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欣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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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汉国史试读：
前言
公元907年，朱全忠逼唐哀帝禅位，自立为帝，建立梁朝，史称后梁。其后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一直到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兵变，颠覆后周王朝，建立宋朝为止，其间经历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岁月，史称“五代”。中原地区五代相继，南方地区九个割据政权建立，相互之间争夺疆土，战火迭起，加上北方的北汉政权，史称“十国”，与五代合称“五代十国”时期。
当其时，在边远的五岭以南之地，刘隐、刘兄弟于乱世中崭露头角，建立刘氏藩镇，并于后梁贞明三年（917年），在番禺称帝，国号大越，翌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宋开宝四年（971年），南汉为宋攻灭，后主刘在惆怅中被俘北上，离开了战火方息的广州，南汉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南汉虽为“十国”之一，但由于僻处岭南，且立国时间不长，距今又逾千年，遗留至今的有关史料甚少，因此，关心和研究南汉历史的人亦甚少。本书选择立国岭南的南汉政权，加以综合研究，试图描绘其全貌，弥补一点缺憾。一、选题意义与目的
在中国史的研究领域里，秦、汉、唐、宋、明、清等强大的中央王朝，一直以来成为史家研究的重点。翻看一系列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成果，诸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郭沫若《中国史稿》等，在这些作品中，上述朝代占据了大部分篇幅，而夹杂在两个举世瞩目的唐、宋王朝之间的五代十国时期，历来以“分裂时代”、“黑暗时代”、“动乱时代”等等代名词扼要述之，较少受到重视。不仅如此，即便是在断代史的研究中，五代十国史也向来少人问津。学术界习惯将五代十国史作为隋唐史的延伸或是宋代史的前引，并未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时段。20世纪初以来，“隋唐五代史”的概念由邓之诚先生率先提出来后，便为学者们所推重，纷纷将五代十国五十余年的历史纳入到隋唐史的延伸段中叙述。由于唐代的恢弘霸气和其在世界历史上产生的重大影响，学者们往往会把研究的天平毫不犹豫地偏向唐史。现存史料的多寡，也是迫使学者做出上述取舍的一个关键原因。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容易忽视五代十国在中国历史中的特殊地位，无法确定其在历史演进脉络中的位置。熊德基先生曾经对五代十国的历史作过一个精确的评价：“表面上乱，实质是变。”五代十国的历史不只是单纯的表面化的混乱、倒退，而是一个在黑暗的岁月里用大动荡来实现变革的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中期开始，五代十国史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板块，日渐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并随之涌现了不少研究著作。曾育荣博士在他的学位论文《高氏荆南国史》绪言中提及：在上个世纪40年代前后，有一本《五代史》问世，然著者、版本皆不详。如果能找寻的到，那应当是最早的以五代史作为整体的特定历史段落的研究著作。60年代，香港、台湾和马来西亚地区陆续出版了几本五代史，有林瑞翰的《五代史》、李唐的《五代十国》、王赓武《五代时期北中国的权力结构》等；70年代，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的《五代史》问世。由于时代的局限，上述著作并没有即刻传入中国大陆，因此，对当时国内的学术研究影响不大。80年代，中国史学界兴起了断代史研究的热潮，陶懋炳先生的《五代史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各个层面，成为国内第一部较为完整的五代十国史专著。此后，五代十国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不再是隋唐史、宋史的附庸和点缀，而是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段落。在一些专家学人的努力之下，五代十国史研究的面被大大拓宽，深入到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21世纪以来，张其凡、曾育荣对陶懋炳的《五代史略》进行订误、删削、增补，写成《五代史》，列入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历史》之第6册，约60万字，已于2009年3月出版。
但是，从总体上看，形势依然不容乐观。首先，与其他的断代史相比，五代十国史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仅科研队伍而言，就远不如相邻的唐宋史；且不少领域，如社会史、科技史、民族关系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再研究空间。其次，即便是在上个世纪学者们广泛关注“唐宋变革”期的时候，似乎也公然漠视五代十国这一段历史。既然要理解唐宋之际转型的发展轨迹，那么介乎其间的五代十国确是需要着意关注的，又岂能言乎唐而即入宋。再者，由于史料的缺陷，在专题史研究的著作中，也不乏由唐直接入宋的情况存在，忽视五代十国的历史已然成为思维定式，使得五代十国史的研究长期以来都有空白和半空白的情况。因此，加深五代十国史研究迫在眉睫。
与五代史研究相比，十国史的研究更加缺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现存史料的制约，与中原王朝相比，割据政权的史料更为匮乏，很多没有立国的割据政权本身并没有史官记载，相关史料零星点滴的存在于与中原王朝相关的事件中，或与周边政权的交往记录中。《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明显详五代而略十国，直接影响到晚近学人对于五代十国史的研究。另外，在历史脉络中对十国的位置不能恰当认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不少人认为十国政权不过是唐末藩镇混战的延续，却没有看到南方九个政权对各自统辖之地的经营，使得本地区在经济、文化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说：“五代均在黄河流域，十国（除北汉）均在长江以南。五代名义上虽上承唐，下启宋，号为王室遞禅之正统，其实前后五代，共止五十四年，而已有八姓、十三君。就其开国之君而言，三位是胡人（唐、晋、汉，北汉亦是胡人），一位是流寇（梁），一位是募兵（周）；正可说明那时的北方中国，已到了最不像样的时代。而南方九国（十国，除北汉，只九国），比较气运长（其中过半数以上，每一国之年代，皆超过五代之全时期；其少数亦均超过五代全时期之一半），文物隆，还有一个样子。自此以后，南方社会，遂渐渐跨驾到北方社会的上面去（此和南北朝情形又不同。尤著者，如吴徐知诰之轻赋恤民，越钱镠之大兴水利，江、浙一带，至宋遂为乐土。又如南汉刘所用刺史无武人，皆北方所万不能及也。而南唐文物，尤为一时之冠。宋太祖建隆元年，有户九十六万余，嗣平荆南、湖南、蜀、广南、江南，得户一百六十万。蜀五十余万，江南六十余万，即两地户数已超过中原矣。此亦与三国、南北朝相异也）。”可见，十国尤其是南方九国统治时期，是长江以南地区的重要发展阶段，是全国经济中心由北向南转移的加速阶段，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大意义是不容被忽视的。
在十国史的研究当中，研究者又对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相对较多的吴越、南唐、蜀、闽、楚等政权，关注较多。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先后涌现了一批较有分量的研究专著。如杨伟立的《前蜀后蜀史》（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诸葛计等《闽国史事编年》（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徐晓望《闽国史》（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任爽《南唐史》（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邹劲风《南唐国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杜文玉《南唐史稿》（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诸葛计《吴越史事编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罗庆康《马楚史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曾育荣《高氏荆南国史》（暨南大学2008级博士学位论文）等。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十国之中南汉国史的研究仍较少关注，与其他政权相比，学术成果也不多见（详见下文学术史回顾）。
从岭南地方史研究角度出发而言，在岭南历史上先后存在过两个建国称帝的割据政权，第一是南越，第二就是南汉。这两个政权对岭南历史的发展都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因而成为地方史研究中的重点。
秦末的南越国，在南越王赵佗的统治下，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环境中，生产力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成为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发展相对较快的时期。虽然流传至今的文献资料并不多见，对于南越国史的研究只能依靠几部正史中的记载，使得研究难有重大突破，但是这种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后，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南越国时期的一系列墓葬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得以重见天日。1983年，在广州象岗发现南越文王赵眜墓。这一墓葬保存完好，出土的文物极为丰富，可以印证南越国时期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内容，尤其是制造业、农业水平，以及与中原的关系和海外交通的发展状况等等。随后，又在广州中山四路发现了南越王宫遗址，对确定秦汉时期番禺城的位置和建筑风格提供了不少珍贵的资料。一系列的考古成果为南越国史的研究带来了许多鲜活的资料，也掀起了一股南越国历史研究的热潮，出版了一些专著，如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黄淼章《南越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麦英豪《广州南越王墓》（三联书店2005年版）等。
相比较而言，南汉国作为岭南历史上另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由于文献资料缺乏，考古发现又不尽如人意，一直以来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屈大均尝言：吾粤之地“盖自秦、汉以前为蛮裔，自唐、宋以后为神州”。统治岭南长达55年的南汉恰恰处于该地区由“蛮裔”变为“神州”的关键发展阶段。因此，致力于南汉政权的研究，准确把握南汉国发展的具体历史脉络，对客观评价其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在岭南地方发展史上的地位，有着积极的意义。
上述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决定了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在于：
第一，当我们翻开历史长河的画卷，重新审视这一段从分裂走向统一，从战争步入和平的过渡时期，会发现南汉对当时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是岭南历史上一个显著的飞跃期。秦以前，当中原文明在世界上已达到相当高水平之时，岭南仍然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派兵进驻岭南，除加强南边的驻守外，尚有以中原文明同化这块蛮荒之地的用意。南越王赵佗正是在这样一个半开化的情形下，苦心经营岭南。然诚如三国时薛综之言，时岭南“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徙跣，贯头左袵，长吏之设，虽有若无”，仍有许多地方仍未迈入文明。当南汉建立之前，岭南的基础情况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隋、唐是统一全国、影响世界的强盛帝国，开凿了大运河，沟通了南北经济，影响所及，岭南地区也得以迅速发展。大庾岭道的开凿，进一步密切了岭南和中原地区的陆路联系，为岭南、岭北的物质文化交流减少了障碍。此时岭南地区农业生产技术也有了较大发展，农业与中原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随之而来，手工业也兴盛起来。南汉在此基础上，以五岭为障，在唐末五代的乱世中保住一方安宁，提供稳定祥和的发展空间，成为岭南地区第二个令人瞩目的发展期。李剑农先生以为：“此等区域，经济上之发展，已达相当程度，非但各足以维持一政府机关，并足以维持相当之兵力以保守之；换言之此类割据势力之能存在，即各区经济势力发展之反映也。”五代之时，岭南的经济发展状况对支撑起一个割据政权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顺利运作已然绰绰有余。文化方面，一直以来岭南便被认为是蛮夷之地，文化相当落后。然南汉建立前后，大批中原士人因躲避战乱，纷纷逃难至岭南，不仅为南汉的建国立下汗马功劳，而且在当地传播中原地区先进文化，对提高岭南地区的文明程度，功不可没。南汉的统治者对文化建设也颇为重视，南汉国内崇文之风很盛。岭南的经济文化在宋室南渡以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南汉恰恰是存在于唐宋之间，岭南地区的一个独立发展的割据政权，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第二，一直以来，由于受王朝体制下正统史学观念的影响，南汉被认为是难登大雅之堂旋起旋灭的僭伪之国，礼乐崩坏，“牢牲视人”。南汉历任君主能在五代乱世中站稳脚跟，生存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若没有一定的治国施政方针，仅凭酷刑暴力定然是行不通的。实际上，南汉时期，统治者大体上都能够审时度势，关注岭外局势变化，适时调整对外交往的策略，周旋于中朝及其他割据政权之间，为生存创造条件。岭南地区得以保持和平，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南汉国对岭南地区的经营与开发，为宋代岭南经济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对南汉政权应该走出以往认识的误区，重新给出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
