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璐琪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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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璐琪少-小说系列：妹妹脸上的巴掌印试读：
向着明亮奔跑
我的家乡冬季潮湿阴冷，无暖气，碰上阴雨连绵的日子，在家终日无事可做，窗外淅淅沥沥的雨下絮了，时间被抻得无比漫长。没有手机和电脑等娱乐方式，十岁的我找到了消磨方法——看书。
本抱着打发时间的态度，却真的看进去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两脚两手都陷了进去，有零钱便买书读，在图书租赁书店办了借书卡，一次一角钱。
小时候经常跑书店，与书店老板渐渐熟了，被允许看放置在高处的书。书架是满墙的，人们能够到的位置放置的大多数是大众读物，已经被人翻得卷边儿，高处的大部分是名家名作，在童年的我看来，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巨人。
再长大一些，经常在课本上与“巨人们”打照面儿，放在桌子上面对面读着字句，觉得距离我也不远，有些需背诵的，清晨起来朗朗读着，字里行间透出亲切来。
直到我也成为一名作家，参加活动时偶尔与“巨人们”打照面，隔着几米远的距离，他们唠家常般与我招呼着，我时常觉得恍惚，也会想起小时候那个矮矮的我，站在书架下高仰着头，拼命踮脚，想要多看一些，再多看到一些。
最高级别的追星莫过于此，不是追着明星们奔跑，而是成为他们身边的小星，与他们肩并肩站在一起，在浩渺的文学夜空中，闪烁着自己的光辉。
读得多了，十三岁的我脑子里的文字和故事开始往外溢，自己寻来纸笔，开始在粗糙的写字本上勾勒朦胧的文学梦想。
在二十岁那年我出版了人生中第一本长篇，我的半自传体小说，书写关于艺考的日子，此后陆续有多本长篇出版。很多读者问过我，有没有自己的偏爱，我答没有。但其实每个作家都有偏爱，就像父母对于孩子般，总有哪个孩子是心里最嫩的那块肉，我也有偏爱，我的偏爱是我的短篇小说。
写短篇比长篇费劲，每个尝试写作的人都知道，在短的篇幅中，几个字把人物形象交代清楚，比长篇大论的勾勒要难。
其实，最初发表过的短篇，严格来说不能算作完整的小说，它们没有小说精密的构架，倒像是叙事的散文或随笔，带着稚嫩，所以在选文时，我只把早期较像样的短篇小说择一两篇收录其中，比如十六岁时发表的《浮世绘》。这一系列短篇自选集如同我写作的纪录片，熟悉我的读者按照时间排序，可以窥见一个在文学道路上跌跌撞撞成长的我。
前几日回家，意外地从抽屉里翻出一摞厚厚的信，全是手写的用稿通知单，距离现在已有十几年，纸张泛黄。我是个丢三落四的人，我的母亲把它们叠整齐，她的生活很有秩序感，不允许带字儿的纸霉烂在抽屉里。
一封封读后，我陷入了对过去的回忆中。
十几岁的我穿着胖大的校服，一趟趟跑传达室，急躁地推开门——不，应该是用肩膀和前臂撞开门，我等不及立定站稳再去推。有时有我的信和样刊，有时没有，没有的时候格外失落，安慰自己第二天就有了，邮递员路上耽搁了。去的次数多了，传达室的老师记住了我，甚至在校园里碰见我，他也会主动走过来告诉我，今天有没有我的信件。
对于一个生活单调的中学生来说，偶尔来的样刊是一个极大的喜讯，足以使我高兴许久，如同处在黑暗中的人一样，对于窗口投进来的明亮格外珍惜，于是想要更多，让阳光完全照亮室内。高中时期我投稿的密度增加，记得那时候一年十二期杂志，有七八个月都有我的短篇小说刊登，几乎每个月都有汇款单邮来。如今想来觉得不可思议，十几岁的我真的充满了能量，脑子里似乎有源源不断的灵感，可能出于对无聊生活的反抗，但更可能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
