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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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试读：
出版说明
彼得·德鲁克是管理学的一代宗师，现代组织理论的奠基者，由于他开创了管理这门学科，被尊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他终身以教书、著书和咨询为业，著作等身，是名副其实的“大师中的大师”。德鲁克的著作思想博大深邃，往往在书中融合了跨学科的多方面智慧。本书是“彼得·德鲁克全集”系列著作之一，从初版到现在，历经沧桑、饱经岁月锤炼，尽管人类已经迈进了21世纪，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发展到了知识经济，但重温本书，读者仍能清晰地感觉到书中依旧非常贴近现实生活的一面，深刻体会到现今出版和阅读本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书中大师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开理论认识之先河，跨时空岁月之局限，借鉴学习之意义不言而喻，但由于受当时时代背景、社会氛围、个人社会阅历、政治立场等方方面面的局限性，作者的某些观点仍不免过于体现个人主观认识，偏颇、囿困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在阅读时仔细斟辨，批判接受、客观继承。
推荐序一
功能正常的社会和博雅管理为“彼得·德鲁克全集”作序享誉世界的“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先生自认为，虽然他因为创建了现代管理学而广为人知，但他其实是一名社会生态学者，他真正关心的是个人在社会环境中的生存状况，管理则是新出现的用来改善社会和人生的工具。他一生写了39本书，只有15本书是讲管理的，其他都是有关社群（社区）、社会和政体的，而其中写工商企业管理的只有两本书（《为成果而管理》和《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德鲁克深知人性是不完美的，因此人所创造的一切事物，包括人设计的社会也不可能完美。他对社会的期待和理想并不高，那只是一个较少痛苦，还可以容忍的社会。不过，它还是要有基本的功能，为生活在其中的人提供可以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条件。这些功能或条件，就好像一个生命体必须具备正常的生命特征，没有它们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了。值得留意的是，社会并不等同于“国家”，因为“国（政府）”和“家（家庭）”不可能提供一个社会全部必要的职能。在德鲁克眼里，功能正常的社会至少要由三大类机构组成：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它们各自发挥不同性质的作用，每一类、每一个机构中都要有能解决问题、令机构创造出独特绩效的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这个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同时也要让机构里的每个人各得其所，既有所担当、做出贡献，又得到生计和身份、地位。这些在过去的国家中从来没有过的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或者说新的“政体”，就是“管理”。在这里德鲁克把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中的管理体制与政府的统治体制统称为“政体”，是因为它们都掌握权力，但是，这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权力。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掌握的，是为了提供特定的产品和服务，而调配社会资源的权力，政府所拥有的，则是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的裁夺和干预的权力。
在美国克莱蒙特大学附近，有一座小小的德鲁克纪念馆，走进这座用他的故居改成的纪念馆，正对客厅入口的显眼处有一段他的名言：
在一个由多元的组织所构成的社会中，使我们的各种组织机构负责任地、独立自治地、高绩效地运作，是自由和尊严的唯一保障。有绩效的、负责任的管理是对抗和替代极权专制的唯一选择。
当年纪念馆落成时，德鲁克研究所的同事们问自己，如果要从德鲁克的著作中找出一段精练的话，概括这位大师的毕生工作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意义，会是什么？他们最终选用了这段话。
如果你了解德鲁克的生平，了解他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你一定会同意他们的选择。从他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到他独自完成的最后一本书《功能社会》之间，贯穿着一条抵制极权专制、捍卫个人自由和尊严的直线。这里极权的极是极端的极，不是集中的集，两个词一字之差，其含义却有着重大区别，因为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的中央集权统治直到20世纪才有条件变种成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所谋求的，是从肉体到精神，全面、彻底地操纵和控制人类的每一个成员，把他们改造成实现个别极权主义者梦想的人形机器。20世纪给人类带来最大灾难和伤害的战争和运动，都是极权主义的“杰作”，德鲁克青年时代经历的希特勒纳粹主义正是其中之一。要了解德鲁克的经历怎样影响了他的信念和价值观，最好去读他的《旁观者》；要弄清什么是极权主义和为什么大众会拥护它，可以去读汉娜·阿伦特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
好在历史的演变并不总是令人沮丧。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从1800年开始，最近这200年生产力呈加速度提高，不但造就了物质的极大丰富，还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改变，这就是德鲁克早在80年前就敏锐地洞察和指出的，多元的、组织型的新社会的形成：新兴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填补了由来已久的“国（政府）”和“家（家庭）”之间的断层和空白，为现代国家提供了真正意义上的种种社会功能。在这个基础上，教育的普及和知识工作者的崛起，正在造就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而信息科技成为这一切变化的加速器。要特别说明，“知识工作者”是德鲁克创造的一个称谓，泛指具备和应用专门知识从事生产工作，为社会创造出有用的产品和服务的人群，这包括企业家和在任何机构中的管理者、专业人士和技工，也包括社会上的独立执业人士，如会计师、律师、咨询师、培训师等。在21世纪的今天，由于知识的应用领域一再被扩大，个人和个别机构不再是孤独无助的，他们因为掌握了某项知识，就拥有了选择的自由和影响他人的权力。