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尉陈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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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垣边的人类——从建筑艺术看人类文明试读：
序：不只墙垣和人类
郭暮云尉陈的这本《墙垣边的人类》是其首部文字结集《巴别，巴别——不只中外建筑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的修订再版。在当今这个文化濒临复兴的年代，一位青年学者的非娱乐性著作不仅能出版发行，更能在几年之后再版更新，可见必有其独到之处。
阅读书稿时，我觉得自己似乎乘坐一架小型飞机穿越了千年，沿着作为大多数人类之故乡的地球北纬三十度线环行了一周。这飞行的高度既不能太低，以致乘客被各种细节弄花了眼，也不能太高——至少要让人能看清那形形色色的建筑。如何找准这个适宜的距离感，并保持这旅程始终在历史天空的平流层当中，便是作为驾驶员的作者功力之所在了。
是的，这首先是一本关于建筑的书，然而正如初版书名中的那个“不只”所公开暗示的那样，建筑只是主线罢了，丰富的副本可能才是作者的用心所在。这一用心在此次再版的书名中更是昭然若揭：“建筑”本身，已经由主语变为了副词。
当然这建筑的主线仍是明显的。远古之洞、埃及之塔、中东之殿、希腊之柱、罗马之拱、印度之窟、中国之庙各自特色何在？为何欧洲建材喜石，中东北非好砖，天朝则独钟情于木？本书绘声绘色之间为你娓娓道来。多学科的材料作者信手拈来，在保持专业性的同时，仍能不失趣味性。此为本书“物”的层面。
然而建筑并非风化或进化而成的自然现象，它是文化，它与人类密不可分。每种建筑的背后都有着人类的故事。作者于此用力颇多，因此，无论是遥望金字塔默想永生的埃及法老，还是驻跸悬苑意气风发的亚历山大，是窣堵波旁放下屠刀的阿育王，还是阿房宫畔梦想万世一系的秦始皇，作者均能试做描摹，稍加论述，点评之间颇见功力。因此，一个个人物读来都令人悠然神往，令读者能从别样角度再度领略主线风景。此为本书“人”的层面。
然而终于没有令本书停留在坊间不少同样花团锦簇的二维读物水准的，是其“物”、“人”之后的“道”。
作者开宗明义便讨论了作为建筑所身处的更大门类——即广义的“艺术”——其“真正起源”这个深刻的问题。曾与作者交流，他坦承这是困扰他多年的一个严肃命题。而在作者几年前心灵经历了巨大变化之后，这命题才真正开始有了获解的可能。由此出发，作者最终在本书中尝试给出的真正主线，才是再版与初版最大不同之所在。
在本书中，作者采用了英国著名文学家、评论家和神学家G·K·切斯特顿之艺术发生论作为其本人艺术观——至少是建筑艺术观——的基石之一。他有意识地拒绝将人“物化”和将人“神化”的两种堕落趋势，而尽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透过建筑谈文化，透过文化谈人，并最终谈及那指向终极的万事由来。
无论这本书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作者的初衷或读者的期望，它都堪称一次值得注意并给予赞赏的尝试。
是为序。郭暮云2012年11月29日，阳光城第一章史前时代 建筑艺术源自女性崇拜？
从这世上的第一个景观建筑——伊甸园开始，建筑便和人类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巨石阵中的迷离往事，金字塔畔的壮丽传奇，导致了语言变乱的巴比伦通天塔事件，引发了宗教改革的梵蒂冈圣彼得教堂风波……建筑始终在为人间故事提供着舞台背景，并不时地走上前台充当主角儿。于是乎，一部人类文明史，“稍不留神”就写成了一本建筑故事书。
说到书，就不能不提文字了。对人类文明而言，文字的重要性不亚于建筑。人类是在文字出现之后进入了所谓“信史时期”（如中国的商代之后），而在这之前的所有光阴都属乎“史前”。史前时代又被（并不十分精确地）分为三个时期，分别称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在旧石器时代，史前人类是利用天然的洞穴（岩洞）作为栖身之所的，这显然是取决于彼时人们的生存方式及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易经》有云：“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可见“穴居”与“野处”关联之密切。此外，这里的“穴居”显然是居住在天然洞穴中的意思，因此岩洞虽说是史前人类的重要居所，但它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建筑物。岩洞之于先民，是“占有”之对象而非“营建”之目标。年少无知时喜读余秋雨，这段诗意盎然的描述令我印象深刻：
不知是哪一天，哪一个部落，偶然走进了（某个）洞口。一声长啸，一片欢腾。他们惊惧地打量过洞内黑森森的深处，野兽的鸣叫隐隐传出。他们疑虑地仰望过洞顶的钟乳石，不知它们会带来什么灾祸。但是，不管了，握起尖利的石块朝前走，这里应该是我们的家。
洞内的猛兽早已成群结队，与人类争夺这个天地。一场恶斗，一片死寂。一个部落被吞没了，什么也没有留下。又不知过了多少年月，又一个部落发现了这个洞穴，仍然是一场恶斗，一片死寂。终于，有一次，在血肉堆中第一个晃晃悠悠站起来的，是人而不是兽。人类，就此完成了一次占有。
先民们当日的实际境况很可能比后世文人想象的还要艰难百倍，当然具体如何我们也并不知晓，因为史前的人是属于史前时代的——这个原因可谓无懈可击。
大约到了公元前七八千年的时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始从岩洞中跑了出来，作别了天然的穴居和野处，但还是以住惯了的天然岩洞为“原型”，以最简单的方式造出了最早的窝棚或窑洞。真正意义上的建筑艺术便由此诞生了。
以中国为例，黄河流域发现的很多窑洞式住宅遗址，被认为颇能证实人类史前建筑的“洞穴原型”说。除了窑洞这种明目张胆的“形似”者，其余的可称“神似”，譬如江南的干阑和塞外的庐居，细究其源无不可以指向人类的“原乡”——洞穴。
除了天然岩洞，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还有另一种“原乡”，巧得很，其形式也同样表现为洞穴。赵鑫珊说，“母亲的子宫便是一个洞穴”，“子宫是所有人的第一间卧室”，据此我们不难联想到中国老子那典型的女性主义哲学——道家思想，老子把宇宙天地的根源比喻为“玄牝之门”，这似乎是向我们挑明了“无中生有”的建筑艺术真谛了——无论是“玄牝”还是“无”，似乎都在向人们强烈地暗示着建筑艺术与曾经广泛盛行于早期人类社会的女性生殖崇拜之间的内在关联。埃里希·诺伊曼（Erich Neumann）的《大母神——原型分析》更为直接，断言人类的建筑都是“洞穴的延伸”。持此说者恐怕不会轻易放过遍布英伦三岛的史前巨石阵，在他们看来这应属一个很给力的证据。关于这些远古神秘建筑的营造初衷，坊间历来众说纷纭，而据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安东尼·皮克斯（Anthony Pixar）教授的考证，巨石阵成了“生命之源的象征”，具体说，如果从空中鸟瞰巨石阵的话，那么整个建筑的平面连线图将呈现出一个女性生殖器官的形象。皮克斯由此认为巨石阵建筑是上古时期女性生殖崇拜风习的物质遗存，也就是说，史前人类将这些巨石竖立起来并不是为了任何实用（居住、疗养、观象、行刑……）的目的，而是作为一种膜拜的对象，寄托他们对于部族人丁兴旺、血脉生生不息的愿望。