第三，邓小南先生认为：“五代时期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的过渡性。它是一个破坏、杂糅与整合的时期。它自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局面脱胎发育而来，同时又为打破长期僵持之局面创造着条件；它是‘礼乐崩坏’的时期，同时又是大规模整理旧制度、建设新局面的时期；它是上上下下空前分裂的时期，同时又是走向新层次统一的时期。”南汉作为五代十国时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同样拥有这样的特点。南汉立国后，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唐代的典章制度，沿用唐代的官制；又仿照唐朝开科取士，扩大士人参政的途径；在都城的设置上也一应唐时的做法。与此同时，政治上，南汉又率先打破武人任刺史的局面，启用幕府士人统领诸州，摆脱了唐后期藩镇割据的弊端，保持地方政局的清明和稳定。经济上，大规模铸造“乾亨重宝”钱，这是岭南历史上首次大规模铸币，对岭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南汉国所展示的一些政治、经济及社会风貌已初露其后中国社会形态的端倪，解读南汉国历史对理解整个中国局势的发展也颇有重要意义。
第四，岭南地区由于地理阻隔，且远离政治中心，一旦中央王朝发生战乱，对这等边远地区就会难以控制。唐末，中央号令不行，岭南地区地方势力活跃，或据境为首，或相互征伐。五代时，南汉完成了对岭南大部分地区的统一，并定都番禺，对辖境内各州县的掌控力度大大高于中原王朝，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地方势力的发展，对岭南地区的稳定有积极促进作用。
第五，今天，广东作为一个经济、文化大省，各方面发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回顾历史，对广东如何在唐宋之交度过艰难乱世的同时，又取得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重大飞跃，从而步入“神州”的奇迹，做一个仔细的梳理，寻找历史发展的轨迹，无疑是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极大的现实意义。二、学术史回顾
唐宋时期在中国古代史上的辉煌地位及保存较完备的史籍文献，吸引众多史家投入毕生的心力，至今已有丰厚的研究成果问世。五代十国处于唐宋之交，争霸战争绵延不断，政权交替频仍，各国史料保存实属不易。且受以往正统史观影响，旧史家斥十国为“僭伪”小国，虽留下一些文字与金石材料，但多嘲讽失实之语，不足以窥历史真貌、全貌。在仅有的研究成果中又以五代为主，十国研究相对更少。在十国中，资料保存较完整、研究成果较丰富的是吴越、南唐和蜀，闽、楚等政权的史料次之，南汉是资料最少的几个政权之一。因此，有关南汉史的研究较为稀见。（一）20世纪以前有关南汉国史的著述
五代末宋初，南南汉后主朝的中书舍人胡宾王在辞官隐退后，访问耆旧，搜求遗文，写成《南汉国史》12卷，烈宗刘隐、高祖刘、殇帝刘玢、中宗刘晟、后主刘共计《五主传》，又为杨洞濳、陆光图等三十三人作《纯臣传》，还有《具臣》、《乱臣》、《宦官》、《女谒》等传。后献于宋廷，改名为《刘氏兴亡录》。胡元兴也曾纂述过南汉历史。惜乎二书皆已亡佚。
宋人周克明也搜集南汉的轶闻碑志，撰著过南汉历史十余卷，但是书未成身先卒，书稿也散佚不传。
目前能够看到的宋代记载南汉国历史的著作主要有：1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清乾隆年间辑本）。该书对十国政权的状况，边疆民族政权及近邦历史也有撰述。《旧五代史》的编撰者大都亲身经历过五代历史的片断，见闻较近，而且撰写史料基本来源于五代时人所修的各种实录，因此，应该是当时较为全面研究南汉历史的著作。不过，由于受正统观念的影响，作者将脱离中朝队伍、自主称帝的割据政权南汉刘氏，列入卷135《僭伪列传》中。2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在书卷65《南汉世家》中以南汉五主四帝的生平为线索，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南汉政权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在南汉的对外交往方面，如其将各个阶段南汉与楚国的交往与交战均一一记录，使南汉历史有了横向的联系。另外，《新五代史》文笔优美，叙事明快，也是其一大优点与特色。由于作者认为：五代是一个“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的“干戈贼乱之世”，因此，在《新五代史》中对于南汉的典章制度，除职方考外皆未论及，对于南汉的经济文化也言之甚少。3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作者以编年体形式，将南汉国的重要事件按时间顺序，与同时期其他政权一起论述，这对全面了解五代十国之际错综复杂，千丝万缕、互相牵扯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甚为可贵。对研究南汉这类不为中朝重视，地域偏远又文字稀少的地方政权帮助更大。4路振著《九国志》。以五代时期杨吴、南唐、吴越、前蜀、后蜀、楚、闽、南汉、北汉九国为重点研究对象，是留存至今最早的有关十国的专著。然《九国志》佚失大半，今本12卷从《永乐大典》残卷中辑出，南汉仅余1卷，内容过于简略，不过其价值仍不容小觑，清人伍崇曜称此书“虽非足本，然截珥编珰，弥当珍惜”。5《五国故事》，卷下《伪汉彭城氏》对南汉的历史也有较为集中的著述。6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集中叙述南汉后主时期的历史和宋灭南汉的经过及南汉君臣入宋后的生活。
此外，宋人在撰写五代宋初历史的史著和笔记中一般都会提及这个偏远的割据政权，如《隆平集》、《青箱杂记》、《东都事略》等，但都篇幅不大，没有将其作为独立的研究个体，并以专著的形式给出。
在元人脱脱等编修的《宋史》中，卷481《南汉世家》，对南汉刘氏的传承有一大致的描述，主要详于后主刘时期的历史，并为南汉国后期的几位大宦官龚澄枢、李托、薛崇誉、潘崇彻等列传。
明代未见有关南汉国史的著作问世。
入清后，则涌现出了不少出色的作品。当时学人续（补）正史成为一时风气，故此时的著作多以纪传体形式呈现。
康熙年间，吴任臣著《十国春秋》，114卷。其中南汉9卷，包括南汉五主四帝和南汉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在书末的《十国纪年》、《世系》、《地理》、《藩镇》、《百官》等五表中，也有南汉相关方面的研究内容。该书代表了清代治十国史的较高水平。
道光年间，刘应麟编撰《南汉春秋》，13卷。但是其列传部分大抵来源于《十国春秋》，极少创新。不过，在“古迹”部分，作者收集资料颇为尽力，内容非常丰富，是该书的可取之处。
其后，梁廷枏著《南汉书》，18卷。清代学者何太青称：“南汉去今几及千载，霸图灰烬，文献无征，后人虽有撰录，类多择而不精，语而不详。章冉网罗散失，勒为成书，复稽同异，堪与放翁《南唐书》抗衡，今古可谓千秋绝业矣！”全书包括南汉五主本纪6卷，后妃传、诸王公主传、诸臣传、杂传、宦官传、方外传、叛逆传、外传等12卷。此外，作者还将在撰著《南汉书》过程中考证过的问题集合起来，与前人记载的南汉史料相互比较印证，得其最详确者，成《南汉书考异》18卷。
吴兰修著《南汉纪》，5卷。李兆洛在序中说：“其为之也，十年乃成；其成之也，诸家可废。”作为一部纪传体史书，《南汉纪》以五位国主生平为主线，贯穿而成一部南汉国史，构思精巧。《南汉地理志》，1卷。在完成《南汉纪》之后，吴兰修以余力据《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等书编写而成《南汉地理志》。书中将南汉入宋时所辖62州214县详加考证，并注明州县建置沿革和相关文献记载的异同，是专门研究南汉地理的第一书。（二）20世纪以来对南汉国史的研究情况
步入20世纪后，南汉史逐渐引起了史学工作者的重视，相继有作品呈现。与以往不同的是，20世纪以后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以论文的形式呈现。由于南汉史料的稀缺，学者们鲜将其作为独立研究的个体加以探讨，也缺乏综合整体的论述。目前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对南汉国史某一侧面的研究。下面就将这些成果分成五个部分加以评述，以见南汉史研究之大略。
1．南汉国政治史研究
首先是对南汉主刘氏族属问题的研究，国内外相继有论文面世。其论述观点颇有争议。大体上有三种意见：1．上个世纪初，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率先提出疑议，认为刘氏不是汉族，而是来闽粤经商的大食（阿拉伯）商人后裔。（《南汉刘氏祖先考》，收入《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国内陶懋炳先生（《五代史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和台湾学者李东华（《五代南汉的对外关系》，载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1997年）等都赞同藤田丰八的说法。2．认为南汉主刘氏既不是汉族也非大食后裔，而是出自岭南封州一带的俚僚武装酋领，俚僚为古百越族的后裔，是当地的土著部族。（刘美崧《南汉主刘氏族属为俚僚》，《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3．大部分学者仍然支持旧史籍的记载。认为南汉主刘氏乃中原南徙之汉族，祖籍河南蔡州上蔡（河南汝南县），经福建辗转迁至广东（唐森《南汉刘氏族属评议》，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李庆新《濒海的国度：南汉的对外关系与海外贸易》，载《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
其次是关于南汉建国及其政治。论述内容大多涉及南汉国建立及其主要设施，割据一方的原因及经济文化等方面，实际也是南汉国综合史的研究之作。五代史及中国通史等多部论著，大体都认为在五代中原战乱、王朝更迭之际，刘氏暂保岭南安定，与内推行中原文化，与外结好周边政权、相互通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专文方面，日本学者田中整治《南汉的建国和刘龚的政治》（《北海道大学教育纪要》第一部B，1968年），论述了南汉建立之初的政治措施。刘美崧《论南汉政权的汉化》（《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在基于其认为南汉主为俚僚族观点上，认为刘氏父子冒称汉姓，大力延揽岭北汉族士大夫，加速南汉政权汉化。张金铣《南汉割据及其政治设施探析》（《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2月）以“中原多故”乃南汉小国生存之本，在此基础上讨论五代时期南汉政权建立及制度与设施，认为南汉兴起对于南方形势的变化及岭南地方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南汉王朝的盛衰，与南汉士人与宦官的政治命运息息相关。曾国富《士人的任废与南汉王朝的兴衰》（《岭南文史》，1995年第2期）和张金铣《南汉士人及其政治命运》（《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基本认为南汉初期政治清明、礼贤下士、保境安民；中期政治走向腐败，宠任宦官，士人几无用武之地；后期宦官把持朝政，政权与士人决裂，南汉灭亡。
从南汉士人政治命运与南汉国盛败兴衰的关系也引出了南汉政权中另一个显著特色，宦官弄权。南汉宦官人数众多且地位出奇崇高，更甚有把持军政大权者。南汉宦官势力的发展直接影响了南汉政权。张金铣《南汉宦官势力初探》（《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唐森《话说南汉刘龚与宦祸》（《广东史志》，1996年第1期）等数篇论文，研究了南汉宦官政治的缘由和特点，总结了宦官擅政的危害。
再者，在南汉对外关系的研究方面，李东华《五代南汉的对外关系》（载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1997年），从南汉的经贸发展和对外交往方面论述了南汉与中原及周边政权的关系。赵建玲的《南汉与中原及周边割据政权关系概述》（《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2年5月）探讨了南汉对“五管”志在必得的心态，以及中原王朝实力的盛衰与南汉对外政策之间的紧密关系，和南汉与周边割据政权的政治经济往来。以南汉为中心，从一个动态的视角述及五代时期的全局，颇有意思。
总的说来，人们对南汉国政治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汉国建立之初的政治设置和中后期宦官专政几个点上，而对南汉国与周边各国及中朝的交往及相互依托的关系涉笔未深，对一些细节问题也流于粗浅的阐释。
2．南汉国人物研究
南汉国人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南汉历任国主的论述上。曾国富《南汉国主刘简论》（《广东史志》，1994年第3期）和《略论南汉四主》（《广东史志》，2001年第3期）等，都过于简略，缺乏细致全面的历史环境的探讨。
李玉、李延夫、叶家春著《南汉广西状元梁嵩民族成份初探》（《广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对南汉的状元梁嵩的族属问题进行了研究。
3．南汉国经济研究
学者们对于南汉国经济史研究领域中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对外贸易研究上。日本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对此作出探究。王赓武《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中华书局，1988年）对南汉时期与外贸易的货品及国家作了相关的考订。杨少祥《广东唐至宋代陶瓷对外贸易述略》（《广东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以东南亚地区出土的南汉陶瓷证明南汉瓷器远销东南亚、西亚一带。此外，沈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邓端本《广州港史》（海洋出版社，1986年），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邓端本、章深《广州对外贸易史》（广东高教出版社，1996年），李金明《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等专著均有涉及南汉国对外贸易的部分内容。
对南汉国经济加以综合论述的文章，如：李庆新的《略论南汉时期的岭南经济》（《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和《濒海的国度：南汉的对外关系与海外贸易》（载《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崔勇《南汉时期的广东经济》（《广东经济月刊》，2003年2月）等。
4．南汉国文化和宗教研究
南汉历经五主四帝，五十五载，是五代十国时期国祚较长的小朝廷。但由于传世作品甚少，使研究南汉文化的资料十分匮乏。方志钦、蒋祖缘主编的《广东通史》（古代上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对南汉时期的文化和佛教情况作了简单的介绍与总结。
