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研究：2011(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成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李劼人研究学会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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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人研究：2011试读：

《李劼人研究：2011》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主任　罗　波

编委会副主任　杨宗林　梁　红　张丽君

主　　编　曾智中

副　　主　编　张义奇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嘉陵　叶　军　林文询　李诗华　易艾迪

　　　　肖　红　姜　飞　郭志强　谭光辉

特邀编委　Sebastian Veg魏简（法国）

　　　　吴国坤（中国香港）

　　　　李　杰

新刊李劼人亲笔记录辛亥革命史料一束

谈话节略

1.谈话认识和当时思想。

2.奉命勒办向阳场、昭化镇及任绵属游击司令（绵阳、安县、绵竹、什邡）。辛亥七月，在以上四县游击，无战事。惟在什邡属双土地，缴获伪装同志军鸣火枪、羊角叉、抬炮、刀、矛百余件，捕获七十余人，询明，悉数释放发还。

3.防守省城北门藩库、凤皇山，会攻新繁。周骏（五标统带）由新都攻新繁，即日午后一时克复。

4.王铸人（八标统带）攻郫、崇、灌、彭，后攻温江、崇庆县三渡水，陈锦江（八标督队官）、周启检（七标队官）阵亡覆没，全队官兵百二十余人，九子步枪百卅余支，子弹四十余万。

林德轩（五标管带）、彭君蒲（五标队官）、李经桢（五标队官）守崇庆州。

易排长在向阳场，全排覆没阵亡，官兵四十余人，枪支四十余支。

5.朱庆澜（见另纸5）率步兵一协和骑炮工六队，在新津河北岸对攻新津城。拒守之同志军万余人，首脑侯宝斋。叛变防军四百余人，叛变营长周宏钧，月余不克，此战是大战。

6.魏楚藩（八标教练官）在东路茶店子被夏之时（八标排长）起义击毙。夏兼程取道乐至，到重庆，合并张培爵。张思聪率骑兵百余名，追之不及，转回。张本同盟会会员。

7.陆军第十七镇部队：

步兵：三十三协，协统施承志，浙江人，号调梅。

三十四协，协统陈德麟，湖北人，号瑞周。

三十三协六十五标，统带周骏，四川，号吉玬，辖第一、二、三营。

三十三协六十六标，统带叶全，云南人，号香石，辖第一、二、三营（系防军改编）。

三十四协六十七标，统带孙绍荃，浙江，号合浦，辖第一、二、三营。

三十四协六十八标，统带王铸人，号宝，辖第一、二、三营。

骑兵：一标，统带蒋隆棻，湖南人。

炮兵：一标，统带陈桄，浙江人。

工兵：一营，管带罗伟，四川人，号厚常。

辎重：一队，队官袁绍伯，开县人。

特种兵：兵员因成镇不久，正在扩编时，战事便发生，所有官兵多系三十三混成协编制者。

8.陆军与同志作战，以西、南方面为多，东、北方面甚少。

9.陆军官兵在事变作战时，已有少数初萌革命思想，对同志军（极为脆弱）作战是有让手的，所以赵尔丰与其助纣官僚怀疑陆军。

若无陈、周、易死难，预料战期必能缩短，反正必可提前。

10.赵尔丰交出川政前后（见另纸10）。

11.蒲殿俊、朱庆澜组织军政府。

蒲、朱受赵氏支配，军政大权全权握于化身朱庆澜之手，罗纶任交涉局局长，专任同志军交涉事宜。

12.十月十八日，巡防军叛变，蒲、朱隐匿不出。尹昌衡单骑驰凤皇山，促六十五标统带周骏率全标进北门，维持秩序。

十月廿日，在明远楼下召集军政各界开会。

周骏任临时主席，推举尹昌衡为正都督、罗纶为副都督，第二次成立军政府。立时布告，派出巡查队（陆军），城厢多处戡乱，正法抢劫匪徒数人，秩序即时回复。

孙中山先生代表、四川同盟分会会长董修五任总政处处长。议决——

成立亲卫军，一标标长陶泽焜；

改编第十七镇为四川陆军第一镇，宋学皋任第一镇镇长；

收编同志军为四川陆军第二镇，彭光烈任第二镇镇长；

收编防军成为第三混成协，孙兆鸾任第三混成协统领，旋改任四川陆军第三镇镇长；

成立军政府卫库（改编一部，新募一部，即皇城武器库）。

13.同志军改编为四川陆军第二镇情形（见另纸13）。

14.第二镇教育及整顿情形（见另纸14）。

15.第二镇分任任务（见另纸15）。

讨雅州川边边务大臣傅华封，擒之，并收编其防军五营余。

派参谋长李俊调查川边情形。

派参谋长李树勋援陕、甘，催促反正。

平松潘夷乱。

援陕、甘，打白狼，全师动员，由彭光烈率领征勒。

驻防川北：川北全境及绵阳、安县、中坝。饷项按月领收，或由都督府发拨单到指定机关领收，系侍给制，服装专项系统发。

16.第一师宋师长（学皋维持成都治安，第一旅旅长赵光森率步炮团讨伐逆群）约三月辞职，由周骏继任，率全师赴自井、泸州一带，对付藉名援助兼索协饷的滇军。

第三混成旅旋改第三师，孙兆鸾师任川边防务和川边兵站，总监陈遐龄（第九团长）之入川边，即此时。

17.军政府首脑密议，议决：赵逆尔丰，争路事变始而擅捕贤良，蒲、罗诸人几欲杀害，枪杀请愿之无辜人民数十人，令防军各县勒杀起义农民保路同志会，死难数千人，穷促自危，假将川政交与化身朱庆澜，暗与防军密商暴动，妄图重秉川政，造成十月十八日事变，人民损失生命财产不可数计，决议围攻督署，正法赵尔丰，刽子手是陶泽焜（地点玉茶堂坝子）。

第一师步兵一团饬炮兵一营阵地东较场城墙。

18.一般见闻：

同盟会军事部长龙光，号灼三（有关防一颗），武备毕业会员，陈鸣谦、彭家珍、熊硕辅、王树槐、王秉璋、付寿棠、孙祥、杨肇锡、黄成群、余绍赓、张思聪等十余人皆武备毕业。

第二次军政府成立及杨辛野、张致祥、黎庆余、黄禄生、王树槐等六君子出狱，杨辛野任军事巡警，对成都秩序颇为尽力。

杨肇锡，由汉口同盟分会派四川，到荣、威一带革命运动。

彭家珍在天津任暗杀部，与陈鸣谦、熊硕辅、余绍赓谋炸梁弼（号赉臣），腊月间，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罗春士家征得像片后，彭家珍炸中梁弼脑部（先放手枪，未中，强用炸弹），流血过多，到医院不久即废命（彭家珍登时中破片，即死）。制运炸弹到京，到南京政府，追赠上将军；后由乱葬坟迁葬三贝子花园一角，至今仍在该处。

当时修制炸弹者只黄佛生、喻华伟之兄（喻培伦，字云纪）二人。

玉昆将军与罗纶多次协议，缴出九子毛瑟一千五百支，子弹七八十万。罗纶移入东门街（）先住，满城旗兵、旗民问题始告解决，故有续定优待满人专条。

另纸补充

10.辛亥年七月，伪清王朝坚持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蒲、罗诸人和同志会坚决争回商办，先后蒲、罗、张、颜、邓、彭等十人放逃掀起罢市罢课、抗粮抗捐风潮。端方入川查办，被杀于资中；岑春煊来川协助，告父老书已到；川西南同志军各县纷纷起义，四境兵火，全川鼎沸；武汉又酝酿巨变。川督赵尔丰鉴于环境逼迫，国势岌岌，狂澜莫挽，不得已将川政交与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十七镇统制朱庆澜。朱乃赵尔巽调来，离川时交与乃弟尔丰。朱是其亲信私人，手握兵符，权威极大，交朱犹未交，且可以平民愤，而待机欲变。逆料祸变必起，那时出面戡乱，使川人心服口服，重督川政，直意中事。赵支配成立军政府，蒲任正都督，朱任副都督，军政大权多决于朱。赵氏增调防军，共约两万人到省自卫，防军官长多赵心腹，装备简单，枪支九子毛瑟，饷糈不厚，官兵全数哥老，少操无课，纪律不佳，官兵去留甚易，随补随录。赵氏与防军主干朝夕密谈恳亲，确闻防军首脑多人，有向赵氏磕头哭泣，誓言始终拥尔丰重秉川政，尔丰更予嘉勉其忠，愿同患难，对该首脑多密约。于是省城防军在秩序紧张中，各营推出代表一人加特任代表，内有二、三陆军代表，参加秘密会议，把准备暴动的计画口令“0胜”分划各官长指挥责任，待令即动。其时防军早派出代表，向蒲、朱都督要求发给恩饷三月。陆军部长尹昌衡请托孙兆鸾，与其展转交涉数目、时间，多日不决。恰遇蒲、朱都督命令在省城防军准十八日午前九时，全部齐集东较场听候训话，点名发饷。十月十七日，防军各主干密定十八日在东较场趁齐集机会，如不能达到要求，即向天鸣枪发难，自由关饷，口号“不照”，饱载之后，还是归营，即行拥赵的策决，其内部吃血酒，掉大帖，宰鸡狗攒堂，重申哥老的团结。大家磨拳擦掌，三更造饭，黎明出发，齐赴将次发难的东较场，指日定可发财。赵尔丰与防军亲笔朱单，大意云：本月初间，尔丰见国势不支，将政权交蒲、朱二人。孰知他们不善办理，酿成巨变，使百姓受苦，流离失所，皆尔丰一人之过，今望众官兵体察人民艰苦，火速归营，需用银钱首饰簪环，督院衙门不少，请你来分用，不要重扰人民，以后一切，自有尔丰替你们照料负责……

十八日午前九时半，蒲、朱都督偕玉、十七镇司令尹昌衡和与会诸人先后到达，防军首脑已到会（共约五十余人）。会议开幕，先由蒲、朱训话，尹则继之申明纪律责任，被训者纷纷责难抵抗，不服骄横的态度已不可遏止，会议毫无结果。其时约十一钟，两万防军布满东较场的密集部队行列中心，突然鸣枪，登时暴动，几十几百，成群向西面各个街口飞奔，把所有饮食摊担踩滥捣毁，窜入街市，零星枪声，密集枪声，随处闻之。沿街抢掠，全城关闭，十足罢市，随即窜入中心和东、西、南、北街道，尽量抢劫，枪声处处可闻。入暮，抢劫轮到当铺、藩库、银号、钱庄、字号，火光大起，火场达百余处，越燃越大，全城通红无人敢救，被劫大铺，地面堆集很厚包银、分货物的纸张。抢皇城军装武器库开始了，一人背二三支枪，夯子弹匣的极多，仿佛是自由凯旋的样子。藩库开抢了，一人抢三锭、五锭，心重的一人抢十锭、八锭，最贪婪的抢得多，拿布扎成包袱，背上如背两扇磨子，一步一步慢慢走，遇黄雀击毙重抢的不少。乡镇野外同志军、农民、团防及豪侠之士，虏获枪支、银钱、货物极多，这个自由关饷、尽情抢劫的名词，叫做“打起发”。我通夜都在街上，收容陆军少数散兵，亲见亲闻的甚多，完全是事实，赵尔丰被杀的主因，亦伏0其中。

13.崇庆州同志军首领孙泽沛，编为步兵第七标，孙任标长，他的幕中有日本留学生帅吉珊，崇庆州秀才龙新轩，大邑秀才李子清，速成学堂李俊。

组成份子以封建会门最多，智识分子、农民激烈分子和无业游民。入省城后，大部住青羊宫二仙庵一带。

队伍头领有简秀山、张幺贡、余子凡、车耀先诸人。

活动与住在地，廖场乡下及大花枝一带。曾围攻崇庆州数次，逾十余日，在金马河三渡水擒获、击毙送子弹之八标督队官陈锦江，七标队官周启检，获得全队九子步枪百余支，子弹四十余万。联络方法，以派人走字样，或写信，全照会门方式方法。

温江同志军首领吴庆熙（吴二代王），编为炮兵第二标，吴庆熙任标长，幕中有茂县人谘议局议员张子麟、李树勋、李煜生（速成毕业）。十月十八日变乱后一、二日入城，住谘议局，大部份住草堂寺一带。队伍头领简云龙、马汶山，组成份子与孙泽沛同。

灌县、郫县、崇宁同志军首领张尊（张瓜瓜，同盟会会员）、张捷先（同盟会会员）、张熙编为步兵第五标，张尊任标长，张捷先任师部参谋长，张熙任理番县长。

彭县同志军首领刘荫西，编为骑兵第二标，刘荫西任标长。

绵竹同志军首领侯国治，编为步兵第六标，侯国治任标长，何清任第一营营长。

双流同志军首领彭鼎新，编为第八标，彭鼎新任标长，贺佩修任第一营营长。

崇宁同志军首领杨时雨，编为工兵第二营，杨时雨任营长。

李国英任辎重营长，是陆军官兵编成。

陈廷杰任特别营营长，是陆军编成。

华阳同志军首领秦载赓，编为步兵第一标，秦载赓任标长。

叙府、嘉定同志军首领胡重义，编为步兵预备第二标，胡重义任标长。

雅州、天全、芦山、茗山、沐川同志军首领罗子洲（罗八千岁），编为步兵预备第三标，罗子洲任标长。

同志军目的一致，反清抗粮抗捐，打倒首逆赵尔丰和助纣为虐的田征葵、周善培等官僚，占据乡镇，攻取城池，以争回川汉铁路，救护蒲殿俊、罗纶等十位先生为号召。

同志军素质，是以农民起义武装，纯是抬炮、明火枪、刀、茅、梭镖等旧式军器，间有少数单响毛瑟，有快枪者实属寥寥。专恃爱祖国、爱人民热忱，冲锋陷阵。饷粮、服装，多从劝募中得来，律纪甚好，不扰民，不杀害，群众对之，不以为扰，极表同情。

同志军虽是袍哥，大半是来自田间的农民，体质强健，性质优良，服从甚好，遵守纪律，颇能吃苦。

5.新津周鸿钧是防军管带，率全营起义，共同与侯宝斋及各同志军混合协同，占领新津，与官军抗战最强的一股。停战后退走，沿途火并防军枪支，共有步、马枪五百余支，住自流井，被清军袭击，阵亡，可惜民军少一员智谋兼有的猛将。

14.陆军第二师官兵，纯是起义，来自田间，不谙军事，不知军风两纪。干部头目，应急切施行军事教育，不能知道学、术两科，便不能成正规的陆军。对各连，本宜添教习一员，以陆军军士任之，教练官由陆军毕业生任之，人员虽少，聊胜于无。开办军官研究所一所，所长由我兼任；宿尚文，速成毕业，任监督文学；军事聘任专长教育管理。每营调下级官三分之一，全师可得百卅人，以三月为满期，九个月即可全师下级官全部研究完毕。成立模范团一团，兵员由各标平均选送，饷项、服装、枪支、子弹，全由各标代去；训练三月，人数约一千伍百人；选任学、术优良，任各级干部；王陵基任团长，彭志（保定毕业）、刘斌、吴家议（武备毕业）、何畴（速成毕业）分任营长；经过三期，即可供给全师军士数目。民二年冬，全师三期教育后，便达到全师管理、学术正规军事化。民二年，缩编、退伍达四团，罗子洲改委宁远防军五营统领，预备第三团官兵大多数编插在防军之内。此第二师教育、整顿之大概情形。

15.讨雅州川边务大臣傅华封，第二师派侯国治率步兵第六团，我率护卫营一营到雅，同第一师赵南森旅长会攻雅城。炮兵射击，击毙夏营长后，到三日三时攻克，归顺防军约五万，我师擒获赵尔丰心腹傅华封。押解回省，正、副都督及全城文武数百人，都至武侯寺欢迎讨逆军凯旋，鞭炮红绫，轰动一时。傅逆入城，被看管于皇城内，后著《西康建省》一书，一年后释放还家。雅乱敉平，讨雅善后，曾派李俊（正参谋）调查川边情形。吾川反正，第二师编制就绪，派李树勋率骑兵第二团全团援助陕、甘反正。龚达司令率步兵第五团团长张尊、教练官陈国栋平松潘夷乱。战事中，以猫儿岭为激烈，我师阵亡官兵六十余，员兵尸灰，凯旋时带回成都，分别安葬或交其家属领回，分别优发恤金。

派第二师参谋长李树勋率骑兵第二团，团长刘荫西，护卫一连援助陕、甘，催促反正。经宁羌、略阳，到达甘肃徽县，时约二月余，陕、甘反正后，即行调回。

民三，我率第二师全师堵战河南流寇白狼，至汷中、宁羌、略阳、阳平、阶州、文县，知吾川有备，迄未犯川，俟该区窜至洮州，被击瓦解，我师始旋。民二，重庆独立，我第二师奉命平逆，驻防川北，保全川北与川西，绵阳、安县、江油共卅余县未遭兵祸，人民得到安居。原件由李诗华提供

谈改编同志军情况

崇庆州同志军首领孙泽沛，编为步兵第七标，孙任标长，他的幕中有日本留学生帅吉珊、崇庆州秀才龙新轩、大邑秀才李子青、速成学堂李俊。

组成份子以封建会门最多，知识分子、农民激烈分子和无业游民。入省城后，大部住青羊宫二仙庵一带。

队伍首领，有简秀山、张幺贡、余子凡、车耀先诸人。

活动与住在地，廖场乡下及大花枝一带，曾围攻崇庆州数次，逾十余日，在金马河三渡水擒获击毙送子弹之八标督队官陈锦江，七标队官周启检，获得全队九子步枪百余支，子弹四十余万，联络方法，以派人走字样、或写信，全照会门方式方法。

温江同志军首领吴庆熙（吴二大王）编为炮兵第二标，吴庆熙任标长，幕中有茂县县人咨议局议员张子麟、李树勋、李煜生（速成学业）。十月十八变乱后二日入城，住咨议局，大部分住草堂寺一带。队伍头领有简云友、马汶山，组成份子与孙泽沛同。

灌县、郫县、崇宁同志军首领张尊、张捷先、张熙编为第五标，张尊任标长、张捷先任师部参谋长、张熙任理番县长。

彭县同志军首领刘荫西，编为骑兵第二标，刘荫西任标长。

绵竹同志军首领侯国治，编为步兵第六标，彭鼎新任标长，贺佩修任第一营营长。

崇宁同志军首领杨时雨编为工兵第二营，杨时雨任营长。

李国英任辎重营长，是陆军官兵编成。

陈廷杰任特别营营长，是陆军编成。

华阳同志军首领秦载赓，编为步兵第一标，秦载赓任标长。

叙府嘉定同志军首领胡重义，编为步兵预备第二标，胡重义任标长。

雅州、天全、芦山、沐川同志军首领罗子舟（罗八千岁）编为步兵预备第三标，罗子舟任标长。

同志军目的一致，反清抗粮抗捐，打倒首逆赵尔丰和助纣为虐的田徵葵、周善培等官僚，占据乡镇、攻取城池，以争回川汉铁路，救护蒲、罗等十位先生为号召。

同志军素质，是以农民起义武装，纯是抬炮、明火枪、刀、矛、梭镖等旧式军器，间有少数单响毛瑟，有快枪者实属寥寥，专恃爱祖国、爱人民热忱，冲锋陷阵。饷粮服装多从劝募中得来、纪律甚好，不扰民，不杀民，群众对之，不以为扰，极表同情。

同志军虽是袍哥，大半是来自田间的农民，体质强健，性质优良，服从甚好，遵守纪律，颇能吃苦。

新津周鸿钧是防军管带，率全营起义，与侯保斋及各同志混合协同占领新津，与官军抗战最强的一股，停战后退走，沿途火并防军枪支，共步枪五百余支，住自流井被滇军袭击阵亡，可惜民军少一员智谋兼有的猛将。

陆军第二师官兵，纯是起义，来自田间，不谙国事，不知军风纪，为使其逐渐正规化，开办军官研究所一所，所长由我（彭光烈自称）担任，每营调下级军官三分之一，全师可得百州人，以三月为一期，九个月即可将全师下级军官训练完毕。成立模范团一团，兵源由各标平均选送，训练三月，人数约为一千五百人。并调整各级干部，以王陵基任团长，彭志（保定毕业）、刘斌、吴家汉（武备毕业）、何畴分任营长，经过三期，即可供给全师军士数目，民二年冬，全师即可达到正规化。

讨雅州边务大臣傅华封。第二师派侯国治率步兵第六团，我率护卫营一营到雅，同第一师赵南森旅长会攻雅城，到三日三时，炮兵击毙夏营长后，归顺防军约五万，擒获赵尔丰心腹傅华封，押解回省，正副都督及全城文武数百人，都至武侯祠欢迎讨逆军凯旋，鞭炮红绫，轰动一时，傅逆入城被看管于皇城内，后著《西康建省》一书，一年后，释放还家。雅乱敉平，讨雅善后，曾派正参谋李俊调查川边情况。

吾川反正，第二师编制就绪，派李树勋率骑兵第二团全团援助陕、甘反正，龚达司令率步兵第五团团长张尊、教练官陈国栋平松潘夷乱，战事中，以猫儿岭为激烈，我师阵亡官兵六十余，员兵尸灰，凯旋时带回成都，分别安葬，或交其家属领回，分别优发恤金。

派第二师参谋长李树勋率领第二团，团长刘荫西，护卫一连援助陕甘，催促反正，经宁羌，略阳到达甘肃徽县，时约二月余，陕甘反正后，即行调回。原载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年6月初版）第五卷第十四章。

王蕴滋口述

王为崇宁县人，宣++元年十八岁时，在本县加入同盟会。辛亥正月上省，考入通省师范。时通师同盟会员只数人，皆隐密，一切活动消息，由蚕桑学堂学生蒋淳风传达。五月下旬离省，受命参加同志会活动。七月一日罢课后，奉命到郫、崇、彭、灌四县联络哥老。

以瓜葛亲关系，先到郫县属新场，找当商张尊（达三）。张为哥老舵把子势力，人壮短沉笃，武秀才出身，时年约四十上下，好诗文，正向贺均山（亦崇宁人，同盟会此疑脱一“员”字。——编者注，有闻与章太炎为友）学诗，正读章太炎诗文，与王一谈之下，当即宣誓入盟。并特为王于三日内开山堂（系仁字）。王以秀才资格（以通师生计）加入，坐第三排。末后又由张达三介绍，去灌县崇义铺找张捷先。此张亦年四十上下，瘦而高，童生，时任小学校长，读新书多，一谈亦即加盟，并为之开山堂，由李云峰作保，栽培王为大哥。

王回省找同盟会人，除几个同学外，大抵在凤凰山陆军公园玄武观内。时弁目内同盟会人不少，其中即有李樾生。

七月十五蒲、罗被捕，王次日受命去新场见张达三，组织同志军。张极兴奋，允三日内集人成军。令张找张捷先，此张亦允。五天后，张达三召集到者一千二百余人，张捷先一千余人，由张捷先以上服通知灌县各山沟矿夫头子即打上服，张熙集合来者七八百人，又一灌县舵把子刘丽村集合来者一千余人，此外由成都及川西各县学生自动集合者五百余人。当时发表正西路同志军大总统张捷先、一路统领张达三、二路张捷先兼三路、张熙四路、刘丽村五路，姚宝山（姚为伐山工人，舵把子，未出来），学生军统领杨蓂赓（成都某学堂监督，未到），大队长蒋淳风。原件由李诗华提供

辛亥杂事

光绪年间《八愿军歌》——一愿军人志气强，人无志气铁无钢；堂堂七尺男儿壮，要到军前战一场。荣父母，耀家乡，畏首畏尾最无光！二愿军人要敬君，皇恩浩荡海样深……

又《悼歌》——寒来暑往春复秋，夕阳西下水东流；将军下马今何在，衰草闲花满地愁。《扬子江歌》——长，长，长，亚洲第一大水扬子江；源青海兮下瞿塘，蜿蜒腾蛟蟒，滚滚下青扬，千里一泻黄海黄；润我祖国，千秋万岁，历史之荣光！三、参加同盟会誓词

参加同盟会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有始有终，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四、同志会

郫同志会长、商会会长巫发祥；

议会会董、劝学公所学管骆安君；

团防总局团总、路股董事局局董贺明钦；

温江县团总兼同志会会长曾少卿；

华阳县中兴场团总、同志协会会长秦载赓；

学生军被打死十多人，打伤五十多人，活捉五人，共八十三人；

书记长晁念祖是个瘦长个子；

第一哨哨官石敬武；

第二哨哨官高占魁是个矮个子；

第三哨哨官马占彪。五、同志军领袖

崇庆州：孙泽沛，周朴斋。

温江：吴庆熙，李树勋，冯时雨。

新津：侯邦富，杨俊江，邓子宪。

灌县、郫县、崇宁：张尊，杨靖中，张捷先，姚宝山，杨时雨。

彭县：刘荫西。

成都：卓槃。

井研：邓大兴，田华山。

绵竹：侯国治。

彭山：方少卿。

华阳：秦载赓。

仁寿：鄢志云，王子哲。

荣县：王天杰。

威远：王少南。

眉山：赵子和。

犍为：胡重义，朱勉文。

乐山：侯明亮，刘清泉，胡阳和。

青神：漆坛基。

雅州：罗梓舟。

双流：党人向迪璋。六、学生军

第一分队第一中队第一小队：

银光明：身材也还高也，还壮，就只眼眶太细，皮肤太糙，脖子细长。

陈树森：新都县籍，在叙府中学读书，秀声秀气。

闵祖仁：正谊学堂学生。

纪道隆：自称在红布街法政学堂住过一学期。

廖克忠：石板滩，读了两年中学，年过二十，已娶妻三年半，有二子，老婆又有孕了；读书天资不行，打猎本事很大，绰号“联珠枪”。

廖克义：克忠的堂弟，比堂兄强壮高大，牛儿炮手之一，绰号“联珠炮”。

第一分队长梁宝针。

第二分队长姚中翔，温江县立中学学生，年纪大些，有些世故，胆子也便小些。

第三分队长包海为。

第四分队长洪善言：还不到十八岁，崇庆州洪举人的儿子。

葛理顺：崇义铺小学学生，绰号“黑蛮牛”。七、四川陆军第十七镇

四川陆军第十七镇——

步兵三十三协协统领施承志（调梅），浙江人；

六十五标统带周骏（吉珊），一、二、三营；

六十六标统带叶荃（香石），云南人。

步兵三十四协协统领陈德麟（瑞同），湖北人；

六十七标统带孙绍基（和甫），浙江人；

六十八标统带王铸人（宝斋）；

六十五一营管带宋学皋（飏臣）；

六十八标二营管带彭光烈（植先），双流人。

亲卫军一标，标统陶泽琨。

军事总参议方声涛（韵松），福建人；

正参谋姜登选（超六），直隶南宫人。

辛亥四月，广西学兵营改为混成协，统领为胡文澜。

教练官赵康时。

巡防西军达字营统领沈绍林、李克昌。八、四川军政府部分成员（一）

政务处总理董修武（特生），副理董宪章（文琴）。

参赞张澜（表方），王铭新（又新），赵春煦，蔡文铨，

李植（培尔），曾德元，祝（屺怀），帅国瑛。

秘书局局长杨光瓒，副局长刘泳阖（公庆），局员张骥、铁训、李伯任、路朝銮、高祺、芮善（敬亭）。

法制局局长许燮新，欧阳煦、孔庆和、刘天佑、郭开文。

铨叙局局长姚弼宪（原任谘议局秘书长）。

统计局局长蔡文铨。

庶务局局长江椿。（初三局，一为交涉局，罗纶任局长。六局中缺一款筹印铸局。）

民政部部长龙灵，次长陈希宝。

财政部部长董修武，次长张瑾雯。

学务部部长曾培（笃斋），次长刘冕（东塘）。

司法部部长覃育贤，次长孔庆和。

实业部部长廖治（用之），次长杨钢。

交通部部长郭开文，次长欧阳惠。

盐政部部长邓孝可（慕鲁）。

外交部部长杨庶勘（缺），次长杨开甲（少泉）管部长事。

川西道宣慰使颜缉祜。

川北道宣慰使张澜。

上川南道宣慰使陈希曾。

下川南道宣慰使李德芳。

川边宣慰使黄籀青。

裕商公银号总理唐宗尧。

军事巡警总监杨维（莘友）。

军务部部长周骏（吉珊）。

参谋部部长王裿昌（右瑜）。

陆军第一镇镇长宋学皋（飏臣）。

陆军第二镇镇长彭光烈（植先）。

陆军第三镇镇长孙兆鸾（元青）。

军政府亲卫军一标标统陶泽琨。

九、四川军政府部分成员（二）

接管布政司事务委员蔡镇藩（原任调查财政局副监理官）；

接管提学司事务委员徐炯（全省教育总会会长）；

继位曾培（铁路公司驻蓉总理）；

接管盐政委员邓孝可；

接管巡警事务委员舒迪生。

劝业所各委员将府款提分作三月款薪。

大汉公。大陆公。大孝公。

多福公。

共和公。

然庆公。

山东人张绛，即张麻子。

川北宣慰使张澜。

川西宣慰使颜缉祜。

上川南宣慰使。

下川南宣慰使邵以恩。十、重庆反正（一）

杨庶勘，重庆府中学堂监督。

张培爵，学监。

朱蕴章，巴县中学堂监督。

杨霖，川东师范学堂监督。

朱之洪，学监（及重庆教育协会会长）。

董鸿词、吴骏英、张象乾，巡警教练所教练员。

童宪章，成都陆军小学教习。

梅际郇，夔府中学堂监督。

舒兴渭（非同盟会份子），商业中学堂监督。

张树三，在鼓楼街开设“天泰”店。

重庆巡警总署署长杨体仁。

重庆旧巡防，一驻城内长安寺，一驻城外浮图关，一驻磁器口。

川东道直辖：炮兵营，驻五福宫（城内至高处）；又水师炮船二小队，分驻东水太平二门外。

袍哥况春发（以私财购械，编成三百人之义勇队，自任队长。迨蜀军政府成立，不受官职，不收垫款，仍操鞋店旧业）、熊宅安、关绍洲、兰秉承、冉炳之、朱之洪、黄崇麟为代表，接济夏之时。十一、重庆反正（二）

方声涛于辛亥四月方由广西（卸去学兵营营长职）来川（见《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八年四期——八月出——《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方走后学兵营改为混成旅，旅长胡文澜（胡是当时巡按沈秉堃私人）。

川东道朱有基庸懦简出，巴县知县段荣嘉率愞不任事，巡警总署署长杨体仁朴愿。

重庆府知府纽传善兼府城警察监督，并充添练巡防军。

李湛阳在粤官巡警道兼防军统领时，请假回渝，端方委任为城防军统领。

川绅施际岳（又名缙云，号鹤松，济州人，翰林留馆编修候补府），代表端方召集官、绅、商、学于总商会之“洪江涛”等，提议举办团练。际岳是团而不练。纽传善力言无火器，简达西尽复川团械薄录，团枪铁炮刀矛可数千。十二、端方之死（一）

端方大概在九月二十二日左右抵资州，驻于东街行台（旧考棚），距城内不远。时知州为朱岳宾（湖南）。

杀死在天上宫大殿外院坝上方，按在板凳上将头斫下，凳上有刀痕，三日血犹未泯。有瓜皮帽一顶在血泊中，帽上有宝石一枚。

告示自称查办大臣。

行台之东为中学堂，再东为城隍庙（赵军一营驻此），再东为禹王宫，再东为万寿宫，再东即天上宫。以及北门外之东岳庙，皆驻邻军，军风纪都好。协统为郑成拔，端死时逃走。

端死之次日，鄂军即整队东下。队伍中抬有木匣二个，皆插有白布旗，一书“满贼端方首级”，一书“满贼端锦首级”。队伍前一大红旗，大书“大汉国民军鄂军司令陈”。

安民告示——大汉国民军鄂军司令陈正藩：满人酷待汉族，业已二百余龄；今日人心思汉，全国革命成功；满贼端方兄弟，俱予明正典刑；我军长驱返鄂，不得骚扰人民！全城人民家各具白布三角旗一面，朱书“大汉国民”。十三、端方之死（二）《六十年的变迁》二四四页说，端方率领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和三十二标的三个营前往镇压无效，现又饬端方除加派新军第三十一标两个营前去增援之外，还准备派第四十一标一营开宜昌，三营左队开岳州，二十九标三营开郧阳，马队八标开襄阳。

陆军三十四协六十八标教练官魏楚藩在茶店子被六十八标排长夏之时击毙。夏之时起义在阴历九月十五日（十一月五日），即端方由渝西上之翌日。

十月初二日（十一月廿二日），重庆独立，张培爵为正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

十月初七日（十一月廿七日），成都独立，端方在资州被蔡镇藩、田智亮等所杀，并杀其弟端锦。十四、资州上行

资州上行一百里——南津驿；又四十里——资阳县；又四十三里——临江寺；又六十里——龙泉驿；又五十里——成都，共三百八十三里。

由资州上行一百里，为第一站，宿南津驿；再行一百零三里，为第二站，宿杨家街，或八十三里，宿临江寺。

再行九十七里，为第三站，宿茶店子，或九十五里，宿石盘铺。

再行八十三里，为第四站，抵成都，或一百零五里，抵成都。原件由李诗华提供

《大波》与辛亥革命

革命由背景向场景转换

李劼人先生的长篇小说《大波》存有两种版本：一种是193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简称中华版，又称旧版《大波》；另一种是1958年至1963年由作家出版社陆续出版的未完成版，简称作家版或重写本，又称新版《大波》。两种版本书名完全相同，内容却有很大差异。

中华版分上、中、下三卷，自1937年初版，1940年各卷分别再版后，便没有再出版过全本。1950年作家出版社曾再版过上卷，中下两卷却没了下落。由于时间久远，今天除了少数人读过中华版之外，多数读者，甚至不少研究者都与之无缘。由于两种《大波》的存在，多数人又只读过新版，这就给人们全面把握、理解李劼人的文学创作产生某些“误导”；并且还给人们留下一个印象，即：新版仅仅是对旧版的修改，于是一些学者在谈到两种版本时，也常使用“改写”等这类不准确的表述。其实，只要对比阅读过两种版本的人，就会明白这根本不是什么“改写”，而完全是“重写”，甚至可以视为两部作品，尽管它们描写的是同一题材，主要人物也大多相同。李劼人曾在新版《大波》第一部初版后，发表过一篇《关于重写〈大波〉》，明确提出是“重写”。两种版本使用了迥异的表述方式，从作品结构、故事情节到人物刻画乃至于细节描写都有很大出入，其中最大的差别是世情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分野。在旧版中，革命只是背景，黄公馆和市井中发生的故事才是全书的主线；而新版里，革命则从幕后走上了前台，世情故事让位成了副线。由是可见，两种《大波》内容各异，价值取向不同，艺术成就也各不相同。