那时候的时间很慢，事情进度很慢，现在很快，与编辑都是网络沟通，已经失掉了从前惴惴不安的期待，于作者而言这是好事，可我的脑海中老有那么个风风火火的女孩子形象，早晨到学校第一件事，便是丢开书包往操场东边的传达室跑，看看有没有来自远方的用稿通知单。
就是那么凑巧，每当我往传达室跑的时候，东边的太阳刚好全升起来，阳光四射，照耀着我，照耀着我目光所投的前方。
聋爷
我们新修的传达室来了位老人，他是个聋子，会说话，看得出并非天生聋哑，大家喊他聋爷。
聋爷接管传达室后，在门口摆了小摊，批发市场进些便宜的吃食，再加些零头卖给我们，赚个差价。
冬天清晨，聋爷起得早，推着三轮车去批发市场进货，当他满载而归的时候，学生已陆陆续续从四面八方来上学，几个调皮的学生趁聋爷蹬三轮车时，从车后面拿零食，动静再大也无碍，反正聋爷听不见。学生有的得手，有的被聋爷感觉到，回头见学生偷拿他的货，瞪着眼嘴里呜噜呜噜说话，但听不清是什么。
他从车上下来，摇晃着干枯的身子推搡学生，脸上全是愤怒，学生腿脚灵活，笑嘻嘻跑走，边走不忘边喊，聋子。
喊完哄笑着散开，这哄笑或许没什么恶意，只是纯粹地感到可笑而已，这帮孩子太过于年轻，不懂得去尊重去包容去体谅，不懂事的未成年人大概算得上是最残忍的一个群落。
因为无知，所以残忍。
一日，我们班主任背对着教室门讲课，大家听得昏昏欲睡。聋爷要送信，他径直进了班，站在讲台上捏起粉笔头开始擦黑板，黑板上有我们老师刚列的提纲，他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开始写谁谁有信，来自哪里。
写罢拍拍手，声音洪亮字音模糊地说，来信了，请查收。唬得老师回头一看，黑板上他辛辛苦苦做的板书变为聋爷歪斜字体，怒不可遏，上前驱赶聋爷。
由于老师的不尊敬，学生们自然不会有再去尊敬聋爷的意识，欺负他听不见道不清，面带微笑骂他，他见了笑就回笑，不管学生说话时唇形是什么。
他大约是能读懂唇语的，可他宁愿相信自己读错了——因为那人脸上是带着笑的，理应回礼。
聋爷经过那次驱赶老实许多，他不声不响站在班门口，眼巴巴地瞅着教室内。有些老师见他来了，停止讲课点头示意他把信放下走人，然而有的则不，他们故意让聋爷站着等，并非是课程多么重要，而是不耐烦地公开忽视这位老人的存在。
聋爷实心眼，他手捏着一两封单薄的信倚着门框站着，看着听课的学生，笑得舒展，等老师允许他进去，他好完成他的职责。
一次我去买糖，聋爷问我：“这学校可好？老师可好？”
我敷衍道：“好——”特意张大嘴拖长了音调，让他看清我的唇形。“叫我小孙子来上学，可好？”聋爷又问，“你班上好不好？”
我语塞，不知聋爷的这个好的标准是什么，由于急着买完回教室，依旧说：“好。”
聋爷听罢很是高兴。
从那后他看见我就咧着缺牙的嘴笑，我去买东西或者取信，他就塞几颗糖果给我吃。
聋爷的过度热情使我觉得尴尬，同学们问我聋爷是不是我爷爷，未等我回答便开始起哄，一波赶上一波，声音非常的大，震耳欲聋。
在这震耳欲聋的喧闹里，聋爷笑得犹如不谙人事的孩童，手舞足蹈地回到他的小摊上，目送着我离开。
事隔数日，聋爷到我们班找我，叫我出去后，指着身边立着的一个瘦高男孩说：“这是我小孙子。”
男孩目光根本不在我身上着陆，他无聊地晃荡着一条腿。接着聋爷询问班主任下午是否来校。
我明白这些日子他对我好的用意了，可我又哪有这权限，可以介绍他的孙子来我们班读书呢？
我尴尬地领着他去了办公室，那是一个闷热的下午，老师还未来。
聋爷拖拽着他愣头愣脑的小孙子站在门口，候着老师。
我们班主任进屋后，聋爷与老师在走廊说话，脸上真诚地写满恳求。几句对话后，班主任不耐烦地回绝了他，原因是他没有本市户口，孩子要借读，得交借读费，说毕进了班，并用严厉的目光扫了我一眼，意为莫要多管闲事。
我想跟着老师进班，然而又怜悯着聋爷，只好对他的孙子说，让他带着聋爷找校方交借读费。