知识工作者和由他们组成的知识型组织不再是传统的知识分子或组织，知识工作者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独立自主，可以主动地整合资源、创造价值，促成经济、社会、文化甚至政治层面的改变，而传统的知识分子只能依附于当时的统治当局，在统治当局提供的平台上才能有所作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深远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不仅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在一个由多元组织构成的社会中，拿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机构这三类组织相互比较，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因为受到市场、公众和政府的制约，它们的管理者不可能像政府那样走上极权主义统治，这是它们在德鲁克看来，比政府更重要、更值得寄予希望的原因。尽管如此，它们仍然可能因为管理缺位或者管理失当，例如官僚专制，不能达到德鲁克期望的“负责任地、高绩效地运作”，从而为极权专制垄断社会资源让出空间、提供机会。在所有机构中，包括在互联网时代虚拟的工作社群中，知识工作者的崛起既为新的管理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也带来对传统的“胡萝卜加大棒”管理方式的挑战。德鲁克正是因应这样的现实，研究、创立和不断完善现代管理学的。
1999年1月18日，德鲁克接近90岁高龄，在回答“我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他写了下面这段话：
我着眼于人和权力、价值观、结构和规范去研究管理学，而在所有这些之上，我聚焦于“责任”，那意味着我是把管理学当作一门真正的“博雅技艺”来看待的。
给管理学冠上“博雅技艺”的标识是德鲁克的首创，反映出他对管理的独特视角，这一点显然很重要，但是在他众多的著作中却没找到多少这方面的进一步解释。最完整的阐述是在他的《管理新现实》这本书第15章第五小节，这节的标题就是“管理是一种博雅技艺”：
30年前，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斯诺（C.P.Snow）曾经提到当代社会的“两种文化”。可是，管理既不符合斯诺所说的“人文文化”，也不符合他所说的“科学文化”。管理所关心的是行动和应用，而成果正是对管理的考验，从这一点来看，管理算是一种科技。可是，管理也关心人、人的价值、人的成长与发展，就这一点而言，管理又算是人文学科。另外，管理对社会结构和社群（社区）的关注与影响，也使管理算得上是人文学科。事实上，每一个曾经长年与各种组织里的管理者相处的人（就像本书作者）都知道，管理深深触及一些精神层面关切的问题——像人性的善与恶。
管理因而成为传统上所说的“博雅技艺”（liberal art）——是“博雅”（liberal），因为它关切的是知识的根本、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力，也是“技艺”（art），因为管理就是实行和应用。管理者从各种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心理学和哲学、经济学和历史、伦理学，以及从自然科学中，汲取知识与见解，可是，他们必须把这种知识集中在效能和成果上——治疗病人、教育学生、建造桥梁，以及设计和销售容易使用的软件程序等。
作为一个有多年实际管理经验，又几乎通读过德鲁克全部著作的人，我曾经反复琢磨过为什么德鲁克要说管理学其实是一门“博雅技艺”。我终于意识到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标新立异的溢美之举，而是在为管理定性，它揭示了管理的本质，提出了所有管理者努力的正确方向。这至少包括了以下几重含义：
第一，管理最根本的问题，或者说管理的要害，就是管理者和每个知识工作者怎么看待与处理人和权力的关系。德鲁克是一位基督徒，他的宗教信仰和他的生活经验相互印证，对他的研究和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他看来，人是不应该有权力（power）的，只有造人的上帝或者说造物主才拥有权力，造物主永远高于人类。归根结底，人性是软弱的，经不起权力的引诱和考验。因此，人可以拥有的只是授权（authority），也就是人只是在某一阶段、某一事情上，因为所拥有的品德、知识和能力而被授权。不但任何个人是这样，整个人类也是这样。民主国家中“主权在民”，但是人民的权力也是一种授权，是造物主授予的，人在这种授权之下只是一个既有自由意志，又要承担责任的“工具”，他是造物主的工具而不能成为主宰，不能按自己的意图去操纵和控制自己的同类。认识到这一点，人才会谦卑而且有责任感，他们才会以造物主才能够掌握、人类只能被其感召和启示的公平正义，去时时检讨自己，也才会甘愿把自己置于外力强制的规范和约束之下。
第二，尽管人性是不完美的，但是人彼此平等，都有自己的价值，都有自己的创造能力，都有自己的功能，都应该被尊敬，而且应该被鼓励去创造。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中所说的，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权利（rights），正是从这一信念而来的，这也是德鲁克的管理学之所以可以有所作为的根本依据。管理者是否相信每个人都有善意和潜力？是否真的对所有人都平等看待？这些基本的或者说核心的价值观和信念，最终决定他们是否能和德鲁克的学说发生感应，是否真的能理解和实行它。
第三，在知识社会和知识型组织里，每一个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既是知识工作者，也是管理者，因为他可以凭借自己的专门知识对他人和组织产生权威性的影响——知识就是权力。但是权力必须和责任捆绑在一起。而一个管理者是否负起了责任，要以绩效和成果做检验。凭绩效和成果问责的权力是正当和合法的权力，也就是授权（authority），否则就成为德鲁克坚决反对的强权（might）。绩效和成果之所以重要，不但在经济和物质层面，而且在心理层面，都会对人们产生影响。管理者和领导者如果持续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大众在彻底失望之余，会转而选择去依赖和服从强权，同时甘愿交出自己的自由和尊严。这就是为什么德鲁克一再警告，如果管理失败，极权主义就会取而代之。
第四，除了让组织取得绩效和成果，管理者还有没有其他的责任？或者换一种说法，绩效和成果仅限于可量化的经济成果和财富吗？对一个工商企业来说，除了为客户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和服务、为股东赚取合理的利润，能否同时成为一个良好的、负责任的“社会公民”，能否同时帮助自己的员工在品格和能力两方面都得到提升呢？这似乎是一个太过苛刻的要求，但它是一个合理的要求。我个人在十多年前，和一家这样要求自己的后勤服务业的跨国公司合作，通过实践认识到这是可能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会把伦理道德的诉求和经济目标，设计进同一个工作流程、同一套衡量系统，直至每一种方法、工具和模式中去。值得欣慰的是，今天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在各自的领域做出肯定的回答。