那么，李劼人在已经功成名就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花费他生命中最后的宝贵光景去重写《大波》呢？照理说，作家在完成了一部鸿篇巨制之后，很难再有兴趣去重复创作已经写过的题材（事实上，整个新文学史中，像李劼人这样不遗余力，耗尽生命去“重写”旧作的作家也仅此一人。）；更何况他还有宏大的创作计划，还要写从袁世凯到五四运动，抗战大后方，直至1949年的几部长篇。然而，新版《大波》最终使他皓首穷经也没能如愿完成，直到临终前几日从昏迷中醒来，他还不无遗憾地向医生述说，《大波》还有30万字未完。如此看来，李劼人之所以要“另起炉灶”重写《大波》，一定有他认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些都涉及他的创作环境和创作心理变化等诸多因素。本文拟就从新旧两种版本的对比中，来探讨这一问题。一、不同背景中的两种《大波》

中华版与作家版两种《大波》是在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环境中酝酿、创作、出版的。就时间上看，中华版《大波》在作家头脑中萌芽是在1930年。李劼人在这一年致他的好友、中华书局编辑舒新城的信中，谈及他辞去成都大学教授和预文科主任之职后的打算，称将开一家“小雅”菜馆为生，决心从此“不为人师”，并“欲出其余力，以成都为背景，制一长篇小说，时间是从辛亥年正月写起，到当今为止。将此二十年来社会生活及粗浅之变迁，与夫社会思潮之邅递，一一叙说之，描写之；抉其原因，以彰其情。全书告成，大约在百万字以上。粗分数部，每部自为起讫。若法国大仲马之所为者，全书定名《年轮》。”从这封信可看出，作家最初并没有先写《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的念头，而是直接从保路运动写起，然后回溯二十年来的社会变迁。不料，事与愿违，“小雅”菜馆正开得红红火火之际，也“招徕”了土匪的觊觎，李劼人刚满4岁的儿子李远岑遭绑了票，开菜馆辛苦赚来的一点薄利只好变成了换回儿子的“赎资”。在此期间，作家虽然翻译了《萨朗波》与《文明人》两部长篇，但稿酬根本无法维持全家的生计，曾决心“不为人师”的李劼人，不得不“食言”而接下四川大学的聘书，去讲授《中国文学史纲要》。但不久就受到卢作孚邀请，去重庆民生轮船公司担任机器厂厂长。从1930年至1935年的五年时间里，李劼人在开餐馆、搞翻译、教书和当厂长之余，始终在头脑中建构他的长篇小说大厦。从他当年给舒新城的几封书信中看，至迟在1934年底前，李劼人已经构思好了《死水微澜》，只是书名最初还统称《暴风雨前》，“微澜”的名字到1935年6月才基本确定。就在这年7月，李劼人从民生机器厂辞职后，以20天左右的时间，一口气写成了我国新文学史上的长篇名著《死水微澜》。这样，我们看到，李劼人的创作计划，从最初的设想到具体实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设想中没有计划创作的《死水微澜》竟然成了三部曲中奠基的作品，而辛亥年的大事件则成为三部曲中最后一部、却也是最核心的一部作品。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即使作家本人也是无法违背的。

中华版《大波》创作于成都少城桂花巷“聚园”，这是李劼人租用的一处寓所，起始时间大概是1935年底或1936年初。1935年11月27日李劼人在致舒新城第七封书信的末尾补充写道：“《大波》即将着手”。这是“大波”书名的首次出现。1936年3月4日，在致舒新城第八封信中，又写了这样一段话：“今年成都特冷，去冬至今三月余矣，犹须袭袭向火，数十年所无也，弟以天寒地冻之故，《大波》一书写出四万字即搁下。”这期间，刘大杰曾约李劼人再去四川大学教书，李劼人在给舒新城的第九封信中说：“决不干，现在对写小说极感兴趣，好不好且不管，自信有些见地。”作家正是凭借着这份写小说的极大兴趣和充分的自信，使五十余万字的三卷长篇小说在一年之内就完成了。《大波》上卷于1937年1月，作为“现代文学丛刊”之一种，由中华书局初版，是年7月和1940年11月，又再版、三版；中卷则是1937年4月初版，是年7月和1940年11月，再版、三版；下卷至1937年7月初版，1940年11月再版。至此，经过前后四年时间，三卷中华版《大波》终于全部出齐并分别再版。之后，由于时代变迁，社会革故鼎新，除1950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过上卷之外，便再没有出版过。

距中华版《大波》初版近20年后，李劼人开始重新写作《大波》，并在1958年3月，由作家出版社初版了上卷（再版时改为第一部），之后于1960年、1961年、1962年又分别再版、三版、四版；第二部则于1960年初版，1962年再版，1963年三版；第三部1962年初版，1963年再版；未完成的第四部在1963年出版，此时距作家逝世已经半年多，最终他没有看到呕心沥血的新《大波》第四部残本出版。直到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出版《李劼人选集》时，才根据1963年“李劼人先生遗著整理小组”的整理，将重写的《大波》首度一次性地全部推出；再之后，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版了这个版本。

从旧版《大波》上卷初版到新版《大波》第一部初版，时间距离相差了整整19年。这期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时代了。从通常的文学史分期来说，前者属于现代文学，而后者则属于当代文学。

旧版问世的20世纪30年代，正值中华民族面临强敌入侵，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的岁月；而从当年的文化环境来看，国民政府虽然也有较严格的书刊检查制度，但作家的文学创作依然是相对自由的，尤其是小说很少有什么禁忌，作家可以无羁绊地放开手脚，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和才能。新文学史上的一大批名著正是这个时候出现的，《大波》无疑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作品一出版，就受到了各阶层读者的广泛青睐，包括正在淞沪前线浴血奋战的军人。著名作家兼文学史家曹聚仁曾记述，1938年他随军前往上海闸北四行仓库采访，一位军长曾委托他到中华书局去帮忙购买《大波》下卷。曹聚仁写道：“看他那神情，仿佛是军事上的大事件。”军人在战斗的间隙依然念念不忘阅读这部小说，足见《大波》当年在读者中的影响。

而新版《大波》出版与创作的年代，江山已易主。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稳定，国家百废待兴，事业正处于蓬勃发展之际，各行各业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文学界却出现了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作家们充满了崭新的精神和空前的热情，渴望创作出新的作品；另一方面他们则发现早先那种自由写作的环境实际已不复存在，于是好些作家不得不放弃了小说创作，有的甚至干脆改了行，沈从文就是典型一例。在文坛失去百舸争流的壮观，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的年代，尤其是经历了1955年的批胡风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后，像李劼人这样还在用生命作代价坚持长篇小说创作的五四作家已是凤毛麟角，仅此一点就令人刮目，值得我们思索与纪念。

除了时代变迁之外，两种《大波》创作时，作家的个人境遇也有了重大差异。首先是作家个人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30年代的李劼人虽然已是著名的文化人，但毕竟不是官员，生活也颇为窘迫，写作是他维系全家生计的重要手段；而五、六十年代的李劼人不仅是大作家，还是成都市的副市长。社会地位不同，也必然造成个人经济状况的差异。30年代，李劼人创作的一个很大动力是稿酬，其“大河三部曲”写作的速度十分惊人。《死水微澜》仅用20余天即告成，《暴风雨前》写了一个月左右；《大波》上卷在完成四万字后因天寒而耽搁，后以19天时间完成，中卷也是“以二十天之力一气呵成”，只有下卷写了两个月时间。李劼人当年这种高效率的创作喷发，一方面固然是他的文学能量积累所致，另一方面也实在是为生活所迫。我们从他致舒新城的几封信中都能明白无误地读到他“债台高筑”的信息，他对自己的作品，几乎每次都要求预先支付稿费。这种要求预先支付稿费，虽然不免会有夸张的成分，但生活的窘迫是无疑的。这时的李劼人，我们怎么看都有点像巴尔扎克当年生存状况的影子。到了五、六十年代，身为副市长兼省文联副主席等一系列职务的李劼人再不是20年前的那位自由作家，有了安定的生活写作环境，菱窠位于乡间，又幽静；每月近200元的“高干”工资，在那个年代是不多见的，他至少不至于再像以前那样为家人的基本生活担忧了，所以他才可能从容做到“即令不给稿费，我还是要写，写作已成为我生命力的源泉，对于名利二字，我早置之度外”。

安稳的生活使李劼人有了更平和的心态去重写《大波》，也有了更充裕的时间去反复修改。新版《大波》第一部写了三稿，其中“第一、二次稿曾写出共约30万字，都因为自己认为不满意而两度放弃，从头另写”。以后写二、三、四部时，仍然是反复修改，以至于最终使得《大波》成了“断臂维纳斯”。从作家的两个时代、两种身份所对待《大波》的两种创作态度上，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中年时期的李劼人创作时更感性，更富于激情；而晚年时期的李劼人，在转换个人角色后，创作则趋于理性、冷静与客观。两种不同的创作态度，势必决定了两种《大波》不同的风貌。

同时，两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以及作家在搜集、占有资料上的差异，也决定了两种《大波》的各自特征。李劼人虽然是辛亥保路运动的亲历者、参与者，但在创作旧版《大波》时期，正值社会动荡年代，作家连居所也不固定，他根本难于有足够的时间去逐一搜集资料和采访当事人，因此虚构的艺术化生活写实一定会居于作品主流；而晚年写新版《大波》时，情况与从前大不同了，经过十多年的积累，李劼人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而且诚如他自己在第二部书后所说是“素材太多”，加之主流意识形态对于革命的青睐，历史的现场纪实便自然会成为作品的重点。

上述林林总总的主客观因素，最终决定了新旧两种《大波》无论在叙事方式，还是在情节结构，以及生活细节描写等诸多方面，都大相径庭。二、两种《大波》内容殊异

新旧两种《大波》在形式和内容上所存在的巨大殊异性，使我们完全有理由视其为同一题材的两部作品，而不单纯是一部作品的翻新与重写。

首先从故事的构成看，新版是在旧版基础上的扩容。旧版《大波》上中下三卷，50余万字；新版《大波》分四部，共95万多字，厚度几乎增加了一倍。新旧版两种《大波》都不是完整本，旧版第三卷完成后，作家因抗战爆发而中断了第四卷创作，按照作家的设想，第四卷将会写到吴玉章主持重庆蜀军政府平叛、成渝军政府合并、胡景伊主政、尹昌衡西征等事件，这样，四川保路运动暨辛亥革命便会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文学画卷。不过，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三卷本的旧版《大波》，内容还是相对完整的，因为在下卷第二部分的十六、十七节已分别写到了诱杀赵尔丰和主要人物齐聚黄澜生酒宴，即作品中每一个重要人物的去向都作了交代，尤其赵尔丰之死，表明保路大事件已基本完成。因此，旧版《大波》在读者看来还是一个完整的版本。可是新版《大波》却明显是残本，作家刚写完第四部第四章第五节，第六节则刚写了个“六”，便永远搁笔，随即不久作家就带着未竟的心愿溘然长逝了。新版《大波》第四部成了李劼人的绝笔，也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一个无尽的遗憾！

其次由于容量不同，新旧两种《大波》涉及的人物数量不同，描写的重点也大不相同。我曾对新版的人物做过粗略统计，其中有名或有姓的人物多达438个，还不包括无姓名的串场性的人物；对旧版中的人物，虽没有具体的统计，但不会超过新版中人物数的一半则是可以肯定的。两种《大波》所描写的人物都可分为两大类，即：虚构人物和历史人物两类。虚构的人物又分为：黄澜生夫妇、郝达三父子等公馆人物；以傅隆盛为主的基层市民；吴凤梧、伍平等来往于官绅与民间的旧军人。故事的主干都是围绕这几组虚构人物来展开的，这应该说是作品的“小说”部分，也是作品最出彩、最富有艺术性的地方。历史人物也可分为几个部分，即：以赵尔丰、端方等为首的清廷官僚；蒲、罗、张等绅士；尹昌衡等新崛起的军人；革命党人；广大的袍哥民众；以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虚实两大类人物在作品中并非是泾渭分明、截然分割的两类，而是具有密切关联的；同时，虚构的人物也是相对的“虚”，除了姓名之虚而外，他们的身世情节、重要活动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真实的人物对应，比如葛寰中就是周善培的影子，吴凤梧简直就是另一个孙兆鸾，只是这个后来做了川军师长的历史人物还要等到新版第四部的后面才会成为主角；其他虚构人物如黄澜生、黄太太和楚用等均有真人作背景。李劼人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对这些创造出来的人物非常娴熟地运用了文学艺术的手法进行概括和集中，使之成了新文学史中不可多得的典型形象。而对于真实的历史人物，李劼人下笔则非常谨慎，无论是清廷官员、保路运动领袖，抑或是基层军官、袍哥首领等，他们不仅有真实姓名，而且其人生活轨迹也多有史事依据。对于历史人物，李劼人严格遵循了自太史公以来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优良传统。譬如写夏之时发动龙泉驿兵变，原可以把这个本来就很精彩的故事写得更加传奇的，但李劼人却说：“我不能把这个真人写成一个一般小说中应有的虚构出来的英雄。同时，也不能把他在这件不寻常的事件中所起的相应作用，予以抹煞。”由此可以看出李劼人创作《大波》时的历史与艺术态度。

尽管两种《大波》的人物形象都由虚实两部分构成，但虚实人物在两个版本的作品中所占的比例和所起的作用却是截然不同的。在旧版中，作家重点着力描写的是虚构人物，他们才是作品的主角，如黄太太、楚用、黄澜生、吴凤梧、孙雅堂、傅隆盛、王文炳、彭家麒等；而历史人物在这里只是陪衬，历史事件则仅仅是作品中的一道布景。曹聚仁在评价旧版《大波》时曾说：“《大波》中的黄太太，乃是一个贯注了全局的角色，她是一个真正能够掌握动乱场面的角色。”这正说明了旧版追求的是小说的艺术性，而不是历史的完整性。准确地说，旧版《大波》是一部历史世情小说。

然而，到了新版《大波》中，人物的主次关系几乎打了颠倒，原来虚构的人物，有的被淘汰出局，如黄太太身边的情人陶刚主、徐独清之流几乎“失踪”了；更重要的是，黄公馆内的许多生活情景被大大地压缩，其中黄太太与楚用的情欲描写被删减改写了许多。黄太太虽然依旧是主角，但却与“能够掌握动乱场面的角色”相去很远了，代之而起的是众多的历史真人和历史事件。这些真人真事与虚构的人与事在作品中形成了平分秋色的局面，并且虚构人物与情景还有“退居二线”，成为历史点缀和陪衬的趋势。对于虚构与史事在新版中的颠覆性变化，李劼人曾作过说明：“因为一半是真人，真人局限性很大，的确不太好写。为了写得透彻，写得全面，有必要创造几个人来，从旁发挥，笔在于此，而意却在于彼，分而观之，是两人或数人，合而观之，固一人也。”显然，新版中虚构的人物与故事是为写实的历史服务的，仅仅是为了对历史“从旁发挥”而进行的艺术处理而已。因此可以说，新版《大波》是一部世情历史小说。

从以虚构人物为主，真实人物为辅到以真实人物为主，虚构人物为辅，表明长篇小说《大波》从旧版到新版，内容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历史从背景转换为场景，革命已经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大波》完全重写，内容与结构都不相同。”两种《大波》因作家落笔重点不同，自然而然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风貌。

艺术结构的迥异。旧版《大波》是通常的“小说写法”，对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作家并没有从正面去描写，而是非常巧妙、智慧地从饮食男女和普通的市民生活入手。黄公馆是叙事的中心，以其中活动的人物构成作品的主要线索；同时，为了拓展叙述视野，又设置了盐市口伞铺老板傅隆盛这一副线。黄公馆代表了官宦阶层的视觉，傅隆盛则体现了市井百姓的态度。两条线索作为全书的主要构架，连接起了庙堂与江湖的各个层面，所有重大的事件和重大的情节都围绕着这两条线索来建构和设置，即：以这些线索上的人物的活动来展现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通过他们的视觉来体察与检视这场大革命的实质。在此，历史作为背景材料，有的是他们亲历，有的是他们耳闻。虽然他们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如吴凤梧之于同志会，楚用之于学生军，傅隆盛之于市民，但他们似乎总是与历史保持着某种距离。他们之于历史仅仅是承担着一种第二叙述者（第一叙述者当然是作家）的角色，而他们自身的故事才是第一叙述者津津乐道并要传达给读者的。因而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旧版《大波》是以家庭生活与市民生活为主要内容，以历史作为背景的世情叙事。旧版《大波》在文学传承上，更多的是吸收了我国古代经典小说与法国近代写实小说的长处，《金瓶梅》《红楼梦》《包法利夫人》等都可以在此找到其“互文性”的踪迹。

新版《大波》依旧遵循“家庭原则”的结构方式，但全书不再以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为线索，而是把人物融汇在宏大的历史中去凸显，所有人物都随着事件的演变而登场、退场。作品更注重的是全方位、全视觉的叙事，使广阔的历史情景与世俗的市民生活形成有机的整体。这种艺术结构曾被学者称为“散点透视”，认为读李劼人的《大波》便犹如欣赏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不过，就一部史诗性的历史小说而言，我更愿将李劼人与托尔斯泰的作品相提并论，视新版《大波》为“中国的《战争与和平》”。《大波》的场面固然还赶不上《战争与和平》宏阔，但二者毕竟有许多共同之处，首先，《战争与和平》写到的人物有500多个，若《大波》完成，人物大概也不会少于500人；《战争与和平》的时间跨度是15年，但重点在1812年的卫国战争，《大波》的时间虽然只是1911年，但前后的跨度也在10年以上。更为重要的是，这两部书都把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融合在一起，于是复杂的头绪，众多的人物以及事件的纷繁，使这两部作品采取了异乎寻常的艺术结构，即：打破传统小说的封闭式结构，以开放的框架去容纳各式各样的人物，并使之与宏大的时代共同组成一幅完整的、浑然一体的历史画卷。读者从任何一个局部，都能感受到作品的立体面。这种结构犹如浮雕，它的底色是历史，人物是底色上的一处处风景。《战争与和平》是影响深远的伟大作品，李劼人从托尔斯泰作品中获取的营养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从李劼人创作过程中所阅读的书目便可窥见出一二，他自己也坦承，《大波》的结构是学习了若干中外古今大部头小说而成的。而且在《〈大波〉第三部书后》中，他特别提到《战争与和平》不能像《复活》那样来写，可见他对托尔斯泰作品的研读是花了功夫的。学术界过去多注意到了法国文学对李劼人的影响，却少有人研究李劼人对俄罗斯文学的学习与借鉴。尤其是新版《大波》，在宏大历史场面的艺术处理方面对《战争与和平》艺术手法的吸取是显著的，如果套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说，《大波》与《战争与和平》明显存在着“互文性”，它在结构上有着清晰的对《战争与和平》的学习与转化。如果说左拉使李劼人学习到创作“大河小说”的本领，那么托尔斯泰则让李劼人学习到结构宏大历史场景的技巧。当然，除此之外，新版《大波》对我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艺术传承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大波》是吸收和转化了古今中外许多优秀文学成果后创造的中国历史小说新模式。

新旧两种《大波》不同的艺术结构模式，是处于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作家对待生活的不同价值取向所决定的。而这两种不同的结构模式又最终决定了两部作品的不同价值取向：以家庭男女生活为主，革命为背景的旧版《大波》，属于“虚构”的文学，所以是一个世情叙事的文本；而以史为主，家庭生活为辅助的新版《大波》，则属于虚实相间的历史文学，是一个历史叙事的文本。在此，我们看到了环境对于作家决定性的制约与影响，上世纪30年代相对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使作家能够充分地驰骋艺术想象，无所顾忌地调动自己的生活记忆和审美感受，从而创造了旧版《大波》这部新文学史上艺术成就极高的史诗性作品；而50年代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崇尚革命是社会的主题，文学的理想是为工农兵大众服务，这样的社会氛围，对李劼人这位并不愿放弃作家身份的“民主人士”而言，选择历史题材来写作，无疑是另一种智慧的选择，于是重写一部波澜壮阔的新《大波》便成为作家一份重要的使命担当。三、重写《大波》的缘由

1949年是中国现代历史的转折点，也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转折点。之前，中国文坛群星灿烂，硕果累累；之后，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剧变，作家们政治热情虽高，却再难创作出能经历时代考验的作品，加之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使得中国文学最终走向了数十年的沉寂。

李劼人是新文学作家中少有的在1949年后既保持了相当高的创作热情，又取得了重要成就的作家。重写《大波》几乎成了他生命最后十年的主要内容。然而，他为什么要重写而不是改写或续写未完的旧版《大波》呢？如果他是续写而不是重写，那么中国文学史上就会有一部完整的《大波》，这于作家与作品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于是追问李劼人的“重写”便具有了重要的学术意义。

先看新《大波》的写作契机。据《成都日报》记者杨蓓、邱乾坤1956年12月15日发表的《深居菱窠，重写〈大波〉》所载，李劼人着手重写《大波》是在1954年7月，李眉编《李劼人年谱》则说是9月，月份的差异并不要紧，关键是重写的缘起，即：是年5月，作家出版社根据冯雪峰的建议，商谈依次修改出版“大河三部曲”，但当1955年6月《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相继修改完成后，李劼人却没有继续修改《大波》，而是“另起炉灶”完全重写。

好些研究者都认为，李劼人重写《大波》是由官方意志所定，这种说法实在过分武断。从李劼人留下的文字中笔者读到的主要还是他自己的决定：“1954年，作家出版社给了我这个机会，叫我把《大波》大大修改一下重印。我考虑之后，仍然主张《大波》必须重写，而且是另起炉灶地重写。”这里的“仍然”、“必须”、“而且”、“另起炉灶”等关键词都强调了“重写”的必要性。至少从目前的资料看，官方并没有强求作家必须重写，只是这“大大修改”却又的确表明了官方的态度，旧版《大波》已经不适应新的意识形态，原有的生活情景描写，尤其是黄太太和楚用的情欲描写，与官方倡导的思想价值观相距甚远。所以，才由作家出版社出面，“授意照中共文艺路线改写”。问题是从不惧外界压力且极富个性的李劼人这回却比官方还显得积极，这一方面固然是时代使然，是他努力学习的结果——他为了紧跟社会前进的步伐，每天都要读四种报刊，其中《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每天必读——但另一方面也恰恰体现了他个人的意志，正如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一文中所指出的，“人在自由决断的过程中，他才能确证自身的生存并由此达到本质的完美。这种决断的自由能把握必然，同时又受制于人的崇高使命。”李劼人正是被创作的“自由决断”和“人的崇高使命”所支配，才毅然地要坚持重写。加之在重写初期，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对当时的文艺界是个很大的鼓舞，对已经65岁、正在重写《大波》的李劼人无疑也是振奋的，更增添了他重写的信心。

重写《大波》也是读者的期待，抑或说是旧版《大波》的“不足”要求的。郭沫若1937年在写《中国左拉之待望》一文中，在高度赞扬李劼人“大河小说”的同时，已谈到《大波》的缺点是“表达方式稍嫌旧式”；此外，普通读者在阅读历史小说时，总是希望能读到一些历史的秘闻，也就是说常有把小说当历史的阅读期待。旧版《大波》作为一部世情小说是非常成功的，但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却存在史事的相当不足，许多重大的历史情景与事件，均没有正面描写，而是“都借用一个人的口，将其扼要叙述一番，便交代过去了，这手法，也是一种艺术，偶一为之，未始不可。但我多用了几次，就引起了朋友们的批评”。这里的批评是针对的新版《大波》第一部的，想必对于旧版《大波》，这种批评声会更甚。在旧版《大波》中，以所谓“取巧”的手法来写历史可谓比比皆是，对此，即使没有读者批评，作家自己也是心中有数的。所以重写《大波》或许是作家早已既定的思路。

在《〈死水微澜〉前记》中，李劼人认为自己的大河三部曲，“偏以《大波》写得顶糟”。所以“尽管这部书受到郭沫若的热情赞赏，但作家深感成书仓促，缺乏精雕细刻，对这些赞赏感到‘受之有愧’”。于是“从此，在思想上背了一个包袱，十几年来，随时在想，如何能有一个机会将《大波》重新写过，以赎前愆”。这里，李劼人清楚地说明，重写《大波》是他在抗战时就萌生了的想法，以“精致”著称的李劼人大概认为旧版《大波》是为生活所迫，写作太匆忙，没能精心琢磨，自己并不满意。李劼人认为旧版“顶糟”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他当年占有的史料不充分。许多年后，作家在谈到搜集历史素材时曾说：“其中好多是我以前不知道的，好多是知道得不十分清楚的，甚至有些还证明我以前弄错了的。”

所以，几乎是在旧版《大波》出齐之时，他就萌生了重写的念头。另据李眉编《李劼人年谱》和吴福辉著《沙汀传》记载，李劼人抗战时期在重庆躲避日机轰炸时，常常跑出城到杨庶堪的住处去了解、核实辛亥革命事实，为日后重写《大波》积累资料。杨庶堪是同盟会重庆支部的负责人、反正后的重庆蜀军政府高级顾问，是四川辛亥革命元老。李劼人甘冒被炸丧生的危险去找当事人采访，可见他对旧版《大波》资料的不足是很早就从心底认同的，早就做好了重写的准备。所以，到1954年，当作家出版社提出修改《大波》时，李劼人认为机会来了，于是坚持要重写。此时的作家已经占有了相当丰富的史料，重写《大波》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除了时代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创作心理驱动，是作家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李劼人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亲历者、参与者，他深感责任重大，作家有义务把中国近代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以文学艺术形象保存下来。而他对当时其他作家描写保路运动的作品又深为不满，例如，早在1936年他就批评中学同学“郭沫若之《反正前后》，真是打胡乱说”。他认为，“四川争路事件，是晚近中国历史上一个规模相当大的民众运动，因它而引起了武昌起义、各省独立，结束了满清王朝二百六十七年（一六四四年顺治元年至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辛亥）的专制统治。但这运动构成，是非常复杂的，就是当时参加这运动的人，也往往蔽于它那光怪陆离的外貌，而不容易说明它的本质，我有意要把这一个运动分析综合，形象化地具体写出。”在用小说艺术还原历史真相的创作心理的强烈驱使下，重写《大波》成了李劼人晚年创作的一种必然，也才会有1961年元旦他在写给女儿李眉的信中坦言的“即令不给稿费，我还是要写”的欲望。这便是李劼人重写《大波》最本质的动因和态度！

重写《大波》，对于李劼人这样的作家来说，也是一种艺术的自觉。李劼人早年接受法国文学的熏陶，雨果、福楼拜、左拉、莫泊桑、都德以及罗曼·罗兰等写实大师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就建构史诗性的“大河小说”而言，李劼人显然欲承继《卢贡·马卡尔家族》的规模，而对于书中人物的刻画、环境描写，尤其是对女性人物的塑造，可以说更是直接秉承法兰西写实主义文学的传统。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教授说：李劼人的三部曲“刻意使用写实主义的手法，对女性角色回忆片段的呈现充满同情，这和莫泊桑的风格十分类似（李劼人曾翻译过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以及一些法国写实主义小说）。”但是，若据此就断言，《大波》是法国文学影响的结果，那未免笼统了些。若说旧版《大波》具有法国文学痕迹的话，新版《大波》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其中我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对他的影响很值得研究。李劼人在致朋友、致子女的书信中，多次谈到了这一点，他尤其推崇托尔斯泰和中国的几部古典名著。就在距他逝世不到半年的1962年8月17日与儿子远岑通信谈及《大波》时，还再次写道：“《大波》之语言文字，所以不同于他书，（我只能说不同，实不想说优于。）因为知道人物的语言，必须从属于每个人物的阶级、阶层和每个人所受的教育以及在一个什么样的典型环境的时段。当代许多流行极广的杰作（尤其中国方面的），好像都不注意于此。但《水浒》《金瓶梅》《红楼梦》都示了范。我从写《大波》的实践中，愈益懂得这些古典作品之所以能永垂不朽，而外国的许多古典作品之所以可议，（老托尔斯泰除外。他的每一个作品都可与我国古典作品相匹敌。）即在于此。《大波》之难写，此亦一端，然对此，尚无人道及。”

从这封信中，我们再次看到了李劼人对中外名著的推崇，这些作品正是他重写《大波》时学习的榜样。重写《大波》正是老作家李劼人欲建构史诗性作品并留存于文学史的一大夙愿！

重写《大波》还有一个原因，是作为政府官员的李劼人向作家队伍的回归。据雷兵先生《“改行的作家”：市长李劼人角色认同的困窘》一文说，李劼人作为副市长，在1954年后，就几乎是有职无权了。而这年正是重写《大波》的这一年，恐怕这不是巧合。在新政权建立之初，原本声言绝不做官的李劼人，在党内人士的恳切邀请下，踌躇满志地出任了成都市副市长，分管民政、文教、卫生和城建。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兼济天下”的传统，此时的李劼人暂时抛开了“独善其身”的念头，确实是信心百倍地一度认同了自己新的身份，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做了许多实事，如主持建设了至今仍是成都最宽广的人民南路，重建了被严重破坏的杜甫草堂及一大批风景名胜，等等。但是，没过几年，李劼人就感觉到自己成了人家的“摆设”，没实权了，说话也没人听。虽然名义上还是副市长，实际已成局外人。在经历了一阵尴尬与失落的愤懑之后，李劼人最终确认自己的身份还是作家，于是回归文学队伍便成了他最大的愿望，而恰巧这时作家出版社来约他修改“大河三部曲”，这正中他下怀。于是很快便在1955年3月和6月将《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修改完毕，而对于《大波》，他则坚持要重写，并把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全部付诸其中，足见出他对重写《大波》的真诚与迫切。可以说，新版《大波》是李劼人晚年的一部生命之歌！

虽然躲进菱窠小楼，却最终难成一统。挂名多项职务的李劼人仍有无穷尽的会议要参加，使老作家不得不常常搁下笔来；更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由于掌握的素材太多，原本打算写两部的书稿，结果写到了第四部第五章还没结束，而时间已经耗费了七年之久，与旧版比较起来，所花的精力与时间实在是太多了。这一方面固然是杂事缠身，另一方面又未尝不反映出作家对于重写的异常重视。对于重写《大波》之不能完成，李劼人似乎早有预感，在1961年1月27日《致贺联奎》和2月6日《致黄仲书》两位朋友的书信中，作家均谈到了自己的担忧：“可写者正多，但行年已七十，不知有此岁月容我写完乎？”“弟不知岁月能我许否耳？”李劼人并不惧死，他担心的是重写《大波》不能完成。然而，最终还是天不假年，作家带着他的遗憾早走了。但是作为中国20世纪新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作家，李劼人欲建构中国文学史诗性鸿篇巨制的雄心与真诚，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作家。重写《大波》虽未完成，并且还有不少可商榷之处，但它所取得的史学与文学双重叙事的成就，依然是值得后人景仰的丰碑，并且是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超越的丰碑。四、各自千秋任评说

胡适先生在谈论中国古代经典小说文学地位的时候，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我建议我们推崇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对它们做一种合乎科学方法的批判与研究（也就是寓推崇于研究之中）。我们要对这些名著做严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历史探讨——也就是搜寻它们不同的版本，以便于校订出最好的本子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更要找出这些名著作者的历史背景和传记材料来。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

这里虽然论及的是对古代经典小说的版本校勘，但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与范式，也适合于对现代名著的研究。然而，对于两种《大波》，研究者却鲜有人做文本的区分，更遑论对比研究了。许多评论者对于《大波》的评论总是笼统地一锅端，不知评的是旧版还是论的新版，甚至连曹聚仁这位李劼人的知音，后期写作的评论都未明确区别两种版本。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引用郭沫若和曹聚仁观点来论证新版《大波》的人最多，却不知他们谈的都是旧版《大波》，与新版实在相距千里。对两种《大波》笼而统之的评论，即使是“高度赞扬”都反而成了一种“朦胧评价”，并最终影响到对李劼人文学成就实事求是的总体估量。

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于《大波》的评价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高度赞扬评论，如郭沫若、曹聚仁者；一种是赞扬中的质疑，持后一种观点者普遍认为其成就远不如《死水微澜》，因为它冷峻的历史冷却了炽热的人性温度，是“历史挡住了人”，于是有学者就明确提出了“历史该如何艺术地回首”的问题。其实赞扬也好，质疑也罢，两种观点都具有它的合理性、正确性。但有一个现象却不能忽视，即：高度赞扬的评论，往往论及的是旧版；而质疑的声音，针对的则是新版。前者多出自老一辈学者，后者多是年轻一代（或是未读过旧版《大波》的）评论家。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他们面临的文本不同。老一辈案头的多是旧版，而年轻一代阅读的多为新版。两种倾向的观点笼而统之地论及《大波》，便造成了一笔糊涂账，要么给人评价欠准的印象，要么给人失之公允的感觉。因此两者都可能形成片面性。科学的研究应该是将两种《大波》文本分开，以相应的艺术尺度进行分别的斟量，这或许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

先看关于旧版《大波》的评论。郭沫若是其肇始，他在1937年6月刚读完《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上卷后，就热情洋溢地写下了《中国左拉之待望》。从此，研究者便以“中国左拉”来赞誉李劼人。虽然李劼人自己对这一评价并不太赞同，认为左拉学派重实验科学而忽视心灵的力量，但对作品本身而言这依然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也很生动地诠释了李劼人与法兰西文学的密切关系。其次是曹聚仁，他1954年在《写实主义》一文中，就认为《大波》“是扛鼎的大力作，无论取材、组织，以及描写，都非茅盾的《子夜》所能企及；比之巴金的作品，那更高得多”。迄今为止，这是学者对旧版《大波》最高的评价。之后，一些著名评论家也都给予了旧版《大波》非常高的评价，尤其是对其作品中女主角黄太太的塑造，受到人们的一致赞赏，司马长风就称“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是前无古人的笔法”。而对于《大波》及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也有了新论，刘再复说：“倘若要我设计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框架，那么，我将把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和《大波》作为最重要的一章。”马悦然则把李劼人与鲁迅、沈从文相提并论。

以上论述已经充分表明，旧版《大波》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罕见的，李劼人不仅创作了《死水微澜》这部不朽的名著，也创作了《大波》这样的史诗性作品。作家的最大智慧之处在于他避开了宏大的运动场面和战争场景，把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寓于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通过世俗生活的急遽变化和人物命运的戏剧性转折来展示时代的剧变和社会的鼎革。作品不仅充满了人性的温度，也凝聚着历史真诚的厚度，其中塑造的一系列人物诸如吴凤梧、傅隆盛、楚用等，都成了新文学史上非常难得的典型，尤其是黄太太这个泼辣、大胆、开放并且十分聪慧的女性，与蔡大嫂一样成了新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文学形象。