然而他顽劣的孙子压根不理我，见老师走了，甩开聋爷消失得无影无踪。
无奈，我带着聋爷去了教导处，替聋爷表明来意，教导主任倒是爽快地给了一份文件，他响亮地说了两个字：“交钱。”
聋爷如奉圣旨，反复感谢，虾米一样的腰弯得几乎点了地。
到初三临近毕业的时候，聋爷的小孙子成了我的同桌。
借读生的身份使他很不快，鲜见他与聋爷说话，在公共场合遇到小孙子，聋爷显得很愉快，小孙子不与他说话，熟视无睹地走过，聋爷也不责怪，宠溺地看着他的小孙子离开，眼睛笑得细小。
于是聋爷见到我更加热忱，拿了双份的零嘴儿，托我带给他的孙子，我转交聋爷的零食，他的小孙子从未吃过，那些零食廉价而寡淡，他通常是毫无留恋地扔了。
小孙子的态度不影响聋爷的兴致，他虽不和小孙子言语，但每当他的小孙子出现在他的视野里，他定是停止手头一切工作专心致志地看着，等小孙子消失在他的视线，他才乐不可支地重新进行手头的工作。
聋爷自娱自乐的行为几乎全校皆知，这更令他的小孙子不快，他本身不爱学习，上课睡觉闹事，老师经常命他站到外面去，这正合他意，于是站出去他就跑了玩，一走就是一天。
由于这个借读生频繁逃学，最终记大过，学校要他请家长来，聋爷成为他的首选目标。聋爷每每挨了训回来，还高高兴兴地给他拿东西吃，但这并未改变他对聋爷的态度，在必要的情况下，他还是装着不认识聋爷，聋爷并不计较，他偶尔的理睬已经使聋爷很高兴了。
到后半学期聋爷的孙子彻底离校，终日在街上混事儿。
那时我尝试写作，明知道有信聋爷会亲自送到班里，每日我还是要去传达室，问有没我的信寄来。聋爷见着我脸上像点了一盏灯，瞬间亮了，他问我，他的孙子最近表现怎么样，我便支支吾吾编说挺好。他听罢很高兴，殷勤地在一堆来信中翻找，一般是没有。
聋爷冲我摇头，我略有些失望的表情被聋爷捕捉，他给我拿了几粒糖，让我吃，多数我把糖放回去，聋爷就不怎么高兴，他从传达室追出来，执意让我拿着糖，我给他钱他不要，扭头回去，背影佝偻。
我至今还记得那个下午，阴有雨。
聋爷拿着把伞立在我们教室外，循着玻璃敲，说是找我。
等我出去后，聋爷把雨伞夹在腋下，激动地在他的胸口内兜儿里掏，手颤抖地掏出一个雨水濡湿的牛皮纸信封，递给我说：“看，看。”
我看信封，上面是北方某杂志社的地址，我欣喜若狂，拿着信便跑进班，甚至忘了给聋爷道谢。
聋爷就趴在窗台上，用手抹掉玻璃上的雾气，大睁着喜气洋洋的眼睛看我。
我坐在位上拆开信，上面通知我的一篇文章用在第几期杂志上，信纸一半是湿的，另一半被聋爷捂干了，带着他的体温。
老师知道消息在班里读了信，同学们在教室里鼓掌的时候，聋爷也高兴地跟着在窗外鼓掌，甚至夹在腋下的伞掉了几次，他再弯腰捡起来，夹好，继续鼓掌。
从那以后，无论什么信件，只要是我的，聋爷定会风雨无阻地给我送来，有的是读者的来信，而有的只是撺掇我入什么文学社的邀请函，收费的那种，没什么意义。
然而，聋爷每次把信交给我时都极为自豪和认真，有时一天跑好几趟，在老师上着课的时候都执意把我喊出去拿信，老师脸上神情都不大好看，然而聋爷不觉得，似乎帮我传达了我最希冀的信息。在递给我信的时候，聋爷的目光还往我身边那个空位子瞅，瞅得出神，他陪着笑，问我说：“他还没来上课？”“没有，一直没来。”我简洁地回答，接了信回教室。
聋爷却还在教室门口站着，并无动作，只是盯着我身边的空位，呆站着。
同学们把聋爷叫作我的经纪人，甚至惟妙惟肖地学聋爷郑重其事地把信交给我时的场景。这激怒了我，与他们打了一架，由于体力不如他们打输了，便气急败坏地跑到聋爷的传达室，跟他说以后信件我自己来拿，不劳烦他一趟一趟地跑。
聋爷眨巴着眼，不解地望着我，他似乎没理解我的意思，有我的信依旧亲自跑来送，再询问他小孙子是否来上课，每次都高兴得直搓手，丝毫不理会我的不耐烦。
终于一天，我直言说：“你孙子这一个月都没来过！”
聋爷像是被针扎了一样，往后躲闪了一下，手足无措地看看我，有些怕我发火似的，低着头走了。但这不影响他来找我，有时候有信，有时候为了他小孙子。