第五，“作为一门博雅技艺的管理”或称“博雅管理”，这个讨人喜爱的中文翻译有一点儿问题，从翻译的“信、达、雅”这三项专业要求来看，雅则雅矣，信有不足。liberal art直译过来应该是“自由的技艺”，但最早的繁体字中文版译成了“博雅艺术”，这可能是想要借助它在中国语文中的褒义，我个人还是觉得“自由的技艺”更贴近英文原意。liberal本身就是自由。art可以译成艺术，但管理是要应用的，是要产生绩效和成果的，所以它首先应该是一门“技能”。另一方面，管理的对象是人们的工作，和人打交道一定会面对人性的善恶，人的千变万化的意念——感性的和理性的，从这个角度看，管理又是一门涉及主观判断的“艺术”。所以art其实更适合解读为“技艺”。liberal—自由，art—技艺，把两者合起来就是“自由技艺”。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之所以对liberal art的翻译这么咬文嚼字，是因为管理学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的成功学。它不是旨在让一家企业赚钱，在生产效率方面达到最优，也不是旨在让一家非营利机构赢得道德上的美誉。它旨在让我们每个人都生存在其中的人类社会和人类社群（社区）更健康，使人们较少受到伤害和痛苦。让每个工作者，按照他与生俱来的善意和潜能，自由地选择他自己愿意在这个社会或社区中所承担的责任；自由地发挥才智去创造出对别人有用的价值，从而履行这样的责任；并且在这样一个创造性工作的过程中，成长为更好和更有能力的人。这就是德鲁克先生定义和期待的，管理作为一门“自由技艺”，或者叫“博雅管理”，它的真正的含义。邵明路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创办人
推荐序二
跨越时空的管理思想20多年来，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关于德鲁克先生著作的出版计划在国内学术界和实践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每本书一经出版便会占据畅销书排行榜，广受读者喜爱。我非常荣幸，一开始就全程参与了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和推广活动。尽管这套丛书已经面世多年，然而每次去新华书店或是路过机场的书店，总能看见这套书静静地立于书架之上，长盛不衰。在当今这样一个强调产品迭代、崇尚标新立异、出版物良莠难分的时代，试问还有哪本书能做到这样呢？
如今，管理学研究者们试图总结和探讨中国经济与中国企业成功的奥秘，结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想，企业成功的原因肯定是多种多样的。中国人讲求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其中一定少不了德鲁克先生著作的启发、点拨和教化。从中国老一代企业家（如张瑞敏、任正非），及新一代的优秀职业经理人（如方洪波）的演讲中，我们常常可以听到来自先生的真知灼见。在当代管理学术研究中，我们也可以常常看出先生的思想指引和学术影响。我常常对学生说，当你不能找到好的研究灵感时，可以去翻翻先生的著作；当你对企业实践困惑不解时，也可以把先生的著作放在床头。简言之，要想了解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首先要从研读德鲁克先生的著作开始。基于这个原因，1991年我从美国学成回国后，在南京大学商学院图书馆的一角专门开辟了德鲁克著作之窗，并一手创办了德鲁克论坛。至今，我已在南京大学商学院举办了100多期德鲁克论坛。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为德鲁克先生著作的翻译、出版和推广付出的辛勤努力。
在与企业家的日常交流中，当发现他们存在各种困惑的时候，我常常推荐企业家阅读德鲁克先生的著作。这是因为，秉持奥地利学派的一贯传统，德鲁克先生总是将企业家和创新作为著作的中心思想之一。他坚持认为：“优秀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资源。”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家总是面临着效率和创新、制度和个性化、利润和社会责任、授权和控制、自我和他人等不同的矛盾与冲突。企业家总是在各种矛盾与冲突中成长和发展。现代工商管理教育不但需要传授建立现代管理制度的基本原理和准则，同时也要培养一大批具有优秀管理技能的职业经理人。一个有效的组织既离不开良好的制度保证，同时也离不开有效的管理者，两者缺一不可。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家需要通过对管理原则、责任和实践进行研究，探索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制度，而衡量一个管理制度是否有效的标准就在于该制度能否将管理者个人特征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一个再高明的制度，如果没有具有职业道德的员工和管理者的遵守，制度也会很容易土崩瓦解。换言之，一个再高效的组织，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者和员工，组织的效率也不可能得到实现。虽然德鲁克先生的大部分著作是有关企业管理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成长、创新、多样化、多元化的思想在其著作中是一以贯之的。正如德鲁克在《旁观者》一书的序言中所阐述的，“未来是‘有机体’的时代，由任务、目的、策略、社会的和外在的环境所主导”。很多人喜欢德鲁克提出的概念，但是德鲁克却说，“人比任何概念都有趣多了”。德鲁克本人虽然只是管理的旁观者，但是他对企业家工作的理解、对管理本质的洞察、对人性复杂性的观察，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这也许就是企业家喜爱他的著作的原因吧！
德鲁克先生从研究营利组织开始，如《公司的概念》（1946年），到研究非营利组织，如《非营利组织的管理》（1990年），再到后来研究社会组织，如《功能社会》（2002年）。虽然德鲁克先生的大部分著作出版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然而其影响力却是历久弥新的。在他的著作中，读者很容易找到许多最新的管理思想的源头，同时也不难获悉许多在其他管理著作中无法找到的“真知灼见”，从组织的使命、组织的目标以及工商企业与服务机构的异同，到组织绩效、富有效率的员工、员工成就、员工福利和知识工作者，再到组织的社会影响与社会责任、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管理者的工作、管理工作的设计与内涵、管理人员的开发、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中层管理者和知识型组织、有效决策、管理沟通、管理控制、面向未来的管理、组织的架构与设计、企业的合理规模、多角化经营、多国公司、企业成长和创新型组织等。
30多年前在美国读书期间，我就开始阅读先生的著作，学习先生的思想，并聆听先生的课堂教学。回国以后，我一直把他的著作放在案头。尔后，每隔一段时间，每每碰到新问题，就重新温故。令人惊奇的是，随着阅历的增长、知识的丰富，每次重温的时候，竟然会生出许多不同以往的想法和体会。仿佛这是一座挖不尽的宝藏，让人久久回味，有幸得以伴随终生。一本著作一旦诞生，就独立于作者、独立于时代而专属于每个读者，不同地理区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的人都能够从中得到启发、得到教育。这样的书是永恒的、跨越时空的。我想，德鲁克先生的著作就是如此。
特此作序，与大家共勉！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2018年10月于南京大学商学院安中大楼
推荐序三
彼得·德鲁克与伊藤雅俊管理学院是因循彼得·德鲁克和伊藤雅俊命名的。德鲁克生前担任玛丽·兰金·克拉克社会科学与管理学教席教授长达三十余载，而伊藤雅俊则受到日本商业人士和企业家的高度评价。