然而，新版《大波》的叙述视角和叙事方式与旧版则完全不同，作家一反过去以家庭叙事表现历史的写法，而采用家庭叙事与历史叙事并进的方式，从而形成了作品多线索、多人物，结构宏大的历史叙事特征。但这种宏大叙事却并不被评论家普遍看好。根本原因是，人们认为小说家在历史叙事中过分地扮演了历史学家角色。但也有人不这么简单地看问题。仍然是曹聚仁先生，指出新版《大波》是“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般，乃是时代的真实记录”。并还将《大波》与《三国演义》比较，认为后者真实性很低，而前者真实性很高。但他又强调，“《大波》是小说，不是历史，却又不是传奇小说。”日本学者竹内实亦说得很中肯：《大波》“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是描写了辉煌历史转折点的作品，但作者的视线绝对没有离开当时的男女日常生活，而只在观念和说教里去理解。可以说是有着学习了雨果和大仲马小说的情趣的作品”。从竹内实的文章看，这个评论是针对新版而言的，他的阅读非常仔细，拨开了重重历史迷雾，而窥视到新版《大波》的艺术魅力。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新版在世情生活、风土民俗等描写方面依然努力地保存了旧版精髓，并没形成某些评论家认为的艺术滑坡（虽然在黄太太的情欲描写上做了较大的删改），只是因为庞杂的历史场景遮蔽了世情生活的光芒。犹如一株大树，主干虽然苍劲，却因枝叶过于繁茂而被遮蔽了。新版《大波》的世情生活尽管五彩缤纷，但在历史大树的掩映之下，很难像在旧版中那样无遮无拦地放出耀眼光芒；更何况还有30万字没有完成，使作品首尾无法相顾，难呈整体面貌。

但是，在历史叙事方面，新版《大波》取得的重要成就却是不能忽视的。李劼人的确担当了历史家的任务，但他更重要的是身兼了历史家与小说家的双重角色。如果说在旧版中充满了作家人性的温度，那么在新版中则又增添了史家求真的执著。李劼人以史家的眼光和文学家的艺术功力，为后世留下了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历史画面。龙泉驿兵变的茫然，杀端方的偶然，三渡水的惨案，特别是学生军的英勇，等等，都把史书一笔带过甚至忽略的历史细节，翔实而精彩地保留了下来。不仅使它们成为辛亥革命大时代的历史存在，也作为这个大时代的一种永恒的艺术存在而镌刻在历史的记忆中。这是新版《大波》的另一种重要价值。

同时，由于虚与实的沟通，历史宏大叙事与世情生活叙事的结合，使新版《大波》重塑了中国历史文学。在保持演义体历史传奇优秀传统的同时，《大波》又融会了外国文学开放的艺术结构。诚如张秀熟所说：“如《大波》那样包含百卅余县，几千万人参加的大斗争，他大胆地企图重点而又全面地加以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雄大的气魄，也不能不算是又一种处理形式。”这部描写四川辛亥革命运动最成功的小说，也成为中国当代最气势磅礴的文学作品之一，它开启了中国历史文学的新篇章。人们称赞新版《大波》与旧版一样，是一部现代的史诗，这是一点不为过的。因为它叙述了“一件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

当然，新版《大波》的历史叙述也的确有可商榷之处，过分追求历史的真实必然会冲淡艺术的浓度，好些历史背景的交代，显得冗长又沉闷，从而造成接受者的审美疲劳，如小说开头写蜀通轮上，本可以简约些，作家却用了整整一章，一万多字。这种近乎于痴迷的历史情结，暴露了作家“把玩”的心态，而把玩历史，恰恰是小说家最应该忌讳的。

旧版《大波》作为一部世情叙事的历史小说，实在无更多挑剔的；而新版《大波》作为一部历史叙事的世情小说，虽有无不遗憾之处，仍不失为一部成功的作品。

《大波》：历史的情感记忆与传播

如同所有伟大的历史事件一样，辛亥革命也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历史文献中的辛亥革命，另一种是情感记忆中的辛亥革命。

只有当文献记载与情感记忆相加，历史才是完整的人类的生活史，而不是抽象的理念史。这就好像既有地震发生与抗震救灾的事实材料，既有自然灾害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又有灾害造成的心理创伤，才真正构成了地震灾区完整的生活史一样。与历史进程始终伴随的情感记忆，构成了人类内在的生命史。

李劼人的大河体小说就是这种情感记忆小说。情感记忆小说能最大限度地激活历史的生命体验。

具体的个性主体与抽象的历史主体之间的张力，是情感记忆小说的最大特点。因此，情感记忆式的历史小说是与历史演义式的作品相区别的，也往往与“主旋律”式作品相区别。理性和概念容易社会化，而情感记忆却总是个人的。活的情感只能存储于个体，即使是历史的、社会性的普遍情感，也只能通过个体的真实情感才能得到体现。

按照竹内实的分析，李劼人被“文学史”遗忘，是因为1936年是“国防文学”论争的主旋律，作家被分为进步与反动两边，而李劼人则只是平实地记载，又因远离上海文化中心。竹内实分析《死水微澜》的价值，正抓住了其如同《包法利夫人》一样的平实，贴近平民日常生活，进而从日常生活缠结中折射出社会历史的变迁，这就是我们讲的情感记忆史。《大波》重写版，其重要努力之一就是进入当时的主旋律，同时又要保持情感记忆的鲜活度，这就客观上增加了写作的难度。这是历史题材中的“情理之辩”这一文化基本难题的表现。因此我们极其敬重李劼人重写《大波》的努力，极其欣赏和高度肯定《大波》重写版，因为它的确有许多超越原版的地方。但就其情感记忆的原生态、全息性而言，似乎仍以原版为优。

历史体验的全息性是情感小说的另一大特点，也是李劼人小说的又一个重要而独特的价值。从个人情感记忆中折射出来的旋律，因其自然原生，所以本身也就包含了主旋律与和声部旋律，甚至非旋律的音效、背景声。切己体察，理解历史事件中原生态的人物情感和人物命运；缀网捞珠，追踪情感记忆中的原始历史面貌，是《大波》原版可以有益于当代的重大价值点。本文思考的基础和对小说内容的引述，俱以原版《大波》为依据。一、维稳与求变：《大波》中的群体事件逻辑

辛亥革命，是百年前中国最伟大也最激进的群体性事件。谁也想不到武昌起义两声枪响，就使一场偶发的恶性事件酿成了全国的群体事件，最后竟然导致了使大清王朝百年基业轰然坍塌的大革命。据史载，远在美国科罗拉多的孙中山第二天才从报纸上得知此事。辛亥革命的爆发，之前和期间的革命思想传播和革命党的有组织活动固然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这并不与其群体性参与的动乱特征相矛盾。从历史理性逻辑的角度解释辛亥革命的起因、经过与影响是史学家和教科书的责任，而从情感记忆的角度还原一场既改写历史又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从“死水微澜”的微小征兆到“暴风雨前”的激烈冲突，再到轩然“大波”中的个人沉浮和情感众生相，则是情感记忆式历史小说的独特价值。

与有组织的群众活动相比，一般所谓的群体性事件的最大特征就是无序化，是对社会现在秩序的破坏。因其无序性，因而充满了许多偶然与乱象，为研究者观察其发生发展的规律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因其破坏性，凡有正常理性思维的人都会努力防范群体性事件的出现，尤其会竭力避免恶性群体事件的爆发，而宁愿选择渐进而有序的改革，代替激进而具破坏性的革命。这一历史愿望的理性表现就是当时居主流地位的渐进改良主张和立宪运动，而其普通大众的表现，则是情感上的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

这种感受的个人性和个体生命的易碎性，在宏大历史叙事中难免被忽视和简化：当宏大叙事的历史演义聚焦于滚滚向前的历史巨轮、并为它的前行高奏凯歌的时候，轮下的枕木与路边的小草难免会作为背景而被模糊掉。而感性具体的个性主体与与抽象宏大的历史主体之间的张力，在历史演义式的小说中也会因为要突出主旋律的关系而得不到展开。然而在情感记忆的历史小说中，宏大的历史却是在平凡甚至平庸的人的感受中被折射出来的。当宏大叙事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的背景下展开中国民主革命孕育和发展壮大时，我们在情感记忆小说中读到的却是一种内心深处的微妙变化。

我们在《大波》中读到，尽管辛亥革命前的成都“已渐渐的不安定起来”，但“所谓不安定，并不是市面上怎样的惊惶，怎样的无秩序。你从表面上看去，是看不出一点与平日有什么不同的现象”：全城的公馆住户，还不是那样开着大门，寂寂静静，看门老头很萧然的躺坐在他们的高脚椅上？倘然门是大开着，轿厅上全摆着轿子，门口簇拥着轿夫，则你直觉的就明白其中必有什么欢乐的宴会了。商店里，依然天明就开张了，伙计先生们还不是那么不言不语的，石像般坐在柜台里，或是手上做着什么，或是呆相着街上行人，还不是那样面目和善，态度雍容，十足表现出安分守己的样子？全城做手工业的，还不是那样从天色刚明，一碗早茶之后，就两手不停的一直作到打二更，除了吃饭、喝茶、抽烟、大小便外，向不休息，向不十分说话的？所以一般工作愈久，岁数愈大的人们，不但脑经逐渐变了僵石，就是说话的极其也逐渐迟钝，有时运用起来，好像经年不启的铁门似的，生了锈了，开合之间，好生不方便，并且文法也简单，字汇又少，句与句之间，总不免留出很大的间隙，这不得已只好拿性骂来补充，用动作来补充。这般人更其安静，就是工余自劳，也只靠着货铺或小酒店的柜台，要几个钱的烧酒，或是一块盐水豆腐干，或是一堆炒胡豆，悄悄密密喝到脸红，便躺上床去，伸脚一觉，管你世界上出了什么，老是那样不闻不问的。

这是李劼人个人的情感记忆，它映射出了那段历史时期的市井生活，不光表面是一派大好的安定景象，而是各色人等内心根深蒂固的知足和安详：在各条街上叫卖的小贩们，则各有各的铿锵声韵，尤其是卖鲜花的，因为要庭院深深里的人们都听得见的原故，他不能不要引吭高歌，那婉转的声音，是我们重形字描写不出的，这般小贩们，也和平时一样，不但来往的时间没有很大差错，是声音里面你也丝毫听不出什么不安的调子来。穿制服的警察，依然极有精神极齐整的站在岗位上，手上仍只那一根木棍。官人们，半绅半官的人们，也依然意气扬扬的摆着狗烤火的式子，坐在三人抬，或五人抽换着抬的拱竿大轿中，任凭腰硬腿软的精壮轿夫们，赤脚打在石板上，又细碎，又整齐的飞跑过去，飞跑过来。学生们也安安静静的，依然穿着蓝洋布长衫，墨青布长袖马褂，戴着平顶硬边草帽，登着绒靴，昂昂藏藏的在人丛中走，从他们的脸上，也看不出有什么令其关心的样子。各处大小酒馆，大至如一品香，小至如锦江桥的广兴隆，还不是那样食客满堂，只听见猜拳赌酒，以及堂倌们报来算账的声音。并且除了国忌外，可园的川戏，大观园的陕戏，悦来茶园的京戏，以及一年以来新兴的十几样从午至夜的丝管沸天，作弄出锦城的繁华来。

不安的征兆是看似无关宏旨的舆论，那就是极少数的茶客议论。当时的茶馆是一个相对自由的信息集散地，恰如现在的互联网，而当时好谈时事的茶客，也就和如今动辄议论蜂起舆情汹汹网民相似。不过，网络舆情绝大多数并不会导致群体事件，茶客们议论时事毕竟只是少数人的兴趣，与多数人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一方面，网络舆情与茶馆议论也极其相似。李劼人小说描写世态人心多写茶馆，老舍先生还专以《茶馆》为名创作，与现在的研究者关注网络舆情的道理是相通的。在《大波》里，李劼人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亲切的情感记忆：从表面上看，岂不逐处都是太平景象，逐处都还是二百五十余年以来，从未听过兵器声的太平景象吗？但是你们只须走进茶铺去，便立刻感觉到人们的内心，实在不似平日，实在已渐渐动摇，近之颇有点庚子年闹八国联军，辛丑年闹红灯教时的光景。然而也大有不同处。在庚子年时，成都留心时务的人，除了在院门口买木印的京报，看一些残缺不具的上谕与奏疏外，便只有从私人的信函中得一点街谈巷议的消息。并且北京与成都相距如此的远，事情的变动，不能直接影响于一般人的生活，所以关怀国事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即这一小部分人，也只具有一种隔岸观火的心理，在那里议论那拉氏之愚，而甚快其着外国人的鞭挞。

从历史的宏观层面来看，百年前的清末，社会矛盾丛生，内忧外患交迫，而“立宪”与“革命”之争，最终却是革命替代了立宪，接着不可避免的就是生灵涂炭和社会大动荡，这一结果至今令一些人扼腕叹息。

看起来更加完满和理性的立宪路线图，却最终输给了充满暴力、动荡和偶然的革命，这一过程，在《大波》里有生动而亲切的记忆：不过革命党还占不着势力。因为社会秩序未乱，生活方式未变，大家本是有路可走的，谁甘愿把自己所有的毫不顾惜，打个稀烂，另造一个新的呢？不过对于革命党人表同情的，比以前渐渐多了……

为什么大家都深怕动乱，而同情革命党的人却“比以前渐渐多了”呢？小说家的情感记忆尽管生动，然而却没有给出的解释。百年之后的大众和百年之前的中华民族先知先觉者却看得清楚：在这场“立宪”与“革命”的“赛跑”中，之所以支持革命的人越来越多，关键原因是当时的统治者遏制了立宪。立宪派的“路线图”尽管完美，但清政府的作为却最终使其成为废纸一张，立宪是被清政府遏制的，激进是由朝廷的极端逼迫出来的。“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所以，造成暴力革命和生灵涂炭的原因，恰恰是作为革命对象的清王朝本身。

立宪派的完美方案有效实施的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让步，而真心实行立宪。一旦人们发现这个前提不存在，或发现清廷最终不过是假立宪，就会由支持立宪转向革命。有学者指出：“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年5月初，清廷出台了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实际向世人宣示清廷根本不愿放弃权力，结果使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清政府在政治上拒不变革，经济政策也倒行逆施，就在1911年5月推出‘皇族内阁’之时，它又宣布要将原本股份制的民营铁路收归国有。为了保卫自己的产权，以绅商为主的几省股民自然要发起‘保路运动’。四川保路风潮相对激烈，最后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然而，四川保路运动的绅商首领一开始坚持的是毫不过激的‘文明争路’，他们刊发光绪牌位和以前谕旨中‘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两句话，令各家各户张贴，还要设案焚香。凡此种种，不可谓不文明、不温和、不理性、不克制。但清政府还是在9月初逮捕了领导保路运动的绅商首领，随后在成都开枪打死30余名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在此种情况下，立宪派都不能不倾向革命，革命就成为‘宿命’。”二、体制与邪恶：英雄的平凡与邪恶的平庸

历史体验的全息性是情感小说的一大特点，也是李劼人小说的一个独特价值之所在。从个人情感记忆中折射出来的旋律，自然原生，主旋律与和声部浑然天成，以情感记忆的方式对历史进行了全息记录。

在我们从小接触的理性历史中，谈到革命，一定是革命者与反革命两大阵营的斗争；描述历史发展，也必然要先分清英雄与恶魔、圣贤与暴君、忠臣与奸贼、爱国志士与卖国坏蛋之间斗争的定位性描述，分清正义与邪恶，进步与落后，然后才能展开。总之，理性必须在好与坏的二元对立坐标上，准确地为参与历史事件的各色人物事件定位，才能完成对历史的叙述。

在这种二元对立坐标上展开的历史戏曲、历史小说，往往忠奸分明，善恶明辨，尽管也能艺术地弘扬正义、抨击邪恶，达到使贪者廉、怯者勇的才华目的，但这种简单的概念化理解，却无助于深层次地了解历史的真相。而忠实于情感记忆的小说家，则以直接面对事实的方式把我们带进历史深处，让我们明白，历史上除了忠奸善恶鲜明的二元对立状态外，还存在着一种更深刻的历史命题：英雄的平凡性与邪恶的平庸性。

20多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大波》（当时读的是重写版）的时候，曾经困惑于这部被称为“史诗式”再现辛亥保路运动的作品，竟然缺少高大完美的英雄，缺少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直到再读《大波》原版，才忽然明白了，情感记忆与理性逻辑分类式记忆原来是如此不同而又相互补充。《大波》在情感记忆中展现的英雄的平凡性与邪恶的平庸性，恰恰是理性逻辑难以达到的深刻真实：历史上的英雄在其生活中可能很平庸，历史上的大奸贼、大坏蛋当其在生活状态中也许儒雅风流、才华出众而不乏善良与同情心的。邪恶之所以成为邪恶可能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体制造成：在体制内他是正常人，甚至是英明的，从体制外看，才能清楚地看清他的邪恶和愚痴。《大波》中的英雄都是充满了人性弱点的英雄，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智力上都没有超越常人的地方，而这正是其艺术的生动精彩之处：这时，谘议局大开，各县选送来局的议员们，有一多半是官场所目为不安本分的读书人，是素爱欲开地方公事，使父母官闻之头痛的绅衿们；有一小半是关怀国事，主张缩短预备立宪年限的维新派；也有很小一部分，受过《民报》《国粹学报》的洗礼，又看过《黄书噩梦》等禁书，颇具民族思想，主张排满，而尚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的志士。这三种人，第一是读过书，有过科名，为一方的知名之士，却能左右众人的；第二是岁数都在三四十之间，朝气未泯，具有大欲的。谘议局是假立宪所特许的言论机关，与平日只可仰其鼻息的官僚是对抗的，可以放言高论而得社会信托，不受暴力摧残的，有了这个凭借，所以四川的绅气，便一反以往专门迎合官场，以营私利的行为，而突破了向日号称驯良的藩篱，而大伸特伸起来。

上述三类人都平凡而平庸，很难符合经典的“英雄”定义，但在特殊的历史情景中他们却因其特殊的机缘和人性的自我选择，担当了历史英雄的责任。这难道不是一种更为真实，因而也更为深刻的历史真相？

清末之际，与所有大革命前的社会一样，即使是受了外来异端思想的鼓动和某些敌对势力的利用，这种鼓动与利用也是在已然形成的官民对立基础上才有可能发挥作用。在《大波》的情感记忆中，有清末官民对立形成的清晰印象：与除谘议局外，而为四川民众思想之中枢的，也是上例所说的三项不入。不过凭借的，并非言论机关，而是当时与官场对抗，与社会绝缘，自以为清高而超越一切的学界。——当时的学堂，虽受提学使司的管辖，但监督与教习却不是职官，而由地方公推，官府聘请，犹之以前的书院办法。而监督与教习，也确乎有点以前山长的风度，能够自重，而与官场以敌体来往。就在小学堂，也如此。所以当时社会，对于学堂中的先生们，也还具有对于山长的尊师重道的隆重态度。——诚然办学的人们中，未尝没有楚子材他们的监督土端公那种趋炎附势，寡廉鲜耻，不知办学为何事的浑蛋，到底大多数都是极不满意现状，“蒿目时限，奋发有为，”而又受了张之洞的影响，主张缓进，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效法日本，不必效法法兰西的有知识的中年人。这三种人即暂时为了一体，而隐然与官场相抗，在言论与思想上，它的力量便甚大了，在省会地方，竟自可以左右人众。不过他们自己还不甚明白，而官场中之见解，有头脑的，却很明白了，并预感到时代潮流之不可抵抗，也想到自己前途的安危，也观察出清政之日趋末途，便想联合上列的三种人，从这乱流中间，调停出一条中和的道路：治可以改良，俊杰可以登进，社会可以得其平，而绝不蹈入代谢之际的危险。总而言之，这般改革派是取的温和步骤，造反改革等要流血的激烈手段，不但不敢，就是偶一想反，也大不以为然的。不过这种人都没有实现其主张的力量。

但是，革命运动一到，投身其中而创造历史的也就是以这些人为主体的基本力量。这样的革命队伍，似乎没有头上的光环、先天的道德优势和超人般的力量，但我们知道，他们也构成了革命运动的重要情感记忆。《大波》让我们明白，在伟大的辛亥保路运动中，我们一直以为只是落后下层群众组织的袍哥势力，其实却发挥了一种真实得“惹不起的”重要力量，而为人有点不三不四的旧军人吴凤梧，竟然能够在革命运动中发挥出一般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袍哥的势力可真惹不起！外公的一张片子出去，邛州雅州府两属的县分，登时就响应了。大家都说，侯大爷既是这样招呼了，我们咋好不接罗先生的公事？叫我们争路，我们就争，叫我们保路，我们就保，管他这路是那个的。不但各县城的同志协会全成立了，就连各乡场上也有了分会支会。吴凤梧到底当过管带，人又活范，大家很是看得起他。他是交涉员，自从当了代表回去，越发活动极了。常常在各县跑，各乡场跑。倒是我们侯幺舅，还清闲些。……

当然，这里叙述的只是一种情感的记忆，并不一定完全符合特定的历史英雄的理论规范，也肯定做不了那段历史的主旋律，但却是一种真实的历史背景与理论的补充。它保留了全自的记忆，也保留了我们更新、深化有关英雄理论的可能。《大波》中的坏人也不是一味的残暴愚昧，书中描写的赵尔巽、赵尔丰兄弟，岑春煊、盛宣怀还有周善培、端方、路广锺等，当其在社会体制内正常运作时，还不时表现出不失身份的大度、机智与政治才华，合理地解释了他们身处高位的社会情势。而一旦体制失效、社会失范，游戏规则迫使他们在体制之外运作时，又是那么进退失据，可怜无助，既表现出残暴凶狠，又表现出极端的恐惧和懦弱。以至于外号“赵屠户”、以心狠手辣著称的赵尔丰，也会有孤立无助，“没有办法，只晓得哭”的时候。

像慈禧、赵氏兄弟、岑春煊、盛宣怀、周善培、端方、路广锺这类显达一时的上流社会能人，就其个人素质可以说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但其活得糊涂，死得可怜，只在其不能从官民对立情绪中感觉到历史大势的运动逻辑。很多高素质的人在官位上，做出的决策却愚蠢之至，常常被人民骂为猪脑，其实他们表现的蠢，公正地讲乃是体制之蠢。

对于这些上流阶层的锐智与机敏，《大波》透过普通人的情感记忆，常常有生动的描写。例如，当保路运动如火如荼，清廷高压政策失效而动乱日盛的时候，大臣们一面镇压人民，一面相互推诿责任，在拼命自保的同时又不忘排挤政敌，捞取好处。更为精彩的是，在这极其错综复杂的政治旋涡中，他们还不时地表现出一点带着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幽默：路广锺因为没有着端方揭参过，所以他还可以自行遮饰。周善培哩，便做了一篇四千多字的禀帖，系向端方自辩他的诬枉。并且排印出来，四面八方的发出去。把一切罪过全推在端方一个人身上说，“四川路事，自五月改归国有之命下，以至七月十五，凡经三变，而至于今日之大乱。一曰，五月二十一日保路同志会之成立；一曰，七月初一日之罢市；一曰，七月十五日之逮捕诸人。”他说这三变都是端方一人所激成的。文中把端方的阴私手段，揭发不少，自己辩白的地方也很理直气壮。一般与之无仇的，自然很同情他的话，然而曾经吃过他的亏，受过他的奚落的，依然不肯相信他说的是实在话，反而把端方那篇幽默的短批，念得甚熟的道：“周秃子一辈子尖酸刻薄，到底也着了端方这一下！”接着就背那批语道：“查该署司罪恶昭著，众口一词。本大臣俯顺舆情，据实参劾，该署司不惟不自惭内疚，反指公论为谣言，肆其老奸巨猾之手段，直欲以笔墨空谈，嫁祸移恶于本大臣；而谓是非公论，必俟千载。吾谓是非公论，端在乎庶人，该署司欲取好两面，其可得乎？孟子曰：盆成括小有才，自杀有躯而已矣！吾诵斯言，吾为该署司惧之。”背到末后两句，还一定要把头在空气中画上几个圈道：“有趣！有趣！”

尤其是最后两句“吾谓是非公论，端在乎庶人，该署司欲取好两面，其可得乎？孟子曰：盆成括小有才，自杀有躯而已矣！吾诵斯言，吾为该署司惧之”，运用典故讥刺政敌，实施防守反击，看似轻松一点而功力纯厚，直击要害，简直就如武林高手用剑，没有深厚的旧学修养和绝佳的机智，是断然不能出手的。

官场的无奈与恶人的文化素养，让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真命题：英雄的平凡与邪恶的平庸。由此我想到了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1971年夏天，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教授在斯坦福大学里，组织大学生在一个模拟监狱里进行了一个实验，实验结果是对人性善恶二分传统观念的重大颠覆，让全球学人重新审视以往对人性的天真看法。实验者将一些正常、健康的大学生随机分派成两组，让他们在真实的监狱场景里扮演狱警和囚犯角色，在监狱里生活和工作几个礼拜。实验一开始，受试者便强烈地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去扮演自己被临时指定的角色。到了第六天，情况变得过度逼真，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经变成了残暴不仁的狱卒和心理崩溃的犯人。一套制服一个身份，就如此轻易地让一个人的性情大变，原定为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宣告提前终止。

直到2007年，津巴多教授才从这种人性的黑暗中喘过气来，理性地审视实验的深刻意义，系统地消化实验得到的材料，并结合伊拉克监狱虐囚案等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件透视人性中的黑暗，解释“情境力量”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他的研究成果以《路西法效应》为题成书出版，其副标题是“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

津巴多教授把“探索人类本质的黑暗面”作为自己研究的目标，他提醒人们注意：“许多曾经对他人犯下恶行的人，通常是意志坚强、有最佳意识形态与道德的遵从者。人们被警告要小心路上的坏人，但这些坏人往往平庸一如邻人。”三、舆情与危机：群体事件中的媒体作用

既然情感记忆小说能激活历史的生命体验，呈现个性主体与历史主体之间的张力，从而为我们带来感性而全息的历史记忆，那么，我们把情感记忆小说作为叩问历史细节的一种通道，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

作为一个研究传播现象的学者，当面对四川保路运动这个具有重大而深远历史影响的群体性事件的时候，我的一个重要冲动，就是想了解：在这场一百年前的群体事件和社会危机中，是否也有舆情危机作为社会危机的先兆？其中我们是否能看到大众传播媒体发挥的作用？它如何、发挥生了怎样的作用？在历史演义式小说中，我们看不到这方面的细节记忆，因为它有自己更重要的主题。主旋律作品也会关注媒体，但其相关的细节又往往会因让位于宣传与思想论战而损失掉大量细节。

可喜的是，这些细节在《大波》里可以说随处可见俯拾即是，因为情感记忆小说，原本就是由这些细节构成的。

首先，我们看到了中国早期报纸的出现，及其与舆情、社会变化的关系。可以说，它们作为当时新兴媒体产业的出现，本身就是旧时代即将崩溃的危机征兆：从表面上看，岂不逐处都是太平景象，逐处都还是二百五十余年以来，从未听过兵器声的太平景象吗？但是你们只须走进茶铺去，便立刻感觉到人们的内心，实在不似平日，实在已渐渐动摇，近之颇有点庚子年闹八国联军，辛丑年闹红灯教时的光景。然而也大有不同处。在庚子年时，成都留心时务的人，除了在院门口买木印的京报，看一些残缺不具的上谕与奏疏外，便只有从私人的信函中得一点街谈巷议的消息。并且北京与成都相距如此的远，事情的变动，不能直接影响于一般人的生活，所以关怀国事的，只是一小部份人，即这一小部份人，也只具有一种隔岸观火的心理，在那里议论那拉氏之愚，而甚快其着外国人的鞭挞。自丁未年以后，便大大不同了，成都已有了石印的日报，不过难得有一种继续出上三个月的，其原因自由其篇幅太小，内容太贫乏，不但抓不到订阅的人，就送给人，也没有后来邮政开办了，上海的报纸，不到两个月就可寄达成都，学堂是得风气之先的，便有一些学堂，设起阅报室来。其时顶风行的是《神州日报》，是由民吁、民呼化身而来的《民立报》。于是有一小部份的人，对于国家大事，社会琐闻，渐渐生了兴趣，也渐渐懂得了些办报的方法，以及采访新闻的手段。所以到辛亥这一年，成都日报用铅字印，而居然长久出版的，竟有了几家。已是官办的官报书局出版的《成都日报》，著重的是上谕，辕门抄，也有一点无关紧要的社会消息。已是商会出钱办的《商会公报》，每天都有一篇恭颂宪政，或是无关大计的谕文，商场新闻并不很多，但是有了各县的每条不过二十字的通信。而较有生气，常常有着抨击政府的论文的，只有私人集资办的《西顾报》，以及铁路事起，应运而生，极富有讽刺性的启智书报。就大体上说，那时报上的记事，虽不免太幼稚点，但是有些地方也受了《民立报》的影响，颇能夹叙夹议，无形中给人一些煽动。

其次，我们也能看到，当时的报纸对社会秩序的颠覆，其实是从对地方官员违纪案件的媒介“曝光”开始的：一自四月下旬以后，铁路问题发生，绅士们首先发了言，报纸上也跟着说了些向不敢说的硬话。更因为在辛亥春天花会，……出了一件小事，到此，更给办报的人增了不少胆气。事的原委，是因为那时巡警道道台周肇祥，本是一个因案罣误复，及至前任巡警道贺纶揆升任去后，便补了这个缺。大概他太得意了一点罢，一般绅士对他都不甚满意，但又把他没计奈何。恰逢这年二月那天，是清朝一个什么皇帝的忌辰，他忘记了，竟在花会下的聚丰园大请其客，着一个报馆晓得了，遂借这机会，痛痛快快批评他一顿。以一个蚁虱般的报纸，而攻击到巡警道，这在周肇祥看来，真无异于谋反叛逆了。幸而是预备立宪时代，又是废止刑询的运动时，才开恩舍了抓人，仅仅把报馆封了。偏偏这办报的人，又是一个不怕事的，所谓劣绅，便在聚丰园将他亲笔点菜的单子，查了出来，印成一张传单。到处一分送，证明所报不虚。谘议局一些议员，借此就大肆指责官场的腐败专制，行文总督，要他彻查奏参，治以大不敬之罪。

社会的发展不仅催生了新兴的报业，使办报的人开始自觉到舆论的力量，而且也培养了报业赖以生存的市场基础——广大的市民读者。《大波》的记忆生动而真切：周肇祥一失败，办报的方晓得自己原来有这么大的力量，自然对于向不满意的专横麻木的官场，不客气的加以指责，披露他们可笑的新闻，口口声声提说着这就是立宪时代的言论自由。而看报的，也才渐渐由惊奇报纸的实力，而感生了兴趣，觉得一天费几分钟的时候来浏览一下报纸，倒也轻松，并且同人谈说起来，也有些资料，不致尽是那些话。不过每天要花费二十文小钱去买一份来看，还没有这种习惯。一般留心世事的先生们，便于吃了早饭之后，走到几家设有报纸的大茶铺，如商业场的宜春、同兴两家茶楼，其前场门正对的第一楼茶楼等处，也只花小钱二十文，既有茶吃，又有报看，并且得朋友聚会之乐，有开怀畅谈之机，这是大茶铺的情形。至于较小较平凡的茶铺，成都城内就很多了，凡是职业上的会合，贸易上的来往，大抵某个茶铺，某个时间都有一定。除此之外，一般有空闲的人，都喜欢坐在茶铺，起因就在讲新闻听新闻。是时，你们只须一到茶铺里去，无论其为大者为小者，你们一定听得见人家对铁路事件，都在议论了，广播了。

有报人，有读者，这还不够，报业作为一种产业，还需要营销——当时报纸还只是在推销阶段，有卖报人即可——才能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大波》给了我们一百年前这一产业形成的细节：陈荞面哈哈大笑道：“傅大爷，大概没有听懂我的话罢？我再告诉你，我赚了四百多钱！不是卖荞面赚的！我今天改了行，卖报纸，是卖报纸赚的！这下你该懂得了？”“卖报纸？”“是嘛！卖报纸！这是七十二行以外，新添两行中的一行！”

这里所说的新添的两行，指的是两种新的职业：一是公共场所的演讲，类似于我们一般理解的职业政治宣传鼓动家；另一行就是职业卖报人。《大波》通过小说人物之口，反映了当时大众对这两种职业的理解：是七十二行，便得当徒弟，如今新添的两行，是无须乎学的。第一行，是同志会的讲演。这不是你我粗人吃得落的，顶低的都是那些讲过圣谕的斯文人，要认得字，要有口才，才能宣讲同志会的东西。还有一行，是卖报纸。以前的报没有拿在街上叫卖的，这是近一个月来才作兴起来了，倒是一桩好生意！在报馆里去贩一百份报，打七折，花七百钱。只要跑得快，先从偏僻的街道卖起到城外，半天工夫，就卖完了，净赚三百钱。若果来得及，卖三百份，就是六百钱。到下午卖不完的，赁跟人家看，每份五个钱，夜里收回，退回报馆。只要认得人，说几句好话，二三十份满可调换明天的新报。报馆把剩下的报寄到外州县去，它们煞阁还是不得蚀本的。

说话人是一个叫陈荞面的下层人物，原来靠卖荞面为生，后来改行当了卖报纸的，成为成都最早的报纸发行人之一。通过陈荞面之口，我们还得以了解，当时成都最为畅销的是《西顾报》和《启智画报》。“这两家的报贩子，都是一定名额，生人简直挤不进去”。如果只看这“牛劲”，一百年后的今天，成都可能只有《成都商报》和《华西都市报》可以与之比肩了。

陈荞面是借助了一定人际关系才进入这两家报纸的发行队伍的。在他和他的朋友傅隆盛看来，这是他“霉运跑完了”的好兆头。在《大波》的全息记忆里，还有他作为百年前报纸零售商的工作细节和收入细节，兹抄录如下，以供报史专家审辨，供我们如今在《成都商报》和《华西都市报》工作的同人们参考：陈荞面说：“我今天做头一天生意，还不坏，卖了四十七份《启智画报》，剩下三份退了。卖了四十分《西顾报》，赁出了十份，惟独《同志会报告》顶销得很，八十份，三顿饭工夫就卖完了，大家还抢着买。可惜每份只能赚一个钱，我不大认得字，也不晓得上头说些啥子，想来一定有道理，所以才有人买。明天我各留一份给你大爷送来，你是认得字的，看下子，到底写了些啥子东西，也使我做这生意的晓得一点儿。”