当我从那个学校毕业后心里感到轻松，虽不愿承认那轻松一部分来自摆脱聋爷，因为那是不近人情的，聋爷并没怎么着我，相反他帮过我很多次，为我提供方便。
从那以后，我也再没见过聋爷，聋爷年纪大了，腿脚不便，很少在这个鱼龙混杂车水马龙的城市乱走。他每日的活动范围也就是学校周边，偶尔推着他的残破小三轮进点儿货，在各个教室和办公室送送信，算作锻炼身体。
再投稿我改了联系地址，于是便不再与母校有任何瓜葛，偶尔在街上碰见聋爷那个混成大哥的小孙子，提示我还有那一段记忆。
时隔三年，我上了高三。
一个冬天的晚自习，我在班里写作业，坐在门口的同学喊我出去，说外面有人找，我疑惑这个时间会是谁来找我，出去后见衰老许多的聋爷在教室门口倚着墙站着。
我心中陡然一惊。
他看见我后眼前一亮，哆哆嗦嗦看着我笑，不知他是费了多大劲儿，才找到我的学校并且找到教室的！
三年不见，他更衰老了，拄了拐杖，拐杖有些过高，他的肩膀架在上面，腰部的衣服是悬空的。
他不利落地拉开棉衣的拉链，从内测的兜儿里取出一封信，递交给我。
我接过来看，不知是谁看到我从前的文章，写信谈谈他看罢的感受，并不十分紧要。
我看完信后，撞上聋爷焦急的眼神，便说：“谢谢你。”他听罢才舒展眉目，松了口气。
聋爷手比画了一阵，我看不懂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他比画几次我没明白，于是他放弃了，嘱咐我把信放好。
我想送他一段路，他忙摆手，推开我，并且拄着拐杖就走，走得急，几近踉跄。
我有些怅然地看着他走远，后悔刚刚没有告诉他，这封信对我来说很重要，谢谢他这么远给我送来。
我对着他的背影大声喊了句谢谢你，喊完才记起他是听不见的，一回首眼泪已冰在脸上。
妹妹脸上的巴掌印
一在齐老师没有张口前，我就看到教室门口的妹妹了。她又来早了，并且用质地较硬的黄土在走廊地面上画了图，一蹦一蹦地跳房子。
因妹妹个子矮，我只能在她蹦起来的时候，从窗口看到她的头顶和两只歪了的羊角辫。
齐老师无奈地说：“刘强，去把你妹妹带远一点儿，影响大家上课了。”
同学泛起一阵低低的哄笑，我又烦躁又害臊，冲出教室找妹妹。
她看到我很高兴，巴掌大的小脸笑得圆圆的：“哥，你放学啦！”
我呵斥她说：“不是告诉你了吗，幼儿园放学了在教室里等着，我会去找你，你……”
后面的话我咽了回去，因为我发现，妹妹脏兮兮的右脸颊上赫然一个红色的巴掌印。
冬季天冷且风大，妹妹的脸就皴得通红，这巴掌印若不是肿着，不细看是看不出的。“脸怎么了？跟谁打架了？”我敏感地问着，顺便检查了她身上别的地方，还好只有脸受伤。
妹妹脸上的兴奋一扫而光，就像摁了暂停键似的：“今天下午的时候，班里分绿豆糕，不知怎的，榕榕有两个吃。我吃完后，想要榕榕给我一半，我俩感情还不错，她应该给我的，于是我跟她要，可没想到……”
我察觉到齐老师在透过窗户瞄我们俩，催促她说：“讲重点。”“哦，”妹妹吧嗒吧嗒嘴，像是在回味绿豆糕的香甜，“我俩打了一架，我赢了，绿豆糕归我。”“这么说，脸上是榕榕打的？”我站了起来，准备回教室了，“你到操场的双杠那儿去玩，我一会儿来找你，别乱走！”“不是榕榕打的，她哪有那本事！”妹妹骄傲地撇撇嘴。
她说话间，我已走到教室门口，手扶在铁门上，手腕施力，打算推开门了，可接下来她的话，令我的手垂了下去，并且疑惑地转过了身。“是王老师打的！”妹妹脆生生的声音格外响亮，划破了这傍晚的平静。二
妹妹的出生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
有一段时间，我爸妈变得非常怪，尤其我妈，一天比一天胖。那年的冬天，我妈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回来时抱着一个皱巴巴的“丑猴子”。
他俩不顾那“猴子”的尖叫，放在嘴边亲，搂在怀里哄。那“猴子”浑身粉红，时时刻刻都在哭闹。倘若我俩同时哭，他们定是先查看妹妹，并告诉我，男孩子掉血不掉泪，不许哭！
