗美醉流霞，一贯天人理，频繁赋落花。(二)惟狂思作圣，向道贵能仁，一往殉情意，感君知我真。悲欢心上影，离合镜中尘，大地今千劫，漂流但佛亲。

战后清华迁回北平，雨僧也到北平，回校任教。此后再没有相见的机会。民国二十三年，他做了一首五言古诗，以首句《诗人何所归》为题。他自己答复这问题说，“终极归天命”。这是他见道之言。但我怀念故人，不能自己，仍继续想着“空轩”，继续要问，诗人何所归？

车过古战场

读报得知钱穆先生以九十六岁高龄在台北逝世的消息，默存和我不免想到往日和他的一些接触，并谈起他《忆双亲》一书里讲他和默存父亲交谊的专章。那书里有一章讲默存，但是记事都错了。九月五日晚，我忽得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季季女士由台北打来电话(季季女士前曾访问舍间)，要我追记钱穆先生和我“同车赴北京”(当时称“北平”)的事。虽然事隔多年，我还约略记得。我问季季女士：“我说他记错了事可以吗？”她笑说：“当然可以。”不过我这里记他，并不是为了辨错，只是追忆往事而已。

钱穆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提及曾陪“钱钟书夫人”同赴北京。他讲的是一九三三年初秋的事。我还没有结婚，刚刚“订婚”，还算不得“钱钟书夫人”。五十、六十年代的青年，或许不知“订婚”为何事。他们“谈恋爱”或“搞对象”到双方同心同意，就是“肯定了”。我们那时候，结婚之前还多一道“订婚”礼。而默存和我的“订婚”，说来更是滑稽。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的，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绍给我爸爸，爸爸很赏识他，不就是“肯定了”吗？可是我们还颠颠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默存由他父亲带来见我爸爸，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男家女家的媒人，然后，(因我爸爸生病，诸事从简)在苏州某饭馆摆酒宴请两家的至亲好友，男女分席。我茫然全不记得“订”是怎么“订”的，只知道从此我是默存的“未婚妻”了。那晚，钱穆先生也在座，参与了这个订婚礼。

我那年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外文系，马上就要开学。钱穆先生在燕京大学任职，不日也将北上。我未来的公公在散席后把我介绍给“宾四先生”，约定同车北去，请他一路照顾。其实这条路我单独一人也走过一次，自以为够老练了。动身那天，默存送我到火车站和宾四先生相会，一同把行李结票，各自提着随身物件上车。

那时候从苏州到北京有三十七八个小时的旅程。轮渡还在准备中。到那年冬天，我从北京回苏州，才第一次由轮船载了车厢过江(只火车头不过江)。但那年秋天，火车到南京后，已不复像以前那样需换站到下关摆渡，再上津浦段的车。南北两站隔江相对。车厢里的人和货车里的货全部离开火车，摆渡过江。记得好像是货物先运过去，然后旅客渡江，改乘北段的火车。宾四先生和我同坐在站上的椅子里等待，看着站上人像蚂蚁搬家似的把大件、小件、软的、硬的各项货物(包括一具广漆棺材)抬运过去。宾四先生忽然对我说：“我看你是个有决断的人。”我惊问：“何以见得？”他说：“只看你行李简单，可见你能抉择。”我暗想，你没看见我前一次到北京时带的大箱子、大铺盖呢，带的全是无用之物。我这回有经验了。可是我并没有解释，也没有谦逊几句，只笑了笑。

我们买的是三等坐席，对坐车上，彼此还陌生，至多他问我答，而且大家感到疲惫，没什么谈兴。不过成天对坐，不熟也熟了。到吃饭时，我吃不惯火车上卖的油腻腻、硬生生的米饭或面条，所以带匣儿饼干和一些水果。宾四先生很客气，我请他吃，他就躲到不知哪里去了。后来我发现他吃的是小包的麻片糕之类，那是当点心的。每逢停车，站上有卖油豆腐粉汤之类的小贩，我看见他在那里捧着碗吃呢，就假装没看见。我是一个学生，向来胃口不佳，食量又小，并不觉得自己俭朴。可是看了宾四先生自奉菲薄，很敬重他的俭德。

车过蚌埠后，窗外一片荒凉，没有山，没有水，没有树，没有庄稼，没有房屋，只是绵延起伏的大土墩子。火车走了好久好久，窗外景色不改。我叹气说：“这段路太乏味了。”宾四先生说：“此古战场也。”经他这么一说，历史给地理染上了颜色，眼前的景物顿时改观。我对绵延多少里的土墩子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宾四先生对我讲，哪里可以安营(忘了是高处还是低处)，哪军可以冲杀。尽管战死的老百姓朽骨已枯、磷火都晒干了，我还不免油然起了吊古之情，直到“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在望，才离开这片辽阔的“古战场”。

车入山东境，车站迫近泰山，山好像矗立站边。等火车开动，宾四先生谈风健了。

他指点着告诉我临城大劫案的经过(可惜细节我已忘记)，又指点我看“抱犊山”。山很陡。宾四先生说，附近居民把小牛犊抱上山冈，小牛就在山上吃草——我忘了小牛怎么下岗，大约得等长成大牛自己下山。

我对宾四先生已经不陌生了。不过车到北京，我们分手后再也没有见面。我每逢寒假暑假总回苏州家里度假，这条旅途来回走得很熟，每过“古战场”，常会想到宾四先生谈风有趣。

一九八五年，苏州南举行建城二千五百年纪念大会。默存应主办单位的要求，给宾四先生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回内地观礼。默存的信写错了年份，把“明年”写成“今年”，把“二千五百年”写成“二千年”，主办单位把信退回，请他改正重写。我因而获得这封作废的信。我爱他的文字，抢下没让他撕掉(默存写信不起草稿，也不留这类废稿)。宾四先生没有回信，也没有赴请。如果他不忆念故乡，故乡却没有忘记他。一九九一年一月

京夕阳下的王瑶先生

听说，我没有亲见，王瑶先生中年的时候还是西装革履，并且叼着烟斗的。

这是真的。大概是1988年吧，有一天晚上我们去拜访先生。临告别，先生让蕴如师母拿出一套五张照片送给赵园和我，上面已经题好词。其中1961年的全身像，就是笔挺的西服，乌黑的头发，而且特浓密。那张头像的轮廓，长长的脸，稍尖的下巴，乍一看，像五十年代我们熟悉的一位苏联诗人。不过王先生的眼神是严厉深邃的。但并不看着你，也不像在沉思，挺怪的。先生弥留的时候，不能说话，写了许多要说的话，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的。有一段给大女儿超冰的，说：“我苦于太清醒，分析了许多问题，自以为很深刻，但不必说，不如痴呆好！”我怀疑“不必说”其实是“不能说”。对了，先生那照片上的眼神，就是冷冷的清醒的专注的眼神，却又向内吸收自己的所见所思的样子。这些，自然是现在对着照片的遐想。那天晚上双手接过照片，略一翻检，心情是别样的沉静，而且奇怪：为什么现在送这一套照片呢，题好了词的？我认识王先生的时候，他已经“华发满颠，齿转黄黑”了。那是1976年，“最高指示”创建“鲁迅研究室”的时期。李何林先生从天津南开大学调到北京，出任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又指定从全国几个省市借调十几二十个研究人员，而王先生内定为研究室副主任。莫名其妙的是，王先生就在北京，却迟迟未能报到。我从天津来，反而捷足先登，竟是第一个。于是经常盼，经常念叨：王先生怎么还不来呢？那时我们有政治局批准的八大研究课题，真所谓“极其”繁重而且紧迫呵。