抄录到此，我们已经可以确信陈荞面就是成都报纸发行商的老祖宗，百年前的成都大报职业卖报人。而报人、读者、卖报人三种人齐备，就意味着传播业的生产、销售、消费三大环节的形成。一百年前，一个新兴产业以此为标志，就这样诞生了。四、群体事件中的传播逻辑

如今的一些传播学者，论及群体事件的时候，往往把手机、博客等新媒体的作用看得非常严重。但从《大波》对百年前的记忆来看，当时没有手机和博客，但谣言的传播快速性和群体事件的突发性仍然非常突出。没有证据表明李劼人在写作《大波》原版时已经接触到当代的传播学理论和舆情引导与危机传播理论，这一方面反证了《大波》的情感记忆在历史细节方面确有历史文献不可替代的价值，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研究群体事件中的传播逻辑提供了准历史的案例性素材。

从《大波》的描述来看，群体传播在一百年前就具有了两种突出的特性：一是传播逻辑重情感渲染而少理性考量，二是思考范式简化为“好——坏”、“忠——奸”两个极端。

传播的情感逻辑在群体事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却是传播学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在我看来，传播学中“沉默的螺旋”理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逼近了传播的情感逻辑这一事实，可惜在它的众多追随者中，却没有沿着这个方面推进研究。“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概念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有时会遇到群起而攻之的情况），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沉默的螺旋”理论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大多数个人会力图避免由于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产生的孤立。“沉默的螺旋”存在，就说明大众传播除理性的逻辑外，还有一种基于恐惧、害怕被孤立的逻辑存在，这其实就是大众传播情感逻辑的一部分。当情感逻辑居于支配地位的时候，往往也是群体性事件临界爆发的时候。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大众传播及群体事件中的情感逻辑还所知甚少。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一定条件下也可成为真正的暴徒。这往往都是情感逻辑的运行结果。在极端情感逻辑的支配下，事实可能被夸张，社会对接可能被强化。《大波》中有这样的细节描述：楚子材呷了一口酒道：“听说朱山出省了。那天演说时，激烈得很，硬把一根指头砍断了，可是真的？”王文炳笑道：“你是从同志会报告上看见的吗？你不晓得，那时邓慕鲁撰稿时，故意跟他渲染的，其实，那里是这样一回事哩！那天是我亲眼看见的，他演说的时候，倒也激烈得很，大概说得高兴了，一拳打下去，刚好就打在面前的茶碗上，碗打破了，手也划破了，果然出了一些血。接着邓慕鲁就登台报告，借题发挥了一长篇，说朱志士不惜断指流血来反对卖国贼，大家若果都有朱志士的气概，岂止盛宣怀不敢卖国，就是朝廷中一般少不更事的亲贵，也有所顾忌而不敢乱搞了。登时朱云石的志士之名大著，场内外的人无一不恭维他。第二天，就由会中派他往川东一带去讲演，并一路去鼓吹成立同志分会，同志支会，日子算来，该到重庆了。”楚子材笑道：“如此看来，历史教习刘先生的话真不错！他说，历史根本就不可信，且不说后人与旁边人的记载，有入主出奴的偏见，就是自己记自己的事时，也没有逼真的。我们看朱云石这件事，刘先生的话真不错。”罗鸡公道：“这回事体，想不到一般老酸倒跳得这们有劲。平常说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回却不同了。光看同志会成立那天，罗梓青那们一哭，几百人都引动了，我向来不哭的，都不知不觉流下泪来，那时，只要他喊一声造反，我相信立刻就可暴动起来。”

除了夸张而少理性，群体事件推波助澜的情感传播逻辑的另一特征是仅存的逻辑推理也局限于“好——坏”、“忠——奸”两个极端范式中，使大众得出极为简单的结论。《大波》描述了在保路运动中官民对抗不断紧张的情形下，普通大众的心理变化和逻辑思维：到闰六月二十以后，他连报都不看了，他感觉报上说的总不及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来得确实，来得有味。活路也无心做了，几乎每天都要向铁路公司跑一趟。回来又要把众人喊拢来，讲述他的见闻。他老婆曾阻挡过他，抱怨他发了疯，把自己的正经活路丢了，还要耽搁客师徒弟的活路，……他则大鼓起那一双水泡眼，气忿忿把一条小辫子向额脑上一盘，冲向他老婆喊道：“你们婆娘家，只晓得吃饭睡觉，别的大事，你晓得吗？国都要着奸臣盛宣怀卖掉了，还顾得生意？我们现在只有拼命的争路，若是路争不回来，罗先生说过，我们一伙子都变做了亡国奴！……哼！亡国奴！……亡国奴是啥子味道，你晓得不？……”问他老婆晓不晓得亡国奴的味道，他不免忘了形，他老婆诚然不晓得，即他这位较为开通的掌柜先生未必便晓得！第一，他未曾当过亡国奴；第二，他没有旅行到亡国奴的窝里去过；第三，他没看见过记载亡国奴生活的书籍。幸而他的老婆也没反问他，他算藏了拙。但是不多几天，他却有机会，朦胧的晓得一个崖略了。

这里描写的是傅隆盛这个外围群众卷入保路运动的心理变化。他比他的老婆知道得更多的知识，是从鼓动保路的报纸和保路同志会的领袖那里得来的。他从心底乐意接受这样的知识，以朴素的民族的感情和阶级本能，不假思索地相信其真理性。这一传播过程的特征本来就不在于严密的推理，而在于简单、通俗，符合既有的认知模式。因此简化、夸张、两极对立，其实就是最好的传播策略，事实上这样的传播也才能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保路同志会的演说者们其实是非常自觉地运用这一策略的：我们晓得演说又是顶要紧的事，我们的协会能不能成立，有没有声光，就要看演说的人行不行。那时大家都不做声，我着了急，才向楚子材说：“这们罢，你用文牍的资格，先上去说一篇，跟着我以交涉的资格，也来说一篇。凭我们两个的见识口才，虽说不赢罗先生，在外州县总可下得去了。”楚子材皱起眉毛，问我说啥子呢？我又开了个条，叫他说四川铁路是该四川人修的，如今遇着一个奸臣盛宣怀，不惜偷偷的把这铁路卖跟了洋人，卖的钱，全由他搁上了荷包，依然要拿我们的钱来修路，路修成，拿跟外国人去运兵运粮。……黄澜生哈哈大笑道：“那里有这么一回事！”“自然没有这回事，是你不晓得，这是王文炳告诉我的密诀。他说：‘你出去向你说话，总不要老老实实，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的讲。你这样讲了，听的人一定不起劲，对于你的话，一定听得轻飘飘的，这只耳进去，那只耳朵出来，你讲了也等于没讲。你一定要把你讲的事，扩大到七八倍，或十来倍。比方说一个人坏，或是好，我们就得把他的好处说到极点。他本来只做了一件好事或者一件坏事，我们得说上十件。一则听的人也才高兴，二则就有让你不信，把你说的话打个对折，已经比实在的增加了四五倍，你的话便不算枉说了。’王文炳的话很对，我把我们以前的行事，拿来一比。我才恍然大悟，以前我们都太老实了。硬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毫无虚假奉承，所以我们越搞越不得出头。自从他向我说了以后，我就学乖了，这次在新津试了一下，居然成了功了，哈哈！”

文学的历史认识价值历来为学术肯定，然而当今中国传播学界利用文学研究大众传播规律和舆论宣传策略的却还不多。如果我们能认真研究一下《大波》这样的小说，我们也许就能发现，一百年来宣传动员的手段和舆情运行的规律其实变化并不太大。这对于发展学术理论，借鉴历史经验都是有益的。五、结语

如同任何伟大的历史事件一样，伟大的辛亥革命和辛亥保路运动是民族历史记忆中的一笔宝贵财富。李劼人的情感记忆式历史小说以其特有的艺术方式为人类保留了这一财富，展现了这一财富的另类形态和特殊价值，使我们可能多侧面、多角度地认识历史，以史为鉴，以史修心。

有了情感记忆式的历史小说，历史丰富性得到了更生动的展现。中华民族的子孙对辛亥革命这一历史财富的继承和利用也有了全新的空间。

有了情感记忆式的历史小说，文、史分野将会更加模糊，也会更加清楚。

《大波》中的时间性和复调性

◎吴国坤摘要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大波》生发出很多阅读和阐释上的问题，这不仅仅因为它的篇幅之巨，更因为作品本身包含了诸多争议、相互颉颃的声音，这些声音同强加于小说形式之上的政治和现实主义需求展开交涉。当国家自身成为历史的主题，小说话语受制于历史目的论时，李劼人处理历史变化的复调话语和日常生活方法令他的作品在日渐政治化的文学领域中显得更具颠覆性。本研究选用的是1937年的原版《大波》三卷本。关键词　大河小说　叙事时间　复调话语　地域诗学　日常生活

著名左翼作家张天翼曾经指出李劼人（1891-1962）作品《大波》（1937）的“缺陷”，认为小说过度沉浸于社会习惯和当地风俗的细节描写，而欠缺对人物的具体社会分析。李劼人的历史小说通过辛勤的研究和对社会生活细节的揭示恢复了一个已逝去年代的“灵氛”（aura），让我们目睹了在文学写作面对不断提高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需求时，一位全情投入的作家为创作自由付出的抵抗和努力。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大波》生发出很多阅读和阐释上的问题，这不仅仅因为它的篇幅之巨，更因为作品本身包含了诸多争议、相互颉颃的声音，这些声音同强加于小说形式之上的政治和现实主义需求展开交涉。《大波》是富于层次、叙事交织的历史文献，也是人物（现实的和虚构的）和情节组织起来的庞杂的社会细节的自然主义描写。错综复杂的叙事线索刻画了1911年四川共和革命的历史背景之下人物的行动和思想。20世纪50年代末期，《大波》的重写开始时，批评家和读者争论认为小说不能满足他们通常的阅读经验。小说里不可胜数的事件、人物和细节吓坏了读者。作为响应，李劼人曾经写道：有读者写信给我说，《大波》中出场人物似乎太多。有些是面目不清，“东露一鳞，西露一爪”，使人看后，不大记得明白；读者问：“似这等可有可无的陪场人物，不要写，可不可以？纵然写，不必给以姓名，用个符号代表一下，可不可以？”读者意思是，只须写少数主要人物，作者可以集中笔墨，读者也可以少耗一些精神。

这位读者表示他感兴趣的是“只有若干中心人物”的小说，抱怨李劼人的创作违背了当时的文学欣赏习惯。不过，作者的回应并没有透露出来的是当时共产主义小说的政治潜台词和美学规则，其中充斥了高于生活的英雄人物，尤其是在共产主义战争小说中。李劼人试图利用多样的人物和交织的情节完成一部全景式小说，这一点显然偏离了意识形态驱动和国家约束下的叙事形式，即突出典型人物和英雄情节的至高位置。在李劼人的历史小说里，人物并不站在历史最前沿，抑或采取任何明确的政治行动。他们的行为举止更多听从个人欲念和意愿，而非抽象的集体理想。主观欲望和外部历史环境之间的分裂反映出这位作者的处理方法大不同于历史小说的英雄书写和乔治·卢卡奇式的理念，即小说家应关注个人命运，以及历史断点处个体的觉醒。根据卢卡奇的现实主义精髓，批论家马森（Ma Sen）有一段论述涉及《大波》的结构“缺陷”：太多对于历史事件序列的关注对作者造成束缚，让他无暇关心人物个性的成长和发展，对他们的心理作出深层分析。无论主人公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真实，他们仍然是破碎的，不完整的。而且，他们缺乏主动性，仅能就外部事件作出反应。如果小说里人物的重要性超过事件，如果人物的成长和发展可以跟情节的展开一样吸引人，可是，李劼人并未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大波》里，他重情节，轻人物。

在李劼人的小说里，历史并非被理解为有意识的个人参与的结果，而是表现为“事物本身”的外部发生。但评论者们始终忽视了小说家的美学实验，即“大河小说”（roman fleuve）的独特形式，这种创作形式通过千变万化的历史塑形提供了关于人和环境的复杂社会视角。毫无疑问，李劼人描写历史事件的婉转方式，以及他对于将小说话语置于任何明确意识形态立场之下的拒斥，引发了如下问题：小说家何以在书写某历史事件时不依照历史因果论或“决定论式的”情节安排，而是借助某一地点下人物对一系列潜在和突发的事件的感知？如何在忠诚表现历史的同时做到想象化和艺术化，由此带入大量被官方历史记述排除在外的变故、意外和突发事件？如何做到在个体行为以及日常生活渴望的私叙事和再现“客观”历史进程的政治运动的公共叙事之间取得平衡？本研究拟通过讨论这些问题对历史小说中日常生活、家庭和个体的动态逐一考察，探讨李劼人独特的小说艺术中的时间性和复调叙事。

在对托尔斯泰名作《战争与和平》的研究中，Gary Saul Morson指出托尔斯泰的小说叙事对主流的决定论和由此而生的僵化的时间观、历史观造成了观念上的质疑。Morson的研究表明，托尔斯泰的历史小说令早期读者震惊，对当时的哲学以及批评样式构成挑战。《战争与和平》的形式特点——庞杂的情节，片段式的特征，慢节奏，缺席的结尾，以及主题和突出英雄人物的缺乏——违背了当时叙事艺术的基本规则。Morson认为，托尔斯泰小说想象式的突破跟它对“符号性的整体主义”的彻底拒绝有关，Morson所谓的“符号性的整体主义”指的是对某一套规则、系统、样式的信仰，认为可以借此解释历史生活中那些表面上突发和偶发的事实构成的多样性背后的历史进程。对托尔斯泰而言，恰恰相反，绝不存在单一思想或意识形态体系可以囊括特定小说叙事的全部多样性和异质性。Morson认为，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那些平凡的、非戏剧化的事件不仅是重要的，实际上，它们“组成了历史因果链里最重要的事件。”托尔斯泰关于历史叙事的激进观念透露出组成历史的是无数微小的日常活动，“令人视而不见”，其动机和累积效应是难以理解的。Morson指出，托尔斯泰的小说以其丰富的独特性和形式的灵活成为“平庸”世界的理想表达。

Morson的托尔斯泰批评采取了一种反历史主义、反意识形态的视角，同卢卡奇所说的托尔斯泰对转型期的俄国生活作出的史诗化整体性呈现的观点截然相反。他以形式主义的一丝不苟对创作早期的《战争与和平》所作的细读，阐明了历史小说与作为进步和启蒙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历史之间不稳定、甚至相互抵触的关系。把托尔斯泰研究中这些彼此对立的观点（形式主义对应历史主义）借鉴到李劼人作品的解读上是大有益处的。根据Mors on的观点，我要说，李劼人在风格方面的艺术主张以及他对意识形态的忽视，与托尔斯泰对历史小说创作潜能的重视大有相似之处。Morson的观点具有启发性，尤其是把“符号性的整体主义”这一论断用于黑格尔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的目的性解读之上时。Morson的立场意味着小说中偶发事件的重要性使得小说话语很难完全符合任何关于社会和历史的“整体性”观念。李劼人叙事中浮现出来的冲突介乎两种历史时间观念之间：日常乡村生活的偶发性体验和马克思主义/毛主义目的论式的时间规划。

实际上，李劼人相比起他同期的其他作者在形式和意识形态立场上的显著差异，在中国评论者对托尔斯泰的不同接收中已经有所预示。众所周知，托尔斯泰对茅盾及其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更多作为高于生活的道德典范，而非作为一个小说家。时代作用下，托尔斯泰的宗教顿悟观和人文主义思想相互缠绕，这一点更适用于茅盾关于社会改革的历史叙事。对比之下，李劼人单纯将《战争与和平》作为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来看待，并且对其写作结构上的复杂性表示钦慕。茅盾写小说评论，总喜欢给创作方法制定规则，李劼人则不同，他不曾就历史小说写作发展出任何理论，也并不急于把任何严格的意识形态立场强加于历史写作。就小说形式的坚持而言，小说家李劼人把历史问题转化为一种形式，继而专注于社会万象书写的新的可能性。他关于地方和环境独特性的叙事反映了他希望打败时间和历史的顽固观念的意愿。历史的当下：动乱和叙事《大波》关注的历史事件是满族政府将铁路国有化引起的大规模抗议行动。这一系列地方运动是决定性的，因为它们随后关联到1911年下半年的四川临时独立，同年，武昌起义触发了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运动。在共和国革命史里，四川省占据着关键的政治位置。四川保路运动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冲突，进而对社会和人民的日常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四川路保运动的迅速演进以及武装起义对清朝统治造成严重打击，继而撼动全国。《大波》展现了革命前五个月成都的日常生活全景图。李劼人抓住革命时刻的紧迫感，和它对地方及其居民的影响，短短五个月中，人们的行动和挫折都无可避免地在这一刻发生。全景式小说专注于变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涵盖了保路运动直至接下来的大规模抗议和罢工。《大波》拒绝以单一/目的论式方法对待历史，而纳入了多层次话语以及小说和历史之间的互动。成都血案一节的复杂叙事形式是个很好的例子。血案发生于1911年9月7日，共和时期开始不久之后。关于历史事件和政治运动的记录大体是政治性的。事件发生时，与李劼人同时代、同样是四川人的郭沫若是个年轻学生，在他的自传体回忆录中，这起发生在四川的社会动乱被表现为一场无可避免的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势力之间的对峙。以下是这一事件的常规记载：成都政府逮捕了运动领袖，并向前往衙门请愿释放运动领袖的群众开枪，造成数十人死亡，多人受伤。对暴动的压制立即震惊周边地区，在郊区激起更大规模的武力反抗，抗议行动很快达到高潮，最终引发全国范围内的革命。

李劼人把“当下感”带入过去的写作策略不同于任何在单一语境中寻求历史发展秩序和意义的主导性历史话语。小说对群众暴动的戏剧化处理值得注意。在人群场面的描写中，小说剥离了群众运动的政治“灵氛”，而是充分表现出人物面对事件的不安反应。小说家试图在一个短暂的时间横截面中感知事件对人物关系造成的激烈影响，这种片刻式的经验避开了历史学家的图式化。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李劼人淡化了社会动荡的戏剧化表现，从而营造出连续的变化无常的印象，让事件面向未知的将来，在对历史现场的回归中展示出人物的真实感觉。在“开场白”中，作者感受到一种无可避免的历史化的时间观念和重要性的侵扰。他不得不通过地方和地方历史的日期化来对抗革命的现代时间模式：照太阴历计算的七月十五日，是成都一个极可纪念的日子。如其承认辛亥武昌革命起义是与四川争路事件有关系的话，则民国纪元前一月多的成都的七月十五，实实在在可以建立民国最可纪念的双十节的序幕，有如旧小说的楔子，或得胜头回。（II：115）

上述引文的事件叙述策略值得注意。小说的时间构架与事件发生的历史日期相吻合。叙事人宣布了时间和地点的新意义的到来，由此新中国的整部历史仿佛同地方性关联起来。在当地，两种不同的时间结构彼此竞争：一种是用农历月份日期定义的乡村时间（表示乡村地区日常生活和节气安排），一种是以西式公历月份标记的现代时间（尤其是对1911年革命事件和新的共和时期的到来的特定指涉）。不过，叙事人强调了成都与国族“历史时间”之间在地点和环境上的不可通融。缺乏变化的、静态的乡土（尤以每日的循环时间为标志）和日益显著的革命史进程相互冲突。

尽管叙事人承诺将作出精确记述以传达历史的真实性，他暧昧的语气反映了一种不确定。他表达了对当地居民可能的忘却的焦虑。叙事人试图重构场景，令其生动并具有当下感，他谈道：如其到中华民国七八十年，革命后第二代的子孙差不多都在老了，那吗，照太阴历计算的成都七月十五的故事，庶几可以在成都人的脑际消灭了去，而在此书叙述时，仅仅相隔了二十五年的短时光，你们想啦，这如何不说是“如在目前”？（II：115）

叙事人把自己放在和他的人物同一高度的叙述环境中，以一种私人的口吻向观众讲述，对现场发生的一切作出报道，如同他亲身参与。他向读者保证自己“记得清清楚楚”，可以带领读者回到事件发生的那一刻，令事件仿佛“真真如在目前”。这样，读者可以想象当时的人物如何生活——在事件获得官方“历史意义”之前。李劼人的历史叙事意图把“当下感”输入事件情境，令过去的每一刻看上去恍若当下。为此作者必须在书写过去时重新发掘当下感的所有可能性，从而为一切可能的结果，突发的或偶发的，留下余地，让个体的无意识行为映入眼帘。

作者的叙事艺术旨在描写“历史真实”，在虚构与现实之间制造张力，以怀疑的眼光审视过去。小说的复调话语意味着表面上的客观叙事、人物的见证和叙事人评论声音的偶尔插入三者并行。鉴于叙事人无法做到全知，必须借助场景中部分小说人物的经验重构关于混乱和反叛的原初状态。在此过程中，叙事从群体转向次要人物的个体视角，通过一个叫傅隆盛的小店主和伞匠之口描述事件。读者被告知傅隆盛满怀热情地加入了街上的暴动，跟着人群来到衙门，要求释放领袖。他亲眼见证了枪击，燃烧的子弹从他耳边擦过，击中了附近的人群。

人物个体对于事件的感知同叙事人难以察觉的声音天衣无缝地融合起来，叙事人的戏剧化视角传达了对历史场景的微妙评价。叙事人描述事件的立场并非客观，而是无可避免地加入主观评价。居高临下的外部视角使得观点叙事人的叙事—评论交替传达出一种真实性与讽刺性交融的感觉，叙事口吻与所描述的情景之间形成巨大反差，叙事人以喜剧化的表达方式对“高尚”的人类事业进行了讥诮，譬如，“死是那样的可怕，它把群众的喉咙全扼住了，使得千数的人只顾扑扑跌跌的朝头门外跑，而都紧咬着牙巴，喊不出一点声音”（II：124）。当人们听到枪声时，他们立刻被恐惧攫紧了，四下逃散，因为“毕竟没有指挥的人，不能把群众意识统一起来”（II：122）。叙事人笔下的人群面对突发危险的反应是无意识的，多数人是被解救领袖的简单愿望联合起来。对叙事人而言，这些人缺乏强烈的意愿或方向感支撑他们的行动。他们虽然在行动，实际上是一个盲目的群体，正如叙事人所说，“或许群众心里就连这一点念头也没有，他们只是尽其职责的挤，尽其职责的喊，结果如何，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II：122）。在动乱中，傅隆盛被抛入历史肇事现场，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显然不能理解自己行为的动机和后果。最终，这个次要的参与者在历史现场中退下，后来，他向乡邻转述了那场可怕的大屠杀。

在这段情节中，李劼人利用叙事技巧将信仰遣回到人类行为的无意识和历史的不可预测性中。小说叙事避免了在人物行为以及人物和“时代”的固定关系之下预言可知未来的目的论式论调。另一方面，叙事人也把注意力从人群转向上层人士，深入表现他们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的焦虑之情。显然，来自社会上层的主人公无法感知正在发生的社会动乱，他们只能依靠他人的叙述，通过他人的感受和记忆进行感知。一旦事件通过人物视角表现出来，就会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被曲解。“群众”和暴动在上层人士眼中始终是有威胁的存在，挥之不去——人群是不可知的，可怕的，无意识的，具有毁灭性。一个学生领袖在参加铁路公司集会后诉说了他所见到的愤怒的人群，这是一段惶恐的经历，让他担忧地感到，运动的指挥权已经落入“一伙不明事理的人民手上去了”（II：57-8）。他焦虑地描述了群众对上层人士的不满，“以前生怕放不起来的野火，现在红焰弥天的烧到自己身边来了”（II：51）。另一个绅士警告他的同伴中止群众集会，因为“放火容易救火难”（I：175）。就这样，作者利用人物的多元视角记录下他们关于群众集会的矛盾感受，而人群的破坏性力量对上层阶级的主人公来说日益显著。在社会运动的形成过程中，上层人士无力应对。这些“领头”的绅士们彻头彻尾的被动反讽地表明了历史事件的成形无法阻挡。

叙事讽喻源于主人公和读者不同的认知程度。人物对于“当下”一刻的历史进展的认识与读者对“事后”的历史结果的理解之间存在差异。在这一前提下，李劼人笔下的主人公对事件的将来意义毫无预知，这是他们最确切的感受。他们只能符合所属时代的特点。而且，他们可能无可避免地误解时代和环境的意义，因而采取错误的行动。在事件进展的每个阶段，上层人士处于人类阴谋和骗局的复杂旋涡中而毫无知觉。对于统治阶层而言，“革命”的本质始终是不可理解的。上层家庭的道德困惑表明了他们面对“革命势力”的深刻矛盾情绪，以下发生在上等人之间的对话可以证明这一点：黄太太笑道：“陆军要变就早点变，要革命就早点革命，惟有这样交运脱运，乱糟糟的，真不好过！我倒说句良心话，只要不杀人，可以照常过日子，路上通了，东西来得到，不像目前又贵又买不出，任凭那个都好，不说革命，就是着外国人占了，也只那们一回事！”[……]孙雅堂道：“本来，像我们吃笔墨饭的，革命不革命倒和我没甚相干。革了命，还不是有官做，做官的还不是要请朋友办公事，只要有人情，事倒不会没有。不过这次在筹防局，相处得很好，月薪也还不菲，并且等乱事平了，很有希望在特保里插个名字，大小弄个官来做做。不想又要革命了，前功尽弃，说来未免可惜一点！”黄太太道：“只要你拿得定革命党硬可成事，你何不找个门路，先投到革命党里？将来不是好做官吗？”“谈何容易！我们的行道不同，晓得革命党在那里呢？并且临渴掘井，也有点来不及啦！”（III：66-7）

当成都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之时，女主角（黄太太）建议她的一个情人（孙雅堂）联络革命势力。他们的对话听起来好像是对上层人士的不经意嘲笑，嘲笑他们面对混乱局面的错觉和自以为是。小说对于若干上层人士的挖苦基于他们对妨害日常生活的社会暴动的恐惧，表现出了一幅当时上层人士生活的可笑画面。对他们来说，日益逼近的“革命”观念相当于赋予他们一次获得政治资本、为自己赢得利益的机会。这些人生性保守，只希望从动乱中得到最大收益。然而，因为看不到将来，他们难以选择立场，也不能寄希望于起义势力。当女主角因为丈夫讨好革命者的“背叛”行为与之发生争吵时，对绅士阶层的喜剧化塑造出现了讽刺性的转折。丈夫在向尚未得势的革命派行贿后陷入恐慌。上层阶级的人们终日待在自己封闭的圈子里惶惶不安，他们焦虑而被动，只能通过和周围人谈天获得政治事件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多半来自不可靠的流言飞语。《大波》里的历史并非各种事件和运动的连贯的、有目的的序列，而是不同行当的人们各自未完成的日常经历。按照巴赫金的说法，在作者塑造的世界中，诸多迥异的观点组成对话。小说家的任务在于为各种声音铺展舞台，让他们叙述出不同版本的历史。不同群体对大众形象的认知各不相同。运动伊始时，一个当地官员对四川老百姓冷嘲热讽，说他们天生“下贱”：“你们四川人生成下贱，到底是边省，沾染了不少的夷风，所以也养成了一种畏威而不怀德的劣性。至于说到民气，可更令人发笑了！我根本就不懂什么东西叫做民气，这不过是康梁等叛逆从日本翻译出来，以骗下民的一个新名词”（I：139）。当人们开始大规模游行罢工时，匿名的叙事声音评论道：“争路事件，闹到罢市罢课，似乎民众的最后利器，已是亮了出来”（II：29）。作者充满讽刺地叙述了“革命”在成都上层阶级间传播的过程中是如何被理解和盗用的。在这里，混淆不清的“革命”含义显然有别于当时知识分子意识形态观念中的理解。在历史上，这一术语表达过若干意义，有中庸的社会改良，也有晚清知识分子和改革者暴力推翻统治政权。所以，小说中绅士身份的人物把“革命”含混地看做个人层面上的反复无常的危险混合体，可以导致谋杀、强奸、抢劫、家破人亡等可怕后果。“革命”幽灵般的在场通过乡里的闲言碎语弥漫开来，这尤其让我们联想到鲁迅的很多著名短篇小说，在这些故事里，许多普通村民的生命受到讽刺史诗结构中那些影响深远的事件的摆布。比如《怀旧》（1911）、《茶杯里的风波》（1920）和《阿Q正传》（1921），鲁迅记述了叛乱活动引发的威胁和流言，这些威胁和流言要么成为村民的梦魇，要么让笔下的小人物们变成历史进程中爆发的动乱的牺牲品。李劼人的小说里可以看到类似的反讽技巧，用来表现那些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的小人物。村民对崇高的外部世界的不理解是鲁迅小说中最重要的讽刺，而李劼人对绅士角色嘲弄的描写旨在描绘出成都上流社群。《大波》中社群内的对话和飞短流长包含了更重要的历史事实，那就是通过社群成员对事件的认知和经验，社群得以定义自身。在社群生活中，人物理解事件的方式绝非依靠报纸、电报等现代信息技术；而是主要靠“说话和记忆：观点、故事、亲眼所见、传闻、议论和道听途说等”。《大波》里的“群众”形象的特征并不突出，读者无法观察到其整体性的本质，抑或某种共性。不过，也可以这么解释：正是自发性群众以及人们斗志的激增推动了运动进程，而把被动的上层人士远远甩在时代潮流之后。随着情节展开，人群从组织松散的暴众逐渐发展为历史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小说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情节仍然是关于人们参与嘉年华式的群体行为的同时对公共事件抱持麻木态度的描述。

上流社会与民众之间不稳定的关系表明了李劼人对于个体和群体的区别处理，这一特点同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益政治化的文学领域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群众小说写作格格不入。安敏成（M.Anderson）认为在同时期张天翼、丁玲、叶紫、沙汀、艾芜、吴组缃等的作品里可以看出“民众的爆发”这一主题的重要性。关于小说政治性的“大众化”，安敏成说，“中国作家意识到一项新的紧迫：他们着手消除‘我’和‘他们’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区别——这成为批判现实主义实践不可缺少的基础，用一个总体性的‘我们’予以包括。”尽管安敏成名单里的共产主义作家努力发出以“我们”为目标的叙事声音，李劼人作品在叙事话语方面的风格探索却让人很难将之归类。李劼人是少数拒绝在小说写作中受集体化冲动下的形式主义影响的作家，他所做的是提出一个新的修辞学的问题，即“我们”中间的“我”。性欲与政治

除了专注于客观叙事外，李劼人尽力为主要人物的心理戏开辟出空间。首先，《大波》中的政治历史与爱情叙事两条线索相互交织，这一点体现在黄太太和她的表侄楚子材之间的关系上，小说关于这对有悖伦常的情人的主观想法做了大量细节化描写。二人在道德和私欲问题上具备自省能力。在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叙事公式的基础上，叙事人时常挖掘动乱的“外部”环境下他们的内心独白，因而“心理叙事”作为形式上的缝隙让我们看到了小说深入寻常生活和小说主人公心理的日常生活方法。楚子材是个年轻腼腆的学生，过着漫无目的的生活。他从小镇来到成都攻读改良派主办的新式学堂，他的表叔黄澜生让他住在自己家，他跟黄家关系日益亲近。1911年夏天，革命事件闯入这个年轻人的生活。从保路运动开始，楚子材被卷入一系列光怪陆离的事件，有时候直接参与，有时作为目击者。因为支持保路运动，他被委派了在家乡建立联盟的任务。当政治运动达到高潮时，年轻的男主人公和表婶发展出一段乱伦关系，并深陷其中。对那些苦于日复一日的政治运动细节的读者而言，他们可能愿意把小说当做一场失败的爱情故事来读，即革命时刻下上层家庭中已婚女性对青年男子启蒙式的引诱。

李劼人在黄太太和她的情人之间的情欲关系处理上表现出独特的才能。黄太太与她的侄子的关系正符合上层家庭故事的乱伦主题。作者着力探寻这位女性同她做官的丈夫之间的情感障碍。在跟丈夫发生争吵之后，黄太太诱惑了自己的侄子。她非常不满意丈夫保守的思想和不愿表态的自私自利，她沉迷于追求快乐和爱情，作为对丈夫政治上的无能的报复。在情欲关系方面，黄太太比她周围的男性更世故，更有经验，也更敢作敢为。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时，她“指点”楚子材注意他们秘密的行为守则，不让别人发现他们的关系：他耳边痒痒的吹来一片又得意，又温柔，又坚定的悄语：“唉你是我的人了……可是要依我两句话……第一，听我说，叫你哪个就得哪个……第二，嘴要紧，不准漏半点风声，行为要稳，不准露半点行迹……若不听从我的话，我有本事叫你不得好死……好了，你出去了罢……”（I：106）

这个情感经历丰富的女人对私情充满渴求。有趣的是，男女主人公难以压抑的欲望与非个人的迅速进展的外部历史显然格格不入。他们所处的世界新旧道德共存，对此他们具备高度的道德反省的敏锐。但他们各自反思的结果截然不同。黄太太泼辣大胆，毫不顾忌触犯通奸之罪，敢于超越上流社会的传统道德规范。叙事人这样评价她的思想：她更认定了享乐便是人生的究竟。天之生她如此，绝非偶然，她不能多所顾忌，辜负了自己辜负了天意。只是当时的社会还未曾允许女子自由哩，她家也算是仕宦人家，要想跑得太快，而把世俗的网撕个粉碎，她尚无此认识，无此气魄。这也由于她太孤立了！她自然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要求满足。凡能够与之接近的男儿，对她自然都有点异想，却也都没有把她认清，总以为她是一般的女子，同她大姐，同她三妹，同她别的表姊妹堂姊妹一样。并为她那豪爽的脾气，犀利的口吻，所震骇。但是有胆大的，略为向她表示几分亲爱，她必然很欢喜的，如量报答出来，绝无一点吝惜，一点做作。（II：5）

全知叙事人通过一个距离化的位置传递出评论性叙事。第三者的非个人叙事声音令人物的行为和心理描写获得了一种权威性和客观性。小说家笔下的女主人公自视不输给男子，不愿意屈从于传统道德。尽管女主角时常在女性淑德和恣意放纵之间挣扎，她不受约束的天性战胜了上流社会的清规戒律。黄太太的道德自主促使她从社会要求下“解脱”出来。小说借由一个无私的叙事人以广泛“讲述”的方式告知读者人物的思想。这种中立的叙事技巧的好处在于叙事人可以直接进入主人公的内心，而不需要把人物和读者疏离开来。

对楚子材来说，性经验释放了他青涩的年轻活力。尽管如此，他仍然受到内心的道德谴责，表现了他的良心挣扎：但同时，他的良心便责备起他来：“你真不应该这样做！你不怕损阴德，受报应嘛？你不怕遭世人的耻笑，说你太无廉耻了吗？你对得住你的表叔吗？你岂不是一个恩将仇报的小人吗？女人之胡涂，不说了，你是耕读成家的子弟，你家是有清白门风的，你这样把你世德败坏，你舒服吗？”（I：114）