同样的愿望也反映在一些远古雕像中，如1909年出土于奥地利维伦多夫地区的那尊“维伦多夫的维纳斯”雕像。这是一件看起来非常臃肿、丑陋（或曰“不同凡响的美”）的作品，将传说中倾城倾国的维纳斯的芳名赠与这个被造于史前蒙昧时代的远古肥婆，相信会有不少人感到难以接受。这尊世上最古老的女神像系用石灰石雕成，按我们今天的审美标准看，其造型确实相当怪异：她那细小的手臂、小腿与臃肿、肥硕的身躯完全不成比例，被后世雕塑家视为重点表现区域的面部则被全然省略，而与此相对应的是那刻画得异常夸张的女性生理特征：丰满膨胀的乳房、宽厚丰饶的肚腹、肥硕高耸的屁股……这无疑是在强调其旺盛的生育能力，体现着作者对于生命延续的无限憧憬。维伦多夫的维纳斯（奥地利），史前岩雕
很多艺术史学家将此雕像看作史前时代的巫术道具、男性对于女性的崇拜偶像，应该说是有道理的，就如同皮克斯的大论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夫子此言不虚，吃饭和做爱，确是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的两种基本欲望。马斯洛（Abraham Maslow）把人生于世的各种需求按由低到高的层次排列成阶梯状的五类，其中最基层的一种便是“生理需求”，这是世间男女所有欲望中最基本、最朴素、最原始也最强烈的一种。告子所说的“食色性也”亦同此理。而在食色二者之间，食欲又是排在前头的，在一个极度饥饿的男人眼中，再怎么风情万种的女人也不如一个馒头性感。这是一句令人心碎的实在话。艺术的起源也被认为颇能说明这个问题。
猜猜看，史前绘画通常是以什么东西为描绘对象？山水？建筑？人体？都不是。是兽类。在那些作品中，虽然偶尔也会发现一些描绘同类的线条，但先民们显然更热衷也更擅长画动物。为什么？原因恐怕也很简单——那是他们的食物。
在中国古代宫廷，常有无耻之徒将自己的政敌塑造成布偶或泥人，并在上面插满银针，以此来诅咒对方快快死掉。我们可以想象，以捕猎为生的史前人类，对于野兽们的非正常死亡该是何等的盼望；因此，他们在出猎之前举行类似的巫术活动自然也就不是什么费解的事情了。作为一种巫术道具——野兽画——史前时代的所谓艺术作品就这样诞生了。
如在被誉为“史前卢浮宫”的法国拉斯科岩洞中，那幅被判定为绘于公元前两万年前的野马壁画不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么？画面中那匹膘肥体壮（貌似怀了胎）的母马，四面楚歌，被枪林箭雨所围困，其情景何异于我们在古代宫廷剧中屡见不鲜的插针布偶？人心之罪恶苦毒可谓源远流长。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世界上较早的所谓艺术家，很多正是这些为了捕获猎物填饱肚子而不择手段的猎户兼巫师。拉斯科野马（法国），史前岩画
这让我想起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来，他曾说艺术史可以被描述为艺术作品本身的一种两极运动。他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将艺术这东西的演变历程视为从对艺术品这一极的推崇转向对其另一极的推崇——而这两极，分别是艺术品的膜拜价值与展示价值。
且不论本雅明整体艺术史观的是非，其所谓“膜拜价值”则确是对某些作品创作动机的恰当评估。包括拉斯科岩洞中的野马壁画在内的所有史前岩画，几乎都是绘制在岩洞的阴暗面，那么极有可能，作者画这些东西并不是用来给人看的，而仅仅是让它们存在着吧，和皇宫密室里的扎针布偶一样，于黑暗幽深中发挥它们那见不得天日的神秘“功能”。
忆往昔，蒙昧先民们要想在那满是荆棘与蒺藜的天地之间生存并延续下去，孔子所说的那两件事情便显得格外重要。可吃的野兽和会生育的女人自然而然就成了他们生活的主题，以及全部的人生哲学。因此，当吃的问题解决后，男女之事就显得至为关键了。人类上古时期曾广泛存在的生殖崇拜即由此而来。流风所及，绘画、雕塑、建筑……皆不免道具的命运。如此说来，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和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理当因其“人类艺术皆源于巫术礼仪”的真知灼见而荣膺艺界先知了吧？这真是一个好问题，这个问题所能考验的可不仅仅是“艺术起源观”而已。
不同的人对此会有不同的回答，同一个人在其生命的不同阶段也会有不同的答复。刚刚听闻泰勒他们此番伟论的时候，我的回答是“是”并伴有醍醐灌顶、五内澄明的喜悦。后来当我遭逢了更大的喜悦之后却陷入了深深的苦恼——因为深知如果他们是对的，艺术从本质上说就都是有罪的；而如果他们是错的，维伦多夫的维纳斯该如何解释？艺术的真源又在哪里呢？——这份苦恼旷日持久，直到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出现在我的世界里。G·K·切斯特顿像
在这位20世纪杰出思想者的笔下，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有如带着个人色彩的艺术品，且最初的设计是美好的。而眼下，包括艺术在内的今生所有美善之事，都有如从一场宇宙性的超级海难中被遗留下来的残迹，苏醒过来的水手从岸边和破船里把金币、罗盘、华丽服饰等残片逐一捡起，试着从中理出头绪。切斯特顿指出这正是当今人类所处的光景：大自然、美貌、情爱、娱乐、艺术创作与欣赏……等人间美事仍带着它们原本意义的痕迹，但失忆却破坏了它们完整的形象。但同时，不再完整的礼物也仍然是礼物而非瘟疫。我们应当轻轻地处理这些遗存的馈赠，因为在海难后的世界里，每件美好的事物同时都意味着危险，潜伏着被滥用的危机。吃沦为暴食，爱变成淫欲，艺术欣赏变成顶礼膜拜……我们过分专注于礼物本身以至于漠视了馈赠的人。正确的应对是一方面以谦卑和节制的心加以享用，另一方面则不视之为我们应得的而加以夺取……
切斯特顿气势磅薄地一下子助我们澄清了艺术及其相关问题。绘画艺术起初是为巫术服务的么？雕塑艺术是由祭拜偶像演变而来的么？建筑艺术是由老子的“玄牝”、诺伊曼的“洞穴”、赵鑫珊的“子宫”等“原型”启发而出的么？作为切斯特顿之友，我们的回答是：绘画、雕塑、建筑，确曾沦为道具，但那肯定是堕落的光景，而非原始的光景。
在真正的原始时代，那艺术家看着自己所创作的世界，觉得“甚好”。第二章古代埃及 尼罗河畔的飞扬与落寞