世事就是这样，隔岸观火，好像一切都明明白白简简单单似的；身在漩涡之中，反而稀里糊涂，手足无措。分明有“红头文件”，而且“圈阅”了的，可王先生就是调不来。一方“看来他们是不想‘放’，又不愿说‘不放’，因此拖拖拉拉，不解决问题”。一方则只有天晓得。王先生有点尴尬，有点焦急，有点寂寞。他在信里说：“我个人只能‘一切行动听指挥’。但‘拖’得太久也不好。我希望文物局他们早点与北大商谈。估计北大现在是不会断然不放的。”又说，“我的借调事据北大中文系总支说，已同意借调，但须对北大指导研究生工作有所兼顾，实际上目前并无研究生，何时招考也说不定。我想鲁研室方面可以同意。但究竟如何解决，则只有待领导安排而已。”一年多之后，王先生终于被“安排”到了鲁研室，算是“借调”。我们这先期“借调”的一批，有的去掉了“借”字，留下来；有的打道回府了。

于是每星期有那么几天，上午八九点钟左右，王先生从接他上班的轿车里出来，一手拿着或挟着深褐色的大皮包，叼着或拿着烟斗，一摇一摇上得二楼，走进他的办公室。下午五点钟，王先生又一手拿着或挟着深褐色的大皮包，叼着或拿着烟斗，一摇一摇快步走进送他的小轿车，绿色上海牌的小轿车，回到北大去。这五点钟，是准时的。这是李何林先生的脾气。要不是北大路远，接王先生的车开出得迟，早上也会八点上班的。王先生有个晚上读书、看报、写作到深夜而次日晚起的习惯，临到该上班的时候，可以想像他的辛苦。

王先生一进办公室就很少出来。不串门，不谈笑，也很少开会。要不开会的时候轮到他不上班，要不开的会只谈室里的行政事务，与他无关，他不来。只有中午吃饭的时候，能够见到王先生，拿着一副碗筷，和我们一道排队买饭。很快地吃完，涮涮碗，走了。

王先生的办公室是室里最简单的。因为我们的大都兼作寝室，内容丰富，也颇有气氛。王先生的却名副其实，只有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对简易沙发和配套的简易茶几，一个书柜里面空空荡荡。王先生就在这样的办公室坐了两年：指导我们研究，回答提出的疑难问题，审阅集体编著的《鲁迅年谱》。

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会期间，茅盾、周扬联合发起成立全国的鲁迅研究学会，境外的传媒沸沸扬扬，着实热闹了一番，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鲁迅研究室，大家戏称为“东鲁”。因为原来的在西城，借住在西皇城根，是为“西鲁”。“东鲁”决定把王先生调过去。这回是雷厉风行，立竿见影。传媒沉默着，私下里还是有议论。甚至传说，“东”“西”要合并。1980年5月25日王先生来信说：“我离开那天恰好你们开会，我原拟找您聊天，未能如愿。”呜呼，一点记忆的影子都没有了：室里是不是开过“欢送会”？不过这种照例心存腹诽、口唱谀词的会，王先生是讨厌的，而且也不合李先生的脾气。

我常常回味和王先生在一起的往事。可在鲁研室的两年只记得两件事。一次我去王先生办公室请教一个鲁迅所引古籍中的问题。敲过门，应命进去。王先生坐在满室烟雾中看东西。他抬起头听我问完，摘下秀琅架的老花眼镜，直白地告诉我不知道。我一下愣了，不知如何是好，鞠个躬退出来，比在室内闻着烟味还难受，也颇生气。一次吃中饭的时候，王先生在排队，我走过去告诉他大家正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瞿秋白到底是不是叛徒？并问王先生的意见。王先生脱口就说：这是中组部的事情。我的心一震，真像醍醐灌顶似的，许多嗳昧难解、三番四覆的疙瘩全解开了。

不记得什么时候，也不记得为了什么，怎样走进王先生的家，到北大镜春园76号去拜访王先生的。但他给我碰的那个大钉子，每每想起都心颤，当时是气得决心不再踏进那个门的。

王先生住在一个独立的四合院里。门口有一对比我还高的石狮子，这种权势的象征颇不一般。后来才知道这里曾是黎元洪的别墅。进门一个大院子，有高大的柏树，有青翠的竹子，有蓬勃的杂草，因为没有人再来修葺了。东西房住了好几家，北房王先生也只住西边的小一半。后来落实政策又加了连接客厅东边的一小条，两米多一点宽的，横放一张床就差不多齐了。王先生用作书房，取了个名字叫“竟日居”，是把“镜春”两个字拆散来的。有人作过演义，头头是道。但王先生心里怎么想的呢？我没有听他说过。他自己很得意这个名字是感觉得到的，因为他平常几乎不写毛笔字，这回却用毛笔写下了这个名字，而且挂在案前；他又想用“竟日居文存”的书名编辑他的文章，——这是他得力而且得意的高足又是助手的理群兄告诉我的，可见很不一般。

王先生的客厅很大，很高，夏天阴凉，冬天很冷，——直到1987年才接上暖气。不知是“殊遇”，还是落实政策，那部电话确是落实政策才给装的，而且是王先生强烈要求的硕果。在装暖气的前一两年，北大要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了。决定给教授装电话，但必须是一级教授。王先生虽说在“文化大革命”时就被北大中文系定为“反动学术权威”，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但教授还不是“一级”。可王先生五十年代就装了电话的，这电话是“文革”革掉的。“落实政策”，名副其实。王先生通知我装上了电话，分机号很好记：“三五九旅(3590)。”我立即跑去看他。他开怀大笑，告诉我这样的经过。

王先生的客厅摆着一套明式红木家具：大书案，八仙桌椅，书柜。有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箱装四部丛刊。西墙上挂着三帧条幅：靖节先生画像和《归去来辞》全文；鲁迅《自嘲》诗手迹的水印木刻；沈尹默先生书赠的墨宝。客厅中央按凹字形放着一组沙发，沙发前是茶几，茶几前是一架彩电。

王先生接待我们时，家里是非常非常安静的。王先生叫人斟满一壶茶，茶来人即退下，王先生再往杯子里斟。偶尔有家人从外面回来，都是轻轻地侧身走过去。唯一的例外是王先生的孙女王宜，两三岁吧，她敢于闯进来，敢于爬到王先生身上去，敢于打断王先生和客人的谈话。王先生也任她嬉戏，设法哄她。

我的钉子于是乎也就来了。

我喜欢小孩，无论师长的，朋友的，同事的。我喜欢教他们直喊我的名字，常见的喜欢带一块巧克力什么的去送他，王振华先生就曾戏呼我为“巧克力伯伯”。冲着他的孙子，我既然知道叫王宜了，就兴之所至，忘乎所以。那次当我告辞的时候，拿出一块巧克力来给王宜。先生立刻变脸，阴沉着，推开我的手，厉声说：“别来这一套。”好难受呵。

后来师母告诉我，王先生连儿女亲家都不走动的。果然，先生多次同我谈到过他怎样操心女儿的婚事，怎样为她奔走。

后来王先生去昆明，去东北，去香港，总带给我一盒茶叶，一条领带什么的。1984年赴日本讲学回来，特地请师母拿出一只带回的皮包给我，并说，还有一只给钱理群。

1987年我去日本。行前问王先生需要带什么，先生说清理烟斗的玩艺儿折了，遇上带一只回来吧。在东京，我告诉王先生的日本研究生尾崎文昭君，他陪我去着意找了一家专卖店，我俩挑了又挑，挑了两种两件。先生见了，很高兴。

现在，清理烟斗的物件没用完，先生却已走了。那时怕一件不够用，选买两件，还想再要再买的。先生送我的皮包已经修补了两次。赵园说了几次该换，该换，换什么呢？不过，总有一天得换的吧。