彼得·德鲁克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他的作品涵盖了39本著作和无数篇文章。在德鲁克学院，我们将他的著述加以浓缩，称之为“德鲁克学说”，以撷取德鲁克著述在五个关键方面的精华。
我们用以下框架来呈现德鲁克著述的现实意义，并呈现他的管理理论对当今社会的深远影响。
这五个关键方面如下。（1）对功能社会重要性的信念。一个功能社会需要各种可持续性的组织贯穿于所有部门，这些组织皆由品行端正和有责任感的经理人来运营，他们很在意自己为社会带来的影响以及所做的贡献。德鲁克有两本书堪称他在功能社会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第一本书是《经济人的末日》（1939年），“审视了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和社会根源”。然后，在接下来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1942年）一书中，德鲁克阐述了自己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的展望。后来，因为对健康组织对功能社会的重要作用兴趣盎然，他的主要关注点转到了商业。（2）对人的关注。德鲁克笃信管理是一门博雅艺术，即建立一种情境，使博雅艺术在其中得以践行。这种哲学的宗旨是：管理是一项人的活动。德鲁克笃信人的潜质和能力，而且认为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是通过人来做成事情的，因为工作会给人带来社会地位和归属感。德鲁克提醒经理人，他们的职责可不只是给大家发一份薪水那么简单。
对于如何看待客户，德鲁克也采取“以人为本”的思想。他有一句话人人知晓，即客户决定了你的生意是什么，这门生意出品什么以及这门生意日后能否繁荣，因为客户只会为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买单。理解客户的现实以及客户崇尚的价值是“市场营销的全部所在”。（3）对绩效的关注。经理人有责任使一个组织健康运营并且持续下去。考量经理人的凭据是成果，因此他们要为那些成果负责。德鲁克同样认为，成果负责制要渗透到组织的每一个层面，务求淋漓尽致。
制衡的问题在德鲁克有关绩效的论述中也有所反映。他深谙若想提高人的生产力，就必须让工作给他们带来社会地位和意义。同样，德鲁克还论述了在延续性和变化二者间保持平衡的必要性，他强调面向未来并且看到“一个已经发生的未来”是经理人无法回避的职责。经理人必须能够探寻复杂、模糊的问题，预测并迎接变化乃至更新所带来的挑战，要能看到事情目前的样貌以及可能呈现的样貌。（4）对自我管理的关注。一个有责任心的工作者应该能驱动他自己，能设立较高的绩效标准，并且能控制、衡量并指导自己的绩效。但是首先，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必须能自如地掌控他们自己的想法、情绪和行动。换言之，内在意愿在先，外在成效在后。（5）基于实践的、跨学科的、终身的学习观念。德鲁克崇尚终身学习，因为他相信经理人必须要与变化保持同步。但德鲁克曾经也有一句名言：“不要告诉我你跟我有过一次精彩的会面，告诉我你下周一打算有哪些不同。”这句话的意思正如我们理解的，我们必须关注“周一早上的不同”。
这些就是“德鲁克学说”的五个支柱。如果你放眼当今各个商业领域，就会发现这五个支柱恰好代表了五个关键方面，它们始终贯穿交织在许多公司使命宣言传达的讯息中。我们有谁没听说过高管宣称要回馈他们的社区，要欣然采纳以人为本的管理方法和跨界协同呢？
彼得·德鲁克的远见卓识在于他将管理视为一门博雅艺术。他的理论鼓励经理人去应用“博雅艺术的智慧和操守课程来解答日常在工作、学校和社会中遇到的问题”。也就是说，经理人的目光要穿越学科边界来解决这世上最棘手的一些问题，并且坚持不懈地问自己：“你下周一打算有哪些不同？”
彼得·德鲁克的影响不限于管理实践，还有管理教育。在德鲁克学院，我们用“德鲁克学说”的五个支柱来指导课程大纲设计，也就是说，我们按照从如何进行自我管理到组织如何介入社会这个次序来给学生开设课程。
德鲁克学院一直十分重视自己的毕业生在管理实践中发挥的作用。其实，我们的使命宣言就是：
通过培养改变世界的全球领导者，来提升世界各地的管理实践。
有意思的是，世界各地的管理教育机构也很重视它们的学生在实践中的表现。事实上，这已经成为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AACSB）认证的主要标志之一。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始终致力于增进商界、学者、机构以及学生之间的交融，从而使商业教育能够与商业实践的需求步调一致”。
最后我想谈谈德鲁克和管理教育，我的观点来自2001年11月BizEd杂志第1期对彼得·德鲁克所做的一次访谈，这本杂志由商学院协会出版，受众是商学院。在访谈中，德鲁克被问道：在诸多事项中，有哪三门课最重要，是当今商学院应该教给明日之管理者的？
德鲁克答道：
第一课，他们必须学会对自己负责。太多的人仍在指望人事部门来照顾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优势，不知道自己的归属何在，他们对自己毫不负责。
第二课也是最重要的，要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焦点仍然放在对下属的管理上，但应开始关注如何成为一名管理者。管理你的上司比管理下属更重要。所以你要问：“我应该为组织贡献什么？”
最后一课是必须修习基本的素养。是的，你想让会计做好会计的事，但你也想让她了解其他组织的功能何在。这就是我说的组织的基本素养。这类素养不是学一些相关课程就行了，而是与实践经验有关。
凭我一己之见，德鲁克在2001年给出的这则忠告，放在今日仍然适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需要修习自我管理，需要向上管理，也需要了解一个组织的功能如何与整个组织契合。
彼得·德鲁克对管理实践的影响深刻而巨大。他涉猎广泛，他的一些早期著述，如《管理的实践》（1954年）、《卓有成效的管理者》（1966年）以及《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85年），都是我时不时会翻阅研读的书籍，每当我作为一个商界领导者被诸多问题困扰时，我都会从这些书中寻求答案。珍妮·达罗克彼得·德鲁克与伊藤雅俊管理学院院长亨利·黄市场营销和创新教授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市
译者序
新社会·和谐社会·创新型国家只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思想才能够称得上伟大的思想，也只有伟大的思想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闪烁光芒。即使在半个世纪之后，我们读德鲁克的这本书，仍能感受到大师的思想锋芒穿透岁月，照亮人的心智。即使在今天，本书仍然有着它的“新”意，常读常新，犹如老树新花，越发的绚丽。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本书仍然有它的当代性、启发性和现实性。