在黄沙滚滚的北非大漠中，流淌着一条长达五千多公里的大河，号为“尼罗”。尼罗河源自维多利亚湖，蜿蜒北上流入地中海，途中经过六个急流险滩后注入狭长的河谷，然后呈扇形展开，漫流于河口的沼泽低地上。这一河谷及河口地区，由于尼罗河每年的定期泛滥，变得异常肥沃，庄稼竟可一年三熟。据希罗多德记载：“那里的农夫只需等待河水自行泛滥，流到田地上灌溉，灌溉后再退回河床，然后每个人把种子撒在自己的田里，叫猪上去踏进这些种子，以后便只需等待收获了。”当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的人们尚徘徊于蒙昧蛮荒之中时，这里的百姓便已率先迈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聚合成一个名叫“埃及”的富庶国度，因此古埃及文明曾一度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明。
早在公元前4000年，也就是距今6000多年前，尼罗河下游的三角洲地带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古老的埃及王国，它的国王被尊称为“法老”（该词原意为“高大建筑”，后来逐渐演变成高大建筑拥有者的(1)特殊称谓）。法老权力很大，他们头戴红冠，以眼镜蛇为守护神，蜜蜂为国徽，这就是所谓的“下埃及王国”。后来在尼罗河的上游（即南部河谷地带）又形成了一个国家，史称“上埃及王国”。上埃及的法老服色尚白，崇奉鹰神荷鲁斯，以苏特树为国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上、下埃及皆欲除灭对方而成一统之业，但二者势均力敌，故在数百年的浴血相争中始终处于拉锯的平衡状态。直到公元前3100年左右，亦即距今5100多年前，头戴白冠的“终结者”美尼斯（Menes）挥师占领了下埃及，从此，上、下埃及合而为一，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统一国家和中央集权制度。美尼斯在尼罗河河谷和三角洲的交界处（今埃及首都开罗附近）营建了一座要塞城市——白城，即后来希腊人口中的孟菲斯。埃及历史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自古埃及王国统一之后，它的历史分期大致是这样：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2686年为早王朝时期（第1～2王朝），建筑以长方形的“马斯塔巴”贵族墓为主；公元前2686年至公元前2181年之间为(2)古王国时期（第3～6王朝），建筑以金字塔为主；公元前2181年至公元前1570年之间大致为中王国时期（第7～16王朝，含首尾两个混乱时期），建筑以石窟陵墓为主；公元前1570年至公元前1150年为新王国时期（第17～20王朝），建筑以阿蒙神庙与国王宫殿为主；此后古埃及一蹶不振，相继沦为来自西亚的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属国，至公元前332年，又被来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占领，由此开始了希腊化的时代。
我们从上可见古埃及历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比较单纯，在其漫长的王朝岁月里，虽然也经历过短暂的内部动乱和外族入侵，但总的来说政治状况相当稳定。这显然有利于建筑艺术的繁荣。同样是从上可见，陵墓建筑可谓古埃及建筑艺术最重要的一个部类，而作为古王国时期法老陵墓的金字塔更堪称古埃及文明的标志性建筑物，这似乎颇能印证希腊史家卡洛斯对古埃及国民性的评价：“埃及人把住宅仅仅看作是旅舍，而把坟墓视为永久性的住宅”，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古埃及人是如此轻生厌世么？其实恰恰相反。
和别人一样，古埃及人非常惧怕死亡，但生命的存在是一个有始必有终的过程，对此，有人会问“为什么”，但多数人会问“怎么办”。中国古代许多帝王明显属于后者，他们致力于寻找或炼制“仙药”，以求“长生不老”；而同样属乎后者的古埃及人却志不在此，他们对于此身必死这个现实似乎很早便选择了面对与接受，但在此基础上寄望于“复活”。他们相信，遗体必须完好无缺才能使游离的灵魂“卡”（ka）复归，因此便用非常复杂的方法将尸身制作成不易腐烂的“木乃伊”，然后暂厝于一种特制的“保鲜建筑”中，静静地等待复活——事实证明，金字塔这种巨大的四方锥形“保鲜建筑”对于保护尸体的确十分有效——这种信念使古埃及人的生活变得非常奇怪：为了不死，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修建坟墓；为了活着，他们每天都在准备死。他们因惧怕死亡而重视死亡，因眷恋今生而浪费今生。于是，一座座金字塔承载着法老王的厚望被建筑起来，在北非的万里流沙中静默地矗立了将近五千年，成为这个梦想永生不灭的已逝文明的绝妙象征。(3)
公元前3世纪，闲人昂蒂帕克列举了当时的世界七大奇观，两千多年下来，随着时光流逝，有的被毁了，有的坍塌了，如今只剩下位居榜首的胡夫金字塔硕果仅存。无怪乎埃及有句谚语说：“人类畏惧时间，而时间畏惧金字塔。”
金字塔是如何做到的呢？
请做这样一个实验：将一定量的细砂、米粒和面粉，分别从上往下慢慢地倾倒，不久就会形成三个圆锥体，尽管它们质量不同，但形状却异常相似。假如你愿意测量一下，便会发现三者的锥角皆为52°。这种自然塌落形成的52°锥角是所有角中之最稳定者，被称为“自然塌落现象的极限角和稳定角”，而金字塔的锥角恰是51°50′9″。如此一来，当无坚不摧的沙漠风暴遭遇金字塔的时候，由于后者独特的“稳定角”造型，不得不沿着塔的斜面或棱角缓缓上升，使得塔的受风面由下而上愈来愈小，在到达塔顶时已趋近于零。这种巧妙化解破坏力的独特造型，正是金字塔在狂风肆虐的北非大漠中千年不倒的奥秘所在。
问题是，在4500年前，刚刚揖别史前蛮荒时代不久的古埃及人又是如何知道52°角是稳定角的呢？这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不过话说回来，金字塔留给我们的谜团又岂止这一个？且不说它那能令尸体迅速脱水、食物保持新鲜、刀片延长寿命的奇异形体，也不说它那能与若干天文地理数据相吻合的神秘尺度，单说说它的建造吧——吉萨金字塔每块巨石重达200吨，要把它们提升到将近150米的高度，即使拥有起重设备的现代人都难以做到，而4500年前连铁器都还尚未掌握的古埃及人是如何做到的？另据专家估算，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埃及王国要营建金字塔这种骇人巨物必须拥有至少5000万居民，否则根本难以保障工程所需的劳动力和给养，但问题是直到公元前3000年，全世界的人口还不到2500万……金字塔身上诸如此类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因此一直有人相信它并非人类文明的产物，而是由所谓“外星人”建造的。
但实际上，考古人员已在金字塔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服役劳工的墓地及集体宿舍等生活设施的遗迹，并在死者随葬品中发现了不少用于测量、计算和加工石器的工具……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金字塔确确实实是古代人类的杰作，准确地说，它们中的每一座都是古王国时期在国家控制下的埃及劳工的集体劳动成果。既是人工产物，那也就意味着，金字塔这种近乎完美的建筑形制一定不会是“横空出世”的，而是必然要经历一个不断发展演化、渐臻成熟的定型过程。