王先生的心情愈来愈开朗，思想愈来愈活跃，社会活动愈来愈多，兴致也愈来愈高了。

新加坡一华文日报请先生题词，王先生用毛笔写了一首七律，“叹老嗟卑非我事，桑榆映照亦成霞。十年浩劫晷虚掷，四化宏科景可夸。佳音频传前途好，险阻宁畏道路赊。所期邑勉竭庸驽，不作空头文学家。”先生拿给我看，说从来不做诗，也不写毛笔，诗既是好，字也难看，怎么办。我说，您不是诗人，也不是书法家。人家求您，是想听见您的声音，看见您的手迹，这样就好。先生从我捧读着的手稿上抬头看我，凝视了一眼，不说话。我说，这一张给我吧。先生正了正身子，稳稳地坐在沙发里，拿起了烟斗。《中国新文学史稿》要重版了。一次我一进门，先生招呼了一句，立即转身匆匆从卧室拿出一叠稿纸，说我写好了《重版后记》，你看看，我一下紧张起来，像面临一场考试，站在书桌前读起来。先生就立在旁边吧嗒着他的烟斗。

我读了一遍，又快速复了一遍，对先生说，很好，结尾很动人。我建议先生考虑，是不是把被批判被迫作检查的事点一句，吐一口恶气！先生拿过稿子，走进卧室。很快，快得惊人，就出来了。指着加的一句问：“怎么样？我看原来写着：“本书出版较早，自难免‘始作俑者’之嫌，于是由此而来之‘自我批判’以及‘检查’‘交代’之类，也层出不穷。”于是先生用力吸着烟斗，快活地谈别的话题。

清华大学的校庆，王先生是非去不可的。有几次他推掉别的活动，有几次他事先提醒我。有时谈起他的导师们，不仅带着深情的怀恋，也有对清华教授的优裕生活给人影响的清醒分析。偶尔涉及身居高位的同学，三言两语，谈锋明快，没有丝毫过眼云烟的感怀。《清华1934—1938—1988纪念刊》出版了，先生拿出来给我看，笑着告诉我，每个人非写一段“自我介绍”不可，二百字，你看。我埋头读了很久。我感觉到王先生稳稳地靠在沙发上，咬着烟斗看我。他一定猜得到，我心里多么赞赏，惊叹。终于我念出“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一段给先生听，并说，“似犹未失故态”，写绝了，妙不可言。先生不说话，也不笑，端起茶杯，很响地咕噜喝干了，任我给他又续上一杯，只客气地伸过手来挡一挡。

在王先生家和王先生聊天，是一种享受，是一大乐趣，和听王先生讲演不一样。王先生有山西口音，讲演是愈讲愈快，愈讲愈快，几分钟后就憋不住了，讲不出来，于是喀喀喀几声，自顾自啊哈哈哈哈放声大笑，听讲的多半没听懂，也就不跟着发笑。这并不影响王先生的情绪，他照样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直到讲完为止。可王先生聊天，从容不迫，话并不难懂，说到痛快处，他笑，我们也笑，完全是“同声相应”。我曾琢磨过，王先生讲演为什么会那样？我想，王先生是善于思考，又富机智，日积月累，脑子里充满了见解。待到讲演，脑子会运转快，口里吐字慢，他不但不自我调整，反而迫不及待，一发不可收。像打机关枪，先是点发，接着连发，一连发就卡壳了。

王先生聊天，无所不谈，无所顾忌。对鄙夷的人、文，也毫不淡化自己的鄙夷。他每天看报到深夜，又看得特仔细，似乎对期刊的出版广告，尤其着急。因为他经常谈谁谁谁发表了什么文章，却又说明他没看，是广告上的目录。

王先生憎恶大批判式的文章，有一次谈到一个人说，他是靠大批判起家的，只会写大批判，别看他观点变来变去，还是大批判，这种东西是留不住的。王先生临终前，病到不能说话，写给巴金的祝寿词说：“最近十年，巴金学术研究收获颇大，其作者多为我的学生一辈，如陈丹晨，张慧珠，观点虽深浅有别，但都是学术工作，不是大批判，这是迄今我引以为慰的。”

一次王先生拿出刚收到的一份报纸，指头版头条一篇大块文章说，你看，连《白话文学史》都不知道是胡适写的，张冠李戴，书大概也没看，就发议论，而且宏观的。

大凡文学界争论的问题，王先生都很注意，也几乎都谈。他支持“重写文学史”，他支持重新研究过去被冷落的作家，他坚持文学史的分期是有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的质的标志的……许多见解，脱口而出，“出语多谐”。这时他自己先笑，我们也笑，他就笑得更响。我几次劝告超冰多主动来听王先生聊天，记一记那些很难复述的语言。可惜我懒，她也懒，大家都“得意忘言”了。

王先生特别喜欢谈时事，谈人文景观，谈社会现象，谈改革。国际国内，海峡两岸，从红头文件到报纸电视，到小道消息到流行民谣，无不津津乐道。他不是简单地重复，是谈字里行间或字面的意味，彼此的联系和微妙的差异，以及历史演变的轨迹。王先生是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偶尔也谈一点轶事。大概学习建国以来的历史决议的时候，王先生谈到老先生们学习特认真。在一次学习了一周的总结会上，一位老先生发言表示：经过学习，懂得了凡是正确的就是毛泽东思想，不正确的就不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集体创造的，毛泽东自己的思想不一定就是毛泽东思想。我都懂了。只有一个问题还没懂，到底什么是正确的思想？于是全组肃然。有一次王先生指给我看一家大报头版报道中的一句话：“不说白不说，说了不白说”，告诉我这是批他的。说，我这次在政协小组会上说了“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他批是批了，可没有说清楚为什么说了不白说，还是说了也白说。

王先生生命的最后一年，是1989年。他12月13日客死在上海。差一点就度过这个1989年了。

这一年我去北大看望王先生的次数特别多，可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想了几天了，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王先生原来好像没有什么胡子，可为什么老闪着他胡子拉碴的样子？有一阵也好像怕看电视，可我隐隐约约记得他对我说过他很想看电视的。夏天他住过医院，好像一直没有康复，可我仿佛看到他是一个人爬上虎丘山又去上海出席巴金学术讨论会的。王先生是很达观的，可我分明记得看到他流眼泪了，手里拿着包子吃不下去。想起来了，那是4月28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的纪念“五四”70周年的会上，中午吃饭的时候，在会上他如数家珍念了一串名字和他们的年龄：“五四”的时候，陈独秀40岁，鲁迅38岁，周作人34岁，李大钊30岁，胡适28岁，郭沫若27岁，叶圣陶25岁，郁达夫23岁，冰心最小，19岁，说新文学是一批青年人搞起来的。当时大家非常惊讶：他的记性这样好，他的思想这样年轻。

可是，这样年轻的王瑶先生，竟没有度过1989年。

王瑶先生杂忆

1989年岁末，随师母护送王瑶先生的骨灰回京后，理群兄来约写纪念先生的文字，我只觉得内心枯河般的，像洪水过后的一片消碛。然而时间总能疗救创痛的。“回忆”亦如京城三月漫天黄尘中的新绿，渐渐又在心头滋生。关于先生，终于可以写稍多一点的文字了，虽然仍不能尽意。

先生于我，并非始终慈蔼。平原兄的纪念文章中提到，先生对子女和弟子“从不讲客套”，“不止一个弟子被当面训哭”。我就曾经是被先生的威严震慑过的学生。1978年重返北大，先生的那一班研究生中，被他一再厉声训斥过的，我或许是唯一的一个。待到有可能去体会那严厉中包含的“溺爱”，已是我再次离开了北大之后。而在当时，却只是满心的委屈，还真为此痛哭过几回。直到毕业前，先生似乎都不能信任我组织“论文”的能力。有人在校园里遇到他，关于论文题目一时应答不好，竟被斥责道：连题目都弄不好，还怎么做论文！那里正是北大后来颇有名的“三角地”，人来人往的所在。当时我必定神色仓皇，恨不能觅个地缝钻进去。在护送先生骨灰回京的列车上，我才由闲谈中得知，先生当初是表示过绝不招收女研究生的。我突然想到，那时的先生听别人说起我的委屈和眼泪，是否也为他终于收下了这个女弟子而后悔过？