这是一部复杂的作品，融会了德鲁克在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高度智慧。这是一部现实的作品，是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工业社会的一个全面、独特、深刻的剖析，最为重要的是，它不仅给出问题，还给出答案的关键要点。这是一部预言式的作品，正如作者在序和后记中提到的那样，本书中揭示的很多重要趋势与思想都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变成了现实。这是一部影响重大的作品，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这部作品在日本曾经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这是一部还需要继续挖掘的作品，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宝库，毕竟，它融入了德鲁克多层面的智慧，也许，他思想的一鳞半爪，对我们来说却可能是开启一个新的想法的金钥匙。当然，本书也是有缺憾的，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指出的那样：“然而，这些都不是真正重要的、已发生的事件。真正重要的事件是作者在写作本书时已经完全看到但是没有深入思考、已经完全认识到但是没有深入理解的变化，这一点适用于所有试图进行分析和预测的作者。”德鲁克尤其多次提到没有对“知识工作者”进行分析是本书的一大缺憾。但是，我们对待大师，不能以一个全能全知的圣人来苛求，最重要的是，如何从大师的作品中汲取养分，服务于现实，服务于中国。
我们首先要认识本书书名的深刻用意。在我看来，“新社会”与书中的另外一个词“free enterprise society”（本书将它直译为自由企业社会）是基本同义的。这也许就是德鲁克在本书中试图追寻的答案。“这本著作的根本目的不是描述一个理想的社会，而是寻求一个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德鲁克的用意在于，他认为本书中提出的工业社会中遇到的普遍问题，不会因为你是什么主义的社会而不同，无论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还是当时的苏联、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工业化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在我国，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90年代定下论断，市场主要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既不姓“资”，也不姓“社”，一语定乾坤，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正式确立。
在我看来，指导我国今后十几年发展的最重要的战略思想有两个：一是构建和谐社会，二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当然，这两者都统一在“科学发展观”之下。我以为，前者主要解决的是“公平”问题，而后者主要解决的是“效率”问题。本书中的一些思想和方法，对于我们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就业问题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遇到的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本书中关于工人的就业与收入保障计划的论述对于我国解决就业问题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首先，德鲁克指出，失业问题最严重的后果不是经济性的，而是社会性和心理性的。这就提示我们在解决下岗工人再就业问题时，不仅要注意解决其经济上的困难，更重要的是要在社会性层面和心理性层面建立起良好的机制，能够使他们摆脱失业恐惧。其次，德鲁克指出，真正能够解决就业与收入保障问题的是微观的经济主体——企业，而不是国家。企业可以通过收入的平稳化、专项基金的建立等方法，保证员工有一个较长远的就业与收入预期。这就提示我们，中国的大企业应做出表率，切实地提出一些能够增加社会就业和收入保障预期的计划与方案。当然，中国的就业问题有其特殊性：第一，我国的人口基数大。第二，我们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们要加大国民教育的力度，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力度，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够大幅度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才能够形成必要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我们又面临着日益增长的新增毕业生的就业压力。第三，我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结构化的失业问题也较为严重。第四，我们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依然不容乐观，因企业经营不善而被迫失业的问题也比较突出。面对如此复杂的就业问题，自然不是凭一本50多年前的书能够全部解决的，这需要我们继续思考和探索。另外，本书关于管理层、工会、工厂社区三者关系的很多精彩论述，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启发意义。本书中有大量的关于工会的论述，尽管本书所谈到的工会不太适用于我国的情形，但我们可以将它看作组织中的一个利益团体，这样，平衡管理层、工会、工厂社区三者关系的论述，实际上就成为平衡三个利益团体之间关系的论述，这自然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
胡锦涛同志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中明确指出：“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要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全面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这表明，企业将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认为，要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体系的主体，成为研究开发的主体，成为成果应用的主体，关键在于投资者和管理者。德鲁克在本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思想是“管理者应该是企业的主人（governor）”，他应该拥有相应的社会权力、权威和责任。这一思想是深邃的，不太容易理解，要把它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探索，但我相信，它至少能提供一种思考的切入点。此外，本书提到的管理职能三重性，管理者为什么不能履行职责等，对分析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问题都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本书提出的，法定的所有权并不能解决问题，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等观点，对改善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更是有很大的帮助。