年轻的男主人公深陷传统训诫，在爱、责任和婚姻的困境中挣扎。他失去了行动的能力，苦于无法娶他深爱的表婶。李劼人并未表现人物的英雄式转化，而是塑造了一个野心勃勃但又反复无常的年轻人，总是在爱情和革命之间摇摆不定。叙事深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继而，日益爆发、不断逼近的政治运动和男主人公脆弱的内心相互抵消。小说致力于将主人公爱情和政治两方面的欲望戏剧化，与革命的整体进展形成对立，个体私生活和公共事件之间出现割裂。《大波》第二部分中，八月下旬，历时两周的大罢工开始，李劼人对当时成都的社会环境做了细节化描述。罢工期间，楚子材在荒废的城市街道上游荡。讽刺的是，这一刻的政治高潮给了楚子材一段平静的时间来反省他有悖伦常的感情关系，这一直以来折磨着他，最后，他决定不再参与政治活动。作者对人物心理与政治沉浮的交织做了大量描写，从中将主人公的“主观”视野放到了成都日常生活的“客观”画面的对立面。

跟随着楚子材的脚步，叙事人带着读者走过了城市的角角落落（II：63-84）。楚子材消沉地坐在城市公园的一间茶楼里，思考着他和黄太太的事。他在公园和铁路公司之间来来回回，沿途的响动和狂暴的气氛让他感到恐惧。中途他加入同学们的阵营，讨论学生运动的前景。但很快，我们年轻的主人公下定了决心，返回找黄太太和解。这时，楚子材似乎意识到“纯粹的爱”是一个幻觉。他决定理解和接受黄太太的多角恋爱关系，和其他男人一起分享她。公共生活和个人情欲幻想之间的冲突通过人物“内部”想法和“外在”社会政治氛围的并置得到了有效的戏剧表现。当楚子材转了念头，心里像烈火在燃烧之际，铁路公司的股东会，也像烈火燃烧着似的，正在通过他们炽热的抵御政府的四条议案。[……]群众的意识，被他们锻炼得恰像了一条钢鞭，更毫不通融的鞭挞着他们的脊梁，叫前进，前进！他们先前还努了许多次的力，想把这钢鞭把握在手上，或仍前的用来打人，或把它收拾起来，不要它不听命的乱挥，然而不成功，它一下一下的偏打在自己的脊梁上，勒逼着前进前进！（II：96）

叙事人将铁路争端和个人无目的的游荡这两个“时刻”并置。远距与近焦、反讽与移情的微妙互动突显了人物和政治事件之间的分裂。“钢鞭”的“鞭挞”这一借喻戏剧化地表达了人们意识的日益增强，与此同时，楚子材炙热的爱情促使他从政治生活中退身出来。最讽刺的莫过于主人公在保路运动日益高涨的时刻萌生退意，这个唯唯诺诺的年轻人为了个人幸福背弃了一切政治行动的希望，他的退出表现了上流子弟的懦弱。

需要指出的是李劼人利用叙事反讽呈现出私人欲望和历史变迁之间的裂痕。Dorrit Cohn在对《战争与和平》的分析中指出，托尔斯泰的历史小说“热切关注受挫的参与者的实时感受和反应”得以深入历史“每一瞬间”。小说叙事注重人物感受，通过个体片刻的感受表现历史事件。托尔斯泰认为小说有能力描绘出历史事件发生时的效果，从而在不受意识形态后见之明的曲解的前提下令参与事件的人物的真实经验栩栩如生。与之类似，《大波》里片段式的描述同样是吸引人的，正如有人曾说，《大波》里时间流动缓慢，叙事详尽表现了主人公困惑的内心，暴露了日常生活的平庸。现场感表明了人物意识里未知的将来，小说家描述了主人公面对进展中的事件的将来意义内心的讥讽之情。（在楚子材退出政治活动的两天之后，成都血案发生。）小说的反讽技巧和客观叙事深刻呈现了与政治生活的险恶保持疏离的主人公。

李劼人的写作显然有别于破坏偶像的五四意识形态抑或现代文学领域的革命迷狂，他的坚持和努力表明他急迫地想要在新世界到来之前描写出陈旧、贫乏的旧社会。《大波》里，性和政治的双重诱惑既带来兴奋感，也带来挫败感，这就是楚子材对爱情和政治的初步体验。年轻的主人公不得不开展爱情和自我实现的双重追寻，与此同时承受上流阶层在政治上的破产。主人公和年轻的表婶发生“乱伦”，同时与革命运动发生“不正当”的关系，经过这一切，他步入成熟。但最终，他的踌躇不定令他无法作出任何严肃的政治承诺，正如他无力反抗既定的道德准则和家庭秩序。

小说家描写了这对情侣如何沉迷于感官之乐的情欲体验。性爱和革命热情之间没有明确必然的联系，但关系到家族内床帏之间秘密的鱼水之欢。黄太太这样描述她放荡的私生活：男女偷情也是这样，若果一开口就吃个饱，不久就会生厌的，如其偶尔一次，比如肚子十分饿了，吃一盘精致点心，你想这比撑开肚皮吃热点心的，那个味道长些？……所以我昨夜才叫你走。我的意思，就是要把这味道留在你的心中，让你回家去慢慢咀嚼。你自然越咀嚼越流口水，你也才会荒着要来，不至于像往年一样，定要等到开学了才来。……乖儿子，你现在该懂得我的心了，不怨恨我了么？（I：123-4）。

黄太太拿食欲来比较她对男性的渴望，她认为，拥有各种类型的情人正如把新酒和陈酒混合在一起品尝。李劼人使用食物的模拟来形容女主角的性欲以及她和情人们之间的打情骂俏。当黄太太想到丈夫对自己妹妹的迷恋时，她告诉自己，这完全是因为丈夫的“胃口差”。她想到：“难道果真把燕窝鱼翅，肥浓大肉吃惯了，想要吃点青菜萝卜来换换口味吗？”（III：19）食欲和性欲成了可以互换的：楚子材：“好表婶！我的乖妈妈！小妈妈！可怜你的儿子，简直跟讨口子一样，残汤剩饭，你多赏一碗，救救你的儿子罢！”（III：164）

女性的语态、性欲和政治无可避免地与通奸以及性冲动的家庭剧绑在一起。通过塑造一个放荡的女性形象，李劼人向当时主导的五四意识形态提出了异议，在五四意识形态下，女性形象往往被表现为传统的，是社会等级制度和父权的牺牲品。中国当代评论者把对《大波》的考察放在共产主义历史编纂和革命修辞的意识形态透视镜下，认为女主角是封建家庭道德败坏的负面的个体典型，而疏忽了作者将女性的放荡和历史并置的特殊方法。其中一个评论是这样的，“这种对性的渴望被抽空了社会内容，同小说中不断开展的主题（历史）日益疏离开来。因此，显然，黄太太这一人物缺乏深刻意义，即使这是一个具有强烈个性的形象。”诸如此类的阐释忽视了小说中性欲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作者对具有性诱惑和道德挑衅意味的女主角的塑造是在一种疏离的叙事模式下进行的，个体的身体冲动和思想波动通过一套食色语汇表现出来。女主角对于物质（食物）和身体（男性）拜物式的热爱被隐喻地转化为颠倒性别等级、扰乱公私、混淆情欲和政治野心的女性力量。作者笔下的女主角生活在一个在家族力量和政治势力上都日益弱化的上流家庭和父权系统中，她的放荡和专横构成对性别关系的颠覆。一方面，无论心理上还是生理上，小说中的上层家庭都日渐衰落。隐含其中的“阴盛阳衰”现象可以被解读成一种男性气质的标志性退化，这一点是伴随绅士阶层的传统优越地位的崩坏发生的。男性的去势表现在男性的虚弱和女性化上。钟雪萍指出，一般说来，文学再现中男性身份的弱化表现了中国文化和国族精神中的“男性意识危机”。女主角和她的上流爱慕者之间挫败的情欲关系表征了整个社会病态的贫乏。他们之间禁忌的情欲关系是颓废时代的产物，是社会变质的一个标记。如果在李劼人的小说里看到一种左拉式的自然主义倾向，不要忘记，进步和颓废之间的辩证关系是诸如巴金、曹禺等五四作家的家庭叙事里着重关心的问题，在他们的作品中，“封建”家庭制度或城市资产阶级家庭的腐坏是最重要的主题。《大波》里，“颓废”（decadence）更多在家庭环境中弥漫，而非公共政治场景。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对巴尔扎克现实主义小说的分析和我们的讨论相关。詹明信对巴尔扎克的家庭叙事做了寓言式的解读，他认为，小说中贵族男性角色的性能力本质上关系到他们的阶级从属关系和抱负。因而，巴尔扎克的小说通过爱恨情仇的家庭剧对就政治权力及合法性展开的男性斗争做了象征性的表现。类似的，《大波》里的黄太太对于传统秩序而言，既带来活力的注入，亦造成毁灭。她的乱伦行为扰乱了家庭秩序，违背了儒家道德准则。女主角的放荡本性——她一心一意追求情欲满足，毫不顾忌自己的不伦行为——诱使她干预上层男性的政治生活。革命运动期间，黄太太使用老练的社交手段操纵她的情人们，引发了一系列在政治信息获得过程中男性之间的阴谋和背叛。在性和权力的竞争中，情人们各怀鬼胎，一心取得爱情和政治资本上的独占。当黄澜生秘密计划参加革命党时，闹剧开演。黄澜生没有向妻子或妻子的情人们透露这个决定，对政治生涯失败的恐惧映衬出三角恋情里的激烈竞争。黄太太很快从同叔叔关系密切的楚子材那里知道了丈夫的秘密（而黄澜生对妻子和侄子之间的关系毫无所知）。年轻的侄子成了中间人，掌握上流社圈的政治秘密和隐私。在楚子材成为黄太太的秘密情人之一后，他成了占有欲最强、最野心勃勃的对手，对长辈们和他分享爱人心怀嫉恨。

对黄太太来说，丈夫和革命党私下交易相当于彻底背叛她，她觉得自己被政治“剥夺”了，丧失了对男人的吸引力。换句话说，政治让女主人公的私人愿望和欲望无法满足。倘若她要重新赢得情人们的爱慕，她就必须涉足政治，把他们拖出政治冒险，带回她的香闺。所有的绅士们在决定时刻都表现得犹豫不决，这时，她挺身而出，帮助一个叫做吴凤梧的有抱负的民兵头目获得了权力，并且给予他经济上的资助。由于吴凤梧代表新的军政府，黄太太勇敢的决定保障了她的情人们在新政权里占有一席之地。在革命的旋涡里，黄太太的果断让她那些缺乏行动能力的男性同伴们相形见绌。要继续让情人们神魂颠倒，控制住他们，她需要迎合他们的政治抱负和社会野心。正因为如此，她才愿意动用家族人脉施惠给他们。正如曹聚仁所言：“只有这位有决断的黄太太，才真正把握了‘革命’。”作为把赌注压在爱情和革命上的机会主义者，黄太太不由自主地被时代的“大波”卷入。

黄太太对革命持保守态度，但最终，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感情关系上，她都是大玩家，这一命运转折极具讽刺意味。私人性欲和公众历史彼此纠缠，在叙事中形成危险的极点。李劼人将情欲和政治情节相关联的间接方法，以及他对在小说创作上依从任何具体意识形态立场的拒斥（尤其是拒绝表现角色在意识上目的明确），把历史小说的美学问题摆上了台面。这样一来，历史事件对人物的作用力变得不那么显而易见，历史推动力的形成也显得暧昧不明，《大波》里人物似乎完全听从于历史的偶然性和突发性。卢卡奇说，在历史小说里，小说家专注于历史断点处的个人命运，强调“诗意的觉醒”以及在历史事件里崭露头角的个体的坚定。相比之下，李劼人笔下的人物并没有站在历史的最前面，抑或采取任何明确的行动，反之，是人类自发的欲望和私利支配着个体行为。正如我所标榜的，这种人物的主观世界和历史环境之间的分裂可能近乎托尔斯泰的历史小说观念——历史不是一系列由英雄和政治家控制的戏剧性事件，而应该是对历史进程带来实际推动的那些普通人无意识的抗争。

小说结尾处，叙事揭示了私与公的双重导向。黄家的公馆成了吴凤梧打理政务的临时“军部”。叙事人并没有写上层人士们如何谈论政治，而是转而描写黄太太的回想，表露她的心理活动：楚子材这个人，诚然是百无一取，尤其使人生恨的，就是毫无一点儿男儿汉的胆量，动辄便朝家中跑。但是他那驯柔的性情，不把自己看成一个了不起的男子的性情，业已足令一个中年而又刚强的女人，惬心称意的了，更加他那在无人时，比火还要热的情爱，真够以使人通身为之镕化，尝味着一种永不能够餍足的滋味。这滋味之可珍重，是无价的，是要以光阴去易取的。光阴一过，便永远得不着它。她放下茶杯，决然把脚尖向地板上一顿道：“我要他！我正要他！他那比火还热的心，我是不能离的！”（III：324-5）

全知叙事人从“外部”环境的描写转而进入女主人公的思想活动。尽管陷入“回想”的主体是用第三人称来指涉的，那种切肤的口吻听上去实实在在就是女主人公的自言自语。“回想”的举动表明了角色的思想活动，模糊了人物声音和叙事声音之间的界线。主观描写让读者窥见主体的想法，使虚构和历史之间的多声互动毫不间断。黄太太的女性口吻体现出个体对当下和将来形势的漠视。叙事末尾的讽喻落在人物对现实的曲解和读者事后对史实的认知之间的不一致上。历史上，革命开展之初，四川的重获和平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上层阶级对权力的夺取亦如此。一位历史学家评论道：“革命来到成都，但成都并不太明白革命是什么意思。”历史“前景”的不确定同女主角沉浸在“过去”的私人回忆里形成对比。她对过去的风流韵事的默想浸淫在怀旧的伤感和一种时间的不可逆转的感受之中。在和侄子的不伦关系中，她体会到了年轻的激情和性的冲动，这些是无法在她那些上了年纪的情人那里体会到的。对浪漫回忆的迷恋坚定了她掌握自己命运、追求幸福生活的决心。女性的私人/家庭空间被奇异地放到与革命潮流相冲突的位置。父权和政治秩序的男性统治的崩溃换来了她的女性愿望的满足。人物在家庭生活里的这种微妙的“干扰性”的插曲表明了李劼人对“大河小说”的特色运用，即结尾的“开放性”。小说结尾落在一个片刻的呈现上，这表明作者不愿意以历史问题的戏剧化解决作为小说的收尾。结论和思考

评论家黄子平注意到李劼人的历史小说没有被归入共产主义文学史的“革命历史小说”名下，因为他的作品并未关注共产主义革命。王德威观察到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的共产主义小说同日益生成的国族话语关系密切。国家认可的革命文学类型包括共产主义战争叙事和土地改革小说，这些作品塑造了英雄人物、勇敢的士兵抑或绝望的农民，他们为了一个新的国家的建立而斗争，因而历史被呈现为斗争的历史，直至最终共产党的崛起。王德威论述道，历史小说和历史撰写之间的对话关系（同样是问题关系）开始成形，并在20世纪40年代末转化成为通俗的宣传文学，当时“写作最终成为政治行为，成为一项需要投入鲜血和汗水的事业”。

有关李劼人表现共和革命的历史小说研究甚少，这反映了共产主义文学标准包含的意识形态偏见和革命修辞。作者的历史小说实践值得我们注意，不是因为它对历史所作的详尽的政治层面的分析处理，而是它呈现出的虚构和历史再现之间无法解决的紧张关系。李劼人的历史小说的“革命”成分较少，更多是关于地方、日常生活以及推动叙事的当地民众的记忆。宏大历史图景中形成的地域诗学实际上说明了小说和国族之间的再现问题。当国家自身成为历史的主题，小说话语受制于历史目的论时，李劼人处理历史变化的复调话语和日常生活方法令他的作品在日渐政治化的文学领域中显得形象模糊。

正如我所说的，小说家让叙事酝酿出一种对于“当下”持续的不确定感，重新体验人物面对无法预料的事件时的无意识反应，从而突显了历史的“真实性”。作品没有“预示”出引领事件沿着反向因果关系展开的将来，作者使用了“侧影”（Sideshadowing）的叙事策略，还原了事件的当下感，“在决定论式而又封闭的主流时间观念之外另辟蹊径”。《大波》中，成都上流阶层毫无预期地被突然来到的革命抛在后面，作者生动表现了他们的所思所感和惯常生活。政治变革的狂飙突进撼动了历史的缓慢进程和上流社会悠闲的生活。至于正当年少的男主人公和他年轻的表婶之间的恋情，可以作一种有趣的解读，即把这种关系看做他们面对历史的一种症候式的心理抵抗，映衬他们在政治参与方面的无能。这对恋人选择沉迷于不伦之恋的欢愉，无视道德和历史的“现实”。上层阶级对变革的抵抗通过爱情寓言的形式得到想象层面的实现，在爱情寓言里，无法控制的激情阻抑了革命行动。李劼人与众不同的历史话语让他的作品和他的时代之间的距离——这个时代见证了文学创作领域革命小说和爱国主义修辞的激烈转向。他独特的小说创作和创作意图的难解向我们提出了诸多问题，譬如文学史的经典化，以及小说和国族之间的复杂关系。

《大波》：从精神到形态的现代性叙事

1925年，刚从法国归来的李劼人便计划用文学之笔记录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以一九一一年即辛亥年的革命为中点，此之前分为三小段，此之后也分为三小段”，“打算把几十年来所生活过，所切感过，所体验过”的，“意义非常重大，当得起历史转捩点的这一段社会现象，用几部有连续性的长篇小说，一段落一段落地把它反映出来”。

1956年12月李劼人在四川省文学创作会议上讲话时说道：“一直想写一个长篇，反映辛亥革命斗争。自己感到辛亥革命是历史上一件大事，这次革命首先发难的是四川争路事件……我想，直接从辛亥革命入手太仓促了些，这个革命并不是突然而来的，它有历史渊源。历史上积累了很多因素，积之既久才结下这个大瓜……从庚子起写到辛亥革命，写所闻，写所见，写身所经历，三段一个系列，这就是大家所说的三部曲……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当时革命的进程。”

由此解读，李劼人创作“大河小说”三部曲的目的均指向辛亥革命这一件大事，《死水微澜》《暴风雨前》虽未直接写到辛亥革命，却是为写历史大事铺设的渊源和背景，写到《大波》，才是作者真正想浓墨重彩勾勒的“大瓜”，前两部小说中描叙的动荡社会中生活的人，都是缔结这个瓜的种种因素。从题材的组织和酝酿来看，在作者的创作构想中，最重要的作品，应该是《大波》。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大波》最终在艺术上的成就不及《死水微澜》。在实际的创作中，《大波》无论是初创还是改写都是作者花费心力最巨的一部作品，在艺术表现手法的探索上，不仅比《死水微澜》更进了一步，同时也是最能体现作者创作思路和意图的一部作品。《大波》力图展示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保路运动的全过程，直书社会政治变革。一、历史观念形成的现代性叙事框架

世界观意识的减退与历史观的兴起，乃是现代性进一步开展的内在逻辑。现代主体明白，世界观意识中的世界并不能给主体提供存在的根据，相反，是主体为这种意义上的世界创造了意义。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的主体必须在主体自身的历史中发现存在的根据。在这种情境下，世界观到历史观的转变，就成了主体的要求。20世纪20-30年代以后，现代中国已经进入到历史观主导思想文化所有方面的时代，历史观的话语因此成为正当性的真正发源地。正是通过进步的历史观，现代性才获得了它的正当性依据。《大波》的结构轴心，是将普通人的私人事件与重大历史动荡有机联系而成的。围绕在这个轴心周围的，是与主要人物、主要事件有纷繁联系的次要人物和事件，通过这些次要人物和事件，小说把笔触伸向社会各阶层的生活角落，并同时构建起立体的历史生活，如此，小说贯通了社会众多侧面的经络，并在经络之间始终穿插着作者综合的历史观。《大波》体现出的历史观念，暗合了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观念，他不将辛亥革命看成一次突然的爆炸性事件，而对其发生前长时间积蓄的“态势”和“结构”更加关注。《大波》的叙述带着作者对中国近代历史错综复杂的清醒认识和对历史发展动因的深刻体察，以强烈的意象象征，呈现出对民族国家形成之前的一种现实想象，也渗透出作者对中国近代历史、文化的理性审视态度。《大波》全方位地描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不仅使同志军、同盟会、立宪党、清廷官吏、巡防军、新军与政治军事集团的矛盾冲突得以有力描绘，四川保路运动初兴、同志会成立、同志军蜂起、制台衙门血案、龙泉驿兵变、重庆反正、杀端方、四川大汉军政府成立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予以重点表现，且将四川社会各地域、各阶层的政治态度、伦理道德观念和生活喜好及环境风俗从众多侧面予以呈现。无论是写当时的环境和风俗，还是写风起云涌的事件，李劼人都能将社会、政治、历史和世情、乡土、民俗糅杂在一起，通过它们互相渗透、影响、制约的复杂关系，来展示“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小说虽然不是历史，但我反映的是社会现实，不能有一点曲笔，必须尽力写出历史的全貌，别人才能由你的笔，了解到历史的真实！”

这种由作者历史观念的变更而带来的全新的小说模式，具有开放式的框架，能全景性地展现时代风貌，把传统历史小说对官方大事和显赫历史人物的片面渲染，突破到以更多的阶层、更丰富的生活领域作为叙事对象的时空之中。这种突破虽然没有在五四之后，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写作的一种潮流，却成功地开辟了现代历史小说写作的一片疆域，能够更深度地将历史生活表现出来。1937年郭沫若曾对李劼人的历史小说作如下评论：“作者的规模之宏大已经相当地足以惊人，而各个时代的主流及其递嬗，地方上的风土气韵，各个阶层的人物之生活样式，心理状态，言语口吻，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亏他研究得那样透辟，描写得那样自然。他那一支令人羡慕的笔，自由自在地，写去写来，写来写去，时而浑厚，时而细腻，时而浩浩荡荡，时而曲曲折折，写人恰如其人，写景恰如其景，不矜持，不炫异，不惜力，不偷巧，以正确的事实为骨干，凭着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把过去了的时代，活鲜鲜的形象化了出来。真真是可以令人羡慕的笔！”《大波》以客观化的叙史风格，展示了历史的偶然与必然，超越了“文明冲突论”、“西方中心论”及“侵略论”等褊狭的历史观，对于蕴涵于历史的内在与外部之间的种种动力因素，呈现出极高的认识价值，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彪炳着一种独到的眼光和识见。然而，综合的历史观念成就了《大波》作为现代历史小说的价值一面，却在某种程度上损坏了小说的美学价值。当服从于艺术虚构真实的小说和服从于事件发生真相的历史交织在一起之时，以何为重，以何为要，无疑成为作者在创作《大波》时最无力解决的一个心病。创作中，作者为历史立言的倾向大于对小说的美学要求，尤其是改写后的《大波》，由于要回避部分作者原有的价值、思想观念，在艺术创作和美学表现上呈现出了冗长和苍白的一面。二、中西融会奠定的现代性叙事基础

回顾作者初期作品的艺术特色，虽然也有较为明显的外来艺术的影响痕迹，但基本上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继承。在《夹坝》中，作者的叙述带着强烈的民族尊严感，反对盲目从洋。但与此同时他也通过阅读翻译小说，积极汲取外来艺术营养，并不保守，例如《儿时影》就是阅读狄更斯《块肉余生述》的产物；《盗志》则是读了林琴南《旅行述异》，学习其写法而成的一个短篇。“看了辛亥革命后的新官场中许多怪事，又读了林琴南译的《旅行述异》，这部书对我影响很大，我就学习他写法，把我所见的社会生活，写成一个短篇，叫《盗志》，揭露官场的黑暗”。无论是《儿时影》《盗志》还是《做人难》《续做人难》，作者的叙述都采用的是晚清小说常有的那种连环小说的形式，但已不同于旧式的章回体了，基本是现代短篇的风格，作为当时文学潮流的必然产物，既有对传统小说写作的一种本能的继承，也有受到新思想影响后主动的创造性发挥，他早期的作品“弥补了古典小说向现代小说过渡期间的空白；……是现代小说的雏形”。

法国文学的滋养和影响带来的陌生化，形成了作者在小说中进行现代性叙事的空间。1919年11月至1924年6月，李劼人留学法国，对小说创作怀着天然热爱的他，自觉地汲取了法国文学，尤其是法国小说的滋养。在学习的过程中，他对法国当时兴盛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一派小说尤其关注，1922年，他便在《少年中国》上发表长篇论文《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品》，阐释了他对自然主义的文艺观。回国后，他着手翻译了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品——福楼拜的《马丹波娃利》（现译为《包法利夫人》）、左拉的《梦》、莫泊桑的《脂球》（现译为《羊脂球》）以及一些19世纪法国小说。

李劼人在文学创作中的超越气度无疑来自于有深厚人文精神浸润的法国文学，其博大与宽容的视野不仅令其文学之笔退隐了“道德”的评价，还将人性的真上升为艺术的美，为现代文学创造出一系列极富个性特色、敢爱敢恨的人物形象。法兰西民族人格独立、男女平等的思想意识为他的小说注入了全新观念，他也大量借鉴法国自然主义的创作手法，不仅在小说中穿插大量日常生活的精细描写，还对现实人物从各个侧面进行细致描绘，采用摄影师的手法，“拍摄”生活的画面以追求小说叙述的客观性，由此形成纷繁的“人的资料”，给人一种实录生活和照相式的印象。

与此同时，李劼人在法国文学面前，始终保持了民族文学的传统，展示了中国作家的独立、自尊和自信。他笔下的女性始终是民族的，且保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她们”既不同于法国的爱玛、羊脂球、斯摩伦太太，也不同与我国传统的杜十娘、潘金莲、王熙凤，而是具有奇异个性、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可厌又动人”的一个个“真的人生”。他固守着民族的根基，坚守着学习外国文学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民族文学的信条，正是这样的固守和坚守，才令他在中西文学的土壤中融会贯通，保障了作品的民族性和健全性，奠定了作品的现代性叙事的基础。三、时代文学背景下生成的现代性叙事模式“中国最复杂的正在于其文化传统的复杂性，也就是当一些新观念进入中国晚清的境遇时，它们与中国本身的文化产生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冲击，这种冲击最后就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基础。……西方事物、观念的进入是一种冲击，也是一种启迪，但并不表示它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变化。投石入水，可能会有许多不同的波纹，我们不能仅从西方的来源审视这些波纹。”因此，从文学的意义上，如何解决叙述的问题，从本土中国的现实土壤审视这些波纹，甚至大波，成了作者创作《大波》首当其冲要面临的问题。

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强调：“改良政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看到了小说与政治的关系，亲自翻译日本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创作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创办小说杂志《新小说》，高举“新小说”的旗帜，发起了“小说界革命”，力图开展一场“新小说运动”，倡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他拨开小说仅仅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以及“淳风俗，劝教化”的庸常认识，认为小说能够推动社会政治的进步。他把小说界革命纳入了“新民”，即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并作为发展改良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说法虽夸大了小说的作用，却实在引起了晚清小说的变革，加强了小说与现实社会的联系。这场“小说界革命”促使晚清出现了中国小说史上空前的繁荣兴旺景象。晚清小说数量之多，连当时的小说家们都感到震惊。吴趼人就曾惊叹：“吾感夫饮冰子《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

在小说《新大陆游记》中，梁启超对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提出了自己的景观和想象；在《想象的社群——对于民族国家兴起的反思》中，梁启超提出了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的想象过程，依靠的两种重要媒体，一是小说，二是报纸。正是有了这种抽象的想象，才有民族国家的基础。梁启超在中国现代史中，对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他与晚清知识分子一同在缔造两样东西：公共领域和民族国家。在他的《新中国游记》问世之后，晚清四部最重要的小说相继出现，尤其是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超越了官场所能应付的民族国家之想象，涉及官场和官场之外的所谓“江湖”。

在如此的文学背景之下，李劼人所面对的题材，显然比晚清小说所面对各种“怪现象”更加风起云涌和深刻。他要用小说之笔表现的辛亥革命，不仅是少年时代亲身经历的一件振聋发聩的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它之伟大，不仅在于挽救了民族危亡，争取了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还在于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

从目睹革命之前的乱象到经历革命本身的磅礴，作者最勇于体验和富于想象力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包含在这历史长河中极短暂却极轰烈的20年光阴里。二十几岁的天赋少年，经历了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关键历史时期，自然会诞生出一种豪侠之气，他立志要讲这段历史，不是以史家之眼，讲某种价值观和主义包裹之下的历史；而是用文学家之情，叙开放视野之中的人物和社会、事件与人生。作为一个曾经的报人，他将公共领域——报章杂志上读到的众多信息和论点组装成各式人物的思想与话语，用以反映维新时代西学东渐、思潮激荡的历史事实；又用后来经商时期接触到的名流巨贾私藏的众多第一手历史资料，如来往电文、奏章、公告、启事、公文以及事件内幕等，作为用自然主义手法写作的客观素材，冷静地“拍摄”和实录历史。历史学者隗瀛涛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有20多处参照《大波》，便可见史家对于其小说中历史材料信实感的认可。四、突破旧传统的现代性叙事手法《大波》是写旧事的，它将历史与庸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带着一种平民化的怀旧情绪。

它着意以在四川这一特定领域生活、依附于时代发展、以群体形式出现的人物即人民来反映时代的风云变幻。历史上的四川，因为闭塞，形成了特有的生活风俗和生活规范。《大波》在描述历史时，自然地糅进了地方的风俗民情，以历史生活化的场景来写历史的宏大背景，是其叙事手法的典型之处。

在小说人物的塑造上，作者的叙事手法体现着文化反省与精英批判的现代立场，小说实现了对传统的颠覆、解构，非英雄、非道德的主人公，第一次成为历史小说的主角。小说中，赵尔丰的昏聩和挣扎、端方的老谋深算与穷途末路时的凄凉与恐惧、吴凤梧的彪悍与油滑、傅盛隆的勇毅仁厚却又不乏市井之气、黄太太的精明与泼辣等人物性格的描绘与塑造，都是其突破旧传统的精彩片段。与历史生活化描绘同构，《大波》中的人物失去了与历史俱来的权威性，全面呈现出非英雄化的倾向，不论是上层叱咤风云的人物，还是工匠、士兵、学生、商贩、袍哥、帮佣、轿夫、妓女、游民、跑滩匠……他们共同作为一段历史的承担者，在历史面前被还原成人性的世俗存在，显得平实而又合乎生活逻辑。李劼人将人的历史——人生作为人性的重要反映手段，将人的愚昧、人的道德缺陷交织着性格上善恶的混沌状态，一并融于人物的人生之中，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和丰满，“他们”共同在历史中形成了人性的复杂心理构成和表现。

欲望叙事是贯穿“大河三部曲”的重要内容，在旧版《大波》中发展至极致。开放的女性化视角和现代婚恋观，是李劼人塑造女性人物形象时一直采用的创作态度。在对性爱思想进行艺术表现的创作手法中，李劼人得益于法国近代小说的滋养，采用了大量写实手法。他回国后翻译的小说，有一半以上的作品是写妇女生活的，且常常以心理描写见长。其翻译的卜勒浮斯特的《妇女书简》就是一部对妇女的情欲心理描写有过人之处的短篇小说集。李劼人认为卜勒浮斯特的创作，“总容易使我们看出的便是心理的分析，只管微入毫发，只管不甚像普通所言传的，但绝非野狐禅，绝不是像罗曼派作家想必虚构出来，无非是从实验中得来的结果。”这种对女性性爱心理微入毫发的描写手段，李劼人在旧版《大波》中用得特别多，小说中多处用整篇的文字来描写黄太太和楚用的性爱心理风波，并采用大段静止的描写把人物的心理活动同人物行动的时间、空间分离开来，使心理描写在作品中呈现出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由此将人物整个的精神活动立体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尤其是旧版《大波》中，黄太太的出格，明显是作者着力渲染的篇章，他力图用一个大胆泼辣、勇往直前的妇女形象来映衬一个保守、落后的社会，来作为人物追求自由、争取地位的进步性的暗喻。

《大波》的重写与李劼人的“二次革命”

1954年5月，作家出版社致函李劼人，商洽《大波》的改写然后重版。对此，李劼人表示愿意。他自认为：“在三部小说中，偏以《大波》写得顶糟。……十几年来，随时在想，如何能有一个机会将《大波》重新写过，以赎前愆。”所以，他不仅决定“另起炉灶地重写”《大波》，还决定从《死水微澜》开始，重新修改整个“大河小说”。

1954年11月，修订、重写的工作开始。“《死水微澜》因为基础不错，改的只有十分之一，不很费劲。《暴风雨前》改了三分之二。”它们的改写花去了李劼人半年的时间，但总体上比较顺利。李劼人自我评价为：“重新改写的两部书，现在看来还不是很成功，但比二十年前写的东西要高一层，脉络清楚一些。”

然而，接下来重写《大波》的工作令李劼人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难。1954年和1955年，李劼人曾进行过两次重写的尝试，但每次写了十多万字后就因故罢手。1956年到1962年，他一直持续着这项工作。但其间进展的艰难和收效的低微总是使他倍感无奈。

其间，李劼人或许很难忘记新版《大波》第一部面世后，普通读者的反应：“看完《大波》上卷，酷似看了一出编排得不大好的大戏。但见人物满台，进进出出，看不清那是主角，那是配角。甚至完场了，也没看见一点缓歌慢舞，令人悠然神往的片段。”“不是戏，倒像是辛亥年四川革命的一本记事本末。人物既缺乏血肉生气，而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形也反映得不够充分。说它是小说，还应该努力加工。”这是其中最尖锐的两种声音。

与此相对应，当时的官方对李劼人的新版作品也并不很看好。1959　年初，张天翼受“组织”之托，就《大波》的创作倾向问题同李劼人谈话，指出《大波》在处理历史任务方面，还有不明确的地方，如对辛亥革命时代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缺乏具体的分析评价。在1959年第二期中国作协组联室的《情况汇报》中还记录了两人的一次谈话，张天翼就李劼人在作品中如何表现劳动人民的力量，提出了一些意见。但李劼人的反应却含糊无力。以至于同年6月中旬，《人民文学》写信给他，希望他写一篇谈自己创作的文章，而他却回信拒绝了。甚至表示：“不但目前不可能写，即今后永远也不可能。”《大波》是“大河小说”中篇幅最长、分量最重的作品。其“另起炉灶”的新版更是是李劼人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作家的几乎全部工作。这部九十余万言的作品是整个“大河小说”中唯一正面大规模叙写旧民主革命爆发和高潮的，革命叙事是其重中之重。为此，他殚精竭虑，大费心血。但时至今日，