实际上也正是如此。
起初，美尼斯国王所完成的政治统一并没有影响到上、下埃及百姓各自的生活方式，他们仍然遵循着各自的传统，发展着不同的文化，这在其陵墓建筑上反映得十分充分。上埃及人继承着其祖先将死者葬在远离居住区的沙地并在其上堆起一个沙丘的做法。而下埃及人则仍恪守着将死者直接埋在其住所地下的传统。直到后来，国王为了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通过行政手段干涉，才将两种不同的墓葬习俗强制性归一，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模式化的“马斯塔巴”建筑，即由砖砌造的一种长方形平台式陵墓，从此成为定式。马斯塔巴的建筑造型与当时的贵族府邸如出一辙，显然，当时的人们只能根据日常生活的情形来设想死后的光景，工匠们也只能以其最熟悉的建筑物（居室）为蓝本来设计其他种类建筑的造型。单纯、素朴的思维造就单纯、素朴的建筑。
到古王国时期（始于第3王朝），埃及的中央集权制度得到进一步强化。第3王朝的开国法老昭赛尔（Zoser）集宗教、政治、经济与军事大权于一身，踌躇满志、自命为太阳神拉（Re）之子的他无法接受自己百年之后仍被葬于一个普通的马斯塔巴中，他希望自己的陵墓能成为一个供千秋万代瞻仰的纪念性建筑物。这个看起来有些疯狂的想法被宰相伊姆霍特普（Imhotep）知道了。
作为国王的首席大臣，伊姆霍特普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昭赛尔实现梦想，无论它是多么疯狂。国王既然不想安息在一个普通的砖砌马斯塔巴中，伊姆霍特普便突破成规，为主人营建了一座规模空前的石造马斯塔巴，但这并不能使昭赛尔王满意。
伊姆霍特普幡然醒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材料和体量，而在于创意。于是别出心裁，在已建成的巨型马斯塔巴上面又加建了5个一层比一层小的马斯塔巴，由此形成的6级踏步恰好隐喻“法老亡灵升天的阶梯”。这座构思巧妙、造型如山的台阶式陵墓便是世界上的第一座金字塔——昭赛尔金字塔，它不仅获得了极难伺候的昭赛尔王的首肯，而且为设计者伊姆霍特普赢得了“史上首位官方建筑师”的美名。
这座位于萨卡拉的“始祖金字塔”高61.2米，建在长方形的地基上，基底南北长107.4米，东西长123.3米，尚不是我们所熟知的正方锥体的形制。
昭塞尔和伊姆霍特普，这对君臣开启了一个伟大的金字塔时代。在他们之后，古王国的历代君王竞相效仿，纷纷为自己建造更高、更大的金字塔陵墓。该种建筑形制也就不断向前探索、发展，终于在第4王朝时达到了自己的成熟期，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吉萨三塔”。它们坐落于开罗附近的吉萨，是古王国第4王朝时期的胡夫（Khufu）、哈夫拉（Khafra）、门考拉（Menkaura）三代法老的陵墓。
其中胡夫金字塔最高，146.59米，相当于我们今日50层楼房的高度，直至1889年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建成，胡夫王的陵墓在40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一直占据着人类建筑的制高点。塔基四边各长233米，正对着东南西北四方，误差少于1°。整幢陵墓大约由230万块巨石砌成，平均每块重达2.5吨，相当于一辆小汽车，而个别大块头者甚至超过15吨。不同于100多年前的昭赛尔金字塔的“六步台阶式”，胡夫金字塔是斜面无阶的真正的方锥体建筑，这不仅反映了建筑技术的进步，同时也意味着建筑寓意的变迁：如果说台阶式金字塔的踏步造型表达了法老对于亡魂升天的憧憬，那么无阶式金字塔的斜(4)面形制则明显是在炫耀法老作为太阳神之子的光华四射的神威。这是君权得到进一步强化乃至神化的一种表现。
哈夫拉金字塔较胡夫金字塔略小一点点，高143.5米，塔基四边长215.5米。该塔祭堂的门厅旁边，屹立着举世闻名的大斯芬克斯(5)（即狮身人面像），它的写实性和金字塔的抽象性相对比，使整个建筑群富有变化，更形完美。
三塔中规模最小的门考拉金字塔亦相当于今日一座20多层的摩天楼，有66.5米高，底边各长108.5米。
吉萨三塔都是正方位的，但互以对角线相接，造成建筑群参差错落的轮廓。若论具体布局，三塔的排列则被认为与猎户座中三粒腰星的排列有着特殊关系。猎户座是古埃及人心目中的众神居所、天堂所在。据说，利用电脑模拟回到公元前1050年，天上跨越子午线的猎户三星的格局与地上吉萨三塔的排列若合符节，而天上星河与地上尼罗河的位置分布也全然对称。这种天地相应的关系若然存在，当非全然巧合，古埃及人的朴素信仰和华丽手段令人有此信心。但需要提防的是坊间某些畅销书作者，为了畅销他们可以“推论”出2012年12月21日就是世界末日，同样也可以“有理有据”地告诉你金字塔的设计师居住在猎户座星云。
除了金字塔，古埃及最著名的建筑当属阿蒙神庙。刚刚说过，古埃及人的信仰较其科技要朴素、简陋得多，属于古代世界并不鲜见的多神宗教，他们所崇奉的很多“神明”是动物，如眼镜蛇、鹰、猫等。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这种图腾崇拜的形成似乎也无甚难解之处，走出乐园的人类在大地上属于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他们捕食不如虎狼凶猛，奔跑也不如羚羊神速，与很多动物相比，他们的存在都显得那么柔弱卑微。因此便如蒋勋所说，流传于人间后世的许多神话故事都保留了当时人类不愿当人的记录。人不愿意做人，于是便开始幻想自己的祖先不是人。蒋氏文章，不足为信者多，然此说不在斯列。对于自身价值懵然无知的先民，开始盼望自己拥有凶禽猛兽的蛮力，渐渐地，也就把它们附会成自己的神圣祖先。埃及荷鲁斯的鹰首人身、希腊大斯芬克斯的狮身人面、中国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身……例证实在多得很。除了这种拟人化了的动物，多神教所崇拜的神灵，还有很多是人格化了的自然体或自然力，如高山、大漠、长河、空气等，埃及的众多神祇中地位最高的太阳神亦属此类。位高香火旺，太阳神既为仙班领袖，所以太阳神庙也就遍布埃及各地。关于宗教信仰，古埃及人还有一个可笑处，即惯于将各王朝政治中心所在地的守护神附会为太阳神的化身，因此太阳神的具体所指在历史上曾有多次变动，鹰神“荷鲁斯”、伊乌努的守护神“拉”都曾担任过太阳神，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34年）埃及首都迁至底比斯后，底比斯的地方神“阿蒙”便开始凌驾于其他诸神之上，从此太阳神庙便称“阿蒙神庙”。