著名诗人、学者、散文家、翻译家余光中先生曾有一段关于翻译的精彩妙语，他是这样说的：“一本好书，等于让原作者的神灵附体，原作者的喜怒哀乐，变成了你的喜怒哀乐。替古人担忧，总胜过替自己担忧吧。译一本杰作等于分享一个博大的生命，翻译也可以说是神游杰作之间而传其胜。神游固然可以忘忧，在克服种种困难之后，终于尽传其胜，更是一大欣悦了。”翻译本书的经验，犹如穿越崇山峻岭，跨越汪洋大海，仿佛神游之感觉。然而，德鲁克是博大精深的，尽传其胜自不敢夸言，我只是尽我所能地把这本书翻译好，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覃筱博士的出色工作，特别感谢张振霞女士为翻译本书付出的辛勤劳动。其他参与本书翻译、校对、录入工作的还有我的学生李孟娜、朱芳菲、王豪、孙天雷、喻珊、王海峰、宋晓蓉、黄文昊、仇维佳、吴议晰、赵山河、杜沐、周蓉蓉、王文竞、王国成、肖远文、吴桃、石昭前、沈良凤，在此一并感谢。当然，文责由本人负责。石晓军北航·放晴斋
1993年版序
本书是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工业化社会进行分析与诊断的三本系列中的最后一本。前面两本是《工业人的未来》（1942）和《公司的概念》（1946）。这两本书也都由Transaction出版社再版了。第一本书试图发展出一个一般性的且尤其适用于工业社会的理论。第二本书则是对一家重要的工业企业，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最成功的制造企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分析。它的分析是从通用汽车内部展开的，这是我对通用汽车18个月近距离考察的结果。在这18个月内，通用汽车对我的考察完全开放。而本书，作为这个系列的第三本书，则是对前两本书精华的提炼，并将它们凝练成工业社会系统的、有组织的理论与实际分析，它涉及工业社会的关键构成要素、主要机构、社会特性、问题与未来。在此之前，从未出现过类似的作品。事实上，以前一直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尝试。这是因为，本书不仅对工业社会的主要机构，包括大型企业、政府、工会进行了分析，它还将个人置于这种社会环境下进行了分析。不仅如此，它还试图将工业社会的社会学原理和自由社会的政治学原理联系起来。
最能令今天的读者吃惊的，也许是本书的洞识之一，即“工会组织能否长久存在”这一章所讲的内容。对40年前的许多读者来说，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当时许多评论者也是这么说的。因为那时候，工会是渗透到工业社会各个角落的“统治者”，是真正的赢家、真正的权力机构。但是，我在那时对此却表示怀疑。那时，我曾和几个主要的工会一起工作过好几年，我的经验告诉我，工会的权力基础极为狭窄，而且对于它们在工业社会中的真正功能是什么，这个问题还没有回答清楚。当然，我至今仍认为，掌有权力的管理层需要一个制衡的权力集团，这个观点在本书中表达得十分清楚，而且我本人至今仍对此深信不疑，一如40年前一样。但是，工会，作为我们从19世纪继承而来的事物，是否能成为这样的权力制衡者，我在本书中深表怀疑。之后发生的事情极大地支持了本书关于工会组织的结论，尽管那是1949年的工会组织，事实上它仍是美国至今知道的唯一的一种工会组织。今天的读者也许会认为本书给工会太多的篇幅，把这个问题看得过重了。但是，这里仍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也就是一个以雇员为主的社会的基本政治结构问题，需要进一步回答。
相对于现在的类似书籍而言，工会在本书中占的篇幅可能过大了，与此同时，本书明显地忽视了现代社会中的另外一个重要要素。但是在1949年，没有一个人（我确实是说那时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了这一点，那就是“知识工作者”。我是第一个认识到知识型工作和知识工作者的。事实上，是我发明了这个词，但那是8年以后的事了，它出现在我关于社会及社会性分析的著作中，即1957年的《已经发生的未来》（Landmarks of Tomorrow）。这本书现在也正在由Transaction出版社再版。现在回忆起来，真的觉得很奇怪，那时候我们所有人，无一例外地都没看到受过教育的雇员中层阶级，也就是知识型工作者的形成，而他们在之后的10年、15年就成为社会的核心阶层。其实，在那个时候，促成这种巨大转变的重大事件早已发生，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Bill）。根据这一法案，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之门”向数以百万计的退伍老兵敞开了。我们其中的一些人在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件极具革新意义的事件。我记得我在当时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这样的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不可想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老兵绝不会想象他们能得到这样的一种“奖励”或“好处”，他们怎么也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机会。这个政策明显地标志着社会价值，甚至是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变，但是，当时的观察家，包括本人在内，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现在回忆起来，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了。
本书描述的工业社会是它处于鼎盛时期的状态，与今天的工业社会是有区别的。首先，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现在的经济中心都已从制造业转到服务业。而在每个行业内部，经济中心也已从大企业转到中型企业，大型企业的成功故事是属于20世纪30～50年代的事。其次，社会的中心不再只是企业，非营利的“第三部门”在每个发达国家（唯一的例外是日本）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另外，即如我们已提到的，发达国家的基本社会问题不再是产业工人了，他们的问题已经退居其次。我们关注的中心逐渐集中到知识型工作的生产率及服务业工作的尊严等问题上，这是本书没有涉及的，也是写作本书那个时代没有出现的问题。
尽管有这些可修正之处，本书的基本方法、基本分析及基本概念框架在今天仍然适用。尤其是它关于基本的组织、管理的职能及限制、个人独立性需求及发达社会中主要机构的社区、将劳动力作为一种资源的讨论及本书中首次提出的其他一些观点，在今天的情况下，仍是适用的。顺便提及的是，本书是本人的著作中对日本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第一本书，尤其是其中关于利润、管理的职能与功能，特别是将劳动力视为一种资源的观点，及创建工厂社区的必要性等，对日本的企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日本，人们至今仍认为本书在日本工业重组、日本现代管理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雇员和劳动政策与实践的重大变革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彼得·德鲁克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
1962年版序