作为导师，先生自然有他的一套治学标准，有时在我看来近于刻板。比如他对“论文”规格的强调，我就并不佩服，以为太学究气了。因而即使在毕业之后，看到黄裳先生挖苦“论文”的文字，仍然忍不住兴冲冲地摘了来，嵌在自己论文集的后记里。然而我应当承认，先生的“那一套”，对于训练我的思维与文章组织，是大有益处的。毕业后继续这个方向上的自我训练，其成绩就是那本《艰难的选择》。这应是一本“献给”先生的书，虽然书上并没有这字样，甚至没有循惯例，请先生写一篇序。

我并不打算忏悔我对先生的冒犯——那是有过的，在几经“革命”、破坏，古风荡然无存之后。我这里要说的是，即使时至今日，我也仍然不能心悦诚服于他震怒时的训斥。在我看来，这震怒有时实在不过出于名人、师长的病态自尊。先生在这方面也未能免俗。而他过分严格的师生界限，时而现出的家长态度，也不免于“旧式”。五四时代以至五四后的知识分子，有时社会意识极新而伦理实践极旧，这现象一直令我好奇。因而在先生面前聆教时即不免会有几分不恭地想：我永远不要有这种老人式的威严。然而于今看来，如先生这样至死不昏聩，保持着思维活力和对生活的敏感，又何尝容易做到！

正是在北大就读的最后一段时间及离开北大之后，我与我的同学们看到了这严于师生界限、有时不免于“旧式”的老人，怎样真诚地发展着又校正着自己的某些学术及人事上的见解、看法。“活力”即在这真正学者式的态度上，而严于师生分际的先生，对于后辈、弟子的成绩，绝不吝啬称许。毕业之后，我曾惭愧地听到他当众的夸赞，更听到他极口称赞我的同伴，几近不留余地。他一再地说钱理群讲课比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几位老先生效果好，用了强烈的惊叹口吻；说到陈平原的旧学基础与治学前景时，也是一副不掩饰的得意神情。我从近于天真的情态中读出的，是十足学者的坦诚。正是这可贵的学者风度、学人胸襟，对于现代文学界几代研究者和谐相处、共存互补格局的造成，为力甚巨。我相信，十余年间成长起来的“新人”，对此是怀着尤为深切的感激之情的。

我已记不大清楚是由什么时候起，在他面前渐渐松弛以至放肆起来的。对着不知深浅放言无忌的自己的学生，先生常常含着烟斗一脸的惊讶，偶尔喘着气评论几句，也有时喘过之后只磕去了烟灰而不置一辞。然而先生自己也像是渐渐忘却了师生分界，会很随便地谈及人事，甚至品藻人物，语含讥讽。他有他的偏见，成见，我不能苟同；行事上也会有孤行己意的固执。我还留心到即使在彼此放松、交谈渐入佳境后，先生也极少讥评同代学者，这又是他的一种谨慎，或曰“世故”。先生并不属于“通体透明”的一类——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过以及目下是否还会有这类人物。先生是有盔甲的。那俨乎其然的神气，有时即略近于盔甲。在每个阅历过如此人生，有过这样经历的人，这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先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毕竟又是他“丢盔卸甲”的那时刻。坦白地说，我乐于听先生品评人物，即因为这时最能见先生本人的性情。而先生，即使有常人不可免的偏见，却更有常人所不能及的知人之明。记得某次他对我说，有时一个人处在某种位置上，就免不了非议，并不一定非做了什么。我于是明白，对于先生，有些事，已无须乎解释了。还听说先生最后参加苏州会议期间，私下里谈到一位主持学术刊物编务的同行，说，他“完成了他的人格”，在场者都叹为知言。据我所知，先生与那位同行，私交是极浅的。

常常就是这样，先生信意谈说着，其间也会有那样的时刻，话头突然顿住，于是我看到了眼神茫茫然的先生。我看不进那眼神深处，其间亘着的岁月与经验毕竟是不可轻易跨越的。然而那只如电影放映中的断片。从我们走进客厅到起身离去，先生通常由语气迟滞到神采飞扬，最是兴致盎然时，却又到了非告辞不可的时候。我和丈夫拎起提包，面对他站着，他却依然陷在大沙发里，兴奋地说个不休。我看着他，想，先生其实是寂寞的。他需要热闹，尽兴地交谈，痛快淋漓地发挥他沉思世事的结论，他忍受了冷落和凄清。天哪，“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日子，这位老人是怎样熬过来的！“文革”中先生处境极狼狈时，我曾一度和他在一起。那已是“清队”时期，教员被分在学生班上，甚至住进过学生宿舍。他即在我所在的文二(三)班，北大中文系有名的“痞子班”——“痞子”二字，是当年被我们洋洋得意地挂在口头的。我目睹过对先生的羞辱，听到过他“悔罪”的发言，还记得班上一两个刻薄的同学模仿他的乡音说“恶毒攻击”一类字眼的口气。我曾见到过他在“革命小将”的围观哄笑中被勒令跳“忠字舞”的场面；也能记起他和我们一道在京郊平谷县山区远离村庄的田地里干活时，因尿频而受窘，被“小将”们嘲笑的情景；他与另一位老先生拖着大筐在翻耕过的泥土中蹒跚的样子，还依稀如在眼前。为了这段历史，我在“文革”后报考他的研究生时，着实惴惴不安了一阵子。我虽然未曾有幸跻身“小将”之列，但与先生，毕竟处境不同，也确实不曾记得当年对他有过任何亲切的表示。重回北大后与他的相处中，偶尔听他提及与我同班的某某，说：“我记得他，他是领着喊口号的。”语调轻松自然，甚至有谈到共同的熟人时的亲热。我终于明白了，他已将我所以为不堪的有些往事淡忘了。在累累伤痕中，那不过是一种轻微的擦伤而已。他承担的，是知识分子在那个疯狂年代的普遍命运——先生大约也是以此譬解的。

却也有屡经惩创而终不能改易的。谈起先生，人们常不免说到他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他的社会的、人生的智慧，他的深知世事，以至深于世故，我却发现，某些处世原则，先生其实是能说而并不怎么能行的，比如他的“方圆”之论——外圆内方、智方行圆之类，我总不禁怀疑这是否适用于对他本人的描述。这或者只是他的一种期待罢了，譬如《颜氏家训》的诫子弟勿放佚，譬如嵇康的教子弟请愿。听先生说到他在某次会议上因发言不讨好而不获报道，听他谈论某位骨鲠之士，听他谈他所敬重的李何林先生，他的友人吴组缃先生，都令人知道他所激赏的一种人格。性情究竟是自然生成，不容易折的。

但我也的确多次听到他告诫我以“世故”。这与“知行”一类问题不相干，也无关乎真诚与否。或许应当说，这也出于真诚的愿望，愿他所关爱的人们更好地生存。我因而相信他的本意绝非在改造我的性情。临终前的半年里，几次当老泪纵横之时，他仍谆谆叮嘱我慎言，“不要义形于色。”我默默承接着那泪光闪闪的凝视，领受了一份长者对于后辈的深情。

中国式的书生，往往自得于其“迂”先生的魅力，在我看来，恰在他的绝不迂阔。其学术思想以及人性理解的一派通脱，或正属于平原兄所谓“魏晋风度”的？先生以身居燕园的学者，对于常人的处境，困境，琐屑的生计问题，都有极细心周到的体察，绝不以不着边际的说教对人。他没有丝毫正人君子者流的道学气。他的不止一位弟子，在诸如工作安排、职称、住房一类具体实际事务上，得到过他的帮助。这种不避俗务，也应是一种行事上的大雅沿俗的吧。

有一个时期，他也曾为我的职称费过神，令我不安的是，似乎比我本人更焦急。每遇机会，即提之不已。我曾在筵宴的场合，看到所里的头头面对先生追问时的尴尬神情。我也曾试图阻止他，倒不是为了清高，而是为了避嫌。一次听说他将要去找某领导交涉，即抢先打电话给他，恳请他不要再为我费心。先生在电话那头像是呆了一下，然后说：“好吧。”过了些日子，他讲起他如何向某方反映情况，特意加了注脚道：“当时大家都在说，我只是随大流说了一句。”我一时说不出话，心中却暗笑他神色中那点孩提似的天真与狡黠。