南汉佛教盛行，统治者提倡崇佛，立铁塔，建佛寺，铸佛像，特别是后主时期，礼佛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关于南汉宗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佛教，尤其是禅宗中的云门宗。郭朋《禅宗五家——禅宗思想研究之二》（《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1期）对云门宗及其源流进行评述与分析。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探讨了文偃和云门宗的发展概况。
对于南汉境内的道教及其传播情况、巫术等其他宗教形式尚无专文论述。
5．南汉国地理与建筑艺术研究
今人在清代学者吴兰修《南汉地理志》的基础上，研究南汉的疆域和行政划置。如：梁元的《南汉地理志考异》（《岭南文史》，1985年第1期），梁允麟《南汉地理沿革》（《广东史志》，1995年第4期）等。曾昭璇的《南汉后海南省行政区划史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4期）对南汉海南岛琼崖四州设置进行了考辨。
城市建筑上，曾昭璇《宋代以前广州市历史地理问题》（《岭南文史》，1984年第2期）对南汉的“新南城”范围、旧址等方面作了考察。陈泽泓《南汉兴王府建设及其在岭南建筑史上的地位》（《岭南文史》，2001年第4期）从兴王府的布局、建筑风格、园林艺术等各方面再现了南汉兴王府的面貌及其对岭南地区建筑的影响。（三）成就与不足
综上所述，20世纪以前有关南汉国史的研究，除了现在已经失传的宋胡宾王《刘氏兴亡录》和胡元兴、周克明的南汉国史外，清人撰写的《南汉书》与《南汉纪》这两部书，是完整记述南汉历史最早的专门性研究著作。
梁廷枏虽然抱着为南汉做正史的想法，但是最终并未能如愿。书的内容仅限于本纪和列传，对南汉国的典章制度、疆域变迁、对外关系等重要内容没有形成专门的章节，而是分别插入相关的人物传记中，未能系统地梳理成章。由于受到认识结构的局限，梁廷枏对南汉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南汉国地位的认识都存在一定的偏差。
吴兰修《南汉纪》的成就，在于其搜材广博。入宋后有关南汉史的记载都较为简单，且文集笔记与正史的记录颇多出入，因此在材料的考证和筛选上极有难度。《南汉纪》的作者，不仅从当时所能见的近百种古籍中，一一罗列出与南汉相关的史料，而且详加校勘，钩稽同异，在正文之下作出考异，标明每条史料的出处。使该书不但具有研究性，同时兼备史料性。唯一遗憾的是，《南汉纪》以五位国主为主，对此之外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以填充法记录于相关的注释中，但往往过于简略，缺少前后联系，没有连贯性。先其而成的《南汉书》，在内容的覆盖面上超过了《南汉纪》。
南汉史研究，在近二十年来有了长足发展，研究领域拓宽到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各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暨南大学历史系的唐森教授曾开设南汉国史选修课程，并编有一本讲义。然而因客观原因，该讲义至今没有见到。唐森教授关于南汉历史的相关论述，已见诸刊物的有《古广东野生象琐议——兼叙唐宋间广东的开发》（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南汉刘氏族属评议》（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话说南汉刘与宦祸》（载《广东史志》，1996年第1期）等，侧重于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90年代中期，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方志钦、蒋祖缘、汪廷奎主编的《广东通史（古代上册）》，其中“南汉之兴亡”一章，涉及南汉政权、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对外关系等方面，共计三万余字，对南汉国历史有一个大致的介绍，但尚有待深入分析研究。
综合整体研究的缺乏，是目前南汉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这一缺陷，导致迄今尚不能完整地描绘出该政权的全貌，仍然有许多领域尚待挖掘。本文试图对南汉国政治、经济、疆域、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问题，多层次多角度地逐一展开探索，期望能够尽量展现南汉国历史的全貌，重新审视和定位南汉国在五代十国和岭南地方史上的地位。由于南汉现存文献资料的残缺，给研究工作带来了诸多障碍。故而尽心挖掘、全面利用文献史料，并结合地下出土的文物，双管齐下来研究南汉历史，以求有所拓展。不足之处，敬候指正。三、史料分析（一）文献材料
有关岭南地区的史料，相对中原与东南地区来说，都是比较缺乏的。原因在于它远离政治统治的核心，且开化较晚。古代史家对此当然不会重视，故而，留下来的文字材料就显得贫乏。这一情况一直到宋代南方经济取得长足发展，完成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后，方才略微好转。梳理和评价有关南汉国的史料，不仅是为本课题研究之必须，而且希望借此能为有志于南汉史的同仁提供研究的路径。有关南汉历史的主要史籍如下：
1．正史
研究唐宋之交南汉国历史的主要文献资料，首推正史，包括《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等。《旧唐书》。由于五代上承唐朝，因此，有关唐朝的历史著作中有不少记述是研究五代史不可或缺的材料。但是，有关南汉历史的资料在《旧唐书》中相当零散且为数不多。
其一，唐末的黄巢起义，给岭南地区带来了一股狂风骤雨般的袭击。尽管持续时间不长，却给这一带政权势力的变化创造了前提。在《旧唐书》卷19上《懿宗本纪》和卷19下《僖宗本纪》中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具体情况有比较详细的记录，是研究南汉立国前刘氏军事集团崛起背景情况的重要材料。
其二，唐末中原扰攘，百姓深受战争荼毒，不少北方士人携带家眷南迁。岭表之地由于远离战火，成为不少唐末移民的理想避难所。他们中的不少人先后为刘氏集团吸纳，成为南汉政权的开国之臣。追根溯源，他们中有些在唐时即已为官，作出不少功绩；亦或出自中原名门望族，根基深厚。他们的传记在《旧唐书》中可以找到踪迹。如《旧唐书》卷178中，对南汉开国之相赵光裔及其整个家族便有详细的记述。
其三，《旧唐书》卷41《地理志》中记录了唐朝岭南地区的行政区划和疆域沿革。许多有关南汉地域疆界的情况只能通过唐史和宋史中所留存的史料，经过前后比对分析，方才能得出较为接近事实真相的疆域图。《旧唐书》中所记史实对于撰写与南汉相关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对研究刘氏军事集团崛起的情况更为紧要。《新唐书》。关于南汉政权的内容也不多，主要集中在地理志和人物列传中。
其一，《新唐书》卷43上《地理七上》补正了不少《旧唐书》卷41《地理志》中的缺略，着重叙述了唐朝地理沿革，记载了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状况，对研究南汉时期的行政区划建置和各地物产资源颇有借鉴作用。卷43下《地理七下》中列出了唐代广州的海外交通路线，这对研究南汉时期的海外贸易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其二，《新唐书》中还从不少小说、笔记、碑传、家谱、野史中辑录资料，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的人物列传，如卷190《刘知谦传》和《卢光稠传》对了解刘隐、刘兄弟的出身及刘谦对于子嗣的培养和对封州的经营，刘隐进驻广州的前期准备等内容具有参考价值。《旧五代史》。原书已佚，现行本是清乾隆四十年时的辑本。
关于南汉刘氏的内容集中于卷135《僭伪列传二》中，总体上对刘隐、刘陟（）、刘玢、刘晟、刘五主四帝有了一个大致的叙述与概括。南汉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主要集中在刘隐、刘时期与后梁王朝的交往，这一部分内容被保存在《梁书》中。
但是，由于现行本《旧五代史》是辑本，内容上较原书大大减少，因此存在着不少史料缺陷，其中对于南汉历史有重大影响的诸如刘陟平定岭南诸州，与马殷划疆而治；高祖刘陟称帝立国的具体细节；中宗刘晟占领马氏所占岭南之地以及后主刘亡国等内容都粗略带过。
其次，作为一个身处分裂时代中的割据政权，南汉不可避免地与周边割据政权存在着交往交战的情况，而书中对于南汉与南方政权之间的战争或交好情况等言之甚少。
再者，《旧五代史》中，南汉部分的记载有一些与其他史书记载有出入，如：“先是，邕州叶广略、容州庞巨源，或自擅兵赋，数侵广之西鄙，陟举兵讨之，邕、容皆败，因附庸于陟”，而《资治通鉴》、《新五代史》及五代宋初的笔记小说中均记，时叶广略、庞巨昭（源）降于马殷，邕州、容州一度属于马氏所领，南汉立国前又为刘出兵所得。此外，诸如“陟自是尽有岭表之地”等结论缺乏依据，对于刘究竟是否拥有五岭之地，史家一直众说纷纭，比对唐末岭南的区划和南汉不断变化的疆土，南汉并没有夺得五岭之地。另者，《旧五代史》中还存有一些细节错误，或为资料传抄错讹，如刘隐“开平四年三月卒”，在同书卷6的《梁书六》中即为“（乾化元年五月）清海军节度使、守侍中、兼中书令刘隐薨，辍朝三日，百僚诣閤门奉慰。”可见前后不一。又如刘“改伪乾亨元年为白龙元年”，“乾亨元年”当是“乾亨九年”。
最后，《旧五代史》中充斥着祥瑞之说，使南汉的政权更迭颇富戏剧性，如“先是，广州法性寺有菩提树一株，高一百四十尺，……皇朝乾德五年夏，为大风所拔。是岁秋，之寝室屡为雷震，识者知其必亡。”等。
尽管如此，《旧五代史》作为现存诸五代史专著中成书最早的，仍是研究南汉历史的关键史料之一。《新五代史》。关于南汉的部分集中于卷65《南汉世家》。此外，卷60《职方考》及卷71《十国世家年谱》中也有涉及南汉的内容。卷41《杂传第二十九》中分别载有卢光稠、谭全播二人的事迹，这对于研究南汉立国前刘氏与江西卢氏在岭南北部权力较量很有帮助。《宋史》。有关南汉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卷481《南汉世家》，其中在时间分布上详于后主刘时期，保存有南唐主李煜规劝后主刘投降北宋的一封长信，此信与他史的记载大体相同，表述稍有出入，可资参证。另外，还附有刘之子守节、守正、守素、守通及孙克昌、国昌的简略概括。该书也对南汉政局有重要影响的龚澄枢、李托、薛崇誉、潘崇彻等人立传。
2．编年、纪传体史料（除正史外）
这一类史料大体包括有《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资治通鉴》。有关南汉的资料，散见于卷255（唐僖宗中和三年），至卷294(后周显德六年)之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与外交流等各个方面，涵盖范围大大超过今本《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的陈述，对南汉的治国之术尤有精辟的见解。
在《通鉴考异》30卷中保存了一些已经失传的史书片断，如刘恕的《十国纪年》、徐铉等的《江南录》等，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可靠的线索。《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研究型的史料汇编，在解读南汉历史的众史籍中，史料价值十分之高。但是《资治通鉴》的记述内容止于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时值后主刘登上皇位不久。南汉末年的十二年历史未能被载入。因此，在研究北宋太祖统一之策，南汉末年统治者如何应对新的中朝局势以及南汉社会随之发生的经济、军事变化等问题上，《资治通鉴》只能提供简略的线索，主要还是靠其他史书的记载。《续资治通鉴长编》。该书卷1至卷21，记述时间为北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涵盖了南汉刘统治时期的大部分内容，涉及南汉末年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和南汉亡国以及刘末年在东京的生活等，弥补了《资治通鉴》时间上的遗憾。且该书严于考证，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成为研究南汉后主时代的重要史料。
3．类书
与南汉史研究相关的类书，主要有《文馆词林》、《册府元龟》、《古今图书集成》等。《文馆词林》。唐高宗时期编写，在收录的诗文内容中零星包含有隋代和唐早期在岭南地区的一些政策法令。在研究南汉时期的经济、政治时，可供参考。《册府元龟》。在宋人编写的大部头类书著作中，《册府元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卷169《帝王部·纳贡献》、卷196《闰位部·封建》、卷202《闰位部·祥瑞二》、卷210《闰位部·延赏》、卷219《僭伪部·姓系》、卷223《僭伪部·勳伐三》、卷224《僭伪部·奉先》、卷501《邦计部·钱币第三》、卷507《邦计部·俸禄第三》、卷729《幕府部·辟署第四》等，有较多南汉史的资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关于南汉与五代王朝使节往来的一些记载，较之他书要详细得多，成为研究南汉立国前后与中朝关系变化难能可贵的资料。
4．政书
政书主要包括《五代会要》、《文献通考》、《宋会要辑稿》等。其中各书中涉及南汉国的内容相对较少，如：《五代会要》卷20《州县分道改置》，卷24《诸使杂录》、《都护府》，卷25《幕府》中在记载五代州县设置和典章制度等方面牵涉到南汉史的内容；《文献通考》中的《舆地考》、《物异考》、《征榷考》、《国用考》、《郊社考》、《封建考》；《宋会要辑稿》的《兵制》、《崇儒》等内容中亦有与南汉历史相关的史料。
5．杂史
这一类史料包括《五代史补》、《隆平集》、《九国志》、《江南别录》、《五国故事》、《安南志略》、《十国春秋》等。相对而言，其中与南汉相关的史料颇为零散，但是所载材料有些比正史更加丰富，特别是社会、民俗方面。当然这些文献中有不实和近于神话的传闻，使用时需要严加甄别。《五代史补》。所著内容不局限于中原王朝，对十国内容涉及较多，“能网罗散失，裨益缺遗，于史学要不为无助也。”关于南汉的内容有，卷6“黄损不调”等。书中收录的轶闻故事，虽然能弥补正史的不足，但多似传奇志怪，不足全信。在使用的过程中，需要严加考辨，谨慎待之。《隆平集》。20卷，主要记载了宋太祖至英宗五朝史实。卷3《祠祭》、卷11《枢密》、卷12《伪国》、卷14《侍从》中都有关于南汉历史的记述。其中卷11《枢密》记载了宋将潘美领军攻灭南汉的经过，而宋最后得南汉“州四十一，县六十五，户七万五千一百三十九”的记载与诸史不合。卷12《伪国》记载了南汉刘氏的发家，及五主四帝的传承。《九国志》。其中卷9收录了五主四帝传和八篇列传，部分内容与其他文献的记载不尽相同，或未见于其他史书；卷2“谭全播传”和卷11“刘昌鲁传”、“庞巨昭传”也与南汉立国前刘氏在岭南的苦心经营息息相关。在《九国志·拾遗》中也有数条内容与南汉有关，如杨洞潜面相梁愚，马希声杀海商等。《江南别录》。其中在元宗部分详细叙述了南唐出兵灭闽楚的经过，言南唐“兵至，余郡相次归附，（刘晟）乘乱取广南桂管之地”，与诸史不合。趁南唐出兵伐楚，中宗刘晟坐享其成，遣兵调将占领马属桂管之地，并将势力深入湖南境内的郴州。这段历史与南汉中宗朝疆域的拓展有密切联系。《五国故事》。卷下载伪汉彭城氏。虽以小说之体，记录内容芜杂，但书中不少内容不为他史所载，或详于他书记叙，颇有补漏拾遗的作用。以南汉为例，如乾亨九年八月，白虹入南汉殿中，中外震惧，词臣王宏以白虹为白龙，说刘的史实，是有赖《五国故事》才得以保存下来。《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资治通鉴》等书均记高祖刘“呼中国帝王为洛州刺史”，唯《五国故事》载中宗刘晟“自为强大，以中国帝王为洛州刺史”，可资参证。其中该书对南汉刘氏的宫廷昏暴、残忍骄奢之事，记载尤为详细，为研究南汉君主的宫廷生活提供了可贵的资料。《东都事略》。130卷。其中卷2《太祖本纪》中记载了宋灭南汉时所得州县；卷23《刘传》对南汉的先祖和传承有一个大致的记载，其中“刘，其先蔡州上蔡人也，五世祖安仁，唐潮州刺史，子孙因家岭南。宰相韦宙以其兄之子，妻安仁之子，生谦，谦生隐。”与诸史不合。卷27《潘美传》中详细记载了宋灭南汉的经过。《安南志略》。对古代中越关系和越南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南汉立国前后，交州静海军的处境十分微妙，亦曾请命于中朝来抵制南汉刘氏的侵吞。后中朝局势萎弱，安南成南汉羁縻之地，除个别统治者断交于南汉外，其余皆请命南汉，与南汉保持经济、政治上的紧密联系。这一部分内容关系着五代时期南汉与安南的交往过程。《安南志略》卷11，对五代之际安南境内的曲、杨、矫、吴相继篡夺统治权的内容较他史记载更加详细。因此，该书成为研究南汉与安南政治、经济、军事关系必备的材料。《十国春秋》。《十国春秋》以大量的比重研究吴、南唐史，南汉史的分量相对较为薄弱。其中卷58至卷66为南汉部分，也不乏零星散落于他国记叙中的南汉史实。该书中所引资料并无确切来源，为后人使用带来诸多不便。书末有《十国纪年》、《世系》、《地理》、《藩镇》、《百官》等五表共6卷，叙述了典章制度及其沿革，也有涉及南汉。又有《拾遗》、《备考》各1卷，补充了南汉的一些资料。