古埃及作为一个以农业生产为经济主体的君主集权制国家，君权之重堪比清代中国皇帝，不宁唯是，法老还是所谓“太阳神之子”，将神权与政权集于一身，具有绝对权威。这种情形愈演愈烈，到后来甚至发展到法老宣称与太阳神相结合、成为“在世天神”。当官员朝见法老时，必须下跪而且匍匐在他脚下，并以吻他脚前的尘土为荣。就这样，随着法老的神化，本来用于祀奉太阳神的阿蒙神庙也逐渐演变成为崇拜国王本人的纪念性建筑了。于是，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神庙建筑几乎遍布埃及每一片土地，用地面积在一个时期内居然占到了整个埃及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
古埃及最大的阿蒙神庙是开罗以南700千米处、尼罗河东岸的卡纳克阿蒙神庙。卡纳克神庙是埃及中王国及新王国时期的首都底比斯的一部分，太阳神阿蒙的崇拜中心，古埃及最大的宗教场所。它的建造时间很长，大约始建于公元前2133年—公元前1786年的中王国时期，一直扩建到公元前后希腊人的托勒密王朝时期，前后共营建了2000年之久，最终形成一片约25万平方米的巨大的综合建筑群，整体规模为世界宗教建筑之最。
建筑群的核心是阿蒙·拉大神庙，它占地5000多平方米，雄伟壮丽，是名副其实的古代建筑瑰宝。该庙宇尤以主神殿内密密麻麻排列着的134根粗壮大石柱最令人称道，其中中央通道两旁的12根带有伞形纸草花柱头的大柱，高达23米，每根柱子的直径约3.5米，为世界之最。杰克·特里希德说，“在古代世界，柱子的象征意义极为重要，它代表着神明的力量和权威，也代表着生命力”，巨石柱作为古埃及神庙建筑的代表性构件，似乎恰好印证此说。
阿蒙神庙入口的式样也颇具特色。通常皆以两堵高大的梯形石墙夹着一线窄窄的入口门道——与中国汉阙之形制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整体看上去仿佛是整堵高墙中间被打开了一个缺口。缺口两旁对称布置着一两组法老王的圆雕坐像，雕像之前又竖有一两组方尖碑。碑体造型为方形，向上逐渐收分，至顶端则与金字塔如出一辙，成为方锥体，寓意也与金字塔相同，体现着对于光华万丈的太阳神的崇拜。古埃及方尖碑最高可达30多米，比例通常为10:1，其瘦削的剪影恰可反衬背景石墙的高大厚重，二者间的强烈对比使得各自的特点益发鲜明，丰富了神庙入口的立面构图。
按弗洛伊德学派的说法，方尖碑（以及所有笔直或纵向的建筑物）都象征着性的意涵，即所谓阳具崇拜。此说对于方尖碑的设计初衷，即便言中，也不足为奇，只不过是多神教中生殖崇拜的又一道具而已，性质与奥地利出土的“维伦多夫的维纳斯”雕像无异，同属“堕落的光景，而非原始的光景”，这在多神教社会里实属司空见惯，无须拍案惊奇。
在方尖碑之外，一条长达2公里的“狮身羊面像神道”将卡纳克神庙与南部的另一神庙——卢克索连接起来，后者也同样用于供奉太阳神。尼罗河亦将这两座神城以水路相连，在某些庆典节期，太阳神阿蒙的雕像会被披红挂绿装载上船，在一列小船的护送下，从卡纳克运至卢克索“巡游”。
在古埃及，与埋葬死人的陵墓和崇拜神明的庙宇相比，活人的建筑原是微不足道的，但对“太阳神之子”——法老的房子则要另当别论。古埃及的王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法老的神性基础上，君权神化的程度非但没有随着王朝的更替而减弱，反倒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专制集权制度的强化而与日俱增。发展到新王国时期，法老已不仅仅是“太阳神之子”的身份，而开始升级为“众神之神”、“宇宙秩序之中心”了。至此，奢华的宫殿显然不再能配得上其至上的尊荣，于是便只好为其兴建神庙，以祭神的方式来事君。如卡宏城的法老王宫就已与阿蒙神庙结为一体，而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新王国晚期的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公元前1304年—公元前1237年在位）在尼罗河上游为自己营建的岩凿建筑——拉布·辛博神庙。
拉美西斯二世是古埃及第19王朝的第3任法老王，其执政时期是埃及新王国最后的强盛年代。凭着如日中天的国力，拉美西斯二世在埃及的国土上大兴土木，留下无数殿堂庙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座开凿于公元前1300年的岩凿神庙。该建筑集太阳神庙和拉美西斯纪念堂于一身，其内部空间被分隔成三个段落，分别为前室、多柱大厅和圣堂，这可以说是开了后世西方“三段式”建筑空间之先河。不同于中国古代“三段式”建筑空间的横向排列，左、中、右连接，人自长边进入室内的特点；拉布·辛博神庙的三段空间是纵向排列，前、中、后连接，人自短边进入。因此，参观该庙便成为一个在长达60米的进深轴上不断向前深入的过程，愈深入离人间就愈远，空间神秘感就愈强，对神明（或法老）之伟大与自身之渺小的体认就愈深刻，情绪一路上被空间如此“压迫折磨”，等走到尽端的圣堂（象征着神明的领域）时，已是意气消融，内心最深处的一种膜拜的本能被环境油然唤醒，“五体投地”便成为必然反应。而这正是设计者的用心所在。拉布·辛博神庙的这种纵向布局、短边进入的狭长式空间格局对后世西方的神庙、教堂建筑的影响极大。
在每年的2月21日拉美西斯二世生日，以及10月21日拉美西斯二世加冕日这两天，阳光可以奇迹般地透射过60米深的狭长庙廊，精(6)准地洒在被供奉于神庙尽端的拉美西斯二世雕像上，而他周围的雕像便享受不到太阳神这份奇妙的恩典。对于研究人类建筑史的人来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以不知道，但对“神明”的“制造过程”却须心如明镜。在这个“行当”中，法老御用的埃及大工匠们绝对堪称高手。当然，这对被神化者（其实也就是主其事者）的心理素质也有相当的要求，恰好拉美西斯二世又是一位心理素质极佳的君王，可以坦然设计并接受这一切。于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位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法老在位期间，几乎将自己的神庙和塑像建遍了埃及的每一片土地，其兴建之频，数量之多，密度之大，世上无出其右者。别的不提，就说这拉布·辛博神庙门洞前的那四尊高耸入云（约20多米）的巨石神像吧，竟也都是他自己的形象！由此可见，希伯来奴隶选择在他当政期间集体出走（约在公元前1250年）绝非凑巧。拉布·辛博神庙外巨大的拉美西斯二世坐像，高约20米
关于希伯来奴隶出埃及的故事，可谓说来话长。
我们先说一件并非不相干的往事。我们前面说过，埃及历史整体而言相当单纯，这与其地理格局的封闭有关，也与尼罗河流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有关，自从美尼斯一统埃及，古埃及百姓过了2000多年富庶、独立的生活。不料在中王国的晚期（公元前17世纪），一个号称“喜克索斯人（Hyksos）”的阿拉伯野蛮部落踏上了埃及的舞台，这些来自亚洲的征服者从埃及东北部侵入尼罗河流域，占领北方并定都阿瓦利斯（Avaris），建立起古埃及史上的第15王朝，对尼罗河谷进行了长达300多年的异族统治。前朝衣冠被迫南渡，偏安于以底比斯为中心的南方一隅，凄凄惶惶一如12世纪的中国南宋。