本书有两个主题。第一，20世纪的工业社会是一个新的、特殊的社会，它是全球性的，而不是“西方的”或“资本主义的”。现在，我们对它知之甚少，值得我们深入探索。第二，这个新社会有它自己特殊的社会性组织，即工业企业。工业企业里有它的管理层、工厂社区及其连体孪生兄弟——工会。
当本书首次呈现在人们面前时，这些结论对许多读者来说也许是令人震惊的、新奇的。而在今天，也就是短短的几年之后，它们就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了。当然，即使在今天，在苏联过于直白地表述这些观点也是不可取的。但自斯大林去世后，关于管理层的组织与功能问题，是苏联国内争论最多的政治与经济问题。这种争论与我们这个“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关于管理层的争论极为相似。这些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与我们遇到的大型企业的管理高层的相关问题及解决方法，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换言之，从制度上说，我们所讨论的新社会，在任何地方都有着同样的形态和同样的结构特点，区别主要是政治的、价值观的，而不是制度的（尽管这些区别的确很大）。类似的佐证是，解决组织的无人情味的逻辑与个人的理想、动机之间的矛盾，一直是苏联的小说家与剧作家钟爱的主题之一。
在美国，我们现在能听到“组织人”的说法，也就是将工业的社区的特征赋予员工。而在10年前，对美国社会及企业的主要批评，特别是对自由党的批评，主要说它太“个人主义化了”。
我重读本书之后，倒觉得它更加适用于20世纪60年代。在本书里没有现成的问题解决答案。它的目的主要是帮助人们理解工业社会。相对于10年或12年前，本书显然对今天的读者更有吸引力。在那时，一个大的解决方案包治一切问题的想法很盛行。我们曾经有过的痛苦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承诺能包治所有问题的简单“药方”，事实上并不能解决社会、家庭和个人的所有问题，即如我们宣布“罪恶的朗姆酒”是非法的一样，这个简单的措施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即使是这样，人们仍希望有一个更大的、更耀眼的、有着更大的经济影响力的、包治百病的万灵丹出现，这种心理促使人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接受了“禁酒令”，而这种心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仍十分盛行，只是“标签”不一样了。现在的“标签”是“共产主义”与“自由企业”，“劳工运动”与“全球政府”。甚至一些有识之士还相信，依靠新的“绝对武器”，即原子弹，至少能维持世界和平，甚至是世界的民主与繁荣。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爆发，也就是本书首次出版后的数月）之所以对美国民众来说是如此令人震惊的事，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打破了人们的这种幻想及其他类似的幻想。从这里开始，人们开始从迷信中觉醒，从对过去大的、简单的、包治一切的解决方案的迷信中觉醒。
今天，我们要努力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政府，对于我们面临的所有现实问题，都不要只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而这一代人正将步入政府及政治组织的领导岗位，正将成为科学、技术、文化与商业界的领导者。我们应认识到我们需要面对许多现实的问题，我们需要切实地做许多看似琐碎的事。这里有风险、困难和妥协。这里既有问题，也有机会。我们（这里的“我们”至少包括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发达国家）正变得也许与我们的父辈以及更久远的父辈完全不同。但是，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天然地倾向于复杂化，甚至是“幼稚的”复杂化（例如“现代文学评论”中的一些例子，及现在流行的个性心理学中过于细致、过于复杂的方法），一如我们的先辈天然地倾向于简单化，甚至是“幼稚的”简单化一样。这两种倾向，其危险程度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至少现在可以直面这样的现实：这个世界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有些事情不是只靠良好的意愿就能解决的。而这正是本书的核心假设，这个假设明显是非“乌托邦”的、反“乌托邦”的。
这次再版，不太可能带来第1版那样的冲击效应。但是正是因为它不再是“冲击性”的，它对新读者来说可能会具有更大的意义，而这次再版正是针对这些新读者的。它也许会让他们觉得：“我不敢说我同意还是不同意，但是至少我懂它在说什么。”这正是本人所希望的。彼得·德鲁克引言工业时代的革命“美国制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革命，而不是每天报纸的大标题中出现的任何“主义”。这些主义只是对时局动荡的暂时反映，是次要的，而不是本质的。真正的革命指导原则是大规模生产的思想。这一思想革命自亨利·福特推出第一辆“T型车”以来，在短短的40年里，对人类社会影响之快速、影响范围之广阔、影响程度之深刻，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尽管这一思想起源于底特律，是“底特律制造”，但它的影响绝不仅限于美国和传统的西方工业地区。实际上，它对原材料生产国以及处于前工业文明的国家的影响才是最彻底的。大规模生产以席卷之势颠覆了这些社会、摧毁了这些文明，它们对这股新的力量毫无抵抗之力，也缺乏工业化的背景和习惯模式来缓冲这股新力量带来的冲击。在中国，随着人们的迁徒，大规模生产从沿海城市转移到了内陆腹地。在这一过程中，它也逐渐动摇了世界上最古老也是迄今为止最稳定的社会组织——中国式家庭。在印度，工业化正侵蚀着印度教种姓制度的基础，在工厂的环境下，不同种姓之间交往的繁文缛节根本无法继续进行。俄罗斯则试图运用大规模生产原理完成东罗马未能实现的事业：在东方专制思想指导下驾驭技术成果，就是所谓的“欧罗巴与大公牛的结合”，以实现一种号称是东西方完美结合产物的世界新秩序。在美国，古老的南方是迄今为止受工业化影响最小的地域，南北战争之前的庄园式生活的残梦仍在这片土地上延续着，但工业文明正以快速的步伐将古老的南方拖曳着前进。事实上，将南方的农场改变成农业生产装配线，还极有可能成为解决南方种族问题的有效方案。它解决种族问题的方式是南方的自由党和保守党做梦都没想到的：让黑人离开土地，到工业城市去谋生。
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是一个世代之前，所谓的工业社会仅局限在北大西洋两岸的狭窄区域。唯一的例外是日本，它是唯一一块成功地移植机器文明的新土地。那时，工业的基本组织，即使是在最发达的工业国家中，也都是家族所有、家族管理的中等规模的工厂，雇用的工人一般不超过500人。那时的工厂与前工业时代的作坊最大的区别，仅仅在于使用了机械动力。
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没有经历过工业化洗礼的地域是孤立的、少数的。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方都遍布着工业化时代的典型代表、基本组织，也就是大型的、由不掌握股权的职业经理人管理着的、雇员数成千上万的大规模生产型工厂，这些工厂也许是按照完全不同的技术、社会与经济原则组织起来的。现在的工厂与1910年前后的工厂相比，尽管只有一代之隔，但是社会变化如此巨大，使得20世纪初的工厂看起来更像是大规模生产型工厂的“老祖宗”——前蒸汽机时代的工匠铺子，而不像是它的“父辈”。新的工业化地区，仅仅在昨天还是田园牧歌，对机器和工厂一无所知，到了今天，就直接踏上了大规模生产的列车，省去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过程。