6．笔记
在五代宋初的笔记中有不少分量的南汉史资料，记载范围广泛，其中有部分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因此可信度较高。其中涉及南汉较多的有：《北梦琐言》、《南部新书》、《清异录》、《青箱杂记》等。《北梦琐言》。该书共20卷，材料大都得自友人谈论或作者访求。所载史事，多有不见于他书或与他书有出入者。书中不少条目都有出处，且考辨歧义，颇为严谨，故为治史者珍视。其中与南汉相关的条目有卷3“韦宙相足榖翁”、“刘仆射荔枝图”，卷6“韦氏女配刘谦事”等。《南部新书》。10卷，所记多为唐及五代时期的典章制度、轶闻琐语。其中戊编、庚编中皆有述及广州特产紫石英、诃子汤等，为他史所未载，以弥补南汉经济物产方面史料的不足。《清异录》。该书分门别类地记载了唐五代时期的遗闻轶事，记录了大量事物的异名及其来历，有关南汉的史料也颇丰富，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对外交往诸方面。如卷上“君道门”中的“萧闲大夫”、“侯窗监”、“大体双”等，其间关于波斯女的记载是五代南汉与南海诸国交往的重要资料；“官志门”中的“润家钱”是为南汉州县滥收苛税的例证；还有“仙宗门”中的“蕉迷”、“扇子仙”、“平头荀”；“百花门”里的“小南强”、“楼罗历”；“百果门”中的“玉枕藩”等。卷下“居室门”有“藏用仙人”、“安丰顶”；“器具门”里有“鱼英托镂椰子立壶”、“珠龙九王鞍”等。《青箱杂记》。10卷，所记多为当时朝野杂事，其中也有不少有关南汉的新鲜史料，为他史所未载。如卷2记南唐后主遣龚慎仪使岭表，“刘主囚之，踰年不遣”，后因刘主女病，“谚语曰：‘且急遣龚慎仪归国，不然，我即死。’刘王惧，遣之。”虽充斥怪诞，不足全信，但也提供了一种可能。卷3费笔墨于岭南当时的风俗、村市等，是为研究南汉经济与社会风俗的重要材料。卷7以预言解析了容州刺史庞巨昭降于长沙和南汉亡国前的种种暗示，亦为他史所不载。
此外，尚有曾敏行的《独醒杂志》、释文莹《玉壶清话》、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蔡绦《铁围山丛谈》、洪迈《容斋随笔》等，也保存了一些南汉史相关资料，兹不一一列举。
7．文集
在《全唐文》、《全唐诗》中就不乏有关岭南地区的材料，其中涉及气候、地理环境、经济、社会风情等诸多方面的情况，是为难能可贵的重要资料。在宋人文集中也有不少牵涉到岭南风土人情的材料，诸如：余靖《武溪集》、苏轼《苏轼文集》等。
另外，因为南汉与东南亚、南亚及西亚地区的密切往来，这一时期的域外资料中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印记。如公元十世纪阿拉伯旅行家马苏第（Masudi）曾从海路来中国，他的著作《黄金牧地》中就有对当时岭南之地情况的描述。另一本是完成于九世纪中叶到十世纪初，根据旅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的亲身见闻记录而成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其中有不少涉及唐末岭南地区的风俗和广州的对外贸易，参考价值很高。
8．地理类书籍
有关唐宋之际岭南境内的地理沿革和风俗在《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舆地广记》、《方舆胜览》等书籍中详细的记载，其中往往会提到南汉时期的相关情况，这些材料在正史中鲜被提及，故而利用价值很高。
9．金石类书籍
在研究南汉历史时，金石材料也是需要特别重视的。清人在搜集金石资料上有许多成绩，其中间有涉及南汉的内容，如《粤东金石略》12卷，翁方纲编，收集了汉至清广东境内的金石碑刻，当然包括南汉时期的碑刻；《粤西金石略》15卷，谢启昆编，搜集了古代广西境内的金石碑刻，南汉疆域包括广西的大部分地区，因此在广西境内亦留有不少重要的碑文，似《乾亨寺铜钟款文》、《感报寺铜钟款文》等；《金石萃编》160卷，王昶编撰，也收录了不少南汉的碑刻。这些书籍中基本完整全面地将所存南汉金石材料收录在内，彼此间互有重复。以吴兰修的《南汉金石志》收录最全，共二十八则，所录之文皆有出处及流传存佚情况，同时兼有作者的考辨，价值最高。
此外，广东、广西的地方志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由今人整理而成的《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共十册，将研究五代十国史的基本文献资料收录其中，足资利用。
上述所提及分析和评价的书籍，并非征引史籍的全部，只能说是其中材料相对集中且颇具代表性的。在文章的末尾另附“引用书目”，述及所有征引的文献和版本情况。（二）考古资料
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今天，研究南汉史的时候，考古材料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20世纪中叶以后，考古技术的巨大进步，带来了南汉地下宝库发掘的春天，丰富且重要的文物资料陆续面世。尤其在本世纪初，南汉王陵的清理成为南汉史研究的突破口，加速了人们还复南汉历史原貌的步伐。因此，有必要对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有关南汉的考古成果详加总结，希望能有利于南汉史的研究工作。
1．南汉墓葬
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南汉墓葬及遗址有多处发现，其中南汉三陵的发掘整理使南汉史研究有了重大突破。
1954年初在广州市区东北面相距约20公里的石马村（原属番禺县）发现的五代南汉年间的砖室墓，盗毁情况甚为严重，仅墓室底下的左右侧器物箱保留了原来的面貌。当时由于资料所限，对于这座墓的确切年代和墓主一直未得到确认，初步认定是南汉贵族、大臣或宦官的墓葬。后经考证， 发现此砖室墓的主人为南汉第三个皇帝刘晟。据《南汉书》记载：乾和十六年，春二月，刘晟“卜葬域于兴王府城北，运瓮为塘”，“秋八月辛巳，葬兴王府城东北四十里之博大山……陵曰昭陵”，从地理位置上分析，与考古发现基本吻合。
2003年至2004年，广州的考古工作者在广州市区东南约15公里处的小谷围岛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发掘了位于广州番禺区新造镇北亭村东侧青岗北坡的德陵和北亭村东南侧大香山南坡的康陵，分别为南汉烈宗刘隐和高祖刘之墓葬，出土了一些珍贵且具代表性的文物，对澄清南汉史上的几个问题有积极作用。
德陵，砖室墓，当地人称“刘王冢”或“刘王墓”。由于遭受过多次盗扰，陪葬器物几乎荡然无存，墓室内部破坏严重，后壁及两侧壁均遭到毁坏，铺底砖全部被撬起，墓室内部的具体摆设和细节处理大体无以考证，没有留下任何明确指示墓主身份的遗物。因此，一直以来都被误认为是康陵。查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特征与康陵、昭陵颇多相似，且是目前所发现的岭南地区最大的砖室墓，可见墓主身份非同一般富族。据《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史籍记载，乾化元年春三月，烈宗刘隐葬海曲（今小谷围岛附近），尊葬地曰德陵。故而考古研究者推断该墓室主人为烈宗刘隐。
康陵，砖室墓，在北距青岗德陵约800米左右的大香山南坡上。据康熙二十五年《番禺县志》所载，早在明崇祯九年（1636）秋康陵就遭受了较大规模的盗掘。因而，遗存的完整陪葬器物不多，仅残余破碎的陶瓷器、玻璃器、铜钱等。所幸的是前室当门横立的一块石哀册文保存完好，可确认墓主身份为南汉高祖刘，及其下葬的时间在大有十五年（942）九月。康陵的哀册文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哀册文碑石，其内容大多可与史书记载及现存的南汉遗址多相印证。
虽则康陵、德陵出土遗物不多，然二陵作为五代南汉国的标志性史迹，又是目前唯一经过正式发掘的布局完整的陵园建筑，意义甚大。考究隋唐时期帝陵的建造，基本承袭汉代“依山为陵”的制度，“既达始终，身复亲见，又省子孙经营，不烦费人功。”且封土以方为贵。唐高祖献陵、唐敬宗庄陵、唐武宗端陵、唐僖宗靖陵，都采用这一制度。小谷围发掘的二陵虽也依山而建，但其营造形式特别：地宫上方的方座圆丘陵台，四周夯土墙垣包围，垣墙四角的子母角阙，陵前的廊式建筑，都是历代陵寝中所未见。尤其是砖壁圆形封土丘形制独特，一改以方为贵的传统，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为我国古代陵寝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例证。宋朝，岭南地区火葬空前盛行，埋葬形式以骨灰坛为主，因而留存至今的宋代墓葬不多，更凸显了南汉三陵在研究古代丧葬史和该时期岭南地区社会、民俗、生产等方面的重要地位。
2．南汉经济
目前所见的考古发掘及研究成果，比较集中于反映南汉时期经济各个层面的状况，如手工业、商业、货币等发展情况。（1）陶瓷业
从昭陵中出土的青瓷和灰陶罐近二百件，内有三十余件系青瓷罐，做工精细，施釉均匀，应为南汉官窑所制。而其中4件夹耳青釉瓷罐造型别致，釉色晶莹，极为罕见，属青瓷中的珍品。这批青瓷成为了广东地区五代瓷器断代的重要依据。
德陵出土大量的青瓷罐和釉陶罐，是广州第一次发现如此众多的五代瓷器，当为南汉皇帝的宫中用品，其胎质坚硬，釉色以青为主，间有淡黄色或青灰色，晶莹透亮，与同期诸国的制瓷工艺相比，毫不逊色，当属上品，为研究五代陶瓷器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2004年麓湖路发现的南汉建筑遗址内，有大量的日用瓷器品面世。如青釉碗、青釉碟、宽治夹砂黑陶釜、青釉执壶等，亦可作为补充研究南汉时期广东地区瓷器发展水平和主要功用的材料。
综合已发掘出土的这些瓷器来看，基本上有三个特点：其一，瓷器釉色以青为主，间有黄、灰二色，这大体与唐代瓷器“南青北白”的格局箱吻合；其二，釉施通体，较有光泽且造型别致，基本介于唐、宋制作工艺之间，是为过渡阶段，也为宋代的制瓷工艺发展开辟了新径，尤其对南方制瓷业的发展，影响深远；其三，瓷器以碗、碟、壶、罐等日常生活用品为主，反映了南汉时期广东瓷器的主要用途和经济发展水平。
此外，德陵墓道器物箱内发现的当日“墓前设奠”的遗留物中有一系列素胎无釉的象生陶瓷制品，如木瓜、菠萝、香蕉、马蹄、茨菇、桃、柿等，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一批蔬果类象生陶瓷制品，这填补了中国陶瓷史研究的空白，也为研究五代之际岭南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提供了素材。
2004年在广州麓湖路发现的青铜铸像，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属于南汉时期的唯一一座青铜铸像。这一发现弥足珍贵。屈大均《广东新语》有云：“大抵广东无铜矿。惟广西右江州峒有之，……然广东亦有赤铜。”然此项发现至少证明南汉国广州境内有经营铜冶的场所。《五国故事》记载：南汉盛产金银，宫殿“饰一柱，凡用银三千两。又以银为殿衣”。在康陵中亦出土了为数不多的铜、银、铁等器物，与之印证。当时，金、银、铜大都用作观赏或装饰物，很少作为货币流通。因此，有研究者认为，这一情况反映在当时乃至以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财富的发展还是有限的。（2）对外贸易
广州位于南海一端，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外交通要地，唐际海上贸易尤盛于以往。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十分便利与南亚、东南亚诸国的交往。可惜考之史籍，除安南外，尚未发现有关南汉与南海其他国家交往的文字记载。而今印尼、阿曼等地博物馆中收藏的诸多南汉陶瓷器，弥补了文字上的遗憾，足以证明南汉时期与这些国家有所交往且瓷器已远销到东南亚、西亚一带。
再者，康陵中出土的玻璃器，对研究古代玻璃和对外贸易都具有重要价值。
上述二者皆能印证当年南汉“广聚南海珠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穷奢极侈，娱僭一方”的海陆贸易之盛。（3）货币经济
在六朝时，岭南地区百姓多以“盐米布交易，不用钱。”到了唐代，大历以前，岭南除用钱之外，“杂以金银、丹砂、象齿”进行交易。可见其时，岭南地区货币经济尚不发达。这一情况在南汉时期得到了显著转变。南汉是一个以铅钱为主体货币的王朝，由于铜矿资源缺乏，其开国之年（917）所铸乾亨重宝铜钱远不能满足国用，故而乾亨二年（918），改铸铅钱，十当铜钱一。刘晟乾和年后多聚铜钱“城内用铅，城外用铜，禁其出入，犯者抵死。俸禄非特恩，不给铜钱”的规定。可见当时铜贵铅贱的情形。近百余年来，在广州出土了大量的乾亨重宝铅钱。尤其是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如：1953年至1957年，在广州市及近郊的孖鱼冈、黄花岗、桂花岗及西村公路等四处地方，共发现窑藏的南汉“乾亨重宝”铅钱达两千余斤。1980年在广州梅花村的工地上出土一批重约20公斤的铅铸乾亨重宝钱。1981年在广州黄华路基建工地出土四、五百斤窑藏的“乾亨重宝”铅钱，为近年来发现数量最多的一次。1999年至2000年在广州光孝寺的发掘中出土了为数不少的“乾亨重宝”铅钱。大批铅钱的出土是同时期其他小国所不可相比的，也真实再现了南汉的货币经济情况。南汉王朝所铸的乾亨重宝铅钱自铸造之日起，直至南汉降宋亡国共沿用了五十三年之久，是目前已知的我国历史上铸行数量最多的铅钱，且使用时间之长在中国也是独一无二的。这项发现对于广东货币史和岭南地区货币经济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1982年在广东省阳春县石望乡小峒屎径村出土的十多方南汉时期的“乾亨重宝”的石钱范，后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又挖掘出3件残缺的石质钱范，还征集到两方保存较好的钱范。由此证实此处当为南汉国铸造铅钱的作坊遗址，这一考古发现首次提供了南汉铅钱铸造于广东的实物证据。
3．南汉建筑艺术
史载南汉宫殿“铸铁柱十有二，周七尺五寸，高丈二尺”，“以金为仰阳，银为地面，榱桷皆装饰以银；下设水渠，浸以真珠；琢水晶、琥珀为明，分列东西楼上”足见奢华。今考古发现，虽不能一一与之对应，但也可见一斑。如：1997年在南越国御苑遗址的挖掘过程中，也发现了南汉的石山莲池；1999—2000年，在广州中山四路西侧府学电站工程地发掘出的建筑群落。2000年在广州儿童公园内发掘出南汉殿堂建筑，其中一座宫殿面阔五间，进深五间，尤其是宫殿磉礅之大，在我国建筑史上十分罕见。2002年，在中山四路南部发现的南汉宫殿建筑，其地面用青石打磨而成。在宫殿南边，发现一个特大型石柱础，雕刻有16只狮子，外径约1米，柱径约0．6米。如此巨大的柱础，不难联想当日宫殿规模之宏大和匠艺之精巧。2003年在中山四路与文德路交会处，发现了南汉时期大型磉礅建筑基址，砖铺走道、广场和八角形建筑基址等。