我个人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兴趣，即部分地来自我有幸亲聆謦咳的首都学界人物，尤其北大老一代学人中硕果仅存的几位先生：王瑶先生，吴组缃先生，林庚先生等。我曾急切地期待有人抢救这一批“素材”，相信文学正错失重大的机会——这样的知识分子范型，历史将再也不会重复制作出来。我尤其倾倒于这些老学者的个人魅力。那彼此区分得清清楚楚的个性竟能保存到如此完好，虽经磨历劫而仍如画般鲜明，真是奇迹！而比他们年轻些的，却常常像是轮廓模糊，面目不清，近于规格化——至少在公众场合。这自然也出于教育、训练。其间的差异及条件，谁说不也耐人寻味，值得作深长之思！

1988年北大为了校庆编《精神的魅力》一书来约稿时，我曾写到过我所认识的北大与北大人。但我也曾想过，那些以一生消磨于校园中的，比如先生，是否也分有了“校园文化”的广与狭的？先生是道地的“校园人物”，而校园，即使如北大这样的校园，也通常开放而又封闭：某种“自足”，自成一统。偶尔将先生与别种背景的学者比较，我尤其感觉到显明的校园风格。我一时还不能分析这风格。是先生本人助我走出我视同故乡的北大的，之后每当回望这片精神乡土，对于一度的滞留与终于走出，是怅惘而又怀着感激的。

当北大在1988年庆祝建校九十周年时，我见到了最兴致勃勃的先生。那一夜，他被一群门生弟子簇拥着，裹在环湖移行的人流里，走了一圈，兴犹未尽，又走了一圈。之后，他提议去办公楼看录像，及至走到，那里的放映已结束，楼窗黑洞洞的。返回时，水泥小路边，灯火黯淡，树影幢幢，疲乏中有凉意悄然弥漫了我的心。此后，忆起那一晚，于人流、焰火外，总能瞥见灯火微茫的校园小径，像是藏有极尽繁华后的荒凉似的。

去年11月先生南下前，我与丈夫去看望他，他正蜷卧在单人沙发上，是极委顿衰惫的老态。丈夫过后曾非常不安，写了长信去，恳请他善自珍重，我也打电话给南下与先生一道开会的友人，嘱以留心照料先生的起居。一个月后，在上海，我站在华东医院的病房里，看到临终前的先生。这来势急骤的震撼几乎将我的脑际击成一片空白，因而回京后，交给理群兄的，是写于尚未痛定时的几百字的小文。姑且录在下面：

无题

先生最后所写的，或许就是那个“死”字，是用手指写在我的手心上的——我凑巧在他身边。那是12月13日上午，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上午。

我不敢确信他想表达的，是对死神临近的感知，还是请求速死。如果是后者，那么能摧毁一个如此顽强的老人的，又是怎样不堪承受的折磨！目睹了这残酷的一幕，我一再想弄清楚，先生的意识活动是在何时终止的。没有任何据以证明的迹象。先生几乎将他清明的理性维持到了最后一刻，而这理性即成为最后的痛苦之源。

我宁愿他昏睡。

不妨坦白地承认，先生最吸引我的，并非他的学术著作，而是他的人格，他的智慧及其表达方式。这智慧多半不是在课堂或学术讲坛上，而是在纵意而谈中随时喷涌的。与他亲近过的，不能忘怀那客厅，那茶几上的茶杯和烟灰缸，那斜倚在沙发上白发如雪的智者。他无穷的机智，他惊人的敏锐，他的谐谑，他的似咳的笑，可惜这大量的智慧即如此地弥散在空气里。我不由得想到《庄子》中轮扁关于写在书上的，“古人之糟魄已夫”那番话。当着只能以笔代舌，歪歪斜斜地写下最简单的字句，当着只能以指代笔，在别人手心上画出一两个字，那份闭锁在脑中依然活跃(或许因了表达的阻障而百倍活跃)的智慧，其痛苦的挣扎，该是怎样惊心动魄！

我因而宁愿那智慧先行离他而去。

我并不庆幸目睹了最后一幕。我怕那残酷会遮蔽了本应于我永恒亲切的先生的面容。我不想承受这记忆的沉重，这沉重却如“命运”般压迫着我。超绝生死，究竟是哲人的境界，而我不过是个庸人。这一时翻阅旧书，也颇为其中达观的话打动过，比如“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俟我以老，息我以死”之类，却又想到，得在老年享用那份“俟”的，并不只赖有“达同”。然而无论如何，先生总算“息”了下来，虽然是如此不安的一种“息”。

写这文字并非我所愿，我仍然勉力写了。我说不出“告慰灵魂”之类的话。我知道生人所做种种，自慰而已。我即以这篇文字自慰。

在写本文这篇稍长的文字时，我清楚地知道，因了先生的死，我个人生命史上的一页也翻过了。我愿用文字筑起一座小小的坟，其中与关于先生的记忆在一起的，有我自己的一部分生命。有一天，这坟头会生出青青的新草的吧。一九九零年早春

周一良先生与书

2001年10月23日上午，我来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研究刚刚一周，从北京回来的饶宗颐先生这天上午来中大，谈话中他问我周一良先生的情况，因为他在京时任继愈先生请季羡林、周一良和他三位先生吃饭，而周先生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去。我15日离京前不久，曾去看望他，觉得先生身体尚好，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向饶公汇报，说周先生身体还好。没想到与饶公饭后，刚回到新亚的研究室，就接到家里和学生打来的电话，噩耗传来，真是难以接受。

我不能去参加追悼会(虽然我让李孝聪兄在签到簿上签了个名)，心里极不是滋味。那天晚上，久久难寐。第二天起来，想写篇文章，作为对他的送行，可是二十多年来，受先生教诲和鼓励，有不少事情，一时条理不清，无从下手。真是郁闷在心，不吐不快，而又吐不出来，十分难耐。之后，我从香港到台湾，又从京都到新加坡，四处奔波，直到今年1月中旬，才得暇整理资料，并重读先生的一些文章。

从先生去世以后，我也读到不少纪念文字，先生的道德、文章，已经有一些总结和表彰，我也撰写了《才高四海，学贯八书——周一良先生与敦煌学》，从学术史的角度，全面叙述了先生在敦煌学方面的贡献。然而，我觉得先生作为一个学者和书生，他和书的许多故事值得记述，而作为并非他的入门弟子的我，之所以能够在二十年来亲炙先生之训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书。我想以“周先生与书”为题，来纪念这位“书生”。

先谈谈读书。

记得是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大概在1979年下半年或1980年上半年，我和卢向前兄一起到燕东园拜访先生。因为我们不知道先生的“洋习惯”——要事先打电话，而且这段时间来找他请教的人不多，所以先生开门后有些吃惊的样子，我俩也有些紧张，但气氛很快就平缓下来，谈起我们热衷的敦煌文书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会客室里的书，有线装的，有日语的，有英文的，角落里一个书架上是一些新书，大概是新收到的——这里是我以后每到周府最为关注的一角。