造成上述负面评价的那些小说文体现象依然未曾改变。

斯人已去，可惜，“革命尚未成功”！是不愿为之？还是无力为之？

历史却只在这场创作“革命”即将遭遇它无可挽回的遗憾结局时显出它吊诡的一面。“总的看来，李在整风‘反右’后，没有接受教训，对于党的领导仍内心不服，对党的方针政策一贯抵触不满……实质上是个资产阶级反动派。……由于其牢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不愿接受教育改造。……”这大概是当时的对于李劼人的最后一次“组织鉴定”了，但也是历年来评价最低的一次。

为文，为人，那时的李劼人竟都一样的难！为什么？

往事渺渺，历史、个人之间孰是孰非，孰优孰劣？现在我们的看法可能不尽相同。我在下文中恐怕也无法圆满地说明。只是希望能从对新版《大波》中的那些革命叙事的解读中将潜藏于作品、作家、时代之间的那些曲折尽力揭开。一、革命难为：新版《大波》中的革命者群像分析

既然再度进行革命叙事，那么首先面临的问题必将是革命主体（革命者）形象的塑造。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下，“革命”一词凭借其背后无比庞大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的支持而令自身的政治语意全面压倒了其他语意。而这种政治语意在当时的中国又很大程度上与正义、正确、崇高等价值观相对应。因此，无论是革命还是革命者，在当时都历史地禀赋着强烈的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简言之：革命事业崇高，革命者是英雄。

于是，令人疑惑的问题出现了：通观整个新版《大波》，读者难以见到一个符合时代理想的革命者。纵然作者曾经流露过不愿将革命者都写成完美英雄的创作意图，但何以我们在洋洋数十万言的革命叙事中竟连他们一点经得住风雨的坚定勇气和正义都难得看到呢？“大河小说”中的革命叙事是针对辛亥革命前的四川保路运动和其后成都、四川的地区独立革命运动的。它当中的革命者形象系统由五部分人物形象构成：1.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并怀着些旧民主主义思想的地方士绅。2.受旧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的进步青年和学生。3.一些晚清政府按西方军事模式训练出的新式陆军。4.由民间会党成员为主要组成的同志军。5.部分普通的下层社会民众。

在新版《大波》的创作中李劼人知道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他也用功地再次学习改造过了，他是决心要“赎前愆”的，可小说里的那些革命者最终还是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不甚理想的模样。为什么？通过将李劼人的人生经历与其笔下的革命者形象、事迹联系起来思考，我们或许会作出一些有效的分析。（一）地方士绅

那些有着民主革命思想的地方士绅（如：蒲殿俊、罗纶等人）是以真实人物为原型写进小说的。他们是那些革命事件的策划者和形式上的领导者。对于那些历史事件本身，作为历史见证者的李劼人是体验颇深的。而由于新中国成立前自身社会身份的原因，我认为李劼人应该对这些革命士绅的性格和气质认识较深。结合后来的历史经验，他当然知道这一阶层革命者的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新中国成立前，具有激进革命意识和民主精英意识的李劼人，也自然会对他们那时期的历史作为进行反思。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政治学习，他自然更加清楚那些人属于资产阶级，从而认同官方结论：他们不能够彻底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

因此，在新版《大波》中，他们的革命表现让人失望。作为保路运动和地方独立运动的民意代表，他们在面对腐朽的晚清政府官员如赵尔丰及其属僚时，性格和行动上均显得被动。保路风潮时，他们大都只是在聚在一起空洞地进行局势讨论。而讨论的目的并非为了取得革命中的相对强势，而不过是为了如何能以请求朝廷收回成命的方式，重新获得地方铁路商办权。这样，《大波》中的保路同志会员们在他们的领导下，总是在烦琐无聊的会议中纠缠不清。若非民众以罢工、罢市，学生以罢课来鼎力支持保路，若非同志会中有人以《川人自保商榷书》的革命宣言来激化了他们与朝廷的矛盾，若非赵尔丰及其属僚在惶恐不安的心理驱使下贸然逮捕了他们并随后制造了对于请愿群众的血案，保路运动的进程恐怕还要被耽搁。

后来，四川保路运动演变为以保路同志军为主力的地方暴动并帮助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在中国各地革命独立蜂起的形势下，赵尔丰眼见大势已去，被迫释放了被其软禁的蒲、罗等人并同意成都独立。可蒲、罗等人却并未与这个革命刽子手进行重新斗争，反而同意了其提出的于他有利的成都独立条件。在成都独立后，面对拥入城市的数量众多的同志军和准备被接收整编的朝廷巡防军和新军，蒲殿俊等人更显得手足措，最终导致其中许多求饷不得的士兵在成都城里实施武装抢劫。最终，作为那一时期革命代表的蒲殿俊仓皇逃窜。

对于这些思想保守、性格软弱的革命领导者，新时期的李劼人坚信他们无法正面承担革命重任。所以，他对他们纵然特别熟悉却并无心思着力塑造。在小说中，他们的形象多为侧面刻画，并不丰满，他们的事迹则多出自局外人的谈论。因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了某种象征性的革命符号。（二）青年学生

与地方士绅软弱妥协的集体性格相反，“大河小说”中那些受旧民主主义思潮影响的进步青年和学生形象则更多了激进、坚定和勇气。这个势头从《暴风雨前》里就开始崭露了。李劼人自述在其中有意塑造了三个知识分子的典型，其一就是前进的，革命的。这个叫做尤铁民的人物形象正是一个鼓吹铁血救亡，不畏牺牲的进步青年。他在上海时曾发动组织名为万国青年会的革命团体。回到成都后又积极参与同盟会的地下革命活动以至于受到官府缉捕。他还给朋友郝又三写信，劝其加入同盟会，并说：“作一个革命健儿，流血救国，虽死犹荣。”

这些革命青年在保路运动的牵引下组就了一支规模不小的保路学生军。对此，李劼人在他们出场行军时就将之与同志军作了比较。并肯定地说他们虽然没有后者整齐划一的白布包头，没有过山号吹出来的威武，却“实在精神得多”！这种精神是内在的。新版《大波》中，被朋友邀来加入学生军的男主角楚用在接受了青年朋友们的革命宣传后，心里并没有像郝又三一般转念间就牵绊于家庭男女之事，而是发出感叹：革命，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事情。

新版《大波》中，一场学生军与巡防兵的犀浦血战中将关于这些青年的革命叙事推向高潮。这也是该小说中无可比拟的让人热血沸腾的场面。“没有一个人迟疑，也没有一个人出声，只管大家都变脸变色，可是没有一个人想到害怕。”武器装备极差的学生军显出了那些与之交锋的清廷巡防兵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勇气——“这伙人被热情激动起来，根本就不怕流血牺牲。”

我们从中可以分明地看到理想主义的激情。但这为何又难以支撑起李劼人所心仪的理想革命者的形象呢？或许用李劼人自己评价那种前进知识分子的话就足以说明：“他只高叫流血、革命，但革命以后该怎样办却不知道”。

的确，这些革命青年太年轻，不成熟，他们甚至连基本的革命准备都没有。无怪乎楚用还会产生这样的疑虑：要革命就应当耍手枪，丢炸弹。……而手枪炸弹这种必要的革命武器，据尤铁民说来，四川的革命党似乎还没有啊！这疑虑虽然显得很简单，但却很实际。学生军在犀浦血战中伤亡惨重，不是武器装备低劣所造成的沉痛教训么？

显然，李劼人对此认识得很清醒。那些稚嫩的革命青年只有理想的革命精神，却无理想的革命实践能力。他们可以是革命宣传乃至革命行动的前锋，却难以作为革命势力的中坚。李劼人最终虽然把他们塑造成了富有生气和血性的群像，但他们却仿佛李劼人曾经激扬的青春一样，鲜活而短暂。在四川独立的历史时刻，李劼人和那些追求进步、崇尚革命的同学也曾经闹过学堂，斗过督学。因此，新时期的李劼人在重将革命青年以及学生军的形象和事迹写进自己小说的时候，很大程度上带有对往昔那种革命朝气和激情的珍视。在新版的《暴风雨前》中，他改正了旧版丑化尤铁民的描写；在新版的《大波》中，犀浦战斗较旧版更加“写得有声有色”，青年楚用也从与其表婶黄太太的情感纠葛中跳脱出来，加入学生军，开始了革命思索和革命行动。这显然不可能仅是由于作者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或者为了“更好地反映起义群众的革命精神”。

然而，即便如此，李劼人仍然不会改变自己内心的革命叙事原则。他想要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还原广阔历史的真面貌，他想要深入革命运动的本质，他就不得不放弃对那些让自己理想有所共鸣的青年群体的继续塑造。这也正是那些富有浪漫色彩的“血肉生气”稍纵即逝、渺无可寻的原因。（三）新军

既然学生军战斗力弱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必要的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那么兼具了上述两种优势的新军是否可以作为更理想的革命势力呢？同为那一阶段历史见证者的郭沫若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这时，假使四川的新军里面真正有革命性的人在那儿主持，四川老早是已经独立了的。”可见，郭沫若后来很相信新军的革命力量。至少，他认为新军胜过了士绅阶层。然而，在新版《大波》中，李劼人所叙述的新军事迹却表现了更加复杂的思考。

首先，四川的新军里有革命者吗？他的回答是较肯定的。从成都市郊龙泉驿起义的夏之时一干人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并且，新军中革命党人的存在也是历史事实。可问题在于，这些人是否真正在主持新军，并且具备领导新军进行革命的能力。

龙泉驿起义前，驻防新军中较为坚定的革命者夏之时、宋振亚等不过是排长级别，军权形式上仍然被东戍卫部司令魏楚藩所掌握。这说明革命势力在新军领导层尚未渗透。幸好，革命意识已经在下层官兵中广为传播，并且得到了众多下层官兵的同情，因此，革命事变才可能一呼而起。

但起义后的新军革命领导层好像对自己的威望并不自信，反倒要用武力逼迫旧有的清军官僚继续做傀儡司令。起义后，夏之时等又为军队的去向迷茫，只是因偶然的机会，才在乐至县的一阵军事整顿和安岳县的一阵焦急商议后做出了进军重庆的决定。最后，也是颇偶然地率先促成了重庆反正独立。

可见，蓦然得势的新军革命领导层并没有周详的革命计划，也缺乏成熟的领导能力。并且，各地的革命新军也由于相互间交流的闭塞而无法迅速有效地建立起可靠联系。

这些都是初期革命新军的真实缺点。所以，李劼人在论及夏之时的形象塑造和龙泉驿兵变的叙述时说：“……龙泉驿兵变和夏之时到重庆，是一件有关键性的事情，不容许随便带过。……但是为什么又不把夏之时写成一个像样的英雄人物？而且看起来似还有些苍白无力呢？问题便在于龙泉驿兵变固然是一件值得歌颂的事情，但并不如一般记载所说，是出于夏之时有计划的领导。……克实考察、研究起来，也只是因缘凑合……”也因此，李劼人觉得自己不虚构英雄而尽量还原历史真人的写法“似乎妥当一些”。

这不仅仅是创作意图上的决定，更是李劼人用心思考的结果。郭沫若的感叹粗看并不错，但细致分析起来却还要涉及更多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所谓革命者的“真正的革命性”该是怎样的一种性质和状况。对此，李劼人也没有清楚地表明过过自己的理解。但新版《大波》中的革命叙事则形象地透露了某些思路，即：在没有统一的革命纲领、周详的革命计划、严谨的革命纪律的情况下，革命新军的革命也是十分盲目且极容易向不革命作危险变质的。“三渡水惨案”发生后，围攻新津的革命党人立刻由于激愤而放弃了原来“出兵无力”、暗助同志军的立场，转而高架大炮、帮助清政府攻下了已经被同志军占领的新津城。

何等凑巧，破城当天竟正好是武昌首义、辛亥革命发端之日。

对此分外微妙的历史戏剧之一幕。李劼人虽然言不外露，作品中的评判却是十分明显的。

且就后来的历史事实而言，新军也的确没有充分转化为进步的革命军队，许多是被地方军阀收编而成为权势斗争的工具。甚至有不少当初的新军革命者为私利而直接沦为地方军阀，变救亡革命为利益争斗，从支持民众到鱼肉百姓。它们的历史局限性是为李劼人所深刻了解的。在其“大河小说”创作前以及同时期的一些短篇小说当中，他就对这些问题作过多方面面的反映和评说。

因此，新时期的李劼人重写《大波》，对新军这种旧式军队以及其领导者，无论形象还是事迹，所作的反思、审视应该多于肯定。也因此，他那些关于未能找到某种“有声有色”的创作方法的“谦辞”，恐怕正是他有意为之的托词吧！（四）同志军

历史上，同志军是因四川各地方的保路同志会的联络、发动而后通过民间会党组织起来的具有相当自发性的革命势力。基于此，其队伍较新军更显得成员复杂、纪律松散。所以，虽然它可以很大程度上标志这一时期革命运动“发动迅猛，群众面广，会党作用突出”等重要特点，但当李劼人要在新版《大波》中赋予其直接的文学形象时，他仍然不得不遵循由其真实思想情感所造就的创作原则，秉笔直书。

同志军起义依靠的主要力量是会党，会党成员是“袍哥”。而“袍哥”无论作为组织还是个人都处于非官方、非主流的社会边缘。在普通人的眼中，这种“边缘势力”甚至带有让人疑虑甚至恐惧的灰暗。因此，具有精英意识和文人做派的李劼人对之态度历来是不亲近的。虽然，他也曾因一件家庭事故而得以更了解了旧式会党及其成员的内情。但他对这一社会势力的基本态度仍然倾向于否定。

共和国成立后，“三大政治运动”在前，《大波》的重写在后。而“打击反动会道门头子”则又是作为“三大政治运动”之一的“镇反”运动的重要内容。对此，李劼人说自己是“衷心拥护”的。于是，我们也可以对作家之所以要在其重新详尽叙述、描写的“三渡水惨案”中取批判同志军的态度有进一步的阐释。那就是，李劼人内心对于会党势力的反感，实际上也暗中造成了他对与会党势力勾连极深的同志军革命性的怀疑。这种怀疑并非针对其客观的历史进步作用，而是针对其组织本身的革命正义观念和革命道德素质。这种怀疑，李劼人虽然未曾明言，但在其史笔之下却自有春秋。

就新版《大波》的革命叙事所塑造的同志军群像来看，其散乱、庸俗的缺陷暴露无遗。其中张熙、张捷先、孙泽沛等袍哥首领更是一帮目光短浅、行事莽撞、胡吹海侃的匪霸。较之新军及其领导者，他们的形象更加不集中并且更加不堪入目。似乎李劼人内心觉得二者相较，新军的革命功绩实在要大许多。毕竟，是革命新军的反正才最终成就了辛亥革命和各省独立。它们若不起义响应革命，无论何处的类似同志军的自发武装都会像新津同志军一样被击溃。

从1906年以来，四川的同盟会会员曾多次在川北、川南、川东南一带图谋如此这般依靠会党组织的起义，结果均收效不大。正如《大波》中的一个名为秦载庚的同盟会员所感叹的那样：“唉！这样的乌合之众，咋能真正用来打仗呢？”而历史事实也证明四川确是中国近代革命起义最早而独立最晚的省份。

因此，我们虽不能否认同志军是这时期革命运动的一种动力，也不能否认它与革命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那种组织、那些人的确带有很大的自发性，他们与后来人们所见识并吁求的革命组织、革命者距离太远。回望历史时，它们只能“货真实值的××××”。无论是作为革命左翼先锋的郭沫若还是作为民主激进分子的李劼人。他们的评判无疑都留着反思历史的痕迹。李劼人以往曾对郭沫若的《反正前后》不满，认为郭沫若“把二十年后的思想行动，生生的装在那时人的脑里”。可他自己又何尝能够完全逃脱呢？（五）下层民众

若没有下层民众的配合，革命运动也是很难成功的。所以，尽管有许多历史局限，同志军的形象和事迹仍然在《大波》的革命叙事中鼓起了巨大的革命氛围。而这一氛围内的另一股气势则无疑来自同处下层社会的那些普通民众。可惜，这些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被日益高扬的属于“劳动人民”范畴的社会阶层并没有被新时期的李劼人塑造成令人感奋的革命典型。就新版《大波》中唯一着墨较多的普通成都市民傅隆盛而言，这个盐市口伞铺的小老板平生主要的革命事迹除保路风潮兴起时的积极参与议论，保路运动进行过程中的积极响应罢市之外，最激烈的举动不过是到处去宣传和张贴同志会所发的印有“德宗景皇帝牌位”字样的“革命纸”，并因此愤然闯入了同街高墙深院、显赫无比的贾公馆。而这一切至多可以反映他是一个具有爱国爱乡感情且对权贵势力有所不满的正义小市民，连基本的革命者觉悟都没具备。至于小说中其他旁及的一些临时的群众，就更加不足道了。所以，“《大波》中的人民群众，气氛较好，人物形象很差”。并非虚言。

但这显然不是李劼人有意为之。很可能这本就是他脑海中的那时期底层群众的模样。至于为何并没有在《大波》的重写中作符合时代语境的艺术处理，以至于面对张天翼的“意见”时还显得“含糊、无力”，这不得不使人疑心其中另有隐情。

综上所述，对李劼人而言，新版《大波》的革命叙事中没有理想的革命者似乎理所当然。因此，在它的革命叙事遭到无论民间还是官方的质疑时，他无论是辩解还是退避，实质上都出自一种无奈。他说自己创作失败的关键在于要处理的素材太多，要写的人事太多，而自己又没有罗贯中、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能力。但我们略加思考就会发现，李劼人这些话并没有实在地涉及自己的创作。因为无论是他设作参照的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还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它们中都有作者自己明确的价值观在内，表现在人物形象中就是对于那些自己心仪的角色的塑造，表现在叙事上就是由那些形象所贯穿的有始有终的情节线路。而这一切在《大波》中实在难觅踪影。为什么？同样是关于风云时代的历史叙事，显著的差异为何就发生了，是作家的根本无意、无知，还是另有缘由？二、革命难书：新版《大波》与困惑者的革命史记

1937年上半年，李劼人完成了《大波》下卷之后，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越写越坏”。抗日战争兴起之后他甚至忿忿地发过誓：“不写长篇，自己没有才华，就干脆搁笔，也不妄想当专业作家。”于是，他把小说的笔一搁十年。个中缘由究竟如何呢？在李劼人后来的言谈中，他提到自己对旧版《大波》的不满，认为自己的创作水准日益下降，甚至到了“顶糟”的地步。而当我们知道了重写《大波》的李劼人仍然显得那样心力交瘁、痛苦无奈时，我们就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了：《大波》何难？《大波》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小说呢？就其主要内容来讲，它应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既然作者公开承认自己的“大河小说”是为记录历史，反映革命而作的，那么，为何当那段革命历史距他越近时，他越会感到自己的创作困难重重呢？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若自身的创作能与内心那些隐藏着的理想和激情相契合，然后形诸文字，那这样的创作对作家来说无疑是兴奋的、快乐的。但若它们彼此不能契合，是距离的甚至对斥的，那么作家必然会产生内心冲突、思想矛盾，此时的创作就一定困惑不已、痛苦不堪。《大波》的困境是否正源自后者？

由上一节的分析，我们发现李劼人的革命理想无法在其笔下的革命者形象上得到共鸣。那么，由这些革命者造就的那段革命历史会是他理想的么？当然不会。

李劼人那时期的革命理想是什么？至今也模糊不清。因为李劼人那时从未宣称自己是何种政治主义或社会主张的信奉者。1925年9月4日，面对“少年中国学会”调查表上“对于目前内忧外患的中国究竟抱何种主义”一问，他写道：“概括言之，可以说是‘国家主义’，分析言之，是本于‘爱乡’的感情，推而及于‘国’；凡有害于‘国’与‘乡’的恶势力不论在内在外，一概极端反对到底。”这就是李劼人在新中国成立前最清楚的政治表态了。他所谓的“国家主义”并非一种具体的政治主张，而是同于“爱国主义”的。并且此前的李劼人就拒绝了一些政治组织的邀约。他觉得那些组织和主张不是狭隘就是投机。这时期的李劼人确如他后来所言：“思想本质”里充斥着“欧洲十八九世纪民主自由博爱的学说”和“孔孟老庄”的“学理”。也正是这种“民主自由博爱”的思想意识和中国旧时文人的士大夫气质，使得李劼人既对社会政治抱有积极热情的态度，却也与各种名目的政党组织和政治主义保持着相当距离。

这或许就是李劼人未曾意识到（或者后来有所意识却不能明说）的导致其《大波》（无论旧版或新版）创作困境的重要症结。《大波》初创时，他所遭遇的困境只是一种受外力作用极小的主观创作心态困境，其力量还不足以对创作行为本身造成直接影响。但这种困境在李劼人身上又确实地表现为了一种小说完成后的不满和焦虑。其原因就极可能基于一种创作表达上的自我矛盾：既想突破自《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以来生活化、日常化的革命叙事方式，但同时以宏大话语对“轩然大波”的革命历史所进行的正面叙述又并未成功。

只有这样才能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更加合理地解释为何作家对于事实上并不糟的旧版《大波》以“顶糟”的极端评价；也才能更有力地说明为何作家在《大波》之后，面对辛亥革命后更加湍急的革命历史却叹然搁笔。

的确，在《死水微澜》中，革命仅仅只是不易察觉的微风；在《暴风雨前》里，革命亦为隐于风云的雷霆；因此将革命叙事融入日常生活来表现无疑是合理、贴切的。但到了《大波》所叙写的历史时代，面对日益澎湃的革命洪流，具有史诗创作之雄心的李劼人，不甘于仅仅用日常生活去折射历史的波澜壮阔。有着丰厚文学修养的他，心仪《三国演义》《战争与和平》那样正面突入动荡历史的旋涡中心的鸿篇巨制乃情理之中。可他未曾料想到：自己的意图的革命叙事方式若没有系统的革命思想作背景，若没有以自己体验深刻的革命阶层作立场，那就只能处于宏大历史事件的局外，只能涉及远离革命中心的边缘生活。

由此可见，李劼人未能达成其理想的革命叙事，原因绝不仅只是资料和见闻的缺乏，而更在于其革命思想的无法系统化和革命立场的无法对象化。无法系统化的革命思想将会使其革命的观念、情绪在叙事中指向模糊；无法对象化的革命立场则将会使其叙事的视角、线索跳出革命场域。所以，自称构思不足的旧版《大波》创作自然依照作家熟悉的创作方式通过创作惯性而形诸文字。笔不由心，李劼人终于没有实现自己所追求的创作改进——叙事立场的变更。仍然保持着“民主自由博爱”思想和士大夫气质的他，尚不能以某种坚定的眼光清晰地打量那时期的革命运动，当然更谈不上以某种确定的革命身份深入运动的本质。他依旧怀有某种审慎的疑虑，他意图书写的色彩鲜明、激情磅礴的革命历史也就无法如愿。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全新历史时代和社会形势的到来。李劼人作出了积极确固政治观念和价值立场的努力。具体表现为对执政党政治的积极认同和对人民大众的真心追随。

这些迹象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有所显现。40年代末他就对隐蔽在其纸厂的中共作家陈翔鹤说：“政治、政策，总是要靠人来搞的，好人全都变成共产党了，所以中共一定就会得到胜利。……我想，我的那两个娃儿，将来一定也会跟着你们走路的！”

1949年12月8日，成都解放。李劼人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家不再受特务的迫害和监视了，我和我的子女可以大摇大摆地上街了。”1950年3月他被选为成都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7月，李劼人更被委任为成都市人民政府第二副市长。这些接踵而至的喜讯均使得李劼人对于新社会抱有极大的热情和希望。因此，他纵然怀着些许党外民主知识分子跨入新时代、新社会的忐忑，但依然谦虚地接受了任命，积极投入到成都市政建设的工作中并作出了许多的贡献。

既然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都得到了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高度认可，所以李劼人此后的思想政治学习都格外努力。他是渴望建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政治思维方式以及社会认知方式的。并且，他也或深或浅地参与了建国后的一些重大政治运动和一些“意识形态”斗争。1957年之前的李劼人，无论是公开言论还是具体行动都与官方保持基本一致。那时，他在政坛上是平静甚至沉寂的。然而，这样言规行矩却不能代表其思想转变的成功。正如沈从文所意识到的那样，像他和李劼人这类严肃的、对社会和文学都极负责任的作家，要想完成以由“思”而“信”到先“信”后“思”的灵魂革命将是无比困难的。1957年以前的李劼人，在新的人生阶段中虽然意图融入他以往并不熟悉，但却抱有极大希望和憧憬的新时代、新社会，但一些历史事件的不断发生却令他的内心深感不安。

自进入市政工作以后，一些党内人员对其工作并不配合，不少阳奉阴违的举动更使他某种程度上被视作“花瓶”官员。1950年8月，已经身为副市长的他，家中仍然受到户籍民警的搜查。街道开会未去即被说成倚仗权势。私包车被岗警阻拦而无法顺利进入市人民委员会办公。正常的办公交代在市政厅里无人理会。如此等等，可以显见李劼人所期望的政党、政府认同并不能真正得以实现。这无疑是一个党外民主人士的莫大委屈与尴尬。

重新确立更加坚固的人民立场，也遭遇了障碍。因为上述的李劼人种种工作和生活遭遇，表面上属于个别行为，“实际上却反映出一种社会心态，那就是整个社会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的认同度一直不高”。而造成这种社会心态的根本原因，还是基于中国社会由上至下许多人对如李劼人一类旧民主知识分子的社会阶层属性心存怀疑——怀疑他们是否可以归属于“人民”的范畴。“人民”尚未完全接纳李劼人。那么，李劼人又是如何在新环境中认识“人民”的呢？除开上述事件，1956年12月15日，他在面对《成都晚报》记者的采访时，谈及某学校厨房污水阻塞自家庭院水沟，自己提意见要求解决却遭到蛮横拒绝和恶意嘲讽。成都“三反”运动中，他的朋友魏时珍、张沅、张颐等并无实质错误却受运动不合理牵连。他在运动中还“亲自看到了吊、打、捆、罚跪”等不人道的逼供现象。谁也不敢保证他在这些事实面前不对自己心中理想的“人民”形象产生困惑甚至不满。

于是，1956年当他重写《大波》时，又有谁敢保证上述种种困惑、疑惧甚至不满不会影响他的创作呢？若非这样，他的《大波》第一部为何会一写再写，再写再扔呢？若非这样，为何当著名作家艾芜和自己的儿子都给出他们对于第一部的意见后，他会选择听从儿子这个外行呢？他是否会想到他1953年10月赴朝鲜慰问后的归国途中，记录了大量创作素材的笔记本被审查人员以“保密”为由而大加涂抹的事呢？更关键的是：为何他最终定稿的新版《大波》第一部中，无论革命党人还是革命群众的出场都依旧是那样形象不佳、光彩黯淡呢？

当然，那时的李劼人是不会公开回答这样的问题的。他只能说自己“回头再看辛亥革命运动，比二十年前更清楚，更透彻了”。于是，“就想深入运动的本质”。可是，如今我们面对新版《大波》中的革命叙事，却不能说明他究竟清楚了些什么，透彻了些什么？他意图深入的本质是什么？他那模糊简略的创作谈和实际创作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如此多的疑惑不解，牵涉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连李劼人本人都只能讳莫如深。1953年作家陈炜谟向李劼人说：“现在清规戒律多得很，照这样下去，谁还敢提笔？中国文学还有什么前途？”李劼人也予以承认。

1956年5月1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提出文化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随之而来的“鸣放”运动中，李劼人一度恢复了对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理想与信心。但随着1957年1月，流沙河《草木篇》诗歌所引发的文艺批判运动，及其后社会影响更加广泛和猛烈的党内外“整风”、“反右”运动的开展，李劼人不由自主地被渐渐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激流。与此同步的是其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日益糟糕，直至其人生的最后阶段也未见好转。全国上下大势压人，正全力重写《大波》的李劼人，眼见着远较以往众多且酷烈的以响应革命号召为由的小题大做、胡言乱语、不法批斗……他的困惑、焦虑、疑惧、遗憾、抑郁各各逐渐加深。他内心离以往渴望亲近的那些信仰和立场更加遥远了。《大波》的第一部是在李劼人初涉入此复杂历史境况后结尾的，第二部、第三部以及第四部（仅完成四章五节）的完成更是处在日益艰难的内在矛盾和外在压力之下。于是，我们只能眼看他对自己的创作越来越谨小慎微，越来越隔膜疏离；他只能在困惑中尽量隐藏起自己的革命理想和激情。但他又不能回到原来对革命历史大局外的边缘人物和日常生活悉心体察的老路上，他更不可能在以往习惯的创作思维和现实复杂的创作考虑间取得协调。因此，他的笔沉闷、滞重。那些不理想的、“缺乏血肉生气”的革命者形象只能无奈地从那支又硬又涩的笔下流出。一部头绪繁多、内容芜杂、思绪缠绕的革命史只能勉强地被记录。许多积极、正面、激动人心的革命气息淡薄之后，我们反而戏剧性地会从他对那些革命者其人其事的软弱、无力、妥协的形容里，甚至会从那些艺术形象塑造得相对丰满的革命敌人的浑噩、焦虑、颓丧中听出某种异样的历史叙述者的声音——这就是一个困惑者的声音。他的困惑是希望和失望的交织，是努力却受挫的遗憾，是现实与理想矛盾，是焦虑、疑惧和无奈。结　语

此刻，当我们再次想到李劼人所遭受的那些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责难时，我们会多出许多同情和理解。我们会明白他面对责难时回应的含糊无力和闪烁其词实在是迫不得已、无可奈何。不过，我由此也并不完全相信只要李劼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确固了革命思想，坚定了革命立场就可以重写出他理想中的《大波》来。因为具体的历史不可重复，时代和社会总在变化，要说一个困惑者的革命史和一个清晰者的革命史哪个更符合文学以外的价值标准，这恐怕会有不同的答案。而若论起哪个更符合文学本身的价值标准，就更是莫名其妙的问题了。

所以，《大波》的重写所映射出的李劼人人生的“二次革命”，无所谓成功失败，有的只是新旧交替的大历史中知识分子标本式的心灵图景，以及这一图景启示后人反思历史与人生的种种具体而生动的证明。

李劼人“大河小说”中的“现代”

李劼人的“大河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展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成都周边的中国社会，郭沫若称其是“小说的近代史”、“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小说重在写从1894年至1911年前后近20年间的历史变迁。其中，《死水微澜》的背景是1894年至1901年，《暴风雨前》的历史背景是1901年至1909年，而《大波》展现的是1910年至1911年作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四川保路运动的始末。这近20年的历史，其不同于之前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即西方势力的入侵，或者说是西方现代思想的冲击，中国由此开始了“被迫现代化”的历程。可以说，小说最先令“死水”得以“微澜”的，肇始于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而酝酿成“暴风雨”的，同样也是西方现代思想；最后，是现代维新、革命思想令四川这个地方掀起了革命的轩然“大波”。那么，这个令成都周边产生震荡的“现代”有什么具象呢？

应该说，晚清以降的知识分子，当其发出现代性吁求时，都有清晰的关于现代性的“西方图式”。但在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中，其小说中人物对现代性“西方图式”的认知却是模糊而抽象的，个中缘由，或许与小说中人物所处的地域——偏远闭塞的成都有关系。那么，面对中国社会的“被迫现代化”，偏远的四川省会成都周边民众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一、日常生活中的现代实物——器具

詹姆逊曾说，现代化就是一个由西方世界发动的伴随着文化征服的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而这个进程最先肇始于商品——也即西式器具的流通。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中所展现的晚清时期，西方现代性对成都周边的冲击虽然不像对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如上海那么直接，但时时处处有西方的影子存在。这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西式的器具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于西方器具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有研究者曾说：“正是西方的商品改变着中国社会的面貌。它没有大炮那么可怕，但比大炮更有力量，它不像思想那么感染人心，但却比思想更广泛地走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去。当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之后，它同时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部分了。”李劼人笔下的成都周边人对“现代”的服膺，最先始于对西洋器具的艳羡。《死水微澜》的背景是在成都附近的天回镇，小说开始，写到这个闭塞的小镇集市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作为奢侈品而存在的洋货，如洋布、洋针、洋线、洋葛巾。洋布比土布“价钱贵得多”，所以“买的人少”。天回镇蔡大嫂身上穿的是玉色“竹布衫”，“套一件掏翠色牙子的青洋缎背心”，头上缠着“漂白洋布包头巾”，她身上的这种“洋”气，是当时的时髦装扮。而在成都上层社会家中，西式器具更为普遍。小说中重点描写的一个官府之人郝达三家里，大保险洋灯、橡皮垫子、八音琴、留声机器、牙刷、牙膏、洋葛巾、洋胰子、花露水等日常小东西，都开始有了。包括照相机，也在成都出现。而照相，成为只有上层人才能应付得起的消费。在《暴风雨前》中，周孝怀开劝业场，提倡用洋货，洋货日渐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部小说重点突出了维新人士对“洋装”的喜爱。葛寰中“蓄起了两撇漆黑的仁丹胡子，精神奕奕地穿了件日本和服”，而日本留学回来的尤铁民“光着一颗剪了头发的西式脑袋”，也穿起了洋服，连走路的姿势都模仿东洋人。《暴风雨前》最后，说到成都的劝业场一开，“洋货生意盖过了一切”，“如今的成都人，几乎没有一个不用洋货的”。在《大波》中，革命形势高涨之时，也照样有载运货物的大木船，“把应时的洋广杂货、匹头洋纱，满船满载地逆流拉进来”。西式器具日渐被民众所接受并逐渐占据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李劼人小说中的成都周边人对洋货的态度。《死水微澜》在写到洋布时，赞叹道：“那真好，又宽又细又匀净，白的雪白，蓝的靛蓝，还有印花的，再洗也不脱色”，而郝达三家里的大保险洋灯“光芒四射，连地上的针都捡得起来”，令人感到“何等的稀奇珍贵”，“全家人看得不想睡觉”。看到留声机器的时候，全家玩了几天，莫名其妙，只有佩服洋人的巧夺天工。而一般的生活日用品，小说中人物的感觉是“只要你一经了手，就离它不开”。以至于郝达三担心外国人被打败后没有地方买这些洋货了：“若果把北京使馆打破以后，不晓得洋人还来不来，不来，那才糟哩！我们使的这些洋货，却向那里去买？”对西洋货物的喜爱程度超过对民族前途的担忧，这是耐人寻味的。《暴风雨前》中的维新人士葛寰中夸日本的和服“多体面、多舒服”，说中国衣服，“既不方便，又不好看”。他炫耀他的日本洋装料子也好、缝工也好，连中国最开风气的上海都不及，并把这一点视为革命的必要：“说到这上头，中国真该革命，论起与西洋通商，上海比日本早得多，洋房子那么高大，大马路那么整齐，电气灯自来火，样样比日本齐全，唯独穿洋装的，除了几个留学生，以及讲新学到底的人外，真没有几个，恶恶而不能去，善善而不能从，这就是劣根性”。把穿洋装的行为视为是“善善”，展示了其对西方的膜拜心态。