尼罗河畔的埃及王国，在古代世界堪称“温柔富贵之乡”，广土众民，文明昌盛，因此吸引了很多其他民族的人来此地求生存谋发展，尤其是与其接壤的西亚地区的那些逐水草而居、需要不断寻找新牧场的游牧民族。这其中就有一户牧人家族，他们的祖籍地在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的南部、幼发拉底河河口的吾珥城（Ur，今伊拉克境内），被人们称为“希伯来人”。
这支希伯来牧羊人部落，大约在公元前1650年因饥荒而迁入了富庶的埃及，在歌珊地区定居下来。在古老的《创世记》中，这个故事是这样记载的：
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之初，上帝就预定了对人类的救赎计划。为此，上帝拣选了一个家族。约在公元前19-18世纪，上帝首先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个人的长处是对上帝的话深信不疑，坚决奉行，被后世称为“信心之父”。
亚伯拉罕原籍在迦勒底的吾珥，那是一个充满偶像崇拜的地区，所以上帝呼召他离开本土，前往迦南地（今巴勒斯坦一带），并立约应许将这片“流奶与蜜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为产业，还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年近百岁的亚伯拉罕对此深信不疑，虽然这时他还没有子嗣。
迦南地的原住民称亚伯拉罕一家为“东边来的越河者”，“越河者”的迦南语读音为“希伯来”（Iberi相当英语Hebrew）。
后来亚伯拉罕生下了以实玛利和以撒，庶出的长子以实玛利即后来阿拉伯人的祖先，上帝拣选了嫡出的次子以撒。
以撒生下了以扫和雅各，上帝拣选了雅各。雅各又名以色列，所以雅各的后人就称为以色列人。
上帝向以撒和雅各父子重申了其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雅各晚年全家六十多口因饥荒从迦南逃到埃及，在埃及寄居了430年，成为一支200万人口的大族，这便是希伯来民族。
如前所述，公元前17世纪的埃及正处于喜克索斯人的异族统治之下，雅各一家此时迁来埃及，其情形一如马可·波罗（Marco Polo）13世纪时来到中国，所见到的并非这个国家的寻常面貌。不过这恐怕也正是他们的幸运之处，征服者通常较本土君王更能善待远方的宾客，马可·波罗与大元皇帝忽必烈的友谊便是一例，更何况喜克索斯人和雅各一家基本同属亚洲的闪族人种，雅各一家迁入埃及可谓正逢其时。
公元前1570年左右，在底比斯偏安已久的埃及人开始北伐，他们在自己的国王阿赫摩斯的领导下，推翻了喜克索斯人的异族统治，将“鞑虏”们悉数逐出了尼罗河谷，重光埃及，开启了历史上的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70—公元前1150）。
埃及的光复对希伯来人来说恐怕并非什么好消息，因为他们和喜克索斯人属同一人种，曾在喜克索斯人的治下被善待过，他们的一位先祖约瑟（雅各第十一子）甚至担当过希克索斯王朝的首相。如今，在前朝的一切功劳和优裕都成了一种罪过，因为“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引自《出埃及记》）
果然，从此希伯来人就大祸临头了。他们被贬为最卑贱的奴隶，被迫由埃及士兵看守着强服各种劳役：开荒种地，和泥制砖，并充当廉价劳动力为法老修建仓城、神庙和宫殿等大型建筑，生活苦不堪言。尽管如此，希伯来人却仍然繁衍不绝，人丁兴旺，这更引起了埃及法老塞提一世的恐慌和嫉恨，于是下令溺死所有希伯来人的新生男婴。这在当时是灭绝一个民族的最好办法。
这时有一对希伯来夫妇，他们不合时宜地生下了一个小男孩。母亲爱子心切，不忍溺杀，就将儿子悄悄地藏了起来。过了三个月，实在藏不住了，她把儿子抱到了尼罗河边，盛在一个涂了石漆与石油的纸草（一作“蒲草”）箱子里，推入了尼罗河的芦荻丛中。
恰巧埃及的公主下河洗澡，发现芦荻丛中漂来一只箱子，就唤宫女去取来。打开一看竟是个俊美的婴儿，还呱呱啼叫，遂动了恻隐之心，决定收他为养子，取名摩西（希伯来文与“捞起”谐音），以纪念这是一个从水中捞出来的孩子。这个孩子的传奇的一生就此拉开了帷幕，一个民族也从此改变了命运。《发现摩西》【英】弗雷德里克·古德尔
此时的公主或许尚待字闺中，对育儿常识一无所知，便命宫女去请个保姆来。
摩西有个姐姐，名叫米莲，一直躲在不远处窥视。这时就走上前来对公主说，她们村庄有个希伯来妇人正适合照顾这么大的婴儿。
她飞跑回家带来了自己的母亲。
这样，希伯来男孩摩西便逃脱了大屠杀，且在亲生母亲隐姓埋名的精心呵护下成长了起来，并受到了埃及王公贵族式的良好教育。
这是古代史诗中屡见不鲜的“杀婴/漂水/领养”的母体模式，中国明代的章回体小说《西游记》中亦有类似情节，而在《出埃及记》中的描写却别具深意：原来，摩西母亲所编制的纸草“箱子”，跟《创世记》中诺亚避洪水的“方舟”在希伯来文中是同一词汇，皆象征着上帝的“救赎之手”。而若论到建筑，这里可以指出，由于尼罗河流域缺少良好木材，古埃及的史前建筑及后来普通民众的简陋房舍，都是以这种被摩西母亲用来编制箱子的纸草为基本材料，结合棕榈木、芦苇与土坯等一起搭建起来的；另外，根据文本情境，我们也不难判断，石漆与石油作为防水材料，在彼时埃及社会当属人尽皆知的常识了。
转眼摩西长大成人，也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一次为解救一个希伯来苦力而怒杀埃及打手，走漏风声后逃亡至米甸，路遇几名受到欺负的牧羊女，便挺身而出搭救了她们——此时他并不知道她们是米甸祭司叶特罗的千金小姐。祭司喜欢摩西，遂将一女许配与他，招其为婿。一日，摩西赶着岳父的羊群来到荒野里的西奈山放牧，忽见一丛荆棘起火，烈焰中有个声音呼唤他。原来是上帝为拯救在异邦为奴的希伯来子民，拣选摩西做了先知，命他返回埃及带领同胞们挣脱法老的奴役。摩西历经千辛万苦，费尽周折，终于在公元前1250年前后，率领希伯来人成功地逃脱了其童年时的玩伴——拉美西斯二世的军队的追击，出埃及，越红海，前往上帝应许给他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片“流奶与蜜之地”——迦南。布伦达·查普曼导演的一部动画电影《埃及王子》，所讲述的就是这个古老故事。
在途经西奈旷野时，上帝藉摩西与希伯来人立约，拣选他们为其特殊“选民”，并为他们制定了以“十诫”为核心的全备的律例和典章制度。十诫的第一条是“我耶和华是你们的上帝，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奠定了人类一神教的信仰原则，对后世影响极大；第二条是“不可雕刻、膜拜偶像”，则明确反对视觉主义的倾向，上帝远非视觉所能及，他要人听他的话而非追求眼睛明亮，这奠定了希伯来民族及受其影响的其他民族“重语言，轻形象”的文化传统，使他们日后各种艺术作品（包括建筑）的风格迥异于其他所有民族；此外，还有“不可妄称上帝的名字”、“要守安息日”、“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伪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他人财产”。这些诫命不仅奠定了人类道德的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世界三大一神信仰中最早的宗教——犹太教也由此正式形成，后来对人类文明产生巨大影响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与它有重要渊源。