当时，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刚刚成立，而北大图书馆也正好购进英图、法图、北图三大馆藏的敦煌写本缩微胶卷，还有从图书馆调集的三百多本敦煌学的书籍，都集中在图书馆二楼的一间小房子里，我负责掌管这间研究室的钥匙，各位先生来看胶卷时，我要帮他们准备。当时有不少机会接触周先生，时而谈起一些新出版的书，我发现一本书出版不久，先生就已经读过了，而且可以讲述。当时刚刚步入学术门槛的我，对先生的学养和记性，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先生解放前就是魏晋南北朝史名家，并曾留学哈佛，学习梵文，所以兼治佛教史和敦煌学。解放后除了上述领域更为深入外，对中外关系史和日本史也多有贡献。晚年写自传、回忆录和各类杂文，对清末以来的学术史有不少真知灼见。由于有这样的学术背景，先生除了精读基本史籍外，对新材料十分关注。1984年9月，我有机会到欧洲访学，行前向先生报告，打算借此机会，调查收集流散于欧洲的中国西北出土文献资料。当我说到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收藏的Mannerheim Collection有一批没有公布的吐鲁番写本时，他说：“你要是把芬兰的东西弄回来(胶卷、照片)，也就不虚此行了。”可惜的是，由于日本学者先行一步，把所有写本拍摄成照片，带回日本。所以，我虽然有欧洲著名汉学家许理和(E.Zurcher)教授的举荐，馆方仍以写本保存状况不佳为由，婉言拒绝。先生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直到今天，Mannerheim Collection仍是我的一个未了情结。

对于中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先生也十分关注。80年代末，我还见到他在北大图书馆外文期刊室翻阅西文和日文新刊。这个阅览室在图书馆的四楼，没有电梯，对于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要自己爬上去，实在是可敬可佩。他曾给我们上过一学期“魏晋南北朝史专题课”，分专题讲研究动态，他所评述的海内外学人研究成果，有专著，有论文，有书评，还有刚刚答辩的博士或硕士论文，使我们不仅知道相关课题的研究进展，而且了解到学人研究的深浅。

先生出身世家，曾祖是清末的大员，父亲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其家族数代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因此十分熟悉清末以来的许多掌故。先生晚年因患帕金森症，行动不便，1992年右腕骨折，无法执笔，但不废读书。他以惊人的毅力，读完了几部大部头的日记，据我所知，有《忘山庐日记》、《王文韶日记》、《郑孝胥日记》、《吴宓日记》，当然我不知道的可能还有不少。90年代以来，因为我做一点敦煌学学术史的研究，也喜欢听清末民初的掌故，所以每次到周家，常常和先生谈起相关的一些话题，也把一些新书信息告诉他。他撰写过文章的《郑孝胥日记》五册，就是我代他买的。后来我告诉他叶昌炽的《缘都庐日记》影印本出版，线装六函，1200元，他马上命令我去代他买一套。可惜的是，大概因为这部书部头太大，而且未经整理，阅读不便，所以没有见到先生的有关文字。

先生知道我的兴趣，不仅时时当面解决我提出的问题，而且把自己读书时看到的一些重要材料抄示给我。记得1991年我从日本回来，写了一篇调查静嘉堂文库所藏吐鲁番出土写经的文章，提交给1992年在房山召开的敦煌学研讨会。这组过去不为人知的写经残片，都已经装裱成册，每函封面上均有“素文珍藏”的题识。素文其人，被有的日本学者误认为是Sven Hedin(斯文赫定)的缩写，我从一些敦煌写本的收藏题跋和罗福颐《敦煌石室稽古录》中得知，素文名玉书，因清末监理新疆财政，所以得到不少出土写经。我把会议论文送给周先生不久，周先生抄示蒋芷侪《都门识小录》(宣统三年/1911年)中一条重要的梁素文史料，解决了我的疑惑。后来，我把这段史料转录到拙著《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中。先生涉猎范围之广，读书之细，于此可见一斑。

再谈谈送书。

先生出身藏书之家，父亲叔翁是北方著名藏书家，这对周先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自传中曾说：“我在为人处世、出处大节上固然受父亲影响，而他爱书的癖好也深深熏染了我。”弢翁曾在1952年把毕生所聚715部善本书全部捐给国家，入藏北京图书馆。周先生也随之把自己珍藏的翁所赠赵城金藏本《法显传》捐献给北图。我在和先生的接触中感到，先生治学，不太讲究珍本秘籍，而以从习见之书中发现问题，即所谓“读书得间”取胜。但是，他对于北图收藏的那些原来属于周家的善本书，一直是十分关心的，他曾向我问起过善本部都有哪些人，从哪毕业的等情况，他当然是希望有像冀淑英先生那样的版本目录学专家来看护着它们。我曾有幸陪同饶宗颐先生，看过经任继愈馆长特批而从“战备库”拿出来的翁旧藏宋本《文选》，饶公爱不释手，连连说好。我们不难想像，为翁后人，先生对这批书的珍爱。

先生在自传中又说：“他(弢翁)对于我的鼓励，也往往采取给与书籍的方式。”其实，先生对于自己的晚辈学生的鼓励，也采取同样的方式。他曾送给过我许多书，有他自己的著作，如《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日文化关系史论》、《周一良集》、《毕竟是书生》、《郊叟曝言》等；也有关于翁的书，如《周叔弢传》、《弢翁藏书年谱》等；还有他编的《杨联陞论文集》，他和夫人合译的《日本》等书；但最值得纪念的是他有三次特意要送我的书。

一次1995年7月初，我因为向先生汇报《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的编辑情况到他家，他告我因为要从燕东园搬到朗润园，地方不够大，所以除了自己要用的外，想把日文书、中文平装书处理掉，他的意思是想把这些书送给中古史中心和历史系的年轻人。我当时建议他，日文书最好给中心的图书馆，因为这些书一般没有副本，给了某人后别人不易见到，而放在图书馆里则什么人都可以利用，周先生表示同意。大约十天后，他把我叫去，送给我一套特别选出来的冯承钧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集》和一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后者那时还没有重印，是他一本一本凑齐的，我捧着这些书，感到沉甸甸的。实际上，好书还不止这些，他让我在过道中的三个书架上，随便选取他已经检出的平装本书。这些书虽然没有什么珍本秘籍，主要是解放后出版的，但许多是我所缺少的，而且有些上面有先生珍贵的眉批。我当时本着一个原则，即我已有的就不能再拿，可是有一本书实在不肯放手，就是《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因为上面有比较多的先生批语。大概是受父亲的影响，先生买到或收到一本书时，常常在封面上题“一良某年某月买于何处”或“某年某月何人见赠”，而很少用印。他看书时，有时写眉批，文字十分简练。读完后，有时在书的封面或前面几页空白处，写一段题记，文字稍长。我当时选取了四十多本书。这四十多本书虽然批语和题记不多，但仍然是寒斋最值得珍视的藏书。以后，他每清出一批书，就让一位年轻人去选，同时也都特意准备一套相关的书相赠。赵和平学长获得一本向达《中外交通小史》，他知道我的兴趣，所以转赠给我，加之先生早先所赠《中外文化交流史》，更增添了先生送我中外关系史图书的分量。

第二次是同年10月，我去先生家拿借给他的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会议的论文，因为我八九月份分别去了新疆和香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看先生。我向他汇报完新疆吐鲁番、库车以及香港的见闻后，他郑重地递给我一本纸色发黄的旧书，我一看，是Stanislas Julien的《Methode pour dechiffrer et transcrire les noms sanscrits qui se rencontrent dans les livres chinois 》，1861年巴黎出版，封面上的空白不多，左边是先生买书时所书“一良从伦敦买到”，右边是最近题写：“此书不足道，而儒莲氏签名却可宝贵。新江同志熟习西洋汉学，因以赠之。一九九五年，周一良。”我仔细一看，封面的上方有极其纤细的儒莲题词和签名。这本书在欧洲汉学史上，特别是汉语语音研究史上，是有贡献的[参看戴密微《汉学论集》(Choix d’etudies Sinologiques)，457页和蒲立本在《欧洲研究中国论集》(Europe Studies China)中的文章，340页]，加上儒莲的签名、周先生的题字，就更加珍贵了。我不讲求善本，因为住房狭小，也基本不买线装书，所以先生送我的这本书，可以说是寒斋所藏最老的一本书了，封面上有“MDCCCLXI”为证，我把它当作善本，宝之如同拱璧。