这种对西式器具的态度和当时开风气之先的上海、北京等东部地区人们对器具的态度有明显的差异。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西式器具大量地涌到上海。人们面对西式器具，最先产生的是一种艳羡的心态。而与艳羡相俱而来的是对西洋器具的怨恨。因为这些奇技淫巧西洋器具对中国的传统民族手工业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冲击与毁灭。针对这种现象，有研究者指出：“来自西方的机制品夺走了小生产者的饭碗，来自西方的轮船火车夺走了船夫、纤夫、脚夫、驿站夫、水手、店员的饭碗。”当时盛传的《盛世危言》中也指出：“洋布、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死水微澜》中，成都人在一味地艳羡西洋器具的时候，远在北方的义和团却是“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瓷盆，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与李劼人笔下的成都维新人士对待洋货的态度截然相反。而义和团的毁洋物的举动，有论者认为是“寄托了旧式小农和手工业者的本来愿望”。在吴趼人的科幻小说《新石头记》里，作者写到人物面对西式器具的焦虑心态。小说中的贾宝玉处身于簪缨显赫之家，见识过封建时代的各种珍稀奇玩，然而面对西方传入的各种器物，宝玉还是震惊于他们的奇巧。诸如海轮、舢板、救命圈、转舵机器，以及电气灯，还有八音琴、留声机器、钟表等等。虽然这种奇巧令宝玉震惊异常，但他并没有单纯的艳羡，小说中更突出了宝玉看到这些物品的反应：“看了那些东西，不知怎的就忧愁气恼一齐都看到心上来了。”原因是街上“十家铺子当中，倒有九家卖洋货的。我们中国生意，竟是没有了”。宝玉由此忧虑：“外国人尽着拿东西来卖给中国人，一年一年的，不把中国的钱都换到外国去了”。宝玉看到市面上大多是洋货在出售，想到的是进口产品没有相应对等的中国产品出口，这种不平等的交易导致的是中国银两的流失，由此想到的是西方对中国进行的经济上的侵略，和中国经济的将来。再者，即使进行贸易，也应该进口一些有用的产品来，这样方才对国家有利。这种对西洋器具的看视脱离了单纯的感性艳羡，而是以理性的眼光站在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身受西方经济侵略而引发的忧虑心态昭然若揭。宝玉在反观西洋器具在中国的流行时，还提出要“自己学着做”，这是最基本的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洋人入侵后，在通商口岸的上海，即有人意识到，比如1882年的《申报》上曾有这样的言论：“海外洋布之贩入内地者，华人莫不争购之，西人获利而去，财源即流入外洋，今若在中国织成，则中国之财仍留于中国。”姬文的《市声》中说到一位在东洋学习工艺的杜海槎，回到上海，偶见亲戚家买了一丈羽绫，暗道：“外国的制造品愈形发达了。这件东西，又不知暗中夺去若干利益”。而《暴风雨前》中，周孝怀开劝业场，提倡用洋货，在革命者尤铁民的眼中，是开通风气的行为。他甚至说，“革命之后，第一件要紧事就该变服，把那顶要不得的胡服丢了，全换洋装。”当有人说，成都裁缝不会做洋装，如果换洋装，应该怎么办的时候，他竟然说：“这容易！一个电报打到日本，招几百名裁缝来，不就成了吗？”全然没有为中国民族手工业着想的一丝心意。表明了闭塞的成都周边的维新人士其见识的局限性。二、日常生活中的现代虚物：洋人及其文明

王一川说，“现代性在中国的发生，既是以强暴的方式，又是以诱惑的方式，是强暴方式与诱惑方式的奇特混合。”王氏所说的诱惑的方式即是西洋的器具向中国人昭示着的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先进而幸福美好的生活，而其强暴的方式当然是指西方对中国所进行的政治上的凌辱。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中的人物对洋货这种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现代实物，是全盘接受的态度，但对待外国人及其文明这些不能把握的非实在之存在的态度却是复杂的多层面的，不同阶层、不同经历的人对洋人及其文明的想象都有所不同。总的来讲，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对洋人的敌视心理及妖魔化想象。《死水微澜》里写到民众对洋人的敌视心理是因为洋人的跋扈引起的。尤其是作为洋人附庸的教民的跋扈。《死水微澜》写到城里的一个粮户，在县衙门里自称是教民，就把知县官给骇昏了。教民“倚仗洋势，横行市廛”，并指出了当时教民横行霸道的情境，“至于近年，教民二字，竟成了护身之符，官吏不能治，王法不能加，作奸犯科，无所不用其极”。教民为何如此猖狂呢？是因为背后洋人势力的猖狂，而洋人势力之所以能在中国飞扬跋扈，皆是因为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小说中写四圣祠教案：“教堂打了，洋人跑了，算是完事了罢，百姓们何曾犯了洋人一根毛？但是官府不依了，从制台起，都骇得不得了，硬说百姓犯了滔天大罪，把几个毫没出息，骇得半死的男女洋人，恭恭敬敬迎到衙门里，供养得活祖宗一样；一面在藩库里，提出了几十万两雪花银子来赔他们，还派起官员师爷亲自督着泥木匠人，给他们把教堂修起，修得比以前还高，还大，还结实；一面又雷厉风行严饬一府两县要办人，千数的府差、县差，真像办皇案似的，一点没有让手，逮了多少人，破了多少家，但凡在教堂里捡了一根洋钉的，都脱不了手。到头，砍了七八个脑袋，在站笼里站死的又是一二十。”官府对外国势力展示出软弱无能的一面，而对自己的黎民百姓又摆出凶残的面孔，由此造成了洋人当道的畸形社会现实。

与对洋人的敌视相俱而来的，是对洋人的妖魔化。《死水微澜》中的宣传资料里写到应该打教堂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传的是邪教。奉教的人，“要临死时，不准自己的亲人去送终，要等洋人来挖眼睛”。“洋鬼子的腿是直的，蹲不下去”，“穿戴也奇，行为也奇，又不作揖磕头，又不严分男女，每每不近人情，近乎鬼祟”。很明显，这是以中国传统的生活规范去衡量这些外国人，当然看到许多怪异的地方。外国人刚一开始侵入，在四川人的眼中确实像怪物一样可怕，从中可以看到成都人眼中对西方的恐惧，同时也可以看出四川的闭塞、愚昧、落后。比较突出的是民众观念中的西药，都是“用小儿身上的东西配制而成”，“人本不得死的，吃了洋药，包管你死！”顾天成初吃洋药时，“邻居们都说吃不得，都说恐怕有毒”，并说“鬼子就是鬼，鬼只有愿意人死的，哪里会把人治好”。把洋人看做是与“人”相对立的异质动物，是李劼人小说中大部分民众对洋人的基本看法。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李劼人在小说中写民众对洋人的妖魔化，其主要目的是展示成都及周边地区民众的愚昧和落后，在叙述者的眼中，这种对洋人的妖魔化极其可笑。《死水微澜》中极力摹写民众对西药的敌视态度，而结果把顾天成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恰恰是西药，这样的结构安排，隐含着的即是作为叙述者的李劼人肯定西药的话语，从而也粉碎了民众对洋人的妖魔化想象。

其二，对洋人的畏惧及对西方文明的尊崇心态。首先是普通民众对洋人存有一种畏惧心态。《暴风雨前》的维新人士尤铁民穿洋装模仿东洋人在街上走，路人纷纷给他让路。他去店铺买东西，店员以为他是东洋人而态度大变：“既是东洋人，那就千万不可轻慢了。首先便把向来对待买主的那种毫无礼貌，毫不耐烦的样子，变得极其恭敬，极其殷勤起来”。而维新人士的崇洋心态更为复杂。从《暴风雨前》开始，小说中的维新人士开始把西方称为“文明国家”。认为中国要富强，只能从外洋输入文化知识来启蒙民众，而且特别强调学好英文的必要性，并视为是救国之本，“万学之母”，“因为许多学问，都须将英文学好了，能够直接看外国书，你才懂得，也才有用处。再伸言之，英文者，万学之母，富国强兵之所由也……要救中国，赶快学英文。……所以由上海特聘来的王英文，月薪竟是三百两，高于国文先生月薪之五倍”。由此可以看出维新人士在知识领域对洋人的绝对信任，遵循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言说话语。苏星煌们去日本留学，是因为到外国去才能“实实在在学点真实本事”，而葛寰中在谈到科学技术的时候，也说到工人们在上海，“只能学得一点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手艺，至于深点的道理，就非到外国去学不可了”。展现出了一种“科学拜物教”的倾向。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西洋长技在格致，即在兵法、造船、铁路、制器以及农业、渔业、矿业诸方面，维新者们对西方科技文化的认同，恰与郑观应所说相应。很显然，这样的言说方式已汇入晚清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设想的启蒙理念及话语中。成都周边的维新人士正是因为读了《申报》等现代报刊，或是去日本留学，才有了把西方称为“文明国家”的见解，从而参入了晚清至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中。正如李劼人在《大波》中所写，自从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占中国后，“皇帝家怕洋人，官家怕洋人，吃粮的、当公事的全怕洋人”，读书人在之前“还替我们说几句公道话”，而“自从开了洋学堂”，读书人“把一些洋人夸得天上有、地下无”。作者在这里指出读书人对洋人态度的改变，是因为“洋学堂的开设”。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的话语体系，由此才视西方图式为理想的救国模式。叶维廉说，“我们所说的现代化——第三世界国家毫不迟疑地去追求实践的——其实是被某种意识形态所宰制的变化过程——”而这种意识形态的宰制就是詹姆逊所说的文化征服，也即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赛义德指出，正是借由文化霸权，从殖民时期开始，西方的知识分子把西方构建成“强大神话”，代表的是文化发展的方向、标准和普遍的世界性价值——进步、文明、理性。在这样的殖民文化强势话语的侵袭下，东方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认可了这种西方优越的观念。正如赛义德所言：“东方的学生和东方的教授到美国投奔到美国的东方学家的麾下，学会了‘操作’东方学的话语，然后回来向本地的听众重复东方学教条。”李劼人“大河小说”中的维新人物对西方文化的推崇，即是印证了这样的殖民文化运行逻辑。

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是，在这些洋人中，最受维新人士尊崇的是日本人。如葛寰中与人交谈，总是离不开日本：“日本人的身体，日本人的清洁，日本人的学堂，日本人的柔术。”甚至连日本人饭后剔牙齿的习惯，也认为比中国好。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小说中一直在强调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同种”。《暴风雨前》的苏星煌向朋友谈到日本人的时候，说他们“对中国人亦甚敬重”，在日本的中国人“并不甚被歧视轻侮”。结论是“诚以同文同种，弥觉相亲，固异泰西皙人，动诮我为野蛮也”。革命党人尤铁民也把日本人当成心腹，认为日本人是真正的帮助中国革命，走上富强。他也强调，“日本人和我们有同文、同种、同洲的关系”，称赞日本是“东亚第一个开明的君主立宪国家”，是“文明强国”，说他们“对于我们的革命，他们朝野人士，不只是关心，在能够帮助的地方，还不惜以大力帮助”。这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联系到留日学生郁达夫在《沉沦》《银灰色的死》等作品中所表达的作为弱国子民在日本所受的屈辱体验，郭沫若在《行路难》里发出的呼叫：“日本人哟！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暴风雨前》的留日学生对日本的态度很是匪夷所思。我们知道，传统上，中国一直将日本视为附属国，直到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对于日本之优越感的虚构想象才彻底被打破，此后自日俄战争一直到1930年，日本开始了野蛮而残酷的侵华战争。尽管如此，当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依然在强调中日之间存在着“种族相似”的成分，将日本视作中国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盟友。九·一八开始的时候，在当时上海流行的《现代》杂志里，就有多篇文章谈到了日本左翼作家和中国左翼作家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方面所拥有的共鸣。李劼人写《暴风雨前》是在1935至1936年前后，正是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之时，而此时李劼人小说中的革命者依然将把日本视为现代化的成功典型，并强调与日本的同族之情。由此，李劼人笔下的这群革命人士对日本人的感观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或许李劼人是想借这些维新人士对东洋人的态度展示中国知识分子认知方面的局限性，及对知识分子一相情愿认日本为盟友的悲哀。

有一点要指出的是，民众对洋人的好恶感觉存在着“为我所用”的心态。即如果洋人于我有益，那么就没有民族自尊地绝对拥护。如《死水微澜》中写到有一部分民众为了一己私利，以信洋教的方式去投靠洋人，全然没有民族国家观念，展现了民间社会恶俗的一方面。小说中一个突出的人物是顾天成，他入洋教，目的就是为了倚仗洋势，报一己之仇，而对基督教教义是一窍不通的。小说中写他信了洋教后，亲族中的人将他撵出祠堂，并侵占其财产。他丧气已极，去请教曾师母，后者说，“只要等外国人打了胜仗，把那些邪教土匪灭了，把西太后与光绪捉住，那个还敢强占你的产业”，并告诉他说，“外国大兵已经在路上了，只要一到北京，中国全是外国人的了！”而成都省“自然也是外国人的了”，那个时候，“我们教会里的人，全是官，做了官，要什么有什么，要怎么样便怎么样了……”顾天成听了之后，就开始做他的官梦。计划着做了官后怎么样威风，怎么样报仇，因此天天盼洋兵打到北京。为了个人的恩怨，不知国家民族之尊严为何物，写出了成都民间社会民众的愚昧与自私。在《大波》中，民众对战争的恐惧使他们希望重庆变成外国人的租界：“听说汉口的英国租界就好，隔一条不到五丈宽的歆生路，管你革命党不革命党，都不许过界。尽管这边在闹革命，在杀人，在抢人，在奸淫妇女，可那边，依然歌舞升平，金吾不禁，做生意的仍旧打开铺子做生意，搞工厂的仍旧放汽哨下工。我们重庆，怎么能一下子变成外国人的租界，那便好啰！”为了生活的安宁，竟然渴望重庆划为租界，展现了成都周边地区民众的短视及愚昧。也反映了民众在接受现代性过程中的懵懂心态。三、国家话语中的现代认知：西方观念及其价值体系

有论者曾指出，西方人看视中国文化时，只是采用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特色来丰富自身的文化，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则变成了西方的皈依者，从而在根本上改变着自己的文化”。李劼人笔下负有救国之抱负的知识分子——维新人物，对西方的现代思想观念，经历了一个从懵懂到自觉的毫不拒斥的接受过程。《死水微澜》中，郝达三同葛寰中在赞同洋人的器具时，还对西学不以为然：“至于人伦之重，治国大经，他们便说不上了。康有为梁启超辈，何以要提倡新学，主张变法，想把中国文物，一扫而空，完全学西洋人？可见康梁虽是号称圣人之徒，其实也与曾纪泽李鸿章一样，都是图谋不轨的东西。”而到了《暴风雨前》，维新人士办起了文明合行社，推广新书报，如《申报》《沪报》等，积极在成都传播现代西方文化。维新人士还外出留学，加入到以西方现代性为架构的对中国社会的改造中。

首先，《暴风雨前》及《大波》中的维新人士开始以西方的视角及以西方为理想的价值体系来看视中国社会。这些维新人士受现代思想的影响，部分地接受了西方的知识话语，并以此来审视中国社会。如苏星煌在谈及救国的理论，说到“我们老大帝国，若果要图强称霸，那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以维新为目的，只有以力学日本维新为目的”，并进而指出：“日本与我们同种，而在明治维新以前，其腐败也同，其闭关自守也同，其顽固也同，一旦取法泰西，努力维新，而居然达其目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看取中国社会的眼光，“腐败”、闭关自守、顽固，及拿日本来与中国社会的比较，都可以看到是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的更广阔的视野上对中国社会的看视。很明显，这种看视是以西方现代为价值标准的。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尤铁民感慨成都的生活水平低，郝又三由此体悟到成都社会退化原因所在：“因为生活程度低，大家便容易过活，费不了多大的事，衣食住行完全解决，因此大家便养成了一种懒惰行为，和苟安心理。按照新学说的定义：生存竞争，才有进步，越进步，才越文明。若无竞争，大家懒得动脑筋，社会当然要退化了。”也是用西方的进化论思想来看待中国社会的弊端，隐含的也是西方优异中国低劣的话语体系。

正是有了西方社会作参照，维新者们对中国社会的落后现状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由此引发了救国的愿望。正如《暴风雨前》中葛寰中所说，“但凡一个聪明人，只要走到国外，把别人的国势和我们的国势拿来比一比，再和一般维新志士一谈，不知不觉你就会走上革命道路去”。而其发展中国的策略也是遵循西方的现代性话语。诸如维新、革命等，都是以西方的政治体制/教育体制作为参照。《暴风雨前》中的维新人士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救国的实践，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通过办学堂来启发民智，唤醒民众。如小说中人物所说的：“救国正待知识充分。假使全国同胞都有了知识，都有了充分知识，则我们革命排满，也就用不着冒生命危险了，只须一场演说，一篇文章，把人民登时唤醒”。把“启蒙”救国视为极其重要的头等大事，并夸大其作用，展现出与晚清时期中国社会思想界主流话语一致的地方。而用以启蒙的“知识”是西方文化。小说中写到郝又三上的学堂里面开设的课程有：经学国文，中国历史、地理，外国历史、地理，体操，算术，化学，英文。而且特别强调学好英文的必要性，并视为是救国之本，“万学之母”。民众革命思想的产生，也是借鉴国外的革命理论。《大波》中写到夏之时讲了一番革命目的、革命手段。“几乎把在日本听来的一些话头，全搬了出来”，采用的也是西方的“革命图式”。

维新者们对西方思想的接受展示出了一种主动心态。他们很迅速地接受了以西方价值观念为先进、光明、代表人类发展方向而以中华文明为落后、低劣、应该否定的话语体系，随时准备接受西方文化而摈弃传统中华文化价值体系。《暴风雨前》中的苏星煌在去日本的途中，经过上海十里洋场，看到“洋人甚多，大都雄伟绝伦，精力弥满，即其妇孺，亦勃勃有英气，今而知东亚病夫之诮，为之不虚”。苏星煌看到洋人的雄健，立刻不假思索地认同了西方对中国“东亚病夫”的讥诮，表明其头脑中已有坚固的西方话语体系。传统的孝悌人伦等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在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下也即刻毁灭。如苏星煌等劝郝又三外出留学时，称孝顺思想为“腐败”，而郝又三对自己新生儿子毫无喜悦之情，个中缘由是他看了《人口论》：“我最近又看了一本新书，叫《人口论》，是一个英国人做的。据说，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国家，人口越多，国家越贫越弱，争端越来越多；四万万之众，已经造乱有余，如今再添一个乱源，只有令人可悲的！”西方话语很轻易地击碎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孝悌观念、传宗接代思想，展现了西方价值体系强大的力量。同时也表现出成都周边的维新人士对西方观念一览无余、毫不批判的接受心态。

值得一提的是，李劼人在描述这些维新者们所接受的现代思想时，往往强调其中的矛盾和似是而非，如《暴风雨前》革命者对改装的争论，《大波》中对革命的看法，都表明了其思想的局限性。其时的维新者对西方现代思想的接受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存在着片面或断章取义的碎片化特点，而他们所进行的维新实践，也带有中国特色的变形。如办学堂，一部分人的动机是为了赚钱，而郝又三给学生上课，可以随时缺课，还有开运动会的半途而废，等等，都表明了走向维新的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一样的无序性。

《大波》：李劼人的生命之歌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李劼人不愧是中国现代文学杰出的小说家之一。1986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卷中，王瑶任主编，严家炎、樊骏任副主编的“现代文学”部分，在现代小说的“小说家”栏目里，载有李存光撰写的李劼人词条。全文仅仅千余字，虽嫌简略，但扼要介绍了这位老作家一生的创作活动，确定了他应有的位置和作品固有的价值。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杨义的三卷本力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在第二卷第八章的“四川乡土作家群”里，不惜用了两万字左右的篇幅，首先对李劼人的小说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难能可贵。与以前几种对李劼人和他的小说只字不提的“新文学史”相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此后，陆续出现了几部由中青年学者或个人、或几人合作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李劼人都“有名在册”占了一席之地。尽管史家对他的评价不尽相同，但对其取得的突出成就，却是一致肯定推崇备至的。历史无情也多情，先生不幸又有幸。在他辞世20多年后，终于名垂现代文学史册。李劼人泉下有知，定当感到欣慰！

上世纪3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长篇小说空前繁荣的时代。以左翼为主流的作家人才辈出，作品众多。而非主流的作家不甘落后，写出自己的得意之作。从1935年7月起，李劼人以“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强劲势头，在短短的几年里就写出三部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通称“三部曲”，均由上海中华书局以“现代文学丛刊”名义从1936年起分期出版。它的出现仅以题材而言，就填补了鲁迅曾经慨叹的新文学反映近代历史大事件的空白，又回答了郁达夫对新文学创作历史小说的呼唤。与叶圣陶的《倪焕之》（1929），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还有稍后老舍的《骆驼祥子》等，共同组成一幅可喜的景象，为新文学的成长壮大扬眉吐气，以长篇小说创作的丰收，和对民族形式的探索而傲视文坛。198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个十年，在小说集里精选了包括《死水微澜》在内的五部长篇小说。都是珍贵的初版本。

以叙事为主的长篇小说，历来就是广大读者喜阅乐见的一种文学样式。从古至今，举凡优秀的长篇小说都会给人们以历史知识和审美享受。文学艺术作品既是精神产品又具有商品属性，必须流通才会产生社会效应，这种效应不靠吹捧浪得虚名，不以广而告知招摇过市，而是以自己固有的艺术生命力不胫而走，成为社会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然而作家的命运与他的作品一样，兴衰成败各不相同，都由时间来决定。几十年过去了，随着时代审美风尚的转移，上述几部长篇小说有的盛极而衰逐渐被读者淡忘，有的甚至遭到颠覆，有的尚存但已失去往昔的辉煌。李劼人的长篇小说经受了时间的检验，岁月长河的冲洗，《死水微澜》精益求精，臻于完美，成为公认的经典之作；《暴风雨前》删削了某些不该删削的内容，殊为可惜，加以又补写一些，删与补之间的得失，未取得学术界的共识；唯独《大波》既有旧版在前，又有重写的新版在后，两相比较，学术界在认同与评价上并不一致，甚至存在分歧。本文试图就《大波》两种版本的种种因由作一次再认识，不过献芹而已。《大波》面世的前因后果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以四川“保路运动”为导火线引发武昌起义，进而全国各省纷纷独立，腐朽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从而开创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纪元。1891年出生于成都的李劼人以20岁的青春年华、中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保路同志会”，积极投入那场震惊中外的群众运动，经历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见识了各个阶层的许多人士，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占“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本着“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语）的理念，以文学的形式反映那段曲折复杂、可歌可泣、改天换地的历史，创作出了他朝思暮想的长篇小说《大波》。他的意向萌发于1925年，经过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不断地用心血哺养，有了充分准备，十年后开始动笔，先试探性地写了《梦痕》，副题为“辛亥忆旧中的几缕”，发表于《国论》杂志1936年第11、12期。接着投入紧张的写作，于1937年完成上、中、下三卷的长篇小说《大波》（以下称旧版）。它是在历史的期待与呼喊中发出的回声，开创了现代文学写历史小说的先例。原计划还有第四卷，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了。这个中断弹指间就是20年。在这20年里，李劼人对《大波》的眷恋日益加深，一面汲取旧版失误的教训，一面补充历史资料，期待有朝一日重振旗鼓，再次写它。上世纪50年代初期，终于如愿以偿。

近几年来，陆续出现了李劼人与挚友的书信，其中，以1936年3月4日致舒新城的那封信，对研究李劼人和他的《大波》很有帮助。先从旧版谈起。

1936年初，李劼人正式投入《大波》的创作。那年3月4日，他致舒新城的一封信中，谈及酝酿写此书的情况。当时，他家因从斌隆街迁移到桂花巷，手上拮据，要求中华书局预支稿费。基于对文学事业的执著追求和献身精神，他婉拒了刘大杰邀请去四川大学任教的请求；同时，也慨叹自己“已到中年，始作卖文为活之计，言之笑人”。仗义的老友周太玄慷慨地以二百元资助，使他无后顾之忧，安下心来写《大波》。又在信中谈到，“《大波》系写辛亥事。自铁路风潮起，至年底成渝两军政府合并止，千头万绪，不啻吾川一重要史事，抑全国代谢时之一大关键也。”他在创作过程中曾进入过最佳状态，如：“以十九日之工，将上卷告成”；“中卷一气呵成”，“下卷奔腾胸中不能自已”，“足写了两个整月。因为头绪太纷繁，不易着笔，改了又改，太费气力”。这封信极为重要，从中不难看出李劼人创作《大波》的经过和甘苦。他又谈到这部长篇小说的结尾，“至年底成渝两政府合并止”。然而在旧版中，这个非常重要的结尾并没有出现，20年后重写的新版也未能出现。两种版本皆因作品未能最后完成之故，只保存在李劼人重写时“还有三十万字”的写作计划中。随着他的去世而消失于浩杳的历史暗夜！看来，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失败，将由历史学家去秉笔书写了。

在李劼人研究的同人中，有个别学者认为《大波》是受了郭沫若《反正前后》的影响。其理由是郭著出版于1929年，比李著早几年。不错，两者的内容都是写四川“保路运动”，郭著写的是个人见闻，近似“回忆录”或往事随笔，主观的成分居多，而李著却是亲身经历和切感的小说创作，以客观的叙事为主。与郭著相比和对照，李著并无“受影响”的任何痕迹，而是独辟蹊径“后来居上”的。还须提及的是，郭沫若读了李劼人的几部小说（《大波》只读到上卷），甚为赞赏，写了长文《中国左拉之待望》。据悉，李劼人对“中国左拉”这顶高帽子并不接受，因为他有自知之明。相反，对郭著颇有微词，在《梦痕》的开头即作了揭示，曾向挚友舒新城表示：“郭沫若的《反正前后》，真是打胡乱说，吾书则处处顾到事实。”《大波》面世不久，在四川军政界有关人士和公教人员方面，曾激起强烈反响，作品以不可替代的历史真实唤起他们的亲切感并引起共鸣。四川人和在四川的外省人，以及在外省的四川人都爱读。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因成都“打启发”受害而逃亡，寓居上海仍在参与政治活动的周善培，作为一名与保路运动密切相关、上蹿下跳、休戚与共的政界人士，他读了《大波》之后触动甚深，迫不及待地于次年抛出一本自费印制的小册子《辛亥四川事变之我》，除了提供几篇有关的史料为自己辩护之外，同时附了一篇《正大波之误》。这本小册子的主要内容如《上端方言》等，对当年发生的历史事变有可资研究参考之处，至于“正大波之误”纯属不同于文学创作的烦琐枝节，上不了台盘，但是，对自己严要求的李劼人来说并非毫无可取之处，从某种意义看，兼听则明为他以后“重写”《大波》起了一定促进作用。历经再版、三版的《大波》，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上海中华书局位于成都春熙北段口的分店，明亮的玻柜内尚陈列有此书，橘红色衬以蓝花纹的封面引人注目。昂贵的书价让我这个爱好文学的穷学生无力承受，隔着玻柜看看而已。80年代初，我有幸从友人珍藏的旧书中发现它，如逢久别的故人，惊喜过望，阅读多次，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进而萌发研究意愿。遥想当年，与红极一时产生过轰动效应的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相比，《大波》被文学界“冷落”了。作品面世之后，有反响总比悄无声息好。可喜的是，郭沫若以长文盛赞它为“小说的近代史”，至少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名人评名著，在当年是文坛流传的佳话。相对于瞿秋白评《子夜》，茅盾读《倪焕之》，郭沫若的文章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至今仍然是研究李劼人具有启示性的首选之作，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都将之奉为圭臬，无不授引作为依据。此后，对李劼人作品情有独钟的曹聚仁，写了独具慧眼的文章（可参阅1997年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文坛五十年》《写实主义的小说》部分）。香港的中国新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对李劼人小说见解独到的评价，乃众所皆知，这里不必赘言。

历史小说不同于通俗的历史演义，前者除了叙述历史事件之外，还必须写世情、写人物，写千奇百怪多姿多彩的生活场景。旧版《大波》与《死水微澜》《暴风雨前》比较而言，更是严格意义的历史小说。在述历史部分写了重大的历史事件，提及了历史上有名有姓的真人，比虚构的人物多得多，但立得住足的比较少。尽管虚构的人物不多，如黄澜生夫妇、楚用、吴凤梧等，然而他们却是血肉丰满、生动传神的艺术形象，是在一定历史阶段活动的人物，具有历史的认识价值。令人颇感惊异的是，有学者认为，《大波》写的是“作者二十岁上下发生的社会事件”，“不能算是历史小说”，只属“时事小说”。是否如此，姑当“一家之言”，录以备考。作为一部“述历史，写世情”的长篇小说，旧版《大波》在上述两方面，不仅比例失调，而且顾此失彼。在“述历史”方面很少正面叙述，采用的多是借他人之口转述，最大的缺陷是遗漏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未能直接写出或着力描绘几个重量级的历史人物如：清王朝的高官端方、赵尔丰、岑春煊，立宪派头面人物如蒲殿俊、罗纶，以及军方的实力人物尹昌衡等（在新版里都有开创性的出现和发展）。凡此种种，给作品造成明显的缺陷和“硬伤”，正如李劼人自己说的“偏偏《大波》写得顶糟，有机会重写以赎前愆”，这些话分量不轻，并非自谦，而是作家基于忠诚发自内心的告白。比较之下，旧版《大波》在“写世情”方面，确实是成功的，它不仅保留并发挥了创作《死水微澜》《暴风雨前》时描绘人物、抒写世情的艺术特色，而且人物塑造尤其是黄太太形象的塑造，可与蔡大嫂的形象并驾齐驱，双峰对峙，两美并存。黄太太的形象恰似川剧艺术舞台上的花旦名角，一出场就令观众注目，言谈举止周身都是戏，从心里为她叫“好”！李劼人给中国新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又一个光彩照人的妇女形象。旧版的艺术成就，在于它的原创与本色，与《子夜》初版本的可读性近似，而且有过之无不及。《梦痕》里出现的吴凤梧，是《大波》突出刻画的艺术形象，是李劼人在保路运动中深入生活的独特发现。由于时代在变化，他比《死水微澜》里的袍哥罗歪嘴更具历史认识价值。这个集兵痞、跑滩匠、冒险家于一身的“易胆大”，是政治风云即将发生突变那个历史阶段的独特存在。通过他的所作所为以及后来的飞黄腾达，不难看出动荡的时势造就了这类“下三烂”登上政治舞台演出的种种活剧，反映出辛亥革命的实质和局限的根本原因。因而，吴凤梧这个艺术形象具有乱世机遇使光棍变成暴发户的代表性。袍哥如罗歪嘴那样只顾吃喝嫖赌和“偷情”活动的时代早已过去（逃亡后再未出现），而今正是吴凤梧之流登上了以带兵为伍，以枪杆子为主在政治舞台充分表演的时候。总之，他们的出现为以后四川长期存在的军阀割据与混战不休埋下根深和长远的伏线，并作了厚实的铺垫。与写军阀时期成都社会几个短篇小说相对照，李劼人对那类兵痞出身的大大小小军阀是相当熟悉的。作为历史小说的旧版《大波》，自有它不可替代的认识价值和某些审美作用，即使存在少许“硬伤”——或某些缺陷，也有值得研究或借鉴的方面。因为作品提供了前辈或同辈作家没有触及到的史实和生活内容，而对后继者更是有益的启示。也许是受新版《大波》的影响，1982年，湖北作家任光椿（1928-2005），创作了以武昌起义为内容的历史小说《辛亥风云录》，读者反应平平，随后作者积累了更多史料，在重写时充实了原作，从30万字扩展为70万字的长篇小说，由广西漓江出版社2007年出版。一部超长篇的小说能以完璧面世，来之不易。他比李劼人幸运。关于旧版《大波》，我曾写过两篇文章：一篇写与新版的对比（载《四川现代作家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篇杂谈（载《李劼人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随着几十年的岁月沧桑，旧版《大波》已属稀世珍本，难得一见了。基于它可供研究的历史价值，窃以为，在我国出版界享有老品牌声誉的中华书局，完全应当重版这部小说，与新版《大波》并存而互补而相映生辉。重写《大波》的艰辛历程

李劼人为什么不是修改而是重写《大波》？这个问题看似复杂其实简单。质言之，是他基于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来自作家的责任心。“一位外国作家曾说：‘有才能的作家写他所能够写的，伟大的作家则写他不得不写的。’”而《大波》正是李劼人“不得不写”的。所以情牵梦萦千回百转难以安宁。距旧版面世20年之后，老当益壮的李劼人不惜年逾花甲的高龄，果断地全盘推倒将近50万字的旧作，另磨新墨，重写《大波》。作家的这个大胆举措令人吃惊。因为此举犹如粉碎一座山峰又重建一座山峰，是一项漫长而艰辛的艺术创造大工程，又如一次用生命投入的“马拉松”式的长跑。推倒旧作容易，创造新作艰难。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再横向比较，李劼人的这个举措在同辈老作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万事开头难。李劼人重写《大波》开始并不顺利，在接受了友人意见后，冷静地作进一步思考。他一面继承古代文学的优良传统，一面借鉴外来作品的成功经验，两者的有机结合，形成他独有的叙事艺术。从重写的《大波》看，无论总体构思与布局，叙事方式与艺术表现，语言运用等，都与旧版截然不同，而且在形式上有许多突破和新的创造。李劼人在总体上采取网状形结构，多层次、多侧面、立体交叉地反映那段历史时期的风云变幻；在布局上以部为单位再分若干章，每章冠以章名分外醒目，章与章之间既有连续性又相对独立。它有别于张恨水半新半旧式的通俗长篇章回小说，而是运用新文学民族形式写的长篇历史小说。传统章回小说的回目讲究对仗、工整如诗句，而它则因内容不同章名各异，字数有长有短。长的有十个字之多如：“难忘的一天——十月十八日”（打启发），短的只一个字如“变”（三渡水惨象）。在宏大的历史叙事方面，李劼人以置身民间的立场，全知全能的多元视角，对“保路运动”的起因和发展夹叙夹议，条理清楚，褒贬分明，充分体现出广大民众对那些政治事件的认识与情绪反应。由于掌握了丰富的史料，因而左右逢源，取之不尽，加以许多史料来之不易，难以割舍；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以致带来叙事方面的副作用——使读者因线索太多又烦琐而感到沉闷。这是重写的《大波》在叙述历史方面存在的缺陷。相反，在写世情方面则充分发挥了他固有的优势，洞察幽微，细致传神，运笔自然，引人入胜。然而也必须承认，作为一部宏大叙事的长篇小说，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是首要的，因为风暴激动起来的海洋，是由众多浪头汹涌汇聚而成的。不如此，怎能表现出当年铁路主权“民营”与“国有”的尖锐纠纷，直到严重政治斗争的轩然大波，后来发展为组成“同志军”用武装“保路”的风暴！