犹太教历史上的第一座“宗教建筑”，当属摩西在出埃及途中主持建造的圣幕，也叫会幕，它是一个流动的敬拜耶和华的中心场所，也是我们在研究建筑史时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因为若忽略了它，我们将无法理解公元前10世纪建造的耶路撒冷圣殿的空间含义。
希伯来人在埃及为奴时虽曾参与建造过许多神庙、王宫，但他们在西奈旷野中营建的圣幕却丝毫没有受到埃及建筑形制的影响。据《出埃及记》，摩西圣幕乃是出于神启：“耶和华晓谕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7)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希伯来语圣经中详细记载了圣幕的空间格局及其室内陈设的具体材料、尺寸、颜色以及细部构造。整体观之我们会发现，这圣幕的格局，倒是与后来中国帝都“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相套”的空间模式有几分相似，至圣所、圣所和外院两重相套：外围的院子系用帷子在旷野中遮拦而成；院子当中用帐幕围合出圣所来，这是用来放置陈设饼桌子、金灯台与香坛的地方；圣所的尽端是一道隔断的幔子，幔子后即是至圣所，里面专门放置上帝的施恩座与
(8)约柜。
在这座圣幕中，那幅用蓝、紫、深红等三色线捻入细麻而织成的美丽幔子特别值得关注，正是它将整个圣幕一分为二：外边是人的场所，即外院与圣所，是供民众与祭司活动的地方；里边为至圣所，是耶和华——神的居处，人们不得进入。人世的外院、圣所，与上帝的至圣所，就这样被一幅美丽的幔子隔为两个空间，仿佛暗示着人与神、尘世与天国、此岸与彼岸之间交通的难度。
摩西圣幕的建筑格局及内部陈设有着至为丰富而深刻的寓意，若(9)要详细分解，那恐怕得另写一本篇幅更长的书才行。本书对其的介绍，暂时就停在这里，希望大家存此印象，以便我们对后世的一些相关建筑进行深入的文化阐释。
回顾希伯来人“出埃及”的历史壮举，我们可以说，摩西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很关键的角色，是他带领希伯来人挣脱枷锁，决然舍去，开创了人类矢志不移追求自由的伟大先河。《摩西》【意】米开朗基罗
拉美西斯二世或许至死都不能原谅摩西的固执与决绝，我们可以想象他看着一起长大的好兄弟率自己的奴隶弃自己而去时的心情。但是，在希伯来问题上的失败并不能影响他在埃及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他一生的事业也并不仅在于为自己建造了无数神庙和塑像，从而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热衷于大兴土木的君王。就我们所知，拉美西斯二世是埃及军事史上最强悍的一位“战争法老”，通过一系列的对外攻伐使他的帝国威名远扬，但同时他又使自己成为人类政治史上缔结国际和约的第一人；在内政方面，古埃及正是在他治下的67年中绽放出了最后的绚丽与辉煌。
然而，拉美西斯二世统治的时代毕竟已是埃及文明衰落的前夜，(10)希伯来奴隶的集体出走无疑更加速了其国力的下滑。当九十高龄的拉美西斯因败血症而于公元前1237年去世以后，古老的埃及王国似乎也随之感染上了这种通体不适的病症，乱象丛生，国家开始急骤衰落。
对于古代世界来说，公元前12世纪是一个充满动荡的时期：地中海北岸正进行着特洛伊战争，以迈锡尼为首的希腊联军与抢走了海伦的特洛伊人鏖战正酣；黄河流域的周武王姬发则刚刚吹响了伐纣的号角；在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的带领下，返回了迦南的希伯来人也正在为生存而与当地部族武装争战……而与此同时，尼罗河畔，不再有拉美西斯二世可以依靠、也不再有希伯来奴隶可以役使的埃及，这个曾经独执世界牛耳数千年的古老王国，面对纷至沓来的外忧内患再也无力招架，100多年间相继被来自西亚的亚述和波斯击败，并沦为它们的属国。
到公元前332年，波斯人治下的埃及又被来自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占领。古埃及文明在一波接一波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不复有本土文化的特色。再后来，罗马人的入侵和阿拉伯人的圣战，更是彻底终结了古埃及文明的历史步伐。古老的尼罗河水孕育出的这种伟大文明，终于被黄沙滚滚的大漠无情尘封。
今日的埃及，作为伊斯兰教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与古代的埃及文明不存在任何关联了。这个最早发明了木乃伊的古老文明，最终自己也因绝嗣而永远地成为了一具“文明的木乃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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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说“法老”成为埃及君主称谓始自美尼斯统一埃及之后。
(2) 金字塔是一种王陵建筑，其名在阿拉伯文里是“方锥体”的意思，其四面造型皆似汉文的“金”字，因此被中国人形象地称为“金字塔”。
(3) 昂蒂帕克，腓尼基旅行家，曾将古代世界七处最宏伟的人造景观并称为“世界七大奇观”，分别是埃及胡夫金字塔、奥林匹亚宙斯巨像、阿泰密斯神庙、摩索拉斯基陵墓、亚历山大灯塔、巴比伦空中花园和罗德岛巨像。
(4) 一般认为，角锥体（斜面无阶式）金字塔的四条棱线即象征太阳的光芒，是太阳神崇拜的建筑体现。
(5) 狮身人面像高20米，长50米，由一整块石头雕成，据说其面容即哈夫拉法老本人的形象。
(6) 现因修建阿斯旺大坝，自1986年开始，庙址迁移到离尼罗河201米远的65米高处，日照石像时间也分别延后一天。
(7) 参见《出埃及记》25章1-9节。
(8) 柜内安放着神赐的法版，即刻有摩西十诫的石版。
(9) 读者若有兴趣了解，可参欧凯莉及韦瑞凌夫妇合著的《活出真正的敬拜》一书。
(10) 随摩西出埃及的希伯来人总数有200多万，其中壮丁的数目约为60万。第三章古代西亚 千年鹿鼎记
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有两条大河，南为幼发拉底河，北为底格里斯河，它们在库尔纳交汇，经巴士拉流向波斯湾。在这两河之间是一块冲积平原，历史上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古代西亚的故事，就是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