第三次是2000年2月，我和赵和平一起去拜年，先生指着书架上一个信封说，“那是给你的”。我取出来一看，是伯希和题为《La Haute Asie》(高地亚洲)的小册子，上面有先生早年所题“伯希和盗宝罪证”，署“一良藏书”，中间夹写先生送我此书的赠语：“此书乃三九年哈佛贾德纳教授所赠，藏于寒斋一甲子矣。新江仁弟访求石窟写本，足迹所至，远过向王诸先生，而对敦煌史事之研究，资料之运用，成绩斐然，使日本学者不得专美于前。今将纪念开窟百年，因检出此册赠之，冀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取得更大成绩也。九九、八、五，一良左手，时年八十又七。”伯希和是当年从敦煌盗取宝藏的法国汉学家，贾德纳(C.S.Gardner)是先生在1939年协助工作的哈佛教授，向达、王重民是早年到英、法调查敦煌写本的中国敦煌学前辈学者，先生选择这样带有纪念意义的书，在这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以左手吃力地写出这样有纪念意义的题词，可见其良苦用心。此册放在先生书架上有半年时间，而我那个学期非常忙碌，一直没有去周家，读到先生的题赠词，真是惶悚之至。

今天回想起来，先生深知我对中外关系、西洋汉学、敦煌写本与史事最感兴趣，所以用赠书的方式，予以关怀和鼓励，如此恩情，永世难忘。

去年6月初，我和邓小南一起主办“唐宋妇女史研究与历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俩分头去请几位老先生参加开幕式，以壮声威。周先生很快就答应了，而且答应讲几句话。6月5号那天，他坐着轮椅来到会场，并且早已打好了腹稿，对比他曾工作过的史语所和今日北大中古史中心，说今日中心不比史语所差，对中心和中心的研究人员给予肯定。台下坐着现任史语所的所长黄宽重先生。先生晚年没有机会去南港，他所说的史语所还是三十年代的情况，其实今日史语所的条件远比中心要强得多，但他讲了许多真情的话，感动得黄先生开幕式后赶忙与他握手，而在座的中心年轻人也无不为之动容。

先生很高兴参加这次学术会议，他把在会上发言的一张照片(朱玉麒摄)，放在《郊叟曝言》图版第一页的下面，上面是他和老伴的钻石婚纪念照。会议结束大约一周后，先生给我来电话，说中心新的房子建好后，他要有所表示，问我一些图书中心是否有收藏，我一一作答，最后，先生决定把二十年代出版的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Grottos de Touenhouang)捐赠给我们。先生之高谊，令人感动。我曾向中心领导谈到此事，因为新房子里装修的气味太重，打算转年开春时再请先生们正式来参加中心新址的落成仪式，可惜在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先生却遽归道山。

先生的遽然离去，我在离京前完全没有想到。回想起来，庆幸有两件事没有留下遗憾。

一件事是，先生编《郊叟曝言》，但一直没有见到自己作序的中译本《唐代变文》，因为这篇序是我代两位译者请求的，而和我联系的一位早已出国，所以书出来后没有给周先生寄来。这事我也有责任，所以赶紧把我的一套以译者的名义给先生拿去，先生看了很高兴，把序文收入这本自选集中。

另一件事是，六月初我和朱玉麒整理完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的《述学斋日记》后，考虑到仓石先生在北京留学时曾买到过翁的藏书，仓石的女婿池田温先生对周先生十分敬佩，而且先生对三十年代的北京学界十分熟悉，所以很想请他为我们的整理本《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写篇序。我和他一讲，他立刻答应。后来，我把特别给他放大复印的整理本送到周宅，过了一个多月，他通知我可以去笔录他口述的序。8月10日，我和朱君一起去做笔录，才知道先生为写这篇序，借来了好几种仓石以及同时留学北京的吉川幸次郎的书来参考，在北大、北图借不到的，还请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添庆文先生托人从日本复印寄来，而且，他还仔细审读了我们的整理稿，改正了几处错字和不妥的提法。先生的序文署的是8月10日，实际上他以后又有改订，有时是叫我们去他那儿，有时是他打来电话。记得18日他来过电话，又改订序言中的一句话。先生做学问的认真态度，至可感人。先生手颤，抓不牢电话，声音时断时续，有些话无法听清，只听到他说我送给他的《敦煌学十八讲》是“up to date”。在修订序言的过程中，我听说先生正在编一本自选集，包括口述的序跋，我征得先生同意，马上给新世界出版社张世林先生打电话，希望把《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序》编入先生的新文集，他同意。我们立刻把序言定稿用特快专递寄给张先生，这就是收入《郊叟曝言》书序类的最后一篇文章，比先生的前言完稿的时间还晚。我非常感谢张世林先生的帮助，如果这篇序言等到《留学记》的出版，那先生就看不到了。

写到这里，三个多月来的悲伤似乎已经过去，夜深人静，仿佛先生就在面前，听我讲述上面的话语，时而莞尔一笑。(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四凌晨)

纪念沈尹默先生

收到沈尹默先生故居转来沈老幼子褚家立先生来信，知道今年6月沈尹默先生诞生118周年，逝世30周年，上海将举办沈老书展，并出版有关沈老书法研究的著作。这使我猛然想起正是在30年前，1971年秋天，当我刚从干校返回上海市区不久，从北京一位来沪的朋友口中知道当年春季，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上，曾问起上海书法家沈尹默近况，表示对沈老在“文革”中处境的关心时，我曾偷偷地来到海伦路504号沈家，想把消息告诉沈老，却不料接待我的沈夫人褚保权，流着眼泪对我说：“沈老已在今年4月去世了！”沈老夫人含着眼泪向我诉说沈老在“文革”初期即遭到几次抄家，终于在这一年春季呕血逝世的情景，至今尚在我的脑海里，时间却已经跨越了30个年头。我认识尹默先生，是在1956牟秋天。当时《文汇报》社全体同仁刚从北京办好《教师报》，回上海。为了贯彻宣传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故，百家争鸣”方针，决定把停办了将近半年的《文汇报》复刊。《笔会》副刊主要任务是发动多年停笔的各方面专家，特别是文学家、艺术家重新提起笔来写诗、作文、绘画，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我走访了沈尹默先生，不但请他参加了我们的座谈会，对办报编副刊工作发表了意见；还请他提笔写文章，通过诉述自己经历，谈书法艺术。尹默先生是我们浙江同乡，很早就曾留学日本，回来后先在杭州高校等校教书，与刘季平、陈独秀、马一浮、苏曼殊等人有交往。1913年到北大预科教书，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他更与刘师培、沈兼士、钱玄同、胡适、鲁迅、吴稚晖、李四光、李石曾等同仁，经常共商办好北大，改革教育大计。不久，由沈推荐，陈独秀进北大为教授，尹默就又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一起编办《新青年》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位健将。他在古典文学修养上极有成就，旧体诗词写作，在当时文坛无人能与他相比；但在提倡白话文时，他率先与刘半农共写白话诗，接着，胡适、鲁迅、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等人也就跟上。他的白话诗《鸽子》、《三弦》等作品至今已成为人们谈论白话诗史时举例佳作。在我记忆中，尹默先生和我第一次见面时，就谈他怎样开始接触文学。他说过去知识分子的主要出路，就是做官；而做官的主要基础就是学八股文，批公文。他祖父离开浙江湖州故乡到北方做官，就靠能背八股文。他父亲19岁就在陕西安康做知县，也正是由于从小就把八股文背得烂熟，所以人们称之为“娃娃官”。他父亲根据自己经历，对在安康出生的沈尹默，一到5岁，就请一位70岁的老秀才来教他背古文。老师抓得很紧，累得尹默一到14岁就呕血。父亲只好把老师辞退，让刚进入少年时代的沈尹默停学。尹默一得到休息机会，也就有了自己自由看书的可能。这样，他就开始读曹雪芹的《红楼梦》、袁子才的诗文，以及白香山诗，和宋人词。父亲发现沈尹默能诗能文，比背死书时聪明多了。“娃娃官”就此改变了对尹默兄弟的培养路线，决定让尹默的哥哥去学批公文，继承“娃娃官”的大业；让尹默去学诗词，从此自由解放，还替他买了38把白折扇叫他做诗写字。尹默先生有幸在童年时代就放弃“仕途”，很自然地成为诗人。我与他接触多了，确实感到尹默先生为人，诗的气质很为浓厚。我们谈话，常常从午后一直谈到黄昏，原因是他为人十分率直，容易亲近。特别是谈到做诗写字，我们总是从他的实际经历谈起。他也总是强调一个人真正要攀登文学艺术高峰，首先要自己有决心有志气有兴趣进行钻研，靠别人硬压是无法成才的。所以当时我请他为《笔会》副刊写稿，一开始就请他写了一篇谈他自己怎样进行自学的文章。“你不要以为我没有老师。实际上我的老师多着呢！”他几次用这样口吻向我谈他如何学诗写字。他说，杜甫有“转益多师是吾师”之句，意思是“自己随时主动研究问题，找寻师长，求得答案，才是真正的办法”。他说他在北京大学教书时，从不背教条，而是经常举出一些实例，引导学生自己去思考怎样才是好诗。“比如前人有‘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这样的诗句，看来还算可以，但如果要求得高一些，总觉‘噪’‘鸣’两字还不够形象化，还不如杜甫‘伐木铮铮山更幽’那句诗有声有色了。”他对李商隐那首怀念亡妻的诗“树绕池宽月影多，村砧坞笛隔风箩，西亭翠被余香薄，一夜将愁向败荷”特别赏识，觉得它通过眼前具体景象，抒发了隐藏在作者内心的哀痛，极为感人。“这些诗句值得细细咀嚼，也值得举一反三，引导学生自己找门路写诗”。