妹妹叫刘静，但她一点儿也不安静，两岁起就在我们院称王称霸了，三岁后打遍两条街无敌手。
自从爸妈走后，她更是无法无天，仗着奶奶糊涂不问事，成天不着家，早晨一睁眼，就是欺负老李家的猫，逗弄老李家的狗。
老李寻上门，吵嚷着要给爸妈打电话告状，电话打通，我一般都是草草应付了事。快要小升初了，我想考上一中，没心思给妹妹当保姆，于是我建议他们，让妹妹提前进幼儿园。
我们这里的幼儿园称作学前班，一般是六岁入学，读一年或两年，直接升小学。
我没读过学前班，七岁那年直接上学了。当然，大前提是我是乖孩子。
在最开始，我担心大孩子欺负她，但后来事实证明，只有她欺负别人的份儿，我也就放心了。
我脖子上挂着把备用钥匙，奶奶有时候出门打麻将，家里没人。
钥匙绳是奶奶用毛线搓的，鲜红色，粗粗的很结实，奶奶不能来接的时候，就让妹妹多等我一两节课，我们俩一起回家。
妹妹现在拿钥匙还太小了，怕丢了还得重新配。理所当然的，妹妹放学后来我们教室等着。
她倒乖觉，每次都提前到。
对此我很苦恼，因为她每次来，都要弄出动静，搞得大家都很烦，本来我是无感的，比起她烦一点，我更怕她自己回家路上不安全。
不安全？我看着她从窗外扔进来一只花纹狰狞的毛虫吓靠窗的女同学，苦笑。
她会出什么意外啊？
倘若被人绑架，恐怕倒霉的也是绑匪。三
第二天，落了蒙蒙的细雨。
我打着伞在前面走，走至一处水洼，水洼里被人填了石块，应该是成人填的，步子之间的空隙很大。
我走着有点吃力，回头看看妹妹，她是用跳的，脚站稳了，伞却顾不上，掉到泥水里了。她举起脏伞，兜起来的泥点子淋了一头一脸。
碰上我的目光，她不好意思地抹抹脸上的脏泥，憨憨地笑，两只眼睛里闪着光。右脸的巴掌印已没昨天红了，褪变成淤青和紫色，但是没消肿，两边脸大小不协调，显得眼睛也一大一小。
我退回两步，帮她把脏伞合上，抱起她。
这应该是五年来我头一次抱她，比我想象中要轻许多，隔着软且胖大的袄，我能明显感觉到她纤细的骨头。
她顺从地一条胳膊耷拉在我的身后，另一条胳膊环着我的脖子，帮我举着伞。我抱着她走出长达十几米的水洼，一路上她都没有说话，奶奶给扎的辫子依旧一高一低，高的那个蹭着我的脸，痒痒的。
走完这段路后，我决定去妹妹班里找王老师问问情况。四
到幼儿园后，王老师还没来。
我把妹妹送到座位上，就出来等王老师。
因为班里来了陌生人，小孩子们都兴致盎然地围在门口，眨着茫然的眼睛打量着我。
其中有一个短发的小女孩与我妹并肩站在一起，从她俩亲昵的表现，以及女孩脸上的指甲抓痕判断，应该就是妹妹所说的榕榕。
等了大约一刻钟，一个穿着雨衣、骑着电瓶车的年轻女人进了园，摘了头上的帽子，我知道她就是王老师了。若不是我喊住她，她就从我身边走过去了。“有什么事到办公室来。”她利落地说着，从茶水间喊来另外一个老师，吩咐她看着学生别乱跑，边擦身上的水渍，边往走廊尽头的办公室走去。
她是个很爱干净的人，一进屋，就开始用毛巾蘸水擦裤腿和靴子上的泥，鼻头和脸颊被风吹得红红的，额角悬着两缕湿透的鬈发，衬着鹅蛋形的脸，显得十分亲切可人。“什么事，说。”奇怪的是，她说话很简洁有力，跟温柔可亲的外形十分不协调。
我略有些紧张，清了清嗓子，有气无力地说：“我是刘静的监护人……”
她听了我的话，咯咯一笑，抬起头饶有兴趣地看着我：“监护人？别逗了，你能监护得了自己吗？小孩儿。”
老实说，她的话伤我自尊了。
我挺了挺肩膀，努力使自己看上去老成一些，直奔主题：“昨天我发现刘静脸上有个巴掌印。”
话说出后，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表情，想从中看到一丝破绽，然而她没有表情，甚至没有停下擦拭泥水的手。
一片寂静，整间屋子里只有她手上的毛巾摩擦裤腿的声音。
过了大约两分钟，她终于说话了：“小孩子打打闹闹常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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