2009年，在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出一组大型建筑院落，由七进殿堂、庭院和回廊组成。殿基以每件起码3米长、1米宽的石灰石板竖起衔接成高大的墩台，从地理位置及建筑规模推测其可能是南汉皇帝朝政大殿之一。
在上述这些建筑遗址中，挖掘出诸如瓦当、脊饰、邸尾等建筑构件。以瓦当为例，多见莲花纹、兽面纹、双凤纹，部分饰以联珠纹，且大体为高温青釉陶或低温绿釉陶，较唐代普遍使用的灰陶莲花瓦当，在工艺和造型上明显有了大幅度提高，充分显示了南汉宫殿建筑的华丽和工艺水平的高超。宋元时期瓦当的制作工艺基本承袭，仅在细节处理上更趋讲究细致。2008年，在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南汉地层中，出土的黄釉陶邸吻，是目前广东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釉陶雕塑脊吻。2009年在同一遗址中发现南汉宫殿遗址有以牡丹、蝴蝶为图案的铺地砖。
4．南汉宗教文化
南汉历任国主都崇信释氏教，耗费了国家相当财力。尤其是后主刘“于府城西面建二十八寺，以应列宿。”今考古发掘中稍能理出蛛丝马迹。
2004年在麓湖路发现的南汉建筑基址，据其建筑规格和方位，考古研究者分析，这处建筑遗址可能与南汉甘泉苑及其附属建筑或二十八寺中东、北面的寺院有关。
2004年在芳村大道清理出南汉建筑遗址，磉墩规模较大，建筑材料相当丰富。从瓦当、滴水和铺地方砖上施釉等情况均反映出该建筑的规格甚高。经考古工作者分析研究，极可能是南汉宝光寺的遗址。
此外，关于南汉宗教的文物，还有存留至今的广州光孝寺的东、西铁塔，梅州千佛塔，东莞象塔等，且各塔塔身上的铭文，亦是研究南汉历史及宗教文化的宝贵资料。
总之，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考古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的努力下，有关南汉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对研究南汉国史是一个重要的材料补充，进而对丰富五代历史，尤其是广东地方史有着重要意义。一些学者已开始着手对南汉史进行多角度的解剖并取得了相应成果。但南汉史研究尚是一个有待深入的领域，亦没有一部综合、系统地专著全面论述南汉国历史，这些都有待学人共同努力。
第一章 五代以前的岭南
在群山险江纵横交错、气候炎热的古代岭南地区，因为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山水迢遥，很长时期内都过着与外隔绝的荒蛮生活。秦统一全国后，岭南地区方才开启了与岭北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逐渐走出蒙昧时代，步入文明社会。此后，岭南不断引进和吸收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力和文化，日新月异。至隋唐时，朝廷在岭南地区的各项政策，极大地推动了该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为五代时霸据一方的南汉国的建立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第一节 岭南历史地理沿革
岭南，指五岭以南地区。在粤与湘、赣、桂、闽相交的边界上，矗立着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和越城岭等五岭，像一道天然的屏障，阻隔着岭南与中原地区的联系。
有文字记载的关于岭南的历史地理，一般从秦始皇统一中原后说起。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这场艰苦卓绝的统一战争一直到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才功告大成。秦在岭南地区设置桂林、南海、象三郡。这是岭南历史上第一次设置行政区划。
秦灭亡后，楚汉争霸。时南海尉任嚣，“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叛秦相立”，经过一番深思远虑，制定出一套划地自守、割据南越的构想：“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惜任嚣事未成而身先卒，继任者赵佗依循他的思路，积极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秦亡后，赵佗便无所顾忌，出兵兼并了桂林郡、象郡，将整个岭南纳入其管制范围。公元前204年，赵佗在岭南建立了南越国，定都番禺，自立为南越武王。南越是岭南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割据政权。一直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南越为汉军所灭。赵佗及其后人共统治岭南九十四年时间。
汉武帝发兵统一南越后，为加强对岭南地区的有效控制，于其地设置了南海、郁林、苍梧、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其中珠崖、儋耳两郡，为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新置，元帝时废除。各郡具体辖县如下表：表1-1 汉代岭南郡县表
汉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在天下设十三部刺史，以岭南诸州边远，“使持节，并七郡皆授鼓吹，以重威镇”。设交趾郡，治广信。东汉建立后，沿袭西汉武帝在岭南的行政建置。汉献帝建安八年（203年），改交趾郡为交州，地方行政制度变为州、郡、县三级。
三国之际，吴拥有岭南的统治权。初，孙权因原交州面积太大，地方势力强盛，不易管理，遂将交州一分为二，置交、广二州，以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为交州，治龙编，以戴良为刺史；以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为广州，治番禺，以吕岱为刺史。后岭南形势渐趋稳定，便又撤广州，复合二为一，是为交州。吴景帝永安七年（264年），复分交州置交、广二州，交州下辖交趾、九真、日南、合浦、珠崖五郡，治龙编；广州辖南海、苍梧、郁林、高凉，后又增置桂林、高兴二郡。自此，交、广分治成为定制。
两晋地方行政制度，仍分为州、郡、县三级制。东晋时，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土地的增辟，在岭南地区增加了不少郡县。为了便于管理，大体上是从原置郡中划出一部分，另立新郡。其变动如下表：表1-2 东晋岭南新置郡注：上表内容参见（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15《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64-468页。
南朝时期，岭南地区州郡设置多有变更。变动最大的，莫过于刘宋明帝泰始年间（465—471），割交州、合浦等郡及广州个别地区新置越州。刘宋时岭南地区新增州郡如下表：表1-3 刘宋岭南新增州郡表注：上表内容参见（南朝·梁）沈约撰《宋书》卷38《州郡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89-1290页。
萧齐时期，又增加了不少郡，具体如下表：表1-4 萧齐岭南新增州郡表注：上表参考（南朝·梁）萧子顯撰《南齐书》卷14《州郡上》，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262-270页。梁、陈时期，州郡增置最多，造成“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体情况归纳如下表：表1-5 梁陈时期岭南新置州郡表注：上表参考《隋书》卷31《地理下》，第870-898页。
北周大定元年（581），在关陇贵族杨坚领导下，四分五裂的中国重归统一，建立了隋朝。隋朝推行州（郡）、县二级地方行政体制。大业年间，对南朝以来大增州郡的情况进行了彻底地改善，大大改变了原来“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现象。隋在岭南的建置，大体如下表：表1—6 隋代岭南郡县表注：上表参考《隋书》卷31《地理下》，第870-898页。义宁二年（618），李渊废隋恭帝自立，建立李唐王朝。武德四年（621）唐军大将李靖率军，度岭至桂州，攻打萧铣，萧铣不敌投降。李靖“遣人分道招抚，其大首领冯盎、李光度、寗真长等皆遣子弟来谒，（李）靖承制授其官爵。凡所怀辑九十六州，户六十余万”。至此，岭南各路豪强全部归附唐朝。
唐代在地方行政上仍然实行州、县二级制，在边境及襟带之地置总管府，以统军戎。“然天下初定，权置州郡颇多”。贞观元年（627），唐太宗依据天下山川形便，将全国划为十道，岭南便为其中之一。岭南道下有广州、桂州、交州、邕州、容州都督府。永徽（650-655）以后，在边疆设置节度使，以都督充任。至开元间（713-741），共置八节度使，岭南节度使由广州都督充任，兼统桂、容、邕、安南四府经略使，故而有五府节度使之称，“府各置帅，然独岭南节度为大府”。开元二十一年（733），分天下为十五道，每道设置采访使，岭南采访使治广州。天宝初（742），又于边疆置十节度使，式遏四夷，岭南为五府经略使，“绥静夷獠，统经略、清海二军，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四经略使”。统兵一万五千四百人，治所仍在广州。肃宗至德元年（756），唐升五府经略讨击使为岭南节度使，领广、韶、循、潮、康、泷、端、新、封、春、勤、罗、潘、高、恩、雷、崖、琼、振、儋、万安、藤二十二州，治广州。懿宗咸通三年（862），为了改变以往邕州附近的蛮人不断骚扰邕管地区，朝廷军威不振的状况，懿宗从岭南节度使蔡京之请，分岭南为东、西两道，改岭南节度为岭南东道节度，以广州为治所；邕州为岭南西道治所，升邕管经略使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安南隶属于岭南西道，将原属桂管的龚州、象州，容管的藤州、岩州，并隶于岭南西道收管，以加强邕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地位。昭宗乾宁二年（895），“赐岭南节度使军额曰清海”。唐代岭南地区的建置，大体如下表：表1—7 唐代岭南州县表注：上表参考《新唐书》卷43上《地理七上》，第1095-1115页。
第二节 隋代以前岭南的发展
先秦时期，岭南的先民居住在这片尚未开化的土地上，传颂着“五羊衔谷、萃于楚庭”的神话祥瑞之说。当时，岭南地区尚未形成国家，由各部落和部落联盟的酋长辖而治之。流传至今的《史记》、《山海经》、《礼记》、《吕氏春秋》等古文献中，大都以神话传说记录岭南地区上古之民的点点滴滴。虽不足全信，却也见之大概。另外，从考古发掘的材料来看，秦代以前岭南地区尚处于蒙昧状态。
岭南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是秦始皇统治时期。这一阶段岭南受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的影响，社会经济发生了较大变化。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秦始皇为解决秦军给养运输问题，兴修了岭南历史上第一个水利工程——灵渠，引湘水入漓水继而汇入珠江，沟通珠江和长江两大水系，成为了开启岭南、岭北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灵渠凿通后，既可航运，又能灌溉农田，对岭南的开发有重大意义。在掠取岭表后，秦始皇又“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此后，又遣“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用这种不断迁徙中原移民的办法，增加南越之地汉人的比重，从而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提高越人的文明程度。这一时期，中原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逐渐渗透，引导岭南大部分地区步入文明社会。
岭南历史上的第二个重要发展阶段，是南越国统治时期。赵佗抓住秦末楚汉争霸之机，牢牢掌控南海郡，静观中原群雄纷争，成功阻止战火向岭南蔓延，使岭南处于相对平稳的环境中，并顺势建立起独立王国。赵佗及其继任者在统治岭南期间，怀柔境内各民族，共同发展生产，经济情况在原有的水平上有了较大的提升，为后来岭南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时期，通过和中原的互市贸易，以及迁徙至此的中原人民带来的先进制造技术，岭南地区开始广泛使用铁制工具，并能制造颇具地方色彩的青铜器。南越境内的港口城市，番禺及西江两岸的平原地区，人口密集，开发较快。正因为南越国时期的重大发展，汉末番禺成为了海上贸易货品集散地。南越国时期经济与文化的大发展，虽然在现存的史籍中记载不多，但近三十多年来的考古大发现，在广东地区发掘的多处南越国时期遗址和墓葬，以及随之出土的大批珍贵文物，成为研究南越国经济和文化的重要资料。这些地下材料，足以证明南越国统治阶段是岭南大发展的重要时期。但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岭南依然十分落后。
岭南历史上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是两汉时期。西汉武帝重新将岭南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下，只是岭南大部分地区“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徙跣，贯头左衽”，中原官吏大都望而生畏，不愿意前去治理。所至官员又往往经受不住“交趾土多珍产”的诱惑，不以民生为务。故史书乃有“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積私赂，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故吏民怨叛”之说。东汉建立后，在岭南官吏的选派上依据前朝的经验做出了重大调整，陆续派遣多名良吏出镇，教化风俗，传播知识，指导生产。岭南地区的社会风貌自东汉以后得到了很大的改观，朝着文明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岭南历史上的第四个发展阶段，是南北朝时期。由于岭南远离战火，政局相对稳定，因而成为岭北之人躲避战乱、赋役的理想场所。“东土多赋役，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大量岭北之人的涌入，不仅带来了众多的劳动力，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岭南经济的开发。岭南成为长江以南的四大经济区之一。尤其广州，作为岭南的经济中心和国内重要的外贸港口，“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贸易”，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日益突显。一直以来，岭南地区尽管在经济上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上，岭南都没有引起中央王朝的重视。东晋以来，王室从未受藩岭南，“江左以其辽远，蕃戚未有居者”。这一情况，在南朝齐时出现了转折。南齐王朝以宋随王诞为广州刺史。尽管最后没有到任，但到底还是开启了王室出镇岭南的先声，反映了统治者心目中对这块南方边鄙土地态度的变化。
第三节 隋唐时期岭南的发展