在这片亚、非、欧三大洲文化交汇的土地上，除了两河沿岸一点有限的湿润地带，其余大部分地区都是由贫瘠、荒凉的冲积平原构成，农业生产殊为不易，也几乎没有任何可供建造房屋使用的石材与木料。论外部环境，若说古埃及文明是得天独厚，那么西亚就称得上先天不足。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很不美的地方，却是人类文明最(1)初的摇篮。很多人相信，圣经中记载的伊甸园，原址就在这里。而考古资料也证明，两河流域的文明也的确是目前所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文明，比古老的埃及还要古老许多年。
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便有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相继在此定居，形成了人口稠密、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奴隶制社会。他们在此步入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文明，过上了丰富、复杂、多样化的生活。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苏美尔地区的名城吾珥，即亚伯拉罕家族的祖籍地，被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是世上最古老的城市，它的遗址位于今天伊拉克东南部城市纳斯里亚附近。而苏美尔人所发明的楔形文字也被誉为人类最早的文字，被后来许多西亚民族所沿用。因此，若不谈自然环境，单论文明开化的早晚，美索不达米亚真可谓得天独厚。但由于(2)这片土地的位置的特殊，导致其“得天独厚”所带来的结果，竟是各族各国千年不已的逐鹿问鼎征伐史。
公元前1894年，一支尊“暴风雨之神”马尔杜克为主神的亚摩利人（Amorite）建立起一个以巴比伦城（Babylon，今巴格达）为首都的小王国——古巴比伦王国。巴比伦起初比较弱小，到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公元前1792—公元前1750在位）时逐渐强大，征服了崇奉“风神”恩利尔的苏美尔与阿卡德诸部，一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发展出了光辉灿烂的古巴比伦文明。举世闻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即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古巴比伦王国可算是两河流域第一个强盛大国，在它之后又有亚述帝国、新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等各路霸主相继在这一区域称雄，公元前330年马其顿—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亦曾在此地一逞威风。
在先知摩西率领下走出埃及的那个希伯来民族，在摩西死后，由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带领着继续前行，最终到达的那个“流奶与蜜之地”——迦南（今巴勒斯坦），也同属于这一地区（广义上的）。他们于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1010—公元前970）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以色列王国，在颇负盛名的第二代国王大卫（约与中国周朝第二代君主武王姬发同时代）的领导下，以色列的疆域达到了圣经中的理想版图。到大卫王之子所罗门王统治时期（公元前970—公元前931），以色列王国出现了盛世光景，民富国强，邻邦都争相与它修好，埃及法老将女儿许配给所罗门为妻，而推罗国王则派人协助所罗门营造宫苑……也就是在此期间，希伯来人在其王国首都耶路撒冷第一次为耶和华建造了一座圣殿——此前都是会幕，大家还记得摩西圣幕么？——这就是犹太和基督两教历史上都非常著名的所罗门圣殿。这座耗时7年的伟大建筑坐落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上，坐西朝东，长77米、宽22米、高33米，庄严神圣，气象非凡。以财富著称于世的所罗门王在修建这座圣殿时使用了最贵重的材料，据说圣殿的墙壁都以精金贴面，内殿、外殿的地板上也都贴上金子。然而意味深长的是，这座尊贵到令人咋舌的圣殿，其空间模式却几乎与我们上一章所(3)说的摩西在西奈荒野所建的会幕一模一样，也是至圣所、圣所与外院的两重相套。
圣殿最里层仍是一间密室，即为至圣所，这是整座圣殿的核心部分，如当年摩西圣幕中的至圣所一样，它里面同样安置着藏有法版的约柜与施恩座。至圣所任何人不得擅入，就连国王也不行。每年只有在赎罪日那一天，由大祭司一人带着牛羊的血，进至圣所为自己和百姓举行赎罪仪式。
至圣所之外是圣所，也叫外殿，放置陈设饼桌子、金灯台与香坛，不仅器物摆设，而且空间功能也与当年摩西会幕中的圣所如出一辙，同样是作日常祈祷献祭之用。
圣所（外殿）之外是祭司院，即外院，以廊子围合而成，从入口起依次置有铜祭坛与洗涤盆，是整个圣殿建筑的最外围空间。
在这座圣殿中，圣所与至圣所之间仍是一幅意味深长的美丽幔子，这也与西奈旷野的摩西圣幕一般无二。
自从耶路撒冷圣殿落成，这里就成为了希伯来民族的宗教中心，这座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建筑物，其所在的耶路撒冷城也被犹太教誉为“圣城”，直到如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这是上帝在《弥迦书》中对其子民的要求。要行出这些来殊为不易，而要悖乎这些则全不费工夫，只需顺着本能走就是了。由于希伯来人尤其是统治阶级的罪孽，惩戒终于临到了。公元前931年，所罗门王去世，以色列王国从此分裂。北国仍名以色列，迁都至撒玛利亚；南朝则改称犹大，仍以耶路撒冷为都。南北双方彼此敌对，相互攻伐。“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后来分别被强邻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吞并（公元前722—公元前721，亚述灭北国以色列；公元前587—公元前586，新巴比伦灭南国犹大），以色列十支族沦亡，位于犹大境内的耶路撒冷圣殿被付之一炬。希伯来人除被杀外，许多宗室、贵胄被掳至巴比伦为奴，惨况堪比中国宋代的靖康之难，希伯来民族从此亡国，犹太史上的“第一圣殿时期”结束。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摧毁耶路撒冷圣殿的“巴比伦”，并不是我们前文所说的那个开启了两河流域帝国时代的“古巴比伦”，而是后来由迦勒底人建立的“新巴比伦”。关于古巴比伦王国及之前世代的建筑，由于时代久远，我们今天对其所知甚少，而一条非常可贵的线索却恰恰来自这些沦为“（新）巴比伦之囚”的希伯来人。
一般认为，希伯来人经过巴比伦之囚，重返耶京恢复圣殿后，开始着手将摩西和其他历代先知的书编订成集，这就是圣经（《旧约》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