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扩张不仅广大而且深远，扩张的广度表现为地理上的范围，而深度则表现为其对传统的、前工业文明的、非工业化的领域与职业的渗透。值得强调的是，工业革命对这些方面的重要影响完全可与原材料生产国工业化相提并论。
仅仅在一个世代以前，大量的生产工作还是以工业化以前几百年（如果不是几千年）的古老的方式完成的。在那个时代，即使是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本质上也不具备真正的工业化特点。只有极少数一部分人，尽管在一些国家这一小部分人举足轻重，在真正以工业化的方式生活与工作。那时，即使在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大规模生产方式也仅被视为一种技术，比如生产装配线，而且常常局限于汽车工业。
两次世界大战教会了人们，使人们认识到，40年前，亨利·福特的第一家工厂所创建的大规模生产原则，既不是一种单纯技术，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工具，而是可以指导与组织一切生产制造活动的基本原则。今天的情形更进一步表明，大规模生产原则不仅适用于生产与制造活动，它实际上是“如何将人们组织在一起有效工作”的普遍适用原则。
苏联的集体农庄第一次将大规模生产原理运用于农业。它的劳动力组织——将每个人作为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工具使用，仅让他重复一项简单劳动，通过国有拖拉机站而实现的控制以及它的薪酬体系，无一不是大规模生产原理的具体运用。苏联的集体农庄当然已如同40年前的汽车工厂一样，成为历史陈迹。如今，密西西比三角洲的全机械化棉花农场、加州中心河谷灌溉土地上的蔬菜合作组织，它们与前工业时代的农业耕作传统的决裂就更加彻底了。英国人在宏伟的非洲花生种植计划中提出，要运用大规模生产思想对整个殖民帝国进行重组。传统上，农业即使不被人们视为前工业文明的传统世界的象征，也会被人们视为工业化的对立面，认为农业与工业化是不相容的，但是，事实表明农业也被大规模生产俘获了。
大规模商业企业的文书工作，既没有生产装配线，也没有传送带。但是，在今天，这些工作的组织方式与亨利·福特的T型车生产的组织方式毫无二致。大型保险公司的打字工作、大型银行的支票分检、邮购公司的订单分类与填写以及商业企业、政府部门的成千上万的其他类似工作，尽管在形式上和汽车生产装配线毫不相关，但是，它们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无形的生产装配线。
类似地，科学研究也可以以大规模生产装配线的方式组织起来。在美国工业界主导的工程与化工研究中，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多年了。目前，大规模生产方式正被移用到医药、生物的研究中。位于纽约新成立的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Sloan-Kettering）主要是因两位汽车工业先驱的捐赠而创建的，该研究所采用的工作理念与工作方法就是生产装配线的理念和方法。在战争时期，大规模生产方式在军事科学研究中的运用导致了原子弹的诞生，这是其他任何工作方式都不能做到的。在美国许多高产的实验室，如贝尔电话系统实验室和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些实验室，即使在进行目的不在于应用的纯理论研究时，也采用大规模生产的组织方式。
大规模生产方式甚至还被成功地运用到那些常被认为是极具个性的工作中。梅奥诊所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该诊所成功地将诊断与检查等工作组织成一条生产装配线，由此带来了效率与效果的明显提高。亨利·卢斯（Henry Luce）的“杂志群”模式，实际上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生产装配线，在这条生产装配线上，《时代》《生活》与《财富》等著名刊物应运而生。
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大规模生产方式在军队中的运用。在所有的前工业组织中，军队是最正规也是似乎最不易改变的组织。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大规模集团军进攻完全是按照大规模生产方式计划、准备与执行的。每个军官只执行一项高度专业分工、高度机械化的任务，而且很少从一项任务转到另外一项任务上，同时对自己的任务与总体战略的关联也毫不知情。将大规模生产方式运用到战争中可能是美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也是自500年前西班牙的“大首领”（Gran Capitan）创建现代军队的概念以来最大的军事组织变革。“industry”一词曾表示人类劳动的任何组织。只有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也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这个词的词义范围才逐渐缩小，特指“制造业”。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就是大规模生产的到来，“industry”这个词的词义又开始回复到它原本的含义。今天的工业生产原则，也就是大规模生产原则，能在同样的理论基础上，根据同样的概念有效地组织几乎所有类型（无论在哪里，是何种工作）的群体劳动。这一原则不仅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具革命性的生产原理，也是最具一般性的生产原理。
大规模生产原理绝不是一种机械的教条，否则，它的运用绝不可能超越制造业，也不可能脱离生产装配线、传送带及标准制造件等。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原理，是一种人类组织的基本原理。在福特的工厂中，创新的方面不是它如何组织机械设备，而是它组织工人完成一项普通任务的独特方式。这也就部分地解释了这一新的原理为什么会给传统文化、人与社会及人与家庭的关系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在所有这些影响中，最显著的就是：劳动者与产品及生产工具的分离。
人们早就观察到这种分离。过去，人们一直将这种分离归结于法制或经济的“上层建筑”。这种分离被认为是工业体系中的偶然现象，而不是本质现象。它还被其他所有研究第一次工业革命影响的重要学者所沿用。不仅如此，它也是教皇颁发的两条关于工业秩序著名通谕的假设，这两条著名通谕是《新事物通谕》及《四十年通谕》。那时，普遍的观点认为，只有当劳动者被赋予了对劳动工具的合法控制权时，他们才能真正地控制生产。
然而，在大规模生产的体系下，这种观点将不再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与产品及劳动工具的分离是绝对的，它是这种体系的一种本质特征。它与法定控制权或政治制度毫无关系。劳动者自己无法生产，他必须融入由人、机器和工具组成的复杂组织中，也就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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