经过秦到南北朝近千年的文明开化，岭南早已走出蒙昧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传统社会生产力和交通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地理位置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岭南，距离全国政治文化中心，遥遥数千里，“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东距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天所以限中外也”。以当时的车马状况，“使必数月而后能至。”况其地自然环境复杂恶劣，瘴疠甚重。“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茆是海边”。《广东新语》中记载，“其蒸变而为瘴也，非烟非雾，蓬蓬勃勃，又多起于水间，与山岚相合，草莱沴气所郁结，恒如宿火不散，溽薰中人，其候多与暑症类而绝貌伤寒，所谓阳淫热疾也。故入粤者，饮食起居之际，不可以不慎”。岭南之地，各民族交错而居，土俗殊异，各个地区间的发展也极度不平衡。与中原地区的发达情况相比，岭南着实还有一段差距。另外，历代统一王朝虽然将岭南地区纳入管辖范围，但实际上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对岭南地区的控制力度有限。一旦中朝局势波动或出现衰弱迹象，定然鞭长莫及，那么，地方势力便会趁机跳跃出来分占岭南。隋唐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朝廷对于岭南的治理政策也发生了不小的调整，在保证中央政令基本统一的大前提下，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以确保岭南牢牢置于朝廷的统治之下。与此同时，隋唐政府通过各项政策上的倾斜，积极加速发展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岭南于是蓬勃发展起来。一、政治方面
隋朝统一的时间较短，且在岭南地区的控制力度不强。
唐代，岭南地区的政治地位依然没有得到较大的提升，岭南仍然是流放罪犯、贬谪罪臣的理想场所。岭南州府“刺史阙员，动经数岁，至于上佐，悉是贬人”，“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又况逾临源岭，下漓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来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士大夫对岭南也甚为轻视，最为著名的莫过于韦执宜的故事，“初执宜自卑官，常忌讳不欲人言岭南州县名。为郎官时，尝与同舍诣职方观图，每至岭南州，执宜遽命去之，闭目不视。及拜相，还所坐堂，见北壁有图，不就省，七八日，试观之，乃崖州图也，以为不祥，甚恶之，不敢出口”。虽然韦氏的做法较为夸张，但这足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岭南环境艰险，在士大夫心目中为外化之邦，颇受轻视；其二，岭南政治地位低下，经常作为罪臣的贬谪之地，故而成为朝中人士的大忌。
虽然岭南地区在隋唐时期的政治地位依然低下，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央政府对岭南的治理松弛。相反，自唐太宗起，就非常注意在岭南地区实行因地制宜的管理策略，稳定当地的政局。
首先，朝廷对岭南节度使的人选颇为重视。韩愈在《送郑尚书序》中记：若岭南帅得其人，则一边尽治。不相寇盗贼杀，无风鱼（雨）之灾，水旱疠毒之患；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故选帅常重于他镇。
可见，岭南地方官的重要性和朝廷对于岭南选帅的重视。
唐代宗室出任广州刺史之职已不是罕事，如唐太宗之孙、吴王恪之子李千里，长安三年（703），充岭南安抚讨击使。后又领广州大都督、五府经略安抚大使。乾宁三年（896）春正月，制以特进、户部尚书、兼京兆尹、嗣薛王知柔检校司徒，兼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清海军节度、岭南东道观察处置等使。
其他朝中要员和有能力的官员，也先后被派遣至岭南为官。玄宗时，宋璟曾担任广州都督，仍为五府经略使。“广州旧俗，皆以竹茅为屋，屡有火灾。璟教人烧瓦，改造店肆，自是无复延烧之患，人皆怀惠，立颂以纪其政”。又如李勉，曾深得唐肃宗信任，“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其人正直忠勇。大历四年（769），拜岭南节度使。番禺贼冯崇道、桂州判将朱济时等负险为乱，“残十余州，勉将李观率容州刺史王翃讨斩之，五岭平”。敬宗宝历二年（826）十一月，“壬申，以户部尚书胡证检校兵部尚书，兼广州刺史，充岭南节度使。”文宗大和七年（833），正月乙亥“以太府卿崔珙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大中十二年（858），五月，“以右金吾大将军李燧为岭南节度使，已命中使赐之节，给事中萧倣封还制书；上方奏乐，不暇别召中使，使优人追之，节及燧门而返。辛巳，以泾原节度使李承勋为岭南节度使”。胡三省注：四月，燧自司农卿为右金吾大将军。五月，闻岭南乱。盖于此除燧岭南；而倣封还，以燧为非定乱之才故也。所以朝廷又更命李承勋，“发邻道兵讨乱者，平之”。由此可见，唐朝对岭南地区选官的重视。又有唐相国韦公宙，咸通初，为岭南东道节度使。懿宗咸通十二年（871）十二月，“以检校户部尚书、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军节度使郑从谠为广州刺史、岭南东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郑从谠“知人善任，性不骄矜，故所至有声绩”。时“五管为南诏蛮所扰，天下征兵，时有庞勋之乱，不暇边事。从谠在镇，北兵寡弱，夷獠棼然，乃择其土豪，授之右职，御侮扞城，皆得其效。虽郡邑屡陷，而交、广晏然”。大顺中，检校户部尚书刘崇龟出为广州刺史、清海军节度、岭南东道观察处置等使。
从上文可知，唐朝政府对岭南的治理较前朝更加重视，朝中有一些重臣和颇有才干之人相继被委派到岭南担任地方官。
其次，除了节度使等重要官职之外，岭南郡县官吏基本由当地的官吏选拔充任，称为“南选”。隋代即有先例。岭外土宇置州立县，既令“擢彼人物随便为官，省迎送之烦，知风之事”。唐朝廷则定期派遣郎官、御史为选补使前往岭南，就地选拔有才能的土人充当地方官吏。例如开成年间，卢钧就向文宗建议说：“海峤择吏，与江淮不同，若非谙熟土风，即难搜求民瘼。”岭南选补的地方官吏，与当地的土著没有语言障碍，仅这一点就是中央所派遣的官吏很难达到的。此外，这些土人了解本地的民间疾苦，各民族之间的相处规则和状况，更有利于管理。
综上所述，隋唐之际，统治者着力于加大对岭南地区的控制力，稳定当地政局，从最高长官的任命到地方郡县官员的选拔，无不以稳固对岭南地区的统治和促进其发展为大前提，采取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特殊政策，确保有唐一代岭南在安定和平的环境中向前迈进。二、经济方面
隋唐时期，朝廷对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比前代重视。尤其是中唐以后，政策的保障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岭南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
首先，中央对岭南地区有一定政策上的倾斜。隋统一岭南之后，便免除陈朝时期的租赋和部分徭役，“重加存恤之理，别申爱养之义”。隋文帝时鼓励对外交流，促进通商，“外国使人欲来京邑，所有船舶沿泝江河，任其载远，有司不得搜检”。唐初，沿袭隋朝旧制，岭南地区的赋税实行“随土所出，临时折课市取，乃无恒法定令。列州郡县，制其任土所出，以为征赋”。武德七年，始定律令。“若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僚之户，皆从半输”。同属于岭南地区，汉族与蛮族的纳税方式也不相同，岭南诸州之内的蛮户只需缴纳汉户一半的赋税。而那些由少数民族首领统治的羁縻州县，则仅仅向朝廷“纳质贡赋”即可。唐朝对岭南诸州的这种以户为计取代中原地区的以丁为计的“特区”政策，不仅使岭南百姓的赋税压力相对减轻，而且有利于刺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
其次，改善岭南的交通条件。在中唐以前，由于五岭的阻隔，岭南地区与中原相去甚远，交通不便。“初岭东路废，人苦峻极。”唐诗有云：“谪宦三年尚未回，故人今日又重来。闻道崖州一万里，今朝须尽数千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过岭万余里，旅游经此稀。相逢去家远，共说几时归”。虽无具体数字，但都是万八千里，天涯海角，至为遥远。“又从连帅请，还作岭南行。穷海何时到？孤帆累月程”，即使书信往来，亦是“信回人自老，梦到月应沉！”“初岭东路废，人苦峻极，行径寅缘，数里重林之表，飞梁嶫嶻，千丈层崖之半”。在唐中叶以后，岭南的陆路交通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开元年间，张九龄开大庾岭新路后，较大程度地改观原来岭北与岭南之间，五岭相隔、交通不便的情况，使原来豫章（今江西）到岭南的襟喉之道，益为坦途。而邕州、广州与安南之间，海路原有障碍，多濳石容易覆舟，漕运不通。高骈时命长吏林讽等疏凿，震碎其石，名为“天威径”，由是广州至交州舟楫无滞。道路条件的改善，使广州对外北可至长安、洛阳，东可达闽、浙、淮海，西通川、黔，南可直航南海诸国。这样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无远弗届，为广州地区的商货输入与输出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再者，由于岭南之地海外贸易开展兴盛，市舶之利日渐受到朝廷的重视。一旦官员盘剥过重，就会影响当地的海外贸易，从而影响税收。贞元年间，岭南节度使奏：“近日海舶珍异，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一人与俱。”德宗欲准其奏，陆贽谏曰：“远国商贩，惟利是求，绥之斯来，扰之则去。广州素为众舶所凑，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过深，则必招携失所，曾不内讼，更荡上心。况岭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岂必信岭南而绝安南，重中使以轻外使。”从这段材料可以看出，在正常情况下，广州对外贸易的繁盛程度大大超过安南，倘若广州官员盘剥太重时，蛮舶则就安南市易，岁至广州唯四五艘而已，这对当时唐中央财政收入的影响是必然的。因此，正直廉洁的官员对于海外贸易正常开展之重要性便十分清楚了。大历四年（769），西南夷舶进入广州港只四五艘，而出任岭南节度使的李勉，“既廉洁，又不暴征”，第二年到来的商舶便有四十余艘之多。大中二年（848）韦正贯就任岭南节度使时，由于前任对舶来商货诸多抽取，“来者殆绝”，而韦正贯“悉变故态，一无所取求，问其所安，交易其物，海客大至。”有鉴于此，唐朝对岭南官员的考核就非常慎重，如果发现官员横征暴敛情结严重者，势必给予严惩。天宝年间“南海郡利兼水陆，瓖宝山积，刘巨鳞、彭杲相替为太守、五府节度，皆坐赃巨万而死”。肃宗时期，张万顷为广州刺史“上元二年，以赃贬巫州龙标县尉，员外置，长任”。
隋唐时期，政府的各项意在改进岭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措施，产生了一定的效应，中唐以后发展速度尤其明显。当时广州不仅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据点，而且也是国内重要的商货市场。广州的商货在北方市场已占据了重要地位，“长安宝货药肆，咸丰衍于南方之物”。而广州外来货物的贸易情况直接辐射北方甚至京城市场的贸易状况，连当时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经济地位的江淮城市也表现出对广州商货的依赖性，“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由此可见，其在国内商业中的地位。僖宗乾符年间，黄巢军占据交广，曾向唐朝政府求为广州节度，左仆射于琮竭力反对，说：“南海有市舶之利，岁贡珠玑。如令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说明岭南地区的市舶之利也是中央每年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从官员选派到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各项措施的施行，足见隋唐中央对岭南尤其是广州港和交州港经济地位的重视。也正是在中央和地方的共同努力下，岭南地区的经济在有唐一代有了长足的进步。三、军事方面
自唐太宗平定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有内属之意，中央即划其部落列置州县，是为羁縻州，“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岭南自古多少数民族聚居，且地处南疆，甚为偏僻。为了稳定少数民族，唐先后置九十二个羁縻州，如下表：表1-7 唐代岭南地区的羁縻州表注：上表参考《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第1144-1146页，其中上表所列共74州，另有蜀爨蛮州十八不记其名。
以上羁縻州，对唐朝只有平时朝贡或战时出兵的义务，“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唐朝统治者想通过这一方略来缓解民族冲突，加速少数民族的汉化进程，从而达到安定岭南地区的目的。
其实自唐初到黄巢起义，岭南地区少数民族作乱不断。武德六年（623），“岗州刺史冯士翽据新会反”。高宗年间“岭南邕、严二州首领反叛”。圣历中，始安贼欧阳倩拥徒数万，剽陷州县。开元初年，安南地方首领梅玄成与林邑、真腊等国勾结，攻陷安南府，自称“黑帝”，企图割据安南地区。开元十六年（728），“春、泷等州獠陈行范、广州獠冯璘、何游鲁反，陷四十余城。行范称帝，游鲁称定国大将军，璘称南越王，欲据岭表，（唐玄宗）命内侍杨思勗发桂州及岭北近道兵讨之”。大历八年（773），循州刺史哥叔晃杀岭南节度使吕崇贲，据岭南反。宝历年间，西原蛮“黄氏、侬氏据州十八，经略使至，遣一人诣治所，稍不得意，辄侵掠诸州。”但上述战乱均规模不大且持续时间较短，很快便能被朝廷所镇压。这与唐廷对岭南的治理之策大有关联。贞观元年（627），岭南酋帅冯盎、谈殿之间迭相攻击，有叛乱之意，太宗本欲军将征伐讨之。魏征谏曰：“中国初定，疮痍未复，岭南瘴疠，山川阻深，兵远难继，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不若先行遣使观察，查明缘由“分明晓谕，必不劳师旅，自致阙庭”。于是，唐太宗任命李公掩持节入岭南调和，果然有效，岭外帖然。自此，太宗便以“但怀之以德，必不讨自来。既从其计，遂得岭表无事，不劳而定，胜于十万之师”，作为治理岭南的基本原则。唐政府在岭南地区尽量避免用兵，即使最终无法回避军事冲突，也尽可能采取宽大政策，安抚或招募反叛队伍。这也是唐朝在岭南地区特有的政策，与唐政府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北部的军事强硬姿态截然相反。
这种特殊的军事政策，从唐王朝在全国的军事布置中便可以得到体察。天宝元年（742），唐在全国“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共领兵四十九万”，如下表：表1-8 唐代十节度使表注：表格中的数据出自《旧唐书》卷38《地理一》，第1385页。