长篇小说的要素不外乎包括三个方面：叙述曲折、离奇、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性格鲜明、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描绘错综复杂、光怪陆离的生活场景。有了这三个主要的方面作基础和支柱，构成框架，再以富有乡土特色、具有个性的语言来表现，作品就基本上取得成功。作家在创作中还须一种战斗精神。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因它拥有深广的社会生活内容，从而给读者以厚重的历史感，确切的时代感，魅力诱人的审美感。包罗万象的长篇小说，从来就有百科全书式的美誉。当然，包罗万象并非长篇小说的优点，或许还是缺陷；而百科全书也不是应有尽有，必须有所节制有所选择。

1958年，李劼人继1953年在故居短暂停留之后，再次坚持从机关公寓迁回“菱窠”，从此，他在那里度过一生中的最后五年。那里，不仅是他晚年需要停泊的生命港湾，也是他应当回归的精神家园，又是他惨淡经营了近20的安身立命之地，更是他重写《大波》必须拥有的创作天地。当年菱窠周边原有的田园风光已今非昔比，但是没有城市的拥挤与喧嚣，每天他迎来晨曦送走夕阳，徘徊于菱角堰边，徜徉于田间小道，眼前的一草一木都会唤起许多记忆，通过时空的隧道激发了创作灵感和艺术想象。更为重要的是，那里既无案牍之劳形，又无“权”的纷争、“力”的较劲，因而心无旁骛正好完成他的“名山事业”。一段时期，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他曾进入自由挥洒的创作状态，以如椽之笔和日趋炉火纯青的腕力，写出不少闪耀着思想、艺术光彩的篇章。这类篇章在第四部里尤为突出。李劼人倾全力精心建造的是一座丰碑，一座可与至今矗立于人民公园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并立的丰碑——《大波》！事实证明，李劼人迁回故居的选择是明智而正确的。自从遭遇了一场政治风浪的冲击之后，不仅备受冷落，而原有的职务已是“名存实亡”；与其“尸位素餐”，不如抓紧时间把小说写完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当年能够担任成都市副市长职务的人选多的是，而精神丰碑《大波》只有一座，这不仅在四川即使在全国的老作家中，也非李劼人莫属！

当年的菱窠并非世外桃源，李劼人在潜心写作中，仍然摆脱不了他的社会角色所要面对的现实生活。虽然“离职”或“脱产”搞创作了，但是他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并没有变。如：上面安排的政治学习必须参加，通知的会议非到不可，有些应酬事务不能拒绝，等等。因此，他的写作时断时续进展缓慢。这类外来的种种干扰对长篇小说的创作极为不利，而且妨碍极大。比如：正在写的生活场景停顿了，人物的活动突然“定格”了，人物双方的对话哑口无言了，等等。无奈，只好等待有空时静下心再来继续。这是创作长篇小说最令人头痛的。最近，读《李劼人晚年书信集》，感慨很多。在他给友人和家小的许多书信里，谈了他当时的生活处境与写作困境，加以年老体衰和其他原因，对《大波》的写作曾有过“已提不起兴致”的消极念头。尤以1962年10月26日致女儿李眉的信，详尽地写了上面为他安排的活动日程，为他被占据的时间痛惜不已。还有同年9月《致诸有莹》信：“今年七个月内，整整开了五个月的会，到目前，才写出定稿六万字之谱，距离预计，实在太远太远，真是无可奈何！”可惜又可叹，天不假年，距上述两封信不到三个月，李劼人就因病逝世了！时至今日，当我们面对他写《大波》第四部那几万字的手稿时，不禁悄然动容，叹息不已。据李眉《李劼人年谱》1962年12月12日记载：午休后，仍伏案写作。夜半，《大波》第四部第四章五节写完，旋即在日记中记下“……哮喘发作，不能执笔……”。次日，即被送入四川省人民医院，昏迷。那卷写满蝇头小字的手迹，正是他哮喘病发作后仍坚持写作，与病魔作顽强斗争留下的手迹，多么珍贵又引人深思的手迹啊！如今，它已成为李劼人故居的“镇馆”之宝，举凡参观过的人无不为之肃然起敬。

李劼人在写作中除了时间被占据的干扰之外，还有来自中国作协的无形压力。有关领导曾与李劼人面谈，提及《大波》写群众运动存在的问题，言下之意，对群众运动应当那么写，不应当这么写。对此“长官意志”，他未置可否。从《大波》看，无论写到的层次多种多样的成都市民，还是外地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同志军队伍，李劼人都是从历史生活实际出发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既不贬低也不抬高。贬低有失厚道之心，抬高不免欺世媚俗。比如，第二部第二章的“同志军——学生军”与第七章的“变”就是如实书写，毫不隐瞒的。前者写得悲壮激越，后者揭露得惊心动魄。《大波》不但写出了历史的真实，从某种意义而言，还是在历史学家之前写出了真实的历史。隗瀛涛的《四川保路运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曾多次引用《大波》写的历史事件和群众运动的场景。这在文学与历史之间交流的现象并不多见。

尽管李劼人重写《大波》历尽艰辛，而成果却纷纷面世。作家出版社继1958年推出第一部后，1960年又推出第二部。此后，他积极投入第三部的写作，于1961年底完成。那年春节，李劼人自撰了一副对联：“敢有文章惊天下，莫叫鹅鸭恼比邻”。上联表现出他重写《大波》的自信，下联看似自律实为反讽，弦外之音，耐人寻味。如今，这副对联经名家书写刻板，赫然挂在李劼人故居新建的“浓春阁”两侧，参观的人无不会心地微笑。

1961年10月是辛亥革命50周年，《人民日报》副刊以整版的篇幅，选登了《大波》第三部第四章的《龙泉驿兵变了》，即：《在汇为洪流的道路上》。同时，《人民文学》第十期以显著地位，刊载了《大波》第三部第二章《端方的打算》；与之配合，《文艺报》主编张光年用笔名“辛仁”，写了几百字的同名短评，发表于该刊第十期。文章称“李劼人是写人物，讲故事的妙手”，对他“广博的社会知识，丰富的感情印象的记忆力，用惟妙惟肖的语言和生动的细节刻画个性的能力，描绘风土人情的本领，以及四川人特有的幽默感等等，不能不击节赞赏。”1962年该刊第十期又刊载了闫纲、沈思的评论《绘声绘色的〈大波〉》。此外《收获》《新港》等也选登了小说的某些章节。寓居香港的曹聚仁还写了《买〈收获〉，读〈大波〉》。可以说，那个时期是李劼人50年文学创作生涯中出现的绚丽晚霞。

然而令人扼腕的是，难得出现的那一抹晚霞消失得太早、太快了。次年12月24日，老作家李劼人因病医治无效溘然逝世。从1958到1962年的5年间，他重写的《大波》已达90多万字。还有尚未写出的30万字，相当于《死水微澜》《暴风雨前》两部小说字数的总和，如果天假以年最后完成，其内容将是何等的丰富和精彩！而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贡献，也就不言而喻了。伟大的作家雨果写法国大革命的长篇小说《九三年》，从准备到写定花了10年时间，郑永慧的中文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总共才31万字。比较之下，李劼人以十年储备资料，在短短5年间却写了几十万字，从中不难看出他艰辛的创作历程和拼搏精神，消耗的体力和精力之多之大不难想象。1962年11月12日，作家出版社负责人韦君宜曾去故居访问李劼人，并向他约稿。当她得知老作家逝世的消息时，曾感叹：“他是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的啊！”正如战士牺牲在沙场那样壮烈、可钦可敬！

关于李劼人重写的《大波》在学术界的反应，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值得提出。樊骏在《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里，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邀请多位资深专家的座谈会上，“黎澍则专门指出李劼人的《大波》三部曲是不可多得的文学巨著，希望我们的文学史能够给予充分的评价。早在30年代郭老就曾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原文如此——引者）与之相比，60年代初这部作品经作者修订重新出版，却始终未能得到普遍的重视，还有劳历史学家如此郑重的推荐，同样引起我的反思。”黎澍（1912-1988）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以修改补充过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名世，被誉为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典范之作。抗战时期，他客居成都，一面担任进步报纸《华西晚报》主笔，一面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对李劼人的为人和写作状况应当是熟悉的。那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有力而中肯，为李劼人不平之鸣溢于言表。公道自在人心！“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为一位谦逊的老作家，李劼人很少写什么“创作谈”之类的文章。1956年12月他在四川省文学创作会议上的一次讲话，经黄丹记录后发表于次年《草地》第4期，题目为《谈创作经验》。这是他仅有的一篇经验之谈。当重写的《大波》纷纷面世之际，《人民文学》编辑部曾邀请他写类似梁斌谈《红旗谱》的创作之类的文章，他拒绝了，并表示“永远也写不出”的坚决态度。这并非傲慢，而是不愿步他人后尘写应景或自我吹嘘的东西。然而，李劼人重写《大波》的几年间，可以说是在顽强地拼老命，其中的甘苦自己最清楚，得与失也心知肚明，所以他写了如《〈大波〉第二部书后》《第三部书后》。这两篇文章内容充实，文笔老辣，又具坦诚态度和论辩意味，这是他独有的个性表现。实事求是，不卑不亢，颇具大家风范，值得新版《大波》的研究者认真阅读深刻体会。纵观李劼人重写《大波》的艰辛历程，犹如一首独唱的生命之歌，那么响亮又那么凄婉动人！新版《大波》的成就与缺陷

新时期以来，李劼人和他的作品开始被学术界“重新认识”，在他的家乡四川成都，一段时间出现了李劼人研究的新局面。从1980年到198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连续推出共五卷七册的《李劼人选集》。《选集》第五卷附有曾任李劼人秘书谢扬青写的“编后”，对我们认识这位老作家的人品、研究他的作品颇有参考价值。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由有关方面多次召开李劼人作品研讨会。《四川文学》《社会科学研究》《红岩》杂志先后刊出几篇文章，接着，《川大学报丛刊》《川师学报》《西南民院学报》等也纷纷刊出评论文章20多篇，可谓盛况空前。成都市文联编研室首先推出论文集《李劼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然而在众多文章中，几乎都集中于对《死水微澜》的认识与评价上，对《暴风雨前》很少触及；对《大波》也未给予应有的关注。作为后学又土生土长于成都的我，对前辈写家乡社会历史风貌的心血之作倍感亲切，还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偏爱之情。如《死水微澜》写到的东大街、青羊宫，《暴风雨前》写到的下莲池、劝业场等，都曾留有我青少年时的足迹，而今再现于书中的形象描绘，真如旧地重游，使我怦然心动。多次捧读沉甸甸的《大波》，了然于心，欲罢不能。这里有两点因由：第一，原来先父（1963年逝世）与李劼人同庚，也是当年“保路同志会”的成员，只不过从事的行业各异，不在一个分会。据先父谈他曾亲眼目睹过督院街总督衙门前发生“血案”的惨状，又围观了旧皇城明远楼前尹昌衡下令杀赵尔丰的盛大场面。先父大半生的娱乐爱好是听评书，记忆力又极强，我小时候就喜欢听他复述那些历代演义如“说唐”、“说岳”、“杨家将”等，兴趣盎然，深受教益。尤其是摆起当年参与“保路运动”的见闻和感受，时而情绪激动，时而叹息不已。在谈到广大市民声援蒲殿俊、罗纶、张澜等，蜂拥到督院街请愿时，他动情地说，听到衙门里枪声响，人群如崩山一样逃跑，我幸好跑得快，要不早就没命了，哪还有我现而今这一家人，哪会有你啊！又“幸灾乐祸”地说：“赵尔丰是属猪的，辛亥是他的本命年，所以遭砍了脑壳！”又谈起少城公园里那座高大的纪念碑，落成揭幕那天，人群前往瞻仰，挤得水泄不通的热烈场面。这一切，在我脑海里留下几十年也难以忘怀的记忆。每当捧读《大波》时，无论李劼人写的那些历史事件，还是先父摆的“龙门阵”，都或同或异地在书中出现，彼此互动，心领神会，加深了形象记忆引起了理性思考。第二，上世纪40年代初期，在本市铜井巷南口与王家坝街东口连接之处，新修了一座小巧的公馆。据说，那是曾任四川军政府总督尹昌衡养病的地方。观它的气派虽不及掌权的军政界人士的公馆豪华，却也使平头老百姓仰而视之，紧闭的黑漆大门内莫测高深，行人路过只匆匆投以一瞥。记得一天上午，我随先父路过王家坝街，凑巧，那座公馆的大门打开了，出来一辆漂亮的私包车，上面坐着一位老人。他的脸形较长，容颜苍白又清瘦，头戴一顶金瓜形的青缎帽，帽顶上有一颗大红珠，帽檐正中嵌有一块玉牌；他似睡非睡地稳坐车上，车后有一个随从跟着，缓缓地向西走去。那时刻，我因感到奇怪而发呆了，先父指着远去的背影对我说：“看清楚了？他就是尹昌衡，那年辰的尹都督，好威风啊！现而今，老成这个样了——”几十年一晃而过，当时景象至今历历在目。读《大波》到有关这位风云人物的言谈与行为时，不禁想起那仅有的一次看见他，也算“久仰，幸遇”吧。那年，我刚满12岁，小学毕业了！

当我写了《死水微澜》《暴风雨前》两篇读后感拙文，自然就轮到《大波》。面对这部几十万字的巨著，犹豫再三，只好迎着困难上。出于“抛砖引玉”的初衷，我利用业余时间见缝插针，几易其稿，于1985年交出一篇万余字的解读答卷《论〈大波〉》。承蒙《当代文坛》主编何开四不弃，破例刊于第十期，这对我当然是很大的鼓励。此文收入论文集《李劼人小说的史诗追求》（成都出版社1992年出版），几年后又写了《〈大波〉语言艺术二题》，作为上文的补充，收入《李劼人的人品和文品》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关于新版的成就，在下已呈管见不必重复。至于它存在的缺陷因尚未识透，加之限于学力，迟迟未能动笔。我虽然写了几篇刍荛之作，仍有意犹未尽之憾，因为文学巨著往往“横看成岭侧成峰”，总是说不完、道不尽的。当前有些长篇小说出手就是几十万字，洋洋大观，看似颇有“才气”，实际上作品的含金量极少，杂质较多。有的故作深沉，有的玩世不恭，更有的拿肉麻当有趣，令人难以卒读。一眼就望穿一言就切中的这类作品与《大波》相比，不啻云泥之隔。近几年来，随着步入老境，空有意愿拟再作探索，但已力不从心了。尽管如此，依然念念不忘《大波》，希望学术界有高论以匡不逮。自1990年退休后，有充足的时间自由支配，每日以读书写作消磨时光，随时注意有关李劼人研究的成果，偶尔也写点东西敲敲边鼓，略尽绵薄之力。十多年间，先后读了几部新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有谈李劼人和他的作品的篇幅，长短有异，评价也各自不同，引起极大的兴趣，开了眼界，受到启发。对诸位史家的观点，既有同意的又有可以切磋的。转述容易走样，不妨当一次“文抄公”。依次罗列如下：

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开始涉及李劼人和他的作品，全文不过几百字，聊胜于无，但在国内学术界却起了领先作用。

曾庆瑞、赵遐秋编《中国现代小说140家札记》，以《描绘历史画卷的大河小说》为题，对李劼人的四部长篇小说作了介绍，因系札记之故只把作品依次罗列，点到为止，没有具体分析，但肯定性的叙述是显而易见的（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下卷，第569-577页）。

黄修已《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有关《大波》方面说：“在现代历史题材的小说中，像这样规模巨大，描写真切的，它仍是首屈一指。”（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388页）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认为，李劼人“在结构、人物、语言各方面都得于传统与地域文化知识修养的丰足”，“《大波》生活积累之不足以支持宏大的创作意图，读来便觉沉闷，显出艺术细节粗略的欠缺了。但是他小说的史诗性质与世态描写的高度结合，是异常突出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0页）。

程光炜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说：“而就是这仅完成的三部曲，无论从长篇小说的艺术结构看，还是从小说所展示的丰富而广阔的历史空间看，都堪称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杰作。”又说：“但《大波》过多的历史线索的勾勒，过少的日常生活描绘，造成小说艺术性的减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15页）

上述几例谈到《大波》的成就，似嫌过于简略，但肯定性的观点却是一致的，谈缺陷方面也有近似之处。比较之下，窃以为：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对李劼人新版《大波》的成就与缺陷，不仅立论公允而且做了全面细致的分析。此书在第四章长篇小说的第六节中写道：“作者重写《大波》，追求的是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希望能找出这场运动在历史发展中的位置和意义，从而再现出辛亥革命时代的中国历史画卷，勾勒出一部近代中国的宏伟史诗。”“这一追求构成了《大波》的最大艺术特点：宏观的视野和历史的高度，具有一定的历史纵深感。画面相当恢弘，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全面描画了保路运动的全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对《大波》的成就做如此高度的概括，深得我心。然后细谈了作品的三个艺术特点（原文较长，为了不占篇幅，从略）。又说：“作品的缺陷也很明显，首先表现在历史观方面。虽然作者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去审察历史，但并没有具备真正高屋建瓴的历史视野，对于事件背后的真正动因，作者也没有形成自己独立而深入的见解。由于缺乏统率全文的深刻历史思想，作品所展示的历史画面就因为缺乏关键的主线而显得芜杂。其次体现在细节描写和人物形象塑造上。作品对宏观的历史画面的描绘是全面的，但在人物日常生活细节描写方面主要着力于政治活动层面，缺乏真切细腻的生活场景展示，人物形象也显得不够生动、丰满，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很少。”（同上，第140页）除了上述指出的缺陷之外，几乎都一致认为《大波》读来沉闷。所谓沉闷者因作品有冗余的成分之故也。这里既有内容繁杂提炼不够的问题，又有艺术表现力方面未能得心应手的问题。古今中外的长篇小说似乎都有类似的通病，读来没有沉闷感的可说是少之又少。被誉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他的六部长篇小说中，使读者进入最佳阅读状态的也不过是《罗亭》《前夜》《贵族之家》。法国的大作家雨果写了多部长篇小说，其中，唯有《九三年》经得起反复阅读。他的《巴黎圣母院》关于圣母院教堂古典建筑的格局与壮观的详细叙述，也许是太专业之故，中国读者摸不着头脑难以卒读，依我看法国的一般读者也未必对它感兴趣。从小说艺术来要求，那是应予删除的冗余部分；但从西方建筑史来衡量，却是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大波》那些冗余的历史叙事，是作家未能“跳出历史”造成的，当然是小说艺术的大忌，但对研究清末历史的学者而言，却是可供参考的重要资料。前面提到的《四川保路运动史》即可佐证。人们对长篇小说的要求因人而异，文化修养与社会层次不同的读者往往是各取所需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过，哪怕是大师的作品，也有纯属冗余的成分，因而希望有大手笔把它们进行精练。这个愿望当然无可厚非，却并不实际甚至过于天真了！试想，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有许多冗余的成分以及不少啰唆的议论。那么，由谁来对它“进行”精练呢？即使有大手笔来动未必会取得成功。任何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正因它的原创性和成就与缺陷并存，才具有研究的价值，因为取信于当时而传信于后世的文学作品，往往比史籍更真实。

长篇小说，尤其是多卷本的大部头，都是作家几十年的生活积累、感情积累，然后用生命拼搏出来的心血之作，从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由于积累的厚实，掌握素材的丰富，人生阅历的练达与视野的开阔等，如影随形般难以分开，当他提笔书写时文思如泉涌，停不下收不住，以致清浊混同没法过滤。举凡具有“史诗”品格，“百科全书”式内容的作品，似乎都存在这类问题。即以由鲁迅界定为“世情小说”的《红楼梦》而言，陈独秀就认为它有琐碎可厌的地方，遑论其他了。尽管新版《大波》有这样那样、或多或少的缺陷，然而并非什么错误，更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以作家的文学修养和写作能力，假以时日完全可以弥补。对李劼人重写的《大波》有学者认为：“第二部胜于第一部，第三部又强于第二部，第四部未竟稿更为脍炙人口。多卷本的长篇小说能够一部比一部写得好，在当代文学史上是少有的。”对此，在下深有同感，并引为知音之言。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十多年前一度畅销的帝王系列和为“名相”歌功颂德的“历史”长篇小说，那类小说在“戏说”历史时，犯下的常识性错误可谓百出、千出，误导了平民读者又贻笑大方。跟踪制作的帝王系列电视连续剧，大摇大摆地进入千家万户，在娱乐观众的同时，随之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试问：封建王朝的专制君主真的那么“圣明”吗？时至今日，那类哗众取宠的“历史”长篇小说已成过眼云烟随风而逝了。与之相反，李劼人的《大波》从1983年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多年来不断再版，拥有的读者也越来越多。书比人长寿。我们的子孙后代要认识辛亥革命和它的前奏——四川“保路运动”，《大波》是必不可少的形象参照。西方谚语云：“闪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是金子必定闪光”。我国民间则有“真金不怕火炼”的名言流传！

总而言之，李劼人的《大波》作为长篇历史小说，它的成就已由各位文学史家充分肯定，也为广大读者接受，某些缺陷占的比重不大、也不多，从现有的字数已达写作计划的四分之三来看，仍然是不可多得的文学巨著。然而，有个别学者却把《大波》的缺陷当做“失败”看待，似有“否定”之嫌；这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论断有失公平与公正，难以苟同。令人纳闷的是，有众多以近代历史题材制作的电视连续剧，却不见《大波》的踪影！可能是困难又多又大，不便轻举妄动。窃以为，像《大波》这样题材重大、内容丰富的文学巨著，要把它改编拍成电影，或制作成电视连续剧，确实是十分困难的，必须要勇敢地迎难而上。耑此，非大手笔不可，非大艺术家不可！我们拭目以待。

附记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又是李劼人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作为后学的我对这位前辈先贤，怀着悠悠不尽的思念之情，而今，以八十进一的有病之身，断断续续地写下这篇拉拉杂杂的拙文，献给先生在天之灵！

从《大波》看清季四川交通近代化

李劼人的长篇小说《大波》，无论是被誉为“反映时代的超长篇小说”即“大河小说”，或是历史小说，都可以看做为一部鸿篇巨制的“信史”。

戴执礼主编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料》为记载辛亥史实的权威著作，其在“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引用书报目录”专门提及“《大波》，李劼人撰。描写辛亥四川保路运动的长篇小说，民国二十六年上海中华书局排印本，三卷，三册”。

其中引证资料：[1]273四川保路同志会公启宣统三年七月一日（1911，8，24）（一）勿在街头群聚。（二）勿暴动。（三）不打教堂。（四）不得侮辱官府。（五）油、盐、柴、米、一切饮食，照常发卖。能守秩序便是公民，无理暴动便是野蛮。——《大波》卷上，第二四六页。一九三七年中华书局排印本。该书系章回小说，李劼人撰。

如此一部权威的史料专辑，而将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作为史料引用，这是极为罕见的。

作为互证，在《李劼人晚年书信集》里：“致蓝子玉一封（一九[2]83六一年三月二十日）”中称：以为我颇熟悉前川汉历史，事实殊不尽然。我比较熟悉者，为争路事件，而于川汉铁路本身历史，则知之甚少也。关于此项记载，我所收集抄录虽有若干，然于公之编写，都无裨益。兹特介绍二种文件如后，庶几略有帮助：一、《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前川汉铁路公司主任管事彭兰棻于民国二十二年撰印；二、《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戴执礼一九五九年篡辑，科学出版社印行。前书大约不易求得，我处尚存一册，可以奉借。

戴执礼为四川保路运动史研究专家，其编修是极为严谨的，而将《大波》作为引用文献，这足以说明《大波》作为信史的价值所在。况且，戴执礼还在其书后记中道：“本编承李劼人、刘培芝、李元伯、舒群实先生供给一些史料，并校阅了部分稿件。”这也间接地说明，作为小说家的李劼人是极为重视史料的收集与参考的。

作为信史的《大波》由于文学的丰富性，也可以视为当时那个社会时代的心态史、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身体史、交通近代化史等等。

为了集中与方便，本文主要论及与四川保路运动相关的，辛亥四川交通近代化的状况，主要指铁路、水运与电话及电报。

什么是交通，按《辞海》（1999版）释词：交通，各种运输和邮电通信的总称。即人和物的运转与输送，语言、文字、符号、图像等的传递播送。对此条释词最好的诠释互证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清政府推行官制改革中，谕令设立邮传部：轮船铁路电[3]37线邮政应设专司，著名为邮传部。《大波》里现代交通主要为船运与铁路及电报和电话。在这样的描述里既突出了保路运动的四川历史地理文化背景，也写出了蜀人对蜀道天堑变通途的惊惧与期盼；如此将辛亥四川保路运动置于更为广阔的国家历史地域文化的背景之中。一、川汉铁路与蜀道情结

1903年，清王朝拟定修建川汉铁路，从四川成都经重庆到湖北汉口。

1909年，“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率领人马集结宜昌准备修建川汉铁路。同年10月，宜昌至秭归段曾一度动工修建。

1911年5月，清王朝宣布将铁路修筑权收归国有，废除商办法案，然后向外国列强借债修路，出卖路权，引发了四川人民针对川汉铁路的“保路运动”。

四川的保路运动，可以看做一场借洋款筑路的清政府中央政策与四川咨议局为代表的地方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而且四川的城市精英与下层社会民众都一致地视保路为保川，进而为保国。殊不料竟成为一场百年的铁路梦想。“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唐朝李白著名诗句成为川人对蜀道的集体记忆。四川保路运动除了川人的蜀道情结之外，更有对近代交通的渴求，即为交通速度的企盼。

这样的企盼在《大波》里，分别描述提及了当时中国几条重要的铁路。[4]231

沪杭铁路，实际上就是沪杭甬铁路，自上海南站起，经松江、嘉兴、杭州，然后跨钱塘江折而东行，经绍兴、曹娥、余姚，最后抵达宁波，全长357.03公里。这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城际铁路，分段施工，1909年5月沪枫段建成，同年7月杭枫段也建成。描述这条远在江南的城际铁路，很容易让联想到当时的成渝铁路。而在《大波》里，也专门将川汉铁路与成渝铁路做了容易与艰难的经济与政治成本的比较。[4]64

京张铁路，是大清中国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修建的第一条工程艰巨的铁路。1905年5月，清政府根据国际、国内形势，采纳了直隶总督、关内外铁路督办大臣袁世凯的建议，决定不靠外资，不用洋匠，利用关内外铁路余利修建京张铁路。同时决定设立京张铁路总局，任命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会办兼总工程师。

川汉铁路最初的操作，无论组织机构、所聘用的技术人员，还是资金的筹措，都可以说是以京张铁路为蓝本参照并有所改进的。在《大波》里，以京张铁路明喻了川汉铁路的修建难度。以京张铁路衬托川汉铁路，也是铁路自建的民族主义保路保权的地方自治宪政思想的社会民间诉求。

戴执礼主编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集有《川人自保之商榷书[1]304宣统三年七月一三日（1911，9，5）》史料；成书在前的李劼人[5]第一部341所著《大波》亦引用《川人自保商榷书》：（十）铁路。（十一）轮船。说明：铁路务在先修成渝，辅以川轮，使四川交通略便，以免开门揖盗之虞。宜夔一段，则宜量势渐图。至于铁路所需材料，为四川富有，取之无穷，如铁轨、木枕、石炭等，既办炼铁制材两厂，即可渐次不购于外，而人工尤以四川为最廉，甚则或可以工代赈。“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唐朝大诗人李白诗句，应当为蜀道水路与陆路艰难的双重比喻而成为川人关于交通最为深刻的集体记忆。

四川独特的交通地理，除却西北秦岭的雄伟之外，更有东南长江三峡之瞿塘峡的峻急、巫峡的雄秀、西陵峡的开阔。百年前长江三峡地理空间如此奇特雄险，浩浩汤汤，深刻影响了川籍作家群的文学创作。从李劼人长篇历史小说《大波》，到郭沫若的自传体小说《洪波》，再至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无一例外的都以此为描述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的重大借喻。二、蜀通轮与历史文化隐喻（一）蜀通轮的出现

清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十七日（12月29日）蜀通轮由沪抵渝，这是峡江航道上行驶的第一家中国轮船公司的第一艘客货轮船。时有当地绅民“穿衣顶帽倾城出现”，欢呼国人自营轮船第一次入川抵达重庆。

1907年在中国航业史中发生了一件重要事件，这年年末在重庆由四川官商合办发起创办了一家“川江行轮有限公司”，而且居然是由赵尔丰的胞兄、当时的护理川督赵尔巽委派四川商务总办周善培及川东道陈遹声创办的。向英国订购一只适合峡江航行的双螺旋桨“蜀通”号轮船（总吨数196吨，载重80吨，机械动力600匹马力，时速13海里半，拖运为时速11海里），及一只拖船（载重159吨，客舱有80个一、二等客位，统舱可容一百数十[6]410人），于1909年10月由江南船坞组装完毕，开始航行。

蜀通轮的设计充分考虑到川江三峡航运的特点，船体长115英尺，宽15英尺，吃水3英尺，时速13.5浬，从宜昌到重庆只需65小时。

然而，快捷的蜀通轮初航不久，却遭到湖广总督陈夔龙从中作梗，借口川江行轮容易碰撞民船占夺民生，和将引导外国轮船接续航行等，横加阻挠。一面要求清廷制止，一面电达四川总督，不准蜀通轮进入湖北境内。后经多次调停，订立免碰章程十条，赔偿章程八条，又向宜、渝两关各缴存押款一万两，以备赔偿碰损民船之用，直到1910年3月中旬，川江轮船公司才得营业，蜀通轮往返水路在宜（宜昌）渝（重庆）两地，这是作为经济行政技术层面关于“蜀通”号轮船的表述。然而作为文学的描述，《大波》开篇：蜀通轮船正顶着长江洪流，一尺一寸地挣扎而上。浑黄的水是那么湍激，丢一件浮得起的东西下去，等不得你看清楚，早就被水带到你看不见的远处去了。机器仓、煤仓占了轮船本身一多半。机器的轰隆声特别大。火仓里的煤铲随时都在嚓嚓地响。这条一年来专门行驶在川江的轮船是特别设计制造的，和宜昌以下所有轮船不同地方，除了机器大、马力大而外，比如船尾的螺旋推进器，就有两部。舵也一样，主舵外还有两张比较小一点的辅舵。……轮船本身只容得下为它工作的人员，即是从那个英国籍船主起，一直到洗船板的宁波籍水手。一百多位旅客，则全部挤在用钢绳绞绑在轮船左舷的[5]第另一艘比轮船还大、还长、还高，木头构造、铁皮包裹的两层仓船中间。一部3《大波》虽说是以川汉保路争路为中心，却以大量笔墨描述峡江的水路，并以此为文学隐喻那一场波澜壮阔的辛亥保路死事运动。《大波》关于西方的现代轮船绞绑中国铁皮包裹的木仓船的文学描述，表现出文学的歧义性与多义性；让人联想到晚清的洋务运动，一场西方世界工业社会对中国数千年农耕社会的胁迫，改良是由外部引起的；同时，也让人联想到当代历史学家唐德刚提出的中国“历史三峡观”。（二）蜀通轮与辛亥三峡水运

1.蜀通轮的社会影响。

1910年3月蜀通轮正式定航于宜渝之间，每月往返二次。这是三峡川江有史以来定期航行班轮之始。《大波》中借周孝怀自我表白，说明了蜀通轮在清廷地方官员心[5]第一部238目中是列为首要政绩的，也为四川的交通现代化的象征。[5]第二部289《大波》借一个制伞匠之口，还表述了当时民间社会对峡江水路运输的一般陈旧概念，反衬蜀通轮对于四川交通现代化的重要性：一个时候，他硬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从早到晚都在打听岑春煊的消息。消息得不到，就四处问人，由上海坐轮船到宜昌，要几天几夜？由宜昌坐民船到重庆，又要多久？（虽然蜀通小火轮已在川江行驶了两个年头，但一般人尚未把它摆在脑子里，只要说到川江交通，大家首先想到的，依然是靠纤绳牵挽着逆流而上的木船。）

2.蜀通轮的政治关系。[5]第二部338《大波》蜀通轮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赵尔丰还有另外一种为别人所不及知道的忧愁，那便是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的重大事情。这封密电报，是他派去迎接端方的候补道谢廷麒，于八月二十二日，端方由万县乘坐蜀通轮船到重庆的这天，他探闻之后，立即打出的。电报由赵老四亲自译出，送到赵尔丰跟前来时，老四还从容不迫地说：“武昌革党起事。”

此段描述，可以窥探出当时四川的交通，蜀通轮的水路消息与电报是经常联系在一起的。[5]第三部45《大波》对端方入川到重庆时，在朝天门码头摆排场的政治作秀，以起到震慑官民的作用，也是通过蜀通轮来完成的。

3.蜀通轮的军事作用。

这是历史的吊诡。在四川保路运动兴起期间，清廷钦派“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省新军精锐——湖北陆军步队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全标及三十二标之第一营（缺两队）官佐，共约二千兵力，于1911年9月15日起程武汉，向四川进发。

作为运兵的蜀通轮其军事作用属于清廷的“命门”，无奈偏偏又遭到搁浅，这让清廷与地方大员们焦急万分，于是清廷中枢与地方各个方面为此驰电频繁。《端方致内阁请代奏借用英国兵轮赶程入川电宣统三年七月[1]322（1911，9）》；电文中称：端方连日赶办公所要件，并布置入川事宜，确已就绪，即日乘轮赴宜昌。其由宜昌至重庆之航路，仅有蜀通轮船可行，正值搁浅，屡电饬令设法出浅，迄未办到。如由宜遵陆，约须经月，始达成都，殊嫌迟缓。《瑞澂致盛宣怀成都情形危急鄂军到渝须有二十余日电宣统三年[1]339七月二一日（1911，9，13》电文中亦称：至鄂军赴川，由汉乘轮至宜昌后，须看有无入蜀轮船，临时定夺。即有轮亦不能一批齐进。计舟行至万县，由万陆行至重庆，最速须二十余日左右，方可抵渝。

由于搁浅，致命的蜀通轮，让邮传部大臣、四川保路运动始引发者盛宣怀乱了方寸，而向赵尔丰的兄长赵尔巽询问办法，遂有《盛宣怀致赵尔巽鄂军援川缓不济急四川何军可靠由陆军部电调进援成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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