沈老说到这时，还由此诗兴大发。恰好那一年正是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我要他为纪念鲁迅写点什么来为我们文汇报《笔会》副刊凑热闹，他就拿起笔为我一挥而就，写出一首追怀鲁迅先生的七律来：雅人不喜俗人嫌，世路悠悠几顾瞻，万里仍归一掌上，千夫莫敌两眉尖。窗余壁虎乾香饭，座隐神龙冷紫髯，四十余年成一瞑，明明初月上风帘。

说实在，这首诗与李商隐那首七律一样，也是通过忆念，抒发对故人的感情，很耐人寻味。特别是“窗余壁虎乾香饭，座隐神龙冷紫髯＂两句，写出了鲁迅为人的“爱憎分明”。起初我不太能理解这两句诗的内情，经沈老向我解释，才知道鲁迅在北京绍兴会馆，对自己窗前一只壁虎，常生爱怜之心，不但不去打死它，有时还给它喂稀饭；而对在院子门边随地小便的人，却十分痛恨，常使用弹弓，向他们射纸弹。沈老在北京曾与鲁迅共事一个短时期，在“女师大风潮”中，还与鲁迅、钱玄同等联名发表宣言，支持学生斗争。后由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推荐，出任河北省教育厅长、北平大学校长等职，但到后来，因不满政府遏制学生运动，就和鲁迅一样，辞职来到上海，但不像鲁迅那样以写稿为生，而是以卖字为生。

从1956年9月他写的这首诗所抒发感情，可以看出沈老与鲁迅的友谊很值得探索，从鲁迅30年代所写日记，有时也能发现鲁迅到什么地方去与友人聚餐，“同桌有沈尹默”等字眼。沈诗中“四十余年成一瞑，明明初月上风帘”之句，从这一思念故人的苍凉感，人们完全可以体会到50年代尹默先生对鲁迅的想念之情。

作为书法家，沈老怎样开始起步？这个问题我自然也向他请教过。原来他学书法，也是“转益多师是吾师”。他的父亲“娃娃官”替他买了38把白折扇供他学习写字后，由于根本不曾想到学习书法首先要解决执笔的方法问题，因此开始时他写的字，“很不成体”。直到他21岁，父亲去世，他才离开陕西，回到故乡浙江湖州。四年后，来到杭州，与那时正在小学教书的南社诗人刘三相交，有一次，刘三邀请众多友人共餐喝酒，相聚挥笔做诗，最后几乎个个喝醉，唯有不嗜酒的尹默清醒回家。第二天下午，他正在家中楼上看书，只听见楼下有人喊他，他正待下楼去接待，却见一个穿竹布长衫、剪短发的大汉，已径自走上楼来，一看，却是在昨天酒会上初次见面的那个与刘三同在陆军小学教书的陈同甫，即后来的陈独秀。他比尹默年长，谈起昨天诗会，他说这次收获不小，大家写的诗有不少人写得不差，“你的那首古风写得耐读，也最有意境。”他说着，沉吟了半晌，便摇着头说：“只是你的字写的太差，与你的诗太不相配，说真的，简直其俗在骨！”

沈老在向我回忆这次与陈独秀会面情景时，似有无限感慨，说：“他对我写的字，作这样直率的批评，当时我只觉得满身发热，两颊更是烫得如火在烧。等把他送走，我就急着想出门去买纸，下决心把书法从头学起，只是天色已晚，怕纸店已关门了。第二天一早，我就上街把自己身边仅有的钱全拿出来，买了一大卷‘尺八纸’回家。这‘尺八纸’比毛边纸的质量还差，每刀96张，我先用淡墨写，等它干了，又用浓墨写一次，这样可以节省纸张。”

尹默先生临的字帖是汉碑，每个字西瓜样大。他一方面又勤读包世臣的《艺舟双楫》，纠正自己过去的执笔方法，严格按照“掌竖腕平”的规矩写字。每次还在自己手腕背上放一枚小镜子，看他是不是掉下去，以此来考察自己是不是做到了“掌竖腕平”。他这样勤学苦练，一丝不苟，昼夜不停。当时在杭州师校工作，比尹默还年轻四岁的钱玄同不免笑他，说：“你这样傻乎乎的，真是何必呢？”尹默说：“我知道自己天资不高，只好用笨办法。”偏巧尹默自幼就患沙眼，这时眼疾又加重，后来与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先后到了北京，在北大任教，北方气候干燥，眼睛更疼痛得厉害，医师不得不把他的两眼内皮软骨割除，这样，不但看书有困难，连看字帖也要在阳光下才看得清。但这并不曾阻碍尹默练字，他不但临汉、魏、六朝、唐的碑帖，还请教宋、元、明的字帖。同时，他还从生活实际中，去领会有关书法的学问。有一次，他听到两个老人在谈论一位书法家汪洵的为人和为艺，其中一个人说：“汪洵教我写字，有两句口诀，叫做‘笔不离纸，纸不离笔。’”尹默听了，联想到汪洵的字，禁不住笑了起来。因为在他印象中，汪洵的字写得非常笨拙，每个字像一只只死猪，十分难看。现在听到这两句口诀，才意识到那是汪把它误解了。“这两句口诀是正确的，”尹默先生对我说：“它的意思是‘一笔书’，即一个整体之意，但实际上每个字还是有按的提的。而汪洵机械的去理解‘笔不离纸，纸不离笔’，就难怪他的字写得像一只只死猪了。”

沈尹默先生的书法艺术，超越宋、元、明、清诸大家，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既严正而又潇洒，这是因为他的基础功夫深厚，有所继承，又有创造。确是数百年来书家如林，而无人能出其右者；在新中国建立后，他更以自己的艺术实践所得，著书立说，出版书法理论多种。

我家中所藏沈老著作之外，还存沈老为我书写的四条直幅及一把扇面。今天检出沈老给我的五封信重览，追思长者，昔年促膝长谈之景如在眼前。而往日常一起相聚共相谈笑之沈老夫人褚保权女士，及沈老高足谢稚柳、胡问遂、楼鉴明诸先生，转眼也都成为故人，思之不免仰天长叹不自禁。但愿沈老和他的这些亲友在天上，也能像过去在现实生活中那样，经常欢聚谈笑，并共同携手追求艺术上的更大成就。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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