由上表显见，唐朝将主要的军事力量放置在北方边界，在岭南部署的兵力是十个藩镇中最少的，且“轻税本镇以自给”，中央不另赐军饷，也没有相应的衣、马配备。这表明从整个中央全局出发，岭南并不是一个军事战略重点。因其远离京师，即使发生变乱，对中央政府的威胁也并不严重，朝廷没有在此设以重兵防守。正因为没有足够的兵力在这一地区发动上规模的战争，所以唐中央一般不会对岭南采取大规模强硬的军事手段。相反，唐朝在西北的驻军情况，明显说明了这一地区中央的军事态度。河西、范阳、陇右节度使所领兵马，远远超过其他地区，甚至是岭南节度使所领七倍之多，唐朝几乎将所有的军事储备压在了西北一条线上。而且西北一旦发生战乱，中央的态度相当决绝。开元十六年（728），唐玄宗诏令：“其河西、陇右、安西、剑南等州节度将士以下，有能斩获吐蕃赞普者，封异姓王；斩获大将军者授大将军；获次以下者节级授将军、中郎将不限，自身官资一例酬赏，速令布告，咸使闻知。”以高官厚禄来激励将士杀敌，决不容许姑息一员判将，可见唐中央的考量。唐建都于长安，一则固然因为长安是关陇集团发家之处，另则缘于唐廷要对骚乱的西北周边强族起到威慑作用，但同时其负面作用就是当周边发生战乱，对唐廷将是一次严重的威胁。因此，将军事战略重点放在西北是确保唐朝统治中枢稳定的必然选择。相形之下，岭南的时而暴乱虽让朝廷费心力却不致动摇根基。
唐中央还通过积极拉拢岭南的地方上层势力，消弭他们对唐朝的敌对情绪，达到“以蛮制蛮”，利用他们的军事力量来平定叛乱的目的。“所费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习，长有守备，不同客军，守则有威，攻则有利”，乃一箭双雕之举。唐开成三年（838），安南都护马植奏：“当管羁縻州首领，或居巢穴自固，或为南蛮所诱，不可招谕，事有可虞。臣自到镇，约之以信诚，晓之以逆顺。今诸首领，总发忠言，愿纳赋税。其武陆县请升为州，以首领为刺史。”咸通年间，郑从谠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当时“乃择其土豪，授之右职，御侮捍城，皆得其效”。朝廷派往岭南各地管理的官员，大多任用当地蛮族首领，对他们或约之以诚信，或示之以恩威，以维护唐朝对羁縻地区的统治。有唐一朝，对岭南地区始终奉行太宗祖训“怀之以德”，尽量避免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即便最终开战，也有意无意地将用兵规模控制在最小范围。因此虽然岭南地区暴乱频频，但影响却不大，在客观上对岭南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隋唐时期，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都较前代有了一定的发展和进步，再加上朝廷对岭南节度使的选任较为重视，所选之人多为文官，排除武将专权跋扈、割据一方的可能，又在岭南地区施行较为宽松的军事政策，尽量减少军事战争，保证了岭南的安定，从而使经济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稳定的环境。唐代岭南的综合实力较以前大大提高。安史之乱后，“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的美好境况相继破坏，中央号令难行，地方节度使据镇为王。黄巢起义后，各方势力，自擅兵赋，竞相争雄，朝廷不能制。唐“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继北方混战之后，南方各地也打破了尚属平静的局势，陷入旷日持久的各方势力各显神通的大比拼中。
第二章 岭南刘氏藩镇地位的确立
唐末五代时期，中央王朝自顾不暇，对于偏远的岭南地区，乏力经营。于是群雄乘势而起，意图在乱世中谋求一席之地。刘谦占据封州为根据地，积极发展自身实力；继任者刘隐，在众多的地方势力中脱颖而出，借助时势，东征西战，积极拓展势力范围。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刘隐凭借其不凡的实力，使清海节度使徐彦若在去世前，“遗表荐行军司马刘隐权留后”。刘隐取得了成为清海节度使的资格。此后，唐昭宗天祐二年（905），刘隐重贿朱全忠，换来他的保荐，唐廷正式任命刘隐为清海节度使，加同平章事。刘隐遂成为一方诸侯。后梁开平元年（907），朱全忠废唐帝，建立梁，仍以刘隐为清海节度使。刘氏则尊奉梁为正朔，不断向其朝贡。自此，刘氏专擅一方，为南汉建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本章旨在考述这一段历程。
第一节 唐末五代初年岭南地区的群雄纷争
岭南之地，原分为广、桂、邕、容、安南五管，都隶属于岭南节度使。由于“邕州之西接南蛮，深据黄洞，控西江之犷俗，居数道之游民，比以委人太轻，军威不振，境连内地，不并海南”。因此，在唐咸通三年（862），五月，懿宗分岭南为两道节度，是为岭南东道和岭南西道。以广州为岭南东道；邕州为岭南西道，安南隶属于岭南西道。然原“邕管所领八州，俗无耕桑，地极边远，近罹盗扰，尤甚凋残，将盛藩垣，宜添州县”。故将原属桂管的龚、象二州和原属容管的藤、岩二州划归邕管之地。
唐末，天下汹汹，群雄竞起，中央王朝自顾不暇，对于岭南的控制力大不如前。于是，岭南地区数十余股地方势力，乘机发展，意图扩张地盘，独据一方。“交州曲颢、桂州刘士政、邕州叶广略、容州庞巨昭，分据诸管；卢光稠据虔州以攻岭上，其弟光睦据潮州，子延昌据韶州；高州刺史刘昌鲁、新州刺史刘潜及江东七十余寨，皆不能制。”一、广管地区
天复二年（902），虔人卢光稠，遣其大将谭全播越过大庾岭，攻韶州。胡三省注云：韶、虔二州相去虽六百余里，特以大庾岭为阻，而实邻境也。卢氏以虔州为根据地，步步为营，退以大庾岭为屏，进以韶州为桥头堡，企图在岭南地区有所发展。卢光稠令其子卢延昌守韶州，又遣其弟卢光睦攻潮州。卢光睦治军，好勇而轻进，故“（谭）全播戒其持重，不听，度其必败，乃为奇兵伏其归路”。光睦果不敌，败归。潮州军紧追不舍，“（谭）全播以伏兵邀击，大败之”，谭全播遂取潮州。由是，广管之韶、潮二州成为虔人卢光稠的地盘。梁初，卢光稠又以虔、韶二州请命于京师，愿疏通道路，输送贡赋。“太祖为置百胜军，以光稠为防御使，兼五岭开通使，又建镇南军，以为留后”。公开承认了卢氏对岭南北界的占有权。
此外，高州刘昌鲁，在“黄巢寇岭南，郡县离析”之时，“使其居民据保障以自守”，“盗贼平定，一境独全”，所以为唐廷授予其高州防御使之职。自此，刘昌鲁据境自守，割占一地。尚有新州刺史刘濳，据新州之地，不相统制。然史籍未细言其前后始末。二、容管地区
唐末，黄巢军队攻掠岭南。当时担任容管观察使的庞巨昭，“括部内诸蛮得数千人，亲自选练，分屯险隘，巢寇惮之，不敢犯其境”。确保了一方的安宁。唐王朝为嘉许其抵抗黄巢军队有功，遂下诏以庞巨昭为宁远军节度使。此后，庞巨昭实际上割据容州之地，自霸一方。三、桂管地区
乾宁二年（895）十二月，安州防御使家晟和指挥使刘士政及兵马监押陈可璠，率三千兵马突袭桂州，“杀经略使周元静”，取而代之。后因家晟酒醉，侮辱陈可璠，“可璠手刃之”，遂推举刘士政知军府事，陈可璠自为副使。唐廷“诏即以士政为经略使”。光化三年（900）九月，唐升桂管为静江军，以经略使刘士政为节度使。
当时，湖南马殷已悉平岭北诸寨，尽有湖南之地，正欲逾岭拓展疆土。“命李琼与秦彦晖为五州游奕使，张国英、李唐为之副。兵克永、道、郴、连四州，因水路齐进，屯全义岭”。刘士政懼，“遣副使陈可璠屯全义岭以备之”。胡三省注，（全义岭）其地距桂州东北一百五十里。马殷先遣使于刘士政，副使陈可璠以为马殷此举势在得到桂管诸地，拒绝来使。于是，马殷遣骁将秦彦晖、李琼等率兵七千人攻打刘士政。待湖南军行至全义，刘士政又派指挥使王建武驻秦城，为二道防线。秦城，在桂林城北八十里。陈可璠素日里“掠县民耕牛以犒军”，百姓早已怨声载道，皆请为湖南军乡导，将距秦城约五十里、虽生荆棘，可通单骑的西南小径指给湖南军。“彦晖遣李琼将骑六十、步兵三百袭秦城，中宵，踰垣而入，擒王建武，比明，复还，（）之以练，造可璠壁下示之”。陈可璠犹未之信，“斩其首，投壁中”，令桂人震恐。李琼随即将兵击之，擒可璠，“降其将士二千，皆杀之”，继而“引兵趣桂州，自秦城以南二十余壁皆望风奔溃，遂围桂州”。数日之后，刘士政投降，“桂、宜、岩、柳、象五州，皆降于湖南”。马殷即命李琼为桂州刺史，“未几，表为静江节度使”。桂州诸地即成为马殷的囊中之物。四、邕管地区
岭南西道留后叶广略，因为在黄巢军队攻占岭南时，能保据本道，所以在唐天祐三年被正式任命为岭南西道节度使。此后，叶广略据有邕州之地，以此为根据地。史书对叶广略在邕州的事迹，记载寥寥。《旧五代史》有云：“邕州叶广略……或自擅兵赋，数侵广之西鄙，陟（）举兵讨之，邕、容皆败，因附庸于陟”。《新五代史》中仅有：“是时，邕州叶广略……分据诸管”数语。《隆平集》中有记载：“时邕州叶广略……皆自擅兵賦”。《东都事略》中也有相同的记载。但诸史均未载细节。五、安南地区
岭南西道的安南地区也相当不安定。实际上，中唐以后，由于唐王朝国力下降，鞭长莫及，安南地区时有动乱发生，其中影响较大的，如下表：表2-1 唐代安南地区动乱表
由上表可知，由于唐王朝的实力日渐下滑，使地方势力有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抗中央，故而安南地区动乱频繁。唐僖宗乾符六年（879）九月，黄巢攻陷广州，“转掠岭南州县”，更大大削弱了中央王朝对岭南地区的控制。当时，朝廷内部以梁王朱全忠为首的势力讨伐异己，借势做大，政局相当混乱，对安南地区的监控更是力不从心。安南节度使之职一再改易，给安南各股割据势力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曲承裕即在此情形下控制了安南。
唐昭宣帝天祐二年（905）二月，“以安南节度使、同平章事朱全昱为太师，致仕。全昱，全忠之兄也，戆檏无能，先领安南，全忠自请罢之”。三月，便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独孤损“充静海节度使”。独孤损乃朝中宿望、崔胤一党，是时路人皆知朱全忠的篡夺之心，崔胤等暗治兵仗，欲与之对抗，朱氏当然欲除而快之。五月，会有星变，占者曰：“君臣俱灾，宜诛杀以应之。”这给予了朱全忠排除劲敌的绝妙机会，亲信李振一语中的：“朝廷所以不理，良田衣冠浮薄之徒紊乱纲纪；且王欲图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难制者也，不若尽去之。”遂于当月癸酉，贬独孤损为棣州刺史。辛巳，再贬独孤损为琼州司户。自是，朝廷之上“声迹稍著者，皆指为浮薄，贬逐无虚日，搢绅为之一空”。朱全忠害怕星火燎原，即以斩之为快。“六月，戊子朔，敕裴枢、独孤损、崔远、陆扆、王溥、赵崇、王赞等并所在赐自尽”。远在中央的政治斗争，使派往安南的最高长官不能到任，给安南土豪的发展赢得了时间。此时，曲承裕已势力做大，在独孤损一贬再贬，并未到任的情况下，乘乱自称节度使，控制安南。已经衰落的唐中央政权在中原争权尚且自顾不暇，显然已无力在征讨安南，因此顺水推舟，承认了这个事实。在天祐三年（906），正月乙丑，“加静海节度使曲承裕同平章事”。
综合以上叙述，可知唐末五代初，岭南境内局势十分复杂，各方势力均欲图谋发展。岭北湖南马殷、安南曲氏、新州刘潜等都跃跃欲试。从区区封州之地崛起的刘氏如何能在群雄争霸中脱颖而出，打败实力雄厚的岭北势力和根基较深的地方豪强，最终建立起来傲视五代中原王朝的南汉王国，自然有一段艰辛的创业历程。
第二节 刘氏军事集团的崛起：刘谦经营封州
唐末五代初年，在岭南地区的群雄争霸中，有一股地方势力逐渐成长起来，它就是封州刘谦。刘谦在封州之地，逐步积聚起充足的军事和物资储备，为其子刘隐、刘确立刘氏藩镇地位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一、南汉主刘氏的家世
追溯南汉主刘氏的家世，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刘氏的祖籍在何处？祖上可考的人物有哪些？史籍中关于其家世的记载不多，且诸史所记略有不同。《旧五代史》云：（刘）其先彭城人，祖仁安，仕唐为潮州长史，因家岭表。《册府元龟》中作：前汉刘陟（），其先彭城人，祖仁安，仕唐为潮州长史，因家岭表。《新唐书》中作：刘知谦，寿州上蔡人。避乱客封州。《新五代史》记载：刘隐，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后徙闽中，商贾南海，因家焉。《隆平集》中有记：南汉刘，五世祖仁安，唐潮州刺史，其子孙因家岭南。《资治通鉴》中记载：初，上蔡人刘谦为岭南小校，节度使韦宙奇其器，以兄女妻之。《东都事略》中有载：刘，其先蔡州上蔡人也，五世祖安仁，唐潮州刺史，子孙因家岭南。《五国故事》中有云：伪汉先主名岩，后名龚。其先上蔡人，徙闽之仙游，复迁番禺，因家焉。
陆游《南唐书》中有云：王会，庐州庐江人。本名安……烈祖代吴，用为百勝军节度使。虔州与岭南地接，南汉使者往来，节度使当燕语问遗，而会故名犯汉主祖讳，乃赐今名。《文献通考》记载：刘隐，其祖安仁，上蔡人，后徙闽中，商贾南海，因家焉。《宋史》中记载：南汉刘，其先蔡州上蔡人，高祖安仁，仕唐为潮州刺史，因家岭表。《八闽通志》中记载：安仁，南汉主袭之祖，本上蔡人，徙家闽中，卒葬于此。
从上述史籍的记载中，可以分析讨论出如下几点结论：
其一，关于刘隐祖父的名字。
刘隐祖父的名字，有两种记载：一名仁安；二名安仁。《旧五代史》、《册府元龟》、《隆平集》中记载刘隐祖父的名字为“仁安”。而《新五代史》、《东都事略》、《文献通考》、《宋史》、《八闽通志》中则记为“安仁”。
从上述史籍的成书年代来看，《旧五代史》、《册府元龟》成书时间最早，在宋初太祖、真宗时期；《新五代史》、《隆平集》则在北宋仁宗、神宗时期；《东都事略》在南宋高宗时；《文献通考》、《宋史》成书于元代，《八闽通志》则编纂于明代。其中，成书较早的《旧五代史》、《册府元龟》、《隆平集》都记载刘隐祖父为“仁安”。而且，《旧五代史》、《册府元龟》中关于五代史的记载，多引据五代实录，其可信度较高。故当以“仁安”为确。“安仁”与“仁安”，两字相同，顺序颠倒，极其相近，“安仁”有可能是后世学者在传抄因袭的过程中顺序颠倒所致。
陆游《南唐书》中的记载，也反映刘隐祖父的名字中有“安”。所以南唐烈祖才会避刘隐祖父之讳，将“王安”改名为“王会”。但其并未指明，刘隐祖父的名字是“仁安”还是“安仁”。
综上所考，刘隐祖父之名，当为“仁安”。
其二，关于刘氏的祖籍。
刘氏的祖籍，有两种记载：上蔡与彭城。
首先讨论上蔡说。《新唐书》、《新五代史》、《东都事略》、《五国故事》、《文献通考》、《宋史》、《八闽通志》中均记载，刘氏祖先是上蔡人。《新唐书》记载：“刘知谦，寿州上蔡人。”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淮南道寿州，本为淮南郡，天宝元年（742）改名。寿州下辖五个县，分别为：寿春、安丰、盛唐、霍丘、霍山。可见，寿州所辖并无上蔡县。所以，以上蔡县系之寿州，当误。《东都事略》、《宋史》中皆云：“其先蔡州上蔡人。”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蔡州本豫州，宝应元年（762）更名，下辖十个县，分别为：汝阳、朗山、遂平、上蔡、新蔡、褒信、新息、真阳、平与、西平。上蔡县的确隶属于蔡州。那么，《东都事略》、《宋史》所记上蔡县隶蔡州，无误。
再看彭城说。西汉高祖刘邦起家于彭城郡，因此，汉朝皇室刘氏的郡望是彭城，故被称为彭城刘氏。南汉刘氏即自称是汉朝皇室的后裔，当然要以彭城为郡望，将其祖籍说成是彭城。但是，这只是一种攀龙附凤之说。后梁末帝贞明五年（919），南汉脱离后梁独立后，梁末帝下诏吴越，令其出兵攻伐南汉，即称南汉主刘“益恣凶狂，妄称汉室遗宗”。
在五代十国时期，这种自称先朝皇室后裔的现象比较常见。有不少君主在其称帝立国之后，都自称是贵胄出身，攀附高贵门第，如，刘知远说他是汉代光武帝之后，马希范自称是马援之后。这种冒认祖先的做法，往往是为了令自身地位看起来更加尊贵，树立权位的合理性。
可见，南汉刘氏将其祖籍说成“彭城”，是南汉刘氏的“妄称”，不足为凭。
综上所述，南汉刘氏的祖籍，当为蔡州上蔡。妄称其祖籍为彭城，是南汉刘氏为了确立自己正统与高贵的出身。
其三，关于刘氏南迁的原因。
刘氏南迁缘由，有三种记载：一到岭南为官；二经商至岭南；三避乱说。《旧五代史》、《册府元龟》、《隆平集》、《东都事略》、《宋史》中都记载，刘仁安至潮州为官，遂举家南迁。这种记载是否属实呢？
刘仁安到岭南为官，《旧五代史》、《册府元龟》中记载其任潮州长史，《隆平集》、《东都事略》、《宋史》记载任潮州刺史。二者有异。
考嘉靖《潮州府志·地理志》和乾隆《潮州府志·古迹部》，都有“刘仁安为潮州长史”的记录。清人梁廷枏在《南汉书·考异》中对史籍中所记刘仁安曾经出任“潮州长史”抑或“潮州刺史”作了考证。按《旧唐书·职官志》所记：上州长史一人，从五品上；中州长史一人，正六品上；下州止有别驾、司马，无长史。《新唐书·百官志》云：中州、下州皆无长史。然潮州户在四千四百二十，不过为下州，据此，潮州并未设长史一职，刘仁安也就不可能担任过此职。
唐代史籍中记载的，担任潮州刺史之职的官员，可考者见下表：表2-2 唐代潮州刺史表注：上表参考郁贤浩著《唐刺史考》，第2787-279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从上表可知，刘仁安不在潮州刺史任职者名单中，故刘仁安出任“潮州刺史”一职，事有可疑。
因此，刘仁安担任过潮州刺史或长史的记载，都有疑问，不可信以为实。
虽然刘仁安担任潮州刺史或潮州长史之事有可疑，但是众多史籍皆记载，刘仁安曾在潮州为官，这一史实是值得考虑且很难否认的。至于刘仁安担任过潮州哪一官职，由于史料所限，现在已无从考知。很有可能刘仁安曾在潮州担任过幕职官，被其后人夸大为刺史、长史之职，以抬高其地位。
综上所述，刘仁安到岭南潮州为官，大致应是史实。不过，其担任的官职应该不会是长史，担任刺史也有疑问。至于刘仁安在潮州具体担任何种官职，现已不可考。
再看行商至岭南说。根据史籍记载，刘氏家族从上蔡迁至福建仙游。唐代福建泉州是东南沿海通商的重要口岸，中外商贾聚集，经商风气很盛。有诗为证：“秋来海有幽都燕，船到城添外国人”。“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仙游与泉州相距甚近，受其影响，商业气息浓厚，从中原地区迁来此处者多经商。因此，刘氏家族很有可能在此处从事商业活动。后来，刘仁安到潮州为官，刘氏家族便随之南迁到潮州。刘仁安致仕后，为经商之便，便举家来到岭南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定居。《新五代史》中记载：“（刘氏）商贾南海，因家焉。”《五国故事》中则云：“复迁番禺，因家焉。”南海、番禺都是广州的下辖县。因此，刘仁安定居广州也没有疑问。
刘仁安到潮州为官和刘氏因“商贾南海，并家焉”，两者并不矛盾，正好反映了刘氏从福建仙游迁到岭南的行踪：先至潮州为官，再因经商的原因到广州定居。
再者讨论避乱说。避乱一说，与前面刘仁安至岭南为官和刘氏行商至岭南也不矛盾。刘氏为躲避中原战乱，举家从上蔡迁至福建仙游，在仙游经商。后又随刘仁安到潮州为官，入岭南定居。待刘仁安致仕，或缘于战乱所迫，不得北还，也因经商之便，刘氏遂到广州定居。所以，刘氏家族南迁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为了避乱。
以上三种记载，看似不同，但实际上综合起来正好可以得出刘氏家族南迁的全貌。综合各家记载，刘氏家族因中原战乱，从蔡州上蔡迁至相对和平的福建仙游，因仙游等地商业气息浓厚，于是就以经商为业。后来由于机缘巧合，刘仁安到潮州为官，于是，刘氏举家再次南迁入岭南。刘仁安致仕后，为经商之便，遂举家迁到岭南的重要港口城市广州定居。这就是刘氏家族从中原迁居广州的大致情况。二、南汉主刘氏的族属
关于刘氏的族属问题，如上所述，宋代以后，史家基本认为，刘氏是从中原迁徙而来的汉族，本无疑义。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先生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南汉主刘氏是大食人后裔。八十年代末，大陆学者刘美崧先生认为，南汉主刘氏族属是封州俚僚。两说一出，使得刘氏族属，成为问题。
藤田丰八先生认为：南汉主刘氏并非汉族，而是来闽粤经商的大食商人的后裔。初定居于福建仙游，后来才迁居岭南。藤田氏的主要论据有两个：
首先，是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的记载：唐代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的夫人，反对将侄女嫁给刘谦。这一材料，成为学者认定刘氏先祖为外族的一个重要根据。丞相韦公宙，出镇南海，有小将刘谦者，职级甚卑，气宇殊异，乃以从犹女妻之。其内以非我族类虑招物议，讽诸幕僚，请亟谏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孙或可依之。”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对“非我族类”这四个字的理解上。唐森先生对此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判，他认为：《北梦琐言》的作者不过是为了突出表现身为关中巨姓、京兆名族，自身又出于将相之门的韦宙，能够在择婿婚姻观念上，不纠缠于刘谦职位卑微和出身低下，不坚持门第的传统偏见，排除众议，独具慧眼选择刘谦为侄女婿。因此，“非我族类”中的“族”应当指“士族”、“寒族”的门第之意，而非民族之意，因此不能衍生出大食人的后裔和岭南土著俚僚等等意思。唐先生之言，符合唐朝时的社会实际，是对孙光宪记载的较为合理的解释。
其次，藤田丰八先生根据《新五代史》、《宋史》等记载，后主时期刘曾取波斯女，甚宠嬖之，认为其嗜好与汉族不同。而且根据《南汉金石志·跋》中的记载：“有伪南汉主刘及儿子铜铸像，状豪恶可僧，俗称蕃鬼是也。”因此，藤田氏认为，刘氏应是大食人的后裔。但这仅是藤田氏的推论，并无直接证据。
再者，藤田丰八先生以《萍州可谈》卷2记载：“天祐间，广州番坊刘姓人，娶宗女，官至左班殿直。刘死，宗女无子，其家争分财产，遣人挝登闻皷院，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因禁止三代须一代有官，乃得取（娶）宗女”，这一材料作为例证，认为回教徒中多姓刘，刘乃番坊中所居回教徒惯用之音译。由此得出刘氏为大食人。桑原鸷藏先生以为：唐代每以国姓赐外国人，此刘姓回民，或南汉刘氏赐于广州番客者，因为得姓之源。因此，番坊回教徒有刘姓者，并非刘氏乃番人的证据。
综上所言，藤田丰八先生之三点证据，推论多于实证，尚缺乏直接证据证实，尚无法取代旧说。
刘美崧先生认为：南汉主刘氏既不是汉族，也不是大食人的后裔，而是出自岭南封州一带的俚僚武装酋领，即当地的土著部族。所持论据之重要一点，即与藤田丰八先生相同，也出自《北梦琐言》中所记韦宙将侄女嫁给刘谦之事。前文已驳之，此处不赘。
其次，刘即位后的国号、身边的大将等内容分析，认为刘氏是居住在封州一带的俚僚。刘氏起家封州，身边将佐多有封州俚僚，本不足怪，这也不能说明刘氏本身也是封州俚僚。
总而言之，藤田丰八和刘美崧的观点主要是在推测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缺乏有力的史料佐证，因而虽有新意，难以成立。
因此，在没有新的史料发现以前，还是应当依据史籍记载，认定：南汉主刘氏家族，应当是蔡州上蔡迁至岭南定居的汉族。二、刘谦在岭南的发迹
史书对于刘隐、刘的祖父刘仁安的事迹记载不多，因此对于他在岭南的活动和对后代的影响没有办法详加考查。而刘隐、刘的父亲刘谦，却是对刘氏兄弟影响很大的一个人。史籍中对刘谦的记载，也不多。《旧五代史》中对刘谦的生平有大概的描述：父谦，素有才识。唐咸通中，宰相韦宙出镇南海，谦时为牙校，职级甚卑，然气貌殊常，宙以犹女妻之。妻以非其类，坚止之，宙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我子孙或可依之。”谦后果以军功拜封州刺史兼贺水镇使，甚有称譽。《册府元龟》中记载：父谦，为广州州牙较（校），以军功拜封州刺史、领贺水镇使。《新唐书》中有刘谦的本传，刘知谦，寿州上蔡人。避乱客封州，为清海牙将，节度使韦宙以兄女妻之，众谓不可，宙曰：“若人状貌非常，吾以子孙托之。”黄巢自岭表北还，湖、湘间群盗蚁结，知谦因据封州，有诏即授刺史兼贺水镇使，以遏梧、桂。知谦抚纳流亡，爱啬用度，养士卒。未几，得精兵万人，多具战舰，境内肃然。久之，疾病，召诸子曰：“今五岭盗贼方兴，吾有精甲犀械，尔勉建功，时哉不可失也！”《新五代史》中则云：父谦，为广州牙将。唐乾符五年，黄巢攻破广州，去略湖、湘间，广州表谦封州刺史、贺江镇遏使，以御梧、桂以西。岁余，有兵万人，战舰百余艘。谦三子，曰隐、台、岩。《隆平集》中记：宰相韦宙以其兄之女，妻仁安之子谦，谦生隐，谦仕至封州刺史。《资治通鉴》记载：初，上蔡人刘谦为岭南小校，节度使韦宙奇其器，以兄女妻之。谦击群盗，屡有功，辛丑，以谦为封州刺史。《文献通考》记载：父谦，为广州牙将，黄巢冦广州，表谦为封州刺史、贺江镇遏使，以御梧桂。《宋史》有云：安仁生谦，为广州牙校，累迁封州刺史、贺水镇遏使。谦生隐，谦卒，隐代领其任。
而《东都事略》中记载，与诸史颇有不同：宰相韦宙以其兄之子，妻安仁之子，生谦，谦生隐，谦仕至封州刺史。
从上述史籍记载，可以梳理出如下几点：（一）刘谦之名
关于刘隐、刘父亲的名字，有两种记载。《旧五代史》、《册府元龟》、《新五代史》、《资治通鉴》、《隆平集》、《文献通考》、《宋史》、《东都事略》中皆记为刘谦。《新唐书》一书中有两种记载：本传作刘知谦；卷197《韦岫传》中作刘谦。
其中，《旧五代史》、《册府元龟》等史籍多取材于五代实录，史臣记载需要避皇帝之讳。刘知谦的“知”字，明显犯了后汉主刘知远之讳，所以，去“知”作刘谦，是当时人避讳的一种作法。刘谦之名应该是这样得出的。后代史家转相因袭，多用刘谦一名。故本文因之，不再改变。（二）刘谦与韦宙的关系
刘谦与韦宙的关系，对刘氏的发家是有重大影响的。所以，在此要加以详细考察。
咸通三年（862），唐懿宗任命岭南节度使韦宙为岭南东道节度使。京兆大族韦宙在广州任职期间，对手下一员小小牙将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此人便是刘谦。刘谦当时虽然职级甚卑，但是气宇殊异，颇有才识，得到节度使韦宙的赏识，期间究竟刘谦展现过什么才能，或是发生过什么事件让刘谦引起韦宙的注意，早已无从可考。其结果是韦宙欲以“犹女妻之”，将之招为侄女婿。
这在当时而言，是一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惹人非议。韦宙的亲生女儿选择婚嫁的对象，是当时京兆名士李峣，科举及第，“干预政事，号为李八郎”，其家族“自所居连互通衢，殆足一里。余参驭辈不啻千余人。鞯马车舆，阗咽门巷。来者无有霑濡者，而金碧照耀，颇有嘉致”。李氏与韦氏两家联姻是何等的门当户对。两相比较，韦宙为其侄女选择刘谦这样一个镇帅麾下的小将，不论出身、社会地位还是素养皆有较大出入的人选时，势必会有不同的声音。韦宙之妻就竭力表示反对，“以非我族类，虑招物议，讽诸幕僚，请亟谏止之”。然韦宙力排众议，坚决以侄女嫁与刘谦。在《新唐书》卷197《韦岫传》中则记载：“宙弟岫，字伯起，亦有名。宙在岭南，以从女妻小校刘谦，或谏止之，岫曰：‘吾子孙或当依之’。”可见，韦氏的父亲也赞同将女儿许配给刘谦。
唐末兵强则逐帅，门阀制度逐渐衰落，四方战火纷争的事实让韦宙、韦岫等警醒，在这个即将到来的乱世之中，门第观念并不能保全子孙，却是“兵强马壮者为之尔”，寻找一个自认为适当的依托，是其最终选择刘谦的重要原因，“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孙或可依之”。
娶韦宙侄女，与韦氏攀上亲戚，对刘谦影响更大。刘谦本是广州小校，又无家世，攀上岭南最高长官，成为韦宙的侄女婿，为其后的发迹奠定了一个重要基石。（三）刘谦的生平
刘谦（？—894），字内光，卓荦宏材，经纶伟望。初为广州牙将，官职卑微。后得到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的垂青，娶韦宙侄女韦氏为妻。有了这层姻亲关系，韦宙对刘谦大加扶持与提拔，使其迅速发迹，打开了刘氏的仕途。
唐乾符五年（878），黄巢攻陷广州，然“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劝之北还图大事，巢从之”。去略湖、湘间，“自桂州编大栰数十，乘暴水，沿湘江而下”。其间群盗蚁结，动乱不堪，刘谦击之，屡战有功。唐中和三年（883），被表为“封州刺史、贺江镇遏使、以御梧、桂以西”。刘谦较有远见，在封州之地招兵买马、经营有度，爱啬用度，养士卒。岁余，得精兵万人，战舰百余艘。至此，刘氏军事集团既有根据地，又有军队，具备了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坚实基础。
乾宁元年（894），刘谦病逝。刘谦育有三子，分别为：刘隐、刘台、刘。其中刘台早逝。三、刘谦在刘氏藩镇建立过程中的作用
刘谦在岭南的活动看似与其后南汉的建立扯不上直接关系，殊不知正是他，为其子刘隐、刘跻身藩镇打开了视野，奠定了基础。
刘谦一生，有四大功绩可表。
首先，与望族韦氏婚媾，打开仕途。在与韦氏联姻之前，刘谦不过是广州军中牙将，朝中无靠山，仕途前景只有凭借勇谋善战或能得以升迁。而京兆大族、节度使韦宙居然因其器宇殊异，迥出庸流，善于言谈，就看中了这个职级卑微、又无出身的小将刘谦。韦宙力排众议，将侄女许之，真可以说是天佑刘氏。韦刘婚媾，对于刘谦意义重大。韦宙时任岭南东道节度使，是岭南地区的最高长官，刘谦得到他的垂青，有韦宙的举荐和庇护，刘谦的仕途可以一帆风顺。
而且韦氏乃大家闺秀，其眼界与知识恐怕不是乡野村妇所能匹敌，这一点对于刘谦子嗣的早期教育极有益处。梁廷枏说：“古一姓之兴，固其祖若宗数世所积累，抑内助之贤，母范之正，有以成之。南汉据偏隅，渺乎莫可比数；然考所自起，实籍外家援引之力。韦后之归代祖也，排群议仅而后济，天所以启刘氏者，不可谓不厚。”因此，刘谦能娶到唐相国公韦宙之侄女韦氏为妻，当可看作刘氏后期有所作为的重要条件之一。
其次，招募兵士，发展军备，建立根据地。刘谦从韦宙看中他的那一刻起，就隐约感觉到连京兆郡望的宰相都不惜从像他这样“非我族类”的牙将身上为子孙寻求依附和出路，可见唐朝中央统治已摇摇欲坠。而乱世之中，藩镇割据、军阀混战都离不开强有力的军事队伍。因此，刘谦寻求在一个合法公开的名义下，为自己和子嗣的发展大计准备充足的兵马。在黄巢弃广州北上之后，岭南秩序一度非常紊乱，各地小股农民起义与兵变活跃。刘谦凭借其英勇过人的胆识，在镇压动乱中屡建奇功，为时任岭南节度使的刘崇龟表为封州刺史。自此，封州便成为刘氏藩镇孕育发展的基地。刘谦花了近十年的时间在这里招兵买马，聚集精兵万人。或许与中原地区的势力相比，这一数量的军队不算什么，但是放在岭南地区却可以号称强大。这一点可以从唐廷在岭南的兵力部署中比较得出，如下表：表2-3 唐代岭南兵力部署表注：上表内容出自《旧唐书》卷38《地理一》，第1389页。
由上表，显然易见，唐代在岭南地区的官军兵力相对较弱。岭南五府经略使，绥靖夷獠，统领经略、清海二军，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四经略使，管兵不过一万五千四百人，轻税本镇以自给。而刘谦在封州之地便聚集精兵万人，其军事实力的确不容小觑，在岭南地区当数一数二。加上刘谦平日里爱惜将卒，深得民心，军队士气井然，上下一心，又多修战舰，适合于岭南地区水军作战。所以刘谦所统领的军队算得上是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此外，刘谦担任封州刺史、贺江镇遏使，占据封州，控制贺江一带。封州地处西江与贺江汇合之处，为岭南东西水路交通要塞、军事重镇，军事地位非同小可。刘谦的万人大军和百余艘战舰在封州这一军事重镇驻扎，顺西江与贺江，可随时打开通往岭南东西的道路。
第三，收揽民心。刘谦之所以招兵买马就是为了能在土疆瓦裂之机，既能自保，又能据有尺寸之地以自雄。那么，在准备阶段，赢得民心也至关重要。在举境混乱之际，封州地区因为拥有一支强劲的武装力量护卫，尚算安定。且刘谦整治秩序，颇为得当，“境内肃然”，使百姓安居乐业。这一点从其担任封州刺史期间，未有任何暴乱的记载，便可得知刘谦治境合理。一个扎实稳固、民心稳定、军心所向的根据地对于欲图霸业的刘氏已然踏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第四，教育子嗣。刘谦在临终前，向儿子们语重心长地说：“今五岭盗贼方兴，吾有精甲犀械，尔勉建功，时哉不可失也！”刘谦穷其后半生几十年的苦心经营，从小到大，逐渐建立起稳固的封州基业。其临死前，命诸子把握天下大乱的建功立业好时机，用精兵利器创下霸业的嘱托，使他图谋进取、不拘封州一地的雄心昭示于天下。这也成为刘隐、刘兄弟开拓势力的起点。
总之，刘谦几十年的努力营建，是刘氏藩镇集团的发迹阶段，其显要成果有四：一是找到了稳固的靠山，并以此发迹；二是为刘氏军事集团的后续发展创立稳固的根据地——封州；三则为刘氏兄弟在岭南大展拳脚训练了一批高素质、装备精良的军事强队；四是为其子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因此，刘谦在封州所作的各项努力，为刘氏藩镇集团的最终确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的努力在刘氏集团创建